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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大事记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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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5.7.2015 08:16
标题: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大事记


1931

日本为入侵中国制造了中村事件

日本警察在万宝山镇压中国农民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启侵华序幕

中共第一个反日《宣言》诞生

马占山指挥江桥抗战打击日军

1932

日军制造一·二八事变

溥仪到达长春建立伪满国

黑龙江省抗日救国军总司令部成立

蒋介石称攘外必先安内为基本国策

日军制造平顶山惨案

1933

日军攻占山海关

29军在喜峰口与日军展开激战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成立

长城抗战

中日签定《塘沽协定》

中共将8月1日设为建军纪念日

1934

日本发表侵华宣言天羽声明

《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日废除《限制海军军备条约》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               

吉鸿昌在北平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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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5.7.2015 10:54


1935

何应钦与日本达成《何梅协定》

两次张北事件导致《秦土协定》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对华三原则

北平爆发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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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5.7.2015 10:55


1936

日本发生二·二六事件

绥远抗战爆发

“七君子事件”发生

日德签定《反共产国际协定》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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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5.7.2015 10:56


1937

七七卢沟桥事件爆发

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

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

八路军平型关伏击日军

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改编新四军

日军占领南京并开始进行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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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5.7.2015 10:57


1938

中日打响徐州会战

山东台儿庄大捷
武汉会战让日军战略企图破灭

武汉会战结束日军占领武汉三镇

汪精卫自重庆叛逃投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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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5.7.2015 10:59


1939

国民政府军委会部署南昌会战

随(县)枣(阳)会战开始

日机对重庆进行大规模空袭

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

桂南会战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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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5.7.2015 10:59
1940

日军进攻枣阳，枣宜会战开始

日本政府公布《基本国策纲要》

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

《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签定

汪精卫在南京就任伪国民政府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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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5.7.2015 11:00
1941

皖南事变爆发

豫南会战开始

上高会战

中条山战役

日机夜袭重庆制造较场口隧道惨案

美空军志愿队(飞虎队)成立

日军袭击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

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德、意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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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5.7.2015 11:01
1942

蒋介石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

赵尚志在袭击敌人时重伤被俘

中国远征军先头部队到达东吁

浙赣会战开始

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牺牲

八路军开展垦荒大生产开垦南泥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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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5.7.2015 11:04
1943

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成立

鄂西会战开始

胡宗南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

常德会战

中、美、英《开罗宣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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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5.7.2015 11:08
1944

八路军对日伪军相继发起春季攻势

豫中会战

中国远征军攻克腾冲

公布《联合国组织草案》

江精卫病死于日本名古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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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5.7.2015 11:13


1945

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举行会议

湘西会战

新四军第3师发起阜宁战役

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

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棵原子弹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 并于9日发起进攻

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日本天皇裕仁广播投降诏书

日本在密苏里号签署投降书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冈村宁次在对华投降书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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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5.7.2015 11:17
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

1945年8月8日晚，苏联政府向日本驻莫斯科大使声明，苏联根据雅尔塔会议精神，忠于同盟国义务，宣布从次日起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1945年4月5日，苏联政府宣布苏日中立条约到期后不再延长。同一天，日本小矶内阁辞职。80岁的铃木贯太郎于4月7日组阁，一面继续进行战争，一面寻求停战门路，争取尽可能有利的条件。1945年春夏，日本或通过瑞士、瑞典等中立国与美、英同盟国秘密会谈停战媾和问题，或请求苏联充当和平调停人，要求签订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但都未获结果。7月，日本天皇指派近卫公爵赴苏洽谈和平调停问题，再次遭到拒绝。

　　欧洲战争结束以后，苏联调集大军到苏中边境地区。6月30日，苏中会谈，8月14日签订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中规定苏联尊重中国对东北的主权，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苏中共同经营长期铁路和共同使用旅顺军港，宣布大连为自由港等，这就为苏联对日作战创造了条件。7月26日，中、美、英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公布后，日本天皇于次日主持最高作战会议，但没有作出一致的决议。铃木首相在7月30日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要把大东亚战争进行到底。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便参加了对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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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5.7.2015 11:19
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1945年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胜利的阶段。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苏联于8月8日正式声明加入），促令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但是，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对公告“不予理会”。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两地共死伤20多万人。美国的原子弹攻击震动了日本朝野，显示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与此同时，苏联根据雅尔塔协定，于8月8日对日本宣战。8月9日，苏联军队从东、西、北三面进入中国东北，进攻日本关东军，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灭亡。金日成率领的长期战斗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朝鲜人民抗日部队也转入反攻作战。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国解放区军民展开了对日全面反攻作战。由于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早已处在解放区的包围中，对日全面反攻的任务，主要是由解放区军民来承担的。

　　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宣告：“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8月10日，中共中央要求各地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人民军队，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8月10日24时至11日18时，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关于受降和对日展开全面反攻等七道命令，命令华北、华中和华南各解放区的人民军队，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日军投降，如遇日、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并命令在冀热辽边区的人民军队迅速深入东北。

　　8月1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要他指挥美军控制中国战场的关键港口和交通枢纽，连同美军所控制的地区和受降的日本军队统统只转交给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同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出关于日军受降的第一号命令，要求所有在中国（东北除外）的日本陆海空军，只能向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缴械。8月11日，蒋介石下达三道“命令”：一是命令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抗日军队“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擅自行动”；二是要国民党蒋介石嫡系部队“加紧作战”，“勿稍松懈”；三是要日、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不得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投降。与此同时，美国则用各种方法紧急把国民党军队运往被解放区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包围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去“接收”。

　　8月13日，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致电蒋介石，坚决拒绝他不准解放区部队接受日、伪投降的错误命令。15日，朱德总司令命令在南京的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及其所属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投降（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之日军在外）。同日，朱德总司令致美、英、苏三国政府说帖，声明中国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延安总部指挥之下，有权接受被我军所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有权派遣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参加同盟国处理敌国投降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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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5.7.2015 11:27
东北发生中村事件：成“9.18事变”导火索

《中村事件》系1931年6月，日军参谋部大尉中村震太郎，到中国东北从事间谍活动，6月26日被当地驻防的中国屯垦军第三团所部拘获，由于间谍罪证确凿无疑，团长关玉衡遂下令将中村等人处死而引发的事件。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突然向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发动袭击，炮轰沈阳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中村事件是其中的借口之一。

　　事件地点

　　科尔沁右翼前旗察尔森镇的居日很山一带，就是当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导火索——“中村事件”的发生地。

　　重要人物

　　中村震太郎，日本关东军陆军大尉，1897年生于日本新县。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他在日本关东军情报二部供职，直接受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领导，负责搜集中国军事情报工作。

　　事件详情

　　1931年春，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交给中村震太郎一项特殊任务：化装潜入海拉尔、洮南地区，搜集兴安屯垦区军事情报;调查日军在横切满蒙时，在宿营、给养、供水以及交通等方面可能遇到的情况;秘密联络当地亲日蒙古王公，准备策应日军进占。

　　1931年6月5日，中村以“日本帝国东京农业学会会员 ”的名义，从洮南来到齐齐哈尔进行所谓土壤学调查。中村同井杉延太郎(退役的关东军骑兵曹长，精通骑术，中村的助手)、一名白俄翻译、一名向导，一行4人骑马上路。他们离开齐齐哈尔，先是经昂昂溪、免渡河，西行至海拉尔，然后又途径伊列克得南下，翻过索伦山，直奔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准备与在洮南接应的另一名特务片仓衷会合。

　　1931年6月25日清晨，兴安屯垦区公署第三团一营三连的哨兵，发现4人骑马鬼鬼祟祟地由北向南驰来，连长宁文龙立即带着一个班的战士冲了上去。一支支黑洞洞的枪口逼住了中村一行。中村做梦也没想到会在察尔森的深山沟里遇到麻烦。他满脸堆笑地对连长宁文龙说：“弟兄们，我们是日本农业学会的，到贵国东北进行土壤学调查。”说着，顺手从皮包中掏出一包海洛因递过去，然后交出了护照。宁文龙仔细地看完护照后，抬头看着眼前的这几个人。他从中村一行满不在乎的神情中，隐隐感到了一股杀气，觉得这几个人不像是什么科学家，反倒像是训练有素的日本军人。为了搞清这几个人的真实身份，宁文龙决定把他们带回团部扣押起来。他把手枪往上抬了抬，颇为客气地说：“实在对不住各位。你们没有进入兴安屯垦区的文件，我们也没有得到上级的命令，你们得先跟我们走一趟。”

　　“大大的混蛋!”中村听到这话脸色骤变，粗野地骂道，“我们是大日本国民。快快地放我们过去!”说罢，他习惯地把手伸向了腰间。

　　“你还敢在我这骂人!”宁文龙气得咬牙切齿。他眼睛一瞪，发出了命令，“上!都给我捆起来!”

　　周围的士兵听到命令一齐冲了上去，七手八脚地将中村4人结结实实地绑了起来，押送到团部。

　　听说抓到几个日本人，而且他们还带着武器，正在外面操练部队的第三团团长关玉衡大吃一惊。他想，日本人带枪跑到我这里干什么?情况紧急，不容多想，他急忙策马赶回团部。

　　桌子上摆满了缴获的物品，有军用望远镜一架，三八式马枪一支，南部式自动手枪一把……关玉衡一件件地察看完之后，顺手拿起南部式手枪， “咔嚓”一声推上子弹，自言自语地说道：“好枪。”

　　中村等4人被押走后，关玉衡再次察看被缴获的物品。他把日文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和中文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并排摊开，发现两张地图上的某些同一地点都有铅笔勾画的痕迹，这表明这些地方他们都已经实地考察过了。三本表册中，有两本分别记载着某些地方的自然情况和旗县人口、物产、军民分布等情况。令人吃惊的是第三本表册，上面清楚准确地记载着兴安区屯垦军的兵力分布、枪炮种类和口径、官兵人数、将校姓名职务、部队驻扎地点、营房容量及坚固程度等内容。看着这一件件物证，关玉衡陷入了沉思。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他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关团长，”跟在身边的副团长董昆吾(字平舆，时任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少校团副)开了口，“这些东西就是确凿的证据，充分说明他们是日本军事间谍。”“对。”关玉衡果断地说，“先审问，后处理。”至于到底怎样处理这伙军事间谍，他一时还拿不出主意来。

　　1931年6月26日上午。团部内外卫兵林立，戒备森严。办公室里，关玉衡表情严肃，一言不发，目光炯炯地盯视着站在他面前的中村。中村，中等身材，满脸横肉，身穿俄罗斯式皮夹克，头戴火车头式皮帽，脚穿短筒皮靴。他抬头挺胸，目不斜视，浑身上下透露出一股经过严格训练的军人气质。

　　审讯一开始就出现了僵局。“姓名?”不答。“国籍?”还是不答。狡猾的中村摇头晃脑，以不会汉语为理由，拒绝回答问题，妄图掩盖其从事军事间谍活动的罪行。

　　我就不信撬不开你个小日本的嘴巴!关玉衡暗自在心里说。他随即命令改用日语审讯。“你到我们东北执行什么任务?目的是什么?”

　　中村没想到对方会有这一招，只好按事先编好的供词应付审讯：“调查土壤，考察农业，研究农业发展方向……”

　　“胡说!”关玉衡态度一变，打断了中村的回答，一针见血地说，“为什么携带武器和军事地图，收集军事情报?”

　　中村知道，一个中国军队的小小团长手中没有多大权力，不敢把他怎么样。因此，他态度蛮横，声嘶力竭地为自己辩护，拒不回答实质性问题。审讯只好暂时停下来。

　　审讯井杉延太郎的过程非常顺利。在军官们威严的目光逼视下，井杉延太郎眼里掠过惊慌的神色，无言以对，只好低下了头。他吞吞吐吐地供述：“我们是军人。中村震太郎是陆军大尉;我是曹长，中村的助手。我们此行的任务是……”

　　证据确凿，真相大白。如何处置日本军事间谍呢?关玉衡焦急地思考着。关东军在沈阳、旅顺口、海城等地驻扎着大批军队，对东北早已经垂涎三尺，此时派遣军事间谍进行侦察，用意是再明显不过了。若放了他们，就等于放虎归山;若不放了他们，日本在中国东北享有治外法权，一旦走漏风声，日本人会设法要回中村，后果同样是不堪设想。事关重大。关玉衡作为团长，在这紧要关头，只有征求部下军官们的意见了。他喊来了通讯员，下达了 “傍晚召开连以上军官会议”的命令。

　　黄昏，如血的夕阳仍然散发着灼人的热浪。团部办公室里，关玉衡用镇定自若的目光扫视着20多个连以上军官，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董平舆副团长态度明朗地说：“按照国际法，外国的军事间谍是可以处死刑的。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秘密处死。”一营营长认为这样处理有理有据，表示赞同。军官们讨论后一致认为，处死中村，理在我方。会议一致决定：待取得中村口供后，立即将他们一行4人秘密处死。关玉衡马上下令二审中村。

　　中村面对满屋子怒气冲天的军官，根本没有想到会死到临头，气焰更加嚣张，不但死不认罪，反而破口大骂。突然，他飞身直扑身边一个士兵，妄图夺枪进行反抗。夺枪不成，他便徒手与士兵格斗起来。

　　“给我打!”关玉衡气得拍案而起。官兵们一拥而上，拳脚相加。中村疯狂地进行反抗，不顾一切地同军官们拼命厮打。“唰”的一声，关玉衡抽出了指挥刀，把寒光闪闪的利刃逼向了中村。军官们也都掏出手枪，“咔嚓咔嚓”地推上了子弹。中村顿时惊呆了。一瞬间，他的精神已完全被摧垮，像一具木乃伊似地僵立在那里。

　　时间飞快地流逝。中村一口气交待完从事军事间谍活动的罪行后，偷偷地瞅了一眼腕上的“三道梁”牌手表，知道已是时至深夜。他心里不安起来，布满腥红血丝的眼睛露出了绝望的神情。

　　“中村从事军事间谍活动事实清楚，物证确凿，本人也对其罪行供认不讳。命令罪犯在供词上签字。”听到这话，中村预感到自己已经到了人生旅途的最后关头，心里又怕又恨。借签字之机，他突然一拳朝身边的军官打去。由于用力过大，腕上的手表顿时脱手而飞。一看他在进行垂死挣扎，官兵们蜂拥而上，几枪托就把他打得昏倒在地。三连司务长李德保站在门口，瞥见中村的手表飞落到门口，趁混乱中无人注意，手疾眼快地捡了起来，溜出屋子。

　　“立正!”随着齐唰唰鞋后跟的磕碰声，团长关玉衡俨如一个法官，威严地宣布：“第三团团部令：成立以第三连连长宁文龙、第四连连长王秉义为队长的行刑队，立即执行对日本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大尉等4人的枪决任务。团部副官赵衡为监刑官。”

　　宁文龙、王秉义指挥行刑队把中村等4人秘密押到察尔森后山沟里，于1931年6月27日零点30分下达了射击命令。“啪啪啪……”枪声响过，赵衡马上指挥士兵把尸体和行李等浇上了汽油，划火点燃。熊熊燃起的火光，把刑场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很快一切都化为了灰烬。

　　1931年6月27日一早，关玉衡团长带着警卫员，赶到驻在洮南府的兴安屯垦区公署。他向代理督办高仁绂汇报了处理军事间谍中村的详细情况，并出示了重要罪证。当日，兴安屯垦区公署就把情况以快邮代电的形式，向正在北平的东北军副司令长官张学良作了汇报。张学良将军马上就做出了指示，立即电令关玉衡“妥善灭迹，做好保密”。

　　遵照张学良将军的电令，关玉衡在部队中实施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遗憾的是，不久之后，泄密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万万没有想到，泄密的原因就出在中村那块“三道梁 ”牌手表上。

　　事后，日本特务机关采用种种办法，从李德保处得知了中村被处死的详细情况。于是，日本驻沈阳领事馆总领事林久治郎和陆军参谋本部的森纠，一同会见了奉天省省长臧式毅，以那块手表为证据，宣称东北军屯垦三团士兵因图财害命而杀死了中村。日本内阁也就“中村事件”进行专门讨论，并对中国政府进行威胁。

　　1931年9月13日，东北军宪兵司令陈兴亚奉张学良将军的命令，带领宪兵20人前往兴安屯垦区调查。东北军参谋长荣臻秘密派人将关玉衡团长接到沈阳保护起来。然后，东北军公开宣称已将屯垦三团团长关玉衡逮捕，令其听候处置。

　　历史点评：事实上，日本早已在寻找武装侵华的借口。“中村事件”只是他们蓄意挑起事端的一个小小理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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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5.7.2015 11:29
日本为发动侵略策划挑拨中朝关系的“万宝山事件”

万宝山事件是在关东军导演下制造的流血事件。事件发生在吉林省长春县(今属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东北约30公里的万宝山村附近荒地上，汉奸郝永德以“长农稻田公司”经理的名义非法租用500垧萧翰林、张鸿宾等垧地(每垧相当于7亩)，为期10年，言明契约经长春县政府批准后生效。

　　契约尚未批准，郝永德便将地转手租给流浪到东北的朝鲜农民耕种。率领200多朝鲜族农民，未取得当地中国农民同意竟擅自开凿一条引伊通河水渠坝工程，占去大片良田，引起中国农民强烈反对。

　　万宝山事件发生在1931年(民国二十年)年7月，发生事件的中心地，在当时长春县三区界内的马家哨口，距今长春市区约30公里左右。当时三区区公所驻万宝山村(有93户，1100余人)。“万宝山事件”之称，出自于当中日外交文书。万宝山事件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由日本策划导演，事件发生后，日本又肆意歪曲事实真相，捏造新闻，挑起日本国内和朝鲜半岛上的大规模反华、排华浪潮，为发动日本侵占东北三省的战争，制造舆论准备。

　　1931年3月，日本驻长春领事馆怂恿住在南满铁路附属地的中国人郝永德，成立长农稻田公司。4月，郝永德万宝山村附近12户农民的生荒和熟地500垧租到手，草签契约，租期10年，契约内的第13条写着：“此契于县政批准日发生效力。”郝永德在未经长春县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将500垧土地转给了李升薰等188名朝鲜人耕种水稻在此之前，吉林省政府曾明令规定：“凡雇佣朝鲜人10人上未满20人者，须经县政府批准;超过20人以上者，须经省政府批准。”显见郝永德的契约是无效的，转租给朝鲜人是违法的。

　　1931年4月9日至13日，188名朝鲜人分三批进入马哨口，开掘由马家哨口起至姜家窝堡止长达20里的水渠截流筑坝，引伊通河水灌溉，准备改旱地为水田。这些朝鲜人的做法和意向，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大约有53户农民熟地40余垧，或被掘沟占据，或被筑坝占用，或将被水淹。5月27日，马家哨口一带农民约200余人上告到长春市政筹备处，又转告到吉林省政府。吉林省政府根据农民的诉状，批复：“朝侨未经我当局允许，擅入农村，有背公约，令县公署派员同公安警察，往劝止，令朝侨出境。”

　　长春公安局局长鲁绔，带警察前往马家哨口执行省令，当天，朝鲜人撤走100多人， 其余80多人由代表申永钩等6人保证具结。事到如此正要结束之际，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日本警察到马家哨口现场“保护朝鲜人”，6月3日又加派便衣警察配带枪支，制止朝鲜人撤走，并限令7月5日前完成挖土筑渠任务。

　　7月1日，长春县二区、三区农民400余人，联合起来平毁水沟，拆除堤坝。7月2日，日本附属地警察署主任中川义治，带60余名日本武装警察到马家哨口，镇压平沟的中国农民，日本警察开枪38发(双方无伤亡)，震慑中民。7月3日，日本武装警察和日本守备队增加到500右，配备2挺机枪和2门大炮，这些人到现场后，挖掘工事，架设机枪、大炮，砍伐树木，埋设地雷，扣留渔船，设路卡禁止中国人在马家哨口一带通行，一片恐怖气氛。

　　在这些日本军警保护下，掘沟、筑坝工程于7月5日完成。日本军警在河岸高处悬挂日本国旗，又将日本旗转移到家窝堡北山最高处挂一天。7月15日，日本军警举行机射击表演，强迫中国农民观望，结束后他们喊叫，你们再闹就用这些枪将你们通通打死。与此同时，在长春用钱收买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捏造新闻，说在万宝山被杀鲜人200多，以后又说被杀的朝鲜人增加到800余人，刹间在朝鲜半岛掀起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华侨被杀142人打伤546人，失踪91人，财产损失无数。7月14日，金利三在《吉长日报》上发表声明，承认自己捏造了假新闻日本的阴谋败露后，便雇佣杀手，于7月15日将金利三杀死灭口，但凶手被中国警察捕获。

　　历史点评：万宝山事件是“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挑起事端，寻找武装侵占中国东北的借口而蓄意制造的。日军利用侨居在长春附近万宝山的朝鲜人与当地农民因租地挖渠引起的冲突，以保护朝鲜人为由，开枪镇压中国农民，打伤多人。日本事后反而颠倒事实，在朝鲜大肆宣传华人排斥朝鲜人，在朝鲜煽动了一场骇人的**排华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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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5.7.2015 11:31
九一八事变后 中共第一个反日宣言

中国工农兵劳苦群众们，

　　万宝山与朝鲜之血迹未干，日本帝国主义又公开进兵中国，强暴占领奉天安东营口，更大规模的屠杀中国民众了！

　　各国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是压迫中国，屠杀中国民众的万恶强盗，半年以来从万宝山朝鲜一直杀到青岛，现在又杀到奉天安东营口，中国劳苦民众被牺牲已经累万盈千，过去五卅，济南惨案等更擢发难数，现在他更公开更强暴的占领中国土地，其显明的目的显然是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同时更积极更直接的实行进攻苏联，企图消灭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的祖国，世界革命的大本营，及实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太平洋帝国主义战争，实行更大规模的屠杀政策以瓜分中国。

　　帝国主义强盗看得很明白：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强固，社会主义建设得到空前的胜利，五年计划立刻就要完成，这对于帝国主义非常不利，而且含着极大的危险。各国帝国主义都拼命计划想消灭苏联，以图挽救他们垂死的命运，什么全欧联盟，什么胡佛计划，其根本都不出此。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占领中国东三省，不过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之更进一步的实现。全中国工农劳苦民众必须在拥护苏联的根本任务之下，一致动员武装起来，给日本强盗与一切帝国主义以严重的回答。

　　同时帝国主义强盗也非常明白：现在世界革命积极发展，中国工农革命日益高涨，工农红军与苏维埃区域又英勇的冲破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第三次的“围剿”，土地革命与反帝国主义的浪潮，尤其在万案韩案之后，已经大大汹涌起来。这一革命浪涨〔潮〕的高涨，必然要根本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及中国豪绅地主资本家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外国帝国主义看着中国国民党军阀已经不能消灭革命，看着他在中国的走狗军阀国民党等已经不能随心所砍的替它保护并扩张对华掠夺的利益，因此便直接占领满洲中国领土。满洲事变便是最明显的表现。中国各派国民党及各派军阀根本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张学良及整个国民党在中国民众彼日本强盗大大屠杀的时候，高唱无抵抗主义，与和平镇静的忍耐外交，充分的表现了他们无耻的屈服，出卖民族利益的面目。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必须坚决一致在争取工农革命胜利自求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斗争。只有广大群众的革命铁拳，才能制止帝国主义的暴行，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

　　最后，现在正是各国帝国主义内部互相矛盾冲突，经济恐慌与政治危机更剧烈发展的时候，它们这种冲突和危机必然引导它们到第二次公开的厮杀，尤其是太平洋日美冲突的风云甚嚣尘上，中国便是它们这冲突火并不能放过的战场。它们一方面指使各自的军阀实行火并，另一方面有机可乘便直接出兵中国，以扩张它们在华的统治利益。这种事件不一而足，过去英日屡次进兵中国，最近美国帝国主义也正高唱用十万大军进占中国。这次日本强占东三省，显然是捷足先登，准备大规模的屠杀以牺牲中国。自然帝国主义与苏联的矛盾是最根本的矛盾，所以反苏联的战争是主要的危险，但是各国帝国主义自己互相冲突的战争也日益紧迫。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必须在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坚决的斗争，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实行变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战争，为拥护苏维埃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以解放中国。

　　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们！

　　正当受着军阀战争与空前扩大的水灾的蹂躏牺牲痛苦不堪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又公开进兵中国，强占中国领土，屠杀中国民众了！任何一派的国民党与军阀都只能压迫红军与苏维埃，实行军阀战争，加工制造灾荒，及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过去济南惨案及万宝山惨案及一切惨案都被国民党政府无条件投降出卖了！我们还要梦想国民党政府去抵抗帝国主义进兵吗？！国民党军阀的统治根本就是帝国主义压迫屠杀中国民众的保镖，我们应该一致动员起来，打倒国民党，打破一切和平改良的欺骗。只有群众斗争的力量，只有工农苏维埃运动的胜利，才能解放中国。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

　　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海陆空军！

　　自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

　　打倒一切帝国主义！

　　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海陆空军滚出中国！

　　没收帝国主义在华一切财产！

　　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武装拥护苏联！

　　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区与红军，拥护苏区与红军！

　　反对世界第二次大战！

　　打倒各派国民党，打倒一切军阀！

　　变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对中国革命的战争为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

　　中国工农兵苏维埃斗争胜利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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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5.7.2015 11:32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喜峰口砍杀日军5000余人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场抵御侵略的战争中，无数勇敢的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正是他们的爱国情怀和奉献精神，才换来了今天的和平、稳定。牢记这段历史，既是缅怀先烈、不忘过去，又能时时提醒我们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一)惊世的评说

　　有历史学家研究说，骄横异常、侵略成性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从没有承认自己失败过，就连1945年的战败投降都编造出许多荒唐无稽的理由。但有一次非常例外，那就是1933年3月20日，日本权威报刊竟然公开发出这样的哀叹：“明治大帝造兵以来之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而1933年3月16日天津《大公报》撰文说：“连日宋哲元部在长城喜峰口血战，已达一星期，砍杀之众掳获之多，打破中日军队接触以来之记录，此其有裨于战事全局，影响殆至重大也”。3月19日天津《益世报》也相继发表评论说：“法国人忘不了凡尔登的英雄，中国人永世万代亦不应忘记喜峰口的英雄……我们喜峰口的英雄，是光着脚，露着头，使着中古时代的大刀，一声“砍”起，抢回了山，夺回了岭，收回了喜峰口，俘虏了几千个日本人……”

　　于是，蒋介石于南京代表国民政府发来贺电！

　　于是，周**于瑞金代表苏维埃政府发来贺电！

　　于是，宋庆龄委派何香凝亲自送来7000条毛巾到前线慰问！

　　于是，麦新创作了慑敌胆、壮国威、响彻天下、传唱至今的《大刀进行曲》！

　　于是，人们越来越多地评定说，喜峰口长城抗战就是中华民族抗战第一大捷！

　　(二)惊世的战役

　　是谁立下了如此赫赫战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让日本侵略者得陇望蜀，吞灭中华的野心日益膨胀。1933年初，日军开始由东北向热河进攻，10日之内，占据了60万平方公里，仅用120余人，进占了承德，当时的日本侵略军可谓所向披靡，猖狂至极。至3月9日，四万日军已进逼京东长城各口并首先占据了长城名关喜峰口。在其他多数国民党守军一战即溃、望风逃窜的民族危亡时刻，以宋哲元为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在冀东地下党组织和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以破败之武器、不完全之设备、贫乏之军饷、简陋之组织”，临危受命，拼死向前，“将倭奴杀的断肢折腰，闻风丧胆”。从3月9日到15日，只用7天时间，经过勇夺拉尔山、血战老婆山、鏖战桃花山、刀劈日本炮兵大本营四次大的激战，二十九军将士们主要用大刀片砍杀日军5000余人，终使杀人魔鬼得到了下地狱的恶报。至今，不少侵华日军的后裔仍然把喜峰口称之为“砍头口”。一系列惊天地、泣鬼神的非凡战事，彻底打破了当时弥漫全国谈日色变的悲观情绪，极大振奋了广大军民抗日救国、收复河山的信心和决心。为砍杀贼寇，二十九军也付出了伤亡4000多人的沉重代价，其中夜袭老婆山战役中，精心挑选组建的五百大刀队仅生还23人，宋哲元亲题“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二十九军精神得到了壮烈展现。何香凝在慰问前线官兵时听到这个悲壮的故事后，奋笔疾书赋诗一首《颂五百大刀队》，前六句写道：“健儿岂枉生尘寰，决意杀贼收江山。飞机坦克尔何物，铜筋铁骨壮士颜。坚甲利兵究何用，万夫莫开此雄关。田横五百共生死，赤血洒在疆场间”。二十九军的三位师、旅长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也因此一战天下扬名。到4月中旬，由于靠近喜峰口的其他关口被日军突破，使二十九军腹背受敌，不得已受命撤离喜峰口，后又在卢沟桥事变和台儿庄战役中再显神威。

　　(三)惊世的历史

　　在今天人们的视野里，喜峰口也许没有山海关、嘉峪关地位那么显赫。但翻开中华民族的战争史却会发现，喜峰口的历史就是千百中华大英雄的征战史和成名史，无数文坛巨子追怀豪杰丰功伟业，又为喜峰口留下了千古名篇。你看——秦朝，蒙恬为统帅，公子扶苏为监军，在喜峰口安营扎寨筑就长城；汉朝，李广作为平西郡守纵马飞奔到这里，把匈奴赶出千里之外，一战而被史称为“飞将军”；三国，曹操借道喜峰口北征乌桓成就霸业，回程之中慷慨高歌《观沧海》；唐朝，李世民第一次东征跨过喜峰口，打败河北王窦建德而功封为“唐王”；明朝，戚继光扼守喜峰口一十六年再造长城，让匈奴不敢靠近半步，奠定了“左山海，右居庸，喜峰绾毂其中”(戚继光语)的九边之首的地位；清朝，康熙三次驾幸喜峰口，其中北征葛尔丹，走的就是喜峰口关；1949年初，林彪率百万雄师从喜峰口悄悄进关，因神速包围京津而出奇制胜……

　　为什么千古名将、历代大战独独钟情于喜峰口？明朝天顺年间，巡抚邓汉向皇帝进谏时说得好：“蓟镇十二路，各关虽无处不险，而平原大川可容十万大举入犯，则喜峰口、潘家口为最。”而潘家口则是喜峰口关西5华里的附属关口，即唐朝第一边塞大诗人王昌龄代表作《出塞》中的“龙城”。雄关凛凛自然引来华章烁烁，王昌龄、戎昱、陆游、汤显祖、康熙等代代文坛圣手都为喜峰口折腰赋诗，使喜峰口文功武备相映成辉，独步天下，无处匹敌。也许正是因为喜峰口积淀了几千年中华大英雄的爱国心、擎天力、赤子情，才激励二十九军大刀神威有如天助，让不可一世的东洋魔鬼魂飞胆丧。

　　(四)惊世的风采

　　今天的喜峰口，尽管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长城不再是抵御外敌入侵的铜墙铁壁，但那依然巍然屹立在崇山峻岭之上的豪迈身躯，和那满身斑驳的刀痕弹孔，都时刻向中华子孙昭示着曾经的民族悲壮，和无数先烈用碧血丹心写就的今日安宁。所以这里的每一座山峰、每一段城墙都如同一座座历史丰碑，一行行民族史诗，令人敬仰、发人警醒、催人奋起。正是基于这一点，喜峰雄关所在地——迁西县委、县政府和民营企业家张国华，在这里建成了喜峰雄关大刀园，使这里成为了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来到这里，让人们如同穿越时空走进一部中华民族的英雄史，在秦砖汉瓦之中俯首捡拾起历代先杰们挥舞过的刀枪剑戟，来感知大中华几千年波涛汹涌的伟大航程，畅想和实践文明强大的中国梦！

　　四十年前，喜峰口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巨变——一座绵延上百里的潘家口水库，使这里“高峡出平湖”。喜峰口关城作为不朽功臣，已醉卧流波，一洗那千年征尘，化作塞上三峡、北方桂林和世界上唯一的“水下长城”，成为中国北方最佳名胜风景区之一。还有那两岸长城间百万株板栗丛林，好似英姿飒飒的千军万马，铺天盖地，让这里一年四季都是花的世界、果的海洋，富庶美妙，远近闻名。穿行在这由青山碧水古长城装点成的山水画卷里，游人说，这不正是万千中华英杰为之奋斗为之梦想的人间仙境吗？其实，从江浙远来戍边的民族英雄戚继光在六百年前所作的《游喜峰口》中就道出今天这里的曼妙美好：

　　车骑行边笔作筹，

　　光摇五色度中流。

　　斜阳有意仍怀剧，

　　危堞无峰洞转幽。

　　谁谓风沙通朔漠，

　　共疑形胜是南州。

　　关前不筑三城在，

　　能使山灵识壮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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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5.7.2015 11:35
马占山组织江桥抗战:诱敌深入 贴身肉搏 多次退敌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行辕奉行了不抵抗命令，日军趁势急占辽宁、吉林，进逼黑龙江。黑龙江大地，一时群龙无首，人心惶恐。

　　谁来支撑这个危急局面？

　　在隆隆的炮声中，马占山出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组织了一场举世瞩目的江桥抗战。

　　马占山将军的嫡孙、全国政协常委、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马志伟多年致力于马占山将军的生平事迹研究。今天，我们请他来还原那场在中国抗战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战斗……

　　1931年10月10日，马占山收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电令，任命他为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这一集军政大权为一身的重任，于国于民于马占山个人，都是重达千斤的大事。

　　以修桥为借口挑起事端

　　江桥，准确的称谓是嫩江哈尔葛木桥，其长度约800米，与后建的铁桥长度相当。在哈尔葛大桥南北两端的江桥镇和大兴站，如同两把大锁，把守着这条铁路通道。

　　10月25日，日本驻齐齐哈尔领事清水携两名日本军官会见马占山，照会黑龙江省政府：“洮昂铁路为满铁借款而修，此刻交通断阻，于满铁有利害关系，满铁将派工人前往修江桥。”

　　马占山当即答复：“查洮昂铁路江桥，损坏轻微，已商该路局从速修理。我国铁路有自主权，且中国工人亦能修理如初，不须越俎代庖。”

　　清水的外交辞令遭到拒绝，其后多次施以威逼引诱的手段，想用金钱收买马占山。马占山都是严辞拒绝。

　　10月28日上午，清水再次来会见马占山，送交本庄繁签署的照会，依然老调重弹，文中还使用了种种恐吓的语言。马占山拒而不见，对日本照会置之不理。

　　10月28日下午，日本关东军驻齐齐哈尔武官林义秀少佐代表本庄繁登门会见马占山。他不再陈述“借贷修路”的老调，直接向中方提出，限令中方于11月3日中午修桥完工，如果届时不竣，“日本将派军队保护南满铁路工程师，执行修桥任务。”

　　马占山提出放宽时限，林义秀严加拒绝，匆匆而去。

　　10月28日晚，马占山接到洮昂路局报告：“日本关东军多门师团及满铁守备队数千人，乘军列已开进洮南。师团长多门派人送函至路局，转告黑龙江省政府及张海鹏，将驻在洮昂路线的中国军队，务必速退出铁路线之外。”

　　11月2日，林义秀少佐代表本庄繁，向省府送达日军最后通牒。通牒称限11月3日正午，中国军队必须撤退距桥梁10公里，声称若不应允，日军即以敌人视之。

　　打得日军措手不及

　　11月4日拂晓，先是日军小股部队偷袭中国江桥守军左翼的步兵岗哨，将陈家窝棚一组3人哨兵捕去，日军大部队随即进入桥北开阔地，摆出方阵，撑着日旗，向我压来。

　　马占山接到告急报告后，用电话命令卫队团长徐宝珍和步兵二旅吴德林团长：“务要保持镇静，要诱敌前进，待敌进入百米有效射程之内，要全力予以打击，务将敌军全部歼灭。没有我的命令，擅自退却，致失一寸土地者，以军法从事。”

　　马占山强调的这番近距歼敌的战术，被我守军连队坚决执行。伏在阵地里的我军将士早已把枪膛压满子弹，瞄着密集的日军方阵向前逼近。

　　冲在最前边的日军第16联队第7中队和日军工兵第7中队，向我大兴防军发起冲锋，却不见我军还击，日军更加有恃无恐，直起腰杆端枪挺进。

　　当日军进入百米限内，只听一声令下，我军机枪、步枪一齐开火，弹如急雨，命中率极高，打得日军措手不及。

　　战斗进行到早7时，仍不见有丝毫松懈，马占山手握电话，连声叫好。他不停地指挥督战，鼓舞士气。鏖战近午，日军伤亡惨重，纷纷溃退至南岸。

　　也就在双方刚接火的清晨时分，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派林义秀和日本书记官早崎会见马占山，建议双方代表商谈两军如何避免冲突的办法。马占山令秘书韩树业为全权代表与林义秀、早崎乘车前往昂昂溪，会同省防守军中段指挥石兰斌到前线视察。

　　按双方约定，石兰斌和林义秀分别向进入阵地的两国士兵训诫，彼此均得严守纪律，避免冲突。然而，当石兰斌集合部队即要训话之际，林义秀竟逼迫石兰斌签发撤军的命令，并强让他立即执行。

　　原来，所谓严守“纪律”，就是按日方的最后通牒无条件地撤出大兴站阵地。

　　石兰斌当即以本人是步兵第三旅参谋长，无权下令，予以拒绝。

　　此时，江桥左翼防线战斗正在激烈进行，石兰斌负责的江桥正面尚未开战，林义秀见逼我撤军的目的未达到，便愤然要双方代表乘专车返回省城，而马占山则乘车迎面开向大兴站主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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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5.7.2015 11:36
战斗开始血肉之拼

　　下午3时，林义秀不肯善罢甘休，要求双方代表再赴前线，汽车经过大兴站，正值日军开始向我大兴站阵地发起进攻。日军飞机不明车中乘坐何人，竟向专车投弹，汽车被掀翻，将双方代表震出车外，昏躺在地，半天才苏醒过来，其中日军副官被送进省城医院。

　　日军下午以几倍于清晨进攻的规模，向我大兴站阵地压来。

　　日军500名陆战队员在野炮的配合下，高执太阳旗，向距大兴站4、5里的我军左翼阵地进攻，牵制我侧面部队，而以主力部队编成密集形方阵向我大兴站主阵地猛攻，企图在中央突破，击溃我军。

　　在阵前指挥的马占山当即回令：“敌人以密集队形攻我阵地，正暴露他轻敌的弱点，我们一定要充分利用敌人的弱点，一鼓作气歼灭！要按照上午所下的命令，等候敌人进入百米内再枪炮齐发。你们的猛烈枪声即是全线攻击的联络信号，枪声即起，猛攻开始，万不能提前行动！”

　　按照马占山的命令，阵地守军一弹未发，凝视正面向我军突进的日军。

　　日军的先头部队分作若干组队，交互前进，姿势极低，殿后的炮火十分猛烈，一时压得我军难以抬头。

　　接着，日军后续的大部队，仍以密集队形蜂拥而上，当进入我军极为有效的射程之内，徐宝珍挥枪高喊：“打！”

　　霎时，憋足了劲的全线将士扣动枪机，射出千万颗子弹，左翼阵地趁势反攻，形成夹击敌人的铁钳之势。

　　顿时，日军方寸大乱。但是，遭到重挫的日军尽管锐气顿消，却不回头溃逃。徐宝珍见状令号兵吹起冲锋号，我军勇士跃出战壕，冲入敌军队内，展开白刃战。

　　大兴阵地外喊杀震天，刀光闪动，血流满地，混战多时。这时，日军纵然有10余架飞机低旋、40多门大炮已装弹，多列铁甲车殿后，都已经成无用之物，两军陷入了真正的血肉之拼。

　　日军终于向江桥溃退了。

　　日军开始溃退过江

　　4日这一天，日军参战部队为多门师团步兵16联队的3个大队，及南满铁路守备部队的几个大队，加上配属的飞机及轻重炮兵，共计6000余人，伤亡1000人以上。

　　中国守军方面参战的仅有卫队团步兵三营、骑兵一连及黑龙江省防军步兵第二旅两个营，共2700余人，伤亡300余人。

　　对于这一天的战况，李顿为首的国联调查团的报告载道：“此役，据日本向国联调查团报告称：双方开火后，步兵16联队长滨本大佐见所部所处之地位，极其困难，乃将其所有占用的军队，开往增援，经过一番迅速侦察后，彼即深信在此低湿之地面上，正面攻击实在不可能，日军乃欲脱离所处之困难地位，舍向左翼采取包围形势外，几无他法。于是彼即调集其预备队，向中国左翼进攻，但因人数过少，且无法使大炮进至较近距离之故，直至午后8时半，始将该地占领，而后日无法再向前进。”

　　为了迎击日军更大规模的进犯，马占山对全线的守军做了调整和部署：调苑崇谷的暂编第一旅（即兴安屯垦军）于6日前抵达大兴站；程志远骑兵第二旅朱凤阳团、涂全胜团火速赶往昂昂溪集结。

　　命令驻齐齐哈尔的所有部队开往前线，又征调800民工，到前线协助抢修工事。

　　11月5日拂晓3时，日军出动，总兵力共8000余人，向嫩江北岸中国守军阵地猛攻。出动飞机20余架、火炮百余门，从空中到陆地压向我军，以掩护日军渡江。

　　由于敌人炮火猛烈，我守岸部队损失严重，不得不暂时退伏到渡口的两翼。

　　将近中午的时候，日军大部队冒着炮火渡江，在北岸完成集结后，发起大规模冲锋，进入我大兴阵地。

　　省防军增援的步兵第二旅吴德林团和骑兵第一旅萨力布团赶到，跃入阵地与日军拼杀，打退了日军多次冲锋。

　　马占山于前线激战正酣的11时左右，偕省防军参谋处长金奎璧及10余名卫士，分乘大小汽车直奔大兴前线。

　　马占山一行在日军炮火的轰击下，开足马力，左拐右旋，躲过一个个弹坑，溅起阵阵尘土。马占山命令司机以最快的速度接近前沿战斗最激烈的地方。这时，日军3架飞机低空下旋，连投数弹，并用机枪尾追扫射。马占山车行周围，弹片横飞，弹落如雨，幸好人无伤亡，车没熄火，一路直奔大兴阵地，情势甚险。

　　阵地守军见总指挥马将军冒死赶来，顿时欢声大作，士气高昂。

　　血战到傍晚，日军开始溃退过江，省防军乘胜追击，直至江岸。马占山又令守军将配合日军进攻的张海鹏伪军之一部，包围在江滩泥沼一带，迅速将其击溃。到了入夜时分，江北岸已见不到日军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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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5.7.2015 11:37
再次与日军肉搏

　　5日这一天，日本关东军增调了两个大队和三个中队的炮兵，总集结兵力达8000多人，却依旧被赶回嫩江南岸，留下700多具尸体。省防军卫队团骑兵连中校连长张鼎新、一营桑排长殉国，士兵伤亡200余人。

　　5日的战况，据后来李顿国联调查团的报告所述：“此役，据日本向国联调查团报告：关东军司令部，接得关于此项情报（即4日战役之情况）之报告后，立派大批军队前往增援。是日（4日）晚间有步兵一营开到，日军得援，乃于11月5日拂晓，重取攻势。经2小时后，到达中国军队第一道阵地。据滨本大佐本人致调查团报告称，中国军队在该地有极坚固之战壕，并有自动机枪70架，日军之攻势，至此完全停顿。中国军队用步兵及骑兵实行包围式之反攻，日军蒙受极大之损失，而不得不向后撤退！”

　　11月6日凌晨2时，天还未亮，日军开始更加猛烈地炮击。日军铃木旅团数千人前来增援，加上多门师团所余人员，共计1万多人。

　　4时，在飞机、野炮的配合下，日军第三次冲过江桥，向守军发动全线猛攻。

　　日机乘着中国守军一无空军二无高射枪炮的劣势，疯狂地进行低空轮番轰炸扫射。日军炮兵阵地也增加了多门大口径火炮，瞄准我大兴主阵地倾泻爆炸力最强的炮弹。

　　这时，马占山直辖的步兵第三旅二团派两个营前来增援，和固守阵地的将士合力抗击从正面进攻的日军，双方拉锯多次，争夺异常猛烈，一直打到将近中午。中国守军主阵地几乎被日军枪炮摧毁，来不及补修，难成掩体。当日军再度逼近我军时，我守军索性跃出战壕，端枪冲上，与日军肉搏。

　　接连3天的阵地战，我军总共毙伤日军及伪军近4000人，我军伤亡近2000人。

　　第3天的激战结束后，大兴阵地的工事已被全部摧毁。

　　为了保存实力，马占山当机立断，下令我军变换阵地，将主力撤到距大兴站18华里的三间房第二道防线。

　　恶战三间房

　　三间房，原是齐齐哈尔通向泰来的一个村落，北距齐齐哈尔70华里。自从洮昂铁路和滨洲铁路通车后，这里成了北满交通的一个重要枢纽。

　　日军欲夺取黑龙江省城，过了江桥和大兴站，必经之地就是三间房。

　　黑龙江省防军主动有序地撤离大兴阵地，让日军一时摸不着头脑。

　　11月6日黑夜，日军用重炮无具体目标地向前伸延轰击，直到7日凌晨1时停止。

　　7日早5时许，日军骑兵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冲进大兴阵地。大兴车站空无一人，阵地上看不见一具阵亡士兵的尸体，也没有一件失落的武器。

　　日军没遇到伏击。滨本命令骑兵从大官屯和小新屯出发，顺公路进攻中国军队尚未占稳的三间房、蘑菇溪、红旗营子阵地。他没料到潜伏在树丛和苇塘里的中国守军孙鸿裕团，突然跃起猛击。日军骑兵马失前蹄，人落鞍下。旅长吴松林派骑兵乘势自北向南向大兴站发起反攻，日军处于夹击之中。双方在马上刀刃相见，激战至中午，日军丢下成百具尸体，被迫停止进攻。我三间房阵地如同在门前滚过了一阵惊雷急雨，纹丝未动。

　　日军北进受挫，变得谨慎起来。日军多门师团长下令出动空军，对我三间房阵地狂轰滥炸。七八架日机飞抵我三间房阵地上空，低旋投弹，阵地上黑烟暴起，沙土飞扬，守军士兵伤亡不断。

　　多门疯狂地喝令日机轮番不停地轰炸。我军阵地许多官兵倒在敌机轰炸的血泊里。士兵们不惜牺牲，以20人为一组，仰卧地上，用步枪射击，竟击落一架日机，坠落在阵前。

　　炮手们把平射的山炮坐落在坑内，将炮身崛起，朝日机连开数炮，又击落了一架日机。

　　日军再度败下阵来

　　11月12日，沉寂了4天的江桥终于不再沉寂了。

　　下午1时许，在强大炮火的配合下，日军约500骑兵向中国守军第二道防线左翼最薄弱的乌诺头、张家花园和三间房等处猛攻。我阵地多处告急，据守在左翼前沿的吴松林旅奋起抵抗，激战40分钟，迫使日军退却。战事稍停一个小时，日军以重炮8门、飞机10多架地空联合轰炸守军阵地，由天野、长谷、铃木三旅团长指挥的左右翼，满铁守备队司令森连指挥中路，共计7000多日军分三路呈口袋式的进攻阵势向我三间房推进。

　　我守军战壕被敌炮火截断，多处失去防御作用。前方总指挥苑崇谷旅长万分着急，恰值马占山赶到三间房阵地，立即下令增派张殿九旅孙鸿裕团进入一线参战。

　　马占山临阵指挥，三个旅合成一体，士气顿时高涨，抗击越来越猛，一直血战到傍晚6时，日军终于招架不住，在炮兵的掩护下，不得不拖着死伤的日兵撤退。

　　日军撤出后，双方又炮战多时，直到晚8时多，才停火歇战。

　　马占山急电驻扎在满洲里和扎赉诺尔的程志远第二骑兵旅的两个团，星夜开到昂昂溪，同时命令三间房总指挥部进驻距三间房30余华里的昂昂溪火车站。

　　11月13日早5时，日军出动500余名步兵，在飞机和火炮的掩护下，直冲我乌诺头阵地，企图集中力量突破我防线的一环，直插我军腹部。在吴松林旅长的指挥下，将敌人遏制在阵前，双方交战到上午10时，日军再度败下阵来。

　　到了太阳落山，天色漆黑的时候，日军炮火再起，天边一片血红。日军旅团长天野指挥步兵一个联队、骑兵一个联队，共约3000余人，配以野炮30余门，重炮8门，由正面向我阵地进攻。

　　日军旅团长长谷则指挥步骑混合联队约2000余人，自正面绕往景德镇一侧向我军进攻。

　　日军发动的夜战比白天凶猛数倍。中国一方的苑崇谷、吴松林和张殿九三个旅长一齐上阵，在各自负责的阵地上挥刀督战，合力顶住日军的冲击压力。从晚8时直打到午夜12时，日军再次败北。日军趁双方激战之机，将江桥修复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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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5.7.2015 11:38
双方调动力量增援

　　11月14日，天未放亮，日军以小股部队偷袭我军汤池和蘑菇溪之间的第二道防线，试探中国守军的虚实。天亮时，敌人出动飞机掩护700余步骑兵猛扑我军阵地，用重炮轰击我方工事。占据大兴站的日军以10余门大炮作掩护，在坦克的配合下，向我军阵地压来。

　　日军的进攻目标集中，中国守军一时难以调集支援。为了减少敌人炮火下的损失，守在战壕内的士兵上好刺刀，跃出战壕迎着敌人展开肉搏，压倒了日军的气焰，激战至早8时，日军不得不溃退。

　　中国守军利用暂短的时机，重整防线，苑崇谷总指挥命徐景德和萨力布两个团扼守蘑菇溪，又调卫队团两个营补充到位。两个小时后，日军长谷旅团长指挥骑步兵2000余人，在6架飞机的掩护下，分两股呈包围攻势，由左右两侧夹攻通向三间房阵地的前沿阵地汤池。

　　中国守军用迫击炮集中打击日军密集的部位，将日军前后联络截断，至上午11时40分，日军招架不住，再次退却。

　　日军连攻3日不见起色，损失严重，天野、长谷、铃木和森连几个旅团长所辖的兵力已经精疲力竭，难以再战。多门师团长不想将他在满洲建立头功、足迹遍辽吉两省的心腹之师全部葬送在江桥一战。他不得不下令停火休整，并向日本陆相连发急电，速求调集援军后再全力大战。

　　11月15日、16日两日，三间房第二道防线再度沉静下来，日本政府调驻朝鲜弘前第81混成旅团和本土广崎混成旅团分别开拔，经两天抵达东北，由专列运送到四洮路抵洮南站，转赴嫩江江桥。

　　中国守军一方，仅有绥化县李云吉率领的保安大队1000余人前来增援，改编为第一独立团，加入正面阵地。

　　军用食品储存处被炸

　　11月17日，又是拂晓时刻，日军开始了向我三间房阵地进攻，战事非常激烈。

　　江面已结厚冰，泥沼完全冻结，日军的装甲车、坦克可以在江面任何一处开足马力行进，加上日方大批援军已到，此次来势必凶猛异常。

　　早8时，马占山亲临三间房阵地，命令涂全胜团长率骑兵抄敌后路，让敌后顾有忧。涂全胜率骑兵飞速突出，一度占领被放弃的大兴站，并直抵嫩江大桥，但骑兵只能攻不能守，没有后续步兵跟上，只得拨马退回。

　　此次进攻，日军增至3万余人，统由多门师团长指挥。

　　一路日军为长谷旅团长的旅顺炮兵联队约4000余人，攻我正面阵地。中国守军为苑崇谷旅全部及步兵第三旅李少峰团，计3000人。日军以骑兵扰守军左右两翼，步兵主力正面进攻，反复冲锋10余次，均被守军击退。从凌晨战到深夜，20多个小时战事始终未停。

　　二路日军为朝鲜混成旅团骑兵两联队，攻我守军右翼英老爷坟、汤池一带。该地守军为第二骑兵旅程志远部。

　　三路日军为天野旅团全部，配以4辆坦克，攻我守军左翼韭菜沟、前后官地、新立屯一带。该地中国守军为第一骑兵旅吴松林部刘斌、萨力布两个团。

　　中国守军步骑兵共计4000余人。日军数倍于我，轮番冲锋10余次，多有喘息之机。而我方阵地全部兵力均在最前沿，不得稍有松懈，甚至没有一隙进食充饥的时间，加上军用食品储存处被炸，后运未到，爱国将士疲饿不堪，全凭一股强烈的民族大义支撑，奋勇杀敌。

　　就在11月17日这一天，南京中央电台广播：国民党第四届全会议决，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兼边防军副司令官马占山守土尽职，功在国家，实任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官，以陆军上将待遇。

　　尽管没有派兵援物之意，决议中将主席去掉“代理”二字，又晋以“上将”待遇。决议传谕到前方，将士无不欢呼雀跃，期望后援成为现实。

　　同一天，日本首相若规礼次郎直接致电马占山将军，称中日两国事件，应由外交解决，日本政府已令日军遵照外交解决，希望将军停战，勿再扩大等等。

　　马占山当即复电，表明日军如果撤出黑龙江省疆域之外，一切事项可由外交解决，否则只有我守土有责等语。

　　向第四道防线转移

　　11月18日，一夜未停的鏖战，到凌晨2时，日军坦克冲进我军阵地，掩护步兵和轻机枪队，扫射前进。守军战壕外设置的木桩铁丝网被损毁，防御地堡多被砸塌，各团、营阵地被机枪炮火断隔，不能相互策应。日军骑兵从大小新立屯的左后方形成包围，守军腹背受敌，在战壕内占据不住，被逼跳出战壕与敌人肉搏，但是我军人数过少，守军骑兵的多半马匹伤亡，不能整列拒敌。

　　由于战事时间过长，守军弹药将尽，且炮身连发过多，热度过高，频出故障，实难对垒相持，不得不边打边撤，进驻蘑菇溪新置阵地。

　　马占山趁势率手枪队反攻，下午3时，中国守军夺回三间房阵地。

　　正当马占山督师和日军拼杀的时候，涂全胜团长率部迂回大兴站，于中午12时绕到敌人身后，将敌军多门司令部包围，击毙日军官30余名，并虏获多门师团长的汽车，车内有金票10余万元。扼守在战壕内的日军，被守军全部歼灭。

　　中国守军趁势向大兴站反攻数次，但因激战两天一夜，损失过重，不得不撤回蘑菇溪阵地。

　　马占山不忍在敌我相差悬殊之际，把忠勇无畏的将士全部拼尽。18日下午，他沉下心，下达了总退却令，守军向第四道防线乌黑马防线转移。

　　下午5时，马占山乘指挥车由蘑菇溪返回省城，仅带随从10余名。路过大民屯发现百余名日军骑兵向我阵地后方包抄。马占山跳下汽车，占据一座小高地，以猛烈的机枪火力，将敌击溃，脱险返回省城。少校副官魏道五阵亡。

　　19日，日军一联队追击我转移守军，在杨家屯被全数歼灭。致使多门确认黑龙江守军撤退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不敢再贸然追击。

　　至此，嫩江江桥抗战，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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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5.7.2015 11:40
1932年2月16日日本策划成立伪满洲国

日本策划的伪满洲国建国会议在沈阳召开。

　　日本在密谋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同时，就在酝酿对中国东北的占领政策。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关东军制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规定在满蒙成立一个由日本支持的，以溥仪为元首的伪政权，国防、外交、交通和通信由日本控制。10月21日，关东军又制定《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着手纠集汉奸熙洽、张海鹏、张景惠等人拼凑统辖东北地区的伪政权。

　　1931年11月8日，土肥原贤二将溥仪从天津日租界的住所秘密带出，经大沽口、营口抵达旅顺。

　　1931年底，原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前往中国东北，与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和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进行会谈，商讨事变进展。经过与吉林省代理长官熙洽的秘密会谈，确立了迎接溥仪至东北。

　　1932年1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召开“建国幕僚会议”，具体筹划建立伪满洲国的方案。2月16日，东北各省的汉奸头子在沈阳大和旅馆召开伪东北政务会议，会议由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主持，决定迎接溥仪为伪满洲国执政。2月17日，建立了以张景惠为委员长的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具体筹划建立伪满洲国事宜。2月18日，发布《独立宣言》，称“东北已脱离中国而独立”，并决定成立伪满洲国。

　　2月25日，经日本内阁和军部同意，规定“满洲国”国家元首为“执政”，年号为“大同”，定都长春，称为“新京”。2月29日，日本方面决定，溥仪为“满洲国执政”，郑孝胥为“国务总理”，张景惠为“参议府议长”。

　　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3月9日，在长春举行溥仪“就职典礼”。随后，溥仪与本庄繁签订了日满密约，将国防、内政、经济和人事任免等大权，全部交给了日本。9月15日，日本宣布承认伪满洲国，双方在长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确认了日本在东北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控制权。1934年4月，“满洲国”更名为“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改当“皇帝”，年号为“康德”。溥仪终以出卖中国主权为代价，当上了儿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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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5.7.2015 11:41
黑龙江抗日救国军总司令部成立 马占山任总司令

　4月7日 黑龙江省抗日救国军总司令部成立，马占山任总司令。

　　黑龙江省民众抗日救国义勇军总司令部于5月在海伦成立，马占山任总司令，共8万余人。该部于呼海铁路（呼兰—海伦）、齐克铁路（齐齐哈尔—克山）沿线频频出击，在松浦镇、安达、海伦等战斗中取得很大胜利。9月，海（拉尔）满（洲里）护路军总司令苏炳文宣布抗日，建立东北民众救国军，所部3万余人在富拉尔基一带抗击日军。10月，马占山率部反攻齐齐哈尔，使日伪军惊恐不安。在此期间，三省义勇军在103个县的广大地区进行数千次战斗，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散而复聚，坚持战斗（1932.11～1940）日军为消除蓬勃发展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对自己的威胁，于1932年秋冬先后动用共近20万日伪军警，分别对各地义勇军进行大“讨伐”。在强敌进攻下，东北义勇军由于自身存在的许多弱点，加之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援，致被各个击破，大多数主要领导人脱走，部队大部瓦解。计有14万余人伤亡，4万余人投降、被俘，6万余人脱走；万余人随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王德林等人退至苏联境内，后赴新疆；近5万人转入热河参加抗战；还有15万余人在东北坚持斗争。义勇军在日军“讨伐”时分散潜伏各地。1933年春夏，日伪军暂停“讨伐”后，义勇军又重新聚集起来，恢复活动，继续战斗。其中保持原组织系统的7万余人，分散各地山林的义勇军6万余人，另重新组成的义勇军2万人。此时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动接受中共的领导，一部加入东北抗日联军，一部与抗日联军联合战斗，一部继续独立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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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5.7.2015 11:43
蒋介石宣布“攘外必先安内”为基本国策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按照预先策划，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湖段轨道，反诬中国军队破坏，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攻占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在全国人民的愤怒声中及国际社会上反法西斯的呼吁声中，蒋介石却对张学良说：“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一九三二年，迫于舆论压力的蒋介石又在庐山会议中抛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借以平息众怒。

1932年蒋介石写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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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5.7.2015 11:45
平顶山惨案骨池遗骸叠压 日军为毁罪证曾集中焚烧

受访人 周学良(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馆长)

　　记者：请介绍一下日本侵略者当年实施的暴行。

　　周学良：在平顶山惨案遗址馆近400平方米骨池中，一具具遗骸枕藉叠压，纵横交错，仍保持当年被屠杀时的惨状。当年，日军屠杀后，为销毁罪证，于第二天将四处分散的遗骸集中进行焚烧，并于十几天后放炮崩山，掩盖罪状。由于焚烧和放炮崩山，很大一部分遗骨已经被毁了，现在陈列的都是比较完整的遗骸。在骨池的中间位置，可以看到很多孩子的遗骸。根据幸存者回忆，中间的位置当时正对着日军用布蒙着的机枪，当机枪开始扫射时，站在中间的村民来不及逃跑，一排排地倒在血泊中，这里也是遗骸最为密集的地方，最集中的一处仅1平方米的范围就叠压着8具遗骸。遗骸中，有一具襁褓中的婴儿遗骸，可能还没有满月，在他身下被烧成灰烬的就是当年包裹他的小被。一具遗骸的头骨上有很明显的一道刀痕，应该是日军在二次屠杀的时候用战刀砍的。累累白骨，件件遗物，都是日本侵略者制造平顶山惨案的铁证。

　　记者：在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方面，纪念馆做了哪些工作？

　　周学良：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根据时代的特点不定期地改进展览，例如现在的《抚顺平顶山惨案史实展》就采用了国内比较先进的技术，其中煤矿的巷道、义勇军进攻示意沙盘、密谋策划场景复原、大型屠杀场景复原雕塑、死难者名录墙、幸存者证言等，是展览中参与性较强的项目，增强了教育效果。

　　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针对小学生、中学生、企事业单位职工和街道社区居民分门别类，开展了一系列主题活动。编辑了《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故事》作为《中国纪念馆故事》丛书第一辑出版。

　　纪念馆积极开展学术研讨活动，做好中外交流。自2005年开始，与社科院及日方平顶山惨案幸存者对日诉讼辩护律师团等单位和团体联合举办平顶山惨案国际学术研讨会，已经举办了9届。通过研究活动，将平顶山惨案问题的研究推上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纪念馆还走出国门宣传平顶山惨案史实，向世界人民揭露日军暴行。今年的9月6日到9月9日，《平顶山惨案图片展》已在日本东京日比谷图书文化馆展出，让更多的日本人民了解平顶山惨案的事实真相，从而更加珍惜中日之间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友谊。

　　1932年9月15日夜，一支辽东民众抗日自卫军途经平顶山村，袭击了日军侵占的杨柏堡采炭所等地。 9月16日上午，侵略者疯狂地进行报复，将平顶山村村民驱赶到平顶山下，残杀近3000名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少。随后，日军又在平顶山村附近的栗家沟和千金堡，将200多名村民残忍杀害。为掩盖其罪行，日军用汽油焚尸，放炮崩山将全部尸骨深埋在山下，烧毁全村800多间房屋，将平顶山村夷为平地，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

　　为悼念殉难同胞，铭记历史，1951年，抚顺市政府在惨案旧址的平顶山上立碑纪念。 1970年，抚顺市政府在平顶山惨案遗址就地修建了“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1972年9月16日正式对外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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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08:34
1933.1.2.日军进攻山海关

　　山海关地处华北与东北的交通要冲，南临渤海，北依燕山，长城阻塞，雄关紧扼隘口，素有“榆关天险”之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自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之后，山海关、秦皇岛等地就允许帝国主义屯兵驻扎。日军营盘距山海关城不过2公里。1932年11、12月间，日本关东军就向由皇姑屯至山海关的各车站分驻重兵，12月底，日本进攻山海关的陆海空军已集结完毕，只待可乘之机了。

　　中国方面，驻守山海关者为东北军第九旅，六二六团1个团的兵力， 1932年12月8日，锦州日本第八师团1列铁甲年，以追击义勇军为名，开到山海关站东端长城缺口，突然向城内发炮38发。国民党政府竟以“事出误会”处之。

　　日本侵略军调来步兵3000多名，野炮、重炮40余门，飞机8架，铁甲车3列，坦克20多辆，兵舰两艘。在1933年1月1日发动了侵榆战争。临永警备司令何柱国闻变后，星夜驰返榆关前线，到达秦皇岛时，前方炮火已甚猛烈。何下令坚决抵抗，并向全军发布《告士兵书》：“愿与我忠勇将士，共洒此最后一滴血，于渤海湾头，长城窟里，为人类张正义，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雪奇耻，为军人树人格，上以慰我炎黄祖宗在天之灵，下以救我东北民众沦亡之惨。”并提出战斗口号：“以最后一滴血，为民族争生存；以最后一滴血，为国家争独立；以最后一滴血，为军人争人格！”慷慨激昂的动员令，激励着全军将士的抗敌决心日军突用海陆重炮及空中投弹以大炮掩护进攻，并有飞机十数架低飞轰炸。我方当即猛烈还击，用机枪猛烈阻击，近则以手榴弹投杀。士兵们无不奋勇当先和敌人浴血奋战，在大街小巷与敌人肉搏，伤亡十分严重，六二六团三连连长关景泉、二连连长刘虞宸、四连连长连长王宏元、第五连连长谢振藩、一营长安德馨相继阵亡，终因敌众我寡，弹尽援绝而突围。坚守城池的六二六团，阵亡官兵400余人，负伤300余人，驻军眷属遭杀害者亦有10多人。

　　日寇进攻山海关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据1月5日东京陆军省公布：“截至4月7日下午7时止，榆关日军计阵亡军官4名，下士官以次15名，负伤军官3名，下士官以次99名，总计死伤120名。”这是一个远违事实的宣传数字。据实际调查，日军伤亡总计在四五百名以上。榆关失陷后，城内外大火，燃烧3昼夜，到处残墙焦土，死尸狼藉。日军入城后，大肆搜捕，凡着中山装者杀，着军服者杀，写反日标语者杀，就是便服内穿灰色裤者也杀。死于非命者不可胜数，青年妇女备受蹂躏，居民财物劫掠一空。北宁铁路3名警察不肯投降，日军强在其背上插上“欢迎大日本”旗帜，游街绕全城，然后押往南关枪决。

　　据不完全统计：山海关城内外商号毁于炮火者500户以上，民众伤亡达30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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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08:35
1933年5月26日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 1933年5月26日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影响下，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并通电全国，主张联合抗日，收复失地。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在抗日同盟军中的工作，在同盟军内建立了前敌工作委员会，受中共河北省委领导；并在军内正式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党员约有300人。抗日同盟军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援，很快发展到十万多人。从6月到7月收复多伦、康保、宝昌、沽源等4座县城，并乘胜收复察哈尔省全部失地，全国各界爱国人士为之振奋。但由于遭到日蒋夹击等原因，同盟军处境日益困难。8月5日，冯玉祥通电宣布将察省军政大权交国民党政府任命的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办理，随后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9月底至10月中旬同盟军遭到失败。方振武被迫流亡香港。吉鸿昌避往天津，后被国民党逮捕，在北平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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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08:39
“八一”建军节的确定

　　1927年4月和7月，中国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中国人民从1924年开始的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血的教训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它表明：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对付武装的反革命。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于7月12日进行改组，停止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旬，决定集合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并联合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南下广东，会合当地革命力量，实行土地革命，恢复革命根据地，然后举行新的北伐。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在九江具体组织这一行动，但发现张发奎同汪精卫勾结很紧，并在第二方面军中开始迫害共产党人。随即向中共中央建议，依靠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实行在南昌暴动”。据此，中共中央指定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组成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前往南昌领导这次起义。

　　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11军第24、第10师，第20军全部，第4军第25师第73、第75团以及朱德为团长的第五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一部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一部，共2万余人。从7月25日起，第11、第20军分别在叶挺、贺龙指挥下，陆续由九江、涂家埠（今永修）等地向南昌集中。27日，周恩来等到达南昌，当天就在城内的江西大旅社正式组成前敌委员会，领导加紧进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30日早晨，中央代表张国焘来到南昌，中共前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张国焘坚持认为，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应该争取张发奎参加，否则不能举行暴动。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认为，“在客观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第二天，中共前委再次开会进行辩论。最后，张国焘表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

　　此时，国民党武汉政府的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第3军主力位于樟树、吉安、万安地区，第9军主力位于进贤、临川地区，第6军主力正经萍乡向南昌开进；第二方面军的其余部队位于九江地区；南昌市及近郊只有第五方面军警备团和第3、第6、第9军各一部共3000余人驻守。中共前委决定赶在援兵到来之前，于8月1日举行起义。

　　8月1日2时，南昌起义开始。按照中共前委的作战计划，第20军向旧藩台衙门、大士院街、牛行车站等处守军发起进攻；第11军第24师向松柏巷天主教堂、新营房、百花洲等处守军发起进攻。激战至拂晓，全歼守军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挺），子弹70余万发，大炮数门。当日下午，驻马回岭的第25师第73团全部、第75团3个营和第74团机枪连，在聂荣臻、周士第率领下起义，第二天到达南昌集中。起义最终取得了成功！

　　南昌起义成功后，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这次起义仍用国民党左派名义号召革命的指示精神，发表了国民党左派《中央委员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种种罪行，表达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和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斗争决心。8月1日上午，召开了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贺龙、林祖涵（林伯渠）、叶挺、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徐特立、彭湃、郭沫若等25人为委员。革命委员会任命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组成参谋团，作为军事指挥机关，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并决定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贺龙兼代方面军总指挥，叶挺兼代方面军前敌总指挥。所属第11军（辖第24、第25、第10师），叶挺任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第20军（辖第1、第2师），贺龙任军长、廖乾吾任党代表；第9军（无作战部队），朱德任副军长、朱克靖任党代表。全军共2万余人。

　　8月2日，南昌市各界群众数万人集会，庆祝南昌起义的伟大胜利和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会后各界青年踊跃参军，仅报名的学生就有数百人。

　　南昌起义后，汪精卫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等部向南昌进攻。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决定率起义军向广东进军，计划以广东为基地再次组织北伐。

　　8月3日至6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沿抚河南下。起义军进至进贤县时，第10师师长蔡廷锴驱逐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率部折向赣东北，脱离起义军。由于起义军撤离南昌比较仓促，部队未经整顿，加上酷暑远征，部队减员较多，7日到达临川时，总兵力约1.3万人。

　　8月下旬，起义军在瑞金、会昌地区击破国民党军钱大钧、黄绍竑等部的拦阻，歼敌6000人，缴获枪2500余支（挺）。起义军伤亡近2000人。

　　会昌战斗后，起义军陆续折返瑞金，改道东进，经福建省长汀、上杭，沿汀江、韩江南下。9月22日，第11军第25师占领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主力继续南进，于23日占领潮安（今潮州）、汕头。在此期间，驻广东的国民党军第8路军总指挥李济深令钱大钧残部牵制第25师，令黄绍竑部经丰顺进攻潮安，令陈济棠、薛岳部3个师1.5万余人组成东路军，由河源东进，寻起义军主力决战。

　　据此，中共前委决定，第20军新建的第3师随革命委员会驻守潮、汕地区，集中主力6500余人迎击东进之敌。9月底，起义军主力在揭阳县白石和普宁县流沙与国民党东路军激战不胜，10月初部队大部溃散。革命委员会和起义军领导人分散转移，余部1300余人进入海陆丰地区，加入到该地区的革命斗争。退出三河坝的第25师同由潮、汕突围的第3师一部于饶平会合后，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闽粤赣湘边，最后保存起义军约800人，参加了湘南起义，并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南昌起义部队虽然受到很大损失，但这次起义却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建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它如一声春雷，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

　　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规定以“八一”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此纪念日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据统计，1955年授予元帅军衔的10个人当中直接或间接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有7位：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陈毅、林彪、叶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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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08:46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天羽声明”：（1）日本与中国有特殊关系，故日本应与各国不同，要完成它在东亚的特殊责任；（2）维护东亚和平及秩序，是日本单独之责任，无须他国干涉；（3）如果中国用以夷制夷的政策，日本就惟有加以排击：(4)如果各国暗助中国抗击日本，那么纵令其名目为财政或技术援助，日本亦不得不反对。

　　20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又发表补充声明，声称关于“满洲国，日本盼望他国能承认其公允与自由之行动”。并说“列强或国联运用其政策以凌夺中国”是扰乱东亚和平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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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08:47
中国红军北上先遣队组成 发表《北上抗日宣言》

1934年7月初，中共中央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冲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决定以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寻淮洲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红七军团奉命从福建连城地区调回瑞金。

　　7月7日，红七军团在红九军团的护送下，从瑞金出发，经长汀、清流、永安、攻占大田，红七军团遂正式宣布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

　　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宣言宣布了“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的行动，表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愿意同全中国的民众一起以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宣言还提出了五项具体主张：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出卖领土主权，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反对承认伪满洲国；“立刻宣布对日绝交”，宣布一切中日条约和协定无效，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对日作战；武装全国民众，组织义勇军与游击队，直接参与抗日战争，积极支援东北义勇军和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没收日寇和汉奸卖国贼的一切财产，停止支付一切国债款本息；“普遍组织民众反日团体”，“吸收广大的群众，不分男女老幼、宗教信仰、政治派别到反日团体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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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08:48
日本内阁决定废除《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条约》

1936年2月8日，英国《伦敦新闻画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太平洋(601099,股吧)上的海军力量：美日两国军力对比》的报道（A-05）。专业舰船画家阿尔伯特·塞比勒（Albert Sebille）为该报绘制了两幅插图，清晰直观地显示出美日两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实力：美国拥有15艘战列舰，15艘万吨级巡洋舰且另有3艘在建，5艘航空母舰（其中两艘在建）；日本拥有9艘战列舰，8艘万吨级巡洋舰且另有4艘舰吨位略小，6艘航空母舰（其中两艘在建）。

　　1922年，为了限制“一战”后各国在海洋上激烈的军备竞赛，美、英、日、法、意五国签订了《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又称《华盛顿海军条约》，确定美、英两国的主力舰总吨位各不得超过52.5万吨和15艘主力舰，且五国海军主力舰总吨位比例为5∶5∶3∶1.75∶1.75。《伦敦新闻画报》刊登这篇报道时，正值五国召开第二次伦敦海军裁军会议讨论该条约到期续签的问题。报道说：“人们将会记住，日本最近退出了伦敦海军会议，原因是美国和英国否决了它的提议，即建立对等或（拥有）"一个共同上限"的海军军备规模，以取代华盛顿条约确立的5∶3比例。……日本退出会议（尽管其代表继续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引起了（我们）对以上插图的特别兴趣……”日本军力的扩张势必影响远东原有利益的平衡，《伦敦新闻画报》的报道几乎是对太平洋战争的一种预测，其远见非同一般。

　　1938年1月15日，英国《伦敦新闻画报》关于南京保卫战的报道。这张头版照片可见南京城墙上遍布弹痕，城门被炸出一个洞，战死的中国士兵和中华门上“誓复国仇”的标语出现在一起格外悲壮

　　1938年1月15日，英国《伦敦新闻画报》关于南京保卫战的报道。这张头版照片可见南京城墙上遍布弹痕，城门被炸出一个洞，战死的中国士兵和中华门上“誓复国仇”的标语出现在一起格外悲壮

　　创刊于1842年的《伦敦新闻画报》是世界上第一份以图画为内容主体的新闻刊物。在照片转印技术尚不成熟的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该周刊以新闻插画这种开创性报道方式，直观、迅速地为读者再现世界各地的重大事件。尽管经历几次改版后这份刊物最终于2003年停刊，但在其出版发行的161年里，它以其独特视角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史料。

　　1936年，日本一面在海军军备会议上探测美英底线，一面在华继续推进其势力范围；而中国却因为地方军阀与中央政府间的冲突一次次错失团结抗日的时机。6月1日，由粤桂地方实力派组成的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通电全国，攻击蒋介石政府对抗日不作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立即回电驳斥，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抵御侮”。双方矛盾激化，最终爆发“两广事变”。10月31日，《伦敦新闻画报》用一个对开版刊登了一篇关于“两广事变”的图文报道（A-08）《广州：中国南方的抗日中心始终和南京政府格格不入，直到最近，那里可能成为一场新的内战的起点》。身在广州的记者对“两广事变”的判断是：“6月，南方两省广东和广西的军队越过省界，向北进军公开和表面上是抗日，实际上是反对强势的南京中央政府。……从本质上，这场冲突是发生在省级自治体和一个日渐强大的中央政府之间的。广州多年来一直处于半独立状态在南京政府眼中是一根无时无刻不在的刺，对国家统一是个障碍。在南方，抗日的声音一直比北方更为强烈，抗日情绪可能会再次聚集起力量，尽管在与南京的争端中，毫无疑问被用做了一种借口。”

　　抗日情绪确实再次聚集起了力量，转机出现在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我们可惜没有在秦风先生目前集藏的有限《伦敦新闻画报》中发现关于这一事件的即时报道，却找到了1937年10月23日的杂志上约翰·斯奎尔爵士（Sir John Collings Squire）撰写的《〈中国的危机〉：杰姆斯·伯特伦著》（A-14）。斯奎尔爵士是英国历史学家、诗人及作家，也是“一战”后期十分有影响力的一位文学编辑，1937年他开始为《伦敦新闻画报》写评论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开头就抛出了四个问题：“究竟中国的土地上正在发生什么？中国人怎样突然团结起来反抗日本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他们真的是共产主义者吗？”斯奎尔并没有给出直接的回答，而是借介绍牛津大学“罗德学者”杰姆斯·伯特伦（James M. Bertram）的中国见闻录，追溯了“西安事变”后的中国抗日形势。“这次绑架事件，"当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时，在一长串反对镇压爱国运动的抗议活动，以及反对在一场内战中继续浪费成千上万中国人生命和财富的抗议活动中，它是最后发生也是最引人瞩目的"。由蒋介石夫人极力参与达成的和解，也是日本发起袭击的信号，日本几乎没有遭遇抵抗地蚕食了满洲和热河，这种局面要结束了。”

　　结束这种“蚕食”局面的，是日本野心更大的“鲸吞”计划。关于“七七事变”发生的直接导火索，《伦敦新闻画报》1937年7月31日的报道是这样介绍的：“在这一冲突发生时，日本军队正在北京西郊的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驻扎在卢沟桥附近的中国军队似乎认为日军的演习已经弄假成真，日本军队对于卢沟桥的假想性进攻被中国军队当成了真的进攻。关于卢沟桥事变的另一种说法是，日本军队试图进入宛平城，其借口是去搜索一名失踪的日军士兵。随着双方的交火越来越激烈，日军后来还向卢沟桥发射了炮弹。”秦风目前集藏的《伦敦新闻画报》中，没有包含这一期杂志，但幸运的是，我们发现这篇报道被收录进了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沈弘编著的《抗战现场》一书中。很显然，这篇没有添加任何评语的报道还在试图体现英国媒体在中日两国间一贯所持的中立态度。

　　在接下来的两期杂志中，《伦敦新闻画报》继续关注局势，从图文编排上也可察觉出，编辑记者在情感上开始倾向于中国一方。比如，8月7日的杂志上，一篇名为《被南京政府抛弃在中国北方的战斗中：北平俯瞰》的报道（B-13）指出：“7月8日，日本军队在离北京西南约10英里的卢沟桥与中国军队发生了激战。在随后的战斗中，有3名日本军官和7名士兵阵亡，并且有27名官兵受伤。而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在100名左右。日军随即对宋哲元将军下达了最后通牒，要他撤出华北的军队。这个最后通牒是在7月27日发出的。接着日本军队对北平发动了一次攻势，但与此同时，他们向英国大使馆保证不使用炸弹和大炮来攻击。7月29日，宋哲元的军队放弃了北平城，并撤退到了保定府。……”使用“被抛弃”（abandoned）为标题，并用一个对开版刊登北海、紫禁城、前门和天坛四幅航拍图，都深切地体现了《伦敦新闻画报》的立场批评南京政府不应轻易将这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拱手让给日本人。同一期杂志上，另有一篇标题为《中国北方的中日冲突和北平所做准备》的报道（B-12），配图中有一幅“东北旅平各界救国联合会慰劳团”的照片，图说为：“日本占领满洲后逃到北平的学生，举着海报游行，要求29军保卫国土，以避免像他们那样背井离乡到处流亡。”

　　英国媒体在批评南京政府的同时，对第29军将士始终给予肯定，1937年8月14日的一篇报道即称赞“他们具有高昂的士气和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的意志，这正是作为士兵最重要的素质”。8月28日的报道（B-15）再次重申：“第29军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它所有的高级军官都兼任了民政职务，而它下属的部队都由中下级军官率领，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地方，以致它只能进行一些零散的抵抗。尽管如此，它在一些场合下还是表现得非常英勇，而且在日本军队使用大炮和飞机进攻的绝对优势下，仍然不断地发动反攻。据信，第29军的4.6万名官兵参加了对日军的作战，并有1.5万人伤亡。而1932年曾经在上海英勇抗击日军的第19路军也显示了类似的勇敢精神。日军于7月27日攻打北京南郊的南苑军事基地时，在附近的新宫遇到了极其顽强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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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08:49
也正是出于对中国抗日军人的敬重，1937年8月21日的《伦敦新闻画报》选用了一张中国士兵的肖像作为头版（B-01）。附文这样写道：“在目前中国与日本的军事冲突中，中国士兵是一个难以精确估量的价值因素。毫无疑问，中国军队近年来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这一点在日前一份日本陆军部的报告中得到了特别的强调。……据估计，中国有200万的兵力，这个数字包括了不直接由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各省地方军队。”

　　1937年9月4日，英国《伦敦新闻画报》关于上海局势的报道。“淞沪会战”期间，上海的公共租界沦为孤岛，闸北等地交战正酣，而公共租界内则是一片平和景象，南京路上依旧热闹非凡

　　1937年9月4日，英国《伦敦新闻画报》关于上海局势的报道。“淞沪会战”期间，上海的公共租界沦为孤岛，闸北等地交战正酣，而公共租界内则是一片平和景象，南京路上依旧热闹非凡

　　在这期画报中，一篇标题为《日本军队在华北：天津附近的驻军》的报道（B-04）介绍：“在经过残酷的巷战后，日军的飞机和大炮于7月29日轰炸、袭击了中国军队在天津的6个兵营。根据8月10日报道，日军的增援部队仍在陆续不断地抵达天津的港口大沽，使日军在华北的兵力总数达到了4.5万人。在8月8日那一天，有3000名左右的日本士兵列队进入了北京，据率队的日军将领们宣称，他们是来"维持和平与秩序"的。”“日本人对于华北的控制在8月19日已告完成，因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在那一天被暂时取消，这就切断了以前京津之间的行政联系。日军在7月底便攻占了天津，但是在进攻中发生了一些激烈的战斗。”从《伦敦新闻画报》8月28日这篇标题为《中日在天津激烈交战》的图文报道（B-06）看，日军是经过激战才占领天津的，在空袭和炮击中，天津城遭受了巨大的破坏。但是，中国军队在天津的顽强抵抗也打乱了日本军队的部署。另一篇名为《轰炸和逃难的中国人》的报道（B-07）指出：“华北的战况并没有按照日本人的计划来推进。50艘运兵船从日本运来了大量的增援部队，而且还有增援部队从山海关乘火车源源不断地赶来。”配图之一，显示的是7月29日发生过激战的天津邮政局，以及弥漫在天津东站上空的浓浓硝烟。天津东站是中国军队反抗日军的中心之一，遭到了日军飞机的轰炸。另一幅配图则显示了中国军人在进入法租界前被要求交出武器的情形，图说特意指出，这些士兵来自地方安保部队，遭到他们竭力抵抗的日本人轰炸了他们的总部。

　　华北战事胶着之际，上海也岌岌可危。《日本军队在华北：天津附近的驻军》这篇报道（B-04）中也提道：“8月11日，有20艘日本军舰抵达上海，停泊在公共租界，还有9艘军舰正在开往上海途中，有4000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员已经在那里登陆。法租界市政会准备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军队正随时待命。”从英、美、法三国军队的动向可知，此时这三国政府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仍保持着静观其变的态度。

　　从这一时期开始，《伦敦新闻画报》关于中国战场局势的报道出现得更频繁，篇幅亦成倍扩大。这种变化在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后表现得更为明显。8月28日的一篇报道将个中缘由表露无遗。报道标题为《上海那里的战争威胁到英国1.8亿英镑的利益；外滩与虹口全景照》（C-09），画报编辑向读者呈现了最新的上海公共租界外滩的全景照片，并在上面标注出各建筑名称。附文指出：“在照片的最左，我们可以看到法租界，它与作为一个整体的公共租界是分开的，这两者之间的分界线就是建在以前一条运河上的爱多亚路。……上海俱乐部在新近传到英国的消息中占据了相当显要的地位。它被用做急于想离开上海的英国公民，尤其是妇女和儿童来注册和集中的地方。在俱乐部右边的一排面朝外滩的建筑是由一些大公司所占据。这条平时经常是人群熙熙攘攘的大街已经对行人关闭，因为那儿有持续不断的步枪和机关枪声。……在苏州河北面（右侧）的地区是虹口，这是公共租界中主要由日本人占据的一部分，也是日本海军陆战队与中国军队不断交战的场所。日本领事馆是中国空军好几次袭击的目标。在这帧全景照片的前部是浦东的江滨。中国军队就是从这里炮击日本军舰和日本人在虹口的据点的。日本人的轰炸曾经在这里造成许多次大火，在这个地区英国有巨大的利益。据估计，英国在上海的全部利益约合1.8亿英镑。”

　　事实上，这一期画报头版选用了一张日本士兵的照片，并配以这样的标题《扛着机枪的宿命论者：一名日本士兵，日本军阀在中国的盲目的工具》（C-10）。照片出自日本摄影师之手。年初，根据日本政府给出的官方数字，大约有25万人正在军中服役，共有17个步兵师团，190个炮筒口径不一的炮兵连，以及有1万兵力的空军。日本士兵被英国媒体冠以“盲目的工具”（the unquestioning instrument），讽刺之意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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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08:51
1934年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杨靖宇为军长兼政委。从1935年起，又先后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三、六军和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汤原游击总队等。这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基本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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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08:52
1930年，国民党向中央苏区发动反革命“围剿”，蒋介石令吉鸿昌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还给他送来了河南省主席委任状。不愿执行“中国人打中国人”政策的吉鸿昌拒绝接受命令，撕毁了委任状。为此他被蒋介石撤销职务，被迫“出国考察实业”，实则是变相流放国外。即使身在国外，吉鸿昌依旧每到一处都向侨胞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

　　淞沪抗战爆发后，吉鸿昌秘密回国。1933年吉鸿昌筹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攻克了塞外重镇多伦，击毙日伪千余人，声威大震。9月部队进入平北山区却陷入国民党军重围。为了保存抗日火种，吉鸿昌接受了国民党当局的调停条件，含泪离开了部队，抗日同盟军在日蒋夹击下失败了。

　　打麻将换座躲过刺杀

　　1933年10月，吉鸿昌秘密回到天津，他在法租界的家很快成为中共的秘密活动联络站，并于1934年5月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南京当局密令刺杀吉鸿昌等人。

　　11月9日，吉鸿昌在法租界国民大饭店与李宗仁的代表刘少南见面会谈，他们在45号房间内借打麻将牌掩护研究工作。特务们在楼道里佯装玩拍球游戏，并借口找球进屋侦察情况。当时吉鸿昌穿一身白裤褂离暖气较近。就在特务外出汇报之时屋里面打牌正好四圈结束，重新搬庄换门，吉鸿昌坐到对面去了。阴差阳错之下，闯进来的特务一枪击中坐在吉鸿昌刚才位置上的刘少南，子弹弹回后擦伤了吉鸿昌的肩膀。

　　法租界派巡捕以杀人嫌疑为由将吉鸿昌逮捕，秘密引渡到北平军分会，关押在北平陆军监狱。

　　为抗日而死“何惜此头”

　　1934年11月22日晚，北平军分会对吉鸿昌进行“军阀会审”。11月24日，蒋介石密电下令对吉鸿昌“就地枪决”。

　　就义时，吉鸿昌就像平时出门遛弯儿一样从容走向刑场，走着走着他忽然停了下来，捡起一根树枝，在刑场的土地上挥手写下了“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就义诗。

　　写罢，他对特务们说：“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

　　“你说怎么办？”特务们惊愕地问。

　　“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吉鸿昌说。

　　椅子搬来了，吉鸿昌面对枪口坐下，对拿枪的特务说：“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行刑的特务被他的凛然正气吓得发起抖来。“你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着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在我的身上！”持枪的特务都愣住了，只好走到前面去，和他脸对脸地举起了枪。

　　枪声响了，吉鸿昌仰靠在椅子上，在北平陆军监狱英勇就义，时年39岁。

　　人物小传

　　吉鸿昌（1895—1934）

　　河南扶沟人，字世五。1913年加入冯玉祥部，曾任宁夏省政府主席。1930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兼第三十军军长。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筹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北路前敌总指挥。1934年11月24日，在北平陆军监狱牺牲，时年3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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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09:15
塘沽停战协定

　　长城抗战后，南京政府持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政策，以黄乳北上主持政务，何应钦以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名义主持华北军事。

　　长城东线冷口失陷后，日军攻进长城。此时，蒋介石一心“剿共”，谋求对日妥协，派黄乳负责对日交涉。黄乳刚受命就在上海与日本人频繁接触，寻求妥协途径。这时何应钦、汪精卫等接连致电黄乳，要他加紧和日方接洽，“寻和平途径”。黄乳当即与日本武官根本博接洽。根本博表示，日本进攻不停，是因为中国军队对古北口的南天门日军阵地炮击之故。

　　5月13日，南天门守军受命撤至九松山一带。但日军并不以此为满足，几天间，又侵占了密云、牛栏山、平谷。滦东日军也西渡滦河，于5月16日占领唐山，并继续西犯至玉田、宝坻、三河，向平津进逼。5月24日，日军逼近顺义、通县、香河，北平处于日军三面包围之中。

　　5月23日，何（应钦）黄（乳）联名电：“唯各部队兼月作战，将士伤亡甚多，疲敝之余，战意已不坚决……而日人复以多金资助徐燮元、孙传芳、白坚武等失意军阀，有组织华北联治政府之议。熟权利害轻重，与其放充平津，使傀儡得资以组织伪政府，陷华北于万劫不复，何若协商停战，保全华北，徐图休养生息，以固党国之根基，较为利多害少。”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停战。

　　日本以侵占热河之目的业已达成，且鉴于国军之主力依然存在，尤因战场扩大，其兵力已感不足，第二步侵略计划尚待准备，遂有停战之议，并由英使出面斡旋。国民政府权衡全般情势，拟议暂时停战，特设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辖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与绥远五省，以及北平、天津、青岛三特别市。任命黄郛为委员长，与日方折冲停战。5月31日，中国以北平军分会参谋长熊斌中将为代表，日本以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少将为代表，在塘沽签立停战协议。

　　6月3日蒋介石在日记记：“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6月5日，蒋介石日记又记：“协定成立停战政策得告一段落，人民暂可安息；国际形势，当有进步。对内对外，得此整顿准备之余豫，其足为复兴之基乎！”为日后抗战做整顿准备。

　　《塘沽协定》的签订，使中国暂时失去了热河全省和冀东22个县的领土。据战后统计，中国军人死亡16725名，负伤24019名，而日军的伤亡仅2600名。中日双方伤亡的比例大大超过了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

　　长城抗战是1933年蒋介石指挥中国军队进行局部抗日的典型战争，蒋介石的妥协停战虽存在争议，但中央军的英勇抗战却不可抹灭。
协定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国军一律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尔后，不越过该线，又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况，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所示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且自动回到大致长城一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区域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本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盖印后，即发生效力。

　　《塘沽协定》的签订，把热河在内的整个东北四省出卖给了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把冀东、平北地区划为所谓缓冲区，主权已经丧失了一大半。

　　《塘沽协定》签字后，中国军队于6月上旬完全撤出协定第一项所列地区。日本关东军司令官于6月5日下达撤退命令。到6月19日，第六师、第八师撤退完毕，但将骑兵集团留置于玉田附近，铃木旅团留于密云一带。继续监视中国军队的行动，为尔后对中国提出进一步的侵略要求，保持军事压力。

　　《塘沽协定》的签订，结束了日军进攻热河及长城各口、冀东、平北的军事行动，中国军队英勇的长城抗战也以失败而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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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09:19
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华北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达成的**辱国的秘密协定。1935年5月29日，日本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借口天津日租界的《国权报》、《振报》两个亲日报社社长被暗杀和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进入滦东“非武装区域”而破坏了《塘沽协定》，向中国国民政府提出抗议，并从东北调遣日军入关，进行武力威胁。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和关东军代表酒井隆和高桥坦会见何应钦，提出取消河北省国民党所有党部、撤退河北的中国驻军、禁止全国一切反日活动的要求，并限三日答复。6月10日，何应钦约见高桥，口头答复并作了三点说明，保证以前约定的其他事项均切实履行。6月11日，国民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发表《敦睦邦交令》。同日，梅津美治郎将单方面拟定的《觉书》交何应钦，双方就《觉书》展开交涉。7月6日，何应钦经汪精卫同意，复函梅津美治郎，以“书面通知”的形式，“承诺” 日方的全部要求。梅津美治郎的《觉书》与何应钦的复函，史称《何梅协定》。该协定使河北省的主权大部分丧失。

　　梅津梅津美治郎致何应钦备忘录（1935年6月9日）

　　一、中国方面对于日本军曾经承认实行之事项如下：

　　﹝一﹞于学忠及张廷谔一派之罢免；

　　﹝二﹞蒋孝先、丁昌、曾扩情、何一飞之罢免；

　　﹝三﹞宪兵第三团之撤去；

　　﹝四﹞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之解散；

　　﹝五﹞日本方面所谓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国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

　　﹝六﹞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退，励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废；

　　﹝七﹞第五十一军撤退河北省外；

　　﹝八﹞第廿五师撤退河北省外，第廿五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

　　﹝九﹞中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

　　二、关于以上诸项之实行，并承认下记附带事项：

　　﹝一﹞与日本方面约定之事项，完全须在约定之期限内实行，更有使中、日关系不良之人员及机关，勿使重新进入。

　　﹝二﹞任命盛市等职员时，希望容纳日本方面之希望选用，不使中、日关系或为不良之人物。

　　﹝三﹞关于约定事项之实施，日本方面采取监视及纠察之手段。

　　以上为备忘起见，特以笔记送达。

　　此致何应钦阁下

　　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

　　昭和十年六月九日

　　何应钦复函﹝1935年7月6日﹞

　　敬启者，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

　　此致梅津司令官阁下

　　何应钦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七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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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09:21
两次“张北事件”导致《秦土协定》

1935年，已经占领东北的日军频频用武力威胁侵略华北。在此情形之下，国民政府除了勉强维持局面外，缺乏明确的应对方针。

　　针对国民政府的退让，日军则更加步步紧逼，并蓄意制造挑起争端的借口，从而引发了两次“张北事件”。

　　第一次“张北事件”

　　1934年10月，日本天津驻屯军中佐川口一行8人由张家口出发，前往多伦，沿途进行“视察”。

　　当时，为防御日本入侵，赵登禹率二十九军一三二师奉命驻扎在张北。26日午前10点左右，这伙日本人在途经张北县南门时，被一三二师卫队所阻止，进行例行检查。双方因为旅游护照的检验引起纠纷，在争执40分钟后，中方一名懂日语的人员赶到现场调解，随即准予放行，是为第一次“张北事件”。

　　日本立即借助此事大做文章，其驻张家口领事桥本以赵登禹部卫兵侮辱日本外交官、军官为由，先向二十九军参谋长张维藩提出抗议。几天后，日方又在北平向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提出抗议。

　　宋哲元为不给日军借口，于11月25日命赵登禹向日方道歉，11月29日，又免去当事者、实施检查的连长张书标职务。日方仍不罢休，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太郎乘机要求中国军队退到长城以内，“以免冲突”，但宋哲元回答说，此事应与中央政府交涉，婉拒了日方“要求”。

　　第二次“张北事件”

　　1935年5月31日，日本关东军驻阿巴嘎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派遣4人以旅游为名，乘汽车由多伦前往张家口，沿途偷绘地图。

　　6月5日下午4时，车至察哈尔张北县城北门时，赵登禹部哨兵让其停车，检查护照。但4人未带护照，只出示了多伦特务机关签发的身份证，哨兵遂将4人扣留，送该师军法处。

　　军法处询问了其来历，并以酒饭招待，同时向察哈尔省政府电话请示处理办法。省政府又向时在北平的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汇报。宋哲元为避免事态恶化，决定放行。

　　于是，4个日本人在6月6日上午11时被“礼送出境”，是为第二次“张北事件”。

　　日军认为再次抓住了借口，宣称4人在张北受到“非法监禁”，被“青龙刀威胁”，“还不给食物和寝具”。11日，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向中国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察省民政厅长）秦德纯提出三点“要求”：第二十九军向日军道歉；第一三二师参谋长撤职；惩办第一三二师军法处长。

　　日方还宣称在第一次“张北事件”时，宋哲元曾向日方允诺：日本人可以在察哈尔省自由旅行，不检查任何携带物。

　　对此，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反驳说：察哈尔省政府与日本领事曾有协议，日本人出入察哈尔省，须由日本领事致函察哈尔省政府，准发护照，方可通行。

　　但日本关东军决心利用此事，将具有“排日思想”的二十九军逐走。他们迅速在长春召集有关将领，商定了更为苛刻的“交涉”条件《对宋哲元交涉纲要》，并决定于6月17日交土肥原贤二，让他负责向宋哲元直接提出如下要求：一、二十九军移驻长城之西南，并不得再行“侵入”；二、将一切“排日机关”悉行解散；三、宋哲元向日方道歉，处罚责任者；四、上述事宜必须在两周内办竣，并限中方5天内答复，否则“将采取自由行动”。

　　国民政府得到报告后，于第二天立即公布免除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务，以民政厅厅长秦德纯代理省主席，宋哲元于20日离开张家口，这让土肥原失去了“交涉”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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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09:22
又一次退让

　　1935年6月23日晚间，土肥原以“私人拜会”为由闯入秦德纯在北平的住宅，和一直拒绝接见他的秦德纯会了面，提出实现拟定的“要求事项”，并在后面加上了“承认日满对蒙工作”、“招聘日本人为顾问”、“协助日本诸如建设机场，设置无线电台等军事设备”等6项“特别期待事项”。

　　在会谈中，土肥原还蛮横地说：“秦将军，你知道外交的后盾是什么？”秦德纯气得浑身发抖，大声回答：“那么，你们就派军队来进占察哈尔好了！二十九军就是剩下一兵一卒，也要拼战到底!”此时，秦德纯卷起了袖子，想要痛揍土肥原一顿，但一转念，如果揍了他则难以善后，又极力按捺住冲动，结果导致当场吐血，倒卧在沙发上。

　　秦德纯随即请示南京。6月26日夜，南京电示秦德纯以及军分会各委员：皆可酌情办理。结果对日军提出的要求，除“宋哲元谢罪”一项改为“向日军表示遗憾之意”外，秦德纯均予答应。

　　27日上午，秦德纯赴日使馆陆军武官室会晤土肥原，递交了书面答复。其内容如下：

　　一、关于“张北事件”，表示遗憾之意，将责任人免职；二、“将被认为对日中国交发生不良影响的机关”，从察哈尔省撤退；三、尊重日本方面在察哈尔省内的正当行为；四、将宋哲元军从昌平、延庆、大林堡至长城一线以东地区，及从独石口北面沿长城经张家口北面至张北线南面一线以北地区撤退。

　　事后，土肥原得意地向在北平的日本使馆参事官若杉要说，所谓“尊重日本方面在察哈尔省内的正当行为”，就是秦德纯口头答应了他提出的6项“特别期待事项”。

　　■链接

　　《秦土协定》签订后，宋哲元第二十九军从察哈尔省撤出，移驻河北省。1935年8月，赵登禹率一三二师撤出张北时，当地各界人士为部队送行，赵登禹临行发表演说道：“我深知，作为一个军人应该怎么去做。”同年12月,关东军以中方不履行《秦土协定》为借口，令李守信的伪军打头阵，占领了察北六县，张北人民开始了在日伪长达十年的统治下的艰难生活。有学者认为，《秦土协定》彻底改变了蒋介石对日本的想法，事后他说：“盖我处被动地位，而彼得寸进尺”，“此后对日再无迁就之必要”。协定签署后的当年11月，蒋介石在庐山召见秦德纯，秦力图对自己签订这样蒙辱条约向蒋解释。蒋只是说：不用解释了，这事不能怨你，同时对秦大加慰勉。在日本投降后，土肥原作为甲级战犯在远东国际法庭上受审，秦德纯作为出席法庭的主要证人，将这段历史公之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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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09:25
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 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在1934年秋之后，随着中央红军开始向西撤退并被迫进行长征，蒋介石南京政府也乘机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了一向处于半割据状态的云、贵、川、康等西南各省。一方面红军越走越远，并又接连放弃了川陕及湘鄂川黔两大根据地，被迫折向西北，远离了国民党的战略要地；另一方面蒋介石乘机扫除异己，并“将一向不统一的川滇黔三省统一起来”了 。如此一来，国民党既去了所谓“心腹之患”，又极大地扩展了其势力范围，奠定了所谓“民族复兴的根据地” ，蒋介石的地位及势力也随之愈益巩固和增强，其“安内”及“统一”的目的也明显接近于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也开始有了某些变化。1934年夏，当第五次围剿的军事形势已完全明朗之后，他就已经开始认真考虑对苏交涉问题了，甚至开始考虑与苏联签订秘密军事协定或互助条约的可能性。而其军事部署上，也似乎有了由所谓“剿匪”转为“以抗倭为中心”的倾向。 蒋介石于1935年秘密调集大批部队构筑由苏州、常熟、嘉兴、江阴等地，向长江两岸及黄河流域逐次推进的以南京为中心的大型防御体系。同年，蒋并下令成立“陆军整理处”，准备四年内整理陆军六十个师。不仅如此，当日军进一步威胁平津华北地区时，蒋竟以演习为名，先后向平汉路南段沿线及京沪线南段沿线调集了二十余万中央军，开始把非嫡系的地方军队调去应付残存在南方等地的共产党小股武装了。这种情况都表明，蒋介石似乎越来越开始把来自日本的威胁放在了更重要的地位，对共产党的威胁则不那么担心了。

　　当然，至少在1935年间，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情形还是很明显的，蒋介石中央势力的迅速增长，对地方实力派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因此反蒋的情绪和力量还是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以抗日为号召来组织反蒋统一战线还是有些号召力的。在这一年的7、8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了新的统一战线政策，方便了中共调整转变自己的政策和策略，出于现实政策需要的考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开始部分地改变了对苏维埃革命的宣传手法。还在这一年3月间，原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一些反蒋头面人物，在宣布赞同共产党人的最高纲领和决心以共产党为“唯一的真正的同盟”之际，就明确表示过希望中共能够放弃还不适宜作为直接斗争目标的苏维埃革命的方针。 尽管王明等人最初对此还难以接受，但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之后不久，他们还是从七大那些关于必须以苏维埃为中心之类的空洞口号上退了下来。特别是在了解到红军全部主力都已退去西南和西北地区之后，他们显然已经意识到，依据目前的局势和红军现有的力量，仅仅作出某些策略手法上的变化是远远不够的。即使不是苏维埃革命方针应当改变的话，对苏维埃政策进行一些调整无论如何都是必需的。否则，共产党人就绝不可能与各个反蒋派别建立起统一战线来。

　　9月，中共代表团举行会议，决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明确肯定要以反日为号召，同一切反日的力量实行联合。10月1日，中共代表团在自己的机关报《救国时报》上，以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集中一切国力”，“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为领土完整而战！”“为人权自由而战！”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讲的是外争高于内争，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公开把各种反日反蒋势力，“不管什么阶级”、“不管什么党” ，统统看做“兄弟”或“同胞”，并且提出为“民族”、“国家”、“领土”乃至“人权自由”而战的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色彩的政治口号，这标志着共产党人正在从早先“彻底革命”的立场上大踏步后退，甚至在从共产国际七大的立场上在后退了。

　　可以了解的是，中共代表团已经渐渐注意到，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只承认共产党和工农劳苦大众的革命性，将其他党派和阶级统统视为反革命的狭隘观念。为此，首先就必须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给予工农劳苦大众以外的阶级，即“所有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以及一切真正参加抗日救国的武装斗争的人”以公民权；使“不反对苏维埃政权而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底非共产主义的党派、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能够享有民主权利和自由”，而他们的代表，包括资产阶级出身的专门人才，则应允许参加苏维埃政权及其机关工作。同时，应当停止剥夺富农和商人的政策，停止侵犯小土地所有者和私人工商业，等等，以便“使我们的政策，具有明确的人民性质和深刻的民族性质”。只有这样，才能使苏维埃本身适应目前策略变动的需要。

　　以往的工农苏维埃自此失去存在的可能了，“人民苏维埃”的口号被提了出来。尽管“苏维埃”的形式及旗帜依旧保持着，但从“工农”到“人民”这一阶级范畴的大幅度变动，明显地改变了此前苏维埃革命的内容与目标，从而就在根本上动摇了以彻底性为其最重要特征的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和政策。由此一来，渐渐地，苏维埃作为一种革命形式，只不过是共产党人用以保持与蒋介石南京政权对立的一种革命标志罢了。策略上的转变导致政策方针的根本性变化，这是人们最初始料所不及，又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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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09:26
日本提出对华三原则 对华政策的表里不一

1935年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对华三原则。这三原则为﹕“日中提携﹑承认满洲国﹑共同防共。”

　　日本在外交谈判中坚持“广田三原则”

　　在双方提出了各自的“三原则”之后，中日首先在东京，后来主要在南京，进行了关于“三原则”的外交谈判。

　　接到蒋作宾向外交部的报告后，10月9、10日，南京政府以汪精卫为首的少数干部，对此进行了研究，并于10日向蒋作宾发出了“蒸电”。蒋介石收悉后，于13日急电汪精卫，指出：如果日方三原则“为所传要求放弃以夷制夷之外交，尊重伪满与联盟防赤之三条，则形式似较减轻，而其内容即为脱退国联，承认伪国与联盟对俄之变相，亦即实施此内容之第一步也。故其意义深重，不得不郑重考虑……我方应立对案之原则。”南京政府遂以极其慎重的态度，经过反复考虑，研究出了对案，并于18日由外交部训令蒋作宾。同日，蒋介石以杨永泰的名义，两次致电蒋作宾，对于外交部的上述指示进行了多处重要的修正：“愿与日本协议有效之方法”之“愿”字改为“拟”字；“但应于互尊主权独立原则下行之”改为“但必须于不妨碍中国之主权独立原则下行之”；“至于中国所提三大原则，切盼早日商议实行”改为“但必须于中国所提三大原则为实施之前提”；将“至于中国北部边境一带至独立原则之下行之”删去，改为“故依此原则可与日本协议有效之方法”；删去“对于在各省滋扰之赤匪”；对于“中国北部边境一带应如何防范，中国拟与日本协议有效之方法，但必须不妨碍中国主权独立原则下行之”一句，只可以作为口头说明，若其有备忘录，则依照以上所说修改之。蒋氏的上述修正，恰是攸关“三原则”特别是华北问题的重要之处。

　　10月21日，蒋作宾大使与广田外相在东京进行了第四次会谈。蒋作宾首先宣读了国民政府20日的文字答复，其中再次复述了9月7日中方提出的三原则、日方10月7日提出的三点要求，并表示如果日本完全实行中方三原则，中国也对于日方三原则表明答复意见；最后并严正指出：他本人9月7日代表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切条项，日本必须实行，除满洲问题以外，一切必须恢复到九一八以前的状态。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以文字照会的形式，正式向日方表示的答复意见。④ 随后，广田外相与蒋作宾进行了会谈。⑤ 对于中国政府的正式明确回答，广田“概括的谓为空无一物”；并再次指出：中方以日方首先同意中国三原则之后再来承认日方三原则，这“与日本政府之意思相差尚远”。此次会谈，是中日在东京进行的最重要的一次谈判。中方以再次明确提出三原则并要求日方首先实行中方的三原则，拒绝了日方的三原则；日方不接受中方的三原则，并仍然坚持自己的三原则。故此次谈判并无结果，只不过成为中日各自表达立场的机会。

　　10月28日，蒋作宾大使因奉命将于31日回国，在向广田外相辞行时，双方进行了第五次会谈。在谈到“三原则”问题时，广田指出：中方三原则之宗旨，与此前王宠惠所提大致相同。他并特别说明：日方三原则系经外务省与陆海军等部门充分协商后决定的，今后仍将据此进行。蒋作宾回国之后，中国驻日使馆代办丁绍伋与日本外务次官重光葵，继续在东京进行谈判，但中日会谈的主要舞台已转到了南京。

　　蒋作宾回国之后，南京方面因忙于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五全大会的召开，关于“三原则”的谈判一时沉寂下来。但日本方面鉴于华北局势的迅速发展，却急于开始同南京政府进行谈判。11月11日，广田外相训令其驻华大使有吉明迅速赶赴南京，向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方面要人，说明日本方面的三原则，以努力实现日方之目的。日方主动将三原则谈判的舞台，转移到了南京。

　　对于日本当时急于推行的三原则谈判，中国政府在既不能拒绝，又不能接受的情况下，继续与之进行外交谈判，企图以此挽救华北危局。在国民党五全大会确定了对日方针并获得了其外交授权之后，11月20日，蒋介石在南京接见了有吉明大使。他对于日本的三原则表示：“个人意见赞成，无有对案。但三原则中之二、三两项交涉华北问题，故必须中央派大员赴华北主持军民两政，方能与日方负责人员进行商讨。”⑥ 蒋氏企图以个人同意日本三原则，来制止日本策动的华北“自治”，并实质上否认其三原则的根本实行。他在当日日记中不无得意地写道：“下午见有吉对华北事，力排其妄言与威胁，乃得相当之结果。”

　　听者有心。日本政府抓住其曲解的蒋介石同意其“三原则”这一点，企图加速进行外交谈判，以求中方首先认可其“三原则”，进而掩护其“华北自治工作”。22日，广田外相训令有吉大使，要他抓住蒋介石既已同意的事实，继续推进关于三原则的谈判，并特别说明：此电已经与陆、海军方面进行了协商。

　　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之后，12月16日兼任行政院长的蒋介石，选任张群为外交部长。张群决定采取主动与日本外交当局谈判的战略：在交涉方式上，继续由两国外交官以外交方式办理；但在交涉内容上则有较大的转变，即进行中日两国关系的整体调整。他的主张其实也来自于当时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的建议。⑦ 于是，中国政府在南京主动发起了与日本的调整国交谈判。

　　12月20日，张群部长主动约见有吉明大使，与其进行了“调整中日关系”的首次会谈。根据中方的记录，张群首先表示“愿以最大之努力商讨中日间整个关系之调整”，有吉则以现在许多小问题未解决而难求整个问题之解决，进而提出继续谈判三原则，并提出11月20日蒋介石表示过无条件赞成日本三原则的问题。张群答曰：“蒋委员长言无对案，系对三原则之实施而言，绝非无条件的赞同。”他再次提议“与其谈抽象之原则，不如谈具体之办法”，并在与有吉就华北问题进行商谈后表示：日本必须停止在华北的一切活动，否则一切问题将无从解决。可见，张群是以首先解决华北问题，再次打破了日本纠缠于“三原则”问题以及“先决定原则，再解决具体问题”的谈判企图。但是对于中方提议的调整国交谈判，有吉明先以其并无全权、将转达于政府，继以其不常驻南京等由，搪塞敷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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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09:27
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爆发 现抗日救亡新高潮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他们在东北地区推行殖民地化统治的同时，利用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把侵略魔爪一步步伸向华北，民族危机日益严重。

　　华北，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1935年五六月间，日本侵略者密谋策划，在天津和河北等地制造事端，并以武力相威胁，先后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接受达成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把包括平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日本。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策动所谓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策划成立由其直接控制的傀儡政权，全面在华北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侵略，“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激起北平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慨。

　　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向华北大地之时，中国共产党人向劳动大众发出抵御侵略、保卫华北的号召。1935年，中共河北省委多次发出通知、宣言，要求华北地区各级党组织，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并对北平市领导机构进行改组，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加强了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11月，在彭涛、周小舟、谷景生、姚依林等人的领导下，北平大中学校学生成立了“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女一中学生郭明秋为主席，姚依林为秘书长。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在学联建立了党团，彭涛为书记。

　　1935年12月6日，北平学联召开代表会，通过并发表了《北平市学生联合会成立宣言》。随即，平津15所大中学校联合发出通电，反对“防共自治”，要求政府讨伐汉奸殷汝耕，动员全国人民抵抗日本的侵略。就在这天，传来了在日本侵略者逼迫下将于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广大同学和各界进步人士极为震惊。12月7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下，北平学联决定于9日举行学生大请愿，反对“华北自治”。8日，彭涛、姚依林、郭明秋、黄敬、孙敬文等人开会研究，决定由黄敬任游行队伍总指挥，姚依林、郭明秋进行队外指挥。

　　走上抗日救亡的街头

　　12月9日凌晨，广大爱国学生的抗日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学生举着大旗和标语，分别朝着新华门进发。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近千名爱国学生离城较远，到达西直门时，城门已被军警关闭，请愿队伍无法进城。两校学生就在西直门一带召开群众大会，向附近居民和守城军警进行抗日宣传。

　　上午10点半，新华门前汇集了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东北大学等十多所学校1000多人的请愿队伍。新华门紧闭着，门前排列着警车和架着机关枪的摩托车，军警宪兵手持刀枪杀气腾腾。请愿学生高举着旗帜，手持标语，高呼抗日救国口号。推选董毓华、宋黎和于刚等12人为代表，要求面见何应钦，并提出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停止内战、立即释放被捕学生等6项要求。上午11时，何应钦的秘书侯成出来与学生会面，对学生提出的要求一味敷衍搪塞，为国民党对日妥协对内反共政策百般狡辩。同学们对其答复极为愤慨，振臂高呼“打倒卖国贼”，“请愿不成，我们示威游行去”，宋黎被推举为游行队伍的总指挥。

　　当游行队伍行至西单牌楼平津卫戍司令部附近时，遇到军警的阻拦和袭击。同学们不畏强暴，高呼抗日救国口号，继续前进，队伍也越来越壮大。北京大学的许德珩、中国大学的吴承仕等教授和当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斯诺夫妇也参加了游行示威。国内外许多报社的记者随行采访。队伍经西四、护国寺、地安门、沙滩抵达王府井大街时，已扩大到四五千人。王府井大街南口布满了军警，挥舞皮鞭、木棍，凶狠地抽打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同学们与军警展开了搏斗，当场有数十人被捕。在国民党当局的血腥镇压下，游行示威队伍被冲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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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09:29
汹涌澎湃的救亡怒潮

　　“一二·九”的抗日怒吼，震撼了古都北平，很快传遍了国内外。中共北平市临时工委、北平市学联及时总结，对下一步行动进行部署。12月11日，全市各大中学校学生联合罢课。国民党当局对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极为恐慌，下令严禁学生的爱国行为，还派军警封锁一些重点学校。但爱国学生的抗日烈火是扑不灭的。中共北平临时工委获知国民党当局不顾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仍然决定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决定在这一天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12月16日清晨，北平爱国学生1万余人陆续走上街头，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大示威爆发了。示威游行队伍共分为4个大队，分别由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率领从不同方向前进，途中冲破军警的封锁阻拦，最后在天桥会合。上午11时许，北平爱国学生和广大工人、农民、市民3万余人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会场旗帜飘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天空。市民大会结束后，1万多名爱国学生整队向前门方向行进。学生们手挽着手，不断高呼抗日救国口号，向街道两旁的市民和行人散发传单。市民们热情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有的送来开水和食物，有的自动加入了游行队伍。

　　游行队伍抵达前门时，遇到大批军警和保安队的阻截，爱国学生就在前门火车站广场举行第二次市民大会。大会决定继续进内城示威游行，并派代表与军警交涉，要求打开城门。当局为了分割示威游行队伍，答应让一部分学生从前门进城，但大部分学生须从和平门和宣武门入城。下午4时，黄敬率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校部分同学由前门入城后，城门马上关闭了。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东北大学、北平大学等校同学沿着西河沿赴和平门和宣武门。但城门都已紧闭，同学们多次试图撞开城门，均未成功。后来几经交涉，军警答应以清华、燕京大学的队伍先撤走为条件，可以打开城门让其他学校的学生入城。此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当两校队伍离开后，城外四周的路灯全部熄灭，大批军警挥刀舞棍从四面八方向学生扑过来，许多人遭到毒打。由前门入城的学生想去宣武门接应，当走到西单绒线胡同西口时，遭到大批军警扑打，数十名学生被砍伤，街道上血迹斑斑，惨不忍睹。在“一二·一六”大示威中，全市学生共有22人被捕，300余人受伤，再一次暴露了反动当局的凶残面目。

　　支持声援北平爱国学生

　　北平学生的爱国斗争，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得到了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响应，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12月18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6所大学的校长，联名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同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向全国工人紧急呼吁援助学生救国运动，各地工人纷纷举行罢工，支持学生斗争。20日，共青团中央发表宣言，号召青年学生深入到工农群众中扩大抗日救国运动。各地社团组织纷纷发表通电和宣言，声援北平学生爱国运动。宋庆龄、鲁迅、马相伯、沈钧儒、王造时、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李公朴、史良等爱国知名人士纷纷表示支持。宋庆龄从上海寄给北平学联100多元钱，作为开展抗日救国工作的费用。鲁迅于12月18日至19日夜，撰文热情赞扬爱国学生的英勇斗争精神，并寄以“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殷切希望。12月26日，陕甘苏区各界民众举行集会，声援北平和各地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在北平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学生群起响应。一时间，在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到处响彻抗日救亡的号角。

　　两次游行示威之后，在党的领导下，北平学联成立了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工厂农村，发动各地工农士兵群众开展反日反蒋斗争，也使爱国学生们得到了锻炼和教育。1936年，南下扩大宣传团在北平召开团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改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是党领导成立的先进青年组织。它的诞生和发展，大大推动了“一二·九”运动的深入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由北平爱国学生首倡，迅速席卷全国的“一二·九”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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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09:30
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与抗日民族建立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战胜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法宝。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即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坚决抗日,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

　　1933年1月,榆关失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即宣布,为抵御日本帝国主 义侵入华北,工农红军愿在“共同抗日”三条件下与国内任何军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

　　红军长征途中,正是日本侵略者企图独占华北,中华民族十分危急之时。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民族的希望,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际,立即实现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民族革命战争战略转变的任务。

　　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统一战线”问题,并于12月6日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拉开了从内战到抗战这一伟大战略转变的序幕。

　　1935年12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具体分析了国内外形势,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从中国实际出发,正式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决议》指出,在新的民族革命高潮下,不仅工人、农民、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抗日的基本力量,而且“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与军阀”,也有“直接参加”反日战争的可能,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可能发生分化。《决议》指出要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和上层的)”。“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反对当前主要敌人,“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革命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反日的爱国者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此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又适时调整其政策。1936年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要与蒋联合,与南京合作,主动放弃“抗日反蒋”口号,实行“逼蒋抗日”方针。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和南京谈判”的条件,认为南京政府真正抗日,给抗日的民主,我们就同它讲统一,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同意取消红军名义、取消苏维埃名称,但要保证红军部队和根据地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提出停止内战、抗日民主、发动抗战等实际问题作为谈判条件。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当此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逼蒋抗日”的方针,力主和平解决,主动作出“放蒋”决策,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不仅如此,在内战危机迫在眉睫,西安形势十分险峻的时刻,中共中央派张闻天于1月27日亲自秘密到达西安,同周恩来、博古和彭德怀、王稼祥共商解决内战危机的办法。当西安方面和战之争更为激烈,内战一触即发之际,毛泽东、朱德又提出以“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的态度争取最后的和平。终于保持了有利于团结抗日的和平局面。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发出《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表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方针下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确定为“国策”,则中共愿作出停止武装暴动、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等“四项保证”。为了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作了很大的让步,其目的在于促成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接受了中共的要求,确定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政策,但仍然没有放弃限制、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企图。这就决定了从重开谈判到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建立,必然要经过很多尖锐复杂、迂回曲折的斗争。从1937年2月9日起恢复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谈判,持续了半年时间,经历了五个主要回合。在所有这些谈判中,周恩来一直是同国民党代表和蒋介石面对面进行谈判的主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张闻天则自始至终指导着谈判的进行。当8月周恩来、朱德、博古在南京出席国防会议并同蒋介石进行第四轮谈判时,正值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威逼南京。大势所趋,蒋介石只得顺应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历史潮流,作出让步。国共谈判结果,不仅达成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三个师之上设总指挥部的协议,还达成将长江南北的红军改编为新编第四军,在南京出版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在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设立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释放政治犯等协议。

　　根据国共双方商定,1937年9月22日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谈话,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建立。中国的政治形势从准备举国抗战的阶段跨入了实行举国抗战的新阶段。中国共产党推动了国共合作谈判,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在红军、苏区方面,在取消名义、接受改编和统一指挥、统一领导的前提下,保持了共产党对红军和苏区的绝对领导;在国共两党关系方面,共产党取得了公开合法地位又保持了独立性。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和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并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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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09:31
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辉煌胜利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自觉地、主动地推进这一历史进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国上下一致的信任。中国共产党从此公开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为具有崇高威望的、全国的、群众性的党。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原因和宝贵的经验是:

　　第一,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了推动国民党政府抗日,不惜捐弃前仇,放弃红军、苏区名义,接受改编,承认蒋介石的统一指挥。但同时在统一战线中又坚持独立自主,保持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把人民武装和根据地置于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不仅使国民党、蒋介石溶共限共的政策归于失败,而且在抗日战争中击退其制造的反共高潮,不断发展壮大。

　　第二,中国共产党已经克服了将共产国际指示教条化、神圣化的幼稚,成为一个成熟的党。它能够正确处理同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系,自觉地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加以贯彻。这是国共合作得以成立、抗日战争得以胜利的根本保证。

　　第三,在实际斗争中认清最主要的敌人和最主要的联合对手,实行策略转变。首先是把打击目标集中于日本帝国主义,国内外一切反日力量都在统一战线范围以内,参加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关键意义的对蒋方针上,中共中央听取共产国际的意见,采纳张学良的建议,确认其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力量,统一战线联合的主要对手。中共对蒋方针即由“抗日反蒋”改变为“逼蒋抗日”。蒋氏和国民党、南京政府在客观形势的变化直接威胁其代表的英、美等国和江浙财团利益的情况下,也不得不转变其政策,接受中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在某种情势下甚至还采取一定的主动,作出一定的让步。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成立,是在维护民族根本利益、抗击日本侵略者这一共同基础之上国共双方互动的结果。

　　第四,不断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是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物质基础。红军东征取得胜利,又实现了三大主力会师。同时,红军同东北军、西北军结成三位一体,在西北形成一股巨大的共同抗日的武装力量。同国民党各派各军在共同抗日基础上的联合工作也有很大进展。所有这些,都是蒋氏不得不将共产党作为主要谈判对手,与共产党再次合作的重要原因。

　　第五,紧跟形势发展,抓住时局变化带来的有利时机,在正确认识其性质、矛盾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灵活运用各种策略,调动各种积极因素,推动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向抗日的方向发展,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步一步走向成功。

　　第六,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合作,发扬党内民主,克服党内矛盾,及时纠正认识的不足和偏差,调整党的策略方针,在克服矛盾、解决分歧、纠正错误的过程中,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发展,使党和人民武装在对日军作战的不断胜利中巩固和壮大。

　　国共合作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取得完全胜利的历史,不论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历史上,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是光辉的一页。它昭示所有炎黄子孙,发扬国共两党为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共同合作的优良传统,携起手来,为祖国的统一和中华的振兴而团结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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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09:33
日本二二六兵变300名叛军刺杀首相竟杀错人

日本军内皇道派法西斯青年军官发动的一次政变。

　　1932年5月15日，日本法西斯少壮派军人曾袭击首相官邻和警视厅等地方，击毙首相犬养毅，要求成立军人内阁未成。此时法西斯势力进一步扩展。

　　参加“二·二六”事变的日本军人

　　1936年2月26日，日本法西斯军官纠集1400多名官兵发动政变，占领政府重要机关，袭击高级官吏住宅，杀死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等人，并向陆军大臣提出兵谏，要求成立军人政府，实行法西斯独裁。

　　陆军当局利用政府核。动机关瘫痪之机发布成严令，掌握了政府的大部分行政权。

　　政变至2月29日被镇压。

　　广田弘毅

　　二·二六事件发生后，组成了广田弘毅内阁，这实际上是法西斯军阀为核心的新内阁，使军部与财间结成一体。实现了军财联袂确立了军部在内阁的统治地位，从而使日本大大加速了发动全面侵略的战争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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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09:34
绥远抗战：英勇抗战 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

绥远位于中国北部，是日本扩张侵略野心，征服中国乃至称霸世界努力争取的战略要地之一。

　　1936年春，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伪满军侵占中国察北6县。与此同时派遣大量日军军官担任伪军部队的训练和作战指挥，补给伪军大批军需品，令附敌的蒙族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所部驻嘉卜寺，李守信部驻张北及庙滩，王英部驻尚义，伪蒙古军第七师驻百灵庙，并抽调伪满骑兵5000人由热河东部开驻察北多伦、平定堡地区，企图集中兵力侵占绥远。

　　6月，日本派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访问”绥远。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在省政府接见坂垣。坂垣征四郎要傅“改善”日、华关系，并表示日本将给予全力支持。傅作义正告坂垣说：华北是中国的领土，绝不许任何人出来搞一个独立局面。内蒙和绥远都是中国的领土，不许任何人来分割独立，也不许任何人来侵占蹂躏。坂垣的离间阴谋未能得逞，第二天只得扫兴而去。

　　8月7日，伪蒙军李守信部约2万人进犯绥东陶林。8月10日，日军由热河开抵张北。8月14日，毛泽东致电傅作义，指出：“迩者李信卓什海（卓什海即卓特马札普，当时任伪蒙古军副司令—引者）向绥远进迫，德王帝不啻溥仪，蒙古傀儡国之出演，咄咄逼人。日本帝国主义卧塌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他还指出：“近日红军渐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联魏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毛泽东希望能互派代表，速定抗日救亡大计。傅作义得此信后，益加坚定了抗日救亡的决心。8月15日，伪军进犯集宁，遭到傅作义部的坚决反击。

　　11月5日，日本侵略者在嘉卜寺召开侵绥军事会议。会议由日本关东军派遣的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主持，参加人员有：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王英以及卓古海、张海鹏等。会议于11月7日闭幕，决定以王英、李守信两部为主力进犯绥远。会后关东军派出飞机多架集结于张北及商都机场，每天飞到绥东及武川一带，进行侦察活动。敌伪总兵力号称4万。傅作义得知上述情况后，决心奋起抗击侵略者。他对各界人士发表谈话指出：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和李守信，匪首王英等，既已决心背叛祖国，甘心出卖国家民族，认贼作父，妄图进犯绥蒙边疆，我们自应不计任何牺牲，坚决进行反击。我们一定要作好一切准备，为完成抗战救国的伟大任务而奋斗。11月8日晚，傅作义在总部会议室召开营长以上军官秘密军事会议，商讨抗战对策。确定绥东红格尔图方面的作战，由第二一八旅旅长董其武负责，进击绥北之敌的任务，由第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负责。

　　11月12日，日本侵略者命令王英为前敌总指挥，率领石玉山、杨守城两个骑兵旅及金甲三步兵旅和两个炮兵连等部，向红格尔图进犯。日军还派出飞机3架轰炸红格尔图守军阵地，掩护伪军进攻。

　　红格尔图是绥远省陶林县北面160里的一个不大的村镇，居民约百余户，是绥北的门户，具有重要军事价值。防守红格尔图的中国军队，仅有一个步兵连、两个骑兵连，另有当地自卫队百余名。11月13日夜，敌伪先头部队同守军发生前哨战斗，被守军击退。14日上午8时，日伪军千余名，在日飞机大炮掩护下猛烈进攻。守军奋勇抵抗，战至下午5时，将敌击退。15日晨6时，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亲自指挥李守信的伪骑兵第二师尹宝山部，王英的石玉山、杨守诚两骑兵旅、金甲三步兵旅共5000余兵力，在野炮、装甲车、飞机掩护下，向红格尔图守军阵地轮番轰炸，猛烈攻击，先后冲锋达7次之多，战至下午6时，又被守军击退。这一天守军英勇抗击，军民戮力同心，战斗情绪极为高涨。当地群众帮助守军修工事，抬伤兵，运子弹，送水送饭，激励士气。15日晚，中方骑兵第二团两个连星夜驰往增援，守军士气更为高昂。16日至18日，日伪军连续猛攻，均未得逞。守军阵地坚固，官兵抱着誓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个个英勇奋发，越战越强，不时跳出战壕，同敌军拼杀。日伪军死者遗尸遍地，生者狼狈逃窜。

　　当战斗激烈进行时，傅作义亲往集宁前线指挥，令董其武率部突袭日伪军。19日晨2时，董指挥3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及炮兵营等部，围歼日伪军。敌仓促应战，激战至拂晓，狼狈溃退。红格尔图战役自11月13日开始至19日结束，战斗7昼夜，打退了日伪军的进攻，摧毁了田中隆吉和王英的指挥所，缴获大量军用物资。王英连自己乘坐的马车也未及带走。

　　红格尔图战役的胜利，大大鼓舞了中国军队的士气，为尔后收复百有的材料认为，红格尔图作战时前线总指挥为彭毓斌，董其武为副总指挥；百灵庙作战时前线总指挥为孙长胜，孙兰峰为副总指挥。灵庙之战打下了胜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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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09:35
红格尔图战役后，日伪深恐中国军队捣毁其伪政权，除派王英部进占大庙，增强百灵庙外围防御力量外，并令伪蒙军第七师在百灵庙构筑工事，积极备战。决定再增派日本军官200余人，补充各伪军部队任指导官。另外，还拟抽调伪满及日军一部，由赤峰开往多伦、商都、百灵庙等地，待机进犯绥东、绥北。

　　百灵庙是绥远省乌兰察布盟草原上的一个有名的太庙，在绥远省会归绥城西北340余华里，地势险要，建筑宏伟，四周群山环绕，两旁各有小河一条（一为女儿河，一为百灵河），南通归绥、包头，东连察哈尔，西达宁夏，西北沿草地可抵新疆，北与外蒙接壤。百里之内，都是一片起伏不平的旷野草原地带，人烟稀少，无水可吃，唯独这个庙上有水，所以这里便成为绥远北部的宗教、经济与交通中心。庙内经常有喇嘛五六百人，庙东是商业区。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投靠日本侵略军后，即企图以百灵庙为其在绥远北部的根据地。

　　日军在这里驻有特务机关长胜岛领导下的军事人员。他们把百灵庙这个地方作为进攻绥远的基地，运来大批粮秣弹药。伪蒙军李守信部骑兵约3000人，在周围山上筑有工事。

　　傅作义得知敌人的企图后，决定在敌伪发动进攻前，以远距离奔袭战术，先发制人，出敌不意，将百灵庙收复，以毁其巢穴，破坏其狂妄计划，保卫国土。傅在归绥新城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决定，集中3个骑兵团、3个步兵团及炮兵、装甲车分队一部，由骑兵第二师师长孙长胜、步兵第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分别任前敌正副总指挥，进行收复百灵庙的战役。会后，各参战部队即向百灵庙以南35公里的二分子镇附近集结。11月23日夜，各部队官兵斗志昂扬。冒着零下20度的气温和没膝的积雪，开进至敌军阵地前沿，于24日零时开始攻击。由于部队行动秘密，日伪军事前毫无察觉，听见枪声才慌忙进行抵抗。正当进攻部队向纵深突击时，日本特务机关长胜岛角芳亲自拔刀督战，并向女儿山阵地增加轻重机枪10余挺，以猛烈火力阻止突击部队前进。前敌总指挥部为争取拂晓前歼灭该部敌军，避免天明后敌地面和空中增援赶到，即令山炮营向前推进，集中火力摧毁女儿山敌机枪阵地，装甲车掩护步兵攻击前进。不料正行进中，最前面的装甲车兵驾驶兵被敌弹击中身亡，第二辆装甲车被敌用手榴弹炸毁，驾驶兵受伤，这个受伤的驾驶员，冒弹爬进第一辆装甲车，开足马力向敌猛冲。继而攻击部队6辆满载步兵的汽车也由土山口冲入。敌军不支纷向庙内败退，攻击部队跟踪冲入庙内。敌阵地不久即被摧毁，装甲车及步兵由东南土山口冲入，这时骑兵团亦攻占北山，控制了飞机场，并将敌后路切断。此时，伪蒙军官兵20余人在战场起义，调转枪口向日军指挥官射击。胜岛角芳和伪蒙军师长穆克登宝见大势已去，慌忙乘汽车逃窜。攻击部队乘敌混乱，展开分割包围。激战至24日上午，全歼日伪军，收复了百灵庙，共毙敌伪300余人，其中日军20余人，伤敌伪600余人，俘敌伪4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12月3日，日伪军集中4000余人反攻百灵庙被守军击溃，毙伤日伪军500余人，俘敌200余人，并击毙其副司令雷中田。日伪军两次战役失败后，王英部大部分官兵深感跟着匪首王英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当汉奸，出卖国家民族，遭到国人的唾弃，毫无出路，故多数都想脱离日伪，回返祖国怀抱，并与我方秘密联系，接洽投诚。金宪章、石玉山两旅，乘中国军队击退日伪反攻之机，于12月8、9两日，先将在该部的日军指导官小滨大校等30余人全部处死，将伪蒙骑兵第七师穆克登宝残部悉数解决，并将该部的枪械、弹药以及一切军用品全部缴获，全部开往指定地点集结，于10日正式通电反正。这两个旅共有步、骑兵10个团，反正后即开往绥北乌兰花一带，整顿改编。

　　这时，傅作义决意乘胜收复大庙，彻底肃清大青山以北日伪军一部，因而令骑兵旅经乌兰花向大庙逼近。12月9日，金宪章、石玉山两部反正后，傅作义即下令围攻大庙，残余日伪军部队如惊弓之鸟，稍一接触，即向草地溃退。中国军队除派骑兵一部跟踪追击外，于当日上午10时，收复了日伪进犯百灵庙的根据地大庙。至此，百灵庙战役全部结束。

　　12月17日，匪首王英部所属安华亭、王子修两旅长也率部反正，开至兴和县榆树乡一带集结待命。

　　收复百灵庙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各报纸纷纷刊发号外，人心振奋，万众欢腾，各地人民发起了援绥抗日运动。国内外向绥远前线抗日将士祝贺与慰问的电信，如雪片飞来。北平、上海、天津、西安、武汉等大城市的人民团体代表，携带慰问品和捐款，到前方慰劳军队。

　　绥远抗战初期，凊华、燕京大学代表团在文学院长梅令贻、著名教授朱自清的率领下，前往绥远慰问；明确表示：“以前为内战牺牲之士兵亦不在少数，然后方民众从未慰问过，因为那是无价值的内战；这次则是为民族生存而战，为民族争人格而战，所以我们前来慰问。”北平的学生们致电国民党政府，为傅作义将军请求嘉奖。清华、燕京等校学生还发起一个“万件皮衣”运动，为绥远抗日将士募捐、缝制寒衣。在上海，35种杂志联合发起了“以一日援绥”的募捐活动。一位东北军官遗孀，捐出家里资财数十万以作援绥抗战款。在山东，孔子的后代、年仅10岁的女孩孔德恭在捐款附言中写道：“吾兄德成已节用捐款，我亦中国一分子也，杀贼无力，保国有心，附国币伍元。”海外侨胞也积极援助绥远抗战。当时吴玉章主办的《救国日报》曾作为旅欧华侨捐款的联络点。11月20日，伦敦华商协会汇来2000元捐款，办理手续的中国银行职员又添加了自己的“一日援绥款”汇至绥远。到12月底，各地汇至绥远的捐款300万元以上，相当于绥远平时一年的军费。处于抗战前线的绥远人民，除了踊跃参军参战外，还积极参加了援军、医院护理工作和募捐活动。全国的妇孺老弱，无不在援绥抗战运动中表现了自己的爱国主义热情。

　　就是国民党、国民政府中一些爱国的上层人士，也积极支持和声援绥远抗战。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致电傅作义说：“我兄森然守土之责，督率敌忾之师，迭挫敌锋。”孙科、张继等在救国会的推动下，发起了援绥抗日运动，在南京召开了各界人士参加的援绥大会，宣告成立“首都各界援绥后援会”，使南京的救国运动出现了新高潮。

　　各省的实力派人物也积极支持绥远抗战。西北的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组织了抗日援绥第一军团，12月17日通电傅作义“克日誓师北上”。

　　杨虎城将军的夫人谢葆贞还亲自任西安绥靖公署暨十七路军眷属募捐分团主任，三天就募捐到7000元。山西的阎锡山遵照其父命，将87万元遗产捐作援绥抗日战款。西安事变后一度主政的孔祥熙也致电傅作义，称绥战“敌忾同仇，当为天下共见”，并在各方的呼吁下，一再追加绥战军费。在绥远抗战中激发的民族大义，更是可歌可泣，感人肺腑：绥东剿匪司令达密苏凌原为德王的至亲好友，但在日伪进犯绥东时，出于“千万不能丢了国家一寸土地”的炎黄子孙的爱国情感，毅然站到了祖国一边，率部参加了保卫红格尔图战役。共同的抗日要求，既把蒙汉人民的命运联在一起，也把全国人民的命运联在一起。在日商纱厂比较集中的上海与青岛，都因抗议日寇侵绥而爆发了五卅运动以来规模最大的罢工斗争。此外，当时绥远地区虽然战火纷飞，但有许许多多的青年学生、文化团体及文艺界知名人士如吕骥、张瑞芳、陈波儿等前来绥远慰问和进行战地宣传。

　　11月21日，毛泽东、朱德在发给傅作义的贺电中说：“足下孤军抗日，迭获胜利，日伪军不能越雷池一步，消息传来，全国欢腾，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12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及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关于绥远抗战通电》。同日，毛泽东、朱德等致书蒋介石，提出“化敌为友，共同抗日”。

　　绥远抗战的胜利是中国军队自1933年长城抗战以来的第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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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09:36
七君子事件:为"爱国无罪"而斗争

寒风呼啸，黑云压城。1936年11月22日深夜，昏黄的灯光下，上海市警察局的大铁门悄然洞开，警车鱼贯而出，拐上马路，只一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是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的。就在这个深夜，上海警方根据国民党最高当局的指令，在没有拘票的情况下，秘密非法逮捕了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七位救国会领袖，随后将其移解苏州，关押在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此即为“七君子事件”。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的步伐一步步趋紧，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要求奋起抗日的呼声也一浪高过一浪。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发起成立，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并与中共谈判，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等。当时选举了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陶行知等人担任执行委员。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呼应中共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剿共。而11月12曰救国会举行了纪念孙中山的活动，担任主席团成员的史良也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救国会的爱国举动惹恼了当时急于剿共的国民党当局，于是制造了轰动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消息传出，全国哗然。“七君子事件”激起了中国共产党人、全国人民和国内外各方面人士的强烈抗议和谴责。宋庆龄、何香凝、张学良、杨虎城和国际友人罗素、杜威、爱因斯坦等纷纷要求无条件释放沈钧儒等人。但国民党政府拒不释放，且于1937年4月3日向七人提起公诉。

　　1937年6月11日，国民党政府悍然开庭，公开审理此案。那天，法院门口挤满了民众，他们前来一睹“七君子”的风采，并表达敬意。法院当局见势不妙，贴出布告，改公开审讯为不公开审讯。沈钧儒等“被告”一致表示：这个案子根本没有秘密审讯的必要，如不公开审理，他们就拒绝答话。他们的律师向书记长传达了他们的意见，同时表示：如果当事人个个缄默，律师也将保持缄默，不发一言。法院当局无法审理，只得答应“被告”要求，把“被告”家属和新闻记者放进来。

　　第一次庭审中，法院相关人员念起了《起诉书》，无中生有地给沈钧儒等七人捏造罪名罪状。《起诉书》又臭又长，全然建立在诬陷、歪曲的基础上，因此破绽百出，不堪一击。

　　沈钧儒等人义正辞严地予以驳斥。国民党当局被驳得哑口无言。

　　6月25日，第二次公开审判开庭。

　　审判长问沈钧儒：“你赞成共产主义吗?，，

　　沈钧儒答：“赞成不赞成共产主义?这是很滑稽的。我请审判长注意这一点，就是我们从不读什么主义。如果一定说被告宣传什么主义的话，那么，我们的主义，就是抗日主义，就是救国主义!”

　　审判长：“抗日救国不是共产党的口号吗?”

　　沈钧儒：“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共产党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吗?审判长的话被告不明白。”

　　审判长：“那么，你是同意共产党抗日统一的口号了?”

　　沈钧儒：“我想抗日求统一，当然是人人同意的。”

　　审判长：“你知道你们被共产党利用了吗?”

　　沈钧儒：“假使共产党利用我们抗日，我们甘愿被他们利用!”

　　审判长：“组织救国是共产党指使的吗?”

　　沈钧儒：“刚好相反，我们组织救国会，正是因为国内不安，要大家都来一致抗日，你这样的问话，是错误的。”

　　审判长：“救国会办了登记手续了没有?”

　　沈钧儒：“救国会虽未登记，但所做的事情全是绝对公开的，如果认为未登记就是秘密活动，我们拿《宣言》来见吴审判长，又怎么解释呢?”

　　检察官看到审判长被沈钧儒反驳得尴尬窘迫，下不了台，急忙扭转局面向史良发问：“你们的抗口救国组织未经登记，那么，你们的活动自然也是非法的，你知道吗，史良?”

　　史良仗义执言：“抗日二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除非检察官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才会判救国有罪!”

　　检察官理屈词穷，十分狼狈。

　　法庭进入辩论阶段。律师团的辩护词由著名大律师张志让执笔，洋洋两万言，在法庭上宣读，句句掷地有声。针对《起诉书》莫须有的指控，辩护词义正辞严地指出：“以被告等爱国之行动，而诬为害国；以救亡之呼吁，而指为宣传违反三民主义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国民党的审判闹剧演不下去了。

　　同时，为营救“七君子”，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16位极具社会影响力的人士又共同发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宋庆龄亲自率领爱国人士，携带写给国民党苏州高等法院的文件，直赴苏州高等法院“请求羁押”入狱，要求与“七君子”一道坐牢。国民党政府无可奈何，十分尴尬。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在全民抗战的呼声曰益高涨的巨大压力冲击下，国民党当局不得已于7月31日上午，通过法庭宣布释放“七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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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09:37
1936年11月25日 日德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

根据协定的规定，在反对共产国际方面，两国必须“交换情报”，“紧密合作”。这是德、日两个法西斯国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步骤，通过这个协定的签订，使日、德两国法西斯在反苏反共的旗帜下建立起公开的军事联盟，以联合起来实现其重新瓜分世界、称霸全球的野心。

　　东西两个法西斯帝国结成军事联盟，目的是为了平分世界，之所以打着反苏反共的旗号，一方面，他们确实要反苏反共，另一方面是为了掩人耳目，避免过早地刺激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果然，西方帝国主义上了当，听凭其军事力量的发展，结果养虎为患，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带来一场严重的灾难。

　　发动侵略战争，重新瓜分世界，这是日本和德国法西斯政权早已确定好了的方针。1933年1月份，希特勒上台后就着手于侵略战争的准备，在“大炮代替黄油”的口号下，疯狂进行扩军备战，把经济迅速推上了军事化的轨道。1933年，希特勒宣布退出日内瓦国际裁军会议，不久又退出了国际联盟，摆脱了国联对他扩军备战的一切限制。1935年，希特勒进一步颁布了“国防法”，规定实施普遍义务兵役制，最大限度地扩大了他的兵员额，使德国成了欧洲的战争策源地。在东方，日本法西斯化的步伐也很快，自从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以后，1936年3月份，法西斯分子、前外相广田弘毅的组阁，就表明了日本军事法西斯专制体制已经完成，当时他们就公开提出对外扩张的要求，把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作为谋求“帝国的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国策。

　　日本帝国主义从策划对苏战争时知道，单靠日本一国是难以取胜的，打算把德国作为同盟者。这一计划同希特勒德国拍即合。1935年6月日、德开始接触，12月开始举行谈判。1936年年中，德国提出《反共产国际协定》草案和一份秘密附件。这样际呼这项新协定，目的是使日德接近不致引起日本的帝国主义竞争对手的不安。《反共产国际协定》于1936年11月25日签订。协定最后文本考虑了日本的修改意见：双方义务仅限于就共产国际活动情况互通情报和共同进行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但是，秘密附件指出，协定的矛头首先是针对苏联的。秘密附件的序言，同《反共产国际协定》一样，包含一些蛊惑性的论调，说什么协定参加国正受到“世界共产主义”的威胁。双方保证就共产国际活动情况互通情报，要在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中紧密合作。协定第二条建议“对于由于共产国际的活动而使国内安宁受到威胁的第三国，应根据本协定的精神采取防卫措施。”双方还保证“对于国内或国外、直接或间接为共产国际服务的人”采取严厉措施。秘密附件规定，缔约国的一方，在“非因挑衅而受到苏联进攻或进攻威胁时，不采取任何足以减轻苏联负担的措施”。并“立即讨论保护共同利益的措施”（第一条）。在条约有效期内（五年），德国和日本保证“未经相互同意，不得同苏联缔结违背本协定精神的任何政治性条约”。日本军阀把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看成是采取新的反苏行动的信号。

　　1936年11月26日，即签订协定的第二天，一营日本军队在兴凯湖附近越入苏联国境。经过一场激战，日军被苏军打退了。1936年12月，日本承认了佛朗哥将军的政权。一年以后，即1937年11月，意大利加入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这样，三个法西斯国家在政治上统一起来了。后来，又缔结了三国军事同盟。德日意集团在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英法美统治集团的“不干涉”政策和挑动侵略者反对苏联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个集团的建立和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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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09:38
西安事变：“杀蒋”与“放蒋”的艰难抉择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消息一传出，国内外各界人士、各种报刊一片哗然，焦点是怎样对待蒋介石——是杀是放，成为“战”与“和”的关键。

　　杀蒋：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最初反应

　　事变发生当日，张学良等人在西安向中共中央发出多次通报，“文寅电”云：

　　东、来兄：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人士，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将红军全部集中环县，以便共同行动，以防胡(指胡宗南、毛炳文)敌南进。

　　弟毅(张学良化名李毅)

　　文寅(12日晨3时至5时之间)

　　12月12日近午，中共高层领导人在窑洞里阅看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大为激动。据张国焘回忆，有的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有的人说:“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平素温和又不多发议论的朱德抢先表示:“现在还有什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周恩来较为冷静，表示:“这件事不能由我们做主，主要是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毛泽东也接着表示:“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张国焘自述他当时虽很激动，但仍冷静地说:“莫斯科对这件事会怎么看，我们不妨先推测一下。”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都表示应去电莫斯科请示。

　　毛泽东在草拟给张学良的复电中，尊推张学良为“全国抗日领袖”，赞扬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电文内说到惩办蒋时道:“诚如来电所云，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

　　其实，中共中央刚收到张学良清晨发来的“文寅电”时，震惊、激动之余，又不太敢确信。晚上21点，毛泽东、周恩来联名以“万万火急”向张学良发出“文亥电”时，还不能肯定西安事变是否成功，请张证实“是否已将蒋扣留?”表示红军拟策应张、杨的军事行动，拟派周恩来赴西安“共商大计”，并叮嘱张学良一定把蒋介石扣押“在自己的卫队营里，且须严防其收买属员，不可将其交其他部队，紧急时诛之为上。”诛者，杀也。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还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线，第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免使西安腹背受敌。同一天，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在平津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的胡服(刘少奇)，通报蒋在西安被扣消息及党应采取的方针，其中强调要“揭发蒋介石对外投降，对内镇压民众与迫其部下坚持内战之罪状”，“号召人民及救亡领袖要求南京明令罢免蒋介石，并交付人民审判”。

　　西安事变爆发前，鉴于日本大举侵略中国，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中央采取了“反蒋抗日”转向“逼蒋抗日”的方针。当时蒋介石是国民政府的军政首脑，拥有强大的军事与政治实力，而共产党及其军队力量弱小，根据地狭小。因此国共谈判时，蒋介石的代表陈立夫向中共代表提出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红军可保留3000人，师长以上的领导一律解职出洋等苛刻的条件，企图逼共产党就范。西安事变爆发后，形势陡转，蒋介石沦为阶下囚，而张、杨、共“三位一体”，于是中共中央一些决策者在对待蒋介石问题上一度出现反复和动摇，党的“逼蒋抗日”方针受到了干扰。事后，刘少奇在评论此事时说：“在西安事变中我们虽然执行了正确的政策，但发生很大的动摇，在政治上引起极大纷乱与群众对我们的误解。”(《六大以来》(上) , 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这种反复和动摇，集中体现在对蒋策略方针的倒退，由“逼蒋抗日”变成了“审蒋”、“除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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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09:39
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对西安事变的估计与对策。据会议记录，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是：朱(德)、国(焘)、泽(东)、(恩)来、博(古)、洛(甫)、(林)彪、(冯)文彬、(郭)洪涛、(吴)亮平、(林)伯渠、欧阳钦，共12位。会议由张闻天(洛甫)主持。毛泽东当时负责对国民党的外部(即统战)工作，首先作了报告，明确提出“审蒋”、“罢蒋”、“除蒋”。他首先肯定了西安事变，说事变虽是张、杨独自发动的，共产党没有参与，但事变是革命的、抗日的，没有任何帝国主义背景，从此完全打破了由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把我们从牢狱的情况下解放出来，因而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是历史事业，是应该拥护的。他提出，“第一，在人民面前揭破蒋罪恶，拥护西安事变。第二，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甚至说：“以我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他指出：事变后形势发展有两方面的可能：一方面是南京政府有可能被日本拉过去成为亲日傀儡政府;一方面各地方实力派、南京政府各派，包括孔宋、黄埔、CC各系均有某些部分可能转到西安方面来，在西安形成一个实质性的政府，迫使南京政府直接统治的七省就范，因而提出要“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张培森《张闻天与西安事变》，原载《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第二个发言的是周恩来。他提出中央要围绕防止日本变南京政府为傀儡政权这一中心而决定对国民党内各种政治派别的态度。他认为，要稳定争取黄埔系、CC派、元老派、欧美派，推动它们赞成西安事变，团结抗日。具体地说，争取林森(国民政府主席)、宋子文、孔祥熙(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孙科、冯玉祥，孤立何应钦;同时，深入发动群众，把西安变成抗日的中心;在抗日援绥的口号下联合阎锡山，联合刘湘，这是我们的两翼，再进一步联合桂系，以达成对华东的包围;东南7省是南京的势力，也要争取这股力量抗日。他还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不要与南京对立，但在实际上取领导作用。将来，西安以陪都形式出现，更为有利。我们党应该准备走上公开政治舞台，同时注意地下党的艰苦工作，发动群众运动。他认为蒋介石扣在张、杨手里，这事情的处理最终要看张、杨的态度，他对在西安建立政权中心和“除蒋”、“审蒋”没有公开表示态度。

　　朱德发言较短，主张杀了蒋再讲其他。他提出中共在军事上的对策，即在军事上采取防御。博古也说:“要使群众的抗日运动开展，基本口号应宣布蒋介石罪恶，要求公审。” 张国焘也力主审蒋、杀蒋。后来，他撰写回忆录，写到当时的情形: “我们这些中共中央负责人，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都觉得如果让蒋氏活下去，无异于养痈遗患。有的人主张经过人民公审，将这个反共刽子手杀了，以绝后患;有的人主张将他严密拘禁起来，作为人质，逼南京抗日，并形成西安的军事优势。”

　　张闻天对于杀不杀蒋没有吭声。他在最后发言中，明确表示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更不主张“审蒋”、“除蒋”，反而强调要“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他提出中共此时的策略是应把抗日作为最高旗帜，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他最后认为：“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由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没有完全取得一致, 会议的总结也是矛盾的：又要反蒋又不正面反蒋;“在政府问题上，又要政府，又不要政府名义”。但会议的基调仍是“审蒋”、“除蒋”。当时持张闻天看法者寥寥无几，人们听到的多是“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建立西安政权中心”等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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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09:43
12月13日中午，毛泽东、周恩来向张学良发出贺电，祝贺西安事变一举成功，“元凶被逮，薄海同快”。并提醒张要将“重兵置于潼关、凤翔、平凉”，最紧急任务之一是“向全体官兵宣布蒋氏卖国残民罪状”。这一文电，把蒋介石称为“元凶”，“宣布蒋氏卖国残民罪状”，显而易见，也是要“审蒋”、“除蒋”。文电还回应张学良的要求，决定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共商大计。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虽未公开赞同“审蒋”、“除蒋”，但在12日21时和13日中午与毛泽东联名发给张学良的电报，都是赞同“审蒋”、“除蒋”的。

　　西安事变消息传到陕甘苏区后, 根据地军民喜出望外，纷纷要求杀蒋。当时在保安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邓颖超，听到蒋介石被扣留后，“高兴地跑到院子里，和同志们一起，又唱又跳。她和许多同志一样，以为党中央一定主张杀掉蒋介石，替千千万万牺牲的烈士报仇，给中国革命搬掉最大一块绊脚石”。(金凤《邓颖超传》, 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定边军民获悉西安事变消息，欣喜若狂，马上在大庙里召开群众大会，由高岗主持，与会群众高呼：“枪毙蒋介石!”会后，定边工委书记李维汉与高岗等人致电党中央反映群众杀蒋的愿望。(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而远在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王明，得知西安事变后兴奋异常，致电陕北中共中央，主张把蒋杀掉。此电被斯大林扣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在议论如何处置蒋介石的同时，中共中央还迅速作出了策应西安的军事部署。12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命令红军各部队准备随时南下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一起抗击中央军的进攻。14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鉴于东北军势孤力单，且内部不稳，极力主张红军主力南下与张、杨靠拢，“壮其胆而振其气”。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等15位红军将领就西安事变致电国民党政府，呼吁南京当局“自别于蒋氏”，“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这一电报大致上反映1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初步方针，一直到12月18日以前，中共中央始终在坚持“罢免蒋介石，交付国人裁判”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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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09:44
除蒋：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强烈反对

　　西安事变发生当日，中共中央便从保安向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先后发出三次电报。前两封电报转述了张学良和刘鼎给中共中央来电的内容和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后一封电报报告了西安事变的扣蒋情况，并说叶剑英、王稼祥已去西安，周恩来亦将前往，同时通报了中共中央准备采取的行动计划。在13日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书记处的电报中，除告知西安事变的原因及其性质和中共的应变设想外，还特别提出：“请你们支持我们的上述行动，特别是：(一)在世界舆论方面援助我们;(二)争取英、法、美三国赞助中国革命政府与革命的军队;(三)苏联积极援助中国。”毛泽东含蓄地请莫斯科准他杀蒋，问可不可以“要求南京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审判”。同时说明，为了减少日本汉奸的造谣，中国共产党数日内不发表公开宣言。

　　据季米特洛夫的日记记述，共产国际领导人是在12月13日得到有关西安事变的消息的。有人当即对张学良此举作了肯定，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向斯大林建议枪毙蒋介石。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和以季米特洛夫为总书记的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发生，始终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他们收到中共中央的数次电报后，对中共关于西安事变原因的分析和它的革命性的判断置之不理，反而几乎众口一词地猛烈抨击事变为日本和投降派汪精卫的阴谋。

　　有学者指出，这与苏联的民族利己主义有关。1936年前后，苏联形势十分严峻。在欧洲，德国希特勒正疯狂地扩军备战;在远东，日本对华加紧侵略，对苏联造成威胁。英美切盼把日本侵华的祸水引向苏联，苏联则期望在中国筑起阻挡这股祸水溢向苏联的高堤大坝。特别是德国和日本于1936年11月签订了《反共协定》，更使苏联腹背受敌。斯大林基于免遭德日法西斯侵略的考虑，决定组织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其策略是联合各国当权的政府和有实力的人物。在中国就是要拉拢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斯大林的指导思想，正如他后来在接见苏联驻华武官、军事使团团长兼蒋介石总军事顾问崔可夫时所说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太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欧洲的局势，希特勒的节节胜利预示着英国和美国可能会逐渐增加对蒋介石的援助。这就可望，由于有我国的援助和英美盟国的援助，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时，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时避免两线作战。”权衡利弊，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谴责西安事变及其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力促事变的和平解决，避免中国再爆发内战，以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

　　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题为《中国发生事变》的社论，认为张、杨“举行兵变并扣押蒋介石，其性质尤为特殊”，甚至把西安事变同亲日派首领汪精卫联系在一起。社论指出：张学良“利用抗日运动以营私，名义上举起抗日旗帜，实质上制造国家分裂，使中国继续混乱下去，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外国侵略强盗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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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09:45
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发来了由季米特洛夫签发的电报，被称作“莫斯科回电”。电报说:

　　答复你们的来电，我们建议采取以下立场：

　　1.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在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人民的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并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2.既然这次行动已经发生，就应该考虑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要坚决主张以下述条件为基础和平解决事变：(1)通过吸收几名抗日运动的代表和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的办法改组政府;(2)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3)停止实行消灭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实行合作抗击日本侵略;(4)与同情中国人民反击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下的国家实行合作。最后，我们建议不要提出与苏联联合的口号。收到此电后请速确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丛书》第15卷)

　　共产国际回电，只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四个条件，而对毛泽东等人提出的杀蒋要求只字不提，并明确提出“收到此电后请速确认”。

　　然而，中共中央18日“给共产国际发电称：接连两电‘勤务组弄错了，完全译不出，请即检查重发，至要’”。这就是所谓的“乱码电报”。有学者对“乱码电报”提出质疑，认为两封电报译不出会马上要求莫斯科重发，不可能等两天。更何况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有人怀疑，是否真的存在电报译不出来的情况?是不是毛泽东，因为自己前此对策与苏联不同，因而有意利用这一点搞了一个‘时间差’?”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

　　苏联考虑到与国民党的外交关系，于是通过共产国际批评中共领导人采取了错误的步骤，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实际上党在执行分裂国民党而不是同它合作的方针。同蒋介石和南京达成的协议被视为蒋介石和南京的投降。同西安人的合作搞成了反对南京的联盟，而不是同他们的联合行动，反对共同的敌人。所有这一切，助长了亲日派的气焰。”

　　不仅如此，斯大林亲自草拟了电报，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转告中共中央：“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斯大林还解释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

　　毛泽东只得在(12月17日)给张的回电中安慰说：“唯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让张学良相信苏联报刊所发文章只是外交辞令。这里，实际上表明毛泽东已收到电报或从国内外报刊上晓得苏联和共产国际(即远方政府)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斯诺在《红色中国杂记》一书中介绍了他在1937年11月与宋庆龄的一次谈话，斯诺得知：“宋庆龄曾把斯大林的电报转给毛。电报宣称，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利用他们的影响使蒋释放，莫斯科将斥责他们为‘土匪’，并将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谴责。”斯诺还记述，毛收到这封电报时勃然大怒，一边咒骂一边跺脚。(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也写到此事：“正当中共处理这一棘手难题的时候，莫斯科来了一份令人不可思议的电报。斯大林认为，绑架蒋介石肯定是日本人的阴谋，张学良和共产党应该立即无条件释放蒋。似乎毛看到这份电报后勃然大怒，毛把电报撕得粉碎，一边跺脚一边咒骂。”这里，特里尔也是引用斯诺的叙述，但他在采访黄华时，当时任外交部部长的黄华证实了这一点。

　　中共中央究竟什么时候得到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按照现在公布的档案资料是在12月20日才再次收到并译出。真相如何，有待档案文献的进一步公开，或有关当事人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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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09:46
放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2月17日，周恩来抵西安后，与张学良会谈, 进一步明确了事变只有和平解决, 才能对民族、对革命有利。与张会谈后, 周当晚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除报告到西安后了解的各方情况外，还对蒋的处置问题提出意见：“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 则蒋安全无望。”如内战不可避免，西安遭到围攻之前，对蒋则实行“最后手段”。由此可见，此时对蒋还是处于可杀可不杀之间。周的建议基本上被中共中央采纳。

　　18日 ，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 以第三者调解人的立场指出：“援救蒋氏个人，亦非武力所能解决。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故本党认为，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国民党中央“必须毅然决然立刻实行”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主要是：(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二)将讨伐张、杨和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三)停止一切内战, 一致抗日。电文最后指出：“本党相信, 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 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 即蒋氏的安全自由亦当不成问题。”

　　在共产国际指示和国内外舆论的影响下，毛泽东、博古、朱德、张国焘等人最后改变了先前的“杀蒋”态度，主张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借此机会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20日，中共在接到共产国际释放蒋的明确指示后，公开的态度从支持者退至“第三者”，提出释放蒋的种种条件。21日，毛泽东将共产国际的指示内容转发张，不过还是特意删去了“让张学良感到不舒服”的话。

　　25日，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陪同蒋介石回南京。蒋介石临行前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

　　12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出：“蒋介石宋子文的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的开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展全国全面抗日战争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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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09:49
为实现全民族抗战，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即就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和开赴抗日前线等问题，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指示红军加强军政训练，待命改编，开赴抗日前线。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于8日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9日，中国工农红军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名义致电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红军将士以抗日救国为职志，枕戈待旦，请缨杀敌，已非一日。当华北存亡之紧要关头，红军愿立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先锋，与日寇决一死战。”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到南京与蒋介石谈判，蒋介石终于接受了红军改编的条件。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辖第115、第120、第129师。每师辖2个旅，每旅辖2个团，每师编制定额为1.5万人，列入第2战区战斗序列。

　　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改编命令，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编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后为王稼祥），邓小平为政治部副主任。辖3个师和1个特务团，共4.6万人。所属第115师由红一方面军第1军团、第15军团和红军第74师等部编成，林彪任师长，聂荣臻任副师长，周昆为参谋长，罗荣桓为政训处主任；第120师由红二方面军和红军第27、第28军等部编成，贺龙任师长，萧克任副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第129师由红四方面军和红军第29、第30军编成，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倪志亮为参谋长，张浩为政训处主任。同时，八路军在延安设立后方留守处（后改称留守兵团），萧劲光任主任，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

　　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新的全国统一的战斗序列，将八路军改称第18集团军，总指挥部改称总司令部，正副总指挥改称正副总司令。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八路军先后在西安、太原、兰州、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地设立了办事处或通讯处。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8月29日，正式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军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朱德任书记，彭德怀任副书记。在前方军分会领导下，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10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恢复因受国民党干涉而取消了的政治委员制度和师、旅政治部及团政治处的名称。任命聂荣臻为第115师政治委员，关向应为第120师政治委员，张浩为第129师政治委员（后为邓小平）。从而，在组织上和政治思想上有效地保证了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在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复杂环境中，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保持了红军的光荣传统和人民军队本色。

　　八路军第115师主力于8月22日由陕西三原地区出征，第120师主力和第129师主力先后于9月3日和30日，由陕西富平县庄里镇出征，八路军总部于9月6日由陕西泾阳县云阳镇出征，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执行开创抗日根据地，牵制与消耗日军，配合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作战，发展壮大自己的战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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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09:51
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根据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的协议，中共代表博古、叶剑英于9月下旬在南京与国民党代表谈判，将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集中整编为一个新的军，提议以叶挺任军长。
       
叶挺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并建议用“新四军”的番号来命名这个新组编的军队。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10月2日，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将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8省境内14块游击区（广东省琼崖地区除外）坚持游击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11月3日，叶挺应中共中央邀请到达延安，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向叶挺详细解释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纲领、方针和政策。叶挺表示今后一定遵照共产党所指引的道路走，在党中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

　　12月14日，中共中央为加强对新四军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改为东南局）书记项英兼任军分会书记，陈毅任副书记。

　　在新四军成立前后，叶挺奔走于南昌、广州和武汉等地，积极动员社会各界人士，支持和参加新四军的斗争。项英、陈毅、张云逸等一面同国民党地方政府进行谈判，一面分赴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迅速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工作和尖锐斗争，胜利完成了改编任务。

　　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大和街26号正式对外办公。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由武汉迁驻南昌。经中共中央提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副主任。辖4个支队和1个特务营：第1支队由湘鄂赣边、湘赣边、赣粤边、皖浙赣边、湘南等地红军和游击队编成，陈毅任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第2支队由闽西、闽赣边、闽粤边及浙南等地红军和游击队编成，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第3支队由闽北、闽东红军和游击队编成，张云逸兼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第4支队由活动在鄂豫皖边的红28军和鄂豫边游击队编成，高敬亭任司令员；军部特务营由湘南、闽中等地红军和游击队编成。全军共1万余人。

　　2月至4月间，在江南的第1、第2、第3支队先后到达皖南岩寺地区集中，在江北的第4支队到达皖中舒城地区集中。4月5日，新四军军部由江西南昌移至皖南歙县之岩寺（同年夏移驻泾县云岭）。

　　5月，新四军各支队实行战略展开，开始了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艰苦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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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10:01
抗战开始后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平型关大捷

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华北抗日战场后的首战大捷，同时也是全国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

　　八路军出师华北挺进山西之际，日军第5师团在察哈尔派遣军的配合下，正沿平绥路进攻长城沿线，企图南下进攻太原，夺取山西腹地，并从右翼配合华北方面军在平汉路的作战。中国第2战区制定了沿长城各隘阻击日军的作战计划。在平型关方面，决心集合重兵歼灭来犯之敌，并请求八路军配合侧击日军。为了配合友军作战，保卫山西，振奋八路军军威，八路军115师成功进行了平型关伏击战，取得首战大捷。

　　1937年9月25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取得抗战以来第一个重要胜利——平型关大捷。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山西省灵丘县西南的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坂垣征四郎第五师团21旅团一部，击毙日军1000余人，击毁其全部辎重车辆，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1937年9月14日，115师先头部队进抵大营，派出侦察部队调查平型关地区地理情况和敌情，为平型关歼敌做各种准备。23日，林彪、聂荣臻在上寨召集干部会议，作出初步计划。24日，第二集团军、第六集团军送来“平型关出击计划”，拟定71师附新编第2师及独立8旅一部配合115师向平型关以东的日军出击。

　　24日晚，林彪在电话上同孙楚说：“萃崖（孙楚字），我师已达目的地，准备明日拂晓出击，请你们派部队协助，先把此股敌人歼灭。”孙楚答：“好极了，我命郭宗汾师长率4个团从平型关左翼出击。”

　　25日零时，战士们顶着狂风暴雨出发，涉急湍山洪，在拂晓前到达指定地区，把全师主力布置在平型关到东河南镇10余里长公路南侧山地的边缘上。343旅之686团位于白崖台附近，左侧是685团，右侧是687团，口袋底是第33军之独立8旅，115师第344旅，688团作为预备队。这一部署使得进攻平型关敌人完全处于包围圈的伏击之中。八路军同时又以一部从关沟出发，主动接应郭宗汾的出击部队。此时战士们只着单军装，又破又烂，经半夜冒雨急行军早被汗雨湿透。晋北9月下旬夜间气温已很低（9月19日中秋节，平型关、恒山、雁门关一带曾降大雪），战士们又冷又饿，但伏于湿地、山岩上待命，士气高昂。

　　25日晨5时半左右，敌第一辆汽车进入伏击圈，聂荣臻传令：沉住气，无命令不许开火。等敌板垣师团第21旅千余人及汽车、大车300余辆进入伏击圈后，115师某团5连连长曾贤生率全连首先向敌冲杀，用手榴弹炸毁敌人最后一辆汽车。敌人退路被截断，于是拼命冲杀，反复争夺公路两侧的制高点——老爷庙。敌人争夺失败，预示着被围歼的灭顶之灾，于是企图冲破独8旅阵地逃命。独8旅把一线配备改为纵深配备，拼死抵抗。

　　激烈的战斗持续到27日白天，敌人终未能冲破包围，敌板垣师团21旅遭歼灭性打击。因敌人死不缴械，千余日军全部被击毙，我军伤亡也很严重。据阮受贤回忆，115师约有900人伤亡。《抗战以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一书认为：我团营干部5人负伤，以下近千人伤亡。第5连百名壮士，凯旋时只剩30多人，连长曾贤生壮烈牺牲。战斗极为残酷，独8旅3个团一个补充营5000多人，损失一个团。

　　平型关大捷，歼敌1000多人，毁敌汽车100辆，大车200辆，缴获步枪1000多支，轻重机枪20多挺，战马53匹，另有其他大量战利品。这是中国抗战开始后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它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人心，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迟滞了敌人的进攻，迫使敌人进至浑源和保定的一部分兵力转移到平型关方向，因而有力地支援了平汉铁路和同蒲铁路友军的作战，使已陷入敌围的出击部分郭宗汾部得到支援，免于被歼之险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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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10:04
抗日规模最大最惨之淞沪会战：碎日本速胜迷梦

　“八一三”淞沪会战，90天顽强抗击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淞沪会战自1937年8月13日晨，日军以日租界和黄浦江上的军舰为基地，向闸北一带进行炮击，我军奋起还击开始，至11月12日我军西撤结束。

　　战役概况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在侵占北平、天津以后，日本准备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8月9日，日军蓄意制造事端，派遣士兵乘军车闯入虹桥中国军用飞机场，开枪打死1名机场卫兵。中国军队自卫，击毙日军官兵2名。日本遂以虹桥事件为借口，向上海大举进攻。

　　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军以松井石根大将为总司令，先后投入陆、海、空军与特种兵部队近30万人，动用舰船130余艘、飞机400余架、战车300余辆，狂妄地宣称1个月内占领上海。我国先由冯玉祥、后由蒋中正(兼)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下设左翼军(总司令陈诚)、中央军(总司令张治中、朱绍良)、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先后调集中央部队，广东、广西、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部队和税警总团，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以及部份省市保安总队，总计兵力约70余师，奋勇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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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10:06
战争一开始，我军采取进攻态势，猛烈攻击日军在沪据点，压迫敌军滞于黄浦江左岸狭隘地区，予敌重创。8月下旬，日军大批援军在吴淞、川沙登陆，我军在宝山、月浦、罗店、浏河等地与日军反复争夺阵地。至9月17日，我军退守北站、江湾、庙行、罗店、双草墩一线，坚持防御，直至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北岸的金公亭、金山嘴等地登陆，封我上海阵地的侧背进行远后方的迂回，我军才被迫于11月9日开始从上海周围撤退。至12日，上海除租界“孤岛”外，全部沦陷。

　　罗店争夺战 “血肉磨坊”不忍卒睹

　　暮春的午后，宝山临江公园内。树阴下，几位老人悠闲地下棋。他们为自己的妙招得意，为臭棋懊恼。不远处，头发花白的奶奶牵着蹒跚学步的孙辈在公园里玩耍。风轻云高，一切都是那么安静平和。

　　可是78年前，一场恶战就发生在这里。中国军队以劣势的装备对抗日本最为精锐的部队和陆海空立体化大兵团进攻。与对方抗争的惟有不屈的精神、空前的斗志。此次会战，规模之巨大、作战之持久、伤亡之惨重、战斗之激烈、影响之广泛，不仅在中国抗战史上绝无仅有，就是在中外战争史上也极为罕见。

　　宝山是淞沪抗战的主战场。惨烈无比的罗店争夺战、蕰藻浜两岸的阵地战都发生在这片土地上。

　　在淞沪会战第一阶段作战中，中国军队在杨树浦、宝山、吴淞、刘行、罗店、浏河多处与日军展开血战。其中打得最有名也最惨烈的当属罗店争夺战。

　　8月25日凌晨，第67师201旅在旅长蔡炳炎带领下奉命向陆家宅之日军第11师团一部3000余人发动攻击。日军是重炮、飞机开路，步兵紧随其后冲锋，我军官兵殊死相拒。激战中，蔡炳炎旅长向全旅官兵立下军令：“本旅将士，誓与阵地共存亡，前进者生，后退者死，其各凌遵！”

　　战至午后，全旅伤亡殆尽，402团团长李维藩及多数营、连、排长阵亡，蔡炳炎情急之下率领惟一的特务排和1个营杀入敌阵，正当此时，一发子弹飞来贯穿蔡旅长的胸部，当即倒下，牺牲之前兀自扬手高呼：“前进！前进！”

　　多年后，蔡炳炎儿子蔡浙生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说，父亲率全旅官兵于8月20日抵达常州洪庙待命。父亲深知此去意味着什么。8月21日、22日他连续疾书四封家书，两致妻子赵志学，一致长女慕兰，一致次女惠兰。在给妻子的信中，他写道“殊不知国难至此，已到最后关头。国将不保，家亦焉能存在？”他详细安排了身后事，包括家里日常用度的管理，甚至连大女儿的婚姻、小儿子的抚育都做了考虑。可谓儿女情长，丈夫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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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10:07
8月27日，战况更趋惨烈。当夜，罗卓英调集部队由月浦、新镇、罗店、蒲家庙之线继续向登陆日军冲击，日军主力第11师团以大炮、飞机、坦克应战，小小的罗店再度被炮声、杀声淹没，双方来回拉锯，反复冲杀。

　　我军主力彭善的第11师和李树森的第67师，携手作战，轮番上阵，坚守5昼夜之久，无数次打退日军进攻。在给敌以重创的同时，两个师的官兵承受巨大的伤亡，数字达到令人惊骇的地步。相继阵亡1个旅长、2个团长，营、连、排一级的军官战死更是数不胜数，第67师师长李树森负重伤后，无法继续指挥，黄维被从德国紧急应召归国指挥战斗。

　　日军在后继部队到来之后发动更猛烈的攻势。28日，坚守罗店的中国军队与敌连日激战后，因伤亡过大，阵地被敌突破。29日，黄维率第67师重新夺回，受到敌人强大火力轰击，尚未站稳又被迫撤出，罗店终告陷落敌手。

　　后来有军事专家评价，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凡尔登是一架“绞肉机”，淞沪会战中的罗店则是一座不折不扣的“血肉磨坊”：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整个城镇片瓦无存，惟余焦土，惨酷之状，不忍卒睹。

　　临江公园至今还保留着几处战场遗迹。1937年淞沪会战时，任第18军98师292旅583团第三营副营长的姚子青率部在此战斗，坚守城垣。全营600多名官兵最后全部壮烈殉国。牺牲时，姚子青年仅29岁。临江公园的陈化成纪念馆西南侧的草坪上竖立着“姚子青营抗日牺牲处”石刻纪念碑。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坐落于临江公园里。目前，淞沪抗战纪念馆的新展馆建设工作正在进行中。今年8月13日，新馆将正式开放。目前正在向社会各界征集文物，已征集到3000多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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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10:09
中国空军首次出动

　　击落日机6架击伤1架

　　1937年，日本有海军航空队、陆军航空队的各种飞机800多架，而当时国民政府空军能作战的飞机约有300架。日本拥有飞机生产工业，国民政府的空军装备却完全依赖进口或外援，日本空军不但在数量、质量上占优势，还拥有战时消耗后自行得到补充的绝对优势。但即使如此，当时的中国空军仍然顽强应战，血拼到底。

　　1937年8月14日，中国空军首次参战。第一次战斗就取得击落日机6架、击伤1架，而我方零伤亡的辉煌战果。日军梅津航空队队长为此愤而剖腹自杀。当时的国民政府为纪念首次空战的胜利，也为了进一步激励前线士气，鼓舞人民斗志，将这一天定为“空军节”。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淞沪抗战史料丛书》收录了民国时期有关上海抗战的通讯、纪实、回忆录及报告文学等鲜为人知的孤本、藏本。责任编辑张树介绍，其中收录的《空中抗战纪略》和《远东第一次空中大战记》是首次发现的关于空中抗战的通讯、纪实。在《空中抗战纪略》中有记载“八月十四日下午，敌机十一架由台北出发，往浙江海面飞向杭州广德袭击，十七时五十分左右，敌机出现于钱塘江上空，我机即起飞迎击，敌机不支，队形瓦解。此役计被我击落七架，余机狼狈飞逃。”而《远东第一次空中大战记》中收录的《空军的处女战》中一文中写出了天空中出现自己的飞机时，国人欣喜的心情。“八月十四日，中国空军在抗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第一次显示了英勇的姿态，上海三百万民众怀着同样的又惊又喜的心情，仰着头，亲眼看见了她的英勇的战斗的姿态，这惊喜将立即随着捷报扩大到全中国，慰抚着四万万颗跳跃不已的心！”

　　郑振铎在《我空军炸敌目击记》中则写道：“‘我空军出动了！’这是今晨，最可纪念的‘九一八’以来的一个早晨，所听到的雷似的欢声。‘我空军出动了。’含垢忍辱已久的吾军，自今晨以后是改取攻势了！是要以蓄养已久的空军的威力，来轰炸敌人在上海的根据地与他们的进入中国海的舰队了！……上午，我在法租界的西区办公，听见陆陆续续的炮弹的炸声。‘这是高射炮！’一位同事说。另一位同事刚从外面走进，欢容满面地说：‘我空军出动了！’立刻，全办公室里的人都交流着喜意，久郁的愤闷仿佛为之一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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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10:12
死守四行仓库

　　“八百壮士”奋战4昼夜

　　西藏路桥，光复路。夕阳下，人来人往，热闹平和。今天看来普普通通的西藏路桥，过去曾是租界和华界的分界点。1937年，在大桥北堍的四行仓库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激战。

　　“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歌中的谢团长就是谢晋元。“八一三”淞沪抗战中，中国军队第88师524团副团长谢晋元带领400余人，号称“八百壮士”，据守四行仓库。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日本军队，“八百壮士”孤军奋战4昼夜，从10月26日战至30日，毙敌240余人，直至接到撤退命令后，才冲出重围，退入英租界。

　　“晋元决心殉国，誓不轻易撤退，亦不作片刻偷生之计……余一枪一弹，亦必与敌周旋到底。”这是激战中谢晋元留下的文字。在八百壮士英勇行为鼓舞下，上海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各界人士捐赠了大批食品、药品……女童子军杨惠敏冒着生命危险，设法送入国旗一面。后因国旗太小，父亲打电话，由市商会派人送去特大国旗一面，长竹竿两根和旗绳……当代表国家尊严的国旗压倒周围的太阳旗在晴空中飘扬时，租界观战的民众纷纷脱帽敬礼，欢声雷动。”

　　现在的四行仓库正在紧锣密鼓地改造之中。未来四行仓库纪念地将由“一个广场、一堵墙、一个雕塑、一个展示馆”组成。

　　1937年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北岸的金公亭、金山嘴等地登陆，我军11月9日开始从上海周围撤退。至12日，上海除租界“孤岛”外，全部沦陷。

　　11月13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全体上海同胞书声明：“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中国军队以60%的精锐部队损失惨重的代价打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话语，淞沪会战落下帷幕。

　　李宗仁曾这样评价：“淞沪会战，是我国抗战八年，牺牲最大、战斗最惨的一役……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

　　上海战事爆发后，在中共推动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在西北的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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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10:14
日本侵略军1937年12月13日和27日相继占领南京、济南后，为了迅速实现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连贯南北战场，决定以南京、济南为基地，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

　　按原定作战方案，徐州以北保卫战，由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指挥，岂知驻扎山东的韩复榘，大敌当前，还为保存实力打小算盘。1937年12月23日，日军一部攻陷归仁镇后，韩复榘未战而走，造成了严重后果。27日，济南失守，日军由博山、莱芜进攻泰安。1938年1月1日，泰安落入日军北方军第2军矶谷廉介之手。韩复榘连连丧池失地，致北段津浦路正面大门洞开，使日军得以沿线长驱直入，给徐州会战投下阴影。李宗仁屡屡严电韩复榘夺回泰安，并以此为根据地阻截南下之敌。韩复榘对李宗仁的命令置若罔闻，一错再错。为此，韩遭到蒋介石枪毙的处置，由孙桐萱代任其职。韩复榘的不战自退，非但使中国军队失去了黄河天险，更将济南、泰安等地拱手让敌，其后果之恶劣，实难形容。他也因此成为在抗战中第一个被处决高级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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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10:15
地理背景

　　台儿庄地处苏鲁交界，位于枣庄南部，地处徐州东北30公里的大运河北岸，临城（今枣庄市薛城区驻地）至赵墩的铁路支线上，北连津浦路，南接陇海线，西面毗邻南四湖，为山东南大门、徐州之门户，乃是南下徐州的最后一道屏障，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横贯全境，自古是南北漕运枢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历史上为兵家必争之地，是日军夹击徐州的首争之地。

双方战略

　　日军战略

　　日军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于3月上旬通过华北方面军向大本营申请“追剿眼前之敌， 绝不是深入南进作战， 为警备后方希望增加兵力”。得到日本大本营批准后， 于3月8日向第十师团作了传达。1938年3月13日，第二军正式命令第十师团消灭大运河以北之中国军队，第五师团以一部占领临沂后进入峄县附近配合第十师团作战。其企图是，“在达到以上目的后，大致在滕县、沂州一线，给以后作战作好准备”。

　　滕县和临沂均为鲁南要地，是日军由山东北部进到运河沿线必经之地，津浦铁路线上的韩庄和临枣支线上的台儿庄紧临运河北岸。日军欲进占运河以北地区，必须首先攻占滕县和临沂，而后进占韩庄至台儿庄一线。板垣、矶谷两师团，是日军精锐之师，此次进攻，来势相当凶猛，大有一举围歼中国军队之势。

　　日军以五六万兵力，在华北方面第二军指挥下，分两路向台儿庄进发。一路为板垣第5师团，沿胶济路西进，进逼临沂；一路为矶谷的第10师团，该师团沿津浦路南下，直取台儿庄。日军第二军按计划实施的进攻，直接导致了滕县及临沂战斗，从而展开了鲁南地区的台儿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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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10:16
中方战略

　　1938年3月21日，李宗仁电报蒋介石、何应钦、徐永昌，关于颁发作战命令如下： “（ 1） 临城、峄县、韩庄间之敌约步兵三联队、骑兵一联队、炮兵一联队、坦克车五六十辆，自14日以来在界河、滕县、南沙河及临枣各地与我邓集团（第22集团军）及王军作战。现分部南进，已达韩庄及峄县附近，其主力似尚在临城。（ 2） 战区以收复鲁中广大地域之目的，以一部在运河之线取攻势防御姿势，以主力由峄县东南方及东北方山地侧击南下之敌，聚歼于临枣支路与韩庄运河间地区。” 这是日军濑谷支队占领滕县、临城后进占韩庄和峄县附近时， 第五战区所发的作战命令中有关作战目的和计划的主要内容。这里明确决定作战目的是“收复鲁中广大地域；计划采取一部”以“攻势防御”主力“侧击南下之敌”，将敌人消灭在“临枣支路与韩庄运河间地区”。

　　按照以上作战目的与计划，战区命令汤恩伯第二十军团集中主力于峄县东侧及枣庄东北方山地，击破峄县之敌，向临城、沙沟 两地附近侧击，“压迫敌于微山湖东岸而歼灭之”。一部集结于台儿庄北方地区，准备协助对峄县及其西北地区之主力作战。命令孙连仲第二集团军以一部在侯新闸以西运河南岸防御，待机渡河北进，主力控制于贾汪附近及荆山、茅村镇间。

　　张自忠第五十九军在费县集结整顿后，乘虚向滕县南北地区与由南阳镇附近河之第三集团 军部队呼应，截击南下或北退之敌，对泗水方面自行警戒。孙桐萱第三集团军应超越济宁南北地区，再向衮州、邹县间及界河、官桥间与张自忠第五十九军及临城以南之攻击部队呼应，袭击敌之侧背，并阻止敌增援或截敌归路。命令庞炳勋第三军团迅速扫荡汤头附近之敌，以一部向莒县方面追击，主力集结于汤头附近布防，对沂水、蒙阴方面自行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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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10:17
台儿庄大捷是抗日战争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从1938年3月16日开始至4月15日结束，在历时1个月的激战中，中国军队毙伤日军约2万余人，歼灭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

临沂大战

　　2月下旬，日军东路第5师团从山东潍县南下，连陷沂水、莒县、日照，直扑临沂。

　　中方战史记载，中国军队第3军团第40军等部节节抵抗。李宗仁派遣庞炳勋部，先在临沂建立防御阵地，以诱敌深入，先挡住日军第5师团的正面攻击，然后迅速调派张自忠将军的第59军，派遣参谋长封少君兼程驰援临沂。张自忠部此时远在淮河流域一带，但是在接到命令之后，立刻以最快的速度，向临沂方向增援。此时日军也掌握到张自忠部的动向，但是日方估计，59军最快也要3天的时间，才能从峄县赶到临沂，所以日军认为可以抢先击溃在临沂弹尽援绝的庞炳勋部，然后再以逸待劳地反击张自忠部，因此日军估算张自忠部不但不能及时赶到临沂成为救援军，反而成为送上门来的“找死军”。但是张自忠却率领59军进行日夜的急行军，这是吃苦耐劳与豪气干云的西北军特质，在军长的一声令下，竟然能够在一日一夜之内，提前赶到临沂。因此59军在敌方完全没有预备的状况下，就有如从天而降般地猛攻日军第5师团背侧，庞炳勋部将士更是用命地从阵地反击，日军绝对没有想到中国军队竟然会进行这种内外夹攻的拼命打法。因此，在1938年3月14日到18日的临沂决战中，日军第5师团遭到极其惨重的损失，造成日军部队已经无法继续支撑作战，只有先撤退回莒县以困守待援（当时日军虽以超过一百多辆的卡车，满载阵亡的日军尸首匆促地奔逃，但战场上仍然遗留了不少的死尸。日军一向非常重视同胞尸首的处理，不是危急到没有办法，通常都会设法带回焚化，将骨灰带回日本）。临沂之战得胜，它砍断了津浦路北段日军的左臂，促成了之后台儿庄会战中，李宗仁围歼孤军深入台儿庄的矶谷师团的契机。

　　需要提到的是，临沂大战的指挥张自忠、庞炳勋原本相识，更有一段仇怨。张、庞均是西北军冯玉祥旧部，中原大战时，庞炳勋暗降蒋介石，临阵倒戈，使张部大损，张自忠亦受重伤，此次临沂危急，李宗仁无可调之兵，遂派张自忠前往。二人尽弃前嫌，共御外敌，方有临沂之捷，更有言若无战场决策失误，将可全歼板垣征四郎师团。“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此正是我八年抗战之依靠。

　　此时，最高统帅部蒋介石也迭电指导。3月17日蒋介石致李宗仁、庞炳勋、张自忠电 ：仍须督励所部确切协同，包围敌人于战场附近而歼灭之。如敌逃脱，须跟踪猛追，创开战以来之歼敌记录，藉振国军之气势，有厚望焉。3月19日蒋介石致电孙桐萱、曹福林部 ：希贵部神速行动袭敌侧背策应正面之作战，以期各方面确切协同，一举歼灭敌人，挽回国军全盘。

　　日方战史记载，日军攻击临沂的坂本支队6个步兵大队在临沂作战至1938年3月29日，由于攻打台儿庄的濑谷支队告急，只留两个大队牵制庞炳勋和张自忠部，其余4个大队和炮兵转至台儿庄作战。

　　因此1938年4月1日蒋介石致张自忠电 ：临沂之敌，得自由转用于向城、兰陵镇方面，实该军之耻，应速派有力之部队向向城之敌猛烈追击，免致台峄之敌以届聚歼之时再行脱逸。事关抗战前途甚钜，务希努力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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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10:18
滕县战斗

　　板垣败绩累累之际，日军西路第10师团长矶谷仍然武士道精神十足，不顾一切，日益向南推进。李宗仁调来川军邓锡侯第22集团军，孙震的第41军赶往滕县，拒敌南下。

　　孙震部刚在滕县部署就绪，1938年3月14日，矶谷师团就发动攻击。日军以数十架飞机30余门大炮狂轰滥炸，守军师长王铭章督战死守。

　　1938年3月17日晚，日军配合炮火攻陷滕县（今滕州）。中国守军第22集团军第41军英勇抗击，伤亡甚重，苦战至17日，该军守城的第122师阵亡军官6人士兵105人，伤军官10人，士兵156人，失踪军官6人士兵470人，师长王铭璋殉国，124师370旅亡军官17人士兵640人伤军官16人士兵331人失踪士兵37人，124师372旅亡军官4人士兵173人伤军官10人士兵281人失踪士兵32人。李宗仁见滕县危险，又急令新拨归第5战区指挥的第20军团司令汤恩伯派部驰援。汤的主力85军王仲廉部因行程过远，未能及时赶到，滕县失守。敌军损失也极大，死伤达2000多人。此战，22集团军以劣势之装备与兵力，阻击绝对优势之敌达3天半，为第5战区之后的台儿庄会战争取了有利时间，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1938年3月18日，日军矶谷师团濑谷支队攻陷滕县后，当晚攻占临城（今薛城），以一部沿津浦线南下，于20日攻占韩庄，企图直犯徐州，遭到布防于运河沿线的我第52军郑洞国第2师的阻击；另一部福荣大佐的第63联队沿临赵（墩）铁路于18日攻占枣庄，20日攻占峄县城，矛头直指台儿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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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10:19
台儿庄战斗

　　1938年3月20日，日军矶谷师团借攻克滕县之威，在飞机的掩护下，集中4万人，配以坦克、大炮，向台儿庄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企图一举攻占徐州。

　　李宗仁以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率部固守台儿庄，第20军团军团长汤恩伯参谋长封裔忠率部让开津浦铁路正面，转入兰陵及其西北云谷山区，诱敌深入，待机破敌。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台儿庄战役的意图和部署是，以擅长固守的原西北军孙连仲部防守台儿庄运河一线，一方面防堵日军进窥徐州，一方面将骄狂冒进的矶谷师团吸引到峄县南部地区，而后以隐藏于峄县东北山区的汤恩伯第20军团拊敌侧背，加以聚歼。日军的作战意图是：“确保韩庄、台儿庄一线，并警备临城、峄县，同时用尽可能多的兵力向沂州方面突击，协助第5师团战斗。

　　1938年3月23日，日军由枣庄南下，在台儿庄北侧的康庄、泥沟地区与守军警戒部队接战。为诱敌深入，第31师刘兰斋连长率骑兵连从台儿庄出发，向峄县方向搜索前进，91旅旅长乜子彬率183团跟进，在峄县城南20里康庄与日军遭遇。台儿庄地区战斗正式打响，中国军队马队为诱敌深入边打边撤，1938年3月24日，日军逼近台儿庄开始向台儿庄地区大举进攻。

　　1938年3月23日，日军由枣庄南下，在台儿庄北侧的康庄、泥沟地区与守军警戒部队接

　　战。为诱敌深入，第31师刘兰斋连长率骑兵连从台儿庄出发，向峄县方向搜索前进，91旅旅长乜子彬率183团跟进，在峄县城南20里康庄与日军遭遇。台儿庄地区战斗正式打响，中国军队马队为诱敌深入边打边撤，1938年3月24日，日军逼近台儿庄开始向台儿庄地区大举进攻。

　　1938年3月24日，日军2000多人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配合下，开始向台儿庄大举进攻。坚守台儿庄北门的186团1营在王震团长和姜常泰营长的指挥下顽强抵抗，并在城北门外与日军展开白刃战。打退日军的多次进攻。1营是新兵，几乎全牺牲在台儿庄北门。王震团长也亲自架起机枪向城外日军扫射，当晚，日军200人突破小北门，躲进小北门附近的泰山庙，王震团长亲率将士围攻泰山庙之敌，终将其消灭。24日起，日军反复向台儿庄猛攻，多次攻入庄内。守军第2集团军顽强抗击，与日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日军猛攻3天3夜，才冲进城内。

　　3月24日，当台儿庄激战开始时，蒋介石即赴徐州视察督导，返回时留下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军政部次长林蔚，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刘斐、高级参谋王鸿诏组成参谋团在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3月27日，当日军增兵鲁南，战事趋向激烈的时刻，蒋介石亲赴前线车辐山车站，并去台儿庄南站观战。李宗仁劝阻说，委员长之安全系全国长期抗战之成败，万万不可在此久留。蒋介石说 ：王铭章师长与全师在滕县壮烈殉城前，我痛惜未曾与之谋面，今池师长又将及生死关头，我既来此，不可却步。蒋终于在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陪同下去台儿庄南车站会见了池峰城，这使池惊喜有加。蒋拉着池的手说：你的长官说你是忠勇、精干兼备之人，今天看来此言不虚。池说 ：我师绝对战斗到底，与阵地共存亡，以报国家，以报委座知遇之恩。蒋对池嘉许、勉励一番，挥手告别。

　　1938年3月27日，得到增援后的日军对台儿庄城发动第3次攻击。日军炮轰台儿庄围墙，北城墙被炸塌，小北门亦被毁，守卫小北门的181团3营官兵牺牲殆尽，300多日军突入城内，惨烈的巷战开始，城内中国守军同日寇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尽管日军占据了全庄的三分之二，但坚守在南关一带的中国守军至死不退，死守阵地，目的是为了外线部队完成对日军的反包围。这是李宗仁早已制定好的作战计划，让参谋长封裔忠部以部分兵力死守台儿庄，守军尽量拖住敌人，以便庄外的大军将日寇团团围住，来个瓮中捉鳖。

　　28日，日军攻入台儿庄西北角，谋取西门，切断中国守军第31师师部与庄内的联系。该师师长池峰城指挥，以强大炮火压制敌人，并组织数十名敢死队员，与敌肉搏格斗。汤恩伯军团关麟征第52军和王仲廉第85军在外线向枣庄、峄县日军侧背攻击。

　　3月29日，日军濑谷支队再以兵力支援，并占领了台儿庄东半部。29日，林蔚转述蒋介石的电令 ：台儿庄屏障徐海，关系第二期作战至巨，故以第二集团军全力保守，即存一兵一卒，亦须本牺牲精神，努力死拼，如果失守，不特全体官兵应加重罚，即李长官、白副总长、林次长亦有处分。

　　31日，国军守军将进入台儿庄地区的濑谷支队完全包围。是时，坂本支队由临沂转向台儿庄驰援，到达向城、爱曲地区，侧击第20军团。该军团即命第52军和刚到的第75军围攻坂本支队。激战数日，予日军以重创，使其救援濑谷支队的计划落空。

　　矶谷师团见救援无望，决定以死相拼，一个个杀红了眼。国民党军队虽以5倍的兵力围攻，并付出极大的伤亡代价，但难以将敌人消灭，战争一时呈胶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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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10:20
国军反击

　　1938年4月3日，李宗仁下达总攻击令。第20军团汤恩伯部之第52军、第85军、第75军在台儿庄附近向敌展开猛烈攻势。日军拼力争夺，占领大部分街市。国军展开街垒战，逐次反击，肃清敌人，夺回被日军占领的街市。

　　4日，中国空军以27架飞机对台儿庄东北、西北日军阵地进行轰炸。当晚，日军濑谷支队力战不支，炸掉不易搬动的物资，向峄县溃逃。

　　4月6日，李宗仁赶到台儿庄附近，亲自指挥部队进行全线反击，4月7日凌晨1时，中国军队吹响了反攻的号角，以孙连仲第2集团军为主组成的左翼兵团和以汤恩伯第20军团为主组成的右翼兵团在台儿庄及其附近地区大举反攻。一直防守遭攻的孙连仲部，听说反击，神情振奋，命令一下，杀声震天。双方便展开了巷战、肉搏战，一时间，台儿庄城内枪林弹雨，血流成河。日军头一次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如此顽强进攻，很快便溃不成军。台儿庄北面，枪炮声渐密，汤恩伯军团已向敌人开火。矶谷知已陷入反包围圈，开始动摇，下令部队全线撤退。此时敌军已成强弩之末，弹药汽油也用完，机动车多被击毁，全军丧魂落魄，狼狈逃窜。李宗仁命令部队猛追，敌兵遗尸遍野，各种辎重到处皆是，矶谷本人率残部拼命突围。

　　激战4天，国军重创日军濑谷支队、坂本支队，其余日军残部于7日向峄城、枣庄撤退。至此台儿庄战役胜利了。台儿庄会战，在李宗仁的亲自指挥下，击溃日军第5、第10两个精锐师团的主力，歼灭日军2万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严重地挫伤了日军的气焰，是国民党战场在抗战初期取得的一次大胜利。振奋了全民族的抗战精神，坚定了国人抗战胜利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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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10:21
中国军队鏖战徐州：4个月内6.5万英雄牺牲

全国抗战进行了半年之后，徐州会战爆发，1937年12月，南京失陷。随着日军越过黄河，济南、泰安失守，中日军队将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地区决战的形势已经出现。

　　虽然最后由于中国军队自身的缺陷，如后勤保障落后；通讯联络差；指挥机关组织不完善；参谋人员缺乏组织，指挥混乱；存在派系斗争缺乏协同和配合等，徐州会战最后失利了。但持续四个月的持久战吸引敌人了十数万兵力于津浦线，为武汉备战、中国国力重心西移争取了时间，为尔后全国持久抗战奠定了基础。这样的一个基础背后，伴随着的是中国军队的巨大损失。

　　庞炳勋第3军团

　　截至3月26日，庞部已伤亡殆尽，庞炳勋致蒋介石密电称“总计战斗兵，现不满千人”。结合徐祖贻致李宗仁电“庞军兵力损失过巨…已失战斗力”，即便考虑到庞有保存力量夸大伤亡的因素，按庞部战斗兵万人计，亦可约略看出庞部伤亡当在8000人以上。

　　张自忠第59军

　　刘景岳和于麟章在回忆文中称，该军在最初三天（3月14、15、16日）的激战中，大量毙伤日军，但自身“伤亡也不下六、七千之多”。顾相贞证实此说，至17日晨，该军统计伤亡人数，“第三十八师自投入临沂战役以来，伤亡近四千人，第一八0师也伤亡了二千余人”。《山东省志.军事志》采信此说，称“至17日，（第59军）伤亡7000余人”。郭汝瑰《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一书亦采信此说，称“至17日上午，第59军已伤亡6000余人”。迨至21日临沂战役第一阶段结束，于麟章称“伤毙敌军约六千人…我军伤亡人数也在八千人”，顾相贞称第59军“伤亡官兵近九千人”。第59军战斗详报则证实了此数据，24日，再次增援临沂的第59军在城西北一带集结时，全军可战之兵仅有1.3万人，而该军一战临沂前却有战斗兵员2.1万人，减员8000。

　　通过下属单位的伤亡也大略看出第59军伤亡之惨重。原第38师第113旅旅长李致远在回忆文中称，仅在15-18日的刘家湖战斗中，“第二二八团原有两千余人，损失半数以上；第二二四团也伤亡近半数。”从3月14日至19日，59军成建制战死者计有第26旅第678团（团长崔振伦，在进攻朱陈镇战斗中，该团另有一营人牺牲过半）第2营，第113旅第226团第6、10连，114旅227团第12连。时任第59军军部参谋处作战科少校参谋的王丕廉在回忆文中称：“经过三昼夜的激烈战斗，我方仅连长就伤亡一百余员，士兵伤亡五分之二”。

　　考虑到第59军伤亡过重，早在3月16日，徐祖诒即建议该军撤出战斗，转往郯城修整，被张自忠拒绝。

　　第2次临沂战役后，于麟章称第38师“减员万余人” ，张自忠遂决定将该师合并编成一个旅，约千人，归军直接指挥。据180师39旅参谋长杨遇春回忆文称，该旅“只剩下200多人，其余3000余人皆伤亡。”杨作为旅参谋长，提供的本旅战斗伤亡人数数据应该是可信的。

　　关于第59军两次临沂战役的伤亡，张自忠本人在3月29日4时致李宗仁电也曾透露，“伤亡达万余人”。这个数据弹性很大，不少著述干脆直接引为1万人。不过，通过相关资料来推算，第59军的伤亡要远超过1万人。

　　3月25、26日张部第38师在解救庞炳勋部的三官庙、桃园之战中，伤亡2000余人；又张自忠29日4时致电李宗仁称，27、28两日以来伤亡两千余人。二者合计就是四五千人。另据刘景岳、于麟章回忆文章称：“先后两次临沂作战，我（59军）伤亡各级官佐八百余员，士兵万人以上。”如果参照张自忠19日14时致李宗仁电中所列官、兵伤亡比例：伤亡军官209人、士兵3273人，则第二次临沂战役结束时张部军官伤亡800余，士兵伤亡应在13000人左右。

　　这样，第59军在两次临沂战役中伤亡数约在1.3万-1.4万之间，加上在淮河阻击战中伤亡的2000人，整个台儿庄战役，第59军伤亡约在1.5万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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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10:22
孙震第22集团军

　　张宣武在回忆文中称：“第四十一军守城部队自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以下伤亡5000余人，在滕县以北界河、龙山一带作战的第四十五军，自一二七师师长陈离以下伤亡亦达四五千人。这次战役，共毙敌2000余人。”41军124师741团第2营营长熊顺义也称，从3月9日至18日，川军保卫滕县“牺牲、负伤万余人”，其中第45军“从一二七师师长陈离、一二五师七五0团团长姚超伦（原文误，应为745团。750团团长为陈士俊-笔者注）以下伤亡的营、连、排长等官兵四五千人。”

　　能证实上述数据的还有李宗仁3月21日致蒋介石密电，称第22集团军在滕县之役中“伤亡官兵不下万人”。

　　而第22集团军代总司令孙震在滕县战役战斗详报中却称“是役…我阵亡官兵3000余人，负伤官兵4000余人；四十一军占伤亡总数四分之三。”时任该部少将参谋处长胡临聪在回忆文中也称，滕县战役守卫滕县城与外围的第22集团军共伤亡8000余人（阵亡五千余人，负伤三千余人）。

　　但通读孙震战斗详报全文，战役起止日期为3月9-17日，且主要是叙述14-17日的滕县城战斗。胡临聪文章类似。孙、胡的数据显然未含3月9日之前第2集团军伤亡，而该集团军第45军早在1938年1月即已入驻滕县并与日军发生过数次战斗，如在2月中旬的郭山、两下店战斗中，第125师第750、745两团即伤亡约千人。

　　因此，第22集团军在整个徐州会战前期总伤亡在万人左右，还是较接近实际的。

　　汤恩伯第二十军团及临时配属部队伤亡

　　在3月16、17、18日最初三天的作战中，仅第85军2个师即“阵亡营长三员，伤二员，伤团长一员，伤亡连排长廿余员，士兵二千余人。”同期在沙沟阻击日军的关麟征部第2师第6旅伤亡不详，但李宗仁在19日致蒋介石密电中曾说：“我（第6旅）第十一团伤亡甚大”。

　　在3月31日台儿庄东北方战斗中，第85军与第52军夹击坂本支队，予敌重创，“五十二军与八十五军各伤亡1300余人”；4月3日，第20军团突破坂本支队所据之小王庄、刘庄等阵地，并与敌发生肉搏战，“第85军第4师两日来伤亡约千人”。

　　汤恩伯4月6日晨致电李宗仁：“（台儿庄）当面之敌经我关（麟征）、王（仲廉）、周（碞）各军彻夜猛攻，肉搏十余次，毙敌三千余人，俘获正在清查。我军伤亡亦大。”汤的电报内容虽未指出所部具体伤亡数字，但从当时中日两军战斗力及“我军伤亡亦大”一语来推测，汤部伤亡即便比敌方少，也应该不会差距很大。

　　汤部部分将领的回忆文章中有所部整个徐州会战期间的伤亡数据，而未提阶段战斗伤亡。第110师在徐州会战后到达河南唐河整编时，只剩下一个旅的兵力，“在这次会战（指整个徐州会战）中伤亡了五千余人。”自3月中旬开赴鲁南以来，经过一个多月连续不断的作战，第52军两个师都有很大伤亡，特别是郑洞国第2师，“有作战能力的官兵，已不足原来人数的一半。”其中，第2师在台儿庄战役期间的峄县北大窑附近战斗最为激烈，敌我双方一度展开白刃战，第2师多处阵地曾数度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是役敌我都有很大伤亡。师长郑洞国甚至在3月30日上午攻打峄县城东一带时，被敌炮弹击中，只因弹片为其衣袋内银元所挡，郑才幸免伤亡。

　　以上相加，汤恩伯第20军团及临时辖属各部总伤亡在万人左右，应该不会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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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10:23
孙连仲第2集团军

　　早在4月5日晨，李宗仁即致电军令部：“廿七师现仅余战斗员约二千名，卅一师一千四百余名”，另，台儿庄守军6日伤亡亦“在二百名以上”。至日军从台儿庄退却时，第30师师长张金照称所部“全部兵力只剩下四千多人”。也就是说，台儿庄战役结束后，第2集团军所辖第27、30、31三个师所余战斗员仅七八千名左右，加上独立第44旅，最多也就在万人左右。该集团军损失应在1.4万人以上。

　　其他部队伤亡

　　池淮阻击战中，刘士毅第31军、于学忠第51军合计伤亡近6000人，孙桐萱第3集团军之谷良民第56军（1938年3月缩编为第22师，隶属孙桐萱第12军）参与的济宁战役，“自进攻到退却，历时约半个月，我军伤亡约2000余人，但亦予敌以重创。”

　　综合以上，在徐州会战期间，中国军队伤亡合计约6.5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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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10:25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决定攻占长江以北各战略要地，打通津浦铁路，占领徐州，沟通南北战场。为此，日军先后调集约8个师5个旅约24万人的兵力，于1938年1月分别从镇江和济南出发，开始南北夹击华东战略要地徐州。中国先后调集60多个师约60万人的兵力，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下防守徐州地区。

　　1938年1月下旬，南线日军第13师沿津浦铁路北犯。守军第31军逐次抵抗。至2月初，日军先后攻占临淮关、蚌埠。9日开始，日军第13师主力分别在蚌埠、临淮关强渡淮河，向北岸发起进攻。守军第51军与日军展开激战，伤亡较大，被迫撤退。第五战区遂以第59军驰援，协同第51军在淮河北岸地区阻击日军，至3月初恢复淮河以北全部阵地，与日军隔河对峙，打破了南线与北线日军会合的企图。

为扩大战果，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在台儿庄战役后又向徐州附近大量增兵，准备再次聚歼日军。日军大本营发现中国在徐州附近集结重兵，也调整部署，以部分兵力在正面牵制守军，主力向西迂回，企图从侧后包围徐州，歼灭第五战区主力。5月上旬，日军开始从南北两个方面向徐州西侧迂回包围。第五战区军队虽然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没能挡住日军的攻势。15日前后，日军完成了对徐州地区的包围。为保存有生力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放弃徐州。16日，第五战区命令各部队分别向豫、皖边界山区突围。19日徐州陷落。日军随即分兵数路，沿陇海铁路两侧向西追击，并于6月6日占领开封。为阻止日军前进，蒋介石9日下令炸开郑州东北花园口附近的黄河大堤，日军被迫向黄泛区以东地区撤退，徐州会战遂告结束。

　　3月20日，日军濑谷支队攻占韩庄、峄县后，贸然向台儿庄孤军突进，企图一举攻占徐州。中国第五战区以第2集团军固守台儿庄，并令第20军团让开津浦铁路正面，退入峄县以东地区，诱敌深入。4月3日，中国军队向台儿庄被围之敌发起全线反攻。战至7日，除一部日军突围外，被围之敌全部被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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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10:25
　徐州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日双方在以江苏省徐州为中心的津浦、陇海铁路地区进行的一次大规模防御战役，徐州会战对日军给予了巨大的打击，大大迟滞了日军进攻的脚步，为中方部署武汉会战赢得了时间。

　　战争开始

　　1937年12月，侵略华东的日军侵占南京后，第13师团北渡长江，进至安徽池河东岸的藕塘、明光一线；侵略华北的日军第10师团从山东青城、济阳间南渡黄河，占领济南后，进至济宁、蒙阴、青岛一线。日本大本营为打通津浦铁路（天津-浦口），使南北战场联成一片，先后调集8个师团另3个旅团、2个支队（相当于旅团）约24万人，分别由华中派遣军（1938年2月18日由华中方面军改编）司令官畑俊六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指挥，实行南北对进，首先攻占华东战略要地徐州，然后沿陇海铁路（兰州─连云港）西取郑州，再沿平汉铁路（北京-汉口）南夺武汉。中国军队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先后调集64个师另3个旅约60万人，以主力集中于徐州以北地区，抗击北线日军南犯，一部兵力部署于津浦铁路南段，阻止南线日军北进，以确保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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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10:27
徐州以南

　　1938年1月26日，日军第13师团向安徽凤阳、蚌埠进攻。守军第11集团军第31军在池河西岸地区逐次抵抗后，向定远、凤阳以西撤退。至1938年2月3日，日军先后攻占临淮关、蚌埠。9～10日，日军第13师团主力分别在蚌埠、临淮关强渡淮河，向北岸发起进攻。第51军与日军展开激战，伤亡甚重，12日向澥河、浍河方向撤退。第五战区以第59军军长张自忠率部驰援，进至固镇地区，协同第51军在淮河北岸地区顽强抗击日军。同时，在淮河南岸，以第21集团军第48军固守炉桥地区，第7军协同第31军迂回攻击定远日军侧后，迫日军第13师团主力由淮河北岸回援。第59、第51军乘势反攻，至3月初恢复淮河以北全部阵地。第21集团军和第31军旋由淮河南岸向北岸集中。双方隔河对峙。

　　滕县之战

　　2月下旬，日军第2集团军开始分路南犯。东路第5师从山东潍县南下，连陷沂水、莒县、日照，直扑临沂。第3军团第40军等部节节抵抗。第59军奉命驰援，3月12日到达临沂北郊的沂河西岸，协同第40军实施反击，激战5昼夜，重创日军，迫其向莒县撤退。西路日军第10师长濑支队（相当于旅）从济宁地区西渡运河，向嘉祥进攻，遭第3集团军顽强抵抗，进攻受挫；濑谷支队（相当于旅）沿津浦铁路南进，3月14日由邹县（今邹城）以南的两下店进攻滕县（今滕州）。守军第22集团军第41军英勇抗击，伤亡甚重，苦战至17日，该军守城的第122师师长王铭章殉国，滕县失守。滕县之战，中国军队以7000之兵对付装备精良的日军数万之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止日军南下，延缓了日军南侵的脚步，为调集军队守卫台儿庄的战略部署赢得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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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10:28
台儿庄战役

　　日军占领滕县后，骄狂之极，尽其所有，直赴台儿庄。日军兵力4万余，坦克车七八十辆，山野炮和重炮百余门，并以大批飞机助战，3月23日，冲到台儿庄北泥沟车站。24日凌晨，日军以猛烈的炮火轰击台儿庄防御工事，随后以坦克为前导，冲进城内。台儿庄一带宅室多为石头建筑，故每一房屋皆为一堡垒。守军据房为垒.至死不退。日军猛攻三昼夜。与守城将士发生激烈巷战。战斗持续到4月3日，守城将士伤亡已逾十分之七，三分之二的阵地己为日军占领.台儿庄守军仍据守南关一隅，拼死不退。日军再次调集重炮、坦克猛轰、猛冲。李宗仁一面下令坚守，一面急令汤恩伯军团火速南下增援。次日黎明时分，台儿庄北面炮声隆隆，汤恩伯军于日军背后出现，日军撤退不及，陷入重围。台儿庄守军全线出击，杀声震天。血战经旬.敌军己成强弩之末.狼狈突围逃窜。除一部分突围至峄县城固守待援外，日军遗尸遍野，坦克车被毁30多辆，遗弃的各种车辆、弹药、马匹遍地皆是。台儿庄一役连同徐州南北各战场共歼灭日军10000余人，中国军民取得了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一次最重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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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10:44
撤离徐州

　　中国最高军事当局令第五战区集中兵力于徐州附近，准备再次聚歼日军。1937年由王耀武第51师合编而成第74军，74军不久参加淞沪会战。经过补充74军先后参加徐州、兰封会战[8] 。日军改以部分兵力在正面牵制对方，主力向西迂回，企图从侧后包围徐州，歼灭第五战区主力。日军第10、第5师分别从山东峄城（今属枣庄）和临沂西北的义堂地区南进，对守军第2集团军和第20、第3军团及第27军团第59军实施牵制性进攻。守军顽强抗击，至月底，将日军阻止在韩庄、邳县（今邳州）和郯城一线。日军开始从南北两个方面向徐州西侧迂回包围。在南面，第9、第13师从蚌埠地区分别沿北淝河、涡河西岸北进，至13日，陷蒙城、永城（属河南）后，向江苏萧县、砀山（今均属安徽）进攻；第3师由蚌埠进入大营集地区，向宿县（今宿州）进攻。在北面，第16师由山东济宁渡运河，至14日，连陷郓城、单县、金乡、鱼台后，向江苏丰县、砀山推进；第14师从河南濮阳南渡黄河，陷山东菏泽、曹县后，直插河南兰封（今兰考）；同时，第10师将韩庄、台儿庄地区的作战交由第114师接替后，在夏镇附近渡过微山湖，向沛县（属江苏）进攻。5月中旬，前方越来越惨烈的战报不断传到武昌国民党军委会蒋介石的案前，徐州突然面临的严重危机，使他那因台儿庄的胜利冲得有点晕乎乎的大脑一下冷静下来。蒋介石突然意识到：日军的意图是要围歼徐州中国军队主力。蒋介石立即叫来何应钦、白崇禧、陈诚、封裔忠等人一块研究策划。日军的企图已经暴露，再死守徐州已不现实，何应钦等人亦主张赶紧突围，决定放弃徐州。蒋介石口授给李宗仁的电令令其部力避决战，撤离徐州，火速突围。

　　16日，第五战区命令各部队分别向豫、皖边界山区突围。中国军队且战且退，阵形不乱，按部就班地向西、向南撤退。日军阻一处，中国军队冲一处，无所不破，大军向河南南部及湖北北部集结，各路都相继冲出重围。为避免与优势之敌作消耗战，当各路敌军向徐州步步合围时，李宗仁令所部各路守军，作稍事抵抗后，即相机撤向山区、湖沼地区，进行“化整为零”的游击战，与敌人纠缠了月余。李宗仁与长官部官兵一应人员700余人，乘夜色经宿县、蒙城，越过敌之包围圈移驻潢川。留守徐州城的刘汝明部在萧县一带伏击日军第9师团，对日军造成重大伤亡。日军见中国军队大部已走，企图于徐州城围歼刘汝明部。刘汝明部佯作死守状，及见各路大军撤尽，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放弃徐州城，巧妙地跳出日军数十万大军的重围，安全转移。敌军不但没有击溃刘汝明部，甚至连一个上尉也没有捉到。日军的华中派遣军的13师团一路杀来，发现李宗仁唱了一出空城计，又令一心想争功的华北方面军大感挫折，日军伤亡了万余人的代价，得到了一座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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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10:45
百万精兵血战武汉 万人怒吼保卫江城

1938年夏，力挽狂澜的民族使命，落在了武汉的肩膀上。

　　彼时，华东重镇相继陷落，侵华日军溯江西上，以第2军、第11军共30万兵力，直指华中腹地，妄图速胜中国。

　　武汉，则云集中国的精英力量，成为战时首都。我方部署第5、第9两个战区近110万兵力，沿武汉外围阻击日寇。

　　1938年6月，会战爆发，中国军队沿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层层设防，顽强阻击，并在万家岭、田家镇等地予敌以重创。随后，日军疯狂反扑，我军按计划向平汉铁路以西撤退，10月25日撤守武汉。

　　武汉会战是抗战以来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毙伤敌近4万人，被称为“东方的马德里保卫战”。

　　经此一战，日寇战力空前消耗，士气低落。抗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狼烟起，《保卫大武汉》响彻江城

　　5月7日，记者拜访了95岁高龄的抗日老兵蓝金安。

　　蓝金安，黄陂人，幼年随叔父到汉口读书。1938年，蓝金安18岁，在汉口市第一男中读高二。

　　当时，武汉堪称战时首都，中国党、政、军各重要机构和重要人物，文化界知名人士，驻南京的各国使馆人员都纷纷来汉。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也在这里办公。

　　1938年4月，日军空袭武汉，局势紧张，学校停课。不少国民党伤兵从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前线退到武汉，蓝金安常随学校慰问队去看望。

　　“我们给他们送水、送吃的，好多人伤势严重，有的身上还有弹片。”忆当年，蓝金安红了眼睛。由于伤兵太多，医院收不下，不少人只能睡在马路边。伤兵们断断续续讲述了战争的惨烈和日本人的残暴，蓝金安悲愤交加。

　　“热血沸腾在鄱阳，火花飞迸在长江，全国发出了暴烈的吼声，保卫大武汉!武汉是全国抗战的中心，武汉是今日最大的都会，我们要坚决地保卫着她，像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正在此时，《保卫大武汉》的雄壮歌曲在江汉关唱响，大街小巷刷满了“同生共死 保卫武汉”的标语，奋勇抗敌的情绪感染着每个武汉人。(注：马德里保卫战，为西班牙内战中共和国军队于1936年11月～1939年3月进行的首都保卫战，鼓舞了欧洲各国的反法西斯斗争。)

　　“眼看国破，读书无用，亡国奴那是万万做不得的。”蓝金安毅然决定放弃报考武汉大学的理想，一腔热血参军卫国。老母亲得知后，痛哭一场。叔父、大哥忍痛为他收拾行装，大哥特地买了一件白绸衬衣留作纪念。5月，蓝金安考入黄埔军校第15期，从武汉乘火车到了长沙。此后，他在宜昌等地打日本鬼子，历经战火。

　　如今，蓝金安在武汉安享晚年，只要提起当年仍然万分激动。“如果日本人敢打来，我还要再上战场!”老人用尽力气大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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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10:46
打持久，百万献金助国抗日

　　华北、华东失陷之后，日军早已认定武汉乃中国心脏地区、广州为对外联络地带，只要控制这两地，中国必定瓦解。

　　针对这一形势，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演讲，驳斥了“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提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

　　驻守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立即大量印制这一著作。这一论断如星辰，迅速照亮黑暗中国。蒋介石十分赞成，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国共两党迅速在抗日御侮上达成共识。

　　武汉市档案馆研究馆员陈丽芳认为，《论持久战》正好发表在武汉会战前夕，对武汉会战的作战指导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打持久战争的观点深入人心。

　　7月7日，为支持抗战，周恩来、郭沫若在武汉倡议发起了百万大献金运动。据当时的报纸刊载，参加献金的有年逾古稀的老人，也有几岁孩童，人们争先恐后，把献金台围得水泄不通。汉阳一乡民献出祖传元宝，武昌乞丐所全体乞丐自动绝食一天，献金40元。汉口各店主为全体店员捐献一月薪金，各房东捐房租一个月，共计40万元。三镇几十家戏院近3000名演职员不取报酬，捐出全部收入……11日晚，轰轰烈烈的献金运动结束，参加者有百万人次，总共募集金额达百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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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10:47
战沙场，13岁小兵痛打鬼子

　　后方民众同仇敌忾，

　　前线将士舍身为国。

　　1938年6月23日，敌军舰溯长江而上，开始向安徽、江西江界的马垱要塞(今彭泽县马当镇)进攻，并使用毒气，从正面强攻数次，均被我要塞炮兵击退;7月2日，敌波田支队进犯江西湖口，我军与敌鏖战甚烈……

　　8月30日拂晓，日军推进至我省黄梅县西侧。据《武汉抗战史》，守军第四兵团(李品仙部)利用江湖河汊的天然屏障，布防阻击日军。驻守凤凰山、猫儿山一带的第68军组织大刀队，与日军连日血战，在大风寨阵地砍死敌军300余人。

　　这次寻访，记者意外地找到了当年第68军的一位老战士——王玉林。

　　老人生于1925年，现居河南洛阳市。他是信阳人，家中贫苦，有3个弟弟妹妹，12岁时加入家乡抗日游击队。“当时我是小孩子，只知道我们要和日本人打仗，征兵人看我年纪虽小，但身高有五尺，便留下了我。”王玉林说，游击队缺人，大家都很爱护这个“小萝卜头”。

　　参加游击队不足一年，他便进入第68军，成为一名轻机枪手。军纪严格，行军驻防，13岁的王玉林也十分认真，一有空便把枪解开，细细擦一遍，涂上油。握着枪，王玉林心内盘算着：听说鬼子厉害，枪比我们好，不知究竟是啥模样?

　　那段时间，王玉林跟随部队在武汉周边的平原地带布防。日军的进攻势头很是凶猛，王玉林支好轻机枪就向鬼子扫射。打过一两回，小小年纪的王玉林也十分英勇：“日本鬼子也没有多厉害，只要我们不怕他，敢打，他们也占不着便宜!”

　　王玉林还记得，当时战友还俘虏过几个日本人。“一个个老老实实，规矩得很，动都不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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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10:48
田家镇，村民中弹仍坚持背伤员

　　1938年9月15日，

　　田家镇保卫战爆发。

　　田家镇，位于我省武穴市西域的长江北岸。这里江面狭窄，易守难攻，以山锁江，为武汉门户。

　　在这个兵家必争之地，我方先后调集了14个军、共32个师的兵力，由白崇禧亲自部署，李延年、何知重等将军指挥。一场艰苦卓绝的战役拉开序幕。

　　9月20日夜，为攻克无名高地，第103师调集3个营组建了奋勇队，所有队员一律脱去上衣，光着脊梁。战斗号令一下达，奋勇队拿起大刀，一鼓作气冲上山头，黑暗中只要看到身着上衣者便砍。一气厮杀下来，阵地上留下了500多具日军尸体。

　　前线战况时刻牵动田家镇百姓的心，大家磨小麦供应干粮，还自发组成运输队、担架队，穿过硝烟运送弹药，抢救伤员。

　　钱炉村村民贾明舜今年66岁，小时候常听爷爷讲，有个村民叫潘耀全，在抢救伤员时不幸腿部中弹，但仍然咬紧牙关，背着伤员从鸭掌山回村，后来落下终身残疾。

　　贾家是中医世家，贾明舜的爷爷开了一间诊所，收治了不少伤员。“每每见到他们痛苦的神情，爷爷都忍不住落泪。”当时，李延年(第2军军长)就住在钱炉村，村里家家户户都把床让出来给伤员养病，老百姓杀鸡、宰猪，为伤员熬汤补养。

　　有了百姓支持，守军愈发英勇。9月26日，第53团重机枪一连排长袁次荣战至最后一人，冲向敌群，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第57师341团团长龙子育，为掩护大军撤退，和战士们一道战死在玉屏山上……

　　9月29日，田家镇终告失守。战役结束后，老百姓纷纷前往战场，含泪收殓殉国将士遗骸。在翟畈小学(原五福寺)内，百姓自发建造民族英烈纪念塔、公墓，祭奠战死的英灵。

　　在刘寿村双泉寺前，12户村民每户捐谷一手推车，集资修建白骨塔。据估计，塔下埋葬着2000余名阵亡官兵忠骨。2006年，村民在此捐款重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墓碑上镌刻：“我英勇的第9、57、103、15师将士牺牲于此者不计其数，尤其是第9师和第57师，几乎是伤亡殆尽……陷敌于进退两难境地，为推延日军进攻大武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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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10:50
岱家山，守望台阻击日军渡河

　　1938年10月中旬，长江最大要塞田家镇失守，东大门洞开，武汉外围主阵地决战结束。同时，华南的广州大亚湾遭偷袭;北部重镇信阳亦告失守。

　　10月25日上午7时许，日军第六师团佐野支队一部冲到汉口东北郊，以飞机、重炮轮番猛烈轰击岱家山、谌家矶等处。

　　这天清晨下雨，天气雾蒙蒙的，日军最初企图偷渡朱家河，但被张公堤的守军发现，遭迎头痛击。天亮后，日军接连发起4次大炮轰击，中午甚至使用毒气弹。

　　当时，沿岱家山和张公堤，守军修建了大量地堡、暗堡，360度布防。其中最为壮观的碉堡就是蓬字守望台，建于1933年，地面高6米，地下2米，共分4层，每层有7个机枪射击孔和2个步枪射击孔。

　　随着炮击越来越猛，守军将士伤亡增多，但无一人脱逃。下午6时许，守军奉命撤离，1小时后，日军占领岱家山。“在预定的时间内，守军利用张公堤和岱家山的城防工事阻击日军，使其未能渡过朱家河，也无法踏入岱家山一步，为武汉最后的撤退争取了时间。”武汉市民袁厚翔多年从事岱家山抗战研究，对官兵的英勇深为崇敬。

　　日军进入武汉后，满城扫荡中国士兵。民间收藏家许一兵通过藏品和史料推断，三镇还爆发过零星的抵抗战斗。

　　武汉市档案馆研究馆员陈丽芳说，武汉会战虽告结束，但日本一举摧毁中国抵抗力量的企图不仅没有实现，自身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也达到空前程度。中国军队实现了阻敌西进，以时间换空间，固守重庆大后方的预期目标。

　　此后，如毛泽东所预见，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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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10:51
请铭记，武汉是一座有骨气的城市

　　武汉会战不是一场普通的战争，它产生了国际性的影响。

　　抗战时驻华的美国记者白修德，曾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写道：“1937年至1938年的冬天，中国发生了奇迹……空前未有的最完全的团结精神，在汉口存在了好几个月。其时曾在武汉呆过的人，从没有能够精确地说明这武汉精神是怎么回事。全中国都动了……”

　　武汉市档案局副局长张嵩分析，当时，基于武汉的重要地位，保卫大武汉也就意味着保卫全中国。因此，武汉会战中，全民族万众一心、国共两党坦诚合作、军民携手慷慨赴死的伟大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感动了以白修德为代表的一大批国际友人，因此将其归纳为武汉精神。

　　日军也被这种气概所震慑，其第11军司令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哀叹：攻占武汉伤亡甚重，日军士气大大低落，日俘有问必答，不少人还供出日军的编制、位置、指挥官姓名等。

　　如今，武汉会战已过去77年，时光如水，和平渐渐抚去了战火的伤痛，也抹去了战争的踪影。2009年，为支持城市建设，岱家山蓬字守望台被拆，袁厚翔亲眼看着这个曾经阻击日军炮火的“老战士”灰飞烟灭。

　　“今天的武汉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人流熙攘，一片繁荣。即便你真心诚意地穿行其间去仔细找寻，也很难找到那个年代积淀下来的历史记忆……然而，这却是我们民族不能忘却的一段重要历史!”军旅作家徐力在150万字纪实文学《1938——保卫大武汉》中，动情地写道。

　　请铭记：武汉是一座有骨气的城市，保卫大武汉的精神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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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10:52
武汉会战让日本美梦破灭 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6月至10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第5、第9战区部队以湖北武汉地区为中心,在皖中-皖西、赣北-赣西北、鄂东、豫南等广阔地域抗击日军进攻的大会战。

　　日军侵占南京(参见南京战役)后，国民政府虽西迁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部却在武汉，武汉实际上成为当时全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1937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拟定保卫武汉作战计划。在徐州失守后，即调整部署，先后调集约130个师和各型飞机200余架、各型舰艇及布雷小轮40余艘，共100万余人，利用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地区有利地形，组织防御，保卫武汉。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7月中旬～9月中旬由白崇禧代理)指挥所部负责江北防务；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所部负责江南防务。另以第一战区在平汉铁路(今北京一汉口)的郑州至信阳段以西地区，防备华北日军南下；第三战区在安徽芜湖、安庆间的长江南岸和江西南昌以东地区，防备日军经浙赣铁路(杭州一株洲)向粤汉铁路(广州一武昌)迂回。

　　1938年5月日军攻陷徐州后，积极准备扩大侵略战争。决定先以一部兵力攻占安庆，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然后以主力沿淮河进攻大别山以北地区，由武胜关攻取武汉，另以一部沿长江西进。后因黄河决口，被迫中止沿淮河主攻武汉的计划，改以主力沿长江两岸进攻。6月初，第6师从合肥南下；波田支队(相当于旅)由芜湖溯江西进，向安庆进攻。守军第26、第27集团军节节阻击。12日波田支队攻占安庆，继续沿江西进。13日第6师攻占桐城后，转向西南方向进攻，17日陷潜山。至7月初，日军在江北占领太湖、望江以东，在江南占领江西湖口以东的长江沿岸地区。4日，日军华中派遣军调整战斗序列，由其司令官烟俊六指挥第2、第11集团军，负责对武汉的作战。以第11集团军沿长江两岸主攻武汉；第2集团军沿大别山北麓助攻武汉。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先后调集第2军和第11军共12个师团，以及海军第3舰队，航空兵团等500余架飞机，120余艘舰艇，约35万兵力。另以华中派遣军直辖的5个师团分别担任对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区的警备任务，以巩固后方，保障此次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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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10:54
长江南岸地区作战 第九战区以第1兵团在鄱阳湖西岸地区，第2兵团在江西星子、九江至码头镇之线组织防御。日军第11集团军主力沿长江南岸地区进攻，7月23日，波田支队在九江东面的姑塘登岸。守军第2兵团以第70、第64军等部协同第8军实施反击，由于日军第106师团继续登岸，26日九江失守。波田支队沿长江西进，8月10日，在瑞昌东北的港口登岸，向瑞昌进攻。第3集团军在第32军团增援下奋力抗击。后因日军第9师加入战斗，守军力战不支，24日瑞昌失守。第9师团和波田支队继续沿长江西进，同时以第27师团向箬溪方向进犯。第30集团军和第18军等部在瑞昌-武宁公路沿途地区逐次抗击，相持月余，至10月5日，日军第27师团攻占箬溪后，转向西北进攻，18日陷湖北辛潭铺(属阳新)，向金牛(今属大冶)方向进犯。在此期间，守军第31集团军和第32军团等部在瑞昌以西地区节节抵抗沿长江西进的日军，至9月24日，码头镇、富池口(属阳新)先后陷落。第2兵团组织第6、第54、第75、第98军和第26、第30军团等部在阳新地区加强防御，战至10月22日，阳新、大冶、鄂城(今鄂州)相继失守，日军第9师和波田支队向武昌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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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10:55
　当西进日军进攻瑞昌的同时，第106师从九江沿南浔铁路(南昌-九江)南犯。守军第1兵团第29军团和第4、第8军等部依托庐山两侧及南浔铁路北段的有利地形进行顽强抗击，日军进攻受挫。8月20日，日军第101师团从湖口横渡鄱阳湖增援，突破第25军防线，攻占星子，协同第106师团企图攻占德安，夺取南昌，以保障西进日军的南侧安全。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以第66、第74、第4、第29军等部协同第25军在德安以北的隘口、马回岭地区与之激战，双方成胶着状态。9月底，日军第106师团第123、第145、第147团和第101师团第149团孤军深入，进至德安西面万家岭地区。薛岳指挥第4、第66、第74军等部从侧后迂回，将其包围。日军第27师一部增援，在万家岭西面白水街地区被第32军等部击退。10月7日，中国军队发起总攻，激战三昼夜，多次击败日军反扑。日军由于孤立无援，补给断绝，战至10日，4个团大部被歼。史称万家岭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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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10:58
　长江北岸地区作战 7月24日，日军第11集团军第6师从安徽潜山向太湖进攻，相继突破第31、第68军防线，至8月3日，先后攻占太湖、宿松、黄梅(属湖北)等地，继续西进。第五战区第4兵团以主力在湖北广济(今梅川)、田家镇、浠水地区准备迎击日军，第11集团军和第68军固守黄梅西北一线，调第21、第26、第29集团军由潜山、黄梅西北山区南下侧击日军，至28日先后收复太湖、宿松。第11集团军和第68军乘势反攻，未果，退至广济地区，协同第26、第86、第55军等部继续抗击日军。第4兵团令第21、第29集团军自黄梅西北实施侧击，未能阻止日军，至9月17日广济、武穴相继沦陷。接着日军围攻田家镇要塞。第4兵团以守备要塞的第2军并加强第87军一部固守阵地，以第26、第48、第86军在外围策应作战，攻击日军侧背，激战旬余，终因阵地被日军优势火力摧毁，伤亡甚重，29日田家镇要塞失守。日军继续进攻，10月19日陷浠水，24日占黄陂，直逼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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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11:00
大别山北麓地区作战 第五战区第3兵团以第51军和第19军团第77军在安徽六安、霍山地区，第71军在富金山、固始(属河南)地区，第2集团军在河南商城、湖北麻城地区，第27军团第59军在河南潢川地区，第17军团在信阳地区组织防御。8月下旬，日军第2集团军从合肥分南北两路进攻。南路第13师团于29日突破第77军防线攻占霍山，向叶家集方向进犯。第71军和第2集团军在叶家集附近的富金山至商城一带依托既设阵地顽强抵抗。日军第13师团受挫，得第16师团增援，9月16日攻占商城。守军退守商城以南打船店、沙窝地区，凭借大别山各要隘，顽强抵抗，至10月24日，日军逼近麻城。北路日军第10师团于8月28日突破第51军防线攻占六安后，强渡淠河和史河，9月6日进占固始，继续西进。第27军团第59军在春河集(属固始)、潢川一带组织抗击，鏖战旬余，19日潢川失守。21日日军第10师团突破第17军团第45军阵地，攻占罗山，继续西进，在信阳以东地区遭第17军团反击，被迫撤回罗山。日军第2集团军以第3师增援，协同第10师团向信阳进攻。10月6日，一部迂回信阳以南，攻占平汉铁路上的柳林站。12日日军第2集团军攻占信阳，然后沿平汉铁路南下，协同第11集团军进攻武汉。在日军已达成对武汉包围的情况下，为保存力量，中国军队不得不于10月25日弃守该城。日军26日占领武昌、汉口，27日占领汉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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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11:01
武汉会战期间，中国空军和海军也积极参与了作战。在苏联航空志愿大队的配合下，中国空军鏖战长空，与日军航空兵空中大战7次，击毁日机78架，炸沉日舰23艘，有利地支援了地面部队的作战。中国海军也英勇作战，击沉，击伤日军舰艇及运输船只共50余艘，击落日机10余架，但自身也损失惨重，基本上全军覆没。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中国军队浴血奋战，大小战斗数百次,以伤亡40余万的代价,毙伤日军20余万,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其速战速决，逼迫国民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并未达到。此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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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11:02
1938年汪精卫如何踏上万劫不复背叛道路？

高宗武的秘密之行

　　7月22日下午17点，汪精卫在武汉的寓所里，见到了匆匆而来的周佛海。周佛海是专为高宗武一事与汪精卫商量对策的。急于开展“和平运动”的汪精卫和周佛海，希望利用高宗武再次去香港的机会，要他直接去东京，探听日本政府对实现中日“和平”的条件。6月23日晚九十点钟，正在香港的高宗武与周隆庠化装成日本人，他们先坐出租汽车到达日本总领事馆，然后换乘领事馆汽车，由领事馆派专人护送上一艘日本轮船，以此避开海关检查，顺利离开香港前往日本。(高宗武，时任中华民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周隆庠是亚洲司日苏科科长。)

　　早在1938年2月份，经蒋介石批准，高宗武与周隆庠就到达香港，设立了一名为“日本问题研究所”的情报机构，对外则称“宗记洋行”。在此前，高宗武曾派日本科长董道宁到上海，暗中与日方人士联络。这一年4月3日，高宗武返回武汉后即向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的周佛海报告他在香港的“接洽情况”;然后由周佛海报告给汪精卫。4月14日，高宗武负“秘密使命”再次飞往香港。5月30日，高宗武返回汉口，向蒋介石、汪精卫、周佛海等报告与日本交涉的情况。蒋介石仍命高宗武返香港，继续探听日本情况。

　　与以往几次的秘密出行相比，高宗武此次属擅自赴日，蒋介石并不知情。因为不经过蒋介石，高宗武有些犹豫。而周佛海向高宗武表示，等他乘上去日本的轮船后，他会向蒋介石报告，此事由他负责。高宗武由日本返回香港后，由此因为害怕而迟迟不敢回汉口。直到7月22日下午，周隆庠才拿着高宗武的报告到达汉口，周佛海看到报告后，立即找陶希圣到寓所，决定先将报告送至汪精卫，商谈对策。

　　这一年1月16日，日本曾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宣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实际上透露了日方谋求“合作”的新政权的战略意图。

　　高宗武此次日本之行，先后会见了影佐祯昭、参谋次长多田骏、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及陆军省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等人。但迄今未见当时的记录公布，不过据当时传出的消息和当事人事后回忆，他们之间达成了两项协议:第一，接受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承认“满洲国”，日本在蒙疆有驻兵权，中国参加防共协定和日本优先开发华北资源等;第二，决定要汪精卫“出马”。据影佐祯昭自传中回忆，这一点是高宗武先提出来的，高说，“汪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称道‘和平论’，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为促使今后日华间的和平，必须寻找蒋介石以外的人。但是，除汪精卫氏以外，难以找到其他人。”

　　周佛海之所以在拿到报告的第一时间便急着见汪精卫，是因高宗武的报告中写有“日本是在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周佛海担心这句话会引起蒋介石不快，所以先来征求汪精卫意见。可汪精卫看过后却并没有像周佛海那样紧张，反而安慰周“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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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11:03
汪精卫的“和平运动”

　　7月22日当天，高宗武的报告连同他写给蒋介石的亲笔信，通过机要秘书陈布雷，送交至蒋介石手里。蒋介石并不知道汪精卫此前其实已看过这份报告，邀其与张群在三天之后共同商讨。

　　蒋、汪此时的身份分别是国民党的第一、二号人物，直到此时，他们仍站在抗日的同一阵营。“卢沟桥事变”后，汪精卫曾情绪激昂地说:“目前时局已临最后关头，因此，我们要有绝大的决心与勇气来牺牲……我们如果不牺牲，那只有做傀儡了。”

　　但中国军队一个接一个的失利使他渐渐产生了极度悲观与失望情绪。李宗仁回忆，1937年10月，他去拜访汪精卫时，汪曾一再问他：“你看这个仗，能够打下去吗?”据当时在其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汪精卫每当谈及抗战之事，总是“摇头叹息”说：“茫茫前途，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

　　在汪精卫身边，与他持相似观点的一批人渐渐组成了一个小团体，他们包括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周佛海原是蒋介石亲信，因这层关系，与汪精卫有很深的矛盾。然而通过长时间交谈，他们发现了彼此在对待中共及日本问题上的共同点，慢慢密切起来。周佛海回忆说，“汪先生的主张，是完全和我们一致的。”“所以我们当时无形中就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

　　两国交战，历来有主战派有主和派，那时汪精卫提出“谈和”，“并不等于他投降、做汉奸，也不等于说汪那时已离开抗战阵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黄美真说。而在当时全国各界抗日气氛高昂，国民政府内也以主战派为主流，汪精卫只能将此意见私下向蒋介石提出，蒋没有断然拒绝，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进行的会谈也在秘密进行中。

　　但是7月22日蒋介石看到高宗武的信，由于信中有日本政府“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蒋见信后，“怒气满面”，表示今后与高断绝关系，并下令停发高的活动经费。但周佛海却照旧每月从宣传部的经费中，拨3000元支持高宗武在香港继续与日本保持联系。汪精卫通过高宗武的日本之行开启了与日本“谈和”的大门，而与此同时，蒋介石却自此彻底放弃了“和平”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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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11:04
逃离重庆

　　7月22日夜，刚刚看完高宗武报告、明确知道日本人“锁定”自己的汪精卫得到了另一个消息：当夜，日军与中国军队激烈交战之后，突破庐山北面数道阵地，九江城沦陷在即。此时的汪精卫面对的是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日军在武汉外围的战役中节节推进，距离武汉的脚步越来越近，本来就对中国人的抗战能力持怀疑的汪精卫内心一片灰暗。另一方面，日本方面又通过另一种渠道传递出某种“诱人”信息———10天以前，日本五大臣会议正式批准“建立一个新的中国政府”的建议，决定立即着手“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

　　“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与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当蒋介石邀其讨论高宗武报告时，此时的汪精卫仍极力主张由蒋介石出面与日本谋和。但位于权力中心的蒋介石最后作出了相反的决定，汪精卫终于明白：通过党内决议方式，是不能实现他的“和平”主张的。

　　由于高宗武肺病复发，与日方接洽的任务由国民党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梅思平接任。日本方面的联系人，为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兼华南分社社长的松本重治。从8月29日开始到9月初，梅思平与松本连续进行了5次会谈。1938年10月，战事上频传着坏消息，广州和武汉相继沦陷。汪精卫利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的机会，多次暗示愿意与日议和。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前后，汪精卫的谈和言论更公开而急迫。尽管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但他依然替自己顽强辩护说，“孙总理常说和平救国，如果谈和平就是汉奸国贼，那么总理也是汉奸国贼了”。

　　入秋后的上海，位于虹口区东体育会支路上的一座洋房正进行着称为“重光堂会谈”的秘密谈判。“重光堂”会谈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成立以汪精卫为首的新的政权的措施;二是实现中日“和平”的条件;三是详细安排了汪精卫离开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具体办法。

　　关于汪精卫如何逃离重庆，双方草拟了详细的预定行动时间表。11月26日上午，梅思平由香港飞重庆向汪精卫汇报，在香港机场，为躲避检查，梅思平将协议抄录在丝绸上，缝在西装马甲里带回面交汪精卫。

　　“当时从重庆到国外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由重庆赴香港，这很便捷，但以汪身份显赫，不可能无故公开乘机去香港，所以选择此路有很大的风险。另一条是经昆明赴河内，这比较稳妥，但必须首先征得‘云南王’龙云的同意。”黄美真教授介绍。龙云属地方实力派，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出兵参加抗日，但当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退到西南后，龙云深感云南有被吃掉的危险与蒋介石的矛盾也日渐加深。“汪精卫没有军事权，因此他最初的想法是在中国西南，像龙云、陈济棠这些地方实力派控制区建立一个政府，促蒋和谈。”黄美真说。为此，陈璧君两次到过云南，多次与龙云进行长时间谈话，龙云也表态:“汪先生如果来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意由此出国，我亦负责护送，一切绝无问题。”摸清龙云的态度，汪一行人最终决定“借路”昆明。

　　因担心成群结伙走目标太大，12月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工作为名，去了昆明;陶希圣也以讲学为名尾随而去。原定汪精卫以去成都、昆明作抗战演讲为名，12月8日从重庆动身，在昆明与周佛海等会合，然后转飞河内去香港。但12月6日，蒋介石突然到了重庆。直到12月18日，蒋介石要到行营作特别演讲，汪精卫可以不参加，于是他决定在这一天出走。12月19日，汪精卫走上了一条万劫不复的背叛道路。1940年，在日本人的扶植上，57岁的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汉奸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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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11:05
南昌会战是武汉会战后，中国军队抵御日本有限攻势的首次会战。

　　武汉会战后，日本对驻中国日军的任务进行了划分，分区而治。驻武汉地区的第11集团军实际上成为唯一的一支对中国进行野战攻击的部队，与中国湖南及其周围江西、广西地区扼守西南大后方的的中国政府主力部队形成对峙，并不断寻机攻击，企图以军事打击配合日本政府政治诱降的政略迫使重庆国民政府投降。此后，在这一地区进行了数次大规模会战。日军采取以攻为守、先发制人、各个击破的方针。南昌会战，首当其冲。

　　武汉会战后，中国在长江南北分别以第9、第5战区重兵武汉形成包围态势。南昌地区的战略地位更显突出，既掩护联系第3、第9战区的战略运输线即浙赣铁路，又是中国方面集结重兵的战略基地，对日军构成重大威胁。南昌还有飞机场，中国飞机经常前往轰炸日军长江中的军舰。为此，日军积极准备进攻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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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12:22
1939年2月时，中国已判断出日本对南昌的进攻企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三次指令第9战区向日军另一线南浔方向发动进攻以转移敌人的进攻方向，破坏日军的进攻部署，但是该战区一直以准备不周为由拖延进攻。3月17日，日军抢先展开进攻。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在南昌地区展开激战。然而，从3月17日到27日，中国守军10内便丢失了南昌，守军受到重大损失。这既因为日本占有武器装备的优势，也是因为中方的一系列失误造成的。此后，日军向西追击，于4月2日陷重镇高安。中国军队退守。此后日军由于兵力不足，停止追击，并从南昌地区撤走部分兵力，战场相对稳定下来。

　　然而日军新胜之余，没有料到中国正在紧张酝酿旨在收复南昌的反攻，第3、第9战区协力展开春季攻势（也称4月攻势）。4月21日，反攻正式展开，中国军队主力向南昌发动奇袭，一时打乱了敌军阵脚，连克南昌外围阵地。25、26日相继推进到南昌城下。然而由于另一路中国军队未能完成切断日军增援的任务，日军海军陆战队赶赴支援。中国军队对日军展开将近一周的激烈进攻，但未能取得进展，5月1日，蒋介石限期必须攻下南昌。为此，2日，中国军队发起第二轮猛烈的攻势，进一步向南昌逼近。但此时已失去奇袭性质，只能进行攻坚战，在敌之坚守下，中国军队伤亡惨重，为此，5月9日，下令停止进攻。而日军也未能进一步反攻。南昌会战结束。

　　南昌会战是正面战场进入相持阶段后中日军队的首次大战，也是武汉会战的自然延伸和以下一些列会战的前奏。南昌失陷使得第3战区与大后方的联络陷于困境，军事补结只能依赖浙赣两省的公路线了，使东南各省未沦陷地区的处境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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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12:24
南昌会战给以后的作战也带来了深刻的经验教训。中国官兵不怕牺牲、殊死作战的精神，体现了抗日的高昂意志。反攻南昌虽未成功，但主动反攻的行动表露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战略指挥上有了某种进取意识。同时，也暴露出国民党军队抗战的战略战术的弊端：一味打正规战、简单阵线防御缺少纵深的的阵地战，轻视运动战和游击战，这和优势装备的敌人抗衡当然要吃亏。就此，中国共产党多次向国民党提出过意见和建议。国名党也采纳了一部分，给以后的会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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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12:25
抗日战争的历史，在中国近代史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许多相关著作，史料单薄，内容大而化之，不是可信度不高，就是尖锐的斗争，辩论无聊的话题，如抗战爆发时间，田中奏折真伪，谁是抗战主力等话题，但对历史研究意义非常有限。近日，非专业研究者谭飞程的《赣北兵燹：南昌会战》面世，本书是一本专门研究南昌会战的专著，在抗战史研究领域独树一帜。

　　中日史料对照辨析

　　中方的歼敌数字，没有日本方面的资料佐证，可以直接丢弃不用。

　　国内主流抗战史研究的短板是，无论是外交，还是军事基本局限于一方的材料，比如对中日外交研究，甚至日本内部发展，都极少使用日文资料，即使有也是中文翻译(部分是删减本)版，从中可以清楚看到，作者根本不懂日文。《赣北兵燹：南昌会战》利用了不少日文材料，既有原始档案(来自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也有部队战史，资料书。还有日本学者研究成果，共计60余种，这在国内抗战史研究(甚至是中日关系)中是非常罕见的。

　　而对于中方史料，使用更是丰富，不但有档案，口述，年谱，还有网络资料。这些对于一个非学术圈，甚至不是历史学科班出身的人，需要付出多少心血！有了这些是否一定可以得出比较准确的结论呢？答案是否定的，作者在序言中指出：“战报受主观影响很大，当时中国所有电报，战报统计数据，都不太可信，特别是歼敌数字，没有日本方面的资料佐证，可以直接丢弃不用”。“大陆的文史资料和台湾的传记文学，回忆文献均带有强烈的官方背景，在叙述上有时代政治色彩，不可轻信”。(序言6页)在第11章附注部分作者分别指出了中、日双方史料都存在夸张，不可靠部分(194-195页)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有着很高的警惕性，没有被双方原始记录所迷惑和误导，凸显了深厚的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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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12:26
情报、指挥、后勤均不及日军

　　南昌会战，第一阶段作战损失4.2万多人，仅仅毙伤日军2200多人，比例是19比1。

　　南昌会战，从战略上讲日军略胜，但相差不远。中日双方均没达到自己的目的，从日本方面看，夺取了南昌，打击了中国第九战区的抗战主力，但是未能有效歼灭。从中国方面看第一阶段作战损失4.2万多人，仅仅毙伤日军2200多人，比例是19比1。第二阶段没有日军详细的伤亡数字，但很难认为受到严重损失。(372页)

　　从战术层面讲，中国方面一败涂地。在情报工作方面，中国情报收集单一，效果很差，采取都是人海战术和利用本土作战的优势弥补。虽然有个别灵光一现的时刻，但总体讲对日军的动向，部队内情基本属于半盲的状态。战争开始后，中国军队对当面日军的判读有了明显提升，没有特别荒诞离谱的地方，这主要得益于根据日军尸体上搜集的部队信息、文献材料和审问战俘。

　　而日军在战争开始前就做了大量的情报工作，派出大量人员，使用各种身份和不同方法和手段(如使用航空手段对军队的行军路线)，了解中国军队的信息，这使得双方在交战前对对方了解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但战争开始后，日军的情报水平却没有明显的提升；在武器质量、士兵素质、后勤的补给三个影响战争重要的方面，中国与日本都有着相当明显的差距；从指挥上看，中国方面的最高指挥官蒋介石过于怀疑基层的执行力，罔顾当时的不利局面，顽固地要求部队去限期夺回已经失陷的南昌城，把自己不久前所说的不以南昌得失为要，可以不重得失的话，完全抛弃。

　　而前线指挥官罗卓英则属于长于谋划，短于决断的典型，在部署修水防线时，他极为用心，战争过程中也谋划了很多反攻和调整，努力改善局势，但他高估自己的实力，做出很多部署但都远远落后于形式，特别是对日军的攻击方向判断延迟或有误(375页)而对冈村宁次作者明确指出：“为日军将领中的佼佼者，知人善任，作战中对每一个环节都把握到位，调整及时，始终左右着战场的主动权”。唯一缺陷就是误判中国的第19集团军已经溃灭，急于占领南昌城，未能歼灭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376页)

　　从以上多面总结可以看出，这次会战的结局不是一个简单的因素，而是多项因素的组合，也是中日双方在战争初期阶段总体实力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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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7.2015 12:28
整体落后导致作战劣势

　　日军的粮食供应和武器装备，远非中国军队可比。

　　做抗战历史，中国学者基本都是预设立场，愤怒声讨侵略者，著作中大量情绪化语言，但对史实重建，事件来龙去脉，弄不清，使用统而言之的做法。本书作者有很多真知灼见。对于互联网出现的为汪精卫说好话，或曰翻案的文章，作者则明确指出：“如果说低调俱乐部成员，放大了中国的困难，忽视了日本的困境，对抗战局势产生误判，还可以说是当局者迷，那么重光堂会谈一波三折之后，面对明显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条件，还要往里面跳，那就是汉奸无疑了。而某些史学专业人士(非近代史领域)面对如此清晰的历史，还要信口雌黄，那就比汪、周之流还要不如了(序言5页)。”简单两句话，点出了翻案者的愚蠢头脑和下贱人格。

　　历史研究要针对历史条件。当时中国整体落后，这种落后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不能将抗战责任完全归结到某一个政府某一个党派或者某一个人的头上(序言7页)。作者在书中列举，南昌会战前后，日军106师团记录显示，日本士兵每人每天640克精米，200克精麦，150克罐装肉，20克浓缩酱油，而军马则是每天大麦2.5公斤，食盐30克，其他饲料则就地搜集(60页)。从这些简单数字，可以清晰看出中日之间在后勤方面的悬殊差距。从部队的武器装备看，日军除去步兵师团外，还有野战重炮联队，独立山炮联队，独立迫击炮大队，独立攻城重炮大队装甲兵部队。同时为了更好发挥上述武器单位的作用，日军专门配置了一定规模的测绘、工兵部队。同时还配有一定规模的空军，用来配合作战。这些都是同时期中国军队少有或者根本没有的。

　　总体讲，本书是一部难得的抗战军事研究杰作，是献给那些在这场全民族卫国战争中献身官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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