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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人生传奇 长文连载 [打印本页]
作者: 拔剑茫然 时间: 31.12.2015 08:31
标题: 人生传奇 长文连载
《人生传奇》
没有人会觉得经历多一些，丰富一些，有什么不好。跟很多人比较，我的经历是太丰富了。这是我的骄傲，是我的光荣。当时光开始沉淀，当经历开始变成有益的经验，为什么不写出来，给大家带来阅历，带来经验，带来乐趣和未来前行的动力呢。如能达到如此目的，我写作这个十万字长篇的努力就算没有白费，这一番辛苦也就值得了。
第一部 最黑暗的夜晚
黑云压城，大兵临境，天昏地暗，飞沙走石。黑风带来黑社会的猖獗，黑流卷起社会黑暗的污泥浊水，这是一段历史，这是一段回忆，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真实经历。
拿起笔，做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师生齐造反
文化革命当闯将。。。。
一
中国古人的哲学，是人之初，性本善。而善良的本性经过社会的污染，然后出现恶。所以，恶，不是人本身的问题，而是社会污染造成的。
与中国哲学相反，西方认为，人之初，性本恶。尤其是天主教更认为，人是带着原罪降生到这个世界中来的，人的一生，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而且，人应该为自己的原罪而赎罪。
确实，人在童年的时候，最为残忍的。经常看到年幼的孩子，津津有味地虐待小动物，他们用手指碾死蚂蚁。有时纯粹出于好奇，撒一泡尿，把成群的蚂蚁淹死。当他们长大成人后，往往会忘记这种残杀的暴行，文过饰非。也有些人大彻大悟，成为走路小心翼翼唯恐杀生的善者。也有一些人，他们醒悟了儿时的残忍与冷血，他们深深自责，深感忏悔，默默地用各种善行，为自己的过去赎罪。
童年和少年，是无知而残暴的年龄，是人类最接近野兽的年龄。有人说，年轻人犯错误，就连上帝都能原谅。我不知道上帝是否真的能原谅所有年轻人犯过的所有错误。但很多少年时犯下的罪恶，确实是无法原谅的。无论是上帝，还是众人，甚至是自己。
我童年的时代，正是中国人狂热的东奔西突，忙碌于各种政治运动和清洗的悲惨时期。人们的良知被各种宣传口号反复清洗漂染。善良和罪恶，正义与反动都被染上一层真假难辨的外壳。在这样的氛围里成长，我的童年更加馄饨茫然。
我对美好事物的热爱，表现在对音乐，诗歌，欧洲童话故事和美妙工艺品的欣赏上，但这种对美好事物的热爱，却与社会流行的风潮背道而驰。人的童年都是需要被表扬，被称赞，被社会承认的。但这种承认和赞许，往往久久不来，或者变成巨大的打击，把心中所有的美景打烂击碎，变成一滩肮脏丑陋的东西。
比如，从小就同班，同院的同学祝尼尼。他热爱音乐，衷情美术。去东北兵团之前，我陪他去商店购买了大量的颜料和宣纸。他打算在东北生产建设兵团大展才华，画出新一代工农兵的高大形象，以及现代农场的美妙田园风光。但是，一年之后，却传来他在东北农场被孤立，被批判的消息。由于把视角集中在简陋的茅棚，原始的耕作和冬日凄凉的残雪上，他的画被批判为消极，落后，仇视工农兵的反动作品。
我到农村后，曾给他写过一封热情洋溢而思维独特的长信。一个月后，接到他的回信，居然无缘无故，劈头盖脸把我大骂了一顿。从小就建立的友情一朝断裂，我们从此再也没有往来。
很久以来，我无法明白我这位少年时代的朋友为什么会反目结仇。因为那时，我还没看到善恶的界限呢。
其实，文革期间，正是我15至16岁的少年时期，那时的我，思想单纯，简单蓬勃，积极向上。在这样的人生初年，我们除了原始本性外，就只剩下被彻底洗脑后的偏执和简单执著。
文革刚开始，我所在的中学全校学生进入军营，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军训。1966年8月，军训突然结束，得到的消息是，军训是刘少奇派遣的工作组的阴谋，走资派力图调虎离山，把大部分革命同学调离，趁机打击少数坚决革命的造反派同学。
带着一脑门糊涂概念返回学校，每天坐在教室收听学校高音喇叭播放的广播。革命歌曲，革命口号，还有语气铿锵的报纸社论被高音喇叭日夜不停轮番轰炸。我们心中忐忑，知道一场遮天盖地的暴风雨即将来临。年轻的人，渴望热闹，渴望打破日常学习和生活的平静。终于有一天，一位高年级同学在高音喇叭里大声疾呼。同学们，大家不能坐在教室里了，这又是工作组的阴谋，北京广大的学生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们要革命，要造反，要冲出教室，加入到革命洪流中去。
高声的呐喊，激动人心的语言，字字冲击着我们年幼而喜欢热闹的心灵。
全校学生动员起来了。先是造老师的反。所有老师都消失了，我们很快就知道大多数老师已被关押到一间大教室里了。各个班级可以自己组织批判会，从自己的班主任开始，寻找罪证，开展批判。全校沸腾，各班级批判会热火朝天。但很快，我们就发现这些老师，除了正常讲课，实在找不出可以批判的材料。班主任老师，虽然他们逼迫我们学习，要求我们必须考上重点大学。但归根结底，还是为我们好啊。于是，高年级同学选择新的目标。他们带头批判我们学校的那些高级教师，以此让我们这些低年级同学认识阶级斗争的尖锐与复杂。作为重点中学，我们学校很有几名很凤毛鳞爪的特级教师，他们德高望重，身份特殊。此时，炮火击中到他们身上，按照级别高低，他们被挑选出来，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同学们批判。当然，这个批判，从一开始就是带有浓厚的人身侮辱成分的。特级教师在北京市教育系统都是如雷贯耳的大师，但现在，我亲眼看到一位过去无比钦佩的老教师站在椅子上，头顶是一个用铁丝废纸篓临时做成的高帽。老教师没有硬抗，但也没有屈服，他神态倨傲，一言不发，任凭同学们在他面前用极其侮辱性的语言拼命叫喊。当天晚上，这位不甘屈辱的老教师就和他的妻子双双来到我们经常去游泳的玉渊潭公园，在湖水中沉湖自尽了。
我当时很不理解，不就是戴了一顶废纸篓的高帽吗，不就是被革命群众批判了几句吗？没捱打没挨骂，至于自沉身亡吗？几十年后当我自己接受了完整的高等教育，掌握了足够的知识以后，我才真正明白人格的尊贵，理解了人格屈辱对于正直人类的可怕伤害。知道了宁死不受屈辱的人格力量。
同样身份高贵，而且是高级干部的校长很快受到了更大的侮辱。我亲眼看到平时身份尊贵的李校长被高年级同学用理发推子剃阴阳头。一推子下去，脑袋正中一道秃痕，校长用胳膊象征性地抵挡了一下，就默默地接受了这个屈辱。与高级教师相比，李校长平日注重尊严，保持身份高贵。现在看，作为干部，他忍辱负重，承受屈辱的能力显然远远高于单纯的高级知识分子。
接着是斗争我们学校的付校长沈大逊。记住她，是这个名字太特殊了，更何况被拉上学校操场前的土台时，她是那样傲慢。戴着深度眼镜的脑袋高高昂起，让人不由而想起伟大的革命先烈，大名鼎鼎的江姐，受尽酷刑坚贞不屈的抗日英雄赵一曼。我心里不由暗暗担心，怕组织批判的高年级同学会下不来台。但我显然太低估高年级同学了。一位同学大声喝道，说，你是什么人？
沈大逊校长昂头挺胸，无比傲慢地大声答道。我叫沈大逊，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低头认罪，知道你犯下了什么罪行了吗？
不，我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绝不低头。
台下的我们登时有种衷心钦佩，产生想热烈鼓掌的冲动。
高年级同学并没有被共产党员的高贵气势压倒，他们革命电影也没少看。早就没有继续跟这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废话的闲情逸致。一位平常经常在学校沙坑练摔跤的同学，人高马大，他早就上台，双手交叉抱胸，站在沈大逊校长身旁。他是高年级同学组织者专门请来，对付伟大共产党员的打手。摔跤手双手交叉，站在气场十足的沈大逊校长身旁，轻蔑地低头说，你再说一遍？
沈大逊毫不气绥，大声重复一遍。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绝不低头！
土台上忽然烟尘弥漫。原来，沈大逊校长话音刚落，摔跤手已经一个大背挎，把她狠狠撩起来又横躺着摔在地上。沈大逊校长浑身尘土，脑门被摔破了，黑框眼镜被摔烂，斜挂在脸上。只一跤，沈大逊校长面目全非，但英气犹存。她竭力站直身体，大声吼，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绝不低头。
通，又是一声巨响，摔跤手一句废话没有，动作简单麻利。这下沈大逊校长自己爬不起来了。不知是真摔坏了还是气势彻底倒下了。沈大逊校长浑身颤抖，满脸血迹，说话的声音嘶哑了，情绪低落了。摔跤手抓住她脖领子，就像拎起一只小鸡仔子。这一跤，把沈大孙校长的气势彻底摔出去了。她嘴巴嚅嗫着，半晌没有再出声。等到她能够说话的时候，你感觉到眼前那位气势如虹的英雄消失了，出现在学生们面前的，是一个丢魂落魄的走资派，一个被革命群众吓破胆的卑微渺小的叛徒。她的声音微弱，低得几乎无法耳闻。
我，我是走资派，我，我对人民有罪。我低头，我认罪。
失望情绪登时笼罩了我们这群低年级同学的心头。本来以为是一部非常精彩的共产党人英勇不屈的活报剧，却突然变成变节投降的丑剧。我们太失望了，我们太悲哀了，我们太悲愤了。悲愤化作力量，化作高声怒吼，打到反动走资派沈大逊！沈大逊不投降就叫她灭亡！在沈大逊身上踏一万只脚！
其实，共产党员沈大逊已经垮掉了，屈服了，投降了。虽然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投降给谁了？她是代表共产党投降？还是代表反动势力投降？但无论怎么样，反正她已经投降了。
革命运动意想不到的顺利。我们第一次目睹了革命暴力的威力，无比巨大，无比威猛。紧接着，全校老师都被关起来了，天天批判，天天斗争，和平的，暴力的，和平加暴力的，暴力加和平的。但老师们屈服的屈服，认罪的认罪，自杀的也都自杀了，革命失去了斗争的目标。
二
这时，沉闷的空气被一首对联打破了。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根据这个对联，出现了一个学生组织，叫做红卫兵。
谁也不知道红卫兵组织是怎么出现的，谁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开的头。反正只知道，红卫兵成员的老爸都是革命的干部，而且是高级干部。最好是参加过抗日战争，至少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干部。所以，作为高级干部的儿女，红卫兵当然是最可靠的革命战士。
当时，对于高干和普通干部，是以中央行政级别作为划分。十三级以上的干部，是高干。是革命事业的功臣，是革命依赖的力量。而低于这个级别的干部，为普通干部，往往没什么太大功绩，革命不一定要依赖这种干部。
高级干部作为国家功臣，他们的子女当然就是这个国家最可靠的接班人。虽然，学校里每个学生都会唱那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我们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但只要高干子女才在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当之无愧的革命接班人。将来这个国家，理所当然要归他们所有。只是，平时，他们尽量保持低调。高级呢子的上衣外面，偏偏套一件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漂亮的锰钢自行车，宁可放在家里生锈也不骑。偏偏找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他们思想深沉，消息灵通，手眼通天。文革来临，他们是革命事业当之无愧的领导。
现在，他们亲手创建了红卫兵，有了一只完全属于自己的队伍。
我们学校干部子女比较集中，红卫兵的出现没遇到任何阻力。
我们学校的所在地是著名的祖家祠堂。
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所谓祖家祠堂的祖家，其实是明末清初的叛徒将领祖大寿的家族祠堂。
祖大寿投降满清朝庭，作为叛徒，却受到后人的敬仰和祭拜。原因，自然是因为他投降后不久，满清就统治了中华大地。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所以，叛徒祖大寿被戴上了拥戴圣主的桂冠，得到后人的颂扬。其家族的祖庙檐高门厚。香火鼎盛，气势非凡。直至最后，成为我们学校的校址。
从学校大门进入，第一进院，是校长办公室和高级教师的休息室。第二进院是几间高年级教室。第二进院后面向左拐，才是一栋四层高的教学楼，我们低年级的教室都集中在教学楼内。
红卫兵总部就设在第一进院，原来的校长室内。
由于我的家庭既是高级革命干部，父亲又因为有历史问题没搞清楚，算不上纯粹的革命干部。所以，能否参加红卫兵，我的身份非常尴尬。
我经常反诘自己，是不是就是因为这种尴尬的身份，才使得我文化革命的洪流中，没有随波逐流，没有欠下无法偿还的良心债？我很难解答。但由于平日的善良和懦弱，无疑在这种身不由己的浪潮中，避免了坠入罪恶的深渊。
但那时候，红卫兵是个非常松散的组织。虽然威力强大，但内部不毫无管理可言。一位出身高干的高年级同学，是红卫兵总部的负责人。他对我印象良好，几次行动，都积极安排我参加。我就这样妾身不明地参加了各种红卫兵活动。
在红卫兵出现的初期，辩论对联成了红卫兵的主要任务。
一天，红卫兵总部忽然召集我们集合。原来，东城区一间中学，红卫兵组织受到反动分子攻击，需要我们前往支援。
火急火燎地组织好队伍，我们紧急出发，很快就感到东城区的那所学校。原来，那所学校中的干部子女人数很少，全校百分之九十以上同学都是工农家庭出身。虽然他们出身工农，但他们反对由干部子女发起并为主力的红卫兵组织。
首先，他们反对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
说起来人家也没什么错啊。他们的老子虽然不是革命干部，算不上英雄。但人家也是工人，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啊。所以，人家不服。为什么你们干部子女可以组织红卫兵，还当仁不让地充当红卫兵的主人？工农子女为什么就不能组织红卫兵。情绪所致，他们对那个对联也极其反感。
辩论在各个教室进行着，该校邀请我们前来支援的个别干部子女，带着我们与那些反对对联的工农子弟学生激烈辩论。其实，那时辩论的论点本身就含混不清，谁也难以把话说明白。不知道什么时候，辩论忽然变成了一边倒，因为我们学校大批红卫兵前来支援，该校原来处于劣势的干部子女忽然元气大盛。很快，支持对联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带领我们前来的该校学生，和我们一起，把反对对联的同学挤到墙角。一开始还是口头辩论，只是声音越来越大，情绪越来越激昂。后来，不知道是谁人突然大喊了一声，打死这个资产阶级的狗崽子！许多拳头举起来，向墙角的同学猛捶。拳头上面，还出现了皮带挥舞的影子。混乱之中，耳中再也听不到辩论的声音了，而是反对对联同学的惨叫声。不知道是谁，把一根皮带塞在我的掌心。心里想着不要武斗，不要武斗，但皮带在手，情绪激昂，不由自主两皮带也抽了下去。
这是我第一次打人。也是第一次尝到武器批判的威力。
但那天，我的感觉就像吃了苍蝇一样。我抡起了皮带，带着无产阶级的怒火与威严。但我的皮带并没有落在反动分子的脊背上，并没有打在地富反坏右的身上，而是落在一个素不相识，刚才还跟我握手，双方决定通过辩论以理服人的同学头上。他的罪过，仅仅是不同意一首对联，仅仅是不能接受高级干部的子女独掌文革红卫兵大权的可悲事实上。
那一天，我到底做了什么？
而且，极其迟钝的我和其他中学生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副对联，其实是高级干部的孩子急于接班，急于掌握国家政权，获取自己和家族的利益的行动号角。直到几十年后的太子党纷纷上台，我们才在某一天，恍然大悟。忽然明天了几十年前的某个历史时期，热情洋溢的我们，早已经给一小部分野心勃勃的高干子弟，充当了忠诚血腥的打手。
只有打下江山的革命军人，革命干部才是英雄。那些工人，农民，即使帮过革命的忙，即使对革命事业充满同情，但夸赞他们可以，让他们，和他们的子女接班，那是绝对不能够的。他们只是革命的群众，但永远也别想当革命的英雄。
历史，就是由这种貌似美丽的居心叵测和荒诞可笑的愚忠一笔一笔书写了几千年，又花样翻新不断繁衍重复，直到今天。
第二天，我又参加了支援北京芭蕾舞学校红卫兵的行动。
北京市芭蕾舞学校，是一个纯粹艺术类的院校。学校中艺术气息浓厚，革命气氛自然低落。该校的红卫兵组织势单力薄，向我们学校请求支援。时间太早，红卫兵总部还没来几个人呢，我们七八个红卫兵就急不可耐地出发了。
北京市芭蕾舞学校坐落在陶然亭公园北侧。到达后一看，形势果然严峻。芭蕾舞学校设立在一栋大楼内，一进门，就看到该校学生都聚集在大楼的楼梯上。女同学坐在楼梯台阶地面上，沉默不语。而男同学则在楼梯前，手挽手站成几排，显然在保护女同学。男同学们身材笔挺，脚步不丁不八，标准的芭蕾舞男主角的动作。就这样，这些反对对联的芭蕾舞校同学与该校为数不多的红卫兵支持者对垒。我们的加入，使得芭蕾舞学校红卫兵成员增添了巨大勇气。但虽然如此，我们都没有发动进攻的力量和想法。
现场一片沉默。所有人都怀着自己的想法，做各种打算。芭蕾舞校的学生显然在防范我们的进攻。但我们是来辩论对联的。况且，当时的口号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
无聊的对恃只维持了几分钟，校门外的喧哗提醒我们，对方大批援军来到了。
不知道那个中学的学生大张旗鼓，排着整齐的队伍出现了。芭蕾舞校的学生受到鼓舞，他们迈着芭蕾舞的步伐向前挤来。我们几个人势单力薄，抵挡不住。很快撤到楼外，在陶然亭公园北门外地势稍高的地方站住脚跟。外校学生蜂拥而至，很快就把我们几个人团团围住，围了个水泄不通。
我们出于劣势，但仍顽强地与包围我们的外校学生大声辩论。大家似乎在辩论着对联，但似乎对面学生对对联毫无兴趣。他们只顾起哄般地向前拥挤，如同洪水冲击着堤坝。我们心中充满了悲愤，眼前的情景，多像电影里出现的五四游行的场面啊。悲壮，激昂，壮烈。对面学生有人不耐烦了，伸胳膊打人，脚下也有人使劲踢。我们手挽手站成一圈，抵挡着学生的进攻。耳朵里乱哄哄的充满了叫喊，怒吼和我们高唱国际歌的雄壮歌声。
这时，最富于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突然，所有的声音消失了，周围安静异常，大家都抬头看。
芭蕾舞校三楼的一扇窗户，砰地一声被人从里面用力推开了。窗口出现一个年轻英俊的芭蕾舞男演员。男演员身材昕长，皮肤白皙，眉目清朗。宽阔的胸膛上雪白的衬衫上部衣扣全部敞开，露出宽阔的肩膀，发达的胸肌。他显然经常扮演王子的角色，形象非凡，气质逼人，充满自信。年轻男演员推开窗户，在三层楼上，居高临下，立在窗前，兴致勃勃地俯视我们。
他双手叉腰，神情豪爽，看到我们被围攻的惨象，不由心头得意。突然仰起头来，发出一连串气势豪爽的哈哈大笑。笑声是那样欢快，那样愉悦，那样得意洋洋，又是那样震撼，声浪震得我们耳鼓嗡嗡作响。
这一幕可惜不是出现在芭蕾舞舞台上，不是出现在记录历史一刻的纪录片上，只是深深铭刻在我的脑海里，山呼海啸，直至今天。
三
对联辩论只维持了短短数日。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我们在天安门广场站了整整一夜，终于见到毛泽东亲自出现。他身穿草绿色军装，胳膊上戴着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高高的一侧，向我们挥手。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的一幕，宣布了红卫兵的彻底胜利。毛泽东对为他佩戴红卫兵袖章的首都师范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说，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
领袖一句话，不但宣布了红卫兵的名正言顺，而且也掀起了始终被压抑着的打人的狂潮。
昨晚看到一个视频，北京教师袁鹏飞讲述文化大革命时宋彬彬给毛泽东戴袖章时，毛泽东说的那句，要武嘛。然后宋彬彬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宋要武。并且，她亲手打死了一个走资派。
也许袁鹏飞老师讲述的有一点点不够准确，我对宋彬彬改名的事没什么印象。但宋彬彬的学校师大女附中改名为要武中学，确有其事。并且，要武中学打死人在北京市中学中是非常有名的。另一个视频中，一个老者辩解说，他向身在美国的宋彬彬求证，宋彬彬证明自己在文革中并没有打死过人。这个老者确实是老糊涂了，向杀人者求证她是否杀死过人，这本身就荒唐透顶。另外，宋彬彬作为当时的红卫兵领袖，不需亲自动手，只需一个指示，她手下如狼似虎的女红卫兵们就会把很多人活活打死。我很清楚地记得，文革初期，北京师大女附中打死人是破记录的。这是当时人所共知的事情，任何人都无法辩解。
北京女三中也是北京市重点中学，女三中的红卫兵女战士打人绝对不逊于世界上任何残忍的男性。女三中的校长被批判后，关进一间两面都有窗口的屋子。突然，一边窗户打开了，一盆滚烫的开水猛地泼进来，校长被烫得高声哀嚎。嚎叫声尚未平息，另一侧窗户砰地被推开，一盆冰凉的冷水泼在校长身上。只这两下，德高望重的校长已经奄奄一息，勉强维持了几天，可怜的校长就咽气了。
为了报复工农子弟对革命对联的冷漠和反抗，红卫兵小将把周围胡同的小流氓全部抓了起来。又是一轮半夜出动，疯狂抓捕。接着，就是拷打和审讯。各校校园里充满了小偷流氓的哀嚎声。被抓获的小偷流氓，几乎百分之百是工农子弟，或城市市民的子弟。许多被打死的小偷流氓，甚至不必通知家属，直接被卡车拉出去火化了。拉出去的尸体，无一不是伤痕累累，惨不忍睹。尸体中，有校长，有老师，有同学，也有周围的所谓小偷流氓。
各校红卫兵战士，手捏皮带，双眼血红，竭力寻找下一个打击的目标。从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到抡起皮带扬起铁棍，打死老师打流氓。血红的目光四处搜寻，最后，终于定格在旧社会残存下来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身上。他们不是还活着呢吗？他们的家还在，财产还在，他们的子女还在，气势还在。
名义上，打出的旗号是破四旧，立四新。其实，很少有红卫兵能具体说出来四旧是哪几项，四新包涵什么内容？
红卫兵的眼中，只有蠢蠢欲动的地富反坏右份子，需要把他们都抓起来，毒刑拷打，斩尽杀绝。
当时，最经典的红卫兵形象，是一名剃了光头的妙龄美少女红卫兵。她手拎彭德怀皮带，脚下跪着一个脑袋开花的地富反坏右份子，鲜血横流，魂飞魄散。
所谓彭德怀皮带。就是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的五十年代，史上第一次对解放军军官授勋。少将以上的军官，一律水獭皮帽，呢子军服，戴极宽的牛皮皮带，足登将校皮靴。
这种牛皮皮带是仿照苏军模式。皮带既宽且沉，顶头的铜扣粗大沉重，棱角尖锐。据说，当时有女红卫兵抡起彭德怀皮带，只一下，铜扣落下，地富反坏右分子头骨破裂，当场死亡。由此，可见这种皮带威力之巨大。
与继续不断落网的小偷流氓一起，押送进学校红卫兵总部受审的灰色身影变得苍老落魄了。很多已经无法自行行走，需要像拖死狗一般，被两个红卫兵拖拉着进入刑讯室。
我参加了捉捕小偷流氓的突袭。天色昏暗，红卫兵突然集体出动，按照已经核实的地址，撞开房门，直接进屋，把小偷流氓从被窝里抓出来，送到学校拷打鉴别。
小偷流氓的名单，大部分都是当时所谓的街道积极份子提供的。这些老太太为主的街道家庭妇女，就是成为街道居委会以及在北京臭名昭著的小脚侦缉队的前身。
一个偶然的因素，使我从一开始就置身于一个学校外面的，半独立的红卫兵团体活动中。
一天早上，红卫兵总部接到消息，一个大地主兼大资本家夫妇，半夜三更偷偷把大量金银首饰倒入下水道，造成下水道阻塞。引起周围群众怀疑，今早终于被揪出来了。那个临时设在地主兼资本家家中的据点急需支援。当时我正好在总部附近，高年级学生的总部负责人招手叫我过来，临时组织几个红卫兵，派到那个据点支援。
四
地点离学校不远，只隔着几个胡同。据点已经被北京幼儿师范学校的红卫兵占领了。我带着几个红卫兵，作为支援，正式加入她们的行列。
夜色昏黑，院子里灯光阴暗，墙角跪着两个老人，他们已经经受了幼儿师范学校红卫兵的轮番拷打。似乎也不需要继续审问了。昨晚，两个老人试图把几百个袁大头银元倒入下水道。这个愚蠢的行为不但造成下水道阻塞，而且引起了邻居的注意。街道妇女立即报告附近的红卫兵，老头的家被封锁，两个老人已经忍受了一整天的拷打，但他们什么也不肯说。我们到来，按照程序，应该再次审问两个老人，但我很快放弃了。我觉得与其继续审问，不如仔细搜索。老人的院子不大，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四间大瓦房，显示着这家主人的阔气。院子靠东北角有一间角屋，里面叠放着两口巨大的楠木棺材。城里人很少能看到棺材。这两口棺材，不但恐怖，而且也增加了阶级斗争的浓烈气氛。经过仔细搜索，我很快在西屋一口大缸中，发现一个沉甸甸的布包袱，打开一看，竟然是白花花的银元，经查点，竟然有一千三百五十块。
这是一个阶级斗争的巨大收获，我们可以雄赳赳气昂昂返回学校了。但如何处理这两个老人，还需要与当地派出所具体安排，我们留了下来。
当晚，我们临时躺在乱糟糟的屋子里，准备马虎迷一觉，第二天撤离返校。
但第二天，天色刚朦朦亮，我忽然被一阵叫喊吵醒了。
是隔壁邻居。原来，隔壁院子里，也有一家是大资本家。过去曾经是白塔寺中药店的大掌柜的。邻居叫喊，是因为怀疑这个掌柜的妻子可能出现意外了。
我一跃而起，跑到邻院。这是东北角上的一间小屋，按情况看，这个过去白塔寺药店的掌柜可能已经被革命没收了财产，所以他和妻子两个人才挤住在院角的小屋里。
邻居说，老头早就病了，半身不遂，问题是他老婆很年轻，本来每天大早都要起床。今天却不见女人的身影。邻居觉得情况不对，高声喊女人的名字，屋里没有答应，只能听到老人依依呀呀的声音。
我过去拉门，里面被拴住了。仔细看，栓门居然只是一根布条，招呼邻居拿来把剪子把布带剪断。门推开，一股浓烈的臭味，把我熏得退了一步。我只指挥一个院的两个年轻工人进屋看看情况。他们刚一进去就大声喊，不好啦，女人自杀啦。
我赶紧让他们把女人拖出来。
两个青工拖出来的是个年轻的女人。我当时只有16岁，我觉得年轻，应该最多20岁出头。绝对到不了30岁。
她竟然是屋里那个半身不遂，五六十岁年纪老头的妻子？
女人已经完全失去知觉了。院子里的人围着七嘴八舌，有人建议拍后背，有人建议灌凉水。我看出来这个女子显然是服药自尽的，灌水应该是良策。赶紧招呼人端过来一铁勺清水，照女人嘴里灌了下去。过不多时，女人吐出很多白色的液体。这时又有人说，这种情况应该赶紧送医院。我没顾上考虑阶级立场问题，满脑子是救人要紧。忙招呼找来一辆平板车，找人登着就往附近的人民医院送。很快到达医院了。这时医院也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急救室里似乎挤满了人。一个医生摸样的人迎过来问，什么出身？帮助蹬车的邻居不敢胡说，忙答道，资本家，是自杀。医生大手一挥说，赶快拉出去，我们不给资本家看病。
我一看火了，刚挺胸上前，医生医生断喝，什么出身？
我火不打一处来，大声回答，红卫兵！
医生登时气绥，低声说，我们，我们不给资本家治病。
我高声喊道，废什么话，老子是红卫兵，让你治你就给好好治。
医生一声也不敢吭，赶紧指挥把病人往急救室里送。
我已经几天几夜没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了。病人有了安置，神经立刻放松了。我家就在马路对面两条胡同外，我昏头昏脑回到家，吃饭睡觉。这一睡就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回到医院，却发现女人正躺在医院走廊的一张病床上，好在还挂着滴液的药瓶。
我过去看时，发现女子的母亲已经来了，她告诉我，女儿已经没有呼吸了。叫过来医生，医生简单看一眼，大声宣布，已经死了，拔管子，拔管子。
16岁的我明白什么叫已经死了，只好听任医生安排一切善后。女人的母亲居然找来一辆出租车。那个时候，我从来没听过世界上居然还有出租车这回事。
这是一辆当时非常时髦的华沙牌小轿车，汽车后座上还铺着雪白的纱巾。司机唯恐死人把车弄脏。我吼了一嗓子，都什么时候了，先把人放上去再说。
我没有乘坐这辆出租车，我宁可步行返回驻地。
第二天，街道已经安排妥当了女人火葬以及把半身不遂的资本家老头遣送回农村老家的事宜。我例行公事过去检查一下老头的情况。
小屋臭气熏天，呛得人根本无法接近。我捂着鼻子过去看了一眼。我看到，屋里有半间屋子被一个木板搭成的床占据了。床上，臭烘烘地只有一个半身不遂的老人，在屎尿中翻滚，老头嘴里发出赫赫的声音，如同一只受伤的牲口。
我不知道街道最后有什么神通，居然把半身不遂，浑身屎尿的老人弄上前往农村老家的火车。事后细想，这个女人肯定是老资本家生病以后，才从乡下买来的小女孩。说是娶为妻子，其实只不过是让女孩子当佣人，伺候这个半身不遂的病人。农村女孩没见过世面，看到外面闹红卫兵，又宣布把老头遣送回农村老家去。一时想不开，服毒自杀。如果不是我，她连起码的抢救都得不到。而过分年轻的我不懂得必须在医院守候，以防医生对病人置之不理。我的争取，使得她得到初步救治，我的无知，终于没能挽救回她年轻的性命。不过，话说回来，即使她没死，即使她能陪伴半身不遂的丈夫返回农村老家。那里等待着他们的又将是什么呢？也许，服毒自尽，对于这个涉世不深的农村女孩是一个最好的解脱。
回到驻地，幼儿师范的红卫兵负责人告诉我，在后面一条胡同，发现了一个更大的官僚资本家。那个官僚资本家早就死了，家里只留下一个女人。说他是个大官僚资本家，你最好去他家看看相册，那里有几十张丧礼场面的照片。规模那叫一个大，人数那叫一个多，如果不是身份显赫，如果不是家财万贯，哪里能有如此场面？哪里能有如此气魄？
幼儿师范红卫兵的介绍到煽起了我的好奇心。三脚并作两脚赶过去，翻开相册，真猛吸了一口凉气。好大的气势，好大的规模，好高的规格啊。
几百人排成四列纵队，护送着一个由马车拉着的巨大灵柩。灵柩有一座房子那么大。灵柩上覆盖着黑色的幕帐，幕帐边缘是雪白的流苏。队列前面是一个服装整齐的军乐队。军乐队前面是引领的高级轿车长队。轿车有十几辆。这种规模的送丧队列，过去就是从书本上也从未见过。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大官僚大资本家的家庭。
大官僚家里只剩下一个年轻的女人，这是大官僚资本家的太太，也就是死去的大官僚资本家的遗孀。现在看，那位遗孀顶多也就是30岁的年龄。大官僚资本家死于解放前，十几年前的这个女人恐怕仅仅是个十岁出头的幼女吧。
女人一声不吭，自始至终保持着沉默。这种沉默，在红卫兵的眼里，象征着坚持顽抗和冥顽固不化的反动立场。幼儿师范红卫兵已经把她毒打过好几次了，她还是不开口。其实，即使开口，她又能说些什么呢？
我一看，除了搜查，也没别的事情可干了。我把人手分配一下，在这个院子里展开地毯式搜索。
这家的院子好大，几十个房间，包围着是一个大花园。那个年代的北京城，除了王府和高级干部家庭，院子带花园的房子凤毛麟角。终于，我在院子角落一个落满灰尘的屋子里，找到一口大木箱子。打开箱子一看，里面一卷一卷全是图画。我打开几卷查看，都是花鸟山水。一边检查一边往院子里扔。忽然，我眼前一亮，终于找到宝贝了，箱子底部并排放着两把带刀鞘的日本指挥刀。
我们大喜若狂，收获巨大。作为初中生的我们不懂艺术，不懂图画。但这两把日本指挥刀，后来出现在北京市红卫兵战果展览上。
五
这个大发现激起了巨大的阶级仇恨。我带来的红卫兵，主要是幼儿师范的女红卫兵，纷纷涌上去，把女人围在脚下，皮带像雨点似的抽在她瘦弱的身上。我沉浸在巨大收获的喜悦中，没有参加这次毒打，也没有去阻止。我怎么可能去阻止呢？重大的战果恰恰证明敌人的丑恶。红卫兵战友的行为，在那个时候是绝对正当的。我没有动手去打人，一是我几乎不太喜欢动手打人，二是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不愿意打女人的本能。话虽如此，其实，即使对男人，我也很少动手去打。
这个家抄完了，附近的街道妇女不断赶来报告。又发现了诸多资本家，地主，旧官僚住在附近的几条胡同里，需要我们挨家去抄，支持群众挨个去批斗。
但下一家，我不但毫无成就感，而且，倍感疑惑。
这是一个旧县长的家。旧县长看样子年纪不大，顶多40岁左右。当时还不善于动脑子去想，否则，稍一思索就会发现，他现在40岁，抗战时期的县长，那时他顶多20几岁，比我们现在也大不了多少啊。
我们只知道，三年穷知县，万两雪花银。
他家的房子不大，一家人挤在三间平房里。翻箱倒柜，我只搜出一枚金戒指。戒指放在裤兜里，到学校交到红卫兵总部。当时不懂得贪污，更绝对不会贪污。我认识一个人，在抄家运动过后偷偷告诉我，他贪了一个小金片，后来请家里一个亲戚帮忙，把金片卖了，得了38元钱。那个时候，38元已经是一笔巨款了。
抄完家，到院子里审问旧县长。但此人灰不溜秋，不显山不露水，从他嘴里也找不出什么具体罪证，打肯定是免了。有人在院子中间烧起一堆火，把搜出来没用的东西，尤其是书籍一类扔到火里烧毁。当一本书扔进火堆时，旧县长忽然蹦起来，伸手把书抢了出来，扑灭书上的火苗时，他的手熏得漆黑。
两只皮带同时挥向他的脑门儿。旧县长抬起头，我们却发现他淌血的脸庞上泪流满面。再仔细看他手中的书，居然是一本被烧掉一半的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
由于是旧版本是竖排版，我们居然没人注意这竟是一本旧版的毛泽东著作。
当天晚上，我第一次怒不可谒，动手用皮带狠狠地打了一次人。
这是一个资本家的儿子。那天晚上，一群工人对他父亲召开现场批斗会。父亲跪在院子的石板地上，身后站立着两个手握皮带的幼儿师范红卫兵。前面是参加控诉会的工人。工人发言，声泪俱下，女红卫兵根据群众激愤的程度挥动手中的皮带，皮带重重地抽打在资本家的后背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女红卫兵下手狠，杀人不眨眼，这几乎是文革红卫兵运动中人所共知的常识。越是年轻，越是貌美，革命立场就更加坚定，打人时，下手就越是狠毒。
就在这时，院子角落的厕所发出一声威胁的叫喊。叫喊声吸引了我们几个百无聊赖的男红卫兵。原来，资本家的儿子不知何时钻进厕所，把门锁上，任凭押解人员怎么威胁，都不出来。我们几个冲过去。我看到厕所门上面是一个窗户，一窜身，跃上窗户，伸头向里张望。但刚一露头，我就浑身一机灵，跳了下来。厕所里面，狗急跳墙的资本家的儿子正举着一只铁锨，做出要给我一下子的样子。现在想来，他很可能只是顺手拿起铁锨来吓唬我一下。但在阶级斗争神经质的年代，一个地主资本家的儿子胆敢用凶器威胁红卫兵，这不是反革命分子企图翻天的巨大罪行又是什么！
终于把资本家的儿子从厕所里擒了出来。几个男红卫兵把他五花大绑捆了个结识。由于受到他的攻击，我怒火中烧，抡起皮带，劈头盖脸一顿狂抽。前院批斗现场资本家被女红卫兵抽得血肉横飞，大声哀嚎。后面是我轮动皮带，皮带抽在皮肉上的声音清脆响亮。但这个资本家的儿子太坚强，连续抽了十几皮带，他竟然梗着脖子，一声不吭。这是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青年，身材微胖，皮肤白皙。如果在校园里，他也许能成为我的哥们儿。那天晚上，他的坚强，使得我气绥，我放下皮带，一时间感到不知所措。
这些天，我亲眼见到武力行凶的奇异功效。但现在，我的武力怎么毫无作用？
白天，学校操场举办各种活动。路过时，我偶尔看到一眼。体操台上，竟是一个平时跟我特别要好的朋友，初二年级一个老实巴交的孩子。他在操场前面的台子上，做出一种非常怪异的动作。原来，他在痛诉对联对他的作用。
老子反动儿混蛋，确实，我承认我是混蛋，但是，我不愿意做混蛋。。。。。
这个同学我后来再也没见过他。其实，我也不知道见到他，我该做什么表示？
大官僚资本家的妻子娇小白皙。现在回忆，应该长得很漂亮。只是那个时候，地主资本家在红卫兵面前都灰头土脸的。就像中国农村姑娘听说日本兵进村了，急忙往脸上抹锅灰一样。加上我们心中已经把他们设想为牛鬼蛇神了，从来没注意过他们长相美丑。我从来没听过她说话是什么声音。几天以后，北京幼儿师范的女红卫兵告诉我，那个女人今天在万人批斗大会上被打死了。女人始终保持沉默，即使在万人斗争大会上，她跪在台上，身后两个身材威武的红卫兵。一个巴掌宽的长皮带，轮流一下一下猛地抽打。皮带打在后背上的声音砰砰作响，但女人既不哀求，也不喊疼。她一声不吭，直到打手们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女人毫无动静？难道她麻木了吗？翻过来一看，女人早没气儿了。
当天晚上，带着好奇，我再次进入女人居住的院子。天色微黑，院子里灯火寂寥。昏暗的灯光下，幼儿师范红卫兵的负责人带我走到花园的一个假山前面。地上扔着几张散乱的报纸，女红卫兵用脚把报纸踢开，下面是浑身滚满泥土的女人娇小的尸体。
人被打死了，本来这个女人的故事就结束了。没想到，跟她有关的另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刚刚拉开序幕。
六
第二天傍晚，回到据点，就听到院子里高亢的叫骂声。进去一看，是幼儿师范女红卫兵正对着一个四十一中初年级的红卫兵在叫骂。一问才知道。这个四十一中红卫兵原来是个冒牌的。其实，他只有小学六年级，由于长相比较成熟，于是，冒充四十一中红卫兵加入了我们，我们居然毫无察觉。
这个小子冒充红卫兵也还罢了，但他居然从那个大官僚资本家的家里偷了十几张侨汇劵。那个时候，海外华侨回国，可以凭侨汇劵到友谊商店购买各种市面上见不到的商品。这两条罪状还不算，这个混蛋居然还对大官僚资本家的老婆耍流氓！
说起来，这个小学生确实够早熟的了。我们当时，无论是出于阶级立场还是成熟程度，甚至根本没注意到大官僚资本家遗孀的年龄。至于美丑，更无人留心。但这个小学生居然留意这位遗孀是位小家碧玉摸样俊俏的年轻女子。并且，在批斗会的前一天，趁院子里没人，竟然让那个女人脱光衣服，打着阳伞，在他面前表演走路！
后来才知道，这是女模特在T型台上展示时装的猫步。这小子从哪里学的，居然懂得这个？
幼儿师范红卫兵是怎么掌握这些证据的？我们无从得知。但这几条罪状，都是当时纯洁的革命青年根本无法想象，更是无法忍受的。简直罪大恶极！
作为负责人之一，我觉得这个混蛋算是把红卫兵的脸丢尽了。想也没想，就愤怒地抄起一条皮带，没头没脸地狠狠抽了他几下。我仍然觉得不解恨，但是幼儿师范的女红卫兵拦住我，说，算了吧。你打人就跟挠痒痒差不多，还是让我们来吧。
幼儿师范女红卫兵打人威猛。这些天来所有打人的重担始终都是她们来承担。虽然我觉得打几下不解气，但想想这几位美女这些天打人的威猛，心说，看她们打这个混蛋也照样解气。
幼儿师范女红卫兵首领当场宣布，这个冒充红卫兵的流氓份子必须被打死，否则，无以平民愤。
这个说辞，是当时打死人之前必须要照本宣科宣布的。
打人没我的位置，我正好自告奋勇带人去把他的家人找来。我带着自己学校的两个红卫兵去那小子的家。这是，其中一个红卫兵忽然说，你们俩去吧。我看着小子就气不打一处来，非打死他不可。
我只能容许这个红卫兵留下来加入审讯。我们两个人出门去假红卫兵的家。
到了他家，我们才知道，这个小学生家庭竟然是革命干部。他父亲是个局长，妈妈也是一个机关干部。他冒充红卫兵，仅仅因为当时小学还没有红卫兵组织，为了参加革命行动，他只能冒充初中生。
他的行为，特别像电影里小兵张嘎一类的人物。人小志气大，一定要参加革命运动，为达目的，只好冒充。
但问题是他还偷窃，耍流氓，这个罪过，可不是革命干部家庭可以替他减轻罪责的。
孩子的母亲，一个文质彬彬的年轻干部，和孩子的哥哥，一个戴个黑框眼镜知识分子摸样的人，跟我们一块儿回到审讯现场，去证实那个孩子的身份。同时，聆听对他最后的审判决定。
回到院子，眼前的景象让我大吃一惊。
本来是一个干净整洁的小院。四栋高阶大屋，加两个角门的建筑格局。小院地面青砖漫地，屋前，石阶高大。但现在，北房的石阶上，是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炉，火炉上支架着几根炉条炉铲。炉子前的砖地上，那个小学生已经被扒光了衣服，只剩一条三角裤衩。他赤身裸体跪在砖地上，双手被牢牢捆绑在背后。他的身后，照例是两名幼儿师范的美女红卫兵，此时，美女红卫兵手中握着的不是普通的皮带，而是由四股橡胶电线编成的像棍子般粗细的皮鞭。
这种皮鞭，外皮是电线的胶皮，内部却是电线的粗铜丝。这个很容易造成内伤的皮鞭还不够，在每位美女的身旁，还各放置着一个盛满水的脸盆！
外胶皮内金属的皮鞭已经足够致命了，还要在每次鞭打前在鞭子上蘸水。天啊，难道幼儿师范学校的美女红卫兵今晚不打算让这个小学生活命了？
母亲和哥哥站在跪着的犯人身后，母亲抽噎，即使想装样子表态，也说不出话来。因为，幼儿师范红卫兵负责人刚刚对他们宣布了罪行，并且，宣布了人民对罪犯的最终判决。
死刑，今晚必须打死。明天早上你们来收尸！
哥哥满眶眼泪，但他终于控制住悲憾，声音颤抖地代表母亲和家人表态。红卫兵小将，我们全家都支持你们的判决。我弟弟自绝人民，不得好死。红卫兵打死他应该，红卫兵的判决是正确的，我们都支持。
一家人是怎么走出院门回家去的，我已经无从得知了。因为，几日来的劳顿使得我精疲力竭，严重的缺觉令我大脑昏昏沉沉。我一句话都没说，进到西边的屋子倒头就睡。
忽然，一声畜生般的惨叫声把我从深沉的睡眠中惊醒了。我惊恐地睁眼，四周一团漆黑，只有窗纸透过来院子里的灯火。使得我回忆起，原来我睡在据点的一堆乱被子中间，而院子里的审讯正在进行。刚才的惨叫，就是那个冒充红卫兵的小学生发出来的。我摇摇晃晃地起身，到院子一看，原来，刚才是我校那个留下来的家伙用炉子里烧红的铁铲烫犯人的后背。而在火烫之前，幼儿师范学校的女红卫兵已经用浓盐水在他伤痕密布的后背上使劲儿刷过了。
如果不是畜生临死前的哀嚎把我惊醒，今夜的审讯其实刚刚进入高潮。
我从来没见到过如此残忍的酷刑，我甚至从未听说过世界上真的存在过如此残忍的拷打！我的阶级立场不够坚定，我的心肠不够狠毒，我的神经不够强硬。
我忍无可忍，制止了我校那个红卫兵的继续烧烤。但极度的困倦使得我坚持不了几分钟，当我得知拷打暂告一个段落后，我倒在破被服堆里继续酣睡。再次醒来，天色已经大亮了。
我起床，院里毫无声息，推开房门，看到昨晚的狼藉还在。只是火炉早已熄灭，皮鞭扔在地上，满地都是水，但犯人和拷打者都不在现场了。
终于有一个幼儿师范女红卫兵出现了，她睡眼朦胧。我问犯人在哪儿？她指指院角那间放棺材的屋子。
我推开棺材屋门一看，犯人仍然浑身赤裸，身上只留下一条细细的内裤。他双手被铁丝牢牢捆绑，铁丝又被一个粗绳子与支撑棺材的地脚支撑木结实地捆在一起。
我心生一股寒意。这个孩子眼看气息恹恹，还这么狠地栓他干吗？难道怕他有本事逃跑吗？
我吼来幼儿师范学校的女红卫兵，让她把捆绑双手的铁丝解开。
费了半天劲儿，铁丝终于解开了。铁丝上鲜血淋淋，我看到，铁丝早已经深深嵌入手腕的肉中了。
我喝令犯人站起来。他摇摇摆摆终于站起身来。我让人到胡同里找电话。既然这小子冒充的是四十一中的红卫兵，就让四十一中来处理这件事吧。我隐隐约约觉得幼儿师范美女红卫兵还没罢休，拷打还会继续。想起前晚在不远的院落角落里那个寂寞的年轻女尸，我觉得还是不要再增添恶行了。
让四十一中去处理吧。四十一中是男校，我哥哥就在那间中学上学。我恐惧女红卫兵，交给男生，也许能理性一些。
我的匆忙一念，拯救了一条年轻的生命。小学五年级啊。
只过了十几分钟，四十一中派来一辆三轮车。没人搀扶，一缕生的渴望支撑着犯人，他摇摇晃晃地自己走出院门，爬上平板三轮车。三轮车登走了，我转身进院，并不知道身后发生的事情。
后来得知，平板三轮车刚刚移动，犯人已经昏厥过去。四十一中红卫兵毕竟理性，蹬车的红卫兵来不及请示，直接把犯人送到附近的人民医院。幸亏交接时我交代了一句，这小子可是革命干部出身。所以，医院接受了病人。当场进入急救室，经过了不知多少轮紧急抢救，这小子接着在重症监护病房里，整整躺了将近半年时间，才渡过了危险期，保住了一条性命。
由于本能地无法接受这种歹毒酷刑，我当天返回学校，向红卫兵总部汇报了我校一名红卫兵参与的这场拷打。当天红卫兵总部贴出告示，宣布开除那位参与打人同学的红卫兵资格。
这说明，当时我们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还保留着一丝做人的理性。
人性的本能，使得我避免了一场罪恶，拯救了一条生命。一年以后，文革运动形势趋于平缓。那个小学生通过父亲关系，终于得以获得平反。当时参与拷打，审问的幼儿师范美女红卫兵和我校那位被开除出红卫兵的同学都被招去参加他的平反会议。而作为男三中红卫兵组织现场负责人，我并没有接获通知。我知道，前去参加平反的同学，必须忍受某种程度上的屈辱。而我，由于一闪的善念而幸免前往了。
此后，我仍然参与了其他一些炒家活动，但大都规模很小，不值得记述了。
后记。我们据点的一对半夜偷偷往下水道扔银元的老人不久就被遣送回农村老家，两个老人勉强撑持到家，就双双离世了。他们到死也没有用上早已准备好的，放在院角屋子里的一对大棺材。
离开据点前，鬼使神差地出于好奇，我亲自去西四缸瓦市的殡葬服务部，联系死去的大官僚资本家遗孀的火化事宜，顺便跟服务人员闲聊了几句。服务人员告诉我，最近火葬场完全忙不过来了。仅仅那天当天，就有上百具尸体必须火化。当天晚上，火葬场的车来了，是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车上已经放了五具尸体了。女人瘦小的尸体，在卡车上，占据了很小的一块地方。
对于我来说，抄家活动已经彻底结束。回到学校以后，我再也没有参加如火如荼的文革活动。
最后，破四旧运动结束后，我参观了北京六中的一个红卫兵据点。这个据点比起其他中学红卫兵据点其实并无差别。只是，北京六中，庛邻中南海，而六中红卫兵狂得有些昏了头，竟然在学校的高墙上设立岗楼。岗楼的样子很像正式监狱的样子，但他们忘记了，一街之隔就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中南海。岗楼的高度，已经足够监视中南海内部了。于是犯了大忌，成为打砸抢的典型。我们前去参观，看到的是漆黑的监牢，肮脏阴森的刑讯室，还有固定在墙上的手铐脚镣。
现在很有一些呼声，希望当时参加打砸抢的红卫兵站起来，忏悔自己的罪恶，对历史负起责任。
我们参与那场罪恶的朋友，确实应该反思，应该反省，应该把当年的真相说出来。告诉善良的人们，告诉青年朋友，告诉后人们。让人们知道，并永远永远记得，我们曾经经历了一场给无数人带来巨大苦难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在这场大革命中，虽然单纯，虽然渴望美好，但我们却用一双最干净的手干出了最肮脏，最恶毒的事情。
难道我们还能够让文化大革命的肮脏土壤在中国的大地上继续存在吗？
我的反思很肤浅，因为我幸免于进入地狱的罪恶。人的善良会在最关键的时候，阻止恶行。我幸运地是一个心地还算善良的少年。可是，如果我当时不那么善良，如果我不自觉地被卷入文革的可怕深渊。难道我现在不更应把这种罪恶公诸于众，让世人警醒，提高警惕，不要让我们美丽的祖国再遭受这种灾难吗？
当年的红卫兵们。请你们反思，反省，反躬自问。忏悔罪行，向人民公开过往的罪恶，让中国大地永远彻底避免这种罪恶吧
作者: 拔剑茫然 时间: 1.1.2016 12:31
本帖最后由 拔剑茫然 于 17.12.2019 11:25 编辑
第二章． 我在文革中逍遥的三年
我不是一个乖孩子，学习成绩不好，经常闯祸，顽劣不堪。被父母斥责是家常便饭。但今天晚上，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1966年，正值文革进入高潮，一天晚上。
父亲照例坐在床边，摆他的扑克牌，一会儿摆开了，一会摆不开，骂声和训斥声随着扑克的开与不开时高时低。我像平时那样低头立在床边，耳朵暂时全聋，对他的言辞充耳不闻，一心期盼着他的扑克牌**能够摆开，让我少受几句训斥。
看看你二姐，多有成就，多了不起，考上了清华大学，德智体全优，而且为人正直，你要像她那样。。。。。。
提谁也别提我二姐，考进清华大学就了不起了吗?入选学校乒乓球队就了不起了吗？我小学升中学考试，你还不让我报考第一志愿报考男四中呢，非说我考不上，结果怎么样？我稍一认真，语文，算数就考了双百满分，考上第一志愿北京三中。我心里不服气，但仍然不敢顶嘴，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
床上的扑克牌越摆越不顺，爸爸因为摆扑克不顺手声音变得而越来越高，我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
哼，当我还是那个因为考试不及格不得不挨家长骂的小学生吗，我现在是文革中的红卫兵小将了，而爸爸呢，他走资本主义道路。正在接受批判，被斗争，甚至还要在机关里扫厕所。还像过去那样耀武扬威吗？还把我当三孙子似的狠骂一顿吗？今非昔比，我现在身份不同了，我要造反了。
这么想着，身上像是被一种力量驱动着，我忽然抬头，抓起一件棉袄，一扭身冲向大门，拧开家门冲进漆黑的楼道。我已经顾不上父亲惊讶的目光了，我已经听不到父亲的怒喝了，外面正值隆冬，北风呼啸，雪花飘飘，我穿上棉袄，钻进外面的一片漆黑和寒冷之中。丝毫没想起今晚在哪里吃饭，在哪里睡觉。
学校的教室黑暗，寒冷，由于文化革命，许多窗户已经没有了玻璃，一片破败的景象。但我无处可去，教室是我唯一熟悉，也唯一能找到的藏身之所。小时候逃跑，我曾经躲进大院的幼儿园，偷吃孩子们的剩饭，但那可是在夏天啊。
但现在，窗外北风呼啸，室内冰寒彻骨。这是我今晚唯一的栖身之地，天下之大，竟无我的容身之所，除非回家向父亲认错，那是我无论如何做不到的啊。一咬牙，我早忘记了肚子的饥饿，拼起四张课桌，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我把棉袄一半铺，一半盖，既当褥子，又当被子，蜷缩着躺下。一夜饥寒交迫，哆哆嗦嗦着忍着凑合一夜，好歹熬到天明。第二天依然饿着，好在用不上课，但到了下午还是忍受不住了，我趁着父母白天上班，家里没人的机会，偷偷溜回去，把干面掺上水，做成饼的样子，照瓢画葫芦地烙起来，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生火做饭，一会功夫，焦糊味飘出来，赶紧出锅，饼已经成焦黑色了。饥饿之中，我也顾不上生熟，抓起来就吃，居然吃了三张。觉得肚子饱了。就着自来水水管子喝口凉水，又跑出家门，回到学校。第二天晚上情况已经好转，我找到几个住校的同学，在他们的宿舍里挤出一块地方，打算继续熬下去。但天黑时分，父母一脸悲哀地来到学生宿舍，带来了铺盖，并且把十元钱塞到我手里。铺盖的温暖和十元钱诱惑着我，但我立场坚定，坚决不要。爸爸在这种时候还在喋喋不休地抱怨我，我心中不平，下定决心坚持到底，父母最后拧不过我，只好把铺盖和十元钱都留给同学，千般不舍地离开了，从此，我的逍遥日子开始了。
我在学生宿舍找到一张空床，把姐姐那辆经常掉链子的26自行车偷带出来，每天东逛逛西逛逛，过上了无牵无挂的悠闲日子，那时候，各学校已经停课，老师们也都没有了踪影，整个学校，都成了我们这些逍遥学生的天下。
这样过了几乎一年，我搬到一间新的宿舍。同屋的是一位高中学生，老成持重，不像我们初中学生成天叽叽喳喳。他叫卞立成，是一份校刊的学生编辑。我和卞立成住上下铺，我在上铺颠来倒去，他也不嫌吵，每天只知道埋头写他的文章。卞立成嘴巴也很严，明明做着传媒工作，我从他嘴里却从来听不到任何新闻。卞立成后来也去了延安插队落户。但仅一年，他就被调到县城广播电台工作，自然还是任编辑。几年后我返回北京，在安贞桥遇到他，他已经是附近一家杂志的编辑了。我每天拜访的另一位高中同学是一个典型的白专学生。他原是学校航模组的学生，着迷航模都快魔怔了。这种伟大的革命时期，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摆弄他正在组装的旋翼。旋翼是由薄三合板组装，需要用胶水一块块粘合，寒冷的冬天，室内经常滴水成冰，他的鼻子尖上挂着清鼻涕，弓着腰，兢兢业业地在桌前粘合模型，顶多抬起脑袋，给我讲解旋翼的飞行原理。门外，牛鬼蛇神老师每天列队认罪，他居然充耳不闻，好像外面的发生一切与他无关。我离校后不久，他的旋翼制作成功，那天在学校操场进行试飞。据说一开始还很成功，但飞了一会，旋翼坠落，摔了个粉身碎骨。据说，他又返回小屋，继续制作第二只旋翼。后来，大家都为找不到工作而发愁，只有他被北京市摩托车厂看中，专门拨款2000元，制作实用的旋翼，用于森林防火，据说，第一次试制很成功。但再次试飞时，旋翼被一辆摩托牵引，试飞时，偏偏撞在大树上粉身碎骨，这之后，再也没听到过他的消息。
我同班同学蔡少卿是个老实人，跟我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一块练武术的共同爱好更促进了我们的友谊。蔡少卿的父亲是跑长途的司机，家住西城一条胡同中自己建造的简陋房子里，母亲是家庭妇女，干些糊火柴盒等收入极低的工作贴补家用。父亲很少在家。跟他一比，我简直是有钱的大财东，但我没有架子，也不摆阔，所以跟蔡少卿交情很好。他父亲有时候探亲回来了，总找几个司机哥们喝酒，大家用大茶缸喝酒，一人一口轮着喝，也让我们这些大孩子一块喝。虽然劣质酒很呛人，但每次我都强忍着大口喝下去。一次在校园碰到蔡少卿，他告诉我，有一个机会学习卢家拳武功，据说师傅很厉害，卢家拳就是梁山泊好汉卢俊义发明。我不由心生艳慕。当晚，蔡少卿带我去见他的师傅。何师傅30郎当岁，是师范大学的烧锅炉的师傅。他皮肤黝黑，身材精壮。坐在一张空床上对我们侃侃而谈。
梁山卢俊义身怀武功，为人低调。卢家拳有着无比巨大的威力。文革武斗那会，一次，师范大学100多名武斗队员将何顺师傅包围在厕所，何师傅孤身一人，挥舞一杆卢家的疯魔棍，把100多名彪悍的武斗队员打得鬼哭狼嚎，从而杀出一条血路，脱离险境。何顺师傅讲时，我们听得着迷，还有一位据说是蒙古来的大力士，声称要与他比试比试，此人双手一使劲，能托起一头驴、交手后，何顺师傅只一招，就将他击退。这些，都是听何师傅自己讲的。何顺师傅当晚就让我跟大师哥一起练习过招。大师哥防守，我进攻。我用师傅刚教的两手进攻，大师哥不慌不忙地防守。脚下的防守，主要是在我踢的时候，用脚内侧抵挡。那晚他穿的是硬塑料凉鞋，踢得我小腿骨生疼。但我胶牙坚持着，我牢记师傅的教诲，坚持苦练。果然，当晚师傅大为满意，教授我徒手劈砖和武术摔跤的要领。我此前在什刹海武术学校学过一年武术。所以掌握要领特别快，很快就学会了武术摔跤。
这个武术摔跤非常怪异，我先打一套拳，但比划的时候距离对方较远，打拳的要领，是搅乱对方视线又不让对方抓住自己，然后趁其混乱之机，突然袭击，只一招将对方摔倒在地。其中，使用几招效果很大的卢家拳。
徒手劈砖其实是一种硬气功，首先必须运气到后掌，用后掌猛击砖头中部，将砖头敲断。
我勤学苦练，甚至回到院里。每天晚上一个人都要到楼下找几块砖头练习，最后，居然也敲断过几块砖头。大院的孩子看到我的成绩都欢欣鼓舞，甚至把我的武功神话。比如，我听师傅说，右手运气，狠搓对方脸颊，能将脸颊搓紫，只是从未尝试过。院里孩子吹嘘，把这一招叫紫半截。大院一帮爱打架闹事的孩子多次邀请我加入他们的队伍。甚至一次胡同小流氓向大院发动武装进攻，明明那晚我在学校还没回家。也被孩子们吹嘘为，我展现神功，把胡同小流氓吓得屁滚尿流。
这些功夫效果如何？很快得到检验。一天傍晚，我们正练功，来了两个彪壮的汉子，他们号称菜市口小白龙，要来向师傅讨教讨教，师傅袒胸露乳坐在光板木床上说，我就不必了。不过我这里刚来了一个小徒弟，你先跟他比试比试吧。说着就让我上场。我一开始想，菜市口小白龙，如雷贯耳啊，但想想这几天师傅教的几招，还有卢家拳的要旨。登时勇气倍增。按照武术摔跤的要旨，小白龙有些不适应，刚想擒住我的腰，师傅大喊，踢腿抓右脚。我虚晃一招，弯腰踢他的左脚，趁他重心不稳，忽然抄他右脚跟。小白龙咿呀大叫一声，仰身到地。我也被此招的神效惊呆了。小白龙倒也讲规矩。他起身，只道一声惭愧，转身离去，从此再不来较量了。武术摔跤倒也是新鲜事物，在陕北农村插队时，有一次在地头摔跤，我与同院的瘦兴国对垒，瘦兴国精瘦有力，又练过摔跤，居然被我武术摔跤弄得眼花缭乱，接连被我摔倒三跤，他根本搞不清是怎样回事。但我自己知道，虽然哥们们传的神乎其神，但我知道大家其实是因为不适应才被我打败的。但卢家拳似乎也确实有几分威力。
我的另一个好朋友是初中二年级的顾阿四，他喜欢练单杠，而那时我酷爱单双杠和垫上运动，所以我们两个特别聊得来。文革中，我与顾阿四在校园里偶遇，我知道他也是干部子弟，更感到亲切。他说，现在大学里风行一个叫第三司令部的组织，风头正劲，咱们干部子弟倒被丢在一边，不受重视，太不公平。
我说，咱们也曾经在八月份威风过，那叫做红八月风暴，但今天呢，我们虎落平阳遭犬欺。威风扫地呢。
顾阿四说，咱们不如也风云一番，刷刷大标语，他们三司，咱们还八司呢。那时，干部子弟正不得志，成立一个叫联动的组织，还在萌芽状态就被镇压。心中正有不平之气，无处发泄，所以，我和顾阿四当即决定，当晚在教室里刷标语，抒发心中的怨气。
当天晚上，我们两个人用毛笔在教室里涂写标语，什么
八司万岁，联动万岁，红八月万岁，打倒三司等等，第二天，全校轰动，同学们都议论纷纷，以为昨晚联动分子来过了，以为这是一支联动队伍在行动。
学校掌权的，是红卫兵后的高中学生，他们中的几个人跟顾阿四是好朋友，不知道怎么找到他，说服，动员，顾阿四动摇了，在他的高年级同学面前痛哭流涕，承认这些标语有他的参与，承认的同时，当然也出卖了我。
学校一面墙上贴出了顾阿四的认错书，同学们都知道了我也参与其中，认错书旁边出现一张批判我们的大字报。行动暴露，我大吃一惊，也被彻底惹火了。我进入教室，抓起一只毛笔，饱蘸墨汁，当场写了一张怒气冲冲的大字报，把顾阿四的背叛行为臭骂一顿，直接贴在他的认错书旁边。为了吸引眼球，我甚至在新大字报跟前放了两只鞭炮。心中怒气发泄，我没事人似的回家玩耍，把这件事忘在脑后。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学校，还没到校门，就见街对面墙上出现了一人高的大标语，
打到高宜，
我的名字被倒着贴，上面打着大红叉。
我在学校沉寂了几个月，高年级同学发现我们没有背景，没有组织，也懒得批判我们了，我又成天在校园瞎逛。
我跟同校的著名作家曲波的儿子曲磊磊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磊磊是纯粹的高干子女，他与哥哥曲晶晶都对当时正当红的江青深怀怨恨。他们从小都认识中央级人物江青，并且对江青在文革中的表现很看不顺眼，曲晶晶在27中上学，因为不满江青的言论，竟然被公安局抓走，被判处20年徒刑。曲磊磊同情哥哥，自然也对江青不满，在我面前破口大骂，我们因此更聊得来。
1967年，新入校的一帮新初中进入学校，在分校上课，但师资不足，没有老师带领他们。学校招收低年级辅导员，我报名，被录取。担任初一一个班级的辅导员。
我忽然换发了革命青春，决心以身作则，做一次新生的表率。于是，每天大清早到学校，给教室生火，扫地，运煤，累个半死，但心里非常痛快，在孩子们中间迅速建立了威信。我又大搞家访，跟孩子们交朋友，我们班团结在我周围。本来是全年级不可救药的乱班，在我的带领下，成为先进集体。每次闹得不可开交了，只要我悄悄在课堂后一坐，孩子们立刻安静下来，闹事的孩子一声不吭，把狼藉不堪的地面上收拾干净。教室马上安静了。我又破了几个盗窃案，担任分校保卫组组长。在学生中间的威信越来越高。就在我正春分得意的时候，忽然收到本校保卫组的通知，我因为东窗事发被扣押了。
到达本校才知道，是保卫组想搜集曲磊磊反江青言论的证据。为整他的材料殃及到我。保卫组让我揭发他立功赎罪。但我一口咬定，曲磊磊在我面前从来没提过江青的名字。保卫组威逼利诱，还威胁要动用肉体刑罚，但我就是一口咬定，保卫组看我冥顽不化，又没有证据，只好把我的分校保卫组长的官衔撤销，释放回家。从此，我又回到逍遥状态。
我到正在武斗的清华大学去玩。二姐也逍遥了。她带领我们在各宿舍楼之间穿梭。清华大学两派之间正在武斗，二姐说，最危险的是大弹弓。这是一种用自行车内胎充当皮筋，裹着一块砖头弹射的超大弹弓，整个窗户绷住内胎，内胎内裹住砖头，一放手，砖头弹出，飞向目标。但由于飞行很慢，只要注意天空，及时躲闪，还是能躲过砖头的。但有些学生没小心，反应慢，动作缓慢，被砖头击中，不但头破血流，而且会危及生命。我们在二姐的带领下，躲开飞舞的砖头，顺利到达宿舍。回来的路上，我碰到学生武斗队员出动。一个学生正好在我面前站住。他手里拄着一杆超长的铁杆，杆头上是一个尖锐的矛尖，炎热的夏天穿着棉袄，棉袄外是一块整铁皮剪成的裙子形状，护住下体，头顶柳条帽，帽前是一个铁丝纸篓剪开，作为护面。腰里插着一只超长的铁腰刀，样子非常严肃。我看着他的样子实在滑稽，特别像戏台上的演员，忍不住几乎笑出声。武斗队员毕竟是有文化的大学生，也觉得他的样子太唐突，他脸红了，一会儿工夫，伙伴们招呼他，他急急忙忙地转头跑了。
1967年，我第一次见识了死亡。
学校安排到积水潭医院统一体检。学习委员陈新苗负责集合全班学生。几个月不见，陈新苗面色苍白，没有一丝血色，柔弱地坐在台阶上，说话有气无力的。一问才知道。陈新苗病了，几个月前，他和同学结伴串联，步行去天津时，夜晚在老乡家宿营。陈新苗体弱，偶感风湿，回来后发现患了风湿性关节炎，很快又发展为风湿性心脏病，此时，正在治疗。我们整队到达积水潭医院时，正遇到一辆超大型载重卡车进门，司机显然生疏，怎么也开不进去。趁汽车费力的进门，正在减速，我们看到汽车上有一个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重伤号。伤员头骨破裂，露出可怕苍白的大脑。几块破布外行地包扎在伤口上。载重卡车由学生生疏地驾驶。送伤员紧急救护。一问才知道，他们是中专学校北京粮食学校的武斗学生。伤员被抬上二楼，紧急抢救。我们在一楼排队体检。
都知道北京粮校武斗不要命，看到这个重伤员才意识到武斗的严酷。中午时分，体检结束，我们出门时，粮校伤员正好被抬下楼，伤员已经由于伤重不治，当场死亡。学生们把伤员依然放在担架上驾车出门。汽车拐来拐去，终于撞在门楼上，医院的一只砖头门楼摇晃几下塌了。粮校驾车的学生满不在乎说，我回去跟建工学校的哥们说一声，他们来修一下。建工学校学生武斗更凶。医院传达室工友不敢吭声。眼瞅着粮校学生驾车扬长而去。
没过几天，就传来学习委员陈新苗病故的消息。由于已经有精神准备，这个消息在同学中没引起什么波澜。
上山下乡开始了，平静的学校变得人心惶惶，班上王志强家离我家不远，是我常去串门的所在，我与他妈很熟。有一次志强妈忧虑地说，志强被动员去晋西北，这可怎么办啊。我勇气十足地说，大妈，男子汉志在四方。让我留在北京我还不干呢。我想到更艰苦的陕北去。革命圣地延安，多激动人心啊。
学校已经由工人宣传队领导。工宣队看到我拒绝到晋西北插队，正式通知我参加落后分子学习班。凡是拒绝插队的，都要参加学习班，在你丢脸的时候接受教育，直到妥协，同意前往插队为止。但工宣队很快知道我不去晋西北是因为我等着去更艰苦的革命圣地延安，才撤销了逼我参加落后分子学习班的通知。提前批准前往陕北延安。
我约了一帮哥们在家喝酒，其中有两个军队的子弟，他们准备前往部队。那是中苏战斗正酣，这时候到军队意味着牺牲，象征着死亡。哥两个慷慨激昂，一副豪情。那天二姐正好在家，不但不责备我们抽烟把被子点着了，反而下厨给我们炒了葱爆羊肉。哥几个壮怀激烈，大口喝酒，击节而歌，
当天刚发亮，
在那船尾上，
只见蓝头巾在飘扬。
本来一瓶竹叶青一瓶二锅头，很快酒见底，我又跑出去买了一瓶竹叶青。兄弟们慷慨陈词，酩酊大醉。军队子弟扯着嗓子大吼，我死以后，哥几个把我埋在山顶上，让我看到咱北京，看到咱大院，看到院里的兄弟们。我也大叫，弟兄们，咱们阎王爷那里去报到，哥几个互相照应着，谁也别撂下谁。
1969年2月4日，下乡插队动身那天，所有前往插队的学生在学校整队集合，集体前往北京火车站，我把行李堆在脚边，立在操场边的双杆跟前，第一次觉得形单影只，孤单可怜，我当辅导员的那个班一个小淘气来到我身旁。他看着我的眼，动感情地说，高辅导员，天气冷，您连个手套都没有，会冻坏的，我没钱送您礼物，您戴上这副手套吧。边说着，边把手上的一副线手套摘下来，塞到我手里。
如果在平时，我会觉得一副线手套实在太廉价，但现在，泪水涌到我的眼眶，使劲强忍才没流出来。
眼泪最终还是夺眶而出。因为，最后一刻妈妈出现了。
本来说好不让她送的，我不喜欢伤感的场合，本来以为自己足够坚强，用不着妈妈送别。再说，爸爸还在五七干校，回不了家。妈妈形单影只，到火车站送行，算了吧，让我自己悄悄走吧。但妈妈在最后时刻，火车快要开动时，忽然在火车站台拥挤的送行人丛中出现了。我看到妈妈泪流满面，忽然感到突如其来的烦躁，粗声粗粗气说，说好不送的，您回去吧。虽然粗声粗气，看到人丛中妈妈哭肿的双眼，尤其最后她的黄头巾在人从中一闪，消失了，我忽然心头忽然空落落的，一阵孤单，觉得被人们抛弃了，被北京抛弃了，眼睛一酸，泪水不由自主涌了上来。
Nov，23,2015
作者: 拔剑茫然 时间: 7.1.2016 09:41
看来，开元的朋友不喜欢这类文章。后面的就不贴了。有兴趣·的。请到留园，热线等处阅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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