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六月出席 “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 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16人，那是男女老少老中青作家最齐全的一次。按年龄黄宗英最年长，往下就是西戎、方冰、刘剑青、鲍昌。王蒙属中年作家，但级别最高，是中央委员，我最年幼，才29 岁，又是全团唯一的翻译。再往上推算要算舒婷了，她大我三岁。团里其他的青年作家就是北岛、张抗抗、傅天玲、孔捷生，也把张洁算上，都是30 出头，40不到的人。我人小责任大，管着全团的嘴巴，重复着每个人的说话，替大家做翻译。在团里，跟着大家我斗胆地叫黄宗英也称大姐。然而舒婷在出国访问前的集训时，我就觉得她比实际年龄显得要年轻的多，好像还是一个姑娘，没有脱尽学生气。那时的航班从北京出发要飞26 个小时，中途两次停留加油，才能抵达法兰克福，不管走东线还是西线时间都一样，所以飞行中对她也略略多关照一点。
我们在西柏林有十天的会议，早餐包在饭店，虽说是五星级洲际大酒店，但早餐简单的可怜。大会组委会跟每个作家签下合同，买走柏林期间所有媒体音响视频的版权，除了大会安排活动负责用餐外，其他餐费一律自理。作为买断版权，每人得到现金一千西德马克。那时马克兑人民币三块多一点。而在北京的一个大学毕业生月薪56 元，普通工人 39 元，一千马克相当于一个工人 6 · 8 年的工资。为了回国能买一个彩电，大家都很节省，因为这是外汇硬通货，有时为了省 20个芬尼，上厕所都得计划好。离开了柏林顺访西德的两周州中，讲好的是食住行德方全包，但具体实施上没有专人负责，有时少安排了一餐，想想自己是被人邀请的客人，作家们也不好意思提，回旅馆自己想办法吃方便面解决。
到了波恩，中午外交部有一场规格比较高的活动，DAAD的领导也要来，王炳南的妻子王安娜也去了，团内还提醒了大家注意穿戴。大家想，今天这顿午饭一定靠谱，结果让人大跌眼镜。
聚会设在波恩外交部的 DAAD总部。来宾济济一堂，人多话多，但没东西吃，要抢才行，问问那个中餐馆送饭的，说没后续了，都送完了。中方很少有人去拿，一是不好意思去挤，二是个头小挤了进去也够不着，手短。一点点东西，连最后的一粒炒饭也被德人刮走了，抗抗手里的那个盘子也是我拿了因为要说话没时间吃才给她的。先前大家有了精神准备，指望着这顿饭，结果大失所望。舒婷很生气，说：我抢不过他们，也没什么好抢的，金弢你带我们回家，我不想再呆了。到了旅馆，舒婷拿出花生米招待我。晚上回黄老板的店大家好好地补了一补，一餐吃掉了两顿，多让人感激!
舒婷虽然貌似小样儿的，说话尖着声音提高嗓子叫叫喳喳地，但细到一件具体的事情时很显女性的柔情，我想她应该是一个很细心的的慈母。就这次我们没饭吃饿着肚子回旅馆，她一进房间二话不说地从高处翻腾出吃的，嘴里还说，金弢一定最饿，有吃的都没有时间吃，我看他刚才拿了吃的后来还是给了别人。
那次我们从黄凤祝先生位于莱茵河畔的《香江饭店》用完餐去游莱茵河。赶上六月的好天气，晴空万里，阳光明媚，上了游艇，汉学家马汉茂教授慷慨解囊，买了大大的一托盘红草莓请作家们，一盘中国作家从来没有见过的又肥又大的红草莓，引得舒婷诗性大发，即兴写下了诗篇《莱茵河上的红草莓》。她独自坐在船头，我过去说，那么好的草莓怎么不去尝尝。他把手稿递给我，我以为让我翻译，她却说，金弢你再帮我改改吧。逗得我哈哈大笑。
说舒婷在团里是最显小姑娘气的一个，也是叫唤我最多的一个 ——全团16人，就我一个翻译总是没的停，这也显得她依赖性最强，因在德国四个礼拜的访问，事事处处、随时随地都需要翻译，习惯了。访问结束回到北京，我陪外地作家去出国人员服务部买彩电，要先看墙上的价目表。舒婷大声叫:金弢金弢快过来给我们翻译翻译。我说，你都回到了北京还要我给你翻译? 大家哈哈大笑，连她自己都笑得直不起腰。
2019年2月9日晨於德国慕尼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