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弢：历史的误会——诗人舒婷《莱茵河上的红草莓》 - 德国开元华人社区开元周游

1985年6月出席 “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 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16人，那是男女老少老中青作家最齐全的一次。按年龄，黄宗英最年长，往下就是西戎、方冰、刘剑青、鲍昌，王蒙属中年作家，但级别最高，是中央委员，我最年幼，才29岁，又是全团唯一的翻译。从我往上推算要算舒婷了，她大我三岁。团里其他的青年作家就是北岛、张抗抗、傅天琳、孔捷生，也把张洁算上，都是30 出头，40不到的人。我人小责任大，管着全团的嘴巴，重复着每个人的说话，替大家做翻译。在团里，跟着大家我斗胆地叫黄宗英也称大姐。

舒婷在出国访问前的集训时，我就觉得她比实际年龄显得要年轻的多，好像还是一个姑娘，没有脱尽学生气。那时的航班从北京出发要飞28个小时，中途两次停留加油才能抵达法兰克福，不管走东线还是西线时间都一样，所以飞行中对她也略略多关照一点。

我们在西柏林有10天的会议，早餐包在饭店，虽说是五星级洲际大酒店，但早餐精简得可怜。大会组委会跟每个作家签下合同，买断了在柏林期间所有媒体音响、视频的版权，除了大会安排活动负责用餐外，其他餐费一律自理。作为买断版权费，每人得到现金一千西德马克。

那时马克兑人民币三块多一点。而在北京的一个大学毕业生月薪56元，普通工人39元，一千马克相当于一个工人6·8年的工资。为了回国能买一个彩电，大家都很节省，因为这是外汇硬通货。在高速公路上，有时为了省20个芬尼，上厕所都得计划好，凑齐几个人一起上，只投币一次。

离开西柏林顺访联邦德国的两周中，事先讲好的是食住行德方全包，但在具体实施上没有专人负责，有时会少安排了一餐。想想自己是被人邀请的客人，作家们也不好意思提，回饭店自己想办法吃方便面解决。

到了西德首都波恩，中午德国外交部有一场规格较高的活动，德国DAAD（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的领导也要来，王炳南的前妻王安娜也去了，团内还提醒了大家注意穿戴。大家想，今天这顿午饭一定靠谱，结果让人大跌眼镜。

聚会设在波恩外交部交流中心的总部。来宾济济一堂，人多话多，但膳食少的可怜，真是要抢才行。问问那个中餐厅送饭的，说没有后续了，就订了这些。中方很少有人去拿，一是不好意思去挤，二是个头小挤了进去也够不着，手短。一点点东西，连最后的一粒炒饭也被德国人刮走了。张抗抗手里的那个盘子，也是我拿了后因为要跟电视台摄影师商定拍摄方案，没时间吃才给的她。

先前大家有了精神准备，满满的期待，指望着这顿宴请，结果大失所望。“小姑娘”舒婷很生气，对我说：“我抢不过他们，也没什么好抢的，金弢你带我们回家，我不想再呆了。” 回到酒店，舒婷拿出花生米招待我。晚上回黄老板的酒楼，大家好好地补了一补，一餐吃掉了两顿，多让人感激！

舒婷貌似小样儿，说话尖着声音，提高嗓子叫叫喳喳的，但具体小事里却很显女性的柔情，我想她应该是一个心细的慈母。就这次我们没饭吃饿着肚子回酒店，她一进房间二话不说地从高处的行李箱翻腾出吃的，嘴里还说，“金弢一定最饿，有吃的都没时间吃，我看他刚才拿了吃的后来还是给了别人。”

我们从黄凤祝先生位于莱茵河畔的“香江酒楼”用完餐去游莱茵河，赶上六月的好天气，晴空万里，阳光明媚。上了游艇，汉学家马汉茂教授慷慨解囊，买了大大的一托盘红草莓请作家们，一盘中国作家从来没有见过的又肥又大的红草莓，引得舒婷诗性大发，即兴写下了诗篇《莱茵河上的红草莓》。

她独自坐在船头，我过去说，“那么好的草莓怎么不去尝尝？” 她把手稿递给我，我以为让我翻译，她却说，“金弢，你再帮我改改”。逗得我哈哈大笑。

舒婷在团里是最显小姑娘气的一个，也是叫唤我最多的一个。全团16人，就我一个翻译，总是没得停歇，这也显得她依赖性最强。因在德国四个星期的访问，事事处处、随时随地都需要翻译，习惯了。

访问结束回到北京，我陪外地作家们去出国人员服务部买彩电，要先看墙上的价目表。舒婷大声叫：“金弢金弢，快过来，给我们翻译翻译。” 我说，“你都回到北京了，还要我给你翻译?” 大家哈哈大笑，连她自己都笑得直不起腰来。

这篇文章写的是三十六年前的一段一直难以忘怀的回忆，虽然时空跨越了这些年，来德求学，因生计，文学无奈辍笔三十年，但彼时彼景一直心仪胸怀，不时浮现眼前。直到年前，因金盆洗手，回归文学，才有了时间，能静下心来，将那段文学时代的珍贵经历付梓文字。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因文章的发表，无意中还有重要的新发现。

文章发表在群里，引起群友的关注，有人对那首《红草莓》诗篇本身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与好奇，遂在网上查找，想读原诗。他们在舒婷的名下几经搜索无果，未能发现舒婷曾有此诗作问世。然而有人却在付天琳的名下发现了一首题为《红草莓》的诗。瞬间，对往昔的追忆一触而发，让我静下心来细细回忆，旧日的情景又浮现眼前：

如我文中所描述的那样，是因马汉茂教授请大家吃草莓引起，那硕大、肥美的红草梅，大家吃得不亦乐乎，赞不绝口，我看看唯独缺了舒婷，但见她独坐船头，晒着太阳读诗，于是过去招呼她。她将那页诗文往我手里一塞，一句：“金弢你帮着改改吧！” 我听成了“金弢你帮我改改吧！” 在接稿的那一刻，或许出于翻译工作的习惯，就在那刹那间，下意识地以为这是我需预览而接下去给德国友人翻译的文字。于是通篇草草浏览了一番，但诗句：莱茵河上的红草莓，却深深地刻入了我的记忆，这跟当时的莱茵河风光、景致是何等地合拍，接下去几十年，这成了我永恒的回忆。

几十年来我的印象中一直以为这是舒婷的诗，多亏群里的文友查询后提示，才真相大白，纠正了一个多年的历史误会。细想起来，之所以当时没有发现我误将付天琳的诗认作了舒婷的，也是因为我从未见过她们两人的字迹，拿着付的手稿，是因为舒婷给的，不加思索想当然地认为是舒婷的了，她可也是一位出名的抒情诗人啊，而且诗的风格与她的不差毫厘。

现在想起，因我从未见过舒婷的字迹，从而也无从判断诗作是付天琳的。这篇心仪了几十年的文字，尽管事实证明结果是张冠李戴，但文章既已发表，文稿的原型只好将错就错，不想改动了。对往昔的经历，时有某些误会或无辜产生的的错念而留下的朦胧感，抑或不失有诗情画意的美感。

这个谜团在我心底沉寂了三十多年，今日一旦被解开，感觉非但没有遗憾，反倒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美意。历史的误会往往发生在刹那间，但留下的痕迹一晃几十年甚至更长，这期间脑海里时不时地回味着，更平添了无尽的情愫。没有心动的渴望，就写不成《莱茵河上的红草莓》，既然诗篇正是情愫的流露，且又念怀已久，原稿一经改动，不免产生心结，。为澄清这段历史的真相，就此立文，权作纠正。企望读者理解与谅解。

傅天琳的《红草莓》是一首内含丰富、意境朦胧、构思奇特、语言新颖的诗作。全诗四节。诗人歌唱红草莓，怀恋红草莓，采撷红草莓，礼赞红草莓。在充满异国情调的环境描绘中，这仿佛是一首咏物抒情，重在讴歌友谊和爱情的作品。···

诗人怀着“古典的少年维特式的怀念”来歌唱“感人而又感情的／红草莓”，并在第三节中突出写道“我和你同采一颗草莓”，就不免使人感到，这种歌唱只不过是借助这一物象来发抒其难以言喻的思念之情罢了。而被思念者，虽然“仅仅是一颗草莓”，但它“为心而红”，却给诗人留下了永远难以忘却的怀恋。次之，诗人以其丰富的想象，朦胧的意境，使诗歌显得极为含蓄而又深沉。

从盛夏结果的红草莓，想到“六月的莱茵河畔的太阳”；从对红草莓的怀念，触发了他“古典的少年维特式”的烦恼；甚至从一颗多情的红草莓联想到“德语字母”、“哲学”和“多汁的鸟儿”，诗意纵横，浮想中外，其意境虽然是雾里看山，空濛而又幻奇，但诗人对红草莓的一往情深又贯穿始终，洋溢字里行间。···“莱茵河畔的太阳”、“少年维特式的怀念”、“菩提树”、“蓝餐巾”等语，也充满异国情调，令人耳目一新。（根据徐瑞岳选录）

金弢，字有根，1974年杭州外国语学校高中毕业，插队落户浙江桐庐儒桥村，1977级考入北外德语系，81级北外德语读研。1985年1月进文化部, 1985年3月进中国作家协会，任职作协外联部，曾多次组团王蒙、张洁、莫言、路遥、鲁彦周、高晓声、从维熙、张抗抗、公刘、邹荻帆、王安忆、北岛、舒婷等等作家出访德国及欧洲诸国，八十年代末获德国外交部、德国巴伐利亚州文化部及欧洲翻译中心访问学者奖学金，赴慕尼黑大学读博。现居慕尼黑；

主要文字及译作有: 长篇小说《狂人辩词》、《香水》、《地狱婚姻》、2013年编辑翻译出版德文版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集《空的窗》，由德国Spielberg出版社出版，并于德国、奥地利、瑞士三国同时发行。全书篇幅达三十五万字，共504页，宽版，被收入的十二位作家及作品为：陈染《空的窗》、陈建功《找乐》、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等；

八十年代发表翻译及作品：《世界文学》、《外国文学》、《诗刊》、《长江文艺》、《钟山》、《百花洲》、《文艺报》、《中国妇女报》等等，已发表20多位德语作家作品的译文；

来德三十二年，在德创业二十二年，文学创作及翻译辍笔三十年。二十个月来，金盆洗手，回归文学，写就新作六十余万字。至今不惜披星戴月笔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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