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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论近代教案 zt [打印本页]

作者: 大银猫 时间: 2.6.2006 00:27
论近代教案 廖—中、李运华 　　教案，是近代中国官绅民联合发动、反对西方列强在华的基督教 而出现交涉的案件。从1844年浙江定海教案开始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 时止，共发生大小教案1333起①，其中较大教案400余起。本文就教 案出现的原因、基本特点、教案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对教案的评价 等问题，进行概括性的论述。 　　产生教案的原因虽说复杂，但概括说来，其基本因素不外以下二 种： 　　第一、教会的侵略性 　　近代基督教传华主要是侵华的产物。它与历史上传华的佛教、伊 斯兰教传华迥然不同，也不同于景教、也里可温教的不具侵略性质。 就是与明清的天主教传华，也不相同。当时因中外文化思想冲突也曾 发生过教案，但其时天主教传华主要是传播宗教信仰及西方科技文化， 其后，正因为它逐步具有某种政治性质与文化冲撞，才被中国政府禁 止。然而，到了近代早期，基督教主要是作为侵略工具而出现的，宗 教反而退居次要地位。当时，基督教是列强在政治上、文化上、经济 上和军事上侵华的别动队，是他们“藉以张国威”、“藉以广土地”、 “为商业之先”的工具②和借以为保教而发动侵略战争。因之，近代 教案之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到了义和 团运动以后，这种侵略性才逐步有所收敛。 　　由于教会的侵略性直接危害着国家和官绅民的切身利益与尊严， 因之，群起而攻之，应属事理之必然。 　　第二、中西文化的冲突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而光辉灿烂的文明，它以传统的孔孟儒学为中 心，绵延二千余年之久，始终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精神支柱。与儒学 并行不悖，并有所结合的佛教、道教以及民间宗教迷信，在社会生活 中已经根深蒂固。而基督教教义、宗教形式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存在 着明显的扦格，这种矛盾势所必然地引起彼此冲突与敌对。与此同时， 一个不可掩饰的因素，就是中国长期闭关锁国，因愚昧无知、妄自尊 大、以及尊王攘夷的思想与传统，表现出浓厚的保守性与排外性，与 对洋教输入的先进文明的误解，这都是构成中国人民和洋教冲突的一 个重要因素。就这方面来说，它是先进与落后文明的冲撞。 　　在上述两种基本原因的影响下，教案发生的直接原因，或者说诱 发者，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五类情况。 　　第一。外国传教士和外交官的违法和强横霸道所直接而引起的教 案，不在少数，略举数例予以说明。例一，早期爆发的1848年的青浦 教案，是由于英国教士锥魏林三人，违反上海开埠议定的外国人活动 之地以一日往返为限，不得在外过夜的规定，竟擅自离开上海县城至 相距九十里的青浦传教，因群众索取宣传品而秩序混乱，在此情况下， 锥等竞用手杖击打群众，引起群众还击而出现的教案。例二，1856年 法国教士马赖不顾传教只能在五口通商口岸进行的规定，擅自潜入广 西西林活动而被当地官员逮捕法办而引起西林教案。例三，1893年湖 北麻城教案和1895年成都教案等等，都是传教士因细故殴打群众和幼 童而引起。例四，1870年的天津教案，因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蛮横 无理，先是命令育婴堂外国修女推翻其与群众议定的让代表进入堂内 检查幼儿残废的协议，继而又持枪大闹三口通商衙门，并在衙门内枪 击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和天津知县刘杰，使刘的随从被击伤，这样，激 起群众的更大公愤．才导致爆发了这—教案。美国传教士卫三畏也说， 如果丰大业“诚意地”会同地方官和士绅商量，是可以防止“这次教 案发生的。”③至于传教士纵使、支持教徒而引起的教案，为数就更 多了。 　　第二、由于百姓反对强占土地，或反对建立教堂，或者传教士要 求“归还旧址”而引起的教案，比比皆是。如：1862年的衡阳教案， 1868年的扬州教案，1869年的遵义教案，福建川石山岛教案，1873年 的黔江教案，1874年的延平教案，1882年的呼兰教案，1893年和1895 年的临湘教案，等等，都是因兴建教堂土地直接引起的。义和团首义 地的山东冠县梨园村，更是长期民教多夺庙产而引起的。 　　第三、人民群众对教会“采生析割”、“挖眼取心作药”，以至 把天不雨、地发干，等等都说成是教堂的罪恶等等误解而引起的教案， 为数很多。这些无稽之谈的广为流传，无疑加速和激发了教案的产生。 这些传闻，由来已久，早在明末清初就已见诸文字，而近代著名夏燮 的《中西纪事》、魏源的《海国图志》等书都曾提及。但除了曾国藩 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在奏折中断言所说挖眼割心云云，“必无其 事”④之外，上至谕诏，下至地方各级官员，均没有对此进行澄清， 因而，这些谣传一直到义和团运动时期，始终对教案的爆发起着煽风 点火的作用。 　　第四、国内政治上一些因素也助长了某些教案的爆发，如太平天 国信奉上帝会，使得湖南和其它一些地方的官绅，把基督教会和太平 天国视同一体面痛恨。又如：安徽等地把教会剪做纸人象征天使以为 礼拜之用，与白莲教的纸人纸马混为一事，引起怀疑与反对。 　　上述教案爆发的直接因素，彼此牵连，相互影响与作用。而通过 一些官绅和民人如湖南的周汉等所作的反教文书揭帖长期经久不息地 流传各地，更为其推波助澜，以至不可收拾。 　　近代教案的特点 　　第一、教案是官、绅、民联合发动的，而官员又是镇压教案者。 　　总的说来，以农民为主的劳动群众是反教的主力军，中下级官员 和绅士是鼓动者、组织者或支持者。反教的目的在于“扶清灭洋”⑤。 　　众所周知，官员与士绅，在职为官，在籍为绅。士绅是封建地主 阶级的基层统治者，是官员的来源与辅助者。因此，官与绅虽有在职 在野之别，但其阶级本质是一个整体。然而，由于存在着在职与否的 区别，在执行封建王朝的具体政策时，特别是触及到绅士所在地区、 宗教及其个人利益时，官与绅不可避免地出现某种不同的态度和矛盾， 从而，在反对洋教的态度方面也不尽相同，绅士参加反教者多于官员。 但作为中华民族内部的各阶级、阶层，即官、绅、民都在不同程度上， 相当广泛的卷入了旨在“扶清灭洋”的反洋教斗争。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官绅并不包括洋务派官员、维新开明派人士、 革命派。后两者虽然不满洋教的侵略行径，但不参予简单的反教活动。 洋务派大官僚，包括奕祈、曾国藩、李鸿章、奕匡、张之洞、刘坤一、 袁世凯等以至西太后，尽管他们也痛感洋教祸国殃民，也曾一再与列 强磋商，企求得到一个公正的解决办法以避免教案的不断发生。但是， 他们终于屈服于列强的压力。与此同时，他们又缺乏魄力，向人民群 众解释以消除对洋教的某种误会和认识。这样，凡遇教案，几乎都是 牺牲群众、官、绅以满足教会的无理要求。当然，这也并非都是他们 的意愿，而是“势不得已也”。唯其如此，对因教案而被惩处的官绅， 往往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矛盾现象。如天津教案处理后，曾国藩对 被罢官遣戍的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各送三千两银子以示愧 意；李鸿章对被杀群众家属也各抚恤50两银子。在德国的压力下，西 太后曾将处理巨野教案“不当”的山东巡抚李秉衡罢官，随后，又升 他为四川总督、巡阅长江水师。这种现象的出现，正说明清王朝在处 理教案问题上的矛盾心理与态度。还必须指出的是，直接或间接参予 教案的官员中间，上至王公大臣，下至衙门小吏，多属地主阶级中的 顽固保守分子，如田兴恕、周汉、徐桐、刚毅、载漪等。他们与洋务 派在很多问题上，特别是对外态度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这在反对洋 数方面表现得很鲜明。 　　第二、教案高潮与外国侵华联系紧密 　　据赵树好同志在《近代教案简表》(1844—1911年)的统计，近代 教案共出现五次高峰：第一次在1861年，37起，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 签订一系列的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所激发的。第 二次在1874年，53起，这是1873年和1874年间，法国把越南变为其保 护国；日本侵入台湾；英国扶持阿古柏在新疆分裂国家等外侮日亟的 反映。第三次在1884年，67次，时值中法战争时期，群众掀起反教做 为反抗法国的一个侧面。第四次在1895年67次，这是对中日甲午战争 失败、签订空前屈辱的《马关条约》的反抗。第五次在1900年，这是 对l898年列强掀起瓜分狂潮的大反抗。可见国际资本主义侵华加深之 日，也是中国人民发动教案以图抗争之时。 　　第三，此起按伏，时间长，次数多 　　从1844年到1911年的60年间，共发生教案1639起之多，70年代以 后更日益增加。平均每年达26至27起之多，就地域而言，遍及全国各 地；就参予反教成员来说，包括农民、商贩、手工业者、游民、绅士、 官员、地主、民团、清军、会党和秘密宗教。这样长时间、反复地出 现在全国范围内的教案，是因为外侮日深，教会气焰愈来愈嚣张。而 且教案已由单纯地反对洋教逐步与反对列强侵华联系起来了，最终爆 发最大的教案——义和团运动。还应指出的是，每次教案，总是以大 量赔偿、惩处官民而结案。因教案又引起列强夺地窃权，直至发动侵 华战争，丧权辱国其亟。这就是近代中国教案如此循环不息，一案刚 结，彼案又起。甲地未息，乙地又起，直至义和团失败后，才逐步缓 和的原因。 　　第四、教案发生在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差异 　　东正数传华为时虽久，但这个为俄罗斯政府控制的教派，传华的 主要目的是通过其教士搜集中国情报和研究汉学，并主持其外交官员 和侨民进行宗教活动，因此，与民间直接接触不多，除义和团运动时 期以外，很少发生教案。 　　弛禁后的天主教与基督新教，发展极迅速。19世纪末，天主教外 国传教士800余人，修会43个，女修会8个，教徒70余万；新教外籍传 教士1500余人，差会96个，教徒8万。⑥据《中国近世史上的教案》 统计，从1856年西林教案到1897年巨野教案期间，共发生重大教案62 起，其中与天主教发生的案件为45起，与新教发生的教案为12起，与 两教派同时发生者5起。又据《教务案档》统计，到1899年止，发生 教案的地点共700余处。其中与天主教600余处，新教100余处。这说 明，与天主教会发生冲突的占全都教案的四分之三以上，与基督新教 发生的教案则不到四分之一。 　　为什么与天主教发生的教案多于基督新教呢? 其基本原因是天主教 会具有较重的封建性、保守性和侵略性；而从天主教革新出来的新教， 则具有资本主义性质，比较开明。 　　再就其经费来看，新教主要靠民间筹集。大部分靠其传教国，主 要是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资本家捐助而成立的基金会，以其基金利 息为差会之用，少部分靠中国和传教国的教徒捐献。就是说，新教的 经费主要来自中国之外，也不是其传教国政府所提供。而天主教则不 同。1860年以前主要是依靠法国政府提供；之后，则主要依靠在华向 中国人民进行剥削而来，包括封建性的土地、房屋、高利贷和经营商 业等剥削。其次，向中国教徒收敛和捐献。天主教会在华占有为数甚 巨的土地和房屋。以土地为例：1900年以前，河北献县天主教堂即占 有土地3000余亩⑦，在江南占地200余万亩，⑧河南靳岗天主教堂占 有土地3000余亩⑨。据1900年以后统计，绥远265所天主教共占地500 万亩，平均每一教堂占18000余亩。陕西“三边”，靖边县、安边县、 定边县地区，天主教所占土地东西长约150公里，南北宽30公里，佃 农达800余户。 ⑩天主教会利用占有的土地，甚至建立“教民村”， 实为教堂大庄园，进行封建性盘剥。故人称“天主教”为“地主教”， 而教堂土地之来，多系巧取豪夺，或强迫捐献，或盗买盗卖，或低价 勒索，或籍教案赔偿，甚至强占垦地。这是激起群众反抗天主教一个 因素。 　　天主教的组织比较严密，受法国政府和教廷，主要是前者的控制； 新教的组织比较松散，各自为政。天主教会招收教徒，主要是农村， 以地主、流氓无赖、教堂佃农为重点，新教招收教徒主要集中于城市， 知识分子和商人等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人较多。 　　新教与天主教在政治上也不尽相同。天主教和新教的传入与发展， 都是列强用大炮强加于中国的产物。但基督新教比较民主，它注重宣 传，创办教育和卫生事业，也比较天主教为多。受英美等因的政治干 预程度比较轻松。甚至如力量很大的内地会，虽然也曾发生过一次教 案，但其创办人戴德生认为：传教与华人之间的矛盾，“绝不应向自 己国家的政府上诉”。因为它“不合圣经”教义，因诉讼而要求“赔 偿也是不合伦理的。”认为这“容易引起中国人对宣教士的反感与误 会”。唯其如此，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该会虽然也有教士被杀，财产 被毁情事，但没有要求并拒绝了赔偿[11]，有的新教教士还在某种程 度上和某种范围内支持中国人民维新、改革和革命的斗争。天主教则 不同，在其护教国法国和19世纪90年以后的德国政府的直接控制下进 行传教。法国官方把天主教会当作是他们“在华势力最好的支持”， [12]就是说，教会是法国侵华的帮凶。如果中国教徒“受到凌辱，就 等于对法国不友好”。[13]唯其如此，法国以丁林教案为籍口而发动 英法联军侵华战争、德国籍巨野教案而侵占胶州湾，启列强掀起瓜分 中国的开端。 　　义和团与历次教案的关系，是继承与发展，是分散斗争汇集为比 较集中、是个别打教发展为反帝爱国运动的关系。义和团运动是反洋 教的高蜂，是一起大教案。 　　义和团的纲领“扶清灭洋”，就是继承反洋教斗争的传统思想而 来。就文字含义上提出这个口号，远自1894年鲁皖边界大刀会反教的 “驱逐夷人，保护中国”，近则源自1898年四川大足反教起事的“顺 清灭洋”。就实际行动而言，它是已往教案的归纳与升华。就参予义 和团运动的成员来说，它与教案大体上是相同的，都是自发性的。它 的开端虽然有白莲教系统的义和拳所组织，但由会党或秘密宗教所组 织发动的教案，亦不乏例。至于实际行动，不论是历次教案还是义和 团运动，都是针对教士、教徒、教堂，以打、杀、砸、烧，乃至抢夺 其财产，以盲目排外的方式为其特征。所不同的是，官府态度有区别， 教案的发动者与组织者，最高只有个别提督，而义和团运动则有强有 力的王公大臣和督抚进行组织与支持，甚至在一个短期内，得到最高 统治者慈禧太后的某种支持。这是义和团运动与教案的不同之点。唯 其如此，才使星星之火，迅速汇集为比较集中、比较有力的运动。义 和团从单纯的反洋教活动到参予抗击八国联军，这是义和团有别于教 案的另一不同。 　　任何一次教案都没有发展为如义和团那样有声势的反帝爱国运动 的原因是：一、列强瓜分狂潮，激起了国人最深刻的爱国心，奋力抗 争以求自存。二、各级官员直接或间接的鼓励、支持直至官民结成一 体的程度，远远超过任何一次教案。三、义和拳等白莲教系统在冀鲁 地区有较广泛的社会基础。 　　从上述简单的分析说明，义和团运动是近代反洋教斗争的继续与 发展，是一个大教案。 　　评价： 　　教案包括义和团运动，它的主要出发点是反对外国教会的强横霸 道、侵略性质，就这一方面说，它是正义的，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侵 略一个侧面。由于它不懈地斗争，起到了对教会和列强利用宗教进行 侵略方面的遏制作用，这是应予肯定的。 　　然而，教案和义和团运动在组织方式、目的方面的落后与盲目排 外性则是不可取的。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它是对洋务运动和 戊戍变法的反动。当然，教案和义和团运动是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所 造成的，我们不能苛求。不能苛求，并不等于承认其正确，更不足为 后人效法、继承和发扬。义和团运动和抵抗八国联军的失败，不是民 族的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才是民族的致命伤。所 幸者，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再也没有出现类似的大运动。在近代中国， 拯救祖国，振兴中华，如果依靠这种落后的方式，不但达不到目的， 而且会愈陷愈深，以至不能自拔。正确的方针，只有扬弃封建主义， 向西方先进文明学习，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这又只能依靠不断地改 良、改革、维新和革命才能达到。也正因如此，近代的进步人士、开 明人士如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尽管他们对教会的侵略性也深表 不满，但总体说来，他们不提倡、甚至反对教案和义和团运动。与此 同时，必须承认，宗教是伴随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它的出现和 发展并且长期不衰，自有它存在的价值，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何况，近代洋教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相对而言，它比封建主义宗教进 步，正因为如此，近代先进人物如洪秀全、孙中山等等都曾受过基督 教的洗礼。 　　这里，应当说明的是，对洋教和教士，在传播西方的精神文明和 物质文明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容和不应否定的。至于少数为非作歹的 洋教士和大多数洋教士应当区别对待，不可一锅煮，黑白混杂。 　　(作者单位：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注： 　　①赵树好，《学苑采英》。 　　②《教祸由来》，《湘电类纂》已下，第7页。 　　③《中国总论》第2卷，702页注1。 　　④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3，24页。 　　⑤见廖一中《“扶清灭洋” 思想与近代教案的关系》、《再论 “扶清灭洋”思想与近代教案的关系》，刊《社会科学研究》，1982 年第2期、1985年第4期)。 　　⑥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08、117页，杨森富，《中 国基督教史》，附录l、2、3． 　　⑦《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2期。 　　⑧[13]顾长声《传教土与近代中国》，108页、133页． 　　⑨《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论文集》，149页。 　　⑩陕西省档案馆存挡案，参见韩敏、邵宏谟：《1901——1946年 陕西人民收回侵占的斗争》油印本。 　　[11]转引自苏文峰，《戴德生与李提摩太宜教方式之比较》，刊 《基督教入华百七十年纪念集》，98页。 　　[12]罗淑亚：《北京》，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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