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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方丈 : 毛泽东的最后安排 [打印本页]

作者: GBA 时间: 20.10.2006 15:57
大家都知道，如果没有毛泽东发动文革，那十年的生活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毛泽东改变了我们所有人的生活。至于他为什么要这么作，和怎么作的，是文革的最重要最中心的问题。 1958年毛泽东抛开当时的经济领导部门，自己提出“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发动大跃进，造成中国经济大灾难。这件事情成为毛泽东的心病。在中共历史上，如果领导人有重大失误，必然保不住自己的领导权。如陈独秀因为大革命失败而被开除党籍，王明因为红军丧失江南根据地而失去领导权。张国涛因为西进失败而被整肃。遵循这一传统，跃进刚刚失败，彭德怀就站出来向毛泽东的领导权挑战。毛泽东在59年庐山会议镇压了彭德怀和其他人之后，为了挽回跃进失败，在1960年搞了第二次跃进。伴随这场二次跃进的，是毛泽东倡导的阶级斗争。因为当时经过58、59年的一次跃进，人民生活已经十分困苦，再次跃进阻力很大。所以必须加强强迫性，才能推进二次跃进。这场二次跃进造成60年的全面减产，农民生活最困苦，饿死人最多的时期，就是这二次跃进期间。毛泽东在60年秋收之后，得知二次跃进失败，当年农民大规模饿死。就放弃了对经济的领导权，让刘少奇接任。他自己去专心研究阶级斗争。毛泽东这次让权，一来可以让刘少奇对付最苦难的局面，二来是他知道二次跃进的失败，必然会诱发更多的人挑战他的领导权。他专心研究的阶级斗争，就是指对这些挑战者的镇压。至于挑战者是谁，在那时还不清楚。但是根据他的经验，这些人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为此他组织了几套人马，其中包括：刘少奇一伙，林彪一伙，周恩来叶剑英一伙，这些是上层人士，下层的有陈锡联许世友等人。并重点扶持刘少奇和林彪这两位亲信。但是64年刘少奇突然表露出对毛泽东的不敬，使毛泽东大感意外，也使他坚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有自己的老婆孩子才可以依靠。于是在64年起，他就开始组建自己的禁卫军，也就是江青毛远新二人。文革自始自终，这二人都是关键。讨论文革必须重视这二人的作用和意义。毛泽东靠他们发动文革，也靠他们监视控制其他所有人，他们也忠实成功地完成了任务：直到毛泽东死去，其最高权力未曾有丝毫动摇。 一般来说，禁卫军也必然是接班人。文革的最大的疑问，是毛泽东到底是否想让江青和毛远新接班。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在最后让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和总理。如果不想，为什么给这二人以最大的权力。有人认为毛泽东只想使用他们，为其保驾，并无意图让其接班。毛已经打算好，自己死了之后，让别人把江青毛远新解决。如果这样，毛泽东以亲人为自己殉葬。这倒是亘古未有的现象。笔者以为，毛泽东始终准备让毛远新和江青接班，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一事情没来得及做好。在他死的时候，认为已经作的差不多了。还剩下一些，靠这江毛二人自己能力，或许可以完成。另外，他也看错了一批人物：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和陈锡联。毛以为叶可托孤，另外三人不足以对江青和毛远新构成威胁。而且因为资历浅薄，必须依靠江毛才能保住高位。所以应该说毛泽东最后还是准备让江毛即位，只是安排不当。我们就先看看毛泽东如何培养毛远新。因为毛泽东不但依仗他作禁卫军，也准备让他当继承人。 一．太子毛远新 毛远新受毛泽东的精心培养。文革之前的1964年，有这么一篇“毛主席和毛远新的谈话”,在学生中引起极大反响。可以说是点燃文化革命的第一把火。毛远新的名字也就和学生革命，发生了最直接的联系。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毛远新已经从哈军工毕业。文革一开始，毛泽东就派他回到哈军工，指挥当时的学生造反。哈军工的教学水平，比不上清华北大复旦等学校。一来是因为63年以前的入学标准，注重出身和政治表现。对于学习成绩并不是很重视。二来是好的老师，到军工教学的不多。毛远新这样的学生，如果想学科学技术，应该到清华复旦这样的学校。但是哈军工有他的特点：该校培养下一代军队的领导人。毛远新如果在军工成为学生领袖，对他以后在军队建立领导地位，有特别大的好处。 毛泽东的观点大家都知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对毛远新的生涯设计，是让他成为新一代军队干部的领袖，从而掌握军队的领导权。并以军队为依托，掌握政权。 66年毛远新回到哈军工，领导文革，他还没有明确的地位。只是作为老校友。当时人们对后来流行的“关系学”还不了解。学生们还错误的相信“大公无私”，所以很多学生不把毛远新放在眼里。实际上他的代表着毛泽东本人或当时的文革小组。当时军工的保守派“八八派”曾出言不逊，说“毛远新算是什么”。毛远新说他什么也不算，只是个红卫兵。这只能说明八八派的工农子弟对中国的政治不了解。他们不知道毛远新的背后是什么。过不了几天，八八派就被中央文革宣布为保守组织。该派领导宣布组织解散。这是六六年底发生的事情。毛远新从军工获得文革经验之后，在68年被派到辽宁，这次是作为“总理联络员”。这种头衔可能只有他有过。在当时的辽宁，他就代表着中央文革和总理，所以有最高决定权。当时辽宁分成三派。这三派分别是1,中央文革支持的“8。31”派；2,地方干部支持的辽联；3,军队支持的辽革站。互相之间冲突激烈。因为后面都有上层支持，所以哪一派都不能获胜。毛远新去后，以他至高无上的权威性，选中沈阳军区作为依靠力量，支持辽革站，压制了其他两派。让沈阳军区成为辽宁的领导力量。其他两派当然很不高兴。8。31派一个领导说：毛远新算是什么。毛远新回答：我什么也不是，只是个总理联络员。就在不久之后，那造反派领袖被逮捕。 在解决辽宁三派斗争方面，毛远新是主持者，实际上是由他作裁判。其他人不可能反对。当然这完全是依靠他背后的力量，这力量就是毛泽东。他是毛泽东指定的领导人。在这之后，他被任命为沈阳军区政委，主管东北地区的军政。因为当时整个东北的地方行政也都由军队接管。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当时任当时辽宁省革委会（当时的省政府）主任。黑龙江省的革委会主任是黑龙江省军区司令汪再道。（原为潘复生，后潘失势）。都在毛远新的领导之下。毛泽东让毛远新主管东北，是为毛远新以后的发展作准备。东北是中国的重工业基地和能源基地。也是粮食、棉花和木材的生产基地。从经济上说，东北可以独立。而且东北有港口，有对外航运和铁路交通。东北和关内的联系。在陆地上主要靠三海关一个主要通道（其余通道，如承德，当时只通单轨铁路，不很有用）。如果一旦发生不利情况，可以把三海关一封，东北就变成独立王国，或反攻基地。也就是说，东北的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在中国历史上，内地政权征服东北的事情，很少出现。而东北地方力量征服关内的情况，比比皆是。清朝是一例子。后来的张作霖的东北军占领北平，打过江南，也是例子。毛泽东在解放战争的时候，派他的心腹爱将林彪到东北，也是为了加强林彪的实力。在以后成为他毛泽东的军事支住。林彪靠着日本遗留下来的装备和苏联的支持（日本装备由苏联移交给林彪）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建立起中共最强大的军队—四野。这都证明掌握了东北，就有力量图谋关内。但是掌握了关内，却不容易图谋东北。而且，关内地方太大，统一关内非常困难。如果发生内乱，最可能的情况是关内发生混战，而东北则保持稳定。这样更有助于建立东北对全国的优势。所以毛泽东让毛远新坐镇东北，是老谋深算的一招儿。 再看当时的军区司令陈锡联，也是毛泽东安排在那里的一个合适的人。陈锡联善战，在政治上极善于见风使舵。陈锡联原属四方面军系统（徐向前，张国涛）。后随徐向前加入129师，任团长，在刘伯承邓小平手下工作。他和林彪并无任何历史关系。自从五十年代末调任沈阳军区司令，该军区的部队，多由四野林彪系统的部队组成。当年毛泽东让他到沈阳军区，就是让他监视四野部队。毛泽东对四方面军的干部，相当注重。因为该军善战，但是在西进失败，张国涛走后，四方面军在军事上一败涂地。政治上失去山头。这时候他们成为共产党内无家可归的孩子，被毛泽东收留而且优待。其中两员大将（军衔为上将）：陈锡联和许世友，是毛泽东的禁卫军。帝王对禁卫军领导有特殊要求，就是必须绝对忠于自己。保证其忠诚的最好或惟一的办法，就是除了自己，他们没有其他可以依靠的人物。陈许二位就是这样。在四方面军解体之后，四方面军干部只能依靠毛泽东。而且，他们是“吃过亏的人”。这“吃过亏”很重要，没有吃过亏，不知道政治有多险恶，也不知道自己的脑袋，有多么不结实。吃过亏就不一样了。他们亲眼看见自己的领导张国涛，不管功有多大，官有多高，还不是像芝麻绿豆一样，被政治磨盘碾的粉碎。四方面军剩下那几个劫后余生的人，都是被“打服了”的乖乖仔。打仗很勇敢，政治很小心。坚决地忠于和感谢毛泽东本人。人们千万不要小看了陈许二将和毛泽东的关系。没有这二人，在军区一级干部中就没有人制衡林彪。后来毛又提拔起李德生。如无这几个大军区司令，而让林彪掌握了沈阳北京和南京三大军区，在毛林之争中毛可能就不能取胜。另外毛还始终让周恩来、叶剑英参与军委工作。这都是毛制衡林彪的办法。 在文革一开始，陈锡联是被冲击目标。笔者估计，在林彪的计划中，陈锡联属于应该被清除的人物。因为林彪从来只相信自己的四野的老部下。当时驻东北的部队大多是四野的后代。高中级干部主要是四野的。林彪用东北作基地，最为方便合适。所以整肃或赶走陈锡联，可能是林彪的计划。但是毛泽东不能让林彪这么干。毛一定要把东北控制在自己手中。所以他着力支持陈锡联。而且派了自己的侄子来支持陈。这是对陈的大恩。当然陈锡联也不敢得罪林彪，他作了一些样子。他整肃了沈阳军区非四野出身的干部。这类干部在沈阳军区本来就不不多，而且也不在重要岗位上。主要有刘转连和黄立清。当时任沈阳军区空军政委黄立清是贺龙老部下。在文革初期和陈锡联说悄悄话：如果他们（指四野干部）要整我，我就到贺老总那里去告他们。这事只有陈和黄知道，陈也揭发了。黄在文革中被关押近十年之久，到了文革结束才放出来。另外还有一个刘转连，在沈阳军区本无大权，平时也小心，但也被整肃。陈锡联还靠拢军区中的四野干部。对他们广泛越级提拔。当时的军队的一个部门，常有二十几个副部长。而整个部的编制也是二十几个人。虽然有了这样的表现，但是陈锡联仍然难以得到林彪的信任。 当时林彪在军队中全面地清除一野（澎德怀）和二野（贺龙）的实力，打压三野（陈毅）势力。如无毛泽东的支持，上述几个军区必然落入林彪之手。在“解放军支持左派”之后，林彪的军队全面接管地方政权。毛江等人苦心发起的文革，其胜利果实大部份落入林彪之手。而且林彪的收获过程，如此轻松便利：造反由中央文革发动，到后来局势失控，必须由军队接管。这使毛林之间的冲突迅速激化。 二．扶不起来的阿斗 毛泽东派毛远新到东北，有几个目的，其一是支持陈锡联，管住四野的干部和军队。另外更重要的，就是在东北培养毛远新自己的势力，准备以后接班。 应该说毛远新完全有这个条件。或者说，如果毛远新只是个中等才能的人物，也有可能作到这件事。因为他的条件实在太好。毛泽东让他在军工上学，为的是结识同学。军工学生的政治经验丰富，参加过四清，受过军事训练，组织纪律性较强（军工在文革前半年才取消军队编制）。如果当时毛远新能召集同学，许以前程，拉起一方势力，绝非难事。但是这位太子实在是太不中用。从1968年起，他把在东北的6、7年宝贵光阴，用来玩女人和洗照片。他一个军工同学也没有搜罗。也没建立自己的新干部基地。只把谢富治的女儿和女婿安插在鞍山。谢富治（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会主任）是江青的最重要依靠。谢富治把女儿女婿放在毛远新的手下，也是希望和毛远新共进退。后来也确实是这样。说起来这两个人都是军工学生，但是毛在军工的时候（60年），谢还没有入学（65级）。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是老一辈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毛远新自己收罗的干部。另外，毛远新对当时沈阳军区的干部，也几乎没有来往。军官们都拿他开玩笑。一是说他搞女人，一是说他看外国电影。三是说他的太太的古怪而可笑的行为。所有这些，也惹得老军官十分不满。比如，他喜欢看球赛。有一次在大连举行兰球赛。老军官门也有不少出席。在座位上等了很久，毛和他的上海太太才到，到了之后前排老军官全体起立，这二人对他们视而不见，走到中间预留席位，把江青式斗蓬一裹，坐下，球赛开始。老军官们还站着。 他到东北时没有结婚。他的择妻标准，也颇特殊。有三不要：不要干部子女。不要学医的，不要军人。这对军官又是一个打击。因为当时老军官们的女儿，几乎全部都是军医。毛远新的太太是上海工人。毛虽然年轻而且身强力壮，但却喜欢住医院。原因是有女护士医生围绕于周围。当时辽宁军区司令（或政委）太太是沈阳军区总医院的高干病房主任，是他的大皮条。毛的太太的姐姐在该医院工作，其妹来探亲的时候，被司令太太看中，供应给毛玩了之后，回到上海，即报告怀上龙种。实际上这事也不算什么。但是在上海的那些文革干将，早就把这事当作大事来办。因为这些人（王洪文张春桥等人）是“江青班底”。和毛远新的关系不深。如果毛远新真的要拉起自己的班底，江青班底有可能失去权势。所以拉紧毛远新和上海帮之间的关系，对于上海帮是极端重要的是事情。所以在上海帮的极力鼓动之下，江青说服毛远新娶这位年轻女工。当时，从上海发出送亲专列。全体大员欢送。在沈阳全体大员到站迎接。堪称当时的太子大婚。 但是毛太太很快就流产了。而且一流再流。这就使龙脉危悬，当然，毛远新完全可以和其他女性生养。但是名正言顺的后代，还是至关重要。所以后来毛太太一旦怀孕，立即作全天卧床休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大姑娘，全天卧床，大小便都在床上进行，心里如何能高兴？也是因为自己的地位改变，对伺候她的医生护士——几乎全是军区干部的女儿，少不了恶语喝叱。而这些干部的女儿是成伙成帮的，一来他们要轮流伺候这位公主，二来他们也互相转告，并告诉他们的兄弟和男朋友--这就是军区的干部子弟集团。当然也向父母诉苦。使他们对毛远新及其太太的看法，更加恶化。 总而言之，毛远新在东北的所作所为，实为自杀。非但没有建立自己的班底，反而得罪了部下。至于毛远新为什么会浪费这宝贵的几年时间，只能说他本人素质太差。据军工同学说，他在上学时就不努力学习。因觉得学校（在哈尔滨）生活艰苦，经常回北京或其他地方修养。校方从来不敢过问。毛从小只需付出很小努力，就可获得拥挤过来的夸奖和提拔，所以认为自己根本不用努力，就活该青云直上。据说毛远新还喜欢耍小聪明，让别人写了东西，自己抄了读给毛泽东听，以显示自己喜爱读书和有理论水平。而毛也居然轻信。这或是因为毛远新是毛家族的惟一继承人，在毛的心目中地位过于重要。 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毛的在东北浪费光阴，也受到上海帮的鼓励。毛当时用的摄影和冲洗器材，据说都是江青从国外买了送给他的。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毛远新和上海帮的关系不深，甚至不好。后来毛远新到了中央当主席联络员，和上海邦既发生冲突。所以毛如果真的拉起一个大势力，并能独立生存，对上海帮实在不是好事。所以上海帮和江青有可能故意鼓励毛虚度光阴。迫使他以后依靠上海帮。 三。家族传位和部下接班 毛泽东的家族传位，在中国周边根本也不是新鲜事。我们知道，蒋介石、金日成都传位成功。李光耀也几乎成功。所以毛泽东认为自己的传位应有很大的把握。但是他失败了。这一失败算是中国政治的一大进步。当然很多人会说，这算是什么进步？但是我们要看看中国的现实。中国的政治进步就是这么慢。袁世凯当了总统，还是要当皇帝，还是要传位给儿子。实际上孙中山也有传位倾向。只是因为太子孙科没有进入军界，只好让蒋介石代为传位。实际上蒋可以算是孙的外戚。以外戚扶持太子，历史上屡见不鲜。后来蒋果真扶持孙科。孙科当了行政院长，自己有了一派势力（政学系），也曾企图作民国总统，但是因为没有军队而不可能成功。所以说在毛泽东之前，中国领导人的继承，一直就是家传。只有共产党内部实行了能人领导。这也是共产党能战胜国民党的原因。蒋经国让李登辉接班，算是变成能人领导，才改变了家传传统。政治进步非常缓慢。所有国家都是如此。能人领导已经算是共和政治的一种。如果共产党能够保持能人**，也还算是保持了共和。但是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要破坏能人接班，而欲谋家人传位。他失败得很彻底。毛泽东的太太和继承人毛远新都被抓起来。从那之后就没有传位和家天下的问题了。邓江胡都没有把自己的儿子太太搞出来当大官，也都没有企图传位。而是利用改革开放，让孩子们进入商界，赚足几代的财富。同时让能人接班。这就是进步。 我们再看看“传位动机”在文革中的作用。 古代帝王传位不止是为了儿女当权，也是为了在老皇帝年老能力减弱的时候，由儿子以太子的权威，护卫老皇帝的地位。毛泽东的情况与此相同：他的传位和保位是一体化工程。为了保位必须建立江毛（远新）的权威。建立了毛江权威，就帮助了他们即位。一般如果帝王的儿子年纪比较大，就可在老皇帝健在之时，就让小皇帝接班，然后让小皇帝培养自己的势力。蒋介石、金日成和李光耀都是这么一种接班形式。毛泽东也这么作了。他用文革的十年时间，帮助毛远新扩大势力。除此之外，毛泽东采取了双保险办法，就是使用太后和顾命大臣。我们知道，小皇帝年龄太小，就必须让皇后垂帘听政。等小皇帝长大了，皇后就可以移交政权。但是皇后作传位中间人有危险，因为皇后很可能自己的把住政权不放。比如吕后、武后和慈禧太后。所以又需要顾命大臣。顾命大臣掌握部分军权政权，在小皇帝弱小的时候，顾命大臣可以帮助他，直到小皇帝长大，自己建立自己的大臣队伍。毛泽东曾想让林彪当顾命大臣。毛泽东对江青信心不足。不足的原因一是他知道在中国没有军队不能当权，二是认为江青和毛远新到底没有血缘关系。 如果毛泽东真是要让林彪接班，那么在实行全国军管之后，应该说接班已经基本成功。但是毛泽东实际是想让林彪当个顾命大臣，没想让他接班。这时林彪突然花大力气培养林立果，并坚持要当国家主席。国家主席就是国家元首。如果元首再掌握了军队，就足以对毛泽东形成威胁。毛林之间的冲突因此激化。林彪也根本就不想当过渡人物，他的老婆和集团，都没有把毛远新放在眼里。都把林立国当作林彪的接班人。当时林立果自己的班子，比毛远新的大得多，也张扬得多。虽然林立果的地位远不如毛远新。林立果在69年的时候，只是空军作战部付部长，副军级，虽然权力很大，但是职务并不高。直到他死，也就是这个职务。而毛远新在68年已经是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属正兵团级。毛远新在68年出道的时候，就是总理联络员，已经是部级。但是不知道是林彪身体太不好，自己糊涂，还是叶群主事，目光短浅。 他们一家误解了毛泽东的意图，真以为毛泽东自己不想传位，而让他林彪建立家天下。自以为聪明绝顶的林彪，怎么就会犯这样的大错误，在毛的面前，明目张胆地“大树特树”林副部长（立果）。实在让人不解。在毛远新当了沈阳军区政委之后，林彪就像看不见他一样，从来不曾花少许力气，在军内“大树特树”远新同志的权威。不但林彪自己不去参见太子，连林立果及其一伙，也从来不到沈阳拜大哥。只能说林彪一家昏了头脑。如果林彪当时不把林立果搬到台前，如果林彪能尽全力巴结毛远新和江青，亲自到沈阳拜见太子毛远新，那毛泽东可能就会让林彪顺利接班，充当台湾严家淦角色。文革也就算是成功了。或许林彪在毛死后——林彪到底比毛年轻很多——再把毛远新和江青赶走，自己传位给儿子，也是可能的。所以林彪之败，败在其不知毛泽东的意图。如果林彪一家认为军管之后，毛泽东已经对其没有什么办法，他们已经可以建立林家天下，那真是大错特错！ 实际毛泽东早安排了制衡整肃林彪的力量。上层终留着周恩来和叶剑英。下面军区一级有毛远新坐镇东北，和许世友坐镇的华南。李德生（外加纪登奎，毛的亲信）坐镇华北（北京军区）。林彪实际掌握的大军区，只有广州一个。这样一种布局，怎么是让林彪接班的势态？林彪在最后从秦皇岛逃跑，本准备逃向广州，不管是在广州和毛对持，还是逃亡香港，都容易做到。如今大家都知道此南逃计划为真。因为飞机起飞之后，飞行员讯问过广州白云机场的天气。该地回答说是“碧空”。但是飞机升空之后，掉头西北。估计他们就发现，如逃向广州，路径北京南京两大军区，一路机场和防空基地密布，中途被打下来的可能性极大。所以只能选在国内走最短的路线，直接往蒙古逃跑。 林彪一死，文革就算失败了。因为再也没有顾命大臣。后来毛泽东启用邓小平华国锋，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毛泽东知道，当时政治局中的几个元老，朱德、周恩来、叶剑英，都是坚决反对他传位的。

作者: GBA 时间: 20.10.2006 15:58
四．太太参政 现在我们必须说明，家庭成员参政掌权，起于文革之前，其发起人是刘少奇。我们知道，家庭财产可在家庭成员中分享继承。以前帝王把天下当作自己的家庭财产，政权由老婆孩子分享继承，为天经地义。蒋介石这么作了。但是共产党在60年代之前，还没有出现这类情况。但是到了60年代初，情况突变：刘少奇先生开始让太太出现于前台，并逐步参政。一开始进行的是出国访问。然后在全国广泛放映“刘主席访问某国”的纪录片。要说国家元首的太太随夫出国访问，是世界通行做法，并无不妥。但是过多的出镜率，就造成王女士地位的突然上升，以至家喻户晓，无人不识。因为当时没有电视，视觉宣传全靠电影。当时普及电影，一般人每周看几个新闻影片，所是最主要的视觉信息来源。然后紧接着就出现了四清。四清是当时最重要的工作，以刘太太的“桃园经验”为开始。该经验在全国推广，被印成小册子，是所有干部必读文件。所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要学习讨论。就连高中生都要学习。王女士在人大会堂作报告，刘少奇先生亲自聆听，并鼓掌。还说“她的水平超过了我”。然后在京的十三级以上干部分批到人大会堂听录音报告—只是王女士报告的录音，王女士本人并不在场。台上的录音机在转，下面的干部还要鼓掌。那时全党全国确实掀起学习桃园经验的高潮，王女士成为了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新星。 在这之前，共产党还没有把太太搬出来当政治人物的先例。所以刘先生此举，是一个不好的开头。当时很多元老级的人物和太太，对此都相当不满。如果没有文化革命，不知道王女士将会得到一个什么位置。 随着刘先生抬出了太太，林彪等人也把太太变成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可不是小官，林彪是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他的办公室主任的级别应是兵团级，权力上总揽军委的一切日常事务。当时各军种和总部向林彪汇报，并不能直接面对林彪，而是把报告交给林办，然后由林办发回批示。至于这批示来自林彪还是来自叶女士，谁也不敢问。当时空军司令刘亚楼曾对同事说过：“你必须直接向林总回报，如果经过叶群，就变样了”。但是要绕过叶群直达林彪，是不可能的。只有刘亚楼这样和林彪有长久关系的（刘为四野参谋长），才有很少的机会，以老部下的资格，直接见林彪。 问题是刘林（刘少奇和林彪）两家的太太掌权，是经过谁的认可。或者，这事是否就是他们二人自己想这么干，就干了。笔者在其中有一极大疑问，并在此作一大胆假设：刘林的太太掌权，得到毛泽东支持。毛支持他们的理由，是以他们二位打前锋，为江青出台做好准备。用他们二人的太太打这个前锋，是非常合适的。在中共高级干部内部，太太分成两伙。一伙为老红军派。如朱德周恩来的太太。一伙简称“新的”。这简称可不是笔者自创，而是老一派对年轻的那几个的称呼。我们知道，中共内部最喜欢用简称，类似密语。毛刘林三人的太太，都属“新的”。江青是三人中年纪和资格最老的。所以以刘林的太太打参政前锋，如果得到世人认可，江青的出台就顺理成章。 从另一方面说，笔者认为，如无毛泽东的认可，刘林绝对不能也不敢让太太出台参政。至于他们知不知道自己的太太的任务是为江青打先锋，笔者认为他们绝对地知道。也就是说，他们让太太出台参政，如不是毛授意，也是毛支持。他们也应该知道自己是在为江青打先锋。假设他们没有得到毛的准许，不是为了江青打先锋，而自己擅自让太太参政，那不但说不通，而且也绝对不像刘林二位的为人。刘林二位本人和其他中共元老一比，实力和资格都不是最强。刘少奇在军队中没有实力，林彪在党政中没有实力。他们二人都非元老级人物。他们的上升，都是靠毛泽东的提拔。或者可以说，这二位从来就紧跟毛泽东，不敢有丝毫差池。如果毛示意让刘林作太太参政先锋，他们就会把这当作上级命令，而努力执行。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另外一回事：刘林二位自以为位高权大，擅自让太太参政。笔者认为此说不可能。于是我们面临第二个问题，就是毛让他们的太太参政之时，是否就已经准备好在适当时机，将其消灭，把他们两家，作为毛一家掌权的牺牲？笔者认为此一问题可有两个答案。其一为：毛泽东在60年代初并无此打算。但是后来他们的没有掌握好分寸。引起毛夫妇的猜忌，而招引杀身之祸。答案二：从一开始（刘太出道之前）毛就打算好了整肃他们。至于哪个答案是真，那就是千古之谜了。我们只能假设：毛泽东的传位计划有点说不出口，因为这和共产主义理论差得太远。所以从解放以后，他在寻找顾命大臣。但是他不能说他是在找顾命大臣，只能说是找接班人。一来是因为传位给家人，不好说出口，而来是毛可能知道，如果他说找顾命大臣，一定有很多人争相表态，拥护江青毛远新接班，自己只当大臣不当接班人。但是这种表态一定是假的。毛一死，这些人都靠不住。毛需要找的是诸葛亮这样的人，就是让他当接班人，他也不当，他坚决地自发地要给毛当顾命大臣。所以毛给刘林二人以大恩，就看他们有没有悟性，是不是能知恩图报，建立毛氏王朝。毛泽东发现刘林二位都没有知恩图报到这种程度，才把他们整肃。 大家或许要问，毛泽东为什么不选周恩来作顾名大臣，这也容易理解。周恩来以前在党内的地位比毛更高。而且势力强大。自己又没有孩子，即使有亲属，也故意地赶的远远的，不让他们沾光，这就是对毛泽东说，共产党员不能传位。不能搞家天下。周抱有这种态度，毛泽东怎么能让他作顾命大臣？说实在周恩来和朱德二人，一直在给毛泽东难看。特别是周最后死了，把自己的骨灰撒了，还在遗书上说，共产党员不能在八宝山争座次。周恩来一方面早早就收集楠木，准备给毛泽东作列宁式的尸体展览，一方面又把自己的骨灰撒了，其用心就是“和你作对比，让你难看”。你难看了，你的事就不好作了。这是周恩来对抗毛泽东的惟一可能的办法。其他办法都不可能成功。朱德没有周恩来这么机灵，但是也把自己的家属都赶的远远的，不让他们沾光。也算是跟周恩来学习。要说毛泽东聪明，好像还是不如周恩来聪明。因为周恩来计划好了和毛泽东周旋到底，但是绝对不让你传位。第一代暴政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第一代君主靠战争出身，有军队支持，周恩来自知无力扭转。但是让这暴政传不到第二代。应该说周恩来成功了。朝鲜没有周恩来这么个人，他们的暴政传到了第二代。毛泽东知道周恩来的这个计划，所以毛泽东绝对地不可能培养周恩来作顾命大臣。其他人也不行。只有刘少奇林彪曾经神化和吹捧毛泽东。所以只能选中他们俩，作为重点培养对象。 五．传位方式 我们知道，古代开国皇帝和开国元勋之间，有两种关系。一种关系如东汉刘秀，和唐朝李李世民，曾和开国元勋约定，以后世代通婚，互相扶持。另外一种关系如刘邦和朱元璋，其特点是大杀功臣，以防他们谋篡帝位。等把大臣杀光了，以后可以善待他们的后代，作为补偿。刘邦杀了大臣，让太太吕后帮助儿子继位。毛泽东的传位方式类似于刘邦。我们知道刘邦是怎么杀功臣的。刘邦也是毛从来最欣赏的一位帝王，刘邦也和毛泽东一样看不起知识分子。（毛泽东曾对毛远新背诵刘邦的大风歌）。毛的文革基本是一场对元勋的大规模整肃。因为这些人对传位是一大威胁。朱元璋杀大臣的时候，他的太子表示反对。朱元璋就找来一个带刺的树枝，让太子用手拿起来。太子面有难色，朱元璋就说，我现在杀大臣，就是把这树枝上的刺给你砍掉。结果太子说：上有尧舜君，下有尧舜民。意思是你作事作的好，部下不会反对你。朱元璋气得不管树枝上的刺，拿起来就追着打太子。毛太子远新，没有朱太子的那么书呆子。毛夫人也没有朱夫人马皇后那么吃斋念佛有善心。所以这杀大臣“砍树刺”行动，也就搞的史无前例地轰轰烈烈。 家族权力斗争是文革的重点，“路线斗争”“思想斗争”“文化斗争”，全是烟幕弹。家族权力斗争必以亲疏划分阵营。在文革中亲疏关系成为了一切问题的关键。亲疏程度决定你是那个阵营的。也决定你是升官还是被整肃。这关系想改也很难改。亲疏是可以放大的。比如林彪和自己的老部下为亲，他的老部下自己又有老部下。，如此一层层下去，就形成关系网。文革之中突然凸现关系网的重要性。所有人都在津津乐道地说着人的老关系。所有关系中最密切的，是家庭关系。所以所有大官的太太都或明或暗地参政，几乎所有军区和省一级的领导，都由太太们直接参政了。领导们的儿子都顺利上升，成为接班人。所以毛刘林的家庭权力之争，演变成派系的权力斗争。当然这派系只是家庭的伸延。在林彪当权之时，四野干部，特别是林立果所在的空军，地位迅速上升。其他山头的干部地位则下降。等到林彪被解决之后，一二三野的干部的情况才有所好转。毛泽东躲过林立果的半路袭击（从海上回北京的路上，因鲁珉胆怯临阵脱逃）之后，作火车安全到达北京，先去了一趟陈毅的家里。说明对陈毅的重新启用。但是陈毅等人对江青毛远新继位这种事，坚决不认同，其态度属于“你有大功劳，给你保驾。我是共产党，不让你传后”。所以陈毅不能作顾命大臣，后来也没有被毛重用。在林彪死后，毛泽东只好让江青和毛远新自己培养自己的力量。在这方面江青比毛远新干得好得多。江青培植了上海邦，在林彪死之后，都被提拔到最高职务。其中王洪文成为中共副主席，有成为新一代接班人的可能。他们还在上海建立规模很大的工人民兵。在毛死后，四人帮被解决之时，江青系人马计划在上海武装起义，作困兽之斗。但是毛远新系列的人，就没有一个人想这么干。据说在毛泽东死后，汪东兴为了吓唬华国锋，说毛远新从沈阳调了两个师进京，已经到了山海关。这迫使华国锋同意立即解决四人帮。但实际上毛远新没有作这事。毛远新在沈阳军区根本就没有可靠的下级。没有人能说出毛远新的嫡系人马是谁。我们知道林立果的手下“死士”，还有这么几个。所以说毛远新真是没用到了极点。又说回来，如果不是这么没用，也早就和林立果一样，曝尸荒野了。正所谓阿斗自有阿斗福。 六，整肃彭德怀以后的刘林保驾 文化革命有几年的酝酿期。事情的发端是大跃进。毛个人应对大跃进负责。因为中国本有计委制定的五年计划和当年的计划。毛泽东抛开经济部门，自己直接插手经济工作，发动一场大跃进和“三面红旗”运动。他自己直接指挥各省的“跃进”和全国的大炼钢铁。原来负责经济工作的陈云等人都靠边站，没有发言权。大跃进的结果是经济崩溃，成千万人饿死（数字无从查考）。大跃进实际分成两次。一次是59年庐山会议以前，叫做一次跃进，庐山会议之后，为了证明三面红旗正确，或毛泽东自己正确，全国进行反右倾运动，然后在全国掀起“二次跃进”。这二次跃进的害处最大，时间长达两年多，就是59年下半年，到60年底。那时农民已经一无所有，但是仍然推行极端严厉的措施，不允许农民用个体经济自救。连庭院养鸡也禁止。使经济每况愈下，毛泽东才在61年被迫把日常政务和经济工作，交还给刘周陈邓等人。但是他还掌握最主要的决定权。所以毛根本就没有“退居二线”。退居二线之说，只是误解。因为党主席和军委主席，不是二线职务。当时人大委员长和政协主席才是二线职务。这两个职务是名副其实的橡皮图章。实际上在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更扩大了他的权力，因为他抬出刘林二人，树立此二人的特殊地位，由刘主政而林主军。从而把其余人物都被挤到到后面，权力因此集中在刘林手中。 抬高刘林在当时就是抬高毛泽东自己。因为刘林是毛的亲信。刘少奇是延安时代树立毛泽东党内绝对权威的发起人。当时的刘的作用，就像九大时的林彪。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实以刘少奇为第一先锋。早在1943年刘少奇第一个创立“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从此被沿用至今。刘少奇资历在党内并不十分深厚。在20年代国共合作的时候，中共的大部分领导都已经重权在握。当时周恩来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而刘少奇还在安源开始工运，建立学校。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最大的功劳，是批判王明。王明在中共党内有很大影响。因为他背后有共产国际的支持。斯大林和苏共高层很喜欢王明，曾让人担任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主持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当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就是圣旨。所以毛泽东要在党内树立自己的权威，王明实为第一大敌。王明的势力基础，是中共内部的留苏派和地方派。而刘少奇自己既是地方领导，又曾经在苏联受训，他手下还有一伙留苏分子。所以整肃王明，非依靠刘少奇（当然陈云也有大作用）不可。光靠毛泽东掌握的军队干部，斗不过王明。刘少奇在30年代后期主动发起拥毛反王，把他主持的北方局变称支持毛泽东，批判王明的基地。这对赶走王明（赶回苏联），树立毛的领导地位，起决定性的作用。从此之后，共产党才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党，而不再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也不再受共产国际的威胁。在中共七大会场，主席台的上额有大标语，上书“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奋勇前进”。从此正式确定毛泽东在中共的永恒和不可取代的领导地位。在那之前从来没有人有这么一种地位。刘少奇在七大作的报告中，有105次提到“毛泽东”。其他人竞相效法。在中共的代表大会上，最主要的报告是政治报告。七大的政治报告由毛泽东作，八大的政治报告由刘少奇作，九大的政治报告由林彪作。七大由刘少奇发起造神运动，经过八大造神成功。到了九大，林彪把神变成“天才”，只是刘少奇在七大时的“造神行动”延续。 所以刘少奇在七大前后，地位飙升，七大后被定为党内第三号人物。仅在毛朱之下，而在周恩来之上，并成为毛泽东的第一大亲信。按说他比周的资格功劳，都小的多。可见刘毛之间已经建立特殊依存关系。从此以后，凡向毛泽东的地位挑战的人，必须先向刘少奇挑战。解放后高岗等人企图依靠苏联，夺得中共领导权，矛头就是对准刘少奇（实为挑战毛泽东）。这也是由于刘少奇资历较浅，快速高升引起党内元老不服。但是毛泽东知道高岗实际上是针对他自己，所以支持刘少奇，整肃了高岗。整肃高岗更巩固了刘少奇的地位，和他和毛的关系，到了八大（1956年）的时候，刘变成第二号人物，毛的正式的接班人。在1959年毛泽东把国家主席之位，让与刘少奇。在国庆节游行的时候，宣传部门规定群众喊毛主席和刘主席万岁。如此，已经是第二号人物的最高待遇了。所以说毛刘关系非同一般。 至于林彪，从来就是毛的亲信。毛在井冈山的时候，为抗衡朱德，力抬林彪，使朱德有职无权。朱德为人宽厚，尽量忍让。后来林彪的军内的地位一路飙升，最后掌握着力量最强大的四野。但是在解放之后，林彪身体不好，因为战伤不愈，迎风感冒，见光过敏。需要吃鸦片镇痛，一直不能工作。在麦克阿瑟的韩战回忆录【老兵消失】中，说起美军在朝鲜缴获一份文件，说中国准备让林彪领导志愿军赴朝参战，该文件应为美军自己假造。因为林彪当时的身体根本不能赴朝作战。但是在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发现必须把军队控制在亲信手中，所以勉强把林彪抬出来，因为他身体太差，只好由贺龙罗瑞卿等辅助。但是林彪和其太太不行政却主政，不做事却管事。有了他办不成事，没了他是不尊重。当然引起人们不满。特别是贺龙罗瑞卿发动的大练兵大比武运动，成绩很大。抬高了这二位在军内的地位，使林彪感到了威胁。为此林彪学刘少奇，也让太太叶群到了一次“军内蹲点”，到某红军师蹲点之后也写了个报告，说是罗瑞卿的军事训练冲击了政治。特别是罗瑞卿后面有贺龙，而贺龙一直是毛泽东嫉恨的人物。因为贺龙人望极高，又太能干。为一突出的帅才。而且从延安开始，贺龙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从来表现消极。贺龙的人望就是“潜势力”。关键时刻能发挥出来。就是不自己夺权，也能决定大势。毛泽东深知中国的特点，就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或者说读书人根本不能建立朝代。中国建立朝代的君主，不是出身草莽，就是世代王侯。所以毛对书生出身的周恩来陈云康生等人，从来不担心。担心的就是贺龙朱德。特别是贺龙。贺龙在军队内部威信极高，南昌起义的时候，就以贺龙的军队最多。林彪说他为什么要整肃贺龙，说他考虑的是“主席百年以后，那时候贺龙会放炮起哄，会闹乱子”。也就是在毛泽东死前必须解决贺龙。整肃罗瑞卿就是整贺龙。只是贺龙比罗的势力大，不能一起整。文革一开始，搬倒了刘少奇等人，就开始向贺龙下毒手了。文革以后周恩来把贺龙藏起来几次，最后毛泽东和林彪点名要贺龙，周恩来也藏不住他了，只好把他交出来。贺龙不久被整死。在文革后期，贺龙死了，朱德还活着，在1976年毛泽东生病的时候，朱德身体还好。朱德在会议上对江青说：就是主席死了，也轮不到你。还有我呢。结果过了不久，朱德因为拉肚子，送到301医院治病，就死在那里了。文革时期的301医院黑幕深不可测。因为当事人部分自杀，部分内部处理，这事也就没有人知道了。但是可从张爱萍的经历，看出其中险恶。他在301住院养伤期间，有人给他吃了一副汤药，若不是当时负责警卫的赵某抢救及时，一定也死于非命。我们知道有个叫做傅连璋的卫生部长，在瑞金的时代就参加红军。一直负责中央高官的保健。一次毛泽东问他林彪的身体状况，他告诉毛说林彪有吸食鸦片的问题。结果文革中傅失踪，毛泽东说他“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最后开追悼会的时候，骨灰盒也是个空的。据传是让林立果学意大利电影，把他封在水泥块里，作了地基。所以大家千万别忽视文革中的高层暗杀。这类迷案有很多，就是亲身经历的，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外面搞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风起云涌，但是其中很多是声东击西，烟幕掩护。群众互相整来整去，你死我活，各有一套似是而非的理论，认为是马列真谛，这时候上面的掌权的，就好干自己的事情了。大家都知中国兵法，有兵不厌诈，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游击出身的中共高官，早把这些策略融入血液，变成第二天性。如果作事不使上这些办法，全身觉得不自在。之所以说文革在国外陷入学术误区，是因为现在学术注重事实凭据，此为“实证科学”的特点。但是面对中国的现代史，难分实证和假造。因为能收集到的证据，或是口头谎言，或是有意假造。关键实证或被销毁。或被秘藏，或者本来就不存在——因为作重要的事情，从来不留文字。结果谁想拿出什么，说是实证，大家也就只能相信。我们还是言归正传。毛泽东把贺龙罗瑞卿主持军务，在军中威望上升，威胁林彪地位的情况，当作贺龙在军内夺权，威胁自己的信号。所以坚决支持林彪整肃罗瑞卿，把贺龙也从军队中赶出去。从此林彪在军队的地位至高无上，其他老帅都不敢过问军务。解放军把练兵演习放在一边，专门学毛选。林彪提出“四个第一”，而毛泽东又作出指示：全国要学解放军。林彪在抬高毛泽东的同时，自己的地位也扶摇直上。 由此我们知道，刘林二人是毛泽东的两员大将。毛泽东靠抬高这两员大将，打压排挤了其余人物。也就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刘林二人得到毛泽东的特许，把自己的太太搬到前台。我们知道，中国对朝臣的最高待遇，就是“封妻荫子”。封妻就是给太太干部级别待遇（但不参政），荫子就是让儿子当官掌权。当时惟有刘林二人有此殊荣。虽然很多人的太太资历远远高过刘林的太太，但只能靠自己的资历担任妇联等部门的职务。

作者: GBA 时间: 20.10.2006 15:59
七、毛林的无能和刘少奇的领先 也就是说，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建立了“两驾马车”结构。两马就是刘林二人，车就是毛泽东。选择刘作驾辕马，早在七大期间就决定。对林的启用，实在是因为毛泽东无其他可信任的元帅级人物。其他人都为这架马车帮忙，比如周恩来邓小平贺龙罗瑞卿等人，但是两驾马车结构是基础。以此基础，毛泽东就可牢牢掌握中国的大权，并驰骋于国际政治舞台。但是该结构从一开始就出了大问题。那就是刘少奇一马独奔，遥遥领先。那些帮忙的，也觉得毛林无能，心中不服。这一是因为刘少奇能力远比毛林为高。二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局势，必须以经济建设为重心。而经济工作是刘少奇的专长。 现在人多以为毛泽东天才，林彪善战。但是他们二人和刘少奇一比，只能算是“偏科”，而非全才。毛不懂经济。最简单的经济常识也没有，他不知道炉子越大，其表面积和体积之比S/V越小，可能的炉温越高，钢铁的质量也越好，也越节约燃料。这是中学应该学的数学常识。毛泽东数学极差。缺乏常识。后来毛泽东自己说“：“打麻将十三张牌，基本靠手气，谁知道搞钢铁这么复杂，要各种原材料，要有客观基础，不能凭手气。”。如此水平，怎能赶超英美？毛还自认真命天子，手不能碰钱。年轻人可能不知道这手不碰钱，是古代帝王的规矩。因为古代帝王君临天下，只抢不买。拿你的是收贡，给你的赏赐，都和买卖无关。钱不是帝王所用之物，帝王用钱则属大不吉利。古代凡喜欢作买卖的帝王，多数亡国。不用钱当然不懂经济，外加上马克思理论的中心，就是否定市场、资本和商品。因为剥削从此而来，所以资本和商品是万恶之源。 毛泽东喜欢的是供给制，大家不买不卖，只需分配领取。所以毛泽东的经济知识为○。但是他偏以为自己什么都行，还写过“十大关系”，论述经济问题，使用的是他的矛盾论。这种经济理论，并无任何实用性。另外有一古怪事实，可说明毛对农业的了解，那就是毛相信亩产十六万斤。后来很多人说不可能，毛虽就问火箭专家钱学森，一亩能不能打十六万斤，钱说只要光合作用够了就有可能。所以各地造假干部，拍马书记，在田里支起了探照灯。毛泽东还亲自跑到河南徐水十六万斤田看了一次。毛泽东自己是农民出身，却连这个都能相信，只能说他没有起码常识。要说中国有很多农业专家，光是农业学院全国也不知有多少。毛泽东为什么不去问他们，却问火箭专家钱学森？难道不知道钱学森自己从来没有种过地？应该说所有农学家和所有庄稼人，都被反右整怕了。只要毛泽东一问一亩能不能打十六万斤，经过反右和三面红旗宣传的人，一定知道他老先生要听的是 “能”。谁要说不能，你就是是右派右倾反革命。 从此也可以看到，除了不懂经济，毛还有一大缺陷，就是不善识人。我们知道领导人士最重要的本领就是知人善用，毛却从来就不知人。如果知人，何以用了刘少奇林彪，文革用了邓小平华国锋。导致他人一死，事就败。毛泽东身边手下不乏忠实能干之士，可是连秘书李锐、田家英、周小舟、叶子龙都容不下。现在想来，以毛泽东那么崇高的地位，给他作秘书，那是何等难得的位置，怎么会找死去反对他呢？毛泽东曾对柯庆施说：你的秘书（张春桥）比我的好，李锐周小舟都反对我。这真是说明毛连在自己身边长期工作的人，都认识不清。这些人都是难得人才，出于对毛的赤忱，才不顾得失，诚心苦谏。再说，秘书们反对他图个什么？其中田家英周小舟因悲愤自杀。所以毛泽东虽然作诗和理论，甚至打仗，都有一套，但是却不能识人，这是他的最大缺陷。 以毛泽东的才能，能在万人之中，崭露头角，这就是他当了☆☆☆领袖的原因。但是当领导最重要的就是依靠别人的才能，而非单靠自己的才能。自己的才能必定非常有限，而毛认为自己在那一行都比别人高明。所以踢开了陈云，和已经制定好的五年计划，自己搞大跃进。把专家打成右派，自己搞小高炉炼铁，八字宪法，深耕密植。这些事情，交给专家做不好吗？我们相信陈云刘少奇都不是农业和冶金专家，但是中国有很好的专家。他们会用专家，特别是刘少奇，能把被打成右派的专家解放出来，安排工作。而毛特别喜欢地就是整肃知识分子，并热衷于证明他们不但没知识，而且最愚蠢。世界一流的冶金专家叶楚佩，解放后从美国回到北京，立志投身中国建设，但被打成右派，停止工作，大跃进后时拿个面口袋，在中关村的福利楼排队给他的洋太太买面包，对于炼钢这种事是绝对插不上嘴了。另外还有党内冶金专家，也都被整肃。 毛泽东有此古怪的行为，和他在北大当图书馆员的经历有关。当年他从长沙师范毕业之后，受其老师兼以后的岳父的推荐，来到当时的北大，目的是求学。但是他没有资格当学生，只靠关系当上了图书馆员，工资每月两元（他自己说是8元，但有人回忆说是2元），比看大门的还少，当时教授月薪300元。年轻的毛泽东和师生天天接触，却无来往，关系正如现在大学生和校里的民工。当时毛泽东的处境，真可谓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从此养成对知识分子的不可缓解的嫉恨。这种心理伴随毛泽东一生，在建国之后，这种嫉恨变本加厉。在文革时期毛泽东让自己的内宠谢某管理北大，并批示北大“池深王八多”。中国人知道“王八”的含义是什么，让没上过大学的“小谢”去整北大的“王八”，让毛泽东过瘾了。 另外毛泽东还有一特性，就是“绝对要赢”，绝对不能在人之下，只能在人之上，这也是他不能用人的原因之一。因为用人必须承认别人比你能干，比如刘备三顾茅庐，因为刘备认为比他年轻的诸葛亮，比自己能干。刘备对诸葛亮说，如果你不出来，那我们汉室就完了。诸葛亮受感动了，就出来为刘备服务，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就因为刘备有这两下子，曹操才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在这方面，毛泽东比刘备可差得太远了。他认为自己至少在很多方面都高于他人，因为他有自己的哲学，而用此哲学可一通百通，而其他人哲学不行，就什么也不行。如此一种心态，也是他没完没了整肃秘书和知识分子的原因。因为他的秘书都是突出人才，如果再能指出他的错误，那不是比他高明了？而且秘书整天和他在一起，不可能老作出“无限崇拜”的表情，最终要表示出“你也是人”。可是被人崇拜，是毛的癖好。如此，毛泽东的治国能力，当然也只能算是不及格。在大跃进以后，很多干部的都对毛的能力有了比较清醒客观的认识，但是谁都知道这事能想不能说。只有个别人或是因为一时疏忽，或是因为实在憋不住，把这想法表现出来了，这些人中包括刘少奇。至于林彪，因为从来没有做过地方和经济工作，身体又差的干不了什么，只能算是个“老骥伏枥”。结果造成刘少奇一马独奔，遥遥领先的状态，这也是因为刘少奇确实比他们俩能干。 当时大跃进把中国经济搞得千疮百孔，其萧条惨淡的程度，40岁以下的人不能理解。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饿”，饿到一家一家的人死在屋里，饿到部级干部得浮肿病，将军全家吃糠。饿到爷爷奶奶，为了小孙子能活，自己绝食自杀。饿到人吃树皮、石粉，草，最后吃上了死人。饿到小偷晚上钻进商店，早上撑死在柜台上。据说饿死了三千万人，中国人口因此突然减少，这是几百年没有过的大灾难。当文革前后学生让老农“忆苦思甜”的时候，农民说着说着，就说到大跃进后的生活之惨状。而原来是让他们说解放前的苦生活。毫无疑问的是，大跃进后的生活，比解放前苦得多。 刘少奇一辈子都作地方工作，手下有一批精明能干，熟悉民情，深知粮草重要的经济干部。这些干部被安排到省里主持工作，因为农业生产从来都由省级干部主持，省级干部是关键。他们一阵风地架空了公社，取消了食堂，实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鼓励个体开荒，庭院养殖（在公社化的时候，农民家里不准养鸡。谁养鸡要被批斗。因为这是个体经济，和公有经济对抗）。几个月后，地里就有了庄稼，院里有了鸡鸭。城里的居民也生产自救，居民楼的楼前楼后，都开出一片片菜地玉米地。北京大学高级教授住的燕东园，本来铺着草坪，都被铲了种玉米。现在楼房林立的科学院宿舍中关村，科学家们自力更生，在楼前楼后养鸡种菜，养兔养羊，更有人在单身宿舍的床下养猪。如此这般，粮食就有了。 到了1963年，经济情况大大好转。从绝对地经济困难，到还有饭吃，大约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大约也就是从61年到63年秋收之后，实在不能算慢。这一方面是因为干部优秀，一方面是因为政策对头。政策对头当然更重要。比如安徽的曾希圣，以前搞跃进是浮夸大王，安徽58年本来是丰收，因为浮夸产量，高征购和食堂化，使安徽发生了大饥荒。同样是这个曾希圣，在周恩来的压力之下，在61年看见刘少奇领导经济，带头在全省推广包产到户，在全省的包产田达到40%，在当时算是比例最高的，结果被毛泽东认为是右倾分子。曾的这种转变，可以说是见风使舵。这也说明上面的政策决定了下面的行为。 庐山会议整肃彭德怀之后，毛泽东在60年发动二次跃进，在60年一月上海召开政治局会议上，仍高喊赶超英国，“三年完成农村发展纲要40条”。虽然全国都在饿死人，毛硬说“形势大好”、“成绩极大”，并在全国继续推行公社化和食堂化。毛泽东眼巴巴地等着60年秋收的好消息，好消息没等来，等来的消息比以前更坏，实际是把59年的已经崩溃的经济，再破坏一遍。60--61年发生大饥荒，是毛二次跃进的伟大成果。二次跃进失败之后，毛泽东声称一定是阶级敌人捣乱，不整肃这些捣乱的人，他的经济路线不能成功。在1961一月年十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农村政权有三分之一被地富反坏把持。各地出现“乱子”（指饥荒），是因为阶级敌人复辟。现在我们不能听毛泽东说什么就以为他想什么。 表面上来看，毛泽东这时认为跃进失败是阶级敌人捣乱，实际上我们应该想到，毛泽东这时已经想到，他的领导地位将受到越来越强的挑战。一次跃进失败出来个彭德怀和一伙人反对他，这二次跃进又失败了，不少人吵吵着要给彭德怀翻案，也会有更多得多的人反对他。我们说过，中共的领导权的归属，在历史上从来都属于有军功政绩的人。谁搞得不好，必然垮台。虽然毛泽东把彭德怀打下去了，但是中共的传统没有变。他毛泽东把经济搞砸了，一定要承担责任。所以这时毛泽东提出跃进的失败是阶级敌人捣乱，应该认为他是明确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地位的危机，他下一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卫自己的地位。为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整肃，整肃，再整肃。必须说，这办法并非毛泽东首创。在中共历史上，王明夏曦毛泽东张国涛等人，都靠肃反整风，屠杀自己阵营中的同志，保卫自己的领导地位。所以毛泽东这时提出阶级斗争，好像是针对地富反坏右，但是实际上是针对以后的挑战者。这挑战者到底是谁，毛泽东那时还不确定，但是他知道一定会有。所以这时他放弃经济工作，去专心搞更重要的阶级斗争。 刘少奇一旦掌握经济领导大权，地方干部，包括老左曾希圣，态度都转变了。我们并不是说，经济调整靠刘少奇一个人，而是说，当时只有刘少奇有这样的地位，把极左蛮干倾向扭转过来。其他人，如周恩来，虽然痛恨极左蛮干，可也不能也不敢扭转大势。陈云到了七千人大会，还不发一言。直到大会开过后一个月，才敢发言。刘少奇确实是61年扭转极左倾向的领头人。到了62年初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刘已经主持经济一年，包产到户已经推广并有了成绩。干部中很多人都已经明确地认识到，毛泽东主政不是运动就是挨饿，刘少奇才能让有饭吃（干部的生活也有大有改善）。刘少奇又是法定接班人，于是他的威望飙升，宣传部门也加强了对他的“造神运动”。他的“修养”（论☆☆☆员的修养），成为必读书和学习材料。 八、桃园经验，毛刘开战 但是毛泽东丝毫也没有放松对领导权的控制。比如在1962年下半年，因为包产到户的良好效果，刘少奇陈云邓子恢等人准备推广。62年七月陈云到毛泽东处谈这件事，被毛泽东否定。这时毛泽东的精神高度紧张，和陈云谈过话之后，马上发动了反对 “三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的运动，其中翻案风指的是彭德怀的问题。他知道一旦包产被肯定和推广，就等于正式否定他的跃进和公社，再说这时私下确实有很多人为彭德怀喊冤。毛泽东奋起反击，在八届十中全会（62年9月）上撤销了农村工作部，点名批评了邓子恢（该部部长，单干风代表）。毛泽东的这些做法，更让有良知的干部，认识到跟着毛泽东那一套走，中国的前途必然是黑暗血腥落后，所以大家更倾向于刘少奇。这时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一路飙升，毛泽东肯定会感觉到刘的威胁。 我们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毛刘交恶，是发生在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还是在64年的刘太的桃经验。以笔者之见，桃园经验是关键，七千人大会还不足以使毛刘火拼，虽然江青在文革中说“在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恶气，到了文革才出”。应该说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毛仍然培养刘作顾命大臣。让刘的太太出头，看看刘是不是对毛感恩戴德，要学诸葛亮。我们知道刘备也犯过大错，他起全蜀之兵，进攻东吴。起兵前诸葛亮带领群臣拦路苦谏，说汉贼是曹操，不是孙权，而且诸葛亮的战略就是东和孙权，北抗曹操，所以不宜攻打孙权。但是刘备不听，把诸葛亮放在蜀中，自己带兵东进，结果被陆逊火烧连营，刘备带残兵逃往白帝城，没脸回家，在白帝城住了一年，就死了。刘备犯了这种大错误，诸葛亮仍然鞠躬尽力，辅佐阿斗。如果刘少奇是个好人（毛泽东这么想），也应该如此。可是看看刘备，可知毛泽东比他差远了。刘备承担责任，自己不回成都，放权于诸葛亮。毛泽东到了这地步，却不干正事，赶紧抓权。 所以在63年以后，毛泽东不但不整肃刘少奇，反而更让刘林二人的太太出面参政，应该说是皇恩浩荡，毛泽东等着看二人的报答态度。这时刘少奇犯了一个十分关键性的错误，那就是把他对毛的看不起，表露出来。刘太太作了桃园经验报告，刘少奇附加了一些话，其中说到“毛☆☆☆的办法已经不顶用了”。情况如下：1964年8月1日，刘少奇在中央机关会议上说："现在的农村形势，总的来说是好中有严重的敌情，在农村中有四不清干部和有严重问题的干部占到三分之一。暗藏在农村基层党组织中的坏人和我们的敌人有一套同我们较量的手段和策略，比我们的一些同志要高明得多。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我们的四清工作队去了以后，有好多次都被他们赶了出来。......如果你们到了那里，没有人来赶你们，说明你们还没有真正的革命。你们到了农村以后，要做一两个月的秘密工作，扎扎实实地搞扎根串联。如果不这样，你们就不能开展工作。现在用毛☆☆☆过去那种开调查会的形式来了解情况，已经远远不够用了，已经过时了，毛☆☆☆的办法已经不顶用了。过去的四清没有从根本上取得胜利，可以说没有打过一个胜仗，而是打了败仗。王光美同志在河北桃园搞了四清，取得了一个很好的经验，这就是必须扎根串联。其他同志的四清，可以说还没有入门呢，都还没有走上正规，连一个公社也没有搞好，过去的一年是打了败仗而不是打了胜仗。我在这里宣布，取得一两个典型的直接经验对一个领导干部事关重要，如果还不下去，高高在上，那就没有资格当中央委员了......"（见师东兵《张春桥在狱中》第312页） 关键问题就是“毛☆☆☆的办法已经不顶用了”这句话，有了这句话刘少奇就算完了。几十年吹捧支持毛泽东的功劳，全都变成零。毛泽东本来也要在64年下半年下乡调查，突然得知刘的这一讲话，马上取消了下乡计划，全力组织力量，准备在刘少奇没有准备好之前，就将其歼灭。刘少奇的讲话据说是陈伯达火速传达给毛泽东的，为此陈立了一大功。刘少奇说完马上后悔，曾经扣押讲话记录，亲自删改，但这又有什么用？ 刘少奇的四清，应该说是是贯彻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政策。毛泽东既然农村政权有三分之一不在☆☆☆手中，那么就应该整肃这些人。农村的坏干部，什么时候都有。至于王光美提出的四清办法，比如扎根串联，或许不是好办法，可☆☆☆也不知道其他的办法。以前上级下乡调查，光是找社队干部，大家开会介绍介绍，不会把干部的问题暴露出来。也就是说，刘太太的桃园经验算是找到了对付坏干部的办法。当然这办法是“运动”式的，不是法治。凡是运动必然一哄而上，冤案错案一大堆。而且☆☆☆的运动特点是要“数字化”，也就是要坏干部的比例。毛泽东说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手上，那么坏干部必须在三分之一以上，这办法不是什么好办法。运动是☆☆☆的传统行为方式，法制则是文革以后才被重视。从建国到文革结束，中国只有两部法律，一为宪法一为婚姻法。没有刑法民法诉讼法，所以法制也无从谈起。 毛泽东以前参加的农民运动，运动对象是地主富农。毛泽东对农村的理论，主要在毛的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文章是毛选第一卷第一篇，算是毛泽东的发家著作，好比处女作、成名作。毛泽东在写此文之前也写过很多文章，如《湘江评论》首期社论《论民众的大联合》，但是都没有入选毛泽东选集。所以刘少奇说毛的这一套不能用了，这还得了？好像蒋介石骂广西军（李宗仁部），说他们比☆☆☆还坏，☆☆☆只要他的命，广西军还要他的钱。这回是刘少奇不但要夺毛的权，还要否定毛的书。毛非常看重自己的著作，中国自古有对人物的评价标准，第一是立言，第二是立行，第三是立功。所谓立言就是著书立说，如老子孔子孟子，人死千年而书传万世，所以著作比行为功劳都重要。朝代可以一个一个地换，书本确实一个字也不能改。刘少奇说他的那套东西不顶用了，好比是挖祖坟断香火，绝对不可饶恕。毛泽东把自己比作龙，说对龙不可“逆鳞”，也就是必须顺着鳞摸龙，使劲摸也没关系。如果逆着鳞摸，那就不得了。刘少奇这次是逆着鳞使劲地捋，好像是要把这龙抽筋扒皮，这事无论如何也要闹大了。所以刘少奇一说出这话，中共领导就发生了大地震。马上分裂成两大阵营。刘少奇从那一刻起，就只能准备背水一战。他明白自己已从毛的亲信变成死敌。 九、陈云的先见之明 毛泽东让刘少奇领导经济，自己去搞阶级斗争，这事本身就是不祥之兆。够聪明的只有陈云，陈云知道毛泽东决下一步要作什么，所以在62年因为包产到户收到毛的批评之后，马上称病休息，从而躲过文革的致命整肃。陈云先生自视极高，认为自己的治国能力远超过毛泽东，但是又极端谨慎，承认毛泽东有军队支持，自己不能和他硬碰。只要有毛在，没有他陈云出头之日。所以决不硬顶，一味躲避。他在七千人大会上一言不发，只说他对问题还看不透。七千人大会后一个多月，他才发言，但是完全不谈大跃进的成绩和错误，更不提彭德怀和反右倾，只谈一些最具体的问题，比如钞票太多，市场供应可以分凭证供应的平价商品和高价供应的高价商品，城市人口应该减少。这些东西，都解决现实问题，又不让毛泽东难看。所以毛泽东当时很能接受陈云，任命他为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主持经济工作。等到62年7月陈云认为应该推广包产到户，就到毛泽东处谈。谈不成，就不坚持了。因为他知道毛正在找敌人，再坚持就会进入毛的射击范围。当时邓子恢还在外面大会上鼓吹包产到户，结果邓子恢被点名整肃，而陈云没有被点名，只是回家养病。 毛泽东认为挑战者即将出现，所以事先摆开阵势，准备迎敌。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意思就是说谁向我挑战，我就把谁扣上个“阶级敌人”的帽子，把他消灭。为了练兵，先拿地富反坏右开刀。实际上黑五类早就被镇压，而且是被屡次镇压。62年底开始的阶级斗争，把对他们的压制和歧视变得更严酷，目的就是练兵，准备打击挑战者。于是地富反坏右倒霉了，一些成分不那么好的，也被歧视，这造成很多人极度地不幸。有人说刘少奇当政时（1964-1966）的阶级路线，对黑五类很残酷（很多学生对学校中执行的阶级路线深有体会--出身不好不能入团，上不了大学。受歧视）。 笔者认为这主要不是刘少奇的过错。一是因为刘少奇当时必须执行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路线。二是因为这路线在66刘少奇垮台之后，变本加厉。实际上对黑五类的镇压最残酷的时候，是70年全国成立革命委员会之后，也就是在毛林夺得地方控制权之后。当时全国实行了极端残酷的大屠杀，枪毙人的权力下放到了区或者公社，而且当时没有公检法机构，公社革委会就有权杀人。一时全国各地，到处贴满了画满红钩的白纸布告。直到周恩来的直接出面制止，此次屠杀方才停止。负责此次屠杀的公安部长李震自杀（一说他杀），据当时知情人说，李的自杀是在周恩来严厉斥责他之后（周在会议上说：谁给你的上方宝剑。有内部知情者认为，只因这一句话，李震因悔恨而自杀。因李震并非江青、林彪嫡系，奉调领导公安部军管会后，曾有心追随周恩来，并曾经为周恩来保护被关押干部。但是又不得不服从江青。）。所以应该说镇压黑五类并非刘少奇所愿，刘少奇四清的矛头本来对准坏干部，刘少奇还提出“重在表现”政策，力图淡化阶级出身。但是显然毛泽东之阶级路线，更对成分出身良好的人的口味。所以“重在表现”并不能实行。 9.灵魂深处的大敌 64年刘少奇的“毛☆☆☆那一套不行了”讲话出台吹后，毛泽东认为对他威胁并非只来自刘少奇，威胁还来自他自己的作为。他知道因为他的两次跃进害人太多，干部百姓都对他不满。如果没有这种群众基础，刘少奇绝对不敢如此明目张胆大放厥词，刘少奇的抢班夺权只是第二威胁。刘少奇在的群众和干部中的基础，或干部群众对他毛泽东的不满，才是最大威胁。如果他只把刘少奇当作主要敌人，就不需要搞那么大阵仗的文化革命。他的文化革命的目标绝对不是刘少奇一个人或他一家人。而是所有对他的两次跃进不满，对他整肃彭德怀不满的干部群众。 以笔者的经验，心存这类不满的干部占相当大的比例。大家都知道，刘少奇在66年7月就被整肃夺权。如果只以刘为敌人，根本没有必要在全国把文革搞到十年以后的1976年，所以整肃刘少奇只是毛泽东大计划的第一步，整肃全体干部民众是第二步。这大计划就是扶植自己的家人，作为自己的禁卫军。当然最终是为了传位。因为传位给自己的家人，才能确保自己不会像斯大林一样，一死掉就被“焚尸扬灰”。为此必须造成全国上下，特别是干部，对他毛泽东狂热式的非理性的，但是充满恐惧的崇拜。像这金日成父子在朝鲜做的那样。 至于什么叫做“恐惧性的崇拜”，是个心理学的问题。那就是：如果迫害的残酷达到一定程度，其时间达到一定的长度，被迫害人心理发生变化，把憎恨转化恐惧、无奈、甚至崇拜，同时人也就变得愚昧和迷信。不同的人，不同的心理素质，转化的方向和程度不同。越是心理素质差的人，越容易向恐惧、崇拜和迷信转化。一旦恐惧和崇拜弥漫，迷信和神话也就成功了，因为这些人将成为统治者的帮凶。另外一些心理素质好的，虽然不产生崇拜，也会产生恐惧和无奈，从而麻木和顺从。按鲁迅的话说，前者是奴才（有崇拜心理的）后者是奴隶（有无奈心理的）。如果把全国干部群众的心理，都变成这两种模样，毛泽东就的传位和家天下就可以建立了，金日成父子王朝就是这么建立的。 但是这个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迫害力度。毛泽东认为：保位和传位必须“三条腿走路”，一方面培养顾命大臣，另外一方面用全面迫害制造恐惧、崇拜和无奈，第三方面是培养禁卫军，也就是培植江青毛远新的势力。文化革命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这三项。文革的口号是“心灵深处爆发革命”，其含义就是那第二项任务--制造干部和民众的恐惧、崇拜、迷信和麻木。几十年的革命，把中国人的心理变野了。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新文化运动，都传扬人人平等，民主自由。必须把种心理状态转化，保位和传位方才可你成功。也就是把这一百多年来，充满革命心态的中国人，变成奴才和奴隶，这就是他的心灵革命的真实含义。谁要是说还有其他什么“好”内容，只能说是上了毛泽东的当。

作者: GBA 时间: 20.10.2006 16:07
十、金日成和毛泽东的成败 毛泽东失败而金日成成功，原因有很多。毛泽东最终没有在干部和民众的心中，制造出他希望出现的那种“灵魂”，这种灵魂在文革后期一位军队干部心中得到实现。这人就叫做门合。姓门名合。这位干部有四句名言，被广泛宣传。这四句话是：一切服从毛☆☆☆，一切维护毛☆☆☆，一切想着毛☆☆☆，一切XX毛☆☆☆。这个XX是什么已经忘了，四句话的顺序也可能有错。但是不管XX是什么，意思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盲目地忠于毛泽东个人。后来周恩来说，门合的四句话不科学，不要宣传了。怀有门先生这种心态的，只是极个别人。至于金日成在朝鲜是否成功地制造了心态，我们不清楚。可以确信的是，朝鲜弥漫着对金日成家族的恐惧。应该说金日成对民众和干部的迫害，其残酷成都远超过毛泽东。金日成用斯大林那套办法，看谁可疑就把谁立即结果。朝鲜人随时有“失踪”的可能，而且失了踪家人也不敢问。结果朝鲜人的“灵魂”被恐惧充塞，并转化为崇拜或麻木，“灵魂革命”就算是成功了。中国文革的迫害的残酷程度，可比不上朝鲜。如果比得上朝鲜，说不定中国现在也和朝鲜一样了。为什么中国的迫害残酷程度稍逊一筹？因为到底中国干部民众的文化传统深厚，共产教育也起作用。所以有了一定经验，了解了一些事情，就能看出毛江林等人的丑恶。就会抵制他们。朝鲜做的那些事情，在中国很难长期大规模实行，因为广大干部群众反感。 毛泽东传位失败的原因，还出在后代身上。金正日接班时已有一伙自己的干部，形成一个集团，该集团成员有共同利益，那就是掌握国家权力。虽然这能把国家搞成破烂摊子，但是他们能够得意洋洋。金正日的这伙干部，很多是他上大学时代的同学，其中有很多人是金日成从小就培养的战争孤儿。毛泽东没有培养出来这么一伙人，毛远新一点也不把自己的军工同学当作资源，他对这些同学还有一些反感。军工学生中有很多努力勤奋，心胸远大的学生，他们比毛远新更努力，成绩也更好。而且，军工学生中有20%来自干部家庭。他们对中共和中国的历史有更多的了解，对毛泽东的崇拜，非理性的成分比较少。所以毛远新非但不能用这些同学，反而害怕和疏远他们，这是毛远新失败而金正日成功接班的原因之一。 我们再看蒋经国和毛远新之差别。首先蒋介石家庭的资源比毛泽东的雄厚，因为宋美龄的身份特殊，江青和她不能相比。另外蒋经国在苏联作基层工作9年，刻苦肯干，算是斯大林替蒋介石培养了他。回国后在赣南工作，培养了自己的一套人马，以后在情治部门担任领导，后来担任过行政院长。蒋介石死的时候，蒋经国在政治上已经完全成熟。而毛泽东死的时候，毛远新的政治经验还不及格。另外，毛远新从小在高层的呵护下生长，根本就没有到基层锻炼的机会，对政治险恶，人生艰辛全都不懂。就是让他作个班长也不能胜任，如何能让他接班？ 江青的出身不能和宋美龄相比，性格和智力也不算上乘。特别是后来玩弄男宠，并让他们担任国家领导，还当众说古代女王应有“面首”。“面为貌美，首为发美”。这种东西公开出来，怎么能让中国人接受？就连美国总统克林顿搞了点男女关系，都差一点下台。江青有了这样的事情，还怎么能继承☆☆☆的领导权？ 江青毛远新在毛泽东在世的时候，都极度张狂。毛泽东临死之前，迫不及待地抬高毛远新的地位，让他担任“☆☆☆联络员”。政治局开会，毛远新坐在☆☆☆的位置上，传达毛泽东指示。自己说“我随便说几句，就够他们学几个月的”。对待政治局成员好像对待下级。连王洪文都十分不服气，说“我到底是个党的副☆☆☆”。在毛泽东的最后时刻，毛远新和江青互相猜嫉。大家都知道，古代帝王死后，如果皇后掌权，必然不利于太子。如果太子不是皇后亲生的，下场一定很惨。如果江青和毛远新真的掌权，那他们之间一定会有一番争斗。当时陈锡联已经调到中央，算是毛远新的军事基础。毛泽东在死前曾经批评过四人帮，算是为以后毛远新在适当时候，抛弃四人帮作准备。毛泽东可能认为，如果毛江争斗，华国锋和汪东兴陈锡联都会站在毛远新一边，毛远新可能胜利，建立毛家天下，让他毛泽东不输于蒋介石金日成。 十一、太子在辽宁作了什么 在文革的时候，毛远新在辽宁继续实验毛的公社化。刘少奇的三自一包之中，三自是自由市场、自留地和自留畜。在文革之中，其他地方没有敢废除这三条，可能是基层干部都知道这三条对农民生活太重要。但是在辽宁毛远新搞了个“赶社会主义大集”和 “割资本主义尾巴”，几乎就把这三条废除了。其中赶社会主义大集是在75年才开始的，以前农民在集市上可以自由买卖，但是在75年毛远新命令农民到集市上把东西卖给国家的收购站，当然那价钱比市场上低一些。农民当然不愿意，不愿意就抓。从城市里面派出工作队，在集市的外面等着，看那个老乡提着鸡蛋白菜葵花籽，花生玉米大蒜头，就让他放下，鸡蛋是7分一个收购（而在集市上可以卖到一毛或一毛一），其他的也按这种比例低价收走。有的老乡说鸡蛋是给自己的作月子的女儿的，那也不行，你不卖可以，但是要惩治你。那就是把你的鸡蛋打破，让你卖不成。当时从城市里面抽调来的工作队员，多是在工厂里面不干活的年轻工人，其手段也类似流氓。收购上来的东西，本来不多，因为人们知道了这回事，都不敢来赶集。收上来的东西，大部被这些人私分。 对自留地和自留畜下手的办法，是勒令每户农民以国家收购价上缴一定数量的鸡蛋。有的农民并不养鸡，那也不管。你就是花钱买鸡蛋，也得缴上。有的地方要把自留地合在一起种，实际上就是没收自留地。 毛远新还继承当年公社化的办法，大搞水利和“大寨田”。搞水利的结果和公社化的时候一样，变成一场劳民伤财的经济灾难。当时为了表现积极性，各村都派青年人“夜战”。就是在晚上点篝火，晚上挖水渠，要使平原“水网化”。这事情没有一点科学性，一来是在挖水渠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地势的高低，和水的来源，结果只是破坏了大量的农田。而且人在晚上干了活，白天必然睡觉，和白天干活并无区别。当时东北农村的劳动力并不富裕，这样大量地浪费劳动力，对生产有很大坏处。 也就是说，毛远新在辽宁，几乎把当年大跃进的事又作了一遍。目的似乎是要证明，当年那么干还是对的，但是实际情况与他期望的相反。当时辽宁是全国供应最差的地区，全国各省的食油供应为每人每月5两，而辽宁每月只有3两，人们戏称陈锡联为陈三两。军区干部在作报告的时候，对群众说，以辽宁的情况，每人三两油已经好得很了，做到每人五两根本是不可能的。而且，为了支援世界革命，每人吃三两油就够了。但是军官每人可有一斤油，而且军队自己有农场，每年的收获可给军官一些油。当时为了提高产量，种的吃的多是杂交高粱，这种东西很不好吃。只有军官每月有三十斤大米，所以当时军官在辽宁的地位最为崇高，姑娘们以嫁军官为荣。军官的生活水平确实比平民强了不少，但实际水平（绝对水平）还是相当低。当时军官每月可有一斤肉和一斤鸡蛋，如果全家分吃，也就没有什么了。 毛远新也把毛泽东对知识份子的态度，发挥到了极致。大家都知道有个张铁生，但这件事不能怪张本人，他只是一个下乡青年。毛远新把他抬起来，目的是要把已经很倒霉的知识份子，再狠狠地整一遍。从此发明了用高中或大学式卷考教授，北京大学的军管会迟群等人就对北大教授作了一次突击考试，并公布成绩，全国大学考教授成为风气。并让“工农兵学员”上学，在学校里监视管制教师。 十二、小妾和禁军 文革的中心就是四个女人：王光美江青叶群，都出来了，最后一个是张玉凤。没有张玉凤四人帮不会倒台得这么快，没有她中国甚至会发生内战。我们知道。刘邦后来宠爱戚夫人，吕后十分嫉恨。刘邦死后吕后把戚夫人手脚剁掉，扔到厕所里。张玉凤和地位和戚夫人一样，她在毛泽东临死时，要求毛泽东给个名份。毛只做个手势，意思是家中的东西都是她的。张玉凤是所有毛的内宠中要求最少，也是最老实的，一直也没有什么官职，也很尊重服从其直接领导汪东兴。如果传说可信，张玉凤是汪东兴找来的。张原是毛的专列服务员，毛一见难忘，练字时写出张的名字，汪东兴因此把她找来。后来张玉凤得宠，总管毛泽东的内务，江青要觐见毛泽东，也需要张玉凤同意，这必然引起江青的嫉恨。因为张玉凤听汪东兴的，江汪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在毛生前，汪东兴和张玉凤就有互相依靠，共同进退的关系。汪东兴一直地位稳固，应该说和张玉凤的支持有关系。如果张玉凤老说汪的坏话，汪的位置也不可能牢靠。 毛一死，江青和张玉凤必然摊牌。据传，毛死后江青去索要毛泽东遗物，张玉凤给了她一些，并把此事汇报给汪东兴，汪东兴令张以后不得给江青任何东西。江青再去要东西的时候，张玉凤告之汪东兴不准，江青大骂 “汪东兴只是毛☆☆☆的一只狗”。汪之不给江青毛的遗物，因为这些遗物如果被江青拿去，江青可以假借“毛泽东遗诏”，整肃她的敌人。汪东兴准备把这些遗物，作为礼物，送给华国锋。经江青这么一骂，汪东兴也明白，除了拼死一搏，别无出路。如果江青真的得势，张玉凤最好的下场，大约也就是终老于劳改农场，汪东兴的命运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所以这两个人必须拼死一搏。如果当年戚夫人的哥哥或弟弟当了禁军首领，可能她会收拾吕后，可惜是戚夫人没这个力量，而张玉凤有。 毛泽东在临死的时候，还是觉得江青毛远新资源不足（主要因为四五事件），没有直接把权力移交给他们二人，而是找了个华国锋接班，让他当时党☆☆☆和国务院☆☆☆。江青则是准备让张春桥当☆☆☆，王洪文当党☆☆☆。毛泽东本来是想让王洪文接任党的☆☆☆，并一度让王洪文主持党中央日常事务。但是王洪文实在没有能力，一味吃喝玩闹，上海小开气息十足。我们说过，毛泽东极不善于识人，不管是找太太和找部下，都找不好。中共内部充斥非常能干的人，但都是自愿革命，靠军功政绩崭露头角，而非靠毛泽东发现提拔。所以他找王洪文当接班人，又是一个大错误。毛泽东为江青培养干部的时间只有文革这么几年，等到他在75年发现王洪文不中用，也来不及换人了。 这时发生了76年的四五运动，这是周恩来死后对毛泽东的反击。周恩来精心策划的和毛泽东的对比，在民众心中起了作用。如果周恩来和毛泽东一样，找小老婆，让老婆参政，给孩子接班，写书让人学习，那周毛的对比就不会这么强烈，民众也就不会把对毛的失望，变成对周的希望；把对毛的不满，变成对周的崇敬。四五运动发起于清明节悼念周恩来，变成了发泄不满的集会。这一运动被镇压了，但是也给了毛泽东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如果王洪文张春桥接任党政领导，国内局势难以稳定，可能马上进入战争状态，因为民众的不满等于给军人们发了一张“造反许可证”。在这场冲突中，由于江青毛远新集团缺少军队支持，失败的可能性很大。与其让江青毛远新就这么被人镇压，还不如找个顾命大臣，稳定局面，让江青毛远新有一段时间，图谋自保。毛泽东也想到华国锋作为公安部长，主持对四五运动的镇压，失去了其他的资源，必然依靠江青毛远新。华国锋的智力和资历，还不如江青一伙，所以江青很可能驾驭华国锋。这样传位大业，或许还有可能成功，这是毛泽东没有办法的办法。 如果没有张玉凤和汪东兴的因素，华国锋可能真是被迫投靠江青。因为当时势力最大的集团，就是江青毛远新集团。但是汪东兴这时已经下定决心拼命，他马上吓唬华国锋，告诉他江青将向他下手。因为江青并不掩饰对华国锋担任党政领导的不满，四人帮毫不掩饰对华的反感，所以华国锋一听汪东兴的话，就信了。他们二人地位资源都太少，必然去找叶剑英。这时陈锡联也看清形势，知道江青当政，绝对引发动乱。那时候军队火并，胜败难以预料。如果想国家稳定，只有解决江毛二人。 这时汪东兴是关键人物。他对华国锋说，毛远新从沈阳调来两个师，已经到了山海关，准备解决他。经这一吓，华国锋下了决心。应该说这时是“狭路相逢勇者胜”，一个拼命的胜过十个犹豫的。汪东兴就是这个拼命的，他动作快，下手狠。其他人，包括江青，都在举棋不定。有了华国锋叶剑英首肯，汪东兴马上行动，四人帮就这么解决了。应该说当时党内以江青毛远新实力最强。但是靠汪东兴的努力，把叶剑英华国锋拉上了，以前被毛泽东镇压下去的势力--老干部们，突然成为了资源。捉拿四人帮的时候，没有人手软，因为他们知道，☆☆☆五十几年的历史，和全国人民，支持着他们。 接班和进步 解决四人帮，是场宫廷政变，得到全国民众的热烈欢迎。宣布逮捕四人帮的时候，某军总部礼堂的掌声长达四十分钟，一时北京商店里的酒被买断。对于☆☆☆以后的领导人，算是一个警告：在中国再搞家人传位，成功的可能性极小。连毛泽东这么大的资源，苦心经营十年，都未能成功，别人有什么机会？吴法宪晚年回忆时说了一句话：“两个娘们坏了事，所以，女人不能搞政治。”这就是觉悟。觉悟到政治家庭化，在现代中国是死路一条。以后几代领导，都选择非嫡系干部作接班人，顺利移交权力，这也算是进步。如果每次接班都和毛泽东这么闹，谁也受不了。文革确定了“接班办法”，也算是有点成绩。这点成绩来之不易，因为要和中国几千年皇帝传位的传统作斗争。应该说周恩来先生是这场斗争的旗手和领导，周先生保住了毛的生前，却断掉了毛的死后，这两件事是有辩证关系的。如果周不保毛的生前，毛早把他整肃了，周也就没有机会破坏毛的传位。如果周能比毛晚死，那江青等人绝对没有可能接班，他们根本不可能向周的地位挑战，这也是江青在75年着急发动“整周公”运动的原因。以该运动的势头来看，周恩来如果不得癌症，毛泽东和江青就会把他整死。 如此强大的运动攻势，显示毛江势在必得，绝不会因为群众不满，而放过周恩来。后来毛江得知周恩来的的病情，才放松了整肃他的运动。说实在的，全国上下都把希望寄托在周恩来活得比毛泽东长。周一死，则民众绝望，最后只能自己在75年清明期间挺身而出。说到底，中国革命，以周恩来领导和代表的文官集团，获得胜利。中国终于有一次传位，不是传给亲信。中国文人几千年来期望的“任人惟贤”的遴选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得以实现。以后二十几年改革开放的成功，都是文官胜利的结果。说回中国的历史，都是通过科举，采用文官主政。毛泽东在文革实际上偏离了这一道路，而支持外戚内宠干政。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亡国乱政的重要原因。当然有人认为遴选制度，仍然落后。因为先进社会用选举结合遴选，靠选举产生和政治领导，和靠遴选产生的官员，互相监督制衡，这也是中国的发展方向。但是所有发展都不能跳跃，文革之后法制荡然无存，需要有一段时间，由文官主政，建立法制。以后才可能推行民主。 我们也要看到因为女人参政，江青努力为“女王”正名，使中国女性地位大大提高。致使女性解放的水平，荣登世界最前列，这可能就是文革的最大成绩了。妇女的地位提高，老婆孩子又不能参政，那么他们的出路在哪里？最好就是从商挣钱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可知改革开放的动力和动机之一，也是为了当权者的家人，找一个好出路。以前毛时代的社会，除了做官没有其他路可走，必然导致当权者的家人谋求仕途发展。所以现在官员的家属从商挣钱，应该看作进步。 要说文革有特色的东西是什么，那无疑是毛泽东的大烟幕弹。他说得那么好听，那么先进，那么革命，干得全是最落后最见不得人的事情。这二者之间也有辩证关系：不说得这么好听，怎么能干这么坏的事？让我们吃惊的是毛泽东居然就敢撒如此弥天大谎，这谎大得出乎人之想象，反而认为其为真实。我们看到，金日成也这么干，硬是成功了，这就是“伟人”或“枭雄”特点。至今不知还有多少人说起文革，还是认为它和“革命”“文化”有关。说明这个大谎，现在还起作用。

作者: 慕尼黑不眠夜 时间: 21.10.2006 02:06
伟人不死，国难不已。如此小人当权，难怪会国家多难，生灵涂炭呢。不知我中华何时才能走出怪圈，走上康庄大道。

作者: 风月公子 时间: 6.11.2006 06:15
历史是无法改变的！！一切都无法改变了！！

作者: 慕尼黑不眠夜 时间: 6.11.2006 07:59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这话可是毛皇说的啊，又被他老人家给忽有了

作者: manut 时间: 10.11.2006 00:05
翻过父母的老毛语录，nnd全他妈忽悠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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