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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明朝的灭亡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 [打印本页]
作者: 陵光    时间: 24.5.2007 20:25
《明朝的灭亡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br /><br />（部分初稿）<br />转载必须注明原作者杜车别，另外转载请注意完整性,目前尽量不要转载，尤其是第三部分赋税收入低原因分析部分<br />注释<br />[1]《明史》卷20《本纪第二十一  神宗二》<br />[2]樊树志 《晚明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年10月第一版<br />[3]《明史》卷234《列传第一百二十二》<br />[4]《明神宗实录》卷179转引自[2]p482<br />[5]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卷8《申时行传》转引自[2]p486<br />[6]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第一版<br />[7]方舟子《张居正二三事》见新语丝网站方舟子作品文史小品专栏http://xys.dxiong.com/fang/doc/history/zhangjuzheng.txt<br />[8]阎崇年 《明亡清兴六十年（上）》 见新浪读书频道 <a href='http://book.sina.com.cn/nzt/his/mingwangqingxing/' target='_blank'>http://book.sina.com.cn/nzt/his/mingwangqingxing/</a><br />本文所引阎崇年言论都出于此处，以下不重复注释<br />[9]田口宏二朗《畿辅矿税初探——帝室财政、户部财政、州县财政》[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1<br />[11]溥仪《我的前半生》见第2章《我的童年》第2节《帝王生活》这本书网上随处可见，无须翻阅纸版书也<br />[13]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中国书店出版 1999年1月第一版<br />[14]具体可见[13]中的《清代文字狱纪略》一文，其中一个案子是尹会一为其父尹嘉铨请谥，并请从祀文庙，本意是效忠献媚顺便显示孝心之举，结果乾隆朱批道“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这当然还只是表面的理由，他的罪状中还有一条就是尹嘉铨自称古稀老人，而乾隆也自称过古稀，“与御制古稀相契”[13]p64-p65。最后结果是尹嘉铨被绞死，这在清代文字狱中已经算是格外开恩了。<br />[15]蔡明伦《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史学月刊》2006.4<br />[16]于慎行 《谷山笔麈》卷三八 转引自[15]<br />[17]《明史》卷231《列传第一百十九》<br />[18]孟森 《明史讲义》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第一版<br />[19]王家屏《王文端公奏疏》卷4《封还御制申救言官揭》转引自[2]p500<br />[20]《万历邸抄》万历二十年壬辰卷，三月，大学士王家屏封还内降寻罢条，转引自[2]p502<br />[21]申时行《诏对录》转引自[2]p632<br />[22]杨仕、岳南《风雪定陵》第十四章《打开皇帝的棺椁》http://www.bearland.org/lib/hist/dingling/14.htm<br />[23]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5月第一版<br />[24]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5月第一版<br />[25]《明史》卷225《列传第一百十三》<br />[26]《明神宗实录》卷577 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庚午 转引自[2]p635<br />[27]《明神宗实录》卷580 万历四十七年三月乙末 转引自[2]p636<br />[28]禹兮禹兮《明代吏部及铨政研究》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flag=1&idWriter=0&Key=0&idArticle=52845&strItem=no05<br />[29]《明史》卷219 《列传第一百七》<br />[30]《明史》卷305《列传第一百九十三  宦官二》<br />[31]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br />[32]黄仁宇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年6月第一版<br />[33]《明史》卷120《列传第八.诸王五》<br />[34]《顾诚先生纪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5年 第一版<br />[35]万红《明代与清初的全国耕地数的历史比较》[34]p295-p309<br />[36]《万历邸抄》万历二十年壬辰卷，六月 转引自[2]p441<br />[37]《万历邸抄》万历二十年壬辰卷 八月逮系总督魏学曾条转引自[2]p442<br />[38]《明神宗实录》卷251 ，万历二十年八月戊子 转引自[2]p442<br />[39]中田易直《近世对外关系史的研究》，吉川弘文馆，1984年，p121-p122，转引自[2]p446<br />[40]《万历邸抄》万历二十年壬辰卷，八月，以宋应昌经略蓟保辽东等处备倭条，谪御史郭实极边杂职条转引自[2]p450<br />[41]《明神宗实录》卷264，万历二十一年九月丙子 转引自[2]455<br />[42]《万历邸抄》万历二十一年癸巳卷，十二月，宋应昌撤兵自朝鲜回京条转引自[2]p455<br />[43]《万历邸抄》万历二十五年丁酉卷 转引自[2]p462<br />[44]赵庆男《乱中杂录》卷3 转引自[2]p464<br />[45]李光涛《明人援韩与杨镐蔚山之役》转引自[2]p465<br />[46]三田村泰助《明帝国和倭寇》，第350页，转引自[2]p466<br />[47][48]《明神宗实录》卷568，万历四十六年四月甲辰转引自[2]p764<br />[49]《明神宗实录》卷588，万历四十七年六月已卯 转引自[2]p768<br />[50]《明史》卷259《列传第一百四十七》<br />[51]《明神宗实录》卷591，万历四十八年二月壬申 转引自[2]p769<br />[52]《明神宗实录》卷595，万历四十八年六月丁末 转引自[2]p769<br />[53] 汪汝淳 《毛大将军海上情形》《清史研究通讯》[J] 1990.2 李尚英点校<br />[54]贾乃谦 《论袁毛关系与启祯决策集团》 《袁崇焕学术论文集》[M] 阎崇年,吕孟禧主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9年12月第一版<br /><a href='http://public4.gll-gx.org.cn/cgi-bin/link.exe?3$|D7F7C6B7|D7F7C6B7|4E554C4C|B9F0CDBC*|bid|3921*|0|20|1|N|xiang|' target='_blank'>http://public4.gll-gx.org.cn/cgi-bin/link....0|20|1|N|xiang|</a><br />[55]《毛将军文龙传》  朱溶《表忠录》[M]（清抄本）转引自[54]<br />[56]《明清史料》甲编《平辽总兵毛文龙奏本》转引自[2]p787<br />[57]Capo 《再论袁毛公案及与碧血汗青商榷》<br /><a href='http://sonicbbs.eastday.com/topicdisplay.asp?BoardID=-2&age=1&UserName=capo1234&TopicID=1386359' target='_blank'>http://sonicbbs.eastday.com/topicdisplay.a...TopicID=1386359</a><br />[58]谈迁《国榷》卷90 崇祯二年六月戊午 转引自[2]p794<br />[59]张岱《石匮书后集》卷1 《袁崇焕列传》转引自[2]p778<br />[60]《袁崇焕资料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4年，p232 转引自[2]p797<br />[61]Capo 《崇祯二年己巳之变》  <a href='http://sonicbbs.eastday.com/topicdisplay.asp?BoardID=-2&age=1&UserName=capo1234&TopicID=1739450' target='_blank'>http://sonicbbs.eastday.com/topicdisplay.a...TopicID=1739450</a><br />[62]《毛将军文龙传》、《书后》   朱溶《表忠录》[M] 转引自[54]<br />[63]禹兮禹兮 《对崇祯二年袁崇焕案中反间计的一点小考证》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flag=1&idWriter=0&Key=0&idArticle=45881&strItem=no05]<br />[64]文震孟 《文文肃公日记》崇祯二年十二月一日 转引自[2]p805<br />[65]李清 《三垣笔记》附识上《崇祯》转引自[2]p889<br />[66]《明史》卷308 《列传第一百九十六  奸臣》<br />[67]《明史》卷251《列传第一百三十九》<br />[68]《明史》卷257《列传第一百四十五》<br />[69]文秉《烈皇小识》卷1 转引自[2]p816<br />[70]《明史》卷252《列传第一百四十  杨嗣昌  吴甡》<br />[71]《明史》卷262《列传第一百五十》<br />[72]许誉卿《三垣疏稿》卷2《兵垣（五疏）》转引自[2]p779<br />[73]《明史》卷23《本纪第二十三  庄烈帝一》，卷24《本纪第二十四  庄烈帝二》<br />[74]《流寇长编》卷4，崇祯十四年正月，转引自[2]p1025<br />[75]《流寇长编》卷13，崇祯十三年三月丙戊，转引自[2]p1016<br />[76]《绥寇纪略》卷七《开县败》转引自[2]p1027<br />[77][2]p1027注释3<br />[78]李清 《三垣笔记》附识中《崇祯》转引自[2]p1028<br />[79]《明史》卷276《列传第一百六十四》<br />[80]张永堂《明末清初理学与科学关系再论》台湾学生书局民国83年（1994年）第一版<br />[81]《明史》卷254《列传第一百四十二》<br />[82]张岱《石匮书后集》卷52《徐石麒传》，谈迁《国榷》卷98，转引自[2]p1043-p1044<br />[83]《明史》卷78 《志第五十四 食货二》<br />[84]吴思《崇祯死弯》一文，网上转载甚多，此处所引文字是一处历史论坛转载而来。不过为尊重原作者起见，不妨到作者博客上看其原文http://blog.sina.com.cn/u/53d4d4c0010000m8<br />[85]《明季北略》卷20《李明睿议南迁》转引自[2]p1112<br />[86]《明史》卷255《列传第一百四十三》<br />[87]彭孙贻《流寇志》卷3 转引自[2]p974<br />[88]邹漪《明季遗闻》卷1，转引自[2]p974<br />[89]林枫  《万历矿监税使原因再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J] 2002.1<br />[90]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理论的重新思考》   《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J] 1998.1<br />[91]王青建 《科学译者先师徐光启》科学出版社 2000年第一版<br />[92]顾炎武昆山顾炎武研究会编《天下郡国利病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2年第一版<br />[93]郭成康郑宝凤《论清代“不加赋”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第2期网上可在国学网找到原文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4563<br />[94]《清世祖实录》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卷6，9—10页，卷9，12—13页。转引自[93]<br />[95]顾诚 《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3年12月北京第一版<br />[96]中国农业科学院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南京农学院编著《中国农学史》科学出版社 1984<br />[97]路遇 滕泽之 《中国人口通史》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0年第一版<br />[98]申学锋《清代财政收入规模与结构变化论述》《北京社会科学》2002.1<br />[99]史志宏 《清前期财政概述》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a href='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3879' target='_blank'>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3879</a><br />[100]张研《清代经济简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br />[101]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年10月第一版<br />[102]许靖华 《太阳、气候、饥荒与民族大迁移》 《中国科学（D辑）》[J] 1998年第4期<br />[103]李隆生《晚明海外贸易数量研究 : 兼论江南丝绸产业与白银流入的影响》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台北第一版<br />[104]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时期》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年9月第一版<br />[105]《崇祯长编》卷一，转引自[101]p15<br />[106]郑天挺、孙钺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二○五页，转引自[101]p15<br />[107]《卢忠肃公集》卷八，转引自[101]p15-p16<br />[108]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之末，《先大父抚贼之谤》，转引自[101]p27<br />[109]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一○，转引自[101]p27<br />[110]《崇祯长编》卷11 崇祯元年七月甲寅 转引自[2]p779<br />[111]席泽宗, 吴德铎 主编《徐光启研究论文集》学林出版社 1986年第一版<br />[112]《徐光启集》卷六《钦奉明旨敷陈愚见疏》转引自[111]p162<br />[113]尚智丛《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中国科学发展的前近代形态》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3年11月第一版<br />[114]方豪《中西交通史》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 民国72年（1983）<br />[115]《鹿樵纪闻》卷下 转引自[101]p29<br />[116]文秉 《烈皇小识》卷二 转引自[101]p29<br />[117]孙承泽《山书》卷一 转引自[101]p31<br />[118]计六奇《明季北略》卷5 《马懋才备陈大饥》转引自[2]p901<br />[119]谈迁 《国榷》卷九一 崇祯四年正月庚子 转引自[101]p45-p46<br />[120]《绥寇纪略》卷一 转引自[101]p47<br />[121]《杨鹤对诏狱供状》，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二九页。转引自[101]p47<br />[122]傅永淳 《劾总督陈奇瑜疏》康熙《灵寿县志》卷10艺文下转引自[101]p68<br />[123]文秉《烈皇小识》卷四 转引自[101]p68<br />[124]彭孙贻《流寇志》卷1 转引自[2]p913<br />[125]杨山松 《孤儿吁天录》卷三 转引自[101]p100<br />[126]杨嗣昌：《戍寅四月十二日召对》。见《杨文弱先生集》卷四三。转引自[101]p101<br />[127]康熙二十九年《辉县志》卷十八  转引自[101]p129<br />[128]吕维祺《明德先生文集》卷十二，《复劝倡义赈荒疏》转引自[101]p130<br />[129]郑廉《豫变纪略》卷二 转引自[101]p130<br />[130]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第一版<br />[131]王世德《崇祯遗录》这里所据是下载的电子书  具体书籍当是《明史资料从刊》中的一辑，因无版权页，所以具体哪一辑不清楚。我在图书馆查到的只有《明史资料从刊》的第一、二、三辑，其中都无王世德《崇祯遗录》，所以估计是第四辑，出版时间在1983年六月以后，应该是1984年左右。《明史资料从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江苏人民出版社。<br />[132]郭沫若纪念馆, 中国郭沫若研究会, 四川郭沫若研究学会《&lt;甲申三百年祭&gt;风雨六十年》人民出版社 2005年8月第一版<br />[133] 姚雪垠《评&lt;甲申三百年祭&gt;》收录于[132]一书中，原载《文汇月刊》1981年1、2、3期<br />[134]杨士聪《甲申核真略（外二种）》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年2月第一版本书另外包含《定思小纪》和《李闯小史》<br />[135]刘尚友《定思小纪》 含于[134]一书中<br />[136]《甲申纪事》原书我未见，凡是本文中所引《甲申纪事》中文字皆属转引，可见如下网址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8122.shtml下羽陵的一个回帖，作者：羽陵　回复日期：2005-9-20　22:52:20。羽陵这个回帖水平甚高也，其批驳王家范，也有力。谈论崇祯内帑问题者都应一看。但他可能当时未见顾诚对崇祯内帑的论述，否则重点批判对象当是顾诚，王家范无甚创见，其观点摇移不定，大抵都是拾人唾余。<br />[137]彭孙贻 《平寇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年1月第一版<br />[138]谈迁 《国榷》中华书局 1958年12月第一版<br />[139]谈迁的记载本身也多是辗转抄袭而来，这造成了他的记载许多地方也是自相矛盾。比如[138]p6070的记载很有可能是来自彭孙贻《平寇志》，事实上在《国榷》中有提到过彭孙贻的名字，而彭孙贻《平寇志》中也对他作过评论，可见这两人是有交流的。谈迁在[138]p6074中又引用杨士聪关于李自成转运银子的记载和相关评论，并且未加批驳。可见他在辗转抄引的过程，对于不同来源的资料中事实和观点的统一整合也并没有去做，所以造成前后矛盾。后来许多人又把谈迁转引的杨士聪那段关于崇祯内帑的评论当成谈迁自己的评论来引用作为支持或者作为批驳对象。结果当然是一团混乱了！<br />[140]毛奇龄《后鉴录》转引自[133]，见[132]p230<br />[141]顾诚《如何正确评价&lt;甲申三百年祭&gt;——与姚雪垠同志商榷》收录于[132]一书中原载《中国史研究》 一九八一年第四期<br />[142]张正声：《二素纪事》 转引自[140]，见[132]p285<br />[143]《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五 转引自[140]，见[132]p285<br />[144]计六奇 《明季北略》中华书局 1984年6月第一版<br />[145]陈椿年《也谈〈甲申三百年祭〉》《书屋》[J]  二〇〇四年第十二期<br />[146]李清《三垣笔记》中华书局出版 1982年5月第一版<br />[147]《顾宪成、高攀龙评传》步近智 张安奇著 p29<br />[148]《明史》卷82  《志第五十八  食货六》<br />[149]“《熹宗实录》页0052、0211、0231、0242、0418、0767、0773、2415” 见[32]p407 注释199<br />[150]《烬宫遗录》卷下；又见《绥寇纪略》卷八。 转引自[101]p136<br />[151]万明 等人《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5年第一版<br />[152]张海英《明中叶以后“士商渗透”的制度环境——以政府的政策变化为视角》《经济史》2006.2 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4<br />[153]罗吉义《试论明代商业与资本主义萌芽》《云南财贸学院学报》[J]  1995.3<br />[154]王春瑜 《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王春瑜卷——古今集》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3年第一版<br />[155]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年4月第一版该书部分内容是图书馆阅读时候摘录在本子上，忘记摘录同时写下页码，因此暂缺页码，容后补<br />[156]曾德昭著《大中国志》何高济, 李申翻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br />[157]马克垚 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 1997年第一版<br />[158]顾銮斋 [157]第14章《中西封建财政》<br />[159]吴小凤 《唐代商品经济与征榷》 《广西大学学报》[J] 2000年第4期<br />[160]《新唐书·食货志》转引自[159]<br />[161]《旧唐书·卢杞传》转引自[159]<br />[162]顾銮斋 《中西中古社会赋税结构演变的比较研究》 《世界历史》[J] 2003年第4期<br />[163]李晓 《关于宋代禁榷专卖制度的再认识》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a href='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1090' target='_blank'>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1090</a><br />[164]《明史》卷77 《志第五十四 食货一》<br />[165]黄启臣 《明代钢铁生产的发展》《学术论坛》 1979年第2期<br />[166]葛金芳顾蓉　《从原始工业化进程看宋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社会学研究》[J] 1994年第6期<br />[167]许涤新,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 第一卷 ,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 2003 第二版<br />[168]周志宏《中国早期钢铁冶炼技术上的创造性成就》 转引自[155]<br />[169]杨宽《中国土法冶铁炼钢技术发展简史.结语》）转引自[155]<br />[170]万历《福州府志》卷37 《食货志.物产》转引自[155]<br />[171]《中华印刷通史》http://www.cgan.net/book/books/print/g-history/gb_12/content.htm<br />[172]曹大为《明清农耕文明的鼎盛及其在世界工业文明潮流中的陨落》《史学理论研究》 2002.4<br />[173]徐晓望《“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合理内核与中国近代化问题》  《学术研究》 2003.1<br />[174]卜正民（Timothy Brook）《纵乐的困惑 : 明代的商业与文化》方骏, 王秀丽, 罗天佑翻译 三联书店 2004年第一版<br />[175]谢国桢 牛建强 王学春 汪维真《 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 : 校勘本》下册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br />[176]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苏松》转引自 [175]p1<br />[177]张瀚《松窗梦语》卷4《商贾纪》转引自[175]p3<br />[178]《梅村家藏稿》卷十，木棉吟。转引自吴承明《论明代国内市场和商人资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1983年第5集<br />[179]王世懋．闽部疏[M] 转引自[175]p8<br />[180]李鼎：《李长卿集》卷一九《借箸篇》。转引自[175]p23<br />[181]《国史唯疑》卷八 明:黄景昉 转引自[175]p37<br />[182][明]王士性&lt;广志绎&gt; 卷三《北方四省》转引自[175]p39<br />[183]明 王锜《寓圃杂记》卷5《吴中近年之盛》 转引自[175]p41<br />[184]明·王士性 《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br />[185]]《铅书》卷一 转引自 许敏《明代商业与社会变迁》见[151]<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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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货志后论》转引自[192]p338<br />[208]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20《江南八》转引自[89]<br />[209]李贤《古穰集》卷九《吾乡说》  转引自[175]p31-32<br />[210]丘浚《大学衍义补》卷25《制国用.市籴之令》转引自[175]p1<br />[211]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13《史》9 转引自[151]<br />[212]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br />[213]林大钦 《嘉靖11年3月制策》转引自[212]p316<br />[214]林希元《林次崖先生文集》卷2，《王政附言疏》转引同上<br />[215]田居俭 宋元强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巴蜀书社 1987<br />[216]朱国桢《涌幢小品》转引自[215]p270<br />[217]张传玺《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下，第927—928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转引自[151]p204<br />[218]李伯重 《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第一版<br />[219]南京市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编《南京经济史论文选》南京出版社 1990年1月第一版<br />[220]顾梦游《顾与治诗集》第二卷中的《秦淮感旧》，顾梦游的这本诗集在满清乾隆时期是禁书，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诗中记录了不少明代经济繁华景象，对比满清时期的经济萧条冷落<br />[221]《殊域周咨录》卷九 转引自[187]p154<br />[222]《明英宗实录》卷二八七 p6155 转引自[187]p154<br />[223]《明史》卷54 《列传第四十二》<br />[224]王裕巽《明代钱法变迁考》 《文史哲》1996年第1期<br />[225]《明史》卷81《食货五·钱钞》<br />[226]王玉祥 《明代“私钱”述论》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2.4<br />[227]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年第一版<br /> <br /> <br />声明部分：<br />一、<br /><br />2、本文系初稿，正文部分以及注释部分许多地方还不完善<br />3、本文属一篇大文章之中段部分，前面还有理论的一大部分，主要是对传统理论（包括西方的理论以近中国本土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进行彻底的驳斥；后面还有对清朝统治造成的危害以及如何矫正这种危害的论述，理论部分主体已经写好，但还需要大量修改以及增加；清朝部分还未写<br /><br />4、本文本身也仅仅是上半段，下半段已经完成，还需要添加注释<br />二、<br />关于本文的注释以及参考文献<br />1、参考文献的来源<br />⑴、是图书馆借阅的专著以及论文。这部分参考文献有些是复印的有些是笔记摘录的，其中笔记摘录的部分，极个别忘抄页码，容以后补充上<br />⑵、是网络上下载的电子书以及一些历史网站的相关文章，对于这部分文献大部分在注释中已经给出网址<br />2、本文凡是转引的参考文献，一概在注释中声明，凡是在注释非转引的参考文献都经本人翻阅原书查对<br /> <br />三、关于万历崇祯部分，和已经贴出的草稿部分相比的修改增加处。凡对这部分已经看过的网友只需看这些增添修改的部分，然后直接去看第三部分《明朝赋税收入过低真实原因的分析》<br />1、万历部分增加了对万历时耕地面积的详细论述<br />2、关于袁崇焕是否因反间计而死增加了王世德《崇祯遗录》中的一则记载<br />3、关于崇祯是否横征暴敛的部分增加了对吴思所谓私派的反驳<br />4、关于内帑的论述部分增加了一些材料，另外还增加了对顾诚观点的反驳<br />
作者: 陵光    时间: 24.5.2007 20:34
明朝的灭亡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初稿）<br />作者：杜车别<br /><br /> <br /><br /> <br /> 正文<br /> <br /> <br />Ⅰ、明朝的灭亡不是万历的责任<br /> <br /> <br />明亡于万历的说法由来已久，满清修的明史中就说“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1]，后人也多将之奉为圭臬，不断引用,可见深入人心的程度。<br />　　<br />　　在各种关于明朝历史的论述中,都把万历描绘成一个好色、贪婪、残暴、昏庸、无能、懒惰，……总而言之五毒俱全的，一无是处的皇帝。除了在张居正当政的十年之外，以后的万历时期，就乏善可陈。在一些人眼里万历就是一个败家子，就是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br />　　<br />　　然而万历果真有他们描绘的这般不堪么？<br /> <br />　　<br />　　一、酒色财气问题<br />　　<br />　　<br />　　<br />　　首先从广为流传的所谓“酒色财气”说起，这种说法的起源是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在万历十七年十二月写的一本《酒色财气四箴疏》，他针对万历身体状况不佳（“头晕眼黑，心满肋涨，饮食少思，寝不成寐，身体尚软”[2]p484），借题发挥，给皇帝横加了四个罪名，“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3]。在他看来,万历身体不好就是因为“酒色财气”。<br />　　<br />　　在评判雒于仁的言论之前，先弄明白一个时代背景,也就是明代言官的作风，这对于我们了解历史真相是很有帮助。<br />　　<br />　　明代的言官普遍的作风是立论惟恐不偏激，言辞惟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夸大其辞之能事。关心的并非所论究竟是否属实，而是能否凭借尖利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悚人耳目，一举成名。通过骂皇帝，骂举足轻重大臣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以捞取政治资本！<br />　　<br />　　张居正当政的时候，他们是这么做的，把一个铁碗首辅弄的焦头烂额，身心煎熬，苦不堪言；张居正一死，就更是肆无忌惮，把他攻击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在这之后，攻击的矛头就开始转向申时行以及皇帝本人了。申时行不过软弱之人，干掉他，对言官来说，不算本事，也引不起轰动效应。那么唯一的出名捷径，哗众窍门，自然首推直接攻击皇帝本人了！<br />　　<br />　　这些人的批评攻击中，十句话，倒多半有七句话是假的，明代的小说里真话的比例大概都比他们高！后来熊廷弼也是被这些人屡次用类似的手法攻击而被无端罢免。<br />　　<br />　　了解了这些，对我们分析问题很有帮助。可笑的是许多论者往往双重标准，当那些言官攻击张居正的时候，攻击熊廷弼的时候，他们懂得具体分析。而一到这些言官攻击皇帝，就不加分析，一概采纳，信为事实，如此做法，真可谓乖谬已极！<br />　　<br />　　事实上雒于仁扣给万历的所谓酒色财气四字，没有一个是站得住脚的。<br />　　<br />⑴ 酒<br />　　<br />　　以酒而论，没有任何实例能够证明万历皇帝饮酒过度，阎崇年在百家讲坛上唾沫横飞的说万历“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大概是他自己做梦看见的。明史专家樊树志在举例论证雒于仁的言论的时候，唯一举出的万历醉酒的例子居然是张居正当政时期万历八年明神宗喝醉酒然后写自我检讨的事情。[2]p486<br />　　<br />　　试想，如果真如一些人所说万历十年以后，神宗纵酒无度，何至于连个象样的记载都找不出来？非要拿万历十年以前，神宗没有亲政的时候那次醉酒来说事情？就算一个现代普通人，偶尔喝醉也是情理之中，相信没有谁会因此就无端被扣上一个纵酒的罪名。<br />　　<br />　　所以给万历这个酒字，只能认为是刻意罗织，夸大其辞。<br />　　<br />⑵色<br />　　<br />　　接下来再看一个所谓的色，自然这更易让某些人神经兴奋，即便如皇帝，如果蒙上好色贪淫四字，也大有被钉死在耻辱柱上的危险。在各种攻击万历皇帝的理由中，这也算得一个重头。<br />　　<br />　　事实上在雒于仁之前就有人攻击过万历好色了，根据什么呢？万历十四年九月的时候，神宗因为生病，“连日免朝”，症状主要是“头晕眼黑，力乏不兴，……身体虚弱”[4]，照理说这很正常，现代医学保健卫生这么发达，仍旧免不了经常有人生病，更何况古代？<br />　　<br />　　然而有个叫卢洪春的礼部祠祭司主事似乎觉得自己扬名立万，借题发挥的机会到了，马上煞有介事的上疏，俨然以医生自居的分析说：“医家曰气虚血弱，乃五劳七伤所致，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等症，皆非今日所宜有”“果如圣谕，则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樊树志解释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万历的病根在于“衽席之娱”，“即耽于女色，房事过密”，并且赞誉卢洪春说这些话是“一片赤胆忠心”。[2]p482-p483<br />　　<br />　　一个稍微具备科学精神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卢洪春说的话，不过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一派胡言！然而，在古代（甚至现代的一些人），人们似乎就相信这个，只要一个人身体有了些疾病，就情不自禁地要同好色联系起来。<br />　　<br />　　一些文人官僚们攻击张居正的时候，就用了这样的手段。张居正因为得痔疮，做开刀切除手术后死的。应该说痔疮是一种常见的疾病，即便是现代人，也常有人患此疾。对于张居正这样长期坐着办公，缺少运动的人来说，得这样的疾病更没有什么好奇怪的。然而就是如此普通的疾病，到了一心丑化张居正的明代文人笔下，却居然联想到其他方面，做出无穷文章来，王世贞说张居正之所以得痔疮是因为“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责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5]，即张居正因为好色过度，加之吃了春药，才得痔疮。<br />　　<br />　　<br />　　这种无端就把疾病同性欲联系起来的荒谬言论，在中国可谓生命力长久。鲁迅的文章中就有这么一段“我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还记得有一天一个长辈斥责我，说，因为不自爱，所以会生这病的；医生能有什么法？我不解，但从此不再向人提起牙齿的事了，似乎这病是我的一件耻辱。……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药书，忽而发见触目惊心的学说了。它说，齿是属于肾的，‘牙损’的原因是‘阴亏’。我这才顿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来，原来是它们在这里这样诬陷我。”[6]p248-p249<br />　　<br />　　<br />　　把牙痛牙损，联系到所谓“阴亏”，进而是“不自爱”，这和因为张居正得痔疮就污蔑捏造出他“日饵房中药”，因为万历“头晕眼黑，身体虚弱”就能联想到他“耽于女色，房事过密”都是一样的滑稽！然而在中国古代，甚至是现代的一些所谓历史学家，偏偏愿意相信这套东西。<br />　　<br />　　王世贞不过是个因为没有被张居正重用，而衔恨不已的小人，他说的话，一看就是一派胡言。方舟子曾经辛辣的讽刺说，这些人莫非在张居正的卧室里安装了窃听器或监视器，才能知道这类隐私？[7]只要稍加分析，就知道此类说法的荒谬性！痔疮和好色有什么关系，难道说现在那些得了痔疮的人，都是因为好色？可笑的是某些历史学家，包括对张居正总体上给予正面的评价的历史学家，在这类问题上的分析能力似乎还不如一个非历史专业的方舟子，居然对这类荒诞不经之谈，存心丑化污蔑张居正的言辞不加考辩，就信为事实，也真可笑之极！<br />　　<br />　　历史学家们对现在颇受推崇的张居正尚且如此，那对万历皇帝就更可想而知！<br />　　<br />　　平心而论，万历这样的皇帝，从小就深居宫中,缺少运动,少晒阳光，饮食过于精细,身体虚弱多病是很正常的。用现在的眼光看，缺钙,缺少必要的维生素,此外到中老年之后，还可能有高血脂,高血压等等潜在的疾病！明代皇帝自太祖成祖以后，大多寿命不长，原因大抵类似。<br />　　<br />　　而文官群体中从来就不匮乏一些心理阴暗下流者，只要听说皇帝身体不好，便要无端联想到所谓好色，所谓性欲过度上去，就好象皇宫大内安装了他们的监视器一样，凭空杜撰，唾沫横飞，信口雌黄，而后世史学家不认真考辩，一概信为事实，未免有些糊涂！<br />　　<br />　　万历皇帝并非是明代第一个遭受如此污蔑的皇帝。<br />　　明宪宗一生只钟情于比自己大近二十岁的万贵妃，并不因对方年老色衰而移情别恋，甚至当万贵妃死后，自己也因悲伤过度，不久撒手人寰，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皇帝硬被一些人丑化成荒淫好色。<br />　　<br />　　明孝宗几乎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度的皇帝，没有任何把柄可以被抓，这总避免了所谓好色过度之讥了吧。其实不然，因为他也是身体虚弱，动辄头晕眼花，三十岁出头就死掉了，按照网友慈洵阅读多本明孝宗传记所见，这样一个在当时文官都认为无可挑剔的皇帝仍旧免不了被现代一些心理阴暗的历史学家浮想联翩胡乱猜测污蔑。<br />　　<br />　　回到万历皇帝，万历一生也就钟情于一个郑贵妃，这个感情同样至死不变，即便到万历四十多年郑贵妃人老珠黄，他也从来没有另觅新欢。他们之间的关系倒不象是一个有着三宫六院，可以任意选择美女的皇帝与后妃之间的关系，更象平常人的一对夫妻，白头偕老，至死不渝。这已经相当难能可贵。要知，即便是现在的普通人，也多有发生第三者插足，移情别恋，乃至离婚。一个能用时间来证明自己专情的皇帝，居然还被丑化成所谓好色，所谓荒淫过度？如果他真的这么好色，何必抱着一个年老色衰的郑贵妃不放？满清的皇帝随便拿一个出来，都比万历荒淫百倍不止，康熙乾隆这些人哪一个不是荒淫无度，如同种马一样？至于以后那些满清皇帝甚至有得花柳病溃烂而死的，就更不必说了。然而专情不移的万历被说成是好色荒淫，而那些滥淫无度的满清皇帝反倒成了清心寡欲。岂非太过讽刺？<br />　　<br />　　评价历史人物，可以不顾事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到这个地步，也足以令人愤慨。不妨看看教授阎崇年的妙论“他还宠幸郑贵妃，每天过着昏天黑地、腐朽糜烂的生活”[8]。倒是把一个郑贵妃说的和杨贵妃一样，可惜他忘了郑贵妃和万历年龄相仿，到万历三十年以后，这郑贵妃就人老珠黄，不知道他们究竟还能怎么个腐朽糜烂，昏天黑地法？阎教授在唾沫横飞信口雌黄之前，是应该先动动他的脑子的！<br /><br /><br /><br />⑶ 财<br /><br />然后再看一个财字，说万历皇帝贪财，由来已久，而且还都有根有据，收敛矿税，查抄大臣家产收归大内，以及其他见缝插针的设法增加内帑收入等等，这些似乎都是万历贪财的铁证。然而似乎从来就没有人想过为什么一个皇帝居然会被自己的大臣讥评为贪财？？不是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么？不是说皇帝“以四海为家”“以六合为帑藏”吗？但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说，这些话，反过来的意思就是皇帝没有真能够完全受他支配的私人财产。<br />　　<br />　　林洛在他的《明朝灭亡真相》一文说“天下都是皇帝的，皇帝为什么还要囤积财产呢？皇帝拿这些钱能有什么用处呢，他要什么就有什么，钱能做什么用呢。可是神宗这个皇帝偏偏爱财如命，”<br />　　<br />　　这种见解的实质是把历史人物看成是白痴弱智或者病态，有些论者似乎觉得这样才能在评判历史人物时候产生居高临下的快感，才能彰显出他们自己的英明神武。<br /><br />田口宏二朗并且针对万历29年时任直隶巡按的安文壁对皇帝说的话“皇上以六合为帑藏，视此四万金奚啻太仓之一粒”评论说“安文壁颠倒传统的王土思想，警惕皇帝过度贪婪的理论，其实是反对矿税的众多文人经常采用的说法（如‘皇上以四海为家’‘皇上以六合为帑藏’）。不过皇帝在行使各种公共和私人行为的时候，果真如此将王土思想反过来说的话，就意味着他自己没有特定的家产。”<br />如田口宏二朗所说：“当然明代财政体系当中帝室也有某‘收入’和‘经费’，从内库的收入来讲，确有金花银（折粮银）和慈宁宫籽粒等重要的帝室经费来源。不过这些收入并不能算做帝室专用的项目。例如金花银原来是江南等地区的田赋，是属于户部管理的部分。嘉靖年间以后，这个项目虽然逐渐变成内库的收入来源，但到明末户部也一直干预金花银的收取和开销。……可以说除了若干庄田收入等等以外，帝室原来没有专项财源”[9]<br /><br />　　所以所谓万历贪财，并非是万历真的贪财，而是万历时期，大部分的财政开支，皇帝没有权力任意支配，皇室费用的花销，动辄受到牵掣，以至于皇帝常常觉得手头紧张，有时候甚至还不如一个明代的富商来得宽裕！不得不想方设法去获得一些私房收入，以便自己有备无患，这才是所谓万历贪财的实质所在<br />　　<br />　　设想如果一个人从小生活阔绰，金银财宝可以任意花费，全不当回事，根本不受任何制约，他会有所谓贪财的概念么？他会主动去设法收敛钱财么？绝对不会，因为他根本就不会有这方面的意识。只有一个从小受穷的人，花钱动辄受到制约的人，这才会有所谓贪财的表现。<br />　　<br />　　<br />　　对比一下满清的统治者，当满清统治下的中国被西方殖民者打的惨败连连，割地赔款的时候，“光绪皇帝结婚耗费白银550万两，慈禧60岁生日（1894年，光绪20年），耗白银1000万两”，对于康熙乾隆光绪慈禧这些东西来说，有什么贪财不贪财，民脂民膏可以在不受任何制约的情况，被他们任意花销，这对明代的皇帝来说是不可想象的。<br />　　<br />　　我们在看看满清的末代皇帝的开销（甚至是退位以后）<br />　　“隆裕太后每餐的菜肴有百样左右，要用六张膳桌陈放，这是她从慈禧那里继承下来的排场，我的比她少，按例也有三十种上下。我现在找到了一份“宣统四年二月糙卷单”（即民国元年三月的一份菜单草稿），上面记载的一次“早膳”①的内容如下：<br />　　　　①宫中只吃两餐：“早膳即午饭。早晨或午后有时吃一顿点心。<br />　　　　口蘑肥鸡　三鲜鸭子　五绺鸡丝　炖肉　炖肚肺　肉片炖<br />　　　　白菜　黄焖羊肉　羊肉炖菠菜豆腐　樱桃肉山药　炉肉炖<br />　　　　白菜　羊肉片川小萝卜　鸭条溜海参　鸭丁溜葛仙米　烧<br />　　　　茨菇　肉片焖玉兰片　羊肉丝焖跑跶丝　炸春卷　黄韭菜<br />　　　　炒肉　熏肘花小肚　卤煮豆腐　熏干丝　烹掐菜　花椒油<br />　　　　炒白菜丝　五香干　祭神肉片汤　白煮塞勒　烹白内<br />　　　　这些菜肴经过种种手续摆上来之后，除了表示排场之外，并无任何用处。它之所以能够在一声传膳之下，迅速摆在桌子上，是因为御膳房早在半天或一天以前就已做好，根在火上等候着的。他们也知道，反正从光绪起，皇帝并不靠这些早已过了火候的东西充饥。我每餐实际吃的是太后送的菜肴，太后死后由四位太妃接着送。因为太后或太妃们都有各自的膳房，而且用的都是高级厨师，做的菜肴味美可口，每餐总有二十来样。这是放在我面前的菜，御膳房做的都远远摆在一边，不过做个样子而已。 ”<br />　　“　这种吃法，一个月要花多少钱呢？我找到了一本《宣统二年九月初一至三十日内外膳房及各等处每日分例肉斤鸡鸭清册》，那上面的记载如下：<br />　　　　皇上前分例菜肉二十二斤计三十日分例共六百六十斤<br />　　　　　　汤肉五斤　共一百五十斤<br />　　　　　　猪油一斤　共三十斤<br />　　　　　　肥鸡二只　共六十只<br />　　　　　　肥鸭三只　共九十只<br />　　　　　　蒸鸡三只　共九十只<br />　　　　下面还有太后和几位妃的分例，为省目力，现在把它并成一个统计表（皆全月分例）如下：<br />　　　　　　　后妃名　内斤　鸡只　鸭只<br />　　　　　　　太后　　1860　 30　　30<br />　　　　　　　瑾贵妃　 285　　7　　 7<br />　　　　　　　瑜皇贵妃 360　 15　　15<br />　　　　　　　珣皇贵妃 360　 15　　15<br />　　　　　　　瑨贵妃　 285　　7　　 7<br />　　　　　　　合计　　3150　 74　　74<br />　　　　我这一家六口，总计一个月要用三千九百六十斤肉，三百八十八只鸡鸭，其中八百一十斤肉和二百四十只鸡鸭是我这五岁孩子用的。此外，宫中每天还有大批为这六口之家效劳的军机大臣、御前侍卫、师傅、翰林、画师、勾字匠、有身份的太监，以及每天来祭神的萨满等等，也各有分例。连我们六口之家共吃猪肉一万四千六百四十二斤，合计用银二千三百四十二两七钱二分。除此之外，每日还要添菜，添的比分例还要多得多。这个月添的肉是三万一千八百四十四斤，猪油八百十四斤，鸡鸭四千七百八十六只，连什么鱼虾蛋品，用银一万一千六百四十一两七分，加上杂费支出三百四十八两，连同分例一共是一万四千七百九十四两一钱九分。显而易见，这些银子除了贪污中饱之外，差不多全为了表示帝王之尊而糟蹋了。这还不算一年到头不断的点心、果品、糖食、饮料这些消耗。 ”<br />　　<br />　　<br />　　“帝王生活所造成的浪费，已无法准确统计。据内务府编的材料，《宣统七年放过款项及近三年比较》记载：民国四年的开支竟达二百七十九万余两，以后民国八、九、十各年数字逐年缩减，最低数仍达一百八十九万余两。总之，在民国当局的纵容下，以我为首的一伙人，照旧摆着排场，按原来标准过着寄生生活，大量地耗费着人民的血汗。”[11]<br />　　<br />　　<br />　　即便考虑通货膨胀，白银贬值的因素，这样一个满清末代已经倒台的皇帝的消费在明代的皇帝而言，仍旧是相当惊人的。<br />　　<br />　　其实就算是万历收入内帑的那些钱财，最终大部分也都用于国事，用于抵御外侵的战争中。也就是说即便是所谓内帑，皇帝也没有权力完全支配，最后还是被当作国家财产来使用。可以说明代的上层社会中，皇帝是最穷的一个，一般的大臣都比皇帝富裕。<br /><br /> ⑷ 气<br /><br />关于“气”，雒于仁的主要依据是万历在宫内仗责太监过重，甚至有因此死亡的。<br />　　<br />　　说句实话，明代的这些言官确实难以伺候。皇帝如果对太监好，那不行，那就是皇帝宠信宦官；如果皇帝对太监不好呢，那还是不行，这就成了皇帝任性尚气虐待下人了。总之都有过错。实际情况不过是宫内几个太监犯了过错，万历偶尔责打了几下，还有太监是自己生病死了，结果就居然被渲染成了万历杖毙太监，到现在居然还有人相信这等荒谬无稽的谣言，拿来作为万历残暴的论据！<br />　　<br />　　如果说宫内情形，不能了解确实，那么通过万历对待那些言官的态度，倒是可以看出万历究竟是否如某些人所渲染的那样任性尚气，心胸狭隘残暴？？雒于仁上这个《酒色财气四箴疏》，几乎就是对万历指着鼻子破口大骂，不顾事实如何，网罗罪状，编造谣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诽谤侵犯名誉，但万历最后给他的处分不过是革职为民，如果换了满清的康熙乾隆这些东西，早就以大肆狂吠的理由，把上疏者陵迟处死，并且株连家人了[14]；在这以后，给万历上书进行无端漫骂的文官更是络绎不绝，万历都被他们骂的都没有脾气了，都只能装聋子不理睬，雒于仁还有一个革职的处分，后来者，则干脆什么处分都没有。比如万历二十四年，张养蒙效仿雒于仁之故伎，又给万历扣上了好逸、好疑、好胜、好货四大罪名，结果神宗一笑了之，干脆没有理睬这种小人套路。<br />　　<br />　　<br />　　关于万历时期，言官们对皇帝这种群狼式的围攻，暴风雨式的批判漫骂，已经有一些学者做过论述。<br />　　<br />　　比如蔡明伦的《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15]一文，叙述就颇为详细，仅仅文中提到的参与对万历皇帝批斗漫骂的人名就有李沂、谢杰、王元翰、马经纶、魏允贞、李三才、田大益、张养蒙、马孟祯、许闻造。其中有些人在上疏中对万历的漫骂更是到了歇斯底里，无所顾忌的地步。比如田大益把万历同“夏桀、商纣王、周幽王、厉王、汉桓帝、灵帝、宋徽宗等昏君”并列在一起，蔡明伦评论说“这完全是毫无忌惮、汪洋恣肆，把神宗骂的体无完肤”，他总结说“这些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抨击，前后相继，几乎到了破口大骂的地步，将神宗置于铺天盖地的非议中”。中国历史上谁被大臣这么骂的狗血喷头，大概万历是冠军了。<br />　　<br />　　<br />　　万历被他的这群大臣这么肆无忌惮的痛骂，是否真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不堪到极点，所以才受如此待遇呢？其实不是，蔡明伦在分析原因中说“士风日下，部分言官出于沽名钓誉的私心而故意耸人听闻”，蔡的估计应该还是太保守了，在他看来，仅仅是部分，在我看来，是绝大部分才对。他自己也说“随着明朝中后期士风之日下，士大夫变的趋炎附势，追逐名利，好名之风颇盛”，引用当时曾任过礼部尚书的于慎行的话说“近世士大夫以气节相高，不恤生死，往往视廷杖戍谴为登仙之路。一遭斥谪，意气扬扬，目上趾高，傲视一世，正所谓意气有加也”[16]，大学士许国也愤慨地说：“迩来建言成风，可要名，可躐秩，又可掩过，故人竞趋之为捷径，此风既成，莫可救止。”[17]<br />　　<br />　　<br />　　蔡明伦分析道“既然进言能带来这些好处，一旦冒险成功，升官会比正常情况快，所以一些言官在进言时惟恐不能激怒皇帝，甚至耸人听闻，故作激切，以遂其私”。<br />　　<br />　　时间长了，神宗也知道他们的把戏，早在万历十八年，他就已经揭穿这些言官的真实面目，他说“汝等于常时每每归过于上，市恩取誉。辄屡借风闻之语，讪上要直，鬻货欺君，嗜利不轨，汝等何独无言，好生可恶，且汝等不闻‘宫中府中事皆一体’之语乎？何每每搜扬君过，沽名速迁为？”。但言官们听了神宗的训斥以后，不但不加收敛，反而更肆无忌惮，有恃无恐，猖狂嚣张起来。万历皇帝也拿他们没有办法，只是在他们的无理漫骂攻击中锻炼出来好脾气。当时人，也颇有了解内中情形的。比如于慎行就说：“今上在御日久，习知人情，每见台谏条陈，即曰：‘此套子也。’即有直言激切，指斥乘舆，有时全不动怒，曰：‘此不过欲沽名尔，若重处之，适以成其名。’卷而封之。”[16]<br />　　<br />　　当皇帝能当出这样的好涵养好脾气来，也真是明代才能有的现象。即便现在一般人也很难做到这种面对无理漫骂攻击，还全不动怒。如果满清康熙乾隆这些东西，有人敢对皇帝这样做，砍头是轻，凌迟抄家免不了。甚至是提出正当的意见，都有生命危险。<br />　　<br />　　孟森说过清朝下的一件事情来和明朝的皇帝做对比，“清嘉庆初，编修洪亮吉上书请代奏，亦视朝稍晏等语，严旨立斩，临刑改戍伊犁，遂亦称盛德，视此又何如也！”[18]p81虽然他是拿嘉庆和建文向批评他的大臣道歉做对比，但和万历对比也能说明问题。事实上嘉庆在满清并不算最残暴最无耻的一个皇帝，所以还有人敢提一点意见。但已经是如此，其他如康熙雍正乾隆等有名的暴君，是如何情形就可想而知了。<br />　　<br />　　万历这样的好脾气，居然还被某些人大肆丑化成任性尚气，心胸狭隘。比如阎崇年在百家讲坛的《明亡清兴六十年（1583-1644）》中可以完全不顾事实地说“对万历怠政提出批评的官员，大都遭到惩罚”。而事实真相是却恰恰相反，绝大部分对神宗进行批评漫骂的言官没有得到任何的惩罚（大概也就只有刚开始那个根据万历生病胡编乱造些污秽言辞来污蔑万历的卢洪春被打了六十下屁股）。这才有蔡明伦说的一些言官看到进言时言辞激烈什么事情都没有，“也就更加放心大胆地批评指责，甚至在上奏前四处宣扬，显示其言之激切，以求直言极谏之名”[15]<br /><br />　　<br />　　<br />　　如果说以上的还能完全说明问题的话，那么在册立东宫的争论上，就更可以看出万历的脾气实在好的有些过头了。在册立太子的问题上，万历和文官集团的争斗从万历十四年就已经开始，彼此来回了好几个回合。<br />　　<br />　　到了万历二十年，礼部都给事中李献可等人又联名上疏逼迫万历表态，结果这些人在上疏中居然把弘治年号写错了“弘洪”，神宗抓住这一点进行反击，他批复说“册立已有旨了，这厮每又来烦激，且本内年号错写，显是故违明旨，污戏君上，好生可恶，为首的姑着降一级调任外用，其余各罚俸六个月”[19]。<br />　　<br />　　平心而论，这样的处罚并不算重，如果是满清的皇帝碰到这种错写年号的事情，那么当事者受到的惩罚恐怕就不是这么轻描淡写了，砍头抄家凌迟是预料之中的，事实上满清文字狱中许多事件的性质远比比写错年号要轻的多，但受到的处罚却是残酷到让人如觉在地狱。<br />　　<br />　　这么轻的处罚，内阁接到以后按皇帝的意思拟旨发下执行就是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毕竟大臣给皇帝上疏中出现这类低级错误，确实是粗心草率到极点，至少是不太认真，稍微检查一下都可以发现的错误，如果给皇帝上疏都这么吊儿郎当，这么马虎，那又这么能指望他们对自己工作职责认真呢？加以责罚是有道理的。再说皇帝毕竟是皇帝，这点面子总是要给的。<br />　　<br />　　但明朝的内阁却不是这样，猜一下当时的内阁首辅王家屏是怎么做的？他接到万历的批示之后，一点情面都不给皇帝留，原封不动的把皇帝的批示退了回去，并且还附上自己的反驳意见，把皇帝的批示反驳的似乎一无是处。结果“对于首辅敢于封还御批，神宗十分不满，又不便于发作”[2]p500，最后只能又当自己是哑巴吃黄连了，干脆采取鸵鸟政策，以沉默对抗。<br />　　<br />　　谁知道内阁首辅王家屏看见皇帝对他的反驳装聋子，还觉得不满意，不依不饶，牛脾气发作，干脆假称自己生病，不理政事来要挟，再接着就是辞职来要挟。万历皇帝被他逼到了这份上，也是哭笑不得，只得派了一名文书官到王家屏私邸，递交手谕，表明自己态度，要王家屏出来办事。手谕中是这么说的“迩年以来，善事小臣狂肆不道，逞意激扰，姑以薄罚。卿为佐治，见此要名不义之徒，自宜调停厝处，缓词解谏，却乃径驳御批，故激朕怒，甚失礼体。及朕怒起，卿又不忍受，假疾具疏，文言求去。朕思卿真欲以此挟君废政，沽名逸卧，岂人臣之义哉！……方今国务多艰，卿忽然高卧，其心可安乎？卿既有疾，准暂假数日即出，入阁办事”[20]<br />　　<br />　　<br />　　万历也算是好话说尽，谁知道这个王家屏，执意要辞职回家，尽管万历再三挽留，他也不肯答应。最后万历无奈，只能放他回去了事。<br />　　这样的事情大概也只有明朝才能发生，换一个朝代，换一个皇帝，结局就可能大不相同。满清统治下，哪个大臣敢这么做，敢对皇帝这副腔调！那他要考虑的不单是自己的那条命，而是自己全家老小的命了！<br />　　<br />　　酒色财气暂且分析到这里,但是事远没有完，只能算个开头。毕竟酒色财气还仅仅是针对万历个人品行，至于要把明朝灭亡这样的大罪责推到万历头上，仅此当然不够。对万历的污蔑指责更厉害的还在后面，我们不妨还是一个个看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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