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开元华人社区开元周游

标题: 世界通史 [打印本页]

作者: 陵光 时间: 13.6.2007 13:16
世界通史 弁言 本书系在国立复旦大学文法学院讲授世界通史之讲稿。讲授之时，常由学生笔录。后来也曾分发油印讲义。但以人数太多，极感不便，乃扩大成书。编著之时，著者自己曾有几个意见，兹写出于后，或可作为读者了解本书之一助。 一、世界通史并非国别史之总和。这一点治史的人未必不晓得；但史学家仍有以国别史之总和为世界通史者。例如斯密兹（William Smith）氏的《史家世界史》（The Historians History of the World）一书，虽规模宏大，共二十五卷；然内容却是几十种国别史之总和。本人不认国别史之总和为世界通史，故叙述时，力避分国叙述的倾向，而特别着重世界各地相互之关联。 二、欧洲通史并非世界通史之中心所在。欧洲学者著世界通史，偏重欧洲，情有可原；且十五世纪以后，欧洲人在世界各地本也非常活跃。但十五世纪以前，所谓世界活动，几乎只限于亚、欧、非三洲之间，因此我们断不能忽视亚洲及欧亚之间的活动。故书中叙述，力求平衡，期毋大偏重于某一方面或区域。 三、进化阶段，不能因难明而予以否认。世界各地历史的演进，无不有阶段可寻。典型的阶段为由氏族社会时代到奴隶经济时代，再到封建时代，再到前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时代，然后到社会主义时代。例如本书第一篇第三、第四两章所述六个古文化区，都有城市工商，都有阶级对立，都有奴隶劳动，都有城市国家，都有金属器物，都有文字记录；就这种种看，都与奴隶经济阶段相当。著者虽力避机械的公式主义之嫌，然进化阶段，却不能抹煞。故凡可以指明之处，必予指明。 四、概括的叙述不能转为抽象的空谈。黑格尔分史书为三类：一曰本原的历史(original history），重具体的描写；二曰反观的历史（reflective history），重一般的趋势；三曰哲理的历史（philosophical history），重抽象的“理念”。由描写到概括，由具体到抽象，这是合乎科学上之经济的原则的。但黑格尔把抽象的“理念”作为具体的事情之所由生，先具体的事情而存在，则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了。我们很重概括的叙述，但不能离开具体的事实而作抽象的空谈。本书的篇、章、节、目，都是从具体事情申概括出来的，但并不是抽象的观念。 全书写成，请朋友校阅一遍都不可能：一则朋友都忙于生计，无暇及此；二则邮寄往返，也困难万分。只好就此付印。书中文字，仿拙著中国通史之办法，分为两种：高一格者，偏重较为抽象、较为概括的叙述；低一格者，偏重较为具体、较为详细的说明。所有特别名词，译成中文，无论如何，都不能正确，只好随时把原文注出，期使读者能因原文而得多少印象。至于书后附录中英名词对照表的办法，未予采用，盖恐读者遇到译名，未必有工夫到书后看对照表也。为替读者省麻烦，尽可能把原名在文中注出。参考书籍，著者自己所藏原来不多，几本常用的书，也在战争中损失完了。编著之时，最感困难的，便是书籍的缺乏。迫不得已，只好将可能借到的书籍作为参考，其不完备，实无可如何。每章所用过的书，都指出篇章或页数，附列在章末，藉便读者参考。书中纰缪之处，尚望读者不吝赐教。 一九四九年四月谷城

作者: 陵光 时间: 13.6.2007 13:19
第一篇远古文化之发展 第一章人类之起源 一宇宙之大略 太阳系世界通史之所谓世界，系以整个地球上的人类为范围；这范围似乎是大极了。但地球自己只是构成太阳系的一个行星，比起太阳系来，却又小极了。 所谓太阳系者系以太阳为中心，及环绕这个中心的许多行星所构成的一个体系。行星即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及冥王星等是也。太阳自身的直径凡八六六四○○哩。各行星的直径大小不等：如靠近太阳的水星的直径为三○三○哩，而离太阳最远的海王星（姑且将冥王星略而不谈）的直径则有三四八○○哩。至于各行星离太阳的距离，若以百万哩为单位，则可列成下表： 直径（单位哩）离太阳的平均距离（单位百万哩） 太阳八六六四○○ —— 水星三○三○ 三六 金星七七○○ 六七 地球七九一八九三 火星四二三○ 一四一 木星八六五○○ 四八三 土星七三○○○ 八八六 天王星三一九○○ 一七八二 海王星三四八○○ 二七九二 海王星距离太阳有二十七万万九干二百万哩，其轨道所构成之圆圈自然是很大了。据天文学者估计，这个圆圈的半径，亦即太阳与海王星之距离，差不多三○○○○○○○○○哩！其所包括之面积不下三○“梯立连”（trillion照英国计算法，系一数附十八个零者）方哩，可谓大矣。 银河系地球与太阳系比较，地球固然很小。但太阳系若与银河系（galactic system）比较，太阳系却又是很小的。 当清夜无云的时候，我们仰视天空，能看出一条横亘天空的白带，系由光芒微弱的众星所构成的，那便是银河。构成银河系的众星，其数不下一○○○○○○○○○○○。肉眼所能看见的至多三○○○个；即用高度的望远镜，也只能看出一二○○○○个来。太阳在太阳系中是主脑、是中心。然在银河系中却只是众星之一。在银河系的众星之中，每一个星有七○○○○“色梯连”（sextillion照英国计算法，系一数附三十六个零者）立方哩以为活动的空间。构成银河系的众星总数有那么多，而每一个星的活动空间又这样大，则银河系之伟大可以想见。 超银河系的全宇宙太阳系与银河系比，太阳系固然很小。但银河系若与超银河系（extra–galactic system）比，则银河系又是很小的。 据爱丁敦（Sir Arthur Eddington）的估计，一○○○○○○○○○○○星体构成一个银河系；一○○○○○○○○○○○银河系构成一个全宇宙。是全宇宙所包含太阳一样大的星体凡一万“梯立连”这样大的数目，实人力所不易想像的。然而这个数目却代表全宇宙星体之数，且每一个星体之大又是可与太阳相伯仲的。果如是者，则宇宙之大更非人力所能随便想像。 宇宙的原始与前途一九三一年一月，爱丁敦氏在数学会上演说称：“大约每一五○○○○○○○○年，宇宙的半径必大一倍；其全体之大亦必依此循几何级数永远扩大下去。”照爱丁敦氏这个说法，我们从现在上溯到宇宙起源之时，其半径只有十万万零六千八百万光年（光行速度，每秒钟行十八万六干哩），即六○○○“梯立连”哩。当时宇宙的情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爱丁敦以为最初的宇宙情形俨然为质子与电子平衡分布之状；所有质子与电子无限分布，充满一切空间；有一很长的时期，几乎维持一种完全平衡的状态。质子电子分布的密度，大约每一立方公寸的空间之内只有一个质子和一个电子，其稀薄几乎不能想像。当时寂静非常，一无所有。但到后来，渐渐有小小的不规则的倾向，于是乎进化开始。这些不规则的倾向使第一个质子或电子跳跃起来，其事好像去今并不甚远。 宇宙的原始，照爱丁敦的讲法，略如上述的样子。至于宇宙的前途，将是怎样呢？这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完全悲观的看法，以为宇宙各星体正在放射能力，一旦把所有的能力放射完了，宇宙便完全归于熄灭。纯斯（Sir James Jeans）氏持这个看法。 纯斯氏警告我们，谓太阳每日要减少重量三千六百亿吨。这减去之重量恰恰为二十四小时内放射出去的热力之重量。放射出去的热力正荡漾于空间，且很显然的要继续荡漾下去，终至归于乌有。在一切星体上，物质重量之转变而为放射热力，情形正同。这种浪费的放射是否可以弥补？宇宙全体是否为循环的？热力学上第一个原则告示我们：能力是不灭的。能力可由某一种形式变成另一种形式，它的总量，无论如何变化，终无增减；所以宇宙能力的总量应该是不变的。不错，能力继续不断的变，只在形式方面。但变化的方向常有向上与向下之分，且向下的变化总要比向上的变化为普遍。举例说吧，光与热两者都是能力的形式；要变一百万“欧格”（erg计算工作的一种极小的单位）的光能为一百万“欧格”的热力，非常容易；但是反过来的变化却是不可能的。按照热力学上第二个原则讲，热自己不能由某一体渡到另一更热的体上。果如是者，则渐渐冷却下去是不能免的。然而能力的走下坡路又不是全无止境。一旦走到尽头，能力也许仍在，但变化的本领却全然消失。一旦走到这个地步，宇宙便入了最后的境界；届时，任何可以化为乌有的原子，必已化为乌有，其能力则转变为热力而永远荡漾于其周围的空间。至是宇宙便趋于毁灭。 另一种看法，与此既相同，又相反。相同之点是认〔为〕宇宙正逐渐放射能力，终必停止其自身之活动。相反之点则在不悲观，且信宇宙终必有所成就，然后再归于寂静。持这样一个看法的是爱丁敦。 依爱丁敦的估计，宇宙在原始的时候，其半径为十万万零六千八百万光年；且按纯斯氏的计算，物质之创始，大约系两百“必连”（billion照英国计算法，系一数附十二个零者）年以前的事。究竟宇宙如何同手表上的发条一样渐渐转紧，后又复返于松弛，固不易言。但松弛的趋势确实开始了。且宇宙涨大的速率，爱丁敦也已完全告示了我们。不过爱丁敦对于万有的终局，很抱乐观；时间与空间是否终将化为乌有，他虽没有明白说出，但他却不是抱悲观的。他说：“我宁愿认定宇宙终必成就某种伟大的进化计划，迨可以成就的东西都成就了，然后再跳入寂然不动的境界；我却不愿认定宇宙为陈陈相因的。我宁愿做一个进化论者，不信宇宙之陈陈相因。” 第三种看法则与上述两种看法都不同。认为宇宙决不至归于熄灭，相信原子的转变过程有一种创造过程与之相随。米立根（Dr. Robert Andrew Millikan of Pasadena）氏持这样一种看法。这完全是一种乐观的看法。 爱丁敦氏与纯斯氏都不相信宇宙走下坡路的这个趋势终久有扭转来之可能；换句话说，即不相信宇宙有再建或重造之可能。米立根氏的见解则与此完全相反。他是“宇宙光”（cosmic rays）的发见者，是美国一位最能干的物理学家。他以为在各星体上的简单原子创造为复合原子之创造过程中，就是宇宙光的根源之所在。关于宇宙光，已经有三事是可以确知的：一、宇宙光的密度，昼夜完全一样，所以是独立于各星体之外的，且好像来自星体与星体之间。二、宇宙光不受地球上磁力场的影响。三、宇宙光穿透的能力极大，且非常坚强；不过在十五又二分之一公里的高处，所有的宇宙光并不是都具有同样的穿透能力；在彼处，柔弱的宇宙光不能穿透大气的全部。米立根氏举出许多很好的理由来证明他的信仰，他确信：要转变原子，使发挥应有的能力，非有“原子创造过程”（atom–building process）不为功。宇宙光实是这种创造过程的信号。这种过程在星体与星体之间，至少能自较轻的原素中创造出若干较重的原素来。实验的证据自然是有的。如许多原素成自氢与氦，氦原子便是四个氢原子所构成。

作者: 陵光 时间: 13.6.2007 13:26
二地球与生物 地球的生成地球是太阳系中的一个行星，其生成过程就在太阳系的生成过程内。关于太阳系的生成，初有康德（Immanuel Kant）氏所创始，拉普拉（P. S. Laplace）氏所修正之星云说（nebular hypothesis）。其大意以为太阳、行星以及环绕行星的卫星等，最初只是一团俨如云雾的稀薄液体。这液体就叫星云，所占区域很广，温度很高，沿着一个中心，如现在太阳所在的地方而旋转。后来星云渐渐凝结，因着离心力的作用，赤道上形成许多轮圈。更后轮圈分离，变成许多小团；每团自行凝结，就成许多行星，地球即其中之一。 星云说之外，又有摩尔登（F. R. Moulton）氏及辰伯林（T. C. Chamberlin）氏之两星突遇说（encounter hypothesis）或微小星子说（planetesimal hypothesis）。两星突遇说以为太阳与另一恒星有一次突然接近，太阳因这恒星的引力作用发生激烈的潮汐作用，同时潮汐作用又产生太阳的爆发作用，将气体物质爆发出来。从太阳爆发出来的气体物质，被这突然接近的恒星之吸力扯到太阳的旁边。据秦斯（J. H. Jeans）氏说，这时凝结作用开始进行，气体物质乃分裂为许多独立的体积，遂成行星。行星表面之溶质渐渐冷却，变为硬壳，遂成今日的状态。不过辰伯林氏觉得气体凝结成星体的事实，颇与一切有关气体之律则相违，断不容易出现。为要克服此一困难，又假定凝结而成者为许多形状不同，且极微小的星子；微小之若干较大的核心吸引着其他星子，各在自己的道路上运行。但因微小星子运行的道路彼此并非完全平行，于是发生冲突。冲突的结果，较小的星子并入较大之核心，于是核心增大，成今日之行星。据说地球便是这样成功的。 直到最近，两星相遇说，或微小星子说，颇得广泛的承认，大家以为是说明太阳系及地球之起源的最完备的学说。然而在最近几年中（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号Astrophysical Journal杂志），这学说又遇新困难。其困难之根本为：自太阳爆发出来的气体物质热度太高，其中各个分子运行的速度太大，无法因冷却而凝结成行星。虽然冷却凝结之速度固然也是很大的，但终赶不上爆发物运行之速度。据最可靠的计算所表示：就是在最适当的条件之下，爆发物凝结的过程所需之时间，较爆发的过程所需之时间，要大一百多倍！换句话说，气体爆发如此之快，不待因冷而凝结成体，便已完全发散。果如是者，不独一切行星及地球无法因冷却而凝结成体，即所谓微小星子的自身亦无法因冷却而凝结成体。于是地球之生成问题，可以说至今尚无十分圆满之解决。不过我们现在无妨一面接受着较为可以接受的学说，一面期待新说的发明。 生物的环境地球成就以后，即为生物发荣滋长的绝好场所。原来生物的发荣滋长，并不是任何处所都可能的。太热的地方固不可能，太冷的地方也不可能。例如太阳及其他一般的星球上面，便不能有生物的发展；因为在这些星球上面，热度太高，所有物质均呈气体状态，因之复杂而完整的生物便不能形成。其次在星球与星球之间也不能有生物出现。因为生物的生成不能离开新陈代谢作用；而新陈代谢作用又离不开物理化学的变化过程。然物理化学的变化，在星球与星球之间的空处，因温度太低之故，不能发生。于是生物的发生，生物的形成，必然限于不太冷也不太热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在整个太阳系中，几乎只有地球上才寻得出。地球的外壳薄层内，地球的海洋中，地球的空气中，都是生物发荣滋长的地方。地球之所以能供生物以优良环境，就纯粹物理的条件言，约有下之数者。 一、地球与太阳的距离，恰到好处，不太远也不太近，因之能保持一种不太冷也不太热的温度，便于生物的生存。 二、地球轨道的外离，以及地球轴心的内倾，使环境的条件上发生季节的变迁。 三、地球上水陆的分量，其分配恰到好处。 四、又地球本身的大小，以及自转公转等条件。使它能够维持一种适于生物生存的气氛。 岩石的纪录地球上自有生物以后，其遗迹常成为化石，被保存于地壳上的各岩石层中。于是地壳的各岩石层，俨然一页一页的书，为生物进化的具体纪录。最初成就的岩石层，照岩层成就的先后次第说，当然在后来陆续成就的诸岩石层之底下。但因火山的爆发作用，或其他地壳变动的影响，常转变位置，现于地球表面，可供学者研究。例如北美坎拿大地方，露出此等岩层很不少；其中生物存在之遗迹，尚一无所见，因此学者就称此等岩层曰无生岩（Azoic rocks）。不过无生岩的某些部分常含有铅状矿物之石墨及赤黑色之氧化铁。地质学者以为此等物质能够变化成功之时，亦必生物能够发生滋长之日，因此有时又称无生岩曰始生岩（Archaeozoic rocks）。无生岩或始生岩之上的岩石曰元生岩（Proterozoic rocks）。元生岩中，确有生物之遗迹。此等最初出现的生物遗迹，有藻类之下等植物，或印于海底泥上之虫类的足迹，以及栖息海中之微小动物的骨骼等。 位于元生岩之上的，为较新的古生岩（Palaeozoic rocks）。在古生岩的时代或古生代，生物已很发达，其种类也颇众多。始则有下等海产物如贝、蟹或海藻类等，后则渐有高等之鱼类，更后便有生活于陆地上之动植物。古生岩初期所占时间特长，海中下等生物，如自由匍匐水底者，生根于泥沙中者，或游泳于水中者，在初期均已出现。当时海中，有著名之动物，叫三叶虫，为古生代保留下来之仅有的完整动物化石。此外有长至九呎之海蝎，为很大的无脊椎动物；有海豆芽，一名女冠，又名三味线贝，为具贝壳二枚之动物；有笔石，为附生于海底之草状动物；有混生于草状动物间，叶随波动之海草等。不过这一时期，生物虽很发达，然步行陆上，或飞翔空中．乃至在水中善于游泳之动物等均没有出现。陆上全为不毛之地，无动物亦无植物；一切有生命者都潜伏于水中。直到古生代的后期，鱼类、两栖类及沼泽中的植物等，便繁殖起来。 位于古生岩之上者为中生岩（Mesozoic rocks）。这一层岩石中所藏动植物化石都很多。在中生岩的时代或中生代，生物之种类非常多，生物分布之范围也非常广。这一时代初期的植物，如苏铁、如松柏等已完全离开水区而生于陆上。陆地的低处，有羊齿类及形状矮小的树木到处丛生。唯青苍杂草及美花植物尚不多见。至于动物，以爬虫类为最繁殖；故这一时代直可称为爬虫时代。爬虫类与两栖类不同。两栖类为产卵及初期发育方便计，不得不出入水中；爬虫类则不然，除生活上必需水分之蝌蚪时代以外，完全与水脱离。爬虫类之最大者为恐龙（Dinosauria），故这一时代又称恐龙时代。恐龙形状怪异，种类繁多。有体长百呎之巨龙（Jigantosaurus），有体长八十余呎之梁龙（Diplodocus），有与上两者相似之雷龙（Brontosaurus），体长亦六十余呎。有肉食性之恐龙，专食温和之草食动物，其名曰暴龙（Tyrannosaurus），体长四十余呎。此外与此相类之恐龙还很多。至于飞翔空中的，已有真正之鸟类。鸟类之最古的化石，有德国巴威利亚（Bavaria）地方所发见之始祖鸟（Archaeopteryx）。海陆空三界的动物，在中生代都已有了。至于生物分布之区域，在中生代，亦愈扩愈大。古生代陆上生物之传播，大抵限于低湿的沼泽，或河海的附近；至中生代，则已扩大至原野，更由此进至丘陵或山腹。 位于中生岩之上者为新生岩（Cainozoic rocks），此为最新成就之地层。在新生岩的较新之地层中，有关于人类最古之遗迹发见。新生岩的时代或新生代，实哺乳动物、人类、禾本科植物及陆上森林繁殖之时代，离现在已很近了。 地球生物进化表地球的各岩层，以及各岩层所保存的生物化石，正显示着地球及生物进化的秩序。至于地球及生物进化至现在，究竟经过了多少年？关于这一层，有些学者只把各层的先后秩序列出来，而不标以实在年数。例如葛拉普（A. W. Grabau）就是这样做。他说： 有人计算地球的年纪有几百兆，有人或两倍之，有人或三倍之。各人的数目虽然互有出入，但是对于大体而言，如同种树的，多数几杪，少数几杪，没有大妨碍。我们计算地质时代采用的单位就是纪（period）。一纪有多少年，我们尽可以不必管他。因为平常计算时间的最大单位一一年一一在我们脑筋中，虽然有很大的价值；但是按到地质学里边“纪”的中间，就算不了什么了。 也有些学者把实在的年数举出，但只认定各时代相互间年数之比较关系不变，而各时代之总年数是可以自由增减的。例如石井重美就这样做，他在《世界之成因》一书中把各时代之比较年数列表如下： 无生代或始生代，约在八千万年（乃至八亿年）前至六千万年（乃至六亿年）前；为生物未详之时代。 元生代，约在六千万年（乃至六亿年）前至三千六百万年（乃至三亿六千万年）前；为小形下等动物、水母及下等植物之时代。 初期古生代，约在三千六百万年（乃至三亿六千万年）前至二千六百万年（乃至二亿六千万年）前；为海蝎及三叶虫等无脊椎动物之时代。 后期古生代，约在二千六百万年（乃至二亿六千万年）前至一千四百万年（乃至一亿四千万年）前；为鱼类、两栖类及沼泽植物之时代。 中生代，约在一千四百万年（乃至一亿四千万年）前至四百万年（乃至四千万年）前；为爬虫之时代。 新生代，约在四百万年（乃至四千万年）前至现在；为哺乳动物、人类、禾本科植物及陆上森林之时代。 其说明云：地球之年龄，自寿命短促之人类视之，为时至长，且仅能以数千万年、数亿万年之大数字计算之。故前表所示之数，读者可自由十分之或二倍之；即数之增减，无或抗辩者。至于各时代相互间年数之比较关系，大都一定。若将前表中之八亿年二分之为四亿年，则新生代初期之四千万年亦不得不二分之为二千万年（中间各时代皆同）。故无论其全体之总年数如何，当生物界进化至后期古生代的状态时，地球已经过年龄之半或一半以上。关于此点。关于此点，多数地质学家之意见，大都一致。 实在说来，除了各时代相互间年数之比较关系相当确定以外，至若关于地球之总年龄，各家意见是极不一致的。例如对于地球上最古岩石年龄之推测，地质学家与天文学家之间有十 六亿年与二千五百万年之大差异。物理学者克尔文（lord Kelvin）氏谓地球之年龄在二千万年至四千万年之间。物理学者达尔文（Sir George Darwin）氏谓自月球离开地球时以至于今，其间所经年载，约为五千六百万年。地质学者基启（James Geikie）氏渭沉淀岩长至现今之状态，其沉淀堆积所历时间，须一亿年至四亿年。这可见关于地球年龄，各家推测之不一致。一九四○年，韦迈斯特（W. H. Werkmeister）氏发表《科学之哲学》（A Philosophy of Science）一书，其中有一进化时代表，似尚完全，兹录2于后，以供参考（此表年数与石井重美氏所列者不同）。 从前古生代称第一纪，中生代称第二纪，近生代之第三纪称第三纪，近生代之冰河纪称第四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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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陵光 时间: 13.6.2007 13:37
三人类之起源 人类出现之时代就上节之表看来，人类出现之时代，正在近生代第三纪的最新期，其时代在二百万年以前。不过关于这一时代的人类遗迹，已经考古学者断定无何题的，并不多见。只有冰河时代人类的遗迹才是确无问题的。因之冰河时代，毫无疑问是人类出现的时代。 当新生代初期，地球轨道，因天体之摄引，渐次变成椭圆的，地轴在轨道面倾斜。其倾斜之度，年年增加，夏至点与近日点渐次离远；冬季渐次比以前为寒冷，且所占之时间逐年增长。气候既变为寒冷，冰雪交加，不易溶解；年复一年，遂成冰河，由北方向南方侵袭。近生代第三纪最新期过去之后，南侵的冰河便首次把欧洲、亚洲、美洲许多地方都淹没了，是曰第一次冰期（first glacial stage）。后以气候转暖，冰河退却，是曰第一次间冰期（first interglacial stage）。此后接着便是第二次冰期；第二次冰期之后，便是第二次间冰期；第二次间冰期之后，便是第三次冰期；第三次冰期之后，便是第三 次间冰期；第三次间冰期之后，便是第四次冰期；第四次冰期之后，直到现在称曰后冰期（postglacial time）。自第一次冰期至后冰期，一共八个段落。后冰期这一段落，即自第四冰期之退却到公元之开端，据奥斯本（H. F. Osborn）氏估计，约历二万五千年。以此为一单位，衡量各冰期，恰巧各冰期各占一单位，即各历二万五千年。至于间冰期，有的占三个单位，有的占四个单位，有的占八个单位。自第一次冰河发生，直到公元开端，约有五十万年。 上举八个段落在这五十万年当中所占年数，以及出现的人类，奥斯本氏折衷各家的估计，列成下表： 一、第一冰期，——占一单位，——历二万五千年，——开始于公元前五十万年之顷。 二、第一间冰期，——占三单位，——历七万五千年，——开始于公元前四十七万五千年。 这一期为直立猿人时代。 三、第二冰期，——占一单位，——历二万五千年，——开始于公元前四十万年。 四、第二间冰期，——占八单位，——历二十万年，——开始于公元前三十七万五千年。 这一期为海德堡人时代。 五、第三冰期，——占一单位，——历二万五千年，——开始于公元前十七万五千年。 六、第三间冰期，——占四单位，——历十万年，——开始于公元前十五万年。 这一期为皮尔特当人及前尼安德特人时代。 七、第四冰期，——占一单位，——历二万五千年，——开始于公元前五万年。 这一期为旧石器前期的结束时代，亦即尼安德特人时代。 八、后冰期，——占一单位，——历二万五千年，——开始于公元前二万五千年。 这一期为旧石器后期的结束时代，亦即克罗麦农人时代。 人类遗迹之发见一八九一年，荷兰一军医官杜波伊（Eugen Dubois）氏在南洋爪哇突尼尔（Trinil）地方的凝灰岩中，发见人类的头盖骨、大腿骨、上齿骨等；后经详细研究，定名为直立猿人（Pithecanthropus erectus）。这个名字中erectus系特指腿骨，杜氏根据这骨头的作用，断定这种人类之能直立，实与今人无异。一九○七年，德国南部海德堡（Heidelbergensis）地方发见人类的下颚骨，这颚骨所代表的人类，舒东沙（Schoetensack）氏名之曰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彭纳里（Bonarrelli）氏名之曰海德堡古人（Palaeanthropus Heidelbergensis）。因这颚骨上的齿不同于猿人（Ape-man），而与真正人类无异，因之这种人便为“真正人类”（Homo sapiens）。又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三年英国南部 海岸皮尔特当（Piltdown）地方之砂砾中亦发见人类头骨；发见者为道孙（Dawson）氏，因名为道孙曙人（Eoan-thropus Dawsoni）。一八五六年，莱茵河畔尼安德特（Neanderthal）洞 中曾发见人类头骨。此类头骨，奥大利、比利时、法兰西各国境内都有发见。其所代表之人类曰原始人（Homo-primigenious）或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自一八五六年到一九一一年间，各地发见极多。一八六八年，拉特（Iartet）氏在法国克罗麦农（Crô-Magnon）地方的洞穴中发见人类头骨，其代表的人类即名曰克罗麦农人。这种人出现的时代在后冰期，离现在不远，故其遗迹特多，自一八六八到一九十四年间在各地发见的极为可观。 上述人类遗迹，以直立猿人的遗迹所代表的人类为出现最早者。但比此更早的人类遗迹，近来也有发见，震惊全世界的北京人头骨，即是一例。一九一八年三月北京政府矿政顾问瑞典人安徒生（J. G. Andersson）氏在北京周口店调查确定该处有人类遗迹可以发见；一九二一年开始发掘，其所得结果，发表在安氏“中华远古之文化”（An Farly Chinese Culture）一文中（一九二三年中国地质调查所专刊第五号）。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九年所获更多，计有牙齿、牙骨、头盖骨及许多石器。其所代表之人类，葛拉普（A. W. Grabou）氏径称之为北京人（Peking man）；后以所得证据多了，又由步达生（Dr. Davidson Black）氏确定其名称曰北京人（Sinanthropus Pekinensis）。步氏认此为真正人类与人猿（Manape）之间的人类，出现于旧冰期（old pleistocene），且值旧石器时代最早的一阶段。据安徒生氏推断，北京人出现的时代，似比直立猿人出现的时代还要早。不过，最近又有人说，北京人并不比爪哇直立猿人为早，而系与之同属的。较北京人及爪哇直立猿人更早的，实为荷兰生物学家王林（Koernigswald）氏在香港所获得的巨人遗迹。杨钟健氏在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上海大公报上发表《人类化石研究之近况》一文，其中有云：荷兰古生物学家王林氏在爪哇工作，他曾在香港药肆中购得若干化石牙齿；其中之一，认为极有兴趣，与人类大有关系，他定名为步氏巨猿（Gigantopithecusblacki）。一九四五年，魏登瑞（Weidenreich）氏出了一本书，叫《爪哇及中国南部之巨人》，即为关于香港牙齿及爪哇最后找见的猿人的初步报告。魏氏以为中国的北京人，爪哇的直立猿人是同属的。爪哇猿人发见在先，中国北京人发见在后，应该废除旧有的名词，名北京人为北京爪哇人，爪哇人则仍称直立爪哇人。至于在香港发见的巨猿，以前以为是真正的猿，后来研究的结果，也认为是人而非猿。符合实意的名称应该叫作巨人（Giganthropus）。这巨人的性质，比北京人、爪哇人均为原始，魏氏并认为是中国的祖先。到现在为止，这巨人的遗迹实代表最早而最原始的人类化石。 人类起源之地方关于人类起源之地方，有好几种学说：有西欧起源说，有北亚起源说，有中亚起源说等等。奥斯本（H. F. Osborn）氏对于这些学说，都有详细的介绍；他自己则主张人类起源中亚者。西欧起源说所持理由，不外两点：一曰西欧所出现的人类遗迹特别多。自一八二三年到一九二五年的九十八年中，西欧所发见属于旧石器时代及曙石器时代的人类遗骨，不下一百一十六件。计属于皮尔特当人者两件，属于尼安德特人者四十件，属于克罗麦农人及其他旧石器时代后期人类者七十四件。又属于旧石器时代以后，新石器时代以前的人类遗骨，亦发见二百三十六件。两下合计，西欧所发见者凡三百五十二件。二曰其他各地所发见的人类遗迹特别少。在上述的同一时期之内（一八二三到一九二五年），亚洲方面，只有一八九一年在爪哇发见的直立猿人遗迹。至于北京人的遗迹，一九二一年才开始发掘，当时所得并不甚多。至于非洲、美洲、澳洲各处，更无所发见。因此两点理由，哈德里卡（Hardlicka）氏等所倡之西欧起源说一时很为兴盛。其次北亚起源说，国利伐（Quatrefages）氏等主之。氏于二八八九年发表《人种通史》一书，一方面批驳人类祖先并起各地之理论，另一方面则注意探求人类出现之中心地点。氏对洛登斯裘（Nordenskіőld）氏之理论亦表示赞成，以为爱斯基摩人（Eskimos）在人类中实为北方最早出现之人种；并发为原始民族南迁之理论，以为原始民族实被北方冰河所迫，而由北亚的中心地点南移，驻足于各地者。 又其次为中亚起源说，倡始亦很早。一八五七年，莱底（Joseph Leidy）氏研究人类之原始种族时，即持人类起源中亚说。一九一一年二月，马爵（Dr. William D. Mathew）氏在纽约科学院讲演“气候与进化”时，力言中亚高原为人类起源的地方。这地方现在虽较为荒僻，人口亦较为稀少；但其四周，有文化发展极早的区域。例如西边，有迦尔提（Chaldea）、小亚细亚、埃及等古文化区；南边，有印度古文化区；东边，有中国古文化区。在史前时代、古典时代以及中世纪，有许多民族陆续从这地方涌出，侵入其邻近各地：南入印度，东入中国，西北则经过阿拉斯加入北美及中南美，东南则经马来亚入澳洲。故中亚起源说，并非没有理论的根据。因此奥斯本氏自己亦主此说，不过证据尚待发掘搜求。 蒙古或为人类起源地奧斯本氏颇认蒙古可能为人类起源的地方。氏以为人类之发展，最初都在野外，后乃进到洞穴；野外住居之民远较洞穴住居之民为早出现；洞穴居民实由野外居民进化而来。人类初在野外，因受气候的煅练，因受种族竞争的影响，因受迁徙自由的引诱，遂走上进化之途，培植出各种能力，尤其是体力与道德。这种民族一旦遇着气候突然转冷，不得不寻找洞穴生活。生活既由野外转入洞穴，体力与道德的发展乃随着转而为智力与精神的发展。已发见的人类，如爪哇猿人，如皮尔特当人，如海德堡人等。其所处的环境，都不是旷野，他们都是由野外居民演进而来的洞穴居民，因此他们必定有一个更远的“祖族”，是经营野外生活者。何处是这“祖族”所栖息的原野呢？其地或者就在蒙古。再者人类最初的发展，以高原为适宜。高原生活艰难，颇能培植生存能力。至于肥沃而易于生存之处，反足以使人类退化或不进步。南美印第安人处于肥沃的森林之中，比起旷野或高原的人来，反为落后，便是明证。蒙古恰恰是一高原，有旷野，也有树林；土中有潮气，但又半带沙漠性。动物性食物与植物性食物都不很多。在这地方的生存竞争相当激烈，因此剌激人类使发展许多本能，使他们练习运用木制及石制武器，以经营游猎生活。所谓曙人或曙石器时代的人类，在 图片缺失（25页） 主要人种自中亚向各地分布的趋势 蒙古利亚人（Mongols） 高加索人（Caucasians） 内格罗人（Negroes） 亚美利加人（Americans） 奧斯达利亚人（Austrians） 这里便发展为善走善猎的民族。其野外生活，因受寒冷气候的影响，复促成最初建造住所的技能，以及用火取暖的习惯。 总而言之，人类起源于蒙古高原的主张，颇与几项已经确定的原则相合。这几项原则即是：第一，凡天然现成的食物很丰富的地方，或不费气力可以取得食物的地方，如热带或半热带等处，人类的发展常常停滞不进，或且有倒退的情形。第二，人类最初的智慧以及最早的文明，都是在旷野养成的；这些地方，天然现成的食物不十分多，人类不费气力便不容易得食，甚至不能生存。第三，当近生代第三纪的时候，亚洲所有多雨量、多丛林的卑湿之地，换言之，即容易觅食之地，都只便于“人猿”虽能生存于欧亚各种卑湿肥沃之地，而曙石器时代的人类，则只能出现于中亚气候相当干燥的高原。奥斯本这种见解，自从一九二三年德日进（Père Teilhard de Chardin）、李桑（Père Licent）二氏在华北鄂尔多斯发见三处人类遗址之后，颇得了有力的证据。将来这等地方可能发见尼安德特人种。 人类的祖先人类为生物进化的最高一级。凡没有达到这一级的一切生物，都可以视为人类的祖先。赫克尔（Ernst Haeckel）氏著《自然创造史》（History of Creation），便持这个见解。他分人类的祖先为三十级，其前半祖先有十一级，概为无脊椎动物。其名称如下： 第一祖先级，为无构造的原始生物； 第二祖先级，为单细胞藻类； 第三祖先级，为变形虫类； 第四祖先级，为鞭毛动物类； 第五祖先级，为空球动物类； 第六祖先级，为原肠动物类； 第七及第八祖先级，为扁体动物类； 第九祖先级，为蠕形动物类； 第十祖先级，为鳃肠动物类； 第十一祖先级，为原始脊椎动物类。 其后半祖先有十九级，概为脊椎动物，其名称如下： 第十二及第十三祖先级，为无头类； 第十四及第十五祖先级，为圆口类； 第十六祖先级，为原始鱼类，即软骨鱼类； 第十七祖先级，为硬鳞鱼类； 第十八祖先级，为肺鱼类； 第十九祖先级，为原始两栖类； 第二十祖先级，为鳞蝾螈类； 第二十一祖先级，为原始爬行类； 第二十二祖先级，为哺乳的爬行类； 第二十三祖先级，为原始哺乳类； 第二十四祖先级，为有袋类； 第二十五祖先级，为半猿类； 第二十六祖先级，为西方猿类； 第二十七祖先级，为犬猿类； 第二十八祖先级，为人猿类（Man-like Apes, Anthropoides） 赫克尔于此云：现今尚生存诸猿类与人类最近者，为颇大无尾的狭鼻猿类，如亚洲之猩猩及长臂猿，及非洲之大猩猩及黑猩猩。此等人猿，大概于近生代第三纪之中新期起源。惟人类之直接祖先，不能于现在诸人猿中直接求得，当于既灭绝的诸人猿中求之。 第二十九祖先级，为猿人类（Ape-like Man, Pitecanthropi）。 赫克尔于此云：此等猿人大概起源于近生代第三纪之最新期，出自人猿，能直立行走。爪哇所发现之直立猿人，似属此类。然彼等尚缺乏人类之主要特征，缺乏具有音节之语言及高等意识。此等猿人，即无语言的人类。 第三十祖先级，为人类。 赫克尔于此云：真正人类，系由猿人类，亦即无语言猿类进化而来。 上举三十级，就是赫克尔自己，也不认为是完全正确无误的。如果要作这一类的列举，最近的研究当然可以提供若干修正意见。不过关于人类祖先之问题，亦并不甚简单，尚须进一步稍稍讨论一下。 关于人类祖先之问题这可分成几项讨论：（一）我们若否定进化的原理，则根本没有问题。既没有进化，则一切生物各有各的祖先：动物的祖先是动物，植物的祖先是植物，猿类的祖先是猿类，人类的祖先是人类。所谓祖先问题，便无由发生。（二）不过于今我们都是相信进化原理的，因此问题的重心似在人类与其祖先的差异点上。这差异点如果太小了，则不能显示进化，人类的祖先会依然是人类；这差异点如果太大了，则又不能贸贸然称之为人类的祖先；例如猿类不能被称为人类的祖先，就只因为猿与人之间的差距太大了。（三）流行的见解以为人类虽不能直接由猿类变来，但间接是可以的；不过由猿类到人类，中间失去了一环，至今未能发见而已。倘把这失去的一环发见了，人类祖先问题也可以说解决了。（四）但这种流行的见解是错误的。于今人类与猿类都生存着，我们不能说这两者有祖孙关系，中间缺少了一环。我们应该说，失去的一环并不在猿与人之间，而实为人类与猿类的共同祖先。珂罗伯（A. L. Kroeber）氏在其《人类学》（Anthropology）一书中，便持这个见解。（五）其实人与猿同祖的见解也是很流行的。例如奥斯本在《旧石器时代之人类》（Man of the Old Stone Age）一书中，便列有一个人与猿同祖的详表。照他这个表说，早在中生代的渐新期以前，旧大陆方面有一种情形不明的主体兽祖，到渐新期的时候，分为两大枝，一曰埃及出现的小猿类，一曰埃及出现的祖先人猿类，祖先人猿类这一枝，又分四小枝发展：到中新期的时候，有一枝成了欧洲最早的长臂猿，有两枝成了欧亚的原始人猿类，另一枝到最新期始出现为至今情形不明的人类祖先。是情形不明的人类祖先，与原始人类猿及最早长臂猿，都以埃及出现的祖先人猿类为祖。果如所云，则完全是一种人与猿同祖之说。 本章参考书 一石井重美著，林寿康译：《世界之成因》第一篇第四章及第二篇。 二山本一清原著，陈遵妫编译：《宇宙壮观》第四篇第六章。 三 F. W. Westaway：The Endless Quest第四十章及第四十六章。 四 W. H. Werkmeister：A Philosophy of Science第十三章。 五 H. F. Osborn：Man of the Old Stone Age导论及第三章。 六 H. F. Osborn：Man Rises to Parnassus第六讲。 七 Ernst Haeckel：The Riddle of the Universe 第十三章。 八 Ernst Haeckel 著，马君武译述：《自然创造史》第二十七讲。 九 H. G. Wells：The Outline of History第一篇及第二篇。 十 A. L. Kroeber：Anthropology第二章。 十一 J. G. Anderson：The Children of Yellow Earth页九四到一二六。 十二杨钟健：《人类化石之近况》（见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上海大公报）。

作者: 陵光 时间: 13.6.2007 13:40
第二章生活之演进 一生活之内容 内容之分殊人类自出现之日起，即开始经营各种生活。生活的内容，就是在最原始的时候，也并不是完全单纯的，而是远较其他动物为复杂而分殊的。就谋生的方法讲，或采摘果实，或掘取某些植物之根，或捕鱼，或游猎禽兽。迨知识技能的程度稍高了，便进而以畜牧耕种等方法谋生。其次人类最初的生活，是在团体内经营的，所以自始就是一种团体生活或社会生活。再者最初的人类，除了谋食以维持生存外，还创造艺术品以表现感情。考古学者发见旧石器时代人类的艺术品很多，其题材有巨象，有犀牛，有驯鹿，有麝牛等，最足以表示寒带生活。有羚羊，有野驴，有草原特产之马等，最足以表示草原生活。有野牛，有北美特产之水牛，最足以表示平原生活。有红鹿，有森林特产之马，有熊，有狼，有狐，有野猪，有大鹿等，最足以表示森林生活。迨生活进步了，建筑术发达了，有大厦，有神庙，有坟墓等巨大建筑物出现。建筑物的本身，固然是艺术品，而建筑物墙壁上的雕刻图画等，更足以表现古人的艺术精神。以上不过随意举例，以证明人类生活内容之不单纯而已。学者常将人类在生活过程中所创造的成绩，一一列举出来，那更可以表示生活内容之分殊。卫士勒（Clark Wissler）氏曾列举九项如次： 一、语言：包括文字及书写方法等。 二、物质方面的成就，包括： （1）制作食物的特殊习惯， （2）住所的建筑， （3）交通运输及旅行等方法， （4）衣服的式样， （5）用品及工具等， （6）职业及生产事业等。 三、艺术：包括雕刻、图画、音乐等。 四、神话及科学知识等。 五、宗教方面的活动，包括： （1）宗教仪式， （2）对于病人的处置方法， （3）对于死人的处置方法。 六、家庭及社会制度，包括： （1）结婚的形式， （2）对于亲属的称呼方法， （3）遗产制度， （4）社会制约方法， （5）游戏竞技等方法。 七、财产制度，包括： （1）动产及不动产， （2）价值标准及交换方法等， （3）贸易制度。 八、政府，包括： （1）政治形式， （2）司法及执行法律之手续等。 九、战争。 上所列举，并没有标明属于那一个时代。各时代人类生活的内容并不是一样的。且所列各项彼此的关系如何，也没有指出。不过能使我们知道一点，既人类生活之内容分殊是也。我们凭此，可以知道生活内容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 内容之等级各种不同的内容，可隶属于各种不同的活动。构成人类生活的各种主要活动，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氏曾依其重要性之大小，而分为下列五个部门： 一、直接保持自我的各种活动； 二、以取得生活必须之物为手段，间接保持自我的各种活动； 三、以养育后辈及训练后辈为目的的各种活动； 四、维持社会及政治的适当关系的各种活动； 五、其他各种活动，凡利用生活余暇，以满足兴趣及情感的诸活动属之。 这里第一、第二两项，可视为经济的；卫士勒氏所列举物质方面的成就及财产制度等，可隶属于这两项。第三项可视为教育的，卫士所举语言、神话、科学知识及宗教仪式等，可隶属于这一项。第四项为社会及政治的，卫士所列举社会制度、政治形式等，可隶属于这一项。第五项为艺术的，卫士所举雕刻、图画、音乐等，可隶属于这一项。虽然，像这样把生活内容分别纳于各种活动之下，未必恰当；且斯宾赛氏所分的五类活动，亦未必是完全而不可批评的；但较之任意列举是好多了。且由经济活动而教育活动，而社会政治活动，而艺术活动，其排列次序，系以重要性为标准。各种生活内容，分别隶属于各种活动之下，也很可以表示各种生活内容彼此间的关系，使人知道：生活内容固然有多方面，而各方面彼此却又是有隶属关系的。何者为主要活动，何者为附属活动，在任何时代都有分别。 下层与上层米勒利尔（F. Müller-Lyer）氏把生活内容分为下层基础与上层结构。下层基础包括社会经济、种族生殖、社会组织等三项。上层结构包括论理的、伦理的、审美的三种精神生活；而以言语为精神生活的根本。米氏讨论的大意如下： 我们所要讨论的第一类现象，就是维持个人生命，保护个人生命所必须的物质的东西。这一类，按最广义说，可以用社会经济一语包括。 在维持个人生命之次，最重要的就是直接或间接影响种族生命之延续的程序。这一类即支配生命延续的风俗制度，如生殖，如性别的关系，如婚姻家族等。 以上两类，都是关于物质生命一般要素。第三类则是属于社会关系之现象的，即社会中各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社会与世界全体的关系，社会与社会的关系等是也。这一类中仍包括社会构造，社会的社会生活，社会的政治生活；总而言之，可称为社会组织，或与社会组织有直接关系的现象。社会经济，种族生殖，社会组织，这三类为所有高等精神生活的基础。 精神生活又直接以言语为本根。 精神生活可分为三种：即论理的、伦理的与审美的三种，亦即科学、道德与美术三项。 一、论理的范围可以再分为二种：一为狭义的科学，一为信仰，两者都是从同一的根源发生，都是缘于物质的或精神的经验。从经验上推论的确实可靠的结论，则称为知识。这些知识相结合，即称为实验的科学。从经验上推论的暂时的或常误谬的结论，即为信仰。就中最要的，就是宗教与哲学。 二、伦理，按最广义解释，包括风俗、习惯、礼仪，以及最狭义的法律。 三、美术，是闲暇与富裕的产物，与生命上纯粹功利的现象相去甚远，是在上层结构的最高级。 以上所述可分列如次表： （一）经济（或物质的职能）， } （二）生殖， }下层的基础。 （三）社会组织（或政治的职能），} （四）言语， } （五）科学， } （六）宗教的与哲理的信仰，}上层的结构。 （七）道德， } （八）法律， } （九）美术， } 有机的结构下层基础与上层结构之分，本是马克斯（Karl Marx）氏与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氏的固有分法。布列哈洛夫（G. Plekhanov）氏把马恩二氏的见解综合列为五项：一曰生产诸力量，二曰经济诸关系，三曰社会政治的结构，四曰社会意识，五曰意识诸形态。布氏之言曰： 假如我们打算把马克斯氏与恩格斯氏对于有名的下层基础与同样有名的上层结构之关系的意见概括起来，则可得到如下的各项： 一、生产诸力量之情状； 二、受此诸力量决定的经济诸关系； 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治的结构； 四、一方面直接受经济诸条件决定，另一方面间接受经济基础上整个社会政治结构决定的社会心理； 五、反映这种心理的诸种意识形态。所有意识形态，在其所属时代的社会心理中，有其共通的根源，这是很容易了解的。就是把事实作极浅薄的研究，也能使人明白这一点。随便举例来讲，我们可以拿法国的浪漫主义作一个很好的例子。休峨（Victor Hugo）、狄拉古（Eugène Delacroix）及伯利欧（Hector Berlioz）三人，在艺术工作方面，各有各故天地；且在某些方面，彼此完全不同。休峨不欢喜音乐，狄拉古更轻识浪漫的音乐家。然而这三个有名的人物依然很公道的被人称为浪漫派的三大家；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显出同一种社会心理也。我们可以说：狄拉古画“但丁与韦吉”（Dante and Virgil）时所表现之心理，就是使休峨写“汉纳尼”（Hernani）及伯利欧编“和音幻想曲”的同一种心理。他们的同辈中，凡极爱好文学与艺术的，都感觉到这一点。 人类在生活过程之中所创造的各种成绩，不分本末重轻，一一列举出来，是一种处理的办法。把构成人生的活动，依其重要性之大小，分为五类，像斯宾塞氏之所为；再将各种成绩分别纳于各类之下，这也是一种处理的办法。把人类所创造的各种成绩概括为两大类：一类为下层基础，一类为上层结构；在下层基础一类中又分别列举若干特殊部门，在上层结构中也分别列举若干特殊部门，这也是一种处理的办法。把上层与下层所摄各部门综合列举，一方面显示出本末重轻的次序，另一方面说明彼此相互的关系，这也是一种处理的办法。这许多办法之中，自最初的一种到最后的一种，显然有进步可言，显然有粗疏与精密的不同。不过最初的一种，我们不能说是绝对幼稚；最后的一种，也不能说是绝对完全。像这样把人类所创造的各种成绩，用各种方式排列出来，表示其在空间里并存的关系；其结果为逻辑学的秩序（logical order）。倘把各种成绩，用各种方式排列出来，表示其在时间上相续的关系，其结果便是年代学的秩序（chronological order）。本节偏重生活内容各方面的相互并存，颇重逻辑学的秩序；下节偏重生活内容某几方面的独立演进，颇重年代学的秩序。

作者: 陵光 时间: 13.6.2007 13:41
二演进之阶段 工具演进之阶段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之主要特征，就在善用工具。因此人类出现之日，也就是工具发明之时。人类发明之工具，若就其材料而言，可大别为两类：一曰石制工具，二曰金属工具。人类所用工具之演进时代，约有四大段落：最初为曙石器时代（eolithic age）；其次为旧石器时代（palæo-lithic age），这一段又分下旧石器时代（lower palæo-lithic age）及上旧石器时代（upper palæo-lithic age）；又其次为中石器时代（meso-lithic age），中石器时代这一段亦有不独立划出者；又其次为新石器时代（neo-lithic age）；又其次为青铜器时代（bronze age），又其次为铁器时代（iron age）。各时代之起讫及所历年数，可简列如下： 曙石器时代一一公元前十万年以前； 下旧石器时代一一公元前十万年至二万五千年，历七万五千年； 上旧石器时代一一公元前二万五千年至八千年，历一万七千年； 新石器时代一一公元前八千年至三千年，历五千年； 青铜器时代一一公元前三千年至一千年，历二千年； 铁器时代一一公元前一千年至现在。 上面的年数是从珂罗伯氏（A. L. Kroeber）之《人类学》中摘出。原文下旧石器时代中尚有三个小段落，其名称系依器物发见之地点而定的，比起奥斯本（H. F. Osborn）氏《旧石器时代之人类》一书上所列少去前息尔期（Pre-Chellean）一段；上旧石器时代中尚有四个小段落，也是以器物发见之地点为名的，比奥氏书上所列少去泰尔期。旧石器时代的器物之发见，以欧洲为最多，奥氏书中所列举，皆系欧洲方面的。只有青铜器与铁器，奥氏亦举出了在东方发见之年代。兹为比较起见，且将奥氏之表列下： 曙石器时代： 一、旧石器时代，——所有器物，都是由敲击而成，都很粗糙。 下旧石器时代： （1）前息尔期（Pre-Chellean）， （2）息尔期（Chellean），公元前十万年， （3）亚雪期（Scheulean）（为进入有住所之时代）， （4）茂士期（Mousterian）（正第四冰期之时代），公元前四万年。 上旧石器时代……欧洲： （5）奥利期（Aurignacian）（后冰期开始）， （6）素鲁期（Solutrean）， （7）马达期（Magdalenian ）（后冰期结束），公元前一万六千年， （8）亚寂泰尔期（Azilian-Tardenoisian），公元前一万二千年。 二、新石器时代，——所有器物，都是由琢磨而成，都很精致： （1）初期新石器时代，…………欧洲， （2）盛期新石器时代，…………欧洲，公元前七千年， （3）后期新石器及铜器时代，…欧洲，公元前三千年至二千年。 三、青铜器时代，………………欧洲，公元前二千年至一千年， 东方，公元前四千年至一千八百年。 四、初期铁器时代，……………欧洲，公元前一千年至五百年， 东方，公元前一千八百年至二千年。1 五、后期铁器时代，……………欧洲，公元前五百年至罗马时代。 旧石器时代之器物，当然以石制的为主。例如： 一、战争游猎用的武器，有 （1）箭头等（2）尖头器（3）小刀（4）小刀尖（5）手斧等（6）抛掷石 （7）小刀 二、家庭日常用的工具，有 （8）灯盏（9）摩擦器（10）石臼（11）小斫器（12）手斧等（13）削平器（14）刮光器（15）钻孔器（16）小刀（17）砧石（18）石锤 三、雕刻艺术用的工具，有 （19）凿孔器刻画器（20）凿子（21）刻画器（22）雕琢器 除石制的以外，骨制的器物工具等，在下旧石器时代之末叶及上旧石器时代之中期，最为进步。如： 一、战争游猎用的武器，有 （1）刀叶（2）短刀（3）渔钩（4）长枪（5）鱼叉（6）标枪尖（7）长枪尖 二、家庭日常用的工具，有 （8）调药小刀（9）织布用梭子（10）扣针（11）缝衣针（12）刀叶（13）砧（14）平滑器（15）尖劈（16）凿子（17）锥子 三、社会仪式用的器物，有 （18）表示权力的杖（19）术士用之棒 发明划分之阶段工具之演进是很具体的，很足以表明生活的演进。但各时代之发明，更足以表明生活的演进。谟尔根（L. H. Morgan）氏有云：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等名词，自从丹麦考古学者引用以来，在某些方面，非常有用；而且对于分划古代技术之种类时，依然是很有用的。不过知识的进步使另一种与此不同的划分法成了必需的。盖自铁器被使用以后，石器固然不是完全弃而不用，即青铜器物，也不是一概置于一边。冶铁术的发明，诚然替人类划了一个新时代，然而我们却很难把青铜器之出现，也作为一个新时代之开端。而且石器时代既与青铜及铁器时代相错综，青铜器时代又与铁器时代相含接，要把彼此的界限划分清楚，几乎是不可能的。穆氏的意见如此，因之他便以人类的各种发明为标准，另行划分人类生活演进之阶段。氏分人类生活之演进为三大阶段：一曰野蛮的阶段（savagery），二曰半开化的阶段（barbarism），三曰文明的阶段（civilization）。一二两阶段又各分为初、中、后三期；与初、中、后三期相适应的文化为低、中、高三级。各期各级以一种或一种以上的发明为特征；于人类生活的演进，表示得非常明朗。至于文明的阶段，以非研究的重心之所在，仅有古代与近代之分。我们现在且把各期各级的发明，约略写在下面： 一、野蛮阶段的低级时期这一时期开始于人类之初出现，大概终于以捕鱼为生及知道用火之时。人类当时生活于其原来的有限区域，以果实为食。清晰的语言之开始，正在这一时期。这时人类“部族”（tribes）生活之例证，直到历史时代，早已无存了。 二、野蛮阶段的中级时期这一时期始于以捕鱼为生及知道用火，终于弓与箭之发明。当时的情形虽然如此，人类却能自其原来的栖息之所向地面的各处大大展开。 三、野蛮阶段的高级时期这一时期始于弓与箭之发明，终于陶器制作术之发明。 四、半开化阶段之低级时期陶器制作术之发明与应用，经过详细研究之后，似可断定为一最有效且最完备之标志，可选来作划分野蛮阶段与半开化阶段之不免武断的分界线。野蛮与半开化的两种情境之不同，老早就已被人认清了；但是由野蛮进入半开化的进步标准，却至今没有提供出来。因此这里把凡没有达到使用陶器阶段的诸部族划入野蛮人一类；把具有制陶技术，而没有达到使用拼音符号及书写方法的诸部族，划入半开化人一类。 半开化阶段的低级时期，实始于陶器之制作，此制作术或出于自创，或出于因袭，都是划时代的。至于这一时期之结束，以及中级时期之开端，因着东西两半球天然条件之差异，颇不易决定；这种差异，自野蛮阶段过去以后，便开始影响着人文的变迁。不过决定的标志，依然可以找到。在东半球，有饲养家畜的方法；在西半球，有以灌溉培植玉蜀黍及其他植物的方法与夫以砖石建筑房屋的技术；凡此都可以选来作为进步的充分证据，证明野蛮阶段由低级转入中级的转变过程。 五、半开化阶段之中级时期这一时期，在东半球，始于家畜的饲养；在西半球，始于灌溉的种植，以及砖石建筑等，略如上述。至于这一时期的结束，可以确定在冶铁方法发明的时候。 六、半开化阶段之高级时期这一时期，始于铁器之制作，终于拼音符号之发明及文章组织中书写方法之应用。在这时期，文明开始。例如荷马以前的希腊诸部族，罗马建立以前不久的意大利诸部族，以及凯撒时代日耳曼诸部族，都属半开化阶段的高级时期。 七、文明阶段如上所述，始于拼音符号的应用，及文字纪录的产生；文明阶段可分为古代与近代。可以作为文明阶段之标志的，有刻在石上的象形文字。 食物增产之阶段上述野蛮阶段，与旧石器时代相当；半开化阶段，与新石器时代相当；文明阶段，与金属器物时代相当。至于食物增产的各阶段，是否也与上述野蛮、半开化、文明三大阶段相当？在解答这一问题之先，最好先把增产食物的诸种方法，自最幼稚的起至最进步的止，一一加以简单叙述：（1）最幼稚的取得食物之方法为采掘；凡采摘树木之果，发掘植物之根，都可以维持生活。（2）其次为捕鱼。（3）又其次为游猎；凡飞禽走兽之可以充食料的，都可用游猎方法获得，以维持生活。（4）又其次为畜牧。采掘、捕鱼、游猎等方法，都只能获得天然现成食物。若畜牧与耕种，则以人工培植食物，不完全依靠天然现成的东西了。（5）耕种方法之最幼稚者为耙耕；耙耕不用犁，不用牛马，不用肥料，仅以耙施工于地面，其所获当然不多。因此原始民族有（6）以耙耕为主而兼游猎的，有（7）以耙耕为主而兼捕鱼的，有（8）以耙耕为主而兼畜牧的。不过专靠耙耕一项以为生的当然也有。（9）耙耕演进为犁耕；其方法用牛马拉犁，翻动土壤，预备散布种子。（10）园艺，较以上诸种耕作方法都为进步。但与利用机器的大规模耕作方法尚落后一段。耕作者住在村里，各家彼此散开，过大家庭生活。（11）商耕，这是最近代的耕作方法，是与机器工业相伴随的：凡选择种子，制造肥料，都可以运用科学；翻转土壤，散播种子，运输产品，都可用机器以代人工，这即是工业化了的农业。 以上十一项中，（1）至（3）三项，即采掘、捕鱼、游猎等谋食方法，可归入野蛮的阶段，亦即归入旧石器时代。（4）至（8）五项，即畜牧、耙耕、耙耕兼游猎、耙耕兼捕鱼、耙耕兼畜牧等谋食方法，可归入半开化的阶段，亦即归入新石器时代。（9）至（11）三项，即犁耕、园艺、商耕等谋食方法，可以归入文明的阶段，亦即归入金属器物时代。大略如此。若严格说某阶段只能有某某等方法，不多也不少，那自然是不可能的。若上面这样的配合，大概不甚勉强，而是与事实很相近的。米勒利尔（F. Müller-Lyer）有云： 所谓野蛮阶段，包括游猎与捕鱼两种；半开化阶段包括畜牧与耙耕；而文明阶段则包括犁耕、园艺与商耕三种。 一、最低级野蛮的人，与一般动物一样，靠着自然的食物；对于将来的生产与生长，没有想到。 二、半开化的人，才知道用人工生产食物。人工谋食，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藉看牧畜，生产动物性食品；一种是从事耕种、耙耕，生产植物性食品。 三、文明进步是缓慢的，渐进的，不能确切的定出。有新的食物发见，演绎的推论，总以为是由农业与畜牧的联合得到的。但事实上不是如此。例如古代墨西哥人、秘鲁人、中国人、日本人的文明，都是农业的。古代文明的发源，必须有一种有用的植物出产极多。例如古代美洲文明的主要物质基础是玉蜀黍；中国、日本、印度文明的物质基础就是米；埃及及其他东方文明的物质基础就是豆类。文明与不文明的差别，不是靠着食物来源的增加，而是靠着利用锄耕、园艺、商耕密厚的耕种土地。 总之，食物的生产，可分为三大时期，所表示的文化阶段如下： 一、野蛮阶段人类直接从自然得到食物；用游猎、捕鱼、采取野生植物的方法以自养。 二、半开化阶段人类初驯养动物，耕种植物。于自然的出产之外，更用牧畜、耕种，以获得人工生产的食物。 三、文明阶段人工生产的食物加多，因此于生产之外，更有余力从事其他事业。高级文化的基础就是分工。

作者: 陵光 时间: 13.6.2007 13:46
三社会之进化 新石器时代之变革柴尔德（V. G. Childe）氏标举史前两大革命：一曰由上旧石器时代之采掘经济转入新石器时代之生产经济的革命，名曰neo-1ithic revolution。二曰由新石器时代之农村生活转入金属器物时代初期之城市生活的革命，称曰urban revolution。前一种革命，即我们这里所要讲的新石器时代之变革。这一种变革，概括说来，就是由旧石器时代进到新石器时代的变革；就是由采掘经济进到生产经济的变革；就是由野蛮阶段进到半开化阶段的变革。在这以前，人类所用石器，多是由敲击而成的粗器；在这以后，则多是由琢磨而成的精器。在这以前，人类靠天然现成食物以为生；在这以后，则靠人工培植食物以为生。在这以前，人类没有发明陶器，正属谟尔根（L. H. Morgan）氏所谓野蛮人类；在这以后，则陶器制作术大进，人类已进入半开化阶段。 这一种变革发生的时代，与气候的变化有直接关系。当公元前一万六千年左右，后冰期（postglacial time）结束之时，气候转暖，人类饲养动物，栽种麦子等都有可能了，于是变革渐渐发生。其在生产方面变革的情形，柴尔德氏的描写约略如下： 自从冰期结束以后，人类生活起了澈底的变化，产生了革命的结果。这种革命把人类的经济完全改变，使人类能控制他自己所需的食粮。他们选择可以供食用的植物，加以栽培，加以改进。他们选择可以供食用的动物，加以饲养，加以保护。于是可食的东西大量增加。栽种植物、饲养动物的两种方法，是彼此相依的。有许多学者以为栽种植物，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较饲养动物为早。另有些学者，尤其德国的历史派学者则以为若干人群开始栽种植物之时，其他的人群正在饲养动物。更有些学者则以为牧畜的阶段，在任何处，都居于种植阶段之先。我们则采第一说，相信人类是先栽种植物的。植物经过栽种之后，可供食粮用的，种类颇不少。但是在历史上对于文化遗产的建设大有贡献的，厥为小麦与大麦。这两种植物的优点特别多：养分极多，一也；容易储藏，二也；收获最丰，三也；所需劳力不十分多，四也。虽然布置农场，撒布种子，预备收获，均须许多人同时工作；但其工作是有季节性的。忙碌的时候过去，闲暇的时候便很长。小麦出产的地方极广，古代埃及、小亚细亚、西欧，到处都有；而美索布达米亚（Mesopotamia）、突厥斯坦、波斯、印度各地也非常多。至于大麦，据说出自北非、巴勒斯坦、小亚细亚、外高加索、波斯、阿富汗、突厥斯坦等地。早在公元前三千年以前，古文化区尼罗河流域，便已布满了很繁盛的农民村落。栽种植物的观念之传播，是很快的。考古学者在北部叙里亚、伊拉克（Iraq）、波斯高原，发见许多农村遗址，其时代之早，不亚于埃及的古农村。至于欧洲的栽种植物方法，大概是从北非及西亚方面传去的。就欧、亚、非三洲所发见的最古的农村遗址看来，当时的生产事业，并不是单纯的农业；除栽种谷物外，也饲养动物以为食料之补充。这种农业兼畜牧的生活，是新石器时代经济之特征。 饲养动物，最初只认为是供给动物性食品的一个最方便的来源。其附带的功用，是后来才发见的。后来发见：凡做过牧场的地方，如栽种谷物，收获特别丰富；动物之粪可充肥料，便是从这里知道的。至于取动物之乳以充食料，那是人类习见牛羊等类动物以乳哺子之后，多方研究，才慢慢懂得的。不过一旦懂了这一点，动物之乳便成了第二个食物之大源。更后，牛皮羊毛等等的用途也都发见了。不过羊毛用途的发见为时很晚。埃及人甚至在公元前三千年以后，还不知道羊毛的用途。但是在美索布达米亚方面，在这个时代以前，便知保护羊类以取羊毛。至于利用动物负重、拉犁、拖车等，那更是后来的事情。 动物之肉、骨、皮毛，甚至骨角，都有用了，于是动物的价值突然提高，饲养的人便设法使其加速的繁殖。迨动物数目多了，饲养及保护的方法也不得不复杂起来。有时须伐去林木，以作牧场，有时则利用水土肥沃的地方，培植草地，专作畜牧之用；有时须把牛羊赶到远处去觅食。地中海沿岸、波斯、小亚细亚等地的山区，冬季虽然积雪，下季则为良好牧场。因此有牛羊者常于春季即把牛羊等牲口赶到山区牧场上去。至是农村居民中，必须经常有一部分人照顾着牛羊等牲口，并从事取乳等工作。这一部分人因工作任务的不同又必须把食粮、用具等随时带到身旁。这样的人，只有夏季因寻找牧地而离开农村，其数目或不很多。但是在气候酷热而干燥的地方，如波斯，如苏丹东部诸地，如喜马拉雅西北部诸地，照顾牛羊的人，常成群结队，离开农村，随着牛羊等牲口生活于较凉爽的山区。只留少数人在农村照顾耕地与住所。这样的生活方式，离所谓纯畜牧经济便不甚远了。经营纯畜牧经济的民族，在旧大陆方面也颇多：如阿剌伯的游牧民族，如中亚的蒙古部族，都是显例。 新石器时代生产食物的方法，主要的为农耕，附属的为畜牧。据考古学者的发见看起来，早在去今七千年的时候，尼罗河流域、北部叙里亚以及伊朗高原的坡地的人民便是以人工生产食物为生的，而不是靠天然现成食物为生的。稍后，这样的生产方法又在克莱特（Crete）岛上、小亚细亚高原及希腊半岛上建立；更后又在西班牙及乌克兰与比沙拉比亚（Bessarabia）的黑土带，与夫多瑙河下游，匈牙利平原，乃至中欧各地建立起来。由中欧传至西欧，更发展至丹麦、瑞典及德国北部；其时代大概不至早于公元前二千年以前。这样的生产方法，最近在中国西部所发见的，当然也不致更早。新石器时代的生产经济，虽然是自给自足的，但每一单位，或每一村落，并不是完全与其四周的人隔绝。据考古学者的发见，看起来，新石器时代，已有贸易的痕迹，即用以作交换之媒介的贝壳是也。不过当时的贸易，并不是村落居民经济生活上之重要部分；交换的物品，当然不是生活上所不可或缺的物品。贸易之外，工艺制作方面，倒有很多显著的特征，如木器的制作、陶器的制作、纺织技术的发明等，其最著者。尤其陶器的制作与纺织的发明，为由野蛮进入半开化的最大标志。 制作陶器的技术，是极其复杂的。选择富有黏性的泥土，<潺>[搀]杂多少砂质，都要考究：全无砂质，黏性太强，不能制作；砂质太多，黏性太弱，不易成形。日晒火烤，都必渐进；热度太大，易使已成之器破裂；热度太小，出品需时太多。每种器物之制作，常用模型；但模型本身，便须制作精巧。用火烤干已成之器，须有一种设备；但这种设备的本身也是很复杂的。陶器之制作，最便于运用心思。例如制作一个锅子，制作者拿着黏土在手，便可以为所欲为；式样的种类，可以变化无穷。以石制器，以骨制器，便不同了：制作者的一举一动，都要受材料的限制。不过制作陶器的自由，最初也并不能充分发展。所制作的东西，多是出于摹仿；绝无摹仿的创作，是极少有的。例如锅子，多由妇人制作，妇人就最怕创新。所以最早时候的锅子，多是摹仿其他习见之物而成。但无论如何，陶器之制作，因着技术之复杂，式样之众多，最足以表示人类由野蛮进入半开化的特点。 至于纺织，更是表示人类由野蛮进入半开化之特点的。在埃及和亚洲许多新石器时代的村落之遗物中，考古学者常发见纺织物品的遗迹。例如麻织品的衣物、毛织品的衣物、棉织品的衣物等，很早就陆续出现，以代替现成的动物皮。因着麻与棉的特别用途，新石器时代的农民必须选择麻种、棉种等。棉的栽培，在印度河流域，早在公元前三千年以后不久，就已实行。至于美索布达米亚方面之利用毛织物品，大概与印度河流域之利用棉织物品同时。因着羊毛有特殊用途，新石器时代的农民于饲养动物时，又必须选择羊种；大概最初就以绵羊及山羊供给羊毛，因这两种羊的毛都可加以纺织也。纺与织的技术，又是随着麻、棉、毛等物的使用，而渐渐养成的。纺织技术，最初自然幼稚笨拙；但都必使用简单的机器，如纺机、织机等。因这原故，当时人类的知识必已很高。 城市生活之兴起这就是柴尔德氏所谓urban revolution，亦即史前第二次大革命。就工具而言，这是由石制及骨制工具进到金属工具的变革；就经济言，这是由偏重农耕畜牧进到农工商并重的变革；就阶级言，这是由阶级不分进到阶级对立的变革；就政治言，这是由民族组织进到政治组织的变革；就文化言，这是由半开化进到文明的变革；就整个社会言，这是由农村进到都市的变革。这种变革的基本原因，为生产技术及知识经验的增长自史前第一次革命，亦即新石器时代的革命发生以后，生产技术及知识经验等日累日多；到公元前四千年左右，其功用足够产生一种新革命了。自这时代以后，西起地中海东部沿岸，东至印度河流域，许多地方的人民，因着生活上的需要，常向外发展或经商，于是又把这种生产技术及知识经验等向各处传播。商业传播技术知识，技术知识促进工业生产。迨工商各业都发达了，城市生活便随工商业而兴起。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尼罗河流域、幼发拉底斯河及底格里斯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都已出现了很多城市。工商发达，城市兴起，社会阶级乃日益分殊。于是保护阶级利益，维持社会秩序的政治组织也随着日趋完备。这变革的过程，柴尔德氏的叙述，约略如下： 在公元前四千年左右，西起地中海东部，东抵印度河流域，这一带广大半干燥的地区，居有许多人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或经济状态，因着各地环境不同，差异也极大：有的从事渔猎，有的经营锄耕，有的为纯粹游牧民族，有的为完全定居的农民。他们曾把新石器时代第一次大革命以来所有的发明和发见，以及知识和技能，一一累积起来，作为一种文化的资本。他们把耕作方法、制造方法、冶金术、建筑术，乃至魔术迷信等，一一纳入科学真理之中。当他们向外发展或经商的时候，又把这一切文化资本或知识技术，向所至之处传播。因此之故，他们自给自足的独立经济，固不能不有所变更，他们历来所累积的知识技能，也随着在各地发展。尤其在河流附近的肥沃之区，如尼罗河流域，如幼发拉底斯河与底格里斯河两流域之间的肥区，如印度河沿岸，发展更快。这些地方，因土地肥沃，生活容易，人口特别众多。他们虽富有食粮，然而文明生活所需的物质原料，却非常缺少。例如尼罗河流域便缺少建筑用的木料；苏末（Sumer）地方缺少制器用的石头；印度新德（Sindh）及旁遮普也一样缺少物质原料。因此这些地方的居民不得不建立一种贸易制度，以便向外获得物资。同时他们自己的出产丰富，也很容易偿付进口货价，这样一来，自给自足的经济不得不牺牲；崭新的新经济结构，不得不建立。自己所有的剩余物品，不但必须要用以换取外来物资；同时且必须要用以维持若干商人，使从事贩运；维持若干技工，使从事制作。至是保护运输，需要武力；管理工商贸易，又需要官员，于是国家出现。 当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埃及、美索布达米亚以及印度河流域各地人民最引起考古学者注意的已不复是村落中单纯的农民了，而是在政府管理之下，各种职业不同的居民或阶级。就这些人的地位讲起来，首为祭师、国王、官吏，其次为专门技工，又其次为专门打仗的兵士，以及其他的劳动者。考古学者所发见的这一时代的遗物，不复是农耕用的工具及游猎用的武器了，而是神庙、宫殿、坟墓等等建筑。这些建筑的本身，及其中的设备，与夫日常用品，很足以证明：当时的经济实已起了变革。与经济变革相因而至的，就是新的社会阶级。如祭师，如官吏，如商人，如技工，如兵士，都是新兴的阶级；这些阶级，在自给自足的经济情形之下，是不能生存的；在采掘经济时代，当然更不能出现。惟有工商发达，生产进步，城市兴起，他们始有出现的可能。新兴城市可容纳许多职业不同的人，比起农民的村落来，便复杂多了。 由农村自给自足的生产经济，进而为城市工商发达的交换经济，其结果在埃及、美索布达米亚、印度三个主要区域，大体相同。不过仔细研究起来，差异却也很大。不独经济的结构有差别，就是与经济相因而至的政治宗教等制度也大有差别。随举一例而言，在这三大区的任何一区中，金属工人之制作工具武器，以应人类的共同需要，固然没有什么不同；但他们的作品，如斧子，如刀子，如剑，如枪等等的式样，在尼罗河流域，幼发拉底斯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却极不一样。陶器亦然：陶器之用途，在这三大区域，固无不同；然其式样，则三处的出品，彼此都有差别。进一步言，人类任何方面的活动，在这三区，都不完全一样。 新经济在这三个主要区域一旦建立起来了，又不断的向其他区域传播，正如现代西洋资本主义向各殖民地传播一样。首先在埃及、巴比伦、印度河流域的附近——如克莱特，如希腊半岛，如叙里亚，如亚述，如伊朗，如巴鲁吉斯坦（Baluchistan）——发展；然后远向希腊以北的大陆，小亚细亚的安纳多高原（The Anatolian Plateau），以及南俄等地展开。在这些地方，许多农村都转变为城市了；许多自给自足的生产经济，都转变为工商发达的交换经济了。这传播发展，几无止境。在公元前三千年到二千五百年之间，青铜文化，亦即城市工商发达时的古代文化，已扩充到了下列各地：如希腊半岛北部的大陆，达旦尼尔海峡上面的托罗伊（Troy），高加索北部的库班盆地（Kuban Basin），小亚细亚高原、巴勒斯坦与叙里亚、伊朗及巴鲁吉斯坦等处。这些地方的文化，固然各有其独立的特征，但无不显出与埃及、苏末及印度河流域的渊源关系。 社会进化之阶段社会之进化，若偏重经济方面讲，可分为六个阶段：一曰原始氏族共产时代；二曰奴隶经济时代；三曰封建经济时代；四曰前资本主义时代；五曰资本主义时代；六曰社会主义时代。人类初出现，就出现在氏族（gens）团体中。氏族组织，在野蛮时代的最后期及半开化时代的最初期，已发展到了最高的程度。当时生产工具，最主要的为石器，其次为骨器；生产效用不大，收获不多。每年所获得的出品，没有剩余，不够维持一个不劳而食的虚闲阶级；因此全体氏族成员都须参加生产，没有生产与不生产的阶级之分。因为没有阶级之分，社会冲突不大，像后来所有的保护阶级利益，维持社会秩序的政治组织，还没有出现。当时所有与政治相当的组织，叫做氏族民主制；其机构为氏族会议。每遇族内有非常的大事发生，曲族众会议决定，交由年老的人去执行。年老的人只是经验知识较多的氏族成员，并不是高居氏族之上的另一阶级。他们的主要任务为主持祭祀，保管氏族共有财产，决定对外关系等。如对外作战，仍须氏族成员开全体会，商量决定，因此有所谓“军事民主制”（military democracy）之称。 到半开化的后期，金属器工具已经发明，生产大进。这时畜牧固然早巳发达；牛羊肉、牛羊乳、牛羊皮，乃至羊毛等物，可供食用者固已很多；而农耕方法，亦因耕具的逐渐改善，渐由耙耕进至犁耕；农产物也非常丰富而有剩余。更因陶器的发明，铁器的发明，纺织的发明，直接或间接使工业一天一天分殊进化，工业出品也因之多起来。农工各业突飞猛进，食用物品都有剩余；然因在地理的分布上尚有差异：有些地方出产最多的东西，别的地方或者没有。因着有无相通的必要，专营运输交换的商人阶级也渐渐兴起。至是社会分业大进：有农业与畜牧之分，有农业与工业之分，有工业与商业之分。这与仅有男女分工的时代大不同了。农工各业的原料及制造品的交换买卖，必须有集中的地方，于是城市兴起，城市生活发达。当时生产既有剩余，可以维持虚闲阶级，使专过观念生活或创造文化。至于直接从事生产的，除农工各业的劳动者以外，尚有大批奴隶。在半开化的后期，氏族多已扩大为部族（tribes）或民族（people or nation）；这些部族或民族，为着种种经济的原因，常发生冲突，甚至常有大规模的战争。战败的部族或民族，多沦为奴隶。古代奴隶众多，以俘虏为一大来源。多数奴隶从事实际生产，遂形成所谓奴隶经济时代。柴尔德（V. G. Childe）氏所谓第二次革命，亦即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发生于埃及、巴比伦、印度各处，由农村转变为城市的革命（urban revolution），正是氏族共产制转变为奴隶经济制的过程。 奴隶生产是最不经济的。因为奴隶即是主人的财产，完全没有独立自主的身分；其从事生产，出于被动，出于鞭挞，不是负责任的生产。当时的生产量固然很大，而劳动力的浪费也很大。积时既久，奴隶制乃又渐渐转变为农奴制。这转变，一方面由于奴隶自己起来革命，另一方面由于主人自动的解放。全无自主的奴隶，转变为半自主的农奴，经济制度也随着由古代的奴隶经济转变为中世的封建经济。在封建经济时代；农奴附居于封建领主的城堡之周围，从事农业生产。其生产品，一部分留着自用，一部分则报效领主。当时的剥削关系，即领主向农奴征取农品的关系，正如古代奴隶所有者之剥削奴隶，近代资本家之剥削劳工一样。封建领主所有土地，构成中世纪的庄园（manor）。庄园之中心，即领主的城堡之所在，可称之为宅田（demesne），这是领主留着自用的，由农奴无条件为之耕种。宅田之外围，为农奴所耕之地，极不整齐，名曰旷野（open field）；农民半自主地耕作栖息于其中。此外为牧地，是领主与农奴共同使用的地方。牧地之外为荒区，为丛林，常废而不用。在中世纪常为罪恶之逋逃薮。封建时代之庄园制，虽出于历史发展之必然，然有很多缺点：（一）人力不能发挥。领主为纯寄生阶级，武士亦然，均不能从事实际生产工作；同时农奴则以收获有限，生活贫苦，劳力亦不能充分发挥。（二）地利未能使用。牧地、荒区、丛林，多弃而不用。（三）农场极不整齐，管理不易，耕种费时。（四）耕种技术不易改进；领主富有，不从事实际生产，不谋改进；农奴需要改进，但限于贫困，力有所不能。凡此种种，自十五世纪以后，益以商业之剌激，庄园经济乃逐渐就衰。 十五世纪左右，欧洲方面，城市工商业，自中世纪的废墟上复兴起来。工商阶级感到庄园制度的极大不便：如庄园与庄园之间交通运输的不便，度量衡等制度的不同，风俗习惯的不一致，货币制度的相出入，乃至各领主统治下，封建的税收制度的繁苛等等；极愿有统一的民族国家，极愿有健全的中央政府。于是他们帮助封建时代有名无实的国王，建立集权的中央政府，促成统一的民族国家。统一的民族国家在集权的中央政府之下，税收制度较简单了，货币制度也统一了，度量衡等制度，各地也无大差池了；这都是最便于新兴之工商阶级的。十六、十七、十八三世纪，工商阶级势力大张。整个经济，呈一种过渡之状：一方面脱离中世封建经济的拘束；另一方面形成近世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源，构成所谓前资本主义时代，或过渡时代。 自从产业革命以后，过渡时代的工商业者都成了资本家。他们占有一切生产手段，雇用产业工人，替他们生产。这时候社会上相互对峙的为劳动者与资本家。资本家掌握着政权，造成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或过渡时代，工商业者为着要打击不利于自己的封建势力，曾帮助国王建立集权的中央政府，亦即专制政治。但工商业者转变为近代的资本家以后，他们又觉原来的专制政治，拘束太大，不利于他们在产业方面的自由竞争；于是他们策动革命，建立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 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发达到极端，内部又生出矛盾来，即生产与消耗的不协调是也。资本家为欲无限的赚钱，不得不扩大生产。他们把每次生产之后所赚的，不予消耗，而以之加入成本里。成本加多了，生产便扩大；生产扩大了，产品便加多。产品无限加多，而社会上一般没有掌握资本的人购买力却很有限。生产品加多，购买力有限，即生产与消耗的不协调。到这时候，供过于求的现象发生，物价开始跌落，形成所谓经济恐慌。欲救此弊，只须把生产手段移交社会掌管。社会掌握着生产手段，生产不以赚钱为目的，而以满足全社会人口的需要为目的；供过于求的现象便永不会发生。果如是者，则整个社会便进入了社会主义的阶段。到了社会主义的阶段，生产又成了全社会的事情；阶级对立的局面，便渐渐消灭下去。 本章参考书 一 Clark Wissler：Man and Culture第五章。 二 Herbert Spencer：Education第一章。 三 F. Müller-Lyer著，陶孟和等译：《社会进化史》第一卷第三章，第二卷第一章。 四 G. Plekhanov：Fundamental Problems of Marxism页七二至七三。 五 A. L. Kroeber：Anthropology第六章。 六 H. F. Osborn：Man of the Old Stone Age页一八、二七○、二七一。 七 L. H. Morgan：Ancient Society第一章。 八 V. G. Childe：What Happened in History第三章，第五章。 九 V. G. Childe：Man Makes Himself第五章，第七章。 十 F. Engels：Origin of the Family，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第九章。

作者: 陵光 时间: 13.6.2007 13:49
第三章远古文化区（上） 一尼罗河流域 自然环境与远古人民尼罗河流域，即最古文化区埃及所在地。尼罗河长五千七百余公里，为世界第三长流，其长仅次于密士失必河及亚马孙河。有白尼罗与青尼罗两源，会于苏丹，曲折北向，贯通埃及，成大三角洲，注入地中海。下游水流浩大，有定期泛滥，因之土地肥沃，便于农耕。泛滥期间，非常固定：每年夏季开始泛滥，冬季低落。靠近孟斐斯（Memphis）的地方，泛滥开始期在六月底；到八月十号左右，达最高度；这时应将与大河相接的运河水闸打开，以便放水入内地灌溉田园。平均说起来，泛滥的最高时期，总在九月底。自初泛至开始退却，历时约九十二天至一百天；与希罗多特（Herodotus）在其名著《历史》（History）一书中所述相符。泛滥的原因为阿比西尼亚（Abyssinia）积雪的融解；但公元前五世纪亲历其境的希罗多特并不知道。他说： 关于尼罗河的性质，不易从祭司方面或其他方面，得到任何说明。我所急要知道的，为：何故每当夏季初临，尼罗河即开始泛滥？何故泛滥期间继续至一百天？何故一百天过后，又开始退却，直到次年夏季再泛。凡此等等，我从居民方面，得不到任何说明。虽然我曾想尽方法，想知道众人所说的种种；但他们既不能告示我：尼罗河之所以异于其他河流，有什么特征；又不能告示我：为什么这条河独与其他河流不同，表面没有漂流的杂物（大意见History，Book Ⅱ 19）。 泛滥的原因，他虽不知，然事实却指出了。至于尼罗河对于当地最早的居民有什么好处，他也说得很清楚。他说： 现在我们应该承认：埃及人从这流域得到收获，其所费气力，比世界任何人民所费气力为少。他们无须用犁或用锄以启土；别地方的人，为着要有所收获，必须要用的任何工夫，他们都不必用。凡种地的人，在这里，只须等候河水泛滥：泛滥过后，各人播种于各自的地方。自此以后，就只等收获了（大意见同上书Book Ⅱ 15）。 尼罗河下游的三角洲，全是由河水冲积起来的肥上。自三角洲至第一瀑布，其间一长片土地，约万余方哩，全是可耕的肥区。在这肥区，最近的过去，考古学者曾发见新石器时代最后期的人类遗迹；他们是棕色人，是尼罗河流域最早的农民。在他们那葬埋之地的周围，有石器、有陶瓶。他们是去今约六千年的古人了；他们所用的石器正显示着他们正属新石器时代的人，尚没有使用金属器物。至于陶瓶之內，偶尔可以发见麦壳之类，这是葬埋他们的人，替死人预备粮食的遗迹，可以表示他们当时所过的是农耕生活。 由半开化到文明时代新石器时代的最后一期，严格说来，仍属半开化的阶段。自此以后，埃及人便进入了文明阶段：他们使用金属器物，他们有象形文字，他们发明了分划时间的历法。这三件东西的发明，大概都在公元前四千年左右。 （1）金属器物的发明，据布勒斯特（G. H. Breasted）的估计，至迟也在公元前四〇〇〇年的时代。当时有埃及人远征至新奈半岛（Peninsula of Sinai），亦即苏伊士湾以东之半岛，建立营寨，以火煮食或取暖。他们以泥土沙石之类为火炉，其中偶或杂有铜矿苗。他们以木柴充燃料，铜矿苗遂于不知不觉间，熔化于灰烬之中。迨火息之后，或经过若干时日，他们偶于灰烬中发见有光亮之物，亦即铜矿苗经过融化后之铜块。这种铜块，他们觉得可爱；不久之后，经验多了，他们又觉可以用来制工具或器物。至是他们便进入了金属器时代之门。积时既久，他们的生活便由半开化的新石器时代完全转入文明的金属器时代。 （2）历法的发明，据说在公元前四二四一年的时代。埃及人为着要耕田，要播种，要获得丰富的农产物，对于时令的变化，季节的变化，不能不有一种认识。于是他们凭着悠久的经验，以月之圆缺为标准，分划一年之日数。一年之长，即地球绕太阳进行的一周；一年的日数，即地球在这一周中自转的次数，计共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次，亦即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月之圆缺，需时只二十九日有余，不到三十曰。埃及人凭当时的知识经验，当然只好以三十日为一月。以三千日分划一年的日数，恰得十二个月，每个月三十曰。余下的整数五日，埃及人便以之置于一年的末了，作为暇日。至于四分之一日的尾数，埃及人在当时自然不知道，所以他们没有设闰的办法。否则每四年必多出一日来，非设闰不可了。埃及人之创作历法，力求与农事的变化适合，将一年分为三季，称为洪水季、播种季与收获季。每年之第一日，定为七月十九日；因为这一日有一个特别事情，即日出之时，狗星与太阳同时出现于天空是也。狗星与太阳同时出现的事实，天文学者称为狗星循环之一种天文年代之起点。这样的事实，每隔一千四百六十太阳年，或一千四百六十一太阳年（因太阳年与历年相差四分之一日，故积一千四百六十年后，必多一年），只有一次出现。就埃及史言，公元一四〇年有一次；向上推去，则公元前一三二一年有一次，二七八一年有一次，四二四一年有一次。学者以此，遂断定埃及历法创始于公元前四二四一年。 （3）象形文字的发明，当亦在公元前四〇〇〇年左右。其字体的演进，可简括为四阶段。第一为最初的图画记号（pictorial records）时代。埃及人为着记录牲畜之数，记录田亩之数，记录农产物品之数，乃至记录交换或买卖物品之数，早就发明一种像图画的记号。把这等记号写在陶器上，或骨器上或木器上，就等于文书；其时当在去今六千年的时代。第二为象形文字时代。图画记号，渐渐附有两种特性：一、即每一个图画代表一个固定的事物，如眼作█，口作█，水波作█，芦叶作█，鹅作█，兔作█等是。二、每个图画，代表一个固定的声音，因以成象形文字（hieroglyphic）。后来具有固定声音的某些图画符号，即成拼音字母，为拼音字母之远源。第三为行书曲线文时代。后来农工商各业都已盛行，社会生活日益复杂，文字的用途日益扩大；书写的人为求迅速起见，把象形文竟写成行书曲线文（hieratic）。行书曲线文虽都是由象形文直接演变而成；但与象形文相较，便完全不像了。巴比伦文字与中国文字，都曾由象形文演成与原形不像之字，埃及文字亦然。当行书曲线文盛行于日常生活中之时，原来的象形文大概尚用以写宗教文书，或政府告令等。第四为简化的速写文时代。行书曲线文，再加以简化，写的时候再加速，则成简化的速写文（demotic）。简化的速写文，大概盛行于公元前八、九世纪的时代。 埃及人的文书，最初大概是写在陶器上，或刻在骨器上；木器上当然也可以雕刻文字。后来书写用的工具材料等逐渐发明，遂有独立的专作记录用的文书。书写的工具，与今人之笔相当的有一种芦尖，长约十余吋，径有七八分。与今人用的墨汁相当的，也有一种从植物中提出来的液汁，有颜色，好作书。至于与今人用的纸相当的东西，埃及人早就发明了一种由巴比拉（papyrus）植物皮压制而成的东西，俨然纸一样，宽可以有十七八吋，长可以有一百余呎，可以卷成大卷，若中国古代所谓书卷一样。这样的大卷在最近的过去，考古学者已有所发见。 金字塔时代人民之生活公元前四〇〇〇年左右，埃及人进入文明阶段。历时约一千年之久，到公元前三〇〇〇年左右，文化已发展到了极高的程度。公元前三〇〇〇到二五〇〇年的时代，亦即第一朝之初到第六朝之末的时代，为时五百年，考古学者称为金字塔时代。所谓金字塔（pyramid），就是埃及人所建造的一种像“金”字的塔墓，用来葬埋国王的。这种墓，在这个时代以前，虽然已经有了，但规模极小：仅于地面上以若干碎石堆成小堆。公元前三〇〇〇年以后，建筑术随着整个社会的进步而进步，为国王而建之大墓，陆续出现。有的高达二百余呎，有的高达三百余呎，有的高达四百余呎！例如孟斐斯附近地方可哈甫王（King Khufu）的大金字塔墓，始建于公元前二九〇〇年的时候，便有四百八十一呎之高！考古学者发见这一类的塔墓之时，从墓的本身式样以及墓壁上的雕刻图画，与夫墓中葬埋的人体与器物等，可以考见古人的整个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的各方面，如同读古人自己所写的史书一样。金字塔时代，埃及人的生活，可从农耕、畜牧及工商各方面讲。 农牧方面的情形，可从塔墓墙壁上雕刻的图案看出来，也可从墓旁飨堂（chapel，贵族墓旁，常有专为祭祀用的建筑，可译为飨堂）墙壁上雕刻的图案看出来。这些图案中，有的是贵族监督其僚属点验牲畜之图；有的是农民驱牛拉犁耕种之图；有的是农民或牧者榨取牛乳之图；有的是骡子负运农产物品之图。凡此等等，可见当时农耕及畜牧之盛。 工业制造方面的情形，也可从飨堂墙壁工或塔墓墙壁上种种雕刻的图案看出来。当时的工业制造，种类极多：有木业，能造交通运输工具，如舟车等；能造家庭日常用具，如桌椅等。有陶业，这是新石器时代初期发展下来的工业，到这时已大见进步。制品的种类已很多了，制作的方法也很精了。有建筑业，如建筑塔墓，建筑飨堂，建筑供神用的神庙，建筑贵族住的宫殿，都属建筑业的范围。有金属工业，如铜工业、铁工业、金工业、<手>[首]饰工业等等，其制品都很多，其方法也都很精。此外纺织业，到这时也很精进。织品的遗物，裹在死人身体上，埋在坟墓中的，考古学者常有所发见。其纺织之精细，与近代机器纺织的东西，几乎没有分别。凡此等等，可见当时工业制造之发达。 至于商业，在金字塔时代，更见盛行。农业生产品，工业制造品都有剩余了；但因地理的分布不平均：有些地方出产很多，有些地方出产不足，非有大批商人出来调济盈虚不可，于是商业发达。再者贵族因征得民间农工物品很多，不能完全消耗；为着满足奢侈的宫廷生活起见，须向国外采办珍奇物品。这时在国内经商的商人更须到国外活动：或以国内出品换取国外出品，或以金钱购买国外出品。早在公元前二千七百余年的时候，埃及人的国外贸易便很盛行。据当时神庙墙壁上的雕刻图案所示，有极大的海上运输用的船舶；这些船舶，北至地中海东部沿岸，腓尼基商人所到的许多地方，南至红海南端朋特（Punt）。每到一处，便将当地的珍奇物品载运回国。至于陆路的远道通商，则有大规模的商队（caravans），他们沿尼罗河岸，行至苏丹地方，与南非的黑人通商，购取乌木、象牙、驼鸟、香油等贵重物品，用骡子运回。凡此等等，可见当时商业的发达。 社会阶级与政府有农耕畜牧的生产事业，便有农民与牧者；有各种制造工业，便有各种业主或工人；有专营交换运输的商业，便有独立的商人。这些人的职业虽各不相同，然彼此都属同一阶级，可以算做（一）自由民阶级。所谓自由民仅别于奴隶而已；他们在政治上并没有地位，因为埃及并不是行的民主政治，自由民并没有选举或参政之权。就经济关系言，自由民也许是被剥削者：他们的收获须直接或间接分缴若干于统治阶级；其分缴的形式或为贡，或为赋，或为税，并不止一端。同时他们也可能剥削别人。他们的生产事业，有时规模很大，也许使用奴隶。农工商各业的人，如使用奴隶，当然是剥削别人。 自由民阶级可以算做中等阶级。他们下面的一级便是（二）奴隶。奴隶这一阶级，除了自身的劳力以外，一无所有。他们没有土地：埃及的土地，除极少数的自由农民可以分有若干外，其余概归贵族、祭司、武士等所占领。他们没有自主的职业或生产事业，这也是与自由民不同的地方：自由民中，除极少数农民可以分有若干土地外，其余各业的自由民虽然也是没有土地的，但他们各有各的专门职业或生产事业。奴隶却没有自己的职业或事业，他们的生存，专靠拿出劳力来替贵族、祭司、武士等耕田；或为其他的奴隶所有者或主人服务，或为王室专服劳役。为王室服劳役，大概以修造或建筑方面的时间为最多。例如金字塔的建筑，往往有用人至十余万，历时至数十年的。 考古学者于最近的过去，在尼罗河下游，靠近孟斐斯的地方，考察两座大墓，亦即王室的金字塔墓。这两座大墓，系属于金字塔时代之初期的，一为国王可哈甫（King Khufu）的墓，一为国王卡甫惹（King Khafre）的墓。每一墓之高，差不多五百呎，系用青石构成。青石的重量，平均每块约两吨半；全墓所用这样大的石头，达二百三十万块。墓为四方尖体，其基础处，每一方面之长，达七百五十五呎。据最古的故事传述，每一墓之建筑，需十万人连续工作至二十年之久，始能造成。就考古学者在吉色（Gizeh）地方所见这些大墓的遗址言，可以深信不疑。 自由民上面的一级，便是（三）统治阶级；这包括国王、祭司、武士等。国王在最初或半开化的新石器时代，不过是一部族首长而已。到了金字塔时代，部族的范围大了，俨然成了民族，于是部族首长也随着成了国王，名曰发老（Pharaoh原意为大厦，因系国王所居，遂以之直称国王，有如中国君主时代称皇帝为陛下或殿下一样。一说这个字系从埃及文的Phra一字变来，Phra为太阳的意思；埃及国王原是代表太阳神的，故有此称）。国王为最高的统治者，直接帮助他的人就是祭司。 祭司在埃及，是最有势力，最有学问的人；所包括的分子也非常的多：不独专司神事的官吏，就是相当于今日的数学家、科学家、律师、医生等人物，都属祭司范围。凡知识道德高出寻常的祭司，可以与王室贵族共享特权。祭司也分许多等级，最高一级的首脑，不独处理关于祭祀的事情，而且与国王一样，可以主祭。祭祀办理的好坏，可以直接影响人生幸福，因此祭司成了最有势力的人。他们的日常生活，与人不同，他们吃素，着长袍，早夜沐浴各两次。他们的享用，占去国内大部分的收入：国内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归他们占有。由奴隶耕种，不必纳税，他们坐享现成。 与祭司同样重要的就是武士或士兵。据希罗多特（Herodotus）氏的描写看起来，埃及的武士或士兵，凡分两部：出自布西里（Busiris）等省的，称哈尔模兵（Hermotybians），人数最多时，有十六万人；出自特比士（Thebes）等省的，称卡拉西兵（calasirians），人数最多时，有二十五万人。所有士兵，都是世袭的：父死子继，终身从事征战。无战事时，可以耕田，但不许经营任何商业。全国土地，也有三分之一归士兵占有，也是不纳税的；他们自己不耕时，当然是由奴隶代耕。士兵也有许多特权，除祭司外，非其他任何埃及人所能享有；例如土地之不必纳税，就是一端。哈尔模兵与卡拉西兵，每年轮流选一千名，充国王的卫士。一经选上，他们的生活便特别优良；每人每天有五磅面包，两磅牛肉及四桮葡萄酒。不过这是希罗多特时之情形。金字塔时代之士兵生活，究不易知。 政府的文职，由祭司担当，武职由武士担当。此外尚有专任公职的官吏。这种官吏，自有公务之时起，便已有了；到金字塔时代，人数加多，竟形成很大的官僚势力。埃及的政治权力，就是由国王、贵族、祭司、官吏、武士等所构成；奴隶阶级，自然不能参加；就是自由民，也没有参加的机会。就其性质言，充满神意，可称之为神权政治（theocracy）：握最高统治权的国王是代表神意的，帮助国王施政的，就是处理神事的祭司。每天举行例祭之时，高级的祭司常警告国王以应作之事，并以祖先的善政相规劝。国王之举动，也从不敢与祭司所提示者相违，政府的管辖范围，在金字塔时代，已经统治了全埃。当时国王统治南埃或上部埃及，常假手于各省的首长。这些首长在各自的省内，是最高级的祭司，是最高级的法官，也是最高级的统治者。国王及其臣僚，居在孟斐斯的王城内。王城内的主要区域就是王宫所在的地方；周围有花园，有官舍，有祭祀神灵的庙宇。王城在金字塔旁，是砖头所砌成，早已消毁不见；而巨石所砌成的金字塔，则至今犹存。 宗教信仰与文化由上所述看来，埃及人的施政，事实上虽为解决人生幸福问题，而理论上则为奉行神灵的意旨。奉行神意就是埃及人的宗教生活；我们最宜在此顺便一谈。埃及人信仰的对象最主要的为神灵、为灵魂。神灵种类极多，最主要者为太阳神，即创造者，亦即行善者，更是对死人之最后审判者。这神有妻有子，合成父母子三位一体之神，其名称则各地不一。赛洛伯（Charles Seignobos）氏在其《古代文化史》（Histor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一书中，有一种极明白之解释，兹述其大意如次： 主要之埃及神为太阳神，为创造者，为行善者，为洞悉万事万物者，为对死人作最后之审判者。这神有妻有子；凡埃及人皆崇拜这父母子三位一体之神，但不予以同一之名称而已；每一地方有其特别名称。例如孟斐斯，父神被称为布哈塔（Phtah），母神为塞克赫（Sekhet），子神为印茂士（Imouthes）；在阿比陀（Abydos），父神为奥西里（Osiris），母神为爱西士（Isis），子神为和拉士（Horus）；而在特比士（Thebes），则父神为阿蒙（Amen），母神为茂士（Mouth），子神为康斯（Chons）。又一省人民有奉他省之神者。且埃及人以为其他神灵皆出于此三位一体之神。此三位一体之中的主神奥西里为太阳神，亦有其历史。由埃及人看来，由古代伟大之民族看来，太阳乃最有力之物，故得为神。太阳神奥西里被夜神塞特（Set）所杀，其妻太阴神爱西士深为哀悼，收其尸而葬之，其子新兴之太阳神和拉氏遂杀其剌客，以报父仇。 奥西里的含义极多，福来采（J. G. Frazer）氏在其《金枝》（The Golden Bough）一书中归纳为四个意义：一曰谷神，二曰树木的精灵，三曰生产物品之神，四曰裁判死人生前善恶之神。氏之解释大意如次： 一、奥西里为谷神，这可就举行祭祀的节日看出。祭这一神的节日总在播种之时。祭祀之日，埃及人以泥土塑一偶像，举行一种葬埋之礼，以之埋于地中，以便迨新收获时，复活起来。这种礼节实即以幻术求丰收的仪式；在祭司们把这个神隆重供奉于庙宇以前，埃及农民在各自的田土上料早已实行过。 二、奥西里不独为谷神，而且为树木的精灵。这一个意义，恐怕是奥西里诸含义中最原始的一义；因为对树木的崇拜，在宗教史上，远较对谷物的崇拜为早也。 三、奥西里被视为生产物品之神，亦即具有一般的生产能力之神。祭祀的仪节，似出于一种以幻术求种植繁荣之习俗。 四、奥西里为裁判死人生前善恶之神。埃及人不独相信人死了会在另一世界再活，而且不惜以时间精力乃至金钱去设法使其赶快再活。因此他们在置死尸于坟墓之时，就无异于把死者交给奥西里，由奥西里使其从泥土中复活，转入永生之途。 上述四种意义，几乎都归结到一个“生”字，很可看出埃及人对于“生”之强烈的欲求。其次埃及人相信人死了，其灵魂仍活着。灵魂既活着，终必有栖息的地方，于是设法保存尸体，使不腐朽，以为灵魂栖息之所。要使尸体不朽，埃及人便发明了一种防腐术（mummification），以防腐的香油涂在尸体上，更扎以布，使成干尸。干尸置于柩内，埋于墓中，便可保存长久。神灵的信仰与灵魂的信仰，几乎是埃及发展文化的两大动因。金字塔时代的埃及文化，其遗迹保存到现在的，有建筑、有雕刻、有图画、有文学等。这几项文化的遗迹，几乎项项都与上述两种信仰有关。建筑包括供奉神灵的庙宇，包括葬埋尸体的坟墓，包括坟墓旁边祭祀死人的飨堂。而雕刻、图画等又几乎全在庙宇、坟墓、飨堂的墙壁上表现。至于文学的残篇，见于坟墓中者，亦多歌诵神灵的诗文。建筑、雕刻、图画、文学为狭义的高级文化，都直接随宗教信仰而产生；至于广义的普通文化，直接或间接受宗教信仰的影响而产生者，更不知凡几。斯密兹（G. E. Smith）氏与帕尔利（W. J. Perry）氏等见到埃及人对灵魂信仰之深，直接支配了文化，竟认防止尸体腐朽之努力为埃及一切文化之渊源。 帕尔利氏于其《神与人》（Gods and Men）一书中提到近来文化史的研究，以为文化进步的动因，与埃及人对尸体的防腐术有直接关系。斯密兹氏于此，表示钦佩而惊奇。他以为这种说法虽似奇特，然有一点可以断言：即埃及、印度，以及其他地方，最初所有神的观念，都系于一个复活的国王。国王死了，尸体被保存着，后因某种适当的仪式，乃复活而成神。死人复活的观念似由对尸体的防腐术而流行。凡加冕礼、结婚礼、医生开业礼、寺院祭祀礼，以及神仙观念、永生观念等，都是实行尸体防腐术的扩充。这种防腐术又必然与图画、雕刻、木工、石工等等技术的进步联在一起。因此之故，就说防止尸体腐朽之诸种努力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动因，亦无不可。埃及人以为尸体的不朽，就是生命的延长。要化有限之生为无限之生，必须用种种方法。凡宗教的仪式、戏剧的表演、音乐的演奏、加冕的典礼、结婚的典礼，以及其他一切欲求的表现，在埃及几乎无一不是缘着防止尸体腐朽之一念而形成。防止尸体的腐朽，埃及人以为是达到永生的最要法门。因此凡用于防止尸体腐朽的材料，都成了神圣不可侵犯。 “古封建”时之文学金字塔时代的遗物，考古学者所发见的，为塔墓及墓中所藏的东西。“封建”时代的遗物，考古学者所发见的，为崖墓（cliff-tomb）及墓中所藏的东西。塔 墓多在尼罗河下游平坦之地，系由中上游运到青灰大石块，在平地上累砌而成；崖墓多在中游，系就当地天然崖石之旁凿洞而成。崖墓遗物所代表之封建时代，历时也有好几世纪，然以公元前二〇〇〇年左右为最隆盛。金字塔时代的政治是神统政治，国王是代表神的。封建时代的政治仍是神统政治，国王仍是代表神的。不过封建时代，各地方首长，亦即贵族，能在某些条件之下，获得国王赐与的土地，自己权力很大，俨然为封建领主。封建领主所藏种种文书，亦即埃及最古之文书，考古学者从崖墓中发掘出来的很不少。这些文书都是巴比拉（Papyrus）纸制长卷，都是固封在瓶中，陈列在贵族图书室中之书架上者。其中有世界最古之故事书：如亚洲旅行探险的故事，如红海以外无名洋中水手遇险的故事，如古巫士所演种种奇迹的故事等等是也。这些故事中，有的叙述贫人的苦痛，有的叙述人类前途的黑暗，有的叙述光明时代的到来，有的希望统治者以慈悲为怀，有的预言贤明的国王即将出现。红海以外无名洋中水手遇险的故事，俨然若《天方夜谈》（Arabian Nights）中“辛巴水手”（Sindbad the Sailor）之故事，为四千年以前埃及男女小孩所熟读之书。其中水手自述有云： 在船上的，扩都遇了险，没有一个逃脱了的。只有我，则被海浪冲到岸上。我一个人独自睡在林中，昼夜不起，凡经过三日；与我为邻的，仅有我自己的一颗孤心。是后，我爬出树林，觅取食物，所见有无花果，有葡萄，有一切美丽的蔬菜。 水手继又述及他自己被一个雄伟凶猛留有长须的人所获；其人后经证明为红海中孤岛上的国王，其地正在到印度洋的入口处。国王留他住居三月，待他极优，后又以宝物很多，遣他赶回埃及。就形式言，这故事书只是一小小的纸卷而已：其宽不过六吋到十二吋，长亦不过三十呎到四十呎。不用的时候，卷成一卷。我们由此可知埃及古书都是一卷一卷的。 封建时代崖墓的前面，也有飨堂，系祭祀死者的场所。飨堂的墙壁上也有雕刻，也有铭文。考古学者所见铭文中有一处系贵族自述其仁民而爱物之美德者。其言有曰： 人民的女儿没有受过我的侮辱，寡妇没有受过我的欺凌，农民没有受过我的虐待，牧者没有受过我的驱逐。在我的辖境以内，没有人遭过灾难；在我执政之时，没有人挨过饥饿。每当天灾降临，我便开放我最优的庄田，任人耕种，保全人民的生命，供给他们的食粮，使无一人遭受饥饿。我对寡妇有所赐与，如同他有丈夫时一样，毫不加以非礼；我对贫人有所赐与，从不任执行者依势欺凌他们。 上面这段，是贵族自述如何爱护人民的。但也恰恰暗示当时的贵族对人民如何残酷。仁民而爱物的美德之值得夸耀，恰恰证明当时的贵族多是残暴不仁的人。 帝国时代的武力封建时代的遗物，考古学者所发见的为崖墓及墓中所藏的东西；帝国时代的遗物，考古学者所发见的为神庙及庙中所藏的东西。墓，无论是塔墓或崖墓，都是埋人的；庙则作供神之用。庙的建筑之精致，规模之宏大，正表示当时国力雄厚，财物丰富。崖墓遗物所代表之封建时代，以公元前二〇〇〇年左右为最隆盛；后遭海克沙人（Hyksos）之侵入，到一八〇〇年以后便衰微了。神庙遗物所代表之帝国时代，据布勒斯特（J. H. Breasted）氏估计，约在公元前二五八〇到一一五〇年之间。封建时代的政治是神统政治，而以各地贵族首长，分占封建领地，为其特征。帝国时代的政治仍是神统政治，而以国王创造武力，扩大版图为其特征。帝国时代的武力之构成，首为马之输入。特比士（Thebes），亦即帝国时代之首都，有卡纳克大庙（Temple of Karnak）；庙的墙壁上有各种雕刻图案；图案中有国王站在战车上的雄姿；战车之前就是拉车的马。金字塔时代的遗物中，没有马的遗迹。封建时代的遗物中，也没有马的遗迹。马之出现于埃及，大概是封建时代结束以后，从亚洲方面输入的。马既输入，战车乃随着出现；至是埃及入学会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战术，埃及国亦渐成伟大的军事帝国。 在帝国时代，国王自己，就是战将，统率着组织完备的大军；军人多是弓箭的射手，有大批战车随之。凭着这等武力，国王乃四出征战，扩大版图：亚洲方面，武力直达幼发拉底斯河（Eupharates）流域；非洲方面，则沿尼罗河直上，达第四瀑布的地方；欧洲方面，则占领爱琴海（Ægean Sea）中许多岛屿。因此造成空前伟大的军事帝国。所谓帝国，就是许多民族直隶于一个强有力的民族之下的组织；照谟尔根（L. H. Morgan）的讲法，有时又叫民族联盟（confederacy of nations）。埃及帝国，自公元前十六世纪开始，到十二世纪告终，历时凡四百余年。这种帝国，与西方罗马帝国的性质颇相像，与中国秦汉帝国的性质也颇相像，都是由极小的氏族（gens）单位逐渐演化而成的最大结果。人类的团体，在新石器时代或半开化时代，就只有规模极小的氏族。后因生活上的需要，如抵抗外侮而互相联合，或向外侵略而互相征战，氏族乃合并成规模较大的部族（tribes）。部族依同样的道理，又合并成规模较大的民族（nation or people）。民族又依同样的道理，又合并成规模较大的帝国或民族联盟（empire or confederacy of nations）。由氏族到部族，由部族到民族，由民族到帝国，所经历的，是一个极长的历史过程。在这长期历史过程之中，人类的团体，固然愈扩愈大；社会的阶级，也愈分愈明。由氏族到部族的转化期间，正是由共有经济到奴隶经济的转化期间；这期间社会阶级开始分殊。由部族到民族，更到帝国的演进时代，正是奴隶经济的全盛时代，这时代社会阶级完全对立。 至于前述的埃及的封建时代，正值由部族到民族的时代，布勒斯特（J. H. Breasted）氏称之为“古封建”（ancient feudalism），与中世纪的封建不同。中世纪的封建，是地主阶级支配农奴阶级的方式；古封建则是强大部族支配弱小部族的方式。埃及的古封建与中国殷周之际的封建颇相像。中国殷周之际的封建，也是强大部族支配弱小部族的方式，与中世封建或门阀支配庶民的方式不同。 埃及帝国之开创人物，当首推哈特休女主（Queen Hatshepsut）。公元前十五世纪后期，女主执政；时值国运隆盛，乃大兴土木，于特比士（Thebes）城，重修卡纳克庙（Temple of Karnak）。庙长约四分之一哩，其材料皆自远方运来。运材料之大船，及运输的景况，雕在庙之墙壁上；船之上方，刻有铭文，考古学者尚可识别。 铭文有云：王船所载，丰富非常。有红海南端彭特（Punt）地方之种种奇物；有东方圣地所出各种香木；有松香末蕊，有松香树枝；有乌木，有象牙；有青金，有肉桂；有化妆用之种种香料；有猿猴猛犬之类；有南方虎豹之皮；甚至各地土人及小孩等，亦一并载归。自古以来，未见王室之载运有若是之丰富者。 奴隶经济发展到极端，王室所取于民间的物品太多，不能直接消耗，必须转变形式，始能享用。凡大兴土木，采办远方珍奇物品，是古代帝国盛时，王室之常事。哈特休女主之所为，只是一个例证而已；中国秦皇汉武之所为，有许多也是这一类的例证。 继哈特休女主之后而执政的为索谟第三（Thutmose Ⅲ)，史家称他为古埃及之拿破仑，因他有极伟大之武功也。索谟第三于公元前一一五〇〇年执政，历时约五十余年，其中有二十余年之大战。大战情形，均可于卡纳克庙墙壁上之铭文见之。在这二十余年中，他曾摧毁西亚方面许多国家，并入自己帝国的版图之内。爱琴海中许多岛屿，也设有总督管理。最近的过去，考古学者在克来特（Grete）岛上发见金碟一个，就是索谟第三敕命其功臣为爱琴海总督的纪念物。碟上有铭文曰“海中诸岛之总督”云云。这总督所辖之地方为爱琴海中诸岛及小亚细亚沿海诸地。 埃及势力之消长前面各节所述，都是埃及内部的情形。至于埃及与外界的关系，从没有提及。埃及自公元前四千年左右，开始由半开化走向文明阶段；后创独立国家，发荣滋长，历时二千余年。到公元前二〇五〇年左右，有阿剌伯游牧蛮族海克沙人（Hykros）开始进犯，占领尼罗河流域，统治埃及近五百年。自公元前一七〇〇年以后，埃及人不堪外族压迫，开始反抗，卒于公元前一六〇〇年一战获胜，驱走海克沙人，恢复独立。此后不久为埃及帝国全盛时代，为时亦近五百年。后来帝国盛极转衰，到公元前六七四年以后，又被亚述帝国所征服，自亚述统治之下再度恢复独立之后不久，又于公元前五二五年时被波斯人所征服。公元前四世纪的时候，亚力山大征服波斯人，埃及亦随着沦为马其顿帝国的一省。自此以后，亚力山大的一名大將托勒米（Ptolemy）自立为埃及国王，予埃及人以一种有名无实之独立。直到公元前三〇年的时候，埃及又成了罗马的一省。

作者: 陵光 时间: 13.6.2007 13:56
二西亚文化区 弧形肥区之大势所谓西亚，系指亚洲极西部之一大片土地而言；其北有里海、黑海；西有地中海、红海；东南有波斯湾、印度洋。古代文化中心所在，为一弧形肥区。肥区之左端或西端为地中海东岸之巴勒斯坦；肥区之右端或东端为波斯湾北面之巴比伦。两端向南包围，若军队之左右两翼；中部向北凸出，因成新月样之弧形。肥区之北，为山岭地方，多山居民族；肥区之南，为沙漠边沿，多游牧民族。幼发拉底斯（Eupharates）与底格里斯（Tigris）两河，均自北方山岭地带发源向波斯湾注入，为构成弧形肥区之主要源泉。肥区之南，阿剌伯半岛之北为一大沙漠湾；沙漠湾边沿的人民，为游牧的塞族人（Semites）。古代西亚的文化，几乎全是塞族人占驻着肥区而创造的。例如东端巴比伦地方，最初原住有苏末人（Sumerians），后来游牧的塞族阿卡提人（Akkadians）及阿母利人（Amorites）相继侵入，创造文化。更如中部，著名的亚述帝国，即是由游牧的塞族亚述人（Assyrians）所创造的。再如西端巴勒斯坦地方，最初原住有甘纳尼人（Canaanites），后来游牧的塞族犹太人侵入，占领其地，创造文化。因为这个区域土地肥沃，便于农耕，凡占领其地，经营定居生活的，都能创造文化，或传播文化。 肥区东端苏末人之生活肥区东端，即幼发拉底斯与底格里斯两河的下游。两河平行，流至离波斯湾约一百六七十哩的地方，彼此非常接近，把中上游的肥土，带到这里，构成一个平原，称为施纳平原，或巴比伦平原（Plain of Shinar or Babylonia）。不过巴比伦最初只是一个很小的村落，直到公元前二一〇〇年以后，才渐渐著名，故我们仍应称之为施纳平原。这平原之宽，不过四十余哩；其长自波斯湾沿岸起计算，也不过一百六七十哩；可耕之地大概不出八千方哩。其地与地中海为同纬度的地带：冬季多雨，夏季干燥；不过雨量也非常少，【有插图，缺失，78页图】耕种田园，均须人工灌溉。灌溉得宜，出产最富；主要的财富，都出自农耕。这个地方自古即为种族斗争之所在：例如山岭的苏末人、游牧的塞族人在这里争斗，几乎有一千年历史，到公元前二一〇〇年左右，方告结束。 苏末人为一种山居民族（mountaineers），与肥区以南，阿剌伯沙漠边缘游牧的塞族，没有血统关系；与肥区以北，早发迹于里海东北的印欧民族（Indo—European peoples）也不相 干。就考古学者所发见的石刻遗物看，其中有雕刻的苏末人图形；他们留着短发，围羊毛裙。当新石器时代，他们就已从东部山岭中冲入施纳平原肥沃之地。早在公元前三千年以前，他们就休养生息于其地，发展农工商各业，因之其地也叫做苏末（Sumer）地方。 他们栖息的地方，就考古学者所发见的泥砖小型房屋遗址看，多沿着幼发拉底斯河岸北上；底格里斯河沿岸，这类遗址却很少，这大概由于该河两岸高<纵>[耸]，不易利用河水以灌溉田园也。幼发拉底斯河春季水涨，苏末人便将沿河水闸打开，让水流入内地之小溪，以便随时作灌溉之用，这与尼罗河沿岸居民之所作为是一样的。苏末人早在公元前三千年以前，就已经营农耕而兼畜牧的生活。农耕方法，已知用犁，且知以牛拉犁。种植之物，有大麦小麦等；麦种沿用埃及方面的称呼，恐怕是从埃及输入的。畜牧方面，他们已知饲养牛羊；牛羊的皮毛可充衣物之用；牛羊的乳与肉，又可以充食粮。至于器用方面，就考古学者从古墓中发见的遗物看，有陶器，有金属器物。陶器除供日用之外，尚用作埋人之器，俨然棺材一样；人死了即盛入一个陶缸，更以一个陶缸盖好，埋入地下。金属器物，则有金器、银器、铜器等。当时已由半开化的新石器时代，进入文明的金属器时代了。因之工业制作已很发达：有木工业，如播种器等之制作；有石工业，如石印等之制作；有陶工业，如陶瓶等之制作；有金属工业，如武器及一切金属工具等之制作。至于建筑，虽用泥砖，然其技术已经很精：有普通房屋的建筑，有城市的建筑，有庙宇宫殿的建筑等等。农耕畜牧制作等等都发达了，商业自然也随着兴起来。他们运输货物，用舟用车用骡；计算货物，则有以六十为基，依十而进的数目；今日计时，尚用六十分、六十秒等制，便是从苏末人中传下来的。苏末人衡量货物，其主要之重量单位为米纳（mina），一米纳分为六十协克（shekel）；一米纳之重，约与英国的四磅相当。至于记载货物之买卖，则有二种楔形文字。商业进行的地方，就在各城市里，当时的城市生活，就发掘的遗址看，已经是很发达的了。 以上是苏末人之经济生活。至于政治生活，也可从许多方面推知。当公元前三〇五〇到二七五〇年的时候，苏末人的经济已经很发达了，社会阶级也随着农、工、商各业之发达而分殊。当时的社会，凡可分为上、中、下三阶级。上述农耕、畜牧、工商各业的人民，多是自由人民，可以算作中层阶级。中层阶级以下的为奴隶，他们替奴隶主耕田，自己除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中层阶级以上的为大地主、为贵族、为国王、为官吏、为祭司、为武士等。他们占有大部分土地，构成政治重心，造成城市王国；公元前三〇五〇年以后的三百年，可以说是苏末人的城市王国的全盛时代。城市王国政府的主要任务为对外作战、为监督农耕、为发展灌溉工程、为维持工商秩序等。其政权的基础，也如埃及一样，不是民意，而是神意。每一城市王国，有其保护之神；国王主持祭祀，自己便是主要的祭司；执行神意，也便是神的代表。自国王以下，凡祭司、官吏、武士等，都依附国王，都属统治阶级。施乃德（Hermann Schneider）氏于《世界文化史》（The History of World Civilization）一书中述此最详，其大意如下： 神的宠臣，神的忠仆，就是国王；国王也属人类，但他是主宰，高出众人之上很远。例如国王乌力纳（Ur Nina），出现于神前，原为一家之主，为父为夫，与常人无异；然同时却为其人民之绝对无上的统治者。苏末人的城市国王，自己就是祭司；王与神之间，没有另外的祭司阶级。他们是英勇的武士，也是能干的商人。大城市国的国王，或全国的共主，是依循神意由小城市国王的地位升上来的，似乎可以放弃俗务：他有官吏、有祭司、有武士、有商人等为他服务，但这些都只是他的仆人。 官吏阶级，亦即专记事的阶级之出现，大概出现于文字已经通用的时候。当时对内的统治，对外的交涉，全凭文字以为助，故官吏阶级一时重要起来。但后来时代渐渐前进了，文字之用虽仍稀奇，官吏却不重要了。文字虽仍是一种很高的技术，能写的人却很多了。 祭司阶级是很发达的，这由国王的许多祭司头衔可以想见。但国王自己支配着整个祭司阶级，他自己就是高级的祭司。诚然，在技巧一方面，国王须请教于专门的祭司；但供神的学问尚在幼稚时期，尚未专精到事事要向祭司请教。 武士阶级，也是有的。巴比伦古史诗中之吉加米（Gilgamesh）便完全是一个武士。但武士之来源，大概只是古时之斗士而已。苏末人当权时的巴比伦人之作战，采密集方式，各人持枪戴甲，排成行列；国王亦身列前排，与敌人亲自战斗；后来的方阵战术，大概即由此演成。至于商人阶级之重要，也可以由许多文献证明。当时国王的商业特权，以及许多祭司的商业利益，都需要有一个商人阶级，运输阶级，出来处理。 苏末人之宗教生活，又与经济生活及政治生活直接相关。苏末人所信之神凡有种种，其最高者叫恩立尔（Enlil），为众神之父，亦即气神，古城尼帕（Nippur）亦即首都，有泥砖筑成之庙，专供此神。庙建在山顶，庙之周围，有储藏物品之库，有办理祭事之厅。此外更有砖墙包围，成一大圈。国王、祭司、专司书写之官吏等等，都住在这围墙圈内。其他城市莫不各有其保护之神，不过恩立尔神之地位为最高而已。苏末人之政治，也如埃及一样，也是神统政治（theocracy）。国王即神之代表，神意即民意；国王之施政，几等于祀神，等于实行神意。且国王就是最高的祭司，住在庙旁，对其所统城市王国之一切政令，即由此发出。神庙之所在，亦即政府之所在。苏末人的宗教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关系之密切，于此可见一斑。至于他们的宗教生活与经济生活的关系之密切，可于人民祀神的仪节看出。人民常按固定期间，到尼帕城的神庙举行祭祀。他们备有各种祭品，其中最主要的为一头山羊，一瓶清水。水瓶里插着几根棕树嫩枝，象征着土地之生产能力，及所种植物之滋长繁荣。苏末人以为他们的土地之能有生产，全凭神力帮助：每年春季，河水高涨，他们以为正是神力帮助生产之所为。棕树嫩枝，后来演变为“生命树”的象征，常雕刻在石器或金属器物上，到处流行。人民所祀之神，并不止此最高之神而已；凡地神、天神、海神等等，他们都一一分别祭祀。他们祀神之用意，无非求神赐以丰收及一切幸福，并免去灾祸。凡此种种，可见当时苏末人的宗教生活是与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 苏末人之文化举例这可拿文字、历法及雕刻等以为例。苏末人为着生活上的需要，如买卖的记载、政令的发布等，很早就创出一种图画文字（pictorial writing）。如牛作█，鱼作█，足作█，星作█，日作〇等等是也。图画文字后因适应书写工具及材料之特质，渐渐变成所谓楔形文字（cuneiform writing）。笔画变成楔形或尖劈之形，图画的意味亦随着消失或不明显；如█变成了█，█变成了█，█变成了█，█变成了█，〇变成了█。便都不像原来所画之图了。书写之工具，与笔相当的为芦尖；书写之材料，与纸相当的为泥砖。泥砖软而未干之时，以芦之方尖在砖面上按去；每按一下，即成一尖劈之形。集若干尖劈之形，略似原来图画之样，即成楔形之字；砖上按满了楔形之字，然后烤之使干，即成字砖，其功用与文书一样。许多字砖拼在一块，可成长篇文章。早在公元前二十八世纪的时候，正当早期城市王国之末期，这类字砖尚有遗在地下，被最近考古家发见者。其中所载，都是买卖上的事情。楔形文字，初期大概只重形体，后来渐重音读；发展到最后，竟有三百五十个音符。每一个音符，常包括几个笔画，代表一个音节，亦即代表一个字。至于每一个笔画如何读法，苏末人却没有确定。因此楔形文约只有代表音节的符号，却没有拼音的字母。因为没有拼音的字母，于是没有拼音；没有拼音，则一字便只有一音。然而事实上音符有限，文字很多，想来同音异字的现象必也很多。 其次历法，苏末人早就有一种发明，即以月为标准的阴历是也。苏末人中专司书写或记录的官吏，为着自己记事方便起见，常以月之圆缺一次所需的日数作为一个月，以十二个月作为一年。至若一年完了，季节或还没有到，他们便设一个额外之月，把所余的日数容纳下来，俨若如今的闰月。他们这种既不方便、又不正确的历法，后来竟被犹太人与波斯人继承下来，即今日之犹太人与回教徒，还有沿用之者。苏末人对于年之累积，也如埃及人一样，不以数计，即不称一年、二年、三年等，而以一年之内所出现的大事，作为一年的特别称呼。 再其次雕刻，苏末人也早就有所发明。今日考古学者所见到的，有金属器物上的雕刻，有圆筒石印上的雕刻等等。 最近考古学者发见有一早期巴比伦时代城市国王之银瓶，颇为完整；瓶上雕有一狮头鹰，两翼张开，两爪又分别踏在两个站立之狮子上。这两个狮子站立的方向恰相反对，彼立又各口含一小山羊。整个图案所表现的，只是统制宰割等意义。然而这却是早期苏末人装饰艺术的楷模，其时代约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这狮头鹰与两个狮子又恰恰为古苏末人中勒格城市王国（City-kingdom of Lagash）的象征符号。这象征符号后来传到欧洲，直到今日，凡国王或民族艺术品上之装饰图案，还常用这象征符号。尤其鹰的图案流传最广，普奥俄及其他欧洲民族申常常出现。最后美国人又予采用，成为美式飞鹰，实则五千年前苏末人之装饰艺术品中的图案也。 至于圆筒石印，考古学者也有发见。这种印是用来在泥砖文书上代替签字的。有一印上雕有一个站立的人形，旁边有三个楔形文字；这大概就是私人的印章。其雕刻是凸起的，要用的时候，拿出来在尚未烤干的泥砖文书之末滚一下，其功用几等于今人的签名盖章。巴比伦古城市废墟遗物中，此类圆筒石印为数极多。这种雕刻，流行的时代极长；据学者研究，自公元前三千年到五百年，整整有二千五百年之久。 此外他种石上雕刻，图案式样极多，有的表示国王领导方阵作战之图，有的表示游牧塞族战争失败，士兵行动混乱之象。凡此种种，都足以表示古苏末人之实际生活。 游牧的塞族占领肥区当公元前二七五〇年左右，苏末人的全盛时代快过去了，有一支塞族的游牧人，以阿卡提（Akkad）地方为中心，发展其势力。他们就叫阿卡提人（Akkadians），以沙光（Sargon）为首长。沙光率领游牧群众，侵占苏末人的领土，自立为施纳平原的统治者。占领苏末人的领土之后，复领众西向，直达地中海滨。沙光实为塞族史上第一个伟人，首建西亚民族国；其国土东起两河下游，西达地中海东部沿岸。他在两河流域所留之痕迹，可以说千古不磨。 阿卡提人既已侵入苏末人的领土，便与苏末人混杂起来。游牧民族的阿卡提人与山岭民族的苏末人杂居久了，生活乃发生极大的变化。他们的武力固然压倒了苏末人；但在文化方面，却只有投降，向苏末人诚心学习。这有好些实例可以证明： 一、学习文字。阿卡提人原来没有文字，自从占领了肥区以后，便学习苏末人的楔形文字，于是游牧的塞族语言，可用苏末人的楔形文字一一写出。 二、经营定居。阿卡提人原来过的游牧生活，他们的居所，就是帐篷，可以随时拆散带去。自从占领了肥区以后，便抛弃游牧生活，经营定居，也知用砖建屋。 三、建立政府。在游牧生活中，并无政治组织。到了定居的阶段，便要组织政府。这件大事，也只好向苏末人学习。 四、采行历法。阿卡提人在游牧生活中原无历法。自从占领了肥区以后，要经营农耕，要知道季节，非有历法不可，这也只好请教苏末人，终于采用他们早已发明了的历法。 五、采行苏末人的度量衡等制度，学习做买卖的方法。 六、更把苏末人的雕刻艺术挺进一步。苏末人的圆筒石印雕刻，本已很精；阿卡提人则将此推进到非常完备的程度，虽艺术意味不多，而实用则很大。 到公元前二五〇〇年以后，阿卡提人原来勇敢刚毅耐苦的精神，渐为优裕的城市生活所腐化。这时被压迫的苏末人乃开始反抗。反抗相当成功，有三个城市，在乌尔（Ur）古城领导之下，先后获得领袖地位。至是阿卡提人为势所迫，只好与苏末人修好，建立所谓两合国。彼此都自认为只是这两合国的一部分，而不是一面完全压倒另一面者。两合国留下的遗迹虽不甚多，但其隆盛的时期，凡超过三世纪之久。 汉谟劳比时代之巴比伦当两合国盛极转衰之时，另有一支游牧的塞族人，叫做阿母利人（Amorites），自地中海东部沿岸叙里亚（Syria）地方向东发展，沿幼发拉底斯河直下，达施纳平原，于公元前二二〇〇年以前不久，即已占领了巴比伦。他们以巴比伦为根据地，向外扩充势力，想完全占领两合国。经过一百年的冲突之后，阿母利人中出了一个伟人，名曰汉谟劳比（Hammurapi）；这是游牧的塞族史上沙光以后的另一伟人。汉谟劳比征战三十余年，把新自山岭地带侵入苏末人中的好战民族伊兰人（Elamites）驱逐出境，占领苏末人自创的许多城市，终获胜利。他又扩大巴比伦的范围，建立首善之区，至是小小的巴比伦村落，始成为两河流域一个大国的国土之称；其全盛时代，约在公元前二一〇〇年左右。两河流域第一段历史，所谓古巴比伦时代，自苏末人开始，至是才告完成。汉谟劳比时代之巴比伦，可从两方面讲：一曰新秩序之创造成功，二曰人民生活之发展进步，兹分述如次： （一）汉谟劳比之创造新秩序，首在加强中央与地方之联系。联系的方法厥为利用文书。考古学者发见汉谟劳比时的砖制文书，不下五十余通。 中央发布政令，全凭这些文书，下达于各地方官长；各地方报政，或对中央有所请求，也全凭砖制文书，上达于中央。文书中有的命令各地官吏赶到巴比伦参加一种刈割羊毛的典礼。盖游牧生活的传统，不忍放弃也。有的命令地方官吏维持幼发拉底斯河的航行，这是肥区的重要工作之一，与人民生活关系极密。有的命令税收人员，奉行法令，毋得舞弊营私。有的命令官员保护神庙的财产。有的命令官员昭雪人民的冤屈。凡此种种，有如今日中央对地方的下行文书。 其次为颁布法典。考古学者发见公元前二一〇〇年左右，汉谟劳比所颁伟大法典的原文。法典条文刻在一个高达八呎的石柱上。文字则用阿卡提人中流行的塞族土语，而不是用的苏末人的楔形文字。柱之周围，都已刻满，一共有三千六百余行。 石柱上端，雕有两个像：一为太阳神（Sun-god）的像，坐于右边；一为汉谟劳比的像，立于左边；这图案所表示的为汉谟劳比王接受太阳神的法典之意，也是神统政治的一种表现。法典的来源，不外旧有的成文法律，社会生活的各种习惯，以及新增的条文。三者合并，组成系统，为历史上空前的伟大法典。法典的精神，可从下举各项看出：一、对于寡妇、残废及贫苦等人应得的公道保障，有所规定。二、对于婚姻关系有所规定；当时男女的婚姻，都由法律规定，法律条文则具见于法典中。三、对于妇女的地位有所规定；巴比伦的妇女，据说一如埃及的妇女，也颇有地位，甚至有充专司文书一类之官职的。果如是者，则当时的女子，必已受有学校教育；关于这点，下面仍要提到，这里且不多述。四、至于特别重视的原则，厥为“报复原则”，亦即“以耳还耳、以牙还牙的原则”。例如房子倒了，压死了房主一个小孩，则造房子的工匠，依法亦必牺牲一个儿子。 （二）汉漠劳比，以新兴的游牧贵族，在古文明的肥区，凭着政治的技术，法典的条文，正当战胜之后，乃很顺利的创出一种新的秩序。在这新秩序中，人民的生活乃大进步。当时人民的生活，可从三方面讲：一曰经济生活，二曰宗教生活，三曰文化生活。 汉谟劳比时代，巴比伦社会经济的繁荣为前所未有。出产以农品为大宗；最著名的有谷类与枣类。但也有牲畜，牲畜之皮与毛亦为出产大宗。工业方面，以毛织品为大宗，毛织品的衣物，在西亚极为普遍。金属器物，则已由铜制的渐渐演变为青铜制的了。至于铁制器物，还不甚流行；铁之普遍使用，较汉谟劳比时代还要晚一千年左右。当时的商业，较往日为盛行：往日巴比伦商人用骆驼商队，仅只能往来于各城市之间；汉谟劳比时代，则能远出国外了。他们经商常到幼发拉底斯河上游；到的次数多了，有一商业中心名叫哈兰（Haran）城者，竟被称为商旅城。该城当日堆积货物的遗迹，至今尚可看出：有些破烂包裹，一面印有商人名字，另一面遗有以绳索包扎之痕迹。商用圆筒石印以及砖制楔形文书，到处可见。这些文书都是巴比伦商人、叙里亚商人及肥区以北山岭地带的商人等所共同了解的。由此又可见巴比伦的楔形文字，经由商人之手，曾在西亚方面流布极广。各城市的买卖场所常在神庙；神庙拥有很多土地，可以处理商品，可以贷出货款，俨然若今日的银行。当时还没有钱币，但一定重量之银块，则极通行。 经济生活与宗教生活也颇有联带关系。例如上述买卖的场所，就在神庙，即是一端。汉谟劳比时代人民的宗教信仰，与经济利益，颇为一致。宗教既不为贫苦而伸张权利，亦不为本身利益而反对富豪。宗教的用意只在求神赐福，免去不幸。当时所信之神，凡有两类：一般人民所信者，为苏末人时代的诸神；至于巴比伦城市居民，则以政治地位优越之故，把塞族人的神马杜克（Marduk）移入，位于旧有塞族诸神之上；凡苏末人的神恩立尔（Enlil）得势的地方，便以马杜克代之。再者亚洲的爱神伊士答（Ishtar），当时在巴比伦亦颇有人信仰。信神的最大好处，在能预卜祸福的前途。预卜的方法为羊肝上斑点纹路的意义之解释。祭神的时候，必杀羊以为祭品；羊的肝上，自然现出一些斑点及纹路。这本是任何羊肝上都有的，但当时的祭司，亦即预卜吉凶祸福者，必以为这是神意的表现，以为这可以预示祸福或吉凶。把祸福吉凶，从这些斑点纹路上看明白了，便一一记录下来，俨然若中国殷商时代之灼龟观兆。中国殷商时代之预卜吉凶祸福，常于龟甲之里面凿一小凹，以火灼之，则表面必现出纹路：卜者从这纹路的方向，据说可以看出祸福吉凶来。公元前二一〇〇年左右，巴比伦的泥制羊肝模型之遗物，至今尚有可见。凭视察羊肝斑纹，以预卜吉凶祸福，虽极不近理；然在科学不发达的时候，却是极寻常的事情。人生的吉凶祸福，本来全凭各人自己努力的情形以为断；汉谟劳比时代的人民竟要取决于卜者，此又可见宗教生活与经济生活之不可分离。 至于高级的文化生活，表现于建筑、雕刻、图画各方面者，至今所见遗物不多，不能看出全貌。巴比伦的建筑，多用泥砖；泥砖易毁，故留存至今者，只有许多建筑的废墟或小泥堆。因之建筑艺术的本身，固无从知道；而雕刻图画等艺术，因无所附丽，也极少留存。惟从巴比伦若干建筑遗迹看来，有一事颇可注意，即拱门的建筑是也。拱门的建筑式样，后曾传入欧洲。此外庙塔的建筑，也很重要。塔本在庙旁，但遗迹之中，虽偶见残余的塔，而庙则几乎无迹可寻；否则我们当可看出汉谟劳比时代宗教与艺术之密切关系。文化生活方面，唯一可观的项目，要算学校教育。例如预卜占凶祸福的人或祭司，或卜者，都是知书识字的；又如服公务的一切官员，如长民的，如收税的，如执法的，也都是知书识字的人；甚至女子，也有服公务为官员的，当然也必知书识字。这些人的教育，是从学校得来的；学校所在，常在庙里，或与庙连在一块，这又可见教育与宗教有若干联系。学生的要务，为练习书写。汉谟劳比时代之学校，有一所遗址，曾被考古学者发见，其中留有学生作练习用的泥砖不少。他们练习时，只在软而未干的泥砖上画横线，或直线，或斜线。迨手画活了，这三种线也画好了，便开始作字；文字的作法也学会了，便开始抄写旧存文书。当时能书写的人，大概是很有希望的人。遗物某砖制文书上有一成语曰：“凡精于书写的技术者，其前命途之光明有如太阳。”此又可见当时重文的习惯之一般。 汉谟劳比的黄金时代，并不甚长；他还在世的时候，北方有一种善骑射的山岭民族，叫做卡色提人（Kassites）侵入肥区。经过卡色提人蹂躏之后，又有另一支游牧的塞族人，以亚述（Assur）为中心，向外发展。他们就叫亚述人（Assyrians），后来竟创立空前未有的西亚大帝国，统一西亚全境，开创两河流域的第二段历史。 亚述势力之成长两河流域之第一段历史，首由苏末人开始创造；苏末人势力所达之处，为两河下游的施纳平原，其中心所在为尼帕（Nippur）城。继由塞族人发展完成；塞族人势力所达之处，也为两河下游的施纳平原，其中心所在，则为巴比伦（Babylon）城。第二段历史，由亚述人开始创造；亚述人势力所达之处，初为弧形肥区之东北角，其中心所在为亚述（Assur）城。尼帕城位于幼发拉底斯河沿岸；巴比伦城也位于幼发拉底斯河沿岸；亚述城则不然，位于底格里斯河沿岸。亚述城所在之地，底格里斯河流贯其东南，沙漠湾挡住其西南，是一个易于防守的高耸的地方，具有天然的优势，为施纳平原的城市居民所未察觉。亚述周围为一片高地，其气候较酷热的施纳或巴比伦平原为优。有很多肥沃的溪谷，曲折分布于东部与北部的山岭地带，到处都是碧绿可爱的牧地与麦田。牛群羊群随处可见；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则用骡子。至于从事农耕的人民，则终身务农，不务其他工商各业，这是与巴比伦不同的地方。亚述这个地方的天然环境，大概不坏。马伯乐（G. Maspero）氏于其大著《民族竞争》（The Struggle of the Nations）一书中，也有具体的描写，其大意如次： 亚述本身，比起其四邻来，不过是一个贫而不甚重要的地方。其所跨的土地，在底格里斯河中游的两岸，介于北纬三十五度与三十七度之间。其处境自成完整而健全的一区：气候的变化既不激烈，土地肥沃，又无河水泛滥的危险。其东部为许多小河所灌溉；这些小河或流入伊朗高原，或流入较低的丘陵地带。河床很低，水流平静；只有春夏之交，雨量增加，山雪也溶入其中的时候，河水才溢出到附近各地。水退之后，菜蔬等物相继萌芽；几天之中，一片嫩绿。不过这种好景，历时并不很长：太阳的热力，很快就把潮湿的肥土晒干；菜蔬之类，因之也常有不能成熟的危险。为免此弊，亚述人早就掘有许多小小的运河及储水之处，其痕迹至今仍可发见；因此干季到来之时，灌溉也极方便。所有土地，都是这样灌溉的，非常肥沃；每年所出谷物，如大麦、如小麦、如粟子、如胡麻等类，其丰富可与巴比伦相竞争。至于果树，则有阿月浑子、苹果、石榴、杏梅、葡萄、扁桃以及无花果等类。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之内，很早就有城市发生。多数的城市，都在底格里斯河左岸；当地的富源，很可以维持这些城市中相当密集的人口。因此之故，所有城市，都是人口繁盛的中心；在亚述人的势力达到全盛之时，尤其如此。至于底格里斯河右岸，仅有若干小城，零星分布着，显然是农民耕种之地。 早在公元前三〇〇〇年左右，来自沙漠湾的游牧塞族亚述人即已占领其地。他们也如侵入巴比伦的游牧塞族一样，用塞族土语。他们初以亚述为一小小的城市王国，若两河下游的苏末入之所为。事实上他们与苏末人的城市，接触本也很多；他们常采用苏末人的文字、历法，并接受其许多文化的精华。在亚述城中，大概早就有不少的苏末人。亚述人既入肥区之后，东南与巴比伦为邻，西北与海梯人（Hittites）为邻。介于两大之间，有时为巴比伦的属地，也有时为海梯人的属地。后来巴比伦衰了，继续侵占其地的卡色提人（Kassites），虽自东方山岭地带输入车马，善骑善射，然而终被亚述人逐出。至于海梯人虽于公元前十五世纪的时代，盛极一时，侵陵亚述，然而在公元前一三〇〇年，也被逐出。这时亚述人的势力已经很大了，大可西向，扩充其势力于地中海滨。 然而阻碍甚大。这时地中海东部沿岸，强敌兴起，很能阻止亚述人之势力，使不能向西发展。例如海湾中，原有许多很好的城市，这时都被腓尼基人（Phænicians）占领，建了极富庶的城市王国。腓尼基人，经营海上贸易，盛极一时，成了亚述人的劲敌。其次巴勒斯坦地方，已有游牧的希伯来人（Hebrews）侵入；叙里亚地方，已有游牧的阿勒米人（Arameans）或叙里亚人（Syrians）侵入。他们是公元前一四〇〇年左右侵入这些地方的，随即发展其势力于整个弧形肥区的西端，切断亚述人西向发展之路。尤以阿勒米人的势力为雄厚。公元前一二〇〇年以后，阿勒米人在肥区西端，建立了许多城市王国。他们一方面，接受北方海梯人的文化之影响；另一方面，又吸收自埃及传入的文化。诸城市王国之中，势力最雄厚者为杜美斯卡（Damascur）。阿勒米人，极富经商的能力，他们的商队的足迹，几乎遍布于整个弧形肥区。在经商的行旅之中，他们把腓尼基人所畅用的拼音字母，传到西亚各地。这种字母发源于埃及，中经腓尼基人之手，达到阿勒米人之手中。阿勒米人以之向各地传播。公元前一〇〇〇年以后，传播甚速，竟沿幼发拉底斯河直下，传人波斯，更至亚洲腹地，最后且达印度边区。阿勒米人的势力如此强大，所以亚述人在建立帝国之先，终不能达到地中海东部沿岸。然在建立帝国之先，亚述人正酝酿着他们自己的势力；直到公元前七五〇年左右。他们便一跃而创造帝国，为西亚全境的主人，历时约一百四十年之久。 亚述帝国的内容公元前八世纪的中叶，亚述人又把向西发展的计划拿出。这时，杜美斯卡及其他许多城市王国虽曾联合抵抗，然时机已去；到公元前七三二年的时候，所有肥区西端的许多城市王国，都入了亚述人的统治范围。至是小小的亚述城竟一跃而为西亚之主，统治着西亚许多民族国家，成了空前伟大的亚述帝国之首脑。亚述势力向西发展之时，有一英勇善战的武将，于公元前七二二年时，攻克一个希伯来城撒马利亚（Samaria），自立为沙光第二（Sargon Ⅱ）。自此以后，建立沙光第二王朝，东征西讨，十余年内，把亚述变成一一个极强的军事帝国。公元前七〇〇的时候，亚述帝国的版图，包括弧形肥区全境；公元前六七七年以后，埃及亦入其版图。沙光第二之子生纳契（Sennacherib）复把国都自亚述移到尼尼瓦（Nineveh），城临底格里斯河畔，城垣绵延，达两哩有半。 （一）亚述帝国之创造成功，全凭武力。关于亚述帝国之武力，有几点是值得特别指出的。第一，马之使用。早在汉谟劳比时代，北方有一部分山岭民族叫卡色提人（Kassites）侵入巴比伦。他们侵入之时，把马也带入。他们的马，并非自己豢养的，而是从北方山岭地方或小亚细亚方面印欧民族（Indo—European people）手中买来的。公元前二十世纪左右，这种有马的山岭民族，以势力雄厚之故，竟连汉谟劳比的势力，也予以肃清，占领了巴比伦的国土。自是以后，亚述势力勃兴，养马的技术又转入亚述人之手。亚述人用马拉车作战，收效极大，俨然若今日之骑兵用马一样。考古学者从宫殿废墟墙基石刻上发见战马奔腾之种种图案，尚可考见一般。第二，铁之使用。亚述人与西北山岭民族海梯人（Hittites）早有接触，或军事冲突，或贸易往来，很少间断。从这些接触之中，又把小亚细亚方面之铁输入亚述。至是亚述人之武器中，可以有铁制箭头、铁制戈矛、铁制盔甲、铁制战车之轮轴等等。考古学者在沙光第二之宫殿废墟中曾发见有铁器二百余吨。亚述人武力之扩大，其得力于铁，殆与得力于马相当。第三，民族善战。亚述人原来是游牧民族，生性凶猛，占领弧形肥区队后，更加上优良的装备，如铁器、如战车、如战马，其势力乃不可当。马伯乐（G. Maspero）氏从许多石刻士兵图像的遗物中，看出了亚述士兵之凶猛，而有所描述，其大意云： 他们面孔上的表情，毫无和蔼之象，这与埃及帝国时代之图像截然不同。事实上，亚述人也根本不以和蔼之状为可取：他们不爱同类，不如埃及人之所为；他们心肠硬如铁石，不知怜悯他人，亦复不知怜悯自己；他们毒辣好斗，一如加尔提人（Chaldeans），且更受得起严格的训练。他们之出身，姑无论是出自民间，或出自贵族，天然是士兵坯子。他们的教育，也只发展他们的毅力、耐性，以及绝对的服从性等。他们入了军队之后，最高的指挥者为亚述神（God of Assur），其次为国王，亦即神之代表。 （二）亚述帝国的政治组织，是与其武力相接连的。武力方告成功，政治组织随着开始：他们每攻克一个地方，就把那个地方作为省，或作为市；位置首长，代理中央执行政令，这首长俨然封建贵族。埃及古有封建，布勒斯特（J. H. Breasted）氏称为古封建（ancient feudalism），马伯乐（G. Maspero）氏称为军事封建（military feudalism）。就亚述帝国时代中央与地方的从属关系看，若用军事封建一词，最可以表现真实情形。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则用砖制文书，以为沟通的工具，与汉谟劳比时代之利用砖制文书相同。中央的使者或信差，往来各地，传递中央文书。到达重要的地方所必经过的主要道路，则设有官员，监督文书之递送。至于中央政府的组织，更与武力为不可分。其层累的组织，据马伯乐氏说，完全继承巴比伦的组织；唯一不同之点，厥为国王以下，设一武官，综揽军务，称曰大统（tartan）。军务大统之下，才有各部政务之官及各省市行政首长。国王之上为亚述神，国王之下为军务大统；就这两点言，我们又可以称亚述政治为军事神统制。马伯乐氏于此，描写颇详，兹述其大意如次： 亚述的政治，与早期幼发拉底斯河下游许多城市中所行者，均大同而小异。中央王室，城市政府，都必向被统治者收税；收税的手续，也与以前相同；政府必须雇用官吏，官吏的等级，也与以前相同；唯一不同之点，厥为国王之下，最高官吏为一武官，称曰大统，他平时主持征兵，战时领兵作战。至于国王，在作战的时候，仍居统兵的名义，有时且亲赴前方。在和平的时候，又为宗教礼仪、司法责任及行政事务等所累，几乎没有闲时。国王唯一的娱乐就是游猎；游猎的唯一对象，就是狮子。亚述历代国王最引以为荣的，就是从游猎中所获得的狮子。国王出猎，常有军队及战车等相随；只要宫中无紧急事务，一出常达数日之久。 （三）亚述帝国的社会阶级，也可大别为三阶级。较有自由的，可称为中级，如农工商等是。但这也只是比较的说法；严格说来，他们也未必定有多少自由。中级以上的为统治阶级，这包括国王、贵族、武官、文官、各省各市的首长，以及一切雇用的官吏。中级以下的，当然为奴隶。奴隶之来源，最主要者为战争。柴尔德（V. G. Childe）氏云： 战争引出一种很大的发明，即人与其他动物一样，同样可以被豢养是也。战败了的仇敌，如不处死，大可化为奴隶。他们为着保全性命，可以替人作工。这一发明，与饲养动物为家畜同样重要。无论如何，奴隶制度在历史上，实为古代生产事业的基础，是累积资本的一个有力手段。美索布达米亚（Mesopotamia）所发见的最古文献中，描写战俘转化为奴的事非常详细。不过战俘并不是奴隶的唯一来源。一个社会中的贫人弱者也常为富豪作奴隶，以图生存。此外一个社会中被驱逐的分子，逃到另一社会，也最容易沦为奴隶。 亚述人在连年征战的过程之中，化平民为奴隶的事情，不知做过多少。马伯乐氏描写颇详，其大意云： 战败的城市，常常完全予以摧毁，人口也完全予以屠杀，不予屠杀，则全部带走。假如人数太多，准予逃走或特饶性命，其中的富豪贵族仍不得饶。他们或由城上掷下，或割去耳鼻，或折断手足，其妻子或被烧死，或被支解。用极残酷的手段处死少数，以威胁多数。多数剩了性命的人便集合起来，慑于亚述人的淫威，跪在他们的膝下。这时和平获得了，所付的代价为自由；自由丧失，和平获得。所剩下的仅仅是性命，及搬不动的财产。至于可用的军队，则编入亚述人的队伍中。凡农民及城市居民则被出卖为奴隶，或随其家属被派到亚述国王的庄上，耕种王室庄田。许多石刻遗物上的图形，多表现出这种景象。这种不幸的战败的人民，一群一群，扶老携幼，在战胜者士兵监督之下，向奴隶生活的长途上，一步一步前行。 （四）政治组织上，社会阶级上，固然都可以看出武力的痕迹。即城市生活，也多是以武力推进的，或长期征战的结果。亚述人凭武力创造军事帝国，在整个西亚，造成一种空前未有的秩序。于是各地商人，出入其间，一方面促进城市生活，另一方面送来远方的物品。同时帝国以奴隶生产，其剩余物资，更可作为外来物品之抵偿。马伯乐氏有云： 国内的和平，政治的稳定，可以发展生产，促进商业，这几乎成了定理。亚述帝国时代，尼尼瓦（Nineveh）、卡拉哈（Calah）诸城，虽不若巴比伦之盛，成为工商各业的中心；然而王室宫廷需要之奢，足以召致远方商旅。例如麦狄人（Medes）常从中亚乃至远东运送宝石、金属物品以及毛制物品等至亚述帝国的首都。同时腓尼基人（Phænicians）又常到帝国市场出卖他们自地中海沿岸，甚至远西所运到的许多珍奇物品。于是亚述帝国的许多大城市，与许多国家发生联系，竟成了古代世界贸易的中心。由此看来，亚述人固然长于作战，其实也创造了真正的和平。 （五）亚述人的文化，与他们的宗教信仰直接相关，如神庙的建筑，即是一端。全国上下，都迷信亚述神，于是有神庙的建筑术。也与他们的政治势力直接相关；统治阶级的宫廷生活之奢靡，常促成各种艺术之发达。如宮殿之建筑，是一种艺术；宮殿墙基上之雕刻，又是一种艺术。宮殿之拱门式样，据说是从巴比伦方面学得的，后又传入波斯，最后由小亚细亚传入罗马。墙基上之雕刻图案，或为戴甲射手射箭之状，或为战马奔腾之状，或为俘虏遭受残杀之状，或为大兵攻城之状。凡此又可见他们的文化与武力直接相关，文化之所表见，几乎尽是武力的成功。亚述人的文化中颇多外来的因素。如彩砖、象牙、乌木等之制作，以及许多装饰艺术的图案，系出自埃及，经由腓尼基人之手而传人的。又如宫殿建筑式样，亦有自海梯人方面传人者。又如国都尼尼瓦附近花园中，都有许多奇花异草，均来自外国；即如所谓棉花树，便是从印度传入的。凡此等等，又足以间接表示国力之雄厚。再者，沙光第二（Sagron Ⅱ）王朝，亚索王（Assurbanipal）时代除武力外，最重文学。考古学者曾发见当时砖制文书凡二万二千余块；其中关于宗教、科学、文学者，无不应有尽有。史家常因此断定亚述人的文化实较巴比伦为优。 亚述帝国全盛时代，正在公元前七五〇到六一二年之间。过此便就衰微。其原因据布勒斯特（J. H. Breasted）氏所指出，约有内在的与外来的两方面。一、内在的原因。帝国时代，商业霸权始终操在叙里亚人（Syrains）之手，工业则终未发达。至于国运所基之农业，则反因帝国版图扩大而衰微。盖帝国版图日大，农民被迫当兵，防守各地，农田遂逐渐荒芜也。二、外来的压力。游牧的塞族加尔提人（Chaldeans）自沙漠方面侵入；山岭的印欧民族麦狄人（Medes）与波斯人（Persians）山岭方面侵入。公元前六一二年的时候，国都尼尼瓦被陷，亚述帝国之命运告终。这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与其说是就衰的原因，无宁说是就衰的事实。亚述帝国之没落，就表现于这些事实中。 加尔提人之继起亚述帝国就衰，另一支游牧的塞族加尔提人（Chaldeans）继起，承袭亚述帝国之旧业，重建巴比伦城，以为首都，创造加尔提帝国。其版图之大，也包括两河流域全境；其时代约在公元前六一二到五三九年，即两河流域之第三段历史。两河流域之历史，凡有三大段落；一二两段，前面都已讲过；兹为醒目起见，特在这里再为并举如次： 第一段，古巴比伦时代，约在公元前三十一世纪到二十一世纪。初由苏末人创始，后为塞族侵入。塞族首长沙光时代，约在公元前二七五〇年左右；汉谟劳比时代，约在公元前二一〇〇年左右；国势都极隆盛。 第二段，亚述帝国时代，约在公元前七五〇到六一二年之间。当其全盛之时，国土包括弧形肥区全境，及北部许多山岭地带；埃及亦入其统治范围。 第三段，加尔提帝国时代，亦即所谓后巴比伦时代，约在公元前六一二到五三九年之间。当其全盛之时，国土也包括弧形肥区全境。 这三段历史，除第一段最初一节为苏末人所创造外，余均为塞族人所创造的。塞族人在西亚的历史，我们若加上后来的阿剌伯帝国，可得第四段。 第四段，阿剌伯帝国时代。其全盛之时，正在谟罕麦德死后，公元七世纪中。 塞族阿剌伯人之历史，我们在本书第二篇里要详细叙述的；这里暂且略谈加尔提帝国。帝国全盛之时。正在公元前六〇四到五六一年国王内波查（Nebuchadnezzar）执政的时代。这时加尔提人，刚从亚述帝国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眼看着国内一切，都被亚述所摧毁，于是急谋恢复，要回复古巴比伦时代之旧观。内波查在加尔提诸王中，为最伟大、最英明的令主；于是大兴土木：开运河，兴水利；筑城墙，固防守；建宮殿，壮声威。几十年中，所作所为，其成就为并世所少有。马伯乐（G. Maspero）氏于此，描写颇详： 当亚述帝国之首都尼尼瓦（Nineveh）陷落前的一世纪内，巴比伦城曾屡遭破坏；一切建设，尽毁于亚述人之手中。其他城市，时而沦陷，时而光复，命运与巴比伦城相同。城郭附近的田园，因值战时，已多年无人耕种。同时各处运河，多已汙塞；河畔堤岸，多已失修；于是河水四溢，淹没田庐；往日可耕的肥沃之区，竟回到原来泽国的模样。巴比伦城附近的阿拉图江（Arakhtu），原系最便于航运者，也成了害多利少的江流。内波查的父亲在位的时候，虽为亚述帝国的淫威所迫，然亦早已计划兴建的出程。首都及各省，有好多工程，已经开始，凭最近发掘所得的文书看，都可考见。不过未完成的或未开始的，还有很多。內波查执政，推进其父亲的计划；不避艰苦，一一完成。古巴比伦时代早已创始的灌溉与航运等工程，都已修复：河道改直，河床挖深；幼发拉底斯与底格里斯两河之间的灌溉工程，则利用运河与水闸等，控制得非常妥善。于是国内交通方便，到处水陆可以畅行。 灌溉航运等工程之外，内波查为预防强敌，又于各地建设防守工程：他以为只要防守得宜，敌人便不足为患；于是于北部、东部、西部，三面同时建设。北部于幼发拉底斯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建一伟大之防守工程，曰麦狄亚城墙（Wall of Media）。城墙内外，掘有深沟，必须搭桥，或用船作桥，始可渡过；敌人来时，便先撤桥以阻之。东部也筑有坚强堡垒，介于吉把（Jibbara）与尼帕（Nippur）之间，外绕极宽的濠沟，沟中储水，且可灌溉附近田园。至于西部，则原有天然湖沼，易于防守。内波查更增设许多堤塍，防止水泛，使全国各地所储之水，可以收放自如。至于巴比伦城本身，则正位于这些防守工程之中心，内波查父子，更早已竭尽智力，使其毫无可乘之隙。环绕巴比伦者为三面城墙，其遗址至今可见。自城基出发至幼发拉底斯河，有濠沟直达；濠沟墙壁，也极坚强。外城之内，尚有内城；内城高达九十余呎，上面尚有小城；远望俨然一座高山，几乎不知为用人工造成的城堡。小城上面，尚有方塔；方塔高约十八呎，城墙周围都有。至于城门，则以青铜板包上，无事打开，有事可以固守。 城墙圈内，隙地很多；有花园、有庄地、有农场。至于建筑遗址，更随处可见，庙宇极多。街道纵横错杂，有市场、有旅舍、有外国商人之货栈等。亚述帝国国王尚有坟墓在其中。至于王宫，规模雄伟，上有花园，因高耸天空，有悬苑之称，为世界最著名的奇迹之一。凡此等等，其计划断非完全出自内波查王一人。他执政虽五十五年，也仍不能完成一切；所以公元前五六二年之初，他死的时候，仍有好多建设计划没有完成。 凡此种种，可以想见当时工商各业之盛；百工技艺的知识程度，必已很高。加尔提人的文学已很发达；所有记载，皆为砖制楔形文书。科学则以天文学为特别进步，他们分赤道为三百六十度，规定黄道十二宮。由巴比伦之复兴，我们可以断言，加尔提人之文化，必已高出亚述人之上。加尔提人也并非完全关起门来谋建设者。他们的国土，跨有弧形肥区全境，非有武力不为功。例如西方诸国，因受埃及的鼓动，常有背叛的；内波查恼怒，便予以惩处。尤其希伯来王国，受处最严：国都耶路撒冷（Jerusalem），固被摧毁；许多希伯来人且于公元前五八六年，被虏至巴比伦。 肥区西端之希伯来人希伯来人之被虏，固属厄运。但他们遭这厄运之先，却有其光荣的历史，且趁此谈谈。 （一）希伯来人，也是游牧的塞族人。他们侵入弧形肥区西端巴勒斯坦（Palestine）以后，便开始建国。巴勒斯坦之天然环境，就地位言，在弧形肥区之极西端，与其极东端之巴比伦遥相对峙。位于地中海东南角上，为一长条形，长约一百五十哩。全国面积，不到十万方哩。就地质言，西部沿海，并无出口；西北部略有港口，又早为腓尼基人所占。北部及东北部，又为其他各族所阻。东南为阿剌伯沙漠，西南则又阻于埃及。全境无夏季，雨量不多，有好些地方出产很少。惟北方许多沿河流的区域，则出产丰富。就人种言，当希伯来人侵入之先，已有其他游牧的塞族人占领其地；北方山岭民族海梯人（Hittites）也混居其中。大略说来，北部多海梯人的血统，南部多塞族人的血统。这个地方，自古即为国际贸易中心。尼罗河流域之精工艺品，如宝物、如铜器、如牙骨器物等，多在这里销售；小亚细亚方面，海梯人所出之红色瓦器等，也多在这里销售；爱琴海中诸岛屿上之陶器等，也多在这里销售；巴比伦方面之羊毛物品，也多在这里销售。各国商人聚集之地，便也是各地文化汇合之地。故巴勒斯坦一地，实小亚细亚、爱琴海、腓尼基（Phænicia）、埃及、巴比伦诸地文化交流之所。在古代国际战争中，常为他人所征服。公元前一五〇〇到一二〇〇年之间，为埃及人所征服；六七四年时代，为亚述人所征服；五八六年时代，为<卡>[加]尔提人所征服；五二五年时代，为波斯人所征服。 （二）希伯来人的建国，颇为艰苦。他们原为阿剌伯沙漠上之游牧人；于公元前一四〇〇到一二〇〇年时代，渐渐侵入巴勒斯坦。这时他们同族中另一部分在埃及过奴隶生活的，也在民族英雄摩西（Moses）领导之下，回到巴勒斯坦。他们一入巴勒斯坦，则见当地已有一种居民，曰甘纳尼人（Canaanites），系一种富有小亚细亚方面海梯人之血统的民族：已有定居，已有城市，已知经营工商各业，已有政治组织，已有宗教，已有文字；其文化殆已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了。希伯来人既入其境，初则与甘纳尼人斗争；但终于与之和洽，并吸收其文化之全部，抛弃游牧生活，而作有定居的城市居民。继则与自爱琴海中克来特（Crete）岛上侵来的腓力士坦人（Philistines）斗争；首长索尔（Saul）战而致死．终幸把腓力士坦人驱走。是后索尔部下有大卫（David）出，得南部居民之助，占领耶路撒冷，于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后的数年之内，本着游牧人的忍苦耐劳精神，首建希伯来王国。自是种族战争告终，而阶级战争开始。 希伯来人之阶级冲突这种冲突，表现为南北之争，为南方游牧贫民与北方城市豪富之争；其开端则为王国之分裂。大卫创国以后，其子梭罗门（Solomon）经商致富，生活奢靡；后以奢靡至极，不得不厚敛于民；游牧的贫民出身，竟沾染了城市富豪的恶习。公元前九三〇年左右，北部居民，不堪其苦，起而独立，于是希伯来王国，遂分裂为南北两部分，互相冲突。名为南北冲突，实乃阶级斗争，即贫民与富豪的斗争是也。北部希伯来国，名曰以色列（Israel），因土地较优，物产较富，工商各业都很发达，且有城市生活，为富豪所盘据之地方。南部希伯来国名曰犹太（Judah），土地较劣，物产不丰；除耶路撒冷外，极少城市；人民仍有游牧生活的传统。经济地位，彼此不同，最易发生冲突。再者经济地位既已不同，宗教信仰亦随着不同。北部希伯来人因与原有的甘纳尼人邻居乃至混居，故多拋弃其固有之信仰，而信甘纳尼人之神。此等神各城市都有，各曰巴尔（Baal），即主宰之意。南部希伯来人则信仰其原来的耶和华神（Jehovah）。因经济地位不同，遂谓南北两方之神亦异。北方的神，则被认为保护城市富人的；南方的神，则被认为保护游牧贫人的。因此之故，冲突时起，其事实随在可见：或于行动上表示反抗；或于文词中表示仇恨；或于言语中表示咒骂。其实就是游牧的贫民与城市的富豪之斗争。 南北分裂以后，为时不到一百年的时候，北国国王阿哈（Ahab）曾残杀其人民纳波（Naboth），劫夺其葡萄园，以扩大自己的宫苑。此一惨剧，激动了富有游牧传统的人民。有伊利耶（Elijah）者，住于约旦河（Jordan）以东的沙漠上，仍披羊皮，未忘游牧习惯；跑到阿哈王前，指着也遭躇躏的葡萄园，宣布王的罪状。此一非常行动，遂引起耶和华的信徒与城市富豪间之战争。伊利耶的群众，不独把北国王室之人全部杀了，而且杀了许多侍候巴尔神的祭司。 除这等激烈的领袖外，也有许多较为温和的人，他们用和平方法，暴露城市富豪的罪恶。这些人常回忆往日游牧生活之盛时，大家嬉游于沙漠的旷野，从不见有豪富压迫贫民的行为，不胜感慨。他们的感慨，流露在许多不朽的故事之中。如首长亚伯拉罕（Abraham）的故事，伊沙克（Isaac）的故事，雅各（Jacob）的故事，约瑟（Joseph）的故事，都充满了这些感慨。这些故事，都是过去传下的极名贵的文学，也可以说是最古传下的历史作品。 一世纪以后，公元前七五〇年左右，又有一富有游牧传统的英雄，出现于北国一建有伟大神庙的地方。其人为阿母士（Amos），出身于南部希伯来国的某山岭。当他正度着孤寂的生活之时，他觉得耶和华并不是一个沙漠区域的战斗之神，并不欢喜伊利耶辈之所为；但仍痛恨城市富豪之自私自利。于是他便跑到北国，宣布城市富豪的奢靡生活之罪恶。他指责北国希伯来富豪衣服的奢侈，住所的奢侈，装饰的奢侈，以及一切腐化现象。同时说他们对贫民的残忍，不应拿贫民的土地去抵债，不应奴役贫苦的希伯来人。阿母士这种指责，当然足以危及他的生命；但他却因此成了亚洲方面第一个改良社会的人。他所宣传的种种，后来都著之于书，传到后世。 正当社会阶级冲突之时，希伯来人并未忘记学习，尤其文字方面的学习。他们直接从叙里亚商人，间接从腓尼基商人学会了拼音字母，学会了埃及方面行之已久的书写方法。于是抛弃砖制文书，而采用巴比拉（papyrus）纸以为书写之具。这是一大方便，因此便有各种文学。不过希伯来人的文化遗产，几乎只有文学。他们没有图画，没有雕刻，没有建筑。如偶有所见，都是从埃及，或腓尼基，或叙里亚方面传人的。 希伯来人内部进行阶级冲突之时，复连续遭受外来的压迫。立国以后，约二百年，正值亚述帝国方盛之时，北国以色利（Israel）于公元前七二二年被亚述人攻陷，居民多被虏为奴。公元前六一二年左右，加尔提帝国继亚述帝国而兴起；公元前五八六年，扩充其势力于西方，于是南国犹太（Judah）亦被攻陷，居民亦多被虏为奴。直到波斯帝国兴起，征服加尔提人，希伯来人乃复返于耶路撒冷，建立庙宇，发展宗教组织。此后的宗教曰犹太主义（Judaism），然政治组织却无可言者。

作者: 陵光 时间: 13.6.2007 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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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陵光 时间: 13.6.2007 14:06
三爱琴文化区 爱琴世界之大势所谓爱琴世界（Ægean World），系以爱琴海（Ægean Sea）为其中心；其四周境界，约略如下：西为希腊半岛，北为欧洲大陆，东为小亚细亚半岛，南为克来特（Crete）岛。这个区域之中，岛屿林立，港口众多；各岛之间，通商往来，极为方便。与亚洲及非洲两方面有直接联系：（一）亚洲方面，两河流域之文化，经由小亚细亚之托罗伊城（Troy），可直达爱琴海；（二）非洲方面，尼罗河流域之文化，经由地中海中之克来特岛，可直达爱琴海。爱琴世界之气候与物产，亦最适于文化之发展。其地正当北纬三十五度与四十度之间，沿绕着东经二十五度左右。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各岛上海洋、河流、平原相互连接。天然物产极富，如大麦、小麦、橄榄、葡萄等均不需灌溉，而易于培植；故面包、油、酒等，很早即成了主要食品。世界优良地带，此为第一；宜乎为古文化发展之一大摇篮，可与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比美。爱琴世界之人种，在希腊人未侵入之先，各岛上之居民，究属何等种族，至今仍不能确定，史家即称之为爱琴人（Ægeans）。或以为地中海沿岸，原有一种民族，曰地中海族（Mediterranean Race），自古即占有地中海沿岸各地：如爱琴海之爱琴人，小亚细亚之海梯人，尼罗河流域之埃及人，都为此民族之分支。 爱琴世界之文化，可分两大部分来讨论：一、克来特岛上居民之生活与文化为一部分；二、小亚细亚居民之生活与文化为另一部分。兹分别约略述之。 克来特人之生活与文化克来特岛为爱琴文化之中心，其居民即克来特人（Cretans）。他们早在公元前三千年以前，即经营村落生活，依农耕畜牧以为生。公元前三千年左右，他 们自埃及人手中获得了铜器；稍后更从地中海北岸的矿山中获得了青铜。于是青铜器时代开始。自是以后，约一千年，进步虽缓，然毕竟有重要的进步。公元前二千年左右，他们实已成了高级的文化民族。农耕畜牧，已很繁荣。工业制作，如陶器、如石器等，都因受了埃及人的影响，非常发达。考古学者发见克来特人所作最古的陶瓶，取与埃及人所作最古的陶瓶相较，觉得相似之处极多，认为系模仿埃及金字塔时代后期的作品。其制作之精细，花色之美丽，就考古发掘所得者看来，令人惊叹。至于商业，则以农产出品之多，可以维持工商阶级；于是城市生活兴起，商业发达。当其盛时，商船往来埃及与克来特之间，运输商品。埃及封建时代坟墓中，常埋有克来特人精制的陶器及金属器物等，考古学者认为此最足以证明克来特商业之盛。凡此等等，为克来特人之经济生活。 克来特人之宗教生活，与他们的经济生活，是密切相关的。他们所最崇拜的神为地母神（Earth Mother），地母神的周围，有许多小神，其中有一小小的男孩伴着；这一男孩，据小亚细亚及叙里亚方面持同一信仰者的传说，实为地母神的儿子。农耕民众，每获丰收，则歌颂地母神的功德。 考古学者发见有一石瓶，其下半已破坏遗失，上半则有克来特人极精致的雕刻。雕刻全景所示，为克来特农民肩着木制草叉，且行且歌之状。农民之中，有少年歌唱队，张口大唱其收获之歌；这无疑是取悦于地母神的。农民们以为他们的收获，实地母神所赐与。歌唱队中有一祭司，头发剃光了，装成埃及人的模样，手里拿着自埃及方面传入的乐器，俨然若歌唱队之领班。雕刻精巧非常，令人看了，觉得是一游行队伍正在活跃。 祀神的物品为动物：动物的血洒在地上；肉则烤熟置于神前。王室宮殿之中，常设有飨堂，陈有祭器。至于人死了，则亦备许多丰盛物品，予以葬埋。克来特人也如埃及人一样，相信来生；王室宫殿之内，也有祭祀祖先的种种设备。 至于克来特人之社会阶级及政治生活，在公元前一六〇〇到一五〇〇年之间，亦即文化全盛时代，发展已极分明。当时社会分业，非常明显。有国王，有贵族，有士兵；他们可算统治阶级，居于国都所在的地方。克来特人，自新石器时代的半开化阶段进入金属器时代的文明阶段以后，即已建立城市王国。城市王国的首都，设在可洛苏（Cnossus），该处建有王宫，国王及贵族即居其中，发号施令。统治阶级之外，有平民或自由民，居于王宫之旁的城市内；凡商人、小贩、金工、陶工、画师，以及其他一切手艺工人，都属城市居民。至于农民，则居市外。城市居民与市外农民，可算中间阶级；自此以下，或为奴隶，或为贱民，则属下层阶级。中层与下层，皆为被统治者。 克来特人之文化，可从三方面言。一曰文字。他们为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早就依照埃及的方法，创造了一种图画记号，以为文字，可称克来特象形文（Cretan hieroglyphs）。后以社会生活复杂，文字之用大增；为书写方便计，象形文字变成了简单线文（linear writing）；线文画在泥砖上而，即成文书。考古学者发见宫殿遗址中有许多文书，其中名贵史料必定很多，只惜至今尚无人识得。其次雕刻，这可于桮瓶等物上见之。动物图案如水牛之类，往往极精。人物的造像，尤为精巧；其材料或为象牙，或为金属。所雕之像，或为地母神，或为宫中贵妇；凡此又足证雕刻艺术之发展，在克来特人中，也与宗教政治直接相关；或直接表现宗教意识及政治意识。再其次为建筑，这可于宫殿及神庙等之建筑见之。其式样除表现所受埃及之影响外，也能发挥克来特人自己之独创精神。 克来特文化之外来影响克来特人的文化虽富独创精神；但与外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尤其与埃及、小亚细亚以及幼发拉底斯、底格里斯两河流域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的工艺制作品之式样、花纹以及制作方法等，多受有这些地方的影响；这在新石器时代是如此，在金属器物时代更是如此。柴尔德（V. G. Childe）氏于《欧洲文化之曙光》（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一书中，论此最详： 克来特岛离尼罗河流域、小亚细亚、叙里亚、两河流域、希腊半岛，都不甚远。其土地非常肥沃，可以保障农民的生存；出产非常丰富，如木料、如铜，以及其他原料，都能供给工业制作的需要。其优良港口，不独给渔夫以方便，而且便于商旅往来：商人从此把克来特的出品送到各大城市中心，又从各处古城把科学知识及制作方法传到克来特。 克来特岛上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因受埃及的影响，很快就过去了；继起的，为城市国王时代的文化。伊文斯（A. Evans）氏颇疑列朝以前的埃及人曾到克来特；但城市国王时代克来特文化与埃及方面相似之处却极多。早期的石瓶，不独式样相似，就是制作方法、装饰花纹、材料选择各方面，无不带有埃及列朝以前的传统意味。埃及的宗教习惯，如娱神的乐器之使用，驱邪的护符之式样，以及尸体防腐之方法等等，克来特方面也均有其痕迹；这显见得克来特岛与尼罗河流域之间，不独仅有泛泛的商务关系而已，实在还有很密切的文化关系。 同时克来特文化所受亚洲的影响，也非常显明。这种影响之达到克来特，有的是经过埃及而转入的，石制有花小盘，其一例也。城市国王时代，克来特人之制作金属器物，完全依照亚洲的传说：如铜匠之制作斧头，照例在头上作一小洞，使成为一种美索布达米亚式（Mesopotamian manner）。又美术家之打玫瑰花结，亦多用亚洲流行的式样，而不采埃及作风。至于茶壶之式样，甚至与突厥斯坦方面安诺（Anau）城所流行者相同。此外串珠上的雕花，钮扣上的刻印，很早就流行于叙里亚及埃兰（Elam）各地；后来克来特人亦复仿效之。 东方的商人，东方的艺术家，究竟如何与埃及的逃亡人民联合起来，繁荣了许多克来特的城市，倒是次要问题。克来特的城市文明，并不是从亚洲原封移入，也不是从非洲原封移入；实在是采取了苏末人与埃及人两方面的技术，吸收了这两方面的意识，而另创的一个新型。克来特人在新石器时代之末，金属器物时代之初，其所以采取东方与埃及文化的成分，可以说是岛国经济变迁的具体表现。当时克来特人之出产新物品，正所以适应尼罗河流域与幼发拉底斯河流域许多新兴城市的要求。公元前三千年左右，这两流域的商业城市勃兴；克来特的农民为适应这些地方的需要起见，大概有不少弃农业而从事工商的；于是他们自给自足的农村生活，很快就转变为城市工商生活。 海梯人之生活与文化爱琴世界之东部，为小亚细亚。小亚细亚介于爱琴海东岸与弧形肥区之间，为一片山岭之地。其长约六百五十乃至七百哩；广约三百乃至四百哩。北临黑海，南临东部地中海，东接弧形肥区，西临爱琴海。这一片山岭之地，恰恰介于两河流域文化区与爱琴海文化区之中间，为两者之间的一个桥梁。其地居民即海梯人（Hittites），究属何族，不得而知；惟鼻如鹰嘴，是一最大之特点。巴勒斯坦之甘纳尼人（Canaanites）、希伯来人（Hebrews）、小亚细亚东端之阿猛尼人（Armenians），鼻状均如鹰嘴，或者均与海梯人有若干血统关系。他们的居处，就在黑海沿岸、爱琴海沿岸、东部地中海沿岸、弧形肥区之边境及整个小亚细亚山岭区之山坡上或山谷中。 公元前一五〇〇年左右，正当埃及帝国全盛之时，也是克来特文化全盛之时，有一个海梯民族的城市王国，崛起于海立士（Halys）河东岸，以克哈地（Khatti）城为首都，建立一强有力之帝国，包括小亚细亚大部分土地，统治着许多较小的城市王国；帝国全盛时代。自公元[前]一四五〇到一二〇〇凡二百余年。这个帝国的经济，大概已经到了城市工商各业都很发达的阶段，可以说到了相当于奴隶经济的时代。社会阶级，据盖士潭（John Garstans）在《海梯帝国》（Empire of the Hittites）一文中所说，凡有两大阶级：一曰自由民，他们是为王室服务，而享有财产的；另一曰奴隶，他们没有政治地位可言，大概都是战争的俘虏。至于政治，据盖士潭的看法，是一种原始的封建政治。国王总揽一切：是军队的首脑，是祭司的首脑，是民政的首脑。所有官职及财产，由国王依照某些条件，分授于文武官员；或分授予王室所需的工商阶级，或分授于耕种王田的农民。凡分得官职及财产者，倘其服务能使国王满意，则可终身享用之。 海梯人的文化，就文字言，他们因接近两河流域，受巴比伦影响最大。当公元前二一〇〇年，汉谟劳比势力最大之时，小亚细亚与巴比伦间，往来贸易特盛；巴比伦商队，常将商品运至小亚细亚；于是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在公元前二〇〇〇年左右，便已随簿据、账单、契约等而传入海梯人中。同时埃及人在巴勒斯坦及叙里亚方面商业亦盛；埃及之象形文字，亦由商人经此等地方而传至小亚细亚。于是海梯人遂有两种文字。就建筑及雕刻言，海梯人的雕刻，不如亚述人；惟建筑则过之。建筑式样，常被亚述人模仿，甚至传入波斯境内。至于宗教，颇受埃及、巴比伦乃至克来特各方面的影响。如埃及的太阳神，巴比伦及亚述方面的太阳神，都以有翅，而形似太阳的圆盘为象征，亦即飞鹰象征。此在小亚细亚之海梯人中，均有遗迹。克来特人所信之地母神，海梯人亦信奉之。 整个帝国的文化，考古学者在帝国首都所在的地方，发见有王室图书馆遗址，可以窥见一般。图书馆中所藏砖制文书，极为丰富：已发见者约两千块；经审查后，证明为历史文献者有七百块；已经印出者约二百六十块。内容所涉，或为宗教仪式，或为法律条文，或为军事规则，或为各种发明，或为土地记录。令人最感兴趣的，厥为王室的命令，国王的言论等。最有历史价值的，为帝国与其属地间之条约，或帝国与其邻邦间之条约等。整批文献，对于海梯社会、文化、军事、政治各方面，颇放了一线曙光。截至今日，关于这批文献的分析与解释，虽未见印行，然海梯人的社会与政治的大略情形已因此阐明了不少。初步的研究，便把海梯国王的性质大体阐明了；使人知道海梯国王，原来是部族首长发展的结果；虽为世袭，然其声威权位，却完全系于其武力之坚强。王室的力量，亦如古代其他帝国，系于国王一人之身。 帝国盛时虽只两百余年；然当其盛时，曾把埃及帝国在小亚细亚方面之势力予以推倒，曾把亚述帝国在该方面之势力予以驱逐。至若对于文化之另一贡献，则为将黑海沿岸之铁，传入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爱琴世界铁器时代之开端，亦由于此。 游牧的希腊人之南侵当游牧的希腊人开始南侵之先，整个爱琴世界之各地方，如克来特岛，如小亚细亚，如希腊半岛之南端，均已由半开化进入文明阶段了。各地居民已有很进步的城市生活，已有农工商各业，已有政治组织，已有文字，已有很高度的文化。希腊人则不然：尚过游牧生活，无农工商各业之分，无政治组织，没有文字，文化程度很低。希腊人系印欧民族（Indo-European people）的一支，栖息于黑海西岸，多瑙河（Danube）流域一带。他们的生活与爱琴世界居民的生活如此之相反，便是他们南侵的一个基本原因。公元前二〇〇〇年以后，他们便分为两路，开始南侵：一路循陆路向西南行，直入希腊半岛南部；另一路渡达旦尼尔峡（Dardaneller），向东南行，入小亚细亚腹地。向西南行的一路，其先锋曰亚基安希腊人（Achaean Greeks），深入希腊半岛南端，占领诸大城市。继之者为多立安希腊人（Dorian Greeks），于公元前一五〇〇年左右，亦已深入希腊半岛之南端。向东南行的一路，于公元前一五〇〇年以后，陆续侵入小亚细亚，与海梯人杂居，致海梯人失去其纯一性，抛弃自己的语言，而采用外来语。到公元前一二〇〇年左右，印欧民族之第二次南侵运动又起，尤其福里吉人（Phrygians）与阿猛尼人（Armenians），相率侵入海梯人中。 游牧的民族南侵之时，文明的城市居民，多数向外逃窜；潜入地中海南岸及东岸各地；埃及与巴勒斯坦等处，都成了他们的逃难之所。例如克来特岛上之腓力士坦人（Philistines）便曾逃至巴勒斯坦（Palestine）；至今巴勒斯坦这个地名，便是从腓力士坦这个族名演变而来，可见当时逃难者势力之雄厚。他们每逃到一处，或被人拒绝容纳，或被人收受为奴，甚或与人发生武装冲突。当公元前一二〇〇年左右，游牧的希腊人之南侵，在爱琴世界的文化民族中掀起了逃难的绝大风潮；当时有一大批逃难的爱琴人渡海达尼罗河口，又由此转到腓尼基境之诸港湾中，予摇摇欲堕之埃及帝国以很大的威胁；因此遭到埃及帝国之无情的打击。凡此等等遭遇，是逃难的爱琴人所身受的。至于留居原处不能逃走的爱琴人则勉强与外来的游牧民族杂居；积时既久，两者竟完全混合。他们在语言方面，固然混合；在血统方面亦复混合。混合的结果，遂成新希腊人；希腊历史上之所叙述，都是叙述的这种新希腊人。至于原来爱琴人之文化及工农各业，除有若干遭摧毁者外，多被新希腊人继承，而为较高级的文化之发展基础。 南侵的希腊人之定居游牧的希腊人在南侵之先，原过游牧生活：社会的分业不显；社会分子概为生产者，同时亦概为战士。至于政治组织，并不完全，仅有氏族组织，或由氏族集合而成之部族。族中长老，因某种祭祀之便，或会议一二次，藉以决定族中大事。少数长老会议曰评议会；有时全族聚集，曰全体会。 在氏族团体之中，有共同的信仰：所信之神，被认为是氏族始祖，且具有特别名称者；宗教仪式是共同的，祭司享有特别权利。各分子或氏族员彼此有互相保护氏族，或互相防御敌人之共同义务。他们有时享受多少共同的财产，死了且有公共葬埋的地方。氏族首长则由氏族员共同选出，且首长的职权，绝对不许世袭：因为氏族员之间，贫富绝对平等，世袭首长职与环境不相符也。这种共同选举首长之制度，直到由半开化进入文明的时代，亦即由氏族组织进入政治组织的时代，才开始变更。 公元前一五〇〇到一〇〇〇年时代，游牧的希腊人逐渐南下，占领整个爱琴世界；因地理环境的优良，乃逐渐发展定居生活。若干家族集居一处，渐成中心，因此乃有城市；经营工 商各业者多居城市之中。城市之外的土地，则分交各家耕种；各家聚居，分耕土地，因此乃渐有农村。农村依城市为中心，逐渐发展，遂有所谓市国（City-state）。至是，往日游牧的族长，乃亦渐渐变化为市国的国王。政治组织便从此开始代替氏族组织。政治组织之必要，殆由于财产私有，贫富分殊，社会纠纷日多，氏族评议会不能解决。当游牧的希腊人南下经营定居生活以后，土地的耕种最初用抽签的方法决定。积时既久，分有土地者多据以为私，于是产生土地私有制度。土地既已私有，贫富渐渐分殊，社会争执因以加多。社会的争执既多，往日氏族评议会之类不能予以解决，于是带设的政府机关，渐渐成了必要。公先前一〇〇〇到六〇〇年时代，正是希腊土地私有化激进的时代：当时社会分业发达，社会纠纷亦随着加多；因此等等原故，于是王政发达。这种由氏族组织演变为政治组织的过程，谟尔根（L. H. Morgan）氏于《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有其详细之叙述，兹录其大意于次： 希腊人自始就组成氏族及部族，部族则更联合成民族。无论在部族中或民族中，他们的政府总是以氏族为组织的单位；结果遂形成“氏族社会”或民族，而与“政治社会”或国家截然不同。他们所有相当于政府机构的为氏族评议会及氏族全体会，军事首长曰巴西流（Basileus）。人民皆有自由，组织合乎民主。后因进步的需要及进步的思想，不断的加强，氏族的组织乃亦渐渐不能应付事实上的需要。直到公元前七七六年，第一届阿林比亚赛会的时候，尤其公元前五〇九年，克来士登（Cleisthenes）变法的时候，制度的根本变革乃相继发生。这时人民乃由旧有的氏族社会一跃而入新兴的政治社会；他们脱去以血统及家族为中心的团体，进入以住处及财产为中心的团体。换言之，他们正开始组织国家。为着要达成这个目的，他们开始建立城市，设立外围；予城市以特别名称，把人民组织于其内，成为政治单位。城市及其财产，及其居民便成了新组织的核心，自是以后，氏族分子变成了市国公民；他之所以成为某一城市国的公民，是由于他住在该城市，拥有一定的财产，而不是由于他出于某一家族，具有某种血统。在市国里，他有选举的权利，但同时他也有纳税与当兵的义务。这种变化的进行，是很艰难的；凡经过好多世纪，才达到成功。直到历史纪录很详的时候，经过公元前六二四年德拉可（Draco）的变法，公元前五九四年梭伦（Solon）的变法，公元前五〇九年克来士登（Cleisthenes）的变法，才有具体的圆满的成绩。这种变化之所以成功，实由于城市生 活之发达，由于城市财富之增加，由于一切依此而生的其他变革。 城市王国之文化生活南下的希腊人既已定居，城市生活亦已发达，随着兴起的，即城市王国的文化生活。 （一）这种生活，有其远源，远源可以归纳为两个：一曰爱琴文化的远源，二曰东方诸国的影响。爱琴世界的文化，自公元前三〇〇〇年左右开始发展，绵延至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左右，足足有两千年历史。希腊人自公元前一五〇〇年左右，开始南侵；至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左右，几乎完全占领爱琴世界，把爱琴人的文化遗产完全据为己有，重创城市王国之文化生活。公元前一〇〇〇到六〇〇年的时代，正是他们创造的时代。东方诸国的影响，主要的来自两个文化区，即非洲方面之尼罗河流域与亚洲方面之两河流域是也。这两个文化区域的文化之所以能传到希腊，几乎完全得力于腓尼基商人。腓尼基商人在地中海东部沿岸建立许多城市，往来于欧、亚、非三洲之间。自公元前一〇〇〇年以后，历时约三百年，凡爱琴世界、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的各种文化，多经过他们的汇合与传播。他们传播于希腊的，约有下之各端：一曰工业用品等之制作法：如制玻璃、造磁器、织麻布、染布法，以及雕作金属器物等方法，均自尼罗河流域与两河流域学得；而又以之传入希腊。二曰装饰艺术等之制作法：自公元前一〇〇〇年以后，腓尼基的工匠，多为东方各国所雇用；东方许多装饰艺术的图案，多因此传入希腊；如亚述人的宫殿裝饰，希伯来人的庙宇装饰，亚述人的生命树、有翅马等图案，尼罗河流域的棕树、战马，水仙花等图案，无不经由腓尼基人之手，而传入希腊。三曰拼音字母之运用法，这尤其是最重要的一端。当公元前一六〇〇年左右，有阿剌伯半岛西部接近埃及的塞族人（Semites），仿照埃及的象形字，制出表音符号，凡二十二个。腓尼基人加以整理，排成固定的秩序，如█（共22个字符）。每一字母，加以特别名称：如第一字母叫做牛，因腓尼基人的牛字aleph，其第一音正如第一字母；第二字母叫做房子，因腓尼基人的房字beth，其第一音正如第二字母。这些字母经整理之后，叙里亚人（Syrians）为之向东方传播，经小亚细亚而深入印度。腓尼基人自己，则为之向西方传播，经地中海而入欧洲。希腊人初见这种符号，颇为惊异；但与腓尼基人相处日久，为买卖记账等方便计，终于采用这种符号，以表达他们自己的语言。 （二）城市王国之文化生活中，文学一项，发生最早；其内容多为英雄故事，这可以说是反映部族战争的一端。当希腊人尚游徙于黑海沿岸，未入爱琴世界以前，原过部族生活。各部族为争生存优越条件，战争时起，是曰部族战争。公元前一五〇〇到一〇〇〇年时代，他们移入爱琴世界，因地形的限制，并未统于一尊，各部族仍互相争斗。有时他们也联成一体，与东方民族作战，如攻小亚细亚方面之波斯人，即其一例。因有部族战争，遂有许多关于作战的英雄故事出现。这些故事，在文字之用尚未普遍的时候，为着便于记忆，曾被改变为韵语，流布民间，是曰英雄歌曲。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左右，英雄歌曲，流布极广。熟习这些英雄歌曲的人，曾背诵歌曲，辅以音乐，以娱听者，是曰游行诗人。游行诗人之所歌咏，在有文字的时代，尝被文人联缀为长篇故事，是曰史诗。公元前九世纪及八世纪的时代，荷马（Homer）与希西亚（Hesiod）辈所汇成之歌曲，多为希腊最古老最有名的史诗。希腊人之尊重荷马诗篇，有如犹太人之尊重《旧约全书》。荷马其人，据传生于公元前九世纪中叶，其著名诗篇为《伊里亚》（Iliad从Ilium得名；Ilium系希腊人对小亚细亚方面Tory城的称呼）与《奥德赛》（Odyssey系从出征Tory城的英雄Odysseus而得名），均系游行诗人所背诵之英雄故事。这些故事，并非成于一人，荷马特为整理编定，后竟成为希腊最古之史料，不仅为文学远源而已。希西亚与荷马齐名，据传为公元前八世纪末叶的人；其著名之作为《工作与光阴》（Works and Days），系描写农民日常生活的作品；也非成于一人，希西亚不过加以整理编定而已。两人之中，荷马尤为著名；希腊古代文化，除考古的报告以外，当以荷马诗篇为最具体的描写。 （三）城市王国之文化生活中，宗教一项，亦有其独特之地位。荷马诗篇中，有许多歌曲是描写神之生活的；这正如犹太人以美妙的故事描写其最高之神的生活一样。希腊人的宗教信仰，来历颇长：有一部分系出自其本族，如天神，即是他们所原有而带入爱琴世界的。有一部分系出自爱琴世界，而为他们所继承的，如地母神，即起源于爱琴世界，而为希腊人所信奉。更有一部分，系由其他各地输入的，如塞族人之爱神，即是由两河流域而传入希腊者。希腊人为多神的信仰者，他们所信的神极多，其主要的有天神、有地神、有日神、有月神、有海神、有爱神、有果树神、有城市神、有贸易神、有游猎神等等。此中以天、日、城市三神为最伟大。至于神的住所，大抵各附丽于其所辖之物。供神之所除露天以外，也多有立庙的。不过当城市王国时代，各种神的象征，几乎家家都有，国王宫殿，设有祀神的地方。大概那时，神庙的设立还不普遍。在社会上，有若干人，对于祀神的手续，非常内行，他们被视为最懂得神意的，有好些人常向他们请教祀神的道理。久而又久，他们便成了祭司。 经济变革与文化进步城市王国之基础奠定了，经济渐渐发展，到公元前六〇〇到五〇〇年的时候，起了极大的变革，文化亦随之进步。这可分三项述之： （一）地主势力之抬头。自公元前七五〇年以后，社会贫富分化激进；强梁者扩大其所有之土地，渐成贵族地主，名曰优巴立（Eupatrids）。他们的土地在乡村，自己则入居城市，参与左右国王的评议会，亦即由氏族评议会演变而成之会议。他们富有财产，能买武器以卫国，故国家的武力尽在他们手中。除卫国之外，他们又尝凭其武力，向远方行劫，海盗生活，他们亦优为之。他们一方面压倒贫民。多数平民因人口增加，土地有限，逐渐贫困，遂成贫民；或为雇佣，或为奴隶。贫民既无武力以卫国，又无机会以议政；虽有由氏族全体会议演变而成之平民会议，但在贵族地主高压之下，等于没有。贵族地主在另一方面更压倒国王。他们势力既大，国王要对外作战，或对内施政，都非取得他们的助力不可。公元前七五〇年时代，国王渐成空名；国事渐由贵族地主自选官吏来主持。最后，国王权力全失，仅为宗教事业的主持人。公元前七五〇到六五〇的一百年，正是国王地位没落，贵族地主抬头的时代。当时希腊人的势力渐渐向外发展。贵族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而向外发展，贫民为改善自己的生计而向外发展。同时因社会分业发达，商人势力也渐趋活跃。于是国家的武装势力，商人的商业势力，贫民的劳动势力齐向国外发展。结果希腊人的势力所至，远达下列各方面：一、黑海沿岸；二，小亚细亚方面沿地中海的诸地；三、锡卜拉（Cyprus）岛；四、意大利南部诸地；五、西西里（Sicily）岛、科西加（Corsica）岛；六、加泰吉（Carthage）；七、罗乃河（Rhone）出口，沿地中海诸地；八、埃及、尼罗河出口诸地。整个地中海北部沿岸诸地及地中海许多重要岛屿，均到了希腊人的势力之下；地中海南部沿岸诸地，腓尼基人的势力，一时竟为他们所压倒。 （二）工商势力之激进。公元前七、八世纪，是地主阶级的黄金时代；到公元前六、七世纪，工商势力突飞猛进。当地主阶级的势力强大之时，商人的势力原已趋于活跃。如上面所云，他们的足迹实已遍布了黑海沿岸、地中海沿岸及地中海许多重要岛屿，因此他们对外的贸易非常发达。国内生产，受着对外贸易的剌激，也特别繁荣起来，显出极大的变化，俨然产业革命。公元前六〇〇年以后，希腊人的工业制造，已能脱去对东方的模仿。而完全独立工商势力激进的原因，亦即激进的事实，可概括为下列各端：一、奴隶劳动之大量使用。因对外贸易发达，工业制造品在国外畅销，于是手工业主乃训练大批贫民为产业的奴隶劳动者。奴隶劳动之盛时，雅典（Athen）方面，奴隶人口，达三十六万五千；科林（Corinth）方面，达四十六万；爱吉纳（Ægina）方面，达四十七万。科林与爱吉纳两地奴隶劳动之总数，几达自由公民的十倍。二、新货币制度之采行。早在公元前七〇〇年左右，小亚细亚方面，立狄亚（Lydia）的国王，即以银为货币。希腊人在小亚细亚经商，采行其制，并加以改进；于是新货币制竟成了推进希腊工商势力的一个重要工具。三、商船战船之改进。为载运商品，商船之制造改进；为保护商人，战船之制造亦改进。这种改进，可以说是工商势力发展的原因，也可以说是工商势力发展的事实。工商阶级之势力既已扩大，在政治方面，竟取地主阶级之势力而代之。他们尝能帮助国王，促成专制政治，一反贵族地主之作风。 （三）阶级文化之发展。专制国王，在当时不过是从贵族地主势力之下，恢复了实权的国王而已，并非恶劣残暴之称。公元前六世纪时，是专制国王的黄金时代。在这时代，希腊文化，进步空前；一由于专制国王的提倡，二由于经济条件的具备，三由于虚闲阶级的活跃。概括说来，有：一、政治法律方面的进步。专制国王，利用工商阶级的势力，实行集权，一反贵族地主支配时代的散漫之状，是为政治方面的进步。同时由工商致富的武人梭伦（Solon）于公元前五九四年提出新法案：解放负债的农奴，取消土地的抵押，禁止以身分偿债，承认贫民参政权。凡此等等，足以缓和贫富之争，是为法律方面的进步。二、音乐、诗歌、戏剧等的萌芽。当时音乐器具如笛，己自埃及经由克来特人（Cretans）之手而入希腊。希腊自创之四弦琴（1yre）已改用八弦；唱歌已能用青年男女组成的乐队。当时文学受音乐影响；诗人写作诗歌，尝以能入乐，令人歌唱为贵。此等诗歌曰乐诗或抒情诗（1yricpoetry）。贵族诗人平德（Pinder）及女诗人沙和（Sappho）为当时抒情诗人之最著者。西西里（Sicily）岛诗人斯特西（Stesichorus）善写便于乐队歌唱的诗。农民每当祭期，尝由祭司领导结队歌诗以娱神；领导者偶用动作以表示诗歌情节。这种歌唱的表演，就成了后来歌剧的发端。三、建筑、雕刻、图画等的进步。在专制国王时代，各地神庙的建筑最为发达；初为砖建，后用石建。其建筑式样，则自埃及传入；后于波希战争时代，更转入波斯。雕刻以雕像为最著，亦多受埃及人的影响，这可于其形式见之。题材则为各种生活。图画在当时也很盛行，陶瓶上多有图画，其题材也为日常生活。四、道德、科学、哲学的进步。当时善恶观念已很分明；且相信行善的人来生可以得福。向神庙中占卜吉凶，已成普遍习惯。科学及哲学也萌芽了。泰力士（Thales）已能预知日蚀及天体运行之定律；希卡都（Hecatæus）能编历史及制简略的地图；披塔哥（Pythagoras）则更能运用数理以解释自然现象。凡此等等，都是文化进步的象征。 本章参考书 一 G. Rowlison：Ancient History，Book Ⅰ，Part Ⅰ. 二　J. G. Breasted：Ancient Times A History of the Early World，Part Ⅱ． 三 A. Moret著，陈建民译：《近东古代史》第二篇。 四　Ｃ. Seignobos著，陈建民译：《古代文化史》，第三章及第四章。 五　V. G. Childe：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第二章。 六 V. G. Childe：What happened in History第五章。 七 V. C. Childe：Man Makes Himself 第七章。 八 G. Maspero：The Dawn of Civilization第四章，第六章。 九 G. Maspero：The Struggle of the Nations第四章，第六章。 十 G. Maspeso：The Passing of the Empires第二章，第三章。 十一 Herodotus：History，Book Ⅱ．（G. Rowlison英译本，收在Francis R. B. Godolphin所编The Greek Historians第一卷里。） 十二 H. Schneider：The History of World Civilization，Book Two． 十三 E. A. Wallis Budge：Egyptian Hieroglyphic Writing（收在A. L. Kroeber及T. T. Waterman所编Source Book in Anthropology里面。） 十四 J. G. Frazer：The Golden Bough第四十章。 十五 G. F. Moor：History of Religions第十章。 十六 F. Engels：The Origin of the Family，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第四章。 十七 L. H. Morgan：Ancient Society第八章。 十八 J. Garstang：The Empire of the Hittites（见J. A. Hammerton所编Universal History of the World第二卷第二十三章。） 十九 J. L. Myres：The Minoans and Mycenæ（见同上书第二卷第二十五章。） 二十 A. J. Toynbee：A Study of History第一卷页九二到页一一九。 二十一 G. E. Smith：Assyria 第一章。 二十二 G. E. Smith：Babylonia第四章。

作者: 陵光 时间: 13.6.2007 14:10
第四章远古文化区（下） 一中国文化区 新石器时代末期之人民早在公元前二千年左右，中国西北洮河流域，渭河上游，西汉水流域及大夏河流域等地，都有“仰韶文化”发达甚盛。那时候的人所用的陶器，多是彩陶，即红色磨光，上面有黑色绘纹的陶器。这种文化在河南、山西、陕西境内，也同样发达；即如仰韶文化之名，便是由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出土遗物而来。这种文化盛行的时候，大约说来，在公元前二千年左右；分别说来，各地并不完全相同。例如安徒生（J. G. Andersson）氏最近便把新石器时代之末期，归纳为三段：即齐家期，当公元前二五〇〇到二二〇〇年之间；仰韶期，当公元前二二〇〇到一七〇〇之间；马厂期，当公元前一七〇〇到一三〇〇年之间。这种文化盛行的区域，大约说来为甘肃、陕西、河南、山西等省；分别说来，并不限于这些地方。已经发现这种文化之遗物的地方，有河南渑池县、河阴县，辽宁锦西县，甘肃洮河、宁定，山西夏县及南满貔子窝等处。 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国人民的生活，可从食物与用具两方面来说明。关于食物的方面，他们早已脱离采掘经济时代，进入生产经济时代了；换言之，即不单靠天然现成食物以为生，而能利用人工培植食物以为生了。他们已知饲养动物，栽种植物。饲养的动物，有猪、有牛、有山羊、有绵羊等；栽种的植物，有谷物等。安徒生（J. G. Andersson）氏最近于《中国人史前史之研究》（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一书中，一面叙述达尔博士（Dr. E. Dahr）的意见，一面发表自己的意见曰： 从河南仰韶村与普照寨两个重要的发掘区域，达尔博士所获不多。这两个区域所发见的骨物，与河阴发掘区之一的治沟寨所见者不同，极少鱼骨。治沟寨与另一河阴发掘区都在黄河沿岸，富有鱼骨。 治沟寨所发见的哺乳动物，则有下之各种：最普通的是猪与家狗。已成了家畜的牛也很多；但没有绵羊与山羊。至于野动物，则有鹿及若干野兔遗骨。 在甘肃马家窑，亦即仰韶期遗物最富的一区，家畜中以猪为最多。其他家畜，在这一区，则只有狗。马家窑所见的野动物，最值得注意，野牛野鹿的遗骨都很多。 齐家坪，则是齐家期的一个典型区域；这区域可以视为甘肃文化之最古的代表。其地离马家窑不过二十公里，所有动物遗骨，最值得注意。这里的家畜遗骨，比其他任何发掘区为多：有狗、有猪、有山羊、有绵羊，每一种的数量都很丰富。至于鹿的遗骨，也有一些。 在归德的罗汉堂，猪的遗骨，最为稀少，仅有两片。牛骨则很普通，山羊与绵羊的遗骨也很多。所有这些动物，大概都已成了家畜。至于野动物，则有鹿、兔、羚、羊等。罗汉堂的居民，最会猎取羚羊；同时也会喂牛、羊及山羊等；这与接近西藏高原的地理情形完全符合；西藏高原，至今仍以畜牧与猎狩为很有出息的事情。 至于史前遗址中关于栽种植物的痕迹，则以仰韶村所发见的一个陶瓶碎片，为仅有的证据。这碎片非常厚，满布储藏植物种子的痕迹。瑞典有名的植物学家艾德曼（G. Edman）氏与苏达保（E. Söderberg）氏曾经予以鉴定；经他们的鉴定乃达到一个极重要的发见。碎片上植物种子的痕迹，可以确确实实断定为谷壳的痕迹。这一发见，在中国意义极大：因为这不独把栽种谷物的时代拉长了；而且指出谷种的来源不在干燥的华北，而在多雨的华南。 仰韶期的人民，以及后来寺涡期的人民，多半是农民；这从他们的大规模的村落生活看来，非常可信。仰韶村现在居人的地方，面积不过六万二千方公尺；然在史前，则有二十四万三千方公尺，这是从其四周的杂乱遗物可以证明的。甘肃齐家坪，现在居人的地方，不过三万五千方公尺；然在史前，则有一十五万四千方公尺。 这两个地方现在已经耕种的土地面积，固然比古代为大，同时我们也可以想像：史前民族分布在这两个地方的，其分布的范围必较现在村民分布的范围为宽。再者这两个地方已经耕种过的土层，厚达三公尺至五公尺，更可证明为曾经农民久居之处。 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国人民的用具，最普通的为石器与陶器。石器部分，有石斧、有石簇、有石环、有石磬、有石锄、有石刀、有石戈、有石锛等等。陶器部分，以彩色陶器为最多。就分布的地区而言，有南满的彩陶，有沙锅屯的彩陶，有热河洪山厚的彩陶，有陕北晋北的彩陶，有河南仰韶的彩陶，有渭河道河分界处的彩陶，有甘肃中部的彩陶，有玉门走廊的彩陶，有新疆彩陶。彩陶区域分布之广，西起新疆的婼羌，东达辽东半岛，跨有经度凡三十六度。与东欧及近东的彩陶区相较，可以并驾齐驱。安徒生氏云： 远东方面发见彩陶的地方，西起新疆的婼羌，东达辽东半岛，东西距离，跨有三十六经度，几乎与近东方面，西起东欧，远达西部印度及西部突厥斯坦，彩陶发见的最大区域，完全相等。然而这伟大的成就，在短短的十六年光阴中，都获得了：即自一九二一年，初发见彩陶的时候起，到一九三七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止，前后十六年中获得了东欧与近东，彩陶的研究已经有了半世纪以上的时间；远东彩陶的研究，与这些地方相较，直可以说还才开始。我们如谓远东各省的彩陶，实构成了一个文化丛，与近东彩陶文化同其复杂与丰富，亦决非过甚之词。一旦中亚方面的许多地方，如果经过详细的考察，这远东与近东两大区域便可联系起来。届时我们便可明白东西文化交流的实况。 至于彩陶演变的时代，安徒生氏分为最主要的三段：齐家期，即公元前二五〇〇至二二〇〇年之间，徐徐发展；仰韶期，即公元前二二〇〇到一七〇〇年之间，突飞猛进；马厂期，即公元前一七〇〇到一三〇〇年之间，渐就衰微。 由半开化到文明阶段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人民，虽知从事畜牧农耕，虽知使用石器陶器；但是没有文字，没有金属器物，只达到了半开化的阶段。至于殷商时代，或小屯时代，亦即安徒生（J. G. Andersson）氏最近所估定的公元前一五〇〇到一〇〇〇年的时代，情形就不同了：已有文字，已有金属器物，与谟尔根（L. H. Morgan）氏所谓文明阶段颇相符合。由半开化阶段到文明阶段的转变，亦即由仰韶时代到小屯时代的转变，李济有较为具体之说明。李氏以为两者发展的地域不同；所有的内容不同；甚至两者所共有的器物，其制作也大不相同。故曰： 仰韶文化的领域，我们现在虽不敢确定，但就已经发现的说：河南渑池县、河阴县，奉天锦西县，甘肃洮河、宁定，山西夏县，及南满洲貔子窝；但是太行山以东，渤海西之大平原，尚无此种发见之报告；假定我们说仰韶文化的领域向没到过河北河南间的这块大平原；这块平原是发育殷商文化地。……据我们所知道的，比较仰韶与小屯所代表两种文化全体的内容，有几点重要分别：小屯所表现的殷商文化为有文字的，用铜器的；仰韶文化为无文字的，无铜器的。……仰韶期陶鬲，有带一耳的；在殷虚中尚没有发见此类的鬲。小屯出土的圜络鬲，亦为仰韶文化区中所未见。簇也是两文化期所共有的，他们的分别都很大。在仰韶文化区中，甘肃、奉天差不多没有；仰韶所出，有石制、贝制、骨制；西阴只有石制与骨制的。小屯所出的簇多是骨制或铜制的，并有贝制的，只有两个石割的，为三棱形。簇身的横截面，为等边三角形；与仰韶西阴所出的双棱石簇全不相似。仰韶区不但有对称的石斧，兼有不对称的石锛，小屯出土者有石斧兼有铜锛，却没有对称的石锛。这可证仰韶与小屯共有的物件甚多，却都有若干形制上的变化。变化最大的是小屯所出箭头一项。小屯所出双棱带剌铜簇，形制并不完全是殷商的独有；但是殷商的三棱簇，却是仰韶期所无的。 由此可以推定仰韶与小屯两种文化，不但有地域上的分别，大约很有时期的先后不同。我们可以看得出殷商物质文化有若干成分是完全承袭仰韶期没有变化的，如陶弹、石粟鉴之类；有若干成分是仰韶原样略加改变者，如箭簇、陶鬲之类；有的是完全新有的，如冶铜、文字之类。 一、仰韶与殷虚所共有的实物中，互相比较时，殷虚出土的演化程度稍高，例如箭镞、贝饰。 二、殷虚器物与历史期间之实物较之仰韶期与历史期为近，例如一切铜范及石器。 三、殷虚有仰韶式最名贵之实物，仰韶无殷虚式最名贵之实物。 四、殷商陶器形式较仰韶为多；共有的鬲亦以殷虚所出者为较进化。 五、殷商期实物有大宗咸水贝及绿松石，似皆为贸易得来；若带彩陶片，亦为互易得来，应当不止一片。 六、安诺及貔子窝均有两种陶器发见；两处均是带彩的陶器在前，刻纹在后；这种演化的阶段在中国也是一样。 文明阶段的特征人类生活，由半开化进入文明阶段，其转变俨然如革命一样，柴尔德（V. G. Childe）氏尝称之为生前第二次的大革命。经过这次革命，人类生活的各方面，都要大大的变动一番，摘要而言：农耕畜牧，大见进步；城市工商各业，愈演而愈分殊；社会关系更加复杂，最主要的为奴隶与主人的对立；团体生活亦已由氏族的组织进而为政治的组织；高级文化的发展，多带统治阶级的意味和阶级性。中国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人民，自从脱去半开化阶段进入文明阶段以后，生活的各方面，也大大的变动了一番，下面将分别略加叙述；这里且先述金属器物及文字与历法三者，以为文明阶段的特征。 （一）金属器物是文明阶段的最大特征。不发明金属器物，人类几乎不能进入文明阶段。殷商时代，金属器物如铜器及青铜器已经盛行。中央研究院在殷虚发掘，所得铜器及青铜器极多。其中有制作铜器用的铜范；有未制成器物的铜块，有已制成了的铜器。铜器之中有武器，是作战用的；有用具，是日常用的；有礼器，是祭祀用的；有饰器，是装饰用的。至于制作方法，多是用模范铸成的，而不是用锤子击成的。兹录安阳发掘报告数段于次： 十八年秋季所见的，除大多数铜簇外，尚有矛、刀、钉、锥等，及好些块铜范。几块铜范上尚有铜锈的遗留，可以证明他们是已用作铸过铜器。至于红烧土块与炼█、木炭尤多。炼█与木炭往往杂有镕铸的铜块。不成形的铜块，也得了不少。这些发见，不但证明商代已有铜器，并同时证明商人已知道铸铜的技术；铸铜的地方就在小屯本地。 这三件事情是不必在一起的，今能说他们在一起，也是一种特别的发见。 金属器物有黄金块及小片金叶，成块的锡及制成器物之合金类的青铜器。青铜武器有镞、矛头、戈、瞿等类；用器有刀、斧、锛等，形制多像欧洲青铜时代之第四期物品与叶尼塞河流域出土之青铜器。礼器残片甚多，无完整者，但有作礼器用之大批铜范可证。青铜所作的礼器，大约在殷虚废弃以前，都运到别处去了。纯粹装饰用品如饕餮蚌壳等亦有为青铜铸成者。 殷虚出土的铜器，铜范的数量倒是不少。他们的数量之多，分布之广，无形中给我们一种“殷代的青铜器都是范铸出来的”暗示。英国皇家矿务大学（Royal School of Mines）教授卡盆特（H. C. H. Carpenter）氏根据殷虚出土的铜器在显微镜下所呈的现象，断定他们是由于范铸（casting）而成。这个断定却同我们在发掘时所得的暗示相吻合。由此可知殷人制造铜器，是不施用锤击法（hammering）的。小屯掘得的殷代铜器，系完全出自范铸，至于用以范铸他们的原料，完全是铜与锡的合金，亦即青铜。 （二）人类既已进入文明阶段了，生活上需要文字之处，一天一天加多，于是文字之用随着发达。文字的制作，最初是画图，这与埃及、巴比伦最初发明的图画字是一样的。安徒生（J. G. Andersson）氏在甘肃考古，得绘陶颇多；上面所绘的图，或为人形，或为鸟形，或为兽形，或为器物形；据唐兰的研究，陶器上所画的图，实在就是文字。唐氏《殷契佚存•序》云：“安徒生氏考古甘肃，……乃有绘陶，为█，为█，为█，为█，此真文字。”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多数还是画图。铜器上的文字，也有很多像图画的。许氏《说文解字•序》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书契是否为一人所造，另是一问题。但模仿自然事物之形，画图作字。则是事实。这种图画字，后来为着书写方便计，渐被改变原样，遂成所谓象形文字。象形文字实在就是由图画字变来的。刘师培云：“凡象形之字，即古图画之变也。……如日字篆文作█，即古人所绘之日图也；如月字篆文作█，即古人所绘之月图也；如气字篆文作█，即古人所绘之云图也；如山字篆文作█，即古人所绘之山图也；如水字篆文作█，即古人所绘之水图也；如田字篆文作█，即古人所绘之田图也。”文见《国粹学报》乙巳第八册。我们今日读来，觉得他所讲的并没有错。象形文字实在就是由图画字变来的。不过象形文字成就以后，一方面离原来所模仿的自然事物固很远了，另一方面却又没有创造出拼音符号来。这与古巴比伦的情形正相像。古巴比伦苏末人（Sumerians）初有图画字，后有象形文；象形文之笔画颇像楔形或尖劈之形，因称楔形文字。楔形文字一方面离原来所模仿的自然事物也很远，另一方面也没有创造出拼音符号来。 苏末人的楔形文字是用类似尖劈之物在软而未干的泥砖上压成的；迨泥砖干了，即成砖制文书，中国的象形文字在没有发明纸的时代，或刻在龟甲上，或刻在兽骨上，或刻在铜器上，或刻在石头上，或刻在木片上，或刻在竹板上。龟甲兽骨上之文字，几乎全是用以记占卜之吉凶的；竹简木牍上的文字，多是纪事的；铜器石头上的文字，多是纪功的。叶德辉于《书林清话》中“刀刻原于金石”一条有云：“刻竹削牍，镂金勒石，皆以刀作字之先河。然纪事多用竹木，纪功专用金石。古鼎彝金器，字有范铸者，有刀刻者，划然二途，各有体也。” （三）文字是因纪事纪功，或纪吉凶等等实际需要而发两的；至于历法，则是因农耕畜牧需要纪时而发明的。殷商时代，已有历法。一年分为十二个月；三年约多出一个月来，称十三月，亦即闰月。一月以月之圆缺为标准，或二十九日，或三十日。一年又分春夏秋冬四季。地球绕行太阳一周，凡自转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次，亦即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这便是一年的总日数。今日所流行的阳历，把这总日数分为十二份，叫做十二月；大月三十日，小月三十日，二月二十八日。每年所余的四分之一日，积四年便得一整天，加在二月里，称这二十九日的二月为闰月。殷商时代的历法，是以月之圆缺为标准的阴历。月之圆缺一周，所需日数为二十九日有余，不是整数。大月三十曰，若以月之圆缺为标准，实在太多了；小月二十九日，若以月之圆缺为标准，实在太少了。但为计算方便起见，只好规定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一年的十二个月中，假定七个月是大月，五个月是小月，则得一年的日数为三百五十五日。比一年的实际日数要少十日又四分之一日；故每隔三年，要多出一月来。殷商时代所谓十三月，或闰月，便是这样得来的。殷人每隔三年设一闰月，或每隔五年设两闰月，则春夏秋冬的季节，不至颠倒。大月规定为每月三十日，小月规定为每月二十九日，则月之圆缺的标准可以维持，亦即每月之中，可有月圆一次。至于日数，则以干支纪之，即以十干与十二支配合而成的六十甲子，用作日之标志，用以计算日数。高子平氏《中国历法约说》有云：“甲子纪日，则以六十为一周；周而复始，无间断，亦无奇零。故推算历法者皆以甲子为不变之尺度；考古者亦藉甲子以定古代月日之真距。”董作宾云：“高氏此论极透辟，干支纪日在历史上之价值，实缘于此。倘殷人纪日，而不用干支，殷代历法将亦无从谈起矣。干支纪日，其起源当自有史以来，今尚不能详考。殷代则由般庚以至帝辛，卜辞中，固无一辞不以干支纪日也。”（《殷历谱》第一卷第二章） 经济生活的演进金属器物、文字、历法等等，都是生活所需的，都是帮助生活的；在殷商时代都已很进步了。至于生活的基础或经济生活，自殷商到春秋战国的时代，陆续发展，陆续进步，内容愈演愈丰富，门类愈演愈分殊。农耕畜牧，城市工商，越来越发达。先说农耕畜牧。农耕畜牧，早在新石器时代的末期，或半开化的阶段，便已有了，这在前面已经讲过。到殷商时代，便更进步了。殷商时代畜牧的情形，卜辞中有很多记录，可随举几例如次： 庚子卜贞牧□羊（罗振玉《殷虚书契后编》下，一二，一三）。 □亥卜宾牧称册（同上，一二，一四）。 辛巳王贞牧□燕□□（同上，一二，一五）。 卜贞从牧六月（林泰辅《龟甲兽骨文字》，壹，二六，一）。 辛酉告其豢（罗振玉《铁云藏龟之余》，六，一）。 贞于█大刍（罗振玉《殷虚书契前编》，肆，三五，一）。 卯卜王牧（同上，陆，二三，五）。 来刍陟于西示（同上，柒，三二，四） 这是关于畜牧的记载。至于家畜，则马、牛、羊、鸡、犬、豕等差不多都已有了。尤以充主要食品的牛羊为多。每次祭祀，可用牛羊至数百头。例如： 贞鬯御牛三百（《书契前编》，肆，八，四）。 丁亥卜□贞，昔日乙酉箙武御〔于〕大丁、大甲、祖乙、百鬯、百羊、卯三百□（《书契后编》上，二八，三）。 牛羊可以这样大批使用，当是畜牧已很发达的明证。殷商时代的农耕，也是很发达的。这从“求年”“受年”等，可以看出。例如： 贞：于王亥求年。 贞：求年于羔。 辛酉卜，宾贞：求年于妣乙（以上求年）。 庚申卜贞：我受黍年，三月。 甲申卜，商受年。 贞，不其受黍年。 乙巳卜，以贞：雪，不其受年（以上受年）。 以上八辞，均见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增订本）下，页四五到四六。照董作宾的讲法，“求年”就是后世“祈谷”的祭祀。“受年”、“受黍年”，就是年谷丰登的意思。在商代还没有把年当作纪岁之用的。到了周代，才把禾谷成熟一次，称为一年，而年字始含有岁祀的意思。年字，说文云：“谷熟也。”上例八辞中年字的意义都为谷熟，可见当时农耕发达的一般。至于周代，关于农耕的发达，更有具体的描写。如《诗经•颂》诗里而的《载芟》云： 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强侯以。有嗿其馌，思媚其妇。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驿驿其达，有厌其杰。厌厌其苗，绵绵其麃。载获济济，有实其积，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焏畀祖妣，以恰百礼。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宁。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兹。 这诗在《周颂》里算是最长的，内容所涉，包括农政的一年。译成白话文，则为：“除草根，拔树根。耕地的声音泽泽的响。有一千对人在耕呵，耕向平地，耕上坡坎，国王也在，公卿 也在，大夫也在，强的弱的，老的少的，一切都在。送饭的娘子真是多呵！打扮得多漂亮呵！男子们好高兴呵！犁头是风快的呵！今天开首耕向阳的田，准备播种百谷，耕得真是深（函）而且阔（活）呵！啊，络续的射出禾苗来了，先出土的冲得多么高呵！苗条真是聪骏可爱呵，不断的远在往上标呵！收获开始了，好多的人呵；好丰盛的收成呵！屯积成整干整万整十万石的粮。拿来煮烧酒，拿来煮甜酒，奉祀先祖代代，使春夏秋冬的祭典都不会缺乏。饭是那样的香，酒是那样的香，真是国家的祥瑞呵，人人的寿命都要延长。不但是现在才这样，不但是今天才这样，从古以来一直都是这样呵。”又如颂诗里面的《良耜》云：（《诗经》译文，均采自郭沫若《青铜时代》，下同。） 畟畟良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或来瞻汝，载筐及筥。其馕伊黍，其笠斯纠。其镈斯赵，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获之桎桎，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妇子宁止，杀时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续，续古之人。 这首诗译成白话文，则为：“坚利的好犁头呵，今天开始耕向阳的田，准备播种百谷，耕得真是深而且阔呵！有人来看望你们，背起筐子，提起篮子，送来的是小米饭，戴的笠子多别致啊。男子们的锄头加劲赵（平声）起来，加劲的在薅杂草了。杂草肥了田，庄稼茂盛了，割起来戚戚察察的响，堆起来密密栗栗的高，高得像城墙，排起来像梳子的齿，百打百间的仓库打开了。百打百间的仓库都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眷属都没有耽心的了。把这黑嘴唇的大牯牛杀掉吧，它的角是那么弯弯的，好拿来祭祖先，祈求福泽的绵延。” 上面所讲的为农耕畜牧，现在且来讲城市工商。工业品的制作，早在新石器时代的末期，就已很精了，如陶器，如石器，制作都是很精的。制作的人，必已有很专门的技术与经验，其职业已与农工畜牧渐渐分殊。到殷商时代，工业品的制作更精，种类也更多，工人的职业也更专门化。殷虚出土的遗物中，有陶器、有骨器、有石器、有金属器物。陶器之中，有陶罐、陶缸、陶鬲、陶甗等等；骨器之中，有武器、用器、饰器等等；石器之中，也有武器、用器、饰器等等；金属器物之中，武器、用器、饰器也很多，而自殷周之际流传下来的钟鼎彝器更多。这些工业品的制作，多在首都进行。首都一方面为国王及贵族等住居之所，另一方面则为工业品制造的地方，俨然工业中心。安阳发掘报告，颇足以证明这一点： 殷都成墟，乃帝辛失国后逐渐废弃所致。“麦秀渐渐，禾黍油油。”宗庙宫室，鞠为茂草，此箕子所以兴悲也。迨后风雨侵蚀，尘土委积，栋宇倾折，什器填埋，高者渐夷，凹者渐平，于以荒凉废弃，成今日地下堆积之状况。今于实地发掘时，苟一留心，随在可见。如铜范出土逾百，铸锅出土数十，皆在B15左右，殆当日冶铜之所。琱石、琱玉、琱蚌数十，石刀近千，皆在B14，及其稍北，殆当日攻玉攻石之所。骨簇出土近千，骨料出土数百，皆在B12左右，殆当日治骨之所。兽骨二千余架，皆在B11、B4l间，殆当日圈牢或埋祭之所。B区正北之大连坑，出土铜器、龟版、贝玉多件，殆当日珍奇之宝库。 工业制作的中心，因工业品多了，同时便也成了商业的中心。例如商代首都的青铜器物，作成之后，便运到别处；别处便以其他实物或货币之类送到商的首都，作为交换品。因此殷虚不独为工业中心，同时便也是商业中心。殷商时代，交换的媒介物，与今日货币相当的，便是贝。殷虚出土遗物中，贝也很多；商代首都附近，并不产贝；殷虚的贝，必定来自远方。其自远方而来，不是由于掠夺，便是由于交换。贝而有人掠夺，或可以供交换，必定是具有价值的珍贵物品。因是珍贵物品，便有拿来送人的，或由首长赐给下属。卜辞中所云：“庚戌卜□贞易（锡）多女█贝朋”（罗振玉《殷虚书契后编》下，八，五）便是一例。殷末周初的彝铭中，锡贝之文也很多：辛巳彝：“丽易（锡）贝二朋”；季侯尊：“季受贝三朋”；宰甫鼎：“王光（贶）宰甫贝五朋”：邑斝：“王易（锡）小臣邑贝十朋”等等是也。朋为贝之连，亦即一串的意思；初为颈饰，亦即挂在颈上的装饰品。后来贝变成了货币，朋也随着成了货币的单位之称。五朋十朋云云，俨然五串十串的货币。贝可以为饰品，也可以为货币；正与今日的银或金可以为饰品，也可以为货币一样。货币的流行，便是商业的表象。 殷商时代，城市工商已经有了。周初及春秋战国时代，城市工商，较殷商时代更为发达。周初各国，都以城市为其国之中心，亦即以城市为其国之首都。周为各国之共主，俨然民族联盟之主人；创业之初，当然大营都邑；文王作邑于丰，武王定都镐京，便成了许多城市王国的领袖国。在周室及各国的都城里面，工商各业，应有尽有。就工业来说，《周礼·冬官》所述，有木工、金工、皮工、染工、刮摩工、抟土工等等。故曰：“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审曲面执，以饬五材，以辩民器，谓之百工。……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抟埴之工二。”至于懋迁有无的商贾，《尚书·益稷》云：“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尚书·酒诰》云：“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诗·卫风·氓》云：“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诗》“邶风”、“谷风”云：“既阻我德，贾用不售。”《诗》“荡之什”、“小宛”云：“如贾三倍，君子是视。”这些都是明白的记载。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更总括工商各业发展之必然趋势曰： 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夫山西饶材、竹、穀、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碡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特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耶？ 社会阶级之分殊由上所述种种看来，有畜牧与农耕之分，有工业与商业之分，有乡村与城市之分，有农牧与工商之分。凡此都只能算是生产事业的分殊，而不能算是阶级的分殊。但生产事业分殊的时候，也是社会阶级分殊的时候。自殷商时代，历周初，经春秋战国，直到秦汉，社会阶级之对立，愈演愈显明；大别之，有三阶级：一曰统治阶级，包括国王、贵族及官吏等；二曰奴隶阶级，包括农耕、畜牧、制造各方面的劳动分子之未有自由身分者；三曰自由民，凡不属于一、二两级的人，如果可以独立自主的经营生产事业，都可归入自由民之列。自由民与统治阶级之存在，当然没有问题。至于奴隶之存在与否，说者不一。就理论言，人类自氏族社会进入政治社会以后，亦即自半开化阶段进入文明阶段以后，在城市工商各业发达之时，亦即私有财产制度发达之时，理应有奴隶阶级出现。因为当时部族战争频繁，战败者多被虏去为奴；又因当时政治组织确立，犯罪行多被降级为奴；更因当时私有制度发达，负债者多以身份抵债为█奴。更就事实言，中国自殷商至秦汉，奴隶的存在，很有好些证据可寻。殷商时代关于奴隶的记载，见于甲骨卜辞。卜辞中有云：“癸亥卜，贞乎（呼）多射█”（《龟甲兽骨文字》，二，卅，二）又云：“贞乎（呼）多臣伐█方，弗〔受█又〕。”（同上，二，二七，七）又云：“癸亥卜，贞乎（呼）多█伐█。”（《段虚书契前编》，七，三五，一）又云：“贞乎（呼）追█、及。”（《铁云藏龟》一一六，四）又云：“壬子卜，□，贞隹我奚不█十月。”（《殷虚书契前编》，六，一九，二）又云：“佳我奚不█。贞█。”（同上，六，一九，一）臣、█、奚等字，郭沫若都释为奴。故曰： “多臣”“多射”乃同例语。均关征伐之事，则臣与射乃兵卒之类也。故人称奴隶为臣，《左传》僖十七年卜招父曰：“男为人臣，女为人妾。”《书·微子》：“今殷其沦丧，我罔为臣仆。”《小雅·正月》：“民之无辜，并其臣仆。”以多臣多射从事征伐，用知商人以奴隶服兵役矣。（原注云：此事与古希腊罗马同。殷辛之“前徒倒戈”，盖由于奴隶背叛。） “贞乎（呼）追█、及”例与“贞其射鹿、获”（《殷虚书契前编》，三，三二，四）又“逐鹿、获”（同〔上〕，二）等同例。用知为█者有逃亡之事，贞呼追捕之，而及也。由上知█之用与臣同，则此亦分明为奴隶之类。余释为宰之初文。《说文》：“宰，罪人在屋下执事者”，此正像有人在屋下执事，其必为罪人，则由辞意可以知之。 奚字呈縲絏之象，罗振玉云：“罪隶为奚之本谊，故从手持索以拘罪人。其从女者与从大同。《周官》有女奚，闾奴之从女矣。”案以字形而言，乃所拘者跪地反转二手之形，实非从女。然谓当以罪隶为本义，则固明白如画也。此字足征奴隶之来源（见《卜辞通纂考释·征伐类》）。 至于周代，主与奴的对立，《诗经》里有些例证。《颂诗·噫嘻》云： 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 这诗译成白话文，则为：“啊啊，我们的主子周成王既已经召集了你们来，要你们率领着这些耕田的人去播种百谷。赶快把你们的耕具拿出来，在整个三十里的区域，大大的从事耕作吧，要配足一万对的人才好。”又《颂诗·臣工》云： 嗟嗟臣工，敬尔在公。王厘尔成，来咨来茹。嗟嗟保介，维莫（暮）之春。亦又（有）何求？如何新畬（王咨询）？于皇来牟，将受（抽）厥明（芒）。明昭上帝，迄用康年（保介答）。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王向众发令）。 这诗译成白话文，则为：“啊啊，你们这耕作的人们！好生当心你们的工作。国王赏识你们的成就，他亲自来慰问你们来了。王问道：啊啊，你们这些管田的官，在这暮春时节，你们可有什么要求？两岁的新田种得怎么样？三岁的畬田种得怎么样？管田的官回答：很好的大麦（牟）小麦（来），都要抽穗了。感谢老天爷的照顾，年年都是有好收成的。王又向着大家说：好生准备你们的耕具呵，今年又会看到好收成的啦。”国王、田官、农夫三种人，属于两个阶级。国王和田官属于统治阶级，农夫则属奴隶阶级。又彝铭文中，很多“锡臣”之文；臣既为奴，则锡臣几家云云，无异于以奴隶几家相赐与。如不█簋，有锡臣五家之文；如今鼎，有余其舍女臣三十家之文；如盂鼎，有锡夷司王臣十有三伯，人献千有五十夫之文；如█簋，有锡女夷臣十家用事之文。凡此等等，足征周代奴隶之赐与，竟成了很寻常的事情。春秋战国以后，奴隶之使用，并不限于种田；凡冶铁、治盐、畜牧等，都用奴隶。《史记·货殖列传》云：“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冶铁富。……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主。”又云：“齐俗贱奴，而刁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间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言其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史记·吕不韦传》云：“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家僮万人。”又云：“嫪毐家僮数千人。” 政治组织之发展自殷商至秦汉，政治组织之发展，若单只着眼于横的联合，则有下列各种过程： 一、由部族到民族，殷商时代，在此过程中； 二、由民族到民族联盟，殷末周初，在此过程中； 三、由民族联盟到统一帝国，春秋战国，在此过程中。 殷商时代以前，亦即金属器物未发明以前，相当于政治的机构，为氏族组织。氏族组织，以血统为中心：属于同一团体的分子，必属于同一血统。与行政首长相当的领袖，为氏族首长。迨金属器物已被发明的殷商时代，社会生活进入文明阶段，这种氏族组织渐为部族组织所代替。每一部族，是若下氏族组成的；一个氏族代表一个血统，若干氏族便有若干不同的血统。因此之故，部族组织，不能以同一血统为中心了，只能以大家所居的同一区域为组织的范围。住在同一区域的人，不论血统相同与否，都属同一部族。部族首长的主要任务，一为主持祭祀，二为主持军事。《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正是指部族首长的任务。部族首长的行政，常有辅相的人物。殷商时代，这种辅相的人物或为巫，或为史。如巫咸、巫贤、俨然部族的长老。同时史也是很重要的，其主要任务，首为代部族首长决定大计：凡祭祀、凡征伐，以及其他种种大事，先由史官贞卜吉凶；迨吉凶决定了，然后实行。其次为保管图籍：贞卜所得的结果，史官保存起来；故吏官对于往事最为熟悉，凡部族的重要凭据，而为部族首长所必须参考的，都归史官保管。《吕氏春秋·先识览》云：“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史官既以保管纪录或图法等为职，对于往事既很 熟悉，则部族首长遇到大事，必询问史宮，于是备谘询实为史官第三种重要任务。汪中《述学》于“左氏春秋释疑”一条有云：“天道福善而祸淫。祸福之至，必有其几；君子见微知著，明征其辞；其后或远或近，其应也如响。作史者比事书之于策，侍于其君则诵之，有问焉则以告之。其善而适福，足以劝焉；淫而适祸，足以戒焉；此史之职也。”史官主决策，保图籍，备谘询；在部族首长前，实为一最亲密而重要之人；故古之官名，多由史出。王国维《观堂集林·释史》云：“古之官名，多由史出。殷周王室执政之官，经传作卿士；而毛公鼎、小子师敦、番生敦作卿事；殷虚卜辞作卿史；是卿士本名史也。又天子诸侯之执政，通称御事，而殷虚卜辞则称御史，是御事亦名史也。” 部族首长御用辅相人物或史官，以施行政事，以统治部族，这是殷商时代政治的一面，是对内的。其另一面，则是对外的：以殷人自己这一个主要部族为中心，而统一其他若干部族，以组成民族。部族是由若干氏族组成的，民族则是由若干部族组成的。 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不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孟子·滕文公下》）。 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当是时，夏桀为虐政、荒淫，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汤既胜夏，……于是诸侯服汤，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史记·殷本纪》）。 “诛其君，吊其民”云云，只是化部族为民族的手段；“践天子位”云云，则是由部族首长变为民族首长的表征。直到殷周之际，或殷末周初，政治组织之横的联合，更为扩大：已由民族演成民族联盟。民族是由若干部族组成的；联盟则是由若干民族组成的。若干民族既已组成联盟，必有盟主。发迹于西北的周人，当殷周之际，竟成了一个强大的民族，取得了盟主的资格。王国维《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云： 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故当夏后之世，而殷之王亥、王恒累叶称王；汤未放桀之时，亦已称王。当商之末，而周之文、武亦称王。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诰》，皆称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未全定也。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夏殷以来古国，方之蔑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盖天子诸侯君臣之分始定于此。 殷末周初，天子、诸侯、君、臣之分并未全定；所谓天子，等于诸侯的盟主，这是不错的。但周天子克殷践奄以后，仍只是民族联盟的盟主而已。王氏所谓“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云云，若单就形式上讲，未尝不可；若认周天子的地位在实质上有什么变化，则不尽然。盖诸侯之国，仍各保有独立地位，则天子之尊，始终只是盟主而已。要天子的地位起实质上的变化，则各诸侯之国的独立地位必须消灭。这种消灭过程，经过春秋战国才始完成。秦汉时代的皇帝，才真不同于联盟的盟主，而成了真正的统一帝国的首长。综括说来，自殷商以前的氏族组织，到秦汉时代的统一帝国之间，政治团体所呈状态及所经阶段，可概括如下表： 氏族（gens） 〉夏殷之际 部族（tribes） 〉殷商时代 民族（nations or peoples） 〉殷末周初 民族联盟（confederacy of nations） 〉春秋战国 帝国（empire） 在这种种过程之中，尤其由部族而民族而民族联盟的过程之中，统治层里，有一种制度出现，曰封建制度。强大的部族对弱小的部族，分给若干土地，分给若干人民，分给若干政权，即构成一种封建关系。民族对部族的封建关系，也是如此构成的；强大的民族对弱小的民族的封建关系，也是如此构成的；民族联盟的盟主对各盟员，亦即对各民族的封建关系，也是如此构成的。盟主相当于天子，大小民族及大小部族相当于各级诸侯。周初的时候，封建制度已有完全具体的表现：天子直接或间接支配公、侯、伯、子、男（子男同一位）各级诸侯；各级诸侯直接或间接服从天子。统治层里，自成一种宝塔式的等级组织。这种封建，与中世纪的封建，截然不同：既不是中世封建的前驱，更不中世封建的萌芽状态。经过春秋战国时代的摧毁，到秦汉时代，几乎完全斩绝。然与尼罗河流域古埃及人的封建，与幼发拉底斯河及底格里斯河流域古亚述人的封建，则颇相同。布勒斯特（J. H. Breasted）氏称埃及封建为“古封建”，马伯乐（G. Maspero）氏称亚述封建为“军事封建”；都是由部族到帝国之过程中的产物，都出现于奴隶生产时代，都与中世封建不同。 周初的封建组织，与奴隶劳动，颇使学者感到处置之难。如承认周初为封建时代，则必须把奴隶经济时代往前移；然周初确有大规模的奴隶劳动，这是一难。如承认周初为奴隶经济时代，则必须把封建时代往后移；然周初确有具体的封建组织，这是二难。如采折衷办法，认周初为奴隶经济的末期，亦为封建时代的初期；末与初相重，在理论上似乎没有矛盾，然与事实却不相符。事实上，奴隶劳动之发达，并不是列周初就已到了末期；秦汉时代，常有大批奴隶劳动，用于冶铁或治盐的生产事业，同时，周初的封建组织，也再不是中世封建之初期；周初的封建组织，经过春秋战国时代的摧毀，到秦汉时代，几乎完全斩绝。因此种种，折衷办法，亦殊不易用，这是三难。 就事论事，周初的封建组织，与奴隶劳动同时存在，并不矛盾；这正可以说是亚细亚式的社会之一特征。这一特征，在希腊没有具体的表现。希腊在奴隶经济时代，公元前五〇〇年以前，虽也有斯巴达联盟（Spartan league）；公元前四七八到四七七年之间，虽也有德罗联盟（Delian league系由Delos岛而得名）；公元前三七八年的时候，虽也有新雅典联盟（New Athenian league）；然联盟中的各城市王国，彼此之间，只有均等关系（coordination），没有从属关系（subordination），因此始终没有构成宝塔式的封建组织。然在埃及、亚述、中国等境内，宝塔式是构成了的。 宗教信仰与文化上面所述，是政治的发展情形。至于宗教信仰，又与政治相适应。殷商时代国王的所作所为，都取决于神意，构成神统政治，与埃及、巴比伦的神统政治（theocracy）正相当。神就是帝，或称上帝。甲骨文中，帝字常见，其形作█；周代的金文，也与此相类。这是花蒂的象形文，像有花萼，有子房。有残余的雌雄蕊。凡果实皆从蒂出，由果实中又能绵延出无穷的生命；故藉此以为上帝或祖先的象征，以表示上帝或祖先有生生不息的意思。这与埃及人以谷物幼苗象征至上神生生不息的意思是一样的，也与苏末人以棕树嫩枝象征至上神生生不息的意思也是一样的。至上神能主宰一切：凡风雨祸福，年岁之丰啬，征战之成败，城邑之建筑，均为至上神所主宰。故殷商吋代，国王之一举一动，都由史官用贞卜的方法向至上神请教，以决吉凶；今日流传的甲骨卜辞几乎完全是这样贞卜的结果之纪录。 至上神或祖先固然决定国王的行为，同时更决定人民的生计。周代农业盛兴，年岁之丰啬，农民都以为是至上神或祖先或田神或其他四方神祇所决定的；故每有丰收，必须祀神；祀神之时，由国王主持，由人民帮助。《诗经·颂诗·丰年》云： 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 这诗译成白话文，则为：“年辰好呵，小米多，大米也多。到处都有高大的仓，屯积着整千整万整十万石的粮。拿来做烧酒，拿来做甜酒，奉祀先祖代代，使春夏秋冬的祭典都不会缺乏，祖先保佑，降下很多的福泽。”《雅诗·甫田》云： 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农夫之庆。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 这诗译成白话文，则为：“把我们清洁的█盛和祭羊，拿来祭社神，拿来敬四方。我们的田已经弄好了，是农人们的喜庆啦。弹起琴，鼓起瑟，还打起鼓，我们大家来敬田神呵，求雨水好，求收成好，求我们男男女女大家都有饭吃得饱。”《雅诗·大田》云： 既方既阜，既坚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来方禋祀，以其骍黑，与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这诗译成白话文，则为：“稻穗飏了花，又结了子，稻子很结实而整齐：没有童粱，没有秕壳。把那些吃心、吃叶、吃根、吃节蝗虫们都除掉吧。国王亲自走来，带着他的王妃和王子，犒劳向阳的田地里的人们，向管田官们赏些饮食。国王是来祭四方的大神的，用黑的猪羊和黄的牛，加上黄米和高粱，求大神飨受，求大神赐福无量。”《雅诗·楚茨》云： 济济跄跄，█尔牛羊，以往烝尝。或剥或亨（烹），或肆或将。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飨，孝孙有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执爨踖踖。为俎孔硕。或燔或炙，君妇莫莫，无豆孔庶，为宾为客。献酬交错，礼仪卒度，笑语卒获，神保是格。报以介福，万寿攸酢。我孔熯矣，式礼莫愆。工祝致告，俎赉孝孙。苾芬孝祭，神嗜饮食，卜尔百福，如几如式。既齐既稷，既匡既敕，永锡尔极。 这诗译成白话文，则为：“大家热热闹闹的，牵起你们的羊，牵起你们的牛，去赶祭祀吧。拿些人来剥皮，拿些人来煮肉，拿些人来陈设，拿些人来运搬，我们要在神堂祈祷。我们的祭典多么堂皇呵。我们的祖先多么光辉呵，神灵是要保佑的，我们的主子有幸福。我们要报祭先祖，祈求多福多寿，没有尽头。管灶的人忙忙碌碌的，祭盘做得顶顶大。有的在叉烧，有的在油炙，主妇们都诚心诚意的，为了宾客做了不少的席面。大家要敬酒，你敬我一杯，我回敬你一杯，礼节要周到，谈笑要尽兴。神灵是要保佑的呵，我们要报祭先祖，祈求多福多寿，这就是报酬。我们都好兴奋的呵，仪式没有差池的了。司仪的人要开始司仪了，他要宣告着：主祭者就位，香气蓬蓬的祭品，神灵都很喜欢。要给你一百种的幸福呵，一分厘也不周转。祭献已毕，神意再宣：永远保佑你到尽头，福分让你有十万八千。” 上面所讲，都是关于宗教信仰的。至于文化，又几乎处处依附着宗教信仰。例如诗歌、音乐，是文化的最高表现；然多在祭祀的场合演奏出来。即如上面所举《雅济·楚茨》，便涉及了音乐： 礼仪既备，钟鼓既戒。孝孙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载起。钟鼓送尸，神保聿归。诸宰君妇，废弃不迟。诸父兄弟，备言燕私。乐具入奏，以绥后禄，尔█既将，莫怨具庆。既醉既饱，小大稽首，神嗜饮酒，使君寿考。孔惠孔时，维其尽之，子子孙孙，勿替引之。 这诗译成白话文，则为：“仪式都准备好了，钟鼓手也都在等候着奏乐了。主祭者就了位，司仪的人开始司仪了。神灵都喝醉了，皇尸离开神位了。奉乐送尸，神灵也就回去了，管膳事的人，和主妇们，都赶快把祭献撤了。老老少少，大家都一团和气的有说有笑。乐移到后堂里去奏，大家在后堂里享享快乐。你们都请就席啦，别嫌气啦！那里好得很呵！醉的醉了，饱的饱了，大大小小都叩头告辞了。神灵喜欢你们的饮食，要使你们延年益寿。真是慷慨呵，真是合时呵，一切都好到了尽头。祝你们的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照着你们这样天长地久。”这不过随举一例。《诗经·大雅》里面的诗篇，几乎全是祭祀的乐歌。高级的文化，除音乐外，要算雕刻。然殷商时代以及周初乃至晚周的雕刻，流传到今日的，多表现在金属祭器上面，也与宗教信仰有关。今日常见的钟鼎等等祭器上的雕刻图案，种类极多。或为龙纹，或为鱼纹，或为凤纹，或为鸟纹，或为蚕纹，或为兽纹，或为蛇纹，或为夔纹，或为饕餮纹，或为蝉纹，或为兔纹，或为蛙纹，或为鹿纹；水陆空三界的动物，几乎应有尽有。这些雕刻图案，所表示的意识形态，虽不易知；不若埃及、巴比伦古代建筑遗址石墙壁上雕刻图案能表示极复杂的意思；然表示的毕竟是意识形态，只是不易了解而已。至于雕刻图案复杂曲折，表示极复杂之意思的，也并不是没有。例如晚周的战斗纹鉴，高九寸，口径一尺六寸三分五厘，四兽耳衔环。腹饰战迹图，图案分九种： 在颈部为甲种，每组十一人。左右各半。最左一人，左手持戟，右手持盾，第二人旁竖三矢，左执弓，第三人张弓注矢，第四人立戟仗剑，第五、六人作交战状，五戟折，六挥戈而首被执，第七人执剑盾，第八人立戈持锤，第九人执剑锤，第十人执戈盾。颈部共甲种七组，为填空白计，最后一组加三人，共七十三人。在腹部者为甲乙丙丁等八组：甲种同前。乙种每组九人，左四右五：最左一人持戟执锤立旗鼓前，二三人持长戟作隔人钩杀状，四五人交战，战况颇烈，均俯首欲跌，六七人亦持长戟钩杀，第八人引弓欲射，九人执双锤，县戟战鼓上，与最左一人为双方之督战者。丙种十二人，左右各六，相向而驰，均四人荡舟，一人推舟，一人船前交战，下点缀鱼数尾，象征水战。丁种二人，一逃一追，追者执剑，逃者落首。戊种四人，亦作追逃状，一人引前，一人执盾剑，一人挥戈，一人落首。己种六人，一推车，三举舆，二人舆上赴战。庚种四人，前三人执弓矢戈戟赴敌，幼女后送。辛种三人皆女子，二人捧豆执勺，一人跪烹若祝祷，又若预备军炊者。在腹部者共甲种四组，乙丙丁戊种各三组，己庚辛种各四组，都二十七组，一百七十五人。其章法乙下必为丙，丙后为丁，甲下必为戊己，为庚辛，各依势以细线相区画。在腹下者为壬种，每组七人，左四右三，战况在甲乙种间，而表现益有力。计六组，合补白共四十四人。全鉴颈腹近底三层，都四十组，二百九十二人。男子皆帻首束腰，腰挂剑，上服及膝。女子环发长裳，足不外露。船夫有竖发者。其串物有旗，有鼓，有钲，有舟、车、棹、鱼，有豆、勺，有弓、矢、戈、戟、剑、盾、弹石。旗作竖羽状，鼓树于杆，下为镦，镦旁峙小物若█，亦可击以退兵者。弓矢与今无殊，戈皆短柄，戟长柄。其战状有格斗，有斩杀，有督战，有射御，荡舟，祝祭，跪送。盖晚周战迹之一幅写真图（容庚《商周彝通考》上册，页四七〇到四七一）。 诗歌、音乐、雕刻之外，建筑也是表现文化的。殷商时代，或殷末周初的建筑，有最重要的三种：一曰明堂，相当于宮殿，是国王施政之所；二曰辟雍，相当于学校，是贵族读书之所；三曰大庙，相当于飨堂，是贵族祭祖之所。这些建筑，不是依附政治势力而发展，便是依附宗教信仰而发展。关于明堂、辟雍、太庙的建筑制度，王国维于《明堂庙寝通考》一文中有曰： 宫室者所以居人，其初于利用之外，无他求也；浸假而求为观美焉。然于利用观美之外，无他求也；沿袭既久，而以为有意义焉。则后世有由其所传之意义以造宫室者矣。……穴居野处时，其情状余不敢知。其既为宫室也，必使一家之人所居之室相距至近，而后情足以相亲焉，功足以相助焉。然欲居室相接，非四阿之屋不可。四阿者四栋也。为四栋之屋，使其堂各向东西南北；于外，则四堂后之四室亦自向东西南北，而凑于中庭矣。此置室最近之法；最利于用，而亦足以为观美。明堂、辟雍、宗庙大小寝之制，皆不外由此而扩大之，缘饰之者也。余始由古器款识中发见古宗庙之制，嗣读仪礼丧服传，而悟古燕寝之制，亦当于是；以语罗叔言先生。先生于殷商卜文中为举一█字以证之。此字像四屋相对，中函一庭之形。又有█字，当即此字之省也。……█字他无所见，█字古金文或作█（毛公鼎），或作█（齐国差█），或作█（召伯虎敦），或作█（柏尊盖）；小篆之█字█字，皆由此变。……明堂之制，外有四堂，东西南北两两相背，每堂又各有左右二个。此四堂八个，实与听朔布政之事相关。四堂八个，适符十二月之数；先王因之，而月异其居，以听朔布政焉，此自然之势也。四堂之后，各有一室。古者宫室之制，堂后有室；室与堂同在一屋中，未有舍此不数，而别求之于他处者也。则明堂五室中除太室外，他四室必为四堂后之正室。…… 明堂辟雍，古称同制，或且以为明堂即辟雍，故明堂之制又可由辟雍证之。案古学校名之见于经传者，惟成均、瞽宗、虞庠为一代之学名；此外则皆相对之名：如东序西序、东胶西胶、上庠下庠、左学右学是也。其说大抵出于周汉之际，其言未可尽信；而其名则当有所传，而贾谊所称五学之制，尤与明堂之制合。其言曰学礼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而民不诬矣。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圣智在位，而功不匮矣。帝入北学，上尊而贵爵，则贵贱有等，而下不逾矣。帝入大学，承师问道，退习而考于太傅，罚其不则，而匡其不及，则德智长，而治道得矣。…… 明堂之制既为古代宫室之通制，故宗庙之宫室亦如之。古宗庙有大室，即足证其制与明堂无异。殷商卜文中两见大室，此殷宗庙中之太室也。周则各庙皆有之。……又同为康王之庙，而有昭穆烈新四宫，则虽欲不视为一庙中之四堂，不可得也。康宫如此，他亦宜然。此由太室之制度言之，固当如是。昭穆烈新四宫，既为一庙中之四屋，与明堂之四堂相当。……然则宗庙之制，有太室，有四宫，而每宫又各有一室。四宫五室，与明堂之制无异。且明堂五室之四，分属四堂，亦于宗庙中始得其最确之证明；而明堂为古宫室之通制，亦至是而益明矣（《雪堂丛刻》）。 王氏把明堂、辟雍、太庙都看成四阿之屋或四栋相向之屋；四栋之中，有一间大的，叫做太室，引证极详，说理亦透。只可惜都是纸上的证明，而非实物的陈列，不易令人得到具体印象。就是卜文中的█字，仍是一个象形字，而不是明堂，或辟雍，或太庙的建筑遗址；更不是建筑遗址中的墙基或墙壁；这是与埃及或巴比伦所发见的建筑遗址截然不同的地方。因之殷商时代或殷末周初的建筑技术，以及建筑上的雕刻技术，都不易看到。

作者: 陵光 时间: 13.6.2007 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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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陵光 时间: 13.6.2007 14:14
二印度河流域 五千年前的遗物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正当尼罗河流域的埃及人已进入文明阶段之时，印度河流域的土著人民也已经渐渐脱离新石器时代之末期，而进入金属器物时代，亦即由半开化进入文明阶段。他们能制作极精巧的石器、玉器、瓷器、陶器、铜器、金器、银器、锡器等等；他们能建造极高大的庙宇、住宅、层楼、大厅等等；他们甚至已有象形文字。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四年，印度有两个地方发掘古物极多。这两个地方，一为哈拉巴（Harappa），一为谟汉约（Mohenjo-daao）。其出土之物所代表的文化，与古巴比伦苏末人（Sumerians）的文化颇相近。创造这种文化的人，究属何等民族，现虽仍是问题；但极近情理的推测，以为是雅利安人（Aryans）侵入以前之达罗毗荼民族（Dravidians）。雅利安人侵入以后，达罗毗荼人便被征服，其文化亦被摧毁；正如希腊人南下之时，爱琴人被征服，其文化亦被摧毁一样。 谟汉约发掘遗址，实为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的一个很好的城市。城市下面还有好几层的遗物，其时代当更古。最上一层为建筑物，建筑物凡有两类：一为庙宇，一为私人住宅，两者都是砖砌成的。庙宇建在较高的地方，开间较小，墙壁则非常厚，显然是很高的建筑物。庙中供人崇拜的究竟是否为偶像，不得而知。与崇拜之仪式相关的，有石环等物。至于住宅的建筑，虽极简朴，然而是很完备的，显然为文化程度很高的人民所建造。当时人民的文化，正由新石器时代末期进入金属器物时代。他们日常所用的，为石刀石刮等等粗器；然而他们已是习于制造铜器、金器、银器、锡器乃至水银等物的人了。他们能制金银饰物及蓝白瓷器。各住宅中，都发见有他们雕刻的印；其雕刻图案，有牯牛、有圣树等等。印上铭文，为当时的象形文字，其意义如何，还待解释。有一住宅里，发见大批铜器，有的是盛物用的；盛物之器中，有一件满储金银首饰、手钏、颈饰等等。 哈拉巴所有建筑遗址，其上层因村民常往觅取砖瓦等物，已经毁坏；但其下层，则多保存原样。概括说来，这里所发见的建筑遗址，与谟汉约所发见的差下多。但有一极不相同的较大之建筑。尚剩有砖墙两排，彼此平行，中间夹一通路，宽二十四呎，这显然为一狭长大厅遗址。 这些遗物所代表的文化，决不是美索布达米亚文化的分<枝>[支]，实在是印度河岸本土长期演化的结果。其主人为谁，虽仍是问题；但最近情理的推测，似可以说他们是雅利安人侵入以前的土著人民，即达罗毗荼人。他们的文化，在公元前再千年或三千年左右，被自北南侵的雅利安人所毁（详见Annual Report of the Archæological Survey of India，1924—25第二节）。 达罗毗茶人的文明达罗毗荼人，实在说来，也还不能算是印度最古的民族。当他们在印度河流域发展之时，恒河流域便已有科拉利安人（Kolerians）在创造文化生活。不过他们势力较强，把科拉利安人征服之后，继续不断的创造他们自己的文化生活，渐渐扩大其势力于四周，甚至印度南部。就上面所述看来，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他们已进入了文明阶段。文明阶段的最大标志，首为文字的使用；这就发掘出来的器物上的铭文看，达罗毗荼人已经有了，不过还待解释而已。其次为金属器物的制作；这就出土的铜器、金器、银器、锡器等而论，他们的程度已很高了。再其次为城市工商。城市的兴起，前面所述谟汉约遗址便是实证；工业，则从出土的一切器物看，可以断言其发展的程度已经很高。至于商业，亦必因城市与工业两项的发达，而很繁荣。达罗毗荼人早在雅利安人未侵入印度之先，必已将他们自己的土产，销售于其四邻，甚至亚洲西部。印度最早的经典《梨俱吠陀》中，有一表示金子的重量的字，叫做manâ。这个字在古巴比伦，具有同样的意义，后来传到希腊人的货币制度中，变成mnâ，更后化成拉丁文，则为mina。这一事实，拉哥辛（Zénaïde A. Ragozin）氏以为是达罗毗茶人与西亚通商之证。达罗毗荼人以其货物售于尚未侵入印度的雅利安人；雅利安人的栖息之地正介于印度与西亚之间，他们又把印度出品售于西亚；随着商品的西移，于是达罗毗荼人表示金子重量的manâ一字也便到了西亚。这解释并不勉强，且有其他事实可为佐证。例如印度特产的柚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古巴比伦两建筑物中，即已见到。又如古巴比伦人称细纱曰sindhu，恰恰又是“印度”的另一名称。就这些事实推论起来，达罗毗荼人的商业活动，实在早已远出国外。一个民族，已有象形文字，已有金属器物，已有城市工商，当然已经脱离半开化，而进入文明阶段了。 雅利安人的侵入当达罗毗荼人已入文明阶段之时，雅利安人正由其发源地里海以东向外发展，终于侵入印度，取达罗毗荼人的地位而代之。雅利安人虽发源于里海以东，然而是东入印度，西入欧洲的民族，故又称印欧民族（Indo-European people）。印欧民族包括很多种：入印度的，叫做印度人（Hindoos）；余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克尔特人（Celts）、条顿人、斯拉夫人。这些人之同出一源，语言学者曾提供了些很好的证据。例如： 英文“兄”曰brother， “母”曰mother， “父”曰father， 德文“兄”曰bruder， “母”曰mutter， “父”曰vater， 拉丁文“兄”曰frāter， “母”曰māter， “父”曰pater， 希腊文“兄”曰phrātér， “母”曰mētēr， “父”曰patēr， 波斯文“兄”曰brāter， “母”曰māter， “父”曰pitar， 印度文“兄”曰bhrātar， “母”曰mātar， “父”曰pitar， 都可视为这些民族同出一源之证。雅利安人发迹于中亚之时，已知农耕畜牧，已知纺织陶冶。农耕方面，他们知道栽种麦子及其他谷类；并知犁耕的方法。畜牧方面，他们知道饲养牛羊及其他家畜；并知榨取牛乳等。他们的团体生活，大概远停滞在氏族组织时期。他们仅有语言，而无文字，显然还是半开化的民族，没有进入文明阶段。他们后分三支，向东西南三方面发展：向西发展的，则入欧洲；向南发展的，则入波斯；向东发展的，则入印度。雅利安人之侵入印度，其时代大约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他们一入印度，便把土著人民征服下来，定居于旁遮普与恒河之间，在达罗毗荼人的文明基础上，发展城市工商各业，造成光辉灿烂的文化，与埃及巴比伦比美。 城市工商业的发达早在公元前二干五百年左右，印度的城市工商各业，大概已很盛兴。柴尔德（V. G. Childe）氏所谓史前第二次革命，亦即由农村到都市的革命，大概已经完成。这种革命，就是农耕畜牧到城市工商的变革；就是由新石器时代到金属器物时代的变革；就是由半开化阶段到文明阶段的变革。这种变革，达罗毗荼人全盛的时代，似已开始。雅利安人侵入印度之后，把达罗毗荼人征服下来，一方而继续发展他们自己在中亚故乡老早习惯了的农耕畜牧，另一方面则在达罗毗茶人的文明基础之上振兴城市工商各业；与希腊人侵入爱琴世界之后的所作所为正相同。历时不久，便完成史前的第二次革命。柴尔德氏以埃及、巴比伦、印度为史前第二次革命的三大中心；在这三大中心发生革命的时代，约在公元前三千年到二千年之间。印度之完成这种革命，发展城市工商，约在公元前二干五百年左右。柴尔德的意见，具见于其所著《人类发展史》（Man Makes Himself）一书中的第七章，兹略述其大意于次： 印度河流域的史前第二次革命，大约与埃及、巴比伦的这种革命同时发生；无论如何，在公元前二五〇〇年左右，必已完成了。在那个时代，新德（Sindh）与旁遮普（Punjab）一带，已有大城市出现，其所占面积，常达一方哩有余。其中所有房屋，是用砖砌成的，至少高达两层。所有街道，以及街道旁边的里衖，当然是出自周密的计划，经过好多年代，陆续建造成功的。在其遗址之中，可以看出极大的商店工厂，以及富商达官的住宅，与夫技工运夫等的栖身之所。 房屋的建筑，以及其中所有的物品，都出自专门的手艺工人。手艺工人中，有砖匠、有木匠、有陶匠、有铜匠、有石匠、有玻璃工人、有首饰工人等等。城市之中，有公共的权力机关，执行公共事务。秘书及官吏一类的人员，因着书写的制度之实行，一定都已有了。合乎一定标准的度量衡等制度，当然也已通行。 各业的人员，人数很多；其食粮当然为农民的剩余农品。制造器物的工业既已日益发达，生产食物的方法，当然也随着加多。当时已有渔夫，远到阿剌伯海上捕鱼，这由干鱼的输入，可以证实。同时城市的专门工匠，必须预备许多剩余的手工制品，以换取必需的原料，尤其本土所没有的原料。因此之故，不独印度的城市中，有来自喜马拉雅山的木料，有来自远方高原的金属器物及宝石之类；而巴鲁吉斯坦（Baluchistan）乃至美索布达米亚高原的史前村落中也有印度城市中所出的工业制造品。公元前二五〇〇年左右，印度的城市工商各业的发展已由印度河的出口，经过旁遮普一带的平原，直达北部的山麓。 社会阶级的划分自雅利安人侵入印度以后，因生产进步，分业发达；农耕畜牧，城市工商，祭司武士，各业的人，应有尽有。公元一世纪时的希腊史家亚立安（Arrian）于其所著《亚力山大东征史》（The Anabasis of Alexander）一书的附录《印度专论》（The Indica）中分为七级：即智人、农民、牧夫、工商、武士、监察及官吏等是也。 所有印度人共分为七级。第一级为智人，数目比其他各级都少，但极尊严。他们不必有体力的劳动，不必纳税；除了为整个印度祀神而外，对国家不必担负任何带强迫性的义务。凡私人祀神，必须要这样的智人作指示，否则任何祭品，神都不会接受。他们是印度人中仅有的精于体察神意的人。其他任何人，倘非智人，而要干他们这类的职业，便是违法。他们祀神，为求季节的调和，为求避免国家的灾难。至于为私人而祀神，却非他们的任务。这种智人终身赤足：冬天则在太阳底下赤足过活；夏天，太阳酷热，则息于树荫下；一个大树庇荫的地方往往达一千呎之宽，可容一万人息于其下。树木的果子，往往就是主要的食粮。 第二级为农民。他们在印度，是人数最多的一级。他们没有武器，除耕田外，不必作战。他们要向国王纳税，或向独立的城市纳税。印度人中如果发生内战，战争的任何一方，如果妨害农耕，便算有罪。故在战时，农民始终是从事农耕而不稍懈的。 第三级为牧夫。他们既未住在城市内，又不住在乡村中。他们过游牧生活，往来于山岭之间。他们的牛羊都是要纳税的。他们在国内，也捕禽鸟，也捕野兽。 第四级为工人与商人。他们要纳税，有时并要自备用费，担任公务。惟替国家制造武器的，不独不必纳税及服公务，且能领到国家的报酬。凡船夫及水手等，也都包括在这一级内。 第五级为武士。他们的人数仅次于农民；他们有很大的自由，且很受人尊敬。他们除打仗外，别无所事。他们所用的武器，是别人制造的；他们所乘的马，是别人供给的；他们在军中，有人侍候；他们的马有人看守；他们的武器，有人保管；他们的象，有人照料；他们的车，有人收拾。战时，他们固然必须作战；平时则极虚闲；且所得报酬也非常高。 第六级为监察人员。凡在国内或城市中有什么举动，他们都监察着。在国王所治的地方，则将实情报告国王；在有自治政府的地方，则将实情报告官吏。报告如果不诚实，便算违法；但不诚实的报告，却很少受罚的。 第七级为帮助国王处理公务的人，或帮助自治城市的官吏处理公务的人。这一级人数很少；但他们的才智及公心较其他的人为优。国家的首脑，是由他们里面选出来的；各省的长官、议政人员、管库人员、军队将领、支配财政的人员、监督农耕的人员，亦无不是由他们里面选出。 任何人如果要与另一阶级的人结婚，是违法的。例如农民与工人结婚，或工人与农民结婚，都属违法。再者一个人如果从事两个阶级的职业，或由一级转入另一级，也是违法的：一个牧夫不能转变为农民；一个工人也不能转变为牧夫。惟任何阶级的人要转变为智人倒是可以的，盖因智人的任务颇不容易，且较任何阶级的职务为费力也。 上述七级，也许有地位的高下之分，但严格说来，只是七种不同的职业，并不是七个不同的阶级。《婆罗门法典》（Brâhmanio code）中，印度人凡分为四级：一曰祭司，即婆罗门（Brâhmans）；二曰武士，即刹帝利（Kshatriya or Râjanya）；三曰工人阶级，即吠舍（Vaishya），包括农民、工人及商人；四曰贱民阶级或奴隶阶级，即戍达罗（Shûdra）。换言之，这四级的人，即祈祷者、打仗者、生产及买卖者，供他人驱使者是也。《婆罗门法典》规定这四级人的本务及其相互之关系，约略如下： 婆罗门的任务为讲授吠陀（Veda），研究吠陀，为自己及为他人主持祭祀，发给施舍之物及接收施舍之物。 刹帝利的任务为保护人民，办理施舍，提供祭品，研究吠陀，并严防自己接近物欲。 吠舍的任务为照顾牛羊，办理施舍，提供祭品，研究吠陀，经营买卖，以款贷人，耕种土地。 戍达罗的任务则为规规矩矩侍候上举三阶级的人。 亚立安所豢第一级，似相当于婆罗门；第五、第六、第七级，似相当于刹帝利；第二、第三、第四级，似相当于吠舍；惟未举与戍达罗相当的阶级。婆罗门等四级之分．地位虽有高下，严格说来，也不能算为四个不同的阶级。如就剥削关系而言，婆罗门与刹帝利只能算为一个阶级。都是剥削別人的。戍达罗是一个阶级，是完全被别人剥削的。至于吠舍，颇与中间阶级相似。雅利安人在印度人中，占据着婆罗门、刹帝利、吠舍等三级；达罗毗荼人则为戍达罗，换言之，居于奴隶的地位。雅利安人是自中亚侵入的，人数极少；却占据了上层的两级，中间的一级；达罗毗荼人是最早就生息于印度河流域的人，可称土著人民，人数极多，却都被列在戍达罗或奴隶阶级之中。整个印度人的生活，便是这样划成几级而分别发展。他们各在自己的范围之内或阶级之内，营业、发财、享乐、解脱。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二十述这四级人营业、发财、享乐、解脱的情形曰： 仁者当知，人有四姓：一婆罗门种，多修口业；二刹帝利种，多修手业；三吠舍种，多修田业；四戍达罗种，修驰逐业；其余杂类，█陀罗等，皆多修习恶律仪业。然此四姓，及余杂类，业习不同，居处亦异。从少至老，所务虽殊，皆崇四事。云何为四？一修持艺业；二营办资财；三共受欲乐；四各求解脱。言艺业者，并从髫齿，以至壮年。各于其伦，习学其事。若婆罗门，增修智慧，图画印记，纬候阴阳，身相吉凶，围陀典籍。剎帝利种，增修射御，政在养人，功在禁暴，弦歌悦众，征罚不庭。吠舍田业，播种耕耘，粮聚仓储，人天国本。戍达罗种，通商有无，兴贩往来，务滋货殖。言营财者，业艺既成，成务自事，各于其党，竞购资生。言受乐者，既丰财利，卜定厥居，婚乐宴游，恣娱声色。言解脱者，要言二类：一、婆罗门、刹帝利王种，发既斑白，年逾五十。力迈色衰，厌世求道，情深出要，咸谓真修。所习既殊，师承自异；九十六种，各业本宗；或求生天，或计解脱。二者释种，如来弟子，三乘学人，服甘露味，修习慈悲，利益群品。如是种种邪宗正宗，在家出家，精心道检，皆依王国，而得住持；并因我王，演化流布。 这里面通商的人不列在吠舍级；而列在戍达罗一级中；因之，戍达罗一级便只是商人。大概在印度人的眼中，商人是最贱的，就算奴隶。《华严经》的时代，是很晚的；故其所述，是城市工商极发达的时代的情形。不过这情形，一定老早就存在。原来达罗毗荼人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就已由半开化而进入文明阶段；就发掘的遗物看，他们实在已达到了城市工商的时期。恰恰在这时期，雅利安人侵入，在达罗毗荼人的文明基础上，继续发展城市工商各业，其势很顺。所以上述情形存在的时期，一定很早。大概在公元前三千年以后不久就已存在。 城市王国的发达城市工商各业发达之时，一方面固然使社会阶级分殊，另一方面则使政治组织成为必要。在这以前，人类的团体生活只有以血统为中心的氏族组织，而没有以城市或地域为中心的政治组织。一入文明阶段，社会职业种类日多，社会阶级，对立日甚，社会利益冲突日大；于是政治组织随着兴起。印度古代政治组织发展的情形，颇与我国自殷商到秦汉时代的情形相似。初有部族组织，继有民族组织，然后有帝国组织。部族组织扩大，或并吞若干较小的部族，则成民族。民族组织扩大，或并吞若干较小的民族，则成民族联盟或统一帝国。印度部族政治发端之时，当早在《吠陀（Vedas）圣典》成立之前。拉哥辛（Zénzide A. Ragozin）氏于其所著《吠陀时代的印度》（Vedic India）一书中，认定《梨俱吠陀总集》（Rig-Veda-Samhita）中最早的部分成于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左右甚或彼此更早的时代。公元前一千五百年以前，印度的城市工商各业老早就很发达了，政治组织的随着发达，于理论，于事实都讲得通。政治组织初发达之时，常为部族酋长制；酋长的出而当权，多半出于部族群众的推戴，这原是氏族组织时代的遗风。迨酋长不出于推戴，而成了世袭的酋长时，部族的政治便完全脱去氏族时代的遗风，一变而为王政。这时酋长便成了国王，其所统治的地区，便叫做王国。每一王国常包括若干部族，也有很大的城市为其首都。到佛教兴起以前，亦即公元前六世纪以前的许多世纪之内。印度便有许多王国，遍布于恒河及印度河流域。大卫兹（T. w. Rhys Davids）氏尝列举十六国，以为代表，这十六国之名如下： 一、鸯伽（Angā） 二、摩揭陀（Magadha） 三、迦尸（Kāsī） 四、拘萨罗（Kosalā） 五、伐其（Vājjī） 六、马拉（Mallā） 七、却底（Cetī） 八、伐姆萨（Vamsā） 九、拘卢（Kuru） 十、潘却拉（Pañ-cālā） 十一、马卡（Macchā） 十二、斯拉塞那（Sūrasenā） 十三、阿萨迦（Assaka） 十四、阿文底（Avantī） 十五、建驮逻（Gandhārā） 十六、柬甫塞（Kambojā） 十六国之数目，与婆罗门教经典及佛教经典中所举之数都相符合。这些王国的统治者所创的朝代，历时之久，有达数百年的。例如摩揭陀王国，萨逊纳揭（Śaiśunāga）与南达（Nanda）两朝，自公元前六六四年开始，至公元前三二二年告终，历时便整整三百四十二年。这些王国彼此之间或互通婚姻，或往来贸易，或互相征战。积时既久，强的吞并弱的，大的吞并小的；到公元前三二二年，摩揭陀国南达朝告终之时，茂利亚（Maurya）朝开始，竟创立统一帝国，俨然若我秦汉帝国结束春秋战国时代的纷争局面一样。茂利亚朝亚索卡（Asoka）帝全盛时代，帝国版图，几乎包括整个印度全境。 国王及贵族属刹帝利阶级，亦即居印度四阶级中之第二位。与武士官吏等为同位，亦即同属统治阶级。武士作战，官吏治事，国王则握统治大权。其最主要的任务为赏善罚恶，维持阶级秩序，保护阶级利益。凡此等等，《婆罗门法典》中均有规定。《婆罗门法典》，较《吠陀圣典》为晚出；据缪勒（Max Müller）氏及圣马丁（Saint-Martin）氏等的估计，其出现约在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左右。此可见王政发达之早。王政之发达与奴隶生产制又是相联的。统治阶级或刹帝利，与祭司阶级或婆罗门，职责原有分别：前者是管人事的，只图如何统治人民使不反抗；后者是管神事的，只图如何曲从神意，祈降福祥。但在统治方面，两者觉有互相依靠的必要；于是结成联盟，以对抗民众，巩固奴隶生产的制度。婆罗门以办理祭祀的专长，帮助刹帝利，以获得大量的财富；剎帝利以大量财富帮助婆罗门，以获得精神统治的奥援。两者的任务虽仍不同：一管人事，一管神事。然而终极目的则在控制人民，控制奴隶；换言之，即控制吠舍阶级与戍达罗阶级，以维持奴隶生产制于不坠。由这一点言，王政实为神统的奴役制：一方面利用祭司以祀神，另一方面，驱使奴隶去生产。关于这一点，克德（A. B. Keith）氏于《远东宗教之兴起》（Rising Religions of the Father East）一文中，亦有论列。 学术宗教的勃兴在王政时代，城市工商各业既很发达，社会阶级既已严格划分；其在精神生活上的表现，凡有两方面：一、正面的表现，即各种学术的发达是也；二、反面的表现，即佛教的兴起是也。（一）先说各种学术。因着城市工商各业的发达，各种学术渐渐变成必要的；因着社会阶级的严格划分，学术的发达，渐渐变成可能的。因着必要与可能，印度各种学术，便早在佛教兴起以前开始发达。论其种类，有与神学、论理学、政治学及其他应用科学相类似的学问。武田丰四郎的《印度古代文化》一书中论印度古代学艺的发达曾有如下之叙述： 印度在佛教以前，已有许多学艺存在。不过当时似乎还没有使用文字，所以这些学艺，大概是靠口传而师赍相承的。其后随着印度的发达，和印度文化的向上，于是发生许多新的学艺。古代印度人称学或关于学的著述为论（shātra）。有时更以明（Vidyā）的名称来代替论字。所谓明，便是知识、学问、学术、哲学等的意味。明的数目，古代印度人所举，有四明、五明、十四明、十八明、三十二明等等。所谓四明，便是下列的四学： 第一明，三部圣学（trayī）； 第二明，辩证究理学（ānvikshikī）； 第三明，统治学（dandanīti） 第四明，实学（vārttā）。 第一的三部圣学是关于四吠陀中梨俱、娑摩、耶柔三吠陀（The triple Veda）的研究。梨俱吠陀是赞诵的集录，耶柔吠陀是祭仪的圣典，娑摩吠陀是歌咏的教典。所以读赞诵，行祭式，唱圣歌，叫作三明（trayī vidyā），这便是三部圣学。 第二的辩证究理学，是包括形而上学的学。这名称，见于《摩诃婆罗多摩█法论》（Mānava-dharma-shastra）、《乔答摩法论》（Gautama- dharma-shastra）等书。 第三的统治学是统治或裁判之学，在《摩诃婆罗多摩█法论》等之内，也有这名目。 第四的实学，是关于农耕、牧畜、买卖、医学等生业的实艺。又在《摩█法典》中，于前述四明之外，加上第五的我明（Ātma-vidyā），成为五明。至其学习，有以下的规定：“凡是通达三吠陀的学者，应当学习三部圣学、统治原理、辩证究理学及真我之知识。至于人民，应当学习商业及专门的职业。” 又在佛教中，有和前述相异的五明，叫作五明处，或单称五明。佛教中的菩萨是一定要通这五明处的。在《特地论佛典》里说：“菩萨法当于何求，当于一切五明处求。”《大般若经》说：“五地菩萨觉五明。”又当形容博学的僧侣时，也很多特记通达五明之例。在《翻译名义集》里载着：“解通三藏，慧贯五明。”佛教的五明处名目如下： 一、声明（Shabdavidyā）； 二、因明（Hetuvidyā） 三、内明（Adhyātmavidyā）； 四、医方明（Chikitsāvidyā）； 五、工巧明（Shilpakarmasthānavidyā）。 前述中第一的声明，译作梵语的摄陀芯驮（Shabdavidyā），佛典里亦名声明论（Shabdavidyā-shāstra）。这是究明言辞和音韵之学。据《翻译名义集》载：“摄陀芯驮，此云声明。”《大智度论》载：“五明者，一者声明，释诂训辞，诠目流别。”要之，声明是文字音韵之学，修辞、博言之术，和今日文法学或言语学相近似。 第二的因明，意即关于因的学，普通叫作论理学或辩证法。在佛典里也有称它为因明论（Hetuvidyā-shastra）的。 第三内明的意义，是关于真我，即大我的知识，亦名内智；佛教徒把他们所传的佛教，名曰内明。 第四的医方明，是指医学的应用和学理，不外是医疗学。 第五的工巧明，是美术或手艺之学；和出于印度文学的工巧论，属同一学业。 又《大唐西域记》第二卷里，记载佛教徒学五明大论，婆罗门教徒学四吠陀论的事。于五明四论的意思，也说得极其明白具体。其文曰： 开蒙诱进，先遵十二章；七岁之后，渐授五明大论：一曰声明，释诂训字，诠目流别；二曰巧明，伎术机关，阴阳历数；三医方明，禁咒闲邪，药石针艾；四谓因明，考定正邪，研核真伪；五曰内明，究畅五乘，因果妙理。其婆罗门，学四吠陀论：一曰寿，谓养生缮性；二曰祠，谓享祭祈祷；三曰平，谓礼仪占卜，兵法军阵；四曰术，谓异能伎数，禁咒医方。 佛教兴起以前的四明，与佛教经典里面所提起的五明，内容大同小异；然而都属学术范围。所谓婆罗门学习的四吠陀论，也有具体内容，也多与学术有关系。至于吠陀的梵文原文Veda一字，意即智慧，几乎包括雅利安人整个的理智发展而言。劳勃生（E. J. Rapson）氏于《古代印度史》（Ancient India）一书的第三章云： 梵文Veda一字，其字根为Vid，意为“知道”。在拉丁文中为Vid-eo，在盎格鲁撒克逊文中为wit-an。英文的wit，wisdom等字，实由此演化而出。梵文原文是特别用以表示关于圣智（sacred wisdom）的四种集录的。四种集录，即梨俱吠陀等四吠陀；四吠陀不独为印度宗教与哲学的一切主要系统之基础，实在就是印度境内雅利安人一切理智发展的总称。 四吠陀中梨俱吠陀成立最早，其时代约在公元前一五〇〇年左右。故印度各种学术之兴起，至迟当在公前一五〇〇年左右。正与我困殷商时代同时。若柴尔德（V. G. Childe）氏，则以为印度早在公元前二五〇〇年左右，城市工商各业初发达之吋，便已有很进步的几何知识；这从印度河流域古城遗址中发见的古物上的装饰艺术可以看出，也可于公元前五百年左右梵文的宗教典籍中得到证明。 （二）次说佛教的兴起。学术的发达，是顺着工商社会里物筮的冲突谋应付的，是正面的表现；佛教的兴起，则是跳出工商社会里物欲的冲突谋清净的，是反面的表现。在佛教兴起的时代，印度各王国里，物质欲求的冲突，已极尖锐；尤其王室之间，冲突更甚：弒父弑君的事情，常常出现，与我国周代末年的情形颇多相同。兹且随举一例，以见一般。 拘萨罗国（Kosala）国王拔珊纳底（Pasenadi）的姊妹嫁给摩揭陀国（Magadha）国王频婆娑罗（Bimbisara）为后。后来频婆娑罗之子（系另一妇人所出）阿阇达沙屠（Ajātasattu）弑父自立，王后愤极，忧郁至死。拔珊纳底乃大兴问罪之师，阿阇达沙屠竟起而与继母舅应战。阿阇达沙屠初获胜利，但于第四战中被捉，终于屈服，放弃一切要求。拔珊纳底对此，心亦悦服，不独不计旧仇，以女儿嫁他，而且以财产与女，作为礼物。此后三年，拔珊纳底因其子韦屠达哈（Vidūdabha）起革父命，又往女婿阿阇达沙屠处请援，但不幸死于国外。自此以后，韦屠达哈及其妹夫阿阇达沙屠又常各与邻国用兵，战争未有止境。 这一故事，大卫兹（T. w. Rhys Davids）氏于《佛教时代之印度》（Buddhist India）一书的第一章中叙述了；斯密兹（Vincent A. Smith）氏于《印度古代史》（The Early History of India）一书的第二章中也叙述了。这样短短的叙述中，弒父弑君的事，竟有两见，甥舅对打的事亦有一见。这也可见当时贵族阶级，亦即剎帝利阶级中物欲冲突之激烈。佛教的创始者佛陀（Buddha）亦是贵族，与摩揭陀国的关系非常密切，亲见同阶级中弒父弒君的事层出不穷，其欲跳出物欲冲突的圈子，以谋清净，便不稀奇了。我国老子，也生在城市工商发达的时代，当时物欲的冲突也很激烈；他所提出的办法，也近似跳出物欲冲突的圈子。故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后来佛老接近，大概这也是一原因。 佛教的兴起，并不是突然的。佛教兴起以前，印度人老早就有婆罗门教（Brahmanism）。例如《吠陀圣典》，便是婆罗门教徒所奉的圣典。著名的四吠陀中，梨俱吠陀成立最早，其时代约在公元前一五〇〇年左右，则以吠陀为圣典的婆罗门教，当然远在佛教兴起之前，就已盛行。婆罗门教徒的进修，凡分四段：一曰从师习业；二曰结婚成家，在家修习一切宗教仪式；三曰深入森林，过隐居生活，或带妻室同往，或则一人独往；四曰摆脱世间一切束缚，专谋最高灵魂的超脱。前两段可以说是属于行的宗教，后两段可以说是属于知的宗教。讲行的宗教之书为《四吠陀》及《婆罗门圣典》，讲知的宗教之书为《森林书》及《奥义书》。这种宗教，延到佛教兴起的时候，弱点完全暴露：一则机械无理；例如吠陀中的诗句，仅习知其形式，忘却其精华。二则阶级不平；婆罗门仍居四阶级的首位，卑贱阶级仍居劣等地位而不能上升。事实上，普通人民只有行的宗教；惟富有知识的贵族阶级，始与知的宗教有缘。因此种种，乃有改革派的宗教出现。改革派的宗教是与婆罗门教立于反对地位的，首有耆那教（Jainism）。 耆那教的创始者为耆那（Vardhamāna Jina），大概是公元前五九九到五二七年的人；其信徒称他为耆那（Jina），即胜利者，或征服者，或大英雄之意，如是有耆那教之名。耆那教义极富哲学意味；但其主要目的，简括说来，不外以“三宝”为手段，把灵魂从世俗的拘束中解放出来。所谓三宝，即“正信”、“正知”、“正行”是也。所谓正信，即信耆那，以为耆那曾征服世界，曾建立解脱之道，为一切信徒所归依。所谓正知，即知道创教之人所教的宗教知识；何者为世界，何者为灵魂，何者为灵魂得到解脱的方法，皆所当知。所谓正行，即依照创教之人的教训而生活是也，其生活方法，颇重节欲。就注重节欲这一点而言，耆那教实为当时一种主要的宗教信仰。这种宗教信仰，在社会上冲破了阶级的分别；这是与婆罗门教相反。而与佛教相同的地方。 佛教（Buddhism）的创始者为佛陀（Gautama Buddha），大概是公元前五六三到四八三年的人；其弟子称他为佛陀（Buddha），具有觉悟的意思：或自觉，或觉他，或觉行圆满，如是有佛教之称。佛陀出身贵族阶级，亦即刹帝利阶级，与耆那之出身贵族阶级相同。他的族姓叫做释迦（Cākyas），故又称释迦牟尼（Cākyamuni），意即释迦族姓中的圣哲。释迦族姓所管的地方为拘萨罗国（Kosala）国王所封的采地，其地近摩揭陀国（Magadha）。佛陀久寓摩揭陀国，亲见摩揭陀国的贵族与拘萨罗国的贵族互相残杀，其基本原因，无非物欲。因此他主张克制物欲以及与此相联的种种。物欲克制下去了，便是消灭了物欲冲突的原因，便可跳出物欲冲突的圈子，而得清净。四十二章经，几乎章章都只是发挥这个意思。 佛言：辞亲出家为道，识心达本，解无为法，名曰沙门。……爱欲断者，如四支断，不复用之。 有沙门问佛，以何因缘，得知宿命，会其至道。佛言，道无形相，要当净心守志，可会至道。譬如磨镜，垢出明存，即自见形；断欲守空，即见道真，知宿命矣。 佛言人怀爱欲，不见道者；譬如浊水，以五彩投其中，致手搅之；众人共临水上，无有睹其影者。人以爱欲交错，心中浊兴，故不见道。若人渐解忏悔，求近知识；水澄秽除，清净无垢，即自见形。 佛言：人随情欲，求于声名。声名显著，身已故矣。贪世常名，而不-学道，枉功劳形。 佛言：财色之于人，人之不舍，譬如刀刃之蜜，不足一餐之美；小儿舐之，则有割舌之患。 佛言：人系于妻子舍宅之患，甚于牢狱，桎梏榔档。牢狱有散赦之期，妻子无远离之念。情爱于色，岂惮驱驰；虽有虎口之患，心存甘伏。投泥自溺，其罪无赦；故曰，凡夫透得此门，便是出尘罗汉。 佛言：爱欲莫甚于色；色之为欲，其大无外。 佛言：爱欲之于人，犹执炬火，逆风而行。愚者不释炬，必有烧火之患。贪淫恚怒，愚痴之毒，处在人身，不早以道除斯祸者，必有危殃。犹如贪执炬火，自烧其手也。 学道之人，不为情欲所惑，不为众邪所娆，精进无疑，吾保其人必得道矣。 佛告沙门，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慎勿与色会，色会即祸生。得阿罗汉道，乃可信汝意耳。 佛告诸沙门，慎无视女人，若见如无见。亦莫共言语。……当自谛惟观彼从头至足，内身何有，惟盛恶露，诸不净种；生度脱心，以释其念。 佛言：人为道，去情欲。如被干草；见大火来，须却避之。道人见欲，必当远之。 佛言：人从爱欲生忧，从忧生怖。无爱即无忧，不忧即无怖。 佛言：人为道亦苦，不为道亦苦。惟人自生至老，自老至病，自病至死，其苦无量。心恼积罪，生死不息，其苦难说。 佛言：人为道，能拔爱欲之根，譬如悬珠。一一摘之，会有尽时；恶尽，得道。 佛言：诸沙门，夫为道者，如牛负重行深泥中，疲极不敢左右顾视；趣出淤泥，乃可苏息。沙门当观情欲甚于淤泥。直心念道，可免众苦。 以上所录，全部是消极的，所谓去物欲而已，与去物欲相联的种种而已。至于积极的，亦即所要得到的“道”，究竟是什么呢？这非常简单：去了欲即等于得了道；得道与去欲，几乎是同一的。故曰：“佛言：出家沙门者，断欲去爱，识自心源，达佛深理，悟无为法；内无所得，外无所求；心不象道，亦不结业；无念无作，无修无证；不历诸位，而自崇最，名之为道。”把物质的欲求去得干干净净，完全跳出物质欲求冲突的圈子，一反工商社会里一切社会分子互相冲突的作法，便算得道。四十二章经所说，当然是小乘佛理：说得那样浅近，那样简明，人人可晓。大乘佛理，或者远较此为曲折艰深；但最后目的，却未必有什么不同。 母神崇拜与西方的关系佛教始于公元前五六世纪的时代；在印度史上，算是很晚了，就是婆罗门教、耆那教等，若与最早的宗教信仰比起来，也是很晚的。印度在《吠陀圣典》构成之先，公元前二五〇〇到一五〇〇年时代，早已有各种各样的信仰及信仰的仪式。例如母神的信仰便是一个极好的代表。考古学者在谟汉约（Mohenjodaro）发见许多泥印；印上的图案，有几种最令人注意的，竟与克来特（Crete）岛所发见的公元前二五〇〇到一五〇〇年间的遗物一模一样；此即斗牛以娱母神的图案，杀牛以祭母神的图案，象征母神的鸽子，象征生意的圣树等等图案是也。 伊文斯（Sir Arthur Evans）氏在《米诺皇宫》（The Palace of Minos at Knossos）一书中，复制了许多泥印，都是属于中期及后期米诺时代（Middle Minoan and Late Minoan Period）的，亦即属于公元前二五〇〇到一五〇〇年间的。其中有好多斗牛以娱母神的图案。有一图案，牛作斗状，斗牛的人有三（两女一男）：一立牛前，手执牛角，显示欲向牛背上高耸之状；另一以两手倒立牛背上，两足向天，显示系从牛首翻一筋斗而至此位置之状；更有一人立于牛后，高举两手，以作保护翻筋斗者之状。另一图案，牛作使劲奔驰之状，斗牛者凡两人：一在牛背上，手执牛颈，足近牛尾，反身向天如弓形，显示系从牛首翻一筋斗而至此位置之状；另一人则立于牛后，高举一首，以作保护翻筋斗者之状。更有一图案，牛作昂首奔驰之状，斗牛者一人，两手将接触牛背，身子倒立，显示正从牛首翻筋斗至牛背之状。凡此等等游戏，都是取悦于母神的；斗完之后，牛即被宰以祭母神。这种斗牛游戏的泥印图案，是克来特岛上的古代遗物，而在印度谟汉约地方所发见的古代泥印图案，竟有与此完全相似，一模一样的。费布里（Dr. C. L. Fābri）氏曾依照原发见之物，复制了两个泥印图案。有一个包括两邯分：左边的部分有一台，台上有一树，树前有一柱，柱上有一鸟。这是极重要而值得与克来特出土遗物作些比较的东西。右边的部分为一牛，首低垂，作斗状。牛前残缺一块，但还存有一高举之手，明白显示为一斗牛者正欲以手持牛角，向牛背上高耸之状。另一斗者，一手一足着于牛背，另一手一足则扬于空中，俨然系从牛首跳跃至此位置者。再跳跃一次，当然即可跳到牛后而立于地上。凡此等等动作，与克来特岛遗物上所见者一模一样。另一图案则更可注意。牛为水牛，危险性较少；有一女人，身着夹衫，与克来特所见公元前三千年左右之遗物极相似，正跳到牛背上，其发长垂，扬于空中，与克来特之斗者无不相同。另一女人正在牛后，以足着地；更有一女人，见于右上角，正作斗状。此外还有两个斗者则跌于牛前地上，与克来特所见者亦极相同。谟汉约所出这种泥印图案，与克来特岛上米诺时代所出之物，如此一模一样，我们除承认两地同时有同样斗牛游戏以娱神之事实外，别无其他解释。 综括说来，克来特岛上，古有斗牛以取悦子母神的游戏；青年男女，多冒险参加，以取悦于所爱之母神。斗后则将牛宰了，置于母神殿前，以为祭品。宰牛之状，克来特岛与谟汉约出土的泥印图案所表示者，彼此极为相同。谟汉约泥印图案上有圣树，与克来特所出者相同；有高台，台上有高柱，柱上悬两牛角，与出于克来特，置于母神殿前者相同；有母神的圣鸟，栖于圣树之前的高柱上，与克来特所出者更极相同。凡此种种，均足证明两方有同样以斗牛娱母神的游戏。由此一事实，又可了解谟汉约所出许多泥印上的鸟纹，尤其鸽子的图案。鸽子在古克来特为母神的象征，其出现常与圣树及圣斧联在一块。谟汉约达罗所出者亦正如此。且两方的艺术的观念，创作的方法，几乎全同。 费布里氏因此作一结论曰：古代爱琴海南克来特岛上的人民与印度河流域的人民，彼此之间有一种联系，是极可能的。虽然两者之间的商旅往来，文化的接触，固有赖于陆路；但海上的接触，并非没有可能。克来特为一小岛，同时实为世界的宝库。米诺时代，各国所出金子、银子、宝石以及其他许多珍贵物品，搜集于皇宫者极多。克来特商人，往来各地，他们在叙里亚、巴勒斯坦、埃及均有经商的地方。埃及、小亚细亚、巴比伦、亚述各地的商品，他们也常运到克来特岛。有时更以物品运送给埃及国王。因此他们的文化，当然有传到印度河流域的。甚望将来能在漠汉约发见直接来自克来特的泥印之类（详见Annual Report of the Archæ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1934-35第八节）。

作者: 陵光 时间: 13.6.2007 14:16
三中美文化区 美洲人种之来历在公元一四九二年以前，亦即所谓新大陆被发现以前，美洲原有的人种，来历如何，我们且在这里先予讨论。世界人种，简括说来，凡可分为三个大系：即高加索系（Caucasian）或白种人，尼格罗系（Negroid）或黑种人，蒙古系（Mongoloid）或黄种人是也。蒙古系或黄种人，白斯吉尔（Oscar Peschel）氏曾列举了七大类：一、马来种；二、使用单音语的南亚种；三、高丽及日本种；四、旧大陆北部诸民族；五、地位不甚明确的北亚种；六、沿白令海峡的诸部族；七、美洲原有的人种。沿白令海峡的诸部族中，有一种人，叫做爱斯基摩人（Eskimos），氏以为这种人正介于东亚方面典型的蒙古人与美洲方面原有的人种之间，实为亚洲蒙古人与美洲蒙古入之间的过渡种，或中间种。 克娄伯（A. L. Kroeber）氏则把蒙古人分为三大类：一、东亚方面典型的蒙古人；二、东印度群岛的马来人；三、美洲的印地安人，亦即美洲的蒙古人。氏也以为美洲蒙古人中，爱斯基摩人实为最特别的一个支派。其论三大类蒙古人及爱斯基摩人之地位，大意有曰： 蒙古系人种几分为东亚方面典型的蒙古人、东印度群岛的马来人及美洲的印地安人等三类。这三者之间的分别并不甚大。典型的蒙古人当然是这一系人种中最极端而最显著的例子。他们大概是这一系人中发展列最后的一种，故具有今日的种种特征。例如两眼外角下垂，或所谓“蒙古眼”这一特征，只限于东亚方面典型的蒙古人才有。最古的蒙古人一定与今日的马来人或美洲印地安人较为接近，或正介于这两者之间。由最古的蒙古人中分化出来的民族，如中国人便渐渐不同了，他们的上眼皮，尤其靠里角的上眼皮，较长而呈叠状；至于美洲及大洋洲较为落后的民族，则与最初最早的蒙古人几乎一样。东印度群岛的蒙古系人种叫做印尼人（Indonesian），他们的个子较矮，鼻子较宽，与印澳人（Indo-Australian）颇为接近。在美洲的蒙古人中，爱斯基摩人似乎是最特別的一个支派。 由上所说看来，美洲原有的人种，就是蒙古系的人种，而且与最初最早的蒙古人为最接近。白斯吉尔氏更以白令海峡沿岸诸民族，尤其爱斯基摩人为过渡种族，或中间种族，其地位正介于亚洲或旧大陆蒙古人与美洲或新大陆蒙古人之间，为由前者演变到后者的过渡种族。他搜集了许多人的实际调查报告，证明这一点。他以为： 白令海峡沿岸诸民族，实包括北亚与北美诸部族而言；这些部族，大部分居于白令海峡沿岸，或如爱斯基摩人之所为，由海岸移至格陵兰（Greenland）。这些部族中，仅有几种是具有共通语言的。惟生理上的特征，则大体一致。他们实为演变过程中的一环，由蒙古型的西伯利亚人演变为美洲原有人种，以他们为过渡。这过渡的一环，证明一个主张：即证明美洲原有的人种，并不是与亚洲蒙古人可以分开的远亲，而实为他们的近族。 查米索（A. von Chamisso）氏曾有机会把圣罗棱斯湾（Gulf of St. Lawrence）的南姆罗族（Namollo）与科粹波峡（Kotzebue Sound）的爱斯基摩族作一比较，发见亚洲东北角的人民与美洲北部自白令海峡沿岸到巴芬湾（Baffin Bay）的一切美洲人，实同属一族，具有蒙古人的面孔。爱斯基摩的原文Eskimo，在阿本纳克土语（Abenaki language）中叫做Esquimantsic；在何易布瓦土语（Ojibwa dialect）中叫做Ashkimeg；两者都是“吃生肉之人”的意思。爱斯基摩人自称为In-nu-it，即In-nu的复形亦即“人”的意思。他们的字眼常用接尾语构成；因此之故，其方法与乌拉阿尔泰语系（Ural-Altaigroup）一样，不过母音没有那么调和而已。总而言之，爱斯基摩人的语言，虽不是组合语，然而是乌拉阿尔泰系与美洲系之间的一个过渡。至于生理特征方面，尤其皮肤颜色，头发形状方面，爱斯基摩人与北部亚洲人一模一样。 蒙古系人种在亚洲或旧大陆有，在美洲或新大陆也有。然则他们究竟是由亚洲或旧大陆移到美洲的呢，还是由美洲或新大陆移到亚洲的呢？这一问题，有许多事实可以解答，他们确是由亚洲或旧大陆向美洲或新大陆移入的。 爱斯基摩人虽居于美洲极北，然而他们的语言却与亚洲方面圣罗棱斯岛上南姆罗族的语言是一样的；他们又善于在海上活动，善于养狗，善于运用雪车，又具有蒙古人的面孔；他们更具有发展高级文化的能力。凡此等等，都是极好的理由，都足以证明美洲的蒙古系人种是由亚洲移入的。科粹波（O. von Kotzebue，前面提及的科粹波尔峡的峡名就是这个人的人名）氏曾沿着白令海峡两岸亲自航行过，他说圣罗棱斯岛的居民与美洲沿海岸的部族操同一种语言，因之他认这两方面的人民实为兄弟之族。他更说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实在微乎其微，令人不能不承认他们为同出一族。斯特勒（George Steller）氏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说阿拉斯加（Alaska）南部沿海居民实与堪察加（Kamtshatka）沿海居民没有差别。凡此种种，都足证明蒙古系人种之迁移，实由旧大陆移向新大陆。如果反过来，认这种迁移是由新大陆移向旧大陆的，则不可能。因为在一切美洲人种中，爱斯基摩人极与旧大陆的蒙古人为相似，而他们在历史时代的移徙，却总是“由西向东”的。因此我们只能说新大陆的蒙古系人种是由亚洲移入的。 美洲的蒙古系人种自亚洲移入，其经过的道路，只有白令海峡是一条最便的道路。这条路的可能性，有种种讲法。有人以为当蒙古系人种由亚向美迁移之时，白令海峡只是一个地峡，而不是一个海峡。现在这个海峡还是很浅的，常有捕鲸的大船，在其正中抛锚停舶，可见其水很浅，也可见是由地峡变成的。这个海峡，当人种移徙之时，如果真正还是地峡，则蒙古系人种之由亚迁美，自然没有什么问题。不过这一假设，不见得可靠；过于置信，是颇危险的。另一种说法，则以为这个海峡距离很近：其最近处，不过六十哩左右；乘船渡过，或履冰渡过，都有可能。克娄伯（A. L. Kroeber）氏便持这个见解。至于蒙古系人种由亚迁美的时代，克娄伯氏估计，在旧石器时代之末，新石器时代之初，正当去今一万年到一万五千年的时代。 文化区域之展开蒙古系人种既入美洲，便依着自然环境的方便，自北至南，自西至东，展开他们的活动区域，创造他们的文化生活。他们首先分布于北美，继则前进至中美，终乃分布于南美。当其分布之时，一族一族，自成团体，自择区域，彼此或不相谋。于是形成不同的语言，不同的风俗习惯；综括言之，形成不同的文化。克娄伯氏把美洲人的文化分为十五区；韦士勒（Clark Wissler）氏则分为二十四区。每一区域的划分，都有考古所得的材料以为标志，且都包括一个现在的地名，在地图上也颇容易寻找。现在我们且把韦士勒氏的二十四区列在下面，每一区并略附原有的说明。 一、大西洋沿岸北区这一区包括新英格兰（New England）及坎拿大滨海诸省，凡特拉瓦河（The Delaware River）北、西、南三面之地，都在其范围之中。其在考古学上的一般特征约略如下：沿海方面，多贝壳一类的遗物堆积；有尖底而略具装饰的粗糙陶器；有凹入形的石斧及圆柱形的石杵；有采石的处所及盛物的石器；更有许多供人住居的石崖。 二、大西洋沿岸南区这一区包括大西洋沿岸南部平地及佛罗里达（Florida）半岛。贝壳一类的遗物堆积较第一区更为丰富；且佛罗里达方面，此类遗物最多。大的住居遗址及低的葬埋遗址，在沿河沿海各地都非常多；尤其圣约翰（St. Johns）及佛罗里达方面，所在皆是。 三、伊洛块区这一区靠近上述两区，也可以说介在上述两区之间。这是一个离开海岸的内地，地势较高，以纽约及朋雪威尼亚为其中心点。这一带过去的居民为操伊洛块语（Iroquoian language）的部族。伊洛块人的村落，有围墙为其特征，他们的葬埋之地为很大的坑，他们的石器制作式样很少变化。惟陶瓶则具有独特的作风：制作颇精巧，式样若圆球；口颈收缩而略延长；瓶之里面，有直线花纹。这种典型的作风，颇流行于这一区的东南各地。至于骨制角制的器物，这一区也极丰富，式样也很多。 四、密士失必俄亥俄区这一区最显著的遗物为坟墓的建筑。古坟古墓，大家都认俄亥俄州为最多：但俄亥俄河（Ohio River）两岸，以及密士失必河的南端，也都不少。最著名的古墓：有伊利诺斯州麦迪孙县（Madison County）金字塔式的卡和甲墓（Cahokia mound）；有乔治亚州佛尔兹县（Forsyth County）的伊多瓦墓（Etowah mound）；有西味吉尼亚州马歇尔县（Marshall County）的幽池墓（Grave Creek mound），这是一个发见古货币最多的墓；有俄亥俄州的要塞古墓及蛇墓。俄亥俄州整个的建墓文化，在欧洲人发见新大陆之时，便早已消灭了；惟在其极南部，尚有残余遗俗可寻。这一区的陶器遗物，以密士失必河的下游孟斐斯（Memphis）及田纳西州（Tennessee）为最丰富而有特征：瓶子一类的器物，往往作成人形。由此等处向北入俄亥俄州，作风便渐粗了。石制器物，则俄亥俄州南部有极精的圆平石器；大的石烟管，式样如动物或人形的也有。贝壳器物也很多，最显著的有雕花发钗。 五、大湖区这一区也多坟墓，因此可以说是上述第四区的一部分；不过苏必利尔湖（Lake Superior）以南，有充分发展了的铜器，也有形式特殊的俑墓；故考古学者仍以这区为一独立区域。原始的铜器，颇予这区一个独特地位。铜制器物有斧子，有箭头、有小刀等。惟装饰器物则不如前述第四区之丰富。 六、平原区这即密士失必河西南方面之地。就现有的材料看，这区所发见的古物并不多。但其周围各区的古物，有在这区出现的：如密苏里式的陶器便出现于其东境，可伦比亚盆地的石棒、石烟管便出现于其西境。现在已有的材料，凡包括石锤、石制刮光器、石制尖头物以及骨器等等。其中心地域，陶器不多，惟石制盛物之器则不少。 七、波布罗区这是旧墨西哥以北的地方；新墨西哥与亚利桑那两州，实为这一区的中心。这一区在考古上的特点为陶器与建筑物。凡过去皮布罗人（Pueblo peoples）住居的地方都曾发见上了釉的陶器。陶器上加釉以为装饰，是这一区的第一个特征；其另一特征，则为白底黑纹的装饰。这种白底黑纹的陶器，好久以前就有人认为是波布罗人中最古而最根木的器物，盖以其在这一区的任何处都有发见也。波布罗人的建筑，都是单房的集合：一栋屋只包括一间房；集合许多这样的单房，便成伟大建筑。考古学者在这里所发见的建筑遗址，大抵如此。现在这里的居民所住的屋，与此截然不同，故可断言这种遗址为历史上波布罗人所独有。在哥罗拉多的乡间，至今还可看出三种不同的建筑遗址：一为岩石中与洞穴相似的住所；二为真正的崖屋；三为波布罗人在平地所建较大之屋。 八、加利福尼亚区这一区在考古学上最著名的东西为石臼，其次为较晚出的石烟管；骨制粗针以及其他古物，数量也都不少。西南部盛物的石器最多，式样亦极复杂。西北部则多用具，如石杆、石锤等。中部则多较小的坟墓，其中所发见，往往有别处少见的东西。 九、哥伦比亚盆地区这一区包括哥伦比互河流域大部分土地。这一区在考古学上的特点为：富有敲制石器，缺少磨制石器；富有骨制及角制用器，掘地用的棍子、骨制小筒、石制手锤以及夏季住人的小石室等。 十、大平洋沿岸北区这一区发见的古物极少。 十一、北冰洋沿岸区这一区虽有好些考古学者曾经加以考察，然所发见并不很多。虽有若干文化上的变迁被人注意，然皆为历史时代爱斯基摩人的文化上的变化。 十二、坎拿大区坎拿大腹地，很少人从事考古学的考察。间有古物发见，则是由附近的其他区域传入的。 十三、北部墨西哥区由北美的北部转向北美的南部，令人即刻遇到困难问题。关于这一区的古文化的知识，虽已不少，然而不易寻出其时代之先后来。贺尔翁（W. H. Holmes）氏曾建议划分五个考古区域：北部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华萨加（Oaxaca）、于加丹、巴拿马等是也。在这五区之中，惟有北部墨西哥的情形不甚明白，这里且不多谈。 十四、中部墨西哥区这是亚兹特人（Aztecs）的文化中心地，下面将予详述。 十五、华萨加区这一区最著名的遗物出自米特拉（Mitla），米特拉据说是萨波特人（Zapotecs）的文化中心。这里的建筑虽系平顶，然垩制泥水细工则与马雅人（Mayas）的作法极相同。再者米特拉的巨石建筑有其独特地位，事实上差不多赶上了秘鲁的古建筑。这一区更有令人注意的一点，厥为采石场所之发见。这些采石场所，石头挖去了一半，很能显示采石的详细过程。从其遗迹看，可知采石仍用石器，这与于加丹的情形相同。建筑上最特别的一事为十字形的坟墓。陶器则品质极好，但无彩色。这一区尚无金属器物的发见。其最令人注意的一点，厥为这一区的文化特质，有许多是与秘鲁文化平行的。 十六、于加丹区于加丹（Yucatan）是马雅人（Mayas）的文化区，下面也还要详述的。这一区在考古学上最大的价值为许多古城遗址的发见。遗址中的遗物有许多石碑，碑上有象形字的铭文，更有刻上了年代的。这是新大陆最重要的古物，其价值在于能给我们以很明白的时代观念。 十七、巴拿马区这一区最大的特征为金器、陶器、石器等。金器多是用范铸而加锤击制成的，式样变化极多。铜制器物则很少，青铜器物更完全没有。金器多发见在坟墓中的遗骸旁边，从此更可推知这里迷信死者的风气与南美可伦比亚（Colombia）相若。陶器之中最特别的为与鼎相似的三足器；足为空柱，有的空柱中还有一球。俨然若钟一样。金钟的制造，在这一区很普通，因之钟的观念可算是这一区最显著的特点。至于石器，多为装饰物品，制作极精，数量亦富。 十八、安的列斯群岛区这一区的中心为波尔多黎各与海地。当科伦布发见美洲时，美洲的文化大概还以这里为中心点。这里在考古学士的特点凡有两项：一为象形文字，传布甚广，与南美所发见者相似；二为大批颇具神秘意味的石颈圈、石手圈以及三角刑的石板等。就一般作风看，与南美较为接近，几可划入南美诸区域之中。 上述十八个区域，均在北美与中美。至于南美，则还有六个区域： 十九、可伦比亚区这一区的中心地点为卡达哥（Cartago）。这里有加上了色彩的金制、银制、铜制等器物。陶器也很发达，有些陶器还具有几何形的花纹；更有些陶器具有蛙刑、猴形的立体线文装饰。此外圆柱形的陶制印器，大概是在布上滚印花纹的，也有发见。石器如石斧、石杵之类颇不少，骨器亦多。 二十、厄瓜多尔区这一区虽有其独特之点，然而与可伦比亚及秘鲁各区相同；在历史上，这三区地方，大概有一种统一的文化流行于其间。这里的古物有石椅、石枕、石棒、石斧等物，式样变化亦多；金器、铜器也很发达。此外石建的屋子也有发见。 二十一、秘鲁区这一区是印加人（1ncas）的文化中心。当印加人统治这一区的时候，因着人口的增加，交通的改进，政府的立法等等原故，人文渐趋一致；于是艺术技术的统一倾向也很显明。 二十二、智利区这一区常被列于秘鲁区之内，但其较古的文化因素，似与印加统治时代不同。这一区的古代居民，凡可分为三时期：初有长头人，其文化颇幼稚；继有圆头人侵入，其文化程度，远出原来长头人之上；更后印加人侵入，统治全区。最早的陶器，多无花纹；金属器物，亦不常见。陶制坛子，供埋小孩用的，非常的多；有些饰有花纹，里面还存有小孩遗骨。其他种类的陶器也多。 二十三、大西洋高原区这一区包括大西洋沿岸自阿令诺哥（Orinoco）河至拉布拉他河的长条土地。其在考古学上的特点，凡有两个：一则内地方面埋人的陶坛之普遍；二则沿海方面贝壳堆积之众多是也。埋人用的陶坛之制作，是亚马孙河流域的最大特征。就全区的文化看，这一区较上述各区都要幼稚。 二十四、巴他哥尼亚区这一区包括安达斯山以东，合恩角以上之地，并有智利的一部分。从考古学的眼光看来，这一区的文化程度不高，与沿海各地相似。石器有敲制与磨制的两型；东部沿海，间有粗糙的陶器，其作风与北美合众国东部的陶器颇相仿佛。 文化时代之悠久上面所述，是美洲史前文化在空间分布的区域，而不是在时间进化的阶段。美洲史前文化的进化阶段，颇不易言；然而有好些专门学者研究的结果，仍可以供参考。（一）纳尔逊（N. C. Nelson）氏曾将整个美洲与世界其他古文化区，如西北欧、如东南欧、如埃及和西南亚、如印度、如中国等，作一比较，并制一比较图。把各区文化发展之阶段，在图上一一标出。其所标出的阶段，由旧石器时代而中石器、而新石器、而铜器、而青铜器、而铁器各时代，一一划出其起讫时期。兹特转录于次： 有插图194页，缺失。 □为有纪载的历史时代； A．D．为公元时期； B．C．为公元前； I为铁器时代； B为青铜时代； C为铜器时代； E为新石器时代； M为中石器时代；

为旧石器时代。 由上看来，美洲的铜器及青铜器时代，较其他任何古文化区为晚。若新石器时代则介乎其他各区之间。 （二）韦士勒（Clark Wissler）氏列举北美游猎文化区，北美玉米文化区，墨西哥与秘鲁中央区，南美薯类文化区，南美游猎文化区，列成一文化阶段比较表，断言惟公元开始以后的一五〇〇年有可靠的事实为证；若公元前的年代则出于推测。由下面的比较表看来，南北美洲游猎区的文化时间都较短；南北美洲农业区的文化时间都较长；若墨西哥、秘鲁中央区的文化时间，则最长，其可推测的新文化时代，亦即新石器时代，大概离公元前六千年已不远了。兹录比较表如下： A. D.1500B. C.0600012000 南美游猎区南美薯类区墨西哥秘鲁中央区北美玉米区北美游猎区 有弹石有毒箭有箭炮有吊床有青铜器有城市生活有巨石建筑有软金属古文化时代（有农业陶器及磨制石器）游猎时代（能喂狗制弓造舟结网）文化输入时代（有标枪长矛鱼叉及粗糙石器）旧大陆素鲁马达文化期（Solutrean-magdolenian）有铜器有坟墓有锄有金盔有雪鞋有狗车有穴居 （三）斯宾东（Dr. H. J. Spinden）氏则把整个美洲自北极至南极的古文化分为十一区，依次排列；更把各区农业开始的时代，及各区有历史记载的时代，以弧线划出；使人一望即知各区文化发展之先后。斯宾东氏的图表，韦士勒氏认为很有价值，录入自己所著《人类与文化》（Man and Culture）一书中。克娄伯氏亦认为很有价值，也录入自己所著《人类学》（Anthropology）一书中。现在我也录在下面，以供参考。 有图，未录第198页。 由前面韦士勒氏的比较表，可知自墨西哥至秘鲁一带所谓中央区，文化发展较早。由这里斯宾东氏的比较表。可知自墨西哥至南美可伦比亚一带，几乎在公元前四千年的时候，就有农业的发明。然则中美文化之发展，何以较美洲其他各地为早呢？克娄伯氏认为自然环境之复杂是一直接原因。氏的解释，大意如下： 大约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中美高耸地方及其附近，文化便已开始。至于文化为何首先在这里开始发展，颇不易言。大概中美自然环境的复杂，与文化的发展有直接关系。中美方面，山地与海岸，温境与热境，潮区与燥区，森林与旷野，相隔都只有几点钟的路程。每一特殊环境内的居民，必须为适应环境而从事特殊工作。然而彼此相去又不很远，则互相往来、互相买卖、互相学习的机会必定很多。因此一种习惯与另一种习惯相接触，遂产生新习惯；一种发明与另一种发明相接触，遂产生新发明。由互相歧异到互相竞争，由互相竞争到互相适应，由互相适应到互相调和，发明创造常有增加。于是文化的演进较其他各地为迅速：初有玉米的种植，随着便是陶器的发明，更后乃有纺织的继起。凡此等等，首先出现于墨西哥、中美一带，稍后便传到附近各地，终乃普及于南北美洲。 中美文化之特征韦士勒氏的比较表，把自墨西哥至秘鲁一带列为中央区。斯宾东氏的比较表，把于加丹、墨西哥及南美可伦比亚一带，列为中央区。我们现在把这两张比较表结合起来看，则得自墨西哥经过现在的中美洲，达南美秘鲁的一长条地带。这一长条曲折地带，就是文化史上所要讲的中美文化区。文化史上的中美文化区，并不限于现在的中美洲。其地实包括墨西哥的一部分，中美全境及南美可伦比亚、厄瓜多尔与秘鲁等。这一区的文化，韦士勒氏举出了好几个特征。第一特征，曰：农耕生产以玉米为主，小规模的工业，正与之相伴随；第二特征，曰：财产为组众所公有，非个人所能据以为私。此外还有好几个特征，但这两者较为重要，且录其大意于次： 世界文化，凡可分为三系：曰寒带文化，曰热带文化，曰中带文化。中带包括南欧、埃及、美索布达米亚、中国、中美等地；其食粮基础有三：一曰麦子，二曰米，三曰玉米。南欧及西亚等文化的食粮基础是麦子；中国及东亚等文化的食粮基础是米；而中美文化的食粮基础则为玉米。生产玉米的方法与生产麦子的方法，截然不同：麦子的生产，可以用机器，可以用牛力；而玉米的生产则只须个人的照料，且收获方法亦极简单。在玉米区，人类的天才，多半只朝着手工生产方面发展。因此中美的古文化，不独有其特殊的发展途径，且固着于此途径而不移。精巧的纺织技术，特别发达，大概与此有关。近代纺织专家，走进博物院里，看见古代中美传下的纺织遗物，没有不佩服的。黄金细工、玉石细工等之精巧，亦复类此。 中美古文化之另一特征为没有私产制度。所有种玉米的土地，当然都是财产，然而是属于群体的。这种公有财产制度，通行于一切美洲原有民族之中。美洲各民族之中，虽也有交换物品之事，然资本、货币、利息等则一概不知。 小规模的生产方法，与财产公有制度，韦士勒氏认为是中美文化的特征；且以玉米生产为决定中美文化的特殊途径者。其实中美旧文化中之小规模的生产方法，与财产公有制度，与其谓为一系文化的特征，不如说是一个阶段的情状，较为正确。生产的小规模与财产的公有制，是半开化阶段的必然现象。中美新石器时代虽然发达很早；然金属器物之发达，则较任何古文化区为迟。所以其他古文化区早已进入金属器物时代，进入文明阶段之时，而中美文化区尚停滞于新石器时代，尚停滞于半开化阶段。时代一入文明阶段，农耕总是突飞猛进，城市工商也随着兴起，财产制度则更很快的由公有转化为私有。时代停在半开化阶段，则一切与此相反：农耕进步很慢，城市工商没有萌芽，财产公有制度当然原封不动。因此之故，韦士勒氏所举两个特征，只是中美文化在某一阶段之特征，而不是中美文化走某一路线之特征。 城市文明的兴起新石器时代末期，金属器物如果渐渐流行，则人类社会便随着由半开化阶段进入文明阶段。一入文明阶段，城市与乡村便分化起来，农业与工业也分化起来，工业与商业也分化起来，社会的阶级也分化起来。这种变革，柴尔德（V. G. Childe）氏称之为史前第二次革命；在埃及、巴比伦、印度各古文化区，约于公元前三〇〇〇年左右开始。然在中美，则直到公元开始的前后，才有这种变革。这种变革一经发生，于是中美方面渐有城市生活，有建筑雕刻，有文字纪录，有历数知识等等。（一）城市以墨西哥与秘鲁的为最大：这两处的首都，各可容纳五万至十万人。马雅人的城市，比较小一点。至于可伦比亚齐布察人（Chibcha）的大城，可以容纳十万至二十万人。马雅人的城市分布在今日墨西哥南部于加丹一带，及瓜地马拉、宏都拉斯等国境内。于加丹在考古学上有美洲的埃及之称，城市尤多。中美的城市多为马雅人（Mayas）所创建，托尔特人（Toltecs）自哥罗拉多河（Colorado River）流域迁入墨西哥南部以后，亦学会马雅人的城市生活。亚兹特人（Aztecs）更为后起，他们大概是由加利福尼亚迁入墨西哥的；他们迁入之后不久，把当地已有的文化，一一吸收；更继续其城市生活，最后且联合若干城市，组成同盟。马雅人所建诸城市，莫勒伊（S. G. Morley）氏曾就所考见的列举如下： 在于加丹（Yucatan）的有： 马利达城（Merida）， 买亚班城（Mayapan）， 意札马城（Izamal）， 齐意察城（Chichen Itza）， 乌哈马城（Uxmal）， 卡巴哈城（Kabah）， 拉布纳城（Labna）， 巴哈拉城（Bakhalal）。 在干伯彻（Campeche）的有： 察堪布东城（Chakanputun）。 在加拔斯（Chiapas）的有： 巴龙桂城（Palenque）， 雅吉兰城（Yaxchilan）， 岑达勒城（Tzendales）。 在瓜地马拉（Guatemala）的有： 狄卡尔城（Tikal）， 纳然约城（Naranjo）， 比内惹城（Piedras Negras）， 岁巴尔城（Seibal）， 坤山多城（Quen Santo）， 奎利瓜城（Quirigua）。 在宏都拉斯（Honduras）的有： 可班城（Copan）。 （二）马雅人的建筑以及建筑物上的雕刻图画等，很能表示这个历史上的民族在文化方面的成就。马雅人所处的地方，在于加丹半岛上的，不过七万方哩；凡旅行其地者，随处可以发见城市废墟，建筑遗址。他们的建筑物，多与政治、军事、宗教以及普通生活相关；有宮殿或官舍、有堡垒、有庙宇、有普通住宅。每一座建筑物，可分为好几部门：有基层建筑、有上层建筑、有走廊建筑、有拱门建筑等。基层建筑，即预备建筑房屋于其上的平台。就其凸起于地平面上的形式而言，概为一金字塔式：上窄下宽，惟没有尖顶，其式如█。就其平铺于地平面上的形式而言，或为正方形，或为长方形，或为丁字形，或为曲尺形，或为正方而带圆角形。其四周斜面，或为层累，或为滑面。其上台之走道，则概为梯级。梯级两旁，常雕有巨蛇，张口伸舌至地平面，其身则婉蜒上达于台面。贺尔恩（W. H. Holmes）氏云： 除密士失必河流域善建坟墓的民族外，没有一种民族在建筑基础方面，有马雅人这么多花样的。他们所建的基础或平台，概为全字塔式；其大小，其形状，其地位，变化极多，无一不具有特殊风格。基层建筑所占面积之大。在于加丹所见的，宽与长均有超过五〇〇呎者；至于高度，最高的有达一〇〇呎者。 上层建筑，即建筑物的本身，概在这类基础或平台上面。其种类或为庙宇，或为宮殿，或为祭坛，或为偶像，或为普通房屋。贺尔恩氏曾列举马雅人的上层建筑六种：一为仅包括一间房的正方形建筑；二为联续十二间或十四间房的长方形建筑；三为圆形建筑，见于齐意察城；四为斜檐长方形建筑，亦见于齐意察城；五为斜檐庙宇，见于巴龙桂城；六为四层方塔，亦见于巴龙桂城。凡此等等建筑，概为平顶。走廊建筑，或用圆柱，或用方柱。用方柱的走廊，在巴龙桂城，特别发达；方柱的形式，虽间有装饰或立体雕刻，然大体是极简单的。至于圆柱走廊就大不同了：圆柱的整体或某一部分，常有极复杂的雕刻，雕刻图案多为动物；而具有羽毛的蛇形，尤为常用的图案。在齐意察城最著名的建筑中，走廊圆柱满布蛇形图案。而哥作麦（Cozumel）岛上的一座小庙中的圆柱，则雕有人形，或像人的猿形，其雕刻完全为立体。至于拱门式样，凡有种种：或为尖劈形，其形如█；或为斜弧形，其形如█；或为三叠形，其形如█。惟拱门之宽，少有超过十二呎者。 （三）马雅人的文字，发明最早；于加丹所发见的遗物上，往往刻有铭文，其中尚有可读的；尤其年代，正确可靠。马雅人中的遗物上所刻年代，其最早者有公元前二〇〇年左右的。亚兹特人（Aztecs）常用“隐名图”或“代名图”的方法，以表意思，即用实物的图以表所要用的字是也。不过这个方法的应用，必须实物的名与所要用的字一致；否则见着实物的图，并不能悟出任何字意来。且亚兹特人用这方法，也只专表特别人名，如纳税人名表之类是也。马雅人的文字较为进步。他们的字已成真正表意的符号，离实物的图画很远了。他们的字，也含有表音的元素，不过不关重要而已；因此马雅人的字正停滞于表意略兼表音的混合阶段。可伦比亚齐布察人（Chibchas）的文字也与此相似，不过更为落后而已。比较说来，美洲人的文字，实以墨西哥南部马雅人的文字最进步。与此相联的，还有书的制作，这仅在南部墨西哥有发见，多半为宗教书或历数书；文字写在长条纸上或鹿皮上。这样的书，数量当然不多，也只有某些祭司或官吏能够懂得。 （四）马雅人的历法，几乎全是祭司创造出来的。祭司为人主持祭祀，必须排定日程；积时既久，这种日程的排定，便引导至于历法的发明。美洲全境，北至北极，南至南端，广泛流行一种所谓萨门术（Shamanism），极与中国的巫术相似；其主持的人曰萨门（Shaman），俨然若中国的巫医。萨门的本领，据说能通神，能消灾，能却病，能翻云覆雨，能取悦神灵。因此他们竟成了一般人民所极信赖的人物，久而又久，便成祭司阶级。祭司所管，完全为神事与天事；父死子继，累世不改，其业便精；于是能认识天象，发明历法。马雅人的历法每月包括二十天；一年凡有十八个整月，外加五天，得三六五天。但一年的三六五天之外，尚有四分之一日的余数；马雅人并未忽视这一点，所以每过一〇四年，便增二十五日以为纠正。韦士勒氏谓马雅人的年代纪载，约始于公元前二〇〇年左右。克娄伯氏谓马雅人以四〇〇年为一周；周之起算，当在公元前三〇〇〇年左右；大约经过七周，始有年代的纪载。自公元前三〇〇〇年起，经过七周，恰恰经过了二八〇〇年，正当公元前二〇〇年左右，与韦士勒氏所谓年代纪载的开始之年正相符合。 美洲文化的源流现在我们对于美洲文化的源流，可借韦士勒氏的意见作一结论。韦士勒氏以为美洲人种出于亚洲，是无问题的。至于美洲与亚洲的文化，也没有绝对不能相通之理。惟就文化的食粮基础言，则美洲文化断然有其独立的发展。氏的立言，非常谨慎；然反复讨论之后，仍不能不承认美亚文化为同出一源。惟以后来气候变化，交通断绝，亚洲文化虽有高度发展，而美洲文化则落在后边。氏的大意，可分述于次： 一、就新大陆的人种言，大家已达到了一点，即承认新大陆的人种，系由亚洲移入是也。惟两者确切的关系，真相如何，仍有很多待研究的地方。 二、至于美洲的文化，是不是也由亚洲移入？移入的有些什么？关于这等问题，虽极不留心的读者也将觉得；两方的文化，相同的地方确实很多。正由于这一点，便生出许多悬想：以为新大陆的高级文化是由旧大陆移入的，尤其是由中国或太平洋中的岛屿上移入的。这些悬想，既是悬想，本可存而不论；不过有好多事实，并未得到充分说明，不能一律存而不论。狄克孙（R. B. Dlxon）氏于此，曾作仔细的研究，最后概括云：新大陆与太平洋岛屿间，有许多文化特征是共同的，如箭炮、板划、吊床以及带面具的舞蹈等是也。这颇显出太平洋的文化有传到新大陆的趋势。不过这许多文化特征，是很零碎的，且有很多例外。但在另一方面，要认定这类文化特征，确曾由太平洋传到新大陆，也没有什么绝对不可以。 三、最普通的说法，总以为旧大陆文化的根本特征，可用谷、牛、犁、车等字表示。在新大陆方面，与此相类的。究竟有些什么呢？所以从文化之食粮基础说，我们不能不承认新大陆的文化发展是与旧大陆古文化中心不相干的。 四、若着眼于民族起源一方面而言，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古代中国与于加丹两大文化之产生，实有一种更较为原始的动力。在新大陆方面，马雅人的文化之根本，见于更较原始的民族中；在亚洲方面，亦有许多证据，证明中国文化亦出于黄河流域更较原始的蒙古人种之创造。因此我们倘不再度回到人类突创学说，便只好把中国与于加丹两方的文化成就，视为蒙古人种对于人类的特殊贡献。 五、所以就远源讲，美洲文化与亚洲文化实同出一源。美洲文化，以墨西哥为中心；墨西哥的文化出于美洲别处更为原始的民族。亚洲文化以中国为中心；据最近研究所示，中国古文化出于亚洲别处更为原始的民族。两方较为原始的文化远源虽相同，而在这相同的远源上继起的中国文化与墨西哥文化则不一样：前者早已走到高级文化的地位，后者则没有赶上。这种进步与落后的差异，初由于两方联系为气候的变迁所隔断；继由于两者之间有原始渔猎民族为障碍。于是亚洲文化前进了，美洲文化尚落在后边。 本章参考书 一 J. G. Andersson：The 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三三〇到三三七页。 二 J. G. Andersson：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5，6.31各章（Bulletin No.15，Ostasiatiska Samlingarna）。 三中央研究院《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页三三七到三四七。 四《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页五七九到五九六。 五董作宾：《殷历谱》卷一。 六郭沫若：《青铜时代》，页七八到一〇三。 七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征伐类》。 八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册。 九王国维：《明堂庙寝通考》。 十 Annual Report of the Archæ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1924—25第二节。 十一 Annual Report of the Archæ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1934—35第七节。 十二 Zénaïde A. Ragozin：Vedic India第八章。 十三 T. W. Rhys Davids：Buddhist India第一至第六章。 十四 V. A. Smith：Early History of India第一、第二章。 十五 V. A. Smith：The Oxford History of India，Book I． 十六 E. J. Rapson：Ancient India第一至第五章。 十七 V. G. Childe：Man Makes Himself第七章。 十八 V. G. Childe：What Happened in History第五、第六章。 十九 Arrian：The Indica（F. R.. B. Godolphin编The Greek Historians第二卷）。 二十 H. Schneider：The History of World Civilization第二卷页六八一到六九九。 二十一 A. B. Keith：Rising Religions of the Farther East（J. A. Hammerton编Universal History of the World第二卷）。 二十二 J. S. Clave：Library of Universal History第二卷第八章。 二十三《大唐西域记》卷第二。 二十四武田丰四郎：《印度古代文化》（商务印书馆）第五章。 二十五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第三章。 二十六《四十二章经》。 二十七 G. F. Moore：History of Religions第十一及十二章。 二十八 Clark Wissler：The American Indian第十五及第十六章。 二十九 Clark Wissler：The Relations of Nature to Man in Aboriginal America第五章。 三十 Clark Wissler：Man and Culture第十章。 三十一 A. H. Keane：Man Past and Present第十一章。 三十二 Oscar Peschel：The Races of Man and Their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页三八九到四五〇。 三十三 A. L. Kroeber：Anthropology第十三章。 三十四 W. H. Holmes：Archtecture of the Ancient Maya（A. L. Kroeber与T. T. Waterman合编Source Book in Ancient Anthropology）。 三十五西村真次：《世界文化史》第七及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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