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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又四十年》 王明道先生的口诉历史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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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3.8.2007 20:40
标题: 《又四十年》 王明道先生的口诉历史
《又四十年》 王明道先生的口诉历史

由王长新先生根据王明道先生的录音带及多位当事人的回忆整理编撰而成

目 录

焦源濂序
前言
第一章 平静的一年 .................................................. 一
第二章 中国基督教的走向 ........................................... 二
第三章 五十寿辰的前前后后 ......................................... 三
第四章 王明道先生夫妇二三事 ....................................... 四
第五章 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会议 .................................... 六
第六章 全国范围内的控诉大会 ..................................... 一一
第七章 北京基督徒会堂 ............................................ 一三
第八章 与日俱增的压力 ............................................ 一五
第九章 圣道讲习班 ................................................ 一六
第十章 假弟兄混进教会 ............................................ 一八
第十一章 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 ....................................... 二Ｏ
第十二章 全国会议以后 .............................................. 二三
第十三章 为真道争辩 ................................................ 二六
第十四章 双方的论战 ................................................ 二九
第十五章 风声越来越紧 .............................................. 三五
第十六章 基督徒会堂的最后一日 .................................... 三八
第十七章 逮捕王明道 ................................................ 四Ｏ
第十八章 被捕入狱 .................................................. 四一
第十九章 在审讯中 .................................................. 四四
第二十章 与罪犯同处 ................................................ 四六
第二十一章 基督徒会堂被掳 ........................................... 四九
第二十二章 一个投案请求逮捕的人 .................................... 五二
第二十三章 深陷泥沼 .................................................. 五五
第二十四章 释放王明道 ................................................ 五七
第二十五章 悲惨的一日 ................................................ 六一
第二十六章 获释之后 .................................................. 六三
第二十七章 重陷囹圄 .................................................. 六八
第二十八章 判处无期徒刑 ............................................. 七二
第二十九章 他站起来了 ................................................ 七八
第三十章 复兴之后 ................................................... 八Ｏ
第三十一章 王太太在通县和北京监狱 .................................. 八二
第三十二章 王先生在大同 .............................................. 八四
第三十三章 王太太在邯郸 .............................................. 八六
第三十四章 荫营十年 .................................................. 八九
第三十五章 被骗出监 .................................................. 九四
第三十六章 离开荫营 .................................................. 九七
第三十七章 在平江路的日子 ........................................... 九九
第三十八章 迁居武康路 .............................................. 一Ｏ三
第三十九章 重见天日 ................................................ 一Ｏ七
第四十章 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 .................................... 一Ｏ九
第四十一章 暂息太湖之滨 ........................................... 一一二
第四十二章 一篇勉词 ................................................ 一一四
后记
《又四十年》是怎样写成的 ■ 王长新

焦源濂序

王明道先生前半生的自傅(五十年来)出版已经快五十年了，由于它属灵的感力，至今仍幅销世界各地。近悉另一本有关王先生后半生傅记的书(又四十年)即将出版，闻之甚感欣慰。我有幸于付梓前得阅全文，深感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为此心情激动，向神满怀感恩，因为这本书不但为中国教畲近代史留下了一个明确的光辉纪录，而且将使历代圣徒读后信心大得造就。
抗日战争末期，大后方各大学知识分子因听信福音而成为基督徒(笔者即其中之一)。腾利后各校纷纷迁返原址，基督教大学生的信仰活勤更加活跃，并且常常邀请为众教台所敬爱的主的仆人前往证道，王先生便是其中之一。那时我曾多次聆听王先生精湛的讲道，但更常听见的，是人们谈论他为人如何正直，以及他信仰舆生活相结合的美好见证。一九四九年中国政权易手后，中固教经历了长期的苦难。四十多年来，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王先生。他的遭遇虽时有所闻，但并不详细。现在由他的门生、也是他最信任的人之一一王长新弟兄，将所见所闻有关王先生这四十年来的经历，耗费数年心血，一一记述下来，不仅使所有敬爱王先生的圣徒封他的一生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认识，而且使我们能从这位主仆的身上，看到他所事奉的是一位何等尊贵荣耀的主。
王先生有许多地方很像当年的施洗约翰。约翰福音中有两节圣经我认为很可以作为王先生一生的写照：“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作见证，就是为光作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约一章六至七节)
根据上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王先生一生的三个特点：他是从神那里差来的，他的使命是为光作见证，他完成使命的方法是叫众人因他(即他这个人的品格和行事为人)可以信。
一个傅道人的品质如何，显然是由第三点证明出来。历代教会的一大遗憾是，许多人听到传道人所传的道而信了主，但是当他们舆这位传道人一深入接触，看到他的生活为人以后，信心就软弱了，甚至不信了。王先生却不是如此，他的确作到了“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事奉神是全人事奉，无论在最重大，最危险的事工上，或是最细小、最平凡的事情上，他都作了美好的见证。
从《五十年来》我们知道，他在日本侵占北京时期，不惧日本政权和宪兵司令部的威胁和压力，为坚守信仰的原则，不惜牺牲性命；同时我们也看见，他在日常生活上同样地坚持原则，一丝不苟。这是他为人极其难能可贵的地方。 王先生一生作了不少重要的见证：他与罪恶和虚伪作斗争是针锋相对，毫不妥协，他见证了神的真理。在死亡的威胁面前，他有神所赐的胆量，能长期靠主站立得住并且得胜，他见证了神的大能。他曾软弱失败舆常人一样，但神赐恩给他，使他能像昔日的彼得一样，重新站立起来以后，坚固他的弟兄(路二十二章三十二节)，他见证了神的恩典。他一生经历过两次最大的风波，一次来自日本统治者，另一次来自无神的政权。二者政体虽有不同，但对付真正事奉神的人的策略却是相同的，都是利用教会中的假先知为工具，以达到他们迫害主的仆人，消灭主的教会之目的，他见证了今世的真相。最后我们看见，王先生虽然安息了，他的工作却永不止息，多少蒙他教诲的人至今仍忠心事主，多少读过他见证的人生命得到改变。更可喜的是，因着他的见证，福音今天在中国得以广传。他所事奉的主的确是万王之王，在他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的。他见证了神的荣耀。 愿神赐福给每一位本书的读者，使人人都能为这位万王之王作全人的见证。阿们。 焦源濂序于美国加州福瑞门镇 一九九七年七 前言 王明道先生是中国教会历史上的一代巨人。作为时代的先知，他肩负着一个神圣的使命，就是责备教会的罪恶和斥责假先知背道的言行。从本世纪初叶一直到中叶，他都不遣余力地反对假先知在教会中传播的异端之道——现代派(Modernism)。不幸的是到了五十年代中期，他的使命受到了阻遏，在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岁月里，人们既听不见他的声音，也看不到他的面貌，然而他的见证却一直继续下去，通过文字磅礴于全世界。他的著作数量之多，流传之广，影响之大，确非始料所能及。许多妥协投降的傅道人，都已经无声无息地过去了，但是王明道先生那个属灵的英雄形象却巍然屹立，影响着千千万万的人，直到今天人们还记念着这一位神忠心的仆人。 这本传记主要涉及王先生的后半生(一九五零至一九九一年)。他的前半生(从出生到五十岁)，有他的自传(五十年来)一书在，无须我们赘述，但五零年后的事则鲜为人知，本书的使命就是完成这一部分的工作。 他的后半生大抵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 从五十岁到被捕入狱，共五年，是他得胜的时期。在谊一时期，他的工作不断发展并且达到了顶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王先生是一个大能的勇士，英勇善战，威武不届。 二、从被捕到判处无期徒刑，全长达八年之久，是他失败的时期。他因为惧怕，深深地陷在说谎的罪中，不能自拔，最后失败到一种地步连他自己都不能想象。当他濒于绝境时他呼求神，神就向他显现了能手。 三，从神的话临到他一直到他安息主怀，共廿八年，是他复兴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开始，神给他看见他之所以落到这般地步，是因他得罪了神。他就向神认罪，因而得到极大的复兴。 从一九二五年他开始工作到被捕，神大大地使用了他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神要他讲的话他都讲出来了，神要他作的见证他都作出来了。到了一九五五年，王先生作为时代的先知的使命已经完成了。神没有立时将他取去，而是仍旧留他在地上，有神的美意在：神把他隐藏起来，叫他经历许多的艰难，修理他，造就他，使他更圣洁和更完全，可以坦然见主。尽管他那一代的傅道人都已经离开世界，神却叫他活到九一高龄，就是因为他是神真理的一面大旗，他活着就是见证。 本书内容绝大部分取材于王先生本人的口述。我们有幸于一九九零年去上海访问他，舆他同住达三周之久，天天听他讲述四十年来监里监外的事，并有王太太在旁襄助和订正，录了二十盘磁带，这就是本书写作的主要依据。向本书提供素材的，除王先生夫妇外，还有那些舆王先生在一起，亲身经历这些事的人。我们也同样录了音，作为依据。 写作此书，我用的是写史的态度，着重实事求是，没有夸张，没有主观臆测，也没有文学的描述。许多地方我虽然用的获悉者)则一律用真名。必须说明：本书所记乃当事人之一时一事，绝非盖棺论定。 许多朋友对本书的写作和出版作出了极其宝贵的贡献，又有不少朋友在主前不断代祷，致使本书得以顺利完成，谨在此致以衷心的谢意。我要特别一提的是，内人陆敏如姊妹(一九九六年已去世)在我们往访王先生时担任录音，返来后又逐字输入电脑，并按时期加以分类和整理。初稿写作期间，她除了负责输入电脑外，还作为第一读者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没有她在世时夜以继日的辛勤劳动，很难想象本书能于此时出版间世。 谨将此书敬献主前，愿神藉着他仆人的一生，无论是得胜或是失败，激励我们向神尽忠，直到见主面的日子。
王畏新于加拿大多伦多一九九七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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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3.8.2007 20:40
第 一 章 平 静 的 一 年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对于中国这个国家来说，是一个多变的时期。随着一九四五年日本的无条件投降，结束了中国大陆的沦陷时期，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恢复了它在中国大部分土地上的统治权。可是仅仅过了四年，政权再度易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一九四九年取得决定性胜利，建立了人民政府，从而掀开了中国历史上新的一页。
对于王明道先生来说，四十年代也确是一段不平凡的岁月。一九四二年日本人统治华北的时候，他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严酷的属灵战争，?且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每一个爱主的基督徒都为此深深地感谢神，?且从中取得宝贵的教训。可是没过多久，一场新的更加严酷的属灵战争就揭开了它的序幕。
一九四九年，四十九岁的王明道先生，和全国人民一起，走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对于这个人民的新政权，应该说他是完全陌生的。他亲眼看到解放军开进北平城。在他二月三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今日解放军入城 ...... 予出至市，正过马拉炮队，后为步兵。军乐前导，奏中乐调。
后为军鼓号，军容极壮，军士皆健壮，服装步伐皆甚整齐。如此盛大之军旅，在国内实前所
未见。”
由此可见，共产党给他的第一个印象是极其良好的。但是在北平教会和传道人中间，确是有人心存惧怕和怀疑。早在一月三十一日 （旧历正月初三），解放军还未进城之前，北平各教会即已筹备应付时局之转变。王先生慨叹那些无信仰、无使命，只求随时应付环境的传道人可怜万分。在他二月八日的一篇讲道《翻腾的海与止息风浪者》中，他劝勉圣徒“以不变应万变，处平常若处非常，处非常若处平常。”
二月二十三日，北平基督教联合会应运而生。 连续三日，讨论如何应付目前的环境，以图生存。这就跟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一样，计议怎样维持工作。因为他们清楚知道一九一七年在俄国发生的事：封闭礼拜堂、逮捕传道人和迫害基督徒，所以他们未雨绸缪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天津解放后，一九五零年三月十三日王先生去该市圣会所讲道一周。每次他坐在三轮车上路过旧法租界的山西路、赤峰道口时，都会看到那里天主教修道院的一片砖墙上，用白漆自右向左所写的四个大字：“宗教自由”。这条标语至少保留了二、三年之久。他每次去天津讲
道时，都看到这条标语，所以他深信共产党是给人宗教信仰自由的。况且解放一年来他去全国各地讲道，特别是他一九五零年上半年去汉口、武昌和长沙等地讲道，途中从没有任何人盘问他，讲道也没有人干涉他，而且聚会的人很多，因此他就愈发相信共产党是不干涉信仰自由的。在这一时期，中国教会实在是享受着宗教信仰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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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3.8.2007 20:41
第 二 章 中 国 基 督 教 的 走 向

全国平定以后, 共产党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思想战线上来, 着手对付宗教信仰的问题。一九四九年九月廿九日通过的“共同纲领”已经明文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这是文字, 具体怎样落实到有宗教信仰的人民身上, 则有待进一步的事实来证明。
一九五零年春, 以吴耀宗先生为首的基督教访问团访问了广州、长沙、汉口、天津、北京等全国各地许多基督教团体。这个访问团是由政治协商会议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等五个团体的代表组织而成的。中国教会的人都晓得, 一九一七年在俄国成立的共产党政府是怎样对待教会的。所以个个都心存畏惧, 害怕共产党统一了中国, 中国教会的命运会跟俄国教会一样。因此基督教访问团一出来, 各大城市都争先恐后地邀请吴耀宗先生等去访问。他在访问中告诉大家说, 中国教会过去一向是英美帝国主义的工具。英美帝国主义用兵舰大炮把基督教送进中国来, 所以中国人对基督教都怀有一种恶感。我们现在要进行一个大的变革, 叫中国教会不再受帝国主义的利用。吴耀宗先生是政府的人, 他一提倡, 谁敢不响应? 人人都是心甘情愿地接受他的领导。
他们在全国各地的访问结束以后, 同年四月到了北京, 拜访中央人民政府首长。周恩来总理同他们有过三次谈话。吴先生说他从周总理谈话中得到的启示, 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 就是:“基督教应当自动地肃清帝国主义在它里面的力量和影响”。于是他们在同年九月廿三日发表《革新宣言》, 即《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一文, 提出了一个以肃清基督教内帝国主义影响为目的的自治、自养、自传运动。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题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 强烈支持这一宣言。中国基督教未来发展的方向, 由此当可一目了然了。
一九五零年五月, 王先生去汉口、武昌和长沙等几个省市领会。五月廿六日他在长沙与各教会领袖谈话时, 有人以为他也是基督教访问团一伙的人。他们请他报告北方教会的状况, 他说他不清楚其它教会的情形, 但知他所主持的基督徒会堂一切如常。回到北京以后他才知道, 情况已经与前大有不同了。
一九五零年六月廿五日, 朝鲜战争爆发, 廿七日美国参战。七月廿七日联合国通过决议, 组织联合国军参战。到了十月廿五日, 中国就组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跨过鸭绿江, 抗美援朝。这一件事成了当时中国的头等大事。
《革新宣言》发表在抗美援朝之前。这是中国基督教界向新政权献上的一份效忠书。抗美援朝对基督教的三自革新运动实际上起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因为中国政府正好可以利用朝鲜战争迫使基督教界作出抉择: 是支持帝国主义呢, 还是支持自己的政府? 中国基督教界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后者。
同年十二月廿九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六十五次会议公布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 上海的全国性及地方性基督教机构廿六位负责人士发表宣言, 拥护政务院的这一决定, 从而奠定了召开这样一次会议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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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3.8.2007 20:42
第 三 章 五 十 寿 辰 的 前 前 后 后

五月下旬, 王先生在武昌领会期间, 想到自己将届五十周岁, 思绪万千。在他五月廿一日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自省的话:
“今夏七月, 予将满五十周岁。回忆自二十五岁工作之门大开, 此二十五载中, 神确曾对
予加以重用。但一己之属灵生活则软弱失败, 不堪回首。爱心不足, 心思不洁, 言行不谨,
事神不忠, 有负神恩甚多。值此将近五十周岁之际, 实当向父求大复兴。俾予五十岁以后之
时光, 不但能继续为神作工, 且能活出合神心意之生活也 (晨八时三十分)。”
从这段话里, 我们看见他有极其远大的抱负, 不只要继续为神作工, 而且能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神也实在悦纳了他的心愿, 并且把他一生的工作推到了一个顶峰。
六月三日他由汉口返抵北京。在翌日上午的礼拜中他传了一个信息, 题目是《不可丢弃勇敢的心》, 预示一场属灵的争战即将开始。七月廿五日他五十寿辰那一天, 上、下午前往祝寿者达二十余人, 各人赠送他一些小的礼物作为纪念。但他仍能忙中抽暇写了《五十年来》一书的“序言”约七千字。晚上, 夏令特别聚会开始, 当日的讲题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 讲到他从出生到十四岁信主这一个阶段。
八月中旬, 他去天津领会。八月十四日他在津时, 想到基督徒会堂工作之重要, 心有所感, 当即在他日记里写了下面一段话:
“北京教会之工作何等重要, 非惟数百人进退安危之所系, 亦全国教会之所关, 予竟轻
忽怠惰, 不加注意, 不恳切为之祈祷, 不殷勤忠心工作, 视神家与神工犹儿戏, 真重负神恩
之托付。今日午后思及, 惭惧交作, 此次返京后, 再不能不重新振作, 好好为神作工矣 (下
午五时十分)。”
从王先生的话里可以清楚看见, 他已经认识到北京基督徒会堂必须为神的名站住, 并且为神作那美好的见证。他想到自己对工作的态度, 既是惭愧, 又是惧怕, 因而极力自勉, 以完成神所交付他的使命。
九月三十日, 《五十年来》出版问世了。三年来的愿望现在终于实现。三年之前, 他曾接受一位青年圣徒的建议, 写一本他的自述, 乃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开始着笔, 到一九五零年七月为止, 共写了七章。再加上一九四九年冬他所写的一篇《追念母亲》, 而成是书。《五十年来》的出版, 为中国教会增添了一份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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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3.8.2007 20:42
第 四 章 王 明 道 先 生 夫 妇 二 三 事

人过半百, 阅历可能增长不少, 然而性格却常常没有太大的改变。王先生也是这样。在开始谈王先生夫妇二三事之前, 对他们二位的性格, 似应有一介绍。谁最有资格作这件事呢? 知父者莫如子, 下面是他们的儿子一九四七年元旦在《福音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我的父亲和母亲》中的几个片段:
“如果有人听过我父亲讲道以后, 还想知道他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习惯和脾气的话, 那么这里便可能有一点在主观环境中的客观观察的资料。这些资料包含一部分好的, 也一样包含一部分不好的, 好在我父亲平日对于‘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的那种哲学根本就不太推崇的。
“我父亲的胸襟宽大的还不够理想, 因此往往因为一两件恼人的事, 脸上的颜色、形状就都有不少的改变, 不过有时仍能不致影响工作。例如前两年多宋尚节博士的丧事礼拜的时候, 因为汽车误事, 开会时人未到齐, 我父亲便急躁得了不得, 但那次的讲道仍然是我所听到最感人的几次讲道中的一次。自然这并不足为训, 还是以能不生气为最妙。所幸这几年已经好的多了。
“我父亲的工作, 很得力于我的母亲, 这是很多人所知道的。不过‘得力’二字用在这里似乎极为不妥, 恐怕很少有人是这样得力于‘掣肘’的。因为在许多习惯上ΔΔ甚至于有些见解上ΔΔ我父亲的与我母亲的恰好相异。例如我父亲好讲礼貌, 而母亲以为待人主要是使人觉得亲切; 父亲雅好清洁, 因此有时在聚会前去指挥扫院子, 而母亲觉得应当在不妨碍工作的原则下保持清洁; 父亲讲道时常注重信徒的生活, 而母亲觉得这不过是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的办法, 主张着重人灵力的增长, 在这方面用功夫; 父亲喜欢看书报, 而母亲也许一个星期ΔΔ甚至还久ΔΔ读不上一张报一本书。诸如此类, 不一而足。最初, 我父亲觉得这两种性格纵使不算冰炭, 但至少也难称水乳。但后来渐渐觉得这样正是以其所长补其所短, 怨声也就渐渐减少。最近甚至抄几句箴言三十一章上的话从外面寄回来给母亲看, 不过我母亲仍然不变作风, 对这感不到太大的兴趣。
“从前我父亲常因为母亲不喜欢看书而说她孤陋寡闻, 但后来发现母亲的智力实在有些为父亲所不能及的地方。有一次父亲对母亲说:‘我比较有知识, 而你却比较有智慧。’这自然迹近标榜, 但至少也可从此看出识人之不易来。”
一九五五年王先生夫妇进监以前, 他们中间曾发生过类似的事, 从中我们也的确看出王太太属灵的智慧和信心:
大概是在一九五二至五三年时, 基督徒会堂小堂的后面有一口大水缸, 是为接雨水用的。因为雨水洗白色的衣服可以保持它的洁白。每年到天冷的时候必须把缸里的雨水舀出倒掉, 以免把缸冻裂。这年王太太因为事多, 就把这缸水给忘了。到了冬天快要上冻的时候, 王先生就说:
“文哪, 那缸水要冻了。你要用, 就把它用掉; 不用, 就把它倒掉。不然缸要冻坏了。”
“唉, 唉”她答应得蛮好, 可就是没行动, 一直等到缸都冻上了。这下王先生着急了, 拿起斧头就去砸缸, 边走边说:“反正这缸冻也是冻裂, 不如让我砸了它!”
这时王太太心里默默地祷告说:“天父啊, 你看这缸要是砸了的好, 就让他砸, 否则那就不关我的事。”她的意念这么一转, 只听见‘当’的一声, 斧头真的砸下去了, 但是随后就没声了, 王先生把斧头扔在那里走了。
事过以后, 王太太对一位常到会堂帮忙的弟兄说:
“当时我是去拉他好呢, 还是靠神好呢? 我越去拉, 他火就越大, 结果非砸了不可。你交托给主, 让他去砸, 他就没砸成。”她乐呵呵地说,“你看, 还是靠神的好!”
* * * * *
王太太的心里时刻装着信徒们的需要。一位弟兄初生的婴儿满月了, 妻子去上班, 他得在家里喂孩子。他没有开奶粉罐头的小刀, 只好拿起菜刀用力砍, 一刀砍下去, 奶粉四面乱喷。他无可奈何, 就放下菜刀, 出门去打水。刚走到街口, 正遇见王太太骑着自行车从西边过来, 往他手里塞了一样东西, 一句话也没说, 就骑着车走了。他低头一看, 原来是一把开奶粉罐头的小刀。这位弟兄深受感动, 无限感慨地说:“主啊, 你真是知道我的需要。我也愿意这样把工作作到有需要的人身上。”
* * * * *
有人说王先生一生的成就, 百分之八十应归功于王太太。这话听来虽然有些过分, 但王太太在教会中所作的爱心的工作, 特别是在接待客旅的事上, 实在帮助了不少的人。有一天, 一位姓余的弟兄从远方来。他患有梅毒病, 和别人一同吃住不太方便。接待不接待呢? 王太太凭着爱心接待了, 安排他单吃单住, 碗筷都分开洗, 还让一位弟兄专门伺候他。这位客人走了以后, 用毛笔写了一封很长的信, 不是感谢人家接待他的厚意, 而是大发牢骚, 说给他单吃单住是瞧不起他; 并说这样接待他, 比不信的人还不如。王太太看了以后, 乐呵呵地对曾服事过那位客人的弟兄说:
“来, 来, 我给你看看这封信。”
这位弟兄接过信来, 愈看愈生气。王太太问他说:
“你气什么呀?”
“你看, 还有这么不讲理、不认识自己的人! 你有这种病, 就当自卑。人家因着主的爱接待你, 就当好好地感谢着领受才是, 怎么还能说别人瞧不起你呢? 这种人真是不知好歹!”
王太太笑着说:“嗨, 这样才能得赏赐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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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3.8.2007 20:42
　　　 第 五 章 处 理 接 受 美 国 津 贴 的 会 议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至廿一日, 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在北京西城教育部大礼堂召开了一个“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全国基督教各宗派、各团体代表共一百五十四人, 其中也包括一些与美国差会没有关系的教会领袖, 如基督徒聚会处领导人倪柝声先生、山东大汶口马庄耶稣家庭领导人敬奠瀛先生等。
大会开始之前, 上海就已放出风声来, 说要召开这样一个会议。三月十四日北京基督徒聚会处负责人阎迦勒弟兄去看王先生。阎弟兄跟王先生的关系原来很不错, 只是从他加入聚会处以后就不来往了。这是他到北京后六年来第一次去看王先生。他对王先生说:
“明道兄, 我听说政府要召开一个全国基督教的会议。”
“你说的这个消息不确实。”王先生说,“政府不会召开这样的会, 因为政府尽量躲避这种事, 怕人家说它干涉教会。它一召集这样的会议, 不就明显说明政府要干涉教会吗? ”
过了两天, 阎迦勒弟兄又来见王先生, 对他说:
“这个消息确实。我从上海得知, 真的要召开这样一个会议。”他的意思是说从倪柝声先生那里得来的。然后他问王先生,“假如有这么一个会议, 请你参加, 你参加不参加? 不请你, 你要求不要求参加?”
“不请我最好。请我, 我也不去。”王先生说,“政府是不过问教会的事的。如果政府召集教会的会, 那就是政府干涉宗教了, 我不参加。”
阎弟兄表示希望王先生能参加。王先生问他:
“为什么你希望我参加呢?”
“参加这个会议的大多数都是新派人物ΔΔ不信派。”阎说,“如果他们在会议中作了决定, 什么道理可以传, 什么道理不可传, 我们再传他们不叫传的, 那我们不就是反抗政府, 成为反动的了吗? 所以我觉得你应当参加, 参加了就可以跟他们争。”
“我是一个人,”王先生说,“人家是一百多人, 而且其中大多数都是新派。有些人虽然不是新派, 但也不敢得罪新派。我参加了, 就得接受大家通过的议案。我不参加, 就可以不接受, 他们不能干涉我。”
“你说得对,”阎迦勒弟兄点点头说,“开这个会, 我也不参加。”
可是过了没有多久, 倪柝声先生从上海到了北京, 参加这个“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他不但来了, 而且还拟了一个通知, 是由北京协和印刷局承印的, 通知聚会处的信徒都要拥护三自会。跟着, 阎迦勒弟兄的态度就变了。
王先生对这件事有一段评论的话:
“聚会处现在的举动跟他们平日所讲的完全不同。他们本来反对别的教会, 说凡是有组识、有名称的教会都是宗派, 并且说宗派都是罪恶, 人人都当从那里面出来。所以任何人一加入他们的团体, 就必须立时跟自己的教会脱离关系。可是今天, 倪先生似乎完全变了, 他能跟公会的牧师们, 甚至不信派, 坐在一起开会。更令人不解的是, 他没有接受外国津贴, 为什么要到北京来参加这个‘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呢? ”
这次大会邀请了各省市教会的重要领导人来参加。四月十三日王先生也收到一份请帖, 不是印的, 而是手写的, 并且派专人送到东城史家胡同基督徒会堂, 上面写着说:
“本院文化教育委员会, 拟于四月十六日在京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 请台端参加。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启”
王先生接到这份请帖后, 立即回信说:
“敝会堂从创立迄今, 向未接受外国津贴, 此项会议自不便参加。
北京基督徒会堂”
这封信是寄到政务院去的。但刘良模先生却在大会中放出风声来说:
“王明道接到政府的请帖, 他不来参加, 这是什么思想? 这是反苏、反共!”
王先生听了这话以后就说:“这跟反苏、反共有什么关系? 我没有接受外国津贴, 我有什么理由去参加‘接受外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 不参加, 这不是很对吗?”
这次会议是在四月十六日开始的。大会刚开始的时候, 王先生接到一个电话:
“我是陈崇桂, 你在家么? 我想来看看你。”
“来吧, 我在家等你。”
一会儿他就来了。过去他们彼此之间很熟悉, 所以见面头一句话他就问王先生:
“大会请你去参加了吗?”
“请了。”
“你去不去?”
“我不去。”王先生说,“因为大会是为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 我没有接受过美国津贴, 我没有理由参加。”
“我原不知道这个会是什么意思,”陈牧师敷衍着说,“我到了飞机场临上飞机的时候, 他们才把这个通知给我, 说是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会议。”
王先生事后对人说:“陈崇桂这个话是谎言。他在重庆创立了一个重庆神学院。我说基督徒会堂是中国人办的, 他也说重庆神学院是中国人办的。既然是中国人办的, 你何必参加这个会呢? 其实重庆神学院不全是中国人办的, 也有外国人参加。在这种情况下, 他是不得不参加的。”
开会的那几天, 还有好几个人都去看过王先生, 内中有徐州的王恒心, 长春的李荣如等。此外还有好几位认识王先生的人, 在参加大会的那个礼拜天都去王先生的教会聚会。
大会开始的第一天,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陆定一副主任在会议上讲了话。首先他说明这个会议的目的, 是根据政务院上一年十二月廿九日的决定, 鼓励基督教的自治、自养、自传运动;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 使之变成为中国教徒完全自办的团体。他讲到爱国主义, 也讲到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的阴谋。最后他提出对基督教徒的期望, 即“站到反帝爱国的旗帜之下, 在伟大的共同纲领的基础之上, 与人民政府团结起来, 在人民政府的指导下, 共同努力建设新中国。现在全国有三大运动正在进行, 即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希望中国基督教徒积极拥护和参加这三大运动。”(注一) 一言以蔽之, 就是要教会和基督的信徒投身到政治运动中去。
然后, 大会进行了“有重大意义”的控诉运动。首先控诉到中国来的西国传教士毕范宇、骆爱华等, 以及中国的传道人朱友渔、陈文渊、梁小初、顾仁恩等。
重庆神学院院长陈崇桂牧师在大会上, 以《我控诉美帝利用宗教侵略中国》为题, 控诉了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裨治文和伯驾, 以及司徒雷登等人与帝国主义的关系, 说帝国主义是利用传教士为它开辟侵略中国的道路。同时他也控诉了美国一些基督教牧师和传教士对以西结书三十八和三十九章等几处圣经的解释。但他在控诉词中也清楚说明, 这些解释在中国基督教会内传布得并不多。(注二)
另一篇比较知名的控诉是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总干事崔宪详对毕范宇的控诉, 控诉他在中华基督教会的活动, 主要是他与母会的关系。
会上颇为引人瞩目的, 是一位从青岛来的姓王的代表。他控诉顾仁恩在青岛造谣和被捕的事。控诉完了, 就问听众:
“这样的人, 该杀不该杀?”
台下有一个人喊了一声:“该杀!” 第二天人民日报上就注销消息来说:“台下一片怒吼:‘该杀! 该杀!’”
这些控诉实际上成了以后全国控诉的样板。
从这次会议里产生了一个基督教的领导机构“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 并推举吴耀宗为主席, 刘良模为书记。会中没有一个人提出任何异议, 三自会就这样成立了。
这次会议之后, 吴耀宗和刘良模二位先生分别在《天风》周刊上发表他们对大会的感想。吴耀宗先生说:
“这个会议是基督教空前的爱国大团结。由于宗派的分歧和信仰的差异, 基督教的团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现在, 在政府领导之下, 基督教的各个宗派、各个团体却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了。”他在文章中说明这次会议的目标是:
“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 把一百多年来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文化侵略最后地、彻底地、永远地、全部地加以结束。”在谈到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时, 他说:
“会议的第一个成就, 就是使出席的绝大多数的代表们得到一个新的观点, 那就是: 清楚地认识了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会议的第二个成就, 就是两天的控诉大会。在目前国内镇压反革命的怒潮中, 控诉已经成为大家所熟悉了、习惯了的事; 然而在基督教的群众里, 控诉却还是一件完全新鲜的事, 不只是一件新鲜的事, 也是一件困难的事。在福音书中, 耶稣曾说过:‘不要论断人, 免得被人论断。’一般基督徒都牢牢地记住这个教训。控诉不只是‘论断’, 它也是审判, 是定罪, 似乎控诉是和耶稣的教训背道而驰的。究竟是不是这样呢? 我以为不是的。耶稣叫我们不要论断人, 是叫我们不要从自私和骄傲的观点出发, 吹毛求疵地在别人身上找过错, 而忘记了我们自己所有的, 也许是更大更多的弱点。控诉却是完全符合耶稣的教训的。马太福音第廿三章就是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一篇最有力、最深刻的控诉。他不但以正义的呼声来反对罪恶, 他也以勇敢的行动来打击罪恶。他拿着鞭子把利用宗教仪式来进行剥削的人们赶出圣殿。”(注三)
对于控诉, 王先生说:“圣经上从来就没有过控诉的事。”他认为主耶稣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话根本就不是什么控诉, 因为主所责备的是社会上某一阶层的人的罪, 而不是针对某一个人。他恨的是罪, 而不是人。他是把罪和人完全分开, 他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叫人悔改离弃罪、归向神, 这完全是宗教方面的事。控诉适巧相反, 他针对的是人, 把这个人的缺点、错误或是罪恶公之于众, 对他加以批评或攻击, 并且让人对他产生一种痛恨的情绪, 藉以达到某种政治上的目的。所以无论从动机或是作法上来看, 主的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与吴先生所提倡的控诉都是完全两样的事。根据主的教训, 基督徒犯罪, 不管属于哪个类型, 都要根据马太福音十八章的办法处理, 而不可以用开控诉会的办法对待弟兄犯罪的问题, 对待教会的长老或主的仆人更不可如此。
刘良模先生也以《划时代的大会》为题发表了他的感想。他说: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会。这个大会以前, 是中国基督徒依赖着帝国主义发展的时代, 也是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时代; 这个大会以后, 是我们中国信徒们发展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的时代, 也是我们中国信徒们对祖国与世界和平能够有极大贡献的时代。
“在这个大会里, 陆定一副主任的报告, 使我们认识了祖国的可爱, 与帝国主义的可恨。过去有很多基督徒不承认基督教与帝国主义有关系, 现在大家如同大梦初醒, 恍然大悟。于是我们就动起手来,开始做从基督教里面挖出帝国主义老根的工作, 我们就开始控诉潜伏在教会里面的帝国主义分子。在控诉中间, 我们也就同时对自己进行深刻的自我检讨。这是一个极痛苦的过程。有好几位同道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可是在大彻大悟以后, 就觉得心里面的愉快是说不出来的。这就是我们基督教里面所说的‘重生’的经验。
“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嘱咐, 用控诉学习的方法, 努力肃清教会内部帝国主义的影响, 努力参加抗美援朝运动, 努力建设三自教会。我们要洁净上帝的圣殿, 并把主的教会建筑在坚固的盘石上。”(注四)
从刘先生的文章里, 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信仰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信仰。他把一个人政治思想上的转变, 从想不通到想通了 (也就是他所谓的“大彻大悟”), 说成“这就是我们基督教里面所说的‘重生’的经验”。其实这与我们基督教里面所说的‘重生’的经验, 毫无任何共同之处。
吴耀宗和刘良模二位先生都是青年会的。前者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组主任, 后者是事工组主任。王先生对于青年会讲过这样一段话:
“青年会一般人认为是基督教团体。它哪里是基督教团体呀? 它是毁坏基督教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本人搞的那个‘华北基督教团’, 头一步是先组识‘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 那个会长就是北京青年会的总干事周冠卿。过了几个月, 他们把‘联合促进会’改组成‘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时, 就把周换掉了, 因为青年会不能领导教会。现在这次大会是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 就把青年会也包括进去了。如果只说是基督教, 青年会就不包括在内。所以他们现在用的这个名词想的真周到。”
吴、刘两位的信仰都是现代派的。他们的责任是领导中国教会走自治、自养、自传的道路。王先生对吴耀宗先生的信仰曾有过一番论述, 他说:
“中国不信有上帝的基督徒, 著名的有两位: 一位是冯玉祥, 另一位是吴耀宗。
“阎锡山、李宗仁和冯玉祥联合起来打蒋介石的时候, 被蒋介石打败了。阎锡山跑回山西去, 李宗仁跑回广西老家去, 冯玉祥没有地方去, 山东省主席韩复渠就把他接到泰山去住。有一天, 有一群基督徒学生在那里聚会, 他们派了几个人去请冯玉祥来, 冯就对他们演讲说:‘有人说我不是基督徒, 这话说得不对。我是基督徒, 不过我不信有上帝。’
“日本投降后, 一九四六年春我在成都领会时, 有人送给我一本一九四五年出版的《天风》半月刊合订本。《天风》在抗战的时候已经出版了, 主办人就是吴耀宗。在那本半月刊合订本里, 我看见吴耀宗写的一篇文章, 题目是《上帝在那里?》。该文一开头就说:‘在一个现代人的眼目中, 上帝是不存在的。他象征着一切迷信。而且按字面说, 他, 上帝, 该是一个专制魔王。’从这篇文章我就知道, 吴耀宗是一个无神论者。一个基督徒不信有神的存在, 骂上帝是专制魔王, 这个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啊? 明显地是假基督徒。
“吴耀宗有什么信仰呢? 他信仰马列主义。一个马列主义者以基督徒的面目出现, 实际不信有神, 他怎么能领导教会的工作? 这明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三自会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国的教会搞垮。二十年代反基督教有个反基督教大同盟, 那是从教会外部反。五十年代反基督教, 有个三自会, 这是从教会内部反。从教会内部反要比从外部反功效大得多。无神论跟基督教的有神论完全是对立的。无神论者领导教会搞自治、自养、自传, 这不是骗人吗? 所以从三自会成立的那一天起, 我就在《灵食季刊》上发表文章攻击它。”
其实吴先生自己在他的著作《黑暗与光明》一书中也说得很清楚:“我曾经在美国念过三年多的神学和哲学。...... 我念书的学校, 在当时是被认为思想最前进的一个神学校。二十多年前, 美国曾有过一场关于‘现代派’和‘基要派’的激烈的争辩。所谓‘基要派’, 就是专重信仰, 不管理智, 认为圣经里每一个字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一种派别。所谓‘现代派’, 就是主张用科学的态度、历史的方法, 去批评、洗刷传统基督教信仰的一种派别。我念书的神学院就是属于‘现代派’的。”
吴先生回国以后, 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教成都, 常到各大学去演讲。一次他在燕京大学演讲, 题目是《基督教与共产主义》。他竭力把基督教和共产主义拉到一起, 其实二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大会结束时, 与会的全体代表通过了《中国基督教各教会、各团体代表联合宣言》(简称《联合宣言》), 又通过了由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处所拟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办法草案》(简称《处理办法》), 送交政府批准。这两项文件均于 一九五一年七月廿四日由政务院正式公布, 发表在七月廿七日的人民日报上。

注一: 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天风》第十七、十八期
注二: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九日《天风》第十九期
注三: 一九五一年六月二日《天风》第廿一期
注四: 一九五一年五月廿六日《天风》第二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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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3.8.2007 20:43
第 六 章 全 国 范 围 内 的 控 诉 大 会

北京会议以后, 上海的教会和基督教团体开始动起来了。在教堂内悬挂起鲜艳的大幅国旗, 也在礼拜堂里举行反对武装日本、拥护和平公约的投票, 在会议室的墙上挂了许多中国领袖像。全市各教会团体都在紧张地日夜开会, 准备控诉。
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下午二时, 上海市基督教界在慕尔堂召开了“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的传达大会。
刘良模先生在大会上传达“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的精神。他说,“这次会议使过去深受美帝的‘超政治’思想麻醉的许多代表‘大梦初醒, 恍然大悟’。...... 具体事实都说明, 中国基督徒将和其它各界人民一样, 团结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周围, 为肃清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影响和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中华圣公会主教院主席主教陈见真在发言中指出, ‘控诉’乃是此次会议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进行控诉必须解决个人思想上的问题, 并且引证了与控诉毫不相干的两段圣经ΔΔ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五至四十七节和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至十八节, 来解释基督徒进行控诉乃是为了爱国家爱上帝, 是为了恨罪恶, 并且使其它的人不再犯罪。(注一)
五月十九日《天风》周刊发表了刘良模先生的文章《怎样开好教会控诉会?》(注二) 他说:
“全国各地基督教教会和团体的当前中心工作之一便是要开好控诉会。
“控诉什么? 我们要控诉潜藏在教会里面的帝国主义分子、他们的爪牙以及其它教会的败类。
“怎样开好教会控诉会?
首先, 我们必须去掉许多基督徒思想上的顾虑。有的基督徒以为他们应该‘隐恶扬善’, 不应该控诉, ...... 有些基督徒觉得他们有些‘控诉不起来’, 那么应该多请基督教领袖与信徒代表参加全市控诉大会与公审反革命分子大会。广大人民对帝国主义、匪特、恶霸们的愤怒与控诉, 会激起基督徒对帝国主义与教会败类正义的愤怒与控诉。
第二, 必须先做好准备工作, 每一个教会和全市性的教会联合会应该先组织一个控诉委员会。他们先研究要控诉谁, 请谁来控诉。准备工作的第二步, 是先在各教堂、各团体举行控诉小组会。在小组会里, 尽量做到大家踊跃发言和控诉。从这里, 我们可以发现控诉最有力的几个人, 请他们参加控诉大会。
第三, 怎样才是一个成功的控诉? 卫理公会江长川会督在控诉教会败类陈文渊的时候说:‘我决定以大义灭亲的精神来整顿我们的教会, 对于陈文渊这样的分子, 有一个除一个, 有十个除十个, 一定要彻底加以清洗!’这样的控诉给人很大的感动。
第四, 在全城或全市教会控诉大会进行的时候, 会场空气要严肃, 避免哗笑。控诉者程序的排列很重要, 应该按照先紧张、后缓和、再紧张的程序来排列, 才能把控诉大会开好。在控诉到很激动人的阶段, 可以用鼓掌的方法来表示。
“在控诉大会整个筹备过程中, 我们应该请当地的宗教事务处、人民政府、民主党派或其它有关以及有经验的方面来辅导。精彩的控诉词应记下来交给当地报纸发表, 并寄到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委会去。”
六月十日, 上海市各教会和基督教团体举行了一次空前的控诉大会。吴耀宗先生带头控诉说:
“美帝国主义派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 其目的就是把基督教当作它侵略中国的政治工具, 使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吴先生以最初派来中国的传教士裨治文、伯驾和解放前的司徒雷登为例来说明。接着他又说:
“美国派遣传教士到中国来, 走遍全中国, 伪装传扬福音, 实际上他们是在进行情报间谍活动。”他以一九二二年来华的穆德和当时尚在中国的卓伟为例, 说他们假借传道为名, 进行间谍特务活动。然后他又控诉中国的传道人说:
“美帝国主义在基督教教会与团体中又豢养了一批所谓‘教会领袖’, 来作他们的忠实走狗, 像卫理公会的陈文渊、圣公会的朱友渔、青年会的梁小初, ‘属灵派’的赵世光、赵君影、顾仁恩等。这些美帝走狗以不同的方式与姿态在中国基督教教会与团体内, 替他们的美国主子进行危害祖国、危害人民的活动。”其次他又控诉说:
“美帝国主义把基督教当作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工具, 这个阴谋在中国起了更大的恶毒影响。美帝国主义利用了基督教内的‘属灵派’, 披上了极端神秘的宗教外衣, 歪曲圣经, 散布‘超政治’、反共、反苏、反人民的有毒素的思想, 企图挑拨离间全国千千万万虔诚的基督徒与我们的人民政府对立起来。”他举出已经被捕的顾仁恩和项军为例, 来说明美国利用‘属灵派’进行反人民、反革命活动的阴谋。此外他还控诉美国利用基督教文字事业作为文化侵略的重要工具, 特别提出美国“企图利用圣经作为麻醉人民、灌输奴化思想的工具”。最后他号召基督徒们“展开对美帝国主义的控诉运动”, 积极拥护和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 并且热烈响应抗美援朝总会的‘六一’号召, 努力捐献, 支援中朝战士。(注三)
除此以外, 在大会上尚有卫理公会会督江长川、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干事崔宪详等的控诉。最后大会通过了“庄严”的决议, 用行动来爱国爱教, 又一致通过了向毛主席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致敬电。最后全场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六月廿一日《天风》周刊发表社论《我们要控诉!》, 提出六项控诉内容:
“(一) 我们要控诉: 美帝国主义利用大量的传教士, 像毕范宇这类帝国主义分子, 披了宗教外衣, 控制教会, 破坏三自 运动, 从事间谍情报工作来侵略中国。
(二) 我们要控诉: 美帝国主义利用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作为它通过基督教侵略中国的大本营, 并破坏我们爱国爱 教的三自运动。
(三) 我们要控诉: 美帝国主义利用卫理公会等基督教大公会, 勾结蒋匪帮, 布置中外匪特分子如陈文渊、卓伟等在教 会里面来侵略中国。
(四) 我们要控诉: 美帝国主义利用广学会等基督教出版机关, 散布反共反苏、亲美崇美恐美毒素, 对中国进行文化侵 略。
(五) 我们要控诉: 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 以‘民主自由’的开明面貌来散布改良主义、亲美崇 美恐美毒素进行文化侵略。
(六) 我们要控诉: 美帝国主义利用属灵派, 歪曲圣经, 散布‘超政治’和反共反苏的毒素, 离间信徒与政府间的团 结, 破坏三自运动。”(注四)
最后它号召全国的基督徒、教会和团体都来进行控诉。这是向全国教会发出的一纸要立即展开控诉运动的进军令。在此之后的三个月内, 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类似的控诉大会, 其中以上海、南京和青岛等地举行的比较成功。


注一: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九日《天风》第十九期
注二: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九日《天风》第十九期
注三: 一九五一年六月廿一日《天风》第廿三期
注四: 一九五一年六月廿一日《天风》第廿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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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3.8.2007 20:43
第 七 章 北 京 基 督 徒 会 堂

在全国一片控诉声中, 王明道先生主持的教会“北京基督徒会堂”文风不动, 丝毫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当全国的教会都摧枯拉朽般地倒下去时, 有一个地方能听到真理和神的话, 信徒们自然就往那里去。所以基督徒会堂聚会的人数空前增加。人们心中的恐惧, 因着听见神的话而得到力量和鼓舞, 软弱变为刚强, 争战显出勇敢。每个礼拜天聚会的时候, 堂里、堂外、乃至院子和小房间里都挤满了人, 一片兴旺气象。那时的基督徒会堂实在是黑暗中人的一盏指路明灯。
共产党很知道王先生的为人。要想一下子把他打倒, 恐怕还不那么容易。你说他是坏人, 人家接受不下去, 因为人人都知道王明道是好人, 就连大街上卖小菜的都知道王明道是好人, 怎么好轻易动他呢? 再者, 他这个教会也确是中国人自立的, 与外国差会没有任何关系。如果硬要给他扣上一顶“帝国主义走狗”的帽子, 一时也扣不上去。何况他还有沦陷时期与日本人斗争的光荣历史, 政府也不好一笔抹杀。反之, 如果能把这样一个人争取过来, 让他领导教会, 岂不是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吗? 所以这一时期政府对他的政策是容忍和等待, 希望他改变态度。
顾仁恩先生在青岛被捕后, 政府和‘三自’方面的人也曾抬出王明道先生来, 因为知道王先生是不赞成顾仁恩的为人的。有人曾去拜访王先生, 请他发表谈话, 王先生拒而不答。后来有人问他这是什么缘故? 他说他不愿落井下石。平时人们吹捧顾仁恩、高举顾仁恩的时候, 他对顾仁恩在说话和行事上的那些不诚实之处确曾予以指责。但到了这个时候, 他就宁愿保持缄默了。
“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以后, 北京基督教联合会主席、公理会牧师王梓仲曾托人去跟王明道先生接洽说:
“你们应该参加北京基督教联合会。”
“我们不参加,”王先生回答,“因为我们跟一般教会的信仰不相同。”
这位王梓仲牧师 (后来作了北京三自会的主席) 是一个根本不相信圣经的人。对于王梓仲牧师的信仰, 王先生曾经讲过这么一段小小的故事。他说:
“有一次一位姓宁的老先生去找王梓仲, 问到关乎圣经的问题。王梓仲说:‘你信圣经不要全信。要挑着信, 挑那些可信的信, 那些不可信的就不要信。’这番话可把这位宁先生给说糊涂了。后来他来问我, 我说:‘你去买字典, 如果卖书的人对你说:「先生, 这个字典你可要挑着信。」那你还买不买呀? 买字典就是因为有不认识的字。对字典要挑着信, 我怎么挑啊?’那人明白了, 以后就再也不到王梓仲那里去了。”
一九五一年, 北京基督徒聚会处负责人阎迦勒弟兄听了倪先生的话, 参加了‘三自’, 并且还发表了一份由十人署名的通函, 表示拥护三自会。王先生看了这份通函以后, 心中为之叹息, 同时也感到自己的处境颇为孤立。两天以后, 聚会处一位弟兄去见王先生, 讲到阎迦勒弟兄在聚会处发表的言论, 使他心里极其痛苦。到六月下旬, 聚会处的负责人又用诱劝和恐吓的办法对付他们教会中反对参加‘三自’的人; 并且嘱咐讲道的人, 今后不得再提“黑暗世界”、“撒但”以及“天国”等名词。在此情况下, 教会中不少弟兄姊妹就离开聚会处, 到基督徒会堂去了。
阎迦勒弟兄原想基督徒会堂不参加‘三自’, 大概是存在不下去了。谁知政府并没有干预, 而且王先生教会的人数越来越多, 而他的教会人数却越来越少。看看这个形势, 他想大概政府不会过问教会的事, 于是他又不参加‘三自’了。在这一时期, 不论是北京聚会处或是上海聚会处, 都不知道今后的路应该怎么走。
上海聚会处参加‘三自’以后, 一九五二年十月该教会长老张愚之弟兄到了北京。十月廿日由阎迦勒弟兄陪同去看王先生, 谈了大约两个半小时。他对王先生说:
“倪弟兄也参加‘三自’了。”
“他可以参加他的, 我不管。我是决不参加。”王先生说,“从三自会成立的那一天起, 中国基督徒就完全失去了‘信仰自由’。你要‘信仰自由’么? 可以, 但是必须加入三自会。加入以后就把你化掉, 化到无神那一边去了。他们不会逼着你叫你说无神, 你自己就不敢提到神了。”
张愚之弟兄问王先生今天的教会该走怎样的道路? 王先生回答说:“走使徒的道路。”那就是说, 跟着使徒的脚踪走, 效法他们那样勇敢刚强, 那样不怕恐吓, 那样不顾性命, 那样至死忠心, 那样不讨人的欢心, 那样在任何阻力之下仍然传扬福音, 那样只本着神的话教训人。然后王先生又告诉他, 聚会处的错误必须悔改、自卑、求神怜悯, 不可下埃及去求帮助。
张弟兄返沪之后, 就在家里聚会, 不再参加聚会处的聚会了。王先生随后给他寄去两、三册《灵食季刊》, 请他给他的同人们看。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张愚之弟兄被捕。那个时代是一个到处打人、杀人、乱哄哄的时代, 他很快就被枪毙了, 听说他死的时候很勇敢。文化大革命过后, 政府有意给他的家属几千块钱补偿金, 但他的夫人拒绝接受, 说:
“我的丈夫不是只值这几千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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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3.8.2007 20:44
　　　 第 八 章 与 日 俱 增 的 压 力

上海市是三自运动的大本营。上海的控诉对全国起着一个带头和示范的作用。所以一九五一年六月十日上海开过控诉会后, 各地都陆续开会, 意在展开控诉。在控诉之前, 各地大都根据刘良模先生《怎样开好教会控诉会》的指示, 先开几天学习会, 作好各样准备工作, 然后还要经过排练, 最后才正式登台控诉。但各地毕竟没有上海那点水平, 因而怪态百出, 常常起不到预期的作用, 反而暴露了教会的种种黑幕。凡是控诉会开得成功的城市, 控诉后就成立三自会分会, 由当地教会的“进步分子”和有名望的牧者们担任委员, 并由宗教事务处透过三自分会学习班幕后指挥, 对言论失当的牧师和传道人进行批判, 并要他们作出‘自我检讨’。这样一来, 教会的指挥权就完全落在政府手中了。王先生看到此种情况, 就勉励信徒刚强勇敢, 谨慎言行, 并且忠心工作。
北京基督教联合会也开过五天学习会, 而且北京卫理公会还准备开控诉会。但北京的控诉会开得并不成功, 因为有王明道先生的影响在, 他们所要推行的控诉行不通。到十二月, 政府就开始施加压力了。在十二月十四日上午北京基督教联合会的学习会上, 市统战部一位姓王的干部讲话, 历时达三小时之久, 说教会必须一面倒, 并且最后还点了王明道的名。
一九五二年二月, “三自”开始通过《天风》对王先生施加压力。在他二月廿一日的日记里, 有这样一段话:
“警察来借会堂开会, 告以会堂不外借, 系信仰问题。伊嘱予召集负责人讨
论二、三日后, 再听信去。昌林示予以方送来之《天风》三О一号, 谓北京基督
教团体捐献运动报告中有‘全市教会除王明道主持的基督徒会堂等少数教会外,
都普遍发动了信徒捐献。’意在对予控诉, 予则以为无异代予声明。”
这个运动是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发起的, 要大家“努力捐献, 支持中朝战士”。对一般信徒去参加此种活动王先生不加干预, 但他自己却从不参与。
八月十日, 北京‘三自’方面的要人赵复三先生去王克忱先生家。王是基督徒会堂的元老, 在北京贝满女中任教。赵先生问他能否参加三自学习班? 又问基督徒会堂的执事都有哪些人? 意在将教会的中坚分子拉进学习班, 藉以孤立王明道。这是北京‘三自’方面的新策略。
八月十五日, 齐瑞亭先生自天津来, 向王先生谈及天津教会的状况, 说有人讲将来要用铁扫帚扫掉王明道, 以此威胁并恫吓王先生。翌年五月, 基督教联合会又立公约, 规定任何教会均不得请王明道、王镇或杨襄城讲道。
除了以上所提的这些外面的压力之外, 王先生还有教会内部的压力。有的弟兄看见共产党的某些优点, 就撇下基督而就马列, 提倡在教会里既要学圣经, 又要学马列。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王恩庆弟兄, 这种思想在某些青年人中发生了影响, 而且有人竟然放弃了信仰, 加入共产党。在解放后新思潮的影响下, 王先生的儿子从大学二年级起, 信仰也有了动摇。他并不是完全不信, 而是徘徊在信与不信二途之间。王先生因为教会工作的繁忙未暇顾及, 直到一九五一年七月六日才得与儿子有一次长谈。经过两个小时的谈话, 觉得父子之间的关系增进了许多。但从这时起, 每逢想到儿子的信仰动摇, 心中就感到忧苦。 一九五一年除夕, 王先生跪在神的面前祈祷。在他一九五二年元旦的日记里这样写着:
“昨夕十一时四十五分跪而祈祷, 念及自己多犯骄傲之罪, 存心、说话、行事恒夺取
神之荣耀, 顿觉一己之败坏可憎, 乃在神前认罪求赦。又为铎儿代祷, 求神使之恢复信心,
勿入歧途。祷后心中得平安与力量。十二时许就卧, 得明晨讲题:《今年且留着》。”
王先生爱子至深, 儿子也十分孝父, 而且行事为人都无愧于父亲的教训。他知道父亲心中的痛苦, 所以一九五二年除夕他在上海工作时, 还特地打电报给王恩庆弟兄说:“请安慰我父。”但王先生内心中的隐痛直到他离世归主的日子始终未尝消释。从王先生的亲笔日记和与他最亲近的朋友处得知, 王先生一生受打击最大的事莫过于儿子的信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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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3.8.2007 20:44
　　　　 第 九 章 圣 道 讲 习 班

从一九四九年三月起, 基督徒会堂每礼拜四都有一个聚会, 在小会堂举行, 定名为“训练班”。第一次聚会只有二十几人参加, 会上主要讲圣经真理, 属“门徒训练”性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 性质没有改变。一九五二年初, 训练班以一个新的名称出现, 叫“圣道学习班”, 好像有了一个新的开始。这个学习班在一月十七日开班时, 出席者五十人, 会中首先是各人作自我介绍, 然后由王先生讲《在财物上清廉》。到一九五三年初, “圣道学习班”改称“讲习班”, 有见证和茶会, 到会者三十二人。到一九五三年底, 这个聚会才正式叫“圣道讲习班”, 并且改为学校性质. 每礼拜四统一上课, 并不分组, 暑期还放暑假。不能来上课的, 一定要请假。
本来各教会的门徒训练班和其它各种聚会一样,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重要性。但是基督徒会堂的这个聚会就不一样, 政府把它看得非常重要。班里和班外的人政府分别对待: 班里的人被定为“王明道骨干分子”, 班外的人则被认为是一般信徒, 不去过分追究。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从一九五四年起, 这个聚会不是什么人都能参加了, 而是必须经过王先生审查合格方可。全教会只有几十个人参加, 因此这个聚会就被认为是教会的核心和骨干, 是所谓“内圈的人”。如果有人不是基督徒会堂的成员, 或者是从外地来的, 要求教会接纳, 讲习班的人常奉派去跟他们谈话, 了解他们, 看他们是否真的有生命, 然后向王先生汇报, 所以这些人被认为是王明道的嫡系。
王先生办讲习班主要是训练大家读圣经, 目的在于培养他们将来为主传福音。会上总是由王先生先讲一些, 然后每个人都要发言。讲课的内容, 除了查经以外, 在一九五四至五五年间王先生还讲吴耀宗先生等三自会领袖的事, 和基督徒会堂为什么不参加“三自”, 也讲在沦陷时期基督徒会堂为什么不参加日本人搞的“华北基督教团”。这些事是反复地讲, 用来加深大家的印象, 并坚定信仰的立场。
一九五四年后, 形势越来越紧张, 圣道讲习班的人也越来越多。取得教会信任的假弟兄趁机混入, 作政府的耳目, 而且后来还有派出所的公安人员来旁听。王先生此时感受的压力很大, 因为他所讲的内容很多都是与“三自”针锋相对的。王先生说:“三自运动是反对神的人用来从教会内部消灭基督教的最有效手段。历世历代迫害基督教的人都没有想到过这样高明的办法, 如今被发现了。”他认为这是撒但向教会的进攻, 也是摆在教会面前的一场严肃的战斗。为了捍卫信仰, 持守“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 教会必须谨慎儆醒, 勇敢战斗。从政府眼里看, 基督徒会堂是一个顽固的反动堡垒, 水泼不进, 针插不进。圣道讲习班则是它的核心力量, 当然必须严肃对待, 不能等闲视之。
圣道讲习班除了有假弟兄混入外, 还有另一个问题, 就是曹联璞弟兄曾公开对王先生讲:“我不信了。”这话使他十分伤心。王恩庆和曹联璞二人又倡议成立一个青年聚会, 一面学圣经, 一面学马列, 聚会中采取政治挂帅。他们对待那些他们认为不爱国、或者不管为了什么原因不服从组识分配的人, 总是予以指摘, 使他们抬不起头来。同时他们还说:“教会应该参加全国基督教会议嘛! 为什么不参加?”这两个人的工作等于是楔进教会内部的一根钉子, 使王先生非常为难。此时王先生的处境可谓内外交困矣。
鉴于教会内部的压力日增, 一九五四年秋末冬初的一个礼拜天下午晚餐聚会之后, 王先生召集包括柳晓津、史昌林、王笃恩、孙振陆和王太太等十多个人, 在史家胡同东口严金光弟兄住的房子里开了一个会。王先生在会上征求大家的意见说:“现在王恩庆和曹联璞认为教会里应该有政治理论的学习。他们提出要成立一个青年聚会, 在小会堂里开会, 既要学圣经, 又要学马列。你们大家以为如何? 是不是可以同意他们这样作?”
参加这次聚会的人都认为, 各单位的工作人员已在自己的单位里学习马列, 不必再到教会里来学。教会只能读圣经, 不能开这样的聚会。如果他们非要这样作的话, 可以到别的地方去, 在这里就不能这样作。王、曹二人的意见被否决了。
这件事看来并不重要, 但是从中可以看出, 王先生对待面前的这场属灵的争战, 与日伪时期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在以前的那场战斗中, 王先生得到神清楚的指示后, 就不再征求人的意见, 不去求人的同情, 只是单纯地倚靠神, 即使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但这次的战斗, 他就有些犹豫和惧怕, 想要求助于人, 给他以同情和支持, 恐怕这也是后来他软弱失败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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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十 章 假 弟 兄 混 进 教 会

一九五四年, 当这场属灵的争战进一步向前发展时, 不少形迹可疑的人钻进教会, 并且取得了弟兄姊妹的信任。无论是在基督徒会堂的外围, 或是在基督徒会堂的内部, 都有这样的人物出现。
北京基督徒学生会被认为是基督徒会堂的外围组织, 因为其中绝大部分青年学生都在基督徒会堂聚会。虽然名义上它并不属于这个教会, 但王先生对它确实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学生会的主席和副主席都是学生, 但其下的各组负责人就不一定如此, 其中有的就是教师或国家干部。学生会的工作祷告会是它的一个重要聚会, 一切大事都在那里决定。譬如说, 像学生会参加不参加“三自”, 就是在那个祷告会中讨论决定的。参加这个祷告会的主要是学生会的正、副主席和各组组长。在这些组长中, 至少有两个是来路不明的人。
一个是娄古向, 四川人, 在北京师范大学任助教, 住在乃兹府朱大夫的院子里。他怎么钻到学生会去的, 又怎么混进基督徒会堂的, 没有人知道。大抵总是表现得很热心, 也很爱主, 并且积极参加各项聚会。前任主席史昌林全时间服事主以后, 由于住在自己家里不方便, 就住在娄的家里, 因而学生会的工作祷告会就常在他家里举行。哪个人发过什么言, 他都知道。他在学生会担任联络组组长, 主席黄少府有什么事要联络, 都是请他去作, 其实黄少府对此人的来历并不清楚。一九五五年教会出事后, 这个人突然不见了, 到师大去找他, 也找不到他。多年以后有人问起这个人来, 黄少府还说:“唉呀, 我们太幼稚了!”其实事情是早已布置好的, 等到任务一完成, 他就被调走了。
另一个是过琦钰。她是学生会的灵修组组长。学生会请传道人讲道, 都是由她去请。所以她对每个传道人的情况都十分熟悉, 工作祷告会里的事情更是没有她不知道的。她从学生会的第二任主席之时起, 就担任灵修组组长, 跟学生会副主席武贻俊在工作上有很密切的关系。可是后来武贻俊被捕了, 她却没有事。不但没有事, 而且还升了官。她原是药学系的学生, 毕业后分配到药物研究所工作。教会出事以后, 她被调到一个医学院, 担任人事处处长, 可知她一定对革命有功。后来她向人表示说, 她放弃信仰了。其实她根本就没有信仰, 她的信仰是伪装的。
因为学生会和基督徒会堂关系密切, 所以娄古向和过琦钰进入会堂就相当方便, 因而他们能在基督徒会堂里收集情报, 向政府去汇报。
在基督徒会堂内部和王先生夫妇身边, 也安插了一些人, 知名的是黎应福夫妇。黎原是傅作义将军的参谋长, 在绥远工作时期, 因释放过共产党地下工作者 (这些人解放后已经在公安部门工作了)而对党有功。所以解放后他就在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身边工作。黎的夫人是唱戏的, 不知经谁介绍, 跟肖太太学英文。通过学英文, 了解有什么人跟肖太太家有来往, 肖家的事都是她给汇报的。通过跟肖太太的关系, 他们又打进了基督徒会堂和学生会。不但如此, 他们还去香山恩典院“灵修”, 住在那里了解恩典院的内情, 向政府汇报。
黎应福装得很属灵, 也很有追求。一九五五年八月七日夜王先生被捕后, 第二天一早他就到了南河沿协和礼拜堂 (学生会聚会和办公的地方), 在那里“读经”、“祈祷”。其实他是在那里盯梢, 看有什么人来, 和讲什么话。黎应福夫妇作的是什么工作, 当然就不言而喻了。
另一个可疑的人是翁立升。翁原是张学良将军的机要秘书。以前很少听说过他这么一个人, 但到一九五四至五五年时, 他就出现了, 周旋于北京不参加“三自”的传道人之间。他常常去王先生那里, 报告一些教会的动态, 是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一九五五年前, 他曾写过一篇文章, 说他是基督徒, 可是与他相识的人都说他不可靠。他不只在王先生被捕前经常去会堂, 就是在王先生第一次获释后, 他仍是经常去, 一点也不避讳。当一些老朋友想同王先生出去走走时, 翁总是跟着去。显然他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许多假弟兄都是在教会出事以后, 经过再三核对才发现的。上面所讲的只是已知的那一小部分。未知的有多少, 谁也说不清楚。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 一批人早已打进教会, 在那里秘密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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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一 章 中 国 基 督 教 全 国 会 议

通过全国性的控诉大会和政治学习, 到一九五四年初,“三自”已经基本上掌握和巩固了它对各地教会的领导权。“三自”筹委会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继之而来的是召开全国会议, 成立正式的“三自”组织。
全国会议之前, 北京市已经成立了“三自”分会, 各教会的牧师们都在那里开会, 讨论宪法的问题。市宗教事务处李处长打电话给王先生, 请他礼拜六上午九时去市政府谈话。政府在这一时期对王先生的态度是争取, 争取, 再争取。这种作法让人看来好像有点儿委曲求全, 显得太软弱。然而这是政府的策略, 只要王先生答应参加“三自”, 他就必然能为政府效力。
王先生按时到达宗教事务处, 经过一位女职员的通报, 李处长从里面走出来, 手里拿着一本王先生的自传《五十年来》。他把书放在椅子上, 然后开始谈话。由此王先生自然就明白李处长对他这个人已经有所了解了。王先生先问处长:
“李处长, 您找我谈话, 要谈什么呢?”
“没有什么一定的题目,”李处长很随便地说,“漫谈漫谈。”
王先生就谈起基督徒会堂成立的经过。谈到一个阶段之后, 李处长说:
“现在北京三自会的牧师们正在开会, 讨论宪法问题。好不好请你也来参加?”
“我不参加。”王先生说,“我跟北京各教会领袖们的思想、信仰完全不同, 我不跟他们来往。他们在一个屋子里开会, 我连进都不进去。”然后他接着谈下去, 一共谈了将近三个小时。电铃响了, 王先生说:
“李处长, 我要告辞了, 您该吃午饭了。”
“不忙, 不忙, 我们把这段话结束了。”他们又谈了大约十分钟。谈到一个地方时, 李处长说:
“你劝劝你们基督徒, 不要老跟别人那么格格不入, 抱敌对的情绪。应该大家团结合作才是。”
“基督徒不是不愿意团结,”王先生说,“但是他们无论在哪里, 都受人排挤, 受人歧视, 你叫他们怎么团结呢?”
“这个情况我们也知道。”李处长说,“我们要劝劝我们的干部, 以后不要老存这样的态度, 打击基督徒。”谈到十二点一刻, 王先生才告辞出来。
当天晚上基督徒会堂有青年人的聚会, 提摩太组在小会堂里开会, 大概有十几个人出席。王先生把李处长同他谈话的经过讲给大家听, 并说他拒绝参加三自会的宪法讨论会。学生们就更加清楚知道, 基督徒会堂不会参加三自会。
接着, 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开幕了。从七月廿二日起, 到八月六日止, 共十六天, 地点在北京灯市口公理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教会代表二百三十二位, 都住在前门外的招待所, 每天有好几辆大汽车负责接送。
就在这个时候, 北京三自会的四位代表, 包括王梓仲牧师(主席)、赵复三先生(副主席)、蒋翼振先生和殷继增先生, 去基督徒会堂见王先生。那时王先生正在给一对青年人证婚, 在会堂帮忙做饭的王大姐进去通报, 王先生说:
“你去告诉他们, 我正在开会, 没有空见他们。”
过了一个多小时, 证婚完了, 王先生还在大堂里跟人讲话时, 那四位代表又来了。这四个人中除了殷继增先生, 王先生还能谈得来以外, 其余三位都谈不来。王梓仲牧师不必说了, 赵复三先生给王先生的印象也很坏, 因为解放前他曾大肆吹捧美国著名现代派领袖艾迪博士。王先生对他的女同工迟太太说:
“你告诉他们, 我没有什么好跟他们谈的。”就这样把客人打发走了。
过了一、两天, 有一个早晨王先生正在大堂里同四、五个人谈话, 听见门铃响。一会儿, 王大姐拿着一张名片进来说:
“外面有几位客人要见你。”王先生一看名片, 上面写着五个名字: 陈见真、江长川、陈崇桂、竺规身、谢永钦。他们大都是从上海来的教会代表, 到北京开全国会议的。他们的平均年龄在七十岁以上, 所以人们称之为“上海五老”。他们是分乘两辆小轿车来的, 他们进了门, 车子就停在外面等。王先生知道他们来的目的是要他参加基督教全国会议, 就对迟太太说:
“你去告诉他们, 我跟他们没有什么话可谈。”
过了一会儿, 迟太太回来说:
“江长川说:‘如果王先生不愿意见我们, 我们愿意见见王太太。’”
王先生就对王太太说:“你去吧!”
王太太在会客室里见到他们。跟他们寒暄了几句之后, 江长川会督说:
“日本人组织教团的时候, 我们没有说王先生的坏话, 给他难为。”意思是说, 他们并不是跟王先生作对的人。
“你们知道明道的脾气,”王太太对他们说,“他说话不给人留情。如果他见你们, 说话说拧了, 会叫你们难堪, 那就不好了, 所以还是不见的好。”
后来外头就传出话来说,“连王明道的妻子都说他脾气不好, 你就知道这个人有多难对付了。”更重要的是他们走了以后, 就掀起一场风波来说:“‘五老’德高望重, 年龄都在六、七十岁, 王明道才只五十几岁, 就敢说不见他们, 这是多么狂傲!”因而就对王先生进行攻击, 目的是要他赶快认错, 承认应该接见。可是王先生认为他不见他们, 有充分的理由。
在这次大会上, 吴耀宗先生作了《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四年来的工作报告》, 总结四年的工作成就有四项: 一. 中国教会及团体基本上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控制, 逐步成为中国信徒自己主持的宗教团体。二. 开始肃清基督教内的帝国主义影响。三. 全国信徒提高了反帝爱国的认识, 参加了各项爱国运动和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四. 新中国的教会在爱国爱教的基础上呈现了新生的气氛。然后他指出工作中的缺点, 并且提出进一步发展三自革新运动所应进行的工作:
一. 号召全国信徒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
二. 号召全国信徒, 反对帝国主义侵略, 争取世界持久和平。
三. 继续在全国信徒同道和教牧人员中进行爱国主义学习, 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影响。
四. 贯彻自治精神, 促进教会内的团结。
五. 研究教会自养问题, 协助教会完成自养。
六. 在互相尊重的原则下, 研究自传工作, 肃清帝国主义毒素, 传扬纯正福音。
七. 贯彻爱国爱教精神, 提倡爱国守法, 纯洁教会。
这些工作几乎全是政治性的, 没有一点是关乎信徒灵性方面的。
吴先生在这篇报告中特别强调团结。但他所说的团结都是在政治上的团结, 不是圣经上所说的团结(即‘合一’)。他说:
“四年来的经验说明了帝国主义无时不在设法毁谤与破坏我们的团结, 因此我们就必须以爱教会的心, 来爱护全体基督徒的团结, 凡是有利于团结的事, 我们总要勉力去做, 凡是不利于团结的事, 我们应当随时指出, 并加以改正。
“为了团结, 我们应当承认各教会、各宗派、各个神学观点间的区别, 确立互相尊重的原则。”(注) 这些话的实质, 就是要基要派(即福音派)尊重现代派(即不信派)的信仰, 与他们和平共处。对于现代派那些假先知、假师傅所传讲的异端之道不能揭露, 也不能批评, 因为一揭露, 一批评, 就破坏了团结。既要和不信派搞团结, 就不能坚持圣经上“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 不要同负一轭”(林后六章十四节)的真理。既要搞团结, 就要跟假先知虚与委蛇, 就不能遵行主耶稣的教导:“你们要防备假先知”(马太七章十五节; 约贰七至十一节)。基督徒撇开圣经, 撇开信仰, 去跟不信派的假师傅们搞团结, 其结果可想而知, 必然是十分严重的。
会议中还举行了控诉大会。由于王先生拒绝接见北京和上海的两批代表, 大会特地请出安息日会的单乐天牧师来控诉王明道。安息日会跟其它教会向来是格格不入的, 这次大会也把他请了去, 作为代表登台控诉。他说:
“我很知道王明道的事。今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 是你们大家不知道的。在日本人占领北京的时候, 他给日本人献过铜。他谄媚日本人, 帮助日本人。当日本人需要铜, 用铜来打中国人的时候, 他就领着大家给日本人献铜, 这是多么严重的事啊!”单牧师的意思是想堵住王先生的口, 并且告诉他:“你也有把柄在我们手里。现在你若不来参加大会, 我们就要追究你以往的事。”王先生没有理他。对这件事, 王先生说了这么几句话:
“那不是献铜, 那是征铜! 北京市长命令每一家市民都要交铜。保、甲长挨家挨户地去送信, 告诉人要交多少铜。大户人家、中户人家、小户人家各交多少, 都有规定, 少一点也不行。市民把铜送去, 他们还要拿秤称, 秤砣低一点都不行。交了铜以后, 就发给你一张小单子, 上面印着两个红字“铜品”, 要市民把它贴在大门的门框上, 不然还得再交。这个单子在会堂门上贴了不少日子, 可能单乐天看见过。今天旧事重提, 为的是要找把柄来控告我亲日、媚日。”
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 与会代表、《荒漠甘泉》中文本译者唐守临弟兄去看王先生。适巧他不在家, 出去理发了。王太太见到他, 就问他说:
“听说与会的代表们今天都去游园了, 你怎么没有去?”
“琴还挂在柳树上, 我哪儿有心去游园啊!”他这句话透露出了一个有生命的人的心声: 中国教会已经被掳了, 哪里还有心去游山玩水啊?
会议结束后, 发表了一份《告全国同道书》, 正式宣布把“三自”原有的名称改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 并且成立了它的全国领导机构ΔΔ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注: 一九五四年九月三日《天风》第三十,三十一,三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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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3.8.2007 20:45
第 十 二 章 全 国 会 议 以 后

八月五日晚上, 王先生夫妇乘火车到北戴河去了。第二天一早, 徐州的王恒心牧师去会堂找王先生, 请他在一张反对原子战争的签名单上签名。王先生不在, 迟太太接见的他, 告诉他王先生夫妇都到北戴河去了。于是他对迟太太说:
“那就请你代他签个名吧!”
“我不能代他签。”迟太太说,“签名要由他自己签, 我代他签不合适。”
他们所以要王先生签名, 是因为大会的会员名册上印有王先生的名字:“王明道 北京基督徒会堂负责人”。可是实际上他并没有参加。如果王先生在上面签了名, 那就可以说他去参加会议了。既然迟太太不肯签, 他也只好走了。
王先生夫妇在北戴河住了十几天。回来以后看见《大公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 说美国人造谣王明道被政府枪毙了。为什么《大公报》要在这个时候刊登这个消息呢? 因为以英国前首相艾德礼为首的英国工党代表团, 应中国外交学会的邀请, 八月十四日到达北京访问, 并将于十七日上午与中国基督教、天主教界人士举行座谈。现在刊登出来, 为的是叫他们知道王明道依然健在。所以这个消息一出来, 陈见真主教就迫不及待地发表谈话说:“外面传说王明道被政府枪毙了, 没有这回事! 我去见过他, 他仍然在北京, 而且很安好。”于是这件事就成了一个把柄, 说王明道不肯辟谣。
九月廿三日, 王先生收到北京市宗教事务处的一个通知, 邀请所有不参加三自会的团体, 在九月三十日上午到中山公园中山堂后面的议事厅去开会。这是政府的又一次争取活动。
那天应邀赴会的教会团体计有基督徒会堂、基督徒学生会、基督徒聚会处、香山灵修院、香山恩典院、杨襄城先生的福音堂、彭鸿亮先生的东大地福音堂, 以及杨牧师的美以美会教会等十一个团体, 共一百余人。基督徒会堂出席的人数最多, 约二十人。那时的气氛已经相当紧张, 基督徒会堂的一位刘姊妹, 因为不是教会的执事, 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但她很爱王先生, 怕王先生被逮捕, 就悄悄地到公园里去观看动静, 直到散了会才放心地回家。
议事厅里的主席台上坐着两个人, 一个是现任的宗教事务处处长, 另一个是未来的宗教事务局局长。会议开始, 首先由李处长讲话, 劝大家都参加“三自”。讲完以后就问:
“大家有什么话要说, 可以随意发言。”
王明道先生第一个站起来, 激昂慷慨地讲了大约一个小时, 述说他为什么不参加三自会。他说:“我完全不能参加三自会, 因为三自会中有人连上帝都不相信, 我怎么能跟他们在一起呢?”
李处长当然明白他指的是吴耀宗先生。李处长在谈话中也提到美国人造谣, 说王明道被政府枪毙了, 可是王先生对此却没有辟谣。王先生说:“北京城里跟我在一个地方的人造谣控诉我, 我都没有办法限制他们, 何况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 我怎么能干涉得了他们, 叫他们不造谣呢?”
王先生发言以后, 还有好几位相继发言。最后李处长说:“本来我预备请大家在这儿吃午饭, 因为今天下午我们还有会, 所以就不能留大家了。”这是因为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当天到达北京, 政府要在中山公园开欢迎大会。散会时, 李处长请大家每人拿一本有关控诉美帝国主义的书回去, 这是政府送给赴会的人的。
会议中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当王先生激昂慷慨地讲论他不参加“三自”的理由时, 一位与会的老太太主动给王先生倒了一杯开水传过去, 放在王先生跟前。王先生正讲得口渴, 拿起杯来, 一饮而尽。主持会议的人聚精会神地听着, 点燃了一枝香烟, 夹在手指间未吸, 直至燃尽。而后又点燃了一枝, 还是夹在指间未吸, 直至燃尽。于是有人写了一句对偶句:“一杯开水饮尽, 两枝纸烟未吸。”用以形容主持会议的人的紧张神情和信徒对王先生的敬爱。
散会的时候已经中午十二点钟了。从香山来参加会议的人赶不回去, 王先生就请他们到会堂去吃饭。他们对王先生说:“你今天在会上讲的话, 等于给我们开了一次查经会。”
开过这次会以后, 政府知道王先生的态度非常坚决, 绝对不肯参加‘三自’, 就另提出一个建议, 告诉这些教会的负责人说:“你们既然跟他们不一样, 可以不在一起学习。好不好你们另外成立一个学习组织, 由政府派人来领导你们学习?”
政府提出新的建议, 不参加“三自”的团体当然要作出回应。于是彭鸿亮先生和杨襄城先生召集没有参加“三自”的人去基督徒会堂开会。通知信是由杨襄城先生出面寄发的, 以后这就成了他一个很重的罪名。
那天的会议有十几个人参加, 由杨襄城先生作主席。他先讲了几句话, 然后各人发言, 谈自己的看法, 最后由王镇牧师作总结。他说:“每个人参加学习, 都是以他个人(即市民)的身份参加, 不以传道人的身份参加。团体也不以教会的团体参加。”这样, 就把李处长的新建议给拒绝了。
争取的办法看来不行, 政府就另换了一个办法: 召开控诉会, 对王先生进行打击, 迫使他就范。
十月初, 北京市掀起了一个控诉王明道的运动, 这是单乐天牧师在全国会议上的控诉的延伸。作法是无论哪个团体, 凡是有基督徒会堂信徒的, 哪怕是一个市民小组, 都要开展这个运动, 来控诉王明道给日本人献铜。控诉会全是由上面布置下来的, 并且派有专人报告王明道献铜, 而且讲的话几乎完全一样:“日本人要灭亡中国, 他们没有铜, 不能造子弹, 王明道就给他们献铜, 这说明他是亲日派、媚日派。”参加控诉会的基督徒会堂的信徒们都纷纷站起来反驳说:“这不是献铜, 是征铜! 就像上税一样, 非交不可, 不交就犯法。不是王明道一个人给日本人交铜, 北京的市民, 除了讨饭的和外国人以外, 谁都得交铜。”
在交通大学的控诉会上, 一位教授听了报告以后就站起来, 对那个主持会议的秘书说:
“先生, 不要再说下去了。我认识王明道, 他不会给日本人献铜。他曾抗拒过日本人组织的‘华北中华基督教团’, 怎么能说他谄媚日本人? 你们控诉他, 太没道理。”
“我也不晓得这些事的详情。”秘书说,“上面叫我怎么说, 我就怎么说。”
协和医院也开控诉会, 医生、护士、教授都参加了。孙振陆弟兄站起来说:“你们说王明道给日本人献铜, 谄媚日本人? 王明道完全不是这样的人。他在日本人占领中国的时候, 始终不肯参加日本人组织的那个‘华北中华基督教团’, 怎么能说他媚日呢?”孙弟兄很有口才, 说话也很有力, 对协和的控诉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在他发言之后不久, 就被调离北京, 到长春第二军医大学去了。
此外在道济医院、市民小组, 都有人站出来为王先生说话。在西城, 还有李再生先生和另一位信徒到市政府去, 说:
“搞出这么一个控诉会, 说王明道先生给日本人献铜, 没有这个事儿。这是征铜! 我们都交过铜, 只要是住在北京市的市民, 哪家都得交铜, 怎么能说是王明道先生‘献’铜呢? 他不只没有献过铜, 而且始终不肯参加日本人搞的伪组织。”
控诉会的目的原是要对王先生施加压力, 迫使他参加三自会, 谁知基督徒会堂的信徒们都敢于站起来反驳, 结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就不了了之了。
打击的办法仍旧没有奏效, 政府就再变更策略: 团结已经参加“三自”的, 争取除基督徒会堂外那些可以争取的, 以孤立王明道, 使他感到大势已去, 不得不来参加。
一九五五年一月下旬, 北京市宗教事务处李处长发出请柬, 给全市各教会团体负责人, 邀请他们在一月廿六日到新桥饭店去聚餐, 但基督徒会堂负责人王明道和他的同工石天民没有被邀请。令人不解的是, 王先生的同工、基督徒会堂南城布道所负责人杨润民却被邀请了。这里有一段故事, 道出那个原因:
一九五四年, 北京市民政局向全市各市民团体发出通知, 要求他们填写团体之名称、地址、产业、领导人及其成员等等。因为圣经里讲教会只有两种职称, 即监督(或称长老)和执事, 王先生在填写“教会领导人”时, 就只填了这两种人。在“监督”一栏里他填了两个人, 即王明道和石天民; 在“执事”一栏里却填了十一个人, 其中之一就是杨润民。杨先生看了以后很生气, 就说:“这是王明道想要开除我, 不叫我在基督徒会堂里工作。”于是他跑到宽街基督徒聚会处去讲, 后来这个消息传到宗教事务处李处长的耳中。处长以为杨润民跟王明道之间有矛盾, 所以这次邀请各教会团体负责人聚餐时, 就特地邀请了杨润民, 而没有邀请王明道。其实李处长不晓得, 基督徒会堂里反对“三自”最厉害的人, 第一个是王明道, 第二个就是杨润民。杨先生收到请柬后不但没有去赴宴, 而且连个回答也没有, 可知他的态度多么强硬。他说:“我才不回答呢! 宗教事务处请教会的人吃饭, 没存好心, 就是想消灭教会。”
不参加“三自”的传道人出席这次聚餐的, 只有杨襄城先生一个人。基督徒聚会处的人虽说准备去的, 但实际没有去。很有趣的是, 聚餐的时候李处长说:“现在大家吃饭前要谢恩。”可是谢恩的时候, 只有三自会的牧师们留在那里, 政府的人都退出去了, 等谢过恩再回来, 令人啼笑皆非。
当天晚上, 基督徒会堂有个特别聚会。王先生在会上重点叙述一九五四年灵战的经过, 虽然出席者只有廿五人, 但包含的地区却相当广泛, 有来自酒泉的, 天水的, 上海的, 沈阳的, 天津的, 哈尔滨的, 保定的, 昌黎的, 赤峰的和太原的。王先生从一九五零年的基督教访问团讲起, 一直讲到一九五四年终。这个见证被带到各地去, 使多人得到坚固和帮助, 对教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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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3.8.2007 20:45
第 十 三 章 为 真 道 争 辩

一九五一年春北京会议之后, 一个轰轰烈烈的控诉运动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最初还仅限于控诉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传教士侵略中国, 包括他们在各大公会、基督教团体和出版机构的活动, 后来就慢慢转移到圣经上来, 说帝国主义利用属灵派(即笃信圣经的人)歪曲圣经, 散布帝国主义思想毒素, 离间信徒与政府间的关系, 破坏三自运动。
在控诉属灵派歪曲圣经时, 一般地说, 他们不明说圣经是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 而是说有人利用圣经散布帝国主义思想毒素, 破坏政府政策法令, 破坏信徒大团结, 和破坏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来, 信徒在读圣经和讲圣经的时候就必须先用政府的政治标准来衡量一下, 看这段(节)圣经与当前的政治是否吻合。如果不合, 就不能讲, 也不能信。所以“控诉”实际是一种遏制的手段, 通过这个办法把信徒和传道人的思想和灵性完全禁闭在政治的范畴里。其结果是读圣经的人不敢随着圣灵的引导读了, 讲圣经的人也不敢随着圣灵的引导讲了, 神的教会自然而然就变得有名无实、徒有其表了。
到一九五四年为止, 控诉的材料在基督教刊物中已经是汗牛充栋, 不可胜数。姑自《天风》周刊中刊登的《控诉揭发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材料中, 略举几例如下:
圣经上说,“不要爱世界”(约壹二章十五节); 又说,“岂不知与世俗为友, 就是与神为敌么? 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 就是与神为敌了”(雅四章四节)。控诉的人说, 这两节圣经会“使青年信徒觉得, 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与世俗同流合污’。...... 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毒辣地欺骗人, 歪曲地引证了圣经话语, 竟把人引到不辨是非善恶、蛮不讲理的地步上去。”
圣经上讲到世界末日“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销化, 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彼后三章十至十二节)。控诉的人说:“王明道反革命集团强调‘凡是人手所造的都必要毁灭’。因而使人悲观厌世, 使人想‘共产主义再美好, 世界末日一到, 还不全完!’当然再无心参加什么社会主义建设了。这是多么狠毒的居心!”
圣经称现今这个世代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太十二章三十九节), 并说魔鬼管辖的这个世界是“‘幽暗’世界”(弗六章十二节)。控诉的人说:“王明道反革命集团还有一个强词夺理的论点, 就是他们硬说今天中国的社会是‘黑暗’的。这是明明不合乎事实的。今日的中国社会正在向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光明大道前进。...... 王明道反革命集团硬要说今天的社会是‘黑暗’的, 甚至还歪曲地引用圣经, 将历史分成金、银、铜、铁、泥几个时代, 而且一代不如一代。...... 就不是在讲圣经, 而是在散布反革命毒素。”(注一)
更有甚者, 圣经上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 不要同负一轭”(林后六章十四节); 又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 外面披着羊皮, 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太七章十五节)。这两节圣经, “三自”的领袖们公开反对。他们说:“有人强调有神无神的分别, 又强调‘信的和不信的原不相配, 不要同负一轭’, 这是帝国主义所散播的毒素。”
一九五四年夏基督教全国会议前后,“三自”的领袖们更在他们的发言和文章中告诫大家说:
“帝国主义所散布的思想毒素, 掩盖了福音的真光, 是与福音的真道绝对不相容的。我们深信上帝对今日的中国教会有特别的托付, 就是肃清帝国主义的毒素, 传扬纯正的福音。”
“过去基督教被人利用了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 以致荒谬的、叛道离经的思想竟作为‘神学’传布, 纯正的信仰被歪曲了。今后我们不但要肃清毒素, 而且还要积极的发扬耶稣基督拯救的真理。......”
“一百多年来, 帝国主义曾利用传教的机会, 歪曲圣经, 在中国信徒中无孔不入的散播帝国主义的思想毒素, 要中国信徒变成帝国主义的思想俘虏。”
“关于教会的前途, 则大都觉得教会内部既是一塌糊涂, 教会与教外群众的关系又总是搞不好, 乃普遍存着悲观情绪。我们觉得问题虽然庞杂烦复(原文), 基本上究其根源, 则都是由于帝国主义的毒素损害了中国教会, 损害了中国教会与中国人民的关系, 损害了中国教会同人的头脑与心灵, 以致他们陷落在迷乱中还不自知。”
“帝国主义者为了利用传教的事业, 进行他们侵略的阴谋, 就存心设法歪曲了基督的面貌, 企图把真实的基督送进‘坟墓’, 假借传扬基督的名字, 散布着有害的毒素。”
“我们教会工作者和一般青年知识分子不同, 过去受帝国主义毒素很深。”
看了这些控诉的材料和文章之后, 许多爱慕真理的信徒都陷入极端的苦闷, 不清楚他们所信的哪些是“圣经的真理”? 哪些是“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 就在这个时候, 王明道先生挺身而出, 针对问题的要害, 于一九五四年冬写了《真理呢, 毒素呢?》一文, 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在这篇文章里,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三自”领袖们的用心和目的说:“他们所说的‘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不是别的, 正是圣经中的真理。”他们所以不敢清楚地讲出“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都是些什么, 是因为他们害怕这样作, 信徒们立时就可以认出他们的真面目来。对此王先生提出证据说:
“这些狡猾的人虽然竭力隐藏, 但还是在不知不觉之中露出了他们内心所隐藏的东西。他们说,‘有人强调有神与无神的分别, 又强调信的和不信的原不相配, 不要同负一轭。这是帝国主义所散播的毒素, 为要离间信徒和广大的人民, 使他们不能彼此团结。又有人排斥在教会中与自己信仰不同的信徒, 这也是帝国主义所播散的毒素, 为要使教会不能合一, 以便利帝国主义分子的控制。’这些话还不够使我们认识他们所说的‘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是什么吗?”
然后王先生引出林后六章十四至十八节; 弗五章六至十节; 太七章十五至廿节; 林后十一章十二至十五节; 彼后二章一至三节; 约贰七至十一节等处经文来说明有神的人和没有神的人中间有着多么大的区别; 同时叫我们知道, 防备假先知、远离假先知、拒绝假先知乃是圣经中极清楚的教训。紧接着王先生说:
“也许有人要问我说,‘根据这些教训, 我们是不是应当到处和不信的人对立, 不与他们合作, 反对他们, 厌弃他们呢?' 我们的回答是‘不应当’。我们不应当与任何人对立, 也不应当不与别人合作, 更不应当厌弃别人, 反对别人。神要我们在不信的人中间彰显他的美德, 见证他的救恩, 传扬他的福音, 尽我们的本份, 服事一切在我们旁边的人。他吩咐我们‘有了机会, 就当向众人行善, 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加六章十节)。这节经文中的‘众人’就是指着一切在我们旁边的人, 连拜假神的人和不信有神的人都在其中。...... 神也教训我们说, ‘若是能行, 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罗十二章十八节)。神既吩咐我们‘尽力与众人和睦’, 如何能要我们和别人对立, 不与别人合作, 反对别人, 厌弃别人呢?
“必有人问说, ‘神既不要我们和不信的人对立, 为什么对我们说这些话呢?’当知道神对我们说这些话, 是要我们认清我们和世人的分别, 一方面活出分别为圣的生活来, 另一方面防备魔鬼藉着不信的人向我们进行各种的试探, 并在这些试探临到的时候知道怎样抵挡。有时魔鬼藉着那些卧在他手下的人向我们施行凶猛的攻击, 也有时他吩咐他们软化我们, 诱惑我们, 把许多利益尊荣摆在我们面前, 又有时他吩咐他们对我们表示友谊或爱情, 好藉此同化我们。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和他们中间所有的分别, 不在我们和他们中间保持相当的距离, 我们便不免遭遇失败, 甚至完全被掳了。”
最后他揭穿那些歪曲圣经真理, 称它为‘帝国主义思想毒素’之人的目的说:
“我看得清清楚楚, 这就是他们为反对神的人效力, 要从教会里面来消灭基督的福音。反对神的人从一千多年历史的事实上获得了教训, 知道基督的福音和教会断不是用武力可以消灭的。不但这样, 而且福音和教会越受到外界的打击, 越发达, 越坚强。...... 他们说, 宗教断不是使用行政力量可以消灭的; 他们又说, 若使用行政力量来消灭宗教, 适足以帮助它发展。他们说, 他们要‘进行各种方式的反宗教宣传, 进行各种通俗科学知识的宣传, 提高人民的觉悟和认识, 最后彻底消灭宗教的残余。’让我清楚告诉你们吧, 这些加略人犹大的门徒这样把圣经中的真理都称为‘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 就是这种‘反基督教宣传’中的一环。不过他们不是站在教会外面反, 乃是混迹于教会里面反。这种‘反基督教宣传’比在教会外面反更容易收效, 因为他们不是以仇敌的面貌出现, 而是以朋友、家人的面貌出现。...... 这种‘反基督教宣传’进行既容易, 收效又宏大, 反对神的人焉能不衷心欢迎呢?
“反对神的人不怕那种只有形式却没有信仰和生命的教会。这种教会在世界上毫无影响, 毫无功能。这种教会既不能使人得生命和能力, 也碰不痛世上的任何人。相反的, 这种教会存在世界上, 还可以给世界增加一样点缀品, 使世界更热闹些, 更好看些。反对神的人不怕这种教会, 也不恨这种教会。他们希望教会都变成这种样式; 到那时, 礼拜堂和宗教仪式仍然存在, 基督的教会和福音却是已经消灭了。
“这些犹大的门徒竭力宣传‘肃清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 同时又不说明这些毒素都是什么, 正是为要使信徒对圣经中的每一样真理都不敢笃信, 恐怕接受了‘毒素’; 又使讲道的人对圣经中的每一样真理都不敢讲, 恐怕散布了‘毒素’。日久天长, 讲的人没有可讲的, 信的人也没有可信的, 结果便把圣经中的真理都‘肃清’了, 教会信仰也就完全破产了。
“也许有人要问说,‘这些人既不说明「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都是什么, 为什么他们又提出前面所说的那两点来呢?’那就是因为这两点是要消灭福音和教会最要紧的两件事。‘信的和不信的原不相配, 不要同负一轭。’这是神给他的孩子们的一道坚固的围墙, 为要保守他们不受仇敌的损害。只要我们不拆毁这道围墙, 我们便总是安全的。...... 不信的人想要同化我们, 诱惑我们放弃信仰, 叫我们离开神, 第一步就是先愚弄我们, 使我们将我们和他们中间的界限化除, 使我们不再觉得我们和他们是两种绝对不同的人, 不再觉得他们是在那里千方百计的要引诱我们离开神。...... 反对神的人无法叫我们不听神的这段教训, 犹大的门徒为帮助他们, 便起来欺骗信徒说, 这段教训是‘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
“防备假先知、远离假先知, 也是神为我们的安全而赐给我们的警告。假先知最怕我们防备他们, 远离他们, 因此他们便高唱‘合而为一’、‘彼此尊重’、‘互相包容’、‘要看别人比自己强’等等的口号。如果我们本着圣经, 教导信徒防备他们, 远离他们, 不与他们相交, 他们便说这种教训是‘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他们想藉着这种说法恐吓我们, 使我们不敢再讲这些教训, 这样他们便可在教会中为所欲为了。
“反对神的人在教会外面竭力要使我们离弃神, 假先知们在教会里面也设法要使我们离弃神。如果我们听从神的教训, 持守神的真理, 一方面与不信的人保持相当的距离, 另一方面拒绝假先知, 远离假先知, 他们对我们便束手无策, 一筹莫展。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他们虽然不敢明说圣经中别的真理是‘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 但这两样真理他们却不得不说了。”(注二)

注一: 见《天风》周刊刊载《‘控诉揭发王明道反革命集团’的前言》一文
注二: 见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王明道着《真理呢, 毒素呢?》一文。全文附在本书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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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3.8.2007 20:46
第 十 四 章 双 方 的 论 战

《真理呢，毒素呢？》一文的发表，引起了一个轩然大波。“三自”的领袖们一个又一个地出来反击，有的是对圣经提出新释，作为理论的根据；有的则是从政治上扣帽子，以达到威慑的目的。
第一个出来应战的是秦牧先生。他在《天风》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作《‘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的正意与曲解》。他根据政治的要求对林后六章十四至十八节作了新的解释，用来说明反帝爱国运动的正确性。虽然他也效法王先生，在文章中引了许多圣经并逐一诠释，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所引的这些圣经和所作的解释，与“同负一轭”的正意都是毫不相干的。最后他作出结论说：
“首先，根据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信与不信不要同负一轭是教训我们不在罪恶的事上有分，而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乃是正义的事业。帝国主义干涉我国内政，制造国际紧张局势，扩大侵略战争，是罪恶的活动，我们反对帝国主义这些罪恶活动乃是正义的举动。基督徒参加这个正义的事业是可以的，也是应当的。
“其次，根据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信与不信不要同负一轭是教训我们忠心保守信仰的纯洁。而反帝爱国运动并不是某一种信仰的结合，因此并无妨碍信仰的可能。不但如此，通过反帝爱国运动，我们更认识了帝国主义不但用军事、政治、经济的手段侵略我国，而且还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曲解圣经来散布思想毒素；因而使我们起来肃清帝国主义的思想毒素，恢复我们的信仰的纯洁。因此参加反帝爱国运动不但不妨碍我们的信仰，而且还能纯洁我们的信仰。基督徒拒绝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并没有圣经的根据，而是出于帝国主义的思想毒素。”
这篇文章的写作目的是使信徒背离这段圣经的正意，放胆去搞“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王明道先生看了以后，在一九五五年三月三日的日记里说：“读《天风》上秦牧一篇歪曲圣经文章，与众讨论。”因为文章内容牵强附会，不值一驳，王先生没有公开反驳它。
第二个出来应战的是丁光训先生。丁先生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廿八日的《天风》周刊上发表了他的一篇谈话摘要。他说：
“我很高兴，能有这发言的机会。我愿意就‘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和‘我们中国基督徒反帝爱国大团结’这两个问题谈一谈。
“作为一个牧师，我最愿意做的就是多讲些关于主耶稣基督的道理。可是，今天世界上发生了一些事情，连牧师也不能安心做牧养的工作了。这是什么事呢？就是有些人不喜欢新中国，不喜欢我们为自己建造一个比较好一些的生活...... 他们挥舞着原子弹要我们重新向他们跪下来。这是任何有自尊心的中国人所受不了的。”
他谈完第一个问题之后，就把矛头直接指向王明道先生说：
“现在我要就我们之间的团结问题说几句话。
“就在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们的这时候，也就是帝国主义必须加紧利用基督教的时候，也就是帝国主义巴不得我们不团结的时候，也就是全国人民期望我们基督徒进一步加紧团结以反对帝国主义阴谋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少数人正在制造分裂；在帝国主义正要我们分裂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分裂，这是怎样一回事呢？
“据说，团结的阻碍是信仰问题，不少信徒受了蒙蔽，果然以为这里面有什么信仰问题。我很怀疑，到底是信仰上有着某种了不得的不同而不能团结呢？还是为某种了不得的原因不肯团结，而夸大信仰上的分歧？
“究竟我们的基本信仰有什么不同？...... 当然各宗派在信仰上、生活上、组织上各有特点，但这只能说明基督教的丰富，这只能引起我们的感谢，那里能作为分裂的借口呢？...... 我亲身经验到：三自爱国运动尊重各教会在信仰方面的特点，互相尊重的原则足够保证维持信仰，也不必因参加这运动而作一点一撇的修改的。”最后丁先生说：
“更加叫人痛心的是：今天，有人竟然随意把‘不信派’的帽子对别人乱扣。这是什么行径呢？我们说话应当在神面前负责任。既然人是因信基督而得救的，基督已经为他死了，我们不称他为弟兄，我们反称别人为‘不信派’，这就是在神面前控告人、咒诅人，叫神不救他们，定他们的罪，排斥他们于天国之外。我们是谁，敢在神面前这样妄作见证，诬陷别人？我们能负得了这责任吗？”（注一）
过了大约一个半月，崔宪详先生也在《天风》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作《一定要巩固和扩大我们的团结》。他说：
“这个团结最大的特色就是以互相尊重信仰为原则。我们都知道，基督教内虽有许多不同的神学派别，然而我们的信仰基本上却是相同的；所以要互相尊重，是因为在基督徒当中，对于这个相同信仰的认识、体会和经验是多少有些轻重，深浅，重此重彼的分别。换句话说，就是各宗派、各团体的信仰是在‘大同’之中存在着‘小异’。”
接着，他又针对王先生文章中所提出的“既然这样恨恶‘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又这样大声疾呼要肃清‘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为什么不清楚指明究竟那些道理是‘帝国主义思想毒素’呢？”这一问题作了回答，并且加以批判：
“这等人对于三自爱国运动根本就不曾正确的注意过。在大控诉时期，许多人的控诉中都具体指出了他们所觉悟到的帝国主义思想毒素。在全国各地的学习班中，也有许多同道说明在他们信仰中所渗（原文）杂的帝国主义思想毒素。这些材料在基督教的刊物中不断的有所披露。只要人肯注意是不会看不到的。倘若是看到了，而仍然说出以上的话来，那必是‘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听是听见，却不晓得’。
“正像发现细菌而加以消灭是有益于人的身体健康，发掘思想毒素而加以肃清是有益于人的灵性健康的。照样，否认细菌的存在而任其繁殖是有害于人的身体健康，否认信仰中渗（原文）杂有帝国主义思想毒素的存在而任其流传，也是有害于人的灵性健康的。
“还有人以扑风捉影的讽刺、影射、暗示，来攻击积极推动三自爱国运动的人们，说他们信仰不纯，说他们动机不好等等......你所反对的到底是三自爱国的运动呢？还是这个运动当中的这个人或那个人呢？假设你不反对这个运动，为什么不以有‘纯正’信仰、‘清高’生活和‘纯洁’动机者的身份出来参加运动，纠正他人的错误，补充他人的缺点和软弱呢？你之所以不肯这样做，岂不证明你是以攻击个人为手段，来破坏这个运动么？”（注二）
过了一个礼拜，汪维藩先生也在《天风》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我们虽多，仍是一个身体》。他先叙述了他一九四七年蒙恩后的一段经历。他说他起初很单纯，可是后来慢慢地听说教会里有一些人虽然也称基督徒，却是不信宝血、不信道成肉身、不信复活、不信神迹、不信圣经的。从此，在他脑子里面开始虚构了一个派别，属于这个派别的人是不信这样、不信那样的。他说他一九五一年到杭州中国神学院去读书，就是带着这样的思想去的。最后，他转学到金陵协和神学院。他说：
“特别是在金陵协和神学院将近三年的生活，我始终没有遇到往日所虚构起来的那一个‘不信派’。几年来正像是作了一场恶梦，而今在梦醒之后，又回到了初蒙恩时的那一种单纯的情况之中...... 我们中间虽也有些不同，但这些只是大同中的小异。这一些小异的存在不但不会妨碍信仰，反而使大同更为充实，更为丰富。”（注三）
参加论战的，除了以上几位之外，还有鲍哲庆、张光旭、陈见真、孙鹏翕等诸位先生。声势之大，可谓空前。
王明道先生成了众矢之的。所有那些攻击他的文章都归根结底到一点，即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是一个正义的运动，理所当然要受到全国教会和信徒的热烈欢迎。任何人反对这一运动，都是抱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即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王先生根据上面文章中所提的，在一九五五年夏季《灵食季刊》上发表了他不朽的名著：《我们是为了信仰》。
以往的时候，双方的论战虽然已经开始，但还没有达到点名的地步。现在不同了，因为他们都说教会在信仰上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只不过是大同中有小异，王先生不得不指出来，三自爱国运动的主席吴耀宗先生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代派（即不信派），并且引出吴先生自己的著作来，说明基要派（即福音派）和现代派不是在大同中有小异，而是两个水火不能兼容的根本对立的信仰。然后他再就崔宪详先生、丁光训先生和汪维藩先生文章中所提的一一进行反驳。首先他引出吴耀宗先生着《黑暗与光明》一书中的一段话，来说明基要派（Fundamentalism）与现代派（Modernism）中间的分歧。吴先生说：
“第一次大战结束后的十年间，是世界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国的资本主义，空前繁荣的时期。资本主义的繁荣，是由于科学的发明，技术的进步，生产的突进，生活的提高，而这一切的成就又都由于人类理性和思想的发展。人可以用理智去认识世界，增加他的幸福，解决他的问题。这一信念，被用到基督教思想去的时候，就变成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所要反对的是基要主义，前者代表进步思想，而后者则代表保守思想，在基督教的教义中，这两派思想所争执的，主要有五点：第一点是关系圣经的本身。基要派认为圣经的一字一句，都是上帝所默示的，而因此就不会有任何的错误。现代派却根据圣经批评（Higher Criticism）的方法，认为圣经的写成，虽然是由于上帝的启示，但我们却不能根据字面去解释圣经...... 圣经不是一本一字不错的科学和历史的教科书，而只是信仰和生活的一个可靠的指导。圣经所包括的时间达一千年之久，在这个长时期中，如果说传说和记录，一点没有错误，那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一个争论当中，创世记中人种由来的说法，更成为辩论的焦点。基要派认为人是上帝‘超自然’创造的结果，而现代派则接受了天演论的说法，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由于自然演进而成的ΔΔ甚至可能由猿猴演变而成的。
“现代派和基要派所争执的第二个题目是耶稣降世的问题。基要派认为耶稣的降生是超自然的ΔΔ是由童贞女怀孕而生的，而现代派则认为童贞女生耶稣这个故事，只能把它当作一个寓言看。
“现代派和基要派所争执的第三个问题是赎罪问题。基要派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替人赎罪的挽回祭，它把上帝对人的忿怒，变成上帝对人的饶恕。这是十七世纪宗教革命的一个基本信仰。但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者，却认为十字架只是显示了上帝慈爱的能力，我们因为这个爱，就能与上帝成为一体。我们并不必相信一个忿怒的上帝，要求一种救赎的代价。
“现代派和基要派争执的第四点是复活的问题。使徒信经上说：‘我相信身体复活。’使徒信经是第三世纪的作品，那时候的基督徒，大概和埃及人一样，认为没有身体的复活，灵性的复活就不可能。基要派相信耶稣的肉体复活是必需的，否则耶稣就没有胜过死亡。现代主义者并不否认复活，但他们认为复活不一定是肉体的复活...... 现代主义者认为是否相信肉体复活，是与整个基督教信仰没有多大关系的。
“两派争执的最后一点是关于耶稣的再来。同保罗和古代的基督徒一样，基要派相信耶稣马上就要驾着云彩，以肉身再度降临世界，而现代主义者则认为耶稣再来的说法，只是一个诗意的象征。”（注四）
吴先生所讲的这段话不是道听途说的。他在美国读过三年多的神学和哲学，他所入的神学院是属于“现代派”的（见《黑暗与光明》一书第七十八页）。从他自己的介绍里我们可以看得十分清楚，我们所相信的基本要道，现代派可以说一样也不信。
王先生在《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中告诉我们说：“近二、三十年来，在我国一些大都市中的教会里面，都发生过这种基要派与现代派的冲突，虽然不太激烈，多多少少也不是没有的。前燕京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君所写的《耶稣传》，就是一本中国现代派典型的著作。上海青年协会书局所出版的关于基督教的书籍，绝大部分是现代派所写的。”
谈过现代派的真相以后，王先生接着谈到崔宪详先生的文章《一定要巩固和扩大我们的团结》。他说：
“崔君所说‘基督教内虽有许多不同的神学派别，然而我们的信仰基本上却是相同的，所以要互相尊重。’又说，‘各宗派、各团体的信仰是在大同之中存在着小异’。那么所谓互相尊重信仰，就是‘互相尊重这种大同之中的小异。大同之中必有异，但小异无碍于大同。’我不知道崔君所说‘我们的信仰基本上是相同的’和‘在大同之中存在着小异’是否也包括着‘基要派’和‘现代派'...... 崔君是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干事。他绝不可能不知道基要派和现代派在基本信仰上是完全不同的。也决不可能不知道基要派和现代派的信仰不是大同之中存在着小异，乃是冰炭不能并立。如果崔君知道基要派和现代派的信仰是完全不同的，那么他所说的这几句话就不是实话。如果崔君认为基要派和现代派的信仰根本是相同的，是大同中存在着小异，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崔君是属于现代派的，而且在这一点上，他不及吴耀宗君诚实。”
然后王先生又提到丁光训先生在《天风》周刊上发表的那篇发言摘要。他引了该发言的第二部分那一段话说：
“丁君在这一段话的开头发了一个问题说，‘就在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们的这时候，也就是帝国主义必须加紧利用基督教的时候，也就是帝国主义巴不得我们不团结的时候，也就是全国人民期望我们基督徒进一步加紧团结，以反对帝国主义阴谋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少数人正在制造分裂；在帝国主义正要我们分裂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分裂，这是怎样一回事呢？’
“好阴险的存心！好恶毒的诬陷！把信仰的分歧完全撇开不提。单刀直入，一下子就把‘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和‘帝国主义加紧利用基督教’两件事扣在那些为要保持信仰的纯洁而坚决不肯和‘不信派’合作的人身上。‘有少数人正在制造分裂’。‘分裂’岂是‘制造’出来的呢？分裂岂是从现在起始的呢？远在二十五年以前，我就大声疾呼，警告真信主的人和不信派分离。”王先生引了一九三零年一月廿三日他所写的《合一呢，分离呢？》，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他写的《谨防假师傅》，和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四日他写的《给今日教会的一个严重的警告》这几篇文章中的话，来说明他在二十五年前就坚决呼喊分离：不是要真信主的彼此分离，乃是要真信主的人和不信派分离。然后他接着说：
“丁君说，‘在帝国主义正要我们分裂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分裂，这是怎样一回事呢？’ 丁君似乎已经发现了什么证据，证实了‘帝国主义’和‘我们就有了分裂’有着某种关系。但丁君又不明说他得了什么证据，却用一句问话，来使读者自己去揣测。好在无论揣测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来，丁君都可以不必负任何责任，因为丁君并没有明说‘是怎样一回事’。
“吴耀宗君告诉我们说，美国的基要派和现代派中间曾发生过争论，‘而最热烈的是一九二二年。在基要派中最特出的人物是纽约的曼宁主教 （Bishop Manning），而现代派的健将则是纽约协和神学教授富司迪博士 （Harry Emerson Fosdick）。’（见吴耀宗着《黑暗与光明》一书第一八九至一九一页）。不知道丁君曾否调查过他们中间的这种争论是否被‘帝国主义所利用’？是否‘帝国主义要他们分裂’？”接下去，他谈到丁光训先生的论点，说我们之间的的基本信仰没有什么不同。王先生说：
“丁君是金陵协和神学院的院长，绝不可能不知道基要派与现代派在基本的信仰上有着多么重大的差异，但他居然说出，‘究竟我们的基本信仰有什么不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丁君并没有‘夸大信仰上的分歧’，却是‘抹煞’了信仰上的分歧。他所以抹煞了信仰上的分歧，明显是为要使人认为那些为信仰不肯团结的人并不是为了信仰，而是被帝国主义所利用，然后把一个政治上的罪名加给那些人。”在提到丁光训先生所说的‘我们是相信同一位天父，同一本圣经，同蒙一位基督的救赎，同蒙一位圣灵的带领’时，王先生说：
“这几句话用在真实信基督的人身上诚然是对的，但对现代派就不能应用这句话了。现代派不信圣经上关于神造人的记载，不信圣经上关于童女生耶稣的记载，不信圣经上关于耶稣替人赎罪的道理，不信圣经上所记耶稣身体复活的事实，不信圣经上所记耶稣再来的应许。将圣经中这些要道都推翻了以后，我不晓得他们所信的圣经上的道理还剩下多少？说这般人与我们‘相信同一本圣经’，这句话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对丁光训先生在发言中所提的‘有人随意把不信派的帽子对别人乱扣’这一问题，王先生说：
“我郑重告诉丁君，‘不信派’这个名词不是一顶帽子，它是指着一种人说的。这种人自称是基督徒，但他们不信圣经中那些需要用信心接受的真理，不信人是神直接创造的，不信耶稣是藉童女降生，不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替人赎罪，不信耶稣身体复活，不信耶稣再来；他们不明说不信，却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掩饰他们的不信，到有需要的时候，他们还可以说他们完全信这些道理。但‘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他们既然不信，总不能长久遮掩得住他们的真相。既然实际有这一种人，谁是这种人，谁自然就是‘不信派’，这岂是‘随意乱扣帽子’的事呢？” 最后，王先生就丁先生在发言中所引的一段圣经上的话“神已经接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发表意见说：
“这实在是一段很宝贵的教训，可惜这段经文的前后还有一些话未曾被丁君完全引出来：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各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 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 这样看来，我们各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罗十四章一至十二节）
“读过这一段经文以后，我们清楚看见保罗写这一段话是因为当日罗马的教会中有人为食物和日子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这段话是对这些信徒写的。这些人都是真信耶稣的人。他们不像不信派那样，不信耶稣是由童女所生，不信耶稣替人赎罪，不信耶稣身体复活，不信耶稣再来。罗马的这些信徒都是有信仰的人，而且都是有相同的信仰，他们只是在食物和日子这些事上有不同的看法而已。因此，保罗劝他们不要彼此轻看，彼此论断。若把这段经文用在那些抵挡真道的假弟兄和假先知身上，便完全错误了。
“论到这般人，我们所应当引用的圣经不是罗马书十四章，乃是约翰贰书：“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分。”（约贰九至十一节）
最后，王先生在《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里也提到汪维藩先生在《天风》周刊上发表的文章《我们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在引述了汪先生的这篇见证之后，他说：
“这一段话真令人惊奇万分！...... 三十多年来，稍明白一些教会的情形的人都知道基要派与现代派的分歧。怎么到今日又变成了‘虚构起来的’一件事呢？汪君在金陵协和神学院读书将近三年，难道没有看过该院刊行的《金陵协和神学志》么？如果汪君没有看过，好不好让我介绍给他一点资料？
“《金陵协和神学志》创刊号有该院副总务长韩彼得君的一篇《金陵协和神学院介绍》，内中有几句话说：‘我们的神学院是由十一个单位联合起来的，各单位所代表的宗派关系、神学观点和历史传统是有些不同的，因此在各地同工同道的怀念中对这「信仰问题」是比较关心的...... 虽然我们之间在神学观点上是有「现代派」和「基要派」（或称属灵派）之分别，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所信的实在是保罗所说的「一主、一信、一洗、一神」...... 为了贯彻互相尊重的原则，...... 教务处规定神学和圣经范围内的若干课程各按「现代」或「基要」的观点分班上课。这样就保证了神学观点上的互相尊重和教学上的自由。’
“该创刊号内又有该院教授臧安堂君的一篇《十个月来‘协和’生活的一点体会》。其中有几句话说：‘金陵协和神学院是过去由十五个大公会在中国或独办或合办的十一个神学院（内三个圣经学院）协和而成。大家所承接的教会传统，所习惯的宗教生活，有着相当的差别。有的在崇拜仪式上比较保守，在神学思想上反比较维新。有的在崇拜仪式上注重简化、活泼，但在神学思想上反而极为保守。有的被称为基要派、属灵派，有的被称为现代派、维新派。’
“金陵协和神学院的副总务长和教授都毫不隐讳的承认了该院内有‘现代派’和‘基要派’的分别，而且教务处规定神学和圣经范围内的若干课程各按‘现代’或‘基要’的观点分班上课。像这样分班上课的学习制度足证明了这两种观点中间是有着怎样的距离！而汪君今天竟会认为这个‘派别’是他‘脑子里虚构起来的’，这不是一件怪事么？
“汪君说：‘我们中间虽也有些不同，但这只是大同中的小异。这一些小异的存在不但不会妨碍信仰，反而使大同更为充实，更为丰富。’这几句话怎样与崔宪详君所说的话那么相似呢？有人信人是神造的，又有人信人是‘由于自然演进而成的ΔΔ甚至可能由猿猴演变而成的’；有人信耶稣是由童女马利亚生的，又有人说这不过是‘一个寓言’；有人信耶稣死是替人赎罪，又有人否认赎罪的道理；有人信身体复活，又有人说是否相信复活‘是与整个基督教信仰没有多大关系的’；有人信耶稣的再来，又有人认为耶稣再来的说法，只是‘一个诗意的象征’。这都不过是‘大同中的小异’！‘这些小异的存在不但不会妨碍信仰，反而使大同更为充实、更为丰富。’这种用‘小异’所充实、所丰富的‘大同’若更‘充实’一些，更‘丰富’一些，基督徒的信仰就完全消灭了。”最后王先生郑重宣布他的立场说：
“我在这里要郑重说明：我们不但不和这般‘不信派’有任何联合，或参加他们的任何组织，就是和一切真实信主、忠诚事奉神的人也只能有灵里的合一，而不应当有任何组织形式的联合，因为我们从圣经中找不着这样的真理和教训。我们在信仰上的态度是：凡是圣经中的真理，我们都接受、都持守；圣经中所没有的东西，我们完全拒绝。为向我们的神尽忠，我们不惜付任何代价，作任何牺牲，歪曲和诬陷是吓不倒我们的。
“人的嘴长在他们自己的头上，他们愿意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不过事实永远是事实，不但神看得清楚，属神的人也看得清楚。无论别人怎样歪曲、怎样诬陷，我们是为了信仰！”
                 ＊＊＊＊＊
古时的以色列民偏离正道时，神总是差遣他的先知到他们那里去，将神的话传给他们，叫他们悔改，离弃罪恶归向神。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当主的真道被掩蔽，主的教会暗淡无光时，神也照样兴起了王明道先生，作为时代的先知，大声疾呼地责备罪恶，劝勉信徒离弃罪恶归向神，过圣洁的生活，行神所喜悦的；同时又毫不留情地责备假先知，指出他们的错谬，并且警戒信徒防备他们，远离他们，以免陷在他们的谬误里，贻害终身。
《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发表后，王先生作为时代的先知的使命实际上已经完成了：神要他说的话他都说了，神要他讲的真理他都讲了，神要他发的警告他都发了。凡与信徒有益的，他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他不愧为一位时代的先知，忠心地完成了神所交付他的一切任务。从此以后，他不需要再讲更多的话，写更多的书，因为他所作的已经够了。神要把他隐藏起来，修理造就他，使他作好准备，迎见他的神。

注一： 见一九五五年三月廿八日《天风》第十二期
注二： 见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六日《天风》第十九期
注三： 见一九五五年五月廿三日《天风》第廿期
注四： 见吴耀宗着《黑暗与光明》一书第一八九至一九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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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3.8.2007 20:46
第 十 五 章 风 声 越 来 越 紧

双方论战之所以产生, 主要是由于王先生在一九五四年冬季《灵食季刊》发表的那两篇文章《真理呢, 毒素呢?》和《顺从人呢, 顺从神呢?》, 回答了“三自”诸先生发表的言论, 并且击中了他们的要害, 同时也由于他对全国教会日益扩大的影响。从一九五四年夏到一九五五年春, 全国各地不断有教会和个人, 因着王先生的见证, 认识了“三自”的本质, 并且退出“三自”。单就一九五四年而论, 全国会议之后就有许多信徒和传道人, 从各地(包括东北和西北地区以及广东、上海、南京等省市)来问王先生有关“三自”的问题。有的是亲自上门来访的, 也有的是写信来的, 王先生都一一作答, 把“三自”的真相告诉他们, 并且把吴耀宗先生一九四五年发表的《上帝在那里?》那篇文章念给来访的人听, 他们就明白“三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有的回去以后就退出了“三自”。一九五五年全国各地退出“三自”的计有: 青岛青年学生团契在年初退出了“三自”; 二月中旬到三月下旬, 长春市的西三道街教会、浸信会和三道沙子教会相继退出“三自”; 北京市基督徒聚会处也在此时正式声明退出“三自”, 同时还邀请王先生在四月四至五日去该教会给青年圣徒讲道数次, 这是前所未有的事; 四月初旬, 南京教会掀起了一个反王明道运动, 但以失败而告终; 同时, 上海又有油印刊物出版, 主张退出“三自”。五月初, 上海三自会正式成立时, 该市最大的教会ΔΔ基督徒聚会处没有参加。五月下旬, 西安市基督徒聚会处退出“三自”; 六月初旬, 呼和浩特市基督徒聚会处退出“三自”。在中国的大地上, 从北到南, 由西到东, 不断有退出“三自”的事发生。
对于这些退出的事, “三自”当然感到很气愤, 除了连篇累牍的笔伐之外, 还加以口诛: 二月下旬, 上海“三自”召开大会, 控诉王明道; 五月初旬, 上海三自会正式成立时, 该市教会(除基督徒聚会处外)几乎被一网打尽; 同月, 西安三自会开会七天, 专门控诉王明道。这一系列的事对王先生都是冲击, 但他并没有动摇。
尽管“三自”写了那么多文章, 作了那么多工作, 信徒只要一听见王先生所讲的真理, 因为有圣灵作工, 很快就清楚了。政府如果不加干预, “三自”肯定即将趋于崩溃。为支持“三自”免于失败的命运, 五月十八日政府毅然采取严厉措施, 在天津逮捕了徐弘道先生。徐原是王先生基督徒会堂的同工, 后来被天津圣会所请去作牧师。他也像王先生一样, 拒绝参加“三自”。天津市有一座三层大楼, 原是内地会撤离时留下来的, 政府示意徐弘道可以接收, 正如北京市有一座外国人遗留下来的礼拜堂, 政府曾示意王明道可以接收一样。王先生拒绝了, 但徐先生却去接收了。这件事引起天津各教会牧师的嫉妒, 纷纷起来攻击他, 并且喊出一个口号:“信仰有自由, 爱国没自由。”他甚为惧怕, 就离开天津圣会所, 搬到北京去住, 随即被西城麻线胡同教会请去作牧师。他刚一上任, 就请王先生去讲道, 更引起别人对他的忿恨, 说他又跟王明道联系起来了。其实这种话并不是现在才有的, 当他还在天津圣会所时, 因为他的教会和北京基督徒会堂以及北京基督徒聚会处过从甚密, 就被认为是联合起来抵挡共产党。徐先生在这个时候应邀回天津领会, 结果就在那里被捕了。
徐弘道先生被捕后, 又有风声传来说, 外地不参加“三自”的信徒陆续有被捕的。看来这是大圈套小圈, 只是北京还没有动。
徐先生的被捕虽然使王先生感到愤慨, 但实际上对他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因为第一, 他十分相信政府宣布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第二, 他从未接受过任何外国津贴。在他看来, 徐的被捕主要是因为他接收了内地会的财产。其实王先生想错了, 政府此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而在乎向他发出一个严肃的警告:“我们可以逮捕徐弘道, 也照样可以逮捕你。”目的是促使他悬崖勒马, 及早回头。
六月下旬, 王先生在夏季《灵食季刊》上发表了《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态度之明朗, 立场之坚定, 一望便知这里再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政府的努力全部落空了, 下面的一步就是逮捕王明道, 并且为逮捕作好舆论准备工作。
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一日《天风》周刊发表了一篇“社论”, 题目是《加强团结, 明辨是非》。(注一) 这篇社论首先提到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目的。它说:
“这个运动的主要目的, 是团结所有信徒, 肃清百余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基督教内所散布的邪恶影响, 积极参加反帝爱国和保卫世界和平运动, 建立我们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接着它谈到对于那些还没有参加的人的态度说:
“对于少数还没有参加的人, 仍然是敞着大门, 不断伸出友好的手, 用爱心和耐心指引他们, 希望总有一天大家开诚相见, 欣然共处。”然后笔锋一转, 就把矛头直接指向王明道先生:
“当然, 我们也早已料到, 有个别像王明道先生那样坚持错误、以‘不变应万变’来破坏三自爱国运动的人, 纵然把道理都说尽了, 也是不会有丝毫感动的。恰恰相反, 我们越是胜利, 他就越要破坏; 因为在反帝爱国的立场上, 本来就是‘冰炭不能并立’的! 对新中国的现实, 他们没有人民的感情, 心里却像灌满了铅, 日益阴暗沉重; 这种出于政治上仇恨的‘本能’, 就必然用尽一切方法来破坏基督教的反帝爱国运动。
“在今天, 基督教团结的基础是反帝爱国, ...... 如果抽去反帝爱国的共同基础, 而就在新中国的‘此时此地’挑起所谓‘基要派’与‘现代派’的争战, 王明道先生到底是何用心呢? 这难道还不是‘为了某种了不得的原因不肯团结而夸大信仰上的分歧’么? 难道说, 我们真的需要把反帝爱国大团结的前提撇开不谈, 而引起一场‘基要派’与‘现代派’的混战么? 如果这样, 岂不是正中了帝国主义分裂我们的阴谋诡计, 而干出‘亲痛仇快’的罪恶勾当么? 不管是谁, 如果这样存心并见之于言行, 那就是中国人民的罪人, 教会的罪人, 历史的罪人! 他‘应当小心神公义的审判’和广大信徒群众的斥责。”最后社论郑重声明, 并且发出号召说:
“我们是为了反帝爱国! 这就是我们与王明道先生假藉信仰作口实而进行破坏反帝爱国的原则分歧! ...... 我们必须从反帝爱国的政治原则来同王明道先生划清是非界限, 一切爱国爱教的基督徒都应当积极投入这个斗争。”
作为神的仆人, 王先生说:“我们是为了信仰!”, 作为反对神的人的仆人, ‘三自’说:“我们是为了反帝爱国(即为了政治)!”各有各的主人要服事, 一个是属灵的, 一个是属世的, 确是‘冰炭不能并立’。既然王先生已经成了‘人民的罪人, 教会的罪人, 历史的罪人’, 自必为中国国法所不容, 他的下场如何, 当然就是“三自”所说的‘公义的审判’了。
“社论”是一个信号: 王明道先生被捕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除了这篇文章以外, 同期《天风》还发表了一篇“短评”, 题目是《批评与团结》。在这一时期的《天风》周刊上又陆续发表了秦牧、丁灵生、江文汉、汪维藩、孙鹏翕、郁罕、叶保罗和崔宪详等诸先生的文章, 点名批判王明道。
七月下旬, 北京开始动手了。首先是在各大专院校开展运动, 要求凡在基督徒会堂聚会的学生们都站出来, 交代王明道的事。如果抗拒, 那就逮捕。北京人民大学研究生吴德详是天津人, 来京后因常去王先生那里聚会, 校方要他交代, 他不肯, 就对他施加压力。七月廿四日, 他因精神支持不住跳楼自杀, 送到中直医院, 很快就死了。之后, 北京市各机关团体和学校也都要求他们单位里去基督徒会堂聚会的人, 交代王明道的事。
八月二日, 北京医学院开大会, 要柳月青、史申骅交代王明道。柳是福建人, 来北医读书, 曾向王先生申请受浸。两个人都因拒绝交代, 在大会上被当场宣布逮捕。
王先生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在教会外面, 他面临的是“三自”领袖们群起而攻之; 在教会内部, 有人因受压过重而自杀, 有人因坚持真理而被捕, 有人因软弱而放弃信仰, 更有人为名利而卖主卖友。此时王先生是外有争战, 内有忧患, 压力之大是空前的。这场争战从一九五一年起, 至今已持续了四年之久, 如今又面临孤军作战, 他无论是精神上或体力上, 都已经感到疲惫不堪了。
给他刺激最大的, 莫过于他的老友、天津的李伯蘅大夫。李在解放前原是一位热心爱主爱人的基督徒, 与王先生的关系十分密切。解放后他在峰峰煤矿工作时, 为一碗“红豆汤”(创廿五章廿七至三十四节)竟出卖了儿子的名分, 而且以后见人就劝人放弃信仰, 绊倒了很多的人。他与王先生已经多年没有见面, 但在八月三日, 正当王先生处于千钧一发的时候, 他突然出现了。一见面他就问王先生:
“你还那么迷信吗?”
“伯蘅,”王先生惊讶地说,“你怎么说这话啊? 你怎么说我迷信呢?”
他声明他已经放弃了信仰, 并对王先生说,“你们不必为我祷告。”他还劝戒王先生在当今反对神的时代, 不能再证明神的存在; 又说讲道要迎合人的心理, 讲人喜欢听的等等。过了一会儿, 王太太走进来, 跟他只讲了几句话, 他就勃然大怒, 对王先生说:“你还那么迷信, 我们没话说了, 我走! 我走!”说完就拂袖而去。
李伯蘅大夫这次来访, 给王先生刺激很大, 王先生在他当天的日记里详细记载了这件事:
“李伯蘅来访, 言返京奔父丧。劝予勿触人之怒, 谓室外黑板上写的经节, 于今日反对神之
时代, 仍证神之存在殊不当。又谓讲道只当讲人乐听者。又谓予不签名(反原子战)事非是。又
谓一切为了政治。讯以基督徒一切当为何事? 八时三十分, 妻入室, 与伊谈数语, 伊怫然惊,
大怒而去, 挽之不得。予殊不悉伊之改变一至于此也, 心中受刺激甚深。”
李的言行实在亏负主恩。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仍被投入监狱。一天他在狱中口渴, 想要喝水。人家叫他把头伸出来, 他就把头伸出铁栏杆外。因为他的头大, 耳朵被铁条卡住缩不回去, 被人用棍子活活打死了。神是轻慢不得的。既尝过主恩的滋味, 却又卖主, 结局何等悲惨。
王先生当日深受刺激, 夜不能寐。过夜一时才入睡, 四时半突然惊醒, 心中充满恐惧, 他预感到他要被捕了。
八月四日清晨消息传来:“黄禹先昨夜在寓所被捕。”正吃早餐时, 有四个检查卫生的人进来, 到处查看。实际是观察地形, 作好逮捕前的准备工作。
八月七日(星期日), 北京医学院和协和医学院搞运动, 不放假。当日下午, 两校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应届主席、副主席以及上届主席均在大会上被当场宣布逮捕。
“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场雷厉风行的大逮捕迫在眉睫了。

注一: 见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一日《天风》第廿六,廿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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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3.8.2007 20:46
第 十 六 章 基 督 徒 会 堂 的 最 后 一 日

一九五五年八月七日(星期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它标志着基督徒会堂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自立、自养、自传的教会的结束。从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献堂之日起, 到这时为止, 已经整整十八年了。这个教会历尽沧桑, 如今已经光荣地完成了她的使命, 她的牧人王明道先生也结束了他作为时代的先知的传道之工。
最近以来有不少迹象表明, 很快就要出事了。首先, 王先生看见《天风》上刊载一篇文章, 内中有一句话说了四、五遍之多:“王明道先生, 你的政治立场错了!”公开提名警告, 说明他们已经不客气了。另一件事是过了几天, 一位从冀东来的木匠给他送来一张传单, 题目是:《加强团结, 明辨是非》。其中的意思是说, 我们要团结起来, 反对那些反动的东西。最后还有一件事, 就是数日前老友李伯蘅大夫的来访。看他那个惊恐万状的神情, 王先生意识到自己的被捕就在目前了。
七日一大早, 会堂看门的冯起弟兄端来了一盆荷花, 说这是马利亚的香膏, 献给王先生, 为浇奠用的。从这些话看来, 好像他知道马上就要出事似的。最近一个时期, 这个弟兄情绪很不稳定, 一会儿顶高兴, 一会儿顶忧愁、又顶生气, 弄不清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在会堂里一直是个有问题的人物, 对王先生有不满。他出身于旧警察, 说起来是个政治上有历史问题的人, 很容易被收买, 有人猜测他老早就在暗中为政府工作了。尽管如此, 他毕竟在会堂里呆了这么多年, 与王先生多少也总有些感情, 看见王先生大难临头, 可能出于良心的驱使, 作了这么一件事。
十时半上午礼拜开始之前, 一个姓李的女学生来对王先生说:
“大爷, 大爷, 今天我来聚会的时候, 有人跟着我。”
“你甭害怕,”王先生安慰她说,“有神看顾我们, 保守我们。”但他心里已经有点感觉, 可能要出事了。那天礼拜聚会的人数特别多, 大会堂里坐满了, 院子里还坐了有二、三百人, 总共大约七、八百人。王先生那天的讲题是《他们就是这样陷害耶稣》, 严厉责备犹大的门徒造谣诬蔑, 陷害忠心事奉神的人, 讲道十分有力。
刚一散会, 就有人来告诉王先生说:
“今天聚会来了好多我们不认识的人, 面目很生。”
吃过午饭, 王先生躺下休息了一会儿。起来以后, 隔壁一个女孩子来对王先生说:
“伯父, 我看见有几个人在会堂外头看你的地形, 好像要爬上墙似的。”王先生听了有些害怕, 想夜里可能他们会跳墙进来。
下午, 教会的擘饼聚会来了大约二百人。临散会时, 王先生想可能这是最后一次的聚会, 就叫章纪勇和章师训两位弟兄去甘雨胡同家中, 拿了二百本他的自传《五十年来》, 送给来聚会的人每人一本。
晚上还有一个小型的祷告会, 参加者除了王先生和他的同工以外, 还有史昌林、章师训、王笃恩等几位青年弟兄姊妹共十余人。他们祷告的时候, 来逮捕他的公安人员实际已经等在墙外, 可是他因为身体过度疲劳竟睡着了, 就像客西马尼园中的那几个门徒一样,“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等他醒来时, 已经十点半钟, 于是他说:“我们该散会了。”祷告会就是这样结束的。
* * * * *
王先生对待今天这场属灵的争战和他对待一九四二年那场争战, 有很大的不同。回顾一下他在一九四二年那场灵战的经过 (详见《五十年来》第五章第一四四至一五三页), 对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都会是有益的: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 日本与英美两国交战, 那日上午, 北京各英美差会所设立的礼拜堂都被封闭。各教会的领袖们在那时都十分焦急, 他们集议怎样维持工作, 因此便成立了一个‘北京基督教维持会’。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六日下午, 忽然有一位青年会的干事, 到我这里来述说各教会已经组织了一个‘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他受该会会长的委托, 劝我们加入该会; 并说如果不加入, 恐怕以后教会会发生困难。当时我真不知道该怎样答复, 只告诉他说晚间再给他回答。这天晚间我同妻并两位教会中的同工和另一位弟兄谈论这事, 我们一同跪下祷告。不到几分钟, 我忽然想到经上的话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 不要同负一轭。’(林后六章十四节) 我不再求告了, 我只感恩赞美, 因为我已经明白了应当怎样应付这一件事。”
那次灵战临到时, 他不是胸有成竹, 而是先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去求问。不单是自己祷告, 而且和教会同工一起跪下来祷告。这是那次争战得胜的原因之一。从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 每逢教会切切祷告的时候神就会发命令, 显大能, 使他的教会得着胜利。在一九四二年的那次灵战中, 他祷告了不到几分钟, 就有神的话临到他, 使他明白当怎样应付那一件事。但这一次的争战他既没有那样的经历, 更没有神特别的话语和能力赐给他, 他只是按照他认为对的去作了。他所倚靠的乃是一九四二年那次得胜的经验, 以致失去了单纯信靠神的心。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败。
在那次灵战里, 除了上述经历以外, 他还经历过主在客西马尼园中祷告的滋味:
“四月三十日的晚间我从外面回来, 进晚餐的时候, 妻交给我一封信, 是联合促进会寄来的。信内说:
‘敬启者, 我基督教各宗派、各公会, 因时局之演变, 为促成教会自立、自养、自传之实际
精神起见, 组立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总会已于四月十八日正式成立, 本市按章应设分会。
贵堂既在分会区域内, 有参加之必要。特请派遣代表, 于五月一日上午新十时出席, 共讨进行
。聚会地点假米市中华基督教会。此上
基督徒会堂
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北京分会启’
“以前的三个多月虽然联合促进会也曾屡次劝诱, 总是托人来谈谈。这时候书面的通知来了, 并说‘有参加之必要’。我们也必须给他们一个正式书面的答复, 这时不免正式交锋了。那天晚间九时半, 在别人都睡了以后, 我独自坐在会堂的南面台阶上思想这件事: 参加这个巴比伦式的‘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是违背神的旨意, 不参加势必受日方的干涉, 遭遇封闭, 我个人也难免遭遇危险。我也想到了我那年迈的母亲, 如果听见我被逮捕, 她一定要焦急惊恐, 不知会发生什么变故。
“我在月光下思想了一些时候, 就走进小会堂内去跪下祷告。祷告以后, 再到月光下去思想; 思想以后, 又到小会堂中去祷告, 这样往返有好几次。我平日自己祷告很少发出声音, 那夜却是大声祷告, 以致楼上睡眠的同工都清楚听见。我那夜明白了我的主在客西马尼园中祷告的滋味。直到后半夜二时我才上床就寝。感谢神, 那夜他扶助了我, 坚固了我, 赐给我信心和勇气, 使我决定心志不参加‘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那夜只睡了四个小时的觉, 梦中仍是接连不断的梦见那些事。次日清早, 我写了一封信, 交工友送交联合促进会。”
主在客西马尼园时, 他心里“极其伤痛, 祷告更加恳切, 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祷告了, 回到门徒那里, 然后又去祷告, 这样往返有三次之多, 因而有被捉拿后在公会前和彼拉多庭前的得胜。王先生也是那样, 在月光下思想, 走进小会堂祷告, 然后回到月光下思想, 往返有几次之多, 所以有他日后会见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文化局调查官武田熙先生时的胜利。可是这一次不同了, 他不只没有主在客西马尼园中那样的祷告, 而且在最紧要的关头睡着了。事实证明, 当日他所传的道自始至终都是真理, 直到今天仍然为人所持守, 而且服膺弗违; 他也仍是那么热心, 那么勇敢, 但是他里面却少了神所赐的那个属灵的力量。失败寓于得胜之中, 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敬虔事奉神的人引以为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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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3.8.2007 20:47
第 十 七 章 逮 捕 王 明 道

八月七日晚间祷告会散了以后, 王先生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见写字台上放着好几封信, 就坐下来在南窗前的灯下看信。因为天气特别热, 他就脱了小褂, 赤背坐在那里, 王太太也站在他身后看信。这时已经快十二点钟了, 王太太忽然听见房顶上有声音, 就对王先生说,“我去看看。”她刚走到小客厅门口, 政府的公安人员正要进来, 一碰见她, 马上把她铐起来, 叫她坐在小客厅的沙发上, 不许动, 也不许出声。这时王先生还在聚精会神地看信, 一点也没有觉察到外面所发生的事。突然他听见后面有人大吼一声:
“不许动!”
他站起来回头一看, 只见在离他四、五尺远的地方, 一个公安人员手里举着一把手枪, 指头扳着枪栓对准他, 就像马上要开枪似的。他心中一惊, 登时两腿发软, 往床上一坐。另外一个公安人员手里拿着逮捕证走过来, 叫他在上面签字, 然后把他铐起来, 问他说:
“街门的钥匙在哪里?” 王先生这才知道他们不是从街门进来的, 而是跳墙进来的, 就回答说:
“在门房看门的人那里。”
那人听了这话就出去了。另外一个人见王先生赤着背, 带着手铐没法儿穿衣服, 就拿起他的小褂往他头上一搭, 结果碰掉了他的眼镜, 就这样把他从房间带到院子里。一会儿从街门进来三十多个人, 有拿枪的, 有徒手的, 还有几个女公安人员, 都站在他的四围。王先生是深度近视眼, 不戴眼镜, 一尺以外的东西都看不清楚, 所以他从里屋出来, 经过小客厅时, 没有看到王太太, 心里很是不安。到了院子里, 他看见本地段派出所的户籍警站在旁边, 就问他说:
“我妻子在哪里?”
“她也被捕了。”
王先生一听说妻子被捕, 心里就慌乱起来。他万万没有想到她会被捕, 因为他认为反对三自会的是他, 而不是她; 而且即使反对三自会, 那也不构成犯罪。所以他对周围的公安人员说:
“我是守法的公民, 你们为什么逮捕我?”
两个公安人员立时捂住他的嘴, 推他往门口走, 他感到很气愤。出于生来那个倔强的性格, 他就喊:“逮人了, 救命啊!”故意叫人听见, 知道这里发生不法的事了, 以示抗议。这是公安人员执行逮捕任务时禁忌的事, 所以话刚出口, 他们马上用小褂整个蒙住他的头, 把他推上汽车开走了。
就在这时, 北京城的上空乌云密布, 雷电交加, 滂沱大雨裂天而降。雨一直下到八日夜, 几乎没停, 这是北京市八月罕见的现象。更不寻常的是, 北京郊区竟全然无雨, 直到八日清晨才下了点儿蒙蒙细雨。天也为神儿女们所遭遇的表示了忿怒和悲哀。
王先生被带走之后, 紧跟着把王太太也带走了。她当时穿着一件短袖衬衫和衬裙, 还没有来得及换衣服。脚上穿的一双新布鞋, 是一位姊妹亲手做了送给她的。她见外面大雨倾盆, 舍不得这双新鞋, 就把鞋子脱下来, 放在夹肢窝里。公安人员递给她一把雨伞, 她就光着脚丫, 淌着雨水走出去了。
除了王先生夫妇外, 当天夜里被捕的还有教会同工石天民、迟张荷静; 执事张丽峰; 青年人史昌林、章师训、凌云峰等; 以及在东大地布道所被捕的彭鸿亮, 在西城麻线胡同教会被捕的王长新, 在香山被捕的陈善理, 在长春被捕的孙振陆, 和在广州被捕的凌向高等。加上七日白天在北医和协和两校批斗大会上被捕的在内, 第一批被捕的大约有二十人。
北京城里一片阴森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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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3.8.2007 20:47
第 十 八 章 被 捕 入 狱

捕人的汽车开到一个地方就停了。他们把小褂从王先生头上拿下来, 他才看见那是草岚子胡同看守所。进监以后, 他被单独关在一个房间里, 里面只有一张能睡四、五个人的木板炕。
当天夜里, 他被喊到审讯室去。他还不知道那是审讯室, 也不知道问他话的人是审讯员。他一进去就问那人说:
“我妻子也被捕了吗?”
“捕的是你, 捕她干什么?”这是审讯员向他说的第一句谎言。那天夜里没有谈别的, 只问了一些他个人的事, 就如他的工作和家庭成员等等。他觉得这属于个人隐私, 别人不得过问, 所以就对审讯员说:
“我个人的事, 没有告诉你的必要。”
“你现在不是公民,”审讯员严厉地说,“你是我们逮捕来的犯人! 我们问你什么, 你就得回答什么。”这时他才知道他已经失去了公民的身份, 就按照所问的讲了一些。
从审讯室回到监房, 他躺在炕上, 直到天亮不能入睡。他心里想:“我为什么被捕? 我犯过什么罪? 我没有犯过一条国法, 没有偷过一样东西, 也没有作过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我被捕没有别的原因, 完全是为了反对三自会。”于是他想,“如果我说三自会是正确的, 是合理的, 他们就会放我出去了。”所以第二天早晨提讯的时候, 他一到审讯室就向审讯员说:
“我反对三自会, 三自会是政府支持的, 我反对三自会就是反对共产党。”此外他还说了一句谎言:“三自会是正确的, 是合理的。”他以为这么一说, 问题就解决了。其实他错了, 说了第一句谎言, 就得说第二句, 第三句, 第五句, 第十句, 第一百句 ......, 而且越说越多, 从这时起, 他就开始说起谎来。
审讯员一听这话, 觉得正是施加压力的好机会, 于是把眼睛一瞪说:
“你还不交代你的问题!”
“叫我交代什么呀?”王先生不明白他的意思。
“你不是反对三自会吗?”审讯员问他。
“反对三自会是信仰问题, 与犯罪没有关系。”王先生说,“反对三自会, 并没有犯一条国法啊!”
审讯员严厉地说:“反对三自会, 就是犯罪!”
这句话可把他给吓糊涂了, 于是他就把反对三自会当成罪状, 承认自己犯了罪。接着, 审讯员问他:
“你们教会里都有哪些人工作?”
他说了好几个人, 可就忘了梁立志, 因为解放后梁在基督徒会堂仅仅工作了三个月就走了。审讯员追着问:
“还有吗?”
他想了想说:“没有了。”
审讯员看他想不起来, 就提醒他说:“冀东的。”
一说冀东的, 他立时想起来了, 说:“梁立志!”
“你说说梁立志是怎么一回事?”
他就把梁立志先生的事讲了一番:
“起初他到我那儿去订《灵食季刊》, 告诉我说他在丰润县美以美会工作。过了好多年, 到日本快投降的时候, 一天夜里他又到我那儿去。我问他从哪里来? 他说从西安来。我问他怎么上西安去了? 西安是自由区, 北京是日本人占领地, 他怎么能从西安来呢? 他说他不满意老家那个环境, 去西安找一个朋友, 在那里加入了国民党, 成为战干团的成员。我说:‘你怎么可以加入国民党, 做这种事? 国民党是非官、非民、非军、非警, 什么也不是, 但什么都管。你应当敢快去脱离啊!’讲到十一点, 我催他走, 他说旅馆都住满了, 没有地方可去, 请求在我那里借住一夜, 否则只有露宿街头。我因为怕他给日本人弄死, 留他住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就打发他走了。日本投降后, 他又来了, 说河北省党部派他去昌黎县当国民党的书记长。”这时审讯员插进来说:
“你知道县书记长是干什么的吗? 那是国民党的重要干部!”
“他没有当成啊!”王先生说,“他们已经派了一个书记长去了。后来他脱离了国民党, 要求在我们那儿工作, 我因为正需要一个精明强干的人, 就把他留下了, 而且给他报了户口。”
“你藏匿国民党特务!”审讯员严厉地说。
“我们户口本上有他的名字, 怎么叫藏匿呢?”王先生说,“而且解放后反动党团登记时, 他返回原籍去自首了。”
审讯员严肃地说:“他是书记长, 是大反动派, 你留着他, 你敢保证他在你那里没有作过党部的活动吗?”
王先生说:“我不敢。”后来他想他应该说“我敢”, 因为北京市公安局保证他没有容留梁立志在那里干政治活动。如果有的话, 一定会把他传去问话, 或者带到昌黎县去对质。梁立志先生从被捕到枪决, 北京市公安局始终没有找王先生谈过一次话, 这就证明梁立志没有在他那里干过什么政治活动。只是因为那天他整夜未睡, 又被那枝手枪吓糊涂了, 脑子一时没转过来, 所以不敢说“我敢”。就是因为他不敢保证, 所以他包藏国民党特务梁立志的罪名就成立了。到此为止, 他已经承认了两项他根本没有犯过的罪。
王太太进监后, 也立即提讯。她到了审讯室, 就坐在那里用两只手搓脚, 因为她的脚还是湿的。审讯员问她:
“你为什么不交代? 你害怕?”
“我不害怕。”
“那, 你是诡辩。”
“我也不诡辩。”
“你不老实。”
“我没有不老实。”
她头上的发针因为进监时被收去了, 两根小辫子就垂下来。发梢尖尖的, 她不由自主地用手不停地绕她的发梢。
“你别玩那个!”审讯员说,“你上这儿干吗来了?”
“我是反革命。”
“反革命! 什么事?”
“梁立志是国民党员,”王太太说,“我们劝他脱党, 他脱了党, 就把党员证扔在炉子里烧了。从那以后, 他就一直跟我们在一起。解放后过了三个月, 他回原籍去自首。这三个月住在我们那里, 不就是包庇反革命吗?”她这是想给自己加上个罪名。
开头两次提讯, 审讯室门口有三个站岗的, 那样子真是又怪又可怕。她想:“这些人怎么长得这么怪啊?”
审讯员问她:“你害怕不害怕?”
王太太说:“我不害怕。”
提讯常常在夜里, 刚刚躺下, 铁门咔嚓一声开了:“提讯!”每次她从监房出来, 总是一边走, 一边求天父给她当说的话。走到审讯室门口要喊一声:“报告!”这时她就求天父预备她的心, 带领她说该说的话。有一次审讯员问她:
“王明道讲道, 你讲道不讲道?”
“我不会讲道, 不过有的时候在我们妇女聚会里我也讲。”
“你怎么讲? 你讲给我听听。”
在她被捕之前, 她们妇女聚会正好查罗马书第二章, 她就把这段话讲给审讯员听:“圣经上说,‘你这论断人的, 无论你是谁, 也无可推诿。...... 因你这论断人的, 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我们常会批评别人, 可自己多少时候还就犯这个毛病。不说别人的错时, 自己还不犯; 正说人家错时, 自己倒犯起来了。”说了这话以后, 她想:
“哎唷, 坏了, 他可能想我在假藉机会说他了。”还好, 审讯员没说什么。
对王太太的审讯没有接触到什么实质问题, 政府是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王先生身上, 因为他们想只要王先生转变过来, 王太太就跟着过来了, 其实他们估计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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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九 章 在 审 讯 中

到了九月, 天渐渐凉了。王太太夜里没有被子盖, 白天身上穿的仍旧是那件短袖衬衣和衬裙, 而且仍旧光着脚, 没有袜子穿。她向政府要求取衣服, 政府答应了, 就叫她开条子。开完以后, 管理员对她说:“你给王明道也开一张, 取他日常需要的东西。”她就又开了一张, 取他的被子、褥子、衣服等, 还给他要了一副眼镜, 因为王先生被捕时戴的那副眼镜掉在地上摔坏了, 现在要的这副原是备用的。王先生是高度近视眼, 不戴眼镜跟人家讲话, 连对方的脸都看不清, 更不用说脸上的表情了。所以被捕后这一个月来, 他感到非常不方便。
东西取来之后, 管理员把王先生的那份直接送到他监房里去, 并且对他说:“你老婆给你送东西来了!”老婆送东西来, 当然说明老婆在家喽, 王先生当时就信她还在家里。管理员所以这么说, 是为了跟审讯员在审讯室所说的话一致:“捕的是你, 捕她干什么?”显然, 他们二人所说的跟派出所那位户籍警所说的互相矛盾。
九月下旬, 审讯员对王先生说:
“你写写刘景文的材料。”
王先生心里想,“她有什么材料可写的啊?”但又不能不写, 于是就写了一句:“她也反对共产党。”他为什么这样写呢? 因为他一进监, 他们就说他反对共产党, 所以他想每个进监的人必定都是反对共产党的。这时他对王太太的被捕与否, 开始有些怀疑了。到了十月初, 管理员给他送来一双冬天穿的旧皮鞋和一条新棉裤。放在炕上, 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旧皮鞋是他每年冬天都穿的, 那条新棉裤却是从未见过, 他想一定是他被捕后, 王太太在家里给他缝的。现在必是她也被捕了, 同工迟太太给她送东西的时候, 也把这两样东西给他带来了。从这以后, 他就认定王太太也在监里。其实无论是迟太太或是王太太, 她们都和他在同一天夜里被捕了。
审讯室的审讯员和监房的管理员是密切联系着的, 而且同监犯人的所作所为, 也多少都有管理员的授意或暗示。他们掌握了王先生胆小的特点, 从审讯室到监房都采取同一策略, 就是千方百计地恐吓他。审讯员不好随便说的话, 常常藉着监房犯人的口讲出来。而且他们说话的口径十分相似, 以致王先生都分不清什么是政府的政策, 什么是犯人的胡说。
在审讯室, 审讯员向王先生交代政策:“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监房的犯人跟着就说:“你认的罪越多, 出去的越快。把自己说的越坏, 越说明你老实。......”而且还说:“你不认罪, 审讯员一翻脸就把你拉出去枪毙, 叫你死得很惨。......”他们就是这样昼夜地逼他、恐吓他, 使他整天生活在恐惧中。
共产党有一整套很强的政治逻辑。你不接受则已, 一旦接受了, 就得跟着它往前跑。政治学习的目的就是帮助你接受这一套逻辑, 并且把它贯彻到你的思想和行动中去。监号里的政治学习是在更加强大的压力下进行的, 作为一个犯人, 你只有唯唯诺诺, 没有别的出路。
审讯一直进行下去, 对王先生的审讯总计有几十次之多。一般地说, 审讯员并不直接教给你讲什么和交代什么, 而是诱导你往那条路上走, 让你从自己口里, 讲出政府要你讲的话来, 并且按照政府的意思把问题交代出来。事实上你不这样交代也不行。
九月初旬, 审讯员启发王先生交代一个问题, 就是“在教徒与非教徒、以及教徒与政府之间制造对立。”王先生说:
“李处长跟我谈话时, 劝我们基督徒不要老跟不信主的人那么格格不入。我说:‘这不能怪基督徒啊, 因为他们到处受人歧视。’李处长说, ‘这事我们也知道, 以后我们要教导这些人不要歧视基督徒。’”
过了些日子, 审讯员对王先生说:
“我见过李处长了, 他没有说过那个话。”
李处长明明说过, 哪年、哪月、哪个时间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审讯员竟说没有那么一回事! 这可把王先生气昏了, 他随即喊了一声:“天哪!”因为几天前审讯员跟他说过,“这里是法庭, 不许你再提‘神’字。”于是他就不敢再提‘神’了。但他喊天, 还是指着神说的。这件事又把他逼到一个地步, 必得承认那是他自己的罪行。
在审讯室, 只许你说政府要你说的话, 不许你说真理, 与政府的意图有抵触。有一次审讯时, 审判员提到控诉的问题, 王先生说:
“圣经上从来就没有过控诉的事。”
审讯员没有办法反驳他, 就诉诸恐吓:
“你还是保持你那个立场!?”
这句话的份量相当重, 他害怕了, 唯恐审讯员一变脸, 就把他拉出去枪毙, 于是认错说:
“我不知道现在的情况, 我说的话可能有些是不合适的。”
审讯员为了压他赶快交代问题, 就尽量说些恐吓的话。他为了得释放, 就一步步退却, 把自己置于完全被动的地步。
* * * * *
王先生的失败始于八月七日之夜。七日的白天他还是那样刚强, 那样勇敢, 怎么一夜之间竟会失败下去, 而且失败得这样惨, 简直判若两人呢? 一九九零年当他被问及此事时, 他很坦白地说:
“解放后不久我曾去天津, 看见在一片砖墙上用白漆写的四个大字ΔΔ‘宗教自由’。我说这就是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 告诉全国信徒说: ‘不要害怕, 信仰自由。’我很相信这话。从那时起, 我就一直相信共产党不会干涉人的信仰, 所以我才发表了那么多为信仰争辩的文章。
“我的失败也和一九四二年那场灵战的胜利有关。我想日本人那么厉害, 势力那么大, 我都始终没有屈服, 我还怕什么? 《东莱博议》上说:‘天下之事胜于惧, 而败于忽。惧者福之源也, 忽者祸之门也。’我失败就失败在‘忽’和‘不惧’上。为什么呢? 因为我跟日本人战斗了八年都没有失败, 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忘记了我还是个人, 我还有肉体呢! 有人问我是日本人可怕, 还是共产党可怕? 我说:‘还是日本人可怕, 因为他们不会说中国话。共产党是中国人, 我能跟他们讲理。’谁知共产党不跟我讲理, 用一枝手枪就把我吓糊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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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3.8.2007 20:48
第 二 十 章 与 罪 犯 同 处

王先生进监时，头两天关在一个单人房间里，第三天就调到一个三人房间，跟另外两个犯人住在一起。这两个犯人一个叫蒙光华，另一个叫王克道。蒙是给日本人当皇协军的，帮助日本人打中国人。王克道始终没有暴露过他的身分，谁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听他的口音知道他是东北人，而且他还认识沈阳教会的一些人。至于他为什么被捕？没有人敢问他，因为他很厉害，他一瞪眼睛连蒙光华都害怕。他的名字跟王先生的名字也实在凑巧，一个叫王克道，一个叫王明道。顾名思义，王克道是来克服王明道的。王先生怀疑他是政府公安人员，装作犯人来诱他的口供。四个多月之久，王先生就在这两个犯人的手下受尽了折磨和痛苦。
王先生刚调到那个三人房间，就问蒙光华说：
“这是在哪里？”
“这是在郊外。” 蒙回答说。
王先生知道郊外没有天主堂，可是他却听见天主堂的钟声，他想郊外怎么听得见天主堂打钟的声音呢？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就在西什库天主堂附近。
王、蒙二人看出王先生胆小的弱点，就故意吓唬他。蒙光华对王先生说：
“你可得老老实实地交代问题。若是抗拒的话，审讯员一翻脸，马上就进来两个人，把你的手往后一背，拉出去枪毙。”他还告诉王先生说，“有一种子弹，叫‘四七子弹’，打到脑子里，活是活不成了，可死也一时死不了，得在血泊里痛苦地翻滚几个钟头，才能慢慢地死去。”王先生信以为真，觉得那太可怕了，比五马车裂的情况还要难受。其实哪里有这么回事？都是他们编造出来，故意吓唬他的。
晚上他们三人睡在一个炕上。王先生睡在中间，他们二人睡在他的两边。好几次王克道睡到半夜，“啪，啪，啪”地狠命打王先生的嘴巴和脸。他被打醒了，就质问他：
“你为什么打我？”
“我作梦了，我梦见打人了。”其实他不是作梦，而是故意的。这种行为虽然不能说是政府人员授意的，但至少是默许的，因为不论作什么事，只要能起到一个作用，叫人交代问题，都是政府欢迎的。
王先生跟这两个犯人在一起时，整天就是听他们骂他。蒙光华的口里尽是说些污秽、淫乱的话。姓蒙的说，姓王的听。有时两个人就唱：“叹人生啊，叹人生啊！”王先生实在难以忍受，心里痛苦极了。
有一天早晨，这两个人突然向王先生发了一个问题：
“你除了刘景文（即王太太）以外，还跟别的女人发生过关系没有？”
“没有。”
“你不能没有。你传道三十年，到过二十几个省份，听你讲道的人成千上万，不可能没有年轻的女子追逐你。你一定有，不可能没跟别的女人发生过关系。你说吧，说了对你有好处。”他们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个神父，交代了他同他生母发生关系，几天以后就出监了。他们劝他：
“你快交代吧，交代了对你有好处！”他们就是用这种办法来套供。然后又说：“我们不是为了自己。你出监又不能把我们带出去，我们是看你太痛苦了。你若交代了，几天以后就能出去。”
“没有，叫我怎么交代呢？”王先生说，“要交代，就必得讲出那个对象来。我诬赖人，人家能答应我吗？不要跟我拼命吗？中国女人最注重贞洁，我说她跟王明道发生过关系，她不能到监里来打我嘴巴？”
两个犯人每天从早到晚就是跟他谈这个问题，谈了很长一段时间，看他实在没有，才不再谈下去。
他们为什么那样积极地追问这种事呢？王先生第一次获释以后，从《天风》周刊发表的材料里晓得，当时教会一位很有名望的人，被捕后交代了他在这方面所犯的罪。他比王先生小两岁，他们想他能犯这种罪，为什么王明道不能？所以就天天逼着问他，想在这方面抓他的把柄。但王先生确实没有犯过这种罪，他们也只好作罢了。
* * * * *
王先生年轻时也确曾遇见过这样的试探，但感谢神，都得胜了。他特地讲了他的经历，勉励一切作主工的青年人，谨防魔鬼的陷阱。他说：
“第一次试探是：我在广州领会时，有一位传道的姊妹陪着几位年轻姊妹来看我。她介绍其中一位，说她新近死了丈夫。第二天这位姊妹在我吃饭的时候，拎着提盒送两样菜来给我吃，并且坐在那里跟我闲谈。过了几天，她又拎着提盒送两样菜来说：
‘请你尝尝我们广州人的口味！’
‘谢谢你，请你拿回去吧！’我说，‘我这里的菜饭足够吃的。我告诉你：下次再来见我时，千万不要自己来，要找几位姊妹与你同来。你要谈什么，先把它写出来，不能随便谈，因为那没有意思。’
当时我住的地方是个很大的院子，只有我和一个看门的住在那里。看门的在门房睡，我住在后面一座楼上，没有第三个人。我要是在那里犯罪，容易极了。可是感谢神，他保守我始终没有起那种恶念。
“第二次试探是：有一年夏天，我到蚌埠去领会。客栈的伙计拿着灯笼接客，上面写着：‘某某客栈’。我叫了一个伙计，请他给我找一个单人房间。
他把我送到那里时，门口站着一个女的。我对那个女人说：
‘请你出去好不好？我要关门。’
‘这么热的天，干吗关门？’她不肯走。
‘我不要人站在这儿，请你走吧！’我就把她赶走了。
“第三次试探是：有一回我在香港讲道，一位弟兄开车去接我，把我送到一个最大的酒店，是基督徒办的，那里不许伙计给客人叫娼妓。伙计不去叫，但娼妓自己来，这是他们商议好了的。那位弟兄把我送到三层楼上的一个房间后，就带我去澡房洗澡。我进去以后，就把门从里边锁上了。有一个女的，穿得很漂亮，先在我的房门口吹口琴，然后又跟到洗澡房，一直等到我洗完澡出来，她还在吹。我看见她了，却没有理她。回到房间以后，她又跟到我的房门口吹。没办法，我只好把灯关掉。她看看没有希望，这才走了。
感谢神，这三次试探，他都保守了我，使我没有沾染污秽。”
* * * * *
一九五六年元旦，王先生进监快要五个月时，王克道说：
“今天是元旦，我们大家来谈谈各人的思想。”
王先生说：“我进监四、五个月了，天天祷告求神救我出去，可是到现在也没有效验。”
王、蒙二人对他说：“好了，你信仰摇动了，你快写写你信仰摇动的经过吧！你这样一写，过不了几天就会提讯。”
材料交上去以后，果然很快就提讯了。从进监起，到那天为止，四个多月来审讯员审他时，总是叫他站着。可是那天不同了，审讯员叫他拉过一张椅子来，跟审讯员靠着炉子坐在一起。那时正是小寒时节，天气很冷。审讯员说：
“我看见你写的材料，我很高兴，我知道你的信仰已经摇动了。现在我对你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想杀了你；另一个意思，我看你是个人才，想叫你为政府作些工作。”
“我信仰已经摇动了，”王先生说，”还能为政府作什么工作呢？”
“还传道啊！”
“我信仰都摇动了，怎么能传道呢？”
“没关系啊，你可以用演戏的方法传道嘛！梅兰芳演杨贵妃时，明明是姓梅，上了台就姓杨了。明明是男的，上了台就变成女的了。”
“这个我可作不到。”王先生说，“演戏就得说谎，我一说谎，我就痛苦万分。”
“你痛苦是因为你不习惯说谎。你多说几句谎，就习惯了。”
审讯员看他不肯答应，就说：“你去吧！”
到了监号，王、蒙二人问他审讯的经过，他不肯说。过了一天，他才把经过的情况讲出来。王克道听了以后就对他说：
“政府叫你演戏传道，你就演呗！”
“我不能演戏。”王先生说，“演戏就得伪装，伪装就得说谎。我一说谎，心里就痛苦。”
“你心里痛苦是因为你不习惯说谎。”王克道劝他，“你多说几句，就不痛苦了。”
王先生接受不了，却又不敢反驳，因为他已经完全被他们掐在手里了。
由于不答应演戏传道，他回监房以后就好些日子不提讯了。他心里挂念着妻子：她是个南方人，只能吃米饭，不能吃窝窝头。在家里连吃饺子都吃不饱，必须吃碗米饭才行。在监里这样一天两顿窝窝头，怎么能活得下去？他担心她过不多久，就得饿死在监里。于是他写材料说，愿意接受审讯员的意见，用演戏的方法传道，结果没过几天又提讯了。
审讯员说：“很好，你演戏吧！”
怎么演呢？他一向是不看戏的。演戏就必得伪装，他怎么办得到呢？提讯的时候，审讯员对他态度很好，因为觉得他是跟政府走一条路子了。其实他自己明白，他所以写材料说自己信仰摇动了，是因为他觉得神对他不公义、不慈爱，没有听他的祷告。至于他的思想，仍旧是原封未动：他并不怀疑神的存在，甚至当他嘴里说神是虚无缥缈的时候，心里仍旧笃信神是真实的，因为几十年的经历证明，神是千真万确的。
一月下旬，王克道调走了。蒙光华见王克道到吃饭的时候还没回来，就对王先生说：
“王克道大概是枪毙了，你看，他到吃饭的时候还不回来。你可要小心，下次该轮到你了，你也快要死了。”
王先生听了，心里十分紧张。蒙又问王先生是在几号审讯室受审？王先生告诉了他，他就说：
“你犯过大罪！你杀过人吧？你赶快承认吧！”
“我哪里杀过人啊？”王先生说，“我连鸡都不敢杀，还敢杀人？”
五个多月的时间，他们就是这样翻来覆去地折腾他，吓得他连话都不敢说。
王克道走了以后，就剩下他和蒙光华两个人了。因为没有第三者在，蒙就更加肆无忌惮地欺凌他。有一天蒙动手打他，把他打倒在地上。王先生说：
“你打我，我报告管理员。”
蒙就躺在地上，说：“你打我了，把我打倒了。你报告，我就说你把我打倒了。”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无赖。
王先生和这两个犯人同处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前后打过他好多次，黑夜白日受他们的摆布、恐吓和欺凌，终日心惊胆战，以致后来精神都有些失常。直到第二年七月初，蒙光华也调走了，这才结束了那段可怕的岁月。后来王先生被调到丁监，那里比原来的新监条件好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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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3.8.2007 20:48
第 二 十 一 章 基 督 徒 会 堂 被 掳

八月七日夜, 北京基督徒会堂经历了一次大变动。住在那里的传道人和信徒全部被捕入狱, 北京市公安人员进驻其中, 成为那里的主人。平常进出的侧门紧紧关闭, 不许信徒们进去, 只有临街的大门, 聚会时还照常开放。到了这个时候, 教会已经名存实亡, 基督徒会堂被掳了。
公安人员进驻之后, 大会堂朝后院的一排玻璃窗, 全部用牛皮纸糊得严严的, 不许人往里面窥探。政府公安人员在里面进行彻底的搜查, 甚至连小会堂后面男女厕所的水泥地都凿开, 还把抽水马桶也挖出来检查, 唯恐里面藏有枪支弹药, 或是谍报装置, 结果一无所获。不过他们也发现了一些东西, 虽然不是什么要紧的事, 却也与王先生的声誉有关。他们在小会堂楼上的办公室里发现一只小箱子, 箱子没有上锁, 里面有好几万块钱。这笔钱是生懿新姊妹的叔叔汇到王先生的《灵食季刊》银行账户上, 为他儿子和女儿读书用的。王先生把这笔钱取出来以后交给生姊妹, 她就放在一个小箱子里, 搁在小会堂的楼上了。此外在王先生的《灵食季刊》银行账户上还有过一个大笔款项的进出, 这笔钱是东北任振方老先生去兰州做生意赚的, 汇到那个银行账户上, 预备在北京买房子的。这两笔钱被发现以后, 就传出话来说, 王明道有大笔存款。以致后来杨绍唐牧师还在《天风》周刊上发表谈话说:
“以往我对于王明道也是很钦佩的, ......但, 现在从被揭发的材料来看, 他反对新中国, 反对人民政府的法令和措施, 即使在生活方面, 也并非诚实无伪。他曾对信徒们讲到他自己的生活是靠着信心的, 银行内没有存款, 但, 现在知道他存的钱竟有数万元之多。”这些话王先生后来看见了, 心里非常难过, 因为连老朋友也不相信他, 反而相信那些揭发和控诉的材料。 公安人员驻扎在基督徒会堂有一年多的时间。在这个期间, 王先生私人装的电话他们照样打, 王先生订的报纸杂志他们照样看, 费用则是从各处寄给王先生的汇款中支付。他们把这些钱都花光了, 还宣扬他有大笔存款, 他感到很委屈。
八月八日一早, 王先生被捕的消息就传开了。尤一波弟兄原订八日上午在南河沿协和礼堂与黄少府、史昌林两位弟兄会面, 讨论有关当年夏季学生灵修会的事。他到了那里, 见没有人, 就在里面等。过不多时, 住在协和礼堂后院的学生会辅导员寇淑珍姊妹进来了, 对他说:
“昨夜王先生被捕了。”
“有这事吗?”尤问。
“是的。”
这时尤弟兄发现原傅作义将军的参谋长黎应福先生(他原是公安部的地下工作者)在那里, 坐在礼拜堂的一个角落里读经祷告。他立刻警惕起来, 随即离开那里往史家胡同去。到了会堂一看, 前后门都关了, 他就去灯市口高老太太家。她见到他, 就把她从女儿王洁泉太太(住在基督徒会堂旁边)那里听来的消息告诉了他, 劝他不要再到会堂去; 并说栗天恩弟兄到会堂去, 被公安人员盘问了好半天才放出来。尤弟兄离开高老太太家, 又去麻线胡同董姐那里。董姐对他说:
“我们祷告吧! 现在牧人被击打, 羊群都分散了。”
他们一同祷告, 然后他就出来。一出来, 发现后面有人跟着他。这人三十来岁, 挎着一个菜篮, 像是卖糖果的。他回忆起好几次他上陈以和弟兄家去时, 都遇见这个人在门口站着。那天他一出来, 又看见他, 知道自己被盯上了。于是骑上自行车, 哪儿也不去了, 直奔回家。
回到家里, 他对妻子说:“我恐怕回不来了。你若是找不到我, 就上李老先生家里去问。”随后他把一本圣经和牙刷、牙膏、肥皂等放在书包里就走了。他先到李再生先生家, 然后他们分头通知西城的一些弟兄姊妹, 到演乐胡同李老先生家会齐, 再一同到会堂去开礼拜一晚上的祷告会, 迫切为王先生祷告。
天下着瓢泼大雨, 大家都是打着伞去的。到了会堂门口, 看见路面上的水已经没过了大门的台阶。大门开着, 里面的电灯通明, 也不知是谁开的, 他们都进去了。
那天晚上参加祷告会的有几十个人, 有的并不是基督徒会堂的信徒。李再生先生主领聚会, 他站起来说:
“今天我们要祷告, 因为我们所信的是神。神不许可的事, 绝对临不到我们。神既许可临到我们, 我们只有祷告我们的主, 没有任何可说的。我要求弟兄姊妹: 我们就是要相信他, 别的都不要。神的仆人被捕了, 那是神所许可的, 我们今天所当作的就是祷告。”
祷告完了, 李先生说:“我们最好派一个代表去问问, 他们究竟为什么逮捕王先生?”于是选出尤一波弟兄为代表, 陈以和弟兄愿意和他同去, 他们二人就从前门出去, 绕到后院的侧门去敲门, 一位公安人员开了门, 问他们:
“什么事?”
“到底王明道被捕是为什么缘故?”尤弟兄问,“他犯的什么法? 你得跟我们说说。”
“你还不知道?”那个公安人员狠狠地反问他。“你们该知道, 我们逮捕他就是因为他搞反革命活动。”
“什么反革命活动?”
那人没有回答, 反而问他说:“你跟他什么关系?”
“我们就是这个教会的信徒, 他是我们的传道人啊!”尤弟兄理直气壮地说。
“你甭问, 你们还不知道吗?”
“我们就是因为不知道才来问的,”尤弟兄说,“我是弟兄姊妹们派为代表来问你们的。”
门里面有一个人对跟他讲话的那人说:“甭理他! 甭理他!”说着就把那人拉进去, 把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他们回到大会堂, 雨一直在下, 聚会的人都陆续散去, 最后就剩下他们二人和章纪勇弟兄, 准备在那里过夜。过了一会儿, 大约十点多钟, 一个穿便衣的进来看了看, 见他们在那里说话就走了。又过一会儿, 一部吉普车载着两个警察开到大会堂门口, 他们走进来问:
“你们在这里干吗?”
“我们聚会。”
“聚什么会?”
“我们为王明道先生祷告。”
“来, 来, 来! 我是干面胡同派出所的。这里属这个派出所, 你们三个都来。”
他们都去了。一到派出所, 他们就被分开了, 一人一个房间单独问话, 叫他们交代问题, 讲过去都干过什么。尤弟兄说:
“我没干过什么, 我是来北京上学的。......”
“还有呢! 怎么不交代?”
“没有了。”
“你不老实!”
“你问我的历史问题, 我都说了。”
“你若是抗拒, 就要从严。”
过了一会儿, 听见外面有吉普车响的声音, 逮捕证送来了。一个人走进来, 把他和陈以和从南屋带到北屋, 向他们宣布逮捕。他们签了字, 戴上手铐, 就被推上吉普车, 送到草岚子胡同看守所去了。章纪勇弟兄没有被捕, 交给群众管制。
八月九日, 天津市的安梦华先生去北京看望王先生。他不知道北京所发生的事, 下了火车就迳去基督徒会堂。一敲门, 公安人员问他:
“你找谁呀?”
“我找王明道先生。”
“进来吧!”他们开了门让他进去, 他一进去就给扣起来了。押了几天, 后来把他解到天津去, 判刑十年。
王先生的被捕深深刺痛了孩童的心。隔壁六岁的的小惠仁, 从小就常跟爸爸妈妈到会堂去玩, 听王大爷给他们讲故事。当他知道大爷被捕, 再也看不见大爷了, 就站在他们家门外的小胡同口, 对着会堂哭。他大声地哭, 哭得很伤心, 一连哭了好几天, 谁也劝不住他。
北京教会的圣徒王善堂老大夫在王先生被捕前曾许过愿:“王先生若是被捕的话, 我们一块儿去, 因为我们都一样。”王先生被捕后, 他未能实现自己的诺言, 就决心留起胡子来, 并说:“王明道什么时候放出来, 我什么时候再刮脸。”这是羊和牧人生命上的联系。
王先生很欣赏天津的元宵, 每逢他去天津的时候, 甄品道先生都要请他吃元宵。有时甄先生到北京来, 也带些元宵来, 大家一起吃。自从王先生进监, 甄先生就再也不吃元宵了。有朋友请他吃, 他说:“谢谢你, 我不吃。我吃了心里难受。”
一九五五年王先生被捕后甄先生第一次去北京时, 火车一拐过东便门, 列车员就报告说:“各位旅客请注意, 再过一段时间就到了伟大的首都北京了, 很快你们就可以到家里跟你们的亲人团聚了。”听到这话, 他的眼泪夺眶而出:“家没有了, 我上哪儿去啊? 从前每次下了火车, 就直奔会堂去, 因为那是我的家。现在呢? ......”他禁不住泪如泉涌。
从天真烂漫的孩子的哭声, 到白发苍苍的老人的决心, 我们看到了群羊对牧人的深厚情谊。神仆人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八月十日(礼拜三)的晚上, 基督徒会堂唯一没有被捕的传道人杨润民先生去找李再生先生。到了房门口, 把他喊出去, 在院子里偷偷地对他说:
“今天我来有点事跟你说, 明天早晨八点钟, 你跟我到宗教事务处去一趟。”
“为什么宗教事务处找我呀?”李先生不解地问,“我既不是基督徒会堂的传道人, 又不是基督徒会堂的执事, 我是一个普通的信徒, 我不去。”
“处长让你陪我一块儿去。”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 你告诉他, 我既不是基督徒会堂的传道人, 又不是基督徒会堂的执事, 我不去。如果处长需要我去, 我告诉你, 让他把小汽车开来。”李先生在八日晚主领那次祷告会的事可能给处长晓得了。杨是宗教事务处安排的王明道继承人, 所以叫他来找李先生。既被拒绝, 他只好走了。
八月十四日, 王先生被捕后的第一个主日, 人来的还是不少, 大会堂里全坐满了。人们骑的脚踏车原来都放在会堂的后院里, 现在后院进不去了, 只好放在大门外。李再生先生和王实方弟兄两人在门口看车。
那天杨润民先生上台了, 他报告说:“上个星期天, 王明道先生夫妇都被捕了。”话音刚落, 全场大部分的人都哭了, 有的人忍不住, 就跑到东边的小胡同里放声大哭。大会堂朝着后院的一排窗户糊着牛皮纸, 在阳光的照射下, 人们能从里面看见公安人员的身影。他们在从牛皮纸的隙缝往里边看, 想看看都有些什么人来聚会。
那天杨先生的讲题是:《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引的圣经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对于这天的讲道, 大家反应不一。有人觉得还挺得安慰, 有人听他讲“你们信神, 也当信我”, 认为他的意思是: 你们信王明道, 也当信我杨润民。
散会以后, 秩序都乱了, 各人走各人的。不少人流着眼泪离去。从那以后, 许多人都不来了。
击打牧人, 羊就分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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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3.8.2007 20:48
第 二 十 二 章 一 个 投 案 请 求 逮 捕 的 人

八月八日晚上的祷告会完了以后, 李再生先生回到家里, 他的太太对他说:
“人家都进去了, 你怎么还在外头呆着呀?”
“这个我没有办法。我想不在外头呆着, 也进不去呀!”
从此她就老跟他叨唠:“你看, 人家都进去了, 就你在外头装蒜。你怕什么呀? 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在家里眯着。”
李先生说:“好, 那我就进去。”然后对小儿子说,“今天晚上我也不给你做饭了, 咱们爷俩到“沙锅居”吃一顿, 吃完了你回家, 爸爸上派出所去, 就不回来了。”
那天是派出所冯所长接待的他。所长说:
“你有什么事?”
“我们北京市发生的事情你还没有听说吗?”李先生说,“王明道被捕了! 王明道是什么样的人, 我也是什么样的。我就不等了, 自己来了, 你们看着把我安排安排吧!”
“好!”所长说,“李再生, 你真是主动啊! 我告诉你, 我们认为你是爱国的基督徒。你要让我们安排你也可以, 你得承认你诬蔑宪法。宪法上规定‘宗教信仰自由’嘛, 如果你承认你诬蔑宪法, 那我们今天就可以安排你。”
“那个我不承认。”
“不承认, 你就回去吧!”
八月十三日(礼拜六), 他妻子的工作单位北大医学院派人来问他:
“你李再生究竟跟王明道是个什么关系?”
“就是信仰关系!”他说,“除了这个关系以外, 什么别的关系也没有。”
第二天是星期天, 上午他去作礼拜, 晚上就被捕了。人家来逮捕他的时候, 他心里不知从哪儿来的那股乐, 总是乐。把他押上汽车他乐, 把他拉到草岚子胡同看守所他还是乐。他们训斥他:“你严肃点!”他控制不住自己, 就是乐, 而且乐个不停。最后他们对他说:“去! 蹲在那个旮旯, 脸冲墙!”他就蹲在那里。这时他才想起来人所说的‘蹲监狱’, 原来一进监狱, 就得先蹲着, 这倒怪逗乐的。过了一些时候, 他们看他不笑了, 这才喊他:“起来!”然后摘下他的手铐, 把他送到丁监去。
夜里他睡不着觉, 躺在床上想:“这倒怪有意思的。这会儿我就到家了, 这就行了。”他们说他调皮, 其实不是调皮, 他这个人的性情就是这样。譬如说, 人家不许犯人趴在监号门上从小窗口往外看, 他不自觉地就去看。一看, 外边的警卫就喊:“下来, 站着!”罚他脸冲墙站着。为这样的事他挨过好几次罚。
监号里的组长问他梁立志的事:
“你知道梁立志枪毙了?”
“知道。”
“他怎么被枪毙了?”
“因为他信耶稣呗!”
“他是特务。”
“他那会儿是特务, 后来不干了。上国民党党部送钥匙, 还是我给送去的。”
那个组长听了就不说什么了。后来他心情稍微舒畅些, 就想:“你们这群人能跟我相比? 我是因为信耶稣进来的, 我没有犯罪。”
在审讯室, 审讯员问他说:
“你反对三自爱国运动?”
“我反对。”
“你知道反对三自爱国运动是什么罪吗?”
“反对三自爱国运动, 有什么罪?”
“没罪? 反对三自爱国运动就是反革命!”
反对三自爱国运动就是反革命, 就是犯罪。这是审讯员亲口说的, 是他亲耳听见, 亲身经历的。监号里的组长也是这样说, 并且拿出圣经来念给他听:“在上有权柄的, 人人当顺服他。”
“你说得对呀!”李先生说,“但是有一件事, 就是违背我的信仰我不干。”他们很生气, 但也无话可说。
李先生没有念过多少书, 说起话来就像个大老粗。但他是粗中有细, 细中有粗。抗日战争时期, 他在冀东是个大商人, 开很多丬店, 也很有钱。他就用他的店铺掩护共产党的地下党, 也用钱支持他们, 因此他是一个对党有功的人。后来他信了主, 把生意都收拾掉, 来到北京, 认识了王明道先生, 从此就在他面前受教。李先生烧得一手好菜, 常到会堂去, 住在那里给王先生烧饭。解放后人家叫他出来作官, 主不许, 他就甘心在会堂里作些卑微的事, 他是最接近王先生的人之一。
犯人每次提讯时, 都有一个解放军在后面跟着。他们对他很客气, 因为他身体不好, 所以允许他慢慢地走。他回到监号里就说:
“嗳, 我这个甜爸爸啊, 越养越娇。现在你看, 我出去怕狗咬了我, 后头还跟着一个背盒子炮的。”
他们听了就斥责他:“你怎么这样诬蔑政府呀!”可他们并没有对他怎么样, 因为他实在没有什么犯罪之可言。
吃饭的时候, 他要闭上眼睛谢恩, 他们不许, 他就绝食。过了两天, 管理员来跟他说:
“这个不行, 你不能违反制度。该吃饭就得吃饭, 有问题解决问题。关于谢饭这个问题, 不闭眼睛不是照样可以谢吗? 何必非搞形式主义不可呢?”从这时候起, 他就睁着眼睛谢饭。
审讯员审讯犯人, 总是动不动就拍桌子、瞪眼睛:“枪毙你!”他也不害怕。他向主说:“主啊, 是的。材料就是这么多, 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要枪毙就枪毙吧!”
有一天监号里的犯人逼着要他骂共产党, 并说不骂共产党不是真坦白。逼紧了, 他就跟他们发火:“我在外边或许会骂共产党, 到了里边还来骂共产党? 你们是这样, 我可不是这样。你们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这时他把他跟地下党的关系拿出来, 当然他们要向上反映了。后来被他救过的那个地下党员到监狱去, 隔着窗子看他, 看清楚了, 证明是他, 政府就准备释放他。
八月三十一日晚上, 就是他入监刚半个多月的时候, 他们就想释放他, 叫他出去给政府作见证, 讲政府的宽大政策。他非常清楚他们的意思, 但他不肯, 因为他想出去还不如死在里面的好。
他原是一个有肺病的人, 入监后又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 说死就能死。他们把他调到肺病人的监号去, 那里有两间屋子, 住六个人。床铺也不用叠, 成天就那么靠在床上, 倒顶舒服的, 而且吃病号饭, 不吃窝窝头, 连家里送的荤菜、沙锅, 都准许端进去。就这样他在里边呆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第二年七月初, 管理员喊他到办公室去说:
“你准备准备, 今天下午放你回家。”当时他里面有一个意思:“神不让我出去, 我出不去。”他不知道这是圣灵告诉他的, 回到监房, 就跟没事一样, 果然那天下午没有放他出去。到了中旬, 管理员又把他找了去, 问他说:
“上次说放你出去, 没有放你, 你有什么想法?”
“我没有什么想法。”他说,“我在这里多呆一天, 必有一天的好处。”
“上次我们手续没办好, 把事情耽误了。今天下午放你出去。”
“好!”他就回监号了。里面还是那个意思:“神不让我出去, 我还是出不去。”果然那天还是没有放他出去。
到了下旬, 他有个想法:“我要是在七月廿五日出去, 那多好啊!”七月廿五日是王明道先生的生日, 是个纪念日。有了这个意思以后, 他就盼着这天出去。到了那天, 从早晨等到下午三点半, 一点儿消息也没有。他想: “算了, 没指望了。”到了四点来钟, 当啷一声门打开了:
“李再生, 收拾东西!”他还以为要调号呢, 管理员又叮嘱了一句,“把东西都收拾好, 不要遗漏什么啊!”他把东西收拾了一个大包袱, 往肩上一背, 就出了监房。到了办公室, 他们给他理发, 还用刀子刮脸。管理员说:
“嗨, 李再生, 你胖了, 你知道吗?”
“那, 咋不胖啊?”他说,“不胖, 对不起政府嘛! 我一天到晚尽吃好的, 吃了没事干, 那, 还能不胖?”
“好了,”管理员说,“你总算不错, 胖了, 你回去吧!”
“那我就谢谢了。”他说完了, 背起包袱就走。出了大门, 他放声歌唱:“昔日所唱诗歌今日我愿仍高唱, 荣耀归神, 哈利路亚! ......”一边走, 一边唱, 一直唱到北大医院门口, 雇了个三轮车, 把他拉到家里。
一到家里, 就倒土扫街, 什么活儿都干。一个姓李的街坊对他说:
“我坐了三个月的监, 回来躺了半年。你坐了一年的监, 回来若无其事。”
“那怎么说呢?”他说,“我再想找这样的好事都没有了: 吃饭不花饭钱, 住店不花店钱, 还有公费医疗。你们哪, 真是想不开。跟你说实在的, 我还没呆够呢!”
回来以后, 事情倒是不胜其烦。今天来个电话, 找他去问问这个; 明天又来个电话, 找他去问问那个。有一天他嫌烦了, 把小包一背, 就上监狱去了。到了门口, 他就想要进去, 门警拦住他说:
“你干什么?”
“我要回来, 在里头呆着啊!”他说,“我在外头呆着不如在里头轻省。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 这儿一趟那儿一趟, 叫我干这干那, 我没工夫, 我不干。”
老管理员出来说:“嗳, 现在你没条件了。”
“不行, 我没呆够, 我要回来。”
从那以后, 再没有人来找他的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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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3.8.2007 20:49
第 二 十 三 章 深 陷 泥 沼

经过几十次的审讯，到一九五六年春，王先生已经向政府承认了至少十二条罪状。在这许多的罪状中，除了反对三自会是事实以外，其余的全是谎言。“反对三自会”是他一进监就承认了的。“包庇反革命”是在审讯员的启发下交代的，本来不能构成他的犯罪，只是因为脑子一时没转过弯来也承认了。另外两样罪名ΔΔ离间教徒与非教徒的关系和鼓励信徒与政府对立，是因为李处长否认曾经对他说过的那些话，他也只好承认那是自己的罪。
接下来，他又承认了“破坏三反运动”的罪。本来他是非常拥护三反运动的，只是因为在三反运动中确有说谎和欺骗的事，他曾向人说过这些事，就成了诬蔑三反运动。基督徒会堂有个信徒，从来没有贪污过一分钱，却被说成是个大贪污犯，关在一个极其窄小的房间里，只能坐着，不能躺下，日子一长都坐出痔疮来了。后来他实在忍受不住，就承认自己贪污了一个很大的数字，并且答应退款。出来以后，他不知如何是好，乃去请教王先生。承告以应实事求是，向政府坦白翻案，他就这样作了。结果也没事，说明他确实没有贪污。王先生把这事讲给一些信徒听，大家纷纷议论，都说不该这样无故折磨人。这就构成了王先生诬蔑三反运动的罪。
他还承认“破坏抗美援朝”和“破坏兵役法”的罪。抗美援朝时期，教会有个青年人问王先生：
“基督徒是否可以参军？”
王先生说：“基督徒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看法：有的认为可以当兵，保卫国家；有的认为既是基督徒，主说过‘动刀的必死在刀下’，那就不可拿刀去伤害别人，所以这些人就宁可坐监，也不当兵。我是主张基督徒不能参加战争。”这些话解放前他也讲过，但现在就是不能讲。他既然讲过这样的话，就得承认破坏抗美援朝和破坏兵役法。
还有，他承认“对吴耀宗先生进行人身攻击”和“反对基督徒自己发起的三自爱国运动”是罪。在他所写的为真道争辩的文章中曾提及吴先生是现代派（即不信派），是假先知，这就构成了人身攻击的罪。至于说三自爱国运动是基督徒自己发起的，王先生说那根本不符合事实，因为吴耀宗先生逝世后，上海曾给他开过一个追悼会。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张承宗先生致悼词时清清楚楚地说，吴耀宗先生是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怀和教育下发起了三自运动。所以这个运动不是中国基督徒自己发起的，而是吴耀宗先生发起的，但这个话就是不能说。一说，就犯了“反对基督徒自己发起的三自爱国运动”的罪。甚至王先生在一九五一年所写的《基督徒与婚姻》一书，因为内中说“基督徒不可离婚”，就构成了“破坏新婚姻法”的罪。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许多根本不是罪的罪名，他都一一扣在自己头上。他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陷下去，愈陷愈深，怎么也起不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政府布置了一次特别审讯，叫他把自己交代的假罪行全部供认一遍，藉以提高他认罪的觉悟，并且教育那些敬爱王先生的人。
那天审讯室里阴森森的。从王先生念罪状时那个颤抖的声音，可知他内心是惊恐万状的，因为从他交代的十二条罪状看，解放以来的历次革命运动，几乎没有一个他不反对的，简直是“罪大恶极，反动透顶”。这样的人该受什么惩处，他自己当然很清楚。所以他心里惧怕，是可以想象的。
这次审讯，政府暗中录了音。审讯以后，就把录音带送到北京各个城区去，放给基督徒会堂的王明道骨干分子们听，然后叫大家发言，进行讨论。在西城区的讨论中，王晓彤姊妹站起来说：“过去王明道是神忠心的仆人，他讲道完全按照圣经。如果他真的承认这十二条罪状，那他就不再是神忠心的仆人了。”别人听了，都希奇她怎么那么大胆，敢这样讲话。那是主加给她力量，她什么都不怕，她已经打好了小包袱，天天在家等着逮捕。好些天晚上睡觉，她都不脱衣服，准备随时跟着警察走。但神不允许的事，就是临不到她。
那天她发言之后，在场的负责人说：“我们欢迎王晓彤先生讲心里话。”会后，共产党西城区委派了三位干部到她学校里去跟她谈话，劝她和王明道划清界线。一位干部说：
“王明道是反革命分子，你必须跟他划清界线。”
“不，”她强调说，“王明道是神忠心的仆人！”
“政府已经定他为反革命分子，你必须同他划清界线。”另一位干部说。
“一个人好不好，”她反驳说，“你要去问那些与他常在一起的人。我家就住在基督徒会堂的对面，基督徒会堂的每个聚会我都参加。我还常同王先生谈话，他总是耐性地听。我问他什么问题，他都一一给我解答，而且态度是那么温柔，那么有耐心。我在街道作宣传工作时，曾有两次想批判信仰，都因听他讲道，信心又恢复了。他真是主忠心的仆人！”
他们三个人轮流地劝她，可是没能说服她。她是一个反对三自会非常激烈的人，一九五五年王先生夫妇进监后，基督徒会堂参加了三自会，她就写信声明退出该教会，因为她认为教会参加三自会，就沾染了污秽，就是淫妇。从这里我们看见，尽管王先生跌倒了，信徒们却因他所传讲的真道站立得稳。他们跟从的不是王明道这个人，而是他所传讲的真理。
那次审讯过后，政府叫王先生写了一份材料：《立功赎罪计划》。那份材料交上去以后，政府认为逮捕王明道的使命已经完成，就准备释放他了。王明道先生出狱的日子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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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3.8.2007 20:49
第 二 十 四 章 释 放 王 明 道

王先生答应演戏传道以后，政府就开始考虑什么时候释放王明道了。但对王先生来讲， 什么都是未知数：出监以后怎么办？是不是参加三自？不参加一定还得进监，参加了又怎么办？更重要的，王太太的意见如何？能不能和他意见一致，同走这条路？这都是他脑子里考虑的问题。到了五月份，审讯员授意叫他给王太太写封信，由他们转过去，他就写了这么一封信，大意说：“我已经向政府承认了我破坏三自爱国运动和诬蔑政府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 希望你也有转变。”
王先生此时处于一个软弱和彷徨的状态，殷切希望从王太太得到一些帮助。可是她没有回信，当然叫他很失望。
八月廿七日，虽然尚未正式宣布，可事实上政府已经决定释放他们了。监狱的医生王大夫把王先生叫到院子里去，对他说：
“从今天起，你可以改吃病号饭。”
“我没有生病，为什么吃病号饭？”王先生不解地问。
“叫你吃，你就吃，不用问为什么。”
病号饭只吃米饭和馒头，不吃窝窝头，有时还吃大包子。这一下，生活上可真是一步登天了。
大约也在此时，政府给王太太换了房间，每天改吃特食，并且还给她订了一份报纸。监里的大夫对她说：
“你可以开条子，买些对你身体有帮助的东西。”于是她就开了一张条子，要买点铁蚕豆和葵瓜子。大夫看了她的条子说：
“这怎么行？你不会买些饼干、奶粉、苹果、梨.....么？我可以给你买去。”她原没有想到还可以买这些东西。既然可以，她就照大夫所说的写上去了。
从前在家里时，王太太是不看报的，现在专门给她订了一份报，她就天天看报消遣。一年的二十四个节气就是在这时背熟的。还有，简体字刚刚发表出来，她就从第一个字抄到最末后一个字，一笔一划地写了两遍，她的书法在监狱里也进步了不少。当时她并不知道政府就要释放她，所以有时还检查检查自己的思想，看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没有？其实人家并没有要求她，只是她自己想到什么就写写罢了。
过了半个多月，到九月十四日，审讯员又提讯王先生，对他说：
“你和刘景文都交代得很好，明天你们可以见见面。”他听了这话，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他又能见到老伴了，惧的是这就证明要释放他了。放了以后怎么办？他已经答应出监以后参加三自会。如果不参加，肯定还得进监。他一想到再进监，就十分害怕。
十五日，管理员把他喊到会客室去，一会儿把王太太也带进来了，对他们说：
“你们两个人把罪行都交代了，政府对你们宽大，过几天你们就可以出去了。你们在这里见见面，彼此谈谈，看出去以后作什么？”
两人见了面，说不出来是哭还是笑。王先生坐在椅子上，拉着她的手，半晌说不出话来。王太太一见到他，就看见他脸上那个苦啊，苦的没法说，世上就没见过这么苦的人。她觉得他的思想就像树枝子相互叉住了一样，怎么也解不开。过了一会儿，王先生说：
“我对神的信仰出了问题了，我已经答应政府参加三自会了。”
“我们没有神怎么活着？参加三自，你这个性格不行的，你参加不了的。”王太太深深知道他这个人是没有办法参加‘三自’的。
“那有什么办法？人家叫我们作什么，我们就得作什么。”
他们不敢多谈什么，怕被人听见，话就停到这里了。谈完以后，管理员把王太太喊去，问他们谈话的情况：
“怎么样？你们谈得怎么样？”
“他跟我说，他的信仰不行了，他还要参加‘三自’。”王太太说，“我们一直就是信靠主的，不信靠主怎么能行啊？”
“他要参加‘三自’了。”管理员说。
“他参加不了的，没有办法参加。”王太太说，“人家都能敷衍敷衍，试试看，他这个人的性格不行的。这可麻烦了！”
“不要紧的，不要紧的。”管理员紧跟着说。
“他怎么还能讲道啊？”王太太坚持说，“自己对神都信不及了，怎么能告诉别人说神是千真万确的？”
“你们诗篇上不是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吗？这也可以讲嘛！”
“怎么能讲这个呀？”王太太惊讶地说，“共产党是不信神的，还能讲这个？”
“那有什么不能讲的？这是你们的信仰嘛！可以讲的。”管理员说。
共产党深深知道，一个人如果没有了信仰，他讲什么都不起作用。只要一个人讲道里面没有圣灵的工作，共产党很放心，你只管讲好了，讲什么都没关系。他们谈完以后，她就回屋里去了。
过了两三天，王先生夫妇又有一次会面。王太太知道政府没有叫王先生开条子买东西，就把她买的奶粉装了一小茶杯带去。李所长怕里面藏了什么东西，还倒出来检查了一番，见没有什么，就交给他了。
他们二人正谈着的时候，管理员进来说：
“张荷静来看你们了。”
一会儿迟太太（张荷静）走进来，拉着王先生的手，坐在他的旁边，王先生哭了。过了一会儿，王先生问到她的女儿：
“菊华好吗？”
“菊华好。”
王先生一只手拉着王太太，一只手拉着迟太太，彼此谈了一些时候。迟太太临走前问他说：
“你要不要什么东西？”
王先生因为一年多来天天吃窝窝头，别的东西什么也吃不着，就说：“你到饽饽铺里（老北京称中国糕饼店为饽饽铺）给我买些点心来，也买几斤水果。”
迟太太走了之后不久，一位干部进来说：“刚才来的那位女客，叫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你。”
又过了几天，审讯员提讯王先生。对他说：“你和刘景文交代得都很好，政府放你们出监。”就在这个时候，监外也放出风来，说要释放王明道。宗教事务局局长还特地把北京市的牧师们请到局里去，对他们说：
“政府要释放王明道，你们有什么意见？”
“我们拥护政府的措施，欢迎他出来。”没有一个人反对。
九月廿八日，就是王先生出监的前一天，管理员把他叫到院子里，对他说，“不给你插门了，你随便上院子里去活动活动，看看花去。”并且把他进监时带的手表也还给了他。然后又派一个理发的人来给他理发和刮胡子，作好出监前的准备工作。
这天下午，公安局的张主任到草岚子胡同看守所来，在大客厅里同王先生见面。王先生当时心情很紧张，张主任问：
“你有精神病吗？”
“我本来没有，”他回答说，“现在精神不太正常。”
张主任很和气，叫一个干部倒了一碗热茶送到他跟前。政府干部们对王先生始终很好，希望他出来领导三自会。
当天晚上，有两个干部来叫王先生到新监东边的会客室去，写个简单的认罪材料。后来他知道，这两个干部一个叫李光，另一个卷头发的不知叫什么名字。他们跟他谈，叫他写。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前后若干次。他们先是叫他写：
“我是一个反革命分子，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然后又说，“不必写太多，就写‘我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好了。”下面叫他写：“经过政府和同道的帮助，我思想上有了进步。”
“我坐监一年多，”王先生说，“没有见过一个同道，怎么能说‘经过同道的帮助’呢？”
“你这样写好，这么写对你有利。”
王先生向来是只问是非，不问利害。这时候他只好听命，照样写上去了。接着又把他的罪行一样一样地写上去。最后他们叫他写：
“我还犯了许多的罪，今天来不及一一述说。”
“我犯过的罪都已经写在这里了。”王先生说。
“你这样写对你有利。”李光说，“将来如果有人再提出别的罪来，我们政府就说，他已经交代过了。”
那篇检讨从头到尾全是谎言，都是李光教他写的。改一次不行，还要改，从晚上九点多，一直写到夜里十二点。写完之后，他们看看时间已过午夜，就叫草岚子的工作人员到外边买了几份烧饼夹肉回来，也给王先生一份。王先生说不吃，他们说：“不用客气，太晚了，半夜里了，该饿了，吃吧！”王先生就吃了，到十二点过后才回到监房去。
第二天天刚亮，王先生就起床了，因为他们说今天要放他出去。八时许他洗完了脸，还没来得及收拾东西，那两位干部又来了，问他说：
“东西都收拾好了没有？”
“我刚起来，现在正在收拾，还没收拾好呢！”
“你不用收拾了，就放在那儿吧！我们替你收拾。你的东西等刘景文回去时给你带回去。你就跟我们走吧！”
二人陪他出了新监，到外头院子。有一辆小轿车正停在那里，他们叫他上车。他一上去就问：
“审讯员不是说叫我们夫妻一同出监吗？为什么只我一个人走呢？”
其中一人说：“她还有手续没办完，一定叫你们回家过节（指十一国庆节）。”上了车，他们叫他坐在当中，两个人一个坐在他左边，一个坐在他右边，然后车就开出去了。
草岚子胡同一出去，就是刘兰塑胡同。出了刘兰塑胡同，就是西安门大街。再出西安门，就是西四牌楼了。到了西四，往南拐再往西，这时就看见一幢房子。其中一人说：“这是政协礼堂。早先叫顺承王府，张学良从前就住在这里，现在把它改建成政协礼堂了。”王先生领会那个意思，是说他不久就要到这里来开会了。
以后又往南，再往西，到了一个地方，叫屯绢胡同，这里离西单已经不远了。从东口进去没多远，到路南的一个门口，车就停下来了。进了大门，才晓得那是公安局的一个办事的地方。门口不挂牌子，外人不知道那是什么机关。张主任一见到王先生就说：
“加拿大报纸上登载你和刘景文被捕的事，说刘景文死在监里了，你判了十五年徒刑。现在你们这一出来，谣言自然就熄灭了。”然后他指着两位干部里的一位说：
“他叫李光，以后你有什么事，找他接洽。”接着又对王先生说：“我叫他们二人陪你到市政府去见宗教事务局长。你同局长谈话时，他们二人就开车走了。谈完话以后，你就自己雇个车回史家胡同吧！”
到了宗教事务局，局长对他说：“今天下午两点钟，你到煤渣胡同一号，去见王梓仲牧师 （北京市三自会主席）。”
王先生心里想：“王梓仲是个不信派。我去见他，而且是以一个犯人的身份去，我有什么脸见他啊？可是局长叫去，怎敢不去呢？”从那里出来以后，他就雇了一辆三轮车回史家胡同去了。
从一九五五年八月七日夜被捕，到一九五六年九月廿九日出监返来，一共是四百十九天。
基督徒会堂现在已经基本上恢复了原样。公安局的人几天前都撤走了，冯起回来仍旧作看门的，帮王先生烧饭的王大姐也回来了。那天是冯起给开的门，他一看见王先生就说：
“你回来了！我们早就听说你快出来了。”
王先生走进去，到了他原来住的屋子里，就看见王大姐。她说：
“我们老早听说你快出来了。李局长给三自会的牧师们作报告，说要释放你，问他们有什么意见？大家都说同意政府的决策。”以后王大姐又告诉他说，迟太太上她女儿那里去了。她叫冯起去给送个信儿，迟太太很快就来了，三个人一起吃的午饭。那时他心里痛苦极了，饭吃到嘴里，却不知道吃的是什么。
下午两点钟，王先生遵照局长的命令去见王梓仲牧师。到了煤渣胡同，王牧师已经在那里了。见了面，王牧师跟他拉拉手说：“哦，你出来了，很高兴。明天下午两点钟你到青年会去，念你写的那个检讨。”王先生心里说：“哎呀，我的神啊！我最反对青年会，他叫我到青年会去念！”实在不是个滋味儿。他曾发表过《现代基督教青年会的罪恶》一文反对青年会，并且从那时起，他就决定再不进青年会的门，无论在北京或是上海，都是这样。现在偏偏叫他到那里去，他心里十分作难，可又不敢不去，因为王主席的命令跟局长的命令一样，都是官事。不去，还得进监，只好硬着头皮去。
那天晚上，好几位信徒来看王先生，其中有一位就是顶爱他们夫妇的刘姊妹。她告诉王先生说：“你说话可要小心啊，现在人都变了。”王先生这才警觉到所处的环境复杂。她虽然没有提名，但王先生明白她所指的是谁。
被捕前王先生夫妇原住在楼下小会客室的套间里。回来时，原来卧室的东西都改了样，堆在一起了，所以就把王先生的铺盖搬到楼上大客厅去，又从迟太太屋里搬过一张大铁床来，铺得整整齐齐的。大客厅的门上还贴了一个红纸剪成的大双喜字，院子里摆着好几盆花，都是从别处借来的，表示欢迎王明道先生归来。
当天晚上，他一个人睡在那里，内心是羞愧难当，外面是进退维谷。此时之窘迫，可谓达于极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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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3.8.2007 20:49
第二十五章 悲惨的一日

九月三十日是礼拜日，上午快到十点半时，迟太太上楼去看王先生，对他说：
“聚会的人来了，你下去吧！”
“我不去。”王先生觉得自己没脸去见那些聚会的人肯下去。不久，大会堂里唱起诗来，他还是没有下去。都完了，迟太太又来告诉他说：
“你下去吧，外面有好些人等着你呢!”他这才下楼，在院子里见到徐信一老先生，他喊了一声“徐老师”!跟他拉拉手，就赶紧回楼上去了。跟其它的人，都没有说话。
下午二时许，迟太太又来对王先生说：“高老太太来了，她陪你上青年会去。”他就跟着她去了。
到了青年会，他们没走正门，是从南边的旁门进去的。上楼一进门就是一O三室，王梓仲牧师已经在那里等着呢！他领他们到一个连面胡子老头儿的面前，王先生看着有些面熟，但是想不起到底是谁了。高 老太太说：“这是陈崇桂牧师。”其实王先生早就认识他，而且还在他家里住过十八天。但是现在因为他留了胡子，就认不出来了。经过介绍，王先生跟他拉拉手，但没说话。
跟着就开会了，到会的有一百多人，王梓仲牧师作主席。他先讲了几句话：“王明道先生回来了，现在他已经转变，赞成三自会，并且愿意参加了。我们大家欢迎他!”于是大家鼓掌。其实他哪里转变了?他只是外面变，里面一点儿没有变，他恨恶三自会仍旧像恨恶蛇蝎一样，并且仍然相信三自会的目的就是要从教会内部把中国教会彻底消灭掉。他的检讨是制造出来的，是假的，不是真的。
掌声过后，王先生站起来，双手捧着那张纸，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地念那份假检讨。这份检讨本来没有写题目，后来在(天风)周刊上发表时，编者给加了一个题目：《我的检讨》。
他念那篇检讨时就跟上刑一样，低着头，手直哆嗦。过去他无论是讲道，或是对人讲话，从来不写稿子，也从不低着头，总是仰着睑。但那天他抬不起头来，因为他觉得没脸见人。
念完了，王梓仲牧师带头给他鼓掌，大家也都鼓起掌来，他却羞愧得无地自容。这时，曾经控诉他给日本人献铜的单乐天牧师，兴高采烈．满面笑容地跑到前面来跟王先生会面，喜见王明道向三自会低头。原基督徒会堂的信徒田凤銮大夫走过去，搂着王先生说：“王先生，你可真进步了，现在你到青年会来念检讨了。”她这番夸奖，比打他两个嘴巴还要叫他难受。一九五六年九月三十日下午的这一幕，王先生认为是世界上最惨的一幕，比杀他头还要惨。
散会以后，王先生从青年会出来，贝蕴锦小姐对他说：
“明道兄，你赶快去报名参加三自会的学习。”直追着他。王先生说：“我命都顾不来呢，还参加三自会的学习?我不去！”
贝小姐仍旧跟着他。他说他要到甘雨胡同去看看，她也跟着到了甘雨胡同。王先生进去一看，院里的东房和南房都贴着封条，只有田稼丰先生住的那三间屋子没贴封条。外院那两间书房也没贴封条，因为有公安局的两位干部住在那里，一直到王先生出监前几天才走。看过以后，他就回史家胡同去了。
贝小姐还是跟着他走。他们快要进史家胡同口的时候，遇见一个年轻人。他拉着王先生的手说：
“王先生，您出来了，很好!但是我们希望您出来了没有变。要是变了的话，我们宁愿您死在监牢里。”
王先生心里说：“阿门!对!对!我若是变了，还不如死在监牢里。”
贝小姐拉着他，叫他快走，说：“这个年轻人是谁呀?他怎么说这种反动的话啊?”
到了会堂，院子里已经有好些人等着他。那时夏天搭的凉棚还没有拆，天气不冷也不热，他们就坐在院子里谈。四点钟左右来了另一个年轻人。他参加过下午那个检讨会，轻轻地对王先生说：“我跟您上楼说几句话。”他们就上楼去了。他问王先生：
“您刚才念的那个检讨是您自己写的吗？”
王先生怎敢说不是?若说不是，马上可以把他再逮进去所以他回答说：“字是我写的。”
这个年轻人就明白了，字是王先生写的，可意思不是王先生的意思，是公安局干部叫他写出来的。
时间的安排是如此的巧妙，王先生刚念完检讨，王太太就出了监门。她是天快黑的时候出来的，雇了一辆三轮车把他们两人的东西都拉回来了。当时天还下着小雨，东西都淋湿了。她一进门，就直奔小会堂去弹琴，唱一首赞美诗：
“赞美上主我愿声高， 声由心起直达云霄。
默思主性细察主工， 赞美为始欢喜为终。”
这首诗是她在监里时一直想唱的，但始终憋着不能放声歌唱。所以她暗暗下了决心，一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弹琴唱这首诗歌赞美神。她一直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弹完这首诗以后，她就上楼了，他们二人才能在一起自由谈
话。王先生心里是又惭愧，又惧怕。惭愧的是自己失败到这个地步，还有甚么脸见人；惧怕的是处在这种境地，一不小心还得再进草岚子。
这天晚上，又有好几位姊妹上楼去看王先生，对他说：“王先生，今后可不要随便说话，现在人都变了。”想起昨晚刘姊妹对他说的话，他就越发小心。从这以后，他无论跟谁也不敢随便说甚么话了。
生活在这样的境况中，无异置身人间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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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3.8.2007 20:50
第 二 十 六 章 获 释 之 后

出监刚刚两三天，派出所就打电话来，说公安局的人叫王先生夫妇去屯绢胡同谈话。此后他们差不多每两个礼拜就要去一次。每次去，政府干部都是十分热情地招待他们，让他们坐在沙发上，给他们预备热茶，摆上瓜子、花生和糖果等等。两位干部一边一个陪着他们，其中一位是专门负责跟他们谈话的，每次他都在。如果当时不在，一个电话过去，他马上就到。他一趟又一趟地跟他们谈，说话相当和气，态度也十分温柔，而且从各方面替他们着想，对他们的照顾真可谓无微不至。所盼望的无非是他们赶快出来，参加三自会，可是事实上这件事他们办不到。他们在监里的时候，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但出监以后，看见许多信徒仍是那样单纯，那样爱主，持守当日所传给他们的真理之道，并且盼望王先生没有变，仍旧走主的道路，这个“三自”他们如何参加得了？但又不敢说出口，苦就苦在这里。
一些已经参加“三自”的人，看见王先生出来了，迫不及待地找机会立功，讨政府的欢喜：
贝小姐九月三十日下午作了一番规劝回到香山之后，又从香山写信给王先生，由她和刘苏琴小姐联合署名，对他在青年会所作的假检讨倍加赞扬：“你念的检讨为神人所共悦。”王先生看了以后怒不可遏，立刻把它摔在地上了。
过了几天，基督徒会堂的两位信徒去看王先生，一位是生懿新小姐，一位是柳晓津弟兄。他们对王先生说：“吴耀宗是虔诚的基督徒，热心事奉主，你不应该反对他。”王先生听了，简直都要气疯了。吴耀宗先生明明是假先知，他们却夸奖他是虔诚的基督徒，热心事奉主，王先生怎么受得了？但那时他不敢说一句批评吴耀宗的话，因为一批评，马上又得进监。所以他就趴下来，跪在他们面前求他们说：“我的贤侄、贤侄女，你们饶了我吧！别再往下说了，我给你们磕头了。”他就跪在楼上那个水泥地板上给他们磕了三个头。两个人自觉无趣，也只好住口了。
又过了些日子，上海一位佟弟兄到北京去看王先生。此人原是王明道的狂热拥护者，在上海愚园路有个聚会的地方，他们那个教会什么都向北京基督徒会堂看齐：诗本用基督徒会堂的赞美诗，名字也叫基督徒会堂，与王先生的关系非常好。后来他参加了‘三自’，并且当了吴耀宗先生的助手，帮他作些抄抄写写的工作。这次他来看王先生时说，“吴耀宗是很谦和的。”王先生一听马上火起来了，从那以后佟弟兄再也不去了。
另外一方面，基督徒会堂也有一些神的余民，坚决拒绝与三自会发生任何关系：
王先生进监以后，基督徒会堂参加了‘三自’。王晓彤姊妹写信去声明退出该教会，从此再也没进那个教会的大门。王先生夫妇获释时，她已经搬了家。当时她正在病中，听说他们住在会堂，就托知心朋友朱姊妹去探望，说王晓彤愿意见见他们。当然他们也很愿意见见她，因为那时他们的确很迷惘。王先生已经答应政府参加‘三自’，但这条路怎么走法？实在不好走，所以他们就去了。走到南小街，见一个人站在那里，是熟人，但又不太熟，看样子像是监视他们的。他们到了王晓彤姊妹家，她就对他们说：“教会参加‘三自’，就是淫妇。”同时还把她写给基督徒会堂、声明退出该教会的信读给他门听。这时他们才看出，无论如何不能参加三自会，在这件事上再也不能往前迈一步了。
王笃恩弟兄是一个敬爱王先生的人，他没有进监。当他听到王先生获释的消息时，马上打电话去。王太太接的电话，证实这件事，他就去了。王先生把他带到楼上，跟他谈话，一边说，一边哭。他坐在那里听，心里难过极了。可不知怎么的，他一滴眼泪也掉不出来，只听王先生一直说自己太失败了，悔恨自己。
尤一波弟兄出监比王先生晚一个多月。他出监后的第一个礼拜天，他的妻子对他说：“叔叔出来了，咱们去看看他。”他们看见王先生好像顶懊悔的样子，不肯说话。因为他老是坐着，腿都肿了，没有下楼去参加聚会。作完礼拜后，他们再上楼去看他，他只说了一句话：“我真对不起你们！”王先生知道，这些年轻人都是因为他的缘故被捕的，他觉得很对不起他们。
王先生获释后不久，在长春被捕的孙振陆弟兄也出来了。他回到北京，从火车站打电话到会堂，得知王先生确是已经出来了，就雇了一辆三轮车，直接到会堂去见王先生。谈了一些时候，再带着行李乘原车回山老胡同家里去。
李再生先生听说王先生夫妇出来了，住在会堂里，就又去给他们做饭。人家都害怕，他什么也不怕。有一天徐弘道先生来了，到会堂楼上去看王先生，李先生也跟着上去了，他当着徐先生的面说：“我真感谢主，他们俩进去了，我也跟着进去了。我回来了，他们也回来了。要不是这样的话，我就没有资格在这里给他们做饭。我是他们的一个安慰。”
天津的甄品道先生夫妇听到王先生获释的消息后，十月初赶到北京去看他们。他的太太先去，看过以后当天就回去了。他是第二天去的，住在前门外一个同乡的家里，然后去会堂看王先生。但见王先生十分难过，半天不肯说一句话。此后有一天他再去看他时，陈荷生先生夫妇也在场，王先生就对他们说：“唉，我们都是一台戏啊！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这不是正演着了吗？”这么一说，话就谈不到正文上去了。对于参加不参加‘三自’的问题，他始终避讳去谈。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六日，王先生出狱才半个月，李再生和甄品道邀他去陶然亭公园游园。王太太因为还信得过他们，就答应了。这时翁立升也在场，想与之同去，他们又不好拒绝，所以就大家一起去了。朋友们原是想跟王先生单独出去谈谈，翁这么一来，就不好谈了。翁立升这个人大家都觉得不太可靠，他从前作过张学良将军的机要秘书，王先生被捕前他就常去会堂，现在王先生获释回来，他又来了。奇怪的是，当别人都不敢接近王先生时，翁立升却敢于和他过往如此之密，而且一直没出过问题，也没听说他受到政府的注意，看来他是有任务的。
在陶然亭，他们都劝说王先生登台讲道，可是王先生不能这样作，但又不能明说，他的心情是极其矛盾和痛苦的。李再生觉得王先生对他不像从前那么坦诚，就问道：
“明道哥，你对我好像有点怀疑吧？”
王先生伸开右手，然后以手抚胸说：“我是满腹狐疑。”
坐在旁边的翁立升哈哈大笑起来：“世界上少有这样的人：人家怀疑你，你还就问；他怀疑你，他还就说出来。”
午饭时间，他们把带来的面包、酱肉和水果放在桌上，也把纸包着的一斤块糖摊开，放在桌上。四人边吃边谈，谈到陶然亭，又谈到陶然亭的香冢。王先生突然想到含冤就缢的香妃，就把块糖向四外推了推，在那张一尺见方的黄色包糖纸中间露出一块空白，他拿起钢笔，在那块空白处默书了“香冢”的碑文（注），然后又通读一遍：
“浩浩愁，莽莽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孤城，中有碧血。
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香烟魂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
王先生此时是藉诗文抒发内心的惆怅，言己之不敢言。但这首词很可能被汇报政府，成了定他“释放后喊冤叫屈”罪名的根据。
寻找各种机会去看王先生的人相当多。当然大家都害怕与王先生过从甚密会被逮捕，特别是那些刚刚释放的人，更是不敢多接近他。然而这些人彼此之间还是有来往的，逮捕并没有割断肢体间生命的联系，大家的心仍是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王先生出监以后，心里一直怕得要命，就像上刀山一样。可是王太太一点也不怕，总是很乐观。有一天王先生问王太太说：
“我怎么办呢？我不能演戏传道啊！”
“是啊！”王太太鼓励他，“你不应当害怕。”
他们每隔两个礼拜就要去屯绢胡同谈一次话，这件事对他们是个很大的负担和压力。政府干部每次都要问他们：“你们搞通了没有？”他们每次总是回答说：“还是没搞通，参加不了。”但为什么搞不通呢？总得说出个理由来啊！那时三自会常常开会，每次开会都通知他们去参加，并且把开会的程序单寄给他们，内中包括某月某日要开会、下个礼拜天讲道该讲什么题目、念什么圣经和为什么事情祷告等等。王太太就根据这个程序单对他们说：
“像这样的程序，我们怎么能参加？他们是不信神的，他们用人的办法把下个礼拜该讲什么、祷告什么都安排好了。当然我们不敢说我们所讲的都是出于神，但至少有一个心愿，愿意听主的话，主叫讲什么就讲什么。他们都是这样事先安排好了，我们怎么作得来？譬如说他们祷告，我们闭眼不闭眼？没法闭眼呀！我们参加不了的。”
他们就是这样一步步地往后退。同时因为他们两位都生病，所以一直没去参加。
王太太出监以前本来就有病，大约是在五月份的时候，有一天上午放风回来觉得很热，喝了杯凉开水，下午就发高烧起不来了，而且咳嗽得很利害，夜里咳个不停，甚至门外守卫的都常常叫她小声点儿。出监以后，她一直病着，不能参加任何会议，这实在是神特别的保守。她对王先生看得很紧，他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就是怕他自杀。有一次在屯绢胡同，政府工作人员要带王先生一个人出去走走，王太太说：
“我现在身体不好，我不放心。”
“不要紧的，带他到公园走走，散散心，再给你送回来，还不行？”
“不行，”王太太顶和善地回答，“我实在不放心。”
他们一再说要带他去，她总是说：“我不放心，我怕他要自杀，因为他父亲是自杀死的，我怕他有这个根。说不定他一个想不开，就会自杀，所以我不敢撒手。”她还对他们说：“如果他自杀了，那会给政府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结果政府干部想带他出去走走的事始终没有去成。若是真的去了的话，他们一吓唬他，那就完了。所以王太太的病，也实在是主的恩典，神用这个病保守了这件事。
王先生这时的心情特别不好。最令他痛苦的，就是他心里的话不能跟人讲。王先生获释后，信徒都很高兴。他们想王先生出来了，那可好了，可以上台讲道了。但是怎么一直不上台讲道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不明白，王先生又不能跟他们说政府希望他参加“三自”，他却参加不了。他有好些话甚至都不能跟王太太说，王太太自己知道的事也不能跟别人讲，全都窝在心里，难过极了。所以他一想起来，就一阵阵地像发神经病似的：
有一天早晨起床之后，他把炉子上的一盆热水端起来，晃荡晃荡地就要往头上倒，虽然没倒成，但那个样子就像是要倒的样子。
那时甘雨胡同家里修房子，院子里有泡的石灰。他把石灰拿回来，就要放到嘴里尝尝。有一次都已经放到嘴里了，幸亏给李再生先生看见，从他嘴里抢出来。就这样，他的嘴还烧了好几天，里边的皮都烧破了。
在许多事上他都显得不正常。有时他爬到楼下去，跪在小客厅的门口，“嗷，嗷，嗷”地直喊。王太太在楼上病着，下不去，就听见他那样直喊，不说话，因为他心里实在憋得受不了。
到屯绢胡同去过几次之后，王先生也病了，而且病得很厉害。他得的是荨麻疹，俗语称风疹块，因为他在街上吃了一些爆肚之类荤腥的东西。长期吃素的肚子，乍一吃荤受不了，加上心里的烦躁和懊恼，荨麻疹就发了。请了一位中医来看，说他是因心里郁闷，吃东西不合适引起的。平常的风疹块都是一块一块的，他却是全身一片一片大面积的，脸和耳朵都肿得很大，腿肿得很粗，甚至连肠胃和食道里都有，三天之久滴水不进，嘴里的气味大极了。一个多月不能下地，就坐在床上粘邮票解闷。他常常坐在那里，两、三个小时动也不动，也不说话。
那时“三自”还是常来通知他们去开会。他腿肿得都不能下地，当然就不能去，这也是天父的大恩典。原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先生去看过他，见他确是病了，就安慰他一番，劝他好好休养。屯绢胡同曾多次打电话叫他们去，他们实在去不了，也就算了。后来屯绢胡同还打电话来，问王先生好。
王太太的母亲刘老太太在上海，听说女儿、女婿出监了，希望早些见到他们。当然他们也很想看看她老人家，所以屡次写信去，请她给他们在上海找房子，可是他们却不知道政府不许可他们离开北京。老太太找好了房子等他们去，却不见他们到来，就叫王先生的儿子天铎到北京去，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能这里边也有政府的意图，政府是希望他们好好地走上那条‘三自’的路，所以百般地忍耐，可以说用尽了苦心，但他们就是走不上去，政府也不明白到底为了什么。所以天铎的北京之行，依王太太看来，可能具有双重的使命。
天铎到了北京，王先生就跟他谈谈，但他心里的痛苦还是不能跟他说。有一天，王先生坐在沙发椅子上，心里痛苦得无法忍受，就用两只手拼命地打自己嘴巴。天铎连忙过去，骑在爸爸腿上，握住他的双手说：
“爸爸，您有什么痛苦，跟我说说。”
“我没法跟你说，”王先生痛苦地说，“带到坟墓里去吧！”他知道天铎是个好孩子，但很单纯。他若跟天铎说了，天铎就得去汇报，说“我爸爸说他冤枉”。这样他就得再进监，因此他什么话都不敢跟儿子说。王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儿子，并且称赞他真好，但他始终没有一次对儿子讲过他在监里的事，他把所有的委屈都藏在心里。
因为心里很烦，有一天晚上王先生跟天铎说，“我们去看戏！”那时崇文门大街真光电影院正在演《杨乃武与小白菜》。他们看到一半，天铎到厕所去，这时王先生偷偷地哭了。他看到杨乃武有个姐姐，在北京王府里作事情，她去探望杨乃武时，得知弟弟的实情，就替他辩护，结果把案子给翻过来了。王先生就想：“杨乃武有个姐姐去看他，我姐姐死了，有谁来看我呀？”想到自己身世的凄凉，触景伤情，就哭起来了。
天铎本来是利用春节三天的假期，又请了几天假来看父母的。看见妈妈病得那样重，爸爸又这样痛苦，实在不忍心走，就连续请了好几次假，住了二十多天才回去。到上海之后写信给妈妈，说请爸爸写几个字给他寄去，王先生连一个字也没有写。那些日子他痛苦极了，天天想着自杀，一来觉得自己撒了那么多谎，没脸活着；二来又怕再次进监，倒不如干脆死了的好。
天铎回去以后，上海政府告诉刘老太太说，王明道和刘景文不能离开北京，于是她就自己到北京去了。
王先生出监时，基督徒会堂已经有了新的执事会。被捕释放的严金光、柳晓津和王恩庆都已经当上了执事。住在甘雨胡同廿九号院内的田稼丰也当了执事。王先生一回一回地跟他们商量，请求辞职，他们哪敢答应啊？所以事情就一直这样拖下来。到了一九五七年三月，王先生看实在辞不掉，就到宗教事务局去见李局长。王太太对局长说：
“他（指王先生）已经没有资格传道了。自己对神都靠不着了，还怎么能讲道？”
“那不要紧。你们教会只剩下一个人，政府不会怪你们；你们教会有二千个人聚会，政府也不会去过问。你们就去办那个教会好了。”局长的言下之意就是，只要你们参加‘三自’就好了，教会办得怎么样，没有什么要紧。王太太认为，政府对王先生可能还另有使命，因为会堂的信徒刘太太有一次去看王先生时，曾安慰他说：“快快起来，将来有盼望，咱们好出国。”刘太太是老早就站到‘三自’那个立场上去的人。这句话的意思很可能是希望王先生病好起来，政府有国外的任务派他去作。
王太太最后对李局长说：
“实在不行，一定要退下来。”
“我警告你们：”局长说，“不要走下坡路啊！走下坡路是危险的，将来有什么事，只能由你们自己负责任。”
“这个没有办法。”王太太说，“主要是他现在已经不能作传道人，再上台讲道了。”
这样就算辞退了。回来以后就收拾东西，准备搬到甘雨胡同去。四月七日在他们搬离会堂的前一天，贝小姐又到会堂去看王先生。她说：
“明道哥，明道哥，现在北京各教会都争着请我去讲道，我简直忙得不得了。”王先生明白她的意思是说：你若是参加了三自会，请你的人一定更多，你就成了顶红的人了。王先生心里说：“你以为他们是尊重你吗？他们是利用你来鼓励我到各教会去讲道。”王先生睬也没睬她，第二天就从会堂搬出去了。从那天起，王先生再没有进过基督徒会堂的门。
帮他们搬家的是大秦哥。他不知道会堂里的煤有一部分是迟太太的，以为各处堆的煤全是王先生的，所以就刮得光光的都搬走了。王太太觉得应当补还给迟太太，就叫了几百斤煤球给她送去。她一看见这煤球就说：“我可不能接受你的东西！”意思就是跟王太太划清界线。从那时起，彼此几十年的同工，就再没有见过面。

注： “香冢”就是香妃的坟墓。香妃相传为回部某酋长妻，生而体有异香，号曰香妃。清高宗乾隆帝定回疆，生得香妃，纳为妃，宠冠后宫。妃复仇之念终不释。太后伺高宗出，召妃入慈宁宫，问曰汝终当何为？对曰死耳。既不得遂复仇之志，毋宁死。太后乃令引入他室，缢杀之。高宗回救不及，乃葬之于陶然亭，并立“香冢”碑。王先生所书即“香冢”之碑文。此碑在陶然亭约有二百年之久，一九五二年公园扩建，乃将“香冢”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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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3.8.2007 20:50
第 二 十 七 章 重 陷 囹 圄

王先生获释后在基督徒会堂总共住了六个月零九天，就搬出去了。从这天起，他就算彻底地脱离了这个教会，再也不跟它发生任何关系。他是准备隐姓埋名，了此一生。可是哪儿有这么简单？政府岂肯就此罢休？事实上他们从坚决辞退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播下了第二次被捕的种子。
李局长给他们严肃的警告，他们执意不从，政府也没有办法勉强。他们搬到甘雨胡同以后，就不再去屯绢胡同，政府也没有再叫他们去。那就算他们走下坡路，政府不理他们了。这时他们心里倒感到一点释放，但问题并没有解决。王先生心里很明白，政府放他出来，为的是叫他参加三自会，演戏传道。他不就范，二次进监是难免的，所以他心里那块石头还是没有落下去。他心里烦，总得找点儿事情做做。甘雨胡同房子的地面，原来都是砖地，他准备改成洋灰地，就把每个房间的地面分成两块或三块来做，先砸碎砖，然后拌沙子和洋灰，拌好了就一块一块地抹。抹好这块再抹那块，屋里的东西就这样搬过来又搬过去。地面做好了，再作清洁工作，他手里拿块抹布擦桌子上的东西，瓶呀，罐呀，一个挨着一个擦，手脚忙个不停。他勤快得很，可就是不说话。有人去看他，他也不说话。有时他出去看电影，王太太很不放心，因为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有时他回来得顶晚，王太太就老是揪着个心，日子很难过。
刘老太太来北京，原是准备看看他们就回去的，所以在会堂住时，就给她报的临时户口，后来她跟着他们一起搬到甘雨胡同去。日期到了，给她买好火车票就要南返时，她忽然头晕起来，没有走成。王太太就去派出所试试看，能不能把她的户口从上海迁到北京来。结果倒迁成功了，而且他们三个人的名字ΔΔ王明道、刘景文、张美云（刘老太太），都上了选民榜，还发给选民证，可以选举了，这时王先生心里想大概他们的事情过去了。到了四月下旬，天铎出差到北京，说是有个实验要在北京农业大学作一个多月。他早晨骑着爸爸的自行车去上班，晚上回家来住。他这么一回来，王先生心里得了不少安慰，还说准备五一劳动节那天跟天铎上街去看游*行，谁知四月二十九日他就又被捕了。这真是“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其实这一切，王太太认为都是政府预先安排好的：天铎来，正是为了他们被捕后收拾那个残局。不然刘老太太一下子精神受不了，出个问题怎么办？政府是想得很周到的。王先生夫妇搬到甘雨胡同去，政府并没有立时逮捕，而是又等了一年多，看他们实在走不上这条路时，才下令逮捕的。
四月二十九日那天真奇怪，王太太踩着缝纫机做棉鞋，“啪”的一声一根针断了，换一根再踩，又断了，接连断了五六根针。晚上十点多钟，他们吃完饺子，老太太已经躺下了，忽然听见门外有敲门的声音。那时街门已经上了锁，王先生走到门口去问：
“找谁呀？”
“找姓王的。”
“您是哪儿来的？”
“派出所的。”
“街门锁着呢，我去拿街门钥匙。”
于是王先生回去告诉老太太说：“姆妈，起来吧！逮我来了。”老太太立刻就起来了。
王太太出去开的街门，一会儿进来两个警察，看见王天铎在那里，就对他说：“工作证！”天铎把工作证拿给他们看，这时王先生想是他弄错了，原来是查户口的，不是来逮捕他的，他就坐下了。刚一坐下，进来一个人。谁呢？就是他第一次进监在草岚子胡同看守所审讯他的那个审讯员！王先生一看见他，立时就站起来，请他坐在椅子上，自己坐在他的对面。审讯员问过他的姓名以后，叫他在逮捕证上签字，拿出手铐，就把他铐上了。王先生问他：
“我出来一年多，什么都没有作，你们为什么逮捕我？”
“明天到法庭上去说。”
两个警察走过来就把他带走了。临行前王先生过去搂了搂王太太，还想过去跟老太太亲亲，后来想这样不好，因为中国人不习惯女婿跟丈母娘亲，就连手都没有握，硬着心出去了。到了门口，看见一辆小汽车停在那里，他们把他推上汽车，一边坐一个，就押走了。
王先生带走以后，他们怕老太太受不了，就把王太太从这个屋子带到靠街门的那间屋子，就是他们的卧房。天铎站在屋子中间的门槛上，亲眼看见他们把他母亲铐起来。王太太知道马上要把她带走，就说：
“我要跟妈妈说声再见！”
“不行！”他们说，“你不许喊！不许喊！”他们怕她喊了，给邻居听见，所以不准她出声。就这样她也被带走了，临行前没能再见妈妈一面。
第二天一早提讯时，审讯员拿出一卷纸来，交给王先生说：
“你不是问我为什么逮捕你吗？你看看这个！”
王先生一看，原来是他出监以前写的《立功赎罪计划》，上面写着：“我出监以后，带领教会参加三自会。”看了这个材料以后他就说：
“我错了，我失信失言了。对朋友也不能失信失言，何况对政府？”
“对政府可跟对朋友不同，对政府失信失言是严重的事！”意思就是说，那是大罪。
王太太进监后第一次提讯时，屯绢胡同那位专门负责跟他们谈话的干部就坐在那里。她一进去，那位干部气冲冲地对她说：
“你这个不识抬举的，你把教会弄得乌烟瘴气。你为什么说他父亲是自杀的？”他一边说，一边拿手指点着她。
“他父亲本来是自杀的，”王太太说，“所以我怕他自杀。”她在监外时，总是拿这个话来推托，以致这位干部大功不能告成。特别是她所说的“如果王明道自杀了，会给政府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那句话，真把他给气坏了。
王先生二次被捕后，那个老审讯员只审了一次，就换了人。在审讯口供笔录纸的左上角，有一个地方是填写“审讯员姓名”的。那个老审讯员审了几十次，始终不填自己的名字，甚至连他姓什么，王先生都不知道。因为看见他留着一撮小胡子，所以王先生跟人谈起来，就称他为“小胡子审讯员”。等到换了新的审讯员，每次的口供笔录他都写上自己的名字：“高广智”。这人对王先生很客气，从来没有向他瞪过眼，也没有向他撒过谎。
一九五八年，监里的犯人已经可以天天看报了。有的报是贴在院子里的墙上，有的是送到各个监号去。送到监号的报纸有三种：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和天津日报。各监号犯人是轮流着看，先看一种，然后再换一种。王先生进监不久，就在人民日报上看见，天主教的龚品梅主教判了无期徒刑。他最怕判无期徒刑，为了能判得轻一点，他就继续大量撒谎，除了把先前认过的罪又重认一遍之外，还说“我出监以后要参加三自会”。
王先生二次进监，提讯的次数有限，主要都是重述第一次被捕时交代过的假罪状。有一件事是比较新鲜的，就是审讯员问他：
“你去过外国大使馆请求避难吗？”
“我是中国人，我住在北京，我上哪个大使馆去请求避难呀？”王先生说，“这又不是在伦敦或者华盛顿。外国大使馆都在北京，在中国政权之下，他们能保护我吗？”不知他们从哪儿听了这么一个谣言就来问他，实际上他一生除了在很多年以前曾去荷兰大使馆看过葛迦先生老夫妻俩以外，从来没有去过别的大使馆。
王太太二次进监后基本上没有提讯。有一次他们把她叫去，问她有关薄湘庭姊妹的一管手枪的事。这位姊妹是基督徒会堂的信徒，参加过抗美援朝，她说她把一管手枪存放在王太太那儿了，其实没有。另一次是为了王先生写给她的一封信。
王先生夫妇二次进监后，都住在新监。王太太被分配在一九五七年首次被捕的宋天婴和肖语中两位姊妹那个监房。李仁贞姊妹，郭孙蕙青姊妹和二次被捕的陈善理大夫，都不和她们在同一个监房，但在同一个看守所里。新监在草岚子胡同看守所的后院，是新建起来的，比较讲究，也比较清洁。王先生还是住在他的老地方——新监三号。一九五九年初他们还没有离开新监以前，王先生曾写信给王太太，通过审讯员转。当然这是审讯员的意思，因为上一次把他们放出去，参加三自会没成功，是由于王太太从中作梗，否则也许就进了三自会了，所以这回要作作她的工作。那天审讯员提讯说：
“王明道给你一封信。”他只说，却不拿出信来。
“你给我看看吧！”
“不给你看。”
“你给我看看得了！”
“不给你看。”
“你给我看看得了！”王太太央求他。
“不给你看。”
经过再三央求，这才给她看了。信上说：“我还是想出去工作。我对圣经上的一些问题有新的看见。譬如说像当兵啦，从前看是有矛盾的，现在对那些问题的解释我另有看法，我有了转变。”王先生那时心里很痛苦，迫切希望能从王太太那里得到一点同情。但她没有回答，因为她没有办法回答。
一九五九年春，他们搬到另外一个院子，那叫丁监 （即东院），是个四合院，在那里他们开始参加劳动。女犯人有的做猫身子，有的做猫脑袋。给猫身子装上脑袋以后，男犯人就装猫眼睛，女犯人再画猫嘴上的胡子。王先生是负责在猫的玻璃眼睛上描眼珠子的，王太太则是坐在炕上打毛衣。起初王太太并不知道王先生也在那里，有一天她同监号的犯人曾玉华偷偷地跟她说：“王明道也来了。”当时她一愣，想他干吗到这里来？她就忘了他也是犯人了。后来她从窗缝里看见了他，只能偷看一眼，不能老盯着看，因为还有别的犯人，被他们知道了那就不得了。那时男犯人常在她们窗外放风，所以王太太就常有机会偷看到他。有一次她们女犯出去放茅（即集体去厕所），王太太看见王先生在窗台的外边晾猫眼睛。还有一次王先生腹泻，她听见打饭的人大声喊：“王明道拉肚子，吃软食！”她就知道他身体不好了。
那时犯人可以给家里写信，要些鱼肝油丸和食母生。王太太身体不好，王先生身体也不好，怎么向家里说呢？不能在信上说知道他的事啊！她动了个脑筋，就写道：“安宝身体也软弱，也需要吃点。”安宝是王太太二哥下面的一个已经去世的哥哥，与王先生同年，有时她们家就拿王先生当安宝。只要一说安宝，老太太就知道指的是谁了。后来老太太回信说：“你有一份，安宝也有一份。你放心吧！”
他们在丁监时，王先生也看见过王太太。有一次，他们两人走了个对面，但是谁也不能跟谁说一句话。
一九五九年九月，他们都调到乙监。王太太调到那里时，曾玉华已经先调到那里了。有一天，又是她告诉王太太说：“王明道在后边小过道那里放风呢！”从缝里一看果然是的，她看见他那张脸太愁苦了。
在乙监呆了一、两个月。到十一月自然灾害（大饥荒）开始时，整个草岚子的犯人都搬到功德林看守所去，草岚子改作别用。功德林在得胜门外，原是一个道教的庙宇，后来建成一所监狱。这个监狱的结构很像蜘蛛网，中间是一个办公室，四通八达，可以通到各个监房。朝鲜战争时抓到的美国战俘都是送到那里去，里面有很好的淋浴设备，还有英文书给那些战俘们看。
在功德林不提讯，也不劳动，他们在那里过的冬。那年天气最冷，吃的也最差。住了大约三个月，到一九六零年二月春节前夕，就调到北京市自新路看守所（简称南所）去了。
南所在北京监狱的旁边，彼此只是一墙之隔，有门可以进出。南所一般是已经结了案的犯人等候判决的地方，一经判决，立即送往北京监狱或其它劳改单位服刑。可是无论是王先生或是王太太，都在南所呆了五、六年之久。归根结底，政府并没有意思要关他们一辈子，还是希望他们能有转变，出去参加三自会，为政府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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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八 章 判 处 无 期 徒 刑

犯人在监号里彼此不能随便讲话, 一个监号跟另一监号的犯人更是不能, 甚至连打个招呼或作个暗示都不可以, 即便亲如夫妻或父母、子女, 也同样不许可。邂逅遇之, 还要装作没有看见。这是监规, 谁也不能违反。
犯人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都要照相。王先生他们这批犯人调到南所之后不久, 就排队去照相。正轮到王太太要照的时侯, 她一眼看见王先生也站在那里。她想他没戴眼镜, 肯定没有看见她。她真想“嗯、嗯”几声叫他听见, 但又怕人发现, 所以还是乖乖地把名条别上, 照过相走了。其实王先生也看见她了, 穿着一件黄色的棉袍在那里照相。南所每礼拜五晚上都在大院子里放电影, 犯人全都去看。他们二人在那里见过两三次, 但不能说话, 王先生心里感到很难过。
王太太调到南所时, 一九五七年被捕的宋天婴和肖语中两位姊妹已经判了刑, 送到北京监狱去劳改, 并且开始可以接见家属了。那时南所还没有浴室, 南所的犯人洗澡都要到北京监狱去。王太太去监狱洗澡, 有两次都正逢接见日。一次她看见肖语中的姑姑和妹妹语平带着孩子去接见, 她们老远看见她, 就笑眯眯地向她点点头。第二次她看见肖语中的母亲肖太太跟语中接见, 肖太太还向她招招手, 但她由于监规的缘故, 不敢有任何表示。
一九六二年下半年, 王先生开始吐血: 一天早晨他正在洗脸槽盥洗时, 忽然觉得恶心要吐。吐出来一看, 全都是血。此后一连吐了好多天, 每天都是大量的血。他想他不久就要死了, 妻子和儿子均不在旁, 就这样死去, 他有点不甘心。南所的医生给他治疗, 叫他服用雷米封(即异烟肼), 并且严严地告诉他说:“你吃饭、喝水、大小便, 都不许动! 若是发生了危险, 你自己负责。”王先生想:“不许动, 我怎么能吃饭、大小便呢? 发生危险, 那就是说我死了, 我人都死了, 还负什么责?”
王先生大量吐血后, 身体很弱。就在这个时候, 法院通知提讯。那天他刚走出大楼, 就看见王太太端着一个水盆站在那里, 不禁一阵心酸, 顿感咫尺天涯, 不胜悲痛之至。
王太太在南所虽然见过王先生, 但到底他住在哪里, 她并不知道, 当然更不知道他在吐血。有一天, 一条短裤被风刮到地上, 女监的人拾起来, 放在她们炕上。王太太老远看见就想:“这块布怎么跟我买的一模一样, 也是白绒布带兰条子?”走过去一看, 原来就是她给王先生做的三角短裤。因为没洗干净, 而且被风吹到地上, 滚了很多的土, 显得很脏。她就拿来洗洗干净, 又把破了的地方补好, 拿去交给队长说:“这是王明道的短裤, 是我亲手做的, 给风刮到地上, 不知是谁拾回来的。请队长交给他, 好让他知道在这里丢了东西, 还能找回来。”队长真的交给他了。他当然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可是她却由此知道王先生就住在这个楼里了。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是一九六三年初王先生还在吐血的时候下来的。起诉书是根据草岚子胡同看守所的审讯, 把他所交代的那些假罪状都罗列上去, 呈请法院判刑。起诉书是这样写的: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
起 诉 书
(六一)京检分反起字第四七号
被告王明道, 男, 六十岁, 北京市人, 住东城区甘雨胡同廿九号, 捕前系基督教传道人, 现在押。
被告刘景文, 女, 五十一岁, 浙江省定海县人, 住北京市东城区甘雨胡同廿九号。捕前系基督教传道人, 现在押。
本案由北京市公安局侦查终结, 经我院审查, 认定上列被告犯罪事实如下：
一. 被告王明道、刘景文于解放后一贯破坏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和社会各项政治运动。当我抗美援朝运动时, 被告王明道积极向教徒进行反革命宣传, 声称:“基督教徒不可参军”“基督教徒不能捐献飞机大炮”等, 阴谋破坏我抗美援朝运动; 在三反运动期间, 被告诬蔑三反“有许多说谎、残暴的地方”, 并煽动教徒反对“三反”运动。当兵役法公布后, 被告曾多次利用讲道的机会破坏兵役法, 叫嚣“动刀的必死于刀下, 基督徒不可当兵服兵役”; 肃反运动展开后,被告王明道召集了长久隐藏在机关、学校内的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黄少府、尤一波、陈以和、顾成华等十余人, 了解运动情况, 布置抗拒运动的手段, 密谋破坏肃反运动。
二. 被告王明道, 经常散布反革命言论, 恶毒诬蔑现社会为“弯曲悖谬”“淫乱邪恶”的社会, 谩骂共产党为“恶人”“属魔鬼的人”, 并大肆造谣“政府要消灭教会”“迫害基督徒”等, 阴谋利用宗教挑拨、煽动教徒敌视社会主义社会, 坚决与政府对抗。此外, 还经常挑拨教徒与非教徒的关系, 诽谤群众检举犯罪分子是“彼此陷害, 彼此恨恶”等。
三. 被告王明道、刘景文竭力破坏全国基督徒发起的“三自爱国运动”, 诬蔑“三自”运动
是“教会与世界行淫”, 是政府“假借三自爱国运动消灭教会”, 攻击谩骂教会参加爱国活动的人士为“政府的走狗”“披着羊皮的豺狼”。被告刘景文并在教徒聚会中宣读王明道的反动文章, 煽动教徒坚决不要参加三自爱国运动, 鼓动已参加“三自”爱国组织的教会和教徒退出“三自”爱国组织。由于被告王明道、刘景文的策谋鼓动, 致使北京、长春、青岛等地一些教会退出了“三自爱国运动”组织。
四. 被告王明道、刘景文窝藏包庇反革命分子匪国民党昌黎县党部书记长梁立志。梁犯于日伪时期经常住被告之处。解放后梁犯隐瞒身份潜藏被告会堂内达三个月之久。
五. 被告王明道、刘景文于一九五五年八月七日因反革命罪被政府逮捕, 于一九五六年九月政府从宽处理教育释放。释放后, 被告王明道、刘景文仍坚持反动立场, 继续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 曾多次向教徒宣扬“在监狱承认的罪行是夸大了”,承认了错误是“失败了, 软弱了”。被告王明道并表示冤枉, 企图鼓动被宽大释放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教徒坚持反动立场与我顽抗。被告还多方策划继续抗拒三自爱国运动, 谩骂参加三自爱国运动的教徒是“犹大”“淫妇”, 并扬言“我过去怎样反对他们, 我今天还是与他们势不两立”。整风运动时, 被告王明道、刘景文又与其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王晓彤等秘密计议, 乘鸣放之机“申冤”, 阴谋与我顽抗到底。
综合上述事实证明, 被告王明道、刘景文, 解放后经常散布反动言论, 一贯破坏政府政策法令和各项政治运动, 组织反革命集团煽动教徒对抗政府, 并窝藏包庇反革命分子。一九五六年经我政府从宽处理后, 被告不但不知悔改, 仍继续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 实属罪行严重, 经教不改的反革命分子。故我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七条二、六款及第十条一、二、三款, 第十三条之规定, 提起公诉, 请依法惩处。
此致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检察员 张晓微
一九六一年四月廿九日
附: 一. 被告王明道、刘景文于一九五八年四月廿九日逮捕, 现押北京市看守所。
二. 本案预审卷宗一册。

王先生和王太太分别被喊到法院去问话, 然后就在南所等候判决。起诉书下来以后, 经过半年多的时间, 到七月中旬才开庭审判。那时王先生身体十分虚弱, 走路困难, 是坐敞篷汽车去法院的。在法庭上, 他把所承认的假罪状重新供认了一遍, 然后法庭正式宣判。那天法庭上非常严肃, 除审判员外, 尚有好几位陪审员和书记员。法院判决如下: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六一) 中刑反字第五四八号
公诉人: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员 张晓微
被告: 王明道, 男, 六十三岁, 北京市人, 汉族, 大学文化程度, 捕前无业, 原是基督教传道人。一九一九年当小学教员,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研究圣经。一九二五年从事游*行布道, 后即在北京炒面胡同成立布道所。一九三七年在史家胡同成立基督徒会堂, 充传道人。至一九五五年八月七日因反革命罪被逮捕。一九五六年九月廿九日, 经政府宽大处理教育释放, 于一九五八年四月廿九日又因反革命罪被逮捕。捕前住本市东城区甘雨胡同廿九号。现在押。
被告: 刘景文. 女, 五十四岁, 浙江省定海县人, 汉族, 高中文化程度, 无业, 捕前原是史家胡同基督徒会堂执事。被告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六年念书。中学毕业后, 在杭州圣经学校任教。后与王明道结婚, 在教堂工作。一九五三年任教堂执事, 至一九五五年八月七日因反革命罪被逮捕。一九五六年九月三十日经政府宽大处理教育释放, 因反革命罪又于一九五八年四月廿九日被逮捕。捕前住东城区甘雨胡同廿九号。现在押。
上列被告业经本院审理终结, 现查明其犯罪事实如下:
被告王明道、刘景文, 解放后一贯坚持反动立场, 仇视社会主义制度, 利用宗教活动, 对政府的政治运动和政策法令, 大肆进行破坏。在抗美援朝运动时, 被告王明道积极向教徒进行反革命宣传, 以阻止教徒参军和捐献飞机大炮; 三反运动时,大肆进行诬蔑破坏; 贯彻实行兵役法时,又乘机煽动, 威胁教徒破坏兵役法的实施; 肃反运动时, 又积极召集在机关、学校工作的教徒多次聚会, 布置教徒在肃反运动中抗拒坦白检举; 当基督教徒发起“三自爱国运动”后, 被告王明道、刘景文极力反对并进行破坏。两被告利用“聚会布道”和书写反动文章的手段诬蔑“三自爱国运动”, 攻击谩骂“三自爱国运动”的领导人。被告刘景文利用教会聚会之机宣读王明道所写的反动文章, 以鼓动教徒反对“三自爱国运动”; 一九五四年被告王明道又指使反革命分子凌云峰、孙振陆在青岛、长春等地破坏“三自爱国运动”, 在凌、孙等煽惑鼓动下, 致使长春、青岛的一些教堂退出“三自爱国运动”。北京宽街基督教堂也在王犯的煽动下退出“三自爱国运动”。被告王明道在进行反革命活动中, 刘犯不但极力支持, 而且还经常为王犯出谋划策, 进行幕后活动。一九五五年五月当反革命分子徐弘道被捕后, 王、刘二犯积极出谋划策并煽动徐妻张得恩赴天津找我政府捣乱、闹事。此外, 被告王明道还经常散布反革命言论, 恶毒的诬蔑新社会,谩骂共产党, 诽谤群众检举罪犯是“彼此陷害”, 煽动教徒反对政府。解放后王、刘二犯, 还曾窝藏包庇反革命分子匪国民党昌黎县党部书记长梁立志。
被告王明道、刘景文所犯上述反革命罪行, 于一九五五年八月七日被政府逮捕, 于一九五六年九月经政府宽大处理, 教育释放。但被告王明道、刘景文仍不悔改, 继续坚持反动立场, 进行反革命活动。自释放后, 王、刘二犯经常向教徒“喊冤”“叫屈”, 并积极拉拢被政府宽大释放的反革命分子及教徒多人, 继续破坏“三自爱国运动”, 恶毒的攻击辱骂参加“三自爱国运动”的教徒, 并叫嚣:“要同政府势不两立”。史家胡同教堂参加了“三自爱国运动”, 被告刘景文即积极策谋、鼓动并与王明道一起退出会堂, 以示反抗。一九五八年, 被告王明道、刘景文乘共产党整风之机又拢络反革命分子及教徒多人秘密计议, 妄图乘机翻案, 继续与政府顽抗。
两被告上述罪行, 有调查、检举材料证实, 被告王明道、刘景文对主要罪行亦供认不讳, 事实足可认定。
查被告王明道、刘景文, 解放后一贯利用宗教散布反革命言论, 破坏政府政策法令及政治运动, 积极煽动和挑拨教徒与政府对抗, 并窝藏包庇反革命分子等罪行, 虽经政府宽大处理, 但仍不悔改, 继续坚持反动立场, 并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 罪行严重, 性质恶劣, 实属经教不改的反革命分子, 必须予以严惩。本院为维护社会治安, 巩固人民民主政权, 根据两被告犯罪情节,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条一、二、三项, 第十三条及第十七条之规定, 分别判决如下:
一. 被告王明道犯反革命罪, 判处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刘景文犯反革命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刑期自一九五八年四月廿九日起到一九
七三年四月廿八日止)。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二. 属于被告王明道在本市东城区甘雨胡同廿九号之房屋十二间依法没收。
如不服本判决, 自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 十天内, 可以上诉。上诉状交二份, 可以交本院
转送, 也可以直接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 薛光华
审判员 张世荣
人民陪审员 王蕴辉
人民陪审员 张宏光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八日
书记员 朱新田

判决书里最后说:“如不服本判决, 十天内可以上诉。”王先生不服, 就提起上诉。其实他也知道, 那个判决是宗教事务局、三自会等好几个方面商量的结果, 上诉不会有什么用处, 然而他还是上诉了。王太太则认为, 一切都是主所许可的, 她从主接受就是了。
王先生上诉之后, 过了两个多月, 又把他叫到法院去, 仍是坐大敞篷汽车去的。他又供认了一遍那些假罪状, 并未加以否认, 但对所称他被宽大释放后继续进行破坏活动一事提出辩解。高级法院对所诉理由不予采信, 乃判决如下: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终审判决书
一九六三年刑终字第四九七号
上诉人 (即被告): 王明道, 男, 六十三岁, 北京人, 原系基督教传道人。一九五五年八月七日因反革命罪被逮捕。一九五六年九月廿九日经政府宽大处理, 教育释放。一九五八年四月廿九日又因反革命罪被逮捕。捕前住本市东城区甘雨胡同廿九号, 现在押。
上诉人为反革命一案, 不服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八日(六一)中刑反字第五四八号判处其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 向本院提起上诉, 以释放后虽有“不平思想”和退出教会辞去工作的消极抵抗行为, 但并未拉拢被释放的反革命分子和教徒, 继续破坏“三自爱国运动”,也未乘党整风之机妄图翻案为理由, 请求改判从宽处理。经本院组成合议庭, 审理本案, 现已审理终结, 查明:
上诉人王明道, 解放后一贯坚持反动立场, 仇视社会主义制度, 利用宗教活动, 散布反革命言论, 诬蔑新社会, 对政府的政策法令和政治运动, 大肆进行破坏。在抗美援朝时, 积极向教徒进行反革命宣传, 阻止教徒参军和参加爱国捐献活动; 三反运动时, 亦乘机进行诬蔑破坏; 肃反运动时, 多次召集在机关、学校工作的教徒聚会, 煽动教徒抗拒肃反运动。基督教徒发起“三自爱国运动”后, 利用“聚会布道”和书写反动文章的手段, 攻击、诬蔑“三自爱国运动”及其领导人,并指使反革命分子凌云峰、孙振陆在青岛、长春等地, 破坏“三自爱国运动”,致使北京、青岛、长春等地的一些教堂退出“三自爱国运动”。此外, 上诉人在反革命分子徐弘道被捕后,煽动徐妻赴天津市人民政府捣乱闹事。解放后, 上诉人还曾窝藏包庇反革命分子匪国民党昌黎县党部书记长梁立志。
上诉人因犯上述反革命罪行, 于一九五五年八月七日被逮捕。一九五六年九月经政府宽大处理, 教育释放。释放后, 上诉人仍不知悔改, 继续坚持反动立场, 进行反革命活动, 经常向教徒表示其被捕是“冤枉”, 拉拢被政府宽大释放的反革命分子和教徒, 继续破坏“三自爱国运动”, 辱骂参加“三自爱国运动”的教徒, 叫嚣与他们“势不两立”, 并退出教会, 以示反抗。一九五七年, 上诉人乘党整风之机, 又与反革命分子和教徒密议, 妄图翻案。
上述罪行, 经本院审理属实。今上诉人对第一次被捕前的反革命罪行并不否认, 但对其被宽大释放后的反革命罪行提出辩解, 否认继续破坏“三自爱国运动”及乘党整风之机企图翻案的事实, 经查上诉人的犯罪事实, 已有同案犯及有关证人检举材料在案, 足以证明属实。上诉人所诉理由不予采信。本院认为: 上诉人解放后, 一贯利用宗教活动, 散布反革命言论, 破坏政府的政策法令和政治运动, 煽动教徒与政府对抗, 并窝藏和包庇反革命分子, 经政府宽大释放后, 仍坚持反动立场, 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实属经教不改的反革命分子。原审法院根据上诉人的全部罪行, 依法判处其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无不当。故本院判决如下:
上诉驳回, 维持原判。
院长 刘涌
审判长 蒋淑芬
审判员 冯加骏
代理审判员 马英
一九六三年九月廿一日
书记员 焦玉萍
惩治反革命条例:
第七条: 参加反革命特务或间谍组织有下列情节之一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五年以上徒刑。
七条二项: 解放后组织或参加反革命特务或间谍组织者。
七条六项: 经人民政府教育释放仍继续与反革命特务或间谍联系或进行反革命活动者。
第十条: 以反革命为目的, 有下列挑拨煽动行为之一者处三年以上徒刑; 其情节重大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十条一项: 煽动群众, 抵抗破坏人民政府征粮征税公役兵役或其它政令之实施者。
二项: 挑拨离间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或人民与政府间的团结者。
三项: 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制造和散布谣言者。
第十三条: 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者处十年以下徒刑; 其情节重大者处十年以上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
第十七条: 犯本条例之罪者得剥夺其政治权利并得没收其财产之一部或全部。
(六一.四.廿九起诉书 七条 二、六款, 十条 一、二、三款, 十三条
六三.七.十八中院 十条 一、二、三项, 十三条, 十七条六三.九.廿一高院与中院同)

从预审(公安局的审讯)到终审(法院的审讯), 王先生始终不敢承认他所交代的罪行是假的, 因为怕那样一说, 就成了抗拒, 就要从严。他唯一的希望是判得轻一些, 不要判处他无期徒刑。结果如何呢? 正好是无期徒刑, 一辈子不能出监了。可是没有想到,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 他的人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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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3.8.2007 20:51
第 二 十 九 章 他 站 起 来 了

上诉驳回后, 无期徒刑已经定案, 没有希望了。但神正是用这一件事挽救了他, 使他绝处逢生, 在灵性上得到一个极大的复兴, 成为他生命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王先生在南所用十六个字形容他当时的心境:“既愤且愧, 置身无地, 悲观失望, 坐以待毙。”他觉得完了, 一切都完了。愤是愤的受了人的诬陷, 愧是愧的自己失败到这般地步。既然置身无地, 只有悲观失望, 等着死在监里了。这时他心潮翻滚, 痛苦难当, 就祷告主说:“神哪! 你怎么这么残忍, 叫我遭遇这样的打击, 被判无期徒刑?”就在这个时候, 他忽然想起他二十一岁时背熟的一段圣经来:
“至于我, 我要仰望耶和华, 要等候那救我的神, 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 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 却要起来; 我虽坐在黑暗里, 耶和华却作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 因我得罪了他, 直等他为我辨屈, 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 我必得见他的公义。”(弥七章七至九节)
神的话在他心里发生了一个奇妙的功效, 使他从极大的痛苦与失望中解脱出来。这时他才醒悟过来, 认识到他之所以被判无期徒刑是因为他大量撒谎, 犯了神所憎恶的大罪, 得罪了神。他对神的不满立时都烟消云散了, 他说:“判我无期徒刑, 该判! 就是判死刑也是应该的。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 因我得罪了他。”他看见了自己的大失败, 就决定把从前所说的谎言完全推翻。于是他向神祷告说:“神哪! 求你给我一个机会, 叫我翻供。”希奇! 就在他这样祷告过后, 心里平安了, 也不害怕了, 而且以后每当他想到这件事时, 心里就有一种赦罪的平安与喜乐。感谢神, 过了没几天, 政府就把他调到监狱医院的养病房去, 给他一个人住一间屋子。其实那时他的肺病已经痊愈, 不需要再住医院了, 因为医院的大夫在不久前曾告诉他说,“你肺里那些烂的地方都已经钙化了。”但神为了给他仆人有充足的时间和安静的环境可以写材料, 就这样安排, 事情也就这样成了。
养病房的环境很好, 外面院子里种着许多的花, 窗子是朝南开的。那时是秋天, 晴天比较多, 白天阳光照进来, 屋子里晒得暖暖和和的, 又很豁亮; 晚上有日光灯, 把屋子照得通明, 而且还有一个炉子, 夜里也不觉得冷, 那实在是一个写材料最理想的地方。在养病房, 伙食也改善了, 常常有肉食, 真是作梦也想不到的。王先生这个无期徒刑的犯人真是一个特殊的犯人, 享受着特殊的待遇。
搬到养病房去的第二天, 有一位镶大金牙的人把他找去谈话。另外还有两个人, 看他们的服装, 知道他们都是高级干部。王先生就问那位镶大金牙的人说:
“先生贵姓?”
“这是张监狱长。”旁边的一个人说。
随后张监狱长指着另外两个人说:“这是刘院长, 监狱医院的院长。那位是邢科长。”
张监狱长喊王先生去的目的, 是想知道他判了无期徒刑以后的思想。他告诉王先生说:“刑期是活的。”王先生心里明白那意思就是说,“你虽然判了无期, 但说减就减, 说放就放。”底下当然就要看你的态度了。王先生问张监狱长说:
“你要我谈什么呢?”
“随便谈谈, 没有一定的范围, 你愿意谈什么就谈什么。”
于是王先生就谈他的思想, 把他的事情从头到尾都照真实的情况说了。从两点钟进去, 到五点十分出来, 足足谈了三个多小时。在这三个多小时中, 几乎全是王先生谈, 张监狱长只说了几句话。他谈了一些时候, 嘴就干了, 张监狱长说:
“你渴了吧?。”
“还行。”实际上他是想喝点水, 可是他不好意思说。张监狱长就叫刘院长给他倒了一杯热茶, 送到他面前。他喝了以后, 更有劲了, 于是继续谈下去。他们找他谈话, 并没有劝说他什么, 只是听他谈。谈完以后, 张监狱长给他一大沓子白材料纸, 有好几百张, 说:“你写写你的思想吧!”
当天晚上他就开始写起来了。第二天张监狱长到他屋子来, 问他说:
“你写了没有?”
“我在写, 已经写了一些了。”
“我先拿去看看。”
王先生说:“等我把这一百张写完了, 一块儿交给监狱长吧!”于是他又写下去。白天写, 晚上也写, 总是要到熄灯铃响了以后才停止, 写得多的时候一天能写出七、八千字。首先他向政府承认, 从前他所说的那些口供都是谎言, 是因为害怕才说的, 他根本没有犯过一条国法。他把他所说过的谎言整个推翻了, 他承认除了“反对三自会”是真实的以外, 其余的没有一样是真的。他写了好几千张材料纸, 把他儿子从上海邮寄给他的一枝顶好用的蘸水钢笔都写坏了。他每写完一百张, 就把它粘起来钉成一册, 总共写了几十册, 都交给张监狱长了。张监狱长先后到他屋子里去过两三次。另一位段监狱长也找他谈过一次话, 叫他谈他的思想, 王先生说:“我没有犯过罪, 我所以认了那么多的罪, 是因为我怕被枪毙, 又怕我妻子死在监里。我这样作完全是为了讨政府的喜欢, 因为草岚子胡同看守所的同监犯人蒙光华对我说,‘认的罪越多, 出去的越快。’所以我就多认罪, 把许多自己根本没有犯过的罪都扣到自己头上了。”
他写了几千张材料, 把他所说的谎言全部都推翻后, 政府对他就绝望了。王先生夫妇都很明白政府对待他们的苦心: 无论是“高压”或是“照顾”, 都为了一个目的, 就是希望他转变。高压是为了叫他转变, 照顾是为了叫他转变得更好。判他无期徒刑, 目的也不是真的想关他一辈子, 而是希望藉这个压力使他转变。他们这样作, 所根据的是人的自然律, 但唯物论者不晓得除了自然律以外, 还有一个灵律在基督徒身上起作用, 所以他们的努力未能产生预期的效果。
这时候, 王先生心里顶平安, 因为他已经认了罪, 他不但在神面前认了罪, 而且在政府面前也认了罪。
“义人虽七次跌倒, 仍必兴起。”失败达八年之久的王明道先生, 现在重新站起来了。他恢复了他原来的人生。从此以后, 他严格要求自己必须绝对诚实, 不可有半点虚假。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这是他此后十六年(一九六三至七九年)狱中生活的指导原则: 宁可死在监里, 也决不说半句谎言。
他站立起来以后, 神给了他一个应许:“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 平平安安蒙引导, 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 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 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 这要为耶和华留名, 作为永远的证据, 不能剪除。”(赛五十五章十二至十三节)。“欢欢喜喜而出来”, 从哪里出来呢? 已经判了无期徒刑, 怎么出得来呢? 但神的话说:“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 那就一定能出来。感谢赞美主! “在人这是不能的, 在神凡事都能。”后来的事实证明, 神的应许奇妙地应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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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3.8.2007 20:51
第 三 十 章 复 兴 之 后

王先生调到养病房之后, 开始写材料翻供, 前后写了有好几个月之久。等翻供翻完了, 他就写材料给政府进忠言, 并且希望被采纳。
从一九六零年二月到南所, 四年多来王先生实际上没有参加过多少劳动。起初, 只是一般性的学习, 没有具体内容。等到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九篇文章《九评》出来以后, 他们就念《九评》, 这才有些实际东西可谈了。王先生因为耳聋, 没有办法跟人家一起学习, 政府就让他看报自学。到九、十月时, 王太太开始劳动, 参加陈善理大夫她们那些犯人的打毛衣组, 一直到一九6 4年底。
王先生的忠言进得差不多时, 就有别的犯人调到养病房来和他同住。从这时起, 政府就叫他们作些轻微劳动ΔΔ修塑料凉鞋, 就是把机器上压出来的塑料鞋的毛边, 用小刀刮干净。调进来的人中有鸣放时期的大右派葛佩琦, 还有一个姓杨的青年人, 自称是长老会医院女传道杨恒锦的侄孙, 并说是在王先生教会受浸的, 但王先生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就是这个年轻人, 有一天小声对王先生说:“那边那个大屋子是反省号 (即禁闭号)。关在那里的人, 一天就给两碗粥喝, 直到饿死为止。”
王先生修了几天凉鞋以后, 心里想:“不对, 修凉鞋这个工作是犯人干的事, 我已经翻了我的案, 我不是犯人了, 怎么能干这个事?”于是他拒绝去干。监狱的干部张干事来对他说:“我们监狱是执行机关, 不能决定事情。法院判你什么罪, 我们就照着法院判决的执行。所以你跟我们讲理没用, 我们不能同你讲理, 你可以写材料给法院。”于是他就写了。有没有用呢? 当然没用。他不服气, 监狱的邢科长就把他喊了去, 问他说:
“你怎么不劳动? 你怕劳动?”
“我不怕劳动, 我很喜欢劳动。”王先生说,“在外边时我一直就是劳动的, 但叫我以犯人的名义劳动我不干, 因为我没有犯罪。”
邢科长看他态度倔强, 就对他说:“你不劳动, 我强迫你劳动。”
“我等着你强迫吧!”王先生回答。
过了一两天, 王先生又被喊到办公室去, 好几个干部都在那里, 从他们的服装看, 都是高级干部。其中有一位问他说:
“你为什么不劳动?”
“我没有犯罪, 我坐监完全是为了信仰的缘故。”王先生说,“我可以劳动, 但不能跟犯人一块儿劳动。”
“你不劳动, 就把你禁闭起来!”邢科长说。
“禁闭就禁闭, 禁闭也禁闭不出个什么结果来。”
于是邢科长喊了一个犯人, 拿着他的东西, 把他从谈话室送到反省号里去了。
反省号是一个阴森的地方。前面是一条信道, 信道旁是一排木制的房屋, 每间屋子只关一个犯人, 又窄又小, 犯人关在里面, 既不能走, 也不能动。屋子的窗子都用木板钉上。昏暗的电灯装在天花板上, 高高的, 没有人够得着, 因为怕犯人触电自杀。每天早晨有人把马桶拿出去, 倒掉再送回来, 大、小便都在里面。关禁闭的人整天就在屋里呆着, 不能出来。王先生因为听说过反省号的情况, 知道反省号里的人早晚得饿死, 他就想:“好, 我就活活饿死吧!”谁知并不是那样, 还给送饭来了, 是从门上的窗口递进来的。
当天夜里他躺在炕上, 想起孔子说的一句话:“躬自厚, 而薄责于人, 则远怨矣!”意思是说, 要在检查自己的过错上多下功夫, 而少去怪罪别人。他就觉得他用那种强硬的态度跟邢科长讲话, 是太不对了。第二天早晨他想写材料, 就向干部要纸和笔, 但人家不给他。他想那就算了, 只好不承认了。到了晚上, 另一位干部到禁闭室来, 问他说:
“你要纸的?”
“是的, 我要纸。”
第二天他们给了他一些纸, 也借给他一瓶墨水和一枝蘸水钢笔。王先生就写:
“那天我对邢科长说话的态度太凶恶了, 这是我不对。我在外头时跟人说话, 都没有那样凶过, 何况在监里对政府干部呢? 那是我的错。”这么一服软, 他们对他的态度就改变了。那天正好是元宵节, 他们还端了一大碗元宵给他吃, 但是没有立刻放他出来, 而是要看他的表现如何。
他在禁闭号呆了大约四个月。到他快出禁闭号的时候, 邢科长到他那里去, 对他说:“我派两个人带你出去参观, 你快换一身干净衣服。”他就换上第一次出监后做的那身新衣服, 又穿上他的新皮鞋, 到一个地方集合。到了那里, 他看见一个熟人, 是北京基督徒学生会的辅导员寇淑珍姊妹。王先生想:“她怎么也被抓进来了? 她不是参加‘三自’了吗?”原来王先生头一次出监时, 她已被派到基督徒会堂作女传道, 曾积极劝信徒参加三自会和拥护三自会。在那个时候, 任何一个传道人不全心全意地搞三自, 还想保留自己的信仰, 都为当权者所不容。寇淑珍恐怕就是这样被捕的。
这次参观是政府为监狱犯人组织的一次活动。他们好几十个犯人乘一辆敞篷大汽车到沙滩, 参观四川大地主刘文采收租院的模型和图画。他们看见有水牢, 是刘文采为惩罚那些不交租的农民用的。带他们去的那个干部指着王先生对讲解员说:“这个人耳聋, 你得大声跟他讲。”那个讲解员就等别人都走了以后, 专门给他一个人讲, 一样一样详细地解释收租院里的事情。
看完收租院以后, 他仍旧回到禁闭号去。没过几天, 就叫他收拾东西, 把他送到一个大监房去了。这里是他解放前去布过道的地方, 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和陈令雄先生等人当时都关在那里。他们因为认识了王先生, 解放后都曾去过基督徒会堂聚会, 听他讲道。
一九六五年, 王先生意识到政府有意放他出去, 只要他肯争取。但他知道出去以后还是得参加三自会, 倒不如呆在监狱的好, 所以他没有走那条路。如果那时他真地被释放了, 文化大革命一来, 他所遭遇的恐怕比老舍先生还要惨。他遵行了神的旨意, 神就用监狱保守了他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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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十 一 章 王 太 太 在 通 县 和 北 京 监 狱

一九六三年夏王太太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后, 仍旧留在南所, 直到一九六五年初王先生放弃争取出监时为止。这时北京香山恩典院的负责人陈善理大夫已经判了无期徒刑, 政府就把她们二人和另外一些判了刑的犯人, 送到通县劳改所去。在那里她们二人被分配在糊盒组, 陈大夫拿夹子夹月牙, 王太太用凿子凿。盒子糊好, 王太太就拿出去晒, 等干了以后, 再把它们配成套, 捆成一捆一捆地发出去。这个活儿加工费最大, 本来是职工家属做的, 等她们这批犯人来到, 就叫她们做了。通县劳改所的环境很好, 工作很舒服, 伙食也比较好, 厨子做的贴饼子味道非常好。不只如此, 犯人还可以开条子买水果和糖等, 什么吃的都可以买。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 情况就不行了。
基督徒会堂两位爱主的姊妹时魏素兰和李仁贞, 是在她们二人以先到那里的。王太太和陈大夫到达通县后的第二天就是犯人的接见日。大家都有人可以接见: 时魏素兰有她的丈夫、大儿子、和二儿子夫妇, 李仁贞有她的主内好友黎培珍, 陈善理有她的两个儿子, 唯有王太太没有可接见的。接见的人都必须向队长索取接见的条子, 王太太想,“我为什么不要求接见呢?”于是她也去要了一张条子。
那天早晨接见的时候, 她们四个人排在一起准备接见。等到接见的人来了, 她们就被带出去, 隔着一张桌子与家属见面。大家一看见, 彼此高兴极了, 都笑起来。劳改所的队长实在弄不清楚, 就问她们说:“你们都是谁接见谁呀?”
王太太到达通县不久, 收到她母亲刘老太太的信, 内中附了一张明信片, 正面的姓名和地址都揭掉了, 只有背面的信还留着。小小的字写得密密麻麻的, 她一看就知道是王先生写给老太太的。原来一九6 4年刘老太太八十六岁时摔断了胯骨, 十分痛苦, 就写信给王先生, 说受苦是与她有益, 并说在主的手里她比许多的麻雀还贵重。她的意思是说, 神不轻易叫他的儿女受苦, 叫他们受苦总是为他们的益处。信内还附了一张三十元的汇款单给他。
王先生收到信后, 就用明信片覆了一封信, 上面说:
“收到姆妈的信, 姆妈说受苦与您有益, 我也说受苦与我有益。姆妈说您比许多的麻雀还贵重, 我也是比许多的麻雀还贵重。万事都互相效力。”底下的半句“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不写了。他接着说:“我现在的心情与四十年前的时候一样。”这是指一九二五年秋他到南方去, 第一次见到岳母的那个时候。从这封信可以知道他当时的灵性光景很好, 那正是在他得了复兴以后。王太太当时并不确实知道王先生到底在什么地方, 但猜想他仍旧在南所, 因为南所的犯人只许写明信片, 不许写信。
时魏素兰姊妹和王太太虽然见了面, 但彼此不能说话。她们那里的院子很宽敞, 有四、五间房子那样大。有一天时太太在院子里洗衣服, 王太太就哼一首赞美诗的调子。其实这个调子电台也常播送, 不过不是为赞美神, 而是为讥诮基督徒。王太太这么一哼, 就有人去办公室汇报了, 说她们用唱诗传递信息。于是队长把王太太叫到办公室去, 问她是不是唱赞美诗了? 王太太说:
“我只哼哼调子, 没有唱出词来, 而且这个调子是谁都会唱的。”
“你们唱歌都是怎么唱的?”队长说,“你唱给我听听。”
那天她正好想着《颂主诗歌》第二О五首, 她就唱给他听:
“我将我罪归耶稣, 他乃天高圣洁,
甘愿担当我众刑, 代我赎清罪孽。
将我罪信靠耶稣, 他血洗净污秽,
使我与雪同皎然, 瑕疵无一不净。”
这首诗里完全是说“我是罪人”的事, 队长听了就没说话。
王太太到通县的时候, 郁知芬姊妹在那里的一个小五金厂劳动教养。劳改所的院子是敞着的, 进进出出比较随便。他一见到王太太, 就小声问她说:
“宋天婴在哪里?”
王太太说:“我还没见到她。”
这是她们第一次见面。过了几个月, 有一天她站在王太太她们窗子后边的院子里吹口琴, 吹各式各样赞美诗的调子, 有《灵粮诗歌》上的, 有《灵交诗歌》上的, 不过她不断在转换调子, 叫人听不出来那是赞美诗。可是王太太都听得懂。她足足吹了半个多小时, 就是吹给王太太她们听的。一九六六年夏王太太她们调离通县时, 她站在汽车下面看她们上汽车, 显得顶难过的样子。
王太太调到北京监狱, 又见到肖语中和宋天婴两位姊妹, 她才知道她们没有调走, 仍在原处劳动。凌云峰弟兄也在那里, 他在模具工场做塑料鞋。女犯人多半是用刀子刮鞋或摇尼龙袜, 肖语中已经在里面作了小头头, 负责收活儿的工作。王太太起初一两个月作临时性劳动, 后来就跟语中在一起。有一天劳动时, 她们二人并排坐着, 语中小声跟王太太说话, 这是她们头一次说话, 给坐在她们背后的人看见了, 就去报告队长。队长问王太太:
“肖语中跟你说什么?”
“她告诉我, 她干活儿得了奖, 得了一枝自来水笔。后来这枝笔丢了, 她顶心疼, 顶难过的。”王太太照实讲出来, 队长听了也没说什么。
一九六七至六八年间, 王太太患高血压, 影响到头部, 不只头痛, 而且眼睛睁不开, 每天要吃一种绿色的降压片。后来犯人集体检查身体时, 她问医生:
“我血压高不高?”
“高。”
“不吃药行不行?”
“行!”
她听了扭头就跑, 从那以后她的病就好了, 血压一直也不高了。
王太太在北京监狱呆了共三年, 到一九六九年, 才被送到邯郸去。对于王先生, 政府原本抱有希望, 但后来看他实在没有争取的表现, 才在一九六六年秋, 用六等火车(货车)把他们一批犯人送到大同劳改煤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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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3.8.2007 20:52
第 三 十 二 章 王 先 生 在 大 同

王先生等一行离开北京时, 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因为他的耳朵越来越聋, 别人说话他听不见, 所以到了山西大同以后, 他们就不要求他参加学习, 而是叫他自己读报, 看了什么就写写感想和体会。对于他认为不平的事, 他常常加以评论。
他生来有一个仗义执言的性格。从一九一九年他作学生时为“协和”与“汇文”的校名之争 (见《五十年来》第二章廿七页), 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坚持立场, 决不妥协的人。走上传道的路以后, 这种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他坚持真理, 与社会和教会中的罪恶作斗争。但到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就行不通了, 他为这个性格吃了不少苦头。
当时社会上正开展对刘少奇、彭德怀和吴晗等人的批判。如果他有意见放在心里, 那也就算了。他却写材料交给领导, 为这些人鸣不平, 这怎么能行呢? 那时刘少奇是国家主席, 带着夫人王光美去印度尼西亚和阿富汗等国访问。人家把国家元首夫人的尊荣归给王光美, 江青就不服气, 心想自己是毛主席夫人, 当然高她一等。但她不能出国, 得不到这种尊荣, 就叫人写材料, 说王光美在雅加达卖尽了风骚。王先生觉得这个话说得太重, 等于骂王光美是妓女, 他就写材料说:“侮辱国家元首, 就等于侮辱国家。”
还有, 彭德怀、吴晗被打成反党分子以后, 他也为他们鸣不平, 写材料说共产党讲话前后不一。他说:“没有搞彭德怀的时候, 说他平易近人; 等到搞他的时候, 又说他是伪装的。到底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的? 没搞吴晗的时候, 说他家里穷得念不起书, 要跟胡适去借钱; 现在搞他了, 又说在他家门口停着好几个轿子, 是大财主。到底哪个话是真的? 这就叫作‘欲加之罪, 何患无词?’”他甚至还批评共产党是世界上最没有信用的人。他说:“尽管你位高至国家主席, 到要搞你的时候, 就把你搞掉了, 这个国家怎么得了?”他引论语《为政》篇的话说:“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大车无 , 小车无 , 其何以行之哉?”他写了不少这类的材料, 为他们翻案, 因为他看不惯那些不公平的事。为了这个缘故, 大同劳改煤矿的领导邢干事就斗争他, 说他为大反党分子辩护。
他们斗争他时, 有一个人故意问他:
“你对江青有什么看法?”
“江青嫉妒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他说,“王光美跟着刘少奇出国, 受到隆重的接待; 江青出不去, 就说人家在印度尼西亚卖弄风骚, 这简直等于骂她是娼妓。王光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夫人, 怎么可以骂她为娼妓呢?”
他这么一说, 可惹了大祸, 马上给他带上手铐, 并且对他的斗争也加重了。手铐带了五个多月, 吃饭、穿衣、睡觉, 都得带着。有一次斗争时把他斗急了, 他甚至引证内地会青年宣教士斯坦夫妇 (John & Betty Stem)解放前在安徽省旌德县被共产党抓到砍头的事, 来说明共产党是反对神和反对基督教的。他这样直言不讳地批评共产党, 当然为政府所不容。邢干事想改造他, 他却对他说:“你不用想把我改造好, 我改造不好了。”
邢干事从犯人中选了九个人, 专门斗争王明道。王先生称之为“九人斗争团”。斗争团中的主要成员包括给日本人当汉奸的王起和黎志远, 给日本人作事的龚昌京, 国民党空军少将吴某, 以及北京某公会牧师詹汝耕等。王起是台湾的日本人, 走遍华北, 到处帮助日本人残害中国人, 后来被中国政府逮捕了, 他是斗争王先生最残酷的一个人。黎志远是辽东半岛关东州的日本人, 原在满州工科大学读书, 差一年没毕业时被召到华北来, 残害中国人。龚昌京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 曾在日本军队里当军官。他给王先生糊了一顶高帽子, 上面写着:“反革命分子王明道”。他没有动手打过王先生, 只是画漫画骂他: 先画了一个女人抱着小孩, 在外国人面前曲膝求帮助, 指的是王明道的母亲; 又画了一个男人在树上吊死了, 指的是王明道的父亲。空军少将吴某也是斗争王先生的积极分子, 给王先生吃了不少苦头。詹汝耕是斗争团里最关键性的人物。他在日本人投降后美国人回到中国时, 被送到美国去读神学。在那里他发表了大量的反共言论, 回国后又热心信起主来, 帮助北京的学生工作。解放后, 他在美国的活动给人晓得了, 因而在一九五八年被捕, 判处无期徒刑。他说他是为信仰受苦, 其实不是, 他是为反共。他既被判无期徒刑, 必须立功赎罪, 才有出监的可能, 所以他就利用他的特殊条件卖主卖友。无论是此时在大同, 还是后来在荫营, 他都因斗争王明道而立了大功, 屡次获得减刑, 所以他获释比王先生早好多年。获释后, 一九八四年他还到过美国, 到处宣扬他与王明道一同坐监。他说得不错, 但只是少说了一句: 他在监里是斗争王明道的幕后策划者, 是残酷迫害王明道的元凶。
在斗争王先生的这一任务上, 他们是密切配合的。斗争中充当打手的是王起和黎志远。背地里出谋划策的则是詹汝耕。斗争都是在晚间举行。詹汝耕是只动嘴, 不动手。他在那里形容. 说传道人的心理就是喜欢吃好吃的, 哪儿给钱多就上哪儿去, 他的意思是叫王先生照着他所形容的去说、去写, 承认自己就是那样的一个人。王起叫王先生跟着詹汝耕说, 不说, 他就用一根黑布带子栓在王先生的手铐上, 拽着他, 叫他使劲低着头, 弯着腰, 在斗争室里满处跑, 一跑就是几个小时。黎志远是管揿王先生的头的, 因为他个子高, 力气大, 一个晚上要揿几十次, 像捣蒜一样, 把王先生的头揿得都快要碰到地了。王先生的腰本来就有毛病, 因为他年轻时有一次路经塘沽, 闹水灾火车走不了, 曾在露天地里睡过三、四夜, 得了一个腰痛的病, 弯不下腰去。现在他们这样拗他的腰, 他痛得实在无法忍受。他们还揪着他的头用力往墙上撞, 撞得他头昏眼黑。到了该睡觉的时候, 王起就叫他写材料, 并且还坐在旁边看着。写完了, 不行, 再写, 一直写到深夜, 必须王起点头说“行了”, 这才放他回去睡觉。他们每晚这样斗争他有五个月之久。
白天, 他们把龚昌京糊的高帽子给王先生戴上, 去游队示众。王先生带着手铐, 不能用手去摘, 他就摇头把帽子甩掉。甩掉了, 龚昌京再拿起来给他扣上, 再甩, 再扣。在大同王先生实在是吃足了苦头, 受尽了凌辱。
王先生很能理解这些斗争他的人, 他知道他们这样做是不得已的, 因为他们只有这样作, 才能立功赎罪, 获得减刑。詹汝耕也是一样, 实在可怜得很。
五个月的斗争过去以后, 白天别人都下矿劳动, 他因为年老体弱, 他们就不叫他下矿。他无事可做, 就在监里学着缝缝自己的钮扣, 有时也缝缝旧棉衣或棉被。有一次他把自己的被子拆洗了, 却不会把它绗起来。人家教他绗被子要把线藏在棉花里面, 结果他还是绗得里里外外都是大针脚。
王先生在大同的时候, 收到过一封从西德汉堡(Hamburg)寄来的信。寄信人是一位德国夫人, 收信人的地址是北京市监狱 (Peking Municipal Prison)。信是用英文写的, 王先生猜想一定是德国报纸上刊登了他们的事, 她才知道他们在北京市监狱, 因而把信寄到那里。这封信由北京转到大同劳改煤矿后, 刘队长就拿着信去找王先生, 对他说:
“你看看这封信是怎么说的?”
王先生看了以后就把信中的话翻译给他听:“我愿意知道你和你妻子的身体健康, 请尽快覆我一信。”信里还附了两张“邮资已付”的邮票。队长说:
“你可以写回信给她, 不过不能写外文, 必得写中文。”
“写中文,”王先生想,“那怎么写啊? Hamburg还可以写成“汉堡”, 其它的地址、名称, 怎么翻成中文呢?”所以他没有回信。过了几个月, 队长又把那封信和邮票都要回去了, 告诉他说:“犯人手里不能存有外文的东西。”王先生始终不知道那封信是谁写的。如果那封信还留在他手里的话, 他出监时一定会给这位夫人回信。他十分珍视这种在基督里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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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3.8.2007 20:52
第 三 十 三 章 王 太 太 在 邯 郸

王太太从通县调到北京监狱时, 王先生还在北京。可是不到一个月, 这批犯人就都分散了。女犯们是山西的回山西, 河南的回河南, 安徽的回安徽, 东北的回东北, 各人都分配到自己的家乡所在地劳改。男犯则全部去大同, 王先生可能就是跟这批男犯人一起到大同去的。王太太仍留在北京, 直到一九六九年才与陈善理大夫等一同到邯郸去。
到了邯郸, 王太太的右眼出了问题, 狱医诊断为急性青光眼发作, 发给降眼压的药水, 嘱咐每小时滴一次, 此眼可望保全。按照监狱规定, 眼药水不许个人保存, 必须交给监号小组长管理, 并且由她来给滴。但她嫌麻烦, 不肯这样作, 就对王太太说:“眼药水一般都是一天滴三次, 你有什么资格一小时滴一次?”由于没有按时来滴, 王太太右眼球的眼压继续增高, 压坏了眼底神经, 这个眼睛就完全瞎了。
在邯郸, 王太太吃了许多的苦。一九七零年, 那里的劳改营正在抓典型, 要把那些偷东西的, 或是包庇拉拢的等等揪出来批斗, 教育大家。那时犯人常常要调动, 说走就走, 行李多就不方便, 所以干部叫大家尽量减轻行装, 有人甚至把顶好的皮箱或手表都很便宜地卖掉了。王太太东西最多, 衣服也多, 她正想该怎么办时, 就有人喊着说:“刘景文东西可多啦!”队长过来一看, 就对她说:
“唷, 刘景文啊, 你东西这么多, 给你展览展览吧!”
“哎哟, 还展览呐?”她以为队长只是说说而已, 谁知真的给她展览了, 并且还进行了批斗。
展览是在一个大席棚里举行的。棚里挂着一个大字条幅, 上面写着:“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刘景文”。席棚里拴满了绳子, 把她所有的衣服都挂起来。她的旗袍原是已经剪断了的, 她们又把它缝上, 挂在那里展览, 因为那是资产阶级的服装。她们还把她每一样东西都贴上标签: 这是什么, 那是什么, 把棉被说成是鸭绒被。
批斗一开始, 有人过来打她的脸。队长说:“不许随便打!”那人就没再打, 只是批判。有好几个人站起来批判她, 其中有两个是王太太熟识的主内姊妹。
第一个是张馨安。她说:“刘景文还戴戒指呢!”王先生一九四八年在南京领会时, 正逢他结婚二十周年纪念日, 有人送他一只戒指, 他回来之后就给了王太太。她很高兴地说:“我们结婚的时候, 你还没有给过我戒指。”她就把那只戒指戴在手上, 一直戴到她被捕的时候, 没想到这件事也成了批判的题目。
另外一个是常丽德。她批判说:“相信耶稣是童贞女生的, 哪儿有这个事? 我跟我老头儿结了婚, 我就不跟他在一块儿, 看会不会生儿子? 没有这个事! 童女根本不会生孩子。”她又说:“王明道讲道时, 眼睛一直盯着下面的献金箱。等会一完, 就直奔那个箱子去了。”王太太心里说:“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 你还会去聚会呀?”此外她还说:“刘景文大学毕业。”那意思是说她出身于有钱人的家庭, 不然怎么念得起大学呢? 其实王太太没有念过大学, 后来她打趣地说:“大学的门我倒是都进去过。哪个学校的门我没进去过? 可就是没念过大学。”尽管她那样说, 王太太一点也不怪她, 因为知道她曾患过精神病。常丽德是一九六零年左右为信仰被捕的, 判了十三年, 在这期间她放弃了信仰, 到出监以后才恢复。她出监后不久, 王太太刑期也满了。听说她家在乡下, 生活很困难, 王太太就给她寄了二十块钱。有人对王太太说:“她说那样的话, 你还给她寄钱?”王太太却不是那样想法, 而是仍旧以爱心待她。等王太太离开劳改农场以后, 常丽德写了一封信给她, 很恳切地承认自己放弃信仰的罪, 没有多久她就离开了世界。
下午开的批斗会, 吃过晚饭以后接着学习。白天发言批斗她的一个天主教徒坐在她旁边, 问她说:
“刘景文, 你说有耶稣吗?”
“有啊!”她这么一说, 就有两个人起来, 啪地一下把她架了起来, 别的人跟着上来, 劈头盖脸地打呀, 抓呀, 拔头发呀, 全都来了。问她话的那个天主教徒用脚踢她的两根肋骨, 立刻那里就肿起来, 痛极了, 但她却不恨她们。
她们打她的时候, 她因为痛就大声尖叫, 想叫守卫的人听见, 知道里面在打人, 也许会来干预, 谁知他们一个也不来, 因为那天晚上各个监房都在打人, 专门打那些信神的人。她们打到一半的时候, 队长来了, 说:
“刘景文, 你不要不到黄河心不死啊!”王太太朝她望了望, 心想到那时再说了。原来前几天枪毙了一个叫张安泰的天主教徒, 队长就拿这件事来吓唬她。后来王太太去看那个布告才知道, 那人是因为跟那些刑期已满的人谈话, 被认为有活动, 才枪毙的。王太太想:“他有活动, 我又没活动, 与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老实着呢!”她这样想不是没有根据的, 因为她严守监规: 那时女犯都要轮流值夜班, 有一天王太太值夜班时, 在她们女犯所住的五间房后边过道的厕所里, 看见了肖语中。当时只有她们两个人在那里, 她为了免犯监规, 就没有跟她讲话, 所以她相信她不会被枪毙。
第二天晚上, 她们继续打她, 因为她会尖叫, 所以犯人小组长秦素音就用手拼命提她颈项后面的那根筋, 好让她叫不出来。这人是回民, 因贪污被判劳改, 她给王太太吃了好些苦头。她这样作了以后不久, 颈部就患疽痈 (俗称“瘩背”), 王太太仍以爱心待她。她刑满后在就业劳动的地方, 因着王太太的见证信了耶稣。她回北京探亲期间, 还去看过肖语平姊妹, 与她一起祷告, 在灵性上很有追求。
她们正在斗争王太太的时候, 坐在她后面的一个年纪比她大的天主教徒看着很难过, 就凑到她跟前说:
“你说, 你快说:‘没天主, 没耶稣。’你说了, 她们就不打你了。”王太太知道她的意思是, 你心里只管信, 但嘴里说没有耶稣, 就可以不挨打了。王太太想:“怎么能说这个啊?”为这件事, 她们组里还给那个天主教徒记了一功。那天是一九七零年二月十六日。
她们这天晚上打过她以后, 第二天白天又商量, 用什么办法可以打得她更痛些。有人说拽头发最痛, 于是那天晚上一个外号叫小辣椒的年轻女犯, 心毒手狠, 是个女流氓, 上来使劲拽王太太的头发。有一个小组长过来, “砰”地一拳打在她的太阳穴上, 一连痛了好几天。又有一个女犯曾经打死她自己女儿的, 走过来没头没脑地朝着她的脸和鼻子就是一拳, 幸好没有出血。她们使劲拽她的头发, 她痛极了, 不由地把头往上伸一伸, 好让头发松一点。她们看她往上伸, 就在下面狠命地拧她的大腿。腿一痛就得往下缩, 腿一缩, 头又痛得厉害。她再往上伸, 下面再拧, 她们就是这样又拽又拧地来回折磨她。王太太被打得身上多处暗伤, 疼痛难忍, 但她都默默地忍受下来, 许多犯人看在眼里, 都感到希奇。到她们刑满释放, 迁到监外劳动的地方时, 和她同住的三个人(一个是与小叔子通奸谋害亲夫的黄增华, 一个是与儿子拦路行劫的女强盗, 另一个是贪污犯), 问她为什么能忍受那么多的苦? 她说是因为信耶稣的缘故, 并且把福音传给她们, 黄增华就接受了主。
王太太被她们毒打之后, 给政府写了一张条子。上面说:“毛主席在一九二六年写的《湖南农民调查报告》上有十四条, 其中一条是关于庙宇的事。他说:‘我主张让农民他们自己去办 ......’意思是我们政府不去干涉, 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毛主席一九五五年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里说:‘在我们中间有好些人, 他们不赞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这些人我们应该让他们不赞成, 而且要给他们工作, 因为这样的思想情况不是开几次会就可以解决的。’还有一个地方说:‘孙中山先生也是与我们有不同世界观的人。’”最后她说:“毛主席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五五年写的都是一个意思, 跟我们的宪法一样, 就是信仰自由。我不愿意挨那些打死自己孩子的人打。”
她写好就交上去了。接着她又去找队长说:
“她们商量好了, 明天还要扒了我的衣服打。”
“明天她们再不能打你了。”队长不许打了, 等于是她们输了。她们就对王太太说:“我们有一个制度: 你要是说有耶稣, 那你就甭打饭; 你要是说没有耶稣, 你就可以打饭吃。”王太太一声不吭, 心里想:“我不吃饭, 我就要饿, 越来越饿, 到时候就死了。”于是她又去找队长说:
“队长, 她们今天说有一个制度: 如果我说没有耶稣, 我就可以打饭吃; 如果我说有耶稣, 就不让我打饭。我不知道这个制度是不是政府规定的? 如果是政府规定的, 我就不打饭了。我来就是说明这个。”
“你打你的饭。”有了队长这句话, 她打饭就没事了。陈善理大夫没去跟政府说, 以为这就是政府规定的制度, 真的一天没有打饭。她本来就有心脏病和高血压, 再不吃饭, 身体就更不好了。
在这些日子里挨打的不只王太太一个人, 还有陈善理大夫, 宋天婴姊妹, 肖语中姊妹等。陈大夫在监号里, 她们狠命地打她的嘴巴。英兰玉姊妹也是因为不肯说没有耶稣、没有神, 她们就拼命地打她的牙齿。第二天早晨王太太起来去厕所, 她看见宋天婴在厕所的那一头, 面色灰白, 头发凌乱, 就像是刚被打过的样子。肖语中的腰本来就不好, 她们却使劲地伤她的腰。
在挨打时, 王太太一直默想一首歌, 就是由她配了曲的以赛亚书五十章五至七节那段话:
“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 我并没有违背, 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 我任他打; 人拔我的胡须, 我由他拔; 人辱我吐我, 我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 所以我不抱愧, 我硬着脸面, 我知道我必不至蒙羞。”
这是她非常爱唱的一首歌, 她在家里时唱, 在监里也唱。她想这个以赛亚实在是好: 拔胡须, 打背, 吐唾沫, 他都动也不动。她觉得自己真是赶不上以赛亚。那些日子, 她时常默默地唱这首歌, 心里满得力量, 也不害怕。
张馨安看见她母亲陈大夫挨打, 对政府的看法就有了改变, 后来她恢复了她的信仰, 并且有美好的见证。原来她刚进北京草岚子胡同看守所时, 有一个去过恩典院的人也被抓进去, 跟她关在一起。馨安就千方百计地体恤她, 照顾她, 有什么她能做的, 她都愿意帮助她。那时馨安思想还没搞通, 有时把自己心里的话都跟她说。谁知那人去检举揭发了, 政府马上给她带上手铐和脚镣。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 怎么受得了? 他们又给她看许多的书, 看了还要作思想汇报。在这种情况下她是非转不可的, 她就表示放弃信仰。于是政府待她特别好, 照顾她, 让她们母女二人见面。见面时, 馨安想把母亲的思想搞通, 她妈妈坐在那里一声不吭。馨安说:“妈妈, 你说话呀!”妈妈还是不吭声。她又说:“妈妈, 你怎么不说话呀?”妈妈仍旧不吭声。母女二人已经好多年没有见面了, 理该彼此谈谈, 可是妈妈怎么也不说话。一九六九年春节, 陈大夫跟王太太还都在北京监狱的时候, 她们二人被分配在一个屋子里住。她悄悄地对王太太说:“我真生她的气啊! 她真伤我的心啊!”王太太明白她的意思是说, 她怎么会把主放下了呢? 可是再想想, 她一定是压力太重。所以妈妈是又原谅她, 又生她的气, 在这一点上陈大夫老是搞不通。
自从她们都挨了打以后, 王太太和陈大夫彼此更不敢说话了。何况又不住在一个监房, 实在没有多少机会见面。王太太在北京草岚子和在邯郸时的同监犯人曾玉华, 刑满后回家去探亲, 返回农场时带来一个消息, 说陈大夫的丈夫张周新先生去世了。原来张先生是在杭州恩典院被捕的, 一九五七年释放后回到北京, 还曾去甘雨胡同看过王先生。据说后来又在天津被捕了, 一九七零年前后死在狱中。王太太听到这个消息后, 就想怎么能叫陈大夫知道这件事, 但始终没有办法。后来还是陈大夫给她儿子们写信时, 他们回信告诉她的。
陈大夫身材较矮, 生病以后个子越来越矮。每次洗了衣服要晾起来, 总是够不到绳子, 就常常抱怨自己:“怎么长得这样矮, 长得这样矮!”在她患胸膜炎住进医院之前, 有一天她洗了衣服没办法晾, 正在发愁, 看见王太太走过来, 就对她说:“你给我晾吧!”王太太就帮她晾了。
陈大夫长期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 不能吃盐, 也不能多吃粮食, 只能吃少量的菜, 身体越来越瘦。她很想吃点糖, 常常说:“哎哟, 给我点儿糖吃吧! 给我点儿糖吃吧!”王太太还有些糖, 但是不敢给她, 因为给了就是包庇拉拢。后来陈大夫患胸膜炎, 王太太也患胸膜炎, 还有肺病, 两人都住在医院的隔离病房里。一九七一年春节时, 病人可以多买一些糖, 王太太就想怎么能分给她一些, 她就趁着陈大夫出去的时候, 偷偷地把陈大夫的糖瓶子装满了。她想陈大夫不知道, 这就不能算包庇拉拢, 不然就会惹出很大的麻烦来。肢体间的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没过多少时候, 陈大夫的身体更加不行了。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 她逝世的前一日, 王太太进去看她。她闭着眼睛, 王太太又不好跟她说话, 只轻轻地喊了一声:“陈善理!”她的眼睛微微地动了动, 没有睁开。第二天就与世长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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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3.8.2007 20:52
第 三 十 四 章 荫 营 十 年

一九六八年四月，大同劳改煤矿的一大批犯人调到了荫营。大同在山西省的北部，荫营在山西省的中部。荫营是阳泉县的一个小镇，距离阳泉火车站二、三十里路。王先生就是与这批犯人乘坐七等火车到荫营的，詹汝耕也在其中。
詹汝耕在大同因参加“九人斗争团”斗争王明道立了大功，已经减刑。到荫营之后，他又继续争取在王先生身上立功。一天，他们在院子里开控诉会，有一百多人参加。詹汝耕单独出来控诉王明道，没有提王先生的名字，也没有提史家胡同或基督徒会堂，可是大家都知道那指的是谁。他说：
“在北京有一个教会，他们的教会有暖气设备，这是一个大资本家捐的。”这样就把王明道跟大资本家李子超先生连在一起了。有一天他和王先生在大工房里摘白菜，没有第三者在场，他对王先生说：“咱们传道人，可不就是凭着两片嘴皮吃饭么？”王先生认为他说错了，他不应该把王先生拉到他们一起，而应当说，“我们这些当牧师的（指像詹汝耕一样靠当牧师吃饭的人），可不就是凭着两片嘴皮吃饭么？”王先生在谈到这件事时说：“他是为吃饭而传道，我是有神的使命而传道，两者岂可同日而语？”
荫营劳改队的最高领导是科长，其次是教导员，下面还有指导员。在犯人当中，一个队有一个值星员，是从犯人当中挑选出来的，领导上叫他管理本队的事，要紧的事去找干部，一般的事就由他来处理。
王先生在十八队。他们旁边那个队的监房里有一个犯人，可能因为值星员待他太厉害了，他就起了杀人的意念，准备用炉子上的铁火盖来打死那个值星员。铁盖的上面连接着一个长柄，那个柄是活的。拿着柄可以掀也可以盖，却不能打人。一打，盖子就转。一天夜里他趁大家都睡着了，拿起铁盖柄就朝值星员头上打去。一打，盖子就转起来，结果没打成，却碰着值星员的头。他一醒过来，立时就叫起来：“杀人了！”大家都被叫醒，连隔壁王先生他们那个队的人也都醒了。值星员打电话到队长的房间说：“这里发生杀人的事情了！” 队长开了门进来，就把那人铐起来带走了。
有一天，王先生队里的值星员对他说：
“我们队里新换了一个指导员，你写点材料跟他谈谈吧！”
“我没有什么可写的。”王先生因为过去写材料为刘少奇等辩护，戴了好几个月的手铐，吃了许多苦头，到荫营之后他就不再写什么了。
“你写写吧！”值星员说。其实这是指导员的意思，要知道王先生的思想如何。于是他就写了，越写越没有顾忌。有时指导员也找他谈话，所以他和指导员很熟。有一次天铎给爸爸寄来一个大扁盒子，装满了罐头。指导员想那一定是花了很多的钱，就问他说：“你儿子挣多少钱啊？”其实这些营养品并不是高价买的，而是天铎夫妇二人把他们每月发的肉票省下来，买了罐头给父母寄去的。
有一天指导员拿了一张报纸，上面刊登着毛主席题的两首词。其中一首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不许放屁！”指导员问王先生说：
“你看过这张报纸吗？”
“看过。”
“你有什么感想？”
“我看了一次，就不想再看了。”王先生说，“诗词里哪有用‘放屁’这种话的？多难听啊！我不喜欢看这种难听的话。”
这时王先生的灵性几乎完全恢复了他以前的光景，不过不能跪着祷告，像在家里时一样。他祷告都是在躺下以后，而且不能出声。就连谢饭的祷告，在监里也是不许可的。
有一天，大同的邢干事到荫营来了，走进王先生他们住的那个房间。一个在大同斗争过王先生的兵痞犯人说：“王明道，你看谁来了？”意思是说，斗争你的人来了。王先生一点也不怕他，因为知道他不可能再斗争他了。但那个兵痞不久却得了中风，早晨还在院子里跟人说笑，下午就有人告诉王先生说，他已经被抬到医院去了。
荫营的犯人都穿公家发的衣裳，上面印着红漆盖的两个大字“荫劳”。王先生初到荫营时，还没注意到，就那么穿着。有一次指导员作报告时说：“当然，公家发给你们的衣服都盖着印。你们自己的短裤或背心，凡是要穿的，也要拿出来盖印。”然后就有一个干部拿着红油漆到他们的屋子里来盖印。王先生有两件衣服，是他自己的，不肯让他盖印。从这时起，他才注意到“荫劳”就是“荫营劳改犯”的意思，于是他写了一个报告给指导员说：“我不是犯人，我不能穿犯人的衣服。凡印上红字的地方，我就拿块布把它盖起来。”
有一天，大家都在院子里看下棋，王先生也站在那里。指导员指着王先生衣服上盖着的那块布说：
“你盖着这两个字不好。”
“我盖着好，”王先生说，“这叫作‘实事求是’。是犯人，就要印‘荫劳’；我不是犯人，就不应该印‘荫劳’。”
“你不是犯人，你怎么在监里啊？”
“我是‘坐监者’，像保罗、西拉、杰里迈亚、米该雅一样。”王先生说，“那几个古人都坐过监的，我也像他们一样坐监。”
指导员没说什么，笑了笑。后来他就公开穿他自己那没有盖红印的衣服。
有一个犯人叫郑维的，在那边院里站着说：
“你用布盖上‘荫劳’，不行。你不能上厕所。”
“我能上厕所，我现在必须去大便。”王先生说，“我已经写了报告向领导说过了。”
自此以后那个犯人也不管他了，在荫营只有他一个人始终穿没有盖红油漆字的衣服。已经印上字的，他就拿块布缝在字上面盖起来，冬天的衣服用蓝布盖上，夏天的衣服用白布盖上，一直到他出监的日子。
一九七三年四月底，王太太十五年的刑期满了，她的儿子天铎去接她。他以为办了手续，就可以把她接出去了，殊不知刑满的犯人不能回家，还要继续留在那里工作。根据政府在那一时期的规定，凡是刑期已满的人，不管判的是一年，还是几十年，一律都要在政府指定的一个监狱外边劳动，那就算是他的工作单位，每年给半个月的假期，可以回家探亲。所以王太太仍旧要留在邯郸。
同年秋，王太太去上海，看望九十五岁的母亲刘老太太。临行时队长告诉她说：“九月十七日（中秋节）以前，你一定要回到这里。”那年中秋节是个礼拜天，礼拜天是她的假日，她本来想可以在上海多呆一天，过了中秋节再走，但是因为有队长的这一句话，她想她不可以随便用这一天，所以就在九月十六日回去了。幸亏她回去，不然问题就大了，因为过了礼拜天，到礼拜一（九月十八日），她们就要搬到石家庄去。如果她在上海用了这一天，她的东西一定收拾不完，那就会紧张得没办法。从这里她得到一个教训，还是守约的好。
她在石家庄一直呆到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时。毛主席逝世后，她又被调到邢台唐庄镇（即清朝的顺德府）。一九七七年国家政策改变，刑满释放的人可以自由回家，她才回上海去。
一九七三年，天铎去邯郸看了母亲，随即去荫营看望父亲，然后又回到母亲那里，跟她一块儿住了几天。这次天铎去荫营看望父亲是第一次。一九七四年，他带着妻子和女儿去看望父亲。一九七五年，他又陪着母亲去荫营看望父亲。他一共去看望父亲三次。
一九七四年一月，王太太的母亲刘老太太去世了，终年九十六岁，天铎写了一封信告诉父亲。二月初，信到了荫营。指导员看了以后，把王先生叫到办公室去，对他说：“人生总有一死。”他立刻就想到，可能是他岳母刘老太太去世了。指导员把信交给他，一看果然是的。他非常悲哀，因为好婆很爱他，就跟爱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当时他没有哭，回到监房以后，看见被子呀，衣服呀，无论什么东西，凡是老太太给他做的，他就掉眼泪。
他刚从办公室出来，指导员就把他们屋里的值星员喊了去，叫他安慰安慰王先生，不要太难过，人总有一天要离开世界的。那个指导员真是体恤他。
第二天早晨，他坐在炕沿上，越想越难过，他就哭啊，哭啊，哭了很长时间。先还不敢出声，只是偷偷地哭，后来情不自禁，就放声大哭起来，一连哭了两、三天。后来他忽然想到复活的日子还能再见面，一下子就转过来了，再也不哭了，他的心从主得了安慰，也有了盼望，知道将来还要再相见。
据说这件事对他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一九七五年王太太由天铎陪同去荫营看他时，那里的一位主任告诉她说：“你母亲去世以后，他心里一直非常悲伤。政府本来预备给你们一个极大的宽大，让你们全家团聚，可是因为他一直哭，看见什么东西都要哭，这个机会就失去了。”王太太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但知在老太太去世之前，王先生曾去参观过大寨，回来以后总会写写感想，可能那时他的表现比较好，政府就考虑对他一家有一个宽大，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一哭，他们就改变了计划。
王先生在荫营是比较自由的，他不作什么事。天铎陆续给他寄了大约五百本书，有古书，也有简装书，他就整天看书，把眼睛都看坏了。政府干部对他很好，有时他们还借他的书看。神把他隐藏在那样一个环境里，可能比他生活在社会上还要安全些。
一九七五年，中国社会上展开了批林批孔运动，当然这股风也吹到了荫营。那时只许说孔子坏，不许说他好。有一次，四、五位干部在谈话室里，把王先生找去。他坐下以后，有一位干部问他说：
“你对孔子诛少正卯有什么看法？”
王先生说：“孔子诛少正卯诛得很好，就是当诛！人们说孔子残忍，把一个很知名的人士少正卯给杀了，其实不是孔子残忍，而是少正卯自己取死。这样坏的人如果留着他，鲁国将来就要弄得不得了了。”他接着背了一段古书上的话：“孔子为鲁司寇，三月而诛少正卯。门人进而问曰：‘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人之大恶有五：盗窃不语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辨，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一有于人，即不免于君子之诛。今少正卯兼而有之，其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恃嫌激众，是小人之雄也，不可以不诛。’”
这些干部彼此看看，觉得这个犯人对史书怎么这样熟啊？之后又有三、四位干部，单独找他谈批孔的问题。王先生说：“孔子批不得，批孔子的人自取羞辱。耶稣是我的救主，孔子是我的恩师，我不能批评他。”有一次开大会，好几千人都在广场。那天是星期天，不劳动，大家都去开会。台上有两个干部骂孔子是孔老二。那时不许人随便发言，如果许可的话，他当时就要说：“不能骂孔子。骂孔子是羞辱自己本国的圣人。”批孔以后，干部们对他就另眼看待，与前大不相同了。
政府干部对他不满意之处是他老写东西。他在荫营天天看报纸，看见什么，就要写感想，又是进忠言，又是提劝告。写得太多，干部没有时间看，叫他们实在为难。他们不交到上级去吧，不行；交上去吧，又怕上级说，“交来这些东西干吗？”所以他们一再叫他不要写，可是他还要写。一九七六年王太太跟亲戚时弟兄去看他时，干部还请王太太劝劝他不要再写。王太太回去以后，特地写了信去，他还是不听。最后他们罚他，不卖纸给他。他就找出从前他在北京监狱买的几十张质量很好的纸张来写。那些纸是他留着给周总理进忠言的，谁知周总理死了，纸还留在那里，他就拿来写了一份《最后的忠言》：“请政府不用担心，我不会自杀，现在我心里快乐极了。我所以进最后的忠言，就是因为我认为政府必须改变现在的情况。如果再这样下去，不改变现在所走的路，就是敷衍、搪塞和欺骗，将来就不堪设想了。”
王太太一九七七年回到上海以后，每月都给王先生寄营养品。但到这年年底，他们不许家里给他寄了。七十七岁的老人，身体当然难以维持下去。他认为这是政府对他施加压力，叫他放弃信仰。所以他又写了一份报告给政府说：“我明白政府的意思，大概是想借此叫我挨饿，饿了好放弃信仰。办不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从这时起，他就准备饿死在监里了。
过了大约十个月，到一九七八年秋，有一天队里吃小米饭，因为小米饭硬，他的牙又不行，嚼不烂就咽下去，结果得了急性肠胃炎，一夜两次上吐下泻，第二天就起不来了。睡了一天，到傍晚的时候，他们用担架把他抬到医院去住院。过了两天，指导员去医院看他，问他说：
“怎么样了？”
“他们现在给我输液，输了液就好一些了。”
干部看他身体太弱，就对他说：“你写信给你儿子吧！”
“我现在不写。”王先生说，“等我好了，出医院再写。我若死了，就 ......”
后来一位李医生把他叫到一个屋子里，对他说：“你把你的消息告诉你儿子吧！”他这才写了信，说他病得很厉害，差一点就不行了，现在住在医院里，但没有写患的什么病。王太太接到这封信后，就对天铎说：“不知他现在是死是活，无论如何总要去一趟。如果他还活着，那就让他保外就医，因为听说有这样的例子。如果他死在那里了，我们也可以知道。”
天铎到了那里，他的病情已经好转。大夫告诉天铎说，“他身体太亏了。”天铎就把身边带来的食物留下，并且告诉他还有好些食物留在阳泉的旅馆里。王先生明白天铎的意思是怕都带了来，而他却已经死了，就吃不着了。于是天铎回去，把那些东西取了来，交给荫营的干部，过不多时干部就给他送来了。有了这些食物，王先生的身体慢慢转过来，不久就出院了。
天铎在医院里当着胡队长的面，对爸爸说：“我问过队长为什么不许我给您寄东西。队长说，‘全号有二十多个人，他一个人有，别人都没有，人家看着难过。’”从这时起，没得许可天铎就不断给他寄吃的东西，而且总是不到一个月，另一包又寄到了。这样，王先生的身体就逐渐恢复过来。关于保外就医的问题，他们告诉天铎说，因为他是无期徒刑，没有资格保外就医。
到了这个时候，王先生就一无顾忌了。从前他不敢出声唱诗，现在他在院子里一边走，一边小声唱诗。干部从他面前走过，听见他唱诗，也不管他，因为他们知道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改造不好了。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发表后，全国各机关、各团体都进行传达。有一天值勤员说：“大家到院子里去听报告！”那时王先生病了一个多月刚好，而且正值隆冬，值勤员对他说：“外头太冷，你不用去了，等大家听完回来再传达给你吧！”他听见外面用扩音器广播，但听不清说的是什么。后来有人告诉他：“中美建交了！”他一听见这个消息，就为台湾的教会担心。当时他心里想：“坏了，台湾的教会也要成立三自会了。共产党所以不打台湾，就是因为在台湾有美国的空军和海军。这一建交，共产党打台湾就无所顾忌了。”
王先生所在的十八队在荫营劳改队的最后面。一天，王先生看见其它队里有二百多人出来到院子里，拿着裁衣服剩下的布条搓绳子，他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们监号里有一个犯人是比较有学问的，对他说：“搓布绳子就意味着要大批放人了。”王先生这才明白。
王先生夫妇第二次被捕时，天铎正在北京。返沪的时候，他把王先生几十年的日记和四个大照相簿都带到上海。政府叫他上交，他就交给政府了。不知怎的，这些东西又转到了大同。王先生他们那一批犯人从大同调往荫营时，行李都是交给政府统一运去的。及至第二天取行李时，王先生发现他的几十本日记用一根铁丝捆着，也放在行李堆里。这些日记和相本，干部说不能留在监号里，要存在库房里。后来到大批放人的时候，指导员对他说：
“你存的那些东西，用不着就烧了吧！”
“什么东西？”王先生问。
“那些日记，还有照相簿。”
“那些东西不能烧！”王先生严肃地说，“那是我的历史，我还要留着呢！”
“我不能决定。”指导员说，“我得请示上级，看是不是可以给你留着。”
过了几天，指导员告诉他：“我请示过了，上级说你的日记和照相本可以留着。”到他一九七九年底出监的时候，指导员就把这些东西都还给了他，所以那些东西至今还在。
一九七九年二月下旬，王先生收到了内侄女刘小玉姊妹给他的一封信。当时他曾覆她一信，劝勉她和她的丈夫好好教育子女。因他自己过去深受说谎之害，所以就特别注重这一件事。他说：
“首要的是教导他们诚实，说实话，作真事。世上一切的坏事都与说谎言相关连......而且各种罪恶都以谎言为藏身之所......你和亚中要在一切大事小事上都给孩子作好榜样，身教比言教更为重要。作诚实的人有时会受损失，但损失最后还要变成利益，不是暂时的利益，而是永久的利益。一般人的眼光都是太短，只看眼前的利益，却不计后来的结果，最后还是自己害了自己。”从信中可以看出，虽然他身在狱中，却仍旧关怀晚辈们的灵命成长，并且用他亲身的经历，语重心长地教导他们走主的道路。
同年五月，小玉去荫营看望王先生，谈约一小时。因为有人在旁，他主要谈了一些生活琐事和健康情况，但也确曾提及一九六三年前他痛不欲生，但翻供之后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了。
同月，美国的生宪治医生本着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监中看望弟兄和长辈之心，带着他的儿子去山西荫营看望王先生。生医生是王先生好友、南宿县长老会生熙安牧师的长子，他称王先生为“叔叔”。虽然他们没能见到王先生，但他们盼望劳改所能由此知道王先生在海外有亲近的人，因而能放松看管，乃至释放。临行他们留下一封信，以及手套和手电筒等给他使用。
生医生父子这次去荫营是出人意外的，因为当时国内只有几个地方准许外国人去，荫营不在其内。原来他们的行程是由他弟弟生宪章弟兄办理的，告诉有关部门他们要去什么地方。他把‘荫营’也写在行程上，结果竟然批准了，实在是神的恩典，不然是去不成的。
生医生走后，政府干部把王先生找到办公室去，问他说：
“你认识姓生的吗？”
“我认识。”王先生说，“姓生的只有一份，就是南宿县长老会的牧师生熙安。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四个女儿，两个儿子都同我认识。他的孩子们都叫我叔叔。”王先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问起姓生的，因为那个管理员没有说为什么，所以他感到很纳闷。第二天又把他叫了去说，“昨天从美国来了一个姓生的和他的儿子。这是他们留给你的信，还有一副手套和一个手电筒。这个手电筒我们给你收着。”王先生这才知道生宪治去看过他了。过了几天，他们又把生医生留下的那封信要回去，说要到北京去了解一下他和生宪治到底是什么关系。过了十几天，又把信送回来说：“还给你这封信。”从这里王先生知道，不只在德国报纸上刊登了他坐监的事，美国报上也刊载了。其实他的事情在国外已经传得很广，释放王明道与否，对国际舆论有相当的影响。
在他快要出监的那个时期，他心情很好，并且用笔墨写下了他内心那种高尚的情操：
“先知成仁，使徒取义，受命传道，首重刚毅。熟读圣经，洞晓真理，坚贞不屈，顶天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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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3.8.2007 20:53
第 三 十 五 章 被 骗 出 监

无期徒刑的意思就是终身监禁，除非有显着的立功表现，不能减刑，更不能释放。可是王明道先生这个无期徒刑犯，没有一点立功表现，居然就释放了。他到底是不是因为真的有罪，才判的无期徒刑，那就可想而知了。王先生自己一直说：“我的事情是个大冤案，就跟岳飞的冤案差不多。”
中美建交后，中国闭关自守的时代结束了，中国已经进入国际大家庭，或多或少地要受到国际舆论和行为准则的影响。伦敦保卫人权委员会打电报给二十多个国家，并且代表这些国家向中国政府提出意见，请中国释放一切政治犯。王先生不是政治犯，也不是刑事犯，他是信仰犯。在政府大批释放犯人的时候，也决定把这个信仰犯释放掉。谁知他这个犯人与众不同，他不肯糊里糊涂地走出来，正如使徒保罗在腓立比监狱，禁卒奉命放他出监时的情况一样（徒十六章三十五至四十节）。政府干部遇到了一个麻烦，需要请他出监。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中旬，政府从山西荫营给王先生的儿子天铎发了一份电报：“见电速来接王明道。”天铎不知道那是政府发的，还以为是他爸爸自己发的呢。当时王太太正好去南京，不在上海。天铎就写了一封信去，说“爸爸来电报，叫我去接他，我现在就去了。”于是他与山西的亲戚时弟兄联系好，一起去接王先生。王太太收到信后，赶紧返回上海，天铎已经动身走了。
天铎到了荫营监狱，有人把他领到赵大队长那里，然后他们一起到中队长的屋子。这时王先生队里一个姓丁的值星员也把他从高处的十八队领到山下面的中队长屋里。王先生一进去，看见大队长，又看见天铎，感到很奇怪，就问天铎说：
“你干吗来了？”
“我来接爸爸回去。”
“我不回去。”王先生说，“你回去告诉妈妈，我在这儿顶好。”
没等天铎再开口，大队长就说：“你儿子来接你到上海去，你就跟他走吧！”
“我不走，”王先生说，“我的事情还没弄清楚呢！我没犯罪，我在这里押了二十多年，完全是为了信仰。”
“不必追究这些事情了。”大队长劝他，“你走吧！监狱不是个好地方。”
“我坐了二十多年的监，还不知道监狱不是个好地方？”王先生说，“不过我已经习惯了。文天祥的《正气歌》里说：‘嗟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我现在已经把监狱看作我的安乐国了，我不走。”
“你走吧！”大队长又劝他，“别在这儿住下去了。”
“要我走也可以，”王先生说，“政府必须承认三件事：承认逮捕我逮捕错了，判我刑判错了，关押了我二十多年也关错了，而且以书面证明，不然我不出监！”
这个证明，让他们怎么出啊？谈了一个上午没有结果。大队长说：
“大家回去吃午饭了。”
然后对王先生说：“你也回去吧！我们都去吃饭。”
又对天铎说：“你也吃饭去吧！下午再谈。”
下午两点钟，他们又把王先生叫到那个谈话室里。这回不是大队长了，而是换了中队长。中队长和天铎都劝他快点离开监狱，到上海去，他还是坚持不走。最后，父亲怕儿子接不走他太难过，就答应说：
“我可以同你一块儿回去。”
“爸爸快点回号里去收拾东西吧！”天铎高兴地催他。
“我有好些东西呢！”王先生觉得有些急促。
“今天晚上我来接您到招待所去住。”天铎说。
于是王先生赶紧回去收拾东西。他还有好些吃的东西，就分别给了两个姓陈的犯人，都是身体不好的。又把他的书都拿出来，放在炕上说：“你们谁要，谁拿去，我带不了这么许多东西。”其实天铎带了好几个大提包，就是预备装那些书的，但他不知道，竟都送给别人了。
傍晚时分，有一个人来告诉王先生说：“你儿子今天不来了，明天才来呢。你在这儿再住一夜吧！”他就又住下了。
第二天早晨，他把天铎带来的衣服换上，站在院子里等。政府干部也知道他准备走了，就让那个姓丁的值星员又把他领到荫营一个新盖的监狱办公室。一位李干事拿出一张纸来对他说：
“你看看这张纸上写的。你要是同意这上面的话，就签个字。”
王先生一看，原来是“山西省高等法院释放证”。上面写着：
“押犯王明道，因反革命罪被判无期徒刑，改判一年，提前释放。”
“你拿着这个，”李干事说，“现在就可以跟你儿子回上海去。”
“我不签字，”王先生说，“ 我也不走。说我是反革命罪犯，我不承认。我没有犯罪，是政府逮捕我逮捕错了，判我刑判错了，关押我也关错了。政府必须把我的事情弄清楚，不然我不出监，我就在这儿住下去了。”然后他告诉天铎说：“你回上海去吧，我不出监。”
时弟兄看王先生怎么也不肯走，就安慰他说：“您心里怎么平安，就怎么办吧！”他们就走了。临行时把煮好了预备在路上吃的二十多个鸡蛋都留给他了。
天铎回到上海，妈妈问他：
“怎么着？”
“爸爸这个倔呀！”天铎就把原委说了一遍。
接着王先生又来了一封信说：“不见我的亲笔信，千万不要再来接我，我不回去。”信里还有一句话：“撒谎是一切犯罪的根源。”这是因为他受撒谎这个罪的苦受得太厉害了，所以凡是不符合事实的事，他都不肯承认。
过了一个月零十四天，即十二月二十九日，荫营监狱的干部又把王先生找到中队长的办公室去，有李干事和胡大队长两个人在那里。李干事问王先生：
“受浸和受洗有什么分别？”
一谈这个问题，王先生就高兴起来了。他跟他们讲：“受浸是浸在水里，受洗是后来天主教改的，不下水，只在头上点一点水，把原来那个意义改掉了。”他越谈越起劲，谈了很长的时间，大约有一个钟头。
李干事说：“你讲的很有道理。”他们先把老人说得高兴起来，然后再谈别的事情就好谈。接着李干事对他说：
“你说你不出监，我们不能强迫你出监。不过监外边有三间房，你可以去那边住着，过不了多少日子，北京法院会有人来，同你谈清楚你的事情。你一出监，你就恢复自由了，你愿意上哪里去，就可以上哪里去。”他信以为真，想只要北京有人来，他就能把事情谈清楚了，所以答应说：
“我可以出监。”并说，“我回去收拾我的东西。”
“不用你收拾了，”胡队长说，“已经有人帮你把东西收拾好了。”
“那我也得去看看。”于是有一个犯人来扶着王先生上去，回到他自己的队里。那里有八十一层台阶，他没有力气上去，必须有人扶着他才行。
到了十八队，他一进大门，就看见他的东西都已经捆好了，有的是纸盒，有的是包袱，三件行李都在大门里边放着呢！一个犯人说：“我先同你去那个地方，过一会儿再把这些东西给你送去。”于是他陪着王先生走出监狱的门：头一道是内监的门。走过这个门，要正式出去，还得过第二道门。那里有岗楼，守卫的士兵拿着枪监视出入的人。他们还没到第二道门就拐了弯。过了一个山坡，就把他送到那个叫作“三间房”的地方。事情都是预先安排好的，所以凡是见着他们的，都让他们过去。
离“三间房”几尺远的地方，还有两间房，那里面住着两个出监后留用的职工，他们负责照顾住在“三间房”的人。那五间房的周围有铁丝网围着，铁丝网的大门不关。王先生到了那里不久，陪他出来的人就把东西都给他送来了。他一脚迈出监狱的大门，荫营干部的任务就完成了。
“三间房”不是监狱，而是刑满释放的人暂住的地方。那里有炉子，有案板，有擀面杖，也有刀，可以自己作饭，但是王先生的眼睛坏了，不敢摸刀，害怕会把手划破。虽然他可以到食堂去买饭吃，但要跑半里多路，还要过马路。他眼睛看不见路，自己走，弄不好就会给汽车撞死或撞伤。还有一个问题，他以前生过一场大病，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出院后腿就不能蹲了，一蹲下去，就爬不起来。在监狱的厕所里，有几个特制的木头箱子，他可以坐在上面大便。到了监外，就没有这个设备了。所谓厕所，就是在地上挖个大坑，四面用席围起来，坑上架一块木板，像他这样年纪的人站在上面，一不小心就会掉在粪坑里。到了这个时候，他才发觉上当了，后悔不该出监，但是已经回不去了，他中计了。
他问那两位照顾“三间房”的人该怎么办？他们告诉他可以买点江米（即糯米）熬江米粥喝。他就托他们买了十斤江米，整天喝白粥，连咸菜也没有，怎么生活得下去呀？
一九七九年除夕，住在“三间房”的人都出去看电影了，就剩下王先生和一个湖南人。那个湖南人对他说：
“今天大家都走了，就剩下我们两个人在这里，我劝你别在这里住下去了。这里已经不是监狱了，你八十岁的人，一旦病了怎么办？人家不能送你去监狱医院，你只能去上海。上海离这里好几千里路，你怎么去啊？你还是赶快写信叫你儿子把你接回去吧！不然你病了，一点办法也没有。”他觉得这人说的话有道理，就接受了。第二天早晨他写了一个明信片，共十二个字：“天铎：决定赴沪，望速来接。爸爸”，然后托那两个负责管理“三间房”的人用挂号信寄到上海。他们回来之后，紧跟着指导员和大队长就进来了，说：
“你决定回上海了？”
“我决定了。”
“那很好。”大队长说，“听说你把一些书都送给同监的犯人了，你还有书不预备带走的吗？我们可以取几本吗？”
“可以。”王先生说，“有一部《史记》共十本，我一定要留着；还有一部《三国志》我也要保留。其余的你们随便挑，要什么，你们就可以取。”
他们二人各拿了一些。临走时还说：
“你走的时候，我们若是没有工夫，就不来送你了。”
“不要客气。”王先生说。
释放王明道用的是一个计。放他出来，他不走，非要政府认错，政府怎么认啊？所以就只好想个办法把他骗出来。他们明明知道他离开监狱后生活不下去，就故意诱他出来。只要他上了这个圈套，就得乖乖地回上海，这叫不了了之。所以王先生说：
“我不是放出来的，我是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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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3.8.2007 20:53
第 三 十 六 章 离 开 荫 营

一月初天铎接到父亲的信以后, 决定乘六日的火车去荫营接他。五日他用电报与王先生老友、天津甄品道先生联系, 相约于六日中午在德州会面, 再一同西行去阳泉。当晚七时半他们到达阳泉, 住在市内, 翌晨七时再乘长途汽车去荫营, 大约一小时就到了那里。
荫营是个小镇, 劳改队就在镇旁的一座山上。从山下到山上全长有二、三里路。他们沿着一条上山的路, 向左行约二华里, 远远望见道北大墙对面的山上有几间房子, 那就是“三间房”的地方。那里人烟稀少, 难得有什么外来的人。看见山下有人上来, 山坡上的人就都出来看。他们到了“三间房”的时侯, 王先生还不知道, 正面朝里站着呢! 天铎拍拍爸爸的肩膀说:
“爸爸, 你看谁来了?”
王先生回头一看, 原来是甄先生。他高兴地说:
“品道啊!”二十多年不见, 彼此拥抱相亲, 热泪夺眶而出, 强自抑制, 不然真要哭出声来。一肚子的话要说, 可是当时什么也说不出来了。过了一会儿, 天铎说:
“爸爸同我们到招待所去吧!”
“我还有好几个包呢!”王先生说。
管“三间房”的一个人听见这话就过来, 帮忙拿着王先生的东西, 送他们到招待所去了。从“三间房”到招待所要上八十一级台阶。在去招待所的路上, 王先生看见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 他惊奇地喊:
“看, 小孩儿!” 甄先生听了不禁一阵心酸: 离开人群二十多年, 看见小孩子都觉得新鲜。
招待所在监外, 是新盖的房子, 很讲究。一间屋子里有四张铁丝床, 一个人住一夜要付四元钱的宿费。天铎上次去时, 就住在那里。七日是公休, 干部都不办公, 他们只好住在那里等。没有别的事, 三个人就在那间大屋子里, 畅谈二十多年来的别情, 并且读经、祈祷、介绍肢体的情况和背诵古文诗词, 一唱一和, 饶有风味。王先生一口气背完了文天祥的《正气歌》, 一字不差, 足见他的思路和记忆力仍甚佳。
八日, 监狱工作人员上班后, 他们就去办手续。本来他们当天可以走, 只是因为监狱离阳泉至少有二、三十里路, 王先生有六件行李, 行路甚是不便, 他叫天铎去跟监狱干部讲讲, 看是否能拨一部车, 把他们直接送到阳泉去? 一位干部说:
“现在车子太忙, 分派不过来, 不能给你们单拨一辆车, 你们坐监狱的汽车从荫营监狱到荫营镇, 然后再换公共汽车到阳泉去吧!”
所以他们又在招待所里住了一夜, 到九日早晨才乘监狱汽车去荫营镇。行前他们去付招待所的住宿费, 负责的人说:
“不收你们的钱, 你们就走好了。”本来家属去接犯人出来, 都是住在“三间房”。王先生的家属特别优待, 给住招待所, 还不收宿费, 真是够客气的了。
荫营镇就在山下。他们下山时, 在山坡上拍了照, 身后便是监狱。上了去阳泉的公共汽车, 经过大约一小时, 就到了市内的长途汽车站。王先生和甄先生分别在汽车站和火车站照看行李, 天铎用小车拉运, 往返两三次才把东西运完。等全部东西都运到火车站以后, 就把它们办了托运, 惟有装王先生日记本的箱子随身携带, 以免遗失。在阳泉车站, 他们又拍了照, 到中午十二时才上车东行, 并且在车上补票, 换到软席卧铺去。四人一室, 饮茶进食都很方便。那列火车只挂了一节软席卧铺, 一个车箱里只有他们三个人, 真是惬意之至。在火车上大谈特谈, 心里非常高兴。
下午七时到了德州, 他们都下了车。甄先生对王先生父子说:
“我不去上海了。”然后又对天铎说,“你送你爸爸吧! 我回家去了。”
王先生要在德州换南下的车。这趟车一直等到夜里十二点才来, 上车的乘客很多, 他们几乎上不去。甄先生等他们上了车, 才出站给天铎的太太打了个电报, 请按时去接站。又等了几个小时, 甄先生才乘车北上。
王先生父子到达上海时, 不见有人来接。他们还以为电报没收到呢, 其实早就收到了。那天好几个人去接站: 有特意从北京赶到上海去看望王先生的肖语平姊妹, 还有另外几位肢体。他们都是按照列车时刻表到达的时间去接的, 谁知那趟车到得太早了, 所以没接着。等王先生到了家, 接站的人也回来了。
十日甄先生返抵家门后, 当即去北京见李再生先生等诸肢体, 把王先生出监和接他去沪的详情都讲给他们听, 人人喜形于色, 奔走相告。弟兄姊妹们得的安慰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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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3.8.2007 20:53
第 三 十 七 章 在 平 江 路 的 日 子

“王明道获释”的消息, 像关不住的春风, 吹遍了大江南北, 长城内外。不少人闻风而至, 走进上海平江路十三号那个小小的房间, 看望阔别二十余载主的忠心仆人王明道先生。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关怀他和敬爱他的, 当然也有居心叵测的。不管是谁, 王先生都欢迎和接待, 并且畅所欲言。
消息从国内又传到了国外, 海外有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到平江路去看他。迁到武康路后, 继续有各个国家的人去看他。除了阿拉伯国家和天主教国家外, 有十六、七个国家的基督徒去看望他, 最多的是加拿大人、美国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英国人、西德人、丹麦人、荷兰人、挪威人、瑞典人、瑞士人和芬兰人。日本虽然是佛教的国家, 也有不少的基督徒去看他。他把自己几十年的事情, 特别是在监狱里八年的失败, 都讲给他们听, 他常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 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箴廿八章十三节) 人们从他的经历中得出一个结论: 王明道因不怕承认自己的失败而蒙了怜恤, 我们也不怕。
大量的访客使政府公安部门感到不安, 特别是他直言不讳地讲政府对他的所作所为, 无疑会影响中国政府在中国人民群众和世界各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所以王先生到达上海不久, 就有公安局的两位干部去平江路看他, 一位姓孔, 一位姓刘。他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态度很不客气, 一方面是为吓唬他, 另一方面也是要从他了解教会的情况。他们问他:
“都有什么人常到你这儿来呀?”
“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你们的必要!”王先生很坚决地回答他们。
“你不要忘记你是反革命啊!”姓刘的说。
“我是反革命,”王先生说,“你们为什么把我放出来? 我没有要出来, 是你们把我放出来的。你们看我是反革命, 可以再把我送回去嘛!”
“来的人里面有的是好人,”他们解释说,“有的是不好的人。”意思是劝告王先生不要与那些不好的人来往。他们还劝他向他儿子学习,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好了。他儿子虽然也住过牛棚, 可他从来不提那件事。
他们跟王先生谈认罪的问题, 想他坐了二十多年的监, 还能不承认自己有罪? 谁知他根本就不承认。王先生对他们说:
“我很喜欢跟你们谈谈认罪的问题: 我在神面前满身疮痍, 体无完肤, 是个大罪人。但在国家法律方面, 我从来没有犯过一条国法。我自幼就胆子小, 脸皮薄, 不敢作一件犯法的事。在学校里我是个严守校规的学生, 在国家和社会上我是个守法的公民, 可你们还是把我逮捕起来了。我没有犯过任何国法, 我坐了二十多年的监完全是为了信仰。”王先生还明确地告诉他们:“我反对三自会, 到现在还是反对。”他们看他态度很坚决, 就不再谈下去。从此以后, 他们对他反而客气起来了。第一次去时对他没有称呼, 第二次、第三次就一直称呼他“王老先生”。
他们感到对付王先生有些棘手, 好不容易才把他请出来, 怎么能再把他逮捕进去? 八十多岁的人了, 还能活多少年啊? 把他逮捕进去, 很快就会死在监里, 政府担个臭名, 何苦来呢? 但又怕他扩大影响, 于是采取一种措施, 就是了解都有什么人到他那里去, 注意那些人, 使他们不敢再去, 把他孤立起来, 目的就达到了。
有一次, 孔、刘两位干部去王先生家时, 正巧碰上潘老太太(郑素英女士)上海的孙女在那里。她看见那位姓刘的干部, 就对他说:
“我认识你, 你姓刘。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他不吭声。她再问他, 他就说出自己的名字。但她说:“不对, 那时你不叫这个名字。你带着红卫兵到我们家里去抄家时, 幸亏你的一句话, 不然我们的房子就麻烦了。”这一下把他点出来了, 原来带着红卫兵到基督徒家里去抄家的是公安局的干部。据说那位姓刘的干部是专管基督教的。
他们二位每两三个月到王先生那里去一次。姓刘的去过三次, 以后就不去了, 换了另外一个人。
他们最注意的一个人是阎宝田大夫的儿子。他好几次去给王先生送西瓜和食物, 都给他们碰上了。阎大夫是山西太谷人, 二十岁左右在火车上得识王先生, 从那以后他们就有了交情。他很爱王先生, 一直称他为大哥, 并说:“耶稣是我的救主, 大哥是我的恩人。”每逢王先生到他所在的城里去讲道, 他一得知就去聚会。
有一天孔、刘二位干部在王先生的房里坐着, 正好时魏素兰姊妹来了, 站在床那边, 姓刘的扭过头来说:
“这是谁啊?”
“这是我们的亲戚。”王太太回答。
他就没再问下去。后来他说:“有的人好, 有的人不好, 你们不要跟那些不好的人来往。比方说, 像俞崇恩、俞成华啊 ......”他怎么知道俞崇恩来过呢? 原来在王先生的书架上有一张纸条, 上面有俞崇恩弟兄写的字:“我父亲叫俞成华, 我妈妈叫......”姓刘的干部老远看见那张纸条, 就知道俞崇恩来过了。俞成华先生老早就去世了, 怎么还可能来呢? 可知都是因为那张纸条的缘故。他们说这样劝告王先生是为他好, 其实是怕他跟更多的人接触。
安息日会也有一帮人是反对三自会的, 因而那时三自会对安息日会就有积怨。两位干部要了解安息日会是怎么一回事, 就跟王先生谈这个问题, 并且叫他写篇文章驳驳它。王先生说:“我不写, 我不给人写什么东西。多年以前在我还没有进监的时候,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 叫《基督徒必须守安息日吗?》, 你可以去看。我写文章都是自动写的, 别人叫我写, 我从来不写。”
从国外带来的书, 王先生和王太太当然不愿意多让人知道, 但政府是知道的。有一天孔、刘二人来时, 正好有人带过来两三本书, 放在桌上。姓刘的拿起来看看, 然后又给姓孔的看。姓刘的问王先生:
“你对香港印你的书有什么看法?”
“我很高兴。”王先生说,“我进了监, 我的书在北京不能出版了, 香港给我出版, 那好极了。而且在他们所印的《五十年来》里, 还附录了《真理呢, 毒素呢?》和《我们是为了信仰》两篇文章, 叫各地的人都晓得我坐监是为了反对三自会。”
一九八零至八一年, 上海市公安局的干部总是两个人一起来。一九八二年起. 他们就谁也不来了。
王先生的户口迁得很顺利, 他到了上海以后没几天就报上了。他不接受释放证, 荫营就把“释放证”几个字改为“裁定书”, 而且也没有什么“提前释放”的字样, 所以就没留个尾巴。天铎拿了裁定书到派出所去, 很快就报上了户口。但王太太的户口迁得就很慢, 一直留在唐庄, 没有迁过来。唐庄农场每月给她寄廿五元生活费和粮票、油票。一九七七至七九年间, 每次寄来她总是收着, 因为她想即便自己不用, 还可以给别人用嘛! 但王先生对此另有看法, 他反对接受这个钱。有一次, 那边寄钱和粮票、油票的信给王先生收到了, 他就把它退回去, 并且还附了几句话:“无功受禄, 寝食不安。请以后不要再寄粮票和工资来了。”其实王太太刑满释放后在唐庄农场劳动, 是那里的退休职工, 得原单位发的退休金, 不能算是无功受禄。
王太太的户口很长一段时间未能迁入上海。上海派出所要求唐庄农场出两项证明文件: 一是证明她没有劳动力了, 一是证明她只有一个儿子。唐庄肯证明前者, 不肯证明后者。王天铎的工作单位给开了这个证明, 可派出所还是说不行, 结果事情就这么拖下来了, 一拖就是五年。那位姓刘的干部虽然答应帮她办, 但始终没有办成。到一九八二年, 还是公安局的一位干部帮她办好的。其实哪有下级不听上级的? 但姓刘的就是没有帮她办成。一九八二年以后, 姓刘的不来了, 王太太心里倒觉得踏实些, 因为他每次来总是恐吓人, 把人搞得心神不定, 好达到他的目的。但王先生就是不买他们的账, 他回答他们总是很硬的, 所以姓刘的一事无成。
一九八零年, 贝小姐在北京说:“王明道受管制呢!”王先生听了非常生气, 写了一封信给她, 托柯桂贤姊妹转交。信上说:“谁告诉你我在上海受管制? 没有人管我!”王先生知道她是因为害怕而去参加‘三自’的, 但她却说是神让她出来参加‘三自’, 王先生对她甚为不满。
王先生出监以后, 原北京基督徒聚会处的蒙贤超弟兄, 给王先生寄去一信, 大意说:“听说你家里只有你儿子一个人有收入, 你生活现在不太富裕, 特寄上三十元给你, 请查收。”
蒙弟兄是个开钟表店的商人, 在宽街教会负责。因为他们的传道人阎迦勒弟兄参加了‘三自’, 并且担任北京三自会的副主席, 所以他们宽街教会又开堂了。蒙是参加三自会的, 一九八零年在南京开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时, 他是以北京市代表的身分去参加的, 并且还当上了三自会的常委。王先生收到此款后覆他一信说:“我听说你参加了三自会, 并且还当常委, 请你告诉我你跟三自会的关系。”他回信说:“是的, 我是三自会的常委。”王先生就把那三十元钱买了一张汇票寄回去, 说:“你是三自会的常委, 我是反对三自会的, 咱们两个没有共同言语, 你寄给我的三十元现在还给你, 谢谢。” 蒙回了一封信, 把王先生大骂了一顿, 这是 一九八零年冬天的事。
王先生莅沪后的头一年, 除了在家门近处走走之外, 从来没有到外地去过。虽然北京的一些肢体与王先生有书信来往, 但能亲自去上海看望二位老人的毕竟还是少数。 一九八零年冬, 王先生夫妇去京的消息甚嚣尘上, 北京方面甚至有人积极筹划迎接他们北上。有人说:“王先生到了北京, 礼拜天就在米市大街圣经会门前一站, 就得围一大圈子人。”如果王先生真的去了, 说不定会惹出一些事端。天铎对此当然不无顾忌, 所以他在一九八一年春节前写了一封信给李再生先生, 邀请他和甄品道先生去沪度岁。李先生因为太太生病, 甚难走开。但经研究, 决定请一位姊妹代劳, 他们二位遂于二月四日晚自京去沪, 次日(旧年元旦)晚到达。李先生得见他所敬爱、阔别二十余年的老友王先生, 心中快慰之至。
他们到了之后, 天铎随即拍拍甄先生的肩膀, 领他到过道处小声说:“这次请您来, 是因北京多人来信, 欢迎二老北上。其意甚佳, 但他们年老体弱, 我们又因工作关系不能同往, 殊不放心。请在此多盘桓一些日子, 劝劝老人打消北上之意。”甄先生允于尽力而为。他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 终于完成了这项任务。
一九八一至八二年时, 王先生忽然唱出他儿时唱的一首歌。王太太与他结婚几十年, 从来没有听他唱过。这首歌是他的外祖母(一位很虔诚的老太太)在他三、四岁时教他唱的。歌词说:
“我是耶稣门徒, 他是我救主, 虽然我有罪孽真是苦,
主已为我死亡, 救赎我罪恶, 所以我时常快乐。
耶稣能救我脱离各罪, 我因为蒙他大恩惠,
无论黑夜白日心里总是乐, 主已使我胜罪恶。”
王先生十四岁信主之后, 他的人生就改变了。他承认他自己是罪人, 蒙了神的恩典, 所以他常常快乐。他相信主耶稣不只能拯救他的灵魂, 还能救他脱离各样的罪恶, 所以他的人生是一个快乐的人生。八年的失败得到神的赦免, 重新站立起来, 恢复了他以前那个快乐的人生, 心灵就如同儿时的光景一样。
王先生到上海以后, 灵粮堂的长老周复清先生常去看他, 而且与他关系很近。该教会负责青年工作的路春方弟兄与他同去, 就显得跟王先生的关系也甚好。以后周长老的两条腿有病不能去了, 路仍旧照常去, 差不多两三个月就去一次。王先生知道他是参加三自会的, 就对他说:
“你是‘三自’的人, 常到这里来, 不对。”
“没关系, 根本没有人知道。”
以后路又拿了一盒蛋糕来, 王先生不肯接受, 请他拿回去。王太太觉得不好意思, 还是收下了。从那以后, 路就不再来了。王先生对‘三自’的人是深恶痛绝的。
一九八二年, 听说有“飞机医院”到广州。“飞机医院”是一批外国医生, 乘飞机去世界各地, 专门作眼科手术的。王先生事先已经登记过了。该“医院”到达广州后, 上海的一位眼科专家王医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 他就在九月廿日由儿媳陪同乘飞机去广州, 作白内障手术。王医生随后也去了。但这次手术没有作成, 到底什么原因? 谁也不敢说定。有人说是因为王先生说了一句外行话:“这个晶体将来坏了, 在中国不好配。”那位医生听了不高兴, 就不替他作手术了。也有人说是因为他儿媳用英文同外国人讲话, 没有通过广州医院的中国医生。总之是空此一行, 九月廿八日他就被撵回上海去了。王医生说:“回去以后, 我给你治。”
同年十一月三日, 王先生入住仁济医院。十一日王医生为他作左眼白内障手术, 廿六日出院。以后又配了一副眼镜, 视力似有好转。王先生住院时, 因为二十多天没有活动, 出院后生活就开始不能自理, 吃饭穿衣均要有人照顾, 但过了一个时期又转好些。一九八三年九月廿日第二次入仁济医院开右眼, 廿四日手术, 十月十一日出院。两次住院, 身体受到相当大的影响。手术后他的眼睛虽然当时是好的, 但过了一些时候就全不行了, 无论看书或是写字都成问题, 手术完全失败。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 默默中都有神的美意在内。
一九八零至八二年在生活上照顾二位老人的, 主要是周媛姊妹。从八三年起近十年之久, 在生活上照顾二老的则是章冠英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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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3.8.2007 20:54
第 三 十 八 章 迁 居 武 康 路

平江路的住处, 只有一个房间, 会客睡卧都在一处, 窄小得很。来访的人数一多, 就坐不下。有一次, 十几位美国人来看王先生, 旁边住的一家街坊临时搬了几把椅子过来, 又因天热, 还拿过一个大电风扇来, 这才勉强让客人呆下去。又有一次, 一位日本客人来看他, 临走的时候告诉王太太说:“我还有几个日本朋友要来。”结果第二天又来了十个日本人, 都是男的, 其中只有一人懂中国话, 他们就是想见王先生一面。
后来王先生儿子的工作单位分配给他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 在武康路六十九号, 这个地方给两位老人住就宽敞多了。一九八三年秋, 他们把家迁到新地方去。
在接见外宾的过程中, 王先生总是毫不隐瞒地谈他过去的失败, 并且给他们看见, 一个人失败到那么一种地步, 还能站起来。对国内外来访的人讲话时, 他常用孟子的话来自勉:“居天下之广居, 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 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此之谓大丈夫。”并说他在五十岁之前作到前面两点, 五十岁之后才作到第三点, 即“威武不能屈”。他也告诉他们, 他在监里学到了一个宝贵的功课, 就是饶恕人。以前有人出卖他, 控诉他, 抵挡他, 他都本着基督的爱饶恕了他们。论到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至十五节的话时, 他说:“饶恕人并不是换取神饶恕的条件, 乃是被神宽恕后的一种表现。”
王先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一直希望通过说理的办法, 使他的冤案得伸, 还事实以本来的面目, 他觉得这样就符合绝对真实的原则了。他认为这不单是为他自己, 也是为中国的政府和中国教会, 所以他就理直气壮地要写材料, 呈到政府有关部门去。王太太则认为:“你要写, 也可以, 但里面必须没有自己。什么时候一件事情里面有了你自己, 你就不能作了, 连一句话也不能说。有你掺杂进去, 就变成你为自己说理, 这是不可以的。”
王先生晚年比较固执, 恐怕这也是一般老年人的通病。王太太曾经对他说:“你撒过谎, 那是你的失败。你要讲理, 也许是你更大的失败, 你必须从这个失败里出来。你说你冤枉, 我冤枉不冤枉啊? 你去坐监, 我也去坐监。我干了什么啦, 要坐十五年监, 再加上四年刑满劳动, 一共十九年? 没有什么可怨的, 一切都是天父许可的。天父许可的, 一定与我们有益。今天我们不明白, 将来一定会明白。我觉得那没什么, 我一点也不觉得冤枉。”王太太劝他的时候, 当时他觉得很好, 并且称赞她为“恶恶之妻”, 但事过以后, 又回到原来的思想上去。王太太就不再多说, 只为他祷告了, 她实在是一位有智慧和有见识的贤内助。
本来在白内障手术之前, 王先生就已经写好了《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书》开头的一部分, 并且给一些弟兄姊妹看过, 几乎没有一个人支持他作这件事, 因为那不只无益, 甚且有害。但王先生执意要写, 大家就只好为他祷告。后来眼睛越来越差, 虽然动了手术, 视力仍旧没有恢复, 可知这是神的拦阻。眼睛不行了, 他就用录音来代替, 一盘一盘地录, 录了好多盘。那时他说话的条理还很清楚, 录的时候偶而话说错了, 王太太就在旁边提醒他, 他倒也接受。但有时正当他聚精会神地在录时, 她忽然一提醒, 他就跟她急了。这件事他始终没有作成, 因为要录的东西太多, 他实在没有办法录下去, 只好放弃。就连他辛辛苦苦已经录出来的, 今天也都不知去处。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下旬, 王长新弟兄出国前曾去上海武康路看望王先生。那时北京的王镇牧师刚刚去世, 王先生在谈到这位主的仆人时, 对他获释后的处境深表同情: 他的老伴已经去世, 子女又不与他同心, 只好去北京郊区农村, 与七十七岁双目失明的哥哥住在一起, 生活上很困难。北京三自会了解到这种情况以后, 就趁机打发人每月给他送些钱去。最初他还不知情, 后来才晓得那些钱全是从“三自”来的, 但是已经退不回去了。就这样他被拖下水, 进了三自会。那天王先生祷告时, 还特别为王镇牧师及早被主接去, 免犯更大的罪和陷入更深的罪中而感谢神。王先生常讲, 一个人的晚节很重要, 许多人都是能善始, 却是不能善终。
王镇牧师原是神所重用的仆人, 一九五五年被捕, 一九七九年才获释回到北京。在他得知王先生莅沪的消息后, 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五日曾写信给他。从信中可以看出, 他那时的灵性光景很好。他说他很软弱, 请王先生为他祷告。对于“前面的路当怎样走法?”他说“主完全知道”。可惜的是, 后来他陷入“三自”的圈套。被拖下水以后, 他曾公开表示说,“今天的‘三自’不是从前的‘三自’, 今天的王镇也不是从前的王镇了。”一九八三年秋, 一位刘老姊妹由黎培珍姊妹陪同去看王牧师。在谈话中黎姊妹一言未发, 但到临别走出房门时, 她说了一句话:“我今天来, 是作巴兰的驴。”王牧师默然不语, 别后他却写信给刘老姊妹说:
“你的朋友对我有什么意见, 可以指出来。”黎姊妹看了这信, 因为知道他有心脏病, 怕气着他, 就不想说什么。但有的肢体劝他:“你应当说实话。”她这才写了回信。她说:
“巴兰是神的先知, 应邀去见巴勒。巴勒叫他咒诅以色列, 他却唱起赞歌来。...... 但后来巴兰却是与巴勒合作, 为他出谋划策, 败坏以色列人(民廿二至廿五章, 启二章十四节后半)。你也是神的先知, 今天却与不信的人合作, 把信徒领进迷津, 使他们走错误的道路。”最后她说:“如果我说错了, 愿神管教我。”
王镇牧师回了信, 最后他也加了这么一句:“如果我错了, 愿神对你的管教落在我身上。”黎姊妹看了大吃一惊, 因为先知说话是算数的。没有想到, 仅仅过了一个星期, 就听见王镇牧师去世的消息, 而且死得很奇特, 令人触目惊心。
王先生搬到武康路以后, 从一九八四年起, 每个礼拜天上午在他家里都有聚会。屋里总是坐得满满的, 大概有四、五十人之多。客厅可以坐三、四十人, 门口和小房间可坐十多个人。起初都是他自己讲, 后来就改为念他过去所写的文章, 念完了由他自己再补充一些。一九八九年后, 他说话经常重复, 虽然有人提醒, 也还是不行。常常是他刚讲过的, 马上就忘了, 于是从头再说。这个聚会是公开的, 一直没有停过, 没有人干涉, 政府也从未问过他一句话。
一九八五年, 有人建议出版他三十多年前在《灵食季刊》上发表的译作《建立德行》。全书三十二章, 其中尚有八章 (即第三章, 以及第二十六至三十二章), 他没有来得及翻译, 工作就停顿了, 乃乘陆敏如姊妹去加拿大之便, 嘱托王长新弟兄译出来, 使全书得以出版问世。王弟兄遵命于一九八六年冬译毕, 一九八七年六月由香港晨星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七年王先生卧病前, 安息日会的凌曜西先生带着一位神学生来看他。凌幼时曾跟母亲去北京西郊的青龙桥受浸, 是王先生给他施浸的。后来他去美国, 在安息日会的学校读书, 毕业后被按立为牧师, 回国就担任上海安息日会的总干事。解放后他也曾坐过监, 而且判刑判得很重。那天他来对王先生说:
“其实你领导‘三自’比吴耀宗合适, 因为你们教会本来就是三自的。特别是全国各地好多信徒都认识你和了解你, 所以你领导比较合宜。”
王先生用很简单的话回答他说:“我二十岁的时候改名叫王明道, 我不预备在八十几岁时, 再改名叫王犹大。”
凌不明白这话的意思, 就问王先生说:“这跟犹大有什么关系呢?”
从这里就看见, 不少人坐了很多年监, 可是到头来在真理上和道路上还是不清楚。
一九八七年冬天的一个晚上, 王先生患感冒, 稍微有一点点烧(摄氏三十八度), 翌晨烧退, 休息了两天就好了。过了大约两个礼拜, 他又有一点点烧, 再休息休息, 就起不来了。到十二月十二日(礼拜五)第三次感冒时, 医生担心会有并发症, 叫他多多休息。此后他的健康每况愈下, 行动就很困难了。一九八八年, 他虽然没生什么病, 但是人懒了, 从前客人离去时, 他总要起来送客, 现在就说:“我不送了。”这是因为他身体软弱, 没有力量起来。从这年冬天起, 小便常常失禁, 把床弄湿。这种情况持续到一九八九年冬, 健康又渐趋好转, 起居恢复正常。从这时起, 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患过感冒, 说话也颇有力, 还经常说说笑话, 因为喉咙里常有痰, 他晚间躺在床上时, 口里就常哼着说:“老来难, 老来难, 一天到晚吐粘痰, 错把李四当张三。”
一九八八年, 美国著名布道家葛培理博士, 由滕近辉牧师陪同到中国去访问。他说他到中国去有两个愿望: 一个是想去看看他岳父当年的故居, 另一个是想去看看王明道先生。他曾把这件事向中国外交部方面讲过, 回答是:“你只管去看。”但葛培理博士是宗教界人士, 他访问中国, 应该由三自会邀请。这样一来, 他在王先生那里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葛培理博士的高级顾问曾设法疏通, 但王先生夫妇却通过各种渠道转达他们的意思, 希望他不要去。王先生是反对三自会的, 而他去中国与三自会有关, 当然王先生就不欢迎他去。最后他还是去了。
四月廿三日(礼拜六)上午十时许, 王先生已经吃完早饭, 一位医生正在给他推拿, 葛培理博士一行十余人来了。除了他自己以外, 还有他的夫人、滕近辉牧师和一位英国人等。首先由滕牧师发问, 然后王先生就引启示录二章十节“你务要至死忠心”的话, 讲述他受苦的经过。他说:“一个人在一个短时间、在一件事上忠心还容易, 但要至死忠心就不容易了。所以能至死忠心, 那是十分可贵的。”他们呆了没有多少时候就走了。王先生觉得葛培理这个人在各方面都还可以, 就是因为他跟三自会发生了关系, 给王先生的印象不好。
一九八九年, 金陵协和神学院副教授汪维藩先生, 在《天风》月刊第九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叫作《吴耀宗与王明道》。汪先生是五十年代批王(明道)的一名健将, 得到有关领导的赏识, 因而能青云直上, 由一名普通神学生成为教授。沉默了三、四十年之久, 如今又旧调重弹, 实在耐人寻味。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六*四”天*安*门事件前后金陵协和神学院的动态, 当不难了解个中的奥秘。汪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说:
“首先一件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这样一件事: 国外反动势力宣传, 王明道先生已经被人民政府处死, 有人请王明道先生辟谣, 只要让人知道他活着就够了。可是他拒绝辟谣。当时有反对使用原子弹的签名运动, 他也拒绝签名。知道这些事的人对他这种做法极为不满。
“一九三六年日本侵略势力扩张到北京, 王明道讲道时说:‘我们的仇敌饿了, 就给他吃, 渴了就给他喝,’‘为那咒诅我们的祝福, 为那凌辱我们的祈祷,’号召‘忍受别人无理的待遇’。一九四七年他还号召信徒‘守法’、‘服从权柄’。可一九四九年后, 他号召信徒‘拼上自己的性命, 将生死置之度外, 时刻冒着死亡的危险’, 他号召‘战! 战! 战!’这样的对比, 正像王明道先生自己在一九四八年向一群青年说的:‘国民党是亲娘, 共产党是后母。’
“攻击某某人为‘不信派’, 乃至不赞成或反对基督徒的某一个运动或某一个组织, 并不构成反革命罪。香港和海外有人竭力想引出这样的结论: 王明道先生以后的被捕, 是由于他反对三自。这是和事实完全不符的。”
王先生在八九高龄得悉这篇文章后非常生气。他说:
“他把事情整个颠倒过来了。我跟日本人抵抗了七、八年之久, 他说我讨日本人喜欢。我说要爱仇敌和服从国家法律, 他说我向日本人投降。我八年的时间在北京就是因为不向日本投降, 都准备进宪兵队、准备死了, 他还说我讨日本人的喜欢。”
“关于说我拒绝辟谣一事,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国外有此谣传, 而且无论是政府干部或是三自会的人, 都从未有一个人来请我辟过谣。
“所称1948年我向一群青年人讲过‘国民党是亲娘, 共产党是后母’的话, 根本就没有这么一回事。
“汪先生说攻击某某人为‘不信派’, 乃至不赞成或反对基督徒的某一个运动或某一个组织, 并不构成反革命罪。这种讲法没有根据, 因为公安局的执法干部在审讯室里曾亲口对我说过:‘反对三自会就是犯罪!’”
一九九零年四月, 王长新夫妇去沪, 住在王先生家里达三周之久, 天天听他谈论一九五零年后这四十年的经历, 并且作了录音, 这就是本传记的依据。年届九旬的老人, 能把过去几十年的经历讲出来, 一一如数家珍, 他的记忆力可以说是惊人的。但他重复太多, 一件事常常讲很多遍。刚刚讲过, 他就忘了, 再重述一遍。从他的讲述里, 明显可以看见, 他对几十年前的事记得很清楚, 但对于近来的事常常是说了就忘。
进入一九九一年, 王先生就不大喜欢谈往事了, 而且口齿也越来越不清楚。一九九零年是他晚年的一个黄金时代, 因为在这一年里, 他连一次感冒都没有患过, 能滔滔不绝、饶有风趣地畅谈往事。无论是早一年, 或是晚一年, 都不可能。本传记得以问世, 在时间上真看见神特别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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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3.8.2007 20:54
第 三 十 九 章 重 见 天 日

王太太的两只眼睛在三十多年以前就开始不行了, 一个是青光眼, 早已失明; 另一个是白内障, 起初还能看见一些, 到后来就全盲了, 什么也看不见。她却不为自己的眼睛着急或难过, 她想: 看不见就看不见吧, 没有多大关系。这件事一点也没有影响她的情绪, 她心里一直靠主有平安。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 能有一点光感来辨别方向, 她就为此在神面前献上感谢和赞美。许多弟兄姊妹都希望她能早日复明, 有的肢体愿意从北京、从苏州到上海来给她作手术, 上海的弟兄姊妹就更不用说了, 但她的心却一点不为之所动。在医治眼疾的事上, 她一直是仰望神和耐心等候。一九九零年, 一位弟兄听说美国西雅图市有一位眼科专家麦金泰尔医生(Dr. David J. McIntyre), 与中国上海五官科医院有联系, 每年到上海作几例手术。但苦于不认识他, 就向美国一位主的老仆人提起, 他说他也没有办法。这话给一位在他身边的姊妹听到了, 她就放在心上。正当她感到束手无策时, 忽然听说葛培理夫人为她儿子动眼科手术, 将要到西雅图去见麦金泰尔医生, 她就向她提了, 葛夫人也表示愿意帮忙。由于葛夫人的推荐, 麦金泰尔医生答应在他一九九一年五月廿五日去沪时为王太太作检查。
这个消息以信件和电话传到上海之后, 多年来在王先生身边照应两位老人的章冠英弟兄就去上海有关医院接洽, 得知麦金泰尔医生莅沪之期确为五月廿五日。但王太太对于动手术的事, 并不是那么积极, 只说愿照神的旨意而行。章弟兄说:“这件事就像陇沟的水, 随意流转吧。”结果真地神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引导和带领了。
麦金泰尔医生莅沪之翌日(礼拜日), 医院打电话给王太太, 通知她第二天(礼拜一)去医院, 麦金泰尔医生要为她作检查。检查还没作完, 麦金泰尔医生就决定留她住院。所以王太太住院的消息没有多少人知道, 因而省去了好多麻烦。
有几件事天父安排得实在奇妙: 她一直有咳嗽的病, 每日必咳, 而且一咳起来, 就非常厉害, 想抑制也抑制不住。这对手术会有很大的妨碍。但就在她去检查之前两天, 咳嗽莫名其妙地停止了, 而且后来也不再咳, 只是偶尔有一点点。王太太去住院, 家里必须有人照顾王先生。儿子在她入院前已因公外出, 儿媳每天又必须去上班, 家里的事怎样安排就是一个问题。正在此时, 北京刚刚退休的章素贞姊妹去上海看他们, 她就负责照顾王先生。还有安徽阜阳的苏兴言弟兄正巧也到上海来, 再加上家里的章冠英弟兄和烧饭的钱姐, 就有四个人, 大家通力合作, 家里和医院就都有人照顾了。这样, 王太太可以安心住院, 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神很奇妙地把样样事情都预先安排好了。
王太太的手术是在五月廿八日作的。麦金泰尔医生的手术精良, 总共不到一个小时, 手术就作好了。王太太最怕痛, 一痛就要喊, 可实际上只有在打麻药针的时候有一点点痛, 很快就麻木了, 没有一点疼痛的感觉。手术时, 麦金泰尔医生给她安上晶体, 这就方便得多。如果她早几年动手术, 一定得配眼镜, 像王先生动手术时一样, 那就会增加很多的麻烦。王太太写信给一位朋友说:“我们真是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一切的恩典源源而来, 使我们大得滋润。”
手术后第二天检查, 视力就已恢复到零点四。她非常高兴, 满心感谢天父大恩。失明二十余年的眼睛现在第一次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真面容。王先生坐着轮椅, 由儿媳陪同, 去医院看她。儿子天铎返来后, 拿着照相簿到医院去, 给她看家属和亲友的照片。她看谁也不是从前那个样子了, 就连自己的儿子和照片上的自己, 也都辨认不出, 因为一切的熟人和自己都变了样。从另一方面讲, 失明二十余年也似乎保护了她的视力。手术后恢复得很好, 看什么都清楚。但是因为只有一只眼睛复明, 所以远近常看不准。
这次麦金泰尔医生到上海五官科医院, 原定只作八个手术, 王太太不在其内。还是经过麦金泰尔医生的特别应允, 最后才把她加上去的。对于这次手术, 王太太亲手写了两封信, 描述神在她身上所行的奇事。全文如下:
“感谢神, 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林后九章十五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 我们都领受了。”(约一章十六节)
“患了二十多年的白内障, 瞎了三十四年的左眼, 已于五月二十八日下午一时三十分手术后看见了, 六月四日出院回家。事前章冠英弟兄说, 就像陇沟的水, 随意流转。 他为我照着天父所带领的, 一步一步办完了检查手续。五月二十六日就得到医院通知, 叫我次日去, 由为我动手术的麦金泰尔大夫(Dr. McIntyre)先行检查。检查未完, 即留我住院。次日(二十八日)一时三十分手术, 只打麻药时有些痛。过了大约一小时, 医生给我戴上一个小眼罩, 从小小的窟窿就可以看见了。现在我可以唱约翰福音九章廿五节的经文:‘有一件事我知道, 从前我是眼瞎的, 如今能看见了。’入院前我准备了住院费, 但有一位姊妹早有意替我出, 她愿完全担负。
“因安上了晶体, 就不用配眼镜, 可方便了。眼罩多带些日子, 就安全放心。我这次开白内障比一九八二至八三年明道动手术简便多了, 医生并不叮嘱该注意的事件, 只是要在床上多休息休息, 真是大大蒙福。深知众多肢体一直关心代祷, 这是当归荣耀给天父的。
景文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四日”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 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八章廿六至廿八节) “这次天父为我预备了好环境, 有素贞姊妹从北京来, 她尽心照顾老头儿, 兴言弟兄在五月二十二日忽然从阜阳来到上海。这样, 两位弟兄、两位姊妹(钱姐买菜烧饭), 里外都照顾到了, 尽管天铎因公去了北京, 蔚芷教课, 一切比我自己在家里安排得还要好。
“医生给我动手术的次日(二十九日), 医院为我测视力是零点四。刚出院时, 我们自己测验的是零点六至零点八。但毕竟是一个眼睛, 缺乏立体感。颜色很鲜艳, 但远近看不准。为了怕不小心撞伤, 暂时仍戴眼罩, 眼罩上有好多的小窟窿, 可以从中看见周围的东西。知道弟兄姊妹常在主前记念代求, 现在你们可以放心, 为我多多感恩吧! 求主多加身心的力量, 更多爱主, 使主的心满足, 因为日子实在不多了, 体力也差, 按着主所指引的, 一步一步地行完当走的路。更愿天父赐福给您和您的家!
景文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五日”
神的安排实在奇妙, 是我们难以测度的。他知道我们在世的日子, 也知道我们亲人在世的日子。不早不晚, 就在神要接他的仆人王先生回天家之前不久, 王太太的眼目复明了。我们只有低头敬拜, 感谢赞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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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3.8.2007 20:54
第 四 十 章 他 们 息 了 自 己 的 劳 苦

五月二十八日王太太在医院动白内障手术时, 王先生还能亲自去医院探望, 谁知仅仅过了两个月, 他就与世长辞了。
六月一整月, 他都没有问题, 饮食起居一切正常。月初、月中乃至月末, 家中的主日聚会都一直照常进行。他留下的最后几篇信息是:《等候神》、《误会》和《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 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在读完他头一篇信息后, 他补充说:“等候神是圣徒必须学习的一样极重要的功课, 但也是最难学习的一门功课。”在这次聚会上, 王太太作了她动白内障手术的见证。她因为没有自己的意思, 专一等候神, 就蒙了神特别的恩典, 这是等候神的人有福的一个证明。在六月十六日的聚会中, 读完了《误会》那篇文章后, 他补充说:“大家恐怕看我是一个顶快乐、顶幸福的人, 很少人会想到我受的误会是令人难以设想的。从十四岁起, 在我眼中最可爱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母亲爱我也爱到极点, 但对我误会最大的也就是我的母亲。”
王先生晚年的信息, 积数十年之经验, 重点在于多多认识神, 倚靠神和等候神。唯有多多地认识神, 才能真正作到倚靠神和等候神。他在这些信息中用他亲身的经历, 无论是失败或是得胜, 来说明神话语的真实与可信, 意义更加深刻。
一直到六月二十五和二十六日, 他还能与去沪看望他们的甄品道先生畅谈往事, 谈起抗日战争胜利后, 他去成都燕京大学和华西大学讲道时的事。他说那时吴耀宗先生在华西大学任教, 有一派人拥护吴耀宗先生亲苏亲共, 另一派人则反对他。反对他的人把主祷文中的祷告词改了几个字来讽刺吴先生:“我们在北方的父(指斯大林), 愿你的旨意行在中国如同行在俄国一样。我们日用的卢布, 今日赐给我们 ......”四、五十年前的一些小事, 他还能记得, 可见他的身体和记忆力仍旧是很好的。 天有不测风云, 七月二日早晨他起床时说话感到困难, 也感觉不舒服, 口有点歪。先还以为是未装假牙之故, 及至装上以后, 仍旧没有改善, 才知有了障碍。下午天铎去看他时, 还是他自己把这个情况讲出来的。虽然他说话还很清楚, 但是总有一种说话受到障碍的感觉。王太太不赞成送他去医院, 天铎就向一位作医生的同学请教, 他分析有三种可能: 脑溢血、脑血栓和心脏送血不足。因为王先生平时血压偏低, 脑溢血的可能性不大。血栓的可能性最大, 但须经脑科专家诊断方能确定。
晚上, 王先生请王太太给他读《神对我是千真万确的, 而不是虚无缥缈的》那篇文章, 他能够听得很清楚。睡前体温是摄氏三十七度四, 但到半夜就不正常了, 到快天亮的时候说话更加困难。
翌晨(三日)已经不大能说话, 就送华山医院神经内科急诊部门诊。作CT检查结果, 诊断有多处血栓、脑萎缩和动脉硬化等症, 影响说话的是脑血栓。
午后回家, 借到一张能摇的病床, 放在客厅里, 就在家里设立了病房, 有好多位爱主的弟兄姊妹日夜轮流值班护理, 其中一位是华山医院神经内科刚退休的老护士长, 一切治疗与用药均由她安排和指导。他们从医院领了葡萄糖和抗生素给他输液, 这时他不只不能说话, 两眼越来越迷糊, 而且右边半身瘫痪。两三天后, 吞咽发生困难, 就改用胃饲。再以后有供氧不足现象, 又加上输氧气。这样好几根管子, 可能增加了他的痛苦。但大多数的时侯, 似乎没有什么感觉, 只是有时他忽然把胃饲的管子拔出。但在耳边对他说说, 他就停止了, 说明他还能听懂一些话, 有时仍能喊出王太太的名字“文, 文!”。他有时气短, 有时发烧, 但体温始终没有到过摄氏三十九度。当王先生在病中神志比较清醒时, 王太太就在他耳边唱诗给他听。到他九十一岁生日(七月二十五日)时, 他的舌头已大大变形, 从此就再也讲不出任何话了。王太太屡次在他耳边唱《与主永偕》那首诗, 希望他能想到与主更近而快乐。从他脸上的表情看得出来, 他心中一直很平安。
这首诗的歌词是:
永远与主同住, 是我诚心所愿。
到时必能从死复苏, 常享清福无限。
我今未脱皮囊, 远离我主多患,
幸我夜夜支搭帐棚, 离家日近一站。
近一站, 近一站, 离家日近一站。

我父之家在天, 我心常常思念。
有时因信如在目前, 金门已经显现。
恳求天父恩慈, 应验所许美语,
使我蒙恩得在现时, 与我爱主同住。
主同住, 主同住, 与我爱主同住。

及至呼吸之间, 生死两相争竞。
因死方能胜过死权, 得享永远生命。
在天我全得知, 如主知我一样。
宝座面前敬献歌词, 与主永住天上。
住天上, 住天上, 与主永住天上。

戴绍曾弟兄七月廿八日(主日)清晨醒来, 里面深深感到王明道先生就要归回天家, 所以七时半从香港打电话到上海给王太太, 得知王先生确是病危, 正如他里面的感觉一样。那时王先生家的主日崇拜即将开始, 他们还在谈的时候, 戴弟兄从电话里听见会众唱诗的声音, 就把谈话赶快结束了。但他当时一点没有想到, 仅仅再过一个多小时, 王先生就要离世与基督同在了。
晨九时, 正当众肢体聚集敬拜时, 王先生吸了一口长气就安息了。天上天使天军的欢呼声与地上众圣徒的歌声交织在一起, 把这位神所重用的仆人, 引到了他一生忠心事奉的主面前。
遗体送去殡仪馆后, 大家就在家中举行了追思礼拜, 同读林前十五章和帖前四章的经文, 唱《一日银链必然折断》、《与主永偕》和《再相会》等诗歌。想到不久在天上还要再相见, 大家心里都得了安慰。这是一次真正的送别, 所以在殡仪馆就没有再举行任何仪式。
王太太因为有主的同在, 心中十分平安, 她觉得这是天父的旨意。事过三阅月后, 她写信给一位肢体时说:
“感谢天父, 多少人因主爱的激励, 用祷告托着我, 真的, 我还不知道悲哀。他止息了痛苦, 这原是我们最希望的。他七月二日生病, 三日就不会说话了。偏瘫、痰多, 虽然吸痰、输氧和输液, 仍然解决不了问题。他现在是真正地得到了释放。我比他小九岁, 不久也要去的, 在那里我们可以再见面。”
老年丧偶是一件令人伤痛的事, 然而王太太并不十分悲伤, 因为她有主的恩典扶持她和安慰她。她心里装着的一直是那些有困难的弟兄姊妹, 所以她对自己的事就无暇多去考虑。七月二十五日正当王先生垂危的时候, 她还写信给一位在国外的弟兄, 请代她转些钱给一位在西德的姊妹, 外汇由她从国内带出来。“施比受更为有福”! 一个心里想着别人的人, 常是一个最幸福、最快乐的人。
事情真给王太太说着了, 王先生去世还不到九个月, 王太太就病倒了。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五日晚, 王太太饭吃得很少, 翌日身体软弱无力, 不思饮食。下午卧床休息, 直到晚饭时才勉强起来。晚饭她只吃了几根面条, 说是因为吃过两个红枣。十七日晨开始呕吐, 呕吐物中有黄色胆汁。中午开始发烧, 曾护理过王先生达四周之久的老护士长去看她, 她告诉她两个月前发现右腹部下方有硬块, 现在已有鸡蛋大小, 这两天有痛感, 只是怕小辈担心, 就不肯说。他们随即准备将她送去医院诊治, 但她因全身无力, 就不愿去。下午请了一位熟识的医生来家检查, 体温升至摄氏三十九度一。医生认为有盲肠肿瘤、肺炎、病毒性感冒等几方面的可能, 建议送医院作详细检查, 这时王太太也不反对了。
下午五时送中山医院急诊门诊部检查, 诊断为盲肠恶性肿瘤及肺炎。因观察室无空床, 只好在走廊里放一张床。急诊门诊部嘈杂拥挤, 又怕在那里着凉, 他们就用车把她推回建国西路家中, 输葡萄糖及抗生素, 希望能消炎退热, 次日再作详细检查。到夜十一时, 她又呕吐, 手和下颌抖动, 并且说胡话。虽然说话发音不清, 但仍能回答简单的问题。此时体温已升至摄氏三十九度五(腋下), 头和手炽热, 大量出汗, 呼吸急促。经用冷毛巾降温, 至午夜零时后, 体温降至摄氏三十八度。
十八日凌晨三时二十分, 面色更加苍白, 嘴唇发紫, 随即叫救护车送医院。此时心跳加快至每分钟一百二十次, 医生见情况严重, 就赶紧接氧气, 认为有肺炎和盲肠肿瘤转移两方面的可能, 乃送 X 光室作拍片检查。刚到 X 光室, 见她呼吸太微弱, 赶紧又推回来。此时她呼吸已停止, 脉搏也消失, 惟心电图上尚有微弱的跳动, 经作人工呼吸和注射强心针无效, 于五时四十五分安息。
王太太这次生病, 从送医院到安息仅十三个小时, 病情发展之快, 实在出人意料。但她在病榻上受折磨的时间较短, 只有最后两天感到有些疼痛, 这也是神特别的恩典。
因为王太太病情恶化很快, 许多人都没有来得及去看她, 所以决定四月二十六日在龙华火葬场举行丧事聚会。丧仪由程伯威弟兄主持。有祈祷、唱诗和几位肢体讲话, 持续达二小时之久。
至此, 二老都已永远与主同住了。
“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 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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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3.8.2007 20:55
第 四 十 一 章 暂 息 太 湖 之 滨

一九八八年国家改革开放以后, 苏州郊区东山的农民为了增加经济收入, 在太湖边的一座山头上开辟了一片墓地, 定名为“东山华侨公墓”, 并去上海兜售穴位, 很多花店都有他们的广告。
王太太听到这个消息后, 就托人去问, 并且买了四个穴位。王太太当时的意思是, 谁有需要谁就先用。可是等了好久, 也没有人用, 这件事就搁下来了。
一九八九年岁暮, 王太太的侄女刘小玉姊妹去上海, 在王先生家住了二十多天。王太太告诉小玉, 说她两年前在苏州东山买了四个穴位, 一直搁在那里, 没有人用。随后又说:“想想我们(王先生夫妇)和你父母是同一天结的婚, 以后我们四个人.......”底下就不说下去了, 因为王太太一生为人, 从来不喜欢勉强人家作什么, 而是只流露自己的想法, 让别人去作决定。可她的意思很清楚, 就是希望他们四人将来同葬一地。
一九九一年, 王先生逝世, 谁也没提这件事。但到翌年王太太去世后, 近亲们就谈起二老骨灰安葬的问题, 这时小玉才想起姑姑那年对她所说的话, 大家都同意按照王太太的意思办理。
一九九四年春, 天铎与京、津、沪、宁等地诸亲友商议, 准备订期为二老骨灰安葬。一来可以不必把骨灰老放在殡仪馆或家中, 二来有个墓地, 国内外敬爱王先生的人还可以前往凭吊。大家听了都以为美, 就决定尽快办成这事, 了却老人生前的这一心愿。天铎乃拟好碑文, 请王笃恩弟兄书写, 然后交匠人去刻。碑文如下:
一九零零年七月廿五日生
一九九一年七月廿八日安息
王 明 道
刘 景 文
一九零九年三月廿九日生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八日安息
子 王天铎
媳 殷蔚芷
六月三十日, 王先生儿媳蔚芷等去墓地观看, 并接洽刻碑的事, 最后决定十月初旬安葬。
十月九日(星期日)一早, 王先生夫妇的至近亲友约三十人, 分乘两部租好的小面包车去墓地。途中因多处修路, 走了近四个小时才到。值得特别感恩的是, 出发后天下起雨来, 但到了墓地, 雨就停了, 是以安葬仪式得以顺利完成。
王先生夫妇的墓前安放着一个花篮, 是北京基督徒会堂弟兄姊妹们献的, 用以表达他们对已经安息的两位老人的怀念和敬意。花篮的挽带上这样写着:
“叔叔婶婶安息主怀
北京基督徒会堂众肢体敬献”
虽然二老已经不在人间, 基督徒会堂也早已被关闭, 然而他们所传神的道是常存的, 工作的果效也永不止息: 无数向主忠心的年轻一代已经被兴起来, 他们继承老一辈的遗志, 把反对不信派这场属灵的争战继续进行下去。王先生夫妇诚然安息了, 但那是暂息。有一天, 当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 他们都要复活, 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 并且听见主的声音说:“好!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安葬仪式由章冠英弟兄作主席。唱诗祷告后, 由远道去沪参加葬仪的王长新弟兄证道, 甄品道先生介绍王先生生平事迹, 整个安葬过程历时约一小时。
东山在苏州市西南方大约四十公里处, 从火车站或苏州城内乘公共汽车, 一小时即可到达。东山汽车站距墓地尚有一段路程, 可租用小汽车或搭乘载人的机器脚踏车, 一路盘旋而上, 直达山顶。到了那里, 就看见有两三间简陋的房屋, 是“东山华侨公墓”办事处建的, 为送葬者或扫墓者休憩之用。从这里下坡, 一直往偏左方向走去, 路面崎岖不平, 但仅三、五分钟, 即可到达王先生夫妇的墓前。墓碑面向太湖, 风景优美, 晴天凭碑远眺, 湖光山色, 相映成辉, 令人心旷神怡。
安息吧, 王明道先生和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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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3.8.2007 20:55
第 四 十 二 章 一 篇 勉 词

一九八五年王明道先生应邀发表了一篇勉词, 用他亲身的经历勉励信徒, 特别是传道人, 要好好地读经、背诵圣经上主要的应许和教训、并且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最后他也警戒一切活在世上的基督徒, 不要忘记自己还在战场上, 对此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首先他谈到, 在他一生中有三段圣经曾经在他身上发生过特别的功效:
第一段圣经在林前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他说:
“一九二一年春天, 我为着受浸的缘故, 被学校驱逐出校。回到家里, 我想一定会得到母亲和姐姐的夸奖和赞许, 谁知她们都不了解我。后来我的事情被传开了, 不少人说我神经已经失常, 我非常痛苦。就在那时我心里起了一个很坏的意念, 我想我为了顺服神的缘故, 舍弃自己的职业和前途, 神不为我开出路, 反而叫我这样受苦, 我觉得神不公义, 不信实, 也不慈爱。为此我就准备放弃事奉神的心。那天晚间, 我想我再作一次祈祷和读经, 以后就不再亲近他和事奉他了。那时我对圣经还很不熟悉, 不知道该读哪一段圣经, 就随意翻开圣经, 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从第一节读起, 读到第十三节的时候, 这节圣经突然对我发出特别的亮光, 我才明白我所受的试探虽然很重, 但还没有达到不能忍受的程度。现在没有人拿刀放在我的颈项上, 我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呢? 从这节圣经我知道我在受撒但的试探, 他叫我对神的信实和慈爱发生怀疑。我立时祷告神说:‘神啊, 怜恤我, 因我起了恶念。求你把它除去, 叫我坚定地相信你。’感谢神, 他使我得到了胜利。”
另一段圣经是约壹二章十五至十七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父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常存。”他说:
“在上面那件事发生过以后大约两、三个月, 有一天我走到王府井大街, 那时路西有一个商店, 叫‘一五一百货商店’, 因为那里出售的货物多半是一角钱, 五角钱和一元钱的。我从那里经过的时候, 看见大玻璃窗里放着许多美物, 有吃的, 有穿的, 也有用的。我心里就起了一个意念:‘这些东西不都是神为人预备的吗? 若是一般人可以享受, 难道我就不可以享受吗? 现在我因为信仰的缘故, 被学校辞退, 没有工作可作, 也没有前途, 一切都完了。我要回到我原来的地方去, 承认我受浸是错了, 伦敦会就会帮助我入大学和去留学。我应当回转过来, 再去追求世上的财利和享受。’这样想了以后, 我心里十分痛苦。就在这个时候, 我看到约壹二章十五至十七节这段话, 使我明白世上最高的荣誉, 最好的享受, 最多的金钱即使得到了, 也都要过去的, 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才是永远常存。这几节圣经把我从那种很重的试探中拯救了出来, 叫我能安静下来, 仍旧在家中受磨炼, 作苦工, 和读圣经。”
还有一段圣经, 在弥七章七至九节:“至于我, 我要仰望耶和华, 要等候那救我的神, 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 不要向我夸耀, 我虽跌倒, 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 耶和华却作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 因我得罪了他, 直等他为我辨屈, 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 我必得见他的公义。”他说:
“一九六三年九月, 当我接到判决书,‘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后, 我心里非常失望, 觉得完了, 什么都完了。如果判个十年、二十年, 还有出去的希望, 判了无期就再没有出去的可能了。这时我心里又起了一个恶念: 我向神忠心, 为了顺服他和为了他工作的缘故, 遭受这样的打击, 我觉得神不慈爱, 不公义。我不否认神的存在, 但我对神的慈爱和公义产生了怀疑。弥迦书七章七至九节这段圣经我背的很熟, 神就叫我想起这段圣经来, 那里说,‘至于我, 我要仰望耶和华, 要等候那救我的神, 我的神必应允我。’下面说, ‘我的仇敌啊, 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 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 耶和华却作我的光。’这些话给了我希望。接着下边又告诉我说,‘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 因我得罪了他。’这时我才明白, 我所以遭遇这样严重的打击, 是因为我得罪了神。一九五五年八月七日深夜, 我在一枝手枪的威胁之下, 就起了一个恶心, 说了第一句谎言。我以为说了以后, 我的问题就解决了, 可以回到家里去了, 哪有那么一回事? 由第一句谎言, 就引出了第二句, 第三句, 第五句, 第十句, 几百句谎言来。一年多之久, 我说了不知有多少谎言。不只说, 而且还写, 把自己根本没有犯过的罪都扣在自己头上。我这样作的目的原是希望早日出监, 不受严重的判决, 谁知谎言不只没有给我带来好处, 反而使我受了极大的害: “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几节圣经给我看见我犯了大罪, 得罪了神, 我就开始在神的面前认罪, 同时求神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有一段较长的时间, 把我从前承认过的那些假罪状全部推翻。神怜恤我, 听了我的祷告, 就在一九六三年九月底前后, 南所把我调到北京监狱医院的疗养室去。在那里我得了很多的纸张, 有十来个月的工夫, 可以写我心里的感想, 并且把我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罪全推翻了。就在这时, 神所赐的平安、喜乐和能力又回到我身上, 我就站立了起来, 由软弱变成刚强, 从失败转为胜利。”
接着他谈到读圣经和背诵圣经中神的应许和教训的重要性。他说:
“在狱中二十多年之久, 我不但不能读圣经, 根本就得不着一本圣经。但是我在多年以前背熟了的圣经上的话给了我力量, 也给了我安慰, 给了我盼望。所以一件顶重要的事, 就是把圣经上那些重要的教训和应许都背熟了, 记在心里。有一个时候我们手里可能没有一本圣经, 但我们背熟了的那些话就在我们心中发生大的功效。我们不需要把全部圣经所有的章节都背熟, 特别是那些历史的记载, 完全没有背的必要。但是圣经上的应许和教训却是必须背熟的。当我们受试探或是信心动摇时, 一想到圣经上的话, 就能打退撒但一切的进攻。
“我们读塞缪尔记上, 就看见那里提到‘拿兵器的人’这个名词。扫罗出去战争的时候, 总是有一个人拿着他的兵器跟随他。使用兵器的人不是拿兵器的, 而是那个战争的将军。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 ‘拿着圣灵的宝剑’。神的话是圣灵的宝剑, 只有圣灵会使用它。我们的责任是拿兵器, 到圣灵要用兵器的时候, 就从我们手中接过去, 攻打仇敌, 得着胜利。如果拿兵器的把兵器放下了, 没有拿在手里, 到作战的时候, 那个将军要从他手里接过兵器来, 他说:‘忘了, 放在家里了, 或是丢在路上了。’那个将军使用什么与仇敌争战呢? 所以很重要的是‘拿着圣灵的宝剑’。”
然后王先生谈到按着正意讲解圣经的问题。他说:
“最近一些年来, 我发现国内有好些人谬解圣经的话。他们不是有意谬解, 而是无意中取了圣经中的几句话作为根据, 并且照着去行, 结果就犯了许多错误。我听说有一个人读到亚伯拉罕献艾萨克的事,就想到自己也应该把儿子献上给神, 因而就杀了自己的儿子, 表明他对神的忠心。杀自己的儿子也是杀人, 他犯了杀人的罪, 就被判死刑。他取了这样的灾祸是因为他妄用圣经的话。他只记得亚伯拉罕准备把艾萨克杀了, 给神献祭, 却不明白神是藉这件事试验亚伯拉罕。到他真地要拿刀杀儿子的时候, 神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 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 一点不可害他。’神为亚伯拉罕预备了一只羊羔, 来代替他的儿子, 亚伯拉罕并没有实际杀了他的儿子。这位信徒把他自己的儿子杀了, 不但不是听从神的命令, 反而是犯了国法。这是曲解圣经, 我们应当十分小心。其实不只有些信徒曲解圣经, 而且有些传道人也曲解圣经, 结果就弄出许多不良的现象来, 叫神的名受羞辱, 叫别人受亏损。所以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时就教导他说:‘你要作无愧的工人, 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今天中国的教会混乱得很。这几年来因为恢复了‘信仰自由’的政策, 许多人就有恃无恐地只读几节圣经, 或一小段圣经, 就随便讲起来。我每逢读到圣经上我从前不明白的真理时, 我总是不立刻就对别人去讲, 而是好好地思考, 这几节圣经我解释得对不对? 我是不是完全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以后, 才有资格对别人去讲。这样就使听我的人不至被我引入迷途。”
最后, 王先生谈到属灵的战争的问题。他说:
“自从有人类以来, 世界上就有一种战争, 那就是基督和撒但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 只能向前进攻, 不能往后退缩。若是退缩一寸, 就会退缩两寸, 一尺, 三尺, 一里, 五里, 十里...... 一直到完全失败为止。我在一九五五年八月间一个大的错误, 就是在一个真理上让了步。我一向对人说,‘是就说是, 非就说非; 白就说白, 黑就说黑。二者之间没有中立的余地。’我当时还拿着一张白纸, 问大家说:‘这张纸是什么颜色?’大家说‘是白的’。我说:‘既是白的, 那就无论在什么样的危险情况下, 都应当承认它是白的, 决不能把它说成是黑的。’可是一九五五年, 我就作了这样一件违反原则的事, 因为惧怕的缘故, 就把黑说成了白, 结果把自己弄得焦头烂额, 丑态百出。若是按着我自己的情形, 我会一直失败下去, 但神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和他大名的缘故, 不容我这样长久失败下去, 所以他使我在惨遭失败八年之后, 又得到了胜利。战争完了吗? 没有! 只要我们还活在世界上, 就必然还有战争。所以我们必须时刻谨慎, 不能有半点疏忽。
“另外一节圣经也要记住:‘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 须要谨慎, 免得跌倒。’(林前十章十二节) 当自己以为自己能站立得稳时, 就会跌倒下去。一九五五年我所以那样失败, 就是因为我一度忽略了自己还在战场上战斗, 忘记了这一个警告。那一年的战斗十分剧烈, 我竟以为自己能站立得稳。因为存着这种思想, 就没有谨慎, 没有儆醒祈祷, 以致遭遇那次严重的失败。前些时候有一位弟兄来对我说:‘你可要谨慎自己。现在国内和国外, 有许多人都把你看作是一面真理的大旗, 你可不能因为任何事情软弱和失败。如果你失败, 那会使许多人跌倒。’他说得很对, 我听了以后就更加谨慎。所以记住这一个重要的警告:‘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 须要谨慎, 免得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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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3.8.2007 20:55
后 记

王明道先生去世已经三年多了。综观他的一生，神给他的一个主要托付就是反对不信派。尽管解放后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ΔΔ被判无期徒刑，出监后还是不遗余力地反对。三自会是不信派在人的授意下组织起来的，为一个特殊的目的而服务。它的任务和目的，正如王先生在《真理呢，毒素呢？》一文中所指出的，是混迹于教会里面反基督教，以达到从教会内部来消灭基督的福音和教会之目的，为反对神的人效力。这就是三自会的本质。尽管“三自”的名称可以改变，甚至取消，但代表它的那个实体仍旧是“三自”，仍旧不失为反对神的人利用的工具。
今年五至七月，《天风》杂志发表了一篇署名的文章，叫作《中国教会型态初探》。内中有一段话说：
“感谢神，在宣教运动极盛时期，中国出现了一批本色化的地方教会领袖。他们都是赤手空拳，不在外国差会领一分钱，靠着福音的大能建立起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地方教会。如，王明道的基督徒会堂成了一个健强自立教会的榜样；倪柝声的聚会处从零开始，成了中国教会史上最有活力和增长最快的教会之一；敬奠瀛的耶稣家庭在当时环境中把信仰和生活完全融合在一起了。这些本色化的地方教会给当今中国的基督教运动提供了模式上的借鉴。今天我们的任务不是评断是非，而是要从丰富的历史中汲取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注一）
《天风》杂志一向认为王明道是“中国人民的罪人，教会的罪人，历史的罪人”（注二），今天怎么一下子改换口气，又说“王明道的基督徒会堂成了一个健强自立教会的榜样，...... 这些本色化的地方教会给当今中国的基督教运动提供了模式上的借鉴”呢？从一个泉眼里怎能发出苦甜两样的水呢？主耶稣讲给法利赛人听的那段话，送给今天“三自”的先生们，应该说是合宜的：“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可见你们祖宗所作的事，你们又证明又喜欢，因为他们杀了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路11：47-48；参阅太23：29-32）
国内最近有一种传言，说要给王明道平反。这又何苦来呢？人都不在世了，平反对他还有什么意义呢？王先生含冤去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相信：王先生今天在天上一定会为此而感到快乐，因为他的冤枉是为主受的，并且已经得了主的称许。
必须看到，给王明道平反是有它的目的的，那就是向家庭聚会的弟兄姐妹们发出一个虚假的信号说：“今天的‘三自’已经不是从前的‘三自’了。我们跟王明道先生一样，都是‘本色化的地方教会’，我们大家可以合而为一了。” 如果王先生还活在世上，对于这样的说法和这样的企图，他一定是百分之百的反对。在我们纪念这位伟大的属灵的战士的时候，我们要效法他的榜样，高举真理的大旗，把这场反“三自”的属灵的争战进行到底。
我们十分清楚，三自会的本质是不可能有任何转变的，因为它一转变，就会失去利用的价值，并且很快被废弃。就整体而言是如此，就其中的个人也是如此。本质虽然不能改变，现象却可随着形势的需要而不断翻新。历史证明，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唯反对神的人之马首是瞻：反对神的人需要他们搞控诉、搞斗争时，他们就搞控诉、搞斗争；反对神的人需要他们讲圣经，作些属灵的姿态，以增加迷惑性时，他们就讲圣经、说些属灵的话语。有一天反对神的人需要他们再转回去时，他们还是得再转回去。他们没有自己的自由，完全受人的支配。他们是在我们的主以外，另有一位“主”，而且把那位“主”置于我们的主之上。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一定要讲“爱国爱教”，而不敢讲“爱教爱国”。今天中国的“教会”是换了头的教会！愿神擦亮每一位诚实爱主的人的眼睛，看清三自会的本质，对它不抱有任何幻想，也不与它有任何联合。


注一： 见一九九四年六月一日《天风》月刊第六期。
注二： 见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一日《天风》周刊第廿六至廿七期社论：《加强团结，明辨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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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令狐药师    时间: 3.8.2007 20:56
《又四十年》是怎样写成的 ■ 王长新

一个伟大的人物，我们只知道他的前半生，却无法了解他的后半生，总有一种遗憾的感觉。对于王明道先生，大家就有这样一种感觉，因为他前半生的自传《五十年来》发表后不久，就身陷囹圄，与世隔绝了。1980年他离开监狱，回到上海时，已是八十岁的人了。由于眼目欠佳，难以执笔写作，所以他后半生的记录是个空白。事实上，在中国也没有人敢写他的传记，因此大家只有望洋兴叹了。

西方一个差会的负责人，鉴于王先生已年近九旬，活在世上的日子到底还有多久，谁也无法得知；如果他的后半生没有记录下来，就与世长辞了，那对中国教会，乃至普世教会，都是一个莫大的损失。所以一九八九年10月他亲自去上海看望王先生，征询王先生的意见，该差会是否可以从事王先生后半生传记的出版工作。当即得到王先生的首肯。继而他又询问王先生∶“您认为有哪些人可以写你的传记？”王先生只提了一个名字∶王长新。他听了很高兴，因为他晓得我这个人。

同年11月，我收到该差会负责人一封十分恳切的来信，请我祷告，看神是否要我作这个工作。我从来没有想过写王先生的传记，因为我没有材料。虽然报章杂志或是书本上有一些零星的记载，但错误百出，根本不足为凭。于是我开始为这件事祷告。经过两个星期的求问，我深感义不容辞，就回了一封信给他，说明实际的情况∶“我必须亲往上海，与王先生面谈；而且我内人敏如姊妹也必须与我同行，担任录音工作。”我得到的答复是一切都没问题。该差会愿拿出五千美元，作为我们中国之行和写作的需用。他盼望我们立即成行，我说∶“不行，此时中国天气很冷，即使让我们住在上海宾馆，也还是不行，因为每个宾馆都有国家安全局人员，我们天天往王明道家跑，一定会惹人注意。那是自讨苦吃，而一事无成。必须等到春暖花开，我们扎进王先生家就不出来才行。”
他同意了我的意见。

老实说，我没有兴趣去中国。几十年在那里度过的辛酸岁月，使我不愿重蹈故土；而且再去那里，会遇见什么，也很难逆料。但是为了完成这个写作的任务，我必须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所以我们决定旺春成行。

1990年4月4日，我们动身去中国。离开中国，毕竟已有7年了，对于国内当时的情况，需要先有一个了解，所以我们的第一站是香港。在那里有一位弟兄把他珍藏的多篇五十年代在《天风》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送给了我。同时我也了解到，在王先生身边有一个服侍他的人是可疑的，需要多加注意。在香港我们买了一个质量较好的小录音机，也买了一些磁带。为了让我们将来录好的磁带能被安全带到国外，我们也安排了外国人在指定的时间到上海去取。

4月11日下午，我们离开香港去上海。在虹桥机场我见到了中国海关的工作人员。他们看我戴一副金边眼镜，白发苍苍，肯定我是老华侨回国探亲，对我非常客气，并且表示热烈欢迎，行李一点没有检查就过了关。同时我也见到了阔别多年的人民解放军，他们对我这个当年不屑一顾的四类分子，也是殷勤备至，热情接待。而且还亲自帮我们把行李车从拥挤的人群中推出机场，替我们喊计程车，真让我受宠若惊。

我们从机场迳往火车站。以外宾身分买了两张软席客票，就到了老家苏州。久别重逢，家人当然都很高兴，但因为下雨，大街上和隔壁邻居却没有人见到我们。我们是名副其实的回家探亲。从家里再出去，就没有问题了。这是我们预定的计划。

在苏州住了几天，看上去我们俨然是国内城镇居民，再没有人会怀疑我们是国外去的人了。十五日，我们带了一点行李，坐硬席车去上海。把行李寄存在车站上以后，我们就乘公共汽车去浦东，看望一位朋友，了解上海的情况。我们同样被告知，在王先生身边服侍他的人不可靠，可能是政府或三自会派去作工作的。

傍晚离开那个朋友家时，我们先打了一个电话到王先生家，是王太太接的，我说∶“婶儿，我们是长新和敏如，想来看你们。”她很高兴，就说∶“来吧！”但是当我提到我们要住在她那里时，她有些踌躇了，因为家里没有地方可以给我们住。后来她想了一下，就问∶“在客厅里打地铺，你们行不行？”我说没问题。她说∶“那你们就来吧！”这样，我去车站取了行李，就到上海武康路王先生的家里去了。这是我们扎进王先生家的第一步。时间已经很晚了，没有人看见我们进去。

王先生已经上了床，但还未睡着。二老看到两个小辈远道而来，显得很高兴。给王先生烧饭的钱姐听说我们是从加拿大去的，主动提出给我们住在她的房间，她可以在客厅打地铺。我们接受了她的爱心。

王先生睡着了以后，我们就跟王太太谈及我们此来的目的。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王太太一口拒绝了。她怕这本书出版了以后，会给他们夫妇和国内弟兄姊妹带来许多的麻烦和痛苦。这真象一盆冷水，泼在我们头上。我们感到很失望，但也无可奈何。时间已晚，就说都回房间去睡吧。我们怎么睡得下去呢？两个人跪在一个小小的单人床上祷告，向神倾吐衷肠。我们清楚这件事是神的旨意，而且此来也是神叫我们来的，怎么会遇到这样一种结果呢？我们把事情再一次恭恭敬敬地交托给主，求主引导带领。然后就钻进被窝里去了。因为床很小，两个人挤在一起，连翻身都很不容易。但想到主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们也就安然睡下去了。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大亮，王太太就起来了。听见我们起床的声音，她就走进我们房里来，对我们说∶“昨天夜里我好好地想了一下，你们那么远跑来作这件事，也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你们能答应我三件事，就可以做。你们谈话时，我还可以在旁协助订正。第一，书在我们（指王先生夫妇）还活着的时候不能出版。第二，书中不要用弟兄姊妹的真名，免得他们受累。第三，书中不要提政府干部的名字。我们一听，感谢赞美主！当即满口答应。这样，工作就开始了。

每天来看王先生的人相当多，我们不想让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所以一有人来，我们就停止谈话。敏如姊妹的录音也是秘密的。她把录音机装在里面衣服的口袋里。麦克风是由一条连接在录音机上电路线，从套在外面的短大衣袖子里面伸出来，直到手边，收录王先生的讲话。一有人来，就把它送进袖子里去，因此不容易被人发现。就这样，经过大约三个礼拜的时间，王先生四十年来的经历都被录进我们的磁带里去了。

第二天我们吃过早饭以后，服侍王先生的章冠英弟兄就来上班了。我们寒喧了一阵，他就开始工作，一直做到天晚。他对王先生的帮助很大，王先生和王太太都很信任他。我从旁仔细地观察，我得出一个结论∶我的工作瞒不了他。因此我就采取了一个策略，把他看作自己人，有分寸地向他交心，并且就我力所能及地善待他。我为他祷告，如果他是象别人所猜想的那种人，我希望他转变过来；如果不是，那我这样待他，就正对了。

经过一天多的时间，我不时地从窗户里向外了望，看有没有什么动静。感谢神，平安无事。是他保护了我们。

王先生是个严格守法的人。根据政府规定，来客住满三天以后，要去报户口，他对此一点也不马虎。我们是从国外来的，要到公安局去报到。王先生叫章弟兄代我们去做这件事，我们就依照规定，把护照和飞机票都交给了他。如果他是象别人猜想的那种人，他只要把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告诉公安局，公安局把我们的班机日期和航班号码都告诉机场，叫他们详细检查我们的行李，把我们记录的磁带都扣留下来，我们就空此一行了。我们只有为此祷告。

我们安排来拿磁带的外国人原定是5月1日下午三时。当然那时我们已经把磁带摆好，装在口袋里了。但是她没有按时来拿，而是等到晚上九时半以后才来。那时章弟兄已经下班回家了。令人奇怪的，她还邀了一位作医生的澳大利亚姊妹同来。她告诉我，她带一个人同来，万一有人搜身，另一个人可以喊。一般来说，对外宾搜身是很不礼貌、也很不光彩的。当晚她们把所有录好的磁带都拿走了，并且立即带到了香港。

5月2日，我们离开上海去北京，看到了多年不见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分别向我们提供了王先生被捕入狱后外面的情况，我们都录了音。这样又多了四五个磁带。12日回到上海后，想怎样把这些磁带带出去呢？适巧第二天艾得理牧师由一位外国青年弟兄陪同去看王先生。我想请艾牧师带走。那位弟兄说∶“艾牧师受人注意，你交给我吧！”这样，北京的几个磁带也在当天带到了香港。

5月16日是我们离开中国的日子。我决定提前三个小时到达机场，为的是给他们充分的时间检查我们的行李。如果别人的行李都是一看就过去，唯有我们的行李要不厌其烦地一个一个打开来详细检查，那就说明章弟兄已经把我们在中国的工作都告诉公安局了，我会很快地把这个消息转告王先生和王太太，那就成了章弟兄的一个大暴露。否则，那就说明人们对他的猜疑没有根据。这是我故意设置的一个测验，让事实大白于天下。我从来不想伤害任何人，但是我却想正确认识每一个人。那天的结果是，我们的行李和别人一样，顺利地过了关，没有发生任何问题。我想我应该实事求事，而不能以讹传讹。不管别人怎么说，在这件事上我总说他是清白的。

这是我第一次的中国之行。

尽管材料已经到了手，但离着开始写作还差得很远。加以华夏圣经教会成立后，忙得我不亦乐乎，根本就没有时间动笔。敏如姊妹在此期间就听这些磁带，并且把它们一个一个逐字输入电脑，这是不得了的功夫。

我看过一些材料之后，感觉还是不够丰富，所以我又乘1992年夏去香港开会之便，跑了一趟中国。一方面是想拿到王先生解放后几本日记的复印本，另一方面希望能再得到一些材料，并且顺便在北京与一些主内友人讨论一下此书的书名。此次的中国之行虽然与上次相距只有两年，然而王先生夫妇二老都已离世与基督同在了。

在上海，想复印王先生解放后几本日记的事落了个空，内心颇感惆怅。怀着沉重的心情到了北京，在李再生先生家里遇见了郑洁民先生（化名甄品道）。他跟王明道先生关系很密切，有人说他是个“王明道通”。我谈了在上海遇到的事以后，他马上答应日内即去上海，住在王先生儿子天铎家里，用手抄写与传记有关的那些部分的日记。别人想做件事，也许做不到。但郑先生与天铎有特殊关系，所以不成问题。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从郑先生我还得到了王先生第一次和第二次入狱前后许多十分宝贵的材料。更可贵的，是他详述了1979年底他与天铎同去山西荫营监狱接王先生的事，对我书写《又四十年》这本传记有很大的帮助。有很多事，他就在其中，应该说那都是第一手资料。我们几个人讨论了书名，结果一致同意，定名为《又四十年》。此次北京之行收获非常之
大。

回到加拿大之后不久，我拿到了郑先生所作的日记摘抄。他把摘抄作了复印件，装订成册，交给了我安排去取的人，然后由航空公司飞机驾驶员带到多伦多，既安全，又快当。我是去他住的飞机场宾馆拿到的。到了这个时候，就写作材料而言，基本上可以说应有尽有了。

这是我第二次的中国之行。

1993年4月，我们从美国请来一位弟兄，帮助华夏圣经教会的讲道和牧会工作，使我可以腾出身来从事写作。敏如姊妹则是把她输入电脑的材料都打印出来，按着年代和事情发生的顺序，剪下来摆在一起，我才开始写作。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我需要许多篇《天风》上刊登的重要文章和讲话，特别是1951年4月召开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包括全部参加人名单，甚么人在会上讲了甚么话），以及之后在全国各地开展的控诉运动等等。这些材料只有三自会的图书馆里有。怎么办？我找到了一位朋友。此人有资格进入三自会的图书馆，公开地，而不是秘密地，在馆内复印机上作复印件。我因而得到了我一切所需要的。凡我书中所引三自会领袖们的文章或讲话，我都有真凭实据在手里，他们根本无法抵赖或否认。

我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初稿才得以完成。在书写时，我的脑子还很好用，但结束后放下笔来就不行了。我的脑子麻木了，精神上也似乎有些不正常。家庭医生给我开了比较强力的镇静剂，连续服用两个星期后情况转好，他就告诉我不要再用了。可能是怕我用多了，对脑神经不好。于是我开始静养，书稿连碰也不敢去碰了。

1994年春，我和敏如姊妹从美国儿子处回来，收到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说当年十月初旬他们准备为王先生夫妇的骨灰安葬，希望我去参加，并说我参加了这次葬仪，《又四十年》就可以划上句号了。同时他们也表示希望我把已经写好的书稿带给他们一阅。

去中国，要花很多的钱。此时那个差会的五千美元已经用光了，到底该不该去呢？我与该差会负责人联系。他赞成我去，并说飞机票可用他们夫妇乘飞机积累的英里里程来给我买。我当即函覆北京友人，我将准时前往参加二老的骨灰安葬。

当我把写好的书稿拿出来一看时，我愣住了。这样的书稿怎么能给人看呢？许多地方都需要修改和重写，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没有办法，我硬着头皮一章一段地改，同时还要负责教会的讲道和牧会。这样，又用了整整半年时间才完成。现在总算可以拿给人看看了。

到了上海，三位年逾古稀的圣徒用了一天一夜多的时间，把书稿逐字过目，读后一致认为书中内容是真实的和正确的，而且可读性强。其中一位弟兄提出，《一篇勉词》这一章可以放在传记全文之末。我觉得这个意见很好，就接受了。这篇勉词并不是我们第一次中国之行得到的材料，而是1985年秋敏如姊妹出国前，我请王先生给我个人的一些训勉，录在一个磁带里。我听了视如珍宝，觉得它不单对我有益，而且可能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所以在我写书时就把磁带中喊我名字的地方都去掉，把它放在1985年发生的事那一部分，其实这篇勉词没有时间性，把它作为王先生的遗训，放在全文之末，可能要更好些。

二老的骨灰安葬在苏州郊区东山的太湖之滨，王先生夫妇的至近亲友约30人参加了这次葬仪，我被邀在葬仪上证道。我对王先生后半生的认识和分析，大家都给以正面的评价。安葬仪式历时一个小时，就圆满结束了。

值得庆幸的是，我在葬仪上见到了多年不见的王太太的亲侄女刘小玉。她提供了王太太在邯郸为主受苦的许多生动资料，是一九八九年岁暮她去上海时，王太太亲自讲给她听的。她也把她去山西荫营监狱看望王先生的经过告诉了我。后来又把王先生在监狱写给她和她丈夫的信作了复印件寄给我，使我能把那个时期发生的事写得更全面些。

此次在上海，我得知王镇牧师参加三自会后突然离奇去世一事的当事人是黎培珍姊妹，我当即写信给她。她在回信中把事情详细告诉了我，使我可以正确无误地记载下来。整个事件令人怵目惊心。

这是我第三次的中国之行。
通过一再修改、订正和润色，到了1996年，全书的写作就完成了。

（《又四十年》是王明道先生前半生自传《五十年来》出版后的另一本传记，专门记述了他后半生的经历。全书363页，刊有珍藏照片6张及王明道日记手迹，由加拿大福音出版社（Canada Gospel Publishing House, Inc.）出版和发行。该社有邮购业务，欢迎集体订购。联系地址：27 Mossbrook Cress, Scarborough, ON M1W 2W8, Canada. 电话/传真：(416) 496-9941。）
王长新 中国大陆传道人，现居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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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笑对人生    时间: 3.8.2007 21:02
天.
就一个长.
留个脚印等有时间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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