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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间谍组织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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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OldBi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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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2008 11:54
标题:
苏俄间谍组织概况
在间谍世界的隐蔽战线上，相对于活跃在谍海的超级恐龙美国的间谍组织，也只有苏联的间谍组织在规模、设备装置、人员编制以及活动能力上都可以与其一较短长。
英国情报专家威廉·维·肯尼迪在《现代情报战的内幕》一书中指出：“当今世界只有两个情报机关才拥有全套现代化搜集情报的能力，其中一个是美国的情报机关，另一个就是苏联的情报机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东西方的严峻对峙，以及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和角逐，都是以各自的间谍组织组织和策划的间谍情报活动拉开序幕、并充当重要角色的。与其他国家的间谍组织有很大不同的是，苏联的间谍组织不仅在国际舞台上风光一时，而且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甚至被誉为“国家的栋梁”。
苏联有两个主要的间谍情报系统，一个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缩写为krB），简称“克格勃”；另一个是军事情报部门，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缩写rpy），简称“格鲁乌”（也有人写作“格别乌”）。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继承了其大部分遗产，当然也包括其庞大的间谍组织，但是，由于苏联间谍组织过去对国内政治生活的过度参与，使其在人民中的形象太差，间谍机关已经丧失了它曾经拥有的政治资源，甚至还不得不承受国内政治局势变化带来的打击，以及苏联解体使俄罗斯的国力大大下降，再也不能维持庞大的间谍组织，而对其进行不断的调整与改组，在这个巨大的政治变化中生存的俄罗斯间谍组织就不可能还那么风光了，它在国际、国内两个舞台的影响力都已经大大下降，也很难说它还有同美国间谍组织进行同等较量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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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OldBi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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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2008 11:55
克格勃成立于1954年，是苏联最大的间谍组织。克格勃从它创建的那一天起，就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等苏联领导人的苦心经营下迅速发展，直至1991年被解散前，无论在机构设置、组织分工、人员编制、经费预算等方面，还是在活动的手段和规模方面，都在世界范围内名列前茅。克格勃像一只巨大的蜘蛛，把它吐出的蛛丝编织在世界各地；又像一只多爪的章鱼，把它布满吸盘的触须伸向世界各国的重要部门。它掌握着秘密警察，进行特务活动，管辖边防军，向国外派遣间谍，从事搜集情报、招募间谍特务和进行心战、渗透、暗杀与颠覆活动。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曾对克格勃作过这样的评价，他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既是赫鲁晓夫在国内的耳目，也是他在国外的耳目，是苏联国家政权的一个具有多种任务的工具。”总之，它可以根据苏联领导人的意图采取任何行动。它远不止是一个秘密警察机关，也不止是一个间谍和反间谍机关，它还是一个进行颠覆、幕后操纵恐怖活动的工具，秘密干涉外国内政的工具。它也是苏联在冷战中进行扩张的一种侵略工具。
克格勃的这种身份和地位，与苏联在冷战中的国际地位和苏联的霸权主义对外政策有密切的关系，更与苏联间谍组织的历史传统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要认识清楚克格勃，就必须从它的为世界所公认的源头——“契卡”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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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OldBi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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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2008 11:57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继俄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之后，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以克伦斯基为首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自诞生之日起，新生的革命政权就面临着来自俄国内部和外面的强烈反抗和威胁：全国仍有2/3的地区掌握在反革命和外国干涉军手中，各地的君主主义者纠集形形色色的保皇势力，向革命政权掌握的中心地区蠢蠢欲动；而在红色政权控制的中心地区里，被二月革命推翻的沙皇政府的旧官吏、旧军官、工厂主、地主，被十月革命解散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的社会革命党人、甚至连不理解革命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旧职员等中产阶层，都对苏维埃政权持消极的不合作态度，他们秘密串联、阴谋活动，利用所有可能利用的手段，借当时的饥荒、瘟疫等困难，企图破坏、颠覆新生的革命政权。
异常严峻的形势要求革命政权迅速伸出两支有力的拳头：对外，坚决粉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军事进攻和绞杀，消灭所有的反革命武装力量，建立全国的统一革命政权；对内，甄别隐藏在革命政权机构中的反革命分子，严厉打击一切针对苏维埃政权的颠覆和破坏活动，惩戒消极怠工、投机倒把等危害社会安定的不法行为，肃清革命政权和革命军队内部的隐患，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就形势的严峻程度而言，这两条战线上的任务都是空前艰巨的。但相对比较之下，第二条战线所面临的局面要更加复杂、更加困难得多。对付外线的铁拳已经收拢，并开始针对既定的目标准确有力地出击，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红军。虽然，这支军队刚刚经过十月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火洗礼，但其成员中有许多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俄国陆军和海军官兵，他们的丰富作战经验与工人赤卫队和激进的军校生带来的革命热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强大的战斗力。在苏维埃政府的统一命令和指挥之下，他们很快地投入到前线，有效地挫败了反革命阵营的进攻锋芒，大大减弱了苏维埃革命政权所面临的压力。
几乎在建立了红军的同时，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迅速打出另一只拳头的必要。但对付内部无形战线上的反革命，需要的将是另一种特殊的方式和手段，对此，一个近于成熟的想法已经在列宁的脑子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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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OldBi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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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2008 12:01
1917年12月10日，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给捷尔任斯基写了一张便笺，上面明确地写道：
“目前，我们要以非常的措施与反革命和怠工的人们进行斗争。”
就在同一天，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召集了紧急会议。在会上人民委员们讨论了列宁的指示和捷尔任斯基的报告。随后，人民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关于立即成立“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别委员会”的决议。
“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别委员会”直属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由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出任这个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办公地点设在了十月革命后被苏维埃政权没收的原全俄保险公司大楼（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卢比扬卡，即现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总部大楼）内。
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决议还规定了“契卡”的基本任务：
1、在全俄罗斯的所有城市和农村范围内侦察、发现和制止、肃清一切反革命及怠工的企图与行动；
2、将所有的怠工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送上法庭进行审判，并制定与之进行有效斗争的策略和措施；
3、为有效地、成功地镇压一切危害革命政权的阴谋活动进行前期的侦察和必要的预审工作。
可以看出，“契卡”的工作权限范围最初并不十分显赫，不仅如此，它在组织系统的权力归属上也不十分明确。它在直属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同时，还受到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司法人民委员会的牵制。在“契卡”诞生的最初时间里，除了大量的侦察和监视工作之外，如果没有以上两个人民委员会批准，“契卡”的工作人员和下属机构根本没有判决和执行死刑的权力，甚至连逮捕嫌疑人犯的权力都没有。然而，从1918年初到1921年这短短的几年中，“契卡”的权力急剧上升。
催化“契卡”的职权范围和组织结构在短时间里急速膨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主要的是来自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被十月革命风暴摧毁的沙皇国家机器和资产阶级政府的残余势力趁苏维埃革命政权尚未巩固之机，在国外资产阶级势力的支持下，很快纠集了强大的阵营，对苏维埃革命政权形成了全面的包围之势，企图在短时间内将革命政权扼杀在襁褓之中。
1918年3月，一直游弋在科拉半岛附近海域上的英国舰队在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登陆，英美军队组成的武装干涉军踏上了俄国的领土。接着，美国和日本军队也在太平洋上组成了干涉军，4月份在西伯利亚的沿海港口登陆。外国干涉军的介入仿佛为蛰伏在俄罗斯各地的沙俄旧军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驻扎在俄国的外籍军团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各国驻俄罗斯的使领馆和形形色色的间谍情报机构也空前地活跃起来，通过各种途径、利用各种方法煽动、怂恿社会上一切对苏维埃政权深怀仇恨和不满的势力，纷纷开始从事有组织的破坏和颠覆苏维埃革命政权的活动。
1918年5月25日爆发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乱掀开了俄罗斯国内战争的序幕。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沙俄军队俘虏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战俘组成。在俄罗斯二月革命后，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通过外交和其他有关渠道说服了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把这一批为数几万人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战俘重新组建为几个师的外籍军团，在仍然继续的世界大战中由俄国指挥与德国作战。但是，当这支部队被派遣到前线后不久，临时政府就被十月革命推翻了。为了减轻新生革命政权所面临的国际压力，在列宁的主持下，苏俄政府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停战协定》，并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达成协议，在俄国境内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保持中立，不介入当时发生在俄罗斯各地的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并从乌克兰转道欧洲战场，继续参加对德国和奥匈帝国的作战。随着英美等国干涉部队由沿海各港口向俄罗斯腹地的推进，各国外交使团和情报机构加大了对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挑拨和蛊惑宣传。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和当地的俄国白匪相结合，成为俄罗斯国内的一支最大的反革命武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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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OldBi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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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2008 12:01
另一方面，在苏维埃革命政权的内部发生的一系列的争论和意见分歧，政府机关尤其是一些至关重要的部门发生的有组织的怠工活动，与白军作战前线的一些红军高级将领和部队的集体叛变，日益蔓延的白色恐怖活动，也都严重地威胁着新生的苏维埃革命政权。
1918年7月，俄罗斯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借1918年1月布列斯特－利沃斯托克和谈失败而组织领导了未遂的叛乱。同年8月30日，列宁在莫斯科一家工厂进行演讲时遭到暗杀，身受重伤。在这同一天，彼得格勒的“契卡”主席乌里茨基也遇刺身亡。事后，经过苏维埃政府部门周密侦察得知，这一系列的事件都是有预谋、有组织、并且有着国际背景的阴谋活动。而前线变节红军将领策划的阵前叛变，造成了对苏维埃革命政权更加惨重的损失。原红军东部前线司令员、前沙俄军队上校穆拉维约夫与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组织的叛乱相呼应而在前线部队中组织叛乱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
穆拉维约夫的部队驻守在伏尔加河沿岸的重镇喀山，从此沿河向南就是当时苏维埃政权东部的行政中枢辛比尔斯克（后来改名乌里扬诺夫斯克），这里集中了苏俄政权在这一地区的许多重要行政机关、粮食和物资储存以及准备抵御东部白军进攻的大批部队和辎重，同时，在各级行政机关和部队中也集中了大量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喀山和辛比尔斯克地区时连接俄罗斯中心地区与西伯利亚地区的要冲地带，具有丰富军事经验和战术指挥能力的穆拉维约夫选择这里叛乱时经过了周密的考虑的。开始，穆拉维约夫利用职权，先将其认为异己的部队逐渐调出这一地区，接着，又把自己的嫡系部队分批地向这里集中，并且，下令将一些在十月革命初期产生过极大破坏作用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和社会渣滓施放出狱，使之成为一支为己所用的武装组织。
1918年7月10日，穆拉维约夫正式发动了叛乱。他率领部队乘船沿伏尔加河顺流直下，在辛比尔斯克登岸，占领了这座城市的火车站、邮局和电报局，包围了当地苏维埃革命政权的驻地，逮捕和劫持了包括图哈切夫斯基（即后来的苏联红军元帅）在内的当地苏维埃各级军政领导人。接着，穆拉维约夫公开宣布反对苏维埃革命政权，并且通电俄罗斯全境，在俄罗斯各界煽动继续沙皇俄国政府与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民族战争”。穆拉维约夫组织的军事叛乱行动使苏维埃革命政权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为了平息这次叛乱，红军中有几万将士牺牲了生命。而在这同一时期，与上百万外国干涉军和白军遥相呼应的大规模内部叛乱有数十起之多。打着各种旗号成立起来的反苏维埃政权的各种名目的“民族军”以极端残忍的手段杀害了无数的红军官兵、苏维埃工作人员和红色政权的拥护者，给新生的社会主义工农国家带来了破坏性的恶劣影响，对红色苏维埃革命政权构成了空前严重的威胁。
一道尚方宝剑：紧急法令
面对遍及全国的内战烽烟，面对自己身边和内部日益嚣张的敌人，全俄苏维埃的领导人们再一次地意识到，必须使用非常的手段和严厉的措施，才能使革命政权在这种空前困难和危险的历史关头保住十月革命的胜利果实，使刚刚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得以生存和发展。
1918年底，列宁亲笔签署了一项标题为《社会主义祖国处在危难中》的全俄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法令，向全体俄罗斯人民说明了当时严峻的国内形势，号召所有拥护苏维埃革命政权、热爱俄罗斯祖国的政府工作人员、红军官兵以及各族人民，与各级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为保卫既得的革命成就，保卫人民自己的红色政权，同革命的敌人作决死的斗争。针对隐蔽战线上已经接近白热化的残酷斗争形势，全俄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在这个法令中明确指出：“敌人的代理人、受派遣者、投机倒把分子、刺客、恶霸、反革命煽动分子、外国间谍，一旦被我抓获，应立即就地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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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OldBi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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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2008 12:01
这一项具有极大权威和效力的特别法令很快就在全俄各地得到贯彻和执行，各级苏维埃政权在领导同白军坚决作战的同时，也大大加强了对内部和身边隐蔽敌人进行斗争的力度。作为这条战线上的尖兵，全俄契卡在这一非常时期对敌斗争的权限和能力在法律及组织上都得到了空前的强化。
首先，对于契卡来说，这个相当于宣布全俄罗斯进入紧急状态的法令，非正式地使契卡获得了可以不经过任何审判和不通过任何司法程序即能够在无论是前线部队还是后方机关中执行死刑的权力。尽管契卡为此也作出了诸如其工作人员在因情况紧急而未经法律人民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会批准，但在执行之后须向所在的契卡组织和上一级契卡机关做出详细汇报的规定，但是，这一补充性的规定在当时你死我活的殊死斗争的条件下，几乎无法认真执行。而且，已经把生杀大权掌握在手的契卡，其他方面的权力也正在迅速扩大、膨胀，这种本来就难以产生根本性束缚作用的补充规定，在这样的特定环境之下能够起到多大的制约作用也是可想而知的了。
除此之外，全俄苏维埃中央和全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采取了多项具体的组织和行政措施，使全俄契卡的组织系统得到了发展和完善：
第一，鉴于苏维埃革命政府建立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革命领袖和政府高层领导人遭到敌人刺杀的恶性事件，全俄契卡开始对内部的保卫工作予以高度的重视。为此，全俄契卡专门建立了两个特设的组织，以担负保卫全俄苏维埃党政高级领导人的特殊使命。这两个特设的组织是特务支队和特别部队，他们都直接听命于全俄契卡。前者多以秘书、司机、随从的隐蔽身份出现在领导人的工作、居住、外事和考察等场合；而后者则更多地负责以上场合的外围环境和苏维埃政权的所有党政、财经和军事重要机关及设施的警卫工作，必要时则须参与全俄契卡领导下对较大规模的反革命叛乱、颠覆及其他直接危害全俄苏维埃政权存在和正常工作的阴谋活动的直接行动。无论从装备上，还是从人数上，后者都大大多于前者。但是，前者在对每个工作人员的个人素质要求上要比后者高得多。
第二，在全俄契卡的统一领导指挥下，在俄罗斯各地也建立了契卡组织，构成了在全国范围内协调打击隐蔽反革命势力的高效反应网，从而使得全俄契卡在与俄罗斯全境范围内乃至境外的所有隐蔽敌人进行的斗争中能够无处不在地发挥其特有的作用，并且避免受到来自苏维埃政权内部机关其他部门的制约和掣肘，为契卡组织在对敌斗争中创造了最大的自由度。
第三，1918年7月15日，根据当时全俄苏维埃人民委员会通过的一项决议，在与白军作战的东部前线建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领导对敌进行军事斗争中的隐蔽行动，重点是侦察红军内部和各级苏维埃政权内部的通敌、变节、间谍等反革命活动，把同公开敌人的军事斗争与同内部隐蔽敌人的秘密斗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随后，又在全国各地前线都成立了同样性质的特别委员会，行使相应的职权。1919年元旦，在全俄契卡总部内又专门设立了一个中央特别部，协调领导全国特别委员会的工作。2月，又把各军种内部的安全保卫工作的领导权归于这个中央特别部的统辖之下，使全俄契卡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红军的监督和控制，对当时苏维埃国家机器中持续发生的通敌、叛变等严重威胁红色政权存在和巩固的行为起到了有效的遏制作用。
第四，在边境地区建立了负责边境安全的契卡组织，并且在这些边防契卡的领导下建立了包括陆、海、空三军的边防部队。全俄契卡通过设立在各边境地区的契卡组织对全俄境内的边防部队实行统一的领导和指挥，同时将保护各地海关的正常工作、打击走私活动、防止国外间谍情报人员的渗透、保卫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生产、生活和边境贸易活动等任务，同抵御外国武装力量的渗透和入侵有效地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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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OldBi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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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2008 12:02
上述这些措施不仅使全俄契卡组织对敌斗争的能力和效率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有效地巩固了全俄罗斯的苏维埃政权，在强大的国内外敌人联合扼杀行动面前改善了自己的生存能力和力量对比，同时，也使全俄契卡在国家组织中确立了其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并对其后来的组织规模以及对俄国乃至苏联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方向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日益严重的前线和后方形势，又进一步迫使苏维埃革命政权在不断地加强契卡组织工作职能的同时，还注重确立其在俄罗斯社会上的法律地位。1919年6月20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又颁布了一项法令，不仅使契卡在俄罗斯社会革命的特殊具有了更多、更具体的各项特别权力，而且，还使契卡所采取的各种秘密手段甚至于某些恐怖措施进一步合法化。这项法令规定：“对于一切叛变革命、间谍活动、阴谋破坏军事和交通设施，抢夺和盗窃国家物资，纵火，隐藏叛徒、间谍和用于反革命活动的武器，利用投机倒把手段制造粮食等市场的恐慌等罪行，契卡应采取独立的、直接的有效打击行动。”同年10月21日，根据全俄苏维埃的这一法令和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全俄契卡建立了专门对上述种种犯罪行为进行审判的特别法庭。空前的政治权力和明确的法律地位使全俄契卡在俄罗斯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中扮演着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
烽火硝烟——在内部争论中发展
在十月革命之前曾经反对通过革命的暴力手段推翻沙皇和资产阶级政权，甚至不惜借党外报纸向俄罗斯社会和布尔什维克的敌人透露起义消息的加米涅夫，最早在党内提出了反对使全俄契卡权力过大的激烈批评。他认为，尽管当前处于革命以来的最严俊的关头，但是建立全俄契卡这样一个有着特殊权力的特别机构和组织体系，必然会导致布尔什维克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而且会进一步发展成为“表现在这一特别领域中的独裁行为”。为此，加米涅夫多次在有关场合对全俄契卡的工作方式和权力范围提出质疑和反对意见。1918年11月，他在全俄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一项由他组织拟定的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草案。在这个决议草案中，加米涅夫明确地提出取消全俄契卡组织和机构的要求，而建议在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只设革命法庭，将全俄契卡的所有职能和权力全部合并到革命法庭之中。同时，为了防止革命法庭的权力过于膨胀，他建议在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再设立一个特别的工作委员会或小组，用来监督和领导法庭的工作。
另一个积极反对建立和加强全俄契卡组织的人物，是全俄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第一任司法人民委员施坦因贝格。信奉自由民主主义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人施坦因贝格是一个推崇资产阶级民主和法制的理想主义者，他坚信，在一个新政权建立的最初时期，必须全力保障社会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实行，任何凌驾于法律和执法机构之上的组织及其行为无疑都是对新生革命政权的法律地位和执法威信的动摇。在内外敌人夹攻的严重时刻，最有效的手段应该是、也只能是加强立法和执法的力度，使苏维埃革命政权的国家机器尽快有效地、正常地运转起来，除此之外的其他应急手段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应努力健全苏维埃革命政权的各项立法制度。同时，施坦因贝格主张积极促进新政府的各个部门和所有工作人员学会运用法律、规章从事各自的本职工作以及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
很显然，全俄契卡的建立及其组织和工作权限的不断扩大使施坦因贝格十分不满，因而他在为全俄苏维埃司法人民委员会起草的许多文件中，都有意识地要对契卡组织的权力和活动加以限制。并且，在一切可能的场合，他都要与列宁、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等有关的全俄苏维埃中央最高领导人们据理力争，反复陈述和强调自己的观点，丝毫不留情面地批评革命领袖们对全俄契卡这样一个非常时期的秘密警察组织的许多超出其工作权限范围的行动的默许和支持。同时，施坦因贝格也充分地运用他手中的权力，尽可能地限制和约束全俄契卡在与内部和外部敌人斗争中的“不得体的行动”。并且强调，一些全俄契卡经手的重要案件在其侦察、审理和判决过程中，必须经过全俄苏维埃中央司法人民委员会乃至全俄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的讨论，在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处理意见之后，契卡才能按照这些有关的决议去执行，然后再把他们经手的案件交给革命法庭去作最后的审理和判决。而没有经过以上这些程序的做法，不管契卡组织和他的领导人能够拿出什么样的充分理由，在施坦因贝格和全俄苏维埃中央司法人民委员会的眼里，都是属于非法或者越权的行为。为此，施坦因贝格多次签署命令，下令释放契卡手中的一些他认为“不符合司法程序”的被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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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2008 12:02
在这样一个充满内部压力的环境中，全俄契卡开展的工作自然是十分困难的。为了使契卡组织能够不受各种繁琐法律和规章制度束缚的高效率的秘密工作系统，它的领导者在苏维埃革命政权内部作了许多艰苦的工作甚至斗争，最终赢得了来自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最高领导层的支持。
列宁首先以鲜明的立场和态度支持全俄契卡的存在和工作，他向那些对使用严厉手段甚至残酷措施对付外部敌对破坏活动和内部潜在的变节行为持不理解态度的人们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他将当时革命与反革命两大阵营之间的残酷斗争比喻为两个正在进行殊死搏斗的角力者，向对方实施的每一次打击时，所想到的只是如何将对手击败，而不可能来得及考虑到是否伤害着自己。列宁对全俄契卡的工作予以了相当的关注，他时时了解由全俄契卡掌握处理的几个重大案件的侦察、审理情况，对契卡组织在反对敌人破坏和内部工作人员怠工的工作中取得的明显成绩不失时机地予以表彰。有时，当全俄契卡在可行使职权范围内进行工作的过程中，与全俄苏维埃中央司法人民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会等有关政府部门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一些领导人发生冲突和矛盾时，列宁不得不为此作出必要的解释和申辩，必要时甚至出面直接干预。但是，列宁对于限制契卡职权范围的要求和决定并不提出公开的反对意见，他要求全俄苏维埃的有关委员会和地方的各级政府机关要对契卡的一些重大活动有所了解。同时，他也不断地提醒全俄契卡的主要领导人在重大的行动之前应该主动地与这些委员会和地方政府的领导进行必要的沟通，以取得他们的支持。
经过了这些微妙而激烈的斗争，契卡组织在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不仅初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且其组织系统也得到了空前发展的机会。到1918年底，就其组织规模而言，全俄契卡已经远远超过了对付苏维埃革命政权建立初期时混乱的多达3.1万人。它的职权范围包括监视苏维埃政权内部和国内居民潜在的破坏行为，防范所有形式的有组织的秘密阴谋活动，为此还设立了专门的秘密政治局，并且在军队内组建了秘密特务局。同时，针对交通、通信和出版等部门也成立了专门的监视和检查机构，而且，各地的契卡组织中还设有由专人负责的单位，对当地宗教活动进行控制和干预。全俄契卡国外局的成立，将从事搜集俄罗斯境外政治和军事情报、遏制西方国家对苏维埃国家的有组织颠覆和破坏活动、监视和分化流亡在国外的苏维埃敌人的反共活动等，统归于全俄契卡的管理之下。从此，契卡组织不仅在俄罗斯境内，而且在世界上成为一个几乎无所不在的庞大的秘密警察和间谍情报组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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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2008 12:02
随着苏联国内战争的胜利结束，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反苏维埃政权的浪潮终于被暂时平息、遏制下来，对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持怀疑、抵触态度的旧知识分子、政府职员、工商业主和广大自耕农也都基本改变了态度。苏维埃革命政权得到了十月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巩固和发展，在俄罗斯多数城市的工业化建设已经开始初步恢复，在广大农村中也在酝酿着生产集体化运动，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各项事业逐渐转入正常的和平建设轨道。显然，如果继续保留全俄契卡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秘密警察组织已经再没有十分的必要，当年的一些反对者在这个时候又不失时机地重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为了适应国内战争以后新形势下苏维埃政权发展的需要，也为了不至于使得苏维埃阵营内外的反对者们得到更多的口实，以至于影响刚刚取得的全国稳定局面和工农业建设成果，对苏维埃革命政权的秘密强力部门进行某种组织上和形式上的改组已经势在必行。为此，1922年2月6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颁布命令，向全体俄罗斯公民宣布撤销全俄契卡组织。
撤而不销——权宜之计
从整体苏俄特殊强力部门和机构演变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全俄契卡组织的撤销并不意味着俄国苏维埃革命政权改变了观念，秘密警察机构从此在苏俄历史上销声匿迹。其实对于被取消的全俄契卡的各级组织、机构及其众多的工作人员来说，他们所面对的只是对这支特别任务机关和队伍的一次全面改革，而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撤销全俄契卡的一纸命令，也只不过是对这场改革的一个序曲。
实际上，在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中央领导人看来，对于苏维埃革命政权的反革命包围不仅远远没有被打破，而且，内战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更加广泛的反苏阵营。所有与苏维埃革命政权作对的反革命活动尽管没有内战时期那样嚣张、猖狂和明显，但是其方式变得更加隐蔽、狡猾。同时，在这些敌对活动后面所反映出来的国际背景，也一点不比内战时期表现得简单。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领导人明确认为，与这些依然围绕着、针对着苏维埃革命政权的存在而发生和发展的更加隐蔽的敌对活动进行卓有成效的斗争，是布尔什维克党和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在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必须确保完成的另一项至关重要的历史使命。自然，在这条特殊战线上占据优势并进而取得胜利的最基本前提，就是建立一支从个人素质、组织体系到技术保障等诸方面能够胜任这种特殊斗争的基本队伍。如果说对这支队伍的要求与内战时期的全俄契卡有所区别的话，那就是要求它更加精干、更加隐蔽、更加灵活。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撤销了契卡组织之后，随即成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rny）和民警机构。
苏俄国家政治保卫局接收了契卡组织被撤销后的大部分工作人员，但是却没能够全盘继承内战时期全俄契卡所拥有的权力。国家政治保卫局与民警总局都归属于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领导，其权力范围与契卡相比受到很大的限制。来自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法令规定了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几项基本的职责：
1、监视、侦察和镇压隐蔽的反革命及匪帮有组织的犯罪活动；
2、保卫国家的交通、通信线路和重要枢纽；
3、保卫苏维埃国家的边防和海关，与越境的犯罪行为和走私活动作斗争；
4、侦察、破获境内针对苏维埃国家的间谍活动等。
在人民委员会法令的规定之下，作为苏维埃国家新的秘密警察组织，国家政治保卫局再没有独立处决罪犯的权力，但为了反对国内和国外隐蔽的敌对活动和潜在的颠覆破坏活动，它仍然继承了全俄契卡广泛存在于全俄社会各个重要部门之中的特点。
1922年，俄罗斯等各苏维埃共和国联合组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苏联。随着全俄国家机构的变动，国家政治保卫局也因此而改为与内务人民委员会平级的国家政治保卫局（orny）。这样一来，苏俄政治秘密警察组织又一次摆脱了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直接管辖，在未扩大其法律规定职权范围的情况下，提高了在国家政府机构中的地位。在1932年通过的苏联宪法中，用专门的章节规定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义务和行使的权力的基本原则。在这部苏联宪法第61条中所规定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职责是：“与苏维埃联盟的其他执法机关共同协调工作，维护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团结，同在政治、经济领域中与苏维埃联盟为敌的反革命分子、匪帮以及间谍活动进行不懈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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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通过的苏联新宪法还明文规定，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中将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主席保留一个固定的席位。这样就以法律的威严确保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在执行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领导人赋予的特殊使命时不再受到行政与司法程序运作的束缚。
自全俄契卡被撤销之后，从1922年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到1923年后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其最高领导人仍然由捷尔任斯基担任。这位红色秘密警察的创始人一直不折不扣地执行着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共产党（布）中央的一切指示，使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成为保证党中央各项政策得以贯彻至每一级基层组织的有效系统，直到1926年他因病逝世。
捷尔任斯基去世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领导职务由维亚切斯拉夫·鲁道夫维奇·明仁斯基继任。20年代末期，随着国际斗争形势的复杂变幻和苏联国内政局的发展，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权力范围和其在国家政权机关中的地位又渐渐上升了。这时，在苏联的广大农村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合作化、集体化运动，来自民间的不满情绪不断集聚、扩大，以至对这场规模宏大的运动形成了空前的阻力。1929年12月2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了一项严厉的法令，要求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也投入到保卫在大多数乡村进行着的合作化和集体化运动的工作中去。1930年4月7日的另一项法令，把苏联的边防部队和在各地设立的众多劳改营也都归属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管辖范围之内。同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以不同面目参与了对苏联新闻、出版、电影等各种媒体的监督和审查。
“肃反先锋”——剑与盾的功能交替
1934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明仁斯基去世。在这一年的7月10日，根据斯大林起草的苏维埃国家联盟又一项法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改组维国家安全局（rnrb），并且将这个包括对内进行政治监督、对外进行反间谍渗透和情报侦察的秘密警察组织再次归属于最高苏维埃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之下。曾经担任过明仁斯基副手的根里赫·戈里高里耶维奇·雅戈达被任命维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除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之外，在内务人民委员会之内还设立了另一个专职的总局，用来专门管理边防部队、内卫部队、民警、集中营和劳改营，甚至在国民经济的一些重要部门的企业和交通运输部门中也设置了分支机构，用来负责这些系统的反间谍和安全工作。
12月1日，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遇刺身亡。斯大林借此开始大肆运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秘密警察力量和手段，对所有异己人物和势力进行无所不至的监视和调查，随后，以彻底剪除为目的而大加杀戮。首当其冲被蒙上不白之冤的是布尔什维克的早期革命活动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到1935年1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司法人民委员会以参与谋杀基洛夫的罪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进行了旷日持久的“精心审判”，并于1936年8月将他们处决。
1936年，雅戈达因为“不能胜任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集团的斗争”而被斯大林免去了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先是改任邮电人民委员，其后不久，他被当作了布哈林的同谋而被指控为反革命杀人犯和外国资产阶级的间谍而被解除了职务，在经过司法人民委员会形式上的公开审判之后，就被他当初的下属枪决了。
在雅戈达之后继任内务人民委员会领导职务的是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叶若夫。后人关于叶若夫的描写都不免带有几分神秘而生动的笔触：这是一个身高只有1.54米、言行不同常人的“冷血侏儒”。
内务人民委员会不仅没有因为其领导层的换马而中止在苏联全国范围之内的大规模清洗，而且，在叶若夫“明智地吸取了”他的前任最终身败名裂的教训之后，更加变本加厉地运用斯大林赋予他本人和内务人民委员会几乎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庞大、高效的组织体系，继续推动着这场波及整个苏联所有角落的运动。叶若夫比他的前任更加“具有创造性地”执行着对苏联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的整肃，主要表现于他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揭发党和革命的敌人”的告密运动，并以此结合秘密监视、侦察和刑讯逼供等手段，使整个苏联从国家党政的核心机构，到边远的集体农庄，不论是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还是文学、艺术界的著名作家、演员，几乎人人自危，对谁都不敢相信，包括自己的家人和最知心的朋友。他在对国外加强情报侦察的同时，将许多当时著名的苏联驻西方国家的外交官也列入了他的清洗名单。为了加强对国外渗透派遣工作的管理和指导，1936年9月，叶若夫特别建立了“特殊任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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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2月8日，按当时苏联官方报纸的说法，“经叶若夫本人的要求”，他被免职。此后，叶若夫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并神秘地消失了。
贝利亚时代——再一次权力膨胀
叶若夫被撤职后，1938年，他先前的助手又接替了他内务人民委员会领导人的职务，这个人就是曾在卫国战争前后的苏联政坛上炙手可热、显赫一时的重要角色——拉夫连季·巴甫洛维奇·贝利亚。
贝利亚上台后首先将叶若夫时期重用的助手和亲信清理出内务人民委员会。对于他来说，这一步骤至关重要，不仅在中央机关，就连地方内务系统中曾热衷于听命叶若夫的效忠者也难逃厄运。1939年2月，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议题包括检讨前一时期在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国家机关中进行大规模清洗的过激行为，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了“批评内务人民委员会滥施职权致使以肃清十月革命以来混入苏联共产党内异己分子为目的的清洗运动无限制地扩大化错误”的决议案。而且，责成新任的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贝利亚对前一时期内务人民委员会所做的工作进行调查。经过这次苏（布）共中央全会之后，贝利亚在苏共中央的地位基本确立，他在内务人民委员会清除异己的行动也就更加名正言顺了。1939年3月，在苏联共产党（布）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贝利亚当选为政局候补委员。
客观地说，到了30年代末期，尤其是1939年以后，苏联秘密政治警察机关对国内和党内的清洗、迫害行动已有所收敛（尽管逮捕苏共党内高级干部和普通党员的事件仍然时有发生），许多在叶若夫时期已经被立案收审的苏联共产党和国家政府机关的高级干部获得了平反，中下级普通党员干部中有数万人被宣布无罪释放。特别时在苏联红军中，一大批高级将领被恢复了职务和工作。
1939年9月，法西斯德国军队进入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尽管《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刚刚于同年的8月23日在莫斯科签字生效，但是德国、意大利以及日本的结盟和西方阵营竭力将法西斯势力向社会主义苏联诱导的“祸水东引”行动，已经对苏联的国际安全环境构成了严重的现实威胁。为此，有效地防范来自法西斯阵营和西方国家的间谍和情报渗透，成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首要任务之一。同时，为了在随时可能发生巨变的国际阵营对垒中占据最主要的地位，掌握更多的王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和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一直联手，积极向苏联境外派遣和发展情报人员，努力编织跨国间谍网。
1941年2月，在欧洲战事对苏联的威胁日益加剧的形势下，苏联秘密情报机构在组织结构上又一次发生了变化。国家安全总局再一次从内务人民委员会中分离出来，改名称为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与内务人民委员会平行分成两个部，独立开展工作。但是到了这一年的7月，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又合并在一起。无论是分，还是合，把持这两个特别部门最高领导权的核心人物始终是受到斯大林高度信任的贝利亚。然而，促使这次苏联政治秘密警察系统再次改组的主要原因，除了迫在眉睫的战争以外，以前国家安全总局所管辖的工作过多、过杂也是原因之一。
40年代初，内务人民委员会通过国家安全局对苏联国内的许多重要工业部门实现了相当程度的控制。因为，在这一时期的苏联经济发展政策中，优先进行重点建设的许多大型军事工业、能源工业和矿藏开发大都分布在乌拉尔以东的广大西伯利亚地区，由于这里是俄罗斯历史上传统的流放地，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每次肃反和清洗运动之后，都有大批犯人被遣送到这里来，从事各种艰苦条件下的工作。对这一大批犯人的看押和管理，从契卡时期起就一直由苏维埃的特设机构负责。然而，到了这个时期，这一部分与秘密情报工作几乎毫不相干的任务，越来越繁重地压在国家安全总局的工作人员和机构的身上，这不仅大大分散了苏联国家主要秘密情报机构从事主要工作的精力，而且对内与对外、秘密与公开几种重要职能的相互混杂，也触犯了秘密情报工作的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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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秘密情报机关在贝利亚的主持之下依然享有极大的权力，其工作所涉及的领域，早已超过了一般国家同等部门的范围。自1923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以来，各加盟共和国与中央、与俄罗斯，及至相互之间的关系并非十分巩固。1941年，德国法西斯入侵以后，各个以非俄罗斯民族为主体的加盟共和国及其各地的非俄罗斯少数民族与苏联中央政府以及俄罗斯之间的裂痕被扩大了，一些苏联版图上的小民族出于从沙皇时期起就对俄罗斯人产生的积怨，对德国人的到来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反感，而且个别地方的少数民族还与德国人建立的傀儡政权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愉快合作”。这种行为自然大大地触怒了斯大林。结果，在卫国战争结束以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被授权对分别生活在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的卡尔梅克人、生活在西伯利亚地区的朝鲜人和生活在南高加索地区的车臣——印古什人进行了大规模的强制性迁徙。尽管到后来的苏联“政治解冻”的时期，这些少数民族都陆续迁回了原来的聚居地，但是，这种民族敌视和民族消灭政策推行的结果，使苏联各民族之间，尤其是各少数民族与俄罗斯人之间的心理隔阂，却再也难以消除，而且愈演愈烈。
为克格勃铺上最后一块砖
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之后，苏联秘密警察机关和间谍情报组织的工作重点全部转向了为战争的胜利服务。一开始，这一系列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都交由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国家安全总局和总参谋部的情报总局负责。在战争时期，针对敌人在苏联境内的各种秘密情报和颠覆活动，在贝利亚的支持下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部门——“消灭间谍局”，具体负责对内侦察和对外防止外国间谍组织的渗透与颠覆，对外则一方面负责对敌后进行侦察和破坏，另一方面还负责向敌对国家派出间谍搜集情报。由于“消灭间谍局”成立的内部背景和战争时期特殊的要求，这个组织的所有工作自然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并且享有着很大的权力。在卫国战争中，“消灭间谍局”在苏联军队各战线和方面军中都设立了派出机构和特派人员，在后方和敌后也活跃着无数为它工作的组织和小分队。
1942年，“消灭间谍局”的职权经过了进一步分离之后，正式交由最高苏维埃内务人民委员会国家安全总局领导。这样，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总体指导之下，国家安全总局责成“消灭间谍局”承担以下几个方面的职责：
1、深入敌后，组织当地分散的苏联军队和游击队对德军的指挥、通信、后勤补给等要害设施进行破坏、干扰行动；调查当地在德伪政权中为敌人效力的苏联人，对其中罪恶极大和已经对苏联人民构成危害的适时予以处决；消除当前或战后的隐患，侦察并破坏德军在当地建立的谍报网。
2、在后方严查敌方派遣的间谍和为敌方服务的通敌分子；及时发现敌人空投的伞兵和进行秘密渗透破坏的小股部队；严厉查处逃往后方的变节逃兵。在侦察和处置从事上述敌对活动的目标时均有权执行死刑。
3、在苏联军队收复的地区对有与德国军队合作嫌疑的所有苏联公民进行调查；调查敌军撤退时可能布置的谍报网与破坏活动组织；秘密调查苏联军队解放的非苏维埃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对苏联的态度。
4、借敌军撤退和战争难民迁徙机会，向德国以及西方国家进行渗透；了解战争中被法西斯军队掠走的贵重文物和财产的去向；跟踪调查罪大恶极的德国战争罪犯和逃亡国外的俄奸分子；争取获得德国最新的军事科学及其他学科的尖端成果和机密，监视、跟踪并将掌握这些机密的专家和官员伺机裹胁入境。
这一系列的工作需要“消灭间谍局”与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其他部门以及军方的密切协调、合作，因而要求它的领导人不仅具有全面地组织指导以上工作的能力，还必须是一个能够协调几个重要职能部门之间关系的核心性人物。因此，在苏联当时的特殊政治背景下，这就要求他必须是个能够取得最高领导层绝对信任的人物。出于以上考虑，斯大林任命维克多·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中将担任“消灭间谍局”局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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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4月，国家安全总局最终由内务人民委员会再次分离出来，名称仍然叫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这一次的机构调整，使两个部的工作分工更加明确：内务人民委员会主要负责国内秘密机构、民政、警察机构及部队的管理等方面的事务性工作；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则更多地主管着边防部队、劳改机构、国内安全、反间谍、敌后地下游击活动和向敌对国家进行间谍渗透的工作。
1946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下令，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正式地成为了两个苏联国家部一级的政府机构，名称也从此改为苏联内务部和苏联国家安全部。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国家安全部被撤销，其工作被并入贝利亚兼任部长的内务部。贝利亚被搞掉后，1954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又决定把国家间谍情报和安全工作从内务部中分离出来，成立形式上隶属苏联部长会议，实际上由苏共中央政治局领导并由苏共总书记直接控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这就是克格勃。克格勃成立后，苏联情报组织体制也就基本定型了。
克格勃名义上隶属于部长会议，实际上直接由苏共中央政治局控制，其工作计划由政治局批准，重要问题直接向政治局报告，日常工作由苏共中央书记处领导。
克格勃的第一任主席是赫鲁晓夫的亲信、前乌克兰国家安全机构的负责人谢洛夫。1958年谢列平出任克格勃主席，谢洛夫出任格鲁乌负责人（1962年潘可夫斯基事件发生后，谢洛夫被贬）。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克格勃的领导人多次更迭，继谢列平之后有谢米恰斯内依、安德罗波夫、费多尔丘克、契布里科夫，契布里科夫曾担任安德罗波夫的副手13年，1982年12月升任克格勃主席，翌年12月进入政治局为候补委员，1985年4月晋升为正式委员。
多年来，克格勃的机构人员不断扩大，从上到下，从国内到国外，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其权力相当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总和，在苏联政治体制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具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国家的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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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离克里姆林宫两个街口之遥，有一个以俄国革命元老捷尔任斯基的名字命名的广场。广场两面，一边是充满孩子欢声笑语的“儿童世界”商店，一边却是阴森恐怖的克格勃总部——捷尔任斯基广场2号。这是一座没有任何标志的灰色九层大楼，房间狭小，陈设简陋，只有那一条条专用通信线路和一排排复式保密柜显得非同寻常。
克格勃是苏联权倾一时的国中之国。全盛时期，它统领四十多万人马，指挥着遍布全球的九万多名秘密间谍和安插在各级权力机构的大批特务，负责克里姆林宫和政治局首脑的安全警卫。它名义上隶属于苏联部长会议，实际上只听命于苏共中央总书记一人。它的权力之大，没有一个党政机关能出其右；它的职能范围，比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加起来还要广。在20世纪的国际间谍大战中，克格勃是唯一可与美国间谍机构争雄的“大哥大”。在军事情报方面，它的活动范围和手段也是十分突出的。
克格勃的组织机构十分庞杂，它的总部除设有各种从事情报、间谍活动的机构以外，还有两个特殊的部门：一个是高级俱乐部，一个是卢比扬卡监狱。卢比扬卡监狱是专门囚禁政治犯的地方，戒备森严，对外绝对保密，美国U2型高空侦察机的驾驶员鲍尔斯被俘后就关在这里。
克格勃总部下设若干个总局，总局之下又设若干局、处、科，形成了一个局中有局、处中有处的庞然大物。总局、局、处、科等各部门之间分工明确而具体，组织十分严密。它由四个总局、七个直属局和六个直属部组成，每个局、部又设有许多部门。
克格勃的四个总局是：第一、第二、第四、第五总局。
第一总局：又称对外谍报局。主要负责对外间谍情报工作、全部对外宣传和国际交往的政治工作。它是克格勃情报间谍活动的策划和指挥部门，主要职责是通过派遣到世界各国的驻外人员和秘密潜入到别国的间谍、情报人员进行搜集情报、窃取秘密或破坏、恐怖、颠覆等活动。总局下设3个分局和20个处。主要分管情报、反情报、假情报、行动执行、伪装、联络通讯、假护照、档案、人事等工作。
第一总局下设的三个分局是：秘密活动局、科技情报局和分析研究局。
秘密活动局又称S局，主要负责间谍情报人员的选择和培训，并指挥潜入外国的间谍情报人员进行秘密活动。
科技情报局又称T局。它每年从各地的理工院校选拔一些高材生送进克格勃情报学校，训练他们掌握物色目标、鉴别材料以及窃取和传递情报资料的技能，结业后分配到T局工作。T局是第一总局的下属各局中第二大局。拥有一支由2000名专业科技人员组成的情报队伍，分别在国内外工作。他们不但有权决定出席国际会议的科学家人选，而且还派人随团出国直接与外国学者接触。在国外工作的T局情报人员大部分以外交官、科学顾问、公司代表等合法身分为掩护，从事科技情报搜集活动；一小部分以伪造身份和假证件非法潜入别国进行刺探、搜集有关研究、太空技术、导弹潜艇技术、电子工业、光学纤维、机器人等尖端科学技术的情报。
分析研究局又称I局。它是间谍情报活动的科研机关，负责研究、分析、总结间谍情报活动的经验、规律，并提供间谍情报活动的技术性设计和原则，以求指导和不断改善间谍情报活动。
第一总局还设有若干个直属处，有按国家或地区划分、负责对某国或某地区的间谍情报活动的地区处：如美国处、英国处、拉美处等等；或是按业务性质划分、负责某种专项业务的直属处：如负责炮制、伪造各种假情报的假情报处，负责暗杀、绑架的行动执行处，负责为间谍情报人员提供在外国进行间谍情报活动的掩护手段和技术性措施的掩护处，负责提供间谍情报活动技术工具的工具处等等。
第二总局：又称国内防谍局。主要负责管理、控制在苏联的外国人，对各国驻苏使馆人员及其他外国人进行监视和侦控，并对某些外国人进行收买、策反，以对抗外国的情报和间谍活动。苏联的很多向导、翻译、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都是这个局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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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局下设13个部，其中有六个部是负责对付外国驻苏的外交人员的，并按地域或国家划分成美国及拉丁美洲诸国部、英联邦诸国（包括加拿大）澳洲部、西德奥地利及北欧诸国部、欧洲以外的“发达国家部”、欧洲以外的“不发达国家部”等等。另外七个部则分管外国游客、外国通讯社人员、外国留学生、外国商人、外国海员和申请出国的苏联人、电脑工作人员以及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中重大的贪污、贿赂等案件。
第二总局下设的13个部中，以第七部规模最大，人员最多。该部的很多人员都是受过特殊训练、具有军衔的现役军官或预备役军人。他们被安插在旅游业各部门充当导游、翻译、旅行社的服务员，以监视在苏联的外国游客。
第四总局：又称边防总局。主要指挥和管理一支拥有数十万人并装备精良的海、陆、空边防部队。通过这支边防武装力量控制全部陆、海边境，负责陆、海边境的警戒和巡逻，进行出入境检查，搜集领国情报，在第三世界国家“协助”编练和指挥部队，对国外进行破坏、颠覆和组织武装叛乱等活动，该局下设10个边防军区。
第五总局：又称秘密警察局。主要负责取缔反苏分子、镇压国内人民反抗的工作，并监视国内的知识分子，起着从侧面管制学校的作用。该局下设五个部（局）一个处。分管控制苏联国内的宗教信仰，推行大俄罗斯主义，进行民族压迫，监视有海外关系的苏联人或从国外来苏联探亲的人，审查进口书刊，侦察有“异端”思想的知识分子，实行对文化界的全面控制，同时还负责管理卢比扬卡监狱。
戈尔巴乔夫当政时的1990年，克格勃在当时的主席克留奇科夫的领导下，撤销了第五总局，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宪法保卫局。
克格勃的七个直属局是：
军队监察局，内设12个处，其任务是通过监视陆海空三军并搜集其情报以统辖、控制军队，防止发生政变或其他越轨行动，其中包括监视国防部、总参谋部和红军情报局的活动。
监视调查管理局，负责训练克格勃官员和专职间谍，它有训练有素的3500名间谍情报人员专门进行跟踪、监视，并设有专职的案件处理员、技术员和监督员等。
通讯管理局，负责通讯联络、通讯密码的制定和翻译，掌握苏联同国外工作人员之间的一切密码以及有关通讯、侦察的现代化仪器和设施。
技术管理局，负责制造和供应间谍情报活动的工具和仪器。它拥有一大批科学家在秘密的实验室中研究制造各种化学药品、毒品和杀人器械等。
警卫管理局，负责保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等党的高级干部及政府部门的安全，并严密监视和这些要人及机关接触的人。
工业机关保安管理局，主要负责某些研究中心、特殊生产机关和机要部门的安全，共设六个部，分管重工业、军火工业、核研究中心、对外贸易、外商、外国海员等工作。
人事管理局，这是克格勃的组织神经中枢，直接受苏共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领导，负责克格勃的人事调动和吸收新成员。
克格勃的六个直属部是：
特别调查部，负责对克格勃和苏军总参谋部情报局（格鲁乌）的党政领导人进行调查，办理专案，而且每个专案都要由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亲自过目。
国家通讯部，负责控制全国的电台、电视台等全部系统。
保密检查部，负责保卫克格勃总部的安全，防止内奸和失、泄密行为的发生。
经验核对部，负责对苏联国内外间谍特务活动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和综合评述，并及时呈送极小范围内的领导人员参阅。
财政经济部，负责克格勃的财政预算和开支，掌握克格勃的财政经费。
档案登记部，又称档案中心。负责克格勃的全部档案，并随时将其综合、整理，编出索引。除此而外，还负责管理培养间谍的学校。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资料部门。该部对各国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士、官员、科学家以及某个他们认为有可能加以利用或感兴趣的人都要进行调查，将搜集到的详细资料存入“档案中心”。它拥有数百万外国人的档案。另外，它对每一个苏联人都设有“红档”或“黑档”。“红档”是指一般情况记录，“黑档”是他们的重点调查对象。凡被列入“黑档”的人，都会受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监视，并不准他们到国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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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的总局、局、部、处等组织机构外，克格勃还设有几个特殊的部门，比如：驻外情报站，克格勃为开展国外的间谍情报活动，在苏联驻各国的使领馆内都设立了驻外情报站，其活动由第一总局领导。苏联隐藏在使领馆内的间谍情报人员，约占驻外使领馆外交人员的30％至50％。
驻外情报站是克格勃在驻在国进行间谍情报活动的指挥中心。在第一总局设有驻外情报站站部，站部领导五个业务科：情报科、反间谍科、科技情报科、潜伏支援科、行动破坏科。
克格勃驻外情报站在驻在国里设置的数目也不尽相同，如它在美国就设立了三个情报站。设在华盛顿的驻外情报站以驻美使馆为指挥中心进行活动；设在纽约的驻外情报站主要是针对联合国进行活动；设在旧金山的驻外情报站主要针对美国的电子工业中心硅谷。
特别后备队：这是克格勃内部专门以文化、贸易活动为掩护，从事间谍活动的部门。这一部门的成员都是专业人才，如学者、记者、外交官、工程师以及金融、贸易和国际事务方面的专家，经训练后被吸收为成员。他们仍担任原有的公开职务，兼职完成克格勃交给的任务。这个机构除了搜集情报、物色策反对象、监视驻外人员外，重点以文化贸易为掩护来影响舆论。其人员分部在东欧、西欧、北美和亚洲的苏联驻外银行、贸易办事处和政府机构。这一机构由全苏商会主席领导。1985年8月，克格勃官员尤尔琴科叛逃美国后，才将这一机构的部门秘密向外界披露出来。
“信号旗”秘密特种部队：“信号旗”在机构上归克格勃第一总局管辖，直接听命于第一总局局长，是该局的一个特别行动处。它的主要任务是：在敌人的大后方从事侦察情报活动，破坏敌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目标，抢占舰艇和潜艇，确保苏联驻外机构的安全，同恐怖组织作斗争，夺回位于本国或友好国家领土被敌人占领的高度危险目标。动用“信号旗”的决定由政治局作出，而作战命令则只能由克格勃主席以书面形式下达。
该部队90％的成员掌握了一二门外语，所有的人员都受过高等教育。每一位“信号旗”战斗人员都必须掌握跳伞技能，学习格斗，能够熟练使用国内外的各种轻型武器。
在1991年“8.19”事件中，“信号旗”受命开赴最高苏维埃大厦进行实地侦察，准备进攻白宫。但上面始终没有下达进攻白宫的明确指令。1992年1月，“信号旗”划归新成立的俄罗斯联邦安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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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条例》这份绝密文件对克格勃的任务作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
A、在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间谍工作。确保间谍人员渗入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务、政治、科学、技术和谍报中心；渗入资本主义组织的上层机关，以加深它们工作中的矛盾和困难，获取敌方政治和军事战略计划及其间谍机关的可靠情报；提供最新的科技成果的情报资料；在国外反苏的移民组织中安插特务，使这些组织瓦解和从思想上崩溃；向敌人提供假情报。
B、积极主动地进行反间谍工作，并渗入敌人的谍报组织防止外国谍报人员及其代理人的活动；在苏联海陆空军、边防军、内务部和其他重要的部门进行工作；保护国家机密的安全；采取反间谍措施，保护在国外的公民不被帝国主义特务机构利用，防止任何背叛祖国的行为；对各大使馆开展谍报和反谍报工作。
C、同反苏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进行斗争，查找刑事犯罪分子和反苏文章的作者及散发者；对教会人员进行监视，尤其要防止天主教会和梵蒂冈之间发生不正当关系。
D、充当党的领导人（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和政府领导人的警卫人员，保障党的、政府的通讯安全；记录全国所有电台的工作情况，做好这方面的反谍报工作。
E、保卫苏联边境（由克格勃管辖的边防军负责）。
F监视通信联络，保障和组织政府的通信畅通。
G执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委托的特殊任务。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组织章程》也对克格勃的任务作了明文规定：“克格勃系苏联共产党之政工组织，克格勃……根据党的命令和政府的法律、规章和指示进行其工作……克格勃活动的全部重要问题一律事先由苏共中央决定，并由克格勃执行。”
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给予克格勃以超越一切的特权。克格勃的官员一般都有很高的政治地位，特别是首脑人物，在党组织中都身居要职。克格勃的领导人既是国防会议成员，又是政治局的成员，这使得他比任何其他部门的领导人员都具有大得多的影响。他掌握着一支强大的国内安全部队，并控制着从全苏情报系统那里源源而来的情报；他参与对苏联国家领导人的选择，有时甚至比这走得更远。1978年，克格勃从部长会议下属的委员会，升格为国家一级的委员会。克格勃第四任主席安德罗波夫在当了15年的克格勃首脑后，于1982年勃列日涅夫逝世前6个月，机警而及时地离开了克格勃。勃列日涅夫逝世前，他便避开了控制在他对手手中的党的渠道，而利用克格勃的通讯网，把他的部署和支持者召到莫斯科，为他入主克里姆林宫做准备。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一逝世，安德罗波夫就接替了克里姆林宫的最高职务，一跃而成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
克格勃被授予很多不受法律和道德约束的特权，如可以随意进行窃听和秘密拍照；秘密控制国际、国内的邮政、电话和电报；检查各部门的保密情报；可以进行秘密监视、跟踪和设置耳目，采用特殊措施提前终止犯罪分子的犯罪活动；还可以伪造文件，截获、监察和破译一切密码；可以任意拘留、逮捕一切可疑人员，进行搜查和没收其财产；可以任意检查出入国境的一切人员和证件、物品，甚至搜身。总之，克格勃只要愿意，就可以为所欲为。
克格勃还能代替政府行政机关办理不属于它的业务，如颁发强制性的规章制度，批准外国人迁入或迁出苏联国境，预审和决定是否签发进出苏联的许可证，决定保留或者剥夺苏联公民权等等。
总之，克格勃已成为一个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庞然大物，享受着至高无上的权力。随着克格勃政治特权的不断膨胀，它的首脑和官员也随之成为苏联的贵族。他们不仅享有高薪，而且还有公寓、汽车和高档奢侈品，可以说，凡是物质享受的东西，他们应有尽有。克格勃政治上的无限权力和生活上的无尽享受，不仅使它的官员成了苏联领导阶层的红人，而且使克格勃中大大小小的职位成为人们竞相角逐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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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OldBi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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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2008 12:05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美进入冷战时期。为与美国争霸，苏联加强了对外情报工作。特别是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克格勃应运而生，成为苏联与美国进行全球争霸的工具。综观克格勃的军事间谍活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刺探西方国家的军事活动情报；二是盗窃西方的军事技术；三是控制卫星国家的军事力量。几十年来，克格勃特务使用各种手段，在国际情报斗争中上演了一出又一出悲喜剧。
英国1962年曝光的费尔小姐案件曾经轰动朝野。费尔小姐是一个51岁的老处女，在英国情报系统中央办公室担任要职。她的同事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个铁杆反共分子临到老了，竟然会“晚节不保”，中了苏联人的“糖衣炮弹”，栽到了一个双料特务的手里。
南斯拉夫驻英大使馆新闻顾问贝扎克是铁托的小游击队员，又经过克格勃10年训练，是一个34岁的英俊男人。当克格勃要他集中力量对在英国政府任职的妇女下手后，他很快瞄准了费尔小姐。
在一次宴会上，贝扎克结识了这位老处女，他投其所好，大谈文学和音乐，表现出很高的艺术素养，使费尔小姐非常高兴。接着他频繁地邀请她赴宴会，看演出，相同的爱好使他们成为艺术知音，友谊不断加深。他使用欲擒故纵、忽冷忽热的手腕，使老处女很快成了他的感情俘虏。他看火候到了，便真诚地向费尔表达他的爱。费尔小姐开始感到吃惊和怀疑，想不到年过半百，心已旱如枯井，还会有迟来的爱情。贝扎克巧如舌簧，使她相信，她具有寻常女子没有的精神力量和魅力，同她在一起，感到精神生活得到净化和升华，并介绍了他的反法西斯斗争历史和反苏联亲西方的政治立场，终于使得费尔小姐投入他的怀抱。
有了这种如胶似漆的关系，她就再也不想自己是政府情报官员，而贝扎克是外国大使馆官员，只当他是一个男人，一个永远爱她的男人了。这种盲目的爱使她“情令智昏”，把他当成自己生命不可割的组成部分。从她那里，贝扎克得到许多重要军事情报。当英国反间谍机构破获此案后，费尔小姐被判入狱，而贝扎克却利用外交豁免权带着他的老婆孩子安然回国了。
莫里斯·戴让是戴高乐二战时的老战友，在戴高乐执政时期是法国驻苏大使。他一到莫斯科，克格勃就盯上了他。他们不仅在他的住处安了窃听器，而且派两个特务以司机、保姆的身份在大使馆工作。特务发现，戴让虽年过半百，但非常好色，针对这种情况，克格勃报请赫鲁晓夫批准，制定了一个堪称色情战役的周密计划。因为这条大鱼太重要了，可以通过他影响法国对苏政策，甚至成为苏联在法国的代理人。这场色情战役，克格勃先后投入了一百多名训练有素的女特务和其他方面的美女，甚至连著名的文艺界演员、歌星也上了征服戴让的战场，一批莫斯科地下妓女也戴罪立功，协同作战。好色的法国大使终于落入圈套，当他有一天正在与一个女特务搞得难分难舍的时候，假冒丈夫突然冲了进来，把戴让痛揍了一通，声称告到法院，让他名声扫地。戴让万般无奈，只好向克格勃高级官员求助，结局可想而知。戴让为克格勃提供了大量军事经济情报。后来由于参与此次行动的一个克格勃特务叛逃到英国，将此事说了出来，英国通报给法国，戴高乐立即把戴让召回国。这是冷战时期，克格勃策划组织实施的最大规模的美人计。
苏联驻澳大利亚使馆的机要秘书波得洛夫在1954年向澳大利亚要求政治避难，他和他的妻子都是苏联谍报人员，他的妻子叶芙多姬亚被克格勃押回苏联，飞机在澳大利亚最后一站停留加油时，她终于从飞机里逃出来。他们的逃走，使克格勃在澳洲的活动受到很大打击。为了加强对澳大利亚伍密拉导弹基地和核武器发展的侦查，克格勃派出一批新的间谍进行刺探。在这些特务中有一个名叫丽达·艾略特的女人，她利用三个月熟悉环境的时间，找到了一份掩护性职业。从此一个大马戏团的走钢丝的女艺人，就在澳洲登台表演了。丽达生得很美，身材曲线玲珑，很快就红得发紫。但是，谁也不知道她是个克格勃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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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OldBi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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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2008 12:05
丽达原名就艾斯菲尔·格利哥里叶芙·尤里娜，1923年出生于莫斯科，她的父亲是苏联国立莫斯科大马戏团的著名演员，母亲也是著名的“空中飞人”。艾斯菲尔是1943年被选中培养为特务的，经过一系列训练后，1945年进入特务城因茨拿。丽达的父母是马戏团的杂技演员。她对马戏团的工作与生活，自幼耳濡目染，早已十分熟悉，因此克格勃鼓励她练就一身本领，作为未来特务活动的掩护职业。经过10年特务训练，丽达以极好的成绩通过了最后的考试，几天后，有关部门就把她派遣到澳大利亚了。
当然她不是从正途入境的，而是用走私的办法，偷渡进入澳洲。1955年10月她在澳洲登陆后，在阿得雷德逗留了八天，以便习惯适应环境，然后就到了墨尔本。她到达墨尔本后，就在一间专门租赁给演员居住的声誉很好的招待所住了下来。并以这里做临时通讯地址。经过一周熟悉环境后，她找到了一个介绍职业的经纪人，开始她的“求职”活动，不久，她就在墨尔本当上了杂技演员。
她的超卓技艺，很快就使她出了名，她可以在墨尔本、悉尼、堪培拉以及澳大利亚各大城市演出了。
这时，她认为自己已经站稳脚跟了，就开始进行她的特务活动。作为因茨拿的高材生，一个高级特务，她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组织起一个间谍网，用她那具小型发报机，以超速的电讯拍发密码情报。她还使用微型胶卷，寄出大量情报，这些胶卷包括偷到的绝密文件和照片。
她在范围很广泛的间谍活动当中，集中主要力量于刺探核研究和最高绝密军事情报。她凭着自己的天赋，很快就使男人心醉神迷，在经纪人和皮条客的帮助下，她很容易就同澳大利亚政界的官员和重要任务搭上关系，这些人都是对伍密拉基地和核武器研究中心十分熟悉，或掌握第一手资料的人物。如果她使用普通套取秘密情报的方法，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获取任何情报的。从事机密研究的官员亦多具备警惕性，若一开口谈到基地或研究中心他们必然会守口如瓶的，所以丽达另外用一套超乎常规的方法来套取情报，这种方法是惊险小说家也难以想像得到的。1958年7月的苏联《内务情报》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以她的天生丽质，很容易就能把男人吸引住，在俱乐部跟她喝酒后，他们是很难拒绝诱惑，不跟她一块回到她的寓所去的。到了那儿，她就能请她的客人再喝一杯酒，在这杯酒中她下了一种药物，很快就使他暂时失去了意志力，接着她就对那个男子使用催眠术，做心理暗示，要他向上级汇报工作，她提的问题技巧极高。那个人很自然地当她是上级，一五一十报告自己的工作，被她用录音机记录下来。这种方式最重要的是，在被催眠者清醒过来之前，她命令他忘记他曾讲过的一切，只记得他们在一起饮酒作乐。”
丽达在澳大利亚一共活动了五年，给克格勃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军事情报，但却未引起怀疑，而那些达官贵人，依然如痴如醉地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不过，纵使丽达能力高墙，特别小心谨慎，而且精明敏锐，但她未能避免澳大利亚反间谍机关的注意。首先引起他们怀疑的是，在她的入幕之宾中，从没有一个无名之辈，几乎全都是同核研究和导弹基地有关的人员。
当这些男人受到调查的时，却一口咬定，丽达同他们之间的关系，只是一般的社交关系，或只是私情而已。而因泄密而被内部调查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丽达从来没有提过任何有关政治军事或科学研究的事，只是集中于共度欢娱罢了。他们每一个都是分别隔离审讯的，根本不知道别人怎样讲的，但得出的结果却都一样。
克格勃混进澳大利亚反间谍机关的特务，知道丽达受到怀疑，立即设法通知了丽达和莫斯科。但莫斯科并没有将丽达召回去，因为一召回的话就等于提供证据说明澳大利亚的怀疑是正确的了。克格勃总部指示她：“立即放弃一切谍报工作。”并命令她把同间谍情报活动有关的发报机、摄影仪器等全部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克格勃命令她一如既往地过其走钢丝女演员的多姿多彩的生活，一样同男人交往，但决不能引起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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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OldBi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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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2008 12:06
虽然澳大利亚反间谍机关的密探经过化装，对她进行每日24小时监视，但由于她已经停止了间谍活动，密探们找不到一点可疑的证据。
她发现澳大利亚保安人员在她住处安置了微型窃听器，但她仍装出根本不知道一样，虽然保安人员找不到任何证据，但澳大利亚反间谍机关仍然决定长期监视她。克格勃总部鉴于丽达已无法开展工作。于是从印度、巴基斯坦以及其他国家，邀请她去演出的信件纷纷寄到，而且都是各国一流的马戏团。澳反间谍组织虽然知道这些信件是怎样来的，但由于没有抓到实证，也只得放她离开。1961年2月，丽达离开澳大利亚到达印度。但在印度她并没有从事谍报活动，不久就离开印度，到了巴基斯坦。很快，她就从澳大利亚反间谍机关的视野中消失了。
丽达·艾略特的案件只是在反间谍机关内部为人熟知，外界知之不多。但另一个克格勃女特务1967年3月被意大利反间谍机关逮捕一事，却成了震动西方报界的头条新闻。
这宗间谍案的破获引起的波澜，波及面遍及欧洲，影响之大，是多年所罕见的。克格勃的一个国际性间谍网终于被揭露出来了。使人震惊的不只是欧洲，很多国家都连续逮捕了一批克格勃特务，发现这些特务多年来成功地从事间谍活动，向克格勃总部提供了大量有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情报。而且更令他们震惊的是，这个庞大的跨国特务间谍网，其领导人竟然是漂亮迷人的意大利著名花样跳伞家安琪娜。在意大利以至整个欧洲，谁也想不到像她这样一个出名的人物竟是克格勃的特务头子。
1954年，克格勃决定派这个38岁的女特务到意大利负责领导欧洲间谍网。她是一个聪明智慧、精力充沛、美貌动人而且举止迷人的女人。从外表看去，她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多岁，也就二三十岁，一副娇嗔可爱的样子。克格勃的领导相信，她一定能胜任这一工作。事实证明，他们的抉择是正确的。
安琪娜到了意大利后，很快就使整个特务机关运转起来了。她手头有莫斯科交给她的一份名单，这批人都是克格勃经过长期考察研究，认为是适合于招募收罗作特务的人选。她手头上有大笔资金，对于网罗的特务和情报线人，出手相当阔绰，而且她进行活动的技巧十分高明。1954年春天，她刚到意大利不久，就建立起一个间谍网，并通过一定的通讯路线将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回莫斯科。
她手下最重要的特务之一就是她的丈夫、意大利跳伞运动家乔吉奥。乔吉奥作为一个跳伞家，能接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意大利其他空军基地，因为他是被请来当跳伞技术指导的。他利用跳伞的机会，以极其现代化的摄影和电影技术，包括使用微型摄影机，拍摄了在示范表演跳伞时经过的所有秘密基地的照片。他一有机会同“知名人士”谈话，就利用隐藏起来的、电线像头发丝一样的录音机，将对方讲的每句话都录下来；乔吉奥还是个拍快相的能手，凡是他有机会经手的重要计划、文件和蓝图，他都能拍成微型胶卷。
安琪娜的外号为“女沙皇”，她手下所有的特务都这样称呼她。她手下的特务活动在意大利、葡萄牙、瑞士、英国、北欧各国和西欧、非洲其他地区。她递送情报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专人送递外，还用电讯密码拍发，使用隐形墨水写信，将微粒胶卷贴在邮票后面，或将其安装在最无法引人注意的容器中来传送。
1956年，即安琪娜建立意大利间谍网两年之后，克格勃决定将乔吉奥召回莫斯科接受特务训练。但乔吉奥是不能正式到苏联去的，不然会引起意军方和反间谍机关的警觉。因此为他做了特别安排，让他到法国去旅行，然后由巴黎用假护照秘密地飞往莫斯科，而在他本人的护照上根本看不出到过苏联。经过短期训练后，他潜回巴黎，仍以自己的护照飞回意大利。这个秘密的行程，始终没有引起法国或意大利的怀疑。
过了不久，乔吉奥开始引起意大利安全人员的注意了，因为他同一个苏联军官来往。不过安琪娜立即接到潜伏在意大利保安机关的内线通知，知道出现了危险。从此乔吉奥再也不跟那个苏联军官见面了，也停止了同一切可能引起怀疑的人物见面。这样，意大利方面就撤销了对他的监视。他们认为乔吉奥同那个苏联军官的见面是偶然的交往，是无害处的。因为乔吉奥是个著名的跳伞专家，很多国家的军官常常慕名同这位意大利著名的跳伞家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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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OldBi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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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2008 12:06
在以后的七年中，安琪娜、她的丈夫以及其他她手下的特务，都没有引起怀疑，重要的战略性秘密军事情报一直源源不断地被送往克格勃总部。
到了1963年，反间谍机关再一次对乔吉奥产生怀疑，但还是没有却凿的证据。1967年，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得到柯西金批准到印度探亲，但她却跑到美国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脱离了苏联。克格勃下令在斯维特兰娜到罗马时，一定要找到这个“危险的叛徒”，并将其绑架回苏联。不料“女沙皇”马失前蹄，她和她多年苦心经营的庞大间谍组织成员被西方反间谍机构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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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OldBi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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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2008 12:06
克格勃是苏联最后一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当政时进入末日之门的。
戈尔巴乔夫安德罗波夫最得意的接班人。他能够在克里姆林宫的激烈的权力斗争中脱颖而出，更是靠着克格勃的全力支持。但正是在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克格勃在“民主化”和“公开性”的浪潮冲击下，不断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和非难。特别是80年代末期，戈尔巴乔夫面临着政局动荡、经济混乱、民族矛盾尖锐、反克格勃风潮此起彼伏等一大堆难题。即便如此，他仍然把希望寄托于克格勃。1991年1月，戈尔巴乔夫颁布了一项关于克格勃将在国家经济生活方面发挥更大监督和管理作用的总统令。这个总统令赋予克格勃以下权力：
出于工作需要，有权在任何时候对任何公司、企业的办公机构进行搜查，调阅案卷，外资和合资企业也不例外；
有权检查银行、信用社等金融实体的账目和财务管理情况，必要时可以冻结被调查者的资产，封存文件；
企业、机关、群众组织的对外经济往来也应置于克格勃的监督之下。
这个总统令使克格勃能更深更广地干预国家的经济生活，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克格勃的权力。
1991年3月，苏联议会通过了《苏联国家安全机关法》，这是由苏联议会批准的第一个有关国家安全机关活动原则的法律。该法律赋予了克格勃新的权力，规定克格勃除有权搜集国内外情报以外，还有权进行邮检和监听，而无需检察院的批准；还赋予它同怠工做斗争和对产品分配进行监督的大权。戈尔巴乔夫在把军队削减了50万人的情况下，对克格勃的人马仅仅整编了一下，而没有裁减，并且还增加了几个空降师做它的特种部队。对克格勃来说，这种权力的增加，似乎更像是一种“回光返照”，因为它很快就会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受到强烈的冲击和致命的打击。
在“8·19”事件中，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参加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克格勃的“信号旗”特种部队曾待命攻打叶利钦的白宫。“8·19”事件后，克格勃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克留奇科夫被捕入狱，戈尔巴乔夫成立了以巴卡京为首的领导班子，对克格勃进行了彻底改组。
8月24日至9月底，是改组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削减职权，撤销某些机构，大批裁员和罢黜官员。特种部队被移交给军队，警卫部队由总统直接管辖。克格勃的总人员由原来的60万下降至4万。
从10月份开始是改组的第二阶段。主要是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独立后，其安全机关也受各自的共和国管辖。俄罗斯曾是原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唯一没有设立克格勃的共和国，这样原苏联克格勃就全部移交给了俄罗斯联邦，原苏联克格勃的总部大楼就换成俄罗斯联邦克格勃总部大楼。
1991年10月，苏联国务委员会做出撤销克格勃的决定，在原克格勃的基础上成立了三个各自独立、各司其职、机构平行的间谍情报机关。
中央情报局，第一任局长为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该局负责国外情报的搜集、分析和综合。
共和国安全局，第一任局长为瓦季姆·巴卡京。该局负责反间谍、反恐怖活动、反毒品走私、反贪污以及同有组织的犯罪作斗争。
保卫国界委员会和边防军联合司令部，第一任司令为伊里利·卡利尼琴科。该机构负责边界保卫及其协调工作。
随后，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共和国也相继取消了克格勃，在其基础上成立了自己的国家安全局。
至此，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情报机关就伴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告完结。克格勃过去那种活动遍布全球、到处插手、无孔不入的情况，也就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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