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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忠魂为何守辽东3 [打印本页]

作者: 明天 时间: 9.12.2002 18:18
 忠魂为何守辽东（五） 七、神经性毛孔扩张症 　　林彪读书用功，性格内向而少言语，很少外露自己的想法、观点。这是他在上小学时曾写给同窗的一个对子： 　　读书处处有个我在　行事桩桩少对人言 　　纵观林彪一生，他就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这个对子是林彪性格的基本概述。他这种独具一格的个性决定了他的生活作风、处事为人，他的权谋机变常使人感到陌生，而神秘莫测，“９、１３”后又被别有用心者大加利用。他得的怪病被传说得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复杂得似乎难以琢磨，好像林彪的神经都出了问题，甚至说他讲话语无伦次，性格怪僻、阴鸷、冷酷无情，成为深入揭露、批判“阴谋家”的重磅炸弹。 　　林彪与毛泽东那高大的身躯相比，身材矮小显得瘦弱；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相比，弱不禁风还经常生病，而且一旦闹起病来，身边的工作人员个个胆战心惊，连毛泽东本人拿他也没办法。林彪受过枪伤是事实，但他闹的“病”并非伤病，而是一种罕见的怪病，表现的症状令世人都感到奇怪，据说人得这种病的概率相当低。林彪的体质真的很虚弱吗？他在打平型关时因用脑过度而感到头痛，解放战争期间也有头痛的症状，这主要是在紧张、残酷的战争年代得不到充足的营养和休息，因操劳过度造成神经衰弱，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文革”开始后，林彪住进原高岗曾经住过的毛家湾。一部辞海、一部药典从不离身，可见他对字、词的造诣和病情的研究是相当精通的。据说他对毛家湾的住宅几度大兴土木，翻修扩建，比原面积扩大了９倍以上，为此侵犯到附近的６０户民房和１个医院的土地使用权。“９、１３”后，毛家湾被查禁，别看林彪平时穿着很朴素，吃的也不讲究，可一幅被历代达官显贵都趋之若骛的《北宋初江山放牧图卷》，据称全国仅此的一幅被他搜刮而来；以画马著名的齐白石作品，整整搜刮来了１箩筐，家中珍藏文物无数，简直是罪大恶极。他的办公室也很奇怪，里面的摆设是四大皆无：无桌子、无椅子、无书籍、无报纸，唯一有的就是两套沙发夹着一个茶几，沙发还是特制的，是因为怕出汗的原因，座垫被挖空了。而那部详细记载病情的药典，在他出逃的当晚上就放在床头，旁边摆放着抄家得来的慈禧太后用过的“八音箱”，卧室里贴满了形形色色的古怪药方。在那部药典里面清楚地写明了他得的病，病名就叫做：“神经性毛孔扩张症”。 　　“神经性”＝“非理性” 　　“毛”＝“小毛子：毛泽东”、“老毛子：苏俄” 　　“孔”＝“恐” 　　“扩张”＝“扩大”、“扩张” 　　“出汗”＝“出汉”、“取汉”（注：黄冈口音“出”音近似“取”） 　　对一个人的正常生理现象来说，神经紧张会引起身体大量出汗，而且紧张越强烈汗就出得越多，这汗必须经皮肤上的汗毛孔而出，所以林彪经过自己诊断，总结出了这种怪病的名称。这种怪病发作的起因和达到的目的，仅从字面上来看，我想大家是能明白得过来的，至于他在口头常提起的“怪毛病”、“出汗了”，就用不着再逐字去解释。 　　　　虚弱的体质 　　客观地说林彪的体质一点也不虚弱，身材虽矮但体格健壮，这是他能够在遭受枪击的情况下死里逃生的主要原因。身材矮小是天生的，这反而使好胜心强的林彪更想通过锻炼，来弥补自己身材的不足。他通过在孩提时代的刻苦锻炼，练就出一副健壮的体魄。１３岁时，他在唐继盛老师的启蒙下，为将来能更好地报效祖国，曾自幼习武。当时每天上学要走一段山路，为健体强身，增大运动量，他别出心裁地在两腿绑上沙袋练习爬山，在与高大身材的同伴比赛跑步到校时，他总比别人快。为能继续锻炼，还几次与心疼自己儿子的母亲闹矛盾。经过坚持不懈地锻炼，林彪爬坡攀登如履平地一般，从小练就出一双铁脚板，走起路来虎虎生风，速度非常快。到部队后，他跋山涉水，冲锋陷阵，累建奇功，他和他所带的部队一样，均以快速闻名。 　　　　奇怪的枪伤 　　１９３８年３月，林彪中枪而大难不死，健壮的体质救了他的命，但现在有很流传的说法是伤在胸部，而且伤及脊神经。但是，在叶子龙回忆录里很清楚地说明伤在头部；在林雨星所着《林彪全传》里曾提到林彪的伤不重，是自己走到黄河岸边（笔者注：林雨星也是伤及胸部的肯定者）；“９、１３”后苏联克格勃人员曾割下林彪的头颅带回莫斯科，验明的也是头部枪伤。这一切使林彪的伤充满了神秘，他既然伤在头部，为什么说成是胸部？关于这个问题，连在林彪身边工作过多年的人员都无法去准确判定，这其实已经说明林彪为了他的病，故意留下一些神秘的玄机。他“这也怕、哪也怕”的症状本身就令人感到奇怪，所以既然受了伤就要伤到脊神经，只有这样才能说明怪病具有“神经性”。从这点来看，如此故弄玄虚把受伤的头部变成胸部，就是要证明林彪的怪症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借口，所以他的枪伤不在胸部而是在头部。在这年年底，因为延安医疗条件的限制，林彪由前夫人张梅陪同，第一次到苏联去治疗的就是头部的枪伤。 　　　　神秘的病因之一 　　据传闻：林彪怪病最初发作的时候，不在国内而是在国外，就是称作“老毛子”的国家－－苏联。但是经过对该病的研究，本人发现他在苏联期间并没有无故“出汗”的徵兆，他这段时间的病情，基本都是道听途说，并没有谁的亲眼证实。 　　从１９３８年底到１９４２年初，林彪在苏联疗伤三年多，这期间接触到很多苏军高级指挥官，对苏联国内发生的肃反运动，以及对军队的清洗，使林彪对斯大林有了深入的了解。联系到自己的成长史和对毛泽东的所作所为，由此在心里产生担心和恐惧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时他的病被描述成：第一次出现了“怕太阳、怕风”的怪症状，说是在苏联闹水土不服，引起身体严重不适，而且经过苏联的外科手术，更加重了病情。其实这是在“文革”期间，放出一个“抗毛、反苏”的政治烟幕而已。 　　　　神秘的病因之二 　　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苏联卫国战争爆发，林彪了解到当时的战况给斯大林写了份对苏德战争形式的分析报告，提出了一套打赢战争的系统构想。斯大林看了报告后没料到中共党内竟有这样的军事人才，紧急接见林彪，对林彪的军事天才感到惊讶，称他是“天才战将”，并邀请到苏军总参谋部工作，作为交换条件答应提供３个精锐整师给中共。由于“三个精锐整师”是没有兑现的事实，此事在“９、１３”后作为谣传而被彻底否定，我想此事既然是谣传，空穴来风总有一定道理的。要知道林彪的得意之作－－平型关大捷，早已名扬海外，斯大林不可能不知道，而且斯大林接见林彪是历史事实，当时从苏德战争爆发到林彪回国只有半年时间，这期间红军被西特勒的闪电攻势打得丢盔卸甲，西线所部基本都成了德军的俘虏，到１０月２日的“莫斯科会战”时，连自己的首都也危在旦夕，焦头烂额的斯大林竟有时间去陪一个异国的伤兵喝茶聊天，岂不是闹天大的笑话？退一步说，即便三个精锐整师给了中共，要对付的正是斯大林的一块心病－－在东线虎视眈眈的日本关东军。可想而知，斯大林的决定是合情合理的，林彪回国后虽然没有公开承认，但究竟是谁在歪曲历史，相信大家心里有一杆秤。 　　在苏联养伤期间，林彪因为闹婚变，加上苏德战争爆发，国内战局也变得更加险峻。他是担心自己祖国的安危，所以为苏军效力是不可能的，斯大林的交换条件也不可能兑现。林彪以伤病为借口，在１９４２年１月成功地离开苏联，顺利地回到了祖国，使他能为中共的解放战争史写下了一系列光辉灿烂的篇章。 　　林彪回国后，毛泽东以“受伤”为由没有让他重返抗日前线，安排他在延安继续担任抗大校长，直至抗战结束。在解放战争中，林彪一口气从哈尔滨打到海南岛，这时的病主要是因用脑过度而产生的神经衰弱，并一度拌有失眠症，但根本没有发什么怪毛病。他此时没病的理由有三点： 　　一是林彪喜静，这是他高度集中注意力，冷静思考问题时必不可少的外界条件。任何人在高度紧张，并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都是如此，毛泽东在此时能连续抽三包香烟而不歇气，这都是很正常的生理现象，所以这是没有什么可值得奇怪的。林彪爱在黑暗中思考，也是喜静的一种表现，所以他根本就不怕什么“光”。 　　二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对一个从无数尸体堆里爬出来的将军来说，鲜血能算什么？所以说林彪“怕光”、“怕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三是１９５０年５月１３日自打下海南岛时，也未曾听说林彪因为患“病”而影响了正确指挥。现在有传说林彪南下打海南岛时，曾被人用担架抬着走，是有人亲眼所见，但此事已是在刘少奇出访苏联之后的事了。１９３８年以后，林彪没有再受伤，可一到临近解放就出现怪症状，并且在事隔不到几个月的抗美援朝期间就病得不能带兵打仗，这显然是在预谋“装病”。 　　　　心病１０年 　　既然没病，就是装病。既然是装病，就有装病的病因。１９４９年６月２６日，在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出访苏联后，林彪就有闹病的苗头，特别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他的病症开始逐渐加重。 　　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斯大林的另一部杰作出台－－朝鲜战争爆发。这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在祖国尚未统一的关键时刻斯大林鼓动金日成挑起了边界战争，深谋远虑的林彪经过审时度势，勇敢地站出来反对“抗美援朝”。６月２７日，斯大林的阴谋暴露无疑，因为苏联代表无故缺席，促使向韩国提供必要援助的决议在联合国顺利通过，使美国能以联合国的名义出兵干预，使新中国重要的工农业基地－－东北边境，顿时危机四伏，使本已停止干预中国事务的美国随即宣布台湾地位未定，派第七舰队封锁了台海地区，中美彻底翻脸为敌。 　　为应付当时的国际局势，中共被迫急调沿海一带准备攻打台湾的四野主力北上，在东北边境迅速集结。７月７日，周恩来主持“保卫国防第一次会议”，当时在党内、军内的反战派多数。林彪作为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区司令员，表明了观点，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这时的林彪在党内并没有多少发言权，高岗作为国家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在党内是最有发言权的，他就是当时的反战派代表。在中共建国前后，因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经过一系列亲苏策略和舆论宣传，实际上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已经被绑在斯大林的指挥棒上。中共高层经过形势分析和双方的实力对比，都认为没有打胜的把握，既然没有打胜的把握，这仗就不能打，但是在他们之中谁也不敢直接捅破毛泽东甘心投靠苏联的这层纸。由于军内大多数持反对意见，加上北朝鲜人民军在战场上捷报频传，大败韩、美军队，毛泽东只能着手准备，没有出手助战（笔者注：战争爆发后美军先头部队第２４师从日本飞抵朝鲜，因仓促应战，此时损失已过半。就朝鲜战争结局而论，中美翻脸已是无法挽回的事实，毛泽东此时若果断地出兵援朝是最有利的战机。当人民军的Ｔ－３４坦克一路攻到北纬３５度线附近时，整个朝鲜半岛就剩最后一个港口据点－－釜山，若中共再增派出少量的“志愿人员”，和战争爆发前一样，与人民军混杂在一起，是足以赶美、韩军队下大海的。因此，战机一失，其后果就不堪设想，毛泽东在此时不出兵相助，是犯了错上加错的战略错误。尽管这个大错，也造成麦克阿瑟后来轻敌冒进的判断失误，但还是得不偿失）。 　　９月１５日，麦克阿瑟指挥美军登陆仁川，腰斩了朝鲜半岛，金日成军队立刻危机四伏，崩溃只在旦夕之间。１０月１日，联合国军进至３８度线，在麦克阿瑟发出要金日成投降的敦促书时，毛泽东看到大势已去，才真正着急起来。次日在北京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针对突变的朝鲜战局，在会上再次反对出兵，他认为是斯大林惹的祸，应该由斯大林自己去解决，并主张在东北一带进行战略防御，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赞同林彪的观点。但毛泽东在少数几个拥战派的支持下仍然一意孤行，竟在会后要求熟悉东北、了解苏联情况的林彪亲自挂帅入朝参战。林彪内心的痛苦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独来独往”的无敌元帅，此时身为军人也要断然抗命。在与毛泽东面对面的交锋中，他是这么做的，却不是这么说的。大家可以看看林彪当时的谈话内容，先是向毛泽东“问候”的开场白（见林雨星所着《林彪全传》）： 　　　　最近几个月胃病老犯，失眠也一天比一天地厉害起来。事情也怪，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整天行军打仗，我身体虽然不算怎么好，但总比现 　　在好些。和平时期，生活也安定了，三灾八难反而多了起来。 　　在分析完整个形式后，毛泽东以他个人、刘少奇和周恩来三人的名义，明确地提出要林彪挂帅出征的要求，他是这样拒绝的： 　　　　只是我这几个月来身体不好，老出虚汗，四肢无力，头晕眼花，睡 　　不好吃不好。个人流血牺牲是小事一桩，我怕担负不了这样的重担……。 　　为了表示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他随即向毛泽东保证，若美军敢进犯大陆他保证领兵抗美。林彪在这里其实很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身体情况：“若去朝鲜就有重病，若为国保家就一点病也没有！”当然，即使毛泽东知道他是装病，也无法当面拆穿，因为志愿军司令的这个位子，不是一般将领就能坐的，若闹着情绪去指挥，肯定是要出乱子的。结果也是因他“委婉”的理由，再度使毛泽东的态度变得犹豫不决。 　　当时，对朝鲜战争的人选决策也确实很困难，对手是战斗力很强的美军，志愿军司令的人选必须具备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必须擅长指挥大兵团作战；二是必须镇得住四野里的那些雄兵悍将。可中共高级军事指挥人员中，完全能符合这两点的人很少，数来算去恐怕只有三位符合条件，除了林彪以外，就是刘伯承和彭德怀这两位元帅。说到刘伯承，你别看他瞎了一只眼，其实他和林彪具有同样深远的战略眼光，两人几乎同时闹病，一个是闹枪伤，一个是闹眼病。而且刘伯承年事已高，解放后战伤累累的刘伯承就急流勇退，主动去担任南京军事学院的院长，以此来远离中共政坛。１９５５年９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为十大元帅授衔时，排位第三、第四的林彪和刘伯承同时缺席，而且这两位都在青岛“养病”。据传，两位元帅称病不参加如此盛大的授衔场面，当时都未卧病在床，并没有患什么重病。本来，林彪是最合适的人选，可他却闹病拒战，把毛泽东一时逼上了华山绝路。 　　１０月４日，在南韩军队越过三八线的同时，共和国注定的悲剧发生了，这得归功于这位后来才参加形势研讨会的彭德怀，这天他才刚刚赶到北京。毛泽东曾盛赞他是个敢“横刀立马”的大将军，用的是三国时代刘备赞美他三弟张飞的评语，张飞何其人也？相信各位心里应该很清楚。随着彭德怀的到来，使毛泽东在极端被动的情况下终于找到了个“主心骨”的支持。当时说大话的彭大将军并未料到自己会挂帅参战，当晚在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召见他时，进去后说的第一句话是：“主席找我有事吗？”可出来的第一话却是：“我命苦啊！”他感叹自己“命苦”是表示战争残酷、艰巨而难打吗？显然不是，因为在白天的研讨会上，他分析得头头是道，还有理有据，把反战派一顿猛熏，批得够呛，甚至打胜的把握占多数！可是，张飞就是张飞，说了就是说了，即使说错了硬着头皮也不服输。彭德怀就是这种生性耿直的大将军，不畏险阻，不惧困难，对共和国忠心耿耿，不惜赴汤蹈火，这些和张飞确实很相象，作为一个大将军拥有如此品德是值得称道的，但作为战略军事家、一个元帅，这种“知错不改”的耿直注定他只能是个失败者。纵观彭德怀的前半生，也是战功卓著，并没有犯很大的错误，但支持参加抗美援朝是他一生中唯一铸成的大错。在得知自己即将挂帅出征，虽悔之晚矣，但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直到１９５９年，林彪上了庐山，把埋藏在心中１０年的怒火顿时发泄出来，一通大骂，叫彭德怀至死都不可能理解得过来。当时的情况是彭德怀替民做主，为百姓喊冤，是为反“大跃进”而成为毛泽东的一次路线斗争对象，林彪是深知这一切的，因为他恨彭的原因并不在这里，而是暗指１０年前的“抗美援朝”。 　　正是因为当年是彭德怀逞英雄，使新中国刚刚开启的大门再次关闭，使毛泽东在封闭的天地里为所欲为，一意孤行，才有合作社、反右、大跃进的倒行逆施，才有他彭德怀今天的挨批受整，这是他咎由自取的因果报应。当然，定彭德怀一个反党集团的罪名，如果摆在出卖民族利益的基础上，是讲得过去的，尽管这个罪名也不是林彪定的，“９、１３”后，彭德怀的冤狱并没有平反，这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林彪为了准确地“暗示”出这个意图，在７月２７日的庐山会议上，他的第一个话题就是（见林雨星所着《林彪全传》）： 　　　　彭德怀同志前不久访问了东欧各国。上山你急于发难，是不是有背 　　景？赫鲁晓夫对你评价那么高，你答应了他什么？ 　　林彪这话说得好似血口喷人，含沙射影。他真是在无中生有地恶意诽谤吗？当时中、苏两党还没有完全翻脸，因此，请大家仔细思考一下：从林彪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他有什么样的政治目的？他本人对赫鲁晓夫是个什么样的态度？这番言论会对以后的中苏关系产生什么实质影响？相信大家心里有杆秤。看林彪在庐山上的“讨彭”言论，可说是杂乱无章而疑点重重，其谋略之深，一点不逊色于他的军事才能。他所讲的话，有的是“正话正说”；有的是“反话反说”；有的是“正话反说”；还有的是“反话正说”；而吹捧毛泽东的言辞跟头脑发热的大跃进一样，全是“胡话瞎说”。例如：有人诬谄在会理会议上是彭德怀想夺毛泽东的权，林彪就亲自出面澄清事实，公开申明会议上的那封信与其无关，是自己所为。如果林彪真想加害彭德怀，只要此时保持沉默，或承认自己是受了挑拨，是没有人可以证实得清楚的，而且他还主动批评自己：“像会理会议，我没有主动向主席说清楚是我不对。”此处就是他的正话正说。他批彭德怀独断专行、自作主张，搞了一个百团大战，但他也说自己因为头脑发热，批判了终身引以为自豪的平型关大捷，此处就是反话反说；林彪说“逞英雄”的意思其实很清楚，“在中国，不要想逞英雄，只有毛主席才是大英雄！”这是正话反说；而“反话正说”的更多，现摘录两段： 　　　　你自以为身经百战，打下了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老子天下第一， 　　谁的话也不听了，你不是真心真意地来干革命，你是来‘入股’来了，你 　　一脑子旧军阀主义思想。你这种老大自居的思想不仅表现在国内，让你带 　　兵出国作战，你又表现出大国主义思想，不尊重朝鲜同志。你是《三国演 　　义》里魏延式的人物，后脑勺上长着反骨，平时，你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 　　正人君子的摸样，艰苦朴素，不摆架子，平易近人，这些是假的，到关键 　　的时候，你的反骨就露了出来。 　　　　…… 　　　　你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可你还猪鼻子里插葱－－装象”。你 　　就象《封神演义》里的申公豹，眼睛长在后脑勺上，人家看是好事，你都 　　看成坏事，人家看是坏事，你却看成好事。在你眼里，一切都是颠倒的。 　　“人家看是好事，你都看成坏事，人家看是坏事，你却看成好事。在你眼里，一切都是颠倒的。”真是说得好极了！直可惜没多少人能听出这话的弦外之音。其实，林彪的目的就是要夺权，要夺那些损害民族利益，替老毛子充当打手的权，他不能容忍这些曾经纵容毛泽东犯错误的追随者。他为这一天的到来苦等了１０年，在１０年里，他不惜装病拒理朝政，代价不可谓不大。庐山会议期间，国际上的发达国家都在制裁中共，共和国基本上处在四面受敌，危在旦夕。国内的人民在挨饿，经济在崩溃，金门在炮战，达赖喇嘛刚跑到印度……。此时此刻，在十分不利的局势面前，林彪能挺身而出，从容面对，不惜豁出自己的生命也要扭转这一切被动局面，这一切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不是为他自己。他为了能扭转乾坤，收拾残局，为了能顺利出山，运用战无不胜的“阳奉阴违”战术，首发一个“清君侧”战役，就使彭德怀等人再也不能逞英雄充好汉，结果使毛泽东不得不支持林彪，将军权悉数交出。林彪当上了统帅三军的国防部长，从此中共的国防建设、外交策略都随着他的“神经症”开始发生微妙地变化，尽管这个改变很缓慢，但它是本质性地彻底改变，他用自己的“病”，改变着毛泽东，改变着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格局。 　　１０月５日，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彭德怀领兵入朝决议，“神经症”顿时加重，开始出现难以控制的症状。８日，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成立、毛岸英当上志愿军司令翻译的这一天，两架美国战机攻击苏联苏哈亚市附近机场，美国虽为此向苏联表示歉意，但斯大林马上取消了为志愿军提供空中保护的承诺。同日，林彪以治病的理由，随同中共特使周恩来赶到莫斯科，再次面见斯大林以讨论“飞机掩护”的问题。１３日，毛泽东彻底“铁”了心，在斯大林拒绝派空军参战的情况下，电告莫斯科的周恩来和林彪，做出了坚决“出兵”的重大决定。多牺牲一点中华儿女的生命，对毛泽东来说是毫不在乎，可林彪呢？据当时人回忆，斯大林在听完毛泽东的电报后，竟然挤出了几滴老泪，说了句：“中国同志，好样的！”随后斯大林高兴地通知金日成，并举杯祝贺，林彪拒绝端杯，其脸色十分难看。 　　在抗美援朝的第一个冬天里，西伯利亚寒流开始狂风怒号中国大地，林彪在这期间多次“感冒”。在看到成批的志愿军将士战死在异国沙场，特别是第五次战役期间，志愿军第６０军１８０师正师被包围于芝岩里地区，突围不成，人员大部战死，余部尽数投降于汉江南岸，他的心已经碎了！要知道这里面很多都是他从东北带出来的老部下，老骨头啊！“神经症”顿时如同火山喷发，折磨得他痛苦难耐，当然这病就闹得不可开交了，而且这一病就是好几年。下面的两段文字，是摘录于他身边的一个称作“蒋霞”的医生，所写的回忆文章： 　　　　一九五○年九月，林彪去苏联治病和疗养，一九五一年十月回国。一 　　九五三年春天，林彪病情出现反复，旧病没好，又添了新病，住在城里嫌 　　吵闹。六月，搬到了颐和园里的翠云轩。当时，林彪的病已经挺重了。我 　　记得由于当时颐和园的路不好，不适合汽车行走，车开不进去，大家只好 　　把他用担架抬进了翠云轩。 　　　　这一年是林彪一九三八年三月负伤以后，病得最厉害的时候，主要是 　　怕冷、怕热、腰痛、头痛、失眠，一天到晚静不下来，需要不断地活动， 　　一到晚上更厉害。他不睡觉，内勤也不能睡觉，每天照顾他最少要二十个 　　小时，几拨服务人员都给累垮了。他烦燥、折腾，服务人员也受不了，主 　　要是身体挺不住。 　　　　…… 　　　　我觉得林彪身体是有病的，有时还很重，也很怪。但他究竟得的是什 　　么病，我说不上来，反正医生每次治疗都有记录，这么大的干部，中央也 　　不会不知道，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在抗美援朝正式出兵后就突发令人难以想象的重病，当然会惊动到毛泽东。对一个从血与火中拼杀出来的无敌元帅，对一个连死都不怕的将军，对一个淌着鲜血、踩着枯骨走过来的心腹爱将，却如此害怕大自然中的正常现象，使毛泽东感到疑惑不解。他赶紧派负责自己保健的傅连璋大夫专程来“探望”（笔者注：这位傅连璋大夫就是在延安，替贺子珍的女儿李敏接生的医生），可见毛泽东对林彪的这个怪毛病是何等的重视，傅大夫经过仔细地检查也没得出什么结论。 　　１９５３年，在朝鲜战争尚未结束时，肖华代表党中央亲自坐镇指挥，将从上海、天津和北京等地调来的各路医学专家集中起来，成立会诊小组，毛泽东也亲自出面，如此兴师动众地一番折腾，还是没有查出什么原因。据传说：林彪当时因痛苦难忍，无法控制自己，甚至用吗啡、鸦片来超脱。这吸毒一事，或真或假，笔者也说不清楚，反正确有这样的文章报导。但不论是真或假，此时发作的“神经症”倒是越来越严重的事实。原本在苏联就曾经治过枪伤，这下倒好，全都联系到了一块，心病、伤病一起发作，这叫那些全国的名医专家们怎么能看个清楚，弄个明白？这时他的病以开始有“怕太阳、怕风、怕水、怕声音”等症状，甚至到了“见风就感冒，见水就拉稀”的地步。他居住的窗户，都要用三层厚窗帘严严实实的遮起来，既要挡住光线，也要挡住风。 　　感冒、拉稀都是很常见的疾病，只要是人，就不可能躲避得过去，林彪当然不能例外。他无力去改变眼前的一切，只能被动地装病，用“病”去抗争，用“病”去超脱自己麻痹的神经，所以要将自己的病情极端扩大化、严重神秘化。但是，长期的装病，内心的压抑苦闷，即使是个健康者一样会生出真病来，药物治疗当然起不到什么作用，主要还是内在因素。毛泽东曾评价过林彪的病：除了自己的病是唯心主义以外，全是马列主义。所以，如果硬要说林彪有病的话，就是他长期内心压抑而生病。从解放后一直到１９５９年出任国防部长以前，林彪是什么工作也不干，基本是在全国各地疗养，可他的病症也不见好转，官阶反而一再升迁。就这样，他远离中共政坛，在“小病大养，无病呻吟”中安静地度过了１０年。 　　　　再度病重与“文革” 　　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１日－２月７日，中共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此会距１９５８年５月年开始的“大跃进”时隔３年８个月。“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这是毛泽东在会上讲的一段话，当然让大家出气的结果和当年“引蛇出洞”的效果一样，都到秋后的“文革”里算了总帐。 　　被吹破天的人祸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这使中共广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怨声载道，国民经济因此走进了死胡同，面临崩溃的边缘。会议原本是清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以来左的错误，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设想是讨论修改由刘少奇代表中央做的书面报告，通过相应的决议，以便在“报告”的基础上，形成全党对“大跃进”以来工作中成绩、经验和教训的认识统一，指导今后工作。由于广大代表有７０７８人，大都来自基层，具有很强的“出气”愿望，使会上怨声不绝，变成名副其实的诉苦会，而这恰恰在毛泽东眼里就变成了一场“阴、阳谋略的暴露大会”。下面是几个重要人物（笔者注：都是发生在４年后文革运动里的主角）的发言，本人依时间顺序做了一些摘录： 　　１月１８日 　　彭真：“我们的错误首先由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提的。”“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大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 　　邓小平：“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按：指中央书记处１９６１年１２月１６日写给主席和常委的报告）把我说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人人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要怕说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成的，是我和大家搞成的。” 　　１月１９日 　　周恩来：“我们是一步一步的退，是被迫调整。另外，许多超阶段的东西没有批判，也不能很好调整。一个国家搞几个独立的工业体系，理论上站不住。”“指标、下放、独立体系我要负责，现在要批判。” 　　陈伯达：“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 　　彭真：“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种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１月２１日 　　刘少奇：“《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可以修改。４、５、８（按指《纲要》规定不同地区粮食产量所要达到的指标）提法本身不大科学，农业方面确实有人有意见，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还是要提跃进，‘三面红旗’少一面不好。但对‘大跃进’要有新的解释，要从历史时期看。” 　　薄一波：“跃进的提法，不要随便提，正常情况不能跃进，只有在各种条件凑在一起时才能跃进，工业农业都是如此。” 　　邓小平：“基数越大上去越困难，美国每年只能２％，苏联１２％就了不起啦，技术革命发生大变化才能跃进。” 　　彭真：“总路线还好解释，‘大跃进’不好解释。” 　　１月２９日 　　林彪：“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些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小得多。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 　　１月３０日 　　毛泽东作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由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会议的最后２天，分别由总书记邓小平和总理周恩来作报告。总书记的报告是突出强调党内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把“坚持与否”、“完善与否”的意义提到关于党和国家命运的高度。总理的报告则细密地检查了国务院的工作，并报告了国民经济面临的主要困难。 　　“七千人大会”可以说是中共党的民主制中最民主的大会，可是毛泽东运用深厚老道的反右经验，根据会上彭真、刘少奇、林彪、陈伯达、陈云等人袒露出的“心声”，在党内划分出旗帜鲜明的“阶级队伍”。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见Ｐ１０７０－Ｐ１０７１）中曾评价：“１９６２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中央领导同志抓住民主集中制，特别是抓住破坏民主的倾向，来分析犯错误的原因，确实是抓到了要害。”“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系列论述，把党的民主制中的理论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使之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但是，遗憾的是，这次大会以后，民主制中在党内特别是党的高层政治生活中，并未得到严格遵守和真正执行，而且日益受到破坏，从而也日益加剧了党内生活的不正常。” 　　随着中共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地位蒸蒸日上，毛泽东因为犯了一系列的错误，而大权旁落，不断受到排挤。当时若召开九届人大，毛泽东退出中共政治舞台只是时间问题，因为到了１９６４年毛泽东已经退居二线，不再料理国家大事。根据１９５３年他在杭州制订的共和国宪法，干了两届的毛泽东在表面上是在准备退休了，但这时令他愤怒而绝望的就是他的这位接班人，竟然指示在会后即将上任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把前三年的历史写进书里，要勇敢地把它编成剧演，要更勇敢地立碑传给后代。把１９５９至１９６１年３年的辉煌功绩写书、编剧演、立碑！一贯以伟大、光荣、正确自居的毛泽东心里会怎么想，大家应该很清楚。 　　在历史书写成以前，剧演尚未编排好，碑址也没选定的情况下，天翻地覆的文化大革命先发制人了。毛泽东酝酿发动“文革”是蓄谋已久的，为了扫清一切障碍，把矛头直指资产阶级当权派，首先就要取得军队的支持。为打赢这场没有法律条文支持的战役，他做了文、武两个方面的充份准备，最早的准备应是在１９５７年９月３０日印尼总统苏加诺访华时，搬出夫人给全国人民亮相；既而到处宣扬自己即将退休，躲过了１９６１年召开“九大”的可能。在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４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发起了反攻，先通过制造舆论，再打击刘少奇的左右手。他在会上发表《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指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对“单干风”（指包产到户）、“翻案风”作出批判，分别成立彭德怀、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对这两个“反党集团”进行审查，邓子恢主持的农村工作部也被定为“十年来没有做过一件好事”。这一切都是为击倒刘少奇作的精心准备，笔者在此只说说在文革爆发的前一年，毛泽东所作的“文”、“武”两方面准备： 　　在“文”的方面：１９６５年８月１５日，《人民日报》批电影《不夜城》，将“阶级斗争”的概念先期推出。１１月１０日，上海《文汇报》批《海瑞罢官》，为大辩论的文战场打开缺口。１２月，《红旗》杂志批翦伯赞的“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思想，大地主刘文彩的《收租院》被泥塑得全国到处都是，阶级斗争论在全国逐渐形成大气候。 　　在“武”的方面：１９６５年５月２２日，先不动声色地取消自己推行多年的军衔制，在军队宣传官兵一致，为随后的阶级划分做好战前准备。１１月，在北京市西郊种田的彭德怀，被安排到西南的四川省从事三线工作，此举是切断党内当权派的后续援军，以免除后方隐患。１２月，总参谋长罗瑞卿倒台，这只是为发动正面进攻，彻底包围当权派的一场声东击西的小战役。１９６６年３月，在天子脚下，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彭真倒台，一个完美的主战场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５、１６通知》以前，军中的陆定一、杨尚昆相继销声匿迹。中央文革不断宣传造势，围剿党内当权派的总攻战役即将打响，这位１９４９年６月就拜会过斯大林的刘少奇已成瓮中之鳖、坐以待毙之势，等完全明白过来时候，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但是，毛泽东要想绕过法律手段，去公开击败政治对手，必须有军队的支持－－这位执掌大印的无敌元帅。为此他数次指令林彪进京，林彪不听，以身体的原因拒绝。林彪生性高傲，“独来独往”的个性使他很少与军内元帅们来往，客观上讲，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他更是看不上眼。他想“清君侧”来改变现状，可内心又是极其矛盾的，按理说这位在建国初期就投靠斯大林的副主席，虽为国家、人民做了很大的贡献，但在“抗美援朝”中纵容毛泽东犯错误，进而击败了反战代表高岗，还跟着落井下石，毫无原则乱整人，在林彪眼里他已经成为一个民族的罪人，和彭德怀一样理应得到应有的下场。但因“文革”牵涉到无辜人员太多，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其祸害程度也是难以估量的。经过权衡利弊，使林彪在起初也很犹豫，“神经症”随之发作，并以此为借口，到处东躲西藏，一会儿跑到哈尔滨，一会儿又出现在大连…… 　　８月５日，毛泽东总攻的炮声已经打响，经过几年的辛苦准备，《炮打司令部》已经直指政治对手刘少奇。７日，毛泽东要与刘少奇摊牌，这是他们俩人的政治决斗，搞不好毛泽东也有败北的可能，林彪此时已别无选择，必须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他和毛泽东之间的个人恩怨，以及对刘少奇的亲苏态度，是他坚定站在了毛泽东一边的主要原因。这天，林彪从大连飞到北京，空军司令吴法宪去机场迎接，见到的却是一个气色十分难看的林彪。林彪本着清君侧的目的，为打倒了刘少奇，所以带“病”介入了“文革”，这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仅仅是在针对刘少奇的问题上异曲同工而已。以林彪在军内、党内的威望，和手中的枪杆子，毛泽东以绝对优势取胜，运动也进入高潮。这时，林彪多次登上天安门，接受了百万大军的“风、水、光”的检验，“神经症”也随之大起大落，彻底暴露无疑，在几亿国人心里，他变成了仅次于万寿无疆的永远健康。 　　社会被闹得人仰马翻，许多家庭已趋家破人亡边缘，“批判走资派”、“破旧立新”的运动正如火如荼，据知情人讲：“两边反差巨大，林彪这边愁云惨雾，唉声叹气；主席那边欢声笑语，莺歌燕舞。林彪对叶群说：“看他以后怎么收场。”此时江青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已成了中国实际上的首脑机构，她乱了中央和各省政府，又染指军队，林彪曾嘱咐叶群：“不能让这个女人插手军队，军队不能乱。”毛泽东从组织上规范了军队在运动中的位置，指示成立“军委文革小组”，江青出任顾问，穿上军装以后，又担任副组长之职，就像“中央文革小组”一样，她虽是副职，却起着中心主导作用。为防止军队动乱，林彪根据几个老帅的意见，指示秘书起草军委的《八条命令》，并亲自为其加附了５条说明，这实际上是针对毛泽东、江青的预防措施，保护军队干部免受冲击。可是到了后来毛泽东却批示：“军队要介入。军队不能成为防空洞、避风港。”于是《八条命令》形同废纸，全军直属机关单位、院校、医院、文艺团体“踢开党委闹革命”，军内造反势力恶性膨胀肆意横虐，冲击军事首脑机关，破坏战备设施，残酷揪斗军区各级首长。北京发展到冲击各军兵种总部，甚至国防部，从将军到元帅都被当作靶子。凡是曾反对过毛泽东、江青及其“文革小组”的人，都被毛泽东点名打倒，诸如谭震林、陶铸等等，捏造出无数冤狱。值得一提的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成员－－“四大金刚”，都是文革初期的受害者，其中邱会作最惨，差点被活活打死。因此笔者要问：四野的战将如云，林彪为什么偏偏起用文革的受害者，难道仅仅只是巧合吗？这时的林彪算是彻底病倒了，他采取“主席挥手我前进”、“主席画圈我画圈”的消极态度来对抗，天天躲在家除了照样画圈批文件外，就是研究医术、词典。 　　　　合六州之铁，终铸成大错 　　林彪从独来独往的无敌元帅，从一位在会理会议上敢向毛泽东公开发难的前线指挥员，从一位敢叫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的中共高官，变成不停晃动红宝书的好学生，变成处处山呼万岁的接班人，变成毫无自己思想的亲密战友，难道林彪自己是心甘情愿的吗？要知道，中共最先喊万岁的不是林彪，最先吹捧毛泽东思想的也不是林彪，其实，这一切都是抗美援朝惹的祸，因为抗美援朝发生了，所以共和国的悲剧就无法避免。林彪在庐山会议后，即便不投毛泽东之所好，以他独来独往的个性，可能要比刘少奇更早被打倒，所以，违心的林彪必须十分注重去做表面文章，注意突出他紧跟毛泽东的形像。《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曲，被林彪运用得炉火纯青，变成他拥护毛泽东的杰作。在打倒刘少奇后，林彪为迅速结束这场人祸，指示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起草了《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九大报告。大权在握的毛泽东深知自己花了这么大的力气，才整倒一个“区区”的刘少奇，若此时结束文革去发展国民经济，其发动文革的真实目的，就昭然若揭。这点对林彪来说是失算的，也是他一生中犯的唯一的一个大错，他当时违心地助毛泽东，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结局。 　　“九大”以后，由于毛泽东翻脸变卦，要继续革命而不结束文革，“神经症”随即剧烈发作，特别是有辱国格的国家主席一职被废止，国家的象征被独党专政所取代，使中共在国际上的形像大打折扣。“神经症”在此时正式出现了最为严重的症状－－“出汗”，这时的林彪如果受到意外地惊吓刺激，整个人就出汗，一出汗，就什么也不能干，整个人再次陷入黑暗的保护之中。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鱼儿离不开水呀， 　　瓜儿离不开秧， 　　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 　　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林彪并非“一贯紧跟”毛泽东，也不是“一贯反对”毛泽东。自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之后，林彪事事“高举”、处处“紧跟”，继至文化大革命，他又“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与毛泽东之间似乎没有了半点分歧，这其实正是他心病发作的徵兆。他为此请走身边的医生，自己翻查本草纲目，去一心钻研医书，并据此开方子吃药，又曾因乱服药差点出事。他通过不断地研究，针对自己原先的所作所为，用自己“病历”来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怕大海航行的“风”、怕万物生长的“光”、怕雨露滋润的“水”，反正什么都怕，疾病几乎进入无法医治的晚期。所以他特别不能受到“恐怖”地惊吓，怕这种一紧张就出汗的怪病发作，为了混淆大众视线，通过工作人员不断宣传，好借鉴“张良范蠡”再次称病不出，用“独来独往的天马”来表达自己对毛泽东的不满。为此，他在毛家湾从不看战争影片，拒绝穿军装，也不让身边的工作人员穿军装，以身体状况为由，韬光养晦，深居简出，不过问政事，一颗民族主义者的赤胆忠心，可谓“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这就是林彪经过自己不懈地努力，不断地总结，最后得出的诊断：“神经性毛孔扩张症”。 　　（未完待续）

作者: 天一 时间: 10.12.2002 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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