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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王莽的乌托邦为何胎死腹中? [打印本页]

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16.8.2009 12:06
标题: 王莽的乌托邦为何胎死腹中?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对王莽身后评说的一首诗。

其实,对于王莽的真伪,历史上并不是白居易一个人在评说。王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别的人物,汉代史学家班固虽然对他持否定的态度,在《东都赋》评说道,“王莽作逆,汉祚中缺,天人致诛,六合相灭。”但班固显然还是注意到了王莽一生的特殊性,所以在《汉书》不惜以三大章的笔墨来为王莽立传,这在二十四史中也是个孤例。

历来人们都把王莽看作是伪君子,是谋逆篡位的卑鄙小人,但胡适却在1922年和1929年分别写了《王莽》和《再说王莽》,为王莽作起了翻案文章,甚至说“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

台湾著名文人柏杨也在《中国人史纲》中说:“王莽是儒家学派的巨子,以一个学者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中国历史上仅此一次。他夺取政权的目的与刘邦不同,刘邦之类只是为了当帝当王,满足私欲。王莽则有他的政治抱负,他要获得更大权力,使他能够把儒家学说在政治上一一实践,缔造一个理想的快乐世界。他认为古代社会中,人人平等,可是到了后来,互相争夺,遂发生不平等现象。富人有很多土地,穷人则一无所有。男子沦为奴隶,女子沦为婢女。幸而仍保持自由,父子夫妇,终年辛苦耕种,却不能吃饱。”所以他的改制都是“为了改善这种不公平和铲除造成这种不公平的罪恶。”那么,王莽究竟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他的所谓“大同世界”到底有怎样的改革内容?

王莽,字巨君,新朝的建立者。西汉哀帝自元寿二年六月,即公元前1年去世后,九岁的汉平帝即位,元后临朝称制,以王莽为辅政大臣,出任大司马,封安汉公。至公元9年元旦,临朝称帝,登基成为一朝开国君主,改国号为“新”年号“始建国”。

王莽的家世虽然是显赫的外戚,他的姑姑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但只因为他的父亲死得早,他没能像他的堂兄弟们那样,“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唐代著名诗人韩翃有一首《寒食》诗:“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这五侯是汉成帝母舅王谭、王根、王立、王商、王逢。王氏五侯权倾朝野的鼎盛之势力由此可见一斑。




当时,在王氏家族中,只有“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在贫穷怨愤中有不满情绪,他师事陈参“勤身博学”,主攻的是儒家的《礼经》。于是儒家标榜的周公那一套,成了他的指导思想就不难想象了。因此他当上新朝皇帝之后,便不遗余力地推行他的理想,渴望建立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他所谓的“大同世界”有六大改革内容:

一、“更名天下田曰王田”,私人不得买卖,用恢复井田制的办法来解决土地问题。

二、改奴婢为“私属”,亦不得买卖。

三、实行“五均六莞”,即在国都长安及五大城市设立五均官,政府管理五均赊贷及管理物价,征收商税,由政府经营盐、铁、酒、铸钱和征收山泽税。

四、改革币制。

五、改革中央机构,调整郡、县划分,改易官名、地名。

六、改变少数民族族名和首领的封号。

这样所谓的“大同世界”,在当时来说无疑是看似美丽的“乌托邦”,但也得到不少人的拥护和颂扬。《汉书》中就有一篇陈崇上表称赞王莽的长文,其中第一段就说:王莽平日“折节行仁,克心履礼,拂世矫俗,确然独立;恶衣恶食,陋车驽马,妃匹无二,闺门之内,孝友之德,众莫不闻;清静乐道,温良下士,惠于故旧。”然而,为什么为什么刚刚开场就胎死腹中?

分析王莽改革的失败,应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首先王莽改制期间出台的一些政策违背了客观规律。

  如“王田制”,将全国土地收归国有,并按井田制重新分配。在这里王莽着意于立即消除土地兼并,初意未始不善,但这一政策违背了当时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规律,这就注定了它的失败。结果,既没有能力兑现无田者可按标准受田的承诺,又危机官僚大地主的特权利益。再如币制改革恢复已被历史淘汰的原始货币,直接违反货币发展规律,徒增货币流通的障碍。

  其次改革过急过速,容易采取一些过头的政策措施而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致使改革失地社会基础。

  如王莽将奴婢改为“私属”,并禁止奴婢买卖,本意是要制止奴婢数量的扩大,解决社会上日益严重的奴婢问题。但这项措施也遭到了上自蓄奴之家,下至失地之民的反对,因为禁止奴婢买卖,既触犯了官僚、豪富的利益,又使失去土地而无路可走的农民断绝了一条卖身为奴的生路。

  第三王莽还采取行政手段,对不恰当的改革措施强制推行,引起普遍不满。

  如币制改革中以小易大,以轻换重,所铸大泉,重不过十二铢,只相当于五铢钱的二点四倍,却要当五铢钱五十枚用,所铸重一铢的小泉,却要与五铢钱一枚相等。如此不合理比值的存在,就难以禁止盗铸私钱。王莽只得实行诸如“以私铸钱死”、“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婢”等严刑酷法来强行禁止。但是,政策强制对于经济规律是无法抗拒的。所以不管王莽把政治强制强化到何等程度,依旧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想当然的改革措施终究得不到贯彻,不切实际的乱改还引起社会的混乱。

天凤四年,即公元17年,各地农民纷起反抗,形成赤眉、绿林大起义。地皇三年,即公元22年,王莽见四方农民相继起义,王匡,廉丹等数战不利,知天下溃畔,事穷计迫,乃议遣风俗大夫司国宪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泽、六筦之禁,即位以来诏令不便于民者皆收还之,事未及行,翌年,绿林军便攻入了长安,混乱中王莽死于乱军之中,新朝灭亡,王莽的理想中的“乌托邦”顿时烟消云散。

尽管王莽以为吃下古书上的古药就可医治生病的汉朝,尽管王莽时代的耕田根本不够全国这样分,尽管“井田制社会主义”只是一个乌托邦,尽管他脚步向前却眼睛向后,但他毕竟准确地诊断出了当时的社会疾病,也毕竟尝试操作了一次轰轰烈烈的改革,无疑算得上一代有所作为的改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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