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西周王室和春秋列国虽然有卿大夫朝议制度，遇到关系国家安危的非常事件，有时也要征求国人的意见，但其性质与希腊罗马的贵族会议和公民大会不同。《左传》襄公十四年说：“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这种贵族辅贰制度固然对专制君主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但也可以说是专制政体的一种补充。无论是西周王室或春秋列国的执政大臣，都不是通过选举而是由国君任命的。国君对执政大臣和卿大夫的意见是否采纳，往往也取决于国君本人的意志。周穆王要攻打犬戎，祭公谋父力谏，穆王不听。周厉王暴虐，召穆公提醒他：“民不堪命矣!”厉王却倒行逆施，用杀人来“弭谤”，以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41]。根据《左传》记载，春秋时代王室和列国许多军国大计，都由国君决定。晋献公要废太子申生而立庶子奚齐，里克、丕郑、荀息三位大夫商议如何对待。丕郑认为“事君者，从其义，不阿其惑”，主张“必立太子”。荀息却说：“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闻违命。君立臣从，何贰之有?”结果是荀息的意见占了上风，申生就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被骊姬害死。以战争而言，公元前707年周桓王伐郑、前690年楚武王伐随、前656年齐桓公伐蔡、前645年秦穆公伐晋，等等，都是国君个人作出的决定。春秋列国一些重要制度的实施，如管仲“相地而衰征”，鲁宣公“初税亩”，郑子产“作丘赋”，也未见经过贵族会议的讨论。
由于周代贵族的地位和作用与古代希腊罗马的贵族不同，所以中国古代既没有发生类似伯里克理斯(Pericles)为首的民主派和寡头派的斗争，也没有出现如同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和元老院那样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