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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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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13:54
标题: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
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西藏、新疆，埋下中印边境武装冲突的祸根


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西藏、新疆，妄图制造分裂


一、西藏、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西藏，古代为羌、戎地，唐、宋称吐蕃。早在公元前，藏族与中国汉族和其他民族就有了联系和交往。公元7世纪初，吐蕃第三十二代赞普（即王）松赞干布征服了分散在西藏的各个部落，在拉萨建立了统一的奴隶王朝——吐蕃王朝。
　　 松赞干布时代，唐朝与吐蕃、汉族与藏族进一步建立了密切的政治关系。公元641年，唐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公元710年，唐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赤德祖赞。公元821年，唐蕃在长安举行了“长庆会盟”。自公元634年至846年吐蕃王朝瓦解的200多年间，据不完全统计，唐蕃间使者往来达191次，其中唐使入藏66次，蕃使来唐125次。唐蕃联姻和会盟以及使者往来，不仅密切了汉藏的政治关系，也增进和加强了相互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大大促进了藏族社会的发展，从而为西藏后来成为祖国大家庭的一员奠定了基础。
　　 13世纪初，蒙古族领袖成吉思汗在中国北部建立蒙古汗国。1240年，元太宗窝阔台的儿子阔端派大将多达率军深入西藏。1244年，阔端决定召请西藏宗教界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去凉州（今甘肃武威）洽商西藏诸部归附事宜。1246年，贡噶坚赞携侄儿八思巴和恰那到凉州。次年与阔端会晤，议定了西藏归附蒙古的具体条件，其中包括呈献图册、交纳贡物，接受派官设治。贡噶坚赞写信将这些条件通知西藏各地僧俗首领，并反复晓喻西藏归附蒙古的意义。1271年，蒙古汗政权定国号为元，1279年统一全中国。从此，西藏作为元朝的一个行政区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进行了全面的施政。在中央设宣政院，执行朝廷命令，管理西藏行政。宣政院之下，全国藏区分设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其中乌斯、藏、纳里速古鲁逊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具体负责处理西藏地方大部分地区的军政事务。元朝还将藏区划分为13个万户府，各地区、各教派都被包括在内。元朝规定，从宣政院、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到万户府以上的重要官员，都由宣政院或帝师提名，由皇帝委任。
　　 1368年，明朝建立。明朝把在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军事行政制度同样施行到西藏，在今西藏的东部和中部设朵甘、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受西安行都指挥使司统辖，其下设行都司、卫、所等机构。在西藏西部阿里另设“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各级官员均由皇帝任命。
　　 1644年，清朝建立。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入京觐见，受到清廷隆重接待。顺治皇帝于次年封其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赐金印金册。1713年，康熙皇帝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赐以金册金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从此固定下来。以后历辈达赖、班禅必须受中央册封，并相沿成为制度。
　　 清代把西藏分为卫（前藏）、藏（后藏）、喀木（康）、阿里四部，总称西藏。“西藏”一词最早见于清康熙二年（1663年）。清朝根据藏情变化逐步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直接管理。1709年，清政府派侍郎赫寿赴藏管理西藏事务，是为清朝中央直接管理藏务的开始。1721年，清政府制定噶伦事务，是为清朝中央直接管理藏务的开始。1721年，清政府制定噶伦制度 [ 注：藏语，原西藏地方政府主管官员。 ] ，由若干官员分任噶伦，共同主管西藏事务。1727年，清政府正式设立驻藏大臣办事衙门，派遣办事大臣和帮办大臣二人常驻拉萨，督办藏务。1751年清政府再次调整了管理西藏的措施，废除郡王制，建立西藏地方噶厦 [ 注：藏语，意为发布命令的机关，即原西藏地方政府。 ] 政府，规定了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共同管理西藏事务的体制。
　　 1793年清政府颁布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对西藏管理的各个方面都作了明确规定。其中驻藏大臣的职权为：督办藏务，与达赖、班禅地位平等，噶伦以下僧俗官员都是其属员；监督执行“金瓶掣签”，以决定达赖、班禅的转世灵童；巡查边界要地设立的鄂博（界碑）；负责训练、指挥新设藏军；管理司法、税收、贸易和财政；全权处理对外交涉，达赖和班禅不经驻藏大臣许可不得对外通信交往。这些规定，使清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理进一步加强。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出于攫取西藏的野心，挑动“西藏独立”，但中国对西藏依然行使着主权。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同年，中央政府设立蒙藏事务局，主管西藏地方事务，并任命了中央驻藏办事长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9年设蒙藏委员会，掌握蒙古、西藏之行政事项及各种兴革事宜。1940年4月，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常设机构。达赖、班禅多次表示维护祖国统一，拥护中央政府。1919年，十三世达赖对中央代表团说：“余亲英非出本心，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 [ 注：朱锦屏：《西藏六十年大事记》第29页。 ] 。他在晚年（1930年）还曾表示：“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之真正和平统一”，“英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 [ 注：刘曼卿：《康藏轺征》，转引自《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23页。 ] 。
　　 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圆寂，西藏地方政府依例呈报中央。国民政府派专使入藏致祭，并批准热振代摄达赖职权。1938年冬，西藏地方寻访到达赖的转世灵童拉木登珠，上报中央政府。1939年，国民政府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主持坐床典礼，并于1940年2月颁布命令，任命拉木登珠（后来的法名为丹增嘉措）继任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新疆是中国最大的省区，面积165万平方公里，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古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接壤，国境线长达5700公里。新疆是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聚居区，包括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乌兹别克和俄罗斯等跨国民族，位于中国西北边疆，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是中国安全的西北屏障。
　　 新疆古时称“西域”，清代改称新疆。从文献的记载和大量考古资料中证明，先秦时期新疆与祖国内地就有着相当规模的经济、文化交往。这种不断发展的经济、文化联系，为新疆地区进入祖国的版图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60年，西汉在西域中部的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境）设西域都护府，其管辖范围除现在的新疆外，还包括巴尔喀什湖与帕米尔地区在内。从此，新疆正式列入中国版图。公元74年，东汉王朝重新设西域都护府于龟兹它乾城（今新和县境）。两汉统一西域，加强了新疆和祖国内地的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丝绸之路”的畅通，不仅繁荣了西域地区的商业贸易，而且发展了中国和西方一些国家的贸易和友好往来，对世界经济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贡献。
　　 从东汉灭亡到唐朝统一全国。历时390多年，中间经过了魏晋南北朝和隋等王朝的更迭，但对新疆地区的管辖始终没有中断。
　　 618年，以强盛著称的唐王朝建立。唐朝对西域实行了两种行政管理制度。一种是与内地一样的郡、州、县、乡、里制度，这主要在新疆东部实行，包括伊州（州治在今哈密）、西州（州治在今吐鲁番）和庭州（州治在吉木萨尔）。另一种是与其他边疆地区一样的都护府、都督府、州制度。安西、北庭两都护府是唐朝在西域最高的军政管理机构。安西都护府所属16个都督府，辖天山南路和葱岭以西广大地区。北庭都护府所属昆陵、蒙池二都护府（其下又分30多个都督府），辖天山北路和巴尔喀什湖在内的广大地区。唐玄宗推行节度使制度以后，西域设安西四镇（龟兹、疏勒、于阗、碎叶——后改在焉耆）节度使和伊西、北庭节度使，与安西、北庭两都护府并存。
　　 907年以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纷扰割据时期。有些王朝仍然管辖西域地方政权。
　　 1124年，辽朝皇族耶律大石因与辽朝天祚帝不和，自立为王。辽为金所灭后，耶律大石率部西迁至起尔曼（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境内），1132年建立西辽王朝，以后又东返，于1134年建都于虎思斡尔朵（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境内的托克马克东）。西辽的领域，北至巴尔喀什湖，西达咸海、阿姆河，东至别失八里（吉木萨尔），南抵喀什噶尔（喀什）、斡端（和田）。
　　 13世纪初叶，成吉思汗部族崛起于蒙古草原。他统一蒙古各部落后，旋即率军西征，灭西辽，进占天山南北，尔后向中亚及其以西推进。从此，西域完全处于蒙古统治之下。13世纪70年代，蒙古改国号为元，并统一全国。
　　 明朝建立后，西域各地方政权先后归附中央。明末清初，天山以北地区由厄鲁特蒙古族统治，天山以南地区是成吉思汗次子察哈台后裔诸王及和卓们的割据势力。清朝建立后，西域各地首领派人朝贡，厄鲁特与清政府建立了隶属关系。但厄鲁特诸部中的准噶尔部不断扩大势力，首领噶尔丹野心勃勃，在统治了南北疆之后，扰掠蒙古，勾结沙俄，于1690年发动了反对清政府的叛乱。1697年，康熙皇帝彻底平定了准噶尔部叛乱。之后，乾隆皇帝又派大军于1758年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 1759年平定南疆大小和卓叛乱。至此，东起哈密，西至巴尔喀什湖一带及帕米尔地区的西域，又重置于清朝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古代的西域被称为“西域新疆”，后来终以“新疆”取代了“西域”旧称。
　　 清朝统一新疆后，在行政和军事方面实行军府制度。1762年设伊犁将军驻惠远城（今霍城县南），为新疆的最高军政长官。下设参赞大臣于伊犁、塔尔巴哈台（塔城）、喀什噶尔，统辖当地军政，设都统于乌鲁木齐（后改迪化），其他地方设办事大臣和领队大臣。
　　 鸦片战争以后，新疆与祖国内地一样，遭受了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成为资本主义列强宰割的对象。1865年，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在俄、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入侵新疆。1875年，清政府任命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出兵平叛。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下，清军迅速消灭阿古柏入侵势力。为了遏制俄、英帝国主义鲸吞新疆的阴谋，清政府采纳左宗棠、刘锦棠等的建议，于1884年在新疆改设行省。行省建立后，新疆巡抚是新疆的最高军政长官，受陕甘总督节制。新疆建省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进一步削弱了封建割据势力，实现了新疆与内地各省行政制度的统一，进一步密切了内地与新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抵御外来侵略的力量。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在新疆设督军，南京国民政府则设省主席，继续对新疆行使主权。
　　 历史证明，西藏700多年以来，新疆2000多年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中华民族成员之一的西藏、新疆各族人民在开拓边疆和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过程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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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国的印度安全战略和边境政策
　　 在英国沿海路向东方侵略的同时，沙俄为取得不冻港和出海口，从陆路向东方扩张。早在16世纪80年代，沙俄越过乌拉尔山，随之吞并整个西伯利亚。到17世纪中叶，俄国人的足迹到达白令海峡沿岸。19世纪初，沙俄开始向中亚扩张，先后占领哈萨克、塔什干，灭基发汗国、浩罕和土库曼，至19世纪70年代囊括了中亚全部。之后，沙俄即向东进一步侵略中国，更欲由中亚南下印度洋。
　　 沙俄南下印度洋，需经伊朗出波斯湾或经阿富汗及中国新疆出印度次大陆。这样，就导致了与英国利益的严重冲突，从而形成了英俄在中亚地区的激烈角逐。具有高度战略价值的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阿富汗及伊朗高原等地区，也就自然成为英俄争夺的目标。英俄的冲突与角逐从19世纪中期开始，由中亚逐步东移，到1907年签订英俄协定，划定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蒙古为俄国的势力范围、西藏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双方才得到暂时的缓和。英国最终阻止了俄国南下印度洋的企图。
　　 在与俄国角逐并使印度洋成为内湖的过程中，英国更加认识了印度与印度洋的依存关系和其在构建东方殖民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及作用。为拱卫这一战略基地，英国从阻俄防俄以及印度的地理特点和周边环境出发，逐渐形成了一个内湖、两个同心圆和三个缓冲区的印度安全战略：一个内湖即印度洋；两个同心圆的内圆即尼泊尔、不丹和锡金三个喜马拉雅山地国，以及印度阿萨姆北部、东北部的部落地区和西北边境的部落地区，外圆即波斯湾的酋长国、伊朗、阿富汗、中国的西藏和泰国；三个缓冲区即英国管理下的中国西藏、印度洋和阿富汗。英国认为，只有实现这一战略，印度才能处于安全的地位。
　　 与此同时，英国也逐渐形成了体现印度安全战略的边境政策。在英国看来，印度虽然具有三面环水、一面环山的优越的地理条件，但北面的高山高原是否可以绝对阻俄南下还是疑问。围绕为阻俄南下采取何种边境政策，英印政府内部分为两派：一派是前进派，主张英国应向前推进，在尽可能远离印度平原的地方去直接挡住俄国的威胁；另一派是温和派，认为应避免与俄国人作直接正面的接触，因为在遥远艰险的地区去建立边界代价高、风险大，主张最好用第三种势力介于英俄之间作为缓冲，而把边界建立在容易控制且易于补给支援的地方。两派虽在处理边界问题的手段或方式上不同，但侵略扩张的本质是一样的。英印政府的边境政策虽屡受前进派的影响，但基本上奉行温和派的主张，即以制造缓冲势力为主要目标。同时，对关系印度安全的高山高原，英国的基本想法是，以能在掌握中为宜，但无论如何不能落入俄人之手。英印政府在推行其边境政策时，主要采取两种措施，一是制造缓冲势力或缓冲区，二是寻求印度对外边界的划定。
　　 应当指出的是，英国不仅把沙俄看成是印度安全的主要威胁，而且有时也把日益孱弱的清王朝看作是一个威胁，特别是在清政府采取某些加强边疆的措施时更是如此。这是英国制定边境政策的又一个考虑。
　　 英国依据印度安全战略和边境政策，在建立东方殖民体系的同时，在与俄国角逐的过程中，加紧对中国进行侵略，由此产生了英国策动西藏独立、觊觎阿克赛钦、炮制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等一系列历史丑剧，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使中国成为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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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帝国主义侵略新疆南部和所谓的阿克赛钦问题


（一）英国吞并拉达克及由此产生的部分中印西段边界问题
　　 拉达克，即今西藏阿里地区西面以列城为中心的地区，面积6万平方公里，是连结印度与南疆（指新疆南部，下同）和西藏的交通与贸易枢纽。拉达克在公元7世纪起是吐蕃王朝的一部分，13世纪作为西藏的一部分又统一于中国的元朝，17世纪一度沦为印度莫卧儿帝国的藩属，但随着该帝国的衰落，到19世纪30年代以前，一直归清朝中央政府管辖。
　　 1834--1835年，位于克什米尔地区附属于锡克王国的查谟土邦总督道格拉古拉伯·辛格，派兵侵占了拉达克。清政府对此没有清醒认识，致使拉达克长期被侵占。1841年，古拉伯·辛格又发动了对西藏阿里的入侵，攻占噶大克等地。西藏军民奋起反抗，藏军一直打到列城，但先胜后败。1842年9月17日，双方在列城签订停战协议。从互相换文的内容来看，双方规定“彼此互不为敌，和睦相处”，各自的疆土“各自自行管理，谁也不侵害谁” [ 注：《中印官员关于边界问题的报告》第15页。 ] 。这说明停战协议只是一个互不侵犯的文书，对边界的具体位置并未作出任何规定，并且双方代表仅代表各自国家的地方当局，都没有经过各自中央政府的批准，因而这一协定并不是一个关于划定边界的条约。
　　 1846年，英国打败锡克王国，道格拉古拉伯·辛格臣服英国，拉达克也随之并入印度。同年3月英国与古拉伯·辛格签定了《阿姆利则条约》，规定克什米尔的外交权由英国掌握，古拉伯·辛格在没有得到英国允许之前，不得随意变更它与西藏的边界，拉达克与西藏的边界由英国组织划界委员会划定。这是英国要求与中国清政府划定拉达克与西藏边界的起因。
　　 1846年8月，英印总督哈定通过英国香港总督德庇时向清朝两广总督耆英致函，要求划定拉达克与西藏的边界。同时，英印政府将同样内容的信件交给西藏噶大克噶本，转呈驻藏大臣琦善。耆英复函称：克什米尔与西藏，“既有相沿界址可循，自应各守旧疆，无庸再行勘定”。当时正是鸦片战争之后，耆英以为英国除五口之外，又要在西藏设口通商，因而复函又称：“是五口之外，断不容增添别口” [ 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七，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055--3056页。 ] 。琦善则以早与森巴（藏语，指道格拉）有协议为由加以拒绝。1847年8月和1848年1月，耆英先后两次收到德庇时转来的哈定来文，声称英国已派委员到克什米尔边界勘察，请中国委员前往。但关于英国何时派何人前往勘察，来文并未说明。在此形势下，清政府命令驻藏大臣穆腾额和四川总督琦善，“商派委员，前往查访。如该夷实有夷目来至后藏，即踉同确查加治弥耳向与西藏通商旧界，详慎办理” [ 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八，第3124--3125页。 ] 。驻藏大臣穆腾额即派噶伦诺依金彭到噶大克，到处查访，却未见英国划界人员踪影。
　　 其实，英国未等清政府的答复和所派划界代表前来，即单独组织两届划界委员会，于1846--1847年两次进行划界，产生了“1846--1847年英边界委员会线”。这条线是在没有清政府划界代表参加的情况下产生的，未得到清政府的认可，是英国单方面划的，自然是非法和无效的。拉达克和中国西藏边民一直维护着旧有的传统习惯线。


（二）扶植民族主义分裂政权，阴谋制造缓冲地带
　　 英国在中亚地区全面防堵俄国。在印度北部边区，英国在战略上的基本前提或假想是，俄国人将不可避免地越过帕米尔、天山等地进入中国新疆，并藉此南下印度洋。从这一假想出发，英国希望中国的新疆南部变成英俄间的缓冲地带。
　　 最初英国以清王朝在新疆的力量为缓冲势力，但随着清政府的逐渐衰弱和俄国的逐步东侵，英国对清王朝还能否充当英俄间的缓冲势力产生了怀疑。1865年发生的阿古柏入侵新疆的事件，使英国将希望寄托在阿古柏身上。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官员约翰逊等人潜入和田、叶尔羌、喀什，1863年又派罗伯特·沙敖到喀什，表示要支持阿古柏，阿古柏表示愿作英王臣属。1869年阿古柏派伊赫拉尔汗到印度，印送给阿大批武器。1873年英国唆使依惭官的土耳其苏丹派人到喀什，土耳其封阿古柏为南疆的“艾米尔”（统治者），送与大批武器，还派了军官顾问。 1873年11月到1874年3月，英印总督任命英国外交部官员费赛斯为全权使节，带着英王亲笔信，率领300人的使团到喀什，送与大批枪支弹药。1774年2月2日，费赛斯与阿古柏在喀什签定了“英阿通商条约”，英国正式承认阿古柏政权为“合法的独立王国”，取得了在喀什的通商、驻使、设领事、自由出入、住房、建房、贸易等特权。清政府决定收复新疆，英国则代阿古柏请和，企图以阿古柏对清称臣来阻止清军进疆。1877年阿古柏在库尔勒兵败身亡，英国又扶植其子伯克胡里在喀什噶尔称汗。英国甚至向清政府提出保存伯克胡里、立为保护国的无理要求。
　　 阿古柏入侵新疆失败以后，俄国势力逐步侵入新疆。但英国并未放弃觊觎南疆的企图，而是千方百计地在南疆地区扶植民族主义分裂政权，以便控制该区。英国还曾设想过建立一个包括南疆和印度、伊朗等国在内的“大伊斯兰国”。进入20世纪后，英国在南疆更是利用宗教问题，鼓吹“大土耳其主义”和“大伊斯兰主义”，拉拢当地封建地主和宗教上层，煽动民族情绪，制造民族分裂。1918年5月，买买铁力汗在库车发动叛乱。1933年11月，沙比提大毛拉和穆罕默德·伊敏发动叛乱，一度在喀什建立“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还扬言“黄汉人与东土耳其斯坦本无丝毫关系”，“东土耳其斯坦乃东土耳其斯坦人之东土耳其斯坦”。1937年，盛世才所部师长麻木提起兵反盛，也一度建立“伊斯兰教维吾尔国”。这些分裂活动虽然是短命的，但都得到了英国的支持和援助。从宗教问题入手，扶植民族主义分裂政权，是英帝国主义侵略南疆的惯用手法。
　　 时至今日，“大伊斯兰主义”的阴魂不散。苏联解体后，由新疆逃亡国外的分裂集团头目伊萨·优素福·阿尔普太金曾叫嚣，“东土耳其斯坦（指新疆）处在被中国同化和毁灭的危险之中”，“受苏联统治的西土耳其斯坦的各共和国已相继独立，现在该轮到解放东土耳其斯坦了。”民族分裂主义至今还是新疆的一个严重的不稳定因素。


（三）英国关于所谓阿克赛钦问题的几条边界线
　　 如前所述，英国的边境政策是，一旦控制了新攫取的地区之后，便开始着手划定边界。其步骤和手段为，先派员赴边境地区进行各种调查，之后即写成书面报告提供英印政府参考。报告内容除了调查的各种情况之外，均以调查者个人或官方的观点提出边界线位置的建议。英人甚至将这些边界线建议刊行于官方出版的地图上，企图以此造成错觉，使人误认为地图上的边界线即英印政府实际的领土范围。时间一久，英国再据以对相邻国家提出勘界要求，从而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显然，英国单方面标画边界的所为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侵略性。英国正是用这种办法来标画中印西段边界的，从而产生了所谓的阿克赛钦问题。
　　 阿克赛钦位于新疆和田地区的南部，东起界山大坂，南达空喀山口，西至喀喇昆仑山口，北达大红柳滩，面积2.7万平方公里，历来是中国的领土。英国出于军事上防俄的需要，一直觊觎阿克赛钦，并设计了各种企图吞并和瓜分这一地区的方案。其中有代表性的为以下三种（参见附图）。
　　 中印边境西段传统习惯线和英印主张线示意图
　　 1、约翰逊线。在英国看来，“1846--1847年英边界委员会线”，只是确定了从司丕提到班公湖之间印度与中国的边界，而从班公湖到喀喇昆仑山口之间的边界尚需划定。为此，印度测量局官员约翰逊于1865年潜入南疆地区，通过“勘察”绘制出地图，把阿克赛钦、羌臣摩河谷以及喀喇昆仑山以北广大地区偷偷划入英印克什米尔版图。“约翰逊线”代表了前进派的主张。由于此后英国全力培植阿古柏政权，约翰逊的主张被搁置，但“约翰逊线”却出现在1868年的英国地图上。
　　 2、约翰·阿尔达线。1891年英国侵占了原为中国属国、地处新疆与印度交通咽喉地带的坎巨堤。1893年英国代表杜兰与阿富汗划定了印度与阿富汗的边界——杜兰线，企图使阿富汗成为英俄间的缓冲区。1895年英俄背着中国政府私分了中国的帕米尔，解决了英俄在帕米尔问题上的争执（南下印度的战略通道瓦罕帕米尔由阿富汗控制）。英国认为，帕米尔问题解决后，剩下的问题就是划定从帕米尔到藏北高原之间克什米尔与中国的边界，只有这样，印度西北的局势才能基本稳定。围绕这一问题，英国政府内部争论激烈。时任英国参谋总部军事情报处处长、前进派代表约翰·阿尔达，鉴于中国甲午之战新败，国力衰微，于1897年向英国政府建议，中国已无法充当英俄间的缓冲，为防御俄国向印度推进，应以昆仑山为界，将阿克赛钦以及叶尔羌和喀拉喀什河系的上游地区都划入印度。“约翰·阿尔达线”与“约翰逊线”相近似。
　　 3、马继业--窦讷乐线。英国驻喀什噶尔代表马继业，否定阿克赛钦全部是中国领土，提出阿克赛钦一部分属于中国，一部分属于印度，并将此意见报告了英印政府。英国采纳了马继业的方案，并于1899年3月由英国驻华公使窦讷乐正式向清政府提出划界建议。根据这条边界线，沿着拉宗山脉将阿克赛钦大部和整个喀拉喀什河源划给中国，将林济塘洼地、整个羌臣摩河谷及奇普恰普河划归印度。但清政府未予理睬和承认。
　　 此后，英印政府对中印西段边界的划法又有多种考虑，但总想把阿克赛钦高原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在西姆拉草约的附图上，麦克马洪不仅间接地把“麦克马洪线”塞进了地图，还把阿克赛钦划入了西藏。英国的目的是，一旦其策动西藏独立的阴谋得逞，从西藏地方当局手中夺取阿克赛钦比从中国手中夺取容易得多。其侵略手法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 注：《中印边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页。 ] 尽管如此，这也只是英国“战略家们理论上的方案” [ 注：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44页。 ] ，英国从未在阿克赛钦行使权力或建立行政机构，所谓阿克赛钦问题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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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13:55
四、培植亲英势力，阴谋制造“西藏独立”
　　 把西藏变成缓冲国，这是由英国所谓印度安全战略决定的。具体来讲，英国通过侵略西藏要达到三个目的：第一、攫取青藏高原，使之成为印度安全的屏障；第二，与其由缅甸侵入云南的力量相配合，深入长江上游地区，进一步控制长江流域，并与其由太平洋侵入中国的力量会合；第三，利用所控制的西藏及其藏传佛教去影响蒙古，削弱俄国在蒙古的影响力，以适应英俄角逐逐步东移的形势。英国侵略西藏的步骤是，先以武力强行将西藏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然后再培植亲英势力，策动西藏独立。
　　 1814--1860年，英国连续发动侵略尼泊尔、锡金和不丹的战争，逐步控制了这三个喜马拉雅山地国，从而开辟了入侵西藏的通道。1888年，英国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藏印条约》（1890年）和《藏印续约》（1893年），规定锡金的内政外交由英国管理，开亚东为商埠，英国得派员常驻亚东。从此，英国打开了入侵西藏的大门。
　　 第一次侵藏战争之后，英国又提出了将通商地点由亚东改为帕里和勘定西藏与锡金之间边界的要求。英印总督寇松则趁机策划了“直接交涉”的阴谋。所谓“直接交涉”，即撇开清朝驻藏大臣而与1895年亲政的十三世达赖直接谈判通商划界问题，其实质在于否定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1900年前后，寇松数次写信给十三世达赖，要求直接谈判通商划界问题。达赖则以“没有和驻藏大臣及噶厦商议，他就不能和任何外国通信” [ 注：《英国蓝皮书》帙1920，第125页。 ] 为由加以拒绝。此时，沙俄利用西藏的抗英情绪，通过俄籍布里亚特蒙古人阿旺·德尔智（十三世达赖的侍读堪布），唆使达赖投靠俄国。1899年，沙皇遣使到拉萨“访问”十三世达赖。1900年和1901年，达赖两次密派德尔智等去彼得堡晋见沙皇尼古拉二世。
　　 沙俄插手西藏，使英国坐卧不宁，“直接交涉”的失败，更使寇松恼羞成怒。寇松认为，“直接交涉”的失败，是因为“这个第三者（指清政府）插手于我们和西藏之间” [ 注：《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183页。 ] 。为排除“障碍”，说明英国侵略西藏的“合法性”，寇松于1903年提出了所谓中国对西藏仅有宗主权的反动理论，企图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与此同时，寇松向英国政府建议，为防止俄国势力进入西藏，尽快确立英国在西藏的地位，必须派遣一个英国使团以军队护送到拉萨，强迫签订一个以西藏为一方的条约。1903年5月，英国政府批准了寇松的这一侵藏计划。同年12月，英国发动了第二次侵藏战争。
　　 1904年8月，拉萨沦陷，十三世达赖逃往内地。9月，英国侵略者强迫西藏签订《拉萨条约》，其主要内容是：除亚东外，开江孜、噶大克为商埠，赔偿英国军费50万英镑（合750万卢比），自印度至江孜、拉萨的炮台和山寨一律削平，把西藏变成英国独占的势力范围。清政府鉴于《拉萨条约》损害中国主权太重，又于1906年4月与英国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英国虽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但仍然取得了《拉萨条约》中规定的许多特权。
　　 早在1903年，英国政府就规定了侵略西藏所要达到的目标：“即应当排除其他列强，同时西藏应当保持孤立的状态——直到最近它也没有表示愿意脱离的那种孤立状态，以及使它虽处于我们的边界之外但我们可以不必因而操心的那种孤立状态。” [ 注：《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220--221页。 ] 英国侵略西藏的老手贝尔更进一步指出：“吾等所求于西藏者何耶？简言之，吾等之所大欲，在于西藏必强而能自主。以其人口之少，气候之热，决不能威吓印度反足为印度之北方坚壁。西藏北有大高原，南有喜马拉雅山，世界陆塞之强，盖未有如此者也。吾等又欲西藏自主。若不自主，则不能真强” [ 注：柏尔：《西藏之过去与现在》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22--123页。 ] 。所谓西藏应保持“孤立状态”及“西藏自主”，就是要西藏脱离中国而独立，并由英国控制。英国通过两次侵藏战争把西藏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后，则着力推行在西藏统治集团内部寻找代理人策动“西藏独立”的政策。
　　 1905年，英国派其驻江孜的商务代表鄂康诺以武力劫持九世班禅去印度会见英国王子，企图以班禅取代达赖，搞西藏独立。英国的分裂阴谋未能得逞，转而拉拢西藏地方当局。在英国的拉拢利诱之下，以夏扎·边觉多吉为首的一批大农奴主越来越倾向英国，他们的态度又终于影响了十三世达赖。
　　 十三世达赖于1904年出逃内地，被清政府革去名号。他打算投奔沙俄，至库伦（今乌兰已托）时被清政府截留。1908年8月，达赖入京陛见。英国乘机拉拢，派鄂康诺和锡金王子赴北京专做达赖的工作，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乘机挑拨西藏地方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1909年11月，得到英国谅解和庇护的达赖回到拉萨。1909年6月，清政府令川军2000人调驻西藏。西藏农奴主在英国唆使下发动叛乱。达赖回藏后，一面勾结英人，一面命令藏军阻止川军迸藏。1910年2月，川军击败藏军进入拉萨。十三世达赖出逃印度，清政府再次革去其名号。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驻藏川军陷入混乱。英印总督明托赴大吉岭会晤达赖。达赖即派亲英分子达桑占东回藏发动武装叛乱。噶厦即以达赖名义发布了“驱汉”命令，组织了以达桑占东为总司令的“民军”，围攻驻藏川军。在英国的“调停”下，驻藏川军及一切驻藏满汉官员被驱出西藏。1913年1月，达赖回到拉萨，自称“独立”。英国则提出了把西藏变为保护国的六项条件。英国通过策动“驱汉”事件，使其策划“西藏独立”的阴谋又前进了一步。此后，英国在西藏的主要侵略活动为：
　　 第一，策划召开旨在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西姆拉会议。
　　 第二，帮助建设藏军，煽动支持藏军向中国内地进攻。英国为使西藏“自强”，帮助西藏地方政府建设藏军，设立马基康（藏军总司令部），以擦绒·达桑占东为马基，筹建万名常备军（实际招到5000人），新建了若干藏军代本（藏军的建制单位，相当于小团）。为解决军官问题，英国又在江孜开办了军官训练学校。英国训练的军官，被派到各代本中任职，成为亲英的骨干。与此同时，英国策动十三世达赖实现“大西藏国”的梦想，援助军火，支持藏军向中国内地进攻，酿成了近20年的川藏战争及青藏战争，藏军一度占领青海及金沙江以东的部分地区。1932年，青海马步芳与四川刘文辉的军队相配合，将藏军赶过金沙江以西并逐出青海。藏军内犯活动虽受到遏制，但英国挑起的中国内部民族间的互相争斗和残杀，却严重破坏了汉藏关系，加深了民族隔阂。
　　 第三，煽动西藏地方成立“外交局”。唆使西藏地方寻求“外交独立”，是继西姆会议之后，英国策划“西藏独立”阴谋的又一严重步骤。在英国的煽动下，1942年7月7日，西藏地方突然宣布成立“外交局”。噶厦通知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今后汉藏间事无巨细请径向该机关洽办” [ 注：《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350页。 ] 。这无非是企图脱离中央，以表示西藏独立。国民政府对此进行了严肃的斗争，迫使噶厦放弃了由“外交局”与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发生关系的要求。“外交局”虽只能作为西藏地方上的一个外事机构而存在，但西藏地方反动上层寻求“外交独立”的活动并没有因此而停止。
　　 第四，制造热振事件，打击爱国力量，扶植亲英势力。热振活佛是西藏上层著名的爱国人士，十三世达赖圆寂后，经国民政府批准代摄达赖职权。他采取各种措施，维护祖国统一。十三世达赖圆寂，他热烈欢迎中央致祭专使黄慕松进藏。十三世达赖的转世灵童找到后，他依例上报中央，并按清代驻藏大臣的规格接待了中央代表吴忠信，帮助其主持了十四世达赖的坐床典礼。在他任摄政期间，蒙藏委贝会驻藏办事处在拉萨设立。但这一切自然为亲英势力所反对，更为英国所不容。英国以黄慕松专使行署留代表在拉萨（这是国民政府设立驻藏办事处的第一步）为由，为表示对等，也在拉萨设立了“英国代表处”。1941年，英国唆使亲英势力逼热振下台，热振将其职权交由大扎代理。但大扎很快与索康、夏格巴等亲英派打得火热，并于1947年将热振杀害。
　　 热振事件后，英国则通过以大扎为首的亲英势力，大搞“西藏独立”活动，中国的西南边疆危机日趋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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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13:56
英国策划召开的“西姆拉会议”和“麦克马洪线”的炮制


一、英帝国主义策划分裂中国西藏的“西姆拉会议”
　　 1913--1914年英国一手策划召开的西姆拉会议，是其阴谋策动“西藏独立”，妄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严重步骤。在这次会议上，英国企图通过签订所谓西姆拉条约及会下的秘密交易，一举囊括中国西藏、青海及原西康省等藏族地区，成立在其卵翼下的所谓大西藏国，并乘机攫取西藏与印度毗连地区的大片中国领土。然而，这次会议因中国政府未在条约上正式签字而流产，并未产生任何有效协议。西姆拉会议虽距今80年了，但其余毒和影响尚存。印度等国仍以此次会议及所谓西姆拉条约，作为干涉中国内政和继续霸占中国领土的口实。


（一）英国策划召开“西姆拉会议”的经过
　　 1911年，中国爆发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英国则企图利用中国鼎革之际，阴谋策动“西藏独立”。西藏发生驱逐川军事件后，北洋政府决定派兵，以“固边圉而杜外寇”。1912年6月，北洋政府命令四川督军尹昌衡率军西征，平定康藏叛乱，又令蔡锷所部滇军入藏增援。川、滇军节节胜利，英国见形势不利，则于8月17日，由驻华公使朱尔典向中国政府外交部发出照会。照会要求：
　　 （一）中国不得干涉西藏之内政，并不得于西藏改设行省；
　　 （二）中国政府不得派无限制之军队驻扎在西藏各处；
　　 （三）英国现已认定中国对于西藏有宗主权，应要求中国改订新约；
　　 （四）英政府前曾根据条约设通讯机关，后经中国军队擅行截断，杜绝印藏之交通，当由中国保护；
　　 （五）如中国政府不承认以上之条件，英国政府绝不承认中华民国之新共和政府。
　　 9月7日，朱尔典面晤北洋政府外交次长颜惠庆，再次表示：“如果民国政府定欲征藏，继续派遣征西军前进，则英国政府匪特对于中华民国不予承认，且当以实力助藏独立。” [ 注：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248页。 ] 北洋政府照会英国，驳斥了其干涉中国内政的蛮横态度和无理要求，但在英国的威胁下，宣布已进至太昭（今工布江达）的川军前锋停止西进，任命陆兴祺为驻藏办事长官，赴藏与西藏地方政府协商，以图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自北洋政府宣布川军停止进藏以后，在西藏爱国僧俗等人士的要求下，达赖派人赴新疆，通过新疆督军袁大化向北洋政府表示要“妥商”西藏事务，提出了汉藏和平解决恢复关系的5项条件。与此同时，达赖又派代表赴康定，同尹昌衡进行谈判。北洋政府遂于10月28日宣布恢复达赖的名号，试图使之与英国脱离关系。并派人赴藏，宣谕共和大义，避免英国干涉。
　　 英国为破坏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和解，达到“西藏独立”的目的，不许陆兴祺经印度进入西藏，同时策划了中、英、藏三方谈判的阴谋。英国提出举行中英藏会议，以解决一切悬案，要求充当中藏谈判“调解人”，并扬言中国若不接受英国“调解”，英国即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还威胁说：“中国如不与会议，缔结关于西藏之新约，则与西藏政府直接商订矣。” [ 注：同上书第251页。 ]
　　 在英国的压力之下，北洋政府被迫于1913年5月作出让步，同意举行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但对会议形式提出建议：先由中英会商订议后，再通知西藏地方当局。英国对此不同意。
　　 英国要西藏作为会议的一方以平等的地位参加会议，是企图把西藏作为“独立国家”塞进中英谈判之中。关于谈判地点，北洋政府提议在北京或伦敦，又遭英国拒绝。英国为了操纵谈判会议的进程，控制西藏谈判代表，提出并坚持要在印度大吉岭，后又改在西姆拉。北洋政府最后被迫同意。1913年10月6日，英国宣布“承认中华民国”。
　　 为了操纵西姆拉会议，英国于会前极力利诱拉拢西藏代表。在北洋政府尚未派出代表之前，英国即派熟悉西藏情况的贝尔先行进藏。贝尔以迎接亲英分子西藏代表司伦夏扎为名，到西藏江孜要夏扎利用会前的空隙时间尽量搜集所谓西藏不属于中国的证据材料，如策划西藏独立与自治，大西藏国之范围，英藏关系。贝尔供认：“当中国全权代表逗留中国之时，吾于江孜遇伦青（原注：为首相之意）厦扎。……吾劝其搜集所有关于昔日中藏交涉以及陆续为中国占领而西藏现今要求归还之各州县等项之文牍，携之赴会。故彼乘中国代表淹留于其国中、迟滞不前之时，留于西藏，于拉萨政府之档卷处，大行搜罗书籍。……举凡家宅、寺院、佃户、田主、租税、进款之册籍，门户炉灶之册籍 [ 原文注：每一户一灶表示一家 ] ，忠顺之保结，民兵之表册，与夫各县分摊军费之合同，法律规章、判决书、指令以及其他实际行政之证据等等，无不收集，以便要求将先后为中国管辖之各县藏民，仍然退还归拉萨政府统治。” [ 注：《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294页。 ] 按照贝尔的要求和安排，西藏地方政府搜集了许多文件带之赴会。
　　 贝尔趁中国中央政府代表未到印度之际，同夏扎在靖西住了3个月，与之策划会议条约草案，商讨对付中国中央政府代表的办法等等。夏扎于中央代表之前先行到会。当西藏代表抵达西姆拉时，英印政府外务大臣麦克马洪和贝尔等官员对其热情接待。英国政府的一些要员前往与之会晤，进行了多次交谈，对会议内容、目的和对策，均作了周密的研究与准备。这样英国人采取先下手为强的手法，会前即把西藏地方代表牢牢控制在手中。贝尔在《西藏过去与现在》一书中自供：“禁中国人入藏之举，对于防中国人在会议开始之际运动西藏代表之助手，故会议召开时，藏官准备已妥，一提出充分之证据，中国代表几不能反驳之。” [ 注：《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294页。 ]
　　 英国人惟恐藏方官员在会议中与中央代表会面后发生动摇，为此作了在会议期间不许其与中央代表来往的规定。中央政府代表陈贻范于1913年10月2日到达印度后，英国人不许陈与西藏代表接触。他们对西藏代表的一切行动，实行严密的控制与监视。陈贻范于10月23日电告北洋政府说，英人对伦青夏扎诸人暗防甚密，不使与我通声气。
　　 西姆拉会议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召开的。


（二）西姆拉会议概况
　　 1913年10月13日至1914年7月3日，所谓的中、英、藏三方会议，在印度北部的西姆拉召开，历时8个多月。出席会议的人员：中国中央政府代表为驻藏宣抚使陈贻范，副代表为驻藏副宣抚使王海平；英国代表为英印政府外务大臣麦克马洪，副代表为前驻华公使罗斯，顾问为英驻锡金行政官贝尔；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为司伦夏扎·班觉多吉，助理人员为台吉赤门·诺布旺杰、乃谆堪穹旦巴塔杰、仁希（四品俗官）达多娃、五品官穹让寻巴、雪谆土登阿旺，三大寺各派一名代表参加会议。
　　 会议由麦克马洪主持，一开始，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夏扎即按照事先与英方秘密商妥的方案，首先提出六项要求：
　　 第一，今后中藏互不干涉对方之权利，确定西藏为独立国家，至尊的达赖喇嘛为西藏政教之君主。中英于光绪三十二年、西历1906年4月27日在北京签订条约时，因无西藏代表及其盖印，故而无效，非之国所宜遵行者（按：1906年中英条约承认中国在藏享有主权）。
　　 第二，中国和西藏的边界，东北以西宁所属梅如岗立石处为界，然后沿东自马钦绷然雪山的河水向东迄于黄河头曲，东南以建昌的白塔为界。具体的边界是：北为昆仑山、阿尔旦达山、沿柴达木岭至荷西里岭，自巴康妥山岭至青海北面之巴拿马噶宋地方，经中国的甘肃省边界；旋折向南转经东南，包括果洛、霍尔科（即甘孜一带）、瞻对（今四川新龙县）、金川十八司地、明政土司及打箭炉；由此向南至四川与云南之交界处，又循西藏边界向西至日玛山（红山）为止。近期被汉方逐步侵占的这些地方，新取名为西康。上述诸境土地系归属西藏，居民亦系藏人，今后咸归西藏政府所有，历年所收税款亦应退还西藏政府。
　　 第三，有关英藏通商方面，西历1893年12月5日及1908年4月20日订立之条约，由英国政府与西藏政府磋商，进行互利修改，不与中国相干。
　　 第四，由于以往互生恶感之两民族将来杂居一地必多龃龉，中国即不在西藏征税，中国官兵驻藏将骚扰西藏政府、百姓众生，为目前及长远相安之计，今后不准中国大臣、官员、军队、百姓等入藏侨居。中国商人非持有西藏政府发给之护照者，不得入藏。
　　 第五，第三世达赖喇嘛曾前往蒙古传播佛教，并与其僧徒有约；其活佛哲布尊丹巴的转世法身，下属法师、官员派充，所有委派之下发，悉由达赖喇嘛继续行之。蒙古、中国有僧徒入藏及以财物布施寺院者，蒙古、中国地区之佛教僧徒尊达赖喇嘛为教主者，仍一律按旧规行之。
　　 第六，中国官兵、百姓勒索、抢掠西藏政府之财物，掠取瞻对各县之物资、税款，对德格地方的藏政府百姓以及尼泊尔、拉达克商人等之屠杀、财物之抢劫、房屋之焚烧毁坏等，西藏不能受此亏耗，中国应立字据尽速予以赔偿 [ 注：恰白·次旦平措：《西藏简明通史》藏文版（上册），第663页；中共中央调查部研究局：《关于西姆拉会议》1959年5月19日。 ] 。
　　 夏扎这个议案的目的，是要割断西藏地方与中国中央政府的一切联系，把西藏、青海和四川西部等大片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以制造“独立”，实际上使之成为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陈贻范于10月23日致电北洋政府说：“英人以贝尔主持一切。此人沉鸷多谋，伦钦夏扎诸人全在其掌握之中。此次藏方所提条款英文本，文字甚佳，显为英人主谋”。 [ 注：《中国藏学》1987年第2期，第57页。 ]
　　 11月1日，陈贻范根据北洋政府的指示，对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夏扎所提议案提出了答复意见书。陈贻范在答复意见中回顾了汉藏的历史联系，阐明了西藏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之部分的理由，并提出7条提案，其内容如下：
　　 “一、缔约各方一致同意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对此，西藏政府与英国政府均不得制造纠葛。过去中国对西藏之统治西藏仍需照旧予以尊重。对此，英国政府亦应作出承诺。中华民国允准不将西藏改为中国的行省。英国政府亦不得将西藏或西藏之部分地区划入英国范围。
　　 二、中华民国政府得委派长官一人常驻拉萨，其权限与待遇仍按旧例；并得设卫队2600名，其中1000名驻扎拉萨外其余1600名由该长官斟酌分驻各处。
　　 三、西藏在外交、军事方面均应按中国之指示办理，非经过中国政府同意，不得与任何外国进行交涉。但根据1904年9月7日英藏条约第5款所载（并经1906年中英“藏印续约”所肯定），对英国商务委员与西藏官员会晤有关商务事宜等，不予限制。
　　 四、西藏官员、百姓因心向汉方而身遭监禁、产业被封者，西藏允许一律释放、给还。
　　 五、西藏方面所提之第五项要求，可以进行商谈。
　　 六、前订之通商条约，即1893年12月5日及1908年4月20日之通商章程条约，如需进行修改，应由缔约各方按照1906年4月27日中英“藏印续约”第三款之规定商议修改。
　　 七、关于中藏边界，现附上标明大体界线的略图一份。” [ 注：中共中央调查部研究局《关于西姆拉会议》，1959年5月19日。 ]
　　 陈贻范提出的答复意见书及7条提案，基本上否定了“西藏独立”，对西藏与邻省分界问题，也坚持了原界。这样，两个议案悬殊很大，会上围绕着西藏地区的范围和西藏独立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英国代表经过一个多月的观察后，鉴于当时直接提出“西藏独立”的时机还不成熟，于11月中下旬以所谓调解人的身分提出：会议转入小组会，由中、藏彼此开会讨论。英国借口中、藏两方议案悬殊，要求集中讨论所谓中国与西藏的边界问题，以便为它尔后提出划分内、外藏的阴谋作准备。自此中藏开会。
　　 1914年1月12日，恢复全体会议。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各自提出了对所谓中、藏边界问题的申述书。英国代表麦克马洪貌似公允，以“调停人”的姿态决定：将陈贻范和夏扎的申述书，交由英方代表详细审阅后，提出调停意见。2月17日，英国代表公开提出了划分内藏与外藏的建议：外藏为金沙江以西地区。外藏完全脱离中国，境内一切权力由西藏政府管理，中国政府不得干预，即由藏人自治；内藏为金沙江以东地区，归汉藏共管。英国这一建议，是妄图先将所谓外藏从中国分割出去，置于英国控制之下，用外藏自治之名，行西藏独立之实，而暂以内藏为缓冲地带，待其在藏势力进一步巩固后再行进占。
　　 对英国这一建议，西藏代表假意表示不能接受，而要求维持西藏所提原案。中央政府代表则于3月8日被迫同意划分西藏为内、外藏。3月11日，英国代表提出所谓划分内外藏“调停约稿”11条，限定中国代表在一星期内答复，否则谈判即行破裂。陈贻范与英国代表进行逐条磋商。
　　 4月27日，英国代表将“调停约稿”11条作了部分修改后，抛出了一个条约草案，其要点为：中英政府承认西藏在中国宗主权之下，并承认外藏之自治权，不干涉外藏行政；中国得派一驻藏大员，其卫队不超过300人，此外中国政府不得向外藏派驻军队，不驻文武官员，3个月内从外藏撤出中国所驻官兵；英国亦不在西藏派驻官员和军队，不办殖民事宜；中国和西藏政府不得签订有关藏务之条约、合同，也不得与别国签订；英国在西藏之商务享受最惠国待遇；所有西藏边界及内外藏分界，以红、蓝线绘明于本约附图内；条约译成中、英、藏文，内容一致，如因解释文本发生辩论，应以英文为准。
　　 英藏代表在草约上先行签字，然后强迫中央代表陈贻范签字。麦克马洪以最后通牒的口吻威胁说：“条约已与藏方代表草签，不许改动，如果中国不立即签字，则草约中第二、第四对中国有利的两款将全行删去，即宣布会议破裂，英国将直接与西藏订约，并不再与中国商议双方的事务。”陈贻范迫于压力，在草约和交换文书及所附地图上签字。但在草签前，陈贻范郑重声明：“画行（草签）与签押（正式签字），当截然分为两事”，正式签字“必须奉有训令而后可”，我“将本日会议情形，即行电京，接有复电，立即转达”，“如政府不认，尚可作废。” [ 注：陈贻范西姆拉会议记录，载《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299、301页。 ] 此点英方表示同意。
　　 北洋政府外交部接到陈贻范的电报后，于28日当即复电：“英员仅许以一隅之地，划归青海，迫我承认，殊堪诧异，执事受迫画行，政府不能承认，应即声明取消。如英专员愿意和平续商，仍应接议，中国固不愿遂行停议也。英专员如何答复，速电外交部。” [ 注：1914年4月28日北洋政府外交部致陈贻范电，载《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310页。 ] 翌日，北洋政府国务院又将此事电告驻西藏办事长官陆兴祺：“陈贻范未奉政府训条，贸然画行，错误已极，万难承认，已由外交部电饬取消矣。” [ 注：陆兴祺《西藏交涉纪要》下篇，第37页。 ]
　　 “西姆拉条约”的内容和中国代表草签的消息在报纸上披露后，立即引起全国舆论的反对，尤以新疆、四川、青海、云南诸省的督抚长官及群众团体为烈。痛斥陈贻范“庸臣误国，良可痛心！”袁世凯政府鉴于众怒难犯，一面电示陈贻范，一面于5月1日照会英国驻北京公使，声明界务一端，不能承认。
　　 7月3日，举行正式签字会议。麦克马洪对中国代表说：“所议约稿，可称公允，询属中、英、藏解决藏事之唯一办法。” [ 注：陈贻范西姆会议纪录，载《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300页。 ] 问陈贻范能不能签字？陈贻范答复说：奉政府训令，令勿签押。并奉命向本会声明：“凡英藏本日或他日所签之约，或类似之文件，本国政府一概不能承认” [ 注：陈贻范西姆会议纪录，载《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300页。 ] 。麦克马洪便把陈贻范支开，同夏扎在条约上签了字，并发表一个声明。声明英、藏双方业经承认草签条约，因此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双方同意只要中国拒绝在该条约上签字，中国将排除享受由于该条约所发生的一切权利。签字后，麦克马洪哀叹说：中国代表不能一同签字，可为叹惜！
　　 7月3日和7日，中国驻英公使刘玉麟两次照会英国政府：中国政府不能擅让领土，致不能同意签字，并不能承认未经中国政府承诺之英、藏所签之约，或类似的文牍。
　　 西方学者评论说：西姆拉会议，就在这样一种外交的混乱状态中收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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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姆拉会议”外的秘密交易——“麦克马洪线”的炮制
　　 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国为了侵略西藏，施展的阴谋手段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正如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西姆拉会议本身就是一篇故事，其外交手腕、强权政治和间谍活动，都是五花八门、错综复杂的表演” [ 注：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42页。 ] 。“麦克马洪线”的炮制乃至出笼，就是英国所进行表演的另一幕。
　　 英国于1826年将阿萨姆土邦并入印度版图时，中印两国之间的边界存在着一条大体上沿着喜马拉雅山南麓和布拉马普特拉河北岸平原交接线而行的传统习惯线。传统习惯线以北地区长期以来归中国行政管辖。英国强迫西藏地方签订《拉萨条约》后，清政府在英国侵略的刺激下，采取了加强西南边疆的措施：以张荫棠、联豫改革藏政，以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在川滇边藏区实行改土归流，同时加强对西藏东南部门隅、珞瑜和下察隅地区的管理。然而，英国则认为清政府在西藏力量的增强使印度失去了缓冲，清政府加强对西藏东南地区的控制更使印度平原处于大清帝国的直接威胁之下。于是，英国政府内部的前进派疯狂叫嚣：中国已经来到了印度的大门口，这对印度的防卫力量造成双重压力，英国在印度东北部的管辖范围应向前推进，并尽速求得一条中印间靠得住的战略边界。从1911年起，英国以“讨伐”、“探险”等名义多次派员深入中国西藏的东南部地区，进行偷测调查，从而为其寻求所谓战略边界提供根据。英国特务F·M·贝利的“无护照西藏之行”，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1913年5月至11月，贝利奉麦克马洪之命，以谍报官身份伪装成探险旅行者，随英国勘察队潜入西藏，与H·T·摩斯赫德一起搜集有关“划界”资料。贝利回到印度时，西姆拉会议正在进行，麦克马洪发电催他“尽快到西姆拉来”。在多次“调查”的基础上，经过贝利的“无护照西藏之行”，再加上麦克马洪的精心设计，“麦克马洪线”被炮制出来了。
　　 “麦克马洪线”炮制出来后，麦克马洪和贝尔，即背着陈贻范，于会议期间诱迫西藏代表夏扎在德里进行秘密交易。他们以赠给西藏5000支枪、50万发子弹，支持西藏“独立”，帮助西藏赶走汉军等为诱饵，使夏扎承认“麦克马洪线”，并以此作为印度阿萨姆邦与西藏之间的边界。在麦克马洪的威胁利诱之下，双方于1914年3月24日、25日进行了秘密换文。麦克马洪在换文中，对此图既没有文字上的描述，也没有说明是根据什么原则画出的，而仅以一条比例尺为1英寸等于8英里的线在地图上标出。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指出：所谓麦克马洪线，“是一九一四年西藏一个代表团与印度政府外交秘书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在德里所作的一桩未经授权的秘密交易的产物，麦克马洪以威逼利诱（表示愿意支持西藏反对中国中央政府）的手段，说服西藏人同意了一种边界线的划法——把边界线向北推移了大约一百公里” [ 注：1987年5月英国《南方》月刊，载《中国藏学》1989年第2期。 ] 。不仅如此，麦克马洪还将此线间接地塞进了西姆拉草约附图中。他以红线表示西藏的边界，而这条粗略红线，西起不丹边境，向东延伸至西藏察隅，把历史上长期属于中国的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归英属印度。这样，印度东北边界，就从喜马拉雅山山脚与阿萨姆平原边缘，推到了喜马拉雅山的山脊。
　　 虽然西藏代表夏扎在“麦克马洪线”图上签了字，但是英国侵略者深知这条线是非法的，所以英国政府长期对此保密，不敢公布。1929年，英属印度政府外交部次长C·U·艾奇逊，主编了一部多卷本的关于印度政府和印度各土邦，以及印度政府和邻国政府或地方签订的条约、协议和证书的条约集。这是一部代表当时英属印度政府的观点、立场的最全面和最权威的条约集，历来被人们所重视并广为引用。该条约集把西姆拉会议的纪事和条约编入第14卷，对西姆拉会议的经过作了比较真实的叙述：
　　 “1913年，西藏，中国和英国的全权代表在印度举行会议，企图解决有关中藏边境事宜，并于1914年拟就和草签了一个三方条约，然而中国政府不准其全权代表进行正式签字” [ 注：见《中国藏学》1990年第1期，第6页。 ] 。
　　 这里明确指出了西姆拉会议的目的，是企图解决“有关中藏边境事宜”，而别无其他，也说明了这次会议，根本没有产生任何有效的协议。然而，时隔20多年，英国乘中国抗日战争之机，企图使1914年的这次秘密交易合法化。1937年，英国政府指示英属印度政府，重新修订《艾奇逊条约集》，公布麦克马洪与夏扎的秘密换文，对1914年英藏的“麦线换文”要做到：
　　 “一、在公布的时候注意避免引起人们的注意；
　　 二、不要公布1914年7月3日“印藏联合声明”；
　　 三、公布的形式可利用重新修订《艾奇逊条约集》。” [ 注：见《中国藏学》1988年第2期。 ]
　　 英属印度政府按照英国政府的指示，由中央出版局于1938年重新出版了《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但仍然标明1929年出版），篡改了1929年版《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中关于西姆拉会议的真实记录。1938年出版的伪本中，对西姆拉会议这样写道：
　　 “1913年，英国、中国和西藏的全权代表在西姆拉举行会议，企图谈判交涉关于西藏的国际地位，特别是关于三方政府的关系，以及西藏对中国和印度两方面的边界，以期取得协议。”关于中藏边界，“由于中国政府不予批准，这些边界还是流动的。另一条印度和西藏之间的边界，从阿萨姆起到缅甸边境，已经英王政府和西藏政府同意划定” [ 注：见《中国藏学》1990年第1期。 ] 。上述内容，把1929年出版的条约集真本中关于西姆拉会议讨论的问题篡改为：西姆拉会议不仅讨论了，而且划定了西藏与印度的边界。同时，这个伪本虽然公布了直到1938年从未公开过的“秘密换文”，但仍未敢公开麦克马洪和夏扎秘密换文中提到的地图。这幅地图直到1959年8月中印发生边境纠纷后，才由印度外交部于1960年出版的《印度北部边境地图集》中首次发表，事情前后隔了近半个世纪。伪本出版后，英印政府即下令把原版大量销毁，用伪本冒充真本，以伪本传世。就这样，在1938年印刷的标明1929年出版的《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这个伪本中，出现了关于“麦克马洪线”的非法秘密文件。与此同时，英印政府在出版的《西藏高原与周围国家地图》中，第一次改变过去同中国主张的传统习惯边界线相同的画法，用“未经标定”的符号，画出了“麦克马洪线”。这样，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便公开出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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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历届政府否定“西姆拉条约”与“麦克马洪线”
　　 1914年7月3日未经中国代表签字的所谓西姆拉条约，其内容除个别地方有变动外，基本上与上述英国炮制的“条约草案”相同。从整个条约及其附件来看，英国企图通过这个条约达到三个目的：一是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使之成为自己的附庸国；二是只给中国中央政府留个“宗主权”的空名，以充当一名听话的配角；三是想用订立条约的方式，瞒天过海，从法律上将其吞并中国领土的非法行为合法化。然而，由于这个条约是非法和无效的，英国的“目的”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首先，中国政府代表没有在条约上正式签字，该条约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和承认。既然如此，从法律上讲，这个条约对中国就没有任何约束力。中国政府代表虽然在条约上进行了草签，但根据国际条约法，草签和正式签字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所产生的法律效力也是不同的。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规定，缔约国代表草签条约只能作为代表对约文的认定，证明条约文本是“作准定本”，正式签署才能“表示受条约拘束之同意”。英国著名国际法学家麦克奈尔也指出，草签的作用在于“保证约文的确实”。可见，仅仅经过草签的“西姆拉条约”，在法律上是没有任何效力的。国际条约法认为：正式签字是不可少的。作为对条约文本的认证，正式签字最重要的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全体代表都在场的情况下进行，未授权代表的签字是无效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49、第51条中规定：正式签署和本国政府的批准，条约才有效；如果本国政府拒绝批准，条约无效；因欺诈行为而缔结的条约无效；因威胁行为强迫代表签字取得的条约无效。中国代表不仅没有在“西姆拉条约”上正式签字，而且在草签的谈判中，英国代表还肆意对中国代表进行威胁与欺诈，所以这个条约是非法无效的。
　　 其次，西藏地方政府无缔约权。《奥本海国际法》规定：“国际条约是国家间或国家组成的组织间订立的在缔约各方之间创设法律权和义务的契约性协定” [ 注：见《中国藏学》1989年第2期。 ]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二条第一款（甲）称条约为“国家间所缔结而以国际法为准之国际书面协定” [ 注：见《中国藏学》1989年第2期。 ] 。由此可见，国家或国际人格者，是条约的基本构成要素。缔约权是国家主权的表现，世界著名国际法学家奥本海认为：“一个国家有了主权，才有缔约权” [ 注：见《中国藏学》1989年第2期。 ]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六条规定：“每一国家皆有缔约之能力” [ 注：见《中国藏学》1989年第2期。 ] 。可见缔约权的存在，是以国家、国家主权的存在为前提条件的。而国家主权不能分割，必须由国家统一行使。因此，任何国家内部的行政单位、地方政府等，均无权代表国家与外国缔结条约，除非根据本国法律经中央政府授权。西藏不是一个国家，而只是中国所属领土地方的一个行政区。所以，不能享有一个独立国家的缔约权，它根本没有与外国签订条约的权力。既然如此，西藏地方当局擅自同任何别国达成的任何协议，在国际法上都没有国际条约所具有的法律约束力，是无效的。
　　 众所周知，西藏地方政府在西姆拉会议中的所谓平等地位和缔约权问题，并不是中国政府所同意的，而是英国以高压手段和强权政治一再坚持并企图强迫中国政府所接受的。事实上，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西藏的平等地位和平等缔约权，更没有承认西藏可以脱离中央政府有独立的缔约权。恰恰相反，中国中央政府曾一再提出“西藏代表的地位问题”。如：1913年8月25日，英国代表照会中国政府，声称“贵国政府已派员商议，即承认三方面平等之宗旨”，“而本政府定十月十五日在西姆拉开议” [ 注：《西藏议约案》第二函第7册，1913年8月25日英使馆照会。转引自台湾《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23编。 ] 。中国政府收到英国的照会后，即于8月29日照会英国，再次提出了西藏的地位问题：“指出贵国政府认为本国已承认三国平等似有误会，或系译文弄错，请查照更正为盼” [ 注：《西藏议约案》第二函第7册，1913年8月25日英使馆照会。转引自台湾《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23编。 ] 。照会遭英国拒绝后，中国政府仍然训令中国代表陈贻范：“会议签议之际应力争中、英并列，藏员随同签押” [ 注：《西藏议约案》第二函第7册，1913年8月25日英使馆照会。转引自台湾《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23编。 ] 。在西姆拉会议中，中国代表也一再否认西藏的平等地位及独立缔约权。1913年11月1日，陈贻范在所提议案中特别强调，西藏在外交、军事方面均应按中国之指示办理，非经过中国政府同意，不得与任何外国进行交涉。1914年4月15日，陈贻范同英方副代表罗斯谈判“西姆拉条约”草案时，首先向罗斯提出：反对在其草案序言中把西藏与中国和英国列为平等地位 [ 注：《1913--1914年西姆拉三边会议会议记录》1914年英文版，第7页，载《中国藏学》1989年第2期。 ] 。既然西藏是中国地方的一个行政区而无缔约权，那么，在没有中国中央政府授权的情况下，西藏地方代表与外国签订的条约自然是无效的。
　　 正因为“西姆拉条约”是非法无效的，所以历来为中国政府所否认。英国与西藏地方签订“西姆拉条约”之际，中国代表陈贻范再次正式声明：凡英藏本日或他日所签之约或类似之文件，本国政府一概不能承认。1921年1月19日，北洋政府外交部向英国驻华公使指出：西姆拉会议，违反1906年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其中第二款明文规定：“英国国家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不能据为事实”，“西藏为中国之完全领土，界址按自然四至，不得更动” [ 注：《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312--313页。 ] 。1935年11月27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刘司长与英国驻华使馆秘书裨德本谈话时再次指出，对于“未尝正式缔结之”西姆拉条约，“中国政府殊不能认为适当” [ 注：《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312--313页。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再指出“西姆拉条约”的非法性，坚决予以否认。
　　 再次，西姆拉会议的议题中，根本没有中印边界问题。西姆拉会议的历次照会中，从来没有提到要划定中印边界。与会的任何一个代表的全权证书上，也没有提到西藏与印度之间的划界问题。会议期间的三方讨论中，从来未讨论过这个问题。在西姆拉会议的原始记录中，也找不到关于讨论中印边界的任何记载。《艾奇逊条约集》1929年原版也写道：会议目的是要“解决有关中藏边境事宜”。事实上，英、藏在德里“秘密换文”，始终是瞒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进行的，中国政府根本不知道此事。“麦克马洪线”是英国为侵略中国西藏背着中国政府而一手炮制出来的，因而是非法的、无效的，自然不能为中国政府所承认。
　　 正因为“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所以自1914年3月以来，英国政府长期不敢公布，英印政府的官方测绘机构“印度测绘局”，直到1938年出版的《西藏和邻国》官方地图，英国皇家制图员约翰·巴索罗缪所绘制有1940年牛津高级地图集所载《印度》一图，都没有划出“麦克马洪线”。后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他著的《印度的发现》一书所附的（1945年的印度）地图中，同样没有按照“麦克马洪线”来描绘中印边界线。
　　 “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大片领土，不仅在历史上长期处于中国西藏地方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下，而且即使在“麦克马洪线”炮制出来以后，中国方面仍然继续在上述地区实施管辖。这种有效管辖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的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和战争结束后，英属印度政府竟派兵侵入传统习惯边界线以北的部分地区，如瓦弄、噶拉塘等。当时的中国政府，在得知这些情况后，就一再向英印政府提出抗议。甚至连西藏地方政府，都从来没有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一再对英国及印度侵占该线以南中国领土的非法行为提出抗议，并多次发表声明和照会，坚决否认所谓西姆拉条约、英藏换文及“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西藏、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然而，英帝国主义按照其所谓印度安全战略和边境政策，侵略西藏、新疆，妄图变西藏为英国控制下的缓冲国。英帝国主义策划召开了“西姆拉会议”，炮制了“麦克马洪线”，提出了关于所谓阿克赛钦问题的种种方案，企图用割裂中国领土的手法达到其侵略中国的目的。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新疆虽已成为历史，但遗患未除，为尔后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制造了障碍，埋下了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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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13:57
尼赫鲁政府坚持扩张主义，使中即边界问题的解决陷入僵局

印度政府全面继承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衣钵，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


一、尼赫鲁大印度帝国的构想与印度政府的对华战略
　　 17世纪英国殖民势力进入印度洋和亚洲地区后，由于这里远离英伦三岛，在蒸汽机时代，远距离输送颇费时间，仅靠舰船运输难以有足够的力量处置危及殖民统治的突发事件，更难以与它在世界其它地区的殖民地形成完整稳定的殖民统治体系。而印度扼控东西海上、陆地通道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加上它的多民族、多宗教和多语言的特点，这就增加了印度在大英帝国战略天平上的份量。英国前印度殖民总督寇松，对印度的军事地理特点及其对英国构建殖民体系的战略价值的评估具有代表性，他说印度好像一座堡垒，两面以大海为堑壕，其余部分以高山为屏障，只要控制住印度，就能有效地控制从阿拉伯、波斯、阿富汗、西藏和向东至暹罗（今泰国）的形势，以有利于英国建设庞大、完整的殖民帝国体系。寇松还在1894年出版的《远东问题》一书中，对印度在大英帝国战略谋划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作了概括：“印度帝国处于地球上第三个最重要部分的战略中心。但是，没有比在它对远近邻邦的命运所起的政治影响上，以及他们的盛衰系于印度这轴心的程度上更看得出它的中心支配地位了” [ 注：寇松：《远东问题》1894年版，第9--10页。 ] 。寇松关于印度应当成为这一地区的“中心支配地位”国家的观点，在当时的英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大英帝国“印度中心论”的核心是充分利用印度的自然优势和优越的地理条件，借助其丰富资源和雄厚人力，逐步向亚洲大陆及海湾地区拓展势力范围，“使英国和印度联结起来”，经“旁遮普、印度河和恒河，到红海和马耳他岛”，把这一极为广阔的陆地、海洋联成一片 [ 注：杜德：《今日印度》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240页。 ] 。历史证明，在这一殖民链条之中，印度不仅是大英帝国东方殖民体系中的政治、经济中心，而且是英国向亚洲及印度洋沿岸地区进行殖民扩张的战略基地。
　　 1947年印度独立后，尼赫鲁和他所领导的印度政府，崇尚大英帝国的“印度中心论”的观点，全面继承了英印殖民时期的政略、战略。英国势力撤出南亚和印度洋周边地区后，获得独立的印度政府认为，只有印度才有资格填补英国撤离所造成的空缺，也只有它才有能力全面继承英国留下来的政治、军事遗产，以尽快“成为亚洲各部分的中心”。印度独立后处于执政党地位的国大党及其领袖们，素以英印殖民政权的唯一合法继承人自居。尼赫鲁总理就曾说过，印度政府继承的英印在其它国家的特权是“世袭”的，这说明独立的印度政府对英印政权来说是位居“晚辈”的后继者。因此，独立后的印度在对外政策上仍然奉行英印殖民政权的方针、原则。印度认为“不管是中东、西亚，还是东南亚或中国，都将在经济上、政治上和为了防务的目的而依靠印度” [ 注：[印]V·朗格尔：《印度的防务与对外政策》新德里1988年版，第26页。 ] 。尼赫鲁崇尚英印殖民时期的“印度中心论”观点，他的基本思想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披露得十分清楚，他认为：“在将来，太平洋将要代替大西洋而成为全世界的神经中枢。印度虽然并非一个直接的太平洋的国家，却不可避免地将在那里发挥重要的影响。在印度洋地区，在东南亚一直到中亚细亚，印度也将要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中心” [ 注：[印]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712页。 ] 。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担任首任总理，他的“印度中心论”思想有所发展。1949年10月2日在给印度各邦首席部长的信中声称：“今天全世界都公认亚洲的未来将强烈地由印度的未来所决定。印度越来越成为亚洲的中心”。尼赫鲁的话清楚地表明，印度不仅企图成为亚洲中心，而且企图领导整个亚洲走向未来。
　　 尼赫鲁崇尚“印度中心论”的基本落脚点在于要建立一个大印度帝国，这个设想蓝图源于英印时期谓建立一个内湖、两个同心圆和三个缓冲区的印度安全战略。20世纪30年代尼赫鲁在他的《自传》中说：“我个人对于未来远景的看法是这样：我认为将来会建立一个联邦，其中包括中国和印度、缅甸和锡金、阿富汗和其它国家”。40年代他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进一步阐述这一思想时，发现了“印度的新概念” [ 注：转引自四川大学《南亚研究》季刊，王士录：《尼赫鲁的霸权思想》。 ] ，而这个“新概念”包括了东南亚地区。由此看来，尼赫鲁大印度帝国的构想在英印时期所谓印度安全战略的基础上还有所发展，竟然将东南亚地区也包括在它的势力范围之内。
　　 印度独立后，尼赫鲁领导的印度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早已确定的大印度帝国的设想。具体实施步骤是首先统一南亚次大陆，稳住后院，然后再全部占领北部山地的有利地形和通向亚洲腹地的战略通道，与此同时，逐步发展海上力量，经略印度洋，最终建成从陆地到海上将东南亚到中东地区联结在一起的统一的大印度帝国。然而，印度由于缺少英国那样的实力，便通过积极参与世界性事务来提高国际地位，进而谋求世界性大国作为国家战略重点。为此，印度树起了“不结盟”的旗帜，以在两大阵营之间谋求最大利益；在南亚地区，通过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尽快树立区域性大国形象，完全取代英国在南亚地区的地位与作用。
　　 为能尽快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真正成为“亚洲各部分的中心”，并建成大印度帝国，尼赫鲁政府全然不顾国家面临的百废待兴的困难局面，热衷于运用军事和外交手段扩大势力范围，强行将国家安全边疆拓展到理想位置。为此，印度调动主要军事力量，力图用军事手段解决与巴基斯坦的矛盾；胁迫不丹、尼泊尔订立屈辱性条约，从而使印度全面取得了当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在不丹、尼泊尔的权益；派出武装力量进驻锡金王国等等。印度独立之初对周边国家所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战略行动，充分说明印度政府决心全面推行英印时期的对外政策，对它认为利益攸关的地区施加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够影响亚洲及印度洋地区形势的“中心”，并在印度认为理想的位置构建安全战略边疆。
　　 尼赫鲁政府全面继承了英印殖民政府对中国的政略，从扩张主义的立场出发，顽固地推行把西藏变为缓冲国的政策。尼赫鲁政府认为，“无论过去和现在，在南亚居主宰地位的国家无不从战略上考虑把地处世界屋脊的西藏视为极端重要的地区”，“谁统治了这个地区（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地）谁就取得了对于敌手确定无疑的优势”。出于这种地缘政治的战略分析，印度认为“实行把西藏变为缓冲区的政策不仅为地缘政治学规定而且是保持印度安全的最经济办法” [ 注：印度《战略分析》1988年7月号，达瓦·诺希《中国对西藏和喜马拉雅地区的战略思想》。 ] 。加之英印殖民时期印度曾经用武力夺取了在西藏的若干特权，事实上取得了在西藏的军事存在权，使印度与西藏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关系。尼赫鲁总理曾经表述这种关系，他说早已习惯印度“在西藏世袭权利”，“到西藏就如同在自己国内” [ 注：印度前外交秘书，V·朗格尔：《印度防务与对外政策》第57页。 ] 。尼赫鲁总理已经把西藏看作是印度的世袭领地。从军事战略方面考虑，对于印度来说，只有将它的军队驻扎在喜马拉雅山顶时才能确保它的防务。基于这种分析判断，印度政府认为只有在继承的基础上尽快扩大英印殖民时期在西藏夺取的特殊权利，才能够使印度获得最大的战略利益。这是印度对华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和立足点。印度独立后直到整个50年代，总的对华战略思想是在“不结盟”的旗帜下，在发展与中国友好关系的同时，又要完整保持和扩大当年英国在西藏的战略利益，谋求在中国与印度之间的藏族聚居区形成一个以文化、宗教为纽带的政治实体，把西藏变成印度影响和控制下的中印间的缓冲国，使世界两个人口大国脱离直接接触。在战略指导上，强调谨慎从事，注重运用渗透手段，采取试探性前进政策和逐步扩大的方法，力求在中国未完全有效地控制边境地区以前抢占更多的领土，夺取和全面控制南亚地区通向亚洲腹地的战略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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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13:57
二、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新疆、进驻南疆边防，控制中印边界西段（新疆段）传统习惯线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于23日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华东、中南、西南、西北迅猛挺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通过扶郿、兰州、宁夏等战役，歼灭了西北地区的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主力，至9月下旬解放陕、甘宁、青四省大部，兵临玉门关，直逼新疆，国民党在新疆驻军7万余人孤悬关外。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分别于1949年9月25日、26日通电率部起义。陶峙岳、包尔汉宣布起义后，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的疯狂反抗与破坏。在新疆境内残留的帝国主义分子以及民族分裂主义者，也乘机猖狂活动，竭力破坏和平解放，400万各族人民渴望人民解放军早日进疆。
　　 早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就把解放新疆的任务交给了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王震司令员。9月10日，毛泽东主席电示彭德怀，“集中注意力，争取于11月初、中旬，由玉门向新疆进军。”9月28日，第一野战军前委发出进军新疆的命令：第六军进驻北疆，第二军进驻南疆；第一兵团司令部、第二军及战车团于10月20日以前，第六军于11月1日以前完成出发准备。
　　 进军新疆，路途遥远，交通险阻。从酒泉至乌鲁木齐1253公里，酒泉至喀什2547公里。为解决交通运输困难，苏联支援运输机40架，以加速从酒泉向乌鲁木齐的兵员输送。11月6日，第一兵团指挥部乘机由酒泉飞抵乌鲁木齐。
　　 第二、第六军和兵团直属部队，根据兵团党委“不怕一切牺牲，不怕一切困难，奋勇前进，把五星红旗插上帕米尔高原”的号召，从1949年10月12日开始，西出玉门，穿星星峡，沿天山南北疾进，开始了向新疆的大进军。
　　 第六军（含第十六师、十七师及军直部队，第十八师留守西安）在军长罗元发、政委张贤约率领下，先后以空运、车运、徒步等方式进军北疆各地。11月5日，先遣营乘飞机抵达乌鲁木齐；12月7日，人民解放军与三区民族军 [ 注：三区民族军：即1944年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革命后建立的革命武装。1944年9月2日，三区革命爆发，11月15日建立临时革命政府，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统治。1945年4月8日，建立革命武装民族军。到同年9月，北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全部为民族军解放。抗战胜利后，三区革命政府代表曾一度参加国民政府新疆联合政府。同年8月，邓力群以中共中央联络员身份到伊宁，三区革命直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陶峙岳起义部队在乌鲁木齐会师。同日，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
　　 同年10月12日，第二军在军长郭鹏、政委王恩茂率领下开始了向祖国西部边疆——南疆挺进。12日，军指挥部由酒泉乘车出发；13日，第四师第十二团与兵团战车团进抵哈密；14日，第四、第五师主力及军指挥部相继到达。23日，第四师部队解放南疆重镇焉耆，26日继续向前挺进，于11月20至26日分别进驻巴楚（第十二团第三营），伽师（第十二团团部及第一营）、岳普湖（第十二团第二营）、喀什（师部及第十团、第十一团）等地。30日，第十一团进驻莎车。军直于12月1日进驻喀什。第五师主力于11月间先后抵达焉耆后，即陆续前进，师直及第十四团于11月29日进驻阿克苏、温宿，第十五团于12月23日进驻和田，第十三团随后于翌年1月底进驻库车。第六师主力在玉门至安西一带过冬，于1950年3月底全部进驻焉耆（师部及第十六团、第十七团）、库尔勒（第十八团大部）、轮台（第十八团第二营）等地。第六师骑兵团于1950年1月6日由敦煌进驻若羌。第五师独立团于3月3日进驻且末，第五师另一个独立团进驻阿勒泰。第二军工兵团进驻博乐，军教导团、炮兵团于1950年3月下旬至4月中旬陆续到达喀什。第四师第十一团一部于3月进驻中巴、中印之隘口巴扎大拉；第五师第十五团一部进驻通往印度之要点赛图拉。
　　 进军新疆是一场艰苦的战略行动。沿途要经过渺无人烟的戈壁荒原，翻越高耸入云的雪山峻岭，穿过“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所遇到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为表彰第十五团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胜利进军，彭德怀、习仲勋通电嘉勉，称他们“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进军纪录”。第一兵团约6万人，历时半年之久，行程3000余公里，圆满地完成了进军新疆的任务。其中，主力部队则在两个多月内，先后解放南北疆各重要城镇，平息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多处叛乱，控制了全疆形势。向新疆的胜利进军，标志着历代剥削阶级在新疆的反动统治的彻底覆灭。从此，生活在165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400万各族人民，开始了当家作主、团结协力建设新疆的新生活。
　　 南疆地区位于祖国最西部，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六国接壤，边界线全长3061公里。
　　 南疆军区所辖中印边界包括新疆和田地区和西藏阿里地区与印度接壤的边界，即中印边界西、中段，全长1050公里。中印中段边界全在西藏阿里境内，长约450公里。中印西段边界是指中国与印度控制区的拉达克接壤的边界，长约600公里，地跨新疆、西藏两自治区。其中，自喀喇昆仑山口至空喀山口为新疆段，长约200公里；自空喀山口至西藏阿里与印度喜马偕尔邦和克什米尔交界处的6795高地，为西藏阿里段，长约450公里。
　　 自中国清朝开始，喀喇昆仑山便成了中印两国之间的传统习惯线。在这条传统习惯线北部和东部的广大地区历来属中国政府管辖，这一点从中国出版的大量地图、行政管辖和其他历史史实中都可得到确实证明。
　　 1782年（乾隆47年）《钦定皇舆西域图志》载：“是于田固在南山之北，葱岭之东，南道所经之国，证以今时形势，确无可疑。”从这个“图志”中的舆图来看，“南山”即今之喀喇昆仑山。1809年（嘉庆14年）《西陲总结事略》和1821年（道光元年）《钦定新疆识略》的和田图，都将和田南界画在喀拉喀什河的源头喀喇昆仑山脉。
　　 1892年（光绪18年）新疆一个主簿官李源■奉命勘察了南疆边界。他在同年《议中外界限并地名异同上总理衙门》一文中写道：“界线似应在昌器利满 [ 注：即昌格隆格巴尔马拉山口 ] 、卡拉胡鲁木 [ 注：即喀喇昆仑山口 ] 、星峡、红孜纳甫 [ 注：即红其拉甫 ] 、明铁盖、克里克阿格吉隆各达坂最高顶上，以固边圉，而断葛藤。盖各达坂均系葱岭正干，水分南北，山行东西，固南疆屏障，而以莎车、和田第一门户。以山梁定界，则葱岭中外各得其平，真天然界线也。”而这里的葱岭是指喀喇昆仑山。
　　 1911年（宣统3年），新疆巡抚袁大化等纂校的《新疆图志》载，界线“又东南卡拉胡鲁木达坂，又东南为昌器利满达坂，皆通条拜提（即拉达克）路。……此中外天然界线，即当今老界也。”
　　 1914年（民国3年）6月21日，新疆民政厅长杨增新的“行政公署令第242号”说：“查喀喇胡鲁木即英俄各国内之喀喇阔隆（即喀喇昆仑）为中英连界之地，山北系新疆叶城、皮山所属地段，在我国土以内。” [ 注：以上材料均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第一亚洲司《我外交部1959年12月26日给印度驻华大使馆的照会中所引资料的注释》。 ]
　　 以喀喇昆仑山为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这在世界上也是得到公认的。1870年，著名测量者海华德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杂志第40卷的论文中，明确说明中印边界是沿着喀喇昆仑的主干到羌臣摩各山口的。1958年版的俄文世界地图也载明中印边界的国界线就在喀喇昆仑山。
　　 自古以来，尤其自清朝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沿传统习惯线在叶尔羌、和田南境设卡布防，进行管理。
　　 1759--1762年（乾隆24--27年），清朝就在叶尔羌（莎车）及和田地区建立了边防。从乾隆年间设防至道光年间，清政府先后在叶尔羌及和田设卡伦20个。据1782年（乾隆47年）《钦定皇舆西域图志》载，叶尔羌设卡伦7个。据1809年（嘉庆14年）《西陲总统事略》载，除叶尔羌仍设7个卡伦外，和田设有12个卡伦。据1821年（道光元年）《钦定新疆识略》载，除原有卡伦保留外，和田增设1卡伦。
　　 1826年（道光6年）至1877年（光绪3年），张格尔和阿古柏先后窃据南疆，原设卡伦不复存在。1877年左宗棠收复南疆后，清朝政府另行设卡：赛图拉卡、苏盖提卡、桑株卡和达摩卡、克里阳卡和麻扎达拉卡等。
　　 中华民国时期，边防状况较前又有改善。1928年设立了赛图拉设治局。1928年成立边卡队，人数增至100人，并巡逻到康西瓦以远，在卡拉胡鲁木山口修筑堡垒。1933--1937年，守卡兵力增至200人。1937年10月至1942年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边卡部队是1个团，辖3个骑兵连，赛图拉卡、康西瓦卡、苏盖提卡、哈拉赛卡各有1个排（30--40人）设防并沿边巡逻，以上各卡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其中康西瓦卡的巡逻路线是经阿吉栏杆--奇台大坂--泉水沟--阿克赛钦--甜水海--以特洛德--多旦库里，然后从甜水海直接返回。1938--1943年，在和田地区设有边务办事处，并派办事人员前往赛图拉、康西瓦边卡，协助边卡处理边界事务，主要任务是派遣人员了解国外情况。该办事处在明立克下、阿吉栏干、阿克赛钦、林济塘设有隐蔽粮草站。解放前，国民党驻南疆赵锡光部曾派巡逻队，从康西瓦出发穿越阿克赛钦一直前出到熊彩大雪山返回。
　　 人民解放军进驻南疆后，第二军即于1950年以第四师、第五师、第五军第十三师（第二军就近指挥）各一部，接管中印、中巴、中阿、中苏边防。在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新疆段，以第五师第十五团1个加强连进驻赛图拉设立指挥所，以部分兵力驻防黑黑孜江干、三十里营房、康西瓦，以第四师第十一团1个连进驻麻扎达拉。翌年（1951年），控制神仙湾（即喀喇昆仑山口）、天文点一线边防。同时，不定期地派出边防分队在阿克赛钦、甜水海，一直到空喀山口进行巡逻。8月，以第四师骑兵侦察连接管蒲犁、塔什库尔干各卡防务，并控制红其拉甫山口。在接收边防、整编国民党3个边卡大队过程中，平息了两起伪边防军的武装叛逃事件。1952年3月，为统一边卡防务，第二军教导团奉命组建边卡营，接替第四、第五师部队防守上述各点。该营以蒲犁、赛图拉两点为中心，加强了一线防务力量。为加强西段边防，1955年南疆军区奉命组建公安边防第四十九团。该团于1957年6月13日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疆军区公安边防团；1959年4月改称为新疆军区骑兵
　　 第六团；1961年又改编为新疆军区步兵第二团。1962年1月11日，为适应边防斗争形势的需要，步兵第二团分编为步兵第二、第三团，第二团全力防守西段（新疆段），第三团驻守塔什库尔干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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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13:58
三、印度政府干涉中国和平解放西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进驻边防要地，控制中印边界西段（西藏阿里段）、中段传统习惯线
　　 1949年，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人民解放军乘胜向西南挺进。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根据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和国际形势，为解放西藏人民，巩固西藏边防，适时作出解放西藏的战略决策，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经营西藏。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西藏的两种势力、两种命运之间的斗争也日趋激烈。帝国主义和印度当局唆使西藏的亲帝分子进行了种种“独立”和“反共”的丑恶表演，千方百计地阻挠西藏的解放，妄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使西藏变为印度的附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西藏亲帝分裂势力的代表人物摄政达扎·阿旺松绕 [ 注：亦译达扎或大扎，实为西藏地方摄政王。 ] ，与印度驻拉萨代表理查逊（英国人，原为英印政府驻拉萨代表）密谋后，策划了“驱汉事件”。1949年7月，达扎·阿旺松绕召集噶伦及西藏地方政府中的重要官员，商谈以“反共”为借口，将汉人驱逐出西藏。7月8日，西藏地方政府突然通知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为防止赤化，以免引来共产党里应外合，决定驻藏人员及其眷属立即准备离藏返回内地。同时，占领了国民政府的拉萨无线电台，并派兵监视国民政府驻藏机关及人员。噶厦还经印度噶伦堡电台电告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为欲防止共产党混迹西藏，特请求中央驻藏人员全体撤退，并已通知各该人员及其眷属在规定期限内，返回内地”。由帝国主义指使和印度当局策划的“驱汉事件”发生后，印度新闻社、英国一家通讯社和美国的合众社，都借此发表评论，鼓动西藏地方当局应利用这个时机完全脱离中国的控制。
　　 同年8月，美国人劳威尔·汤姆斯以“无线电评论员”的名义，带着电影摄影机、录音机、广播器等来到拉萨，自吹进行了“世界屋脊的第一次广播”。他在拉萨活动期间会见了西藏摄政、十四世达赖及其他官员、贵族。离藏时，携带了达赖致美国总统壮鲁门及国务卿艾奇逊请求美国援助的私人信件。他作为美国当局与西藏地方的联系人，了解西藏的情况后，向西藏当局献策，说共产党要进攻西藏，必然遇到路途行走的困难，“只要西藏方面组织一支有技术的游击部队，就可以阻止‘侵略者’，切断他们的补给线。”要成立这样有技术的部队，其条件有二：一是配备适当的武器，二是要有技术的训练。他说外国军队来西藏提供帮助是一向不大受欢迎的，若要美国提供军事援助，美国就可能与共产党军队发生冲突。同时对调动一支军队越过喜马拉雅山和供给这支军队都是问题，因之，美国还不能担负这个责任。经过美驻印度使馆与印度政府商议，美国答应以大批步枪、机枪及弹药运往加尔各答，然后经由大吉岭运进西藏。这是美国、印度干涉中国内政，煽动西藏地方当局反对中国统一的例证。对此，9月2日新华社发表《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表明了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社论指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这是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定不移的方针。” [ 注：《人民日报》1949年9月3日。 ]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云南、贵州、四川和西康等西南各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礼炮声中相继获得解放，西藏成了中国大陆最后一个尚未解放的地区。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后认为，虽然由于历史和文化、宗教方面的原因，西藏问题比较复杂，但新中国成立后已得到印度、英国等国家的承认，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而西藏人民和爱国人士又渴望早日解放西藏，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尽早解决西藏问题。
　　 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主席致电彭德怀，“经营西藏问题，请你提到西北局会议上讨论一下。”“就现在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负第二位的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同时指出：“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到川康平定之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毛泽东在电报中责成西北局对经营西藏立即“作出计划” [ 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152页。 ] 。
　　 12月30日，彭德怀致电党中央并毛泽东主席，提出由西北入藏困难甚大，由西南入藏为宜的建议。彭德怀在电报中详细地报告了由新疆、青海入藏的道路和气候情况，提出“由青海、新疆入藏困难甚大，难以克服。由打箭炉（今康定）分两路，一路经理塘、科麦，一路经甘孜、昌都，两路入藏，较青新两路为易。如入藏任务归西北，须在和田、于田、玉树屯兵囤粮，修筑道路，完成入藏准备，需要两年，且由南疆入后藏，及由大河坝入前藏，两路每年只有四个月（即五月中旬至九月）可通行，其余八个月，因大雪封山不能行动。” [ 注：《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
　　 12月31日，毛泽东主席发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指示，为了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和国家的统一，党中央从西藏的历史、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实际出发，决定对西藏问题采取军事进攻和政治争取同时进行的方针，争取西藏和平解放。这样有利于揭露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阴谋，有利于消除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民族隔阂，符合广大藏族人民和爱国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愿望。
　　 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主席十分关心西藏的解放，1950年1月2日从莫斯科致电党中央及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和贺龙，对进军西藏问题进行了新的部署，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毛泽东主席在电报中强调指出：“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 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208--209页。 ] ，要求西南局确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还对西南局组织进军西藏的各项准备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
　　 中共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并于1950年1月7日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拟定第十八军担任入藏任务，并建议该军军长张国华为统一领导的核心。1月10日，毛泽东在莫斯科致电党中央同意第二野战军进军西藏的计划，由第十八军担负进军西藏的任务。毛泽东在电报中明确指出“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这个领导机关应迅即确定，责成他们负责筹划一切，并定出实行计划，交西南局及中央批准”。毛泽东在电报中明确指出进藏部队“务希于五月中旬以前占领康藏交界一带” [ 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226页。 ] 。中共西南局及第二野战军，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紧张而有秩序地展开了各项准备工作。1月15日，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在重庆向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及师的主管干部传达中共中央关于进军西藏的指示，布置进藏工作。刘伯承司令员指出，毛主席命令今年进军西藏，是因为现在国际斗争形势有利，要迅速向西藏进军。进藏部队应勇敢担当此一光荣任务。邓小平政委指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一定数量之军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从历史上看，对藏多次用兵未解决问题；而解决者，亦多靠政治。军事、政治协同解决，还必须解决补给之公路。并强调指出，政策问题极为重要，原则是民族自治，团结达赖、班禅两派。“到西藏去，就是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政策就是生命。”邓小平政委对进军西藏的指示，后来被归纳为著名的“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进藏工作方针。第十八军与会的军、师领导代表全军愉快地接受了进藏任务。1月18日，刘伯承、邓小平向中共中央报告进藏工作计划及西藏工委组成名单，建议西藏工委由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副政委王其梅、副军长昌炳桂、参谋长陈明义、政治部主任刘振国和藏族干部政协代表天宝等7人组成，张国华任书记，谭冠三任副书记。刘、邓在电报中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自康、滇、青、新四省对西藏多路向心进兵的建议。” [ 注：《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第3页。 ]
　　 1950年1月24日，党中央同意刘伯承、邓小平关于进军西藏应采取“多路向心进兵”的建议，并指出，刘、邓提出的由康、滇、青、新四省对西藏“多路向心进兵”的建议，望西北局和王震立即讨论并提出意见；同意西南局上报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并请西北局考虑是否还有其他人可以加入该委员会；此外，还“应有一支兵由云南至察隅，此点请刘、邓在陈赓占领云南后由陈赓计划并部署”。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决定，第十八军在第十四军第四十二师第一二六团的配合下，担负进军西藏的任务。为配合第十八军行动，西北局和西北军区决定，由第一、第二军组成骑兵支队和独立骑兵师分别从青海和新疆进军西藏。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定进军西藏、完成中国大陆统一时，印度驻拉萨代表理查逊竭力唆使西藏当局进行军事部署，企图抵制解放军进军西藏。理查逊派遣其驻拉萨的电台工作人员英国人福特，携带收发报机和大批汽油前往昌都，建立电台，收集军事情报。福特还在青海、西康交界处设立分台。他的电台同拉萨、日喀则、江孜、亚东以及噶大克的英国电台联络。此外，他还经常与在美国、英国和日本的“朋友们”（包括汤姆斯）保持密切联系。印度眼见西藏的解放已势在必行，却仍抱着“缓冲国”的幻想不放，企图煽动西藏独立，使西藏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夹在印度与中国之间起缓冲作用。为此，由印度驻拉萨代表理查逊出面煽动西藏噶厦政府“不能坐喊西藏独立，应向联合国致信呼吁”。噶厦政府在理查逊怂恿支持下，以为有印度政府作为后台，便立即草拟了“西藏独立”的文稿，经理查逊修改并译成英文。
　　 为加快分裂活动的步伐，达扎与美国特务劳威尔·托马斯同印度驻拉萨代表理查逊等密商后，于1950年1月成立了非法的“亲善使团”，妄图以独立国家的名义，赴美、英、印、尼泊尔等四国活动，谋求国际支持，以造成西藏独立的既成事实。同时准备派一“使团”到北京表明西藏“独立”。英国及美国的通讯社向外宣布了这一消息。
　　 对中外反动势力的分裂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于1月20日发表谈话，阐明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统一的严正立场。谈话指出，西藏地方政府如果派代表来北京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这样的代表将受到接待。如果拉萨当局背叛祖国，向外国派出“亲善使团”表明“独立”，中央人民政府将不能容忍。任何接待“亲善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该阴谋活动遂告破产。
　　 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西藏人民和各界人士，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西藏地方当局的种种分裂祖国的罪恶活动，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并渴望西藏早日得到解放。1950年1月31日，班禅堪布会议厅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希望早日解放西藏。电报揭露了西藏地方当局以“亲善使团”名义赴英、美、印等国活动，企图勾结帝国主义，反抗人民政府，以达到其脱离祖国、出卖西藏的阴谋。电报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为全世界所公认，全藏人民亦自认为中华民族之一。今拉萨当局此种举动，实为破坏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违背西藏人民意志。谨代表西藏人民恭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解放西藏人民” [ 注：《西藏自治区概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4页。 ] 。2月底，西康省藏族爱国知名人士格达活佛、夏克刀登、却达多吉等派出代表到达北京，晋见朱德总司令，表示藏胞渴望解放，愿尽一切人力、物力，支援人民解放军，完成解放西藏的任务。
　　 第十八军受领进军西藏任务后，立即进行了政治思想动员和各项准备工作。由于这次是向高原严寒、交通不便、物产不丰、路途遥远、情况不明、以藏族为主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军，没有详细地图，为查明情况，以便为主力出动做好准备，1月27日，军决定成立以第五十二师副师长陈子植任司令员、军敌工部长陈竞波任政治委员、军作战处处长薛和任参谋长的先遣支队，率军侦察营、工兵营先行进至西康北部重镇甘孜开展工作。先遣支队于2月3日自四川省乐山出发，12日进抵雅安，为匪患所阻，奉命停止前进，就地对康藏地区情况进行调查研究。3月4日，第十八军在乐山召开了庆功誓师大会，表彰了渡江作战以来的特等和一等功臣138名，并誓师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巩固国防。大会一致庄严宣誓：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3月14日，军决定组成由军副政委王其梅、第二参谋长李觉率领的军前进指挥所，指挥第五十二、第五十三两师先遣支队进抵金沙江边，为主力进军做准备。军前指及由第五十二师师长吴忠、西藏工委委员天宝率领的北路（即五十二师）先遣支队——步兵第一五四团，于3月29日自乐山出发，军前指于4月24日抵康定，第五十二师先遣支队于4月28日到达甘孜，并以第一五四团第二营于5月16日进抵金沙江边的邓柯县城。军前指途经雅安时，军先遣机关并入前指，侦察营、工兵营投入雅安--甘孜段公路修复工程。由第五十三师副政委苗丕一率领该师（亦称南路）先遣支队——步兵第一五七团，于4月1日由四川省名山县出发，6日抵雅安后，由于补给困难，即奉命参加雅安至甘孜段公路的修复工程。公路修复过康定后，苗丕一率第一五七团第一营先行于7月9日自康定出发，8月2日抵巴塘。第一五七团主力于沿途设立兵站、囤积粮食后，于9月29日方进到巴塘。军前指指挥南北两路先遣支队进入康藏高原向金沙江边挺进，取得了在高寒地区行军、宿营、补给以及开展民族工作的宝贵经验，并了解、熟悉了康藏地形、道路、气候、藏军布防等情况，为进军并和平解放西藏初步奠定了基础。雅安至甘孜公路于8月26日修复通车后，军长张国华率军机关大部乘汽车于8月28日自四川省新津县城出发，9月5日抵甘孜，军前指即合入军机关。为渡过金沙江，进军西藏，首先解放西藏东部重镇昌都，部队展开了紧张的组织准备工作。
　　 由云南方向进军西藏的第十四军第四十二师第一二六团及第一二五团1个营组成入藏纵队，4月初在丽江完成集结后开始进藏，7月上旬进驻云南德钦，并于10月6日到达门工东北一带，配合第十八军行动。
　　 为配合西南主力部队进藏，西北野战军决定由第一军组建骑兵支队进驻青海玉树。由孙巩为支队长、冀春光为政委的骑兵支队600余人，于6月18日从青海西宁出发，行程900公里，7月24日抵达玉树地区。
　　 新疆军区决定由第二军组建独立骑兵师，进军阿里。1950年6月13日，独立骑兵师在于田组建成立，由何家产任师长兼政委，全力投入进军阿里的各项准备。
　　 人民解放军各路进藏部队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从1950年7月开始先后由驻地向西藏开进。独立骑兵师决定由第一团第一连担负先遣任务，首先进入阿里，侦察情况，宣传群众，争取上层，为后续部队进藏开辟道路。先遣连包括汉、回、藏、蒙古、锡伯、维吾尔和哈萨克7个民族，由团保卫股长李狄三率领。8月1日，骑兵师在于田普鲁山村召开“进军西藏誓师大会”。王震到会勉励先遣分队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把胜利红旗插上西藏高原。会后，先遣连135人奉命出征。
　　 莽莽昆仑，渺无人烟。先遣连凭着一张新疆地形略图和一只旧指北针摸索进军。他们穿越被生物学家称为“生命的禁区”的昆仑山，翻过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的冰峰，战胜高山反应、雪盲以及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于8月15日抵达藏北阿水泉。8月29日，先遣连进驻改则县西北的扎麻芒保。
　　 先遣连在扎麻芒保的驻地海拔4517米，气温在摄氏零下40度，冻土层达1.5米。全连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活，并开展侦察工作和群众工作。粮食告罄，他们牢记毛泽东主席关于“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组织狩猎，以清水煮兽肉为食。衣服穿烂，鞋底磨穿，便削骨（羊角）为针，用兽皮制成“皮衣”、“皮鞋”御寒。10月7日，阿里噶本（相当专员）派其秘书和管家赴廷空与先遣连“指挥”李狄三会谈，双方达成5条协议。之后，噶本政府留下其管家扎西才旺常驻廷空，与部队保持联系，进行友好合作。从此，先遣连在阿里站住了脚。当时藏军主力位于藏东地区，先遣连进军阿里，出现于藏军主力后方，从战略上配合了后来的昌都战役。
　　 西藏地方当局为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积极备战。从外国运进大批军人和美国电台，用印度教官训练各地的藏军，至1950年上半年，印度交付藏方的枪支可装备1万多人。噶厦加强藏军司令部，执行扩充“政教护卫军”的计划，将原有的14个代本（每个代本约500余人）扩编为17个代本，并将7个代本全部和2个代本一部计4300余名藏军，以及3500余名民兵配置在昌都和金沙江西岸地区，企图阻止解放军从西康、青海和滇西北进藏。
　　 为了和平解放西藏问题，中央人民政府同意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格达活佛前往拉萨，劝说达赖喇嘛改变错误立场，执行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7月10日，格达活佛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谈代表的身分从甘孜白利寺出发前往拉萨劝和，7月24日抵达昌都，但在昌都遭到西藏地方当局的软禁。不久，格达活佛被害身亡，其随员被押送拉萨。格达活佛被害，进一步暴露了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也说明了受帝国主义控制的西藏地方政府企图以武力阻止西藏和平解放。这样，一场军事较量就不可避免了。
　　 为了以打促谈，毛泽东主席8月23日电告西南局，同意西南局所报将藏军压缩在昌都聚而歼之的作战计划，并指出：“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西藏问题可“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 [ 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槁》第一册，第475页。 ] 西南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对昌都战役的组织实施认真细致地进行准备。昌都战役于10月6日发起，北线部队兵分三路，右路为第五十二师一部，从邓柯渡过金沙江，经青海省玉树以南的巴塘，会同青海骑兵支队（归第五十二师指挥）急速南下向昌都以西地区迂回，17日攻占类乌齐，18日抢占恩达，切断了昌都地区藏军退路；左路为第十八军侦察营、工兵营，从岗托突破藏军金沙江防御，由正面向昌都攻击前进；中路为第五十二师主力，从邓柯渡江，在国德、小乌拉各歼藏军一部后直推昌都左侧，19日解放昌都。南线为第五十三师一部从巴安（今巴塘）强渡金沙江，歼藏军一部，直逼宁静，据守该地的藏军第九代本宣布起义；自云南出击的第十四军第四十二师一部，接连攻占门工、碧土、盐井，歼藏军一部，其余藏军和民兵纷纷缴械。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新任昌都总督阿沛·阿旺晋美，18日率部撤离昌都，20日在竹各寺（位昌都西南）派人与解放军取得联系，21日下令2700余名藏军放下武器。10月24日昌都战役结束。昌都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帝国主义、扩张主义和西藏地方当局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的阴谋，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影响，促进了西藏爱国力量的发展，为和平解放西藏奠定了基础。
　　 在10月21日，昌都战役正在进行时，印度政府就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昌都地区的军事行动一事致中国政府备忘录，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备忘录称：“假如因为中国在西藏的军事行动而使反对中国参加联合国的国家获有机会来歪曲中国的和平目的，那么中国的地位将会因此而削弱”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一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166页。 ] 。10月28日印度照会中国政府：“中国军队之侵入西藏，不得不被认为是可悲叹的”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一集，第167页。 ] 。印度政府企图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为筹码，要挟中国停止在昌都地区的军事行动，放手让西藏上层中的反动分子大搞分裂活动。对印度政府的备忘录和照会，中国政府于10月30日在答复中给予了严厉驳斥，并郑重声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一个内政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解放西藏人民，保卫中国边疆；这是中央人民政府的既定方针”。“西藏问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是两个完全没有关联的问题，如果那些对中国不友好的国家企图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其领土西藏行使主权一事作为借口，进行威胁，以阻碍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组织，那只是再一次表示这些国家对中国不友好和敌对的态度而已。”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一集，第164--165页。 ]
　　 11月1日，印度政府就西藏问题再次照会中国政府，照会说：“印度政府不得不认为中国政府对于西藏尽早采取的军事行动已经大大地增加了世界的紧张形势和导向大战的趋势”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一集，第180页。 ] ，并在照会中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保留印度在西藏的特权利益。由此可以看出，印度政府对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行使主权一事，接二连三地照会中国政府，进行威胁，其目的就是要西藏脱离中国，最终使西藏成为中印之间的“缓冲国”。
　　 昌都战役胜利后，西藏爱国力量得到发展，顽固势力受到抑制。1950年11月9日，阿沛·阿旺晋美等40名在昌都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联名致信达赖喇嘛，以亲身经历，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并积极建议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代表同中央人民政府就西藏和平解放进行谈判。1951年2月12日，已经亲政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在亚东作出最后决定，委派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以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为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赴京谈判。西藏和谈代表团分两路赴京，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等3人经重庆、西安，于4月22日到达北京；凯墨·索安旺堆和土丹旦达2人于3月8日由亚东出发，经印度、香港，于4月26日到达北京。
　　 西藏和谈代表团抵达北京后，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及首都各界数千人到车站欢迎。4月28日晚，周恩来总理、李济深副主席、陈云、黄炎培副总理等宴请西藏和谈代表。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还先后接见代表团，向他们耐心宣传、解释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强调搞好团结。
　　 中央人民政府指派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全权代表，李维汉为首席代表，于4月29日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举行谈判。经过六轮正式会谈，通过认真、充分的协商，谈判于5月21日结束，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协议共17条，主要的内容是：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力；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协商的方法解决之；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友好相处时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不变；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等。协议正确地回答了西藏历史发展所提出的问题，完全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也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在北京勤政殿庄严地举行了签字仪式。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的和平解放。
　　 十七条协议签定的当天下午，毛泽东主席在听取和平谈判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的汇报时，高兴地指出：“好哇，办了一件大事，这是一个胜利。但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要靠我们的努力” [ 注：《当代中国的西藏》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页。 ] 。毛泽东向张国华详细询问了进藏部队的情况，要求部队很快进军拉萨，为全部实现十七条协议而努力。毛泽东指示：“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 [ 注：《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第26页。 ] 。5月25日，毛泽东主席发布进军训令：“此次进军系在和平协议下的战备进军，各部万勿以和平协议已成而松懈战斗意志与战斗准备。协议虽然签字，但尚未付诸实施，同时帝国主义必会用各种阴谋手段来破坏我们和平解放西藏的实现。因此应提高警惕性，随时都有应付意外情况的充分准备，同时必须加强部队的政策纪律教育，以保证解放西藏巩固国防任务的圆满实现” [ 注：《当代中国的西藏》第171页。 ] 。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分别由西康、云南、新疆、青海四路向西藏挺进。6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西南局关于吸收西北三位同志参加中共西藏工委的方案，以加强西藏工委的统一领导。调整后的西藏工委的成员为：张国华、谭冠三、王其梅、昌炳桂、陈明义、李觉、刘振国、平措旺阶、范明、慕生忠、牙含章，张国华任书记，谭冠三、范明为副书记。1952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留藏工作，兼任西藏工委第一书记，以张国华、谭冠三、范明分任第一、第二、第三副书记。
　　 第十八军自1951年7月开始，从昌都、甘孜向拉萨等地实施梯次进军。7月25日，由军副政委王其梅率领的先遣支队500人，从昌都出发，经边坝、嘉黎、太昭，途中翻越终年积雪、海拔6300米的丹达山，于9月9日抵达拉萨。第十八军入藏部队主力在张国华、谭冠三率领下，分成两个梯队西进。张国华、谭冠三率第一梯队之军直一部于7月1日从甘孜启程，经昌都、丁青，与先期由洛隆、边坝地区出发，经嘉黎、太昭到达墨竹工卡作为第一梯队另一部的第一五四团会合后，继续向拉萨进发。由第五十二师副师长陈子植、副政委阴法唐率领的师直、第一五五团和军炮兵营为第二梯队，10月21日由昌都出发，经边坝、沙丁、嘉黎于11月7日到达大昭。第一梯队于10月26日抵达拉萨，并举行了入城式，受到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两万多僧俗群众的盛大欢迎。
　　 由青海省进藏的第十八军独立支队（其前身是西北西藏工委及其警卫营）1000余人，在支队长范明（原西北西藏工委书记）、支队政委慕生忠率领下，于8月22日从青海省的香日德出发，横渡通天河，翻越海拔5000米的唐古拉山，经聂荣、藏北重镇那曲于11月27日到达拉萨。
　　 从云南进藏的第十四军第四十二师第一二六团第一营和团直一部（编为3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和1个工作队共约600人，8月24日从门工出发，在“一日四季”的恶劣天气里，渡过怒江，翻越日秀拉等雪山险隘，跨过藤桥溜索，闯过瘴病险区，30日抵竹瓦根，留下主力修筑竹瓦根至察隅的道路（当年底修好），团长高建兴率先遣队（70余人）继续前进，于10月1日进至察隅，该团一部10日抵达科麦，25日进驻沙马。
　　 由新疆进军西藏的部队继续向阿里进军。1951年5月6日，独立骑兵师组成先遣支队进军阿里。该支队由第二团1个加强连和师侦察队约400人组成，由副团长安志明率领，从于田出发，沿先遣连的路线进军。先遣支队于5月28日到达扎麻芒保，与先遣连胜利会师。此时，先遣连有59名干部、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被誉为“阿里雄鹰”的李狄三因长期重病，在见到后续部队指挥员并交出了两本进藏工作日记本后，溘然长逝。6月6日，两支队伍在扎麻芒保召开“继续进军西藏誓师大会”。次日即向阿里首府噶尔（噶大克）进军。6月29日抵普兰宗（今普兰县），7月27日到达噶尔。同年夏，乌斯满部残匪由新疆且末窜入藏北。7月26日，独立骑兵师又派一个加强连在第二团营长贺景福率领下进藏追剿，剿灭叛匪后，进驻日土宗。从此，西藏阿里高原3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升起了五星红旗。
　　 1951年1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一行、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同由西南、西北进藏的部队在拉萨举行会师大会，庆祝西藏和平解放。
　　 第十八军进藏部队到达拉萨后，根据西南军区的指示，第一五四团主力（欠第三营留驻拉萨）继续前进，于1951年11月15日进驻江孜（团直率第二营）、日喀则（第一营），该团主力并于1952年7月15日进驻亚东；第一五五团第一营于1952年7月23日进驻山南地区隆子宗。人民解放军胜利进驻西藏边防要地，把红旗插到了喜马拉雅山，完成了祖国大陆的统一。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对西藏行使主权，人民解放军和西藏各族人民共同担负起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光荣任务。
　　 在阿里防区，独立骑兵师进藏部队于1951年8月组建力阿里骑兵支队，其任务是经营阿里、巩固边防。阿里支队当时辖4个连，支队部率两个连驻噶大克，普兰宗、日土宗各驻1个连，先后向定哈里普山口、达马山口、科甲、新张等地派出5-10人的分队守卫边卡。后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于1952至1956年，相继在普兰、强拉山口、乌热、什布奇、扎西岗、新张、地拉、那卡、斯潘古尔建卡设防。各边卡分队以多种方式巡逻，控制着中印边境西、中段边防，保卫边境地区的安全，从此，使过去有边无防的阿里地区有了边防。
　　 为了有效地保卫和建设边防，根据总部指示，自1955年开始，由南疆军区负责，组织阿里分工委，阿里支队和各防区边防部队，对西、中段边界进行全面调查，以掌握西、中段边界传统习惯线的位置、走向、由来和发展变化；搜集有关边界问题的资料；熟悉各边境辖区的兵要地志。经过3年多的艰辛劳动，近百名调查队员几乎踏遍了边界地区的山山水水，研阅了大量的档案和文史资料，走访了当地群众，基本上掌握了西、中段边界的史料，勘察和摸清了边界状况，明确了主要点、段的军事价值，为保卫和建设边防，争取军事、外交斗争的主动权作出了贡献。
　　 中印边防西段各站、卡，平均海拔为4000米，有的在5000米以上。许多防区高寒缺氧，生活极其困难。有些哨卡则到处是片石，战士一年要穿破3双大头鞋。被誉为“喀喇昆仑钢铁哨卡”的神仙湾海拔竟高达5380米。为加强边防建设，新疆自治区和新疆军区决心彻底解决从新疆南部至西藏阿里的交通运输问题。1956年3月，新疆军区部队和民工3000多人参加了修筑新藏公路的工程，以后逐年增加筑路劳力，到1958年8月公路全线正式通车。新藏公路自新疆叶城起，途经赛图拉、康西瓦，穿越阿克赛钦，经西藏日土宗、噶大克至普兰宗，全长1458公里，是连接南疆和阿里地区的重要纽带。它的修建对建设和保卫西部边疆有着重要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意义。
　　 面对中国恢复在西藏的主权，印度政府无可奈何，只好面对现实，但对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遗产”——“麦克马洪线”，却本能地紧紧抓住不放。为此，印度当局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时，乘新中国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和抗美援朝之机，指使其军队在中印边界东段，越过传统习惯线，占领了西藏门隅地区重镇达旺，强迫一直在那里行使行政管理权力的中国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官员撤走。在瑶瑜地区占领了扎那、西洛木河流域地区，并继续沿雅鲁藏布江向北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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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13:58
四、中国政府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重建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
　　 1947年印度摆脱了英帝国主义的统治，实现了国家独立，结束了殖民地的历史。独立后的印度，一方面由于刚从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存在着较深的矛盾，要求有一个国际和平环境来发展自己的国家。另一方面，它又继承了英帝国主义在南亚的地位和特权，甚至企图在原英印扩张的基础上寻求进一步发展。在中国西藏，印度从英国人手中全面接过了其特权利益，在拉萨设有驻藏代表，在亚东、江孜以及噶大克等地设有商业代表和贸易站，经营西藏的邮政、电报、电话，并在西藏设有12个驿站，在亚东、江孜等交通要地驻有武装部队。
　　 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发展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对印度政府采取团结与斗争相结合的方针，争取两国友好相处，但对于印度继承英帝国主义在西藏的特权和特殊地位以及干涉中国内政方面则进行了斗争。对印度在西藏所获得的特权，原则上主张坚决废除，但鉴于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在宗教及商业上的紧密联系，在具体做法上则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步骤。1952年2月，印度政府交给中国一份《关于印度在西藏利益现状》的备忘录，共开列了七项：一、驻拉萨的使团；二、驻江孜和亚东的商务代表处；三、驻噶大克的商务代表处；四、在商业市场以外地方进行商业的权利；五、在到江孜的商路上的邮政及电讯机关；六、驻江孜的军事卫兵；七、朝圣的权利。印度政府在备忘录中说这些权利“是由于惯例和协定而产生的” [ 注：《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5页。 ] 。6月14日，周恩来总理针对印度政府历次来照所提它在西藏的各种利益，向印度驻华大使提出新中国与印度在中国西藏建立关系的原则，周总理指出：“中国同印度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的现存情况，是英国过去侵略中国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痕迹，对于这一切印度政府是没有责任的。英国政府与旧中国基于不平等条约而产生的特权，现在已不复存在了。因此，新中国与新的印度政府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要通过协商重新建立起来，这是应该首先声明的一个原则” [ 注：《当代中国外交》第175页。 ] 。这一原则指明，印度政府沿袭英国政府在西藏的特权，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已不复存在。
　　 但印度政府却仍然无视中国在西藏的主权，于1953年8月向中国政府提出其驻亚东和江孜一带的武装卫队要进行换防，同时提出印度驻锡金首府甘托克的政治代表要来西藏“视察”驿站；后又就印度商队去西藏阿里地区经商所携带的无线电收发报机被中国边防检查站封存一事，提出要与中国政府进行交涉。印方提出的这些事，涉及中国主权，中国政府在陆续答复印度政府时表示，一、关于武装卫队，印度政府提出要派兵前来亚东、江孜换防一事，中国政府认为，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有关中国独立自主和领土主权完整的问题，如果印度政府提出撤回这些武装卫队，作为解决中印在中国西藏地方关系问题的一个步骤，这是中国政府所欢迎的，若为换防，中国政府不同意。二、关于视察驿站，中国政府表示，印驻锡金专员来藏应按国际惯例持护照经中国政府签证来藏，中国方面自当给予应有的礼遇。由于驿站问题尚待解决，这次来只能当作一种临时性措施，决不是旧例的沿用。三、关于印度商队无线电收发报机被封存一事，按照中国的法令，印度商队来西藏经商所自行携带的无线电收发报机本应没收，但为照顾中印两国关系，中国边防检查站将其封存，在印度商队离境时发还。9月2日，印度政府总理尼赫鲁致电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建议两国政府尽早就中印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进行谈判。10月15日，周恩来总理复信尼赫鲁总理，同意就中印两国在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并建议于12月在北京开始。
　　 1953年12月31日，印度政府派遣的代表团在北京与中国政府就中印两国在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开始谈判。谈判的第一天，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首先提出了应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两国关系的准则，并说明谈判的任务是“解决两国问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周恩来总理说：“我们相信，中印两国的关系会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象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能拿出来谈” [ 注：《当代中国外交》第176--177页。 ] 。印度方面同意以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谈判的原则。
　　 在谈判中，中方主要坚持两点：一、只谈判解决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不成熟的问题如边界问题留待以后再说，以便此次谈判容易达成协议，中印关系能够向前发展；二、印度在西藏沿袭的各种特权应该取消，但鉴于以往贸易和朝圣的惯例，凡不涉及中国主权的可以适当保留。经过4个月的谈判和协商，1954年4月29日，中印两国政府在北京签定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政府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协议书上第一次确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把它运用于解决中印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某些问题。协定中规定，中国政府在新德里、加尔各答、噶伦堡三地设立商务代理处，印度政府在亚东、江孜、噶大克设立商务代理处；指定中国西藏某些地方和印度某些地方为贸易市场；规定了两国香客朝圣事宜；规定了双方商人和香客的出入和往来过境事宜等。同日，中印双方还以互换照会方式规定印度政府将其驻在亚东和江孜的武装部队全部撤退，将其在中国西藏地方的邮政、电报、电话等企业及其设备和12个驿站全部按合理价格移交中国政府。根据协定，从互换照会之日（1954年4月29日）起6个月内印度陆续撤走驻亚东、江孜的武装卫队，并将其在西藏的上述企业、设备和12个驿站全部按合理价格移交给中国政府。由于财产清点和估价工作进行了11个月，1955年4月1日，在拉萨举行了正式交接仪式。至此，妥善解决了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所面临的包括过去英国侵略中国西藏过程中的某些历史遗留问题。5月，尼赫鲁在印度议会说：就西藏而言，协定是对那里现存（西藏和平解放后）情况的承认，印度接受这一协定就放弃了英国在西藏的帝国主义遗产。
　　 周恩来总理1954年6月应邀访问印度期间，具体地阐明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思想。6月28日中印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重申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认为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处理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而且适用于处理一般国际关系。后来在亚非会议上，周恩来总理进一步向全世界阐明了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亚洲和国际形势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尼赫鲁政府对华政策具有两面性。在公开场合尼赫鲁政府大谈建立印中友好关系，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放弃在西藏的特权；同时，又对华奉行扩张主义政策，加强印中边境地区兵力，强化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继续支持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的分裂活动。当年印度有关当事者在80年代陆续披露了这一时期印度对中国奉行的“两面政策”。印度前外交秘书考尔1986年6月15日在《印度周刊》上撰文说：尼赫鲁于1954年指示他（即考尔）在五项原则协议 [ 引者注：即《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政府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 ] 签字后不久即下令印度的行政、防御和检查哨所延伸到“我们要求的边界线”，以维护“印度的安全与领土完整”。作为印度外交秘书的考尔，其所披露的情况是有相当可靠性的。
　　 在两面政策之下，印度在中印通商和交通协定签定后不久，即在中印边界中段，侵占了中国的巨哇、曲惹、什布奇山口，和中印协定中所规定的中国同意开放的10个贸易市场之一的波林三多以及乌热、香扎、拉不底。在西段侵占了巴里加斯。在东段，印度的武装力量陆续侵占了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以北中国大片领土。印度尼赫鲁政府声称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但对于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期留下的遗产，却不能完全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印度对华政策的这种两面性，使“中印关系从一开始也同时存在着阴暗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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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13:58
五、印度入侵中国领土，形成中印边境争议地区


（一）印军侵占中印边界东段传统习惯线以北大片中国领土
　　 尼赫鲁总理于1950年在印度人民院的一次讲话中说：“不管有地图没有地图，麦克马洪线是我们的确定边界” [ 注：[印]卡·吉普塔：《中国边界秘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2页。 ] 。尼赫鲁的态度极其蛮横无理，他不仅矢口否认中印边界从未划定的基本事实，而且连印度政府自己出版的地图也置之不顾。尼赫鲁对待边界问题的基本思想是，印度的军队推进到哪里，那里就是印度的国界。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印度军队便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后，全面向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推进，到1954年即侵占了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以北“麦克马洪线”以南大片中国领土。1954年印度政府公然在这块非法占领的中国领土上设置了所谓的“东北边境特区”，由印度中央直接管辖，并建立基层政权，以加强控制。为掩人耳目，印度政府修改官方地图，在1954年出版的印度官方地图上第一次把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标绘为中印边界东段“已定界”，抹掉了自1935年“麦克马洪线”公开后一直注明的“边界未经定界”字样，妄图以此作为侵占中国领土的根据，使非法侵占的中国领土固定化、合法化。1955年4月6日，印度政府在一份文件中称，今后“麦克马洪线”和“边界线”的说法应停止使用，“麦克马洪线”的提法应立即用“东北边界”一说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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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13:59
（二）印度侵占中印边界中段四块争议地区
　　 中印边界中段，是指中国西藏阿里地区同印度旁遮普、喜马偕尔和北方邦接壤的边界。它北起中印边境西段边界的终点6795高地，南至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的强拉山口（即里普列克山口），总长约450公里。
　　 中段边界有喜马拉雅山横亘，有通外山口道路19条。其中什布奇、玛那（卓尼）、尼堤、昆里宾里、达玛、里普列克（强拉）等6个山口，为中印通商协定开放之山口，供两国商旅往来贸易。
　　 关于中段边界，与东段和西段一样，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之间未订立任何条约和协议，从来没有划定过。但双方依循历史沿革的管理范围，已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线。它从西段的终点起，往南沿着帕里河巨哇渠为一方、司丕提河的其它支流为另一方的分水岭，通过这条分水岭上的6226高地，在巨哇渠与司丕提河汇流处西面数公里与司丕堤河相遇，再沿司丕堤河到该河与帕里河交汇处。在帕里河与司丕堤河交汇处以甫，边界通过6791高地，沿口岭南行，在什布奇山口岭向南、通过5642高地、塔布龙山口和古木朗山口。边界在葱莎以西跨过甲扎岗噶河，再往东经过玛那山口。从玛那山口至卡美特山口，通过卡美特山以后，边界沿着山岭走向。在乌热、香扎和拉不底地区，边界沿着三地区南面的一条连绵山岭走向，通过尼堤山口以南的马佐拉，经过乌扎拉渠的南面，到达昆里宾里山口西南的乌扎拉。从乌扎拉起，边界沿着象泉河支流和马普楚河为一方、杜力干噶河和卡利河为另一方的分水岭走向，经达玛山口，到里普列克山口附近的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处止。
　　 这条传统习惯线在历史上长期受到两国人民的尊重和承认。在传统习惯线两边的边民世代和睦相处，形成了相互间在贸易、宗教、探亲、访友等传统友好交往。多少年来，阿里地区的藏民用土特产换取印度和尼泊尔的粮食、布匹、茶叶及其他日用品，而印度沿边地区又极需要阿里边民生产的食盐和羊毛等原料。这种边民之间以物易物的贸易由来已久。为发展边境地区的经济，中印两国政府《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政府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规定，将阿里地区的普兰、姜叶马加尔果，姜叶马卡克拉、那不拉、然木如、波林三多、董不惹、尚格吉、噶大克、扎西岗等10个地方辟为市场，并开放什布奇等6个山口，还规定沿新卡藏布（狮泉河）河谷至扎西岗的习惯道路仍按以往习惯往来。
　　 印度独立后继承英帝国主义的衣钵，逐步蚕食中国领土。在中段，侵占了中国巨哇，曲惹地区，什布奇山口以西地区，桑、葱莎、波林三多地区，乌热、然冲、拉不底（即香扎、拉不底）地区，共约2000余平方公里的领土。其中除桑、葱莎较早为英国侵占外，其余地区都是在1954年中印两国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签字后，被印度侵占或侵入的。这4块所谓的由于认识不同而形成的争议地区，按照传统习惯线的具体走向，都在传统习惯线的中国一侧。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被印度侵入的波林三多，是1954年中印协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由中国政府同意在西藏阿里地区开放的10个贸易市场之一。它和其它9个市场都是应印度政府代表、印度大使赖嘉文先生在谈判的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要求而开放的。但是，波林三多却在1954年的协议签定后不久被印度侵占。
　　 印度对中印边界中段中国领土的入侵，是随着它的领土扩张欲逐步升级的。新中国成立以前，中段印军一般均未在边境地区派兵设卡。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阿里后，印度就沿边境一线加强了军事控制，如加修道路和机场，派驻军警，设立边卡等。嗣后，印度陆军接管了中、西段全线防务，在边境地区增调正规部队，扩充地方武装，加强战备。到1959年底，其在中国中段沿边地区共分设两个防区，33个据点，兵力增至5600余人。在旁遮普和喜马偕尔地区由正规陆军设防，设点10处，兵力4000余人。在北方邦地区，由武装警察第九营设防，兵力1000余人，设有军事据点23个。长期以来，印度当局恃其优势兵力，以先下手力强的手段，逐步侵占了上述4块地区。
　　 在巨哇、曲惹地区：
　　 巨哇、曲惹地区在传统习惯线以北中国境内。1954年，印度官方地图标为已定界，将该地区划入印度，形成争议。
　　 巨哇、曲惹地区早在17世纪中叶即由五世达赖喇嘛规定为扎西岗的举巴扎仓管辖的领地。扎西岗的举巴扎仓一直在这一地区管辖，征收差税，直到1958年才由于这一地区被印度所占而被迫中断。
　　 1958年6月2日，印军进入巨哇、曲惹，并在曲惹修房设卡，从此侵占了该区。
　　 在什布奇山口以西地区：
　　 什布奇是中国扎达县的一个村庄。自什布奇西行5公里即到什布奇山口，山口道路宽广，过往商旅多取此道，实为阿里地区重要门户之一。什布奇山口的传统习惯线在其山口以西的活不桑河。“活不桑”为“洗净”之意，意即印度人来中国境喝三口活不桑河的水，可以吃牛肉；中国藏民去印境喝三口水可食马肉。活不桑河与山口之间的草场水草丰美，历来属于中国什布奇村的放牧地。从1954年起，印度地图将此段边界改为通过什布奇山口并标为已定界，形成争议区。
　　 1954年7月，印军在拉容马山顶刻上“印度斯坦--西藏”字样，企图将传统习惯边界线向活不桑河东移6.5公里。1955年，印军不断在拉容马山顶巡逻，阻止中国什布奇村民过山打柴割草。1956年，中国边防当局在什普奇设立边防检查站，巡逻于拉容马的印军随即撤至活不桑河以西。1957年3月，印军在中国活不桑以东约4至5公里之曲宾呆惹建房两间，并在通往南加的山腰路旁筑碉堡两座。同年5月，印军悍然在拉容马山顶升起印度国旗，公然宣称：中印以拉容马山顶为国界。经中国边防当局多次严重抗议后，印军于当年11月撤回。1958年4月，印军再次侵驻拉容马山顶，在该地修建营房6间。并派兵进入曲宾呆惹，从此侵占了该区。
　　 在桑、葱莎、波林三多地区：
　　 桑、葱莎、波林三多地区是指桑久拉山口西南，公贡桑巴以东，甲扎岗噶河及其支流所经之地。桑、葱莎分别位于甲扎岗噶河的北南两岸，相距25公里；波林三多位于托林西南，地处三岔路口，是1954年中印通商协定开放的市场之一。此段边界传统习惯线位于贡桑布（桥），在葱莎以西跨过甲扎岗噶河，再往东经玛那山口，长约100公里。1954年印度地图将该地区划入印度，形成争议区。
　　 桑、葱莎和波林三多均属西藏扎达县管辖，居民均为藏族，历来都向中国原扎布兰宗政府交纳差税。
　　 1919年3月，英国授意印度真日邦派员越公贡桑巴侵入中国境内，在桑久拉山口和葱莎私立石堆，在葱莎附近设立书有真日文字的碑，制造国界标志。1920年6月（藏历5月7日或8日），英属印度真日上邦又派员至桑、葱莎非法丈量土地，修路建房。1926年和1932年，原西藏地方政府同当时英印殖民政府曾就这段边界举行过谈判，英帝国主义企图将国界推至桑久拉山口，西藏地方政府坚持以公贡桑巴为界，谈判无结果。
　　 人民解放军解放阿里后，印度即以武力开始了向该地区的入侵。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阿里前夕，印军即以1个连的兵力进驻公贡桑巴以西鲍哈尔。1952年5月，印军侵驻葱莎，并至桑巡逻。当时原扎布兰宗宗本曾亲往葱莎与印军交涉，但无结果。
　　 1955年，印军侵占了波林三多。
　　 在乌热、然冲、拉不底地区：
　　 乌热、然冲、拉不底地区均属中国达巴宗（该宗现已撤归扎达县）管辖。其中乌热位于达巴宗正南偏东约60公里的峡谷中，是天然夏季牧场；然冲位于乌热正西偏北；拉不底地区即香扎、朱毕钟、拉不底等地的总称。此段边界，传统习惯线起自卡美特山向东南沿无名河北岸的分水岭至喀巴夏，向东南经马佐拉、姑马拉、拉萨尔等山口至乌扎拉，长约65公里。从1954年起，印度地图将该地区划入印度版图，形成争议。
　　 1954年6月，印度派遣武装人员越姑马拉山口侵占乌热。对此，7月18日和8月13日，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两次向印度外交部提交备忘录，要求其政府表示态度并令其军队立即撤出。8月27日，印度外交部给中国驻印大使口头照会，声称乌热是印度领土，否认印军入侵乌热事实。后因冬季气候严寒，物资补给困难，印方武装人员被迫于9月19日撤返印境。1955年中国边防部队进驻了乌热。同年6月，印军越姑马拉山口重侵乌热，形成了在中国领土内双方对峙的紧张状态。入侵印军后又因姑马拉大雪封山，于9月15日由马佐拉山撤回印境。
　　 1956年，中印双方就乌热问题达成互不驻军的协议。按照协议，中国边防部队撤出乌热地区，此后再未进入。但印方却于同年6月派兵侵入乌热。
　　 从此乌热问题成为中段边界问题的一个热点。1958年，中印双方就乌热问题谈判，没有结果。到1959年9月13日，两国政府仅就乌热问题的来往文书达18份之多。
　　 1955年印军曾越境至香扎、拉不底测绘。1956年7月，印军侵入香扎、拉不底，以后逐渐侵占了该区。
　　 1955年后，印度政府开始修筑葱莎至哀拉山口的乡村道，修建了房屋，以后逐步侵占了然冲地区。
　　 从上可以看出，印度政府在50年代乘中国边防部队立足未稳和对边境未完全控制之际，侵入中印边境中段地区设点驻军，占据地盘，逐步蚕食中国领土，以造成在边境领土争端中对己有利的既成事实。中国政府以中印友谊为重，谨慎处理了边界纠纷。当1955年在中国领土乌热第一次出现武装对峙的局面时，中国政府就主动提出领土争端要通过谈判解决，并命令中国边防部队按照协议撤出了乌热地区。对印方侵占巨哇、曲惹、什布奇山口、桑、葱莎、波林三多、香扎、拉不底等中国领土，中国边防部队遵照上级指示，没有以武力解除其武装或逼迫其武装人员退出。对于入侵中国边防哨所防区范围的印方武装人员，中国边防战士总是先行规劝其放弃越轨行动，只是在他们拒绝规劝的情况下才解除他们的武装；边防部队除遇到武装攻击外，没有首先使用过武力。正因为中国采取了这些措施，才最大限度地防止了事态升级和武装冲突的发生。
　　 印度当局在军事入侵的同时，对阿里地区千方百计进行情报间谍活动。1954年，印度特务白生生，以经商为名，搜集中国阿里驻军兵力部署、装备、番号、训练和供应等军事情报，并深入普兰县拍照并绘制军事形势图，当即被中国捕获并驱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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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13:59
（三）印军入侵中印边界西段三块争议地区
　　 西段边界的传统习惯线分为两部分，即新疆段和西藏阿里段。新疆和拉达克的传统习惯线（新疆段）全部沿着喀喇昆仑山脉。即：从喀喇昆仑山口起，向东沿叶尔羌河的支流和什约克河的分水岭，再向东南沿山岭而行，越过奇普恰普河，穿过6845高地和6598高地；从6598高地向南顺山岭行，穿过加勒万河，通过6556高地，再沿空朗昌波河和其支流昌隆河之间的分水岭，穿过昌隆河，然后沿山岭东南行，到达空喀山口。西藏和拉达克传统习惯线（西藏阿里段）是由空喀山口起，转向西南沿山岭而行，穿过羌臣摩河和西隆格巴尔马河的交汇处，再上升到山岭，经过塔马特山，沿羌臣摩山，过6107高地，顺山岭到爱尼山口，由爱尼山口向南，顺山岭经过6127高地，南行至班公湖北岸，穿过班公湖后到达该湖南岸；继向东南到隆巨山，穿过桑格藏布河（印度河），沿科尤里龙帕河东南和汗里河南面的分水岭到斯诺乌山，再经过帕里河直到西藏阿里地区、印度旁遮普和拉达克三地的交界处。
　　 全部西段边界从未正式划定过，但传统习惯线中国一侧的地区历来属中国管辖。印度独立后，于1954年修改地图将中国境内的空喀山口、铁龙滩、奇台大板、大红柳滩、阿格拉山口、卖争拿马（尼亚格祖）、班公洛、巴里加斯等地划入印度，总面积约3.3万平方公里，从而形成了阿克赛钦、班公湖、巴里加斯三块争议地区。
　　 印度政府为了扩张其领土，50年代派遣军警对中国西段频繁入侵，逐步蚕食中国大片领土，一直发展到60年代初期深入中国境内设立了40多个侵略据点。
　　 在巴里加斯地区：
　　 巴里加斯地区位于传统习惯线中国一侧，包括基古纳鲁河、乌木隆、碟木绰克（典角）、果洛4块地方，面积约1900平方公里。
　　 巴里加斯地区历来为中国所属，中国牧民自古以来就在传统习惯线中国一侧卓普河西岸的牧场、温泉沟放牧，印度司丕提人到此地牧放者需交草钱。巴里加斯的“神山”一带尚有中国札西岗寺院的土地，由典角百隆耕种，至今从未间断。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国边防部队即沿着传统习惯线守边巡逻；1954年在典角设立边防检查站，以后撤至札西岗地区。
　　 1955年5月，印军占驻巴里加斯。10月4日中国边境工作组人员抵巴里加斯。印军当年撤回。1956年，印军设卡于巴里加斯以南卓普河西岸，与中国驻巴里加斯克边防分队隔卓普河相对峙，双方约距650米；6月间印卡军人越札西木尔化装侵入中国边防分队驻地活动，被驱逐出境。同年印军在噶禾拉热（典角拉热）南麓修建营房7间。上述入侵印军于当年撤回。1957年10月中旬，印军在巴里加斯设立常年卡，开始对巴里加斯常年侵占。
　　 印军从1956年起到1960年8月，先后14次侵入巴里加斯地区，强占中国领土约450平方公里。他们分别在中国领土上建卡设防，刺探军情，破坏中国边民生产，为所欲为。他们还企图以巴里加斯为基地，逐步将中国整个巴里加斯地区纳入其控制范围。
　　 在班公湖地区：
　　 班公湖地区，包括羌臣摩、羌巴玛、俄夷、斯潘古尔4块地方，面积约3950平方公里。班公湖地区历来属中国管辖。阿里日土县多玛、乌江和热角等地方的藏民一直在此居住和从事劳动。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国边防部队于50年代初进入该地区剿匪和测量。1959年中国政府先后在尼亚格祖、库尔那克堡、斯潘古尔设立民政检查站。中国边防军定期沿传统习惯线巡逻。
　　 1959年7月28日，中国阿里边境调查组一行16人，在班公湖地区普尔楚那附近的赤却坚山工作时，越境印军即以2人在北山脚下埋伏，5人向调查组逼近。结果，7名印军除1人仓皇逃跑外，6人被捕获。为首者是曲尼·拉尔中尉排长兼教官。
　　 在曲尼·拉尔等6人被捕获后，印度政府于7月30日照会中国驻印度大使馆，请求中国释放被拘留的6名印度侦察人员，并诡称班公湖地区系印度领土。8月6日，中国外交部复照印度大使馆：中国政府出于友好的考虑，已指示边防部队将上述非法侵入中国境内的印方武装人员连同他们的武器和其它装备于最短时期在原地递解出境。8月18日，中国边防当局将6名印俘连同武器装备驱逐出境。
　　 印军在1959年、1960年，不仅在班公湖地区非法越界，还不断在中国境内挑起事端。1959年9月23日，中国101测量队在莫尔多附近测图时，印军竟开来一辆轻型装甲车，后面尾随持枪实弹的10余名步兵，气势汹汹地越过莫尔多界石，侵入中国境内约500米，妄图捕捉中国测绘人员。为了避免武装冲突，中国测绘队员在边防分队掩护下主动撤离。1960年10月9日，印军8人乘吉普车2辆由莫尔多通道越境400米，观察中国班公洛卡驻地，返回时竟鸣枪挑衅。
　　 在阿克赛钦地区：
　　 阿克赛钦地区是中印边境西、中段最大的争议地区，面积约2.7万平方公里。
　　 阿克赛钦地区虽大部荒漠，人烟稀少，但它南接西藏阿里，北接新疆，西邻印控克什米尔，地势高，为新藏间的必经之路，地理位置十分险要。正因为如此，昔日英帝国主义就一直觊觎阿克赛钦，并制定了各种企图吞并这一地区的方案。
　　 1954年，印度官方新地图把从阿富汗到喀喇昆仑山口一段的边界往后拉了一些，使之大体上沿着喀喇昆仑山的主脉，从而放弃了约翰逊及阿尔达等在这一地段的前进主张。但是在喀喇昆仑山口以东，新地图上的边界线又向北拐，大致上又回到约翰逊--阿尔达线，把阿克赛钦包括在印度境内，从而形成争议。
　　 1956年中国开始修筑新藏公路，其中通过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领土的阿克赛钦。这条消息使印度当局感到“惊讶”，于是迫不及待地派遣印军深入中国境内进行诸如侦察、测量、树标等种种非法活动。
　　 1958年9月9日，中国新藏公路线上的执勤部队在阿吉拦干附近捕获印军7人。从讯问中得知，尚有印军8人在克孜勒干活动。12日这8名印军亦被中国边防巡逻分队在帕郎卡波抓获。
　　 从审讯和缴获的材料中证明，印军此次越境是其最高军事当局直接组织的一次有计划的侦察活动，其任务是校正1918年英人所绘地图，并对上述地区的地形、道路、河流和气象等兵要资料进行广泛搜集。为其在中国阿克赛钦地区扩张寻找和制造根据，他们所到之处，设立了许多新的标志，还将中国的一处天文点捣毁。
　　 1958年10月22日，中国边防当局将全部印军被俘人员及武器装备，经空喀山口递解出境。
　　 1958年10月18日，印度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正式向中国提出了对阿克赛钦的领土要求。印度政府声称：新藏公路通过的阿克赛钦地区“若干世纪以来就是印度拉达克地区的一部分”，并反诬“中国政府没有首先获得印度政府的准许，甚至没有通知印度政府，就通过无可争辩的印度领土建筑一条公路，这是令人惊讶和遗憾的事。”这份备忘录还问及中国是否收到关于一支印度巡逻队失踪的消息。
　　 1958年11月3日，中国外交部就此向印度驻华大使馆递交了备忘录。印度驻华大使馆11月8日复照中国外交部，再次承认有一个15人的印度小分队在上述地区“正常巡逻”，并于“8月底以来下落不明”。但仍声称“这一地区是在印度境内还是在中国境内，是一争执中的问题”。中国在复照中指出，印度的武装人员非法越境，进入中国领土，因而被扣留。但本着中印友好精神，这批印度武装人员已被递解出境。入侵是与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不相符合的，印方应该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经过这次交涉，中印在阿克赛钦归属问题上的冲突终于公开化了。印度政府在复照中说，这一地区究竟是在印度还是在中国境内是“一个争执中的问题”。这是印度政府唯一一次承认了存在争执，但几个星期之后，印度政府就推翻了这一立场。
　　 1958年12月，尼赫鲁在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再次诬称印度拥有阿克赛钦地区的领土主权，并说“印度的这些大片土地（中国地图标明是属于中国的）只能是属于印度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对这些土地不存在争端。”
　　 印度不仅在中印边境中、西段地区侵占中国领土，还不断侵犯中国领空。据不完全统计，仅1957年8月至1960年12月，侵入中国赛图拉边防区的印度和不明国籍的军用飞机达29架次；1958年至1960年侵入中国阿里地区的飞机共达84架次，其中绝大多数是军用飞机。其企图是侦察中国边防军情、兵力部署，给入侵印军空投空运，并对新藏公路、阿克赛钦等目标进行侦察、航空测量和空中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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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印度支持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妄图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地方领导人员协商的办法解决之。为了等待西藏地方政府领导人的觉悟和其他条件的成熟，1956年中央人民政府明确告诉西藏地方政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民主改革。但是西藏农奴主贵族中的反动分子在印度和帝国主义分子的蛊惑、煽动、支持和怂恿下，以反对民主改革为幌子，张贴反动布告，组织卫教军，建立叛国军事机关。种种迹象表明，西藏地方当局上层中的反动分子，决心要以武力实现西藏独立的梦想。
　　 印度阻挠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举措遭到失败，从英帝国主义那里继承来的在西藏的特权被取消后，则希望西藏保持原样不动。因为一个停滞不前、落后和保守的西藏符合印度的战略利益：在政治上，一个神权至上、封建农奴主统治下的西藏对印度不会产生威胁；在经济上，生产力极其低下的西藏，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印度，印度便可通过经济渗透来达到控制西藏的目的。但是，印度想搞“缓冲国”，要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的打算，又不便公开说，只好在幕后活动。而西藏的上层统治阶级也要维持落后的农奴制，害怕自己的统治被推翻。这样，印度和西藏反动上层在维护西藏农奴制这一点上便不谋而合。印度要西藏长期保持落后状态，使西藏处于“缓冲国”的地位的想法，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西藏反动分子则认为他们找到了后台，便公然撕毁十七条协议；明目张胆地进行以“西藏独立”为宗旨的分裂活动。
　　 西藏和平解放前，十四世达赖喇嘛尚未亲政，印度当局就通过摄政大扎和代理藏王鲁康娃对十四世达赖灌输亲英、亲印思想，培养“西藏独立”观念。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后，印度当局允许西藏的反动分子逃往印度的噶伦堡，同美国、英国的特务频繁来往，在噶伦堡建立阴谋策划“西藏独立”的根据地。噶伦堡是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一个重镇，位于印度与尼泊尔、锡金、不丹王国的边境地区，距中国西藏亚东县甚近，战略位置极为重要。早在英印时期，印度就将噶伦堡作为十三世达赖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基地。在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时，原西藏地方的代理藏王鲁康娃和罗桑扎西就策动一部分反动分子逃往印度，以噶伦堡为据点，策划指挥西康地区的西藏叛乱分子阴谋反对祖国的活动。叛乱分子在西康军民的打击下，一部分又逃往噶伦堡，他们麇集在一起进行分裂祖国的背叛活动。1956年11月，十四世达赖和九世班禅应印度政府邀请前往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印度政府将此视为策动达赖决心走上“西藏独立”道路的天赐良机，为此，印度政府在接待达赖和班禅时采取了“尽量施加影响”和“区别高低上下”的作法，突出宣传十四世达赖，抬高达赖的地位，有意在达赖和班禅之间制造矛盾。达赖滞留印度期间，印度当局还指使逃往印度的西藏亲印分子策动达赖留住印度，组织流亡政府，并策划派人潜回拉萨鼓动叛乱。印度总理尼赫鲁于11月27日和28日两次同达赖谈话时都指出，西藏和中国签订协议承认西藏属于中国，但如果中国超出协议范围，西藏有困难时，印度将帮助西藏，尼赫鲁的谈话，有意把西藏放在与中国中央政府对立的位置，公开煽动制造“困难”，以制造印度进行干预的借口。这对那些阴谋搞“西藏独立”的反动势力是一种鼓动及配合。周恩来总理1956年11月和1957年1月两次访问印度，就西藏问题同印度尼赫鲁总理交换了意见，进一步阐明了中国的立场和中国政府在处理西藏问题上所采取的方针。关于中国西藏地方自治问题，周恩来总理表示，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愿意保持西藏自治，并支持达赖为领袖，但如果外来颠覆活动不停止，中国有必要加强对西藏的管理。周恩来总理提请印方注意，噶伦堡已被美国和其他国家利用作为国际间谍的据点，对中国西藏进行渗透破坏等活动。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使印度拉拢达赖的行动不得不有所收敛。在新德里，周恩来总理同达赖进行了极为重要的谈话。周恩来总理指出，毛主席要我告诉你，可以肯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内根本不谈改革，六年以后，如可以改的话，仍然由达赖喇嘛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拉萨有些与“人民会议”分子有关的人总想搞乱子，三大寺也有其想法。这些人的活动受到噶伦堡方面的支持，想搞“独立”，使西藏脱离中国，这是叛国的行为。周恩来总理最后说：“毛主席希望达赖早日回去，不去噶伦堡，到那里对你不利” [ 注：《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第67页。 ] 。周恩来总理对达赖的谈话，晓以大义，鼓励其摆脱反动分子的胁迫，迅速回到祖国。在周恩来总理的教育下，达赖一行终于在1957年2月返回祖国，使印度变西藏为其“保护国”的企图再次受挫。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后，印度政府对中国西藏的政策并没有丝毫变化，仍然抱着“缓冲国”的企图不放，进一步制造舆论，煽动反华情绪，为西藏叛乱分子张目，甚至为叛乱者出谋划策。印度驻锡金政治专员潘特旱在1956年就以视察印度驻西藏商务代表处和总领事馆为名，两次来西藏活动，煽动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搞所谓“西藏独立”。在印度当局的允许下，逃往印度的叛乱分子频繁与美。英等国特务接触。1958年叛乱分子在国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下，在噶伦堡成立了“西藏自由同盟”、“佛教协会”等反动组织，作为武装叛乱活动的指挥部。7月，中国外交部照会印度政府，指出，美蒋特务及西藏反动分子等以噶伦堡为基地，策划在西藏发动武装叛乱，要求印度政府予以取缔。而印度的一些扩张分子却大肆叫嚷“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印度同西藏是母子关系”，为西藏反动分子撑腰打气。1959年2月，印度的一些报纸就开始散布许多西藏将要发生叛乱的言论。
　　 1959年3月10日，西藏叛乱分子中的12名“代表”，到印度驻拉萨领事馆，表明西藏是“独立国”，要求印度给予“保护”。印度领事馆竟然公开接见这些叛乱代表，收下他们的“独立声明”，并答应转告印度政府，印度驻拉萨领事馆的言行严重地干涉了中国内政。3月13日，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公然以“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的名义，通过印度驻拉萨领事馆电台，给逃往噶伦堡的原噶厦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发去密电：“噶伦堡夏格巴转西藏幸福事业会全体，藏历二月一日（3月10日）西藏独立国已成立，请向大家宣布。”3月14日，在拉萨有近千名被欺骗蒙蔽的藏族妇女到印度领事馆请愿，要求印度支持，保护“西藏独立”。印度驻拉萨的领事馆又一次答应转告其政府，并借机进行煽动，企图使西藏问题国际化。3月16日，叛乱集团再次通过印度驻拉萨领事馆给噶伦堡的反动组织发去密电，声称2月1日西藏已经宣布从汉人红色共产党的强权之下起而成立独立国家，请向印度政府求其支持。印度政府竟置中印两国在1954年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于不顾，利用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合法身分，为西藏叛乱分子出谋划策，传递信息，这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践踏。西藏反动上层分裂活动十分嚣张，使事态愈演愈烈。1959年3月20日终于在西藏发动了旨在“西藏独立”的全面武装叛乱。
　　 在西藏反动集团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前的3月17日，达赖喇嘛及其随员逃离拉萨前往印度。3月31日，达赖一行经西藏错那县沙则进入印度控制区的当天，印度总理尼赫鲁就在印度人民院发表讲话，他说“印度政府给予达赖喇嘛政治避难”，“达赖在印度期间将获得尊敬的待遇”。达赖抵印度境内后，印度当局待之为上宾，外交部派遣曾在拉萨担任过总领事的司长梅农前往印占区迎接，并一直陪同达赖到新德里。英国驻印度记者报道说，西藏叛乱分子劫持达赖逃往印度，“印度政府曾帮助策划”，并且还有一个带无线电台的“印度报务员跟着这个逃亡队伍一起去的”。3月17日至4月27日，在1个多月时间里，印度政府总理尼赫鲁连续7次在印度议会上侈谈西藏问题，多次表示同情“西藏人的自治愿望”，反对“中国的武装干涉”。3月13日，尼赫鲁接见了以西藏叛乱分子鲁康娃·泽旺饶登为首的“代表团”。这伙叛乱分子聚集在尼赫鲁住宅的花园里，向尼赫鲁提出了一项“备忘录”，要求印度更积极地关心西藏，保证达赖的安全，并把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事后鲁康娃·泽旺饶登向报界说，他们对同尼赫鲁的会谈感到满意。4月5日，尼赫鲁在新德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西藏将深深打动我的心弦”，“我们对于那里发生的事情，对于那里出现的政治发展显然是关切的和感兴趣的。我们不能忽视它们，遗忘它们或者不顾它们” [ 注：转引自《解放军报》1959年4月10日。 ] 。尼赫鲁“感兴趣”的是西藏终于发生了旨在谋求“西藏独立”的全面武装叛乱，他希望这种叛乱行动最终能够影响西藏的政治进程朝着有利于印度的方向发展。达赖一行于4月18日抵达印度提斯浦尔（即迪斯布尔）的当天，即由印度外交官散发了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声明以第三人称的手法诬蔑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政策。新华社记者在4月20日的评论中指出，达赖这个声明不是达赖喇嘛本人的声明，而是别人强加于达赖喇嘛的。印度的舆论界也指出，达赖喇嘛的声明并不是达赖自己写的，达赖喇嘛没有理由不可以亲自向报界发表声明，而要一个印度外交官向外界散发他的声明。《印度新闻社》4月20日发表评论说：“有人臆测，达赖喇嘛没有亲自在提斯浦尔向报界发表声明，那是因为他是神圣的。看来这种臆测相当靠不住，因为甚至他在拉萨过帝王一样显赫生活的时候，他也接见外国记者。”印度《思潮》周刊透露说，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是尼赫鲁授意梅农起草的。许多国家通讯社提供的大量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其中路透社记者法列尔在报道中说：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是达赖在同尼赫鲁总理的使节梅农在邦迪拉举行了若干次长时间的会谈以后拟定的”。4月22日，达赖被印度当局安排住在穆索里后，又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否认在迪斯布尔由印度外交官散发的声明是别人强加于他的，而是在他的“授权下发表的”。但印度外交官梅农在同一天仍坚持说，“毫无疑问，声明是达赖喇嘛写的”。印度政府欲盖弥彰，反而更加暴露了其拙劣伎俩。4月24日，尼赫鲁前往穆索里会见达赖，同达赖就西藏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此后达赖被送到新德里印度政府的迎宾馆海得拉巴大厦居住，其间达赖会见了印度政府要员，并同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外交使节广泛进行接触。
　　 尼赫鲁于4月27日在印度人民院就西藏问题发表讲话，充分地暴露了他和他的政府在西藏地方上层反动分子发动的全面武装叛乱中所起的作用。尼赫鲁说：西藏的叛乱如果“完全要由西藏若干上层反动分子负责，看来这种说法是把一种复杂的情况异乎寻常地简单化了。”“这个暴乱的基础一定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不仅影响着上层阶级的人，而且影响着其他人。”“当这些不愉快的事态发展的消息传到印度来的时候，立即引起了强烈的普遍的反应”，“这种反应主要是基于情感和人道原因的同情。也还基于同西藏人民久远的宗教和文化联系所造成的亲密感情。这是本能的反应”。尼赫鲁说是同情西藏人，实际上是同情农奴主。很显然，其目的是要西藏停滞不前，永远保留封建农奴制度，置于印度势力之下，这才是印度尼赫鲁政府本能的反应。不仅如此，印度政府继续收容逃往印度的叛乱分子，并将其中的青壮年进行一定训练后，发给枪支弹药，然后编成印藏边境特种部队，部署在中印边境地区，对西藏进行策反、渗透和破坏。印度政府严重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不仅违背了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且严重伤害了中印两国人民的感情，使两国关系出现了紧张局面。
　　 印度当局则企图通过培植达赖集团，收容逃往印度的叛乱分子，对中国施加压力，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达赖喇嘛作为宗教领袖，在西藏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印度当局拉拢达赖，培植达赖集团，就是想树起达赖这面旗子，与中国中央政府抗衡，为实现“缓冲国”铺平道路。对于印度当局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政府密切关注，并从中印友好的大局出发，一直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只是在印度当局不断用冷战和政治压力来胁迫中国时，中国政府迫不得已，才在适当场合说明中印争端的实质。周恩来总理于5月6日会见苏联、朝鲜、蒙古、罗马尼亚、越南等11个国家的访华代表团和驻华使节时，就西藏问题和中印关系作了深刻阐述，明确指出：印度“希望西藏长期保持落后状态，成为中印间的缓冲国。这是他们的主导思想，也是中印间争论的中心” [ 注：《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第268--269页。 ] 。因此，印度就干涉中国内政和违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出现了反对中国中央政府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改革的奇怪现象。西藏的武装叛乱，在国内是由西藏叛乱集团、在国际上是由印度一部分资产阶级挑起来的。由于西藏的改革，前途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西藏人民的一大喜事。当然对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则是一个悲剧，他们幻想的“缓冲国”破灭了。这样，印度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首先是大资产阶级就和我们对立起来了。“我们同印度广大人民并无冲突。中印两国人民过去友好相处，今后还会友好相处。” [ 注：《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76页。 ] 但是，我们要把“西藏问题向全世界人民说清楚，把反动阴谋揭穿，把印度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干涉者的真面目揭露出来，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过去所不清楚的事和印度资产阶级的两面性” [ 注：《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74页。 ] 。1959年4月26日，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杜德，就中印关系交给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一份谈话稿。谈话稿对印度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印友谊的言行进行辩解，并把中印关系中业已出现的不正常现象的责任推到中国方面。5月16日，潘自力把中国外交部对杜德谈话稿的答复稿交给杜德。答复稿直截了当地表明了中国对中印关系的根本态度：杜德先生把中印关系最近出现的不正常现象的责任推到中国方面，这是中国政府完全不能同意的。印度政府的负责人指责中国政府以及隆重欢迎达赖喇嘛等言行，不管主观意图是什么，客观上都无疑地起了鼓励西藏叛乱分子的作用。“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的一切国家。”“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不会威胁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值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而大惊小怪。”“印度朋友们，你们的心意如何呢？你们会同意我们的这种想法吗？关于中国主要注意力只能放在中国的东方，而不能也没有必要放在中国的西南方这样一个观点”，“朋友们，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 [ 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268--272页。 ]
　　 答复稿开诚布公，交根交底，可谓“中国把自己全部的牌都摊开在桌上，力图解除印度政府的顾虑。”然而，“一个星期之后，中国大使被叫到印度外交部来听取一项愤怒的答复。” [ 注：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三联书店出版，第162页。 ] 印度政府在背离中印友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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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14:00
七、中国边防部队在平叛的同时逐步进驻中印边境东段地区，实际控制线的形成
　　 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以前，西藏实际上处于有边无防的状态。西藏和平解放后，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以及驻藏解放军力量有限，也只是重点设防。1959年3月，人民解放军在迅速平息拉萨市区的叛乱后，即向盘踞在山南地区的叛乱武装发起进剿，并全面进驻边防、改变过去有边无防的状况。
　　 山南地区是西藏反动上层长期经营的老巢，是叛乱武装的所谓根据地，该地区位于拉萨东南，西南与不丹接壤，有24条道路通往“麦克马洪线”以南的西藏门隅地区，物产丰富，是西藏的主要产粮区之一。印度军队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侵占的扯冬、兼则马尼、朗久等地，就属于山南地区管辖。西藏叛乱武装企图凭借雅鲁藏布江之险，背靠印度，借助印度的陆路支援、空中接济和山南地区丰富的人力、物力，长期与人民解放军周旋。
　　 1959年4月4日，人民解放军以4个团另两个营的兵力，分东、西、中3路渡过雅鲁藏布江，向山南地区开进。4月8日，兵分5路围歼山南地区叛乱武装。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平叛部队一部已进至错那宗平山口和卡达地区。经过10多天的艰苦作战，平叛部队先后攻占了雅鲁藏布江以南、江孜以东、则拉宗以西的30多个宗、溪（相当于宗的独立庄园）的广大地区，歼灭了盘踞在各地的大部叛乱武装。
　　 在人民解放军平叛部队的打击下，叛乱武装迅速向“麦克马洪线”方向逃窜。西藏军区即令平叛部队迅速向“麦克马洪线”附近地区压缩，控制通往印度控制区的各路口，逐沟、逐山地展开搜剿。4月17日，步兵第四○一团和第一五五团到达隆子后，第一五五团一部进至觉拉，23日第一五五团主力进抵“麦克马洪线”附近的勒及其以北地区。步兵第四○二团于4月17日抵达错那后，即令1个连向品多进击，为防止叛乱武装沿中不（丹）边境逃往不丹境内，该团主力沿生格、蛇向拉康方向发展，26日进至拉康，29日一部进至龙东。步兵第一五九团到达仲生后，兼程疾进，于4月18日抵达三安曲林、加玉等地，在追击叛乱武装过程中，一部进抵绕让，22日奉命进到楮许。为了割断其他地区的叛乱武装通过山南地区与外国的联系，防止外逃叛乱武装回窜，各平叛部队迅速进驻山南边防要地，封锁边境，控制靠近中印边境东段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和中不（丹）边界各要点。
　　 随着边境地区平叛作战的节节胜利，4月23日，中央军委对平叛作战及当时的工作进行了新的部署。中央军委指出：在军事上应迅速封锁边境，控制靠近中印未定界和中不边界各要点及通往境外的交通要道、隘口等，并构筑工事，以利巩固，严防叛乱武装越境和回窜。
　　 人民解放军平叛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迅速进驻中不边境和中印边境东段边防要地。在平叛作战中，由于平叛部队考虑到中印边界尚未正式划定的情况，进剿叛乱武装时，始终谨慎行事。对于企图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逃往印度控制区的叛乱分子，宁可放跑，也不越过“麦克马洪线”，力争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8000名叛乱武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越过“麦克马洪线”逃往印度控制区和不丹境内的。为了防止逃往印占区和不丹境内的叛乱武装，在国外反动势力的支持下伺机回窜，平叛部队进驻边防要地后，在加强边防建设的同时，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广泛发动群众和建立人民政权上，以摧毁西藏反动势力的社会基础。
　　 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经过人民解放军和地方工作人员的努力，很快推翻了压迫西藏人民的旧政权，消灭了旧政权赖以生存的反动武装力量，建立了翻身农奴当家作主的人民政权，在军事和政治上进一步巩固了边防。至此，山南地区和喜马拉雅山北部地区的所有边境要点，全部在人民解放军的控制之下。由于人民解放军在平叛作战中坚持不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利边境地区的稳定，因此这条在平叛作战形成的实际控制线就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基本一致。实际控制线的形成，使印度军队企图继续向北推进的行动受阻。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势力再不能象过去那样，任意进入西藏山南地区进行侵略活动，人民解放军进驻边防要地，控制通往境外的主要通道，彻底改变了多年来在中印边境东段有边无防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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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政府向中国提出全面领土要求，挑起中印边境武装冲突，中国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作出巨大努力
　　 1959年，印度当局在策划并支持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武装叛乱的同时，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全面领土要求，蓄意挑起边境武装冲突，制造流血事件，严重恶化了中印关系。中国政府为缓和边境紧张局势和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作出巨大努力。


一、印度政府再次向中国提出阿克赛钦问题
　　 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沉重地打击了国内外反动势力，摧毁了他们企图策划“西藏独立”的社会基础。尼赫鲁政府因其“缓冲国”的企图受挫而不甘心失败，遂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要求。
　　 印度政府在坚持中段之巨哇、曲惹、什布奇山口、桑、葱莎、波林三多、乌热、香扎，拉不底为印度领土的同时，再次向中国提出西段之阿克赛钦等地区的领土要求。尼赫鲁政府认为，中印拉达克地区的边界，已由1842年中国西藏地方当局和克什米尔当局订立过的一个条约所划定；拉达克与中国新疆地区的边界，1899年英国政府曾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中国政府并没有反对这个建议” [ 注：1959年9月26日《尼赫鲁总理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六集，第154页。 ] 。而且1865年约翰逊“访问”了阿克赛钦，查明了分水岭的确切位置之后，也就划定了中印的西段边界。据此印度政府认为，“全部边界都是经条约确定，或者由习惯确认” [ 注：1959年9月26日《尼赫鲁总理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六集，第152页。 ] ，阿克赛钦理所当然是印度的。
　　 1959年12月26日，中国外交部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阐明中国政府的立场：
　　 “第一个问题：中印边界是否正式地划定过……中国政府认为，中印边界大部分已由国际协定正式划定的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中国政府谨作以下的说明：
　　 （1）关于西段。印度政府认为自己所主张的边界线，曾经由1842年中国西藏地方当局和克什米尔当局之间订立的一个条约划定过。但是，第一，这个条约仅仅提到拉达克和西藏的疆界将维持现状，各自管理，互不侵犯，根本没有关于边界位置的任何规定或暗示。尼赫鲁总理在今年9月26日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件中列举的边界位置早已划定的各种论据，没有一个能证明印度政府目前主张的边界线是有根据的。
　　 第二，1842年条约是在中国西藏地方当局和克什米尔当局之间订立的，而目前印度政府提出争论的地区，绝大部分（约在百分之八十）属于并未参加这一条约的中国的新疆。如果认为，根据这个条约就可以判明，新疆的大片土地已经不属于中国而属于拉达克，那显然是不可理解的。关于拉达克和克什米尔同新疆的边界，1899年英国政府曾经建议划定，但是并无任何结果。如果认为一次片面的建议就可把别国的领土据为己有，那也是不可理解的。
　　 第三，中印西段边界的没有划定，还有许多不可辩驳的积极的证据。例如：甲、从1921年直到1927年间，英属印度政府曾经向中国西藏地方当局进行多次交涉，要求划定拉达克和西藏之间的边界，但是始终没有结果，这有当时双方交换的许多文件可资证明。曾任印方代表的英国罗西安博士，也在今年12月11日伦敦泰晤上报刊登的投书中证明了这一点。乙、根据中国政府现有的材料，印度测量局迟至1943年出版的官方地图，关于中印西段还没有画出任何边界。在1950年，印度官方地图用特别模糊的方式表示出现在所画的边界，但是仍然用文字标明是未定界。只是从1954年起，这段未定界才忽然变成了已定界。丙、尼赫鲁总理今年8月28日在印度人民院谈到这段边界问题时宣布：‘这是旧克什米尔邦同西藏和中国土耳斯斯坦的疆界，没有谁划定过这条疆界。’所有这一切事实，都是同这段边界早已划定的说法绝对不相容的。任何人都不能想象，自认为在1842年或1899年就已经明确划定了这段边界的印度政府，还会在1943年承认没有任何确定的边界，还会在1950年宣布只有未定界，还会有1959年宣布没有谁划定过边界。”
　　 中国政府的“照会”继续指出：“印度政府说，这个地区‘同印度两千多年来的文化和传统有联系，而且已经成为印度生活和思想的密切的一部分’。但是，第一，印度并没有举出任何具体事实来支持它的论断。相反，尼赫鲁总理今年9月10日在印度联邦院说，这个地区‘一直没有受到过任何的管辖’。他在今年11月23日，又在印度联邦院说：‘据我所知，在英国统治时期，这个地区没有一个人居住，也没有任何前哨据点。’尼赫鲁总理虽然无法正确判断中国方面的情况，但是他的话的确权威地证明了印度从来没有管辖过这个地区。
　　 第二，印度政府说它在这一地区一直定期地派有巡逻队，并且说这就是印度行使管辖的一种方法。但是根据中国政府所掌握的材料，印度武装人员只在1958年9月，1959年7月和1959年10月三次侵入这一地区进行过侦察，随即被中国边防部队扣押并且递解出境，此外再没有到过这个地区。正因为这样，印度政府才会对于中国人员在这一地区的活动毫无所知，以至宣称中国人员只是从1957年起才进入这个地区。
　　 第三，印度政府举出了若干地图来证明它所主张的传统习惯线。但是，这一方面的情况对印度提出的论点也并不有利。中国近一、二百年间出版的地图对于西段边界的画法尽管在一些地方有微小的出入，但是基本上始终一致。印度政府提出有1893年出版的中国官方地图，对西段边界的画法接近于印度地图。中国政府不知道这里指的是什么地图，无法加以评论。至于英国人所办的‘字林西报’1917年出版的地图集，那只能代表英国而不能代表中国的观点，在这里没有讨论的必要。
　　 与此相反，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国和印度的地图上的画法，前后却有很大的矛盾和混乱。……
　　 第四，印度政府说，它所主张的传统习惯线还具有明显的地理特点，即依据分水岭。但是，首先，分水岭的原则在国际上并不是划界的唯一的或主要的原则，尤其不允许借口分水岭到别国境内去寻找边界线。其次，印度政府所主张的传统习惯线，不但没有划分印度河水系和和田河水系，而恰恰是切断了和田河的水系。相反，中国地图所画的传统习惯线才真正反映了这个地区的地理特点。那就是，这个地区南北坡度不大，容易通行，因此自然形成连接新疆和西藏西部的唯一通道。但是往西行，它同拉达克之间却矗立着高入云霄的喀喇昆仑山脉，极难通行。印度政府也承认，从拉达克进入这个地区是极其困难的。”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六集，第126--135页。 ]
　　 由上可知，无论是从历史到现实，从地图标绘到自然地理的特点。都足以合情合理地证明，印度向中国提出对阿克赛钦的领土要求，是毫无根据、毫无道理的，是站不住脚的，即使如此，印度政府甚至连站不住脚的基本事实都搞错了。尼赫鲁在1959年9月26日致周恩来总理的信中声称：1899年的马继业--窦讷乐线“无可置疑地表明，阿克赛钦全部地区是处在印度境内的。”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六集，第154页。 ] 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对此，马克斯韦尔指出：“看来造成这个错误的原因，只能是由于查抄档案里的英国照会原文时的笔误所造成的。这可能只不过是个细小的失误，但后果却很深远。” [ 注：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20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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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度政府向中国提出“麦克马洪线”问题
　　 1959年3月22日，印度总理尼赫鲁致信周恩来总理。尼赫鲁在信中公然违背历史事实，坚持“麦克马洪线”就是中印边界东段的国界线，并认为“这条线是在1913年至1914年中国政府、西藏和印度的全权代表在西姆拉举行的三边会议上划出的。”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六集，第149--150页。 ] 因而中印东段边界早已明确划定。
　　 对此，周恩来总理于同年9月8日致信尼赫鲁指出：“所谓这段边界早已明确划定的说法，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同你在来信中所说的相反，所谓麦克马洪线从未在西姆拉会议上加以讨论，而是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的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于1914年4月24日，也即是在西姆拉条约签订以前，在德里用秘密换文的方式决定的。这条界线，后来是作为西藏同中国其他部分之间的界线的一部分，标在西姆拉条约的附图之上的。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是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执行侵略政策的产物，从未被中国的任何一个中央政府所承认，因此肯定是不合法的。至于西姆拉条约，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就没有正式签字，这是在条约上清楚地注明了的。”“这条非法的界线曾经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就是西藏地方当局，后来也对这条线不满，并且在1947年印度独立后致电阁下，要求印度归还这条非法界线以南的中国西藏地方的全部领土。这块领土相当于中国的浙江省，有9万平方公里之大。总理先生，中国怎么能够同意强迫接受这样一个丧权辱国、出卖领土、而这块领土又是如此之大的非法界线呢？”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六集，第104--105页。 ]
　　 尼赫鲁在强迫中国接受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并以此作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根据的同时，在国内大造“麦克马洪线”就是中印东段边界线的舆论。从1959年8月到9月4日，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尼赫鲁先后10次发表有关中印两国关系的谈话，着重谈到了中印边界问题。尼赫鲁在讲话中一再强调，关于中印东段边界，“我们坚持麦克马洪线”。9月4日，他在印度人民院说：“就我而论，我常说，我们从缅甸边境一直到不丹边境的边界是麦克马洪线，我们坚持这条线”。他在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我们认为这条线在某些地方划得并不好，随后我们，也就是印度政府，就把它作了变动。”中国“在大体上接受麦克马洪线后，我准备讨论对麦克马洪线的任何修正：在这里或那里的次要修正——这是不同的问题——，不是这些大块领土，而是次要的修正，究竟这个小山是在这里，这块小地方是在这边或那边都根据事实，根据地图和现有的证据来确定。这是我准备同中国政府讨论的。”由此可见，尼赫鲁的领土扩张设想，不仅仅是以“麦克马洪线”划界，而且要进一步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那些“划得并不好”的地方，由印度政府将其“变动”得符合其扩张胃口，即还要继续向“麦克马洪线”以北扩张，以达到其理想的疆界为止。
　　 印度政府为了找到修正“麦克马洪线”的所谓证据，首先将“麦克马洪线”以北属于中国西藏的扯冬、兼则马尼（沙则）、朗久和塔马墩等地划到“麦克马洪线”以南。此后，又企图以西藏错那的拉则拉（印称塔克拉）山为界，将克节朗河这一大片中国领土再次划入“麦克马洪线”以南，纳入印度版图。这就是尼赫鲁借口地图证据的实质。
　　 印度政府在肆意篡改“麦克马洪线”走向后，为了造成事实上的修改“麦克马洪线”的现实证据，重兵前推，抢占“麦克马洪线”南北地区的战役、战术要地。从1959起年开始大量向中印边境东段地区增兵。其陆军第四师第五、第七旅分别从中印边境传统习惯线附近推至阿朗和达旺地区，逐步接替了印度地方部队担负的边境防务；地方武装也统一由陆军指挥。到1959年8月，印军在中印边境东段的兵力由1958年底的2000余人增到4000余人，据点也由25个增加到61个。印度政府为了达到长期控制已占中国领土的目的，不顾其财政拮据，拨专款加紧这一地区的战场建设，不断改善已建公路，建立通信系统，并修建通往前沿哨所的骡马道，加强了“麦克马洪线”南北地区的防务。达赖集团逃越“麦克马洪线”进入印占区后，印度军队在中国西藏错那当面的棒山口、马哥、扯冬等地的前沿哨所普遍增兵，并经常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进行巡逻。
　　 1959年4月，印军一支巡逻队沿娘姆江曲河北上，越过“麦克马洪线”，偷渡娘姆江曲河上的仲昆桥，入侵到桥北1公里处的中国领土兼则马尼（沙则），第一次在该地搭起哨棚，作为其“巡逻”的休息点。兼则马尼位于娘姆江曲河和克节朗河的咽喉部位，这里山势陡峭，森林密布，易守难攻，具有重要的战役战术价值。印军的试探性入侵得手后，于8月9日，再次越过“麦克马洪线”入侵兼则马尼，13日搭起帐篷，次日即设哨卡，并在当地插上了印度国旗，以示该地区为印度所有。此间，印度军队还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先后武装占领了中国西藏的朗久、马及墩、塔克新等地。印度当局策划西藏武装叛乱，乘机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侵占中国大片领土等行径，这是当年英帝国主义统治印度时没有来得及做的事情。
　　 中国政府对于中印两国间存在的边界问题，一直从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友好相处的原则出发，主张中印双方应考虑历史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在中印边界问题解决之前，双方应维持边界现状，而不应该单方面以武力改变边界现状。为了中印双方能够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中国政府对于印度军队在边界地区的不友好行动，其中包括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进行的挑衅性活动一直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中国军队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不越过“麦克马洪线”，并要求印度政府将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侵占中国领土的军队立即撤回，以维持边界现状。
　　 印度政府无视中国的忠告，顽固坚持扩张主义立场，在增加中印边境东段地区兵力，巩固已建入侵据点的同时，继续向“麦克马洪线”以北地区推进，不久便派兵侵占了整个朗久地区，企图为以后中印边界问题的谈判增加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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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度军队挑起边境武装冲突，制造流血事件
　　 印度政府向中国正式提出大片领土要求遭到拒绝后，便指使其军队在中印边境东段地区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在中印边境中、西段地区越过传统习惯线，占地设点，企图通过武力推进单方面改变中印边境久已形成的边界现状。由于中国边防部队在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严守边防，使印军在中印边境侵占中国领土的行动受挫，印军便蓄意在中印边境地区挑起武装冲突，制造流血事件。
　　 1959年8月25日，马及墩工作队率山南军分区第一团第二连，进驻马及墩的雅列普开展群众工作。当该连前卫分队进至金古底时，入侵朗久的印军便无端向前卫分队开枪射击。前卫分队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自卫还击，双方战斗约1小时。入侵印军被击毙2名，其余缩回朗久。26日，入侵朗久的印军再次向驻马及墩的中国边防部队开枪射击，中国边防部队为了边境地区的稳定，未予置理。印军蓄意挑起事端后胆怯心虚，8月27日便撤出朗久，退往“麦克马洪线”以南。8月31日，山南军分区步兵第一团第二连进驻朗久。在中国政府为了有效地维持中印边界现状，确保边境的安宁，提出中印双方武装部队后撤的建议后，驻朗久的中国边防部队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于1960年7月29日撤出朗久，驻守庄南、马及墩。
　　 朗久事件，是印度在中印边境挑起的第一次较大的武装冲突，造成了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主动与印度政府对话，积极寻求缓和边境紧张局势和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方法与途径。印度政府却坚持扩张主义立场，借机掀起反华浪潮。
　　 8月28日、31日和9月4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就中印边界问题连续发表谈话。他说，就印度而言，“麦克马洪线”就是国境线，“这根据条约规定是确定不移的，根据惯例和权利是确定不移的，而从地理上来讲也是确定不移的。”在谈到朗久事件时，尼赫鲁颠倒黑白地说：“8月25日，有一支中国军队在马及墩以南的地方进入印度地区，并且开了火，俘虏了印度的前哨站”。“毫无疑问，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明白的侵略事件。”尼赫鲁公然违背事实，将位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的朗久说成是印度的领土，把中国人在自己的领土上从事正常的工作乃至被迫自卫说成是侵略。在短短几天内，印度政府、国会和所谓的印度公众舆论利用边界问题大肆叫嚷，诽谤中国侵略印度，在国内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
　　 9月8日，周恩来总理致信尼赫鲁，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政府为维护中印友好以及公平合理地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所采取的一贯立场和主张，说明了朗久事件的真相。周总理指出：“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能不首先考虑到英国在统治印度的时期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历史背景。从很早的时候起，英国就抱着对中国西藏地方的侵略野心。英国曾经不断唆使西藏脱离中国，企图把一个名义上独立的西藏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在这个阴谋不能得逞以后，英国又对中国施加种种压力，要求把西藏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而让中国保留所谓对西藏的宗主权。与此同时，英国还以印度为基地，广泛地向中国的西藏地方甚至新疆地方进行领土扩张。这一切就是中印边境问题长期存在纠纷、悬而不决的基本原因。
　　 “中印两国都是长期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这种共同的遭遇，本来应该很自然地使中印两国对上述的历史背景抱有一致的看法，并且采取互相同情、互相谅解和公平合理的态度，处理两国的边界问题。中国政府原来以为，印度政府是会采取这种态度的。但是，出乎中国政府的意料之外，印度政府竟要求中国政府正式承认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执行侵略政策所造成的局面，作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根据。更严重的是，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施加种种压力，甚至不惜使用武力，来支持这种要求。这不能不使中国政府感到深切的遗憾。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中印双方应该考虑历史的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五项原则，有准备有步骤地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在此以前，作为临时性的措施，双方应该维持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而不以片面行动、更不应该使用武力改变这种状况；对于一部分争执，还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局部性和临时性的协议，以保证边界的安宁，维护两国的友谊。这正是我在1959年1月23日给你的信中所表达的基本思想。中国政府仍然认为，这是我们两国解决边界问题所应该遵循的途径。”
　　 “中国政府对于中印边界问题一贯遵循着十分明确的方针，一方面肯定中印边界全部未经划定的事实，另一方面又面对现实，特别考虑到中印之间的友好关系，积极寻求对双方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并且在边界问题解决以前，绝不片面改变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
　　 “在中印边界的东段，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中国绝不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但是，中国军队从未越过这条线。这是为了维持边界的和睦，以利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和解决，丝毫也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经承认了这条线。至于阁下在最近给我的两次来信中，对于我过去曾经向阁下说明的这一点，显然有误解，我认为有必要再一次清楚地作以上的说明”。
　　 “自从西藏叛乱发生以来，由于不能由中国方面负责的原因，边界局势日益紧张。大批西藏叛乱分子逃入印度以后，印度军队立即在中印边界的东段节节进逼，不仅片面地改变了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越过了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秘密换文的附图上标明的所谓麦克马洪线，而且还越过了印度现行出版的地图上所标明的边界线，这条线据说就是所谓麦克马洪线，但是，实际上在许多地方比所谓麦克马洪线更加深入中国境内。印军侵占了朗久，侵入了雅斜儿，并且仍然侵占着沙则、兼则马尼、塔马顿等中国领土，包庇在这个地区的西藏武装叛匪。印度的飞机也一再在中印边境侵犯中国的领空。尤其令人遗憾的是，不久以前，非法侵占朗久的印军，竟对驻扎在马及墩的中国边防部队进行武装袭击，使中国边防部队不得不为自卫而予以还击。这是在中印边境上发生的第一次武装冲突事件。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最近在中印边境出现的紧张局势，都是由于印军越境挑衅造成的，应该由印度方面负完全的责任。但是，印度政府却反而对中国政府提出种种毫无根据的指责，叫嚷中国侵略了印度，把中国边防部队在马及墩地区的自卫行动说成是武装挑衅。印度的许多政界人士和宣传机关更乘机散布大量反华言论，甚至公开主张采取轰炸中国领土等更大规模的挑衅行动。这样就掀起了半年来在印度的第二次反华运动。印度不承认中印边界未经划定的事实，变本加厉地从军事、外交和舆论等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印度的企图是要把自己关于边界问题的片面主张强加于中国方面。必须指出，这种企图是永远不能实现的，而且这样做，除了损伤两国的友谊，使边界问题更加复杂化、更加难于解决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结果。”
　　 周恩来总理在信中最后说：“中印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是建筑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之上的。中国政府一贯认为，我们两国之间的一切分歧都必须、也一定能够通过和平协商求得解决，而不应该使两国的友好关系受到影响。中国把西南边界看作是和平友好的边界。我可以向阁下保证，最近几个月来，中国政府派出警戒部队驻扎在中国西藏地方的东南部，只是为防止残余的西藏武装叛匪出入边境，进行骚扰。这样做，显然有利于保证边境的安宁，而不会在任何方面形成对印度的威胁。阁下是五项原则的创始人之一，对于巩固和发展中印友谊作出过重要的贡献，而且经常强调中印友谊的重要性。对此，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有深刻印象的。因此，我把中印边界的全部情况，系统地向阁下说明。我希望，阁下和印度政府将会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立即采取措施，撤回越境的印度军队和行政人员，恢复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这样，中印边境一时的紧张局势就会立刻和缓下来，笼罩着两国关系的阴云也会迅速消散，使关心中印友好关系的朋友们感到宽怀，使挑拨中印关系、制造紧张局势的人受到打击”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六集，第102--108页。 ] 。
　　 中国政府对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和主张，得到了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赞扬，认为中国政府对历史遗留的中印边界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是客观、公正的，充分表达了中国政府的诚意。但是，苏联塔斯社就朗久事件于9月9日发表了偏袒印度的声明。赫鲁晓夫来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典时，还就中印边界问题对中国政府进行无理指责。中国政府一再向赫鲁晓夫说明是印度军队侵入中国境内并向中国边防部队进攻时，中国边防部队才被迫进行自卫还击的。赫鲁晓夫却强词夺理地说：“我不管是谁进攻，反正印度人死得多，就是中国的不对。” [ 注：张彤：《对印自卫反击战前后的回忆》，《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70页；同时参见1963年11月2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苏共领导集团联印反华的真相》。 ] 由于得到苏联的袒护和支持，印军气焰更加嚣张，肆无忌惮地入侵中国领土，在中印边界西段空喀山口挑起武装冲突，再次制造新的流血事件。
　　 1959年8月，印度西部军区根据其陆军当局的指令，派出了几支边境巡逻队，妄图在中印边境西段增设新的入侵哨所。9月中旬，其中一支百余人的边境巡逻队，由正、副司令官S·P·迪亚吉和K·辛格率领，在邻近中国境内的错格斯查鲁、基阿姆温泉建立哨所，尔后妄图进抵中国境内萨莫尔设立侵略据点。
　　 10月20日，这支巡逻队派出由3人组成的武装侦察组，偷越传统习惯线，向东往空喀山口方向侦察。当这3名印军侦察人员进入到中国空喀山口附近之西隆格巴尔马河以西山沟时，与中国边防分队的3人巡逻组相遇。入侵者不听劝阻，并举枪威胁。中国巡逻组在不得己的情况下，解除了入侵者的武装，并暂行拘留。
　　 拘留越境印军人员后，中国边防部队为严守边防，防止对方的挑衅报复，当即派出6人巡逻组，彻夜防守于章图山南侧一独立小高地——胜利山上。21日上午，骑兵第六团作训股长段海珍、第二连政治指导员文万秀等7人到西隆格巴尔马河一带勘察地形，当段海珍等行至胜利山时，不期与一支约60余人的印度军队相遇。
　　 这支入侵印军，就是由正、副司令官迪亚吉和辛格指挥，准备到中国萨莫尔设卡的武装巡逻队。当他们与中国边防分队在胜利山相遇时，看到中方只有13人携带轻武器，便气势汹汹，分两路向中国边防分队进行包围。面对数倍于己的印军，中国边防分队镇定自若，立即占领有利地形，迅速进行战斗准备，严阵以待。同时，为了避免武装冲突，中国边防分队立即向侵略军挥手喊话，令其后撤并退出中国领土。印军恃其兵力优势，全然不顾中方严正警告，公然抢走边防分队的马匹，继续向中方阵地包围逼进，并喊话示意，要中国边防分队缴械投降。面对印军的猖狂行径，中国边防战士仍然强忍怒火，坚持不打第一枪。
　　 15时9分，入侵印军向中国阵地左侧开了第一枪，中国边防分队未予还击，并继续向他们喊话。15时19分，印军又向中国阵地右侧打了第二枪，并继续分兵包围，逐渐逼至中国阵地50米、40米，直至5米处，企图活捉中国边防战士。中国边防分队于15时27分对空鸣枪警告，副班长武清国迎着敌人的枪口，在岩石顶端枪挺立，正气凛然地挥手喊话，要印军停止挑衅。凶残的印军以密集火力疯狂射击，武清国当即中弹牺牲。面对印军的暴行，中国边防分队忍无可忍，被迫自卫还击。19时15分，中国边防分队集中火力压制右侧印军，以一个战斗小组迂回至印军侧后激战。19时30分结束战斗，入侵印军被击毙9人，伤3人，副司令官辛格中尉等7人被俘，残余印军逃出国境。中方参战13人，牺牲1人。事后，辛格中尉等印军被俘人员，对擅自越境蓄意挑起武装冲突等事实供认不讳，中方再次以大局为重，释放了辛格等印军战俘，交还了其武器装备。
　　 空喀山口事件，是印度扩张主义者于50年代在中印边界东段制造朗久流血事件后，在中印边界西段蓄意挑起的又一次严重武装冲突。它进一步验证了印度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所坚持的扩张主义立场，即不惜以武力来改变中印边境久已存在的边界现状，以支持其领土要求。
　　 空喀山口事件后，中国外交部于10月22日向印度驻华大使递交备忘录，要求印度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制止印度军队侵犯中国边境和类似挑衅事件的再次发生。印度政府对中国备忘录提出“抗议”，反诬空喀山口事件是中国侵略造成的。不仅如此，印度朝野还发出了一片战争叫嚣。尼赫鲁在给各主要驻外使节的备忘录中称：印度可能不得不使用武装力量把中国军队从他们所占领的印度领土上赶出去。印度政界一些人士甚至要求出动飞机，将新藏公路炸断，有的要求印度抛弃不结盟政策，参加反对中国的军事条约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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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政府照会印度政府，进一步阐明中国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原则立场
　　 朗久、空喀山口事件后，中印边境地区的局势日趋紧张。苏联把中苏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偏袒、支持印度，以达到与美国争夺印度并利用印度进行反华的双重目的。美国等西方国家更利用中印边界问题，煽风点火，挑拨中印关系，阴谋把印度拉进西方军事集团，使印度成为他们在亚洲实现其战略利益的重要伙伴。美国还积极建议印度在中印边境地区“采取有力的军事措施”，“对中国给予坚决的反击”，企图把中印边界问题推向战争的边缘，通过亚洲两个相毗邻大国的交战，搅乱亚洲的和平秩序，达到他们控制和平秩序，达到他们控制亚洲的罪恶目的。
　　 为了揭穿别有用心人们的阴谋，尽快缓和边境紧张局势，为边界问题的解决创造良好气氛并最终解决中印边界问题，1959年11月7日周恩来总理致信尼赫鲁：“10月21日在中国境内的空喀山口以南地区，又发生了新的意外的边境冲突”。“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责任，首先是迅速地、毫不迟疑地采取有效的步骤，来认真改善两国边境的令人不安的状况，并且力求根本消除今后发生任何边境冲突的可能性。
　　 “由于中印两国边界从来没有划定过，而又非常漫长，距离两国政治中心很远或者比较远，如果两国政府不想出一个十分妥善的解决办法，我担心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有可能出现。而只要出现了这类冲突，那怕是很小的冲突，就会被那些敌视我们两国友谊的人们所利用，以达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两国之间有悠久的友好历史，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我们两国政府又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议者，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让两国边境的紧张形势继续存在下去。”
　　 “为了有效地维持两国边界的现状，确保边境的安谧，并且为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创造良好气氛，中国政府建议：中印两国的武装部队立即从东边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和西边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在双方撤出武装部队的地区，双方保证不再派遣武装人员驻守和巡逻，但是仍然保留民政人员和非武装的警察，以执行行政任务和维持秩序。这个建议，实际上也就是把印度政府9月10日的照会中关于双方都不派遣武装人员到朗久的建议扩大到整个中印边境，并且使双方部队的距离扩大到四十公里之远。如果这一距离还需要更扩大，中国政府也愿意考虑。总之，无论在我们两国边界经过谈判正式划定以前或以后，中国政府都愿意竭尽一切努力，在我们两国之间创造一条最和平、最安全的边境地带，使我们两国永远不再为边境问题而发生疑惧或冲突。如果印度政府同意中国政府这一建议，实施这一建议的具体措施，可以由两国政府立即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为了进一步商谈边界问题和两国关系中的其他问题，中国政府建议，两国总理在最近期间举行会谈。”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六集，第117--118页。 ]
　　 11月16日，尼赫鲁致信周恩来总理，表示准备就中印边界问题同周恩来总理会晤，但不同意中国关于中印部队双方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以脱离接触的建议。尼赫鲁认为，在中印边界东、中段，除朗久以外，中国没有占据“印度国界”以南的任何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各方政府指示它的前哨站不派出巡逻队的话，就不会发生任何边境冲突的丝毫危险。”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六集，第176--177页。 ] 至于朗久，中方撤出，印方不去重新占领，紧张也就自然减少；在中印边界西段，双方的部队和行政人员都撤出阿克赛钦等争议地区，也就自然脱离了接触，武装冲突也不会发生。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边界问题谈判。
　　 尼赫鲁是在玩弄外交把戏。按照他的观点，印度控制的中印边境东、中段争议地区继续由印度占领，而中国必须从其控制的中印西段边境地区单方面后撤，从而将中印西段边境特殊化。这就不仅破坏了维持边界现状这一进行边界问题谈判的基本前提，而且以提出领土要求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这种无理要求当然不能为中国政府所接受。12月17日，周恩来总理致信尼赫鲁，对印度政府采取事实上中国政府已经采取的边境哨所停止派出巡逻队的步骤表示欢迎。在阐述了不能把中印西段边境特殊化的理由之后，周恩来指出：“如果印度政府在了解中国政府的上述观点之后，仍然坚持自己关于这一地区的要求是适宜的，那么，中国政府愿意知道，印度政府是否准备把同样的原则平等地适用于东段边境，也就是说，规定中印双方从所谓麦克马洪线到中国地图上所标明的（也是印度地图在长期间所标明的）中印东段边界线中间的地区撤出所有的人员。中国政府至今没有对于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地区提出任何要求作为先决条件或者过渡措施，我感到难以了解的是，为什么印度政府偏要提出关于中国单方面由自己西部边防地区撤出的要求。”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六集，第121--122页。 ] 为使中印会谈早日实现，以便首先取得一些原则性的协议，作为双方具体讨论和解决边界问题的指导，周恩来总理建议，12月26日可否举行两国总理会谈，会谈地点可否在北京或征得缅甸政府的同意在仰光。12月21日，尼赫鲁复信周恩来总理，表示中国政府在没有答复他9月26日给周恩来总理的信和印度外交部11月4日的照会之前，他在“今后几天内”不可能到仰光或其他地方去。
　　 从上可以看出，中印两国关于解决边界争端的原则立场截然相反，但谁是谁非，一目了然。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和公正舆论纷纷谴责印度的扩张行径，斥责印度掀起的反华浪潮，支持中国政府的正义立场。印度尼西亚、朝鲜、阿尔巴尼亚、芬兰、瑞典、丹麦，以及罗马尼亚、蒙古、越南等国的报纸，不仅刊载周恩来总理给尼赫鲁的信，而且发表社论和评论，强调指出，所谓“中国侵略印度”的消息显然是彻头彻尾的捏造，中国政府关于中印双方武装部队立即从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两国政府总理在最近期间举行会谈的建议，表明了中国政府的巨大容忍，反映了中国方面希望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通过和平协商的办法来解决边界问题的宏大愿望，再次显示了中国方面在处理中印边界问题上的诚意。并且指出，尽管印度政府在给中国政府的关于边界问题冲突事件的几次照会中，有许多地方歪曲了边界问题的真相，中国政府仍然表现了极大的忍耐性，并且一再建议和平解决问题。这清楚表明，中国政府为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及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进行着多么真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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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14:01
五、1960车中印边界问题谈判
　　 尼赫鲁两次拒绝中国关于就中印边界问题举行两国总理谈判的建议，在外交上陷入被动。为缓和国际舆论，尼赫鲁不得不放弃将中印西段边境特殊化的无理要求，迫不得已于1960年2月12日发信邀请周恩来总理访印。同时，印度外交部照会中国政府，继续坚持其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2月26日，周恩来总理复函尼赫鲁，决定将于4月赴印会晤。4月3日，中国外交部照会印度政府，进一步阐明了中国政府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原则立场，再次希望“在边界问题没有解决以前，双方维持边境的现状，保持边境的安宁，不使这个一时未决的问题影响两国关系的巩固和发展。”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七集，第63页。 ]
　　 4月19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一行抵达新德里。20日，周恩来总理在尼赫鲁举行的宴会上，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这次谈判的态度：“中国政府和我本人深信，只要处处为两国友好的长远利益着想，既考虑到历史背景，又考虑到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五项原则，互谅互让，两国边界问题是完全能够求得公平合理的全面解决的。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上留下来的，不是我们两国政府制造出来的。中国政府尤其不愿意看到两国边界问题影响到两国关系。为了寻求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各种途径，中国政府从不吝惜作出自己可能作出的最大努力。我衷心地希望两国总理这次会晤能够产生积极和有益的效果。”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七集，第80页。 ]
　　 中印边界全线存在争议，但中、印对中段的争议比较小。关于东段，印方要求中方根据分水岭的原则承认“麦克马洪线”，照顾印度人民对喜马拉雅山的民族感情；中方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但愿意在中印边界问题解决前维持现状，不越过这条线，并且在谈判边界问题时，也不提出领土要求作为先决条件。由于中方采取了这样一种谅解和让步的态度，双方对东段边界商谈用的时间比较少。关于西段，中方要求印方对这个地区采取同中方在东段地区所采取的同样态度，即可以保留自己的立场，同意从事谈判，并且不越过中国地图上所标出的中国行政管辖线。但印方不同意。由于印方坚持在这个地区的领土要求，双方争议较大，商谈用的时间也最多。
　　 印方坚持对阿克赛钦地区的领土要求，就使互谅互让原则只对中方起作用，某些分水岭等地理原则只能在东段而不能在西段适用，中国人民对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的民族感情得不到照顾，双方的现存分歧难以取得结果。4月25日，两国总理在新德里发表联合公报：双方除同意由两国官员共同审查、核对和研究有关边界问题的事实材料并向两国总理提出报告外，未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
　　 尽管如此，周恩来总理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并为推动中印双方沿着和平谈判的道路走下去，于4月25日在新德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两国在边界问题上可以找到6个共同点或者接近点：一、双方边界存在着争议。二、在两国之间存在着一条各自行政管辖所及的实际控制线。三、在确定两国边界时，某些地理原则，如分水岭、水谷、山口等应该同样适用于边界各段。四、两国边界问题的解决应该照顾到两国人民对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的民族感情。五、在两国边界问题经过商谈得到解决之前，双方应该恪守实际控制线，不提出领土要求作为先决条件，但可以进行个别调整。六、为了保证边界安宁、便于商谈的进行，双方在边界各段应该继续停止巡逻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七集，第83页。 ] 。这6点对中印双方都是对等的，没有任何一方强加于另一方的要求。周恩来总理建议把这些共同点肯定下来，以便两国政府继续商谈。但印方仍然拒绝了中方的这一建议。
　　 4月26日，周恩来一行由新德里前往加德满都对尼泊尔进行友好访问。飞机起飞不久，尼赫鲁就在机场当着新闻记者攻击中国。尼赫鲁说：周恩来“来到这里是因为发生了重要的事情，这个重要的事情照我们的说法，就是说中国人进入了我国领土……我们认为这就是侵略” [ 注：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265页。 ] 。从机场一出来，尼赫鲁就直奔印度人民院，报告谈判的经过。尼赫鲁说，中印边界“当然存在着争议”。尼赫鲁的意思是说，中印边界本来不存在争议，只是中国坚持其领土要求，才形成了所谓的争端。在谈到实际控制线问题时，尼赫鲁说“这是显然的事，我不知道这句话的重要性在哪里。”其含意是，当有关边境现状的事实本身还存在争议的时候，维持边境现状是没有意义的。由此也就引出了双方能否在边界各段继续停止巡逻的问题。对此，尼赫鲁回答：“这不是我所同意的。”其实，印方拒绝就西段巡逻问题达成协议，目的在于使印军可以自由地向中国阿克赛钦地区推进。
　　 中印边界是否正式划定过？这是中印边界争端的核心。由于尼赫鲁在这一问题上不顾历史事实，顽固坚持中印边界已经正式划定的错误立场，致使双方在其他具体问题上都难以取得任何协议。从这一立场出发，尼赫鲁对待中印边界的逻辑是，边界问题不容谈判，他说边界线在哪里就在那里，否则就是侵略，在这一逻辑之下，尼赫鲁政府不仅把东、中段争议地区据为己有，还企图将阿克赛钦地区纳入印度版图，并且不惜以武力来支持这种要求。
　　 周恩来总理是抱着解决问题的真诚愿望赴新德里的。然而，尼赫鲁政府所表现出的蛮横无理的态度，却使中国政府既遗憾又失望。4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加德满都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尼赫鲁总理26日在议会上的讲话对中国不很友好。我25日晚上，在德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对印度是很友好的。尼赫鲁总理怎样对待我们呢？他当面不说，可是，我们一走，就攻击中国政府侵略。这不是对待客人的态度。这种态度，使我们非常痛心，特别是尼赫鲁总理是我们所尊敬的。”陈毅副总理插话：“我要提醒你们注意。中国是个受损害的国家，我要特别强调说，中国是一个受损害的国家。”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七集，第102页。 ]
　　 根据两国总理协议，中印双方官员在1960年6至12月进行了会晤，各自提出了关于中印问题的报告，但无结果。由于尼赫鲁政府坚持扩张主义立场，使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陷入僵局。
　　 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有着悠久的历史，近代两国人民又有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共同经历。因此，50年代两国在新的基础上发展了友好的关系。但是，尼赫鲁政府具有两面性，“在表示中印友好的同时，又全面继承英帝国主义的衣钵和侵略遗产，并企图以此强加于中国政府。为此，尼赫鲁政府先是阻挠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继则派军队抢占“麦克马洪线”以南等中国大片领土，并于1954年修改地图，将“麦克马洪线”以南和阿克赛钦等中国领土划入印度版图，使中印边界全面形成争议。尼赫鲁政府的所作所为，使中印关系从开始就蒙上了阴影。
　　 中印关系的实质是西藏问题。尼赫鲁害怕西藏改革，希望中国西藏长期保持落后状态，使之成为中印间的“缓冲国”。为此，尼赫鲁政府不惜以干涉中国内政，怂恿支持西藏反动上层发动武装叛乱来实现这种愿望。平叛改革的胜利，使印度幻想的“缓冲国”的企图破灭。尼赫鲁政府遂向中国提出全面领土要求，制造边境紧张局势，从而使中印关系严重恶化。
　　 关于中印边界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由于边界从未正式划定。双方应该考虑历史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采取互谅互让的态度，通过和平友好的协商，来求得两国边界问题的合理解决；在此以前，双方应该维持边界现状，不以片面行动，更不允许使用武力，来改变这种现状；对于一部分争执，还可以通过谈判，达成临时性协议。尼赫鲁政府则不顾历史事实，一口咬定中印边界早已正式划定，采取边界问题不容谈判的态度，并且任意改变边界现状，甚至不惜以武力来支持其领土要求。由于尼赫鲁政府坚持扩张主义立场，从而使中印边界问题无法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而陷入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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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14:02
印度军队奉行“前进政策”，中国边防部队开展反“蚕食”斗争

60年代初的形势和印度对华政策


一、60年代初的形势对印度对华政策的影响
　　 1960年中印边界问题谈判后，中国一以贯之地主张维持边境现状和中印友好，决不诉诸武力，印度则反其道而行之，坚持武力改变边境现状，妄图实现其领土要求，同时借边界问题掀起反华活动，恶化中印关系。尼赫鲁政府之所以采取这种立场，除了坚持扩张主义政策、实现其所谓的印度安全战略以外，还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原因，乃至对中国形势的错误判断。
　　 60年代初，中国西藏地区平叛、改革的伟大胜利，使尼赫鲁政府恼羞成怒。它不甘心其在西藏的失败。尼赫鲁政府不仅公开支持、容留西藏叛乱分子，鼓吹要实现“西藏人自治愿望”，企图让中国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而且调整对华政策，由主要依靠和策动西藏上层反动分子进行所谓独立的分裂活动，而转向公开使用武力企图蚕食侵占中国领土。
　　 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和苏联出于对华战略的需要，也利用中印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支持尼赫鲁政府，于是印度朝野乘机掀起了反华浪潮。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出于全球战略利益的需要，对中国采取了的敌视政策和行动。中印边界争端发生后，美国乘机拉拢印度，企图扩大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同时使印度的军事行动与其在中国东南沿海支持蒋介石窜犯大陆的行动遥相呼应，给中国造成全面紧张。为此，美国怂恿印度强化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支持其掀起反华运动。1959年12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印度，同尼赫鲁重点讨论了印中关系问题，并向尼赫鲁许诺，印度万一同共产党中国发生战争，“可以指望美国援助印度，即使两国并没有订立军事同盟”。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后，对印度反华更加热心，认为“支持印度完全符合我们美国的利益”。1961年11月，尼赫鲁访美期间，肯尼迪与其谈话说：“美国在全球负起遏阻共产主义之任务，已越来越感精疲力尽，故希望印度能在东南亚地区，负起更大甚至主要之地位。”“希望尼赫鲁助美一臂之力。”并认为印度“是在亚洲和非洲可能挡住共产党人的关键。”美国告诉印度，“如果印度政府的确预料到在明年夏天的边境武装冲突事件中有可能要求外国援助的话，那么完全有理由早日提出要求”；“如果接到要求的话，肯尼迪政府准备并且愿意根据优惠条件为印度提供抵御中国所需要的军事装备。”事实证明，美国对印度反华活动的支持和援助，是以印度反华为筹码的，印度反华调子越高越凶，给予的援助也就越多。据不完全统计，从1959下半年到1961年底，即印度政府掀起大规模反华活动以来，美国给印度的援助近41亿美元，比1959年以前增加了一倍。
　　 苏联也利用中印边界问题大作文章，公开偏袒印度，指责中国，在国际反华大合唱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产生了分歧。赫鲁晓夫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要中国不惜牺牲国家主权在军事和外交上受制于苏联、服从苏联全球战略的需要。这就使中苏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日趋激烈，中苏之间的裂痕日益加深。中国共产党不屈服于苏共的压力，它便乘人之危，不顾两国的各项协议和中国在经济上的暂时困难，逼中国偿还抗美援朝期间用于购买武器的债务，片面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和军事科技的各项协议，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使中国经济、国防建设蒙受巨大损失。同时，苏联政府指使军队不断在中苏边界上制造事端，侵占争议地区，大搞颠覆破坏活动。并在1962年5月煽动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6万多边民外逃，策动了“伊宁暴乱事件”。苏联这些背信弃义的行为，在客观上配合了印度推行的对华政治、军事政策。中印边界问题也是中苏之间的重要原则性分歧之一。在印度扩张主义的威胁之下，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中捍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完全正义的行动。然而苏联却对此持否定态度。当时，苏联正热衷于推行“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路线，因而要求中国不仅要对美国妥协，而且也要对印度让步，以免影响赫鲁晓夫即将开始的美国之行。苏联不听中国方面的多次解释和劝告，于1959年9月9日发表了关于“朗久事件”的声明，公开暴露了中苏之间的分歧，“空喀山口”事件后。1959年11月7日赫鲁晓夫在同印度《新世纪》周刊记者的谈话中，引用苏联同伊朗解决边界问题的例子，说“对于像苏联这佯的国家来说，几公里算得了什么。” [ 注：《苏共领导联印反华的真相》，《人民日报》1963年11月2日。 ] 暗示中国应该放弃自己的领土，以满足印度的要求。1960年2月6日，苏共中央在给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中说：“以为印度这样一个在军事和经济方面远比中国软弱的国家真的会妄想对中国发动军事进攻，进行侵略，那是完全不严肃的。” [ 注：《苏共领导联印反华的真相》，《人民日报》1963年11月2日。 ] 1960年6月22日，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对中国代表团团长说：“我懂得什么是战争，既然印度死了人，这说明是中国进攻了印度。”“我们都是共产党人，国境线在哪里通过对我们不是主要问题。” [ 注：《苏共领导联印反华的真相》，《人民日报》1963年11月2日。 ] 那么，什么是主要问题呢？不言而喻，这就是中国应该牺牲其主权和领土完整，来适合苏联的外交利益。如果中国拒绝这种“劝告”，那么苏联就要采取反华立场。事实上也正是如此，“美苏合作”，只是表面现象，目的还是为了更大的争夺。苏联之所以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偏袒、支持印度，除了利用印度反华以外，还要与美国争夺印度。为此，1960年2月，艾森豪威尔刚刚离开印度，赫鲁晓夫就访问了新德里，同尼赫鲁进行了秘密会谈，并就向印度出售苏联战斗机和其它装备一事达成了原则性协议。1961年12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访印时公开讨好印度，攻击中国，他说：“印度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就苏联来说，中国人在喜马拉雅山区的侵略行动是完全不能理解的，而且苏联人一直不断地警告北京，要抑制和对印度友好。”并明确表示，“印度在发生危机的时期可以指望得到苏联的友好援助。”在美国援助印度的同时，苏联也不甘落后。从1955年2月至1962年9月，苏联为印度提供军事、经济援助达38.49亿卢比，其中1959年4月以后亦即印度加紧反华以后，苏联援助印度25.95亿卢比，占其援助总额的67%。在美苏的大力支持和援助下，尼赫鲁政府自恃有美苏撑腰，便加快了其以武力蚕食、侵占中国领土的步伐。
　　 印度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是尼赫鲁政府大肆反华、在中印边境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又一重要因素。进入60年代后，印度国内的各种矛盾和困难日益暴露。特别是被印度政府称之为“分裂倾向”的国内民族问题以及粮食问题，使印度政府焦虑万分。在孟买，锡克族人提出自己建立一个邦的要求；在东北部，那加族人继续进行着要求分治的游击战争；在印度南部，出现了反对以印地语作为全国官方语言的骚动；克什米尔问题远没有解决；第三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人们对指标的实现已不抱任何希望。印度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使印度人民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政府威信日益下降。执政党对1962年底的印度大选非常担忧。为了摆脱困境，转嫁国内政治经济危机，转移人民斗争的视线，尼赫鲁政府便利用中印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印度《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印边界问题“被运用到一切方面——格拉拉的期中选举、西孟加拉的粮食运动、政府雇员罢工、最后还有第三届大选。……在粮食运动期间，加尔各答的墙上到处贴着：‘不要搞任何运动，中国正在把它的军队驻在边界上，企图进行侵略’” [ 注：转引自1962年6月6日《解放军报》。 ] 。利用中印边界问题掀起反华活动，成了尼赫鲁政府摆脱困境转嫁危机的一张牌。
　　 尼赫鲁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态度强硬，还由于他对6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困难形势的错误判断。当时，中国在经济建设上由于某些政策的失误和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再加上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协议和索要债务，国民经济确实遇到严重困难。同时，台湾当局在美帝国主义唆使和支持下，企图利用大陆经济暂时困难窜犯大陆，阴谋东山再起，一度造成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紧张局势。
　　 面对中国暂时的困难形势，尼赫鲁政府错误地认为，中国既与美国对立，又失和于苏联，在国际上处于孤立无援地位；中国所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已到了难以克服的程度；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军事骚扰，必迫使中国的军事注意力在东方而无暇西顾；这些无疑是印度向中国推行“前进政策”、以武力攫取中国领土，实现领土要求的有利时机，机不可失。于是，尼赫鲁政府迫不及待地走上了以武力改变中印边界现状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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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14:02
二、印度“前进政策”的提出和蚕食中国领土的军事准备
　　 印度的“前进政策”，是尼赫鲁政府通过外交方式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未能实现后，决心以武力改变边境现状的产物。1960年4月26日周恩来总理离开新德里后，印度政府面临的直接问题是下一步该怎么办？对这个问题，印度政府在周恩来总理赴印之前就已谋划好了。早在1959年10月《印度时报》就曾在一篇社论中提出：新德里必须派遣有适当装备的巡逻队进入目前为中国人所占领的地区，以维护其权利，因为长期拖延下去意味着对中国占领的默认……。1960年中印两国总理谈判之后，印度政府为改变边境现状，侵占中国领土，又进一步酝酿向中国“占领”地区派遣巡逻队和插入中国哨所之间的空隙地带建立据点。这一侵略计划，后来被印度政府称之为“前进政策”。
　　 “前进政策”的目标是：印军要尽可能多地在中国控制的地区建立哨所，以此来逐步改变阿克赛钦的军事力量对比，并且在中国哨所之间建立印度哨所和巡逻队，遏制中国的补给线，最终使印度有足够优势赶走中国军队。
　　 印度政府制定这一政策的前提和依据是，当时，印度一些主战派首脑人物认为，无论印度派出多少巡逻队进入中国领土和在中国境内建立多少哨所，中国也不会进行武力干预。印度政府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前所述，是对中国形势的错误估计。尼赫鲁认为，“前进政策”是非常稳妥的和有效的，既可避免冒直接发动战争的危险，又可为发展边远地区提供最佳途径 [ 注：[印]比姆·桑杜：《悬而未决的中印争端》第240页。 ] 。50年代，印度对“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中国领土的侵占，就是这种政策的具体例证。
　　 尼赫鲁后来在印度人民院的一次讲话中，曾对这一政策进行详尽的阐述，他说：“在我国的领土上发生了某种侵略，我们应该怎样对付呢？首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很明显，我们的目标只能是设法使侵略者退出。怎样做到这一点呢？采取外交的方式，采用各种手段，最后，如果你们愿意这样说的话，就采用战争的手段……我们要不断加强我们的阵地，以便在我们认为自己有足够力量的时候，而不是在处于劣势的时候，来应付局面”。 [ 注：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280页。 ]
　　 为了使“前进政策”付诸实行，印度政府不断向印度军队下达向中国推行该政策的指令。1960年5月，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在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作出决定：印度陆军在从什约克（SHYOK）通向北面的古时商路上占据阵地，并在尽可能靠近喀喇昆仑山口的地方建立一个哨所，在完成任务后，再试探沿奇普恰普河谷向东进行巡逻的可能性；在目前，要对未占领的地区进行巡逻。
　　 “前进政策”指令下达后，1961年4月，印军从其非法占领的中国巴里加斯地区继续向中国境内推进：4月3日，侵占中国巴里加斯地区印军6人，越过卓普河至中国戈热羊圈活动，此后便将巡逻范围扩大至该地和拉多及其东南果洛一带；5月，印军在俄加非法设立据点；7月5日，印军30余人，又越过卓普河到卡尔果一带非法巡逻；7月6日，印军36人在拉多设立了据点；更为严重的是，7月9日，驻楚舒勒印军武装人员30余人逼近到中国斯潘古尔以西的传统习惯线，在中国班公洛哨卡前沿进行跨界挑衅性军事演习，其中9人先后侵入中国境内，最深达2.5公里，并开枪挑衅，企图诱中国边防人员还击，挑起武装冲突；7月21日后，印军第一一四旅所属第七营的一个巡逻队侵入中国恰尔丁拉、碟坡齐地区开始进行非法巡逻；8月8日，印军9人乘卡车、吉普车3辆，又在中国班公洛哨卡对面之莫尔多山下活动，其中1辆吉普车越入中国境内400多米。
　　 1961年8至9月，印度陆军总部指示西部军区，将军队在西段的巡逻向前推进。印度政府为了给推行“前进政策”制造借口，于1961年10月照会中国，无中生有地列出10件事例，特别指出中国有3个哨所设在了印度领土，攻击“中国人进一步侵略印度” [ 注：1961年10月31日《印度外交部给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照会》，转引自《中印边界问题（三）》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版，第32页。 ] 。12月上旬，尼赫鲁主持召开了有国防部长梅农、参谋局长考尔、陆军参谋长塔帕尔、情报局长马立克、外事秘书德赛等军政首脑参加的高级军事会议。会议作出了一项推行“前进政策”的新指令：军队在拉达克地区要从目前的阵地朝着国际边界尽可能地推进巡逻；在北方邦 [ 编者注：即中印边界中段 ] 和其他的北部地区，没有象拉达克那样困难，因此，应按照实际可能向前推进，把整个边境地带加以有效占领。如有任何空隙，必须以进行巡逻或建立哨所的方式弥补。同时强调指出：鉴于军事行动上和行政管理上有许多困难，应沿中印边界努力集中主要兵力，驻扎于前沿哨所后面适当的地方，以便使这些哨所能够得到后勤供应。并随时准备执行推进任务。
　　 遵照这一指令，印度陆军从各方面加紧推行“前进政策”的准备。为适应在中印边境高原地区作战，印军专门成立了“边境研究小组”。建立了山地战学校、森林游击战学校、陆空作战学校、爬山学院，进行特种训练，并加强对中国军队作战的研究。
　　 为改善边境西段的供应和运输条件，增强机动能力，印军在列城、楚舒勒、托以昔、埔克齐、斗拉特别奥里地等地修建了机场；在巴里加斯、塔拉昌山口、基阿姆温泉、加勒万河谷、奇普恰普河谷等地区印侧重要前沿据点开辟了空投场和直升飞机场。1961年10月建成斯利那加至列城公路后，加紧修建列城至楚舒勒、波布浪，列城至东堤、科尤尔、巴里加斯，努不拉至斗拉特别奥里地，波布浪至基阿姆温泉等数条军用公路，前沿各军事据点之间有的还修建了简易公路和急造军路。在班公湖两岸开设了码头，并开始用汽艇运送人员和物资。与此同时，在中印边境地区加强战备物资储备。从1961年下半年，印度政府不顾财政拮据，从美、英、苏等国购进飞机，用于中印边界西段印军的战备物资运输和供应。担负中印边境西段空运任务的美制C-47、C-19和苏制安-12等大型运输机、米-4直升飞机达70余架，约占印度空军运输机总数30%。据不完全统计，自1961年底至1962年10月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前，印空军向边境西段共出动运输机6040余架次，空运各种军用物资装备达3万余吨。印军对不通公路的据点进行了大量的空投，在空投物资中，不仅有粮食等生活用品，还有51毫米迫击炮、迫击炮高爆弹、照明弹、枪榴弹、地雷和汽车等装备。同时，印军还使用大批牲畜向各前沿据点运送军用物资，据不完全统计。仅向斗拉特别奥里地、基阿姆温泉等前沿据点驮运物资的牲畜即达2480余头次。
　　 为建立推行“前进政策”的基地，印军在边境地区增设了大量据点，并使据点尽量向中国境内“延伸”。继在俄加、拉多和色热隆马等地设点进占之后，10月上旬，“印藏边境部队”所属9人，在中国恰尔丁拉建立了据点，12月8日，印军一一四旅第七营20余入侵入羌山口设立了据点。
　　 印军不断增加中印边境地区的兵力。将原驻印巴边境的兵力抽调到中印边境地区，在阿萨姆地区新建立了第三十三军军部和第二十三师师部，东部军区从过去两个师增至4个师又1个军部。边境西段原仅驻有独立步兵第一一四旅，下辖查谟·克什米尔国民军第七、第十四两个步兵营，连同地方武装“印藏边境部队”共约2300人。1962年初，印度政府不顾在冰雪封山期间的行动困难，继续将第八廓尔喀联队第一营、杰特联队第五营调往西部边境，划归第一一四旅指挥，使西段边境正规兵力达3000人以上。其中，查谟·克什米尔国民军第十四营布防于基阿姆温泉至斗拉特别奥里地地区；第八廓尔喀联队第一营布防于楚舒勒至基阿姆温泉地区；查漠·克什米尔国民军第七营布防于科尤尔、汗里、巴里加斯地区；杰特联队第五营布防于楚舒勒、波布浪地区。
　　 印军在加强战场建设和兵力部署的同时，不断对中国境内进行侦察和间谍活动。印机频繁越境，侵犯中国领空，1961年在中印边境西、中段地区印机越境即达230架次之多。除在中国前沿哨卡上空侦察挑衅外，还深入至托林、日土及新藏公路沿线地区，特别是在中印通商交通协定即将期满失效的情况下，更加紧了对中国的情报工作。印度中央情报局长、列城情报分局助理局长，曾先后到边境前沿地区活动，指令各边境哨所采取“紧急步骤”加紧情报搜集。印方遂以在中国境内建立和发展固定的情报人员，化装成商人以及实施空中侦察等手段收集中国的军事情报。
　　 在中印边境东段，朗久事件后，印军便开始增加乓力，加强战场建设，大力改善“东北边境特区”交通运输条件，为长期占领中国领土做了大量军事准备。印军在进行了上述准备之后，即开始了对中国领土的大规模蚕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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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14:03
第二节 中国西线边防部队第一阶段的反蚕食斗争
　　 依据“前进政策”，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沿奇普恰普河谷、加勒万河谷、羌臣摩河谷、班公湖两岸等几个重要战略通道，对中国领土进行蚕食，以实现对阿克赛钦等地区的占领。印度认为，在中印边界东段占领了喜马拉雅山脊之后，如再能于中印边界西段夺取阿克赛钦，将边界线推至昆仑山，则不仅可以绝对保障印度西北部地区的安全，还可瞰制中国新疆南部和西藏阿里地区，对中国新疆腹地和西藏侧后形成威胁。


一、印军向天文点等要点地区蚕食推进，中国边防部队恢复巡逻
　　 为最终实现占领阿克赛钦的目的，印军首先将主要兵力投入到中国天文点地区奇普恰普河谷通道上，企图从该地区打开进入阿克赛钦地区的突破口。
　　 天文点位于阿克赛钦地区西北部，是奇普恰普河谷通道上的咽喉。而奇普恰普河谷又是喀喇昆仑山上较宽大的谷地，外与印度斗拉特别奥里地地区相连。由斗拉特别奥里地经奇普恰普河谷，越过奇普恰普山口，可直插阿克赛钦地区的甜水海。
　　 1962年2月，印度陆军当局责成第十五军制定向该地区的入侵计划。印军第十五军令第十九师第一一四旅负责对该地区进行蚕食。印军还组成了20多人的“工作队”，布置越境设点。2月下旬，印军向斗拉特别奥里地地区增兵，增建新的据点，同时派遣人员化装成边民，以放牧、经商为名，深入中国境内刺探军事情报，侦察向中国境内推进的通道和建立据点的地形；印军侦察机频繁越境，进行低空侦察，并向中国境内空投建立据点的装备物资。
　　 印军的侵略行径，使自1959年空喀山口事件后一度安定下来的边境形势又日趋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本着维持边境现状和睦邻友好的原则，于1962年2月26日和3月22日照会印度政府，要求其停止这种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加剧边境紧张局势的危险行动，希望回到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途径上来。然而，印度政府认为，印军侵占中国领土、领空的非法活动是“维护自己领土完整的措施”。并再次提出所谓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前提：中国军队首先从阿克赛钦地区撤出，印度才能与中国进行边界问题谈判。印度政府的态度表明，中国不答应其领土要求，它就要顽固推行以武力来改变中印边界现状的扩张主义政策。
　　 尼赫鲁政府对推行“前进政策”抱有很大希望。印度军队收复果阿 [ 注：果阿，位于印度西海岸，16世纪中叶沦为葡萄牙殖民地。1961年12月18日，印度政府宣布出兵果阿，赶走了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从此结束了葡萄牙对果阿地区400多年的殖民统治。中国政府曾于12月19日发表声明，支持印度收复果阿。 ] 行动的迅速成功，更使其坚定了对中国采取武力的信心。印度内政部长夏斯特里在印度竞选大会上狂妄地说：如果中国不从它所占领的地区阿克赛钦撤出，印度将重复它在果阿所采取的行动，印度一定把中国赶出去。主战派议员和反对党中的极端分子，竭力鼓动尼赫鲁政府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一举夺占阿克赛钦。新德里到处传言：印度政府已拟定了一项进攻中国哨所的计划，即将在四五月间对中国在拉达克地区（位于中印边境西段）的3个哨所实施包围，迫使中国守军投降。对印度的猖狂叫嚣，美国在后面则撑腰打气。
　　 面对日趋紧张的边境形势，为防止印军在边境挑起武装冲突，中央军委于2月1日向中国边防部队下达了关于防止印军挑衅的指示，要求中国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坚决贯彻执行不主动惹事和坚持在传统习惯线中国一侧30公里不打枪的原则；明确规定对印军的挑衅，打与不打决定权属于中央军委。新疆军区指示边防部队，当印军向我挑衅时，应劝告和警告，让其出境，若劝告无效，而印军继续围攻我哨卡时，应坚守待命，在任何情况下，若没有上级命令，都应采取有效方法坚守阵地，不得擅自出击和后撤。这就预示了反蚕食斗争将是一场极为艰巨复杂的军事、外交斗争。根据边境形势，新疆边防部队加强了防止印军发动进攻的必要准备：由南疆军区副司令员刘发秀负责，以南疆军区步兵第二团机关为基础组成前进指挥所进至康西瓦，组织勘察通往边境地区的地形、道路，制定防止印军入侵进攻的反蚕食斗争方案，并做好向天文点、空喀山口、阿里地区行动的准备。
　　 3月下旬，印军开始了蚕食行动。印军首先在中国天文点地区当面的斗拉特别奥里地、5002高地、困在兰加尔和波鲁野营地建成4个据点，作为向中国境内推进的基地，同时，深入中国天文点地区南侧侦察建哨。4月2日和7日，印军在中国天文点哨所西北和西南深入中国境内4至11公里建立两个据点，企图沿中国天文点哨所西南、西北两翼向天文点哨所侧后迂回，占领天文点东侧高地，控制奇普恰普山口。据点内印军不断进行挑衅活动，武装越境侵入中国天文点以南、以西地区频繁进行侦察。4月11日，印军侵入距中国天文点哨所以西约4公里的5500高地，进行长时间的侦察；4月12日又有两批军事人员先后侵入该区；4月下旬，印军将原驻列城和沙克提之查谟·克什米尔国民军第十四营第三连开抵斗拉特别奥里地，使该地区印军增加到了300余人。之后，印军扩大了对天文点地区的入侵蚕食范围，有时竟深入中国境内达20余公里进行侦察挑衅活动。
　　 为配合天文点地区的蚕食行动，在西段其他地区，印军也以侦察、渗透手段进行蚕食活动。4月9日至12日，驻基阿姆温泉印军1个排深入中国境内侦察，16日印军又越过传统习惯线向中国班公洛地区侦察。为保障其地面部队的蚕食推进，4月14日，驻阿格拉空军第四联队将两个运输机中队拨归斯利那加第一联队指挥，加强了对边境印军的空运、空投。
　　 印军在西段特别是在天文点地区的蚕食活动，破坏了边界现状，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威胁着中国边防哨所的安全。4月19日，总参谋部向新疆边防部队下达了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加强中印西段边境的边防措施》，决定在中国哨所之间空隙较大、印军易突入的地段增加一些哨卡，阻止印军向前推进。新疆军区及康西瓦指挥所遂向天文点、空喀山口哨卡增加了兵力，在天文点西北小5500高地西南侧和天文点以南5851高地增设了哨卡，以阻止印军向中国天文点哨所进逼、迂回，监视印斗拉特别奥里地地区和中国境内达普桑平地印军的活动。同时采取边侦察边设点的方法，陆续在河尾滩、萨木崇岭、涅尔采、热琼等要点设立了哨卡。此外，还组成了由步兵第二团副团长贺景福、南疆军区情报处副处长李国柱、四师侦察科长武卫国、步二团副参谋长龚自强等负责的侦察队，分别对印军已经入侵的据点和印军可能入侵的天文点南北、河尾滩之西大沟、萨木崇岭以西加勒万河谷、温泉西北之科塔村和班隆、空喀山口之银利沟、尼亚格祖（麦争拿马）以西之牧民沟、绝拉沟、安拉沟以及班公湖以北等地区，进行全面侦察，以便准确掌握敌情，熟悉地形、道路和通外山口情况，为边防部队反蚕食斗争提供可靠情报。
　　 在采取防范措施的同时，4月12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就印军在中国境内占地设点等侵略行径向印度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指出“长期以来，印方就不断地在中印边境增设哨所，加强军事部署；近几个月，从新德里还纷纷传出关于印度军队准备在边境地区解冻之后，向中国方面发动武装挑衅的新闻报道。中国政府有理由认为，印度方面上述侵犯中国领土的活动是它蓄意在这一地段破坏边界现状的信号。”“中国政府再一次严肃地要求印度政府立即停止这种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活动。”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九集，第35页。 ] 4月30日，中国政府就4月上旬以来印度军队先后15次侵入中国新疆地区，设立军事据点，连续进行挑衅活动，威胁中国边防哨所安全等严重情况再次照会印度政府，要求印度政府立即从中国领土上撤出侵略据点和军队。中国政府指出，“在印度方面拒绝了中国方面提出的双方武装人员在边境上各自后撤二十公里和停止巡逻等建议之后，中国政府一直单方面地停止向边界自己这一边的二十公里以内派出巡逻队。中国政府这样做，原本是为了避免在边境上发生误会，引起冲突。但是，两年多来的事实不幸表明，中国方面这样做并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相反，印度方面利用中国边防部队停止巡逻的情况，向中国境内步步进逼，侵占中国领土，威胁中国哨所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为了执行保卫中国领土和维持边境安宁的神圣权利，已经命令中国边防部队在印度方面最近一再侵扰的地段，即自喀喇昆仑山口到空喀山口，恢复边境巡逻。”并警告印度政府：“如果印度政府拒绝撤走侵略据点，并且继续向中国哨所进行挑衅，中国边防部队将不得不被迫实行自卫。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都必须由印度方面承担全部责任。”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九集，第38页。 ]
　　 中国政府对印军的入侵蚕食活动所作出的反应是强烈的、严肃的。尼赫鲁政府完全应该从中国的反应中预料到继续侵略中国领土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然而，尼赫鲁政府无视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决心继续扩大对中印边境西段的武装入侵。尼赫鲁5月2日在印度人民院表示，要准备同中国作战。并毫不掩饰地说，印度正在加强在中印边境的军事活动，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加强印度的边防和建立新的哨所。尼赫鲁在印度联邦院讲话时扬言，“我们必须为（同中国作战）这种不测事变作准备” [ 注：转引自1962年5月4日《解放军报》。 ] ，“对付中国可能采取的步骤” [ 注：转引自1962年5月4日《解放军报》。 ] 。
　　 5月初，尼赫鲁主持召开高级军官会议，谋划进一步蚕食中国领土的军事行动。之后，国防部长梅农、陆军参谋局长考尔赴中印边境西段视察。尼赫鲁也借“休假”之名赴克什米尔地区斯利那加进行部署，并委派考尔担任西线推行“前进政策”的指挥官，调动第一二一旅驻列城以西克吉尔，使印军西段兵力增加到近3个旅。为保障蚕食行动的顺利进行，印军用飞机不断向斗拉特别奥里地地区等前沿哨所空投军用物资，并组织汽车运输队及大批牲畜，由斯利那加向列城和中印边境前沿印军据点加紧运送军事装备和物资。查谟·克什米尔国民军第十四营还成立了斗拉特别奥里地“防区”，统一指挥该地区印军。印军“工作队”也进抵斗拉特别奥里地，并在天文点西侧印军据点展开活动。第一一四旅旅长遵照陆军总部的指示，迅即召开军事会议，进一步策划在天文点地区推行“前进政策”的步骤。
　　 经过重新部署，印军加紧了对天文点和其它要点地区的抢占。5月上旬，印军从奇普恰普河谷地区5651高地南侧的据点向前推进，同时在天文点西南8公里的红山头设立了新的据点，并明目张胆地进至中国天文点哨所几百米处进行侦察挑衅活动。
　　 在向天文点推进蚕食的同时，印军在西段其它方向也逐步向中国境内蚕食设点，配合主要方向的蚕食。5月2日，驻楚舒勒地区印军由中国斯潘古尔湖以南侵入中国境内2公里构筑工事，建立据点，与中国热琼哨卡形成对峙。该据点印军潜入距中国哨卡600米处，3次对中国热琼哨所实施侦察、鸣枪挑衅。5月11日，中国政府照会印度政府，对其武装滋事的严重挑衅行为提出强烈的抗议。照会指出，印度在新疆边境地区侵占中国领土，逼近中国边防哨所进行挑衅，已经使两国的边境局势十分严重，现在印度不顾中国政府的警告，竟然在西藏西部加紧侵占挑衅活动，威胁中国中印边境西段另一个哨所的安全。这就表明了印度政府决心在中印西段边境全线加剧紧张局势。中国政府重申，如果印度政府不撤走侵略据点和入侵军队，并继续进行挑衅，中国边防部队将不得不实行自卫。
　　 面对印军不断加剧的武装挑衅行为，新疆军区边防部队遵照总参谋部指示，在恢复喀喇昆仑山口至空喀山口地段边境巡逻的同时，选定可控制的要点，在中国境内增设和向前推进了部分哨卡，以阻止印军沿龙纳克龙斯泊河河谷和布尔察谷地向天文点，沿大西沟向河尾滩，沿西沃隆向加勒万河谷，沿羌臣摩河谷向空喀山口以东，从温泉、班公隆之间向中国境内的蚕食。
　　 为指导反蚕食斗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根据中印边境特别是西段边境的斗争形势，适时提出边防斗争的方针、原则以及具体政策规定。在中国政府声明恢复对中印边境西段喀喇昆仑山口至空喀山口的巡逻后，5月6日，总参谋部向边防部队下达了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恢复边境巡逻的具体措施和边防哨卡处置情况的原则》，要求边防部队：根据当前中印边境斗争情况，既应加强边防自卫措施，对印军的挑衅活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又要避免流血冲突。并对边防部队反蚕食斗争的形式、任务和处置情况的原则作了具体规定，指示守点部队：当印军向哨卡进行袭扰或挑衅性射击时，应严密监视，可不予置理；当印军包围哨卡进行攻击，如不还击即有遭受大的损失或被消灭的危险时，才可进行自卫。自卫的步骤是：第一步，向空中鸣枪，对其喊话，阻其进逼；第二步，如印军继续进攻，我可开枪击退其进攻，但不出击；第三步，印军突袭哨卡，可能将其活捉时，力争捉活的。在任何情况下，印军后撤，概不追击。对印飞机侵入中国领空盘旋侦察，可不予置理；如果印军飞机向我进行扫射、轰炸，可向其射击，对印机空降人员、物资，监视上报。担任游动监视印军活动的部队，当印军进逼时，则适当后撤，避免与印军接触，不得挑起冲突；严防遭印军伏击、袭击，如遭受优击、袭击，在不遭受损失的原则下，能摆脱的尽力摆脱。在边境地区巡逻的部队：不宜逼近边界，应与边界保持一定距离，更不准越出边界。从中共中央批准下发的这些规定来看，中国的一切措施都是防卫性的，并尽力避免和防止扩大边境武装冲突，体现了中国政府极大的宽容和克制忍让。为保证严格执行这些规定，中央军委同时指示边防部队，要进行充分的政治思想动员和政策教育，使指战员深刻认识这些措施的意义和目的，切实做到既能保证任务的完成，又不出乱子。
　　 反蚕食斗争，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政治内涵，是边境军事斗争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在斗争中，中国边防部队既要捍卫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制止印度军队的入侵，又要坚决贯彻中国政府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方针，防止和避免扩大武装冲突。这就要求边防部队官兵，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处置边境斗争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正是由于反蚕食是新的军事斗争形式，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战役、战斗，不能单纯以歼灭印军或攻占印军入侵据点及阵地的多少来衡量斗争的效果；它更多的斗争样式是切断反切断、包围反包围，有时甚至出现双方都不用枪械，而是以肩膀相对抗的场面。总之，面对印军的不断进逼和猖狂挑衅，边防战士未经允许都不准使用手中武器击退侵略者。这种斗争方式对中国边防军人来说，比冲锋陷阵、流血牺牲更难。然而，中国边防部队的指战员胸怀全局，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边境斗争的各项方针政策，或坚守哨卡，或先机设卡，寸步不让地同印军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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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14:03
二、中国政府呼吁改善中印关系，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印度政府提出所谓的“和平解决方案”
　　 在印军入侵中国领土，不断加剧边境紧张局势的过程中，中国方面保持了克制和忍让，命令边防部队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开第一枪，尽量避免武装冲突。同时，中国政府一再要求印度政府，争取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并利用一切机会寻求改善中印关系的途径。
　　 中国政府认为，任何有助于改善中印关系的步骤，必将有助于促进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鉴于1954年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将于1962年6月期满（该协定于1954年6月3日经双方批准后生效，有效期8年，至1962年6月3日期满失效），中国政府曾于1961年12月3日照会印度，建议两国政府举行谈判，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缔结一个新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来代替原有的协定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九集，第18页。 ] 。虽然这与中印边界问题无关，但是无疑会有助于改善中印关系。中国这个建议完全是善意的。同年12月15日，印度政府复照中国，将通商和交通协定问题与中印边界问题联系起来，诬蔑中国侵略了印度领土，进而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建议。1962年3月1日，中国政府照会印度政府，驳斥了其所谓中国侵略了印度的论调，再次建议就通商和交通协定问题举行谈判，并且指出：这“并不是谋求中国单方面的利益，而是从两国人民的长远的和全面的利益出发的”，“希望印度政府重新考虑。”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九集，第22页。 ]
　　 4月11日，印度政府复照中国，第二次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建议。不仅如此，印度政府还指责中国破坏了五项原则。印度照会称：“1954年的协定，明显地是要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国方面在谈判的时候完全知道印度领土的边界何在。如果它有任何怀疑的话，那么保证要尊重印度领土完整的目的是什么呢？先是作出这样一个保证，然后又要求对方的部分领土归属自己，这对于一个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缔结了一项庄严的协定的政府来说，当然是不能允许的。”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九集，第45页。 ]
　　 5月11日，中国政府照会印度政府，对其指责中国破坏五项原则进行了批驳。照会指出：“五项原则的第一条说的是‘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而并没有规定某一方必须接受另一方关于边界的主张。如果认为，承认‘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原则，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经接受了印度主张的边界线，那么，根据同样的理由，不是也可以认为印度政府已经接受了中国主张的边界线吗？显然，这种论辩只能被认为是片面武断，完全是对国际文献的曲解。”照会最后指出：“尽管印度政府违反五项原则，并且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友好建议，但是，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是千年万年的事情，中国政府将继续坚持不懈地为改善中印关系而努力。”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九集，第41、44页。 ] 然而，印度政府第三次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友好建议。
　　 中印边境紧张局势的加剧，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些国家纷纷发表谈话，建议和敦促印度放弃武力，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争端。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印度政府为避免外交上的被动，免遭国际舆论的谴责，便继续玩弄外交手腕。印度政府在5月14日给中国政府的复照中，在坚持阿克赛钦是印度领土的同时，提出了它在1959年就被中国政府驳斥了的所谓阿克赛钦“和平解决方案”：要中国边防部队撤到印度主张的边界线以东地区，印度军队撤到中国主张的边界线以西。印度政府还大言不惭地说：“印度政府准备在谈判期间和边界问题懈决以前允许中国继续使用阿克赛钦路于非军事交通来往。” [ 注：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九集，第59页。 ] 中国政府对此予以驳斥，指出，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使用自己的公路，何用印度的允许？这简直是荒唐！印度这个所谓的建议，表面上似乎平等，实际上是要中国单方面撤退。正如尼赫鲁向议会保证的那样，执行这个建议，“意味着中国要撤出大片自己的领土，而印度则进行非常小规模的撤退，几个村庄。”这个建议实质上是印方只从几个历来属于中国而最近一个时期才为印方所侵占的地点撤退，来换取中国方面从3.3万多平方公里的历来属于中国的大片中国领土的撤退。印度不准备把它提出的上述所谓和平建议所包含的原则平等地适用于东段边界，只单单“适用”于中印西段边界。这样一来，印度则不仅可达到在中印边界西段的领土要求，而且可原封不动地继续占据中印边界东段的中国大片领土。中国政府在回照中指出，“怎么可以设想中国政府会接受这样一个要它屈服的片面条件呢？难道中国是一个战败国吗？” [ 注：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九集，第60页。 ] 事实证明，印度政府所追求的是不惜挑起武装冲突，侵占中国领土，改变边界现状，而决不是要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照会最后指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即便是中印边界局势由于印度方面的侵略和挑衅变得如此紧张的现在，从中国方面来说，谈判之门仍然是开着的，但中国决不会在武力威胁面前屈服。
　　 印度政府的阴谋被揭穿后，于是就利用宣传工具，大肆造谣诬蔑“中国侵略了印度”，中国“拒绝了谈判”。印度玩弄的这种贼喊捉贼的伎俩混淆了视听。一时间，国际上有些国家竟难以弄清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特别是在美、英等西方一些反华势力颠倒黑白的鼓噪下，有的亚非国家，对打着“和平”、“中立”旗号，以“不结盟运动领袖”自居的印度表示了同情，因而使中印边境斗争更加复杂。1962年5月，周恩来总理指出，中印边境斗争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而军事斗争的胜利，又是取得政治斗争胜利的重要条件。因此，军事斗争必须服从政治外交斗争，既要坚持保卫祖国反对侵略的严正立场，又要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为政治外交斗争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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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14:03
三、印军对中国领土和边防哨所猖狂进逼挑衅，中国边防部队采取制止印军蚕食措施
　　 尼赫鲁政府关于中印双方从阿克赛钦等西段边境地区撤退的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不仅不考虑使用武力的严重后果，反而认为，“前进政策的推行还没有给中国足够的压力，所以必须继续进行，直至中国承认它必须撤退时为止”。 [ 注：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396页。 ] 因此，印度军队继续向中国境内增兵，进行越来越猖獗的武装活动：5月下旬，侵入中国天文点地区的印军，先后多次进至中国天文点哨所以南6200高地以北地区活动，深入中国境内达20余公里，继在天文点以南、以西、以北设了3处据点后，5月23日印军又侵入中国河尾滩西大沟，深入中国境内15公里设点；驻基阿姆温泉、巴里加斯地区印军也展开入侵蚕食行动。入侵印军肆意向中国哨卡开枪挑衅，并无视中国哨兵的警告，致使边境紧张局势不断加剧。
　　 针对中印边境政治、外交、军事斗争的复杂形势，为及时处置中印边境西段反蚕食斗争情况，新疆军区副司令员郭鹏和徐国贤直接向总参谋部上报情况，并指挥中印边境西段边防部队的反蚕食斗争。为便于反蚕食斗争的领导，5月中旬，将原康西瓦防区以羌隆大坂为界划分为天文点、空喀山口两个防区；5月20日，南疆军区副司令员刘发秀率司政后机关35人及通信、医疗分队进驻康西瓦，负责指挥西线反蚕食斗争；根据印军入侵蚕食情况，对西线兵力作了调整。5月12日、24日，先后将驻康西瓦担任机动任务的步兵第二团第二营调边防第一线，使第一线兵力由8个连（含阿里支队驻守在边境西段的4个连）增至12个连，其中第二营营部率第五、第八连及第一营第一、第四连驻天文点边防区，指挥所设在5243水准点，由步兵第二团政治委员刘少稚、副团长贺景福统一指挥；第一营营部率第二、第三连及第二营第六连驻守在空喀山口边防区，指挥所设在空喀山口1号哨卡，由步兵第二团团长杨宗泉、参谋长王玉祥负责统一指挥；阿里支队5个连驻守西藏阿里边防区，其中4个连驻守边界西段班公湖以南至巴里加斯地区，1个连驻守边界中段地区，由支队长王秀森、政治委员王复华统一指挥，并在班公洛设立前指。步兵第二团第二营前推后，调陆军第四师第十团第三营于5月25日进驻康西瓦地区进行战备训练，骑兵第三团进驻红柳滩，随时准备支援一线部队反蚕食斗争。为应付印度军队可能发动的进攻，对其他兵力也作了相应的部署。
　　 根据中印边境斗争形势的发展，5月29日，中央军委进一步指出：中印边境的斗争重点在西段地区，印方主要企图是逐步侵占我阿克赛钦地区，当前主要是向我境蚕食，占地设点，侦察巡逻，步步推进，并可能伺机向我军袭击、伏击。我已恢复巡逻，增设了哨卡，对入侵的印军抵近监视。因此，小的武装冲突随时都可能发生，小的武装冲突发生后，有可能向大的冲突演变。印军很可能以1-2个营的兵力，进行报复或突然攻击中国前沿哨卡；如果印军吃了亏，或认为有机可乘，也可能以1个旅或更多一点兵力，向中国空喀山口、天文点、班公洛等地区进攻。
　　 基于以上估计，总参谋部对中印边境军事斗争作了具体安排：在兵力部署上，增加天文点、空喀山口两个防区的兵力，调部分兵力进至甜水海、康西瓦和叶城，作为二线兵力进行战备训练，准备应急机动；为加强反蚕食军事行动的指挥，决定以步兵第四师师部为基础，组成康西瓦指挥所。调第五十四军副军长何家产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南疆军区刘发秀为副司令员，陆军第四师师长郑志文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四师政治委员向新为副政治委员，负责统一指挥西段地区反蚕食斗争。同时，指示中印边境东段西藏边防部队：作好反蚕食斗争各项准备工作，以便必要时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配合西段地区反蚕食斗争。
　　 新疆、西藏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对中印边境斗争的具体安排，抓紧落实各项战备工作，防止印军突然袭击。6月9日，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徐国贤率军区司政后机关部分人员进驻康西瓦，加强了对西线反蚕食斗争的组织领导。
　　 中国新疆边防部队增加边境防卫兵力和采取其他防卫措施，目的是先机占领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中国一侧的边境地区要点，以阻止印军继续向中国境内推进和增设据点。中国新疆边防部队虽在自己领土上设点并恢复巡逻，但对印军在空中和地面的挑衅，仍然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严格执行不主动惹事，避免发生武装冲突的原则规定。巡逻时，对巡逻路线进行周密侦察和认真研究，尽量避免与印军遭遇。在设卡时，既先机控制战略要点，又防止造成与印军争夺军事要点，酿成新的武装冲突。中国边防部队原拟在天文点地区前出至5608高地西南河岔处设卡，以有效地制止印军继续向前推进，并瞰制印军几个据点，掌握其行动。中央军委和新疆军区判断，该卡设出后，印军很可能在5766高地以西地区增加更多的兵力，与中国边防部队争夺在该地区的主动权，使斗争更加复杂化。为此，中国边防部队遂放弃了在该地区设点的计划，改为以巡逻方式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
　　 1962年6月，印军在西段不断增兵，加紧修筑通往中印边境地区的机场、公路，调整兵力部署，进一步向中国境内推进，扩大蚕食范围。军事首脑人物频繁活动：陆军参谋局长兼西线指挥官考尔到基阿姆温泉，乘直升飞机越入中国境内加勒万河地区进行空中“视察”；空军指挥官品多深入到天文点地区印军入侵据点活动；第一一四旅旅长从塔拉昌山口到中国境内指挥组建新据点。印军在西段的入侵指挥机构逐步前移，查谟·克什米尔国民军第十四营和杰特第五营分别在波鲁野营地和波布浪设立了前指；查谟·克什米尔国民军第七营前指由科尤尔向巴里加斯方向前移。印军还组织了准备同中国作战的陆空协同，除组成了“空中支援队”外，还向斗拉特别奥里地、楚舒勒等前沿据点派出了“空中支援前方游动小组”，从空中、地面频繁向天文点北侧至神仙湾以东地区侦察。印军第四一六工程旅也被派往斗拉特别奥里地、波布浪、楚舒勒、科尤尔和普克齐等地，加强和改善空中、地面运输条件。印军杰特联队第五营于6月下旬进驻西段前沿，其第三连布防于楚舒勒、波布浪、东堤等地区，另一连空运至斗拉特别奥里地；查谟·克什米尔国民军第十四营其他部队陆续向斗拉特别奥里地增调；第八廓尔喀联队第一营驻基阿姆温泉的兵力已增为两个连约300余人，查谟·克什米尔国民军第七营亦向巴里加斯增调兵员。至此，印军在中印边境西段投入向中国境内蚕食的兵力增加到4个营。与此同时，除在天文点附近新建5处据点（其中4处在中国境内）外，还在塔拉昌山口到班公湖两岸一线积极选点建哨，在该地区建成空玛（位于塔拉昌山口中国一侧）、查车两处据点，企图抢占中国尼亚格祖、喀纳以西大片地区。查谟·克什米尔国民军第七营侵占中国羌山口、约山口以西大片地区后，又集中兵力自巴里加斯向中国扎西岗地区推进，在该地区的扎玛格热建立了据点。这样，印军有计划、有步骤地将其入侵蚕食范围扩大到了加勒万河谷、羌臣摩河谷、班公湖两岸、斯潘古尔湖以西和巴里加斯地区。从北起喀喇昆仑山口南至巴里加斯地区，全线向中国境内推进。
　　 由于中国边防部队对印军的入侵蚕食采取了克制忍让态度，既没使用武力制止印军在中国境内设立据点，又没对入侵印军采取任何攻击性行动，只是通过外交途径，不断呼吁印度政府，希望其停止武力行为，回到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这更使尼赫鲁政府错误地认为，中国是为避免战略上两面作战，是软弱无力的表现，其定下的步步向中国境内推进的决心经受住了“考验”，中国军队绝不会与印度军队直接对抗。“于是政府和陆军总部就得出结论，认为（尼赫鲁）总理的判断和胆略已胜利地得到了证明，‘前进政策’的基本前提也从而得到了证实。” [ 注：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390页。 ] 一些印度政府议员和反对党反华分子为此而欣喜若狂，印度报刊也对印军的侵略行径大加渲染。印度《闪电》周刊吹嘘，印军已“在两千五百平方英里的广阔的战线上全面推进，”尼赫鲁取得了“拿破仑式的大胆的规划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胜利。” [ 注：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397页。 ] 《印度斯坦旗报》称：“潘查希拉是在有武力做后盾的时候才有意义。”“我们现在必须做的事情，就是保卫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任何一个据点。如果真的在中印边境地区给中国人一个冷不防，中国可能不得不走开。” [ 注：转引自1962年7月24日《解放军报》。 ] 《印度时报》6月21日发表社论鼓吹，印度要继续“在凡是必要的地方，不管环境多么困难，都要建立军事哨所，在没有被中国‘非法’占领的印度拉达克的每一个地方实行我们的行政控制。” [ 注：转引自1962年7月21日《人民日报》观察家评论。 ]
　　 印军在中印边境西段的蚕食，使中国边防部队各哨卡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不采取制止印军的进逼，中国边防哨所就随时有被印军“清除”的危险，阿克赛钦地区等大片领土就将被印军侵占。6月20日，总参谋部指示中国西线边防部队，目前最现实的问题，是想尽种种办法，制止印军的蚕食，该堵的口子要迅速堵起来，只有反蚕食措施落实，我们才能立于主动，把下一步工作做的更好。
　　 新疆军区遵照总参谋部指示精神，增强了一线哨卡周围工事，进行了必要的粮弹、物资储备，采取了防止印军偷袭的周密措施，并指示边防部队，在严格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边防斗争政策、原则的基础上，对印军入侵蚕食采取“顶、逼、围、堵”等军事手段。
　　 6月底，侵入中国境内的印军在西里扎普和4400高地设立了两个据点，直接威胁中国库尔那克堡哨卡的安全，为阻止印军继续向东推进，中国边防部队立即在印军据点东侧制高点建立了两个哨卡，与印军据点形成对峙。同时，新疆边防部队在印军可能入侵的重要隘口、战术要点和通道，抢先增设哨卡。在天文点防区，在天文点哨所左右两翼及主要通道上，又先后增设了10个哨卡，有效地控制了奇普恰普河谷、龙纳克龙斯泊河、布尔察及河尾滩西大沟等几条谷地，粉碎了印军向天文点地区纵深迂回推进，夺占该战略要点的企图；在空喀山口防区，增设了6个哨卡，先机控制了马德山、羌臣摩河谷口，防止了印军沿温（泉）尼（斯楚）公路向林济塘谷地，沿羌臣摩河谷向空喀山口翼侧纵深地区入侵蚕食，保障了温泉、空喀山口哨卡的侧后安全。至此，中国边防部队基本上制止了印军对天文点地区的蚕食。
　　 在反蚕食行动中，中国西线边防部队不仅要同入侵印军作斗争，而且要同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克服高原严寒缺氧带来的巨大困难。
　　 中印边境西段地区，山上常年积雪，气候多变，时常狂风暴雪，飞沙走石。入侵印军大部是适应高原气候的山区部队和尼泊尔籍士兵，而中国边防部队对高原气侯适应性较差。在执行任务中，开始时因山高缺氧，连走路都非常吃力，在山上构筑工事、建卡坚守困难就更大。有时因山口风大，无法设帐篷，就只好挖雪洞、地坑坚守哨卡。由于缺氧，水沸点只有摄氏五六十度，饭很难煮熟。指战员们就靠啃冻馕 [ 注：馕，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用面粉制做的一种食品。 ] 、饮雪水充饥。有的新建哨卡只有一顶单帐篷，无取暖设备和燃料，夜间战士们就挤在一起靠体温互相取暖。五六月份，山上冰雪皑皑，而山下冰雪开始溶化，道路经常被洪水阻隔、冲断。有时给养运不上去，守卡官兵只好忍饥挨饿。但为了堵住印军，边防哨卡官兵不怕艰难困苦，坚守在冰雪高原上。
　　 新疆军区边防部队步兵第二团副团长贺景福率领的侦察队，从4月登上喀喇昆仑山后，一连数月战斗在山上。他们踏着没膝深的积雪翻山越岭。渴了就喝雪水，饿了啃冻馕，累了就扒个雪窝窝、换上毡靴挤在一起休息一会。徒涉冰河时，腿上时常被冰块划出一道道血口，冰水浸入，疼痛难忍。在侦察中，为了摸清印军入侵蚕食情况，有时要在雪地里潜伏几个乃至十几个小时进行观察，甚至还要深入到印军非法设立的据点后面。就这样，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摸清了在天文点南北地区印军设点情况，勘察了一个又一个通道、山口；尔后又指挥部队一一设点防守。他们出色的工作，受到总参谋部、新疆军区的表扬。在反蚕食斗争中，总参谋部、新疆军区直接发电报给“贺景福侦察队”，指挥其行动，听取他们关于设卡的意见。侦察队的英雄事迹，在边防部队传颂，贺景福被边防部队官兵称为“喀喇昆仑山上的爬山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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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14:03
中国西线边防部队第二阶段的反蚕食斗争


一、印军制造加勒万河事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制定反蚕食斗争“二十字方针”
　　 印军在天文点地区的蚕食行动被粉碎后，7月初，又将蚕食活动转向天文点以南地区，企图沿西大沟、加勒万河谷、羌臣摩河谷、班公湖两岸扩大对中国领土的侵占。7月5日，印度基阿姆温泉驻军40余人，爬过险峻的加南大坂，侵入加勒万河谷地区，深入中国境内6公里。同时，印军在加南大扳开设了空投场，作为其在加勒万河地区的补给基地。
　　 加勒万河谷是印度进入中国境内的又一通道。从中印边境溯加勒万河而上，翻过萨木祟岭，可长驱直入阿克赛钦的林济塘谷地，迂回至天文点地区侧后，直达甜水海。印军一直企图从该河谷侵入中国境内。在印度陆军参谋局长考尔关于向中国境内推进的最早命令中，就包括派一支“巡逻队”溯加勒万河而上，占领萨木崇岭军事要点，并建立哨所，由此向中国纵深发展。由于地势险要，加之冬季冰雪封山，解冻前印军的几次入侵都未成功。入夏后，印军派了1个排绕道加南达坂，实现了这一计划。印军从该地区侵入中国境内后，构筑工事，建立据点，切断了位于该据点以西8公里中国边防部队天9号（7月底，增设“河尾滩防区”后，该哨卡改为“河5号”）哨所唯一的后方通道，企图围困、威逼该哨所。7月6日13时，一股印军从南岸越过加勒万河，对在河北岸进行正常巡逻的一支中国边防巡逻队挑衅，并恃其优势从三面逼进到距中国巡逻队100米左右的地方。由于中国边防巡逻队始终保持克制态度，一再向印军发出停止进逼的警告，并自动后退了一段距离，才避免了冲突的发生。但该股印军仍然对中国边防巡逻队实行进逼，双方形成对峙，局势十分紧张危险。
　　 对印军扩大入侵，威逼中国边防哨所和巡逻队的严重军事挑衅事件，中国外交部在7月8日给印度驻华大使馆的备忘录中，提出强烈抗议：“中国政府再次声明，中国方面一直在避免同印度入侵部队发生冲突。但是，中国方面决不能在印度有增无已的武力进逼面前屈服。中国方面也决不会在遭到无端攻击时放弃自卫的权力。”“如果印度军队坚持入侵和挑衅，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必须由印度方面承担责任。”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九集，第61页。 ] 印度政府在复照中，沿袭其惯用的手法，借口“加勒万河谷的下游不但深处在印度领土之内，而且甚至离开中国1956年地图上所标的主张线还有约二十八英里，”把印军的入侵活动说成是“为了正当地保卫印度领土。”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九集，第67页。 ] 拒不撤出侵入加勒万河谷的印军。
　　 中国巡逻队为免遭印军袭击，在现有阵地上构筑工事，加强戒备，严密监视这股入侵印军。7月8日，总参谋部、新疆军区命令步兵第四师侦察连两个排在侦察科长武卫国带领下，增援巡逻队，阻止印军进逼，迫其后撤。9日，印军向加勒万河北岸继续增兵，并企图占领印新设据点东侧的两个高地。若两高地被印军占领，不仅造成逼退该印军的困难，难解天9号哨所之围，而且会威胁到侦察连阵地后方安全。为此，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总参谋部、新疆军区命令侦察连，迅速先机抢占两个高地。同时指示侦察连，如印军不打枪，我决不先开枪；如印军向我包围进攻，我可自卫，但应少杀伤，多捉活的。
　　 7月10日拂晓，侦察连以勇猛迅速的行动占领了印军据点东侧的两个高地。印军发现后，随即占领了两高地下面的两个台地，与侦察连相距约200米形成对峙。侦察连的先机行动，堵住了印军向前逼进的通道，形成居高临下三面包围印军的有利态势。但侦察连仍然恪守不打第一枪、不主动进攻的原则，力避发生武装冲突。入侵印军仍不断向前逼进，直至进到距中国阵地50米处构筑工事。中国边防官兵向其喊话，发出警告，令其撤退，并说明中国关于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政策。然而，印军似从中国军队的行动中，摸到了中国边防部队不开第一枪的底，军事进逼行动更加猖獗。11日，竟派两架直升飞机载30多名印军增援加勒万河谷印军据点，下令要不惜任何代价坚守据点阵地。印军直升机在中国边防部队阵地附近低空盘旋，侦察情况并恫吓中国哨所和巡逻人员。中国边防部队保持极大克制，未对印机射击。同日，印军一支先遣队沿加勒万河向下游前进约9公里，建立新的侵略据点，进一步威胁已被切断后路的中国哨所的安全。同时，印军第一一四旅令驻波布浪印军向加勒万河增援，并令廓尔喀第一营营长和由基阿姆温泉出发的支援分队主官迅速赶往加勒万河，统一指挥该地区印军，企图在中国边防部队增援力量到达之前，向被切断后路的中国天9号哨所和与加勒万河印军对峙的中国边防部队发动攻击。
　　 针对这一情况，总参谋部、新疆军区命令第四师第十团第三营迅速增援加勒万河侦察连，并以该营第七连前出至班隆，准备阻止印军增援部队于传统习惯线附近，不使其与加勒万河印军会合。为加强统一指挥，由第十团参谋长段长金、步兵第二团政治处主任梅东武、第四师侦察科长武卫国、步兵第二团副参谋长龚自强、第一营参谋长张海生组成了团级指挥所（简称加指），统一指挥加勒万河地区的中国边防部队。
　　 印军在加勒万河谷地区的猖狂进逼和愈来愈严重的挑衅行径，使中国边防部队指战员义愤填膺，强烈要求中央军委和新疆军区下达反击命令，打击印军的嚣张气焰。
　　 加勒万河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总理一直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发展。他要求新疆边防部队每两小时向他汇报一次情况，并不断向边防部队下达指示，直接指挥边防部队的行动。在中国边防部队对印军实施反包围后，周恩来总理指示新疆边防部队：我坚守加勒万河地区部队要坚守原地不动，如印军逃跑，不要管他；如印军向我逼近，开火挑衅，我应向其鸣枪，示意其停止前进；当印军再三挑衅后，我才可实行自卫，并尽一切可能少杀伤，多捉俘虏；对印军增援部队，应先警告，如不听，可朝天鸣枪，印军如沿原路逃跑，可不阻拦，让他回去。
　　 印军不断扩大对中国领土的入侵蚕食，不断加剧中印边境紧张局势，引起毛泽东主席及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为避免扩大争端、引起武装冲突和不使印军的企图得逞，及时作出了对加勒万河谷及其中印边境西段入侵印军的斗争方针和应付措施。
　　 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主席及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指示新疆边防部队：对加勒万河之敌：第一，仍坚持不打第一枪的原则，要采取你包围我，我包围你，你切断我，我切断你的手段，有效地制止印军推进和蚕食，不要怕麻烦，麻烦一点就麻烦一点，我不主动打，这是方针；第二，印军向我进攻，可向其提出警告，再三警告无效，我可自卫；对印军包围，不要封死，给印军留点空隙，留出一条退路；如印军逃跑，让其逃走，不要阻拦，如印军不跑，就与其对峙起来。上述不打第一枪的原则包括对印军的直升飞机，特别是对印军空投场，不要封死，如印军空投粮食，可让其拿回去，给其留出一条生路。周恩来总理特别指示，要告诉前面的同志，发现新的情况，应随时请示报告，不得擅自处理，要有高度集中的精神。
　　 新疆军区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确定的上述方针、原则，迅速向加勒万河地区中国边防部队传达、贯彻。并指示加勒万河指挥所：加勒万河地区反蚕食斗争的重要情况，如印军向中国边防部队进逼、开枪、攻击、轰炸、扫射等，可直接报总参谋部，并同时报康指和军区，以减少指挥程序，加强集中指挥，使情况得到及时处置。
　　 7月13日，加勒万河北岸印军有向下游移动的迹象，河南岸印军亦向北岸靠拢。中国边防部队加勒万河指挥所向新疆军区和总参谋部建议，在印军逃跑时，采取攻击和追、阻行动。新疆军区立即电示加指，若印军逃跑，可让其回去，不阻不追。总参谋部也同时电示加指：印军如逃跑，要绝对做到不打、不阻、不追。同日，罗瑞卿总参谋长令新疆军区及康西瓦指挥所，将位于加南大坂附近的第十团第三营第八连一部收缩到加勒万河以东，对印军网开一面。周恩来总理也指示新疆边防部队，为网开一面，空7号哨卡和第十团第三营第七连到前面（在国境附近担负阻援任务）后，应放开一条路，部队可适当向后收缩一下。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反蚕食斗争的方针政策，加强集中统一指挥，及时掌握边境斗争情况，7月14日，中央军委派总参谋部作战部领导率有关人员到新疆，具体指导西线中国边防部队的反蚕食斗争，并向新疆军区及边防部队传达了中央领导和军委关于中印边境斗争的方针、指示：在书记处会议上，刘少奇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向书记处汇报了中印边境西段斗争的情况，提出了对加勒万河入侵印军处置的两个方案：一是将印军新设的据点拔掉，以武力驱逐被中国边防部队反包围的印军；一是不使用武力想办法逼退印军。毛泽东主席听了汇报后，讲到：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于打，为什么呢？第一，要进一步暴露尼赫鲁的真面目，现在尼赫鲁得意忘形，认为他的赖皮战术很有办法，前几天印度报纸有个消息说，尼赫鲁、梅农的战术是拿破仑战术；第二，争取国际上正确认识中印边境斗争的是非问题，争取大多数同情和支持我们，特别是要争取中间派；国际上有些国家对中印边界问题看得不十分清楚，弄不清谁是谁非，同时我们和印度的斗争，是复杂的国际问题；不仅仅是印度的问题，美帝国主义、苏联等都在支持印度，他们想利用我们存在暂时困难的机会，推我们上阵，整我们一下，但我们不上他的圈套；我们现在坚持不打第一枪，我们的方针是八个字：“决不退让，避免流血。”周恩来总理向边防部队强调指出：我们要退避三舍，争取政治上、外交上的主动，迫使印度政府放弃武力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错误主张。
　　 7月16日，罗瑞卿总参谋长指示新疆边防部队：毛泽东主席在对印军斗争的“八字方针”中，又补充了“武装共处，犬牙交错”两句话，要认真研究贯彻执行。新疆边防部队认真领会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确定的反蚕食斗争，认为，这一方针是根据中印边境西段蚕食与反蚕食斗争出现的新的军事态势提出来的，是非常切合实际的。后八个字是前八个字的必然结果。这一方针的提出，使边防部队开展反蚕食斗争有了依据。为了使边防部队更准确地理解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确定的这一方针，7月20日，总参谋部对反蚕食斗争方针作了完整的表述：“绝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并对“二十字方针”作了详细解释。关于如何做到“决不退让”：（一）你不打，我不打；（二）你逼近，我逼近，即印军从这一处向中国哨卡逼近，可视情况从另一处向印军据点逼近；（三）你包围我，我包围你；（四）你切断我，我切断你。关于如何做到“力争避免流血”：（一）不先开第一枪；（二）保持距离；（三）留有余地；（四）对逃跑之入侵印军，网开一面。总参工作组也同时指出，中印边境斗争是一场极为错综复杂的的斗争，我们不能急躁，中央关于边防斗争的一些决定，都是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亲自处理的，大一点的问题要请示毛泽东主席决定。因此，我们一切行动都要事先请示，事后报告，加强高度集中统一，严格贯彻执行上级的方针、政策，兢兢业业完成好这一光荣任务。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确定的反蚕食斗争“二十字方针”，对中国边防部队取得反蚕食斗争的胜利有着深刻而重要的指导意义。它的提出，标志着反蚕食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疆军区边防部队各级指挥所，认真学习领会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战略意图，使部队官兵认识到：边境斗争中的每一个行动，都与国家政治外交斗争紧密相连，“边防无小事，事事连北京”。表示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政治责任感，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认真处置每一个情况，做到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争取做到万无一失。
　　 新疆边防部队根据上级指示，对入侵加勒万河谷的印军作了网开一面的部署：派部队将印军向西的道路堵住，以加强天9号防卫力量，防止印军向西扩张；在印军据点南面和西南面给印军留出逃出国境的道路，并占领印军增援道路两侧高地，以阻止印军增援；与印军对峙的分队在原阵地监视，不向前推进，保持对峙；阻援的分队，对印援兵，决不让路，对逃跑的印军，不阻不追；对印机空投物资，允许印军取回，并作好防空袭准备，对被围印军网开一面。中国边防部队的宽容行动，使剑拔弩张的局面有所缓和。然而，印军仍不撤离，继续靠直升飞机运送给养，企图长期侵驻在中国境内。
　　 在加勒万河事件的斗争中，中国边防部队官兵表现出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高度的政策纪律观念。被印军切断后路的天9号哨所官兵，面对以武力包围他们的印军，人人拳头攥得出汗，个个牙齿咬得格格响，恨不得迅速出击，把侵略者赶出祖国的领土。他们有良好阵地，占据有利的地形，完全有力量、有把握做到这一点。但是，为了配合政治外交斗争，为了边防斗争的大局，他们强忍怒火，坚持不开第一枪，力避武装冲突。印军的围困，使他们后方供应中断。在快要断粮的情况下，他们更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干部主动将干粮让给战士，战士却非让干部先吃一口不可。一次，一只野山羊从阵地前穿过，连长望着体力难支的战士，心里一阵酸楚，端起枪刚要瞄准射击，突然想起不准随便打枪的规定，便松开了扣扳机的手指，眼巴巴地看着野山羊跑掉。印军飞机经常飞临加勒万河上空向印军空投补给，虽然一些物资时常落到中国边防部队阵地前和阵地内，但战士们严格遵守规定，将物资收集起来，交还给印方。中国边防部队的行动，使一些印军下级官兵深有感触，认为中国军队友好可信。这给中国边防部队开展政治攻势、向印军宣传有关中国政府的政策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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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14:04
二、印军“挤占”中国领土，挑起5651高地武装冲突
　　 印军在天文点和加勒万河地区的入侵受阻后，遂利用中国边防哨所之间的空隙，采取挤占手段，深入中国边防哨所翼侧和侧后设点，企图切断中国边防哨卡之间的联系和后方的道路，逼使中国哨所撤退。7月17日《印度时报》发表文章说：“加勒万河谷所发生的事情是印度将近10个月以前在政策上作出的坚定的决定的结果。在我们视为自己的领土的地区扩大我们实际驻扎的范围过程，是在充分考虑到内中包含的风险以后开始的。中国人甚至在上周以前很久就应该认识到，双方军队的遭遇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打算继续进行这一过程。” [ 注：转引自1962年7月21日《人民日报》。 ] 再次表明印度政府不惜冒战争危险来推行其“前进政策”。
　　 针对印军以“挤占”手段蚕食中国领土，总参谋部进一步指示新疆边防部队，要继续采取积极增设哨卡的手段，堵住印军，即：他安（卡），我也安，他在这安，我在那安，他未安的地方，我抢先安，打破印军的赖皮战术，粉碎印军企图。据此，新疆军区和康西瓦指挥所决定继续抢占和控制有战术价值的边防要点。
　　 天文点地区5651、5931高地，位于天文点以西和西北部，是极其重要的战略制高点。5931高地地幅较大，是奇普恰普河谷靠近国界的门户。该高地西南无名高地，其西、南两侧为绝壁，东北面坡度较陡，易守难攻，是一个良好的观察阵地。控制该谷地，不仅可清楚地观察印军6个据点和达普桑平地印军活动情况，还可控制印军向其10号、7号据点的增援，保障5931高地东北部侧后安全。5651高地是天文点防区的核心，有十分重要的战术价值，占领该高地，可与天文点地区中国天3、天12、天13、天14号哨卡各制高点构成一道天然屏障，直接威胁印军在红山头的指挥所、空投场和该高地以西、西南地区中国境内的印军，并有效地制止印军向中国境内纵深推进。
　　 为防止印军先机抢占5931西南无名高地和5651高地，并以此作为进一步向中国境内推进蚕食的依托，形成制止印军蚕食的被动局面，7月19日，新疆边防部队决定并经总参谋部批准，命令步兵第二团第二营营长刘福庆率第八连一部50余人，抢占5651高地，第七连抢占5931高地。20日夜，第七、第八连指战员每人负重50公斤，在空气稀薄的崇山峻岭上，沿着羊肠小道攀登。战士们爬几步就得停下来喘几口粗气，身上衣服被汗水浸透，指战员们以顽强的毅力登上了山顶。山顶上冷风袭人，指战员们湿透的衣服一会儿就被冻得硬梆梆的。寒冷、劳累和缺氧，使许多战士嘴唇发紫，浑身发抖。指战员们为了守卫边卡，忍受着一切艰难困苦。他们在冰雪覆盖的高山上，裹着大衣蜷曲着挤在一起御寒，稍事休息，便投入到紧张的构工建卡。
　　 侵入天文点地区的印军，发现中国边防部队在5651高地设立哨卡，便企图将他们撵走。21日17时40分，印军5人由天文点地区印6号据点向中国边防部队5651高地哨卡进逼。18时25分又有印军11人逼向该哨卡。当他们进至距中国哨所200米时，中国边防哨卡人员不断喊话并挥手示意，要其停止前进。但印军始终不予理会，继续进逼，并公然向中国哨卡连续开火。为免遭印军围歼，刘营长当即下令还击。在印军猛烈火力封锁下，守卡官兵奋不顾身跃入阵地。机枪射手黄天喜在运动中，衣袖和帽子被射穿，毫不畏惧。由于高山缺氧，进入阵地动作过猛，他和几名战友都呼吸急促，口吐白沫，但他们看到向哨所进攻的印军，便顽强坚持向印军英勇还击。经过20分钟对射，制止了印军的进逼，中国边防部队守点官兵即主动停火。印军仍不时地向中国哨卡射击，直至21时才停止。双方部队对峙到深夜，印军看到企图难以得逞，遂撤回到原侵略据点。在此事件中，中国边防部队始终固守在自己的阵地内，未予出击和追击，才使印军挑起的这次武装冲突被限制在局部范围，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和恶化。
　　 7月22日，中国政府对印军这种严重军事挑衅提出了强烈抗议。严正指出：“中国不愿意同印度打仗，中印边界问题只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对于印度方面多次的武装入侵和挑衅，中国政府一直保持最大的忍让、克制态度。但是，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不能坐视自己的边防部队被侵略者所围歼。在此紧急时刻，中国政府要求印度政府立即命令印度部队停止对上述中国哨所的攻击，并且从该地区撤走，以免事态进一步恶化。” [ 注：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关系文件集》第九集，第73页。 ] 中国有关人士还指出，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西段对中国领土的入侵和日益严重的武装挑衅，已经使中印边境西段全线处于严重的紧张局势。并正告印度政府：“中印边界问题只能通过谈判得到解决，诉诸武力肯定是行不通的，这是中国方面坚定不移的立场。” [ 注：转引自1962年7月23日《解放军报》。 ]
　　 此后，中央军委和新疆军区判断，由于中国边防部队以先机抢占要点的手段，使印军向中国境内纵深推进蚕食受阻，印军因此还会采取更加强硬手段，特别是在其前进道路被中国边防部队堵住的地段，印军进攻会更加频繁，中国边防部队应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严防印军的攻击和偷袭。
　　 针对印军不断扩大蚕食范围，为便于边防部队反蚕食行动的组织指挥，及时上报和处置情况，7月底，新疆边防部队又在天文点与空喀山口的两个边防区之间，增设了河尾滩边防区。其北与天文点边防区的分界线为6132高地、沙涅隆格野营地；南与空喀山口边防区分界线为拉达山、5709高地。至此，中印边境西段中国边防部队共划分了4个边防区：以班公湖为界，湖北为空喀山口、河尾滩、天文点边防区，湖南为西藏阿里边防区。
　　 在加勒万河事件和5651高地武装冲突后，印度政府和其国内反华势力更加利令智昏。他们为印军在加勒万河事件中“已经取得胜利”而欣喜若狂。一名国大党议员说：“加勒万河事件提高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印度教徒报》载文写道：“中国部队‘在印度小队守军坚决抵抗面前’撤退了，这就足以证实“前进政策”的基本逻辑：只要印度军队坚决，中国除虚声恫吓外不会再采取什么行动。在阿克赛钦舞台上，正如政府间的交锋一样，中国将在相撞前扭身躲开。给加勒万哨所守军的命令，扩大成为给西段所有印度部队的命令。原来命令中‘只有遭到射击时才开枪’，改成为‘如果中国军队危险地迫近你们的阵地时就开枪’。” [ 注：转引自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393--394页。 ] 印度内阁成员主战派大肆渲染战争气氛，并给尼赫鲁施加压力，迫其继续对中国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一名议员狂妄叫嚷，“二百名印度兵就等于二千名中国兵，为什么我们要怕他们？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他们撵回去？”“只要政府发出号召，半年内，就可以有‘四百万训练有素的印度军队开往喜马拉雅山，把中国军队全部撵走’。” [ 注：转引自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398页。 ] 尼赫鲁政府则决心以更强有力的手段毫不动摇地沿着与中国对撞的道路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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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14:04
三、印度政府顽固坚持“先决条件”，中国政府再次建议无条件讨论边界问题
　　 “前进政策”的推行，暴露了尼赫鲁政府扩张主义的嘴脸。人们越来越认清了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从而使世界公正舆论越来越倾向于中国。许多亚非国家不抱任何成见，来倾听中国的解释和所提出的论据。他们了解了中印边境真实情况后，对那种把印度视为讲理的、受害的国家，而把中国视为侵略的、顽固的国家一般看法，觉得有理由怀疑。许多亚非国家报纸还指出，看来是中国想要和印度进行谈判求得和平解决，而印度则拒绝谈判；中国军队保持了克制，印度军队向中国军队进行了挑衅。印度政府对亚非国家的这种态度深感不安。印度政界人士抱怨说，“我们的邻邦和我们的朋友甚至在中国侵略印度的问题上也持不结盟的态度……它们倾向中国一边。” [ 注：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409页。 ] 有些报纸哀叹道：印度在亚洲几乎没有一个朋友。
　　 为了免遭国际舆论的谴责，印度政府7月26日复照中国，提出关于中印双方在“1960年两国官员会晤报告”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中印边界问题的建议。中国政府在 8月4日给印度的照会中，对印度来照中关于西段中印边境紧张局势“是由中国方面在该地区日益增加侵略活动引起的”不实之词，予以驳斥。指出，“这种说法是极不公正的。事实上，中国军队从未越过一直在中国控制下的自己的国境线，紧张局势完全是印度方面向中国境内推进、建立新的哨所、进行挑衅活动所造成的。”在两国官员会晤以后，印度军队先后在中国境内设立了27个军事据点，“并且越来越频繁地采取无端开枪威逼中国边防人员的手段，这种事件至今发生了己经十二次。印度飞机也不断侵犯中国新疆和西藏领空，进行侦察、空投、骚扰，从1961年到1962年6月底止，共达三百架次以上。”针对印度根据所谓1956年的中国地图问题，提出要中国首先从阿克赛钦撤出，照会强调说，缓和紧张局势的根本办法，不是中国在自己的领土内退到什么地方，而是印度方面应该从中国境内撤出它的部队和据点，并且首先停止对中国领土的继续入侵，停止一切武装挑衅活动。”对印方的建议，中国政府表示赞成，指出：“进行这种讨论，不需要而且不应该有先决条件。事实上，只要印度方面停止向中国境内推进，边境局势马上就可以缓和下来。”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九集，第74--75页。 ] 中国政府建议，尽快举行这种讨论，并且立即能通过外交途径商定有关举行这种讨论的级别、日期、地点及其他程序问题。
　　 实际上，印度政府对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是毫无诚意的。尼赫鲁8月在印度人民院先后三次发表讲话，表明了印度政府的真正用意。他谈到，中印边界问题谈判必须有“适当的气氛”，这种“气氛”就是“先决条件”，声称，“除非目前紧张局势得到消除，以前所存在的而以后被加以改变的边界现状得以恢复，否则就不能在官员报告的基础上开始进行任何讨论。” [ 注：转引自1962年8月20日《解放军报》。 ] 印度政府的无理要求，显然不能力中国政府所接受。陈毅外长指出，印度这就是规定了使我们进行讨论和谈判成为不可能的先决条件；要中国的军队从自己的领土上撤退是不可能的，这违反了六亿五千万中国人的意志。
　　 尼赫鲁政府一面表示要与中国谈判，一面又在加紧战争准备。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大肆宣扬过去两年来印度在进行战争准备和非法侵占中国领土方面取得的进展，他说，“我们向不同国家搞到飞机——大型飞机——加强了我们的空中供应地位。这些飞机有的来自美国，有的来自苏联。”“最近几年来，印度花了许多钱生产战争武器，我们改善了我们的军事地位，我们在那里的各个地区派驻了军队，建立了哨卡。” [ 注：转引自1962年8月20日《解放军报》。 ]
　　 印度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奉行的是一种“双重政策”，即通过政治外交压力和军事压力来取得它想从中国取得的东西，并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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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西线边防部队积极展开“顶、逼、围、堵”反蚕食行动，“犬牙交错”态势的形成
　　 尼赫鲁政府按照对华“双重政策”，在外交上坚持其领土要求的同时，在军事上加紧对中国领土的侵占。就在印度发布“和平建议”的第二天，7月27日，印军一支入侵分队，对位于中印边境西段西藏尼亚格祖以西的安拉沟中国哨卡进行了约半小时的侦察，并向这个哨卡开枪射击。8 月上旬，印军在加勒万河北岸的据点附近构筑了直升机机降场，对被中国切断增援道路的加勒万河印军实施空中补给、运送装备和人员，以增强加勒万河印军固守力量。印军企图长期盘踞在加勒万河地区，继续阻隔中国河5号（原天文点防区9号哨所）哨所与后方的联系，使之无法取得补给，迫该哨所自动撤离，从而占据加勒万河印军据点以西中国领土和加勒万河通道要点。为解除河5号之围，中国边防部队原拟在加勒万河南北印军阵地间隙设卡，以分割印军，总参谋部经反复考虑，认为这样做即使不使用武力，也极易在该地区重新引发武装冲突，因此决定绕开印军据点，通过北侧险峻山岭，向河5号实施补给；而对赖在中国领土上不走的印军，仍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允许他们从空中取得补给。8月下旬，印军入侵挑衅活动更是变本加厉。8月23日，印军两艘汽艇，侵入阿里地区班公湖水面，进行侦察骚扰，并向中国边防部队喀纳哨卡开了数枪。8月24 日，楚舒勒地区印军廓尔喀第一营30余人，又一次向班公湖南岸中国边防阿9号哨卡逼近，并抢占南面山坡制高点，向中国边防哨卡作射击姿势。接着，几批印军陆续在西南和南面进到距中国哨所300米的地方，搭起了30多顶帐篷，并且构筑了工事，设立了军事据点。形成三面威逼中国边防部队阿里防区9号哨卡的态势，使该哨卡通往后方的交通供应线完全被切断。同日，印军还在这一地区包围了中国边防部队的一支5人运输分队。当中国运输小分队迅速抢占了有利地形后，印军才后撤。26日，印军又在中国阿9号哨卡北侧设据点一处。同时在班公湖上的汽艇也进至距中国阿9号哨卡附近300米湖面，并大声喧闹，嘲弄中国官兵，进行挑衅。
　　 印军在向班公湖地区入侵的同时，在其他地区采取有空隙就钻，能进逼就尽量向前逼进的手段，全面展开与中国边防部队抢占地盘、争夺在中印边境西段斗争主动权的行动。7月31日和8月1日，侵入加勒万河谷的印军在阵地内向中国边防部队阵地射击，8月25日，4名印军还进至距加勒万河中国边防部队阵前200米处鸣枪挑衅；在天文点地区，印军也以相同的手段不断向中国边防哨卡开枪射击。
　　 在印军的入侵挑衅面前，新疆边防部队遵照总参谋部关于要作好与印军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哪里有口子，就在哪里堵，堵就堵在边上门上，不给印军有钻进来的余地的指示精神，采取了积极的顶、逼、围、堵行动，封锁各山谷通道。针对中印边境西段斗争形势，为便于领导西线各边防部队的长期斗争，总参谋部于8月20日对“新疆军区康西瓦指挥部”正式命名，增补黎斌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双盛为副司令员，新疆军区增调安志明代理参谋长工作。进一步加强对反蚕食斗争的领导。
　　 在班公湖地区，中国边防部队在被印军切断了后路的阿9号哨卡与5675高地西侧中国哨卡之间，以及阿9号哨卡北侧增设了哨卡，与印军新设的据点形成对峙；在天文点地区，在印军12号与13号据点之间，13号与20号据点之间先于印军增设了哨卡，切断了印军哨卡之间的联系；在加勒万河地区，为封闭印军地面增援的所有通道，康西瓦指挥部派陈子熙率领侦察组，查明了河5号哨卡以南被尼赫鲁称之为“向加勒万河谷地区印军增援的新道路”，并在控制该通道的要点南岔沟设立了哨卡。
　　 中国边防部队采取的反蚕食措施，使侵入中国境内的印军越来越陷入被动。双方以设立哨所、据点进行逼进反逼进，切断反切断，包围反包围，斗争更加激烈，紧张。为避免与印军发生武装冲突，更有力地指导中国边防部队的反蚕食斗争，总参谋部于8月25日下达了《贯彻中央关于中印边境西段斗争方针的若干规定》，指示边防部队，坚持不打第一枪和后发制人的原则，对于印军可能入侵的地方，必须采取各种方法先机设卡，切实控制通外山口道路和战略制高点，切实阻止印军入侵；如印军向我哨卡进行侦察或挑衅性零星射击，我在军事上可以不予理睬，应对其喊话警告，如印军向我进攻，我则坚决自卫，我被迫自卫时，应依据阵地坚决固守，决不退让；发生了武装冲突，应力争使这种冲突局部化，避免扩大，必要时我方主动停止射击，争取就地停火，进行商谈。凡在与印军对峙的哨卡，禁止在印军据点5公里以内地区打猎；印军向我包围，我则实施反包围，印军撤退，我可主动让路，不拦阻，也不追击。此外，对中国边防部队的活动范围、侦察、巡逻、运输补给、同印军遭遇、对付印空投和空降等都作了明确指示。
　　 为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反蚕食斗争方针、政策和措施落实到每一个哨卡，新疆军区、康西瓦指挥部和总参谋部工作组，派人深入到各边防哨卡，宣讲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反蚕食斗争方针的意义，具体解释各种处置原则。总参谋部作战部领导不顾严重的高山反应，爬上海拔5000多米的喀喇昆仑山上勘察敌情、地形，指导第一线反蚕食斗争，及时处置情况。总参谋部情报部副部长柴成文，在反蚕食斗争最激烈的一段时间，一直“蹲”在阿里边防区前沿哨卡内，指导处置班公湖地区的情况。在班公猢地区，印军凭借水上运输的方便条件，在中国境内纵深设了5个据点，切断中国哨卡运输补给道路，拦截中国哨卡运输人员，不断鸣枪挑衅。一次，印军汽艇驶到中国阿9号哨卡的岸边挑衅，有的战士忍耐不住心中的怒火，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让印军这样欺侮，便一再向上级请战，要教训在中国领土上猖狂挑衅的侵略者。柴成文同阿里防区的领导，耐心解释保持克制忍让的战略意义，说服战士要从整个边境斗争的大局出发，去处置每一种情况，要把主动权交给党中央。为了使部队对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及规定理解得深、记得牢，柴成文与边防部队领导，组织部队将总参的22条规定编写成“想定”，组织部队进行演练，使守卡官兵学会遇到各种复杂情况应如何处置的方法。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徐国贤、康西瓦指挥部何家产、郑志文和黎斌等领导在传达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方针政策时，逐卡慰问官兵，使边防哨卡官兵深受鼓舞，更加明确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
　　 边防部队按中央军委的规定，在采取军事措施的同时，向印军展开了政治攻势。利用印军到中国哨卡阵地前活动等时机，开展喊话等宣传活动，宣传中印人民友好的历史和中国政府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方针。当廓尔喀士兵听到中国方面播放的尼泊尔政府抗议印度政府使用尼籍士兵同中国作战的声明后，向中国边防部队表示，“中尼是友好国家，我们受了印度政府的骗，你们要打我就投降。”印军上层对中国的政治攻势十分不安，在一些地区，撤换了尼籍士兵。印度士兵从中印边境争端的亲身经历中认识到了中国政府和军队的克制忍让。他们说，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挣钱养家，印中两国人民应该友好，我们不知道尼赫鲁为什么要拒绝谈判。
　　 在阵前会晤中，中国边防部队严格掌握政策，既义正辞严，又讲清道理。步兵第十团第三营政治教导员周秉章在与印军一名少校军官会晤中，针对印方提出要中国边防部队让路的要求，严肃指出，“这是中国领土，你们要撤走，我们就让路，你们继续入侵，我们决不允许。”并指明印军向中国边防部队不断鸣枪，是严重的挑衅行为。印军官承认说，你们的态度友好、克制，这要在其他国家边境，早就打起来了。
　　 印军不甘心其蚕食行动一再受挫，拼命在中国哨卡间隙和侧后抢占、挤占地盘，不断增加入侵据点的密度。到9月上旬为止，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西段北起天文点，南至狮泉河谷的中国境内建立据点43个，侵占中国领土约3000余平方公里。其中有的深入中国领土达20公里，有的楔入中国哨卡之间，有的甚至插到中国哨卡后面。与此同时，印军不断拦截、袭击中国巡逻队、运输队，企图诱发和挑起武装冲突。9月2日，中国边防部队一支由6人组成的后勤运输小组，行进到奇普恰普河谷以南地区时，突然遭到印军伏击，中国运输小组在印军火力的压制下，被迫停止前进，隐蔽后撤。然而，印军仍继续以火力追击，先后向中国运输小组开枪200余发。这是入侵印军继攻击中国5651高地边防哨卡以后，又一次较为严重的武装挑衅事件。9月19日，班公湖北岸的中国边防哨所巡逻小组，在哨卡附近执行任务时，遭到西里扎普和4400高地入侵印军据点30余人的武装挑衅。印军恃其兵力优势，向中国巡逻小组展开包围，并步步进逼，其中一股竟逼近距中国巡逻组30米的地方，卧倒作射击姿势。该股印军企图逼退中国哨卡，扩大空投场，维护班公湖水路交通。为避免发生武装冲突，中国巡逻组主动后撤了一段距离，而印军则继续进逼，双方形成对峙。至19日午夜，中国巡逻组才摆脱印军，撤回空10号哨卡。10月1日，在中国班公湖水面，印军入侵汽艇1艘，冲到中国空10号哨所附近水面，明目张胆地进行拍照。10月3日，印军数人又接近中国边防哨卡前沿阵地约100米处隐蔽观察，其警犬甚至跑到中国哨卡前面。10月4日，印军直升飞机1架，在距中国加勒万河谷哨卡约100米处降落，在中国边防哨兵提出警告后才离去。此类事件，仅9月份，就达16起之多。
　　 中国新疆边防部队遵照总参谋部关于“对付印军的赖皮战术，我必须大胆采取抢地方的方针，尽量保持主动”的指示，在各防区要点和中国哨卡之间，进一步增加哨卡密度，不给印军留有向前推进的空隙。至9月底，中国边防部队为堵住印军，阻止印军推进蚕食，在印度军队已经入侵和可能入侵的通外山口、通道要点地区，选择有利地形，设立哨卡57个。其中：在天文点边防区，中国边防部队不失时机地抢占了5819、5651、5931、5500、6200、5908、5706等制高点，共设哨卡17个，与印军侵入中国境内的4、7、10、22、17、31、6、5、11、12、8、9、25、21、23、24、30号等据点形成犬牙交错、武装对峙局面。这不仅保障了中国天文点翼侧安全，而且有效地制止了印军向天文点以东地区的蚕食推进，形成了对斗拉特别奥里地地区印军指挥中心和机场的威胁。
　　 在河尾滩边防区，中国边防部队共设立了16个哨卡，与印军13、26、20号等入侵据点形成对峙，切断了印军12号与13号据点之间的联系，包围了加勒万河地区印军入侵据点，阻止了印军沿马德山、班隆、加勒万河谷向中国境内的入侵蚕食。
　　 在空喀山口边防区，中国边防部队在空喀山口东南黑山头、牧民沟、安拉沟、绝拉沟、西里扎普等处设立哨卡10个，防止了印军沿羌臣摩河谷，爱尼山口、班公湖北岸地区向中国境内的入侵蚕食。
　　 在阿里边防区，中国边防部队在班公湖以南地区、莫尔多通道和斯潘古尔湖南北地区，先后设立哨卡14个，与印军在阿里地区的1-9号和19号据点形成对峙，阻止了印军沿班公湖南岸、斯潘古尔湖西侧及狮泉河谷地区向中国境内的入侵蚕食。
　　 中国新疆边防部队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采取了顶、逼、围、堵等有力措施，经过艰苦、激烈、复杂的反蚕食斗争，在中印边境西段顶住了印军的蚕食，粉碎了印军侵占中国阿克赛钦地区、控制新藏公路的战略企图，在军事上赢得了主动和有利的地位，有效地配合了政治外交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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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14:05
中国东线边防部队的反蚕食斗争
　　 印度政府认为，在中印边境东段地区，只有控制喜马拉雅山脊的所有制高点，才能解除中国对印度的“威胁”，从而消除印度南下印度洋、称霸南亚的“后顾之忧”。为此，印度政府仍不满足对“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国9万平方公里领土的侵占，在大举蚕食西段中国领土的同时，命令军队继续向“麦克马洪线”以北中国领土推进蚕食，叫嚣要对“麦克马洪线”进行“必要修正”。


一、印军在中印边境东段制造择绕桥、尺冬事件，把中印边境争端推向战争边缘
　　 1959年朗久事件后，中国政府为缓和边境紧张局势，促进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谈判解决，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东段单方面实行后撤，停止巡逻，而印军却乘机向“麦克马洪线”以北地区推进，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
　　 1961年12月，印度陆军总部发出指示，命令东部军区在中印边境东段推行“前进政策”，尽力向北推进，在“麦克马洪线”及其附近（根据实际行动，包括该线以北）建立新的永久性哨所，并在哨所之间的空隙地带进行巡逻，以便有效地占领整个边境。
　　 印军第四师按照这一指令，于1962年2月15日与阿萨姆步兵及“东北边境特区”山区司令部，共同制定了具体侵略计划。之后，第四师发出以“昂卡尔行动”为代号的作战命令，决定由第四师配备军官，率领阿萨姆步兵前往“卡门”、“苏班西里”、“西安”和“鲁希特”边区分批建立若干哨所，并搜集有关中国边防哨所兵力等情报。
　　 1962年3月，印军第七旅派人员进入“麦克马洪线”以北地区侦察，选择建立哨所的位置和进入中国克节朗河谷地区（印称南姆卡曲河谷）巡逻的路线。5月，印军锡克联队第一营马哈维尔·普拉萨德上尉率人对克节朗河谷哈东拉山口地区进行侦察。6月初，印军在“麦克马洪线”以北的扯冬（印称“多拉”）建立了哨所。印度政府公然声称，中印边界就在塔格拉山脊（指中国的拉则山脊），“陆军如果还没有把印度管辖权推进到塔格拉山脊的山顶的话，现在它可以这样做了。” [ 注：转引自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329页。 ] 并公然在拉则山口擅自竖起了界碑。1962年上半年，印军竟在“麦克马洪线”地区建立了24个新哨所。
　　 1962年9月以前，印军蚕食的重点在中印边境西段地区，中央军委赋予西藏边防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做好配合西段地区反蚕食斗争的准备。5月29日，总参谋部下达《关于中印边境军事斗争的具体安排》的指示后。中共西藏工委、西藏军区于6月上旬召开紧急战备会议，研究了贯彻落实的具体方案。决定组建西藏军区前进指挥部（代号藏字四一九部队），由山南军分区司令员柴洪泉任司令员，江孜军分区政治委员阴法唐任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姜松任副司令员，山南军分区参谋长曹宗奎任参谋长，西藏军区政治部青年部部长魏克任政治部主任，西藏军区后勤部战勤处长陈银锁任后勤部长，统一指挥第一五四团、第一五五团、第一五七团和若干保障分队，担任达旺方向的反蚕食斗争；由昌都军分区副政治委员霍光、参谋长赵衍样组成前进指挥所，统一领导呷合方向的反蚕食斗争；为防止印军可能从锡金方向袭击中国亚东、康马地区，确定由第十一师统一指挥江孜、日喀则地区的反蚕食斗争。6月11日，西藏军区前进指挥部在拉萨成立。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要求西藏边防部队做好恢复巡逻的准备。5月12日，总参谋部电示西藏军区，做好恢复巡逻的各种准备，拟制好巡逻方案，何时恢复巡逻，须视情况发展报中央军委决定。6月3日，针对印军在东线的蚕食行动，总参谋部下达了《关于加强中印东段、中段军事斗争的措施》，指示西藏边防部队，严密监视印军越过“麦克马洪线”设立据点和进行侦察活动等情况，并做好在东段恢复巡逻的准备。
　　 9月，新疆边防部队的反蚕食斗争，有力地遏制了印军在中印边境西段的蚕食行动，印军便将蚕食的重点转到了东段，企图抢占有利地形和制高点，控制“麦克马洪线”和继续向该线以北推进。继在“麦克马洪线”以北的所喀、塞戛木、塔母和克节朗河以南的扯冬设立据点后，9月中旬又在扯果布、卡龙等地设卡。
　　 为了制止印军向“麦克马洪线”以北继续蚕食，西藏军区根据总参谋部的指示，决定派侦察分队进入克节朗地区，查明印军向中国克节朗地区蚕食推进的情况，并相机建立哨卡。1962年9月6日，山南军分区副司令员郭志显、步兵第二团政治委员史宗宽率领该团第三连从舍姆出发，经勒、拉则山口等地，于9月8日进入克节朗地区。随后在白采、几儿等和择绕桥一线设立哨卡，控制了克节朗河北岸地区，与入侵扯冬地区印军隔河对峙。中国边防部队在杜浪桥西南端插上了红旗，并向入侵印军喊话，重申克节朗地区是中国领土，印方应立即撤出该地区。
　　 中国边防部队的行动，使入侵扯冬的印军惊慌失措。入侵印军指挥官竟向上谎报：中国有600多名军人逼近和包围了他们的哨所。印度军方和政府得此报告后，立即作出强烈反应。9月9日，印度陆军总部、东部军区命令第七旅立即作好准备，在48小时内向前开拔，以对付中国人对多拉（扯冬）的包围。国防部长梅农推迟赴联大开会日期，自9月13日起，接连5天召开高级军政官员会议，决定对中国边防部队采取“武力驱逐”，指令侵驻达旺的部队“在必要时开火”。代总理夏斯特里向正在英国访问的尼赫鲁作了报告。14日尼赫鲁在伦敦指示印度内阁，“在‘麦克马洪线’决不能退让一寸。”印度报纸也大肆渲染“中国入侵达旺”，煽动反华情绪，称中国此举是“探测印度在东段的防御力量，迫使印度在西段让步”，“类似的‘入侵’将继续发生”，要求立即还击。
　　 按照印度政府和陆军总部的指令和部署，印军加强了中印边境东段沿“麦克马洪线”的兵力，企图以优势兵力进驻该线以北扯冬地区，迫使中国边防部队撤退。印军在扯冬增加了两个排的兵力，同时以第九旁遮普营向龙布集中，以该营龙拉中队在扯冬东北3公里的章多山设点，以第五旅原驻“鲁希特边区”的第二拉加普特营作为第七旅的预备队，以第七旅旅部移至龙布。印陆军总部给“东北特区”部队的命令强调：等候中国人的撤退，假如中国人不撤退，印军就要开枪。
　　 为了防止印军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进攻和扩大对“麦克马洪线”以北地区的侵略蚕食，总参谋部、西藏军区指示东线边防部队：在该地区，与印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印方在哪里设点，中国边防部队就在那里设点，印方驻多少兵，中国边防部队也驻多少兵；驻白采一线的部队，要做好防范印军武装挑衅的准备。同时决定，将第二团第三连进驻的白采、择绕、几儿等、拉则四地改为正式边卡；并在得芒村增设哨卡，顶住沙则印军据点。
　　 9月17日9时15分，第三连战士李质灿、钟世民正在择绕桥桥西哨位值勤，印军15人在一军官指挥下，大喊大叫向李、钟2人逼进。李、钟2人以手势令其停止前进并退回，印军不予置理。10时，印军增至30人继续向前进逼，进至几公尺处时，用枪口对准他们的胸膛。李、钟2人毫无惧色，向印军提出严厉警告。印军见威吓不成，即在距择绕桥6公尺处设下哨兵，在8-10公尺处构筑工事，与中国哨兵对峙。
　　 当日16时10分，第三连班长吴元明、崔道华前来换哨。印军吼叫着用枪瞄准，企图阻止中国士兵换哨。吴、崔未予理会，换哨后开始在择绕桥桥西修筑防御工事。印军为阻挠中国哨兵构筑工事，架枪对准中国哨兵，冲突一触即发。中国哨兵仍保持极大克制，一再向印军说明，这是中国的领土，要其立即从该地区撤出，并要其派出民政人员同中国边防部队协商解决边界的争议，避免武装冲突。印军却继续在中国哨所周围构筑工事，以围逼中国择绕桥桥西哨所。
　　 18日，印军在择绕桥西中国边防哨位两侧加修工事后，又搭起哨棚，对中国哨位形成包围态势。
　　 19日，印军企图绕到中国哨位侧后修筑工事，在中国哨兵对其提出严厉警告后离去。
　　 20日，印军一面拦阻中国哨兵通向桥头，一面阻止中国哨兵修筑工事。16时，4名印军向中国哨兵吴元明围逼，用木料拦住他的后路，将他夹在中间，进行挑衅。吴元明怒视着印军，印军继续挑衅，吴元明伸手向逼近的一名印军推去，这名印军绊在一块石头上仰倒在地。又一名印军用木料拦他的后路，被吴元明一脚踢开，木料压在印军身上。围逼不成，印军无可奈何撤回据点内。24时，印军突然向择绕桥中国哨位发起进攻，企图捕捉中国哨兵。中国哨兵隐蔽在工事内，未造成伤亡。情况危急，中国择绕桥西哨位负责军官刘道臣立即返回河东向指挥所报告情况。21日6时15分，当他快接近桥头时，印军机枪突然从桥西工事里向他射击，子弹从他臂部和胸部穿过，他仍然命令桥西哨所战士，在没有接到指挥所指示前，对印军进攻不要还击。他坚持着爬回桥东工事后，因伤势过重，光荣牺牲。在印军进攻中，中国择绕桥桥西哨所的另一名战士也身负重伤。印军继续以火力阻断中国边防部队桥西与桥东之间的联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择绕桥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
　　 择绕桥事件是印军蓄谋制造的流血事件。事件发生当日，中国政府向印度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要求印度政府立即停止对中国边防部队的武装攻击，立即从扯冬地区撤出。然而，印度政府对这一事件力图抵赖，编造说中国人从几百码以外向印度的哨所开枪。9月22日尼赫鲁在答记者问时，居然把印军制造的流血冲突说成是“一些小事件”。印度代理国防部长（梅农此时在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拉古拉曼雅举行军政首脑会议，经过重新策划，再次下达了“将中国人从多拉（扯冬）地区赶走”的命令。
　　 印军从21日7时开始，每隔不到半小时便向中国择绕桥桥西哨位打一阵枪和扔一阵手榴弹。22日7时，印军将一枚手榴弹投进中国桥西哨位工事内，被中国边防战士抛出，19时，印军又向择绕桥放置炸药包，企图炸断择绕桥，切断中国哨兵退路。在炸药包即将爆炸的紧急时刻，边防战士王确云在火力掩护下，跃出工事，扑向炸药包，拔掉导火索，将炸药包抛进克节朗河中，保住了择绕桥。24日13时，印军在火力掩护下，又将一包点燃了的炸药包投进中国边防哨所工事内，边防战士崔道华、钟世民等3人不幸牺牲，军官肖猷兴和另一战士负重伤。桥西中国哨所其余战士仍牢牢地守住工事，并英勇地击退了印军继续向桥西的进攻。9月25日印军又向择绕桥桥东中国哨所发起进攻，发射炮弹10余发，炸伤中国边防战士4人。
　　 中国边防部队鉴于择绕桥桥西哨位已不利于防守，同时为了缓和这一地区的局势，29日1时，桥西哨位的中国边防战士奉命撤回桥东。
　　 由于印度政府坚持对中国边防部队采取“武力清除”的手段，使中印边境东段的局势愈来愈严重。印军不顾中国政府的严重抗议和警告，继续扩大对中国哨所的进攻，恶化边境局势。
　　 10月8日，在印军新成立的第四军军长考尔的策划和指挥下，印军越过了克节朗河，企图占领克节朗北岸的尺冬（印度称其为僧崇）。
　　 尺冬位于克节朗河上游北岸，印军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准将在考尔抵达前就已制定了占领尺冬的计划。10日9时20分，印军旁遮普联队第九营，在乔杜里少校指挥下，对中国边防部队尺冬守军（第一五七团第一营第二连一个排）发动了进攻。在炮火掩护下，印军40余人向中国边防部队冲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打退了印军的进攻，印军丢弃尸体6具（含军官1名），51迫击炮1门，轻机枪1挺，英式步枪10支。中国边防部队第二连亡11人，伤22人。
　　 为不使事态扩大，中国边防部队击退印军进攻后，没乘胜追击，而让印军撤过克节朗河以南。对此情况，印军达尔维准将是这样描述的：“我心情沉重地看到旁遮普部队按照我的命令撤退到四号桥，伤亡者直接撤至中国人鼻子底下的木桥，很明显，中国决定给我们留出一条退路。”“过些时候，我们看到了中国人埋葬我们的死者，并举行了葬礼。那是一个动人的场面，它必然给看到了的士兵留下深刻的印象。很清楚，他们不要战争。但是，如果我们越过克节朗河，他们将进行抵抗。”
　　 然而，尼赫鲁政府是需要战争的，并且在其蚕食计划和行动受阻后就不惜用战争手段来继续实现其领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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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14:05
二、中国政府坚持无条件讨论边界问题，印度政府关闭和平谈判大门
　　 在中印边境军事斗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政治外交斗争也达到炽热化。中国政府于8月4日提出尽快举行中印边界问题讨论的建议后，8月22日，印度照会中国：“如果中国政府真正希望通过进一步的讨论和谈判来解决两国政府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它必须了解，除非自1957年以来被武力改变了的该地区 [ 编者注：指中印西段边境地区 ] 的边界状况得以恢复，目前的紧张局势得以消除，否则讨论是不能够开始的。”并认为这是举行进一步讨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预备步骤” [ 注：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九集，第83页。 ] 。也就是说，中印边境西段的紧张局势是由于中国改变边界现状所造成的，在这种紧张局势消除之前，印度政府拒绝谈判。对此，9月13日，中国政府照会印度：“中国政府对印度政府在来照中拒绝尽速在双方官员报告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边界问题，表示遗憾。”“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边界问题经过谈判得到解决以前，双方应该维持原有的边界状况，不应该以片面行动加以改变。中国政府严格遵守这个立场，……这是任何诬蔑也改变不了的事实。在中印边境地区进行侵略活动、以武力改变边界状况的，恰恰是印度政府自己。”“如果说，在讨论边界问题以前，必须先恢复以武力改变了的边界状况，那么，印度军队就应该在中印边界各段从他们所侵占的中国领土撤出。”照会进一步指出，看来“印度政府并不希望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而只是拿和平谈判作幌子，来推行它蚕食中国领土、改变边界现状的计划。”“但是，中国政府要指出：谈，中国是欢迎的；打，中国是要抵抗的；奉行一种假谈真打的政策不会替印度带来什么好处。”照会最后说：“为了缓和边境紧张局势，中国政府再一次建议，双方的武装部队沿边境全线各自后撤20公里。” [ 注：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九集，第78--80页。 ]
　　 9月19日，印度照会中国，再次拒绝了中国政府提出的迅速和无条件地讨论中印边界问题的建议，并认为中国关于双方武装部队各自后撤20公里的建议“有着严重的缺陷：它使在过去几年中以片面行动改变了原状的侵略者得以据有侵略的果实。” [ 注：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九集，第88页。 ] 这简直是贼喊捉贼！10月30日，中国政府照会印度：印度政府“坚持边界问题的讨论要有先决条件，那就是，必须首先恢复中印边界西段印度心目中的所谓边界状况，即中国从自己的大片地区撤退，然后才能讨论中印边界问题。这是中国政府绝对不能同意的。”“中国政府现在再一次建议，两国政府在双方官员报告的基础上，立即开始中印边界问题的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既讨论关于西段边界的问题，也必须讨论关于中段和东段边界的问题，总之，双方不拒绝讨论对方提出的任何有关中印边界的问题。” [ 注：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九集，第86页。 ] 中国政府的建议既公平合理，又击中了印度政府的要害。尼赫鲁的扩张主义“哲学”是：我已经侵占的地方，是我的；我想要侵占的地方，也是我的。为此，在侵占了中印边境东、中段9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以后，尼赫鲁政府一直顽固坚持将中印边界西段争议地区特殊化的无理要求，其目的就是要继续侵占阿克赛钦等西段中国领土。如果按中国提出全面讨论中印边界问题，就要使其如意算盘落空。
　　 10月6日，印度政府复照中国，不仅拒绝了中国政府的上述公正建议，而且在原有的先决条件之外，又提出了新的先决条件，不仅要中国在西段自己的大片领土上撤出，而且要中国在东段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也是属于自己的领土上撤出。这样，印度政府出尔反尔，提出越来越多的先决条件，终于堵塞了讨论边界问题的谈判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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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14:05
全国军民声讨印军的侵略罪行
　　 印度军队不断入侵中国领土，在边境挑衅，激起了全国军民的极大愤慨。开始，不少善良的人认为印度是新独立的国家，搞“不结盟”运动，还支持中国政府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不会侵略中国；两国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使有边界争议，也会通过协商解决。但事实证明，印度继承英帝国主义的衣钵，顽固坚持扩张主义的立场和政策，侵占中国领土，制造流血事件，妄图将其无理的领土要求强加给中国。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解放军官兵在深入学习中国政府声明、照会，弄清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的基础上，看穿了印度扩张主义的本质，剥下了尼赫鲁和平中立的伪装，纷纷控诉其猖狂入侵中国领土的罪行，并要求中国边防部队惩罚入侵者。一名小学生在写给中国边防部队的信中说：“从报上看到印度侵略军入侵我国的消息后，非常气愤，想和叔叔们一起保卫祖国，但我们年纪小，去不了。献上两条红领巾表示心意，希望你们提高警惕，保卫好祖国西部边疆。”
　　 在西藏，百万翻身农奴怒斥印度的入侵罪行，坚持要求收复他们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领土。9月28日拉萨市各族各界僧俗4000多人庄严集会，沉痛追悼在扯冬地区被印军杀害的中国边防部队官兵刘道臣、冠子夫、谢富田、崔道华、钟世民五位烈士，愤怒抗议印度政府蚕食中国领土的军事挑衅。参加大会的各族各界代表庄严表示，解放了的120万西藏人民，决心化悲痛为力量，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彻底粉碎印度政府的一切侵略阴谋，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而坚决斗争。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将军在列举事实，揭露印军对中国领土的侵略罪行后指出，西藏各族人民和边防部队官兵将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对印军的进犯坚决实行自卫，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而斗争。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说：我坚决拥护我国政府对印度军队侵占我国领土向印度政府提出的最严重最强烈的抗议。他愤怒谴责印度政府蓄意侵占我国领土，把我国的克制和容忍当成软弱可欺，越来越猖狂地在中印边境全线加剧紧张局势，妄想以武力来扩大对中国领土的占领的侵略行径。指出，“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完全是非法的，从来没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众所周知，从‘麦克马洪线’以南到喜马拉雅山麓的广大地区，历来都是中国领土，由西藏地方政府所管辖。目前印度企图以武力侵占的在‘麦克马洪线’以北的扯冬与‘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门达旺一样，历来就是中国西藏政府错那宗（县）的一部分，由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负责管理，西藏地方政府保存许多诏书、封令、公文和户籍册足以做充分的证明。”班禅强调，西藏人民一定要加强团结，提高警惕，防止印度政府假谈真打的两手，坚决抗击印军的武装挑衅，保卫祖国边疆。政协西藏委员会副主席朗顿·滚噶旦秋用亲身经历的事实，揭露印军蓄意侵占中国领土的卑劣行径。他说：“我以前在西藏政府任司伦时，曾几次任命过管理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门达旺地区的行政官员和税收机关人员，扯冬是在达旺以北属错那宗管辖的一个地方，错那宗的宗本我也曾任命过。扯冬怎么会成为印度的领土呢？我要揭穿印度这种蓄意侵略我国领土的卑劣行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副主任、拉萨市长崔科·顿珠才仁代表18万解放了的拉萨市人民愤怒抗议印军入侵中国领土的侵略罪行。他说，为保卫领土流尽自己鲜血的烈士们，永远活在人民心里。拉萨市党政军民一定要紧密团结、搞好生产、努力工作，全力支援守卫祖国边疆的部队，为保卫祖国领土完整而坚决斗争。大会最后还宣读了通电，通电指出：印度侵略军得寸进尺，妄图以武力扩大对我国领土的占领，并且胆敢在我国神圣领土上明目张胆地杀害我边防战士，是可忍，孰不可忍！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欺侮的。我们完全拥护我国政府提出的最严重最强烈的抗议，绝不能容忍印度军队杀害我们的边防战士。如果印军胆敢继续进犯，西藏人民将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地区的边防部队戮力同心，坚决粉碎印度军队武装挑衅和侵略。为捍卫祖国神圣领土的完整，为保卫各族人民的生活，为保卫西藏人民的革命胜利果实而斗争。
　　 印军频繁入侵中国领土，在中印边境大肆蚕食推进的侵略行径，激起了新疆各族人民无比的愤慨。从昆仑山到阿尔泰山，从喀什原野到伊犁河畔，军民同仇敌汽，纷纷控诉尼赫鲁政府的入侵罪行，在乌鲁木齐的声讨集会上，新疆政协副主席禹占林（回族），伊斯兰教协会主任伊敏马合苏木，妇联主任玛依努尔和战斗英雄卫尚德，代表新疆各族人民在大会上指出：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势力联合反华，印军侵略中国领土决没有好下场。新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将紧密团结，努力生产，以巩固维护祖国统一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行动，支援解放军保卫边防，击败一切敢于来犯的入侵者。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州长库尔班·阿里说：苏联在我伊犁、塔城等地煽动边民外逃的严重事件刚刚平息，印度军队又在南疆边境气势汹汹地抢占我国领土，我们中国人民不是好欺侮的，新疆各族军民将齐心协力，驱逐侵略者。喀什市政协副主席喀斯木塔什说：印军既然向我们进犯，我们自然应该予以自卫反击。地处边境一线的塔什库尔干县塔吉克族县长西仁拜克说：历史上帝国主义侵占我们领土太多了，现在印度还想侵占，我们新疆各族人民坚决不答应。我们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做好工作，支援解放军击退侵略者。阿克苏县衣干其民兵拜勘力·阿木提说：“只要祖国一声召唤，我们马上入伍拿起枪杆和印度侵略者战斗，以保卫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
　　 西藏、新疆人民化仇恨为力量，决心努力生产，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从前是农奴，现在是拉萨的第一代藏族工人，一致表示要加强团结，努力生产，要人有人，要物有物，尽一切力量支援边防部队捍卫我们神圣的领土。山南地区农奴出身的副乡长吉桑朗杰说：祖国山河是我们的心头肉，土地是我们的饭碗。印度已侵占了我们六世达赖喇嘛的出生地门达旺，现在又进一步侵入我们的牧场扯冬，这是割我们的心头肉，砸我们的饭碗，我们坚决不答应。我们要积极支援解放军，赶走侵略者。新疆哈密农民叶地尕汁说：我们农民要努力种地，把最好的粮食交售给国家，以缓和暂时困难，保证解放军打好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掀起了千车万人积肥运肥，夺取农业大丰收的高潮。兵团运输标兵苏长福表示：我们要把生产建设和保卫边防两副重担一肩挑，除努力搞好生产外，还要选最好的车辆和驾驶员上边防支援前线。当时虽经济还很困难，但新疆人民仍节衣缩食，为中印边防紧急战备部队筹集12万吨物资，并抽调上千台汽车担负支援前线运输，不仅保证了边防部队的生活需要，而且保障了自卫反击作战的弹药和军需品的前送后运。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将士，身感所肩负的保卫祖国的责任重大，百倍警惕地注视着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一切反华活动。当了解中印边界形势紧张，印军步步进逼，并开枪开炮，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后，全军指战员无不咬牙切齿，愤慨万分。空军一级战斗英雄张积慧说：美帝国主义入侵朝鲜，我击落过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现在美国又支持印度入侵我国边境，这是又一次对世界和平的侵犯，我们一定要斩断它的魔掌，绝不让印军侵占我国领土。海军战斗英雄赵孝庵说：我们面对国际反动势力的侵略和威胁，一定要学好军事技术，严守战斗岗位，不管敌人来自何方，我们都要把它消灭。
　　 驻守在中印边境的西藏、新疆边防部队，面对印军疯狂的军事入侵和蓄意制造流血事件，怒不可遏。决心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祖国，捍卫国家民族的尊严。各部队狠抓了战备形势教育，控诉、声讨印军的侵略罪行。通过看历史、摆事实、剥画皮、挖本质，指战员进一步弄清了中印边境争端的由来和发展，激发了对印度侵略军和反华分子的仇恨，促进了各项战备工作的落实。
　　 6月份，西藏部队开展了以揭露尼赫鲁反华真面目为中心的控诉教育。印军在择绕桥制造流血事件后，西藏军区部队举行集会，愤怒谴责印军蚕食中国领土，打死打伤中国边防部队官兵的罪行，坚决拥护中国政府提出的抗议，坚决拥护中国政府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措施，反对印军的入侵挑衅，决心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而贡献一切。山南军分区步兵第二团在各种小型集会上，用亲身经历的事实，谴责印军得寸进尺地侵略中国领土的卑劣行为。纷纷表示：我们边防战士决不允许印军侵占我国领土，绝不能听任印军杀害我们的战友，血债要用血来还。林芝军分区的官兵表示，要学习择绕桥边防分队抗击印度入侵者的英勇行为，随时准备粉碎印军的挑衅和进攻。
　　 驻守在新疆边防线上的步兵第二团和阿里支队，眼看着印军的不断蚕食入侵，面对着印军的据点和枪口，无不咬牙切齿，气愤难忍。广大指战员积极要求上前线，干部停止休假，战士停止复员，正常换防取消，机动分队上山，连刚从内地调来的干部和新兵也纷纷上了边防，参加艰苦复杂的反蚕食斗争。他们说：“保卫边防是我们神圣的职责，”“谁侵犯我国领土谁就是我们的大敌”，“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国事当前，家事后推，这个时候要我下山等于临阵脱逃。”“我们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祖国每一寸领土，决不给祖国人民、家乡父老丢人。”
　　 千里迢迢进藏参战的机动作战部队，一面行军，一面教育，面对恶劣的高原气候和入侵者这两个敌人，干部战士士气高昂，斗志旺盛。表示：“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山再高，高不过我们的脚底板；困难再大，大不过我们的决心和毅力；天再冷，冷不了我们火热的爱国心。”“我们是毛主席的战士，人民的子弟兵，保卫祖国是我们的责任。这次进藏上山，不消灭侵略者决不回来。”
　　 通过声讨印军侵略罪行，全国各族人民擦亮了眼睛，认清了印度的扩张主义本质，激发起爱国主义精神。中国人民解放军特别是驻西藏、新疆部队更加感到肩负的责任重大，有效地提高了战备观念，促进了战备工作的落实，增强了反侵略的胜利信心。
　　 在美国、苏联联合国际反华势力猖狂反华的大气候下，尼赫鲁政府为了实现对华战略及出于内政外交的需要，更加顽固地坚持以武力实现对中国的领土要求，向中国推行“前进政策”。
　　 中国政府和军队在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方针指导下，在政治外交斗争中，不断揭露印度政府的侵略行径，多次提出避免发生和扩大武装冲突的合理建议，不断驳斥、揭穿印度的污蔑、造谣和无理要求，赢得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在军事斗争中，中国边防部队在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忍让的情况下，采取了必要的反蚕食措施。
　　 为指导反蚕食斗争的正确开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适时制定了反蚕食斗争的方针政策和具体规定，中国边防部队以高度的全局观念和政策纪律观念，坚决执行上级命令，有效地配合了政治外交斗争。通过艰苦、复杂、激烈的反蚕食斗争，制止了印军的推进蚕食。
　　 印度政府奉行的扩张政策和对中国领土的侵略行径，激起了全国亿万军民无比的义愤，充分认清了印度政府和军队的侵略面目。全国人民决心团结一致，战胜国内暂时经济困难，粉碎国际反动势力掀起的反华浪潮，以实际行动支援边防部队保卫祖国，打败入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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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14:30
印军在中印边境发起全面进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自卫反击

尼赫鲁政府加紧战争准备，发布向中印边境全面进攻的命令
　　 尼赫鲁政府因其所推行的“前进政策”受阻，无理的领土要求不能实现，遂拒绝中国的和平谈判。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军事准备之后，公然发布向中国边境地区全面进攻的命令，挑起了中印边境战争。


一、尼赫鲁政府加紧战争准备，印军的作战部署和企图
　　 尼赫鲁政府向中国边境发动进攻，是经过长期准备的。1958年以前，印度陆海空三军总兵力只有41万人。为了适应对华作战的需要，1959年后，印度政府不顾国内的经济困难，大量增加军费，从国外购买飞机、坦克、导弹等先进军事装备，积极扩军备战。至1962年10月，其三军总兵力增至60万人，装备有各种火炮1500门，坦克790辆，各型飞机1000架，各种舰艇69艘。另有地方武装23万人。随着“前进政策”的推行，尼赫鲁政府在中印边境地区加紧战场建设，不断增调军队，为发动边境战争做直接准备。
　　 在蚕食中国领土的过程中，印军在靠近中印边境地区修建了“几千英里的道路”；采用车运、空投、马驮和人背等手段，在边境地区和前沿据点囤积了大量的军需物资和装备；在巴里加斯、塔拉昌山口、加勒万河谷、奇普恰普河谷和章多、龙布、吉米塘、达旺、瓦弄等前沿据点和要地，修建了直升机降落场和空投场。通过以上措施，印军大大改善了其作战条件和机动能力。
　　 1958年前，印度在中印边境印方实际控制地区，主要部署了地方武装和武装警察。1959年后，印度正规陆军接替了地方部队的防务。至1960年，印度部署在中印边境地区的兵力已达1万余人。印度推行“前进政策”后，又向中印边境西段增调了两个步兵营。1962年9月，当印军的蚕食行动被遏制，特别是择绕桥事件后，为增强在中国边境地区发动入侵作战的实力，又调6个步兵营（东线4，西线2）进入中印边境前沿地区。
　　 在进行军事准备的同时，尼赫鲁政府加紧了作战部署。9月底，印军第四师第七旅根据东部军区的命令，全部侵入克节朗地区，旅部进驻龙布，并在“麦克马洪线”以北的章多设立了战术司令部。同时，第四师在吉米塘开设了战术司令部。10月1日，尼赫鲁刚从英国参加完英联邦总理会议回到新德里，便同国防部长梅农及印军高级将领一起研究了同中国军队的作战问题。10月4日，印度政府举行内阁会议，决定：在中印边境地区无论哪里发生了“武装入侵”，印军都将给予打击。印度国防委员会也先后两次举行有武装部队全体参谋长参加的会议，具体讨论作战问题。10月5日，印度国防部宣布：在东部军区之下成立一个新军团——第四军，任命印度陆军参谋局长考尔中将为军长，专门执行对华作战任务，并授予考尔可自由决定向中国发动“有限攻势”的权力。
　　 第四军下辖步兵第四师和第二师。其中第四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中东、北非、意大利和希腊等地转战6年之久，参加过1941年北非第三次战役、1944年在意大利突破德军“高斯克防线”等9次战役，被称为印军的“王牌部队”。印度独立后，第四师被视为印军的“标准师”，是尼赫鲁、梅农的嫡系，装备好，待遇高，也是印度推行一切改革的试点部队。该师辖步兵第五旅（后改属第二师）、第七旅和第十一旅，原驻旁遮普邦，于1960年初调赴中印边境东段的阿萨姆邦。印度政府认为，有第四师这样有战斗力的部队同中国军队作战，定会旗开得胜、很快达到入侵目的。
　　 考尔曾任过第四师师长。他长期以来积极追随尼赫鲁、梅农，是尼赫鲁、梅农在陆军中的得力干将，也是印度军界反华的主要策士之一。虽善于外交，长于参谋和行政业务，也有一定军事理论修养，但缺乏实战指挥经验。由于他极力主张和积极推行“前进政策”，倍受尼赫鲁的器重，因而被视为印度陆军未来参谋长的理想人选。
　　 考尔出任第四军军长的当天，即赶到提斯浦尔（迪斯布尔），对第四师师长尼·普拉沙德就该师继续向达旺以北地区推进作了部署，接着乘直升飞机抵达吉米塘。次日，在第四军参谋长卡·辛格准将和普拉沙德少将的陪同下，由吉米塘经龙布步行到克节朗地区的扯冬据点，详细勘察了克节朗地区的地形，现地研究和部署了进攻塔格拉（即拉则拉）山脊的行动，要求第七旅务必在10月10日前占领塔格拉山脊。在考尔的策划和指挥下，印军又于10月向中国尺冬边防部队发动了军事进攻，制造了尺冬流血事件。
　　 印军为发动大规模进攻，不断向中印边境地区调兵遣将。至10月中旬，印军在中印边境东段已有1个军部（第四军）、1个师部（第四师）、3个旅部（步兵第五旅、第七旅和炮四旅），计有15个步兵营（拉加普特第二营、旁遮普联队第九营、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近卫联队第四营、锡克联队第一营、高尔瓦尔联队第四营、查谟·克什米尔联队第二营、马德拉斯联队第二营、库马盎联队第六营、第八廓尔喀联队第二营、锡克联队第四营、阿萨姆步兵部队第二、第五、第九、第十一营），兵力达2.2万余人。
　　 担负印军第四师突击任务的第七旅所属4个营3000余人，已推进到“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克节朗地区，与原侵入这一地区的阿萨姆步兵第五营一部会合。第七旅旅部位章多，战术司令部位勒龙。该旅的任务是以已侵占克节朗河以南的中国领土为依托，并继续向克节朗河以北地区推进，妄图侵占几儿等、白采、择绕等地，把兵力前推到得芒、拉则山口、拥错山口一线。
　　 炮兵第四旅率两个营配置在棒山口至达旺地区，其任务为依托达旺保障其在克节朗主攻方向的翼侧安全。第五旅5个营和阿萨姆步兵3个营分布在珞瑜和下察隅地区。第四师战术司令部位吉米塘，师部和第四军军部位提斯浦尔。
　　 在中印边境西段地区，1962年8月份以前，印军计有1个旅部（第一一四旅）、4个步兵营（查谟·克什米尔国民军第七、第十四营、第八廓尔喀联队第一营和杰特联队第五营）共约4000余人。为增加二线机动作战兵力，于9月下旬和10月上旬又先后将第七十旅所属之杰特联队第三营和库马盎联队第十三营调至列城、楚舒勒地区。使西段地区兵力增至1个旅部、6个步兵营，5600余人，较1960年增加了1.5倍。印军第一一四旅以5个营3000余人分散配置在600公里长的边境线上，其中1300余人分布在侵入中国境内的43个据点。该旅旅部位列城，战术司令部位楚舒勒。
　　 印军总的企图是：依靠武力抢占地盘，造成既成事实，达到扩张领土的目的。在东段，巩固并依托已侵占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和该线以北的克节朗地区，继续向中国西藏边境纵深地区扩大侵略；在西段，依托其入侵的43个据点，继续推进，逐步侵占中国的阿克赛钦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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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尼赫鲁政府发布向中印边境全面进攻的命令
　　 如前所述，尼赫鲁政府之所以对华奉行武力政策，除了有其国内原因和对中国的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以外，还得到了美国和苏联等国的怂恿和支持。
　　 美国不仅为印度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而且还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当印度政府向中国发动进攻、要求美国为其筹措军费或提供军事援助时，美国驻印度大使加尔布雷斯第二天即回华盛顿，积极活动。美国官员10月17日在纽约声明，过去在中印边境地区发生的多次冲突中，“美国表示了对印度的同情和支持”，在将来的中印边境冲突中，美国“国务院支持印度”，美国“不是中立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怀特和国防部发言人在10月18日分别宣布，美国政府愿意向印度提供它对中国作战中所急需的高空运输机。美国空军对印度空军所提出的物资器材申请，表示大力支援。美国国务院宣布，对印度特别希望得到的向正在发生边境冲突的喜马拉雅山区运载军队和供应品的高空运输机的要求，“准备给予像过去一样同情的考虑”，因为“长期以来，我们有一个向印度出售军事装备的协议”。美国答应为印度尽快提供适宜于在山区高空飞行的C-130运输机。
　　 赫鲁晓夫集团在经济上援助印度的同时，还给印度以大量的军事援助。印度向苏联购买了各种飞机114架，其中米格-21战斗机32架。原定援助印度（包括战斗机在内）的66架飞机在1962年底交货，由于中印边境局势的急剧变化，苏联决定提前交货。此外，苏联还派出军事专家、顾问到部署在中印边境地区的印军部队中“服务”。只是到1962年8月出现了加勒比海危机以后，赫鲁晓夫需要中国和苏联一起同美国对抗，才表示在中印争端中不偏袒印度。尽管如此，印度政府认为，已经从苏联那里取得了大量军事经济援助，并有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的继续支持，也就足够了。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印度有恃无恐，气焰嚣张，终于走上了军事冒险的道路。
　　 尼赫鲁政府之所以敢于对中国发动进攻，还由于它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印度政府认为，中印边境地区特别是东段地区中印双方力量对比，优势在印度一边，形势对印度一方是有利的。因此，尼赫鲁政府毫不掩饰地说，“政府已从政治上作出了以武力驱逐中国人的决定”，印军是“精锐部队”，“受过良好的训练”，“装备也占优势”，“东北边境地区的交通运输和兵力部署最近几年来已大大改善”，而中国现在是不愿和印度打仗的，印军一旦发动进攻，“中国将准备妥协”，不战而退。
　　 为此，尼赫鲁于10月12日出访前夕在新德里巴兰机场公开宣称，他已经向印度武装部队发出命令，要把“中国入侵者”从“东北边境特区”的印度领土上“清除掉”。10月14日，印度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在新德里发表反华讲话，坚持要中国边防部队从自己的领土上“撤出”去，呼吁印度人民支持正在向中国进行军事入侵的印度军队。他说：只要冲突继续存在，这个国家必须团结一致。政治冲突必须从属于民族义务。同一天，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在班加罗尔发表讲话，极力赞扬尼赫鲁10月12日的决定，表示不管用一天，一百天还是一千天的时间，都要实现这个决定。梅农还叫嚣：我们将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一定要把中国人赶出去，这里不存在这种态度有任何改变的问题。
　　 尼赫鲁政府发出同中国作战的命令后，印军即在中印边境地区紧急调整部署，继续向边境地区增派部队，运送作战物资，负有作战指挥任务的各级司令部均已靠前配置，并开设了前进指挥机构。印度空军也奉命进入戒备状态，派飞机频繁侵入中国境内侦察和挑衅。10月10日夜，印军飞机1架侵入中国西藏，由曲水方向一直窜到拉萨市近郊，尔后又沿青藏公路飞抵拉萨以北的当雄上空，对当雄机场和附近地区进行侦察。11日，印军飞机从中印边境西段侵入中国西藏上空，窜扰到西藏日土以西50公里后，又向北飞到空喀山口以南20公里处，再向南飞越班公山、班公湖一带，反复侦察上述各地。10月13日，印军飞机3批3架次先后飞越“麦克马洪线”，侵入中国边境地区上空，对中国边防部队的前沿哨所和纵深地区进行侦察。10月上旬以来，印军出动了大量飞机和直升机向克节朗地区、奇普恰普河谷地区和加勒万河谷地区，运送了大批作战物资和增援部队。10月中旬，印军将独立伞兵第五十旅第十七空降野炮团1个分队50余人（火炮4门）和独立第十七伞兵营一部紧急空运至龙布。这部分印军随即进至章多。经过紧张的部署调整，印军于10月中旬基本上完成了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准备。
　　 10月16日，尼赫鲁刚从国外回到新德里，便立即召集国防部长梅农和军界高级将领开会，进一步研究、部署对华作战。接着又召开了印度内阁会议和全体参谋长参加的国防委员会议，要求定期就印度在人力和物资方面的军事需要提出报告。印度国防部命令兵工厂日夜开工，最大限度地制造军火，以保障对华战争的需要。10月17日，国防部长梅农抵达提斯浦尔，同考尔等举行了紧急会议，下令驻阿萨姆地区的印军立即全部取消休假，按照尼赫鲁的紧急部署，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攻击。根据印度当局命令，17日印度军队即在中印边境东、西段同时炮击中国边防部队的前沿阵地，进行武装挑衅。入侵克节朗地区的印军在色章湖以东、卡龙以西地区，向中国边防部队连续发动进攻。18日，印军再次向克节朗地区的中国边防部队发动进攻。另一支印度军队越过“麦克马洪线”，侵入西藏米林县洛山口北侧地区，向中国边防哨所进行武装挑衅。在中印边境西段，侵入新疆奇普恰普河谷地区的印军，不断向中国边防哨卡逼近，进行挑衅和进攻。当日，印度国防部官员宣称：在中印边境东段已经把中国人“赶回两英里”，在中印边境西段，正全线向东推进，取得了拿破仑式“独一无二的胜利”。印度政府长期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公然发布向中国边境地区进攻的命令，终于导致了中印边境地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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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和中央军委作出自卫反击的决定，中国边防部队进行反击作战准备
　　 在尼赫鲁政府疯狂反华，拒绝和平谈判，加紧扩军备战，不断向边境地区调兵遣将、集结部队，并不断制造边境流血事件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和中央军委审时度势，及时指示中国边防部队保持高度警惕，做好粉碎印军大规模武装进攻的准备。当尼赫鲁政府发布向中国边防部队进攻的命令，印军发动武装进攻之后，中国政府为了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被迫作出了自卫反击的决定。


一、中国政府和中央军委作出自卫反击决定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的军事战略重点在东面。努力争取西部疆界成为和平稳定的疆界，是中国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根本方针。中国政府一贯坚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并为此作出了巨大而真诚的努力，对印军的不断入侵挑衅和蚕食中国领土的行径，始终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和忍让，采取了一系列避免武装冲突的措施。然而，尼赫鲁政府一意孤行，对华奉行武力政策，完全堵塞了和平谈判的一切渠道，并发动武装进攻，使中国边防部队遭受严重伤亡。在此形势下，中国政府才迫不得已决定边防部队实施自卫反击，以便把西部边境地区迅速稳定下来，迫使印度重新坐到谈判桌上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使西部边境成为和平稳定的边境，以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正如毛泽东主席所指出的：印度整了我们3年。从1959年开始，1959年、1960年、1961年、1962年，有4个年头了，我们才还手。
　　 鉴于当时中苏关系还没有完全公开破裂，中国政府将印军准备发动全面进攻和中国的态度通知了苏联政府。1962年10月8日，中国领导人通知苏联大使，“中国得悉印度将在中印边境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如果印度一旦发动进攻，我们就坚决自卫。中国领导人并且指出，印度利用苏制直升机和运输机，向中印边境地区进行空投，运送军需，这一点对我们边防战士有影响，我们认为把情况通知苏联方面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 [ 注：《苏共领导联印反华的真相》，《人民日报》1963年11月2日。 ] 其用意是苏联应当停止其联印反华的立场。鉴于加勒比海危机所造成的美苏问冲突一触即发的形势，苏联为了联合中国共同对付美国，暂时改变了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态度。10月13日和14日，赫鲁晓夫向中国大使表示：“关于印度准备向中国发动进攻的问题，苏联得到的情报是与中国一致的。如果苏联处在中国的地位，也将采取同样的措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是不能采取中立态度的，如果有人进攻中国，我们说我们中立，那就是叛徒行为。” [ 注：《苏共领导联印反华的真相》，《人民日报》1963年11月2日。 ] 然而，到12月中旬苏联就又恢复了原来的腔调。
　　 为了打击印度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保卫中国边疆的安全，创造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条件，中共中央决定对印度军队的进攻坚决予以反击。10月6日，总参谋部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假如印军向我进攻则要狠狠地打他一下，除东线西藏作准备外，西线也要配合。如他进攻，不仅要打退，还要打狠打痛。”这一指示，不仅确定了打狠打痛的方针，而且明确了反击作战的主要方向在东线，西线要配合东线作战。10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为了打击印军疯狂气焰和侵略行动，决心歼灭越过“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印军，西线也要配合。进而确定了在东线歼灭入侵“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印军。在西线，拔除红山头和加勒万河印军14号据点。10月17日，中央军委下达了《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对歼灭侵入中国境内的印军作了具体部署。10月18日，中央军委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出指示，强调：“此次对印度反动派作战，事关国威、军威，务求初战必胜，只能打好，不能打坏”。要求作战部队对军事指挥、政治动员、后勤保障工作，务必精心计划，周密组织，切实做好。参战部队全体人员，务必兢兢业业，戒骄戒躁，千万不要轻敌大意，要上下一心，排除万难，争取胜利。只有在军事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才能有效地配合国家的政治外交斗争。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是一场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具有很大的政治性，很强的政策性，很高的策略性和集中性。要求参战部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后发制人”的战略思想及“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具有高度的全局观念和组织纪律观念，一切服从国家利益，一切行动都要符合国家政治、外交斗争的需要。参战部队必须具有明确的打政治仗的观念，既要打好仗，又要切实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各项政策规定，从定下战役决心、确定战役布势、部署战役行动直到战役实施的全过程，都要既考虑军事行动的需要，更要根据政治、外交斗争的需要，把军事行动的可能与政治外交斗争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在特殊情况下，宁可在军事上少歼灭一些敌人，也不能在政治外交上惹出麻烦，造成损失。
　　 对这次自卫反击作战，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十分关注，不仅精心运筹谋划，而且亲自指挥。大至作战方向及打、停、进、撤，小到拔点战斗，每个关键环节，都有及时、明确的指示。参与决策指挥的还有，刘少奇、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徐向前以及罗瑞卿等中央及军委领导。
　　 刘伯承元帅对战役指挥予以极大的关注，指示：打的时候，要以“雄狮搏鸡”之势来打。“这次打，不是和他的边防警察部队打，而是和它最好的曾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印度标准部队作战，不要骄傲”。“过去曾有一些同志，认为只要插进去包围住敌人就是胜利。这样的理解是不正确的。插入、迂回、分割、包围，这些都是机动的样式，仅能为胜利创造有利条件，绝非胜利的本身。对胜利的正确理解，应该是把敌人打死、打伤和俘虏。所以当我们已经迂回包围了敌人时，还要准备实施强攻，准备打硬仗，啃硬骨头。”“要用夜行晓袭、出敌不意的战术，集中优势力量首先击毁敌人的要害（如指挥中枢或主要集团等）”，“全部文章要作在‘速战速决’四个字上，切忌力量分散”。“陆军打仗离不开陆地，要像空军研究气象、海军研究海洋一样研究地形、道路”。“要确实熟悉地形和方向，运用各种方法，确保夜间进攻方向的正确”。“山地战要避免正面硬顶，只要有道路迂回，即使多走一些路也在所不惜”。“沿河流攻击，应夹岸前进，相互策应”。“如迫不得已，必须正面攻击时，就要坚决勇敢的打过去，‘狭路相逢，勇者胜’，决不能有丝毫犹豫”。他要求参战部队要特别注意组织运用火力，充分发挥随伴火炮的威力，要注意战场总结，提高战术水平。徐向前元帅说：要挑兵选将，干部不仅要在军事上行、要勇敢，而且要有政治头脑。贺龙元帅说：部队要有牺牲的精神和决心，要维护部队的光荣和纪律。罗瑞卿总参谋长也说：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许打坏，“不动手则已，一动手则干干脆脆地把敌人消灭打痛。”要像抗日战争时期打平型关一样，一定要打好。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正确决策和指挥，是取得这次反击作战胜利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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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边防部队的反击作战准备
　　 1962年的春、夏李，印度政府疯狂反华，印军不断入侵、蚕食中国领土并挑起武装冲突，制造流血事件，边境局势日益恶化，大规模武装冲突一触即发。在这种严重形势下，中国边防部队保持了高度戒备，进行了一系列必要的准备。
　　 中国边防部队的作战准备是从反蚕食斗争开始的。


（一）进行不间断的政治思想动员
　　 在印度政府疯狂反华，印军不断在中印边境地区进行武装挑衅和蚕食中国领土后，西藏、新疆边防部队，根据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1962年6月18日下发的《关于反对印度反动派军事挑衅的政治工作指示》，在部队中普遍开展了以揭露尼赫鲁反华真面目为中心的控诉教育运动，并联系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妄图窜犯东南沿海的罪行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认清了尼赫鲁政府联合帝国主义进行反华的真相及其反动本质，认清了中印边境斗争的形势，激发了爱国主义的热情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同时，还针对部分人存在的急躁情绪，进行了中印边境斗争长期性、曲折性、艰巨性的教育，为部队随时执行作战任务打下了思想基础。择绕桥事件后，通过开座谈会，为牺牲烈士举行追悼大会，控诉印军侵略罪行等形式，对部队进行教育，进一步激发了广大指战员对印度反动派的无比仇恨。
　　 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为使全区干部群众认清中印边境斗争形势，明确斗争任务，联合发出了《关于西藏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要求在于部中进行中印边境斗争形势的学习，在群众中开展一次目前形势的宣传教育活动，加强对上层人士的教育，使之认清中印边境东段扯冬地区的斗争，已发展到十分尖锐的地步；印度当局拒绝谈判，在边境地区集结部队，向中国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已迫在盾睫；这一斗争形势必将影响到中印边境西段、中段和东段其他地区，外逃叛乱武装在印度的支持下有可能回窜。因此，要提高警惕，严防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在边境地区要密切注意和打击外逃叛乱武装的回窜，保证西藏内部的稳定。
　　 新疆军区部队还广泛开展了控诉印度政府侵占中国领土的罪行和热爱祖国、守土有责的教育，激发了广大指战员高昂的战斗热情。骑兵第三团是一支以维吾尔族为主，有新疆7个民族的战士组成的部队。开始有的战士对印度反动派的面目认识不清，通过控诉尼赫鲁政府罪行的教育，他们说，印度在西段要侵占的阿克赛钦地区，就是属于新疆皮山县的“白石滩”。我们团在这里修了多年公路，印方一点不知道，现在怎么说成是它的？这片神圣领土是喀拉喀什河（墨玉河）的源头，决不能让印度占去。我们一定要英勇作战，完成祖国赋予的任务，打退印军的入侵，这才对得起家乡父老。阿里支队的一些老同志1954年前后曾在巴里加斯和乌热等地守过边防，并和那里的藏族群众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后来眼看这些地方被印军逐步侵占，感到非常痛心。他们在声讨大会上说：“印军占领我们阿里不少土地，这次党中央决策反蚕食，并要准备收复失地，真是大得民心，大快军心！”干部战士无不摩拳擦掌，准备战斗，报效祖国。
　　 1962年，10月10日，针对中印边境斗争形势的发展，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歼灭入侵印军作战的政治工作补充指示》。根据总政治部的指示和部队的任务，西藏军区下发了《歼灭入侵克节朗地区印军作战的政治工作指示》和《动员令》。新疆军区下发了《反击印度侵略军的战斗动员指示》和《全部清除入侵残余印军的政治工作指示》。据此，进一步向部队进行了思想动员，更加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斗志和求战热情，决心不借一切，奋勇杀敌。西藏边防部队第一五五团第二连官兵一致表示：“一定要打好这一仗”，为保卫祖国边防立新功。新疆边防部队步兵第二团有16个老兵等待复员回去结婚，但经战斗动员后，纷纷要求留下参加战斗。他们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国事当头，家事后推”；第十团第三营党委提出，“要和老红军比过雪山草地，和志愿军比流血牺牲，和进藏先遣连比艰难困苦”；第十一团第三营提出，要发扬三五九旅勇往直前、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他们召开了风雪昆仑点英豪大会，参战各单位选派代表纷纷上台挑应战，表决心。这些，充分显示了军心不可侮，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不是好欺负的气概。
　　 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在进行思想动员的同时，针对战区民族特点、社会情况，进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民族、边防以及俘虏等政策教育。这些都为反击作战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二）进行部署调整，组织临战训练
　　 中印边境斗争形势紧张后，西藏、新疆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陆续收拢生产、营建部队，加强了边防一线的布防力量。随着中印边境斗争局势的发展变化，为了制止印军的入侵蚕食和应付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中央军委决定在中印边境西段将空喀山口、河尾滩和天文点3个边防区的兵力，由原步兵第二团的1个营增加到2个营，将陆军第四师第十团和第十一团的各1个值班营由莎车、阿克苏调至甜水海、康西瓦各1个营，将骑兵第三团（相当于1个营）调至红柳滩。秋季补充4000名新兵后，将步兵第二团分编为步兵第二、第三团，第二团担任中印边境西线守卡、巡逻任务，第三团负责塔什库尔干防区守卫任务。第十团、第十一团编为充实的值班团，作为机动部队。加上骑兵第三团，以4个团的兵力，在西线地区应付印军的挑衅、蚕食和进攻。遵照总参谋部10月6日指示，新疆军区急令康西瓦指挥所组成前指率第十一团第三营、骑兵第三团、工兵第一○九团第一营进至天文点防区，做好在西段地区拔除印军据点的作战准备，已经下山的骑兵第三团炮兵连和两个步兵连立即返回天文点。令第四师炮兵团120迫击炮营（欠1个连）、76加农炮连进至天文点，加强步兵第十一团第三营拔点作战。第四师喷火连57人，携带喷火器28具，分别加强拔点作战部队。上述部队昼夜兼程，于10月12日24时前到达指定位置。至此，中印边境西线自卫反击作战的总兵力达到6300人。参战部队主力是具有红军传统和光荣战斗历史的部队。另调工程兵第一○九团（欠第一营）、第一二四团，汽车第三十六团、二七三医院、空军和田指挥所等部队进入莎车、和田一带，随时支援一线作战。
　　 在中印边境东线，藏字四一九部队立即收拢集中，转入战备训练。藏字四一九部队，是原第十八军的老部队。第一五四、第一五五、第一五七团均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斗洗礼，具有光荣的战斗历史。9月初，当发现印军在扯冬设立侵略据点后，根据总参谋部指示，山南军分区边防第二团第一、第三连于9月8日进入克节朗地区并占领了择绕桥、几儿等、白采等地，与印军武装对峙。随后第二连进到汪登、炮兵连进至塔拉。9月中旬，工兵第一三六团第一营进至麻麻，抢修道路。择绕桥事件后，为了应付日益紧张的克节朗地区斗争形势，第一五七团第一营于21日进至麻麻，28日进至拉则山口北侧，团主力于25日进至错那，27日进至麻麻。第一五四团于9月29日前由林芝地区进至山南扎郎、贡嘎地区。根据总参谋部指示，藏字四一九部队率第一五四团、第一五五团和炮兵第三○八团两个120迫击炮连及部分指挥保障分队，于10月7日至9日先后由巴河桥、拉萨和山南扎郎、贡嘎地区出发，于9至12日先后进至勒、麻麻和舍姆等待机位置。18至19日，藏字四一九部队全部进入克节朗地区的得芒、学不丢、汪等和尺冬及其以西地区，占领了反击作战出发阵地。昌都军分区前指于10月9日进至察隅。第一五三团加强营和分区独立营10月9日由波罗、吉公地区出发，12日全部进至察隅以南、拉丁、松古以北地区待机。
　　 担负反击作战任务的部（分）队，虽刚完成平叛作战任务不久，但是这次反击作战是在极其艰苦复杂的生疏地区进行，并且是同新的对象作战。为了胜利完成自卫反击作战任务，战前西藏、新疆军区部队和其他参战部队，针对战备任务，积极组织进行了临战训练，本着以战术训练为主，达到开得动、打得准、联得上、指挥好、协同好、攻必克、守必固的要求，掀起了群众性的练兵热潮。西藏军区于6月5日下达了《部队战备训练计划》，参战部队在战备形势教育和深入训练动员的基础上，迅速掀起了群众性的临战练兵热潮。各部队在训练中，本着“用得着的就训，用不着的不训，急用的先训，不急用的后训，重点课目先训，一般课目后训”的原则，突出进行了山林地攻防战斗的组织指挥、近迫作业、火力组织、打反冲击和带战术背景的山林地射击、投弹，对地堡和障碍物的爆破以及适应性训练等内容，提高了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和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培养了大批爆破手（每班达2-3名）。藏字四一九部队和第一五三团，还以当面敌情为背景，选择类似地形，仿照印军的工事和兵力、火力配置，组织实施了“步兵连（营）攻坚战斗”的实兵实弹战术演练。团以上干部和机关干部普遍进行了本级指挥和本职专业的训练，提高了组织指挥能力和本职业务水平。新疆军区部队根据高山缺氧、气候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着重进行了适应性锻炼，并组织进行了实兵实弹打靶训练和战场救护、防冻伤等内容的训练。各参战部队广泛发扬军事民主，针对自己的作战任务，结合敌情、地形，通过现地勘察和沙盘作业，明确作战任务，制定具体方案。特别对如何克服障碍，攻击各种工事，都从最困难情况出发，多准备几手，从而使人人心中有数，既做好打硬仗、打恶仗的准备，又树立了克敌制胜，敢打必胜的信心。由于临战训练针对性强，重点突出，官兵积极性高，虽然时间短，但收获大，效果好。通过临战训练和适应性锻炼，统一了作战指导思想，提高了部队的机动能力和战术、技术水平以及各级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
　　 战前，各参战部队还根据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关于“备战整军”的指示，结合本区本部队的干部情况，本着精简机关、充实连队、保留骨干、加强基层的要求，对各级主官、领导核心、战斗骨干的搭配等作了研究和调整。西藏军区藏字四一九部队先后共调整了273名干部，占应编干部数32.4%。通过调整，该部3个步兵团的9个步兵营，有8个营有了较强的核心干部；第一五七团连队干部中有实战经验的由56.7%增长到61.2%，有核心干部的连队从75%增长到90%；第一五五团连排干部经过调整，有实战经验的达到90%，每个连队都有了核心干部。步兵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第一营36名干部中，就有18名有战斗经验，战斗作风好的“骨干”，其余也大部参加过解放战争和平叛作战。为保障连续作战的需要，还作了干部的储备和预提工作，除每团保留20名机动干部外，西藏军区还为参战部队准备了105名各级指挥干部。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还为西藏军区作战部队抽调了一批各级各类干部和翻译人员，为新疆军区作战部队抽调了800名年轻力壮、有实战经验的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抽调了75名优秀专业技术干部支援康指，补充了无线电通信干部的不足，保证了反击作战的需要。
　　 为了解和掌握当面印军情况和战区地形，参战部队均组织进行了现地勘察。10月上旬，西藏军区赵文进副司令员率藏字四一九部队团以上干部赴拉则山口，对克节朗河谷的印军部署和战区地形进行勘察。新疆军区参战部（分）队利用和印军武装对峙的局面，对当面印军的兵力、火力部署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侦察，准确地掌握了印军情况。
　　 9月下旬择绕桥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鉴于中印两国在边境的一场军事较量不可避免，乃令在内地休假的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即返西藏，负责中印边境东段主要方向上自卫反击作战的指挥任务。张国华司令员和在北京开会的西藏军区参谋长王亢，在北京当面听取了党中央、中央军委首长的指示后，偕同在北京开会、学习、休假的一部分西藏军区干部，于10月12日返回拉萨。13日上午，向西藏工委、西藏军区党委汇报了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指示后，当天下午即率军区部分机关人员赶赴克节朗地区前线。14日，进抵麻麻，立即组成了西藏军区前指。其成员有：司令员张国华，副司令员邓少东、陈明义、赵文进，政治部主任吕义山，副参谋长石伴樵，后勤部副部长于一星及司、政、后机关有关部门的领导、精干的参勤人员和通信保障分队。西藏军区原来组成的前指（即藏字四一九部队）及其所属，即作为一支相当于师的参战部队投入自卫反击作战。麻麻位于娘姆江曲河谷，距克节朗河谷约20公里，与入侵克节朗地区印军右翼据点沙则（即兼则马尼）仅相距15公里，便于了解和掌握战场情况，实施及时有力的指挥。


（三）进行物资储备和战场建设
　　 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在西藏地区，就地补给异常困难，各种作战物资和部队的各种生活物资，全靠从内地其他省市输送。要在短时间内从几千公里以外的地方调运各种物资到边境地区，是极为困难的。因此，物资的储备就显得十分重要。西藏军区战前在错那、隆子和察隅等地运屯各种物资445吨。在山南方向储备了一个师40天的主副食，两个基数的弹药和柴、草、马料、酥油、糟粑及修路材料、工具等，并准备了运送一个师的汽车和保障一个师作战行动的民工和民畜。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阿里从新疆运进4000吨物资。新疆军区到战前，各哨卡备足了半年物资，机动作战部队备足了3个月的物资，建立了后勤保障机构，储备运输物资1.8万吨。
　　 中印边境东段地区的边防，是1959年平叛时才先后建立和进驻的，而通往这些点的公路到1962年，错那方向仅修到错那，昌都方向仅修至扎拉。而从错那，扎拉到作战地区仅有乡村路可通行。边防要点的阵地构筑和各种副防御设施，仅靠就地取材，十分简陋，通信设施也极为落后，不解决道路和通信问题，自卫反击作战的任务是难以完成的。战前，西藏军区根据作战预案，在山南地区组织力量抢修了错那至麻麻，邛多江至三安曲林的公路，维修了拉萨至曲水段的公路，加修了错那至肖，麻麻至勒和加玉至陇的乡村路。架设了泽当至错那的电话线路。给山南军分区步兵第二团配备了200瓦电台，直接与总参谋部沟通了无线电联络。林芝地区抢修了6条乡村道路。克节朗地区自卫反击作战开始后，又抢修了格金山口至肖（后又延伸至达旺），麻麻至勒和扎拉至察隅的急造军路，保障了前运后送的需要。新疆军区组织力量维修了道路桥梁，增修了边防哨卡的工事，加强了通信建设，各哨卡配备了200瓦电台，康指和日土宗配备了1000瓦电台，沟通了与总参谋部的联络，保障了作战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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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14:35
三、中国边防部队反击作战的决心与部署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反击入侵印军的决定，10月17日中央军委下达了《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决心：以西藏军区现已集中的兵力，首先歼灭侵入“麦克马洪线”以北克节朗地区的印军，并准备连续作战，歼灭可能由达旺来援之印军。为配合上述行动，在中印边境西段，以新疆军区现已集中的兵力，首先攻歼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的印军，然后准备扫除西大沟以北河尾滩、天文点两防区的印军。在中印边境东段的察隅等地同时进行佯动，以配合克节朗地区反击作战。反击作战开始后，加强对重要目标的防护，对于侵入中国领空的一切飞机只要在有效火力范围内，一概予以射击，力争将其击落、击伤，并俘获其驾驶员。
　　 为了准备在西藏地区同印度反动派进行长期斗争，加强西藏地区的防卫力量，中央军委决定，第五十四军率第一三○师，于10月21日由四川雅安地区出发，进入西藏隆子、泽当、曲水地区集结待命，驻南充地区的第一三四师也立即准备，待命入藏。
　　 在反击作战期间，为了防止印军在中印、中锡边境的薄弱地区向中国境内进攻，要求西藏阿里支队和中印边境西段的空喀山口防区各哨卡，以及驻守在中锡边境亚东地区的部队，务必提高警惕，加修工事，严防印军袭击。
　　 为加强西藏拉萨、当雄地区的对空防护，中央军委还命令空军立即调1个85高炮营进驻这两个地区。
　　 遵照中央军委的作战命令，西藏军区前指在认真研究了敌情、地形后，针对印军的部署特点和战区地形，决心集中藏字四一九部队所属3个步兵团、第十一师两个团、山南军分区步兵第二团和军区炮兵第三○八团两个连、工兵第一三六团一部共10300人，采取从两翼攻击，并向印军左翼实施主要突击，同时迂回其侧后，中间正面牵制，将敌分割成数块，各个歼灭的战法，首先歼灭克节朗地区的印军，尔后歼灭可能由达旺地区来援的印军。具体部署：以藏字四一九部队第一五五团和第一五七团1个营从印军左翼卡龙、枪等实施主要突击，歼灭卡龙、枪等的印军；第一五七团主力向印军左侧后迂回章多、捣毁印军第七旅旅部和后勤供应基地；第一五四团向印军右翼突击，攻歼沙则和克宁乃桥地区的印军；第三十二团第二营和山南军分区守点分队，在正面牵制印军。以炮兵第三○八团两个120迫击炮连和第十一师两个82迫炮连组成轻便炮群，配置在拉则、塔拉地区，支援步兵战斗。第三十二团（欠1个营）主力集结于勒和得芒之间，并指挥位于错那的第三十一团第二营为预备队。第十一师高炮营配置在麻麻、薄山口、宝丁山口一线，担任对空掩护，保障后方运输的安全。各部队达成合围态势后，迅速向心突击，围歼扯冬、绒不丢、扯果布、邦冈丁和色兄朗沟的印军，并攻占哈东拉山口、桑采拉山口，阻止印军南逃北援，力争全歼印军第七旅。
　　 为配合克节朗方向的作战行动，西藏军区还根据中央军委统一部署，命令昌都军分区在察隅方向，以两个营的兵力对嘎灵公的印军实施佯攻；林芝、山南军分区部队各一部，向拉木多山口、那玉山口、如玉、阿夏比拉和棒山口等地推进，逼近“麦克马洪线”，迷惑和牵制印军。又命令第十一师组织精干指挥所率第三十三团主力于10月22日进至错那附近，集结待命，以保障克节朗方向作战部队的侧后安全，并在必要时支援克节朗方向作战。
　　 为配合中印边境东线的反击作战，拔除西段印军侵略据点，新疆军区和康前指遵照中央军委的部署，决心集中优势兵力，以“雄狮搏鸡”之势，攻坚拔点，采取迂回包围战术，关门打狗，力求全歼，并及时转移兵力，迅速扩大战果，力争全部清除印军入侵据点。决定以步兵第十团第三营配属120迫击炮1个连、75无坐力炮1个排、轻型喷火器1个排、团属工兵连，围歼加勒万河谷14号据点的印军，以步兵第十一团第三营配属120迫击炮营（欠第三连）、76.2加农炮1个连、75无坐力炮1个排、轻型喷火器1个排、工兵两个排，围歼红山头6号据点的印军；骑兵第三团主力进至弧形山，负责打援。另以一部兵力拔除红山头西侧印军31号据点；步兵第二团第七连拔除红山头西侧17号据点，尔后协同骑兵第三团、工兵第一○九团第一营第一、第二连打援；第四师侦察连配属工兵1个排，插至无名高地和5608高地东南河岔处，阻止印军北援红山头，并切断9号、25号据点印军的退路；阿里支队和空防区各哨卡，采取积极防御，牵制当面印军，随时准备歼灭向中国边防部队进攻的印军。完成上述任务后，歼灭天文点、河尾滩两防区的印军。
　　 中央军委所以将主要反击方向选在东段，是因为印军在这里占地大，兵力多，有仗可打。从地理天候条件来讲，东段用兵条件比西段好，便于集中使用兵力，有可能大量歼灭印军的有生力量，更重要的是东段是印度已经占领、力求巩固并确保的地方，并以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作为资本。中国边防部队向“麦克马洪线”以南反击，不仅有利于大量歼灭印军，而且可以在事实上否认“麦克马洪线”，这样就能击中印度尼赫鲁政府的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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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14:35
克节朗首战告捷，全歼印军第七旅
　　 1962年10月20日拂晓，中国边防部队奉命在中印边境东、西两线，同时开始对入侵印军实施自卫反击作战。中印边境东线第一阶段自卫反击，包括克节朗、达旺地区作战和昌都、林芝、山南方向的佯动，主要反击方向是克节朗地区。


一、战区地形特点及对作战行动的影响
　　 克节朗地区位于中印边境东段的西端，在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拉则拉山脊以南，西接不丹，东临娘姆江曲，是呈西北、东南走向的山谷，因克节朗河流经其间而得名。总面积约100平方公里，有林中草场68个，是中国西藏自治区错那县勒村的夏季牧场。
　　 该区山高谷深，林木茂密，属典型的高山狭谷密林地。主要山脊比高均在1500米以上，有的高达3000米。山势陡峭，坡度一般在45-60度。山顶多为风化露岩，常有浓雾，终年积雪。山腰多为60-80度悬岩绝壁，不易攀登，除间有山腰谷地外，极少有平坝。山间谷地狭窄，一般宽度为50-300多米。森林密布，海拔4000米以下，多为原始森林，有松杉、杜鹃林和灌木草丛，通视展望十分困难，人员易迷失方向。松、杉林间可勉强穿行，多数杜鹃林、青杠林和竹林地段，由于藤葛缠绕，地面覆盖厚约半米的腐殖质层，松软，吸水性极强，人马行走极为困难。道路少而窄，除勒经仲昆桥至加林定，邦冈丁经哈东拉至龙布，吉米塘、龙拉至达旺为四季畅通的乡村路外，其余均为季节性小道。主要有扯冬经章多翻嘎波拉（或桑采拉）至龙布，章多翻吉山口至不丹，学不洞经色章湖翻郎当山口至不丹，白采向北翻拉则山口可至勒，勒经松多翻沙溜山口、打章寺通达旺等数条。道路多沿河坎，崎岖难行，并间有石峡路、阶梯路，傍崖窄路、栈道等险阻地段（勒经仲昆桥至乃林芒桥段，就有栈道6处）。有的地段单人通行亦需手攀足蹬，十分困难，一经破坏不易修复。离开道路一般不能通行，但有少数地段可以沿山腰运动。河深岸陡，河床比降大，水流湍急，多不能徒涉。娘姆江曲河宽20-60米，水深1-3米，流速每秒5-7米，由北向南流经麻麻、下地、邦金、大巴江入达旺河，全长约45公里。克节朗河（又名南卡曲）发源于色章湖，在仲昆桥南侧注入娘姆江曲，全长约12公里，河宽10-15米，水深1米，流速每秒3-5米，有的地段达7米。两岸重峦叠蟑。河底多乱石，水冷彻骨。白采以东河水较深，除择绕牧场和邦冈丁附近可徒涉外，余均不能徒涉。白采以西地段，河水较浅，可以徒涉。河上桥梁多为简陋的木桥、铁索桥、竹索桥、藤索桥和溜索桥，且年久失修，虽易于破坏，但因系林区取材方便，比较容易修复。
　　 克节朗河谷和达旺地区气候温和，高山谷地垂直温差悬殊，昼夜温差大，一般都在摄氏15℃以上。山间谷地有规律性云雾，一般每日约15时起雾，至次日10时左右始散，云雾大时，目视距离仅达数米，观察和联络困难。雨量比较集中，每年5-8月为雨季，时有山洪暴发，冲毁道路桥梁，阻断交通，谷地下雨，山上下雪，空气潮湿。间有蚂蝗、毒虫等为害。12月至次年3月为雪季，高山垭口多为雪封。9-11月较利于部队行动。自卫反击作战在初冬进行是恰当的。
　　 龙布和达旺地区居民主要为门巴族，也有少数藏族。门巴族在文化、语言、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上既受藏族的影响，又有本民族的特点。该民族多居住在河谷两侧台地和山腰林间空地，信奉喇嘛教，与藏族宗教关系密切，有朴素的爱国观念，大多数人知道自己历来是西藏地方政府的差民。由于印度侵占该地区后，推行语言同化政策，广泛使用印地语、阿萨姆语和英语，因此只有老年人和中年人会说藏话，青年人多不懂藏语，但会说些印地语。当地居民主要从事农业，农作物有青稞、荞麦、鸡爪谷和豌豆等。
　　 由于战区特殊恶劣的地理自然环境，部队在边境地区作战，必须要同时战胜印军和自然环境所带来的困难这两个敌人，只有高度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才能完成作战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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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14:35
二、印军的部署和特点
　　 战前，印军部署在克节朗和龙布、吉米塘地区的兵力，为第四师战术司令部率第七旅，阿萨姆步兵第五营和炮兵、工兵各一部共4个步兵营约3000余人。第七旅是第四师的主力。所辖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成立于1823年，士兵多来自尼泊尔，体格健壮。该营“于1944年在意大利战场作为第四师的一部分，曾在第三次卡西诺战斗中立下不朽的功勋” [ 注：见达尔维著：《克节朗之战》第127页。 ] 。拉加普特联队第二营成立于1798年，士兵多来自拉加斯坦和旁遮普邦的拉加普特人和贾特人，均系印度最强悍的民族之一。印度前陆军参谋长蒂迈亚上将曾夸赞说：拉加普特人是印军的骄傲，哪里的任务最艰巨，哪里就有拉加普特士兵。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该营曾在非洲和中东战场作战。旁遮普联队第九营成立于18世纪中叶，士兵多来自旁遮普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中东地区作战。印度独立后曾参加过印、巴克什米尔战争。
　　 为巩固其已侵占和扩大侵占“麦克马洪线”以北的中国领土，克节朗地区印军的具体部署是：克宁乃桥以西为印军第七旅，克宁乃桥（含）以东、娘姆江曲河两岸为阿萨姆步兵第五营（附近卫联队第四营1个连）。
　　 第七旅旁遮普联队第九营位于扯果布、邦冈丁及以西之色章湖地区。拉加普特联队第二营位于扯冬、卡龙和枪等地区。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位绒不丢、色兄朗沟至章多地区，为第七旅预备队。第七旅旅部和后方机关位章多，该地并设有空投场，是入侵克节朗地区印军的后方补给中心。第七旅战术司令部位勒龙、吉普之间。
　　 阿姆萨姆步兵第五营营长率第三中队两个排和近卫联队第四营1个连位沙则、仲昆桥地区，1个排位扯冬，1个加强排位枪等以西地区。
　　 近卫联队第四营（欠1个连）配置在龙布、下地地区，为第四师的机动兵力。
　　 第四师战术司令部位吉米塘。
　　 克节朗地区印军的部署特点是背山面水，前重后轻，宽正面，浅纵深，状似短腿“丁”字。其右翼突出暴露，比较薄弱，其左翼依托高山与纵深联系较紧，既是印军部署的重点又是其要害。
　　 印军的部署多以连（或加强连）为单位分散配置，组成支撑点式的环形据点。点与点之间间隙较大，缺乏战术协同和火力联系。阵地多设在山腰、山脚、谷地、河边和垭口两侧，以控制道路、河谷、桥梁和山垭口。重视组织和运用火力，对重要接近地段，均事先进行了标定，计划了火力。火力组织上重视正面，忽视侧后。工事主要以地堡群为主，辅之以简单的野战工事，并有铁丝网、鹿砦、竹签和地雷等副防御设施。地堡多系土木和木石结构，有时利用大石或石缝构建，质量虽差，但数量较多。1个连的地堡约在50个以上，有的连甚至超过100个。地堡之间以交通壕、堑壕相连接，每个地堡可容纳3-5人，核心堡可容纳10-15人，既能战斗，也便于生活。地堡射孔多开在正面（有1-3个枪眼），视界、射界较窄，射孔死角较大。工事隐蔽伪装较好，不易发现。印军第七旅进入克节朗地区仅20多天，即完成了各据点的防御工事。入侵择绕桥西的印军，一夜之间即架设了一道40余米长、纵深约1米的鹿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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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14:36
三、西藏边防部队的决心与部署
　　 在克节朗地区，中国边防部队初次和印军交手，这次作战是反击入侵印军作战的第一仗，“其胜败得失，关乎国威军威”。中央军委总的作战指导思想是“务求初战必胜”，核心是“打狠打痛”、“全歼速决”。因为只有成建制地歼灭入侵印军的有生力量，才能给印度极右派以有力的打击。
　　 为贯彻中共中央有关的战略策略思想，在反击作战前，中央军委和西藏军区前指都明确规定参战部队不得越过东经91°42′，以免引起不丹王国的疑惧或因误入不丹王国境内，给印度以挑拨中不关系的口实。由于中国边防部队在反击作战中严格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和规定，曾使少数印军进入不丹得以逃脱，但却赢得了不丹等周边国家的赞扬和好评。因此，当印度政府诬蔑中国入侵不丹时，不丹王国即发表声明进行辟谣，从而争取、团结了不丹等周边国家。
　　 西藏军区前指15日在麻麻召开了参战部队团以上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张国华在会上传达了党中央和军委总部的指示，研究了当面敌情、地形和作战部署。他在会上说：我们当面的对手虽是印度的“王牌”部队，但比不上蒋介石军队的主力，我们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要拿出解放战争中打国民党第一八一旅和第十一师的劲头来，准备打大仗，打硬仗，打恶仗，还要准备打第二仗，第三仗。要团结一致，发扬荣誉，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争取全胜。
　　 根据中央军委“初战必胜”和“打狠、打痛”的指示，张司令员首先考虑的是口张多大的问题。口张大了，不易全歼印军，实现“初战必胜”；口张小了，则打不痛印军。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心要吃掉当面印军一个旅——第七旅，并两次发电报给总参谋部，陈述理由，终于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支持。
　　 在决策过程中，西藏军区前指曾设想了三种打法：第一，由白采正面突破然后向左右卷击，歼灭印军；第二，直插哈东拉，先断印军退路，然后再围歼之；第三，集中兵力、火力攻击卡龙，迂回章多，同时攻打沙则。张国华认为：第一种打法是正面顶牛，易把印军赶跑，达不到全歼的目的，是一种不得已的打法；第二种打法，从地形上看，是“矮子爬楼梯”，印军居高临下，对中国边防部队不利，也不易实现全歼印军目的；第三种打法虽主要突击方向是敌之强点（主力），但却是敌之要害（指挥机关，补给基地），如奏效则利于全歼。经过反复研究，特别是听取了藏字四一九部队司令员柴洪泉、政治委员阴法唐的意见后，张司令员果断决定采取第三种打法。即从敌两翼（沙测和卡龙）开刀，并将主要突击方向指向印军左翼（卡龙、枪等），同时迂回侧后（章多），正面牵制，将印军分割成数块各个歼灭。这样，就为克节朗地区反击作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0月18日24时，西藏军区前指下达了《歼灭入侵克节朗地区印军的作战命令》。决心集中藏字四一九部队的第一五四团、第一五五团、第一五七团和第十一师第三十二团，及山南军分区部队、炮兵第三○八团、工兵第一三六团各一部共1万余人，对侵入克节朗地区的印军实施反击。力争在3日内，彻底歼灭侵入“麦克马洪线”以北克节朗地区的印军，并准备连续作战，歼灭可能由达旺地区来授之印军。
　　 西藏军区前指对克节朗地区自卫反击作战预计分两步进行：第一步用一天时间，集中藏字四一九部队第一五五团和第一五七团主力，在山南军分区守点分队配合下歼灭卡龙、枪等地区印军；以第一五七团1个加强营从右翼向章多迂回，并相机攻占之，切断印军向西南的逃路；以第一五四团歼灭沙则克宁乃地区印军，并攻占克宁乃桥，同时以1个连控制打丁、构筑工事，阻击由丘散谋方向来援之印军；以1个火器分队占领让当南山，以火力封锁哈东拉至克宁乃的道路。砍掉克节朗地区的两翼。第二步用两天时间，以第一五五团、第一五七团和第三十二团第二营攻歼扯冬、色兄朗沟地区的印军。第一五四团除控制打丁、让当两地任务不变外，团主力配合第一五五团、第一五七团攻歼邦冈丁、扯果布、色兄朗沟的印军。
　　 第三十二团（欠1个营）于10月19日20时前进至勒、得芒之间隐蔽集结，并指挥位于错那的三十一团第二营为战役预备队，在未加入战斗前归军区前指直接指挥。
　　 山南军分区第二团白采、择绕、几儿等守点分队在战斗打响后，以火力从正面压制和牵制印军，配合主攻部队作战。第一团第一连于10月19日进至崩巴则山口，选择有利地形，构筑工事并向沙溜山口方向派出侦察警戒，保障战役左翼侧的安全。
　　 炮兵第三○八团两个120迫击炮连（火炮12门）和第十一师两个82迫击炮连组成轻便炮群，配置在拉则拉、塔拉地区，以火力支援步兵作战。
　　 第十一师高炮营位麻麻、薄山口、宝丁山口一线，担任对空掩护，保障后方运输的安全。反击开始后，对侵入中国领空的一切飞机，只要在有效火力范围内，一概予以射击，力争将其击落。该营归军区前指直接指挥。
　　 西藏军区前指统一指挥克节朗、达旺地区的反击作战。
　　 为配合克节朗方向的作战行动，西藏军区还根据总参谋部的指示，命令昌都军分区在察隅方向以两个营的兵力，向嘎灵公印军实施佯攻；林芝、山南军分区之南伊、来果桥、巴嘎、工勋、马及墩和肖6个边防哨卡，前推至“麦克马洪线”，迷惑和牵制印军。昌都、林芝、山南军分区部队的佯动和推卡行动，可以牵制当面印军，造成配置在中印边境东段印军的全面紧张，以保障克节朗地区主要反击方向的作战取得胜利，佯动、推卡部队由军区直接指挥。
　　 为保障克节朗方向作战部队的侧后安全，并在必要时支援克节朗作战，西藏军区又令第十一师组织精干指挥所率第三十二团（欠第一营而配属第三十一团第一营）、第三十三团（欠第一营，并指挥三十一团第二营）于10月10日由日喀则出发，10月22日进至错那附近集结待命（第三十二团于19日20时进至勒）。错那经棒山口至达旺约60公里，向西南至麻麻40公里，交通方便，便于机动。第十一师前指率第三十三团进至错那后，既可对棒山口、达旺之印军构成威胁，又可在需要时迅速南下直插达旺或其以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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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击克节朗地区入侵印军
　　 从10月20日7时30分起，炮兵群和各团属炮兵对克节朗地区之印军实施了15分钟的火力急袭，摧毁了印军的炮兵阵地和部分工事。7时45分，步兵发起冲击并迅速突入印军阵地。


（一）强攻枪等、卡龙，砍掉印军的左翼
　　 在主要突击方向上的步兵第一五五团的任务是，首先攻歼枪等、卡龙印军，尔后攻歼扯冬、绒不丢印军，待歼灭上述各地印军后，再向色兄朗沟发展进攻，聚歼入侵该地印军。根据上级部署和敌情、地形情况，团长刘广桐决心以第二营并指挥第八连在炮兵火力支援下，首先歼灭枪等印军，尔后向扯冬、绒不丢发展进攻。第一营在炮兵火力支援下，首先歼灭卡龙印军，尔后向扯冬、绒不丢发展进攻，在第一、第二营的协力攻击下，歼灭扯冬、绒不丢印军。第三营（欠第八连）为团的预备队，适时跟进，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反击作战开始后，第一五五团主力在炮火支援下，迅速从卡龙、枪等之间渡过克节朗河，向枪等、卡龙印军展开攻击。
　　 1、枪等攻坚战斗
　　 枪等是克节朗河上游南岸山坡上的一块林间牧场，森林茂密，背山面水，南高北低，地形起伏较大，山的坡度为40-60度。南侧为绝壁，难以攀登；东侧为断续绝壁，仅有两处可勉强通过；西侧稍平缓，但乱石较多，向西约1100米处，有一棱坎；北为克节朗河，河宽约10米，深约0.8米，有些地段可以徒涉，与北岸的学不丢隔河相对。枪等有一条乡村路，东通卡龙牧场，西通色章湖；另有一条人行小道，向东南通往绒不丢牧场，向南通往章多。道路多沿河坎、谷地，崎岖难行。
　　 枪等是入侵克节朗河谷地区印军左翼的一个重要侵略据点。驻有印军两个连另1个排，约270人。其部署分为东西两个据点，相距约500米，第一个据点位枪等西南侧，由拉加普特联队第二营第三连（加强重机枪2挺）驻守；第二个据点由旁遮普联队第九营第四连驻守；第二个据点以西约1000米处，设有警戒阵地，由阿萨姆步兵第五营1个加强排驻守。印军东西两个据点的正面与纵深各为200余米，共修有地堡104个（第一个据点56个，第二个据点48个），地堡之间以浅窄堑壕和交通壕相连接。轻重机枪多配置在前沿或纵深便于发扬火力的位置上。工事前设有鹿砦等障碍物并有拉发地雷场。该地印军的兵力部署是前重后轻，火力配系是前强后弱。
　　 战斗发起前，第二营连以上干部进行了现地侦察。根据团首长的作战意图，针对当面印军情况和地形特点，营决心集中主要兵力、火力，采取四面包围，多路攻击，穿插分割，逐次歼灭的战法，全歼枪等印军。并决定乘夜幕迂回印军阵地东南及正南之侧背，向西北方向实施主突，首先歼灭第一个据点之印军，尔后再转移兵力歼灭第二个据点之印军。这样，避开印军正面，攻击其侧后，可以小的代价取得大的战果，在地形上又处于居高临下之势，利于全歼速决。
　　 10月20日4时，第一五五团第二营开始接敌运动，5时40分进至克节朗河北岸。6时30分，第六连主力在第二个据点西北侧桥西，隐蔽地徒涉克节朗河，进到指定位置。同时，该连第一排在河北岸展开。第二营主力（第四、第五、第八连）在火力急袭开始后涉过克节朗河，沿枪等东侧运动，仅14分钟，基本上达成了对枪等印军的包围。
　　 第五连第一排（欠第三班）进至第一个据点东侧即遭印军火力压制。该排从行进间展开并发起攻击，4分钟连克印军地堡4座，歼其1个班。此时，副连长率第二排及第一排第三班赶到，见印军阵地翼侧无障碍物，即令第一排迅速发展进攻，令第二排从第一排左翼进入战斗，由东南向西北攻击。第一排前进中遭印军地堡群交叉火力猛烈射击，各班遂互相掩护攻击前进，在前进中排长中弹牺牲，全排攻击受阻。第二排刚发起冲击，也遭印军猛烈射击，伤亡3人，前进迟缓。连长遂将连火力组分散加强各排，并令第三排加入战斗，由南向北攻击。同时，营长亦令营预备队第八连的第一排向印军阵地东北角攻击。
　　 第五连全部展开后，第一排在火力掩护下，以喷火器抵近喷火，消灭了堡内印军，向纵深发展，经1小时战斗，又攻克印军地堡10座，歼印军30余人，在伤亡7人的情况下，继续坚持战斗。第二排同时使用喷火器、40火箭筒，连续摧毁印军地堡8座，歼灭堡内印军。印军遂出堡进入交通壕顽抗，并以机枪火力压制。第一排第三班（归第二排指挥）派出战斗组，绕到印军地堡后面，消灭了印军机枪火力点。第二排继续猛攻，将出堡顽抗印军大部歼灭，尔后又以抵近射击和手榴弹将地堡内残余印军全歼。第三排居高临下由南向北进攻，连续消灭10座地堡的印军。此时，第五连战斗队形西南侧台地上印军机枪火力点对该连威胁甚大，营长即令第四连一部兵力向该处印军攻击，经30分钟激战，接连攻克印军地堡10座，歼印军20余人，歼灭了印军机枪火力点，有力地支援了第五连作战。第八连第一排消灭东北角两个印军地堡后，继续发展进攻。战至9时30分，第二营共攻克地堡56座，全歼了第一个据点印军。
　　 在第五连攻击第一个据点印军的同时，第四连主力由第一个据点西南侧向西运动，该连第三排（附第一班，欠第九班）插到印军第二个据点南侧，趁印军尚未发觉之际，迅速将其包围，并令第八班立即发起攻击。该班迅速突入印军阵地，连克4座地堡，在继续发展中遭印军地堡群火力猛烈射击，排长中弹牺牲，前进受阻。该班遂抢占附近有利地形，同第二个据点印军形成对峙。当第一个据点印军基本被歼时，营指挥员即令第四连由东南向西北，第六连由西向东，第八连由东向西三面夹击第二个据点。
　　 在攻歼印军第二个据点的战斗中，第二营分别从印军阵地侧后的南东西三面攻击。第四连副连长带领火箭筒班进至印军地堡群附近，以9发火箭弹连续摧毁地堡10座（其中1发穿过1座地堡，炸毁1座地堡），歼印军1个加强排。这时，第二个据点印军龟缩在地堡内顽抗。第四连以一部兵力，由南向北继续猛攻。前进中，第四、第五班遭到印军设在大石崖下地堡内1个班火力的猛烈射击，前进受阻。第五班班长在火力掩护下，从地堡东侧向堡内投弹3次，均被印军反掷出来。连长又令第四班抵近地堡投弹，连投7枚仍未奏效。之后，副连长令喷火手在火力掩护下接近到地堡西南侧约10米处，对印军地堡射孔喷火，消灭印军7人，缴轻机枪1挺。此时，连长又令第二、第三排直捣印军连指挥所，击毙其少校连长，消灭了堡内印军。第六连在第四连打响后即向印军第二个据点西侧阵地猛攻，连克地堡9座，攻占了凹沟以西印军阵地并乘胜向东发展。第八连另两个排在57无坐力炮火力支援下，连续攻克印军地堡13座，消灭了第二个据点东北角负隅顽抗的印军，尔后向西南发展。10时40分3个连胜利会合，全歼了第二个据点印军。位于第二个据点西侧之印军战斗警戒人员及枪等少数漏网印军共22人，逃窜至克节朗河北岸，也被第六连第一排及炮兵分队歼灭。
　　 经过3小时激烈战斗，西藏边防部队第一五五团第二营，全歼入侵枪等印军两个步兵连共270人（其中毙228人，俘42人），攻克地堡112座。该营牺牲21人，负伤34人。
　　 2、卡龙攻坚战斗
　　 卡龙位于克节朗河南岸，是一块林间牧场。东南约1000米为绒不丢牧场，东约800余米为扯冬牧场，与河北岸几儿等边防点隔河相望。背山面水，南高北低，地形起伏，周围为松杉密林，并杂以灌木草丛。有一条乡村路，东至扯冬，西通枪等。
　　 卡龙是克节朗地区印军的一个重要侵略据点，驻有拉加普待联队第二营的指挥中心及第四连（加强81迫击炮4门，重机枪2挺）共140余人，该据点配置在卡龙牧场的西北侧，正面宽约250米，纵深约150米。筑有土木质结构地堡64座，大部地堡以浅窄堑壕、交通壕相连接。机枪大部配置在前沿，迫击炮配置在阵地纵深的山坡上，前沿设有竹签、鹿砦等障碍物。扯冬为拉加普特联队第二营第二连防守，配置在牧场东西两侧及以南地区，另有阿萨姆步兵第五营1个排配置在牧场东北侧的河边，总兵力130余人。印军于6月4日即在此设点。共筑有土木石结构地堡50余座，地堡之间均以交通壕相连接，正面宽约250米，纵深约300米，机枪大部配置在阵地前沿，81、51迫击炮和连指挥所配置在阵地中央。绒不丢为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的1个加强连的驻地，共140余人，构筑有土木质地堡近100座，正面宽约300米，纵深约250米，阵地前设有鹿砦等障碍物。卡龙、扯冬、绒不丢三点阵地相邻，可以相互策应。
　　 第一五五团第一营的任务是，在炮兵火力支援下，首先歼灭卡龙印军，尔后向扯冬、绒不丢方向发展进攻。营决心集中主要兵力兵器，采取侧背攻击，穿插分割，短兵近战，歼灭卡龙印军。
　　 20日7时30分，在炮火急袭的同时，第一营第二、第三连迅速徒涉克节朗河，直扑卡龙。因草深林密，地形复杂，视界不良，不便判别方位，加之卡龙、扯冬、绒不丢阵地相距不远，致使第三连在向卡龙东南侧穿插时插到了扯冬，并向印军发起攻击。此时，扯冬以南200多米的绒不丢据点印军居高临下向第三连射击。营指挥员为保障第三连攻击扯冬，遂令营预备队第一连阻击绒不丢之印军。第一连刚进至绒不丢西侧即被印军发现，当即向绒不丢印军发起攻击。结果，攻歼卡龙的任务由第二连（欠第七、八班）单独执行。形成了1个连攻打印军1个连支撑点的局面。
　　 7时42分，第二连插至卡龙西南侧，按原定部署发起攻击。第二排排长帅全兴率第五、第六班在连的火力俺护下，向印军西南侧攻击，仅3分钟就突破了印军前沿阵地，两个班互相掩护，向东北方向直插印军地堡群，第六班班长阳廷安以“为祖国争光”、“立功的时候到了”等口号，鼓动全班勇猛冲击。印军见其阵地侧后被突破，即集中火力封锁第二排的前进道路。第二连连长高有贵立即组织火力予以压制，第五、第六两个班密切协同，逐堡攻击，30分钟连续攻克印军地堡18座，无一伤亡。连长决心乘胜发展进攻，全歼卡龙印军，遂令各排向纵深猛插。冲击中，第六班班长阳廷安及战士徐瑞清中弹牺牲，副班长曾祥智立即指挥全班继续战斗，新战士刘汉斌拎起班长的冲锋枪和手榴弹，决心为牺牲的战友报仇。第六班在连、排火力支援下，又连续攻克7座地堡，逼近印军营指挥所西北侧。印军依托地堡群，以轻重机枪的密集火力向第二排射击。排长立即组织火力掩护，以40火箭筒、轻喷火器将印军营指挥所东北侧两个大地堡及附近的小地堡摧毁，全排相继占领了印军营指挥所东北侧大地堡一线。战斗中，第六班副班长曾祥智头部负重伤，已不能说话，仍用手势指挥全班攻击前进，直到英勇牺牲。在此紧要时刻，该班战士杨秀洲挺身而出，指挥战斗。李世国中弹牺牲后，杨秀洲猛然跃起，一手端枪射击，一手持手榴弹冲向印军地堡，不幸中弹牺牲。接着战士颜瑞成与何德忠，从右翼侧插向大地堡，途中他们先后负伤，就爬着前进，并以火力封锁大地堡的左侧，后再次中弹，牺牲在大地堡附近。第六班前仆后继，英勇战斗，最后只剩下新战士刘汉斌1人，又主动加入第五班继续战斗。第六班在第五班配合下，攻克地堡27座，歼灭印军55人，缴获火炮2门、轻重机枪4挺、90火箭筒2具、各种枪55支。战后，被国防部授予“阳廷安班”的光荣称号。第五班班长大腿被打穿，忍着剧痛，一声不吭，坚持指挥战斗。第二排排长负伤后仍坚持指挥，全排（欠第四班）经1小时30分激烈战斗，攻克印军地堡32座，为全歼卡龙印军奠定了基础。此时全排只剩5人，编为一个战斗小组，仍继续控制着印军营指挥所东北侧大地堡一线，将印军指挥所孤立起来。第四班从南侧突破印军阵地后，同第一排会合，加入了第一排的战斗。
　　 第二连第一排在副连长率领下，由卡龙南侧向北攻击，副连长及4名战士负伤，排长立即组织火力掩护排主力绕至地堡侧后，消灭印军地堡。在冲击中，第三班发现有印军沿路东逃，立即猛追，当追到扯冬时，自动加入了第三连的战斗行列。第一、第二班继续战斗。第三排第七、第八班因地形复杂，森林茂密而插到了扯冬，也参加了第三连的战斗。第九班进至卡龙后，因第二排伤亡较大，该班奉命在第一、第二排之间加入战斗。在连的火力支援下，第九班以小群动作连续攻占了印军营指挥所西南侧的5座地堡，进逼到印军营指挥所大地堡东侧时，战士曾丈付爆破未成中弹牺牲，班长谢道银持手榴弹向印军地堡接近，在担任掩护的机枪发生故障时，拾起曾丈付的炸药包，绕到印军地堡背后，爆破成功，但身负重伤。西藏军区前指及时给谢道银荣记一等功。该班战士刘世元主动率全班冲向印军地堡，俘印军营长瑞克中校以下军官5人，并令军官喊话，招降了残余印军。战斗于20日10时30分结束，第二连以伤亡55人的代价，共歼印军143人（毙92人、俘51人），攻克地堡64座，独立地完成了原定全营的战斗任务。战后该连荣立集体一等功。
　　 当第二连向卡龙攻击时，第三连插到了卡龙南侧的预定位置，并与印军打响，第二排从行进间夺取了两座地堡。此时部分印军向东逃跑，连长决心向东南猛插，断其逃路。副连长率第一排边打边插，插到了扯冬东南侧；连长张国品率第二排边打边追，进到了扯冬西南侧。当第二排接近扯冬印军阵地前沿时，印军翼侧的4个暗堡突然开火，连长中弹牺牲。指导员立即组织第二排的火器和连掌握的机枪，从两侧封锁印军。但受地形限制，未奏效。第二排排长赖华明挺身而出，在火力掩护下，从翼侧绕到了印军暗堡的右侧，以手榴弹消灭了暗堡中的印军。该排在“消灭侵略军，为牺牲同志报仇”口号声中，加速前进，于20时8时10分进到了印军主阵地前，仅3分钟即突破了印军阵地。第二排及第七班在火力掩护下，以小群多路，乘胜向纵深发展。二排长指挥轻机枪班和加强的机枪组，由西侧向东北冲击，迅速接近印军地堡群的翼侧，以手榴弹和抵近射击连续攻占了14座地堡。战斗中，排长两次负伤仍坚持指挥，战士罗家才腰部及左臂两处负伤，仍忍痛冲击，消灭了10多个印军。第七班编成两个小组，集中火力猛打一点，连续攻克3座地堡，无一伤亡，有力地配合了第二排的战斗。第一排由扯冬东南继续向北攻击，歼灭了扯冬东北侧的印军。最后第二排全排编为1个班，由藏族班长加布率领，继续战斗，消灭了残余印军。第三连战至20日11时，共歼印军133人。
　　 第一连打响卡龙战斗后，不断遭到绒不丢印军的火力侧射。为消除侧背火力威胁，营指挥员即令第一连阻击绒不丢印军。连长令第一、二排从绒不丢西侧展开攻击，仅10多分钟即攻克地堡14座，遂又向左侧迂回。20日8时40分，第二排进至绒不丢南侧，攻克印军地堡9座。尔后，即由上而下向印军背后攻击。尾第二排后的第一排第一班也从印军阵地东南侧加入战斗。这时，在密林中前进失去联系的第二排第八、第九班，听到绒不丢方向激烈的枪炮声，也迅速赶来，从绒不丢西北方向进入战斗。从而对绒不丢印军形成多面攻击。第三排在战斗中打垮了印军的两次反冲击，歼其17人。第二排由南向北，居高临下攻击，进展顺利。第一排（欠第一班）由西向东攻击，积极配合，当发现印军30余人向绒不丢西南方向逃跑时，立即追击，歼其7人，其余逃入山林。在第二排及第八班的协力攻击下，攻克了印军核心地堡，俘上尉1人，战斗于20日11时40分结束。全歼第九廊尔喀联队第一营1个加强连，歼112人（毙80人、俘32人），缴获81迫击炮4门、51迫击炮2门，轻机枪9挺，步枪、冲锋枪和手枪72支，90火箭筒2具，电台5部。第一连伤亡47人（亡19人，伤28人）。
　　 第一五五团第一营在战斗中，发扬积极主动，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独立作战，孤胆作战的优良战斗作风，仅用半天时间全歼卡龙、扯冬、绒不丢印军3个连和1个营部共360余人。俘虏第二拉加普特营营长瑞克中校和第四师通信团长泰瓦利中校，为全歼克节朗地区印军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由于印军长期经营，阵地配系依山势、林木、石崖设置，据点隐蔽而且坚固，地堡群连环配套，火力配系严密，堡与堡之间便于形成交叉火力，相互支援，第一营在作战中只能逐堡强攻，攻坚战打得十分艰苦，全营共伤亡138人（亡59人，伤7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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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攻克沙则，砍掉印军的右翼
　　 向克节朗地区印军右翼进攻的步兵第一五四团的任务是首先集中团主力攻歼沙则、仲昆桥印军，以部分兵力攻占克宁乃桥。得手后以一部兵力控制仲昆桥，主力攻歼邦冈丁、扯果布地区印军。团长周仲山决心以第三营担任主攻，第二营协同歼灭入侵沙则地区印军。第一营负责歼灭克宁乃地区印军并攻占克宁乃桥。
　　 沙则（兼则马尼）位“麦克马洪线”以北，克节朗河谷东端，在得芒以南约1000米处，与得芒边卡南北对峙。东临娘姆江曲，西靠拉丁山，依山傍水。娘姆江曲水深流急，不能徒涉。沙则以南仲昆桥，是沙则印军通向其后方的咽喉，拉丁山东麓，地形陡峻，仲昆桥至沙则西南侧一段为悬崖绝壁，靠沙则西侧一段坡度为40-70度，步兵勉强可以运动。沙则北侧有一水沟，可以徒涉，沟北有一道横山梁。该地森林茂密，主要为松杉和青杠林，并间有灌本草丛，通视不良，利于隐蔽。娘姆江曲西岸有一条可四季通行的乡村公路，向南经吉米塘、下地、龙拉可至达旺。1959年3月达赖集团外逃时，就是经由此路逃往门隅、再逃到印度的。
　　 沙则是克节朗地区印军右翼的重要据点，印军于1959年侵占该地，设立据点，经多年苦心经营，工事比较完备坚固，由印军1个加强连又1加强排据守。沙则及其以南构筑了较坚固的土木和石木质大小地堡100余座，并在前沿设置了鹿砦、竹签，架有3米宽、50厘米高的铁丝网一道。整个阵地由4个地堡群组成，采取纵深梯次配置，防御正面宽约300米，纵深2500米。整个阵地火力配系均前重后轻，火力均指向中国得芒边卡和沿江道路，该印军企图凭坚据守。
　　 第一五四团第三营在得芒边防队部分兵力配合下，决心成两个梯队，从沙则西北角实施主要突击，结合穿插迂回，分割围歼印军。第九连担任主攻，由西向东首先攻歼第一地堡群印军，尔后向沙则发展进攻。第七连担任穿插迂回，在沙则西南侧突破印军防御后，直插仲昆桥，第八连为第二梯队，团令第二营第五、第六连各一部占领尺登、娘巴和仲昆桥西侧绝壁上方的高地，配合第三营行动，并以火力封锁仲昆桥。团集中全团21门82迫击炮，3门75无坐力炮和第十一师支援的两门120迫击炮组成团炮兵群，支援第三营战斗。第三营各分队于20日2至4时，先后占领了冲击出发阵地。
　　 7时30分开始火力急袭，7时45分第三营向印军发起冲击。第九连第一排从沙则印军左侧首先攻夺第一地堡群西部地堡，与印军展开激战。第二班副班长张映鑫率本班突击组冲在前面，第一班副班长唐焕章率本班突击组紧随在后，互相配合，奋勇冲击，连续攻克3座地堡。在攻第4座地堡时，张映鑫迅即向堡内投入一颗手榴弹，又用冲锋枪打了一个点射，见无动静，即率突击组向第5座地堡冲击。突然，后面第4座地堡第二层的机枪又响了，张映鑫立即跑回来向堡内投入第二颗手榴弹，但被印军甩了出来，印军的机枪仍在扫射。在此关键时刻，张映鑫为了全排的安全，保证作战的胜利，把最后一颗手榴弹投入地堡后，挺身扑在地堡上，用双腿堵住枪眼，消灭了堡内印军，为全歼沙则印军做出了重要贡献。张映鑫同志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而牺牲，战后被追记一等功，授予战斗英雄称号。第二班战士钟尉平，3次负伤仍坚持战斗，当第4次负重伤后，不能用枪消灭印军，便喊口号鼓励同志们奋勇杀敌，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充分表现了一个革命战士视死如归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战后追记一等功。第一排前赴后继，勇猛冲杀，仅3分钟就攻占了4座大地堡，迅速突破了印军前沿阵地。战后，全排荣立三等功。
　　 在第一排冲击的同时，第三排利用印军火力死角，迅速向东穿插，将印军前沿阵地拦腰截断，尔后攻歼东部地堡印军。第二排也尾随第一、第三排投入战斗。全连仅用7分钟时间，基本歼灭了前沿阵地（即第一地堡群）印军。
　　 第九连在攻歼第一地堡群后，即以第二排和第三排继续向沙则攻击，但遭到印军机枪火力射击和纵深炮火拦阻。此时第八连投入战斗，第九连奉命转为营的预备队。战后第九连荣立二等功。
　　 第一五四团第七连发起攻击后，迅速由尺登向沙则西南急进，走在前面的第二排因遇到绝壁，动作迟缓，连即以第一、第三排发起攻击。首先消灭了沙则西南山脊印军机枪火力点，接着炸毁两座地堡，即分路展开攻击。第八班进至印军指挥所北侧，遇18名印军反冲击。该班抢占有利地形，以猛烈的火力粉碎了印军的反冲击，尔后全排沿道路直插仲昆桥北侧。第一排由沙则西北向东南，直插印军第三地堡群东侧，歼其一部，自己伤亡也较大。此时第二排还未跟上来。据此，第七连即在仲昆桥北侧调整组织，将第一排编入第三排，并组织5挺机枪掩护，由副连长率领炸桥。桥两端及其西南角有印军14座地堡火力的封锁。第八班奋勇当先，全班6人有4人先后执行炸桥任务，前仆后继，七炸仲昆桥，直到把桥炸断，切断了印军退路，对全歼沙则印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战后该班荣立集体一等功。副班长高平贵，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连续三次执行炸桥任务，战后荣立二等功。仲昆桥被炸断后，周围地堡内印军纷纷逃窜，均被歼灭，印军阿萨姆步兵第五营营长拉顿·辛格中校被俘。至此，第七连全歼了第四地堡群的印军。第三营二梯队之第八连在第九连抗击印军反冲击时，从沙则西侧加入战斗。第一排从翼侧消灭了反冲击印军后与第三排并肩攻击，各歼灭几座地堡的印军后，在前进中被火力所阻。第二排穿插至当面印军背后实施攻击，连续攻占12座地（暗）堡和1个石洞，并攻占了印军炮兵阵地，以轻伤1人的代价，歼印军25人，争取1名少校和7名士兵投降。战后，第二排荣立集体一等功。战至11时40分，第八连歼灭了沙则第三个地堡群的印军。战后，荣立集体三等功。至此，沙则战斗胜利结束。沙则战斗，歼印军162人（得芒边防队歼13人），缴获轻机枪14挺，各种枪94支（得芒边防队缴获11支），81迫击炮2门，51迫击炮2门，90火箭筒3具，电台3部，步谈机3部，电话机3部，望远镜4具及弹药、物资一部。在第三营攻击沙则时，第一五四团第一营（欠第三连）进至克宁乃地区，并逼近克宁乃桥，但因指挥员顾虑较多，动作迟缓，未迅速展开进攻，直至20时印军已逃窜才占领该桥，失去了歼灭该地印军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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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迂回章多，切断印军的退路
　　 章多位“麦克马洪线”北侧，距克节朗河约6公里，是群山环抱中的一个盆形台地，海拔4800米，比高1900余米，坡度70度左右，南高北低，地势险要。有一条小路向西南通桑采拉、吉山口，翻吉山口有小路通不丹，向东北通绒不丢。山顶为风化石，长年积雪，山腰部为稠密的杜鹃林，山脚为松杉林并杂有灌木草丛，通行极为困难。章多是印军在克节朗河谷地区的指挥、补给中心。该地驻有印军第七旅旅部及通信、后勤、工兵等勤务分队各一部，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两个连，炮兵第四旅第三、第四连，共约600余人。旅部机关率勤务分队驻章多，旅长率少数人驻勒绒南侧，各战斗连队配置在章多周围山头及垭口上。章多南侧200米处配置 75山炮4门，北侧配有106.7迫击炮4门，并建有空投场1个，章多西侧的4300高地是其左侧后的重要屏障，由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的1个加强连驻守，筑有野战工事及地堡。边防部队迂回攻占章多，不仅可动摇印军防御，而且可切断其南逃的道路，还可阻击由龙布方向来援印军。
　　 根据西藏军区前指和藏字四一九部队的作战部署，第一五七团团长李德荣决心以第一营并指挥第八连担任迂回章多的任务。第一营根据当面敌情、地形，决心从印军左侧穿越密林向章多迂回，首先攻占4300高地，切断印军逃路。尔后再居高临下猛攻章多，歼灭该地印军后乘胜封闭桑采山口，阻歼南逃北援印军。将重机枪及 57无坐力炮分别配属各连。20日零时，第一营由尺冬出发，全营成一路纵队前进。在枪等以西徒涉克节朗河，进入松杉林区，攀登章多西北大山。因林密无路，坡陡地滑，前进十分困难。第三连在前面开路，艰苦攀登1小时仅走了200米。根据这种情况，营当即以4路纵队并进，采取强爬硬钻及跳、翻、滚等办法加速行进。通过了山脚的原始松杉林后，又进入了山腰部密集高大的杜鹃林，部队前进更为困难。部队以搭人梯和吊绳索以及滑、滚、爬、钻等各种办法，通过了难以想象的杜鹃林和悬崖绝壁。全体官兵的衣服都被树枝挂烂，不少人的鞋、帽被挂掉，手、脚、脸被划破出血。这时营党委和各支部适时发出号召，要求以顽强的毅力坚持下去就是胜利。随后又通过了山顶部乱石和雪地，翻过了章多西北大山，经过12小时的艰苦攀登，终于按时到达了指定位置。
　　 第一营进至4300高地附近后，营长决定以第三连由右侧迂回4300高地西南山垭口，堵印军南逃；第一连由左翼攻夺4300高地东侧通往章多的山垭口，阻印军东逃；第二连从西侧攻夺4300高地；第八连为营预备队；炮兵连在4300高地西北侧500米处占领发射阵地，实施火力急袭。
　　 第二连隐蔽接敌，在距印军阵地约300米处被发现，遭猛烈射击。营长见第二连由下而上仰攻，地形极力不利，即一面令炮兵压制印军，一面令第二连连长率第一排由右翼迂回，政治指导员率第二排从左翼攻击，由副营长指挥第三排及火器排从正面进攻。该连即在团、营炮火支援及第一、第三连的配合下，以勇猛动作从三面向4300高地攻击。印军依托工事，猛烈射击，顽强抵抗。第二连第一、第二排猛打猛冲，迅速从两翼楔入印军阵地，将其分割成数块，以刺刀、手榴弹与印军展开激战。第三排也乘势冲入印军阵地。在第二连勇猛冲击下，印军惊慌失措，有的依托工事、石缝顽抗，有的乱躲乱窜。连长即令各排奋勇冲击，消灭印军。第三班趁手榴弹爆炸的烟幕，勇猛冲杀，印军伤亡惨重，残余人员向西南逃窜。该连一面要求炮火拦阻，一面乘胜猛追。在追击中，藏族战士嘎马朗当，从石崖上跳下，接连刺死5名印军。第二连战至20日12时30分，全歼4300高地印军1个加强连。与此同时，第三连、第一连分别攻占了4300高地西南侧山垭口和东侧山垭口，歼印军一部。至此，第一营已控制了章多周围的有利地形，构成了围攻章多的有利态势。
　　 章多印军在4300高地及其附近有利地形丢失后，开始动摇，有逃跑迹象。13时30分，第一五七团第一营调整了战斗部署，多路向章多印军发起了总攻。14时50分，第三连迂回到章多西南切断了印军退路。第一连接连夺取两个山垭口，并占领了印军的空投场。第二连占领了旅部机关。第八连攻占了炮兵阵地，并趁势追至章多东南侧小山梁，印军约100余人凭借工事进行顽抗。该连即分兵实施左右两翼迂回，正面封锁印军。由翼侧接敌的战斗小组，以手榴弹摧毁地堡，全连乘势冲击，消灭了该股印军。至此章多印军已溃不成军，分散逃窜。章多地区印军在第一五七团第一营边打边争取下，陆续投降。此时第八连60炮手发现印军40余名被围，即刻射击，1发炮弹毙伤其7人，其余经喊话争取，全部投降。第二连在搜索中发现印军50余名企图逃跑，即让被俘的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营长阿鲁瓦里亚喊话，印军便放下了武器。战斗胜利结束，战斗中缴获美制贝尔直升机1架，击伤直升机1架。
　　 在枪等、卡龙战斗基本结束时，为迅速歼灭克节朗地区印军，防其南逃，军区前指和藏字四一九部队即令拟使用于主攻方向上的第一五七团主力，疾速向章多前进，攻占章多，并封堵各通外山口。第一五七团主力于20日11时徒涉克节朗河，向章多疾进。
　　 11时40分，印军在克节朗地区之西、东两翼，分别被第一五五、第一五四团全歼，入侵克节朗地区印军全面动摇。西藏军区前指为防止印军余部逃窜，并力争当日解决战斗，乃令第一五七团攻章多后，以一部兵力控制吉山口、嘎波山口，防止印军南逃，团主力即展开由南向北攻击，第一五五团迅速向色兄朗沟发展进攻，两团合力聚歼部署在色兄朗沟的印军。第一五七团主力在向章多疾进中，因坡陡林密，攀缘而上，队形拉得很长，加之受地形影响，对上级无线电联络中断，使攻占章多的情况未能及时上报，西藏军区前指要其立即向色兄朗沟发展进攻的命令亦未收到。第一五七团占领章多后，便主动在章多附近搜歼残余印军，至20日19时战斗结束。共歼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营部及两个连和第七旅后方机关及炮兵、勤务分队各一部，击毙第四师通信团副团长拉姆·辛格少校以下68人，俘营长阿鲁瓦里亚中校以下492人，缴获各种火炮14门，火箭筒4具，轻重机枪19挺，长短枪180支，电台14部和其它大量军用物资。
　　 山南军分区第二团第一、第三连，在择绕、几儿等、白采一线以火力向对岸印军猛烈射击，积极配合主攻部队作战，并于20日下午渡过克节朗河，协同第三十二团第二营向扯果布、邦冈丁方向攻击，歼印军一部。第三十二团第二营于20日上午进至扯冬东侧，在山南军分区第二团择绕分队的协同下，向扯果布印军展开攻击，至11时50分歼灭了该地印军，并随即向邦冈丁方向攻击前进。
　　 根据西藏军区前指命令，藏字四一九部队即令第一五五团第三营于16时加入战斗，向色兄朗沟发展进攻。该营相继攻占勒龙、吉普，随即进入色兄朗沟，又攻占了色尔盖等据点，并向桑采拉方向前进。20日，克节朗地区印军大部被歼，残部溃散山林。第一五四团主力于当日20时进至克宁乃桥，与步兵第三十二团第二营会合，该团随即向哈东拉方向追击。21日拂晓攻占哈东拉山口，歼灭近卫联队第四营一部。
　　 21日上午，第一五五、第一五七团和第三十二团第二营分别对克节朗河以南山林、色兄郎沟和章多周围进行清剿，并控制了桑采拉，嘎波拉和吉山口。至此，克节朗地区反击战遂告结束，歼灭了印军第七旅旅部（旅长达尔维逃跑后被俘），第二拉加普特营和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全部，旁遮普联队第九营大部、阿萨姆步兵第五营和近卫联队第四营各一部。击毙第四师通信团副团长拉姆·辛格少校以下770余人，俘第四师通信团长泰瓦利中校、第二拉加普特营营长瑞克中校、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营长阿鲁瓦利亚中校、呵萨姆步兵第五营营长拉顿·辛格中校以下970余人。
　　 克节朗地区的反击作战，是一场短兵相接的攻坚战。对入侵印军的据点，都是逐堡攻克，逐点攻歼的，每攻歼一个印军据点，均需攻克数十座甚至上百座地堡。西藏边防部队高度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全歼印军第七旅，取得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初战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印度的嚣张气焰，配合了国家的政治、外交斗争，同时也鼓舞了中国边防部队的士气和斗志，为下一步的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10月22日中央军委在发给参战部队的“嘉奖令”中指出：“这次对印度侵略军的反击作战，我参战部队的指战员，在高原严寒的困难条件下斗志昂扬，艰苦卓绝，勇猛善战，干脆的歼灭了敌人，取得了初战的伟大胜利。捷报频传，中央军委极为高兴”。并号召部队要“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准备连续打击入侵之敌”。
　　 为了配合克节朗地区的反击作战，昌都、林芝、山南军分区部队对当面印军积极实施了佯攻和前推哨卡的行动。
　　 昌都军分区前指根据总参10月9日关于“一五三团和昌都分区独立营应同时向呷灵公之敌实施佯动”的电令，组织参战分队于当日由波罗、吉公等地出发，昼夜兼程，于12日7时前全部隐蔽进至察隅以南，拉丁、松古以北一线集结。军分区司令员郑晋武、政治部主任杨廷粥率机关部分人员，于11日17时到达察隅，加强昌都军分区前指的指挥。部队进入待机位置后，进一步进行了政治动员和临战训练，组织连排干部反复勘察了地形。19日上午昌都军分区前指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讨论了决心部署，统一了思想，明确了作战任务。鄙晋武司令员、赵衍祥参谋长、杨廷弼主任参加了会议。
　　 察隅当面原为印军库马盎联队第六营和阿萨姆步兵第二营一中队，沿察隅河两岸部署于呷灵公、力秋、古玉通、打坝、曲子扎公和瓦弄地区。为增强瓦弄地区的兵力，印军锡克联队第四营于9月30日进驻瓦弄。
　　 军分区前指根据当面敌情和战区地形特点，决心以第一五三团加强营位察隅河东，主力直接向呷灵公逼近，第七连进至木龙拉，保障左翼安全；昌都军分区独立营隐蔽进至察隅河西，呷灵公西侧之巴底通并控制相达拉，准备打击由古玉通北犯印军，配合加强营行动。
　　 参战各分队于19日18时开始运动。20日6时30分，第一五三团加强营先头第五连进至呷灵公北侧400米断崖处，其余各分队进至指定位置。20日下午，昌都军分区接总参谋部、西藏军区“积极佯动”的指示，遂令第一五三团加强营之第五连、第三连各一部兵力向印军逼近，同时令位巴底通之警戒分队公开活动，有意暴露，以引起印军的注意，但印军无反应。察隅地区山势陡峭，多断崖、横壁；夜间运动极为困难。至21日加强营第五连遂又改变前进路线，滑下山坡沿察隅河顺河滩，直接攀登近80度约300米高的呷灵公西北角陡岩向印军逼近，至22日2时40分，先头分队逼近呷林公北沿。印军发觉后进行火力拦阻，先头分队当即还击，战斗至4时40分，印军放火烧房，遗尸1具向后收缩，先头分队遂占领呷灵公北沿。参加察隅方向自卫反击作战的部队，完全有力量迅速攻克入侵印军盘据的呷灵公，但从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全局出发，遵照上级“无命令不准攻占呷灵公”的指示，占领呷灵公北沿后即迅速抢修工事，组织防御，防止印军反扑。
　　 22日8时30分总参谋部指示：我可在充分准备，确有把握时攻歼呷灵公印军。昌都军分区前指立即部署攻击。14时8分，发现印军有逃跑征候，即令部队追击并作了攻占力秋的部署。23时30分西藏边防部队相继占领呷灵公、力秋，印军已撤逃。昌都军分区前指又立即部署攻歼古玉通、打坝之印军，预计24日8时发起攻击。23日当部队勘察地形，组织战斗时，发现印军有逃跑迹象，昌都分区前指即令第一五三团加强营第三连沿河东岸向明期方向攻击前进，配合独立营在河西的行动；独立营沿察隅河西岸向古玉通、打坝前进，第一五三团加强营除第七连外，23日在呷灵公西侧西渡察隅河，准备向瓦弄进军。为保障两翼安全，昌都军分区前指令第一五三团第七连及第四连1个排分别向地补河谷、打曲洒谷前进，歼灭该两地之印军。当部队到达时，印军已焚烧营房物资撤逃。24日8时边防部队进占打坝，印军已南逃。为追歼印军，当即令独立营第一连加强重机枪、火炮后，于13时30分向瓦弄方向追击。25日1时15分总参谋部电示：“瓦弄敌人增加，目前暂不攻击”。但因独立营第一连未带电台，未能收到这一命令。该连于25日5时进至那底与印军交火，经勇猛冲击，突破了印军桥头阵地，逼近曲子扎公印军主阵地。因地形不利，又遭印军炮火拦阻，第一连攻击受阻。独立营主力于当日10时到达那底通。这时，总参谋部电示：“待390团到达后再攻击瓦弄”。昌都军分区前指部队即在易古通以南跨那底曲调整部署，与印军对峙。此次行动，先后攻占了呷灵公、力秋、古王通、打坝、比通、根堆等据点，逼近瓦弄。俘印军4人，毙伤印军一部，缴轻机枪、冲锋枪各1挺（支）、步枪4支及弹药、物资一部。
　　 林芝、山南军分区执行前推哨卡任务的分队，于10月18日先后开始行动。24日林芝军分区南伊、来果桥边卡前推至那玉山口和林卡，巴嘎、功勋边卡前推至那木多山口并于25日进占拉曼，歼印军15人（毙11、俘4）。山南军分区马及墩边卡前推至如玉，并于24日进占马加，肖边防队于23日攻至棒山口附近，陇边防队前推至阿夏比拉，歼印军31人（毙27、俘4），并于25日进占塔克新。林芝、山南军分区上述各边防队，并乘胜进占了马尼岗、塔克新、哥里西娘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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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14:37
越过“麦克马洪线”，占领达旺
　　 克节朗地区自卫反击作战胜利后，吉米塘、龙布及其以南地区印军纷纷向南溃逃。为了乘胜发展，扩张战果，党中央决定迅速向“麦克马洪线”以南进行追击，给印军以更大的打击。10月20日21时中央军委命令西藏边防部队“要乘胜发展，越过‘麦线’，夺占龙布、丘散谋、吉米塘、加林定等地，为下一步夺取达旺创造有利条件”。


一、占领龙布、吉米塘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西藏军区前指于21日16时55分命令藏字四一九部队于当日18时开始行动，兵分4路向丘散谋、吉米塘、永邦桥地区实施追击，扩张战果。
　　 藏字四一九部队受命后，即令第一五七团、第一五五团第三营出桑采拉，第一五四团出哈东拉、藏字四一九部队指挥所率第一五五团主力尾第一五四团，向龙布方向实施追击。西藏军区前指还命山南军分区第一团1个连从娘姆江曲东岸经沙溜山口插向吉米塘、加林定方向。在克节朗战役胜利的震慑下，印军第四师战术司令部于21日下令烧毁文件，向达旺撤逃。藏字四一九部队于22日中午占领龙布、龙布普，歼灭溃散印军一部，缴获苏制米-4直升机1架。第一团1个连进占吉米塘。
　　 10月22日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发表声明：“中国政府为了谋求和平谈判、友好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曾经一再表示，在东段，我们绝不承认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但是我们不越过这条线。可是印度政府把中国政府这种极大忍让看成是软弱的表现，竟得寸进尺越过所谓麦克马洪线，进一步侵占我国大片领土，向我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这样，印度政府就最后破坏了这条线的约束。中国方面现在正式宣告：为了防止印度军队卷土重来，再度发动进攻，我边防部队在自卫战斗中，没有必要再受这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约束。”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62）》第108页。 ] 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国的领土上反击侵略者，完全是无可非议的正义行动。中国边防部队越过“麦克马洪线”作战，也就在事实上否认了“麦克马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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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俘虏印军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准将
　　 当西藏边防部队越过“麦克马洪线”向南追击，扩张战果时，第一五四团于22日凌晨出哈东拉，向龙布方向追击。团属82迫击炮第二连，全连65人，携82迫击炮6门，人均负重35公斤以上，在团的战斗编成内，紧跟步兵，无一人掉队。22日9时许，该连进至龙布普附近时，副连长彭君先发现离道路不远的森林里有印军，便迅速组织全连仅配备的10多支步枪、冲锋枪，直插印军侧后，迫使印军第七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率塔尔瓦尔上尉等9人投降。缴获机枪1挺，步枪8支。
　　 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印度孟买人，1920年7月生于伊拉克，1940年考入达拉顿军事学院，1942年在近卫军联队任职并授少尉军衔，历任连长、营长、陆军司令部作战参谋，第十五军军部行政官，达拉顿军事学院副院长等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缅甸服役。1962年初调任第七旅旅长。20日上午，达尔维发现其旅指挥所与各据点间的通信联络全被切断，在“遭到中国人优势兵力的包围”，“坚守不住”时，即决心撤逃，原拟撤往章多，准备固守章多一线。但在沿色兄朗沟南逃的过程中，所部被中国边防部队的炮火打得“七零八落、支离破碎，头尾不能相顾”，达尔维“同旅部的主体部分失去了联系”，只带了少数人员继续南逃，不久他发现章多已被中国边防部队攻占，“去章多没有什么意义”时，便沿着哈东山北麓的丛林，“翻越高达一万八千五百英尺的扯冬摩天岭（即哈东山）”，向龙布方向逃窜。达尔维经过两昼夜的艰苦跋涉，终于在22日上午踏上哈东拉至龙布的小路，正当他自鸣得意，“陶醉于自己判定方向路线的高超技术”，确认已逃出中国边防部队的合围圈时，却“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俘虏”。达尔维被俘后叹服地说：“你们在24小时内消灭了一个旅，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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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攻歼棒山口印军
　　 棒山口位于达旺以北约30公里的“麦克马洪线”上，是印军在达旺以北的重要侵略据点。克节朗地区的印军迅速被歼后，龙布、吉木塘、加林定等地的印军仓皇南逃，棒山口的印军也有撤逃迹象。为不使棒山口印军南逃达旺，西藏军区前指遂于22日18时30分发出了“拔除敌棒山口据点的作战命令”，令山南军分区部队歼灭棒山口印军。
　　 棒山口地区驻有锡克联队第一营1个连和阿萨姆步兵第五营两个排。棒山口据点由第五营两个排驻防，修有各种土木和木石质工事，扼守着通往达旺的大门，棒山口以南约500余米处，驻有锡克联队第一营1个连，随时可以支援棒山口作战。锡克联队第一营营部率1个连和重机枪排及迫击炮、山炮分队位拉古拉及附近地区。
　　 为歼灭棒山口印军，山南军分区集中了步兵第三团第一、第二、第三连、炮兵连和肖边防队一部兵力，由军分区郭志显副司令员、曹宗坤参谋长统一指挥，执行拔除棒山口印军据点任务，其具体部署是：第一连由印军左翼迂回至棒山口印军的侧后，首先切断锡克连和棒山口阿萨姆步兵第五营两个排的联系，待第二、第三连攻歼印军第五营两个排后，再协同攻歼锡克联队第一营的1个连；第二、第三连向棒山口印军右翼迁回，由东南方向向棒山口攻击，首先攻歼印军第五营两个排，尔后在第一连协同下攻歼锡克连；肖边防队1个班由正面攻击，从正面牵制和配合第三团部队的作战；炮兵连和肖边防队的两挺重机枪以火力支援步兵战斗。
　　 23日7时，各攻击分队在炮兵、机枪火力的支援下，对棒山口印军发起攻击，迅速歼灭了印军两个排，尔后，乘胜发展，向锡克连展开攻击。在各连的勇猛攻击下，锡克连基本被歼。棒山口印军被歼后，郭志显副司令员随即调整部署，以第三团第一连立即向冬门拉攻击前进，主力调整补充后随后跟进。第一连前进中遭拉古拉和达旺方向炮火拦阻，于当日晚进至冬门拉，与印军交火，形成对峙。24日凌晨，冬门拉之印军向达旺逃窜。山南军分区第三团4个连即沿道路向达旺追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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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14:38
四、乘胜占领达旺
　　 达旺是门隅地区重要的政治、宗教中心，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出生地。印军侵入门隅地区后，将达旺建成重要的侵略据点。达旺地区地形总趋势是北高南低，平均海拔约2900米。多灌木、竹林，隐蔽条件良好。达旺镇是一块地势起伏较大的台地，包括达旺寺、达旺学和行政机关、入侵印军的军营，面积约5平方公里。由达旺向东南经西山口、申隔宗、德让宗、邦迪拉有一条公路通往印度的提斯浦尔。达旺向北有高地便于防守，向南对达旺河谷处居高临下瞰制之势，战役战术地位十分重要，印军第四师师长尼·普拉沙德称其是“四师生命攸关的阵地”。达旺不仅是侵占棒山口、冬门拉地区印军的后方基地，向西北还可支援克节朗地区印军的作战行动，对入侵“麦克马洪线”的印军右翼亦可起重要的屏护作用。印军在达旺经营10余年，各种军事设施比较完备，并建有小型军用机场、直升机停机坪，成为门隅地区入侵印军的指挥中心和供应基地。但当克节朗、龙布等地印军被歼，棒山口被西藏边防部队攻占后，达旺印军便如惊弓之鸟，恐慌万状。
　　 印军部署在达旺地区的兵力为第四师炮兵旅旅部指挥的两个步兵营，1个炮兵团及工兵勤务分队等，共约2700余人。锡克联队第一营位棒山口至拉古拉道路两侧地区，炮兵第四旅旅部、高尔瓦尔联队第四营及炮兵团位于达旺。
　　 为乘胜攻占达旺，给印度反动派以更有力的打击，总参谋部于10月22日23时下达了“相机占领达旺”的指示。据此，西藏军区前指于23日10时下达了“攻歼达旺地区印军的作战命令”，决心集中藏字四一九部队、第十一师两个团、山南军分区4个连，共5个团又1个营的兵力，乘胜追击，直取达旺，歼灭达旺地区印军。具体部署为：藏字四一九部队由尤布、永邦桥、下地经龙拉、岗地绒向达旺实施主要突击，在第十一师部队配合下，歼灭达旺印军，占领达旺；第十一师第三十三团由邦炯山口经格金山口直插劳地区，切断达旺印军的退路，以1个营在东新桥东西之线，沿达旺河北侧选择有利地形，构筑工事，组织防御，阻击可能由德让宗方向来援印军，保障主力安全。团主力由东向西攻击，配合藏字四一九部队攻歼达旺印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二团和山南军分区的4个连由冬门拉经米拉、拉左拉攻击前进，配合东、西两线部队攻歼达旺印军；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并指挥第一团第一连由打章寺以西经岗山口向达旺攻击前进，配合主力歼灭达旺印军。
　　 各部受命后，立即展开追击，向达旺前进。23日拂晓，藏字四一九部队在永邦桥粉碎了印军的阻击，占领了永邦桥。随即昼夜兼程，沿下地、龙拉、沙泽向达旺急进；第十一师第三十二团和山南军分区的部队，于24日7时由冬门拉向达旺攻击前进；第三十三团于23日18时20分由亭山口出发，直插下如、东新桥。达旺印军在中国边防部队多路逼近的情况下，畏于被歼，于23日、24日大部逃往达旺河以南、西山口一线。西藏军区前指所属各部队于24日、25日分别进占东新桥、达旺等地，并歼灭印军后尾一部。
　　 克节朗、达旺地区（不含山南、林芝、昌都地区）的反击作战，共歼印军1897人（毙832人，俘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准将以下1065人），缴获各种炮75门，机枪122挺，各种枪1104支，直升飞机3架，汽车11辆，推土机4部，电台74部，步谈机30部，总机5部，单机41部和其它军用物资一部。中国边防部队阵亡151人（军官16人，士兵135人），负伤334人（军官30人，士兵304人）。
　　 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总参谋部于同日命令西藏边防部队停止追击，暂不过达旺河。西藏边防部队即在达旺河以北地区集结，休整待命。至此，中印边境东线第一阶段反击作战胜利结束。
　　 在反击作战中，西藏边防部队认真贯彻执行了毛泽东主席关于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原则，以三至四倍于印军的兵力和绝对优势的火力，采取侧背攻击，近战歼敌的战法，迅速歼灭了印军第七旅及炮兵第四旅、阿萨姆步兵第五营各一部，收复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龙布、吉米塘、哥里西娘、塔克新、马尼岗、易古通、打坝等大片中国领土，并占领达旺，逼近瓦弄，取得初战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国家的政治、外交斗争；并为自卫反击作战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对西藏边防部队是一次极好的锻炼和考验。中国边防部队初次和印军作战，战前对印军的作战特点、战斗力状况等均不甚了解，心中没有底，反击作战的实践，说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可以在高山、狭谷、密林地区同印度侵略军作战并能够取得胜利的。自卫反击作战，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工作的一次检验。如果没有平叛改革的伟大胜利，没有翻身当家作主人的百万农奴的踊跃支前，要取得这次反击作战的胜利将付出更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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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14:38
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西段的自卫反击作战
　　 10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新疆军区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西段向入侵印军展开了英勇反击，拔除了加勒万河谷、奇普恰普河谷、班公湖两岸及其以北地区、巴里加斯地区的印军侵略据点，歼灭了部分印军，有力地配合了西藏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东段的自卫反击作战，为政治、外交斗争和下步作战胜利创造了条件。


一、战区地形特点及对作战行动的影响
　　 西线战区在中印边境西段，主战场在新疆阿克赛钦和西藏阿里狮泉河谷、班公洛、班公湖地区。作战行动是在沿传统习惯线内侧东西宽20公里，南北长600公里地幅内进行的。该区属于喀喇昆仑山和冈底斯山山脉，是“世界屋脊”的一部分。喀喇昆仑山有“万山之祖”之称，山高沟深，严寒缺氧，荒无人烟，交通不便，给作战行动带来诸多困难。战区地势高，地形复杂，由新疆南部物资供应基地叶城沿新藏公路进入战区，要翻越5座大权（大山），经过500余公里纵深的昆仑山区。阿克赛钦地区，东北两面为昆仑山，西南两面为喀喇昆仑山，两山相距数十公里，形成一高山盆地，地势高达5200米，盆地内沼泽碱滩很多，有阿克赛依湖、甜水海、铁龙滩、林济塘等，除翻浆期外人马车辆均可通行。该地区为进入各防区的交通枢纽，地位十分重要。各防区地形特点各异。天文点防区地势高达5300米，为达普桑盆地，有高低不等的独立山包与较为浅宽平坦的奇普恰普河谷，除洪水期外，环山沿谷可通行汽车。河尾滩防区，由北向南分别为西大沟、加勒万河谷、昌格隆格河谷。河谷沟深谷狭，夏季水流湍急，沟两侧均为险峰峻岭，雪山冰川，海拔均在5500米以上，通行困难。空喀山口防区，地势稍有降低，羌臣摩河谷海拔4500米，两侧虽然山高坡陡，但有不少地段可以攀登，山顶较平坦，人员可通行。该处为喀喇昆仑山南端，向南行为冈底斯山，向西为拉达克山。阿里防区地势普遍降低，河谷宽阔，谷底海拔4200米，狮泉河以东为冈底斯山，坡度稍缓，不少山头可以攀登，山脊可通行。狮泉河以西为拉达克山，山高坡陡，攀登困难，但山中小沟谷均可通行。西线战区由于地势高坡度大，沟深谷狭，地形复杂，不易迂回包围，部队作战行动受到很大限制。地质坚硬，构工困难，地表风化，野战工事极易坍塌。
　　 西线战区仅有1条交通干线——新藏公路，贯穿中印边境西、中段各防区后方，在阿克赛钦的甜水海附近分出3条支线分别通往天（文点）、河（尾滩）、空（喀山口）防区，此外别无他途。干线支线路况均差，路面窄，坡度大，转弯急，夏天山洪暴发，坡体塌方，冬天狂风暴雪，大雪封山，交通时常堵塞。有的哨所被大雪封闭半年之久不能通车。
　　 气候寒冷，且变化急剧。冬季气温可达摄氏-40多℃，盛夏最高温度也不超过20℃。冬季长达8-9个月。昼夜温差大，有“一日四季”之说，夏季中午可达摄氏零上 15℃，夜间降为零度以下。边防部队常年着四皮（皮靴、皮帽、皮手套、皮大衣）。全副武装负荷太重，行动十分缓慢。对冲锋、追击、包围、迂回等战术行动影响很大。
　　 战区受印度洋高空暖流影响，降水多，风力强，夏季阵雨冰雹，冬季狂风暴雪，且河流、沼泽、湖泊较多。每日午后风起半夜方止，风力多为7-8级，严重影响作战行动。
　　 空气稀薄，严重缺氧。5000米以上地区含氧量仅为50%。阿克赛钦地区缺氧尤为严重。初上高原的人易产生高山反应。主要症状是头晕、头痛、呼吸急促、心跳过速、关节胀痛、吃睡不好、恶心呕吐、四肢无力等。特重者嘴唇发紫、面部浮肿、血压升高、昏迷不醒。反应期为5-7天，年大体弱者为半月左右。一般有心脏病、高血压患者不能上山，否则有生命危险。它对军事行动影响较大，严重时使部队减员乃至丧失战斗力。
　　 气压低，氧气不足。饭煮不熟，且时间长，水沸点低，影响食物烹调。边防干部战士长期食用夹生饭，肠胃病患者甚多。半年吃不到新鲜蔬菜，人体缺少维生素，指甲下陷；紫外线强，空气干燥，嘴唇干裂，鼻孔流血。气候冷热变化急剧，易患感冒和呼吸道感染，重则引起肺炎、肺水肿，抢救不及时亦有生命危险。空气透明，冰雪反光，易患雪盲色盲，极易冻伤。所有这些，既增大了非战斗减员，也增加了医药供应量和医疗救护难度。
　　 空喀山口以北地区，荒无人烟，地面光秃，无明显参照物，白天行动易暴露，伪装、侦察、迂回困难，夜间行动容易迷失方向。
　　 受气压等因素的影响，弹丸飞行阻力小，易远弹。空气透明度强，易误远为近，影响射击精度。武器机件受冻故障多，不注意防冻保暖时，会造成枪炮打不响，机枪不连发，手榴弹不炸，喷火器冷射等严重后果。各种机械车辆因高寒缺氧发动困难，容易熄火，水箱极易冻裂，机械效率降低，车速载重各降低1/4，汽车跑不快，耗油量增大。无线电信号弱，经常中断，干电池易失效，影响通信效果，山高路远，有线电通信保障困难。
　　 总之，要战胜入侵印军，夺取反击战胜利，首先要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求得在高寒缺氧条件下的生存能力。为此，研究战区地形、气候等特点，了解其对军事行动的影响，就成为自卫反击作战前新疆边防部队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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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军的部署和特点
　　 西线当面为印军第十五军第十九师所属第一一四旅。该旅辖6个步兵营，1个重机枪营，连同其他保障分队，总兵力约5600人。旅部带1个步兵营，重机枪营一部，及保障分队驻列城。以5个步兵营、加强重机枪两个连、工兵3个连，在中印边境西段传统习惯线两侧分散设卡，共设卡77处，深入中国境内43处。该旅第一线兵力部署：以两个营配置在班公湖北岸（不含）以北中国天、河、空防区地段内，设据点53处，深入中国境内27处；以3个营的兵力配置在班公湖以南（含北岸）阿里防区地段内，设点24处，深入中国境内16处（湖北岸据点设人空防区）。为便于掌握印军设卡位置和数量，边防部队按印军入侵时间、先后顺序为其据点编号，冠以防区名称，如“天文点防区印军××号据点”，简称“天印××号据点”；或“阿里防区印军××号据点”，简称“阿印××号据点”，其他防区以此类推。
　　 印军各营部署由北至南展开：查谟·克什米尔国民军第十四营部署在天文点防区正面，营指设在波鲁野营地。该营以斗拉特别奥里地、困在兰加尔为基地，沿奇普恰河谷、天南沟、西大沟，深入中国境内占地设卡21处（含属河防区管辖之西大沟内的3个据点）。在诸多据点中，以红山头的“天印6号”对中国边防部队威胁最大，设在天南河谷中的“天印12号”深入中国境内达15公里。该营蚕食入侵最为活跃，深入设卡最多。该营与其南翼营的分界线在西大沟以南加勒万河谷口以北，东西一线地区。杰特联队第五营部署在河尾滩、空喀山口两防区正面。该营指设在波布浪，深入中国境内设卡4处，分别为“河印14号”（亦称加印14号）、“加印27号”、“河印28号”和“空印15号”。深入河、空防区境内各据点，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是“加印14号”，切断了河防区配置在加勒万河谷口处的河5、6、16号3个哨卡的后方交通线。该营与其南翼营的分界线在班公湖北山，东西一线地区。廓尔喀第八联队第一营，营部设在楚舒勒，配置在班公湖两岸，莫尔多通道两侧之间地域，共设8个据点，在班公湖北岸设两个（属空防区），编号为“空印16号和29号”；在班公湖南岸设3个，编号为“阿印1、2、3号”，在班公湖南斯潘古尔湖以西莫尔多通道两侧设“阿印5、6、和16号”据点。该营与其南翼营的分界线在6、7号据点之间。库马盎联队第十三营，配置在莫尔多通道南侧，营指设在楚舒勒，深入中国境内设卡3个，编号为“阿印7、8、9号”。该营与其南翼营的分界线在东堤附近。查谟·克什米尔国民军第七营，营指设在科尤尔，配置在狮泉河谷两侧地域内，深入中国境内设卡7个，编号为“阿印10、11、12、13、14、15，还有杜木契列未编号据点一处”。以上各据点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据点为“阿印16号和8号、9号”3卡。此外，“约山口12号，碟木绰克地区15号”深入中国境内20余公里，对中国构成一定威胁。印军第一一四旅前指配置在楚舒勒。从以上兵力部署可以看出，楚舒勒地区是其要害，尤其是莫尔多通道两侧，兵力集中，据点密布。其总的兵力部署态势是：一线展开，分散配置，该旅5个营20多个连队，3000余人分散在传统习惯线两侧，北起喀喇昆仑山口，南至狮泉河谷，正面宽600余公里，深入中国境内20余公里的狭长地带内。每个据点多则两个排，少则1个班，兵力高度分散，不少据点之间空隙大，独立据守，支援不便，利于中国边防部队各个击破。
　　 西线印军主力第一一四旅，曾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缅甸对日作战3年，参加过印巴争夺克什米尔之战，1960年在改编克什米尔地方武装的基础上，重新组建后，开驻中印边境西段。该旅长期驻防克什米尔地区，受过山地作战训练，士兵射击技术较好，对高原严寒地区适应性强，具有一定的战斗力。但该旅是由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地域的部队组成的，具有两个国籍（印度、尼泊尔）、三种宗教（印度教、锡克教、伊斯兰教）、四个民族（印度斯坦族、锡克族、拉达克族、廓尔喀族）、五种语言（印度语、锡克语、拉达克语、廓尔喀语、英语）等特点。由于民族、语言、宗教、地域和习惯不同，该旅具有强烈的地域观念和浓厚的民族宗教等封建色彩。平时彼此歧视，隔阂较深，互不信任，各存戒心，战时各自力战，互不支持；且多数士兵迫于为养家糊口当兵，雇佣观念浓厚，官兵矛盾、新老矛盾较深，当失去指挥时缺乏独立作战能力。
　　 该旅虽有5000余人，同康前指所辖兵力相差不多，但兵力高度分散；据点孤立互难联系，旅部带1个营远在列城，山区交通不便，支援第一线作战甚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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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线边防部队的临战准备
　　 西线边防部队进入战区的临战准备工作是从10月6日开始的。此前，战备工作是与反蚕食斗争同步进行的。经过半年多的准备，既保障了反蚕食斗争的顺利进行，又为反击战打下了基础。至反击战前，西线中国边防部队除阿里支队，步兵第二团外，还集结了步兵第四师第十团第三营、第十一团第三营、师炮兵团4个连，师高炮营、师工兵营、通信营（大部）、侦察连、喷火连，骑兵第三团（相当于1个加强步兵营），21基地工建第一○九团第一营等部队，总兵力达6300余人。此外，还有运输、兵站、救护、炊事等后勤保障人员5500余人。以上部队归新疆军区康西瓦指挥所统一指挥。
　　 上述作战部队担负的任务分两部分：一部分设防守卡，由阿里支队、步兵第二团负责，兵力约2000余人；其他部队担任机动作战，兵力约4300余人。冬季将临时，为缓解运输紧张的矛盾，总参谋部通知新疆军区和康指抽调1/3的机动作战部队下山过冬。10月5日第一批骑兵第三团3个连下山。6日总参谋部急电新疆军区和康指：根据最近情况，印度有在东线大打一下的企图，现在已作了部署。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指示：假如印军向我进攻，要狠狠地打它一下，除东线西藏在做准备外，西线也要准备配合，为此决定下山过冬的部队暂缓下山。看一个时期，如果大打，在西线也要打它一下。10月8日中央军委电示：所有作战准备务于10月12日24时前完成。
　　 军区遵照上述指示，急令第四师炮团120迫击炮营及76.2野战炮连，第十团75无坐力炮连和该团第一、第二营营属迫击炮连，师直防化连2个喷火排（编组为1个喷火连，57人，喷火器28具），骑兵第三团已下山的机炮连和2个步兵连务于11日出发，昼夜兼程赶赴天、河防区；各级指挥员务于12日24时前进至指挥位置做好一切反击准备。康西瓦指挥部接到军委及军区指示后，立即行动，由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家产、副政委黎斌、参谋长安志明率部分机关干部组成康西瓦前线指挥部（简称康前指），带机动作战部队进至天文点；派副司令员李双盛、作战处长刘跃忠等进至河尾滩加强河防区作战指挥；留副司令员刘发秀在指挥部主持工作，康前指受军委和新疆军区双重指挥。
　　 10月11日，康前指接总参谋部指示：“东线印军原准备10月8日发动大规模进攻，因为该日为印度‘胜利节’，想利用士兵的取胜心理，后来临时改变了。估计一周年印度军队将在东线发动攻势，……准备工作一定要周密细致，要内紧外松，很多工作要在室内进行。做好战前动员，研究熟悉敌情地形，修订作战方案，加强工事、火力配备、粮弹供应，组织好通讯联络，临战训练等，务要项项检查落实。作好后勤保障和政治鼓动工作，做到：人有粮、枪有弹、车有油，斗志旺。保持健壮体力和旺盛士气。”
　　 遵照总参谋部的指示，康前指组织所属部队进行了周密的临战准备工作，一切活动均在夜间进行。担负红山头拔点的部队于10月12日黄昏前进入战区，为不被印军发现，集结位置选在远距红山头20多公里外的5243高地东侧、奇普恰普河谷内，取疏散隐蔽配置，严密伪装，白天禁止人员外出活动，夜间实行灯火管制，不暴露任何部队集结迹象。入夜后部队即开始活动，进行现地勘察，了解地形、敌情，区分任务，选择阵地，标定距离，计算时间等战前准备工作。拔点部队各级干部几次进至红山头西南方距印军据点不足200米的地段，选好进攻出发地位；打援部队插入印军据点之间，选好打援阵地；炮群选好炮兵发射阵地。白天，指挥员在帐篷中召开军事研讨会，摆沙盘，讲战术，研究组织指挥，讨论协同动作等。部队进行战前政治思想动员，写请战书、决心书等，做到了士气旺盛，斗志昂扬。为阻止印军沿奇普恰河谷向新疆边防部队侧后反扑，前指令工建第一○九团第一营于18日夜在“天9号”和“天印17号”之间河谷中，布设正面宽1.5公里纵深40米的防步兵雷场，封锁了河谷通道。为使部队在开进中能够乘车，以节省体力争取时间，18日夜第四师工兵营、工程侦察分队进至红山头西侧部队展开地区，隐蔽修建了一条急造军路。为了隐蔽企图达到突然反击的目的，康前指命加勒万河地区的第十团第三营及各守卡分队按照平常规律活动，以迷惑麻痹印军。
　　 在临战准备中，康前指司令员何家产在乌鲁木齐刚开完军区作战会议，接到命令，立即乘飞机到喀什，又改乘汽车，经三天两夜奔驶，于12日24时赶到天文点前指。但团长途奔波，高山反应，一下车便昏迷不醒。军区急派副司令员徐国贤来前指接替指挥。但由于路程太远，3至5日尚赶不到。何司令员清醒后，让警卫员等背上山顶，亲自观察红山头印军情况，部署作战，这给广大指战员以有力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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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14:39
四、西线边防部队的决心部署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西线自卫反击作战十分重视，在战前、战中作了一系列指示。10月8日，总参谋部电示新疆军区，党中央和毛主席考虑：为了打击印军疯狂气焰，在西线决心拿下“加印14号”和“天印6号”。“东线西线同时发起反攻，给敌人造成全面紧张。”在发起攻击时，对印军飞机一律射击，其目的是全面围攻印军。10月10日总参谋部指示：准备工作一定要搞好，炮火一定要强，特别是敌人工事加强了。要以猛烈的炮火摧毁之。拔点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炮火要猛，冲击要猛，以“雄狮搏鸡”之势拔点攻坚；对“红山头6号”和“加印14号”据点要搞1至2次炮火急袭，把工事摧毁再上去，先将它的有生力量杀伤尔后占领，以减少对我攻击部队的威胁；要多准备几手，炮火万一摧不掉，就用炸药包、喷火器，几套办法保证，要打就非打下来不可；在拔点同时要坚决打掉敌人增援，切断敌人退路和其他据点补给线，顶住增援之敌，坚决守住主要方向哨卡；天文点打援的部队要准备一定的炮火，对敌可能增援的道路要封锁，打敌集结的部队，打援的炮火要控制河谷、道路、制高点；要不断教育参战部队的全体人员，务必兢兢业业，戒骄戒躁，千万不能疏忽大意，随时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指挥要高度集中统一，各级都负责，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指挥，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动。边防地区作战政策性强，必须高度集中统一。反击战事关大局，现在要大家都负责，哪个单位没有完成任务，哪个单位首长负责。西线责成郭鹏副司令员负责，要组织好部队，搞好指挥、协同，密切配合，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总参谋部在10月18日的指示中强调，“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给予最高评价，也给予了最大荣誉。望我所有参战部队上下一心，排除万难，英勇杀敌，争取全胜。绝对不要辜负党和毛主席的殷切希望。”
　　 刘伯承元帅对反击作战也作了指示：“如何才能达到彻底、干净、全部歼灭敌人，按照毛主席的思想，要想办法把敌人分散开打。我很担心的是啃硬骨头……战术不是死的东西，土办法能打胜仗，就是好战术。”
　　 10月16日中央军委电示新疆军区：“在西线主要是拔掉敌人据点”，第十团第三营先拔除“加印14号”，与此同时，第十一团三营拔除“天印6号”，并组织好打援，尔后再拔5、11、8号据点，其他视情况再拔。因为这几点对印军威胁最大。毛主席指示：“打红山头对敌人威胁大，因此坚决打敌6号14号。同时坚决打退敌人增援，切断敌人退路和其它据点补给线。这一行动和打飞机同时行动。”毛主席最后决定：“在中印边境西段，决心拿下‘加印14号’和红山头‘天印6号’”。
　　 10月18日总参谋部通知新疆军区：因西藏那边还没有准备好，反击战开始时间推至20日拂晓开始。并强调反击战开始后，人员不得越界，枪弹、炮弹一律不得打到国界线以外去。
　　 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新疆军区即召开会议，部署作战。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恩茂主持了会议，他说：我们西线部队在此次自卫反击作战中，虽然是配合方向，但一定要打好，要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命令，拔除红山头6号、加勒万河14号据点，做到速战速决，首战必胜。副司令员郭鹏斩钉截铁地要求参战部队：“人家打我们，我们不打不行，打就要狠狠地打。要打歼灭战，不打则已，打则必歼！”10月9日，新疆军区为首先歼灭“加印14号”和“天印6号”印军，尔后扫除西大沟以北河尾滩、天文点两防区内之印军，部署如下：
　　 （一）河防区：步兵第十团第三营配属120迫击炮连轻喷火器1个排，负责歼灭“加印14号”之印军。该营以1个排的兵力加强河9号、10号哨卡，利用既设阵地，加强防御措施，坚决阻击可能由南向北增援之印军，以保证营主力歼灭印军。该营完成任务后，除派必要人员押送俘虏外，其主力迅速集结加指附近地域，待命向天防区机动。请康指配足该营的机动车辆，第9号、10号卡第二团的部队，必须坚守阵地防止印军新的入侵。
　　 （二）天防区：步兵第十一团第三营配属120迫击炮营（欠1个连）、76.2野炮1个连，轻喷火器1个排，于10月12日12时前进至天防区负责歼灭“天印6号”据点印军。骑兵第三团3个步兵连1个机炮连，于10月12日前进至天防区，执行阻援任务，具体部署由天防区贺景福、刘少稚和骑兵第三团首长现地研究确定。步兵第二团第七连，包围印军17号据点，构筑工事，形成对外防御正面，与骑兵第三团配合歼灭由斗拉特方向增援之印军。防守天11号、12号和13号卡之分队，应向印军11号、17号据点进逼，限制印军机动，不让其增援6号据点。天9号、10号卡之分队，以火力控制奇普恰普河谷，坚决阻止印军侵入，并准备以必要的兵力向前机动，配合作战。其他各哨卡均应严密监视。遇印军进犯以猛烈火力杀伤之。工建第一○九团第一营（欠1个连）配置于天10号、11号卡附近地域，随时准备出击，消灭增援印军。另以1个连配置在甜水海空军雷达站附近，执行打空降任务。第四师侦察连进至天15号卡，沿5766高地向无名高地河岔方向积极活动，坚决阻止“天印25号、9号”据点以东印军由南向北增援，各部队务于12日24时前完成一切准备，没有命令不得事先将印军据点包围，以免暴露企图。发起进攻的时间另有命令。
　　 （三）各防区之哨卡均应加强警惕，抓紧时间，加强工事，坚决固守，防止印军报复行动。
　　 班公湖南北及班公洛、扎西岗地区各哨卡地位特别重要，这些地区印军机动条件方便，有楚舒勒、波布浪基地的支援，印军很可能对中方哨卡进行袭击，牵制中国边防部队在北线的进攻。为此，空防区应特别加强9号10号卡的防御，在其附近保持一定的机动兵力，准备随时实施机动；阿防区应组织日土宗之第五连及最近调入的两个排，做好增援班公洛和扎西岗方向防御的机动兵力，坚决击退可能来自楚舒勒、班公湖、巴里加斯方向的印军进攻。
　　 所有参加天防区作战的部队，暂统归康指李双盛、黎斌两同志指挥。为使参加打援的部队统一行动，步兵第二团、骑兵第三团、工建第一○九团第一营统由贺景福、刘少稚、艾则佐夫·哈斯木、蔚福恭统一指挥。
　　 10月12日，新疆军区又下达了补充指示。指出：中印边境西段作战，是配合东线反击作战极为重要的行动，是有关国威军威和国际大局的大事，对今后斗争有深远影响。这一仗只准打好，不准打坏，要坚决彻底干脆歼灭印军。务必要周密准备，多准备几手，多几种方案，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着眼，绝不应有任何轻敌思想。
　　 各攻击部队以宁多勿少的原则，配备炮兵火力，对印军据点进行几次火力袭击，并以直瞄火炮消灭其碉堡火力点。首先以火力摧毁印军阵地，尔后以步兵分队勇猛冲击和近战歼灭印军。要准备充足的炸药包和爆破筒，以爆破手段攻击坚固据点及炮火未能摧毁的工事。各部队应迅速捆扎炸药包和手雷，准备爆破筒，组织好炮兵火力和喷火器材。为加强一线直瞄火炮，第十团无坐力炮连（6门）已于11日出发，由康指区分其任务。
　　 为加强前线指挥，军区决定李双盛赴加勒万河指挥；王洪杰（第四师副师长）、宋良铭（第十一团副政委）赴天文点指挥第十一团第三营；武卫国指挥侦察连；其余前令不变。
　　 加勒万河谷地区拨除“加印14号”据点的任务，由李双盛及第十团团营领导负责；拔除天文点地区“天印6号”据点任务由王洪杰及第十一团团营领导负责。
　　 各部队力争于12日24时前作好行动准备，24时以后，只要没有接到发起进攻的命令，各部队仍应继续准备，切不可事先将印军包围，以免暴露企图。
　　 康前指在作战中，要掌握敌情变化做好连续作战的准备，并做好打下“天印6号”据点后下步的行动方案，力争乘胜扩张战果，歼灭入侵天河防区印军。
　　 康前指遵照军委、军区命令，率西线机动作战部队于10月12日24时前进入天文点、加勒万河集结完毕，至18日24时前完成战斗准备。18日，军委批准了新疆军区10月9日、12日的作战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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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拔除奇普恰普河谷、加勒万河谷等地入侵印军据点


（一）首战红山头，一战震撼印军
　　 红山头在天文点防区内，位于奇普恰普河谷西侧达普桑盆地东端，为一座独立山包，周长1公里多，海拔5270米，比高约200米，距传统习惯线8公里。小山包北与东北为悬崖，不易攀登，西南两方坡度较缓，有三层台地，山脚下西南方向地势开阔，被印军辟为空投场。1962年5月入侵印军占领该高地，设立侵略据点，中国边防部队编其为“天印6号”。守军为第一一四旅查谟·克什米尔国民军第十四营第三连，连部率两个排兵力60余人，凭借该山包的两层自然台地和山顶制高点构成多层火力网，主要兵力兵器集中于第二层台地上，有以沙袋和片石砌成的半地下室5个、地堡16个。工事特点是低下隐蔽，火力交叉，住房与工事相结合；地堡之间有堑壕交通壕相连接；经半年多经营构成了环形防御，但侧后（西北方向）工事较少，为其设防弱点。该据点为天文点地区入侵印军的空投补给基地、指挥中心，由战斗力最强的连队防守，兵力多，火器强，工事坚固，四周有数个据点拱卫。
　　 康前指遵照军委、军区命令，决心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火力，歼灭红山头印军；集中较多兵力阻援，歼灭来援印军于运动中；尔后视情况继续拔点扩大战果，肃清入侵印军，收复国土。以步兵第四师第十一团第三营配属57无坐力炮排（3门）、82迫击炮1个连（6门）、师工兵营第二连1个排，喷火连1个排，喷火器10具，在炮群的支援下歼灭红山头印军（兵力10:1，火炮7:1）。
　　 以骑兵第三团、步兵第二团第七连，工建第一○九团第一营（欠1个连）配置在红山头以西以北及奇普恰普河谷两侧地区，抗击来自困在兰加尔、斗拉特方向增援印军，并相机攻歼印军“天印31号”和“天印17号”据点。
　　 以师炮团120迫击炮营（欠1个连）、76.2野炮1个连组成炮兵群，由炮团副团长郭滨为群长，担负对红山头印军据点火力急袭及拦阻援兵的任务。
　　 以第四师侦察连、工兵营第二连（欠1个排）为堵击分队，17日进至“天15号”哨卡，战斗发起前，大胆穿插切断“天印9号”向北增援的通路，并进占天南河河岔处，阻止印军逃跑。
　　 以工建第一○九团第一营1个连配置在甜水海担任反空降任务；第四师工兵营第三连担任工兵预备队，第十一团工兵连配属空防区，担负布雷设置障碍，阻止印军进攻，第十团工兵连随本团第三营行动。
　　 各守卡分队加强防御，牵制印军据点。阻其增援或逃跑，并相机拔点。
　　 康前指设在天文点5243高地坑道内，观察所于10月19日在天文点12号卡后侧小高地开设，并与拔点、打援两指挥所沟通有线电话联络。
　　 康前指遵照军区命令组成拔点、打援两个指挥所。拔点指挥所由第四师副师长王洪杰、第十一团副政委宋良铭、主任王化东组成，配置在“天13号”哨卡前侧；打援指挥所由贺景福、刘少稚、艾则佐夫·哈斯木、蔚福恭组成，配置在“天11号”卡附近地区。
　　 第十一团第三营以第八、第九连为营第一梯队，由西南方向实施主要突击。第八连配属重机枪3挺，无坐力炮2门；工兵2个班，喷火器6具为营右翼主攻连，由南向北突击，第九连配属重机枪2挺，无坐力炮1门，工兵1个班，喷火器4具为营左翼主攻连，由西向东攻击印军连部和主峰。第七连派出1个加强班配置在红山头正面，实行佯攻，掩护主攻部队侧后攻击，其余为营第二梯队，营属82炮连配置在第八连侧后，由营指挥并参加炮群火力准备。
　　 19日20时，各部队乘车闭灯开进，20日零时下车步行，5时前后各自占领阵地。主攻部队进入进攻出发位置后，进行近迫作业，利用印军空投场内的木箱空筒等材料构筑掩体，积极进行冲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炮兵分队进入阵地后，构筑火炮发射阵地，标定射击诸元；打援分队积极构筑抗击阵地，作好打援的各项准备。8时25分（天防区拂晓）实施炮火急袭。21门火炮突然猛烈轰击，红山头顿时浓烟滚滚。与此同时，主攻营各连乘机推进至距印军前沿几十米的地方，以减轻冲击时的体力消耗，减少伤亡。
　　 8时55分，步兵发起冲击，突破前沿攻入第一层台地，以抵近射击，歼灭堑壕内残存印军。第九连第二排为突击营最左翼排，由红山头西北方印军防御最弱处，猛冲猛打，仅20分钟即攻上山顶。战士高加斌冲在最前面，立即占领有利地形，掩护本排战斗。全排登顶后占据西北隅一角，加修工事，固守阵地，防止印军反扑，并以部分火力支援本营各连战斗。激战中高加斌不幸牺牲，战后追记二等功。第九连第三排由右翼进攻，主攻第二台地印军连部，当接近第二台地时，遭印军地堡火力拦阻，进攻受挫。排长曹天东即令喷火组摧毁地堡，喷火连副排长张虎生率喷火手何汝亮在步兵火力掩护下，向地堡左右两侧跃进，进至有效射程后即向地堡射孔喷火，第一瓶、第二瓶接连冷射（因天寒缺氧冷射率达50%），第三瓶喷出两股浓烈的火焰消灭了守军。排长指挥全排乘机冲上第二层台地，不顾火力的猛烈射击，直扑印军连部，在第八连支援下，一举将其歼灭。战后该排荣立集体三等功，排长曹天东荣立二等功，喷火连副排长张虎生、战士何汝亮荣立二等功。
　　 第八连攻上第一层台地后，见第九连第三排受阻，连长即命左翼排向第九连靠拢，支援其攻击。该排在运动中，右侧方印军投来两枚手榴弹，掉在该排战斗队形中间。排长董志学一个箭步冲了上去，将手榴弹踢回，炸死2名印军，乘机率全排冲上第二层台地，炸毁地堡1座，歼印军数名，不幸负伤，仍继续指挥本排战斗，直至配合第九连第三排攻占了印军连部。战后，董志学荣立一等功。正当第一梯队排攻上第二层台地之际，第八、第九连的二梯队排加入了战斗，增强了纵深战斗的突击力量。此时战斗在第二层台地之上的兵力有4个排，各排均采取班组战术，以随伴火炮抵近射击，发挥喷火器、炸药包、爆破简、手榴弹等近战武器威力，对地堡遂个攻击，步、炮、工、化，协同作战，主动配合，摧毁地堡16座，全歼第二层台地印军。在第一梯队连发起攻击后，第三营营指即率二梯队连（第七连）及82炮连转移阵地，跟进至二层台地棱坎下，命炮连轰击纵深顽抗印军；命第七连随时做好支援第八连突击主峰的战斗准备。第八连第一排担负攻山头插红旗的艰巨任务。由副连长陈春田担任突击队队长，该排攻击方向靠近印军主要防御方向，防守较严，攻击十分艰难，多次受阻。但该排英勇顽强，前赴后继，打得十分出色。当他们攻上第二层台地时，已有两名红旗手伤亡，当进到距山顶10余米时，再次受阻。此时第3名红旗手中弹，倒在副连长身边，副连长陈春田抓住红旗，猛然跃起，大声疾呼：同志们冲啊！突击排的勇士们冲上山顶。在激战中副连长负伤，战士王仁青首先登上山顶。战士马世绪把红旗插上红山头。在第九连第二排、第七连佯攻班的夹击下，全歼山顶守军。战后，陈春田、王仁青均记二等功，一排荣立集体二等功。9时45分，战斗胜利结束。此战，历时80分钟，歼印军62人，其中毙42人，俘20人，缴获81迫击炮1门、51迫击炮2门，轻机枪4挺，步（冲）枪26支，以及卡车两辆、电台两部，取得了西线自卫反击首战的胜利。中国边防部队第十一团第三营伤26人，亡8人。
　　 红山头攻克后，突击营立即整顿部队，调整部署，组织兵力，配备火力，改造工事，加固掩体，做好抗击印军援兵反扑和炮兵、航空兵火力急袭报复的准备。10时15分印军飞机1架临空，中国边防部队轻重火器一起对空射击，印军飞机带伤飞离。
　　 11时总参谋部电示：“根据当前西线作战的有利形势，望即严密组织乘胜扫除西大沟以北河尾滩、天文点两防区内之敌”；并通报康前指据打援指挥所报告：斗拉特派出三汽车援兵半途返回去了。根据总参谋部指示和敌情通报，康前指立即命令各部队乘胜扩大战果，继续拔点作战；警戒、打援、守卡分队相机拔点；第十一团第三营撤出红山头攻歼“天印8号、11号”哨卡，并向“天印9号”方向发展进攻。
　　 攻克红山头，一战撼敌。周边据点印军惊恐欲逃，担任警戒任务的工兵第三连，见“天印5号”印军欲逃，即主动请战。王洪杰副师长立即批准并命炮群掉转炮口，向“天印5号”猛烈轰击。工兵分队与“天12号”守卡分队互相配合，消灭了该点印军，拔除了该据点。
　　 担任打援任务的骑兵第三团在月牙山布防时受印军“天印31号”据点威胁，团长艾则佐夫·哈斯木、政治委员蔚福恭指挥突击分队拔掉了这一据点。步兵第二团打援分队第七连在副团长贺景福指挥下，战士们攀上陡峭的山坡，强攻印军17号据点，印军从山脊反斜面逃窜，逃进奇普恰普雷场中，触雷炸死1人，其余被工建第一○九团第一营生俘。
　　 担任守卡任务的“天17号”分队，发现“天印12号”卡印军欲逃，三次请求以本卡兵力予以歼灭，该印军据点设在天南河谷内，位于天防区最东南角，是深入中国境内最前的“尖兵据点”，拔掉该点对进入天南河谷的五六个据点影响很大。该点原有印军20人，20日晨调走10多人，17号卡与其对峙有日，对彼方情况了如指掌。守卡分队为步兵第二团第四连1个加强班，连长张大忠组织该卡9名战士攻击。他先派1个组绕至据点侧后，占领有利地形切断印军退路，并首先打响；以高射机枪和迫击炮向据点猛烈射击，他亲率1个组由正面向印军攻击。班长于振基冲在最前头，炸掉印军地堡2座；战士罗哲根腹部中弹，一截小肠流出伤口，他咬紧牙关用绷带扎紧腹部，坚持爬上一座小山包，用机枪猛烈射击，掩护战友堵击印军逃跑。经数10分钟激战，全歼印军。
　　 主攻部队第十一团第三营由红山头撤出后，即向“天印8号、11号”据点进攻，拔掉了这两个据点。
　　 以上各分队，继红山头战斗之后，又扫除“天印5、31、17、12、8、11号”6个据点（均为班据点），歼印军30余人，收复了失地。
　　 10月20日22时，新疆军区与康前指接总参谋部电示：
　　 “前面打得好，中央军委非常满意。据悉：敌已下令在我天河防区的残余印军据点烧毁物资后分头逃跑，因此你们应抓住战机，迅速扩大战果，排除万难，及时转移兵力，遵照军委‘乘胜扫除西大沟以北之敌’的指示，将残敌力争全部扫除。”
　　 康前指急令第十一团第三营在攻克“天印8号、11号”据点后，立即转战逼近“天印9号”，协同侦察连合歼“天印25号”以东天南河谷内印军。由“天印8号”至“天印9号”要绕6200高地。该处雪深没膝，严寒缺氧，气候极其恶劣，加之夜间行动速度缓慢。21日拂晓第三营赶到“天印9号”据点时，印军已于20日深夜逃窜了，侦察连没到达指定位置，没能协同全歼此股印军。至21日傍晚天文点防区入侵印军18个据点全部被肃清，给印军第一一四旅第十四营以沉重打击，歼其90余人，缴获武器弹药一部，收复全部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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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14:39
（二）急袭“加印14号”，速决全歼
　　 “加印14号”据点，位于加勒万河谷底，是印军入侵中国西段边境的又一重点方向。该处山高坡陡，谷深沟窄，悬崖绝壁，河水湍急，交通极为不便。
　　 1962年7月6日，印军廓尔喀联队30余人占领该处，10月初用直升飞机换防，由第一一四旅杰特联队第五营第一连60人防守，以直升飞机空运补给，并在此处构筑工事、地堡、营房，企图长期占领。据点工事以地堡为主，河北岸台地构筑有6座，连指挥所设在河北岸，并有直升飞机升降场。河南岸台地构筑有地堡4个，各地堡之间有断续堑壕交通壕联接，印军生活战斗均在地堡内，进入战斗较快，南北阵地可以火力相互支援。
　　 第十团第三营在反蚕食斗争中与印军“武装共处”3个月之久，从东、南、北三面包围印军据点。中国哨卡距印军据点100多米，该营早已做好了拔点的充分准备。
　　 康前指按军区作战命令决心以第十团第三营拔除该据点。战前组成加勒万河谷拔点作战指挥所（简称加指），以康指副司令员李双盛、作战处长刘跃忠、第十团副团长刘三芳组成，决心夜间包围拂晓攻击，由东、北、南三个方向突击，中间（东）主攻，两翼助攻，全歼速决。第三营以第七、第九连主攻北台阵地，由东向西攻击，以第八连攻南台阵地，由南向北攻击，第九连派1个排由北向南攻击，配合主攻方向作战。
　　 第七连加强75无坐力炮2门、重机枪1挺、喷火器6具，工兵1个班，由东向西实施主攻，大胆穿插，坚决歼灭印军连部，打乱其部署；第九连（欠第二排）加强75无坐炮1门、重机枪2挺、喷火器2具，工兵1个组，与第七连并肩作战，并以1个排由北向南攻击，切断印军退路。第八连加强75无坐力炮2门、高机重机枪各1挺、喷火器2具、60炮2门、火箭筒2具、工兵1个组、迂回至河南岸，由台地以南向北攻击，扫除印军地堡，并派出1个班占领小河西侧山嘴高地，阻止印军西逃。120迫击炮连（4门）配置在第七连后侧，82迫击炮连（6门）配置在河南岸台地东侧，以火力支援各连战斗。
　　 20日7时30分，各分队利用夜暗进入阵地。8时25分各种炮火开始急袭。8时34分，各分队发起冲击，第七连第二排冲击中遭炮火拦击，前进受阻，第四班以手榴弹歼灭了地堡内印军；第三排从左翼猛打猛冲，一举突破前沿，以抵近射击消灭堑壕内印军；第一排直扑印军连部地堡。第九连发起冲击后，第三排顺利地占领了1座地堡，以火力掩护工兵组用爆破筒炸毁另1地堡内印军。由北侧进攻的第九连第一排，隐蔽地迂回至印军地堡侧后，以手榴弹歼灭了印军。此时第七、第九连协力以轻重机枪、火箭筒、喷火器攻击印军连部，帐篷起火。第七连火箭筒手马兴华在射击中面部烧伤、棉衣着火，仍穿着单衣在摄氏-30C的严寒中继续战斗。印军向直升飞机场逃窜，第九连第三排和工兵排奋力拦截，全歼北台地印军。进攻南台地的第八连发起攻击后，第三排排长梁朝申负重伤，坚持指挥，以火力压制印军火力点，命突击班绕至地堡侧后攻击，印军惊慌失措，举手投降。9时零4分战斗结束，印军无一漏网，歼印军60人，其中毙28人，俘32人，缴获51迫击炮2门、机枪6挺、长短枪35支、电台2部等。中国边防部队伤10人，亡1人。战后，该营荣立集体三等功。
　　 20日14时总参谋部指示康前指：加勒万河27号据点很重要，考虑能否拔掉？拔掉该点就可以阻止外面援军进来；八连和工兵连可视情况消灭该点印军，如其逃不可追出国界。加指立即命令第十团第三营分兵两路，主力北上西大沟，第八连与工兵连南下奔袭“加印27号”据点。
　　 “加印27号”据点位于加南达坂中国一侧，靠边界不足1公里，它是“加印14号”据点的补给联络点，又是入侵加勒万河谷的必经之地。收复该地可扼制整个加勒万河谷印军侵入。该据点有印军19人防守。
　　 第八连配属工兵连，于20日稍事整顿后立即行动，奔袭“加印27号”。他们沿着小山沟、踏着没膝的积雪，向加南达坂山口急进。由沟底向上爬，地势越来越高，氧气越来越少，举步艰难。直到21日拂晓前才赶到目的地。为防止印军发现而外逃，便绕路迂回插入侧后，包围了印军据点。以工兵连担任警戒打援，第二排担任主攻，于21日15时发起攻击，第二排首先突破印军阵地，随后全连冲入阵地，经两小时激战，全歼该点印军，以轻伤4人的代价，击毙印军9人，俘10人，缴获51迫击炮1门、90火箭筒2具、轻机枪4挺、步枪11支、手枪2支、电台2部及全部弹药与物资。收复了进入加勒万河谷的咽喉要道。
　　 该营主力于20日下午乘车北上，到达西大沟时天已黄昏。指挥员立即勘察地形。侦察敌情。西大沟沟深谷窄，两侧山高坡陡，印军沿河谷一线展开。边防部队只能从前到后逐个攻击，无法迂回侧后断其退路，正面平推必须猛打猛冲，否则只能将印军赶跑。该营立即组织战斗。印军惧歼，放火烧掉帐篷物资向境外狂逃。边防部队尾追不舍，至边界印军全部逃脱。西大沟遂被收复。
　　 22日加指接康前指命令，立即派1加强连，南下温泉，进入昌格隆格河谷边界处拔掉“河印28号”据点，第三营第七连加强120迫炮连乘车南下，23日午后，赶到指定地点时，该据点已被由温泉哨卡派出分队占领。歼印军5人，其余逃出边界。至此，河尾滩防区印军入侵占领的6个据点被扫除，歼印军80余人，全部收复被占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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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14:40
（三）班公湖两岸拔点，四战四捷
　　 班公湖两岸由两个防区负责，以湖中心为界，北岸为空喀山口防区，南岸为阿里防区。印军第一一四旅廓尔喀联队第一营跨湖侵入占地设卡，南岸设了3个，北岸两个。空喀山口防区由步兵第二团第二、第三、第六连防守，由团长杨宗泉、参谋长王玉祥指挥。在天河防区拔点作战胜利形势的鼓舞下，该部主动请战拔除该防区的3个据点（绝拉沟有杰特联队设的据点1处）。总参谋部20日13时指示：对空防区西里扎普之印军，若我确有把握时，同意将该敌打掉，以有力打击楚舒勒班公湖南岸的印军。据此，空防区于21日展开了拔点战斗。
　　 1、首战西里扎普，拔除“16号”据点
　　 西里扎普位于班公湖北岸，湖边一块小高地，面积约4000平方米，海拔4000米，比高8米，距边界8公里。南临班公湖，东西北三面为平坦草地，西面多红柳，高地附近有一条长600米、深0.4-1米的干河沟。印军于1962年7月占领该地，由第八廓尔喀联队第一营第四连连部带1个排据守，编号为“空印16号”，隔湖与“阿印2、3号”相呼应，控制湖滨通道及水上交通。印军利用该点作继续蚕食中国领土的依托，在此修筑地堡6个，工事宿舍相结合的地下室4间，以沙袋、石块砌筑堑壕、交通壕，连接各地堡工事，形成较坚固的环形防御。在该据点以东5公里、以北3公里分别与中国空9、空10号哨卡相对峙。西北侧后为印军占领的4400高地据点。
　　 空防区在反击战开始时，因防御方向没有配备机动作战部队，空指即组织守卡分队（步兵第二团第二连），在该防区担任布雷、构筑工事任务的第十一团工兵连第二排，运送水陆两用汽车和交通艇的第四师炮团第二营第三连66人，及水上中队等单位共117人，组成拔点突击分队。又抽调82迫击炮6门，高射机枪2挺，编为火力支援分队。经半天的战斗编组及政治动员、现地勘察、区分任务、组织协同、补充弹药等，做好了战前准备。空防区指挥所决心采取夜围晓攻，主攻方向选在西南，助攻方向选在西北，两个方向向心突击的战法，以步兵第二连主攻，炮兵第三连助攻，工兵两个班为预备队，一个班阻击4400高地来援印军，水上中队担任湖上警戒。
　　 21日6时，各分队由“空10号”卡出发，沿干河沟隐蔽向前运动。7时30分占领进攻出发位置，做好了冲击准备。8时30分火力急袭，9时发起冲击。两个突击队由西南、西北两个方向，同时发起攻击，形成钳形夹击之势。步兵第二连遭火力射击，进攻受挫，伤亡6人，连长负重伤。副连长迅速组织火力压制。该连担任尖刀班的第二班在班长潘发枝带领下，首先冲入印军阵地，歼灭了地堡守军，向第二座地堡进攻中，潘发枝头负重伤，跌倒在地，苏醒后得知连长、排长均负伤，便不顾脑浆外溢，咬紧牙关继续投入战斗，又炸毁地堡两座，终因伤势过重牺牲，战后追记一等功。机枪射手何四勇，将印军投来的第一枚手榴弹投了回去，当他捡起第二枚手榴弹准备投回时，手榴弹爆炸，英勇牺牲。战后追记一等功。炮兵第三连发起攻击后，受到地堡火力拦阻，进攻受挫，被迫卧倒。副营长命令火力封锁印军地堡射孔。炮兵战士王向理首先冲上去，登上印军地堡顶部，从烟筒投入手榴弹3枚，炸毁地堡，打开了突破口。全连攻入印军阵地，协同步兵第二连以手榴弹、爆破筒和炸药包，逐堡歼灭印军。预备队工兵分队积极求战，主动加入战斗，增强了攻击力量。战至9时15分，攻占印军连部，俘一少校连长，并命其喊话，令顽抗印军放下武器。9时22分战斗结束，印军无一漏网，毙其14人，俘25人，缴获51迫击炮1门、90火箭筒1具、轻机枪3挺、长短枪24支及全部弹药物资。中国边防部队伤亡21人。
　　 2、再战4400高地，强攻“空印29号”
　　 4400高地位于班公湖北岸，比高60米，面积5000平方米，在西里扎普西北侧，距边界6公里。该地西、北两面靠山，同中国10号哨所系同一山梁的两条山脊，相距2000余米。印军第八廓尔喀联队第一营第四连约1个排22人防守。印军于1962年7月在此设卡，编号为“空印29号”，筑有碉堡5个，房子5间，单人掩体等，以堑壕、交通壕相连接，构成环形防御。主要火器有51迫击炮1门，机枪3挺，步（冲）枪10多支，印军在北侧高山上设有观察警戒哨。该据点隔湖与“阿印3号”相望，可控制班公湖水上交通，保障西里扎普据点侧后安全及后方补给等。
　　 空防区攻克西里扎普后，突击分队斗志正旺，而4400高地之印军惧怕被歼，有惊恐欲逃状。空指决心抓住战机，拔除此点。突击分队稍事休整和准备，决定从东南、东、北三个方向包围攻击。步兵第二连由北向南实施主攻，工兵连第二排由东向西强攻，炮连由东南助攻，并以一部兵力阻印军逃跑，其余作预备队。水上中队担任湖上警戒，82迫击炮6门，高射机枪、重机枪各1挺，配置在10号西侧，掩护步兵攻击。
　　 21日13时30分，82迫击炮和高射机枪、重机枪开始向印军前沿地堡射击，掩护分队接敌运动。印军对东路进攻分队进行拦阻射击，突击分队采取分组跃进。东面进攻分队进到冲击出发位置后，略作整顿，即组织火力掩护。16时10分，发起攻击。工兵连第二排第五班班长谭树恒率战士罗德清，以勇猛突然的动作首先冲入印军阵地。他们互相掩护，用爆破筒、手榴弹连续炸掉3个地堡后，谭树恒负伤，罗德清牺牲，其他同志随之冲入阵地与印军激战。全班炸掉地堡5座。战后，谭树恒荣记一等功，罗德清追记一等功，工兵第二排五班记集体二等功。16时50分，北路主攻分队攻占印军嘹望哨，由山上向下攻击。与此同时，迂回东南方向的突击分队也发起攻击。三路向心突击，分别攻击印军地堡。战斗17时结束，全歼印军，毙10人，俘12人，缴获51迫击炮1门、机枪3挺、步（冲）枪弹药物资一部。突击分队伤亡5人。
　　 3、三战绝拉沟，围歼“15号”据点
　　 空防区攻击分队，21日一天打掉两处印军据点，越战越勇。空指决心一鼓作气，歼灭绝拉沟“空印15号”印军，全部收复空防区失地。10月21日夜，总参谋部指示：空防区主要是防御，除西里扎普外，个别突出的据点，如绝拉沟印军15号据点，有把握时可以打掉它。经总参谋部、新疆军区批准，22日发起对绝拉沟据点攻坚作战。
　　 绝拉沟位于班公湖以北60余公里处，沟宽200-300米，两侧为海拔5000余米高山，地势险要，由该沟西北行6公里为塔拉昌山口，可通向拉达克的波布浪。东南行20多公里为空防区的尼亚格祖（也称卖争拿马）哨卡。
　　 1962年6月28日，印军杰特联队第五营第一连1个排，翻越塔拉昌山口侵入绝拉沟，在距中国空6号卡约2公里的一个小山包上，设立了据点，中方编号为“空印15号”。其阵地构筑有9个散兵坑，半断面堑壕30多米，半地下室宿舍4间，宿舍北侧有用沙袋砌成的掩体与用石块砌成的棱坎相连接，形成环形防御。22日8时，空指率炮兵第三○四团第二营第三连，携迫击炮3门，由班公湖的哈纳卡出发，经尼亚格祖，抽调第六连守卡分队51人，共117人组成拔点突击队。以第六连从印军哨卡左翼迂回侧后，断其退路，达成战术包围，由侧后实施主攻。炮连由印军据点正面实施助攻。
　　 17时包围迂回分队开始行动。在通过印军据点左侧时，遭火力拦阻，第六连拉大距离跑步通过封锁区。此时，大雪纷飞，观察困难，迂回分队乘机加速前进。18时20分到达指定位置，切断印军退路。正面攻击的炮兵第二连于17时20分出发，18时30分发起冲击。战士王向理首先冲入印军阵地，歼灭了堑壕内顽抗印军，在掩护本连战士冲击中，光荣牺牲，战后追记二等功。此时，迂回侧后的第六连从侧后冲入印军阵地。藏族战士马万德，击毙依托阵地进行顽抗的两名印军，不幸负伤倒地，又捡起印军武器击毙印军两名，掩护突击排战斗，对歼灭守军起了很大作用，战后记二等功。第六连第一排荣立集体三等功。两支突击分队前后夹击，战斗至9时30分全歼守军，毙14人，俘13人，缴获51迫击炮1门，90火箭筒1具，轻机枪3挺，长短枪12支，电台1部及其它物资。中国边防部队伤亡5人。至此，空防区入侵印军据点全部被拔除，歼印军88人（其中俘50人）。
　　 4、袭击野营地，全歼尤拉印军
　　 班公湖南岸属阿支防区，沿湖岸印军入侵设卡3处，分别编号为阿印1、2、3号。北岸空防区两天内拔点三战三捷的胜利，给南岸印军以很大震撼。占据野营地的“阿印2号”和侧后的“阿印3号”的印军惧怕被歼，于21日夜弃点逃窜，侵入尤拉。距边界20多公里的“阿印1号”印军，则于22日夜窜逃到野营地“阿印2号”据点内暂息待逃。阿支第五连12号卡的守卡分队，于23日凌晨派出侦察组查看2号哨卡印军动向，当发现其无警戒酣睡时，即派政治指导员回哨卡，向支队请示歼灭该股印军，以迫击炮射击为批准信号，支队经报上级获准。
　　 野营地位于班公湖南岸，离边界线8公里，海拔4300米，东西南三面环山，北面临湖，沿湖有小径西通国外，东通尤拉，由此点向南沿山沟直上为中国阿支12号哨卡，海拔4903米，两卡相距1.5公里，比高600米。1962年7月17日，印军1个加强班18人侵入该处占地设卡，隔湖与4400高地、西里扎普相对成犄角之势。此点东12公里为尤拉，有“阿印1号”据点。为保障由楚舒勒、塔克空运送补给入侵尤拉的印军，而增设此2号据点。印军在此构筑有单人掩体、机枪发射工事、炮兵阵地、断续堑壕和半地下室以及地堡等工事。西南侧100米处，4680高地设观察所一处。与中国阿支12号哨卡相对峙。
　　 21日夜，2号据点印军逃走时，帐篷工事等均未拆除。尤拉1号印军逃来后，利用原有设施宿营。该印军属廓尔喀联队第一营第四连1个排，20余人。
　　 阿支12号守卡分队，于22日见野营地据点印军无动静，怀疑印军逃走。为了摸清敌情，副连长张治武率1个步兵班和9号卡的1个机枪组共9人，带机枪两挺，于23日实施抵近侦察。并调9号哨卡迫击炮1门、60炮1门，支援作战。
　　 23日5时，侦察组由12号卡出发，沿山沟行进，7时40分隐蔽接近印军观察哨所未发现印军，便继续向主阵地抵近。8时侦察分队进至印军阵地前200米处时，发现1名印军。为弄清情况，进行火力侦察，集中火力向印军帐篷射击。正在酣睡的印军误认据点已失，便向班公湖边龟缩，钻进红柳丛中，并盲目射击、侦察组为不失战机，一面派人向上级报告，一面部署兵力，由班长王定钧带1个组，插向西侧，占领湖边有利地形，切断印军退路，由西向东攻击；由卫生员王建英带1个组迂回至东侧，占领有利地形，阻止印军向尤拉方向逃窜，由东向西攻击；副连长率1个组，由南向北攻击。各组迅速占领了指定位置，包围了印军。10时15分，支队领导下令攻击，政治指导员以迫击炮射击，击中印军帐篷。印军以一部分兵力依托湖边棱坎，进行顽抗，一部分兵力向东运动，企图抢占东侧高地。
　　 东侧迂回小组原只3人，这时12号卡留守做饭的副班长阎兴其送饭至此，便主动参加战斗。抢先占领了东侧高地的小组以猛烈射击，击退了印军反扑，立即冲下高地，边打边喊“交枪不杀，优待俘虏”，8名印军交械投降。与此同时，西、南两个方向的突击组也以火力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手段，迫使其余印军放下武器。11时许战斗结束，毙印军2人，俘18人，缴获枪支弹药一部。此战，中国边防部队阿支守卡分队仅伤2人，取得以少胜多的战绩。至此，班公湖南岸以北地区印军入侵据点全部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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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14:40
（四）奔袭羌山口，扫除巴里加斯地区印军入侵据点
　　 中印边境西段反击作战，从10月20日发起到23日截止，班公湖（含南岸）以北地区印军入侵据点全部肃清，西线中国边防部队奉命挥戈南下阿里，歼灭巴里加斯地区印军。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解决边境争端的三项建议。上级要求西线部队在尼赫鲁政府未答复之前继续扩大战果，迅速扫除巴里加斯地区印军，转战阿里越快越好，部队要排除万难，连续作战。
　　 22日9时总参谋部来电：东面的部队已插到“麦克马洪线”以南去了，西线要配合。准备把班公湖两岸、巴里加斯以北的敌人一齐扫掉，时间不能拖得太长，否则，印军可能增援，气候有限制。17时，新疆军区请示总参谋部：“我们考虑扎西岗至印军据点有20多公里。要过两道河，不搭浮桥车辆炮兵都过不去，已令舟桥分队赶赴战区，时间需一周。”但此建议未获批准。
　　 于是，新疆军区给康前指下达了预先号令：
　　 根据总参谋部22日电话指示，天、河两防区印军全部扫除后，部队拟向阿里地区机动，继续扫除扎西岗以北入侵印军据点。
　　 第十一团第三营，骑兵第三团及加强炮兵部队，侦察连，第四师工兵部队，扫除天防区据点后，应迅速向甜水海集结，准备向阿里机动；在部队中应做好连续战斗的政治动员。
　　 第十团第三营第八连、工兵连打下印军27号据点后，由步兵第二团派兵接替加勒万河防御，第七连攻克28号后，交温泉分队防守。第三营即乘车沿新藏公路向日土宗集结。
　　 10月22日24时，新疆军区命令康前指：
　　 班公湖以北天、河、空防区印军被消灭，仅剩残存在边界附近的3个据点正在扫除之中。为抓紧有利战机，更多消灭印军，有力地配合东线作战，西线部队立即向阿里地区且坎、扎西岗以东狮泉河以北地域隐蔽集结，准备扫除扎西岗以北、班公湖以南入侵的印军。
　　 以第十团第三营带加强该营的120迫击炮连、团工兵连、喷火排和高射机枪排以及75无坐力炮3门，于26日21时前进至甲岗及其以西、且坎以东地区集结隐蔽，准备由且坎向西北切断巴里加斯印军退路，阻其由科尤尔方向增援，并由西北向东南配合第十一团第三营围歼巴里加斯及其附近据点印军；第十一团第三营加强120迫击炮营（欠1个连）、76.2加农炮连、喷火器排、高机排、师属工兵营，于26日24时前进至狮泉河桥东河谷地域隐蔽集结，待门桥架好后渡河，经扎西岗，准备由东南向西北，与第十团第三营协同，围歼拉多、扎马格热、巴里加斯、卡日果各据点印军；骑兵第三团（欠步兵1个连、机炮连）于26日24时前进至且坎及其附近地区隐蔽集结，准备围歼羌山口据点印军。以另1个步兵连、机炮连留天防区，归步兵第二团指挥，作为该防区机动部队。第四师工兵营舟桥连应于23日凌晨由喀什出发，携带渡河构筑码头等器材，昼夜兼程，于27日12时进至扎西岗以东、狮泉河上选择渡场，星夜赶架门桥，具体渡河点与阿支负责人共同酌定。扎西岗、且坎各守卡分队严密监视当面印军，配合主力作战。
　　 康前指遵此命令，立即部署南下阿里。
　　 巴里加斯地区，位于西藏阿里噶尔县西北，传统习惯线内侧20公里范围内，属西线战区最南端的一个战场。该区为狮泉河河谷，印军修筑的公路经东堤通列城，该河谷是阿里通拉达克的主要通道。河谷宽200-300米，两侧为高山，攀登困难。但山沟中有崎岖小径通山顶，西山有数条小径通境外。东山有约山口、碟尔低山口、羌山口等均可进入狮泉河，并经都木契列通向边界外。印军查谟·克什米尔国民军第七营沿狮泉河侵入中国境内达20多公里，占领卡日果（阿印11号）、巴里加斯（阿印13号）、拉多（阿印14号）、扎麻格热（阿印15号）等处。距中国扎西岗阿5号哨卡8公里。另一路由都木契列（该据点未编号）入侵占据中国羌山口（阿印10号）、约山口（阿印12号）与卡日果取得联系。总共侵占中国领土达1900平方公里。印军占领各据点后积极构筑工事，修建简易住房，储备作战生活等物资，作为长期占领和继续蚕食入侵的基地。
　　 遵照军区命令，康前指首长于24日6时率先乘车南下阿里了解敌情地形，得知需两次通过狮泉河才能到达扎西岗，遂令工兵架桥和开设门桥渡场。机动作战部队分别由天、河、空防区于24日午后乘车开进，昼夜兼程。到达阿里防区需经500多公里崎岖山路，又值严冬，冰天雪地，车速缓慢。部队官兵渴了吃冰雪，饿了啃干粮，忍饥耐寒。特别是汽车司机忍受三天两夜颠簸之苦，十分疲惫。部队于26日下午分别赶到甲岗、狮泉河一带集结待命。康前指于26日20时在甲岗开设，新疆军区派徐国贤副司令员到康前指协助指挥作战。
　　 部队进入阿里后奉命兵分两路，右翼沿甲岗--且坎--拉干赫尔方向迂回包围，插入侧后切断印军退路；左翼沿狮泉河谷实施主攻，企图围歼印军于巴里加斯、卡日果之间地区。
　　 26日22时，骑兵第三团第一连、第三连、机枪连、第十团第三营（欠第八连）和120迫击炮连及师侦察连先后到达甲岗，稍事休息，即分头前进。
　　 骑兵第三团受领了奔袭羌山口“阿印10号”据点的任务后，进行了战斗编组、政治动员、弹药补充等战前准备工作，27日零时向战地开进。由甲岗至羌山口40余公里，为东西走向的河谷草原，南北山相距200-300米，地形开阔，较为平坦，汽车也可通行，因雪深及地面坎坷车速缓慢，7时到达预定作战位置未发现敌情，便乘车搜索前进，8时与印军接火。羌山口为一小鞍部，目标不明显，查谟·克什米尔国民军第七营1个排（实有16人）据守，据点设在小山包上，侧后有地堡、堑壕等工事，十分隐蔽，远距离难以发现。当第一辆汽车（载重机枪1个班，步兵2个班）搜索至距印军阵地前沿100余米处，突遭猛烈射击，车被击毁，司机牺牲，车上战士难以下车。维吾尔族战士机枪连班长司马义·买买提挺身而起，用冲锋枪猛烈射击，同时令本班机枪手用架在车上的重机枪射击。在激烈的战斗中，司马义·买买提胸部肩部多处负伤，忍着剧烈伤痛，将身体紧紧地靠在车厢上，继续射击，吸引印军火力，并以重机枪向印军射击，掩护战友下车战斗。此时，印军火力减弱，战士迅速跳下车，向印军阵地勇猛冲击。第二辆车赶到后，3个步兵班同时攻击，仅6分钟即歼灭了守军。司马义·买买提看到印军举手投降的情景后，含笑牺牲。战后，国防部授予司马义·买买提战斗英雄称号，追记一等功。地方汽车司机邓松青被追记三等功。羌山口战斗，毙印军4人，俘7人，缴获武器弹药一部。骑兵第三团牺牲2人，伤4人。战斗结束后，骑兵第三团立即追击残余印军直至都木契列，见印境内哨所印军南逃，遂转战拉干赫尔和侦察连一起切断狮泉河公路，形成对内对外正面，配合主力作战。
　　 且坎守卡分队（阿支第三连1个排）积极请战，要求打约山口“阿印11号”据点1个排，得到康前指批准。该分队于26日夜出发，前往约山口拔点作战。由于求胜心切，未经周密组织，即发起攻击，以致正面主攻分队与侧后迂回包围分队发生误会，激战多时，天亮后又遭印军猛烈射击，牺牲数人，进攻受挫，形成僵局。经数小时对峙，突击分队经重新组织战斗，再次发起进攻，攻占了约山口，部分印军逃遁，被骑兵第三团截歼。
　　 第十团第三营主力按预定计划绕过约山口，于27日12时进至卡日果“阿印11号”据点东北侧，切断了狮泉河谷印军退路，形成对内正面，等待正面主攻部队发起攻击时，配合拔点作战。当进至狮泉河边时遭到印军阻击，指挥员担心与正面主攻部队发生误会，没有渡河攻击印军，贻误了战机，没有按时到达指定位置。
　　 侦察连乘马疾进，按预定时间进至拉于赫尔，切断了狮泉河谷公路，形成对外正面。该连在天文点战斗中担任阻击，干部战士在深雪中坚守阵地两天两夜，手脚全部冻伤，转至狮泉河后，不顾疲劳、伤痛，进入阵地就构筑工事、组织火力，做好抗击沿公路来援印军的准备。并击退了来援印军。
　　 康前指于10月26日接新疆军区通报：巴里加斯之敌准备逃跑，故你们应率部队昼夜兼程急赴且坎首先切断敌退路，将其包围，部队随到随投入战斗，越快越好，将其歼灭，否则印军将全部逃掉。康前指考虑到部队正在向前运动，正面主攻部队受狮泉河阻隔行动较慢，为阻止印军逃跑，急令扎西岗守卡分队插向侧后，切断其退路，取关门打狗之势，尔后等待主力赶到后全歼守军。
　　 27日拂晓，扎西岗哨卡派小分队沿西山坡穿插，企图切断西山小径与其他分队协同，达成对巴里加斯地区印军的包围，但因地面光秃，行动被印军发现，遭猛烈炮火拦击，前进受阻；加之第十一团第三营第七连行动迟缓，西山各山沟小径未能切断，造成印军尔后由此逃窜的空隙。
　　 正面进攻主力部队，第十一团第三营及配属炮兵，第十团第三营第八连、师直喷火连等单位、于26日中午进至狮泉河南岸，辎重炮兵，疏散隐蔽，等待工兵到达后架桥通过。步兵分队指战员立即下车，趟过冰冷刺骨、水深齐腰的狮泉河，以强行军急进，又在当地藏民协助下，渡过第二道狮泉河。但因部队连续行军近一个星期，已十分疲劳，涉水过河速度缓慢，直到27日夜才赶到扎西岗，翌日晨发起进攻。
　　 在狮泉河渡口，炮兵部队急于渡河以支援步兵作战，但舟桥分队尚无踪影，加强前指的工兵分队也迟迟未到。康前指首长十分着急，派副司令员李双盛前来渡口检查指导，直到26日傍晚，第四师工兵营第三连才赶到渡口，迟于步、炮兵6个多小时到达。该连为两排编制的机械连，全连不到50人，无任何渡河器材，但平时接受过低水桥架设训练，康前指工兵主任李光培当即决定不等舟桥连，架设木质低水桥通过狮泉河，并亲自测设和指挥作业。由于当地无一钉一木，便命工兵第三连连长藏明亮带车去百里之外的葛尔昆沙阿里支队部求援。阿支为支援作战，将库存木料、铺板运来支援架桥。26日22时，第一批木料运到渡口，工兵第三连在仅有三把截锯、四把斧的情况下，采取“歇人不歇锯，换人斧不停”的方法，加紧架桥。27日拂晓，工兵第二连赶到渡口。该连在天文点战斗中有80%的人冻伤了手脚，一到渡口，立即投入架桥作业。他们不顾伤痛，拄着拐杖抬桥桁、搬桥脚、下水架设。两个连队并肩战斗，在冰冷剜骨的河水中连续作业达30多小时，终于架起一座30米长的木质低水桥。28日6时，炮兵车辆通过第一渡口，当进至第二渡口时，再无架桥材料了，工兵只好开设徒涉场，保障炮兵通过。
　　 第四师工兵营舟桥连无装备车辆，于23日晚出发，由于地方车辆车况不好，山高路险，车速慢，经过6个日夜艰苦行军，29日凌晨才赶到狮泉河第二渡口。官兵一下车，不顾行军疲劳、高山反应，立即结构门桥，开设渡场，摆渡回撤部队。
　　 巴里加斯地区印军发现后方公路被截断，西山有中国边防部队小分队活动，十分恐慌，于27日深夜烧毁物资住房，沿西山小径翻山越岭狼狈逃窜。
　　 正面主攻西线的边防军部队，于28日拂晓由扎西岗赶到拉多、巴里加斯时，发现印军逃走，即收集遗弃物资，打扫战场，撤出战斗。巴里加斯地区印军据点7个全被收复，1900平方公里被占领土重新回归中国。30日部队回撤至日土宗、甲岗、狮泉河一带休整待命。
　　 西线第一阶段自卫反击作战，从10月20日开始至29日结束，历时10天，歼灭印军第一一四旅4个营的各一部，计296人，其中击毙136人，俘虏160人，拔除据点37个，缴获各种火炮26门、枪292支（挺）、弹药及军用生活物资一部。中国边防部队伤93人，亡37人，耗各种炮弹2807发，子弹147414发及其他物资等。
　　 中国边防部队在第一阶段反击作战中，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此次对印度反动派作战，事关国威军威，务求初战必胜，只能打好，不能打坏”的指示和作战方针，运用毛泽东主席“后发制人”的战略思想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根据战争的特点，正确选择作战目标和突击方向，进行周密的战役组织和部署，采取集中优势兵力，迂回包围，侧后攻击，攻坚拔点，近战、夜战等打歼灭战的有效战法，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同心协力，英勇战斗。取得了初战的重大胜利。在中印边境东段，西藏边防部队全歼入侵印军第七旅，并歼灭炮兵第四旅、阿萨姆步兵第五营各一部，越过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进占达旺，逼近瓦弄。在中印边境西段，新疆边防部队，拔除了印军37个侵略据点，歼其一部，收复了大部分领土。此战，沉重地打击了印度反动派的侵略气焰，有力地配合了国家的政治、外交斗争，并为尔后的军事行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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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有容乃大    时间: 4.4.2010 21:29
慢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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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22:57

慢慢看。
有容乃大 发表于 4.4.2010 22:29

   还有呢，呵呵！马上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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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23:10
印军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中国边防部队再次反击

印度拒绝中国的和平建议扩大武装冲突，中国政府作出再次反击入侵印军的决定


一、尼赫鲁政府拒绝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
　　 在印军挑起大规模边境武装冲突，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作战并取得节节胜利之际，中国政府于10月24日发表声明，提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三项建议，声明指出：
　　 “最近，中印边境上发生了严重的武装冲突，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十分不幸的。中印两国人民从来是友好的，今后也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印两国竟由于边界问题而兵戎相见，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所不愿意看到的。”
　　 “目前，剧烈的战斗正在进行。这种严重局势的发生，使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感到痛心，也引起了亚非国家和人民的不安。中国和印度之间究竟有什么问题不能和平解决呢？中国和印度究竟有什么理由发生流血冲突呢？中国不要印度一寸领土。中印边界问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设想用武力来解决。中国和印度是亚洲的两个大国，对于亚洲和世界和平负有重大的责任。两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议者和万隆会议的参加国。中印两国的关系纵然目前十分紧张，也没有理由抛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的精神。中国政府认为，中印两国政府都应该以中印十一亿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以两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共同利益为重，以亚洲和平和亚非团结的利益为重，竭尽一切可能，寻求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途径。
　　 现在，中国政府本着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郑重地提出以下三项建议：
　　 （一）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前，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同意，双方尊重在整个中印边界上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脱离接触。
　　 （二）在印度政府同意前项建议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双方协商，把边界东段的中国边防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以北；同时，在边界的中段和西段，中印双方保证不越过实际控制线，即传统习惯线。
　　 有关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和停止武装冲突事宜，由中印两国政府指派官员谈判。
　　 （三）中国政府认为，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中印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在双方认为适当的时候，中国政府欢迎印度总理前来北京；如果印度政府有所不便，中国总理愿意前往德里，进行会谈”。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九集，第109-111页。 ]
　　 声明最后呼吁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提出的三项建议作出积极响应，呼吁亚非各国政府作出努力，推动三项建议的实现；并呼吁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为促进中印友好、亚非团结和世界和平，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日，周恩来总理致函印度政府总理尼赫鲁，希望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的三项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建议作出积极反应。
　　 中国政府发表三项建议的同时，中央军委严令中国边防部队：在东线打下达旺、东新桥、瓦弄（瓦弄只是逼近未打）等地后，暂时不打；在西线，力争肃清巴里加斯以北印军设在我境内的据点，境外印军如不向我挑衅，坚决不打，更不准越出国境线。总参谋部命令：中国边防部队在攻占达旺后，暂不过达旺河，在达旺河以北地区集结，休整待命。
　　 印度政府在中国政府发表三项建议声明的当天发表了一项声明，说“如果中国人自称的要和平解决分歧的说法的确是真诚的，那么他们至少退到他们于1962年9月8日以前在边界全线所处的地位上去，然后印度政府准备在双方同意的任何一级上举行会谈和讨论”。还说，“印度始终准备通过会谈和讨论来解决分歧，但只能是在体面、尊严和自尊的基础上，而不是在任何国家——不管它可能多么强大——的军事力量威胁之下这样做”。“中国人提出的，从他们所谓‘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的建议，是没有任何意思或意义的”。并且攻击这个建议是“一种骗局”。10月27日，尼赫鲁总理复信周思来总理，认为“逆转印中关系恶化趋向的明白而直接了当的方法”，就是“诙复1962年9月8日前存在于中印边界全线的局面”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九集，第117页。 ] ，坚持要中国从自己大片领土撤出后方能举行会谈。
　　 11月4日，周恩来总理针对印度政府10月24日的声明和尼赫鲁总理10月27日的信，再次致函尼赫鲁总理，就中国政府提出的三项建议作了进一步的说明：
　　 “关于中印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脱离接触的建议，是中国政府早在1959年就提出来的，更具体他说，是我在1959年11月7日给你的信中提出的。中国政府现在是重申这一建议。建议中所说的实际控制线基本上仍然是1959年11月7日当时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具体他说，它在东段大体上同所谓麦克马洪线一致；在西段和中段，大体上同中国一贯指出的传统习惯线一致。中国政府所以着重地重新提出这一建议，是因为根据三年来的痛苦经验，深深地体会到，在有争执的边境地方，如果不使双方的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就很难避免冲突。中国政府的这项建议以1959年的实际控制线为基础，而不是以目前双方武装部队的实际接触为基础，这就充分说明，中国方面没有因为最近在自卫反击中所取得的进展，而把任何片面要求强加于印度方面。按照中国政府的这项建议，双方承担的义务是对等的。而且，阁下一定知道，这项建议具体执行起来，中国武装部队在东段从现在驻地后撤的距离，会远远超过二十公里。印度政府在10月24日的声明中，把中国政府这项公正的建议说成是骗局，说成是为了愚弄人。这使得中国政府感到十分遗憾。阁下显然知道，实现中国政府的这项建议，并不等于边界问题的解决，因此，丝毫不妨碍双方保留各自对边界的主张。不管我们双方对中印边界问题有着怎样不同的观点，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存在很久了。但是，这并没有能够阻止我们两国在1959年以前友好相处，为什么到了1959年以后就不能友好相处了呢？当然，我们都希望边界问题能够尽快地友好解决，但是，为什么在边界问题还不能解决的情况下，我们两国就一定要兵戎相见呢？中国政府提出的关于双方武装部队从全边界的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脱离接触的建议，正是为了创造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气氛；即使边界问题一时解决不了，也可以保证在边境上不发生冲突。
　　 印度政府在它的声明中说，印度‘只能在体面、尊严和自尊的基础上’进行会谈，我认为，中国政府的三项建议正是提供了这样的基础。如果印度政府同意中国政府的建议，中印双方就可以迅速指派官员，就有关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和停止武装冲突事宜进行谈判。在这一谈判取得结果并且讨论实施的时候，两国总理就可以举行会谈，进一步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
　　 周恩来总理在信中，还对尼赫鲁关于“恢复1962年9月8日前存在于中印边界全线的局面”的观点，给予了驳斥，指出这是同扭转目前的局势和恢复中印友好关系的目的背道而驰的。他说：“我不愿意恢复旧的争论。但是，既然谈到所谓1962年9月8日以前的中印边界状况，我就不能不指出，这种状况是不公正的，它孕育着边境冲突，它是不应该恢复的。对东段而言，我相信，印度政府一定掌握1914年关于所谓麦克马洪线的原图。根据这张图，所谓麦克马洪线的西端起点。分明是在北纬27度44.6分。可是，印度政府硬说是在北纬27度48分，并且以此为理由，不仅拒不撤走在线北克节朗河地区的印度军队，而且积极部署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要把守卫着这个地区的中国边防部队‘清除掉’。这就是9月8日以前中印边界东段的状况，中国政府怎么能够同意恢复这样的状况呢？就西段而言，阿克赛钦地区从来就在中国管辖之下。早在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通过这里从新疆进入西藏阿里的。从1956年至1957年，中国政府又通过这里修筑了工程浩大的新藏公路。可是，印度政府硬说，只是到了1957年中国方面才到了这个地区，并且以此为借口，从1961年起，使用武力片面改变西段边界状况，侵占了1959年实际控制线以东的大片中国领土，建立了四十多个军事据点。这就是9月8日以前中印边界西段的状况，中国政府怎么能够同意恢复这样的状况呢？”并且指出：“三项建议对双方来说，是对等的而不是片面的，是平等的而不是屈服的，是互让的而不是强加于人的，是互相尊重的而不是欺凌一方的，是友好协商的而不是武断专横的。但是，印度政府却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只适宜于强迫战败者接受的屈辱条件。总理阁下，我们两个国家都是主权国家，任何一方都不能把自己的片面要求强加于另一方。印度有自尊，中国也有自尊，正是从维护中印双方的这种自尊出发，中国政府才提出了10月24日的三项建议。我诚挚地呼吁阁下再一次考虑这三项建议，并且作出积极的响应”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九集，第114-116页。 ] 。
　　 中国政府三项建议和周恩来总理给尼赫鲁总理的信，又一次表明了中国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三项建议是中国政府给予印度政府的一个回旋余地，希望尼赫鲁政府能够从中国边防部队的自卫反击行动中明白：中国的克制忍让是有限度的，靠诉诸武力解决边界争端是徒劳的，接受中国和谈建议、通过谈判公平合理地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才是印度政府应持的态度。
　　 11月8日，尼赫鲁在印度下院发表讲话时说：“印度仍然坚持双方撤到9月8日（1962年）以前的位置然后才举行会谈的建议”。9日尼赫鲁又在联邦院发表了同样拒绝和平谈判的讲话。14日，尼赫鲁总理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再次拒绝了中国政府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而提出的三项建议。
　　 中国的立场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欢迎和赞扬，国际舆论积极支持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普遍反映“中国的建议是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重要步骤”、“事实证明是印度武装侵占中国领土而不是中国侵入印度”。10月25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指出“声名狼藉的‘麦克马洪线’是强加给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的，这条线从未被中国承认过。”“中国政府十月二十四日声明中提出的三项建议是建设性的，是中印双方开始谈判和和平解决争端的可靠的基础。” [ 注：《苏共领导联印反华的真相》，《人民日报》1963年11月2日。 ] 就连西方的报刊和通讯社也承认：是印度拒绝和平谈判，挑起了中印武装冲突。印度驻中东的一名记者报道说，“即使在入侵一周以后，还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和政府、党派、报纸以及知名人士表示过同情印度” [ 注：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604页。 ] 。一些亚非国家的元首、政府官员和社会舆论普遍呼吁，中印双方应通过谈判解决中印边境争端。有些国家还自愿出来调停。然而，对于这些善意的关切，尼赫鲁却抱怨说：“人们劝我们要学好，不要打，好象我们喜欢战争的样子……”，还说：“这些所谓的不结盟国家是糊里糊涂的，也有点怕中国，所以如果（因为）它们不直接了当地站出来替我们辩护，支持我们的立场，我们就跟他们生气，那是无济于事的” [ 注：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605页。 ] 。失道寡助，尼赫鲁政府不放弃它的侵略立场，在反华的道路上愈走愈远，陷入了越来越孤立的困境。正如英国《每日电讯报》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真正使德里感到伤心的是，它发现中立主义集团的其它国家全都抛弃了印度”。《伯明翰邮报》也说：尼赫鲁所奉行的对华政策，使得他“威信扫地”，“他不得不在一种危险地孤立的情况下，挑起这副担子”。的确，尼赫鲁在晚年的政治生涯中，不得不在孤寂中自酌自饮自己酿造的苦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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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23:10
二、尼赫鲁政府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印军发动新的进攻
　　 尼赫鲁政府一面拒绝中国政府的和平建议，一面加紧新的进攻准备。
　　 印度政府大肆迫害华侨，掀起反华恶浪。自印军在中印边境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以来，印度政府就有计划地在全国大肆迫害华侨。10月31日，印度总统颁布了针对华侨的1962年外国人法（实施和补充）条例，为印度政府肆意迫害华侨制造根据。印度当局对所有华侨（包括印籍华裔）进行了全面的监视和管制，剥夺了华侨的正常活动自由，任意对华侨进行罚款、传讯、拘押、监禁、殴打，强迫华侨离境，甚至胁迫华侨进行反祖国的活动。不少地方的华侨接二连三地遭受暴徒的毒打，华侨商店被任意捣毁，或抢劫一空。印度政府不顾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非法歧视和无理限制中国驻印使馆人员，采取监视、跟踪、盘查等行动，侵犯中国使馆工作人员的人身自由；强行封闭和接管中国银行加尔各答分行和孟买经理处；纵容一批又一批的歹徒到中国使馆门前捣乱闹事，甚至焚毁中国领导人的模拟像等，不择手段地破坏两国关系。
　　 印度政府在反华排华的同时，加紧进行战争动员。10月22日，尼赫鲁对印度全国进行广播演说，叫嚣：“冲突可能要延续一个时期，必须在精神上和其他方面作好准备”，要“勒紧腰带”，“牺牲一切”，“我们一天赢不了，我们就将继续斗争下去”，“我们必须利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来加强我们的军事力量，要不折下扣地充分付出代价，任何代价都不为过大”。25日，尼赫鲁在印度各邦宣传部长会议上说：必须把印度的人力和全部生产能力投入这种“战争努力”，除此以外别无任何其他选择。“不可避免的形势已迫使我们面对我们为战事而需要作出的努力”。在谈到印度的五年计划时，他说：计划是从长远着想对付中国侵略的一个方面，“我们不得不为大规模军事冲突作好战争准备，这就是计划”。他接着说，“增加我们的工业、电力和农业等等的生产能力，已成为军事方面的努力的一部分”。“国家和整个工业机构必须发展，以便供应和支持为战争而作的努力”。他要求“在一切方面——军事、工业、农业及其他方面——加紧生产，以加强国家应付危机的力量”的同时，还要求有效地利用一切宣传工具为“战争的努力”作出贡献 [ 注：1962年10月27日《解放军报》新华社26日讯。据印度新闻处自新德里报道尼赫鲁10月25日在印度各邦宣传部长会上的讲话。 ] 。
　　 印度政府把国家转入战争轨道。10月26日，印度总统达拉克里希南颁布了印度全国处于“紧急状态”的公告。11月2日，尼赫鲁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说：“印度政府准备同中国打下去，需要打多久就打多久。”11月4日，尼赫鲁在新德里国家开发委员会会议的开幕式上宣布，印度将成立由内阁紧急委员会、三军参谋长、一些退休将领和一些邦的首席部长以及社会知名人士组成的“国防会议”，“指导”对中国的作战。
　　 印度政府利用各种手段加大军费开支。印度政府追加军事预算经费10.04亿卢比，其中9亿多卢比将用作陆、空军的开支。在“牺牲一切”的口号下，印度政府利用战争大量搜刮印度人民，发行“国防公债”，筹集50亿到100亿卢比的款项，还宣布发行“黄金公债”、“国防存款券”等。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席部长那·巴·哈范，29日在孟买公布了一项五点计划，内容包括：募集“国防基金”的第一批捐款1亿卢比，要工人把每月一个额外的工作日的工资和雇主每月一个额外工作日的利润交给政府。10月31日新成立的“新德里公民委员会”将向新德里议会选区中的每一户募集5件军衣和1件金首饰。
　　 印度政府为了大力增加军火生产，作了彻底调整军人生产的决定。决定宣称：将“所有的力量用于生产第一流的现代化武器”。国防部下令，工厂实行24小时工作，12小时换班一次。尼赫鲁11月12日宣称：现在印度的军需工厂正在“日以继夜地工作”，“在过去三个星期里，印度的军事装备的产量增加了三倍以上” [ 注：《尼赫鲁为大规模进攻我国加紧动员》，《解放军报》1962年11月13日。 ] 。
　　 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印度加紧招募新兵和扩充武装部队。11月12日尼赫鲁宣称：“印度的军队已经大大扩大”。他说，“青年们必须为征兵作好准备，在必要时将实行普通军训”。他要求青年学生“大批地参加国民军训练，准备应付任何万一”。印度当局把全国所有大专院校的学生编入“全国学生军训队高级班”实行强迫军训，各邦政府扩充“国民军”、“国防义勇军”，边界地区所有身体合格的人也将受强迫的步枪训练，并组成“第二道防线”、“各邦政府已经奉命在西孟加拉邦、阿萨姆邦、比哈尔邦、旁遮普邦、喜马偕尔邦、查漠和克什米尔的边境地区大力执行“民防计划”。《印度快报》11月5日报道，印度首都新德里在进行各种战备活动，已拟定计划，招募一支拥有5.6万名男女队员的“民防部队”。据《印度时报》报道，阿萨姆邦将招募一支10万人的国民军。尼赫鲁11月15日在人民院发表讲话说，完全同意从那加地区，从所有边境地区招募新兵的计划，目前全国士官团42万人，全国士官团步枪队正在扩充，以便把差不多每个大学生都包括在内。此外，还有“国防义务军”，这支军队也正在迅速地扩充，还有“人民援助军”和“国民军”之类的组织，“如果所有这些加在一起，那么这个数字就很庞大了”。印度的全部议员从11月17日开始进行步枪训练。印度国防部下令，所有在65岁以下的退休陆军军官，一律重服现役。
　　 自11月8日起，在印度国会复会期间，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及各派议员们的反华和战争叫喊甚嚣尘上，政府部长们在会上宣布了对中国作战的各种措施。联邦院和人民院分别于11月13日和14日，相继通过了印度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和“决心把中国侵略者从印度土地上赶出去”的两项反华议案。印共丹吉集团也于11月1日通过决议支持尼赫鲁政府反华，鼓吹“保卫祖国，抵御中国侵略”。
　　 尼赫鲁政府对内加紧控制，大肆镇压人民。据路透社报道，印度政府已宣布，在所谓紧急状态期间，停止执行宪法中关于“保证所有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保障言论、结社、行动和居住自由、在某些情况下保护人们不受逮捕和拘留”的条款，制定了156项条例来具体执行印度总统颁布的“保卫印度法”。这些条例使印度中央政府和联邦政府拥有“全权来对付由于紧急状态而产生的任何情况”。印度11月3日通过一项法令，授权政府机关逮捕或拘留被认为是危害印度国防、民防、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利益，破坏公共秩序、印度同外国的关系，破坏任何地区的和平及有碍军事行动的任何人。不久，印度政府就下令在全国进行大搜捕，将大批不赞成反华和不支持战争的公民关迸监狱。其中有印度共产党员、联邦院议员、邦立法议会议员，及报纸主编、乡村居民等。
　　 与此同时，尼赫鲁政府为扩大对华战争，加紧向西方国家乞求军事援助，公开倒向西方，脱下了“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外衣。
　　 10月25日，尼赫鲁在印度国大党议会党团执行委员会和外交常务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表讲话说：印度的“不结盟政策”并不妨碍它从任何国家购买武器。他公开向西方世界呼吁军事援助，并且派出以他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和妹妹潘特夫人为首的若干代表团，四处奔走，相继去美国等西方国家，乞讨军事援助。印度议员毫不掩饰地叫嚷：印度应当向西方指出，印度“正为民主制度打一场世界大战”，只要西方“给我们家伙，我们就能完成任务”。据美联社自新德里10月28日报道，尼赫鲁“现在正全力以赴地争取美国的帮助”。
　　 美国为了推行其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政策，并借机控制印度，以弥补对华战略包围的“缺口”，迫不及待地希望印度发动对华战争。尼赫鲁政府寻求军事援助，美国立即给予全面满足。10月29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写信给尼赫鲁表示“充分同情和支持”。在肯尼迪授意下，美国驻印度大使加尔布雷恩，于10月27日发表声明，把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说成是印度的“北方边界”和公认的“国际边界”。10月29日，加尔布雷恩又和尼赫鲁讨论了美国对印度防务的援助问题，并保证美国准备尽可能帮助印度。印度政府随即提交了其所需军事援助的清单，五角大楼使用了新式计算机登记物资的办法，在五天之后，即把第一批供应品装上喷气式运输机从西德起飞，运往印度 [ 注：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627页。 ] 。10月29日印度报业托拉斯报道，美国快船公司已通知其在印代理机构，保证它的货船、油船输送战略供应物资给印度，以支持印度对中国的进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0月31日宣布，美国将从本周起向印度空运步兵武器、弹药以及通讯设备等。另一位发言人11月4日说，“在如何充分满足印度防务需要方面”，美国一直同英国和加拿大政府保持着联系。国务院新闻发布官里普11月5日宣称：从11月3日以来，美国运载军火的飞机是以每隔3小时1架次的速度在加尔各答着陆的，他还承认在提供武器方面，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之间曾举行过“非正式会谈”。据西方通讯社报道，美国从本土和西德、土耳其、泰国等军事基地几路并进加紧空运，第一批飞机已于11月3日到达加尔各答，并且立即转运至接近中印边境前线的空军基地去，从泰国基地起运的武器已在10月30日运抵提斯浦尔。美国新闻处1l月7日自华盛顿发出的一条消息说，美国已经（给印度）运送了价值约500万美元的轻型武器和装备。事实上，印度和美国已在暗地里结成了军事上的联盟。到11月20日深夜，尼赫鲁私下紧急呼吁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预，要求美国派遣轰炸机15个中队直接参加战斗。根据印度的请求，美国从驻太平洋舰队派出1艘航空母舰，驶向印度洋海面，并派遣了1个美制C-130运输机中队飞抵印度 [ 注：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686页。 ] 。
　　 英国也不甘落后。据西方通讯社报道，英国“赠送”给印度的第一批军火即步枪、弹药，已经分两批于11月5日前空运到新德里。
　　 加拿大总理芬贝克11月5日宣布，加拿大将把6架皇家空军的“达科他”式运输机提供给印度，并将于6日起飞去印度。加拿大国防部发言人5日宣布，加拿大提供给印度的有：大炮、火箭炮、弹药、无线电器材及“水獭”式和“美洲驯鹿”式运输机等。
　　 尼赫鲁政府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军事援助下，决意要与中国再作军事较量。他们一面从全国调兵遣将，向中印边境急剧增派军队，一面日夜不停地向边境一线赶运武器装备和作战物资。印度总统、国防部长和内务部长，都飞抵前线视察和督导印军部署调整。至11月上旬，印军的部署调整大体就绪。11月14日、15日，新任印度国防部长恰范，先后在浦那、新德里声称：决心同中国战斗到底，直到最后获得胜利。
　　 从10月29日开始，驻中印边境西段印度境内楚舒勒、丁如泽地区的印军，向中国边防部队炮击，至11月3日止共打炮170余发。
　　 10月30日至11月5日，盘踞达旺以南的印军，以重炮向中国边防部队炮击，共发射600余发；11月5日20时许，印军飞机1架，侵入中国西藏东部纵深地区的昌都、江达一带进行侦察挑衅。11月6日12时许，盘踞瓦弄地区的印军向中国边防部队发起进攻被击退。同日，印军飞机1架窜入西藏米林县上空，沿雅鲁藏布江进行侦察活动。
　　 11月6日，中国政府向印度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指出印军炮击是准备发动新进攻的前奏，如果印方继续玩火扩大冲突，中国边防部队将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自卫还击。
　　 7日12时30分至45分，印军喷气式战斗机3架次，侵入沙马上空，盘旋侦察。7日和8日，瓦弄地区的印军连续用重炮，向中国边防部队轰击，共发射170余发。自11月14日起，瓦弄地区的印军在炮火支援下，向中国边防部队连续发动猛烈进攻，尼赫鲁重新挑起了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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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23:11
三、中国政府决定再次反击入侵印军
　　 尼赫鲁政府既拒绝中国政府三项建议，又一意孤行地继续同中国进行较量，中印关系自然不可能在短期内得以缓和，中共中央于11月14日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出了《关于中印边境冲突和中印关系问题的通知》，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通报了中印边境斗争的事态发展。通知说：10月20日，印度反动派在中印边境向我国发动了全面的武装进攻。我们一方面坚决地进行自卫反击，打退印度侵略军，一方面高举和平谈判的旗帜，提出了停止边境冲突、恢复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在外交上、宣传上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和工作，我们揭露了是印度在西藏进行颠覆活动，是印度侵入中国领土，不断发动进攻，并且拒绝谈判。通过这场斗争，进一步暴露了尼赫鲁是反动的民族主义者，撕破了尼赫鲁的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的假面具，暴露了帝国主义指使印度反动派进行反华反人民的阴谋，同时也使赫鲁晓夫集团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
　　 通知指出，印度反动派并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为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镇压国内进步力量，压榨印度人民，他们公然拒绝了我国政府关于和平解决中印边境问题的三项建议，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明目张胆地向美国、英国、法国和西德等国乞求军事援助，企图继续同我较量，使中印边境冲突长期化。目前印度反动派正在加紧进行战争动员，积极准备迫害我在印侨民，甚至可能同我国绝交，直到宣战。但是印度反动派的这种作法只能使印度内部的矛盾更加尖锐化，使印度“不结盟”的外交完全被戳穿。在世界人民首先是亚非人民中更加趋于孤立。围绕着边界冲突问题，中印两国在军事外交方面的斗争，在一段时间内必然会是相当紧张的。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纵观全局，正确地估计了中印边界斗争和中印关系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可能发展的趋势，基于既定的国策，从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出发，制定了以下的指导方针：“我们的方针仍然是力争在我国政府三项建议的基础上停止冲突、重开和谈。同时，要准备同印度反动派进行长期的斗争。如果印度方面发动新的军事进攻，我们将本着自卫的原则，给它更大的打击。我们决不主动采取恶化两国关系的步骤，并将寻求可能导向停止冲突，重开和谈的机会，如果印度反动派硬要同我国绝交，直到宣战，这也是我们意料中的事。我们将抓住这件事情，在政治上狠狠地予以揭露和打击，造成他们更加被动的局面，对印度反动派进一步迫害华侨的行动，我们除不断进行揭露外，正在作各种应变的准备。只要我们在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就一定会使印度反动派在国内外大多数人民中更加孤立”。
　　 在此以前，中央军委于10月24日，在给中国边防部队“为配合中国政府声明，停止追击，创造和谈有利条件”的指示中即指出：“如果印度再次拒绝谈判，我们即再给印度反动派以坚决的打击，迫使其坐下来谈判”。中国边防部队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在紧密配合国家政治、外交斗争，争取和平谈判的同时认真做了两手准备：力争和，准备打。把工作的立足点放在应付最坏的局面上，认真进行了再次自卫反击的准备。
　　 印度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以后，印军经过频繁调动和紧张部署，至11月中旬沿中印边境全线集结了1个军部、3个师部、14个旅，总兵力增至5万人左右。印军调整部署后的重点仍然是中印边境东线，部署了1个军部、2个师部和8个旅，28个营，约3万人左右。第四师率5个旅15个营约1.5万人重点部署在达旺河南岸至提斯浦尔之间地区。其中第六十二旅在西山口及以北地区，第一一二旅在德让宗地区，第四十八旅配置在邦迪拉地区，炮兵第四旅位申隔宗地区，第一八一旅在提斯浦尔以南地区。第二师第十一旅辖4个营（约1800-2100人）部署在瓦弄地区，第五旅辖5个营（约4500人）分布在东线中部地区，第一九二旅在卓哈特地区集结。以3个旅置于传统习惯线的附近地区。第四军军部位于提斯浦尔。
　　 在中印边境西线的印军以第七十旅、第一一四旅和第一二一旅组成喜马拉雅第三师，约1万余人。第七十旅重点部署在东提及其以西地区；第一一四旅位于楚舒勒及其以北地区；第一二一旅驻克吉尔地区；喜马拉雅第三师师部位于列城。
　　 总观印军布势，集重兵于提斯普尔与西山口之间，沿公路纵深梯次配置，达旺方向是其主要进攻方向。
　　 当尼赫鲁政府拒绝中国政府的和平建议，决意再次使用武力后，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印边境东段集中主要兵力向西山口及瓦弄方向继续实施自卫反击作战。为配合主要方向的作战行动，在东线以一部兵力向里米金、梅楚卡、都登方向实施反击，在西线反击入侵西藏阿里班公洛地区（斯潘古尔湖以西）的印军。中央军委命令西藏军区前指担负向达旺河以南之西山口、德让宗、邦迪拉方向的反击作战任务；由西藏军区负责指挥东线其他地区的反击作战任务；由新疆军区康指担负西线的反击作战任务。
　　 为准备在西藏应付印军的长期斗争，除西藏、新疆原有的边防部队外，中央军委又作了如下部署：
　　 10月17日24时，中央军委决定第五十四军第一三○师于21日由现地出发，进入西藏隆子、泽当、曲水地区集结待命，第一三四师立即准备待命入藏。同时命令空军立即抽调高炮分队进驻拉萨、当雄地区，担负防空任务。
　　 10月24日，总参谋部电令第五十五师以第一六三团进至隆子、错那一线机动（该团25日从西宁出发），师主力仍在现地待命，是否入藏视情况发展再定。同时令第六十一师先以1个团进驻第一六三团防区。
　　 尔后，根据印度在瓦弄方向不断增加兵力，中央遂于10月27日决定，将第一三○师全部转用察隅地区，在昌都军分区前指配合下攻歼瓦弄地区印军。10月28日，中央军委电令第五十四军军长丁盛组成指挥所，以丁盛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军长韦统泰，昌都军分区司令员郄晋武任副司令员，该军副政治委员钟池、昌都分工委书记苗丕一任副政治委员、韦统泰兼任参谋长，昌都军分区参谋长赵衍样任副参谋长；10月31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决定，增补第五十四军政治部主任兰亦农任丁指政治部主任，该军副参谋长霍烈坤任丁指副参谋长，丁指统一指挥第一三○师、昌都前指所辖部队以及其他加强部队在瓦弄地区的反击作战行动。并确定第三九○团进至察隅、古玉通和、打坝地区集结，第一三○师师指率两个团及直属分队在然乌、竹瓦根一带集结。
　　 10月30日，中央军委令第五十五师立即入藏，该师以第一六三团进至达旺方向，师直和1个步兵团、l个炮兵团进至错那、隆子地区集结，归西藏军区前指指挥；以1个团进至拉萨附近集结，归西藏军区指挥。同时电令第二十一军前指进到兰州，第六十一师进到西宁接替第五十五师防务。
　　 为加强达旺、瓦弄方向的火力，中央军委即调第一三○师炮兵第五四○团进至达旺，归西藏军区前指指挥；调第一三四师两个120迫击炮连和1个无坐力炮连进至察隅、沙马地区，归丁指指挥；调第五十四军高炮营第四连进至察隅，第一三五师高炮营进至吉公担负防空任务。
　　 11月12日，中央军委提出再次反击印军的作战任务及战略目的，并对中印边境斗争的发展前途作了分析。指出：要力争干脆全部地歼敌3至4个旅（达旺方向2至3个旅，瓦弄方向1个旅）。如能达此目的，不仅对印度反动派是一个更大的打击，对帝国主义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一仗打胜了，打好了，印度反动派有可能更加大叫大嚷，仍然不愿谈判，甚至采取更加极端的措施，表面上情况更加恶化，但实际上还是好事，无非是再斗一个时期，最终还是会解决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有可能迫使印度反动派接受谈判的建议，从此，使这一方向在一定时期内安定下来。如果这一仗后即出现此种情况（歼灭敌人越多，则出现此种情况的可能性越大），则对我们会是更加有利的。
　　 中央军委对作战部队提出了明确要求：务必防止轻敌思想，要准备打硬仗、打恶仗。并针对该地区的地形特点，对战役、战术和技术的运用，均作了详细的指示，指出：山地作战，各部队要联络好，协同好，以便于集中优势兵力、火力，一块一块地歼灭敌人。每一个部队，每一个团、营、连、排、班、小组、甚至个人，都要准备独立作战，都要有孤胆精神，担任迂回包围的部队，务必按计划完成任务，只要这一着做好了，就能达到速决、全歼的目的。这次反击作战，歼灭敌人越多越干脆越好，每一项战术、技术的运用和措施，后勤、道路、桥梁的保障，要计划好、组织好，要反复检查、反复落实，这是保证胜利的必要条件。
　　 中央军委对西线作战指示：在中印边境西线同时歼灭入侵班公洛地区印军的8、9、16号据点。拔点时，对印军设在境外的炮兵和据点，印军不打，我不打，印军打我时，我坚决还击，以短促猛烈突然火力还击；印军8、9、16号据点经营时间较长，工事比较坚固，距楚舒勒较近，印军火力、兵力支援容易，故必须从打一场硬仗和恶仗的要求出发，要准备几手，一定要把准备工作作好，切勿仓促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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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战准备
　　 为了贯彻中央军委“打狠、打痛”入侵印军，给印度扩张侵略者以应有的打击与惩罚，参战部队在军委各总部以及西藏、新疆、成都、兰州军区的直接领导下，在总后勤部驻渝办事处和青藏办事处的大力支持下，协力同心保证部队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按时集结，调整组织、补充装备转入临战动员与训练，保障部队如期开进，运补作战物资，抢修急造军路。作战部队进入战区后，立即组织战场勘察，开展敌情、社情的侦察与研究，拟制作战方案等等，进行了一系列紧张、细致的战前准备工作。


（一）深入进行政治思想动员，做好进入“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政策教育
　　 已集结在东线战区的第十一师、藏字四一九部队、山南军分区和昌都军分区的部队，及西线的一线部队，均在上阶段反击作战战评、总结的基础上，继续进行中印边境斗争形势的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揭露印度尼赫鲁政府扩张主义野心和拒绝和平谈判，并妄图在国际反动势力的支持下卷土重来的行径，使干部战士加深了对再次反击作战的正义性和必要性的认识，激发了全体人员的爱国热忱和祖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的责任感。表示在再次反击作战中一定要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精神，要准备“打大仗、打硬仗、打恶仗”，要继续发扬“孤胆作战、独立作战、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为祖国争光，为人民立功”。
　　 第一三○师受命入藏前，担任生产任务，分散在四川省6个县的14个生产点上，部队在40多个小时内完成收拢集结，经7天准备即昼夜兼程奔赴前线。第五十五师接到命令时，部队正在秋收，次日，先头部队便起程赴藏，有的分队集结后仅两小时便登车出发了。两个师受命紧迫，行动紧急，基本上是“放下锄头就上车，下车便战斗”，各种准备工作更显得异常紧张和艰巨。他们以边开进、边动员、边组织、边准备的形式进行战前准备工作。
　　 这次反击作战的战役地幅，大多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和中印传统习惯线以北地区。这些地区聚居着藏族、门巴和珞巴族等。除紧靠“麦克马洪线”南侧的部分群众对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稍有一些了解外，大部分群众对新中国很少了解。由于印度入侵上述地区长达10余年，加上外逃的西藏叛乱分子的欺骗宣传，社会情况比较复杂。如何与新区的群众见好面，扩大政治影响，将是一个复杂艰巨的问题。对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很重视，曾明确指示：对“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维持现状，原封不动”。西藏军区前指政治部于10月22日发出了《我军进入麦克马洪线以南作战中的若干政策规定》，要求参战部队：一、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二、部队不准在市场上购买东西，如必须购买少量的必需品时，须经师以上政治机关批准，使用银元。三、注意保护工商业。四、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由。五、做好群众工作，安定人心。六、不住寺庙，保护寺庙文物古迹。七、注意向群众揭露印度的反华阴谋和印军的侵略罪行，宣传我国一贯主张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立场和“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
　　 总政治部10月24日批准了上述规定，并强调了以下注意事项：
　　 “一、大力开展宣传工作，对当地群众充分说明：‘麦克马洪线’以南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历来是中国的领土，‘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印度反动派是侵略者，是这次边境冲突的进攻者，是他们关闭了谈判的大门，我们忍无可忍，除了自卫反击外，别无选择。中印边境的冲突，应由印度反动派负完全的责任，如果印度军队卷土重来，再度发动进攻，我边防部队没有必要再受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约束。各参战部队应该组织专人收听北京广播的有关社论和消息，作为宣传的依据。
　　 二、到达‘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后，除消灭武装抵抗的印军和收缴印军武器装备军用物资外，对当地的社会制度、社会秩序（包括政府机构和民间武器在内）一律维持现状，原封不动。
　　 三、在部队连续作战和供应困难时，尤应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切实尊重当地群众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严禁使用人民币。
　　 四、为了今后长期同印度反动派作斗争，团以上政治机关应当组织专人进行社会调查工作。了解当地各阶层的政治动向，对中国、对印度的态度，当地的社会组织状况和印度反动派的统治方法等。通过调查，收集有关的历史资料，并尽可能选择一些进步分子，和他们建立友谊关系。
　　 五、提高警惕，加强思想工作，严格行政管理，防止当地坏思想的侵袭和坏分子的勾引破坏，切实做好巩固部队工作，杜绝投敌和外逃等政治事故”。
　　 各参战部队对上述政策和规定均认真地进行学习和讨论。此后，中共西藏工委又发出了《随军工作队工作提纲》，大多数师、团和部分营组织了随军工作队。中共西藏工委和山南、林芝分工委、昌都桑昂曲县派出地方干部140余名，随军行动，以开展新区群众工作。连队普遍健全了群众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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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临战准备工作
　　 担负中印边境东、西线作战任务的各级指挥所进入预定作战地区后，立即组织现地勘察，熟悉战区敌情地形，研究部队所担负的作战任务，召开作战会议，研究作战方案及各种勤务保障措施，指导所属部队进行有针对性的战前训练，认真研究落实中央军委、各总部有关作战的各项具体指示和要求，制定保证完成战斗任务的各种措施。


（三）后勤保障工作
　　 自卫反击作战，险恶的自然环境给战役的组织实施带来极大的困难。要战胜印军，首先要战胜自然障碍。战胜自然障碍最根本的是靠部队的坚强战斗意志和顽强的毅力，同时也要求做好战时的后勤保障工作。此次作战，战役的规模由小到大，情况变化快，时间紧迫，在东线参战部队迅速增至4个师，由1个反击方向增至4个反击方向，战役纵深增大至200公里左右，而所有参战部队的粮弹及一切作战物资均赖深远后方补给。运输线长，道路少，路况极差，运力严重不足。为了保证战役的胜利进行，战前，东线后勤部门以物资供应和运输补给为中心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10月27日，总后勤部向参战部队转来刘伯承元帅《关于反击作战后方布局的指示》，刘帅指出：“反击印军作战，后方布局是一个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对这次作战有特殊意义”。“这次战役的结局，取决于后方补给的程度，要从全局出发，长远打算，通盘计划。我看主要有两点：一是交通和运输力；二是安排好后方基地和补给站”。同时要求“补给基地（站）的设置要从战略、战役、战术范围精确计划安排好，要有个长远打算，既要选择机动位置，又要隐蔽，防止敌人破坏”。东线西线参战部队认真贯彻执行了这些指示精神。
　　 反击作战所需的装备和作战物资，除由总后勤部负责统一运筹调补外，西藏、新疆、成都和兰州军区后勤部均以很大的努力进行组织准备。
　　 在东线，西藏军区前指以陈明义、赵文进副司令员分别负责整个东线战场及达旺方向的后方指挥，并抽调干部540人，建立了各级后方组织，先后组建了西藏军区前指、丁指及藏字四一九部队的后勤部；建立兵站、转运站、补给站47个。还从西藏军垦农场组织老兵连7个（已转业），并抽调建制连两个，共1374人，建立了各级后方勤务保障分队。
　　 10月23日，西藏军区和西藏交通战线抽调干部组建了修路指挥部，调集铁道兵第二十四团（两个营）、工程兵和步兵，共7个营及3个民工大队，以16天时间抢通错那至达旺73.8公里的公路；以昌都军分区抢修指挥部两个老兵连、民工一部，抢修然乌至扎拉的急造军路；30日，总参谋部电令第一三四师工兵营，赶赴察隅修筑雄纠到察隅的道路，以及骡马便道，并以相当大的兵力投入道路维护，保障车辆通行；同时还调动了6个医院，共925名医务人员，扩大收容2500人的床位，其中由昌都地区人民医院及西藏自治区筹委工交医院组建两个战俘医院，组成了医疗队6个（65人）、医疗组7个（40人），加强战地卫勤保障；抽调干部175人、战士383人、民工1641人，组成打扫战场勤务分队4个；组织汽车、人力、畜力运输，前运各种作战物资1.1万余吨。
　　 新疆军区，战前在西线边境地区初步建立了后勤保障体系，储备了作战物资万余吨，反击作战时，又抽调人员组建了康指后勤部、叶城基地和各营后勤部门，组建医院、救护站各1所，加强团营救护组织，建立兵站6个，补给站3处等，参加道路保障的人员达1200余人。除担负道路养护任务外，还抢修简易公路479公里，乡村便道25公里、桥梁6座。所有这些准备工作，对保障作战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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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反击作战
　　 西山口--邦迪拉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南侧，是典型的高山峡谷密林地区。地势走向西北高、东南低。错山口，佳山口，西山口及其一线的分水岭形成两个斜面，达旺河南岸东新桥至说一段，河岸多断崖，不能攀登，西山口以西，虽间有断崖，但多数山岭人可通行。地势起伏大，坡度陡，森林密布，灌木丛生，道路有限，西山口至邦迪拉间仅有公路1条，兵力机动和展开均受限制，只有5条小路可供部队迂回穿插。山上严寒有冰雪，谷地气候温和，昼夜温差大。战区散居门巴族，有地方流行病害，对部队行动尚无大碍。
　　 克节朗地区作战之后，入侵印军败退达旺河以南，集结重兵于西山口、邦迪拉一线。西山口海拔4300米左右，与东新桥一带的比高约在2300余米左右。骤然拔起，地势险峻，退可凭险扼守，进可得居高临下之利，被印军视为理想的天然屏障。


一、印军的部署和企图
　　 盘踞西山口、德让宗、邦迪拉地区之印军，为第四师战术司令部指挥的第六十二、第四十八、第六十五旅，及炮第四旅，共约1.2万余人，沿公路两侧成线式纵深梯次配置，其重点在西山口。第六十二旅率5个步兵营和第五野炮团（欠1个连）、第六野炮团之1个连及其他特、勤分队一部，约3300余人，部署在西山口、申隔宗地区。第六十五旅率两个步兵营及特、勤分队一部约1500余人，部署在略马东、德让宗地区。第四十八旅率3个步兵营、第六野炮团之1个连、阿萨姆步兵部队第五营一部，约2200余人，在邦迪拉、拉洪、登班及波辛山口地区布防。第四师战术司令部、炮兵第四旅旅部及其直属分队，约1000余人，位于新德让及其附近地区。第六十七旅在富特山及米萨马里地区，为第四军之机动兵力。印军企图阻止中国边防部队继续南进，并伺机向达旺、克节朗地区反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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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藏军区前诣的决心及部署
　　 克节朗反击作战后，西藏军区前指所属部队集结在达旺河以北地区：藏字四一九部队位达旺及邦顶以西地区，第十一师及郭指部队位劳及次母以东地区，第五十五师于11月6日至16日，先后进入达旺及其以北地区，炮兵部队位次母及东新桥以北地区。
　　 10月29日，西藏军区前指根据中央军委对此次作战的指示精神，上报了《西山口、德让宗、邦迪拉反击作战方案》，其要点是：采取浅近纵深迂回包围的战法，在德让宗与申隔宗之间实施切断，首先集中优势兵力吃掉西山口、申隔宗印军5个营，然后围攻德让宗印军；得手后，再向邦迪拉方向发展，攻占邦迪拉。10月30日总参谋部批准了此作战方案。
　　 11月1日，西藏军区前指由麻麻转移至达旺以北之邦岗共（达旺以北约5公里）。随即由赵文进副司令员、石伴樵副参谋长率第十一师、藏字四一九部队及炮群的主要指挥员，实施现地勘察，进一步熟悉敌情、地形情况。西藏军区前指在对战场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和大量准备工作之后，于6日和7日上午，在邦岗共，由张国华司令员主持召开了作战会议。会议根据获取的新情况，对10月29日的方案作了修改，又研究制订了西山口、德让宗、邦迪拉方向的作战方案和各种保障措施，确定了打法，统一了作战思想。11月8日2时，西藏军区前指将重新研究的作战方案，以及此方案与29日方案的利弊权衡意见，一并上报总参谋部。
　　 新方案的要点是：采取大纵深迂回包围的战法，以2-3个团插至邦迪拉、德让宗之间，切断印军退路，集中4个步兵团、3个炮兵团先吃掉印军7个营，再打可能增援的两个旅，甚至更多一点的印军。首先将西山口、申隔宗和德让宗地区印军分割成两块，同时歼灭上述地区的印军并占领之，得手后，再向邦迪拉方向发展，攻占邦迪拉。
　　 张国华向总参谋部的报告中说：执行这一新的方案有四个方面的好处，即：第一，可更多地歼灭入侵印军，把印军打得更狠更痛。第二，经进一步勘察战区地形，便于部队展开。第三，德让宗为其指挥中心，是其要害，攻歼德让宗之印军，使其失去指挥，陷于瘫痪状态，便于各个击破，既可动摇西山口之印军，易为我歼灭，又可造成我连续向邦迪拉方向扩张战果的有利态势。第四，以3个团插至德让宗，即使不能迅速歼灭德让宗之入侵印军，也可牵制印军，防其南逃，阻其北援，更有力地配合西山口的战斗；西山口战斗的速决，又可迅速腾出兵力投入歼灭德让宗印军的战斗。但张国华在报告中同时认为，执行新方案也存在着四个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正是总参谋部不放心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1、迂回道路较远，补给困难，但部队可带7天的干粮，并可组织民工、牲畜跟运3天的干粮。同时在鲁克塘设立转运站，组织后续运输，部队供应能基本得到保证。2、前进和迂回道路，根据侦察，基本可以展开。3、吃掉印军7个营再打可能增援的两个旅。我参战兵力1.8万余人，在战役上虽是1.5:1，但以1个团插至德让宗东侧抗击1-2个旅的增援印军，是有把握的，以两个团攻歼德让宗印军两个营，以4个步兵团和3个炮兵团攻歼西山口、申隔宗印军5个营，兵力都为3:1，仍优于印军。由于地形所限迂回部队火力较弱，但打下西山口后，可沿公路迅速将炮兵向德让宗方向前推，以弥补之。4、我右翼主力进攻迂回道路靠近不丹王国国境线，已令部队不得越过不丹国境线东侧、北侧3公里线，保证不出问题。同时该方向补给线较短，地形便于隐蔽机动，又系印军防御弱点，好处较多。如执行29日方案虽兵力更加集中，对印军更占绝对优势，公路较近，便于补给；但受地形限制，兵力不便展开。同时，先打西山口、申隔宗之敌，德让宗之印军可能逃跑，或者当我军向德让宗进攻时，因无迂回道路而正面平推，易打成击溃战，故倾向按新方案打。
　　 对上述意见，中央军委表示基本同意。西藏军区前指决心：集中藏字四一九部队、第十一师（第三十二、第三十三团）、第五十五师、山南军分区郭指4个连，炮兵第三○八、第三○六、第五四○团、工兵第一三六团5个连，及其他勤务分队，共约2.2万人，继续实施反击，采取大纵深迂回包围，多路穿插分割的战法将印军歼灭之。其具体部署是：第一步作战，以藏字四一九部队指挥机关为主，与第五十五师师部组成联合指挥所（简称联指），统一指挥第一五四、第一五五、第一五七、第一六三、第一六五团、山南分区郭指部队4个连、炮兵第三○六、第三○八、第五四○团，及工兵第一三六团5个连，攻歼西山口、申隔宗、略马东地区之印军。以藏字四一九部队主力由印军左侧后实施主要突击，当该地区之印军基本歼灭后，以1至2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迅速向德让宗方向发展进攻，配合第十一师歼灭德让宗地区之印军。以第十一师率第三十二、第三十三团沿听布、鲁克塘、波辛山口、登班之线迂回插至德让宗、邦迪拉之间地区。以1个团形成对外正面，阻击可能由邦迪拉方向来援之印军；以一部兵力从后方对德让宗之印军积极攻击，牵制其不能北援，截断由德让宗通往打陇宗的道路，阻击印军南逃，并相机攻歼之。第二步向邦迪拉方向发展进攻，协同联指部队歼灭该方向之印军。第一六四团为预备队，位邦顶北侧。
　　 以副参谋长石伴樵等人，在次母开设炮兵指挥所，统一指挥炮兵配合步兵作战。炮兵第三○八、第三○六、第五四○团，分别位于母、劳及东新桥地区占领发射阵地，支援步兵作战。
　　 第五十五师高炮营，在达旺占领发射阵地，组织对空防御，掩护炮兵阵地及前指安全。
　　 作战总攻击时间，定于11月18日8时30分。
　　 11月15日，总参谋部转来刘伯承元帅对下一步的作战指示。刘帅指出：这次仗非打胜不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越多越好。下一步的部署打法是对的。目前敌人的配置是铜头、锡尾、背紧、腹松。从西山口、申隔宗地区敌人的防御态势来看，其右翼是敌人的背脊骨，左翼是敌人的肚子。我们攻击部队以主力从莫多、邦嘎江寺向西山口、申隔宗插下去，从敌人的肚子上开刀，要比砍脊骨容易些。我担心的是协同动作问题，这个问题搞得好坏，对这次作战会有极大的影响。并明确指出，有三点要注意：一是道路，二是要确保各个部队在统一计划的时间内行动，三是各方向上的部队，要有独立作战的能力。这几点搞好了，分进合击、打歼灭战就有了把握了。刘帅还对炮兵使用及防空等问题一一作了具体指示。西藏军区前指将上述指示及时传达给参战部队，并力求在战役实施中把它变成指战员的具体行动。
　　 各参战部队受领任务后，迅速召开会议传达部署，进行政治动员，迅速掀起临战前的练兵热潮。
　　 为了确保战役能按时发起，前指组织机关进行了一系列的紧张工作，主要有：
　　 1、对西山口方向之印军组织空中侦察，地面观察，派得力干部率精干分队渗入敌纵深隐蔽侦察，比较准确地掌握了印军的情况。
　　 2、派出军事科研人员，深入克节朗战地实地勘察印军工事构筑、战场设置、印军作战特点，及时总结了克节朗地区作战的10条经验与打地堡群的办法，通报部队，指导战前训练。
　　 3、周密组织后续部队开进和运输补给。首先将公路迅速修至达旺与印军原有公路接通。为了争取时间，尽快通车，按照先初通后改善的原则组织施工。当急造军路修至达旺后，全是单行道，路况极坏，陷车阻车严重，陈明义、赵文进两位副司令员带着参谋人员现场指挥，调用工兵14个连队、民工130余人，担负道路维护，保障车辆通行。临战前3天，采取果断措施，一切车辆为炮车和炮弹运输车让路。保证炮兵按时进入阵地。后勤指挥所于一星副部长、洪流政委，督促检查各补给基地（站）的粮弹转运情况。
　　 4、战役发起前，突击抢架达旺河上的东新桥。前指经过精心计划，于11月16日令第一六五团第一营渡过达旺河，抢占有利地形，掩护工兵突击抢修架桥，以1天多的时间架好了东新桥，保障了按时发起第二阶段作战。
　　 5、11月16日16时，石伴樵副参谋长在东新桥北召开步炮协同会议，统一部署了步炮协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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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路向心逼进，达成合围


（一）部队开进
　　 各参战部队，按照西藏军区前指预定的作战计划到达待机位置后，进行紧张的临战准备工作，并于11月10至15日，先后向作战集结地区开进。
　　 担任大纵深、远距离作战迂回任务的第十一师部队，在师长余致泉、副政委秦明、副师长王晓一的率领下，于10日黄昏开始，从劳、次母地区出发，绕道经听布等地，按预定路线南进。该师炮兵营（辖两个107迫击炮连、1个92步兵炮连、1个步兵连）于13日从棒山口出发，沿师行进路线跟进。
　　 郭指部队于12日20时由劳村出发，经鲁克塘向略马东方向前进，于17日16时抵达熊酒干娘地区。
　　 第一五七团于14日19时30分由色如、下新、各芒出发，于15日19时进至莫多东南山沟，16日10时进至邦嘎江寺西侧5公里处，当夜继续前进，17日拂晓进抵申隔宗西约8公里处。
　　 第一五四团于15日黄昏由江嘎、地里出发，17日晨进至协里藏布湖西侧。
　　 第一五五团随联指机关行动，于15日21时由邦顶及其西侧出发，尾第一五四团渡过达旺河，17日拂晓进至协里藏布湖西侧；其第三营于14日黄昏，尾第一五七团开进，16日12时进至邦嘎江寺西侧，17日12时进至申隔宗西约10公里处。
　　 第五十五师在师长王玉昆等指挥下，第一六三团于14日由听布出发，向佳山口方向前进。15日18时该团第一营到达宗隆拉，发现略克图拉有印军，于16日3时25分，该营第三连与其打响，第一连迅速从第三连左翼投入战斗，歼灭当面之印军128人，夺取了略克图拉山垭口，扫清了佳山口外围之印军。该团决定，于17日晚攻歼佳山口之印军，18日按计划向西山口之印军发起总攻。17日16时，军区前指电令该团于“17日黄昏扫清西山口外围之印军”。因时近黄昏，该团一面请示前指，一面按团计划准备战斗。
　　 第一六五团主力于16日18时由东新桥、真卡桥附近过河，进至江让南侧一线，17日8时30分派小分队去江让南侧约5公里处侦察，突遭印军警戒分队火力猛烈射击。进一步查明情况后，该团在江让附近调整了部署，做好进攻准备。
　　 17日前，联指所属部队均已进到指定位置，其中郭指部队、第一六三、第一六五团先后与印军警戒、侦察分队接触；第一五七团17日通过申隔宗西侧大山时，其队尾被印军察觉，遭到炮击，该团因走错路，至17日夜仍被阻于略马东西南之大山上；第一五五团第三营亦因走错路，被阻于申隔宗以西约10公里处的大山上；炮兵部队因道路泥泞陷车，至17日夜只有两个团又1个120迫击炮营进入阵地。在部队开进期间，有4路部队与印军打响，1路为印军发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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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飞兵截尾，达成合围
　　 担任大迂回的第十一师经5天7夜隐蔽穿插开进，于11月15日14时30分，其前卫第三十三团先头分队进至泽拉东侧，与企图北上泽拉设防之印军阿萨姆步兵第五营1个排遭遇，将印军击溃后迅速前进。该团之侦察排和第4连（尖兵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于19时30分攻占了波辛山口，歼灭印军阿萨姆步兵第三营1个排和近卫联队第五营第二连1个排各一部。该团于22时，进抵卡拉以北4公里处，据守卡拉据点之印军第四十八旅近卫联队第五营1个排望风而逃。16日10时15分该团第二营（前卫营）到达东日则，与卡拉逃跑印军和由拉干北上之印军近卫联队第五营第二连一部，共80余人遭遇，激战20分钟，歼其一部，其余印军逃入森林。11时15分，该营进至拉干又与近卫联队第五营第二连1个排接触，将其击溃，歼其一部后，继续向旁马疾进。
　　 第十一师前指及第三十二团于16日17时30分至22时抵达东日则后，立即进行现地勘察，作夺取登班、抢占拉洪桥、切断公路的部署。留第三十二团第三营在东日则西南担任警戒，保障师侧后安全。其余部队于21时30分，尾随第三十三团前进。
　　 第十一师部队于11月17日6时至14时，全部到达旁马以北地区集结。师指组织各团指挥员在旁马东南高地现地勘察，进一步明确任务：以第三十三团截断德让宗至邦迪拉的公路，形成对外正面，阻击北援之印军；第三十二团以两个营攻击德让宗之印军，牵制其不能北援，并截断通往打陇宗的道路，阻印军南逃，奏效后即向邦迪拉方向发展进攻；为配合第三十二团主力攻歼德让宗之印军的行动，以该团第七连自东日则南出发，经普东向桑提前进。尔后向新德让攻击前进，以1个营（欠1个连）为师预备队。
　　 各部受领任务后，立即行动。16时30分，余致泉师长随前卫第三十三团向登班疾进；17时10分，附属第三十三团的第三十一团第二营第五连，于登班以北1公里处，与在该地设防之印军第四十八旅近卫联队第五营主力派出的侦察警戒分队遭遇，第五连将其击溃。该营乘胜向印军主阵地攻击，17时40分，第三十三团令其第五连会同第三十一团第四、第六连围歼登班之印军，以其第二营第六连直插印军纵深，夺取拉洪桥。登班印军凭借工事和有利地形疯狂地扫射，严重威胁着冲击部队。在这关键时刻，火箭筒班班长钟银富挺身而出，冒着印军密集的火力，连续几个滚进，跃进到距印军70米处，连续发射4发火箭弹，摧毁印军两个火力点，毙印军3人，及时为攻击部队扫清了障碍。部队在前进中又遭左前方印军机枪射击，钟银富迅速匍匐前进至距印军50米处，突然起身，快速发射火箭弹，击毁了印军机枪，毙印军2人，为赢得战斗胜利作出了贡献，战后钟银富荣立了一等功。17时50分，登班印军即溃逃于密林之中，18时该连占领登班。此战毙印军52人，俘印军2人。
　　 第三十三团第二营第六连冲破退却印军的节节抵抗，穿越印军炮火封锁拦阻地段，于19时顺利夺占拉洪桥。21时第六连以1个排的兵力进占拉洪桥西2公里处公路两侧，切断了印军由提斯浦尔至达旺的公路，割裂了德让宗与邦迪拉之间的联系。23时，营主力进占拉洪桥东南5公里路旁印军汽车修配厂，构成对外正面。18日4时30分，第三十三团全部到达指定位置。
　　 至此，担任战役迂回的第十一师部队，历经7天5夜连续行军作战，披荆斩棘，忍饥受寒，翻越4000-5000米高的大山5座，跨峻岭、涉冰河，克服重重困难，行程250余公里，深入敌后180余公里，击破印军节节抗击，以坚定的意志，顽强的毅力提前50分钟完成迂回和断尾任务，达成合围，为实施作战企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整个战役开进期间，虽有4路部队先后与印军打响，1路为印军所察觉，但印军并未判明中国边防部队的作战意图和主攻方向。直到17日夜第十一师在登班击溃印军1个营的防御，切断德让宗、邦迪拉之间的公路时，印军才意识到中国边防部队已经多路逼近，自己处于不利地位。此时入侵印军第四师的防御决心已经动摇。虽于18日2时决定撤逃。但为时已晚。中国边防部队已对印军形成合围，印军已难逃被歼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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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打头击背、斩腰剖腹，发起总攻击


（一）攻歼西山口、申隔宗之印军
　　 担任打头、击背、斩腰、剖腹任务的部队，在藏字四一九部队司令员柴洪泉、政治委员阴法唐，第五十五师政治委员徐兆基等统一指挥下，协力攻歼西山口、申隔宗、略马东地区之印军。
　　 具体部署是，以藏字四一九部队主力向印军左侧后实施主要突击。其任务区分为：以第一五四团由印军左翼之邦嘎江寺向西山口方向实施突击，与第一六五团协力歼灭西山口及其南侧地区之印军，尔后向申隔宗、邦迪拉方向机动；以第一六三团自佳山口直插西山口，与第一五四团东西对进，首先将印军割裂为南北两块，然后协力攻歼西山口及其南北地区之印军；以第一六五团由东新桥渡过达旺河，沿公路及其两侧（主力在右）攻击前进，协同第一五四、第一六三团攻歼西山口及其以北地区之印军；以山南军分区郭指部队，迂回略马东地区，切断达旺--德让宗公路，拦腰斩断印军部署，阻击由德让宗方向北援及由西山口南逃之印军，尔后相机配合由达旺经邦嘎江寺迂回略马东地区之第一五七团，攻歼盘踞在略马东或米龙岗地区之印军；以第一五七团，经莫多东南山沟，沿中（国）不（丹）边界东侧迂回至申隔宗，断印军西逃不丹王国之路，消灭申隔宗、略马东、米龙岗之间的印军；以第一五五团第三营，随第一五七团前进，准备进击申隔宗之印军，团主力随藏字四一九部队机关前进，准备随时堵截南逃之印军。在攻歼西山口、申隔宗、略马东地区之印军得手后，再以1-2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迅速向德让宗方向进击，在第十一师协同下攻歼德让地区之印军，尔后攻占邦迪拉。
　　 11月18日8时30分，部队按计划发起攻击。在炮兵对西山口之印军实施火力袭击后，步兵发起了反击。18日9时12分，担任正面攻击任务的第一六五团突破了印军前沿阵地。印军在中国边防部队猛烈的炮火袭击和勇猛冲击之下，已丧失斗志，主力开始向南逃跑。此时第一六五团团指即令第一、第二营勇猛追击，同时调近了二梯队。该团在炮兵第三○六团120迫击炮营和炮兵第三○八团1个连的随伴火炮支援下，以尾追、平行追击或截击的方式，边追边打，连续攻克江让南侧无名高地、努如郎、3号桥，并向纵深发展。
　　 第一六三团，17日黄昏接近佳山口，18日3时发现佳山口之印军正向西山口方向逃跑，即行追击，18日晨，该团第三营第九连在营属机枪连配合下，攻击西山口东北无名高地，击退印军3次反扑，歼灭了负隅顽抗之印军，夺取了印军3个炮兵阵地，抢占了西山口。盘踞西山口附近的印军，一部顽抗，另一部向南逃跑。第一六三团团指即令第一营和第三营第八连向南追击，以第三营主力和第二营2个连，在第一六五团配合下攻歼西山口附近之印军。印军在阵地前敷设地雷较多，为了胜利，战士们不怕牺牲，主动承担排雷任务。第一六五团工兵班长何来发，用手排雷达430多个。第二连班长郭荣禄等人为了抢救伤员、背下烈士，边学边排雷51个，救下伤员10人，抢下烈士19人。战斗中第一六三团第一连第二排担任尖刀排，斗志高昂，连续战斗，击毙印军51人，俘4人，战绩显著。
　　 第一五四团，18日7时30分对邦嘎江寺东侧之印军发起攻击，8时57分攻占了邦嘎江寺东、西山梁后继续向东发展。9时12分，发现印军正在烧毁物资，团长周仲山判断印军可能全线溃逃，当机立断，改变原向西山口方向实施主要突击的行动方案，决定除以第一营2个连按原计划经西山口南下外，团主力向申隔宗与略马东方向疾进。在前进中该团第一营（欠2个连）和第二营因走错路，受阻于悬崖绝壁之上。
　　 第一五五团主力在总攻开始后，即向申隔宗方向疾进，准备在申隔宗加入战斗，亦因走错路，被阻滞于悬崖峭壁之间。
　　 18日12时20分，当第一六五团追至西山口北侧一号桥地区时，印军企图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据险顽抗。据此，该团立即组织炮火掩护，第五连向西北、第二连迂回印军侧后，第一营直插西山口东南侧猛攻印军，截断其向申隔宗的退路，经约30分钟激战，全歼负隅顽抗之印军。在战斗中第一营前赴后继，越打越勇，突入敌阵，以白刃格斗歼灭印军，有的战士被刺刀穿透胸背还坚持与印军搏斗。第五连主动要求任务，动作迅速勇猛，连续穿过印军两个炮兵营、1个步兵营的阵地，积极追歼印军，摧毁了前进途中的地堡，保障了后续部队的顺利发展。第三连班长胡其名，在战斗中手、腿、脸被炸伤了，不能走路、不能讲话，战友劝他下去，他在地上写了“我不下去！”，仍坚持继续战斗。
　　 第一六三团第九连在攻占无名高地战斗中，第四班副班长庞国兴，在追击中因夜暗与连主力失去联系，途中先后与第六班战士王世军、冉福林、第八班副班长周文轩相遇，4人组成了临时战斗小组，选庞国兴为组长。大家议定，以西山口东北垭口为方位物，继续向印军纵深追击，如遇少数印军，就歼灭它，如遇多数印军，就进入密林打游击。他们敢于独立作战，深入印军纵深7.5公里，勇敢机智地连续夺取印军两个炮兵阵地，歼灭印军7人，缴获87.6加榴炮7门。庞国兴小组深入敌后孤胆作战，为主力向印军纵深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战后，庞国兴荣立一等功，国防部授予他机动灵活、孤胆作战战斗英雄称号，王世军、冉福林、周文轩3人荣立二等功，并在部队中开展了“学习庞国兴”的活动。
　　 18日15时，第一六五团与第一六三团部队会合，第一六五团派出分队协同第一六三团第三营，歼灭了西山口北侧之印军，战斗于18时基本结束。第一六三团向南追击的部队，于17时进至略马东，奉命停止前进。
　　 在西山口战斗的攻击阶段，第五十五师歼灭印军500余人，缴获各种炮50余门，各种枪400余支（挺）。
　　 联指机关，在转移途中被阻于悬崖密林之中，因受地形限制，电台无法开设联络，自18日14时30分起至19日12时止与上、下均失掉联系。在此情况下，西藏军区前指对其所属各部队实施越级指挥，直接指挥各团的战斗行动，保证了指挥的不间断。
　　 战前，对印占区纵深主要山间小路的情况，不可能逐一查明，战斗中，部队夜间开进易迷失方向，以致在战役发展的关键时刻，一部分部队受阻于绝壁悬崖之上。尽管前进无路，指战员们仍在悬崖、峭壁之间攀藤附葛或搭人梯而上，或滑滚而下。终于战胜天险阻隔，向南追击逃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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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略马东阻击战
　　 略马东位于申隔宗和米龙岗之间的一个山腰的小台地上，周围都是松杉林和丛林。该地是西山口、申隔宗之印军与其后方交通联络的咽喉。战前仅知略马东、米龙岗地区有印军约1个营，其具体配置不明。
　　 山南军分区郭指部队，奉命由达旺经鲁克塘迂回略马东地区，首先切断达旺--邦迪拉公路，阻击由德让方向北援或由西山口方向南逃之印军，尔后，相机配合由达旺经邦岗江寺迂回略马东地区的第一五七团，攻歼盘踞在略马东或米龙岗之印军。
　　 18日7时15分，山南分区郭志显副司令员率4个连经过4昼夜的艰苦行军，克服了各种困难，行程130余公里，按时到达略马东以东附近地区。为了阻击印军北援南逃，决定首先将略马东以东大山梁控制起来，利用其有利地形，把公路和附近的小路切断，尔后再相机协助友邻部队歼灭米龙岗之印军。其兵力部署：以第三连配属重机枪1挺，在大山梁南端的公路两侧及最南面的山腿占领阵地，切断公路，阻印军沿公路北援或南逃；以第一连在第三连右翼大山梁的中间山腿占领阵地，居高临下瞰制公路；以第二连第一排，在最北面山腿占领阵地，切断自略马东至来龙岗的小道，并加大对公路的瞰制正面，阻击印军南逃，该连另两个排为预备队；炮兵连在第一连后面占领发射阵地，支援步兵分队战斗；指挥所位第一连左后方，并组织了向东南方向警戒。各连根据布置迅速构筑工事，准备战斗。
　　 自西山口、申隔宗地区南逃印军约1000余名，抵略马东南侧为郭指部队所阻。18日10时，第三连先头班刚刚进到大山梁南面的山腿时，便发现公路上有印军小汽车8辆向南疾驰，郭指即令该连向公路猛插，但因绕行断崖未来得及下到公路印军已通过。据此情况判断，西山口之印军遭围攻已开始南逃，遂令各连很快进入阵地，准备阻击。10时20分，印军汽车队（数十辆）自西山口驶来，第三连突然开火，将印军先头3辆汽车击毁，堵塞了道路。各分队利用有利地形积极阻击。至13时，印军炮兵车队亦自西山口开来。为了打破印军继续沿公路南逃的计划，郭指决定先发制人，当即以第三连第二排在重机枪和迫击炮火力掩护下，沿公路实施阵前出击。该排猛打猛冲前进400余米，打乱了印军的先头部队，并将地尖河下游的小木桥破坏，使印军逃脱更加困难。13时30分，印军步兵共约1000余人陆续撤到了中国边防部队阵地前。当该印军从第一连阵地前向第三连方向运动时，第一连第二排主动出击，进至距公路40米左右，以手榴弹、冲锋枪和步、机枪火力猛打，击毁印军汽车数辆，歼其一部。
　　 印军遭受打击后，集中400余人于18日15时20分，以密集队形向第二连第二排阵地冲击，企图沿略马东、米龙岗小道夺路而逃。该排待印军进到距阵地三四十米时，又毙伤印军40余人。印军丢下尸体狼狈后撤。17时20分，印军约300余人分两路，向第二连第二排和第一连第三排阵地冲来，又被击退。19时10分，印军以200余人在正面佯动，以主力（约三四百人）隐蔽迂回第二连第一排右翼，企图从侧后对该排实施突然冲击。该排便隐蔽地将兵力、火器转移到印军翼侧，待其靠近后，以各种火器突然开火，再次给印军以重大杀伤，印军伤亡惨重退了下去。黄昏后，印军乘夜暗摸到第一、第三连接合部附近，被发现时，印军距阵地仅数米远了，于是，全体指战员与印军展开白刃格斗，将印军打退，打破了印军乘夜暗突围的企图。入夜，郭指又调整了部署，卡死了各个可能通行的路口、山口和地段，防止印军乘夜暗逃窜。18日夜，印军虽曾3次试图沿公路从第三连第一排阵地突围逃窜，但均被击退。
　　 担任迂回的第一五七团和第一五五团第三营，克服自然障碍后继续前进，第一五七团第五连于18日18时，进至略马东附近日旺曲（坦马渡河）南岸。此时被正面击溃之印军一股正向西南方向逃窜，企图经恶卡山口逃往不丹，东南山坡上亦有印军70余人仓皇逃命。该团当即以炮火拦阻。并以第五连1个排及团侦察排插至印军两翼，勇猛冲击歼灭了印军。第二、第三营主力，乘夜暗进至德尔麦，歼灭印军一部。
　　 19日7时左右，第一五七团渡过日旺曲（坦马度河），上了略马东--德让宗公路，随即以第三营沿公路两侧向略马东方向发展，第二营沿公路两侧向德让宗方向发展。第三营沿公路搜索前进，7时40分该营第七连在前进中，突然遭印军地堡群火力阻击，该连当即以第三排第八班沿公路北侧向印军实施包围，第二排向印军左侧后迂回，令第七班将印军母堡炸掉。七班战士常忠成，在火力的掩护下，持爆破筒迅速接近到印军母堡右侧，从入口处把爆破筒塞进堡内。第三排乘爆破的瞬间，勇猛冲击，占领了母堡及其左右一线，并趁印军混乱之际，迅速攻占了印军阵地。尔后，又连续粉碎了印军沿公路的节节抗击，战斗于9时10分胜利结束，歼灭了印军第六十二旅锡克联队第一营中校营长以下127人。第七连伤亡7人。随即与郭指部队会合。
　　 19日2时，第三十二团奉命派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归该团指挥）向略马东前进，配合友邻歼灭略马东被阻之印军。该营前进途中，于米龙岗以东两次遇印军10余人，俘印军高尔瓦尔营长以下7人。因无翻译，无法审讯俘虏，但估计为东逃之印军的尖兵，随即加强戒备，搜索前进。4时20分，发现米龙岗有火光，该营判定可能是印军退却至此休息做饭，营长决心乘印军不备利用夜暗，以偷袭手段将其歼灭。营即令第三连分两路，一路正面突击，一路沿南侧山梁迁回，歼灭该股印军。6时10分，迂回分队切断公路铁桥，与正面分队一道向心猛扑，冲入村庄内的第一、第三排，与印军短兵相接，逐屋激战，展开白刃格斗。印军面临三面攻击，便四处逃跑，第三连分头追击，机枪射手张富清手持弹盘抓到俘虏2人。7时10分战斗结束，歼灭印军高尔瓦尔联队第四营两个连各一部（97人），其余溃散于附近森林中。8时30分，进至米龙岗西2公里处，与山南军分区部队会合，郭志显令其占领地尖河南岸有利地形，配合围歼略马东地区之印军。
　　 郭指部队在第一五七团、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第一营的协力配合下，于19日9时50分对当面被阻之印军发起攻击。印军经18日的打击后，建制已乱，失掉统一指挥，处于混乱状态。各部队以迅猛的动作，将印军逐股歼灭，至19日14时30分，基本结束战斗。共歼灭印军800余人（郭指部队歼灭681人），其中击毙445人，俘虏236人。
　　 郭指部队坚决贯彻战役意图，排除万难，按时插到指定位置，堵住了南逃之印军，迅速占领有利地形，顽强扼守，采取小分队阵前出击结合阵前反冲击，粉碎了印军连续多次冲击，阻住了兵力大于自己4倍的印军达1昼夜之久，并适时转阻为攻，大量杀伤印军有生力量，对保证歼灭西山口、申隔宗南逃之印军，起了重要作用。
　　 第一五四团以第一营两个连经西山口南下，团主力向申隔宗、略马东方向疾进。前进途中，第一营（欠2个连）及第二营因走错道路，为悬崖阻滞。团指率第三营于18日21时进到申隔宗西南约8公里处，奉西藏军区前指命令速向略马东方向增援郭指部队。19日2时出发，因天黑路不好走，8时左右进至略马东西南约3公里处。此时，西山口、申隔宗地区之印军主力已沿小路南逃，被阻于略马东地区的印军已基本就歼，该团即令第三营继续向南追击，当第一、第二营赶到后也转入追击。
　　 第一五五团与第一五四团同时接到西藏军区前指向南追击的命令，抵达略马东后又奉命继续向德让宗方向追击，两个团并肩猛追，4个小时行进35公里，于20日进抵德让宗和米龙岗地区，干部战士棉衣虽被汗水湿透，帽沿滴水，忍饥挨饿，仍斗志昂扬，表现了吃大苦耐大劳和连续作战的硬骨头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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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向德让宗方向进击
　　 11月17日，第十一师进抵东日则，当即令第三十二团第七连于17时自该地东南侧出发，经普东向桑提前进，配合团主力向德让宗方向的行动。第三十二团主力（欠第三营，指挥第三十一团第一营）经迂回，越过拉洪桥后，即沿公路向德让宗攻击前进。18日8时，前卫第二营在巴鲁以东，与印军修路连接触，歼其一部，其余逃散。9时，进至巴鲁，又遇印军100余人，该团展开攻击，印军分头溃逃，第二营主力展开搜歼。此时，第五连尖兵班（7人）沿公路向德让宗方向前进。11时5O分，于德让宗东侧遇东逃印军坦克4辆，汽车100余台（该印军为第四师战术司令部和勤务分队及第四十八旅马德拉斯第一营第四连），该班即投入战斗。由于营、连主力于巴鲁战斗后，收拢缓慢，未能跟上，致使尖兵班与印军对峙达两小时之久。尔后。当第五连约1个排、第四连4个班和第六连两个排陆续赶到时，印军第四十八旅马德拉斯第一营第四连已占领公路西南侧高地，乘该团未切断通往打陇宗方向的道路，掩护第四师战术司令部向打陇方向逃跑。至17时，印军已逃完。第二营于20时30分进占新德让，第三十二团占领新德让后没有及时组织追击，致使印军第四师战术司令部得以逃脱。
　　 当第三十二团先头部队进至老德让300米处，突遭印军火力袭击。第五连战士严诗金，发现左侧山头印军3挺机枪和1门小炮正在射击，便勇猛冲向印军阵地，端起机枪猛射，随即又投了3枚手榴弹，毙印军3人，其余逃窜。严诗金在追击中，不幸胸部中弹，仍咬紧牙关，忍着剧痛，继续追击。印军见严诗金1人追来，便以机枪、步枪向其射击，严诗金猛烈扫射反击，击伤印军2人。但腹部又受重伤，他以坚强的毅力，端起机枪继续扫射。子弹打光了，手榴弹也打完了，便冲上去抢枪，砸死印军1人。这时另1个印兵扑了过来，严诗金赤手空拳与其搏斗，用双手将印兵掐死。然而他也用尽了最后的力量，他牺牲时，两手仍然死死卡住印兵的脖子，压在其身上。战后，部队党委给严诗金追记一等功，并根据他生前请求，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
　　 17日17时，第三十二团第七连，由东日则西南出发，经桑提于18日11时50分，进至新德让北山，尖兵排与印军1个排打响，该排即由行进间展开冲击，经10分钟战斗，歼灭印军17人。至19日9时，该连进抵新德让与团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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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激战邦迪拉
　　 第十一师第三十三团切断拉洪的公路后，立即修筑工事，构成对外正面，随时准备抗击来援之印军。18日该团组织现场勘察，鉴于地形不利防守，又未见来援印军，遂令第三营于18日13时率第七、第八连和机炮连，沿公路以南小道向邦迪拉山搜索前进，选择有利地形，改善防御地位。14时40分，进至邦迪拉主峰北侧，与防守邦迪拉主峰之印军第四十八旅第一锡克轻步兵营打响。印军企图凭借既设阵地和居高临下之势进行顽抗。经3个半小时的激烈战斗，攻占了印军阵地，主峰右翼防守之印军不战而逃，邦迪拉主峰两侧高地为第三营控制。这为尔后夺取邦迪拉镇与继续扩张战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邦迪拉山为东西走向，是邦迪拉北侧的天然屏障，主峰海拔3600余米，山势陡峻，森林密布，林间杂生带刺灌木和竹丛。邦迪拉镇位于山南侧腰部盆地上，邦迪拉至德让宗公路盘越主峰东侧山口，主峰西侧山口有南北走向的骡马道1条，南通邦迪拉，北沿山沟而下至拉洪西侧与公路衔接。
　　 印军第四十八旅第一锡克轻步兵营、马德拉斯第一营（欠1个连）加强师属炮兵1个连、师机炮营1个排，共约1500余人，以邦迪拉主峰东侧山口为中心，在正面约4公里的山梁上跨公路作一线式配置，企图凭借有利地形，阻止中国西藏边防部队南进。马德拉斯第一营在公路以东，第一锡克轻步兵营加强重机枪两挺，在公路以西并以1个步兵连配置在骡马道两侧，在邦迪拉镇东北方向配置有106.7重迫击炮4门，邦迪拉镇内配置有87.6毫米加农炮4门，第四十八旅旅部位邦迪拉镇东北侧。
　　 18日14时40分，第三营率第七、第八连、机炮连，沿骡马道进至邦迪拉主峰北侧约1500米处，发现主峰有印军活动，营即令部队沿道路两侧隐蔽，并召集各连干部现地组织战斗，由于对印军之兵力、部署及地形均不了解，故初步确定，以第七连沿道路及右侧向主峰之印军左翼阵地实施正面突击，得手后即向两翼和纵深发展；第八连沿道路左侧协同第七连攻击，机炮连以火力掩护第七、第八连战斗。各连利用道路两侧森林遮蔽条件，隐蔽接敌，边前进边组织战斗。
　　 第七连以第三排（爆破组）、第二排（突击组）为一梯队，以火力排、第一排（预备组）为第二梯队。当接近印军数十米时，遭其火力猛烈射击，第七连迅速通过了第一道火力封锁线。在通过第二道火力封锁区时，遭印军炮火猛烈杀伤，伤亡较大（率二、三排的副政指和二排长牺牲，各班长均已伤亡，三排长负重伤），战士们相互鼓舞，前赴后继。此时，副连长率第一排，迅速超越第三、第二排战斗队形，向印军主峰左侧阵地接近。16时进至距印军前沿200米时，突遭其前沿和纵深轻重火器集中射击，第一排被压制在一块凹地里。此时，机炮连82迫击炮、重机枪对印军猛烈射击，压制印军火力，第一排乘机迅速通过印军火力拦阻地段。前进中，副连长发现道路左侧印军火力严密，山势陡峭，运动不便，遂即改变决心，绕至道路右侧实施突破。当进至距印军前沿60米时，遭到印军正面两个工事内的3挺机枪火力拦阻，遂以1名冲锋枪手利用树桩隐蔽向印军射击，从正面吸引印军火力，副连长率5人向印军左翼迂回，三班长田景坤挺身而出喊道：“副连长，我去炸掉它！”他迅速捆好集束手榴弹，低姿跃进至印军地堡一侧约8米处，利用树干隐蔽，迅速将手榴弹投入印军地堡，一声巨响，地堡被毁，通向主峰的通道打开了。后续部队乘势发起冲锋，迅速攻上了主峰。印军见主峰失守，慌忙向南逃窜。田景坤奉命带领战士苟敬安向右冲击。刚冲出20多米，又遭印军一隐蔽火力点拦阻，他俩继续前进，突然被从右侧面山梁上跑下来的印军击中苟敬安头部，不幸牺牲。田景坤愤怒已极，一枪将印军击毙，又只身沿骡马道继续向南攻击。前进 500多米时，遭印军冲锋枪、步枪射击。田景坤就地向左一滚，利用左侧棱坎，低姿迂回过去。隐蔽在一颗大树后，发现路旁一隐蔽工事中几个印军正在射击，他迅速取出1颗手榴弹投到印军工事前沿，炸死1名印军，其余弃枪仓皇逃跑。此时大部队还未冲过来，田景坤准备利用印军工事，抗击印军反扑。刚跃到印军工事前3米处，工事里一受伤印军突然向他开枪，他趁势向后一倒，印军以为打中，遂探出头来，田景坤一跃而起将其击毙并占领了工事，保证了部队顺利向南发展。田景坤在这次战斗中，机智灵活，英勇顽强，连续炸掉印军3个火力点，歼灭印军5人，缴获机枪2挺、冲锋枪、步枪6支，为部队开辟了前进道路。战后，荣立了一等功。
　　 当第一排前进受阻时，第三排在代理排长杨若全（原七班长）带领下亦进至印军前沿，遭到印军另一火力点的拦阻。为减少伤亡，他令2名冲锋枪手掩护，自己从右翼迅速向印军工事扑去。印军发现后，立即掉转机枪向他开火，杨若全一个滚进翻进侧面一条小沟里，匍匐前进到印军工事前的树旁，连续投出两颗手榴弹，印军机枪手被炸死，他乘烟雾冲进工事，缴获机枪1挺。随即又带领全班攻占了邦迪拉主峰右翼阵地，为右翼部队开辟了道路。杨若全作战勇敢，指挥灵活果断，战后荣立一等功，其余地堡之印军，见其防御阵地已被突破，遂即溃乱。18日17时30 分，副连长率10余人冲向印军主峰阵地。此时主峰守军除少数顽抗外，大部向主峰以南山坡密林中溃逃。已冲上山的10余人即沿山脊向两翼扩张时，见印军已逃，便循着主峰以东枪声激烈的方向冲去。
　　 第三十三团第八连在第七连左翼行动，第二排进至距印军前沿200米时，遭邦迪拉山口及其两侧高地印军的猛烈射击。连长组织全连火力支援第二排继续前进，第二排边打边冲，当进至距印军80米处时，遭主峰东北山腰印军两挺机枪射击，前进受阻。18日16时，在机炮连火力掩护下，第二排组织了两个战斗小组，迂回到印军侧后以爆破筒和手榴弹将印军火力点炸掉。17时40分，第二排冲上邦迪拉主峰以西山口，与第七连副连长会合后，并接受其指挥，继续向山口以东冲击。
　　 印军第一锡克营失去主峰阵地后，其整个防御体系即呈现混乱状态。当第三十三团第七、第八连向主峰以东扩张战果时，有些地堡的印军已撤逃，有的正在溃退，有的仍在顽抗，而邦迪拉镇内之印军炮兵不断射击。在此情况下，第三十三团第三营为巩固胜利，继续扩大战果，增强突击力量，遂令第九连进占邦迪拉主峰阵地，支援第七、第八连战斗。18日17时50分，第九连占领主峰阵地，第七、第八连，攻占主峰以东山梁，山上守军向南溃逃。18日18时，战斗基本结束。该营奉命调整组织，暂时转为防御，并积极侦察邦迪拉镇内印军之动向。攻占邦迪拉主峰作战，共歼印军105人，缴获坦克2辆、火炮17门、机枪9挺、步枪69支、军用物资一部。第三营阵亡副政指以下15人，伤政指以下39人。
　　 19日零时，第三十三团兵分两路向邦迪拉市区攻击，7时进占邦迪拉市区，发现印军已南逃。该团遂留第三营第七连及第九连第二排对邦迪拉以东山梁之印军进行警戒，保证侧后安全。团主力沿公路向南追击，8时追至都康帕尼（邦迪拉南10公里），团令第二营沿小路南进，直插比里山口，切断公路，准备抗击印军增援部队，并配合团主力，歼灭由邦迪拉沿公路南逃之印军。团主力仍沿公路追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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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23:13
五、乘胜追击
　　 西山口一邦迪拉作战自11月18日发起总攻之后，经两天战斗，印军第四师设防体系迅速瓦解，全面崩溃。联指所属部队相继攻占西山口、申隔宗、略马东、米龙岗地区，第十一师第三十二团攻占德让宗，第三十三团攻占邦迪拉，印军大部被歼，一部向打陇方向窜逃，一部向邦迪拉以南溃退，按照西藏军区前指乘胜追击的命令，第一五四团向打陇方向追击，第三十三团向邦迪拉以南积极寻歼印军。
　　 20日，西藏军区前指召开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国华、邓少东、赵文进、吕义山，及前指机关参与作战指挥的有关人员顾草萍、刘纪明、姚振田、樊震等。张国华司令员在会上讲述了战役发展进程，分析了印军情况，部署了各部队的追击与清剿任务。会议还研究确定了各部队之间粮食调配和运补方案，决定由赵文进副司令员立即率少数参谋人员前往德让宗，直接指挥并解决一线部队之间的协调等问题。赵文进副司令员于21日进至德让宗。


（一）登嘎威利战斗
　　 11月19日，第三十三团第三营（欠第七连、第九连第二排）在追击南逃印军至登嘎威利西侧时，与北援之印军第六十七旅查谟·克什米尔联队第三营，及由邦迪拉南逃之印军第四十八旅一部，共约700余人交火，经两个半小时的激烈战斗，给印军以歼灭性的打击，粉碎了其北援的企图。
　　 印军第六十七旅率两个营，于11月18日由米萨马里出发，向邦迪拉方向增援，其先头查谟·克什米尔联队第三营，于19日11时进，至登嘎威利北侧3公里处，与由邦迪拉南逃之印军第四十八旅一部相遇，得知邦迪拉已为中国西藏边防部队占领，该部便就地集结，休息做饭，同时向邦迪拉方向派出警戒，伺机前进或后退。
　　 第三十三团第三营率第八、第九连（欠第二排）、机炮连，为团前卫营，沿公路向南追击。19日12时30分，当追至邦迪拉以南11公里的小侨以西约150米处，前卫第九连与北援之印军警戒分队60余人打响。印军以3挺机枪在小侨东西两侧封锁沟口，第九连连长率尖兵排，在营的机枪火力掩护下，运动至距印军30米处用手榴弹将小桥西侧印军机枪炸毁，乘势冲过小桥又将桥东两挺机枪炸毁，毙印军10余人，缴汽车2台，其余印军向东逃窜，该连当即尾追。营指挥所到达小桥时发现印军汽车头向北，印军尸体上装备齐全，判断可能是印军增援的先头分队，估计后面还可能有大量的印军，营当即定下决心，乘印军情况不明，尚未展开之际，以猛打猛冲的动作打其措手不及，粉碎印军北援企图。遂指挥各连迅速前进，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并动员部队准备打硬仗、打恶仗，争取歼灭更多的印军。
　　 12时50分，第九连先头分队越过公路拐弯处时，发现前方300米公路两侧约有印军1个营的兵力，非常混乱。营长即令第九连迅速前进，乘其不备，以猛打猛冲的动作将其建制打乱，尔后将其歼灭；第八连在第九连之后乘胜直插敌后断其退路；营属机枪连推进并加入到第九连战斗队形内支援步兵战斗；82迫击炮排就地占领阵地进行支援。当部队向印军运动时被其发觉，印军慌忙利用谷地、乱石、沟渠、汽车等为依托射击，封锁公路。第九连冒着印军火力的猛烈射击，不顾伤亡，迅速逼近，该连在前进中虽伤亡30余人，仍勇猛冲击。当距印军50米时，印军火力更加猛烈，该连即迅速组织火力压制印军。火箭筒班班长黄绪林跃到步乓前面，连续发射两弹，将印军机枪击毁，毙印军3人。这时公路南侧停有印军106.7迫击炮4门，其中两门已挂上汽车，准备逃跑。黄绪林立即发射1弹将印军炮1门和牵引车击毁。印军遭此突然打击，顿时慌乱。第三营副营长率第八连第一排及第九连一部，朝印军炮车方向冲过去，与印军混战在一起，一面冲杀，一面向前猛插，终于插到印军后面一段狭窄的公路上，截住了300余名印军。未被截住的印军开始沿公路向东逃跑，被截住的印军企图翻越东北山沟逃跑。在第八连第一排穿插的同时，为了及时截住逃跑印军，营长指挥第八连主力迅速沿北山坡插向东北山沟，而印军拼命以火力拦阻，营长不幸中弹牺牲。营长的牺牲更加激起了第八连官兵的仇恨，个个奋不顾身地冒着印军火力勇猛冲击，机枪第三班只剩下田树荣1人，他头部负伤，鲜血直流，仍端着机枪猛冲，直到昏倒在地。经过顽强战斗，该连终于通过了两道小沟和印军火力封锁区，于14时许，对印军大部达成合围。至此，印军除少数顽抗外，大部已混乱动摇。第九连连长率第三排乘势从正面冲击，以手中武器横扫印军。战士左良才负伤，右手不能操枪，就用左手射击，因流血过多昏迷，醒来后仍坚持射击。印军在第八、第九连三面夹击下迅速被歼，15时30分战斗胜利结束。
　　 此次战斗，共毙印军少校以下170人，俘印军中校营长以下34人，击毁印军107.6迫击炮1门、牵引车1辆，缴获火炮6门、机枪10挺、枪142支、电台7部、汽车15辆，军用物资一部。中国边防部队牺牲营长以下22人、伤53人。双方伤亡对比2.7:1。
　　 20日4时，第三十三团以第三十一团第二营为前卫，第三十三团第三营（欠第七连）跟进，继续沿公路向南进。7时，第三十一团第二营进至卡其皮附近，团令其就地组织防御，第三十三团第三营继续向鹰窠山口前进，16时许该营抵鹰窠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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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23:14
（二）夜战查库
　　 沿小路南进之第三十三团第二营，于19日23时20分，在比里山口西北侧俘1印军厨师（尼籍），供称：比里山口东南约6公里之查库有一兵站。该营判断兵站可能有逃跑印军或援兵停留，遂决定乘夜暗直插查库而消灭之。
　　 查库位于比里山口以南约6公里的一条山梁的鞍部，山梁很窄，由东北向西南倾斜，两旁坡陡谷深，有房屋10余幢，是印军的一个兵站。印军第六十七旅第八廓尔喀联队第六营，于11月19日进至新川准备增援邦迪拉，当得悉在其先头行进的查谟·克什米尔第三营于登嘎威利（新川西10公里）遭中国边防部队歼灭性打击，遂回头沿公路南逃，当晚宿营于查库，准备次日继续向南逃跑。该印军错误地判断中国部队只能沿公路追击，最快也需于20日12时左右才能到达查库（据战俘供），故只构筑了一些简易工事，将主要兵器（30挺机枪、6门81迫击炮、3门87、6加榴炮等）配置在查库东北侧高地及其附近，火力均指向鹰窠山口方向，而对比里山口方向的警戒则很疏忽。
　　 第二营是第十一师担任战役迂回任务的前卫营。该营自15日在则拉山口与印军接触后起，即连续4昼夜兼程急进，先后经波辛山口、东日则、拉干、登班，夺桥断路等大小战斗5次，在4昼夜行军作战中，累计休息不足10个小时，只在拉洪吃过1顿热饭，部队已极度疲劳。在占领邦迪拉后，为了追上逃跑印军，该营又奉命继续由邦迪拉向比里山口追击。在19个小时的追击中，仅以炒面充饥，冷水解渴。当日23时30分追至比里山口北侧，获悉查库有印军兵站，遂决心连夜向查库追击。经简短的组织动员准备，即以第五连、营部、第四连、机炮连、第六连的顺序，并以第五连副连长胡朝勤率精干战士9名为尖兵班，于20日1时继续向南追击。
　　 该营沿林中小路夜间行进4个多小时，于2O日5时10分接近查库。尖兵班在抵近查库西北角独立房几十米时，发现有火光，独立房左侧有印军一哨兵。该班便隐蔽接近，准备将其捕捉。当距其数米时，印军发觉并拉动枪机准备射击，该班当即将其击毙。房内9名印军闻枪声而出。企图抵抗，均被击毙。接着查库东北高地之印军以步枪和81迫击炮，进行盲目射击。第五连一面向营报告，一面决心乘印军摸不清情况之际，快速向印军展开进攻。在第五连进入战斗时，营部率第四连紧随第五连之后，投入战斗。
　　 印军设置在两个山头上的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封锁着部队前进的道路。第五连三排长命令七班长呼云碧从右侧插过去，突入印军阵地打它个中心开花。呼云碧带领8名战士，迅速从右翼接近印军前沿，突然发起冲击，以冲锋枪、手榴弹朝印军一阵猛打，迫使印军的1辆坦克和40多辆汽车以及200多人夺路南逃。此时，呼云碧又奉命带12名战士，火速抢占公路左侧山头，切断印军退路。印军的汽车、坦克又向南涌，当车队抵近时，呼碧云下令“打！”印军汽车被打坏，公路顿时堵塞，几十辆汽车被卡住。这时连主力也占领了右面山头，印军步兵拼命南窜，呼云碧等集中火力，击毙印军8人。印军见势不好，有的钻到汽车底下顽抗，有的拼命向森林逃跑。呼云碧率战士猛冲下去，歼灭了这股印军。战后呼云碧荣记一等功。
　　 第五连连长任玉宽率第一排冲入查库，见左侧山坡上印军3挺机枪向该排猛烈射击，遂令第一排冲向印军抵近射击。消灭印军机枪火力点后，随即冲到公路附近。当连长首先冲上公路时，突有两个印军扑到跟前，他与印军扭搏在一起，虽以手枪击毙一名印军，但被另一印军的刺刀刺入胸膛。他忍着剧痛，将这名印军打死后光荣牺牲。第一排消灭了公路西山坡之印军后，继续向东北侧高地发展进攻。
　　 副连长胡朝勤率第二排、火力排进到公路时，发现北面山坡战斗激烈，于是立即转向北山坡攻击。
　　 第二营指挥员见第五连已将印军南逃道路堵住，即令第四连投入战斗，以1个排断印军北逃道路，主力打入查库，协同第五连歼灭印军。第四连副连长肖世荣率第三排，在连主力左翼向停车场东北侧迂回前进。5时40分，该排控制了停车场，从北面切断了公路。这时，印军大部退至炮兵阵地附近，第三排乘势猛冲，6时许占领了印军炮兵阵地。第四连主力在三排攻击停车场的同时，沿兵站北侧洼沟进至公路北侧，一阵猛打之后冲过公路进到距印军宿舍10余米时，印军约百名突然由屋内、屋后冲出，企图将第四连主力压下高地。连长冯元庆指挥各排奋勇冲杀，印军顿时溃乱。该连乘势攻上高地，消灭了这伙印军。
　　 由南向北攻击的第五连，先后消灭了印军17个机枪火力点，6时许，与第四连同时攻上了高地。
　　 至7时战斗结束，历时1小时50分。共歼灭印军221人（其中毙157人，俘64人），击毁坦克1辆、汽车7台，缴获坦克1辆、汽车76台、火炮14门、机枪35挺、枪193支、及其他军用物资一部。第三十三团第二营伤军官1人（排长）、士兵14人，亡军官3人（连长1、排长2）、士兵9人，共27人。双方伤亡对比为8:1。战斗结束后，该营奉命停止追击，搜歼残余印军。查库为中国边防部队反击作战前进最远之点，距中印传统边界线伏特山仅20余公里。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印度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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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23:14
（三）以少胜多的多龙桥战斗
　　 多龙桥位于邦迪拉东南约30公里处，是邦迪拉向南经鹰窠山口通往米莎马里、向东南经贾明通往查道两条公路的交叉点。印军马德拉斯联队第一营（欠第四连），原在邦迪拉东山担任防御，当第三十三团18日18时攻上邦迪拉主峰后，该部即于当夜丢弃阵地。沿山间小道翻山越岭向南撤逃。经两天多的行军，其先头于11月21日10时逃至多龙桥附近。
　　 11月20日，第三十一团第二营奉命在多龙桥、卡其皮地区，担任对贾明方向的防御任务，以保障团左侧后的安全。营指挥所率第四连第三班（5人）、82迫击炮1个排（15人，炮3门）、重机枪1个班（7人），位于多龙桥东南约700米处，其余分队均配置在营部以东3公里的卡其皮地区。
　　 21日9时40分，随营行动的团作训参谋康德心，带1名通信员，到多龙桥附近勘察地形，途中发现印军先头部队正在过桥，主力还在桥北山沟继续南进。康参谋即令通信员原地监视，自己跑步返营报告。第二营决心围歼该敌。为不失战机，一面调动第六连，一面令防化连指导员王文保，第四连副连长史洪信，炮排班长冯长喜等3人，带冲锋枪1支，半自动步枪2支，取捷径直插桥南堵印军南逃；以第四连第三班5人，沿北面山腰迅速迂回至印军主力侧后，抢占有利地形，断敌退路；抽炮排4人沿公路右侧由东向西侧击印军；迫击炮排、重机枪班在营指挥所附近占领发射阵地，以火力迟滞印军前进，支援各班（组）战斗。
　　 王文保等3人受命后，迅速抢占了桥南有利地形，10时12分打响，拦头截断了已过桥的印军。
　　 枪声就是命令。第三十三团第二营押运物资的机炮连副班长李开生等3人，于10时15分在桥北西侧公路上与印军打响。与此同时第三十一团第二营炮排4人，亦在桥北东侧与印军接触，形成夹击态势。
　　 印军见夺桥逃跑无望，即向李开生等进行猛扑，李开生等沉着应战，当即毙印军10余人。此时第三十三团第三营炊事班长夏明武等4人，也赶到并加入战斗。李开生将7人分编成3个战斗小组，不顾敌众我寡，冒着印军火力冲向桥头。配合王文保等3人，迅速全歼了已过桥的印军34人（毙16、俘18），控制了该桥。
　　 印军主力见桥南印军被歼灭，便掉头向北逃跑。这时第四连第三班已从山腰将印军拦腰截断，把百余名印军从山上压下来，其余印军见势不妙，便回头向北面山林逃窜。此时，随营行动的政治处保卫股长贾福宽，将前一天俘虏的印军两名少尉军官带来喊话招降。印军营长见突围无望便首先来降，继而又令其派人以其名义进行招降，使被围的印军陆续放下了武器。此战斗，共歼灭印军241人（毙少校以下35人，俘88人，中校营长以下118人投降），缴获枪210余支（挺）、火箭筒2具、各种子弹1.4万余发、手榴弹84枚、步谈机3部，第二营等参战人员仅伤3名。
　　 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第三十一团第二营等部指挥员敢于以少胜多，决心果断，及时抓住战机，采取拦头、截尾、侧击的战术，并利用印俘战场喊话招降，创造了以少（36人）胜多（241人）的又一成功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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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23:14
（四）向打陇宗追击
　　 第一五四团，于11月20日进抵德让宗后，遵照西藏军区前指电示迅速补充粮弹，继续向打陇宗方向实施追击。其前卫分队第三营（第七、第八连、机炮连），于当日16时30分由德让宗出发，途中战斗7次，歼灭印军一部，于21日20时进占吉莫山口。团指率第一、第二营，于21日、22日先后到达打陇宗、普冬地区，尾歼逃跑印军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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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23:14
六、主动停火，分片搜剿
　　 我军乘胜追击，进展神速，第十一师第三十三团及藏字第四一九部队第一五四团，推进至中印边境传统习惯线附近地区。为促使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中国边防部队主动停火和后撤。11月20日总参谋部发出“停止反击作战的命令”。21日23时50分，又发出“关于停止追击，原地集结”的命令，指出，“中央决定自22日零时起，我军停止反击作战，不打不追”，“我第一线追击部队在21日24时前进至何地，即停止在何地，不准再继续前进，如果有的部队在21日24时前得不到停止前进的指示而仍在继续前进，则在得到命令后立即返回21日24时所到达的位置”。
　　 根据总参谋部上述命令，西藏军区前指立即命令藏字四一九部队第一五四团、第十一师第三十三团进至吉莫山口、比里山口、查库、鹰窠山口、卡奇皮等地的一线部队，均于11月21日24时停止追击，就地组织防御，监视印军行动。至此，西山口--邦迪拉方向的进攻作战即告结束。
　　 各参战部队根据西藏军区前指的部署，即先后转入了搜剿，肃清战区内散藏之印军。联指所属之第一六三、第一六四、第一六五团和郭指部队，于19日分别在西山口、申隔宗、略马东地区先后展开搜剿。
　　 11月19日至12月5日，第五十五师在西山口地区搜剿中，歼灭印军3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400余支（挺），各种炮30余门。
　　 第一五五团负责冬（含）以东、登班（不含）以西、曼大拉以北地区搜剿，该团在此次战役中共俘印军298人，缴获炮3门、轻机枪14挺，其它枪支153支，电台10部。全团伤亡12人（伤9、亡3）。
　　 第一五七团负责略马东（含）至冬（不含）地段及其两侧地区的搜剿，于20日至22日，歼灭印军74人。
　　 第十一师第三十二团于21日向拉洪、邦迪拉地区转移，该师自21日开始在拉洪、比里山口、鹰窠山口、卡奇皮以北地区搜歼印军，共歼印军61人。
　　 第一五四团，负责曼大拉以南，吉莫山口以北地区搜剿。该团战斗频繁，仗打得漂亮，战果显著，歼敌1000余人，击毙印军第六十二旅旅长豪尔·辛格准将。较大的战斗有：


激战拉加寺，全歼印军第四拉加普特营
　　 在西山口--邦迪拉自卫反击作战中，印军遭严重打击后，溃不成军，各自逃命。第四拉加普特营残部200余人，在中校营长率领下由新德让向拉加寺方向南逃。
　　 拉加寺位于新德让和吉莫山口之间，与吉莫山口仅一沟之隔。是残余印军从吉莫山口逃跑的必经之路。第一五四团第三营占领吉莫山口之后，第二营在木梨村、拉加寺一带捕歼残余印军。11月23日10时30分，第五连警戒哨发现，从新德让通往拉加寺的山路上，有很多印军正从山上往下走，但相距很远。据向导说，印军必须经过拉加寺，才能逃往印度。据此，第二营即决定在拉加寺西北侧设伏，以第五连在道路的左侧伏击，并断其通往吉莫山口的逃路；以第六连在道路右侧伏击。11时许，部队到达伏击位置。11时30分，印军尖兵班（12人）进入伏击圈，在距第六连第二排10余米时，该排战士突然从草丛中跃起，6名印兵当即举手投降，另6名掉头逃跑，被北侧的第三排截俘。印军的主力，即往后撤，并占领有利地形顽抗。该营即由设伏转入强攻。第六连在右翼，第五连在左翼向印军展开进攻。印军在猛烈攻击下，退缩到一个山梁的山包上，双方形成对峙局面。印军急于逃跑，进行了近10次反扑，均被击退，共击毙100余人。为了速歼顽抗印军，该营即对其形成了包围，第五、第六、第九连，密切配合，迅速将被围之印军全歼。战斗至1时30分胜利结束。共歼灭印军中校营长以下209人，缴获轻机枪13挺、长短枪144支、51迫击炮2门、90火箭筒1具、望远镜3具、弹药一部。第一五四团第三营伤亡36人（伤25，亡11）。


夜战普冬桥西侧山沟，三进三出救群众
　　 南逃的印军到处抢劫物资，威胁群众。为肃清残余印军，扩大战果，第一五四团第一营，进驻普冬地区展开搜剿。
　　 普冬村西南，坦加帕尼河南岸小山沟有两个牛棚。印军溃逃时，普冬村群众有170余人逃到此处。
　　 23日18时，印军30余人从坦加帕尼河上游小桥过河，进入该地抢粮（先到3人），当地群众向第二连报告，要求救援。二连当即决定前往围歼，并强调不准误伤群众，绝对保证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该连迅即对该地印军形成包围。但是，被围之印军距群众很近，有的混在一起。为了全歼印军和不误伤群众，连决定首先救出群众，再行攻歼印军。为此，连令第四、第六班在正面以火力吸引印军，但不出击；令藏族战士呷郎到群众中去喊话，动员群众离开印军。呷郎第一次在火力掩护下，冲到印军和群众混在一起的人群中，经过喊话和动员，带出30余名群众；第二次，在第九班配合下又带出几十名群众；第三次进去将群众全部救出。第二连即缩小包围圈，发起冲击，至21时战斗结束。这次战斗，共歼印军34人（毙26、俘8），缴获步枪、冲锋枪17支、90火箭筒一具。救出群众150余人，第二连和群众均无伤亡，取得了军政双胜，中国边防部队在群众中留下了良好的政治影响。战斗结束的第二天，当地群众就自发地去该连献哈达、送礼物（礼物被谢绝），表示感谢。尔后，群众主动为部队送情报5次，该连又歼印军50余人。当部队撤离普冬地区后，群众派出7名代表，到德让宗进行慰问致谢，在这次战斗中，藏族战士呷郎表现突出，“三进三出救群众”的事在军内外流传，战后荣记一等功。


普冬西山搜剿战，击毙印军辛格准将
　　 印军第六十二旅一部，逃至普冬以西地区，企图沿小路经打陇越吉莫山口逃跑。
　　 第一五四团第一营副营长和第二连连长，率第二排（欠第五班）及战救人员、通信员，共28人，在普冬西南高地搜剿。13时30分进至山腰牛棚，发现牛棚北侧人行小道有人走过的痕迹，并有印度丢弃的烟盒等物。副营长、连长判断北侧小路可能有印军经过。于是决定进行搜剿。14时30分尖兵组在一拐弯处与印军相遇，相距约10米，当即喊话争取，印军拒不投降。尖兵组当即成战斗队形展开，先机开火，击毙印军4人。其余印军恐慌混乱，掉头逃窜。该排趁势追击，又歼灭10余人，当追至河边时，印军30余人已过河，并占领桥两侧的乱石堆及崖洞，从两侧石堆内开枪射击。连长迅速调整了部署。第二排排长率一部在火力掩护下向石堆崖洞之印军发起攻击，当接近石堆附近时，机枪副射手曹一攀，发现前方石堆中有印兵正在架设机枪。曹急中生智，一个箭步上去将印兵踢倒，夺过机枪击毙、击伤印兵3人，其余印兵仓皇逃窜。排长率队猛冲，将乱石堆附近之印军全部歼灭，并立即抵近崖洞，迫印军投降。至此，战斗胜利结束。战后据印俘反映：战斗中第六十二旅旅长豪尔·辛格准将被击毙，经查无误后，予以妥善埋葬并立墓标。
　　 此次战斗，第二连善于根据印军皮鞋印及烟盒判明其南逃道路，在搜索前进战斗中，机智灵活，打敌措手不及，将其全部歼灭。约两小时战斗，全歼印军辛格准将以下58人（毙33，伤俘2，生俘23），缴获轻机枪2挺、长短枪39支、步谈机1部。第二连轻伤1人。战后，第二排荣立集体一等功；第六班，击毙辛格战绩显著，战后荣记一等功；战士曹一攀，赤手空拳夺机枪，事迹突出，荣记二等功。


打陇宗俘歼逃跑印军
　　 被击溃之印军第四高尔瓦尔营，于申隔宗分股逃窜，该营上尉军务官率其残部150余人，企图经打陇，越吉莫山口南逃。
　　 11月27日17时左右，驻打陇之第一五四团第三营第九连，清剿返回。17时30分，第三排位打陇东北、哨兵发现印军100余人，由西向东成一路纵队行进。此时，哨兵一面报告，一面严密监视，待印军进入第一排潜伏哨跟前，即喊话争取，印军闻声后逃，哨兵当即开火，击伤印军1人，其余印军溃逃。第二排迅速直插西北山梁，断印军逃路，第一、第三排直插两侧山腰，印军陷于包围之中，无路逃脱，被迫投降。第一五四团第九连，此次战斗决心果断，行动快速。陷印军于包围之中，共俘印军151人，缴获51迫击炮1门、长短枪66支、望远镜2具。第九连无伤亡。第九连第二排战绩显著，战后荣记集体一等功。
　　 第一五四团，在追击搜剿阶段共作战30余次，歼灭印军第六十二旅旅长豪尔·辛格准将以下官兵1052人（毙434、俘618），缴获迫击炮7门、掷弹筒两具、90火箭筒2具、轻机枪25挺、长短枪551支、步谈机2部，其它军用物资一部。该团伤干部2人、战士33人，亡战士12人。
　　 西山口--邦迪拉地区的作战，历时20余天。由于决心正确，部署得当，采取远距离、大纵深的战役迂回行动，收到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效果。担负战役穿插大迂回任务的第十一师部队，贯彻执行上级决心坚决，行动迅速，提前到达迂回终点，形成对内对外正面，达成战役切断任务；执行迂回任务的郭指部队及步兵第一五七团，按时插到指定位置，保证了作战任务的完成。尽管在西藏边防部队总攻发起之前，出现了入侵印军第四师已下达撤退命令的重大情况，但是，它最终未能逃脱被歼的厄运。战斗中，第五十五师第一六五团、第一六三团发展顺利，勇猛追歼。当作战地幅内之印军乘隙外逃之后，第一五四团不顾疲劳，连续追击，直抵打陇，各部队积极搜剿，消灭了大量印军。第三十二团在团长田启元指挥下，决心果断，部队行动快，抓住了有利战机，作战英勇顽强、机动灵活，在攻占邦迪拉之后，相机向南猛追，连续打了几个漂亮仗，粉碎了印军北援企图，加快了战役胜利的进程，收复了“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国的大片领土，歼灭了印军第六十二旅、炮兵第四旅，基本歼灭印军第四十八旅、第六十五旅、第六十七旅，共毙、俘印军5063人（其中毙印军霍希尔·辛格准将以下官兵2886人，伤俘2177人），缴获各种枪3840支（挺）、各种火炮187门、掷弹筒7具、火箭筒61具、汽车416台、坦克9辆及其它武器装备、弹药、物资一部。
　　 中国边防部队阵亡225人（其中军官27人，士兵198人），伤477人（其中军官46人、士兵43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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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23:15
瓦弄地区自卫反击作战
　　 瓦弄地区，位于中印边界东段传统习惯线以北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东南毗邻缅甸、印度，西南与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中国一侧的前门里地区相连，面积约3000余平方公里。瓦弄地区是典型的高山、峡谷、密林地区，又是地震区。这里山高、谷深、绝壁多，四周群山壁立，察隅河纵贯南北，两岸大小支流奔泻而下，形成无数险要峡谷。谷底海拔700米左右，山顶高达5000余米，断崖、峭壁，很难攀登。察隅河宽数十至百余米，水面比降大，河岸陡，水深、流急，不能徒涉，无桥梁，不易架桥。这里树高林密草深，利于隐蔽，路少而险，极难通行，河东河西虽有猎人小道，但很多地段要靠爬行。山上与谷底之间温差大，山顶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山下温暖多雨。区内散居着珞族和珞巴族，以农、猎为主。


一、印军企图固守瓦弄地区
　　 瓦弄早在1942年即为英帝国主义侵占，印度独立后继续驻军强占。印军原以1个连的兵力据守，印度挑起边界争端后，逐步增兵进犯，1962年侵入“麦克马洪线”以北之呷灵公等地并设立哨所。
　　 瓦弄原驻印军第四师第五旅一部。中国边防部队自卫反击作战第一阶段结束之后，印度迅速扩军，调整部署，在中印边境东线增加了一个新建的师部——第二师（指挥第一八一旅、第十一旅）。瓦弄地区的防务由印军第一八一旅负责，10月31日又改由第十一旅接管。
　　 印军第十一旅辖4个步兵营、2个炮兵连及旅部勤务分队，共约1800-2100人。该旅在作战地区内，以3个营在察隅河以西地区展开：曲子扎公为锡克联队第四营，瓦弄扎公至“07”（侦察编号，下同）高地，为库马盎联队第六营，“07”至“32”高地之间为道格拉斯联队第四营；廓尔喀联队第三营，在河东地区的“东”台地至敌能之间展开。作纵深梯次配置。河东廓尔喀第三营第三、第四连配置在河西，归锡克联队第四营指挥，而锡克营之第四连，则配置在河东廓尔喀营的前哨反斜面阵地上。印军企图以不同建制交叉配置的方式，达到相互制约的目的。第十一旅旅部位于瓦弄机场附近。
　　 瓦弄地区印军侵略据点的编成，均以连为单位组成马蹄形地堡群阵地。每连地堡数量不等，多则达50-70个，有外围有核心。地堡为土木石质结构，射孔较大且多设在正面，每堡少者能容1-5人，多者10余人，战斗、生活两用，并设置有地雷、铁丝网等副防御设施。设防时间长的据点阵地比较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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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丁指的决心部署
　　 战前，昌都军分区前指率步兵第一五三团及分区独立营等部队，在易古通以南跨那底曲河与入侵瓦弄印军形成对峙。10月23日14时30分总参谋部电示：“三九○团进到察隅地区在第一五三团、昌都军分区独立营配合下，迅速攻歼瓦弄地区之敌，然后向西南扩张战果”。据此，昌都军分区前指组织部队侦察敌情、地形，囤积物资，修缮道路，为后续部队攻击瓦弄之印军创造有利条件。
　　 第一三○师奉军委命令，于10月19日、20日，先后从四川省犍为、夹江、雅安等地出发，沿川藏、青藏公路（炮兵及高炮部队沿铁路输送至甘肃柳园换乘汽车）向战区开进。10月23日总参谋部命令该师，昼夜兼程，迅速前进。第三九○团务于10月25日进至昌都，尔后向察隅地区开进，会同昌都军分区前指部队向瓦弄进军，师指率两个团进至林芝地区，准备向“麦克马洪线”以南进击。27日19时，总参谋部电令“调一三○师攻歼瓦弄之敌”。命令指出：根据瓦弄地区集结的印军和准备空运该地的援兵，估计瓦弄地区印军的兵力可能达2000-2500人，显有坚守瓦弄的企图。为了歼灭这一地区的印军，中央军委决定第一三○师全部调到察隅地区，在昌指部队配合下，执行歼灭瓦弄地区印军的任务。
　　 28日总参谋部指示，为了全歼瓦弄之印军，现决定：“一、从明日（29）起，以10天时间充分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二、组成丁指统一指挥瓦弄地区作战行动。三、一三○师三九○团仍进至察隅、古玉通、打坝地区集结。师直属分队和另两个团分别在然乌竹瓦根一带集结”。
　　 同日，总参谋部又对瓦弄地区的作战问题作了指示：鉴于瓦弄印军比较集中，兵力较多，工事较强，地形利于坚守，反击部队展开受到一定限制，实施较大的迂回包围困难较多，对此，必须有足够认识并进行充分的准备，千万不可麻痹大意。为了达到速决全歼该地印军，对参战部队提出如下要求：
　　 一、立即组织力量对该地区的地形、道路进行仔细的调查、勘察，切实查明对印军实施进攻、迂回包围，穿插分割道路上的印军地形情况，选择突破点。如确因地形限制不能实施大的迂回包围时，也要想各种办法用精干部队插入分割印军，一块一块地将印军歼灭。若地形条件限制无法迁回、分割，则从正面将印军压缩在一个狭小地区，然后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将印军歼灭。
　　 二、要集中优势的炮火，除集中82迫击炮、60炮、57无坐力炮、75无坐力炮、40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外，要想尽一切办法前推1-2个120迫击炮连，各种炮都要带足够的弹药，并且还要准备足够的炸药。总之要用各种办法发挥炮火的威力。摧毁印军的工事和大量杀伤印军。
　　 三、组织好高射火力，严密封锁印军之机场，使印军不能空投增援，以掩护我部队的安全。
　　 四、组织好通信联络，除保证对上联络及时顺畅外，各参战部队均应设法沟通有线电、无线电联络，保证通信联络的及时顺畅，以利指挥。
　　 五、在丁盛同志和一三○师部队未到达作战地区之前，昌都军分区前指应即进行各项准备，考虑作战方案，以便在五十四军前指到达后进行研究。一三○师部队到达后，各级指挥员必须立即勘察地形，了解情况，研究作战方案。各部队则进行临战训练和进行各项准备工作。
　　 六、立即组织力量抢修吉公至打坝的公路，和打坝至瓦弄的道路，这是保证作战胜利的一个关键，必须有负责干部亲自来抓才行。同时昌都军分区和成都、西藏军区必须尽最大努力搞好作战部队的后勤供应。
　　 为加强瓦弄方向作战的火力及防空，11月3日总参谋部命令，第一三四师两个120迫击炮连和1个75无坐力炮连调入察隅地区，归丁指指挥；调第一三五师高炮营、第五十四军高炮营第四连，分别去吉公、察隅，担任防空任务。
　　 第一三○师接到总参谋部改变行动方向的命令时，已进至札木。师党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即令部队转向瓦弄方向开进。第三九○团，于10月28日到达公路终点——扎拉，30日到达战役集结位置——察隅地区。其余部队，先后于11月4至5日到达察隅地区。
　　 11月2日，第一三○师师长董占林率各团指挥员及师指机关有关人员，听取昌都军分区前指介绍情况后，由郄晋武司令员偕同到前沿现地勘察。决定派分队占领“05”高地，控制曲子扎公山峰，以利迂回穿插；派第一五三团盛嗣勤团长及第三八八团姜显臣副团长，分别率精干分队带电台渗入印军纵深，进一步查明道路和印军部署。派昌都军分区侦察科副科长姜洪泉及独立营营长刘东善，到河东侦察迂回包围印军的道路、地形情况。第一五三团第三连第二排受命于3日开始行动，至4日10时占领“05”高地。姜、盛等人潜入印军后方1昼夜，于5日报告了所获侦察情况。
　　 11月4日，总参谋部同意丁指于11月6日在察隅开设。丁指于6日13时进抵察隅，与总参谋部沟通联络。丁指到达察隅地区以后，立即组织侦察，了解研究瓦弄方向的印军、地形等情况，拟制作战方案，落实各项作战准备工作。
　　 7日8时45分，丁指召开作战会议。丁盛司令员听取了郄、董等人有关敌情、地形、作战初步方案及兵力使用的意见，经过充分讨论，决心成一个梯队展开，将主要兵力兵器集中于印军之左侧，采取迂回包围，断其退路，造成关门打狗之势，同时以穿插分割战术和近战、夜战的手段全歼印军。其具体部署：
　　 第三九○团经“05”、“06”、“07”高地沿牙比河北山梁直插格里，以1个营的兵力占领有利地形，断其退路，关住大门，形成对内对外正面，主力直插瓦弄机场，协同第三八八团围歼印军旅部。
　　 第三八八团主力沿瓦弄扎公直插瓦弄，将印军割裂，在第三九○团和昌都军分区独立营配合下，首先歼灭瓦弄印军，尔后再转察隅河东，配合第三八九团歼灭河东印军。
　　 步兵第一五三团指挥昌都军分区独立营、该团加强营第三连、两个机炮连、工兵连、及第一连1个排由“05”高地向曲子扎公攻击，歼灭察隅河西前沿印军，攻占印军曲嘴炮兵阵地，打开通向瓦弄之大门，以便战役预备队加入战斗和前送后运。
　　 第三八九团（欠第二营）向河东印军进攻，攻占刀底曲南侧台地后，在第三八八团配合下围歼敌能印军。
　　 第三八九团第二营、第一五三团加强营（欠第三、第五连）为预备队，配置在航堆地区。
　　 第一五三团第五连经打秋山口攻占卡里，积极向前门里方向实施佯动，保障战役行动的翼侧安全。
　　 炮兵群由第一三四师混合炮营、第一五三团120迫击炮连、 82迫击炮连组成，配置在那底曲北侧及“05”高地之间地区。
　　 第一三五师高炮营位吉公、军直高机连在扎拉地区占领阵地，掩护后方安全。
　　 以上为第一方案。第二方案是：第三九○团、第三八八团及昌都军分区河西之1个营任务不变，第三八九团为预备队，第一五三团加强营担负攻歼河东塔巴地区印军。第三方案是：第三九○团、第三八八团任务不变，以第三八九团1个营担任何西正面攻击任务，另两个营为总预备队，以第一五三团攻歼河东敌能地区印军。上述3个方案，丁指于7日22时15分上报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于9日2时电示丁指：中央军委批准你们全歼瓦弄印军的决心，兵力部署以第一方案为妥，总攻时间定于18日，望即照此执行。并要求于13日18时前准备完毕。为应付可能出现的情况，丁指在上述作战方案的基础上，又研究制定了以下两个补充方案：
　　 第一：第三九○团主力先歼灭“07”高地印军，尔后顺势沿“07”--“39”高地山脊或牙比河直插瓦弄南侧及格里地区切断印军退路。第三八八团主力沿瓦弄扎公及“32”高地直插瓦弄，第三八九团、昌都军分区部队任务不变。
　　 第二：如“07”高地方向不能实施迂回或该高地印军不能及时歼灭，第三九○团主力应于“06”、“07”高地之间，直插瓦弄及其南侧地区，其余部队任务不变。
　　 战役的实施，基本上是按照第二补充方案进行的。
　　 11月10日，丁指副司令员、昌都军分区司令员郄晋武，到第一五三团，同他们一起研究制定了作战方案，进行战斗动员，并对其第五连执行向前门里前推任务作了具体部署，要求该连攻占前门里，前推至戈依良，特别强调要组织好行军的侦察、警戒，遇情况强占有利地形，重视做好新区的群众工作。
　　 11日，丁指批准第一三○师及第一五三团的作战方案。要求部队于13日18时前完成反击准备。
　　 当日，总参谋部电示丁指，一、第一五三团1个加强连在歼灭卡里之印军后，可相机向戈依良方向试探前进，估计卡里至戈依良之间可能还有1个印军据点，故在前进中要加强搜索警戒。二、瓦弄地区反击作战，在追击逃跑印军时，一般不要超过康母底，最远也不要超过哈拉。是否向前门里进击，要听候总参谋部命令。三、发现印军飞机企图飞逃时，应迅速将其击伤或击毁。
　　 12日了指发出政治动员令，号召部队英勇杀敌立功。参战部队根据总参谋部指示和丁指的决心部署进行准备。为了保证战场补给，西藏军区抽调后勤部副政委徐爱民，昌都军分区副司令岳宗等干部，以昌都军分区和第一三○师后勤部为基础，于11月6日组建为丁指后勤部，由岳宗任部长。并以昌都分工委第一书记、丁指副政委苗丕一、副政委钟池及昌都分区副司令员，第一三○师政治部主任杨永汉等主要领导，组成强有力的后方指挥机构，统一组织指挥后方配置、动员民工民畜，调动运输力量，筹运物资给养和弹药。
　　 瓦弄方向作战地区后方道路只有1条，崎岖难行，公路多依山傍水。然乌至扎那间不便错车，吉公至前沿约90公里只有小路，徒步行进需要4-5天，前运后送，只能靠人背马驮。察隅地区就地补给能力很差，除柴草可就地解决外、一切作战物资均赖深远后方运补。察隅方向原仅有1个步兵团的兵力，储备有限。第一三○师进入战区后，由于运输线长、运力严重不足，任务紧迫，战前的准备工作特别紧张艰巨。总后勤部驻重庆办事处（渝办）及成都军区后勤部，组织汽车第十七、第二十团及第五十四军车辆共838台，担负公路运输，昌都地区动员民工7169人、民畜835匹，第一三○师抽调5个步兵营1800余人、骡马634匹，担任离公路之运输，运输队的人数超过了前线作战部队。他们首先突击抢运粮弹，和抬运120迫击炮，至11月15日前，可运补粮食1周量及战役所需的弹药。此外采取加大部队携行量，个人多带粮弹的办法，以保证人有粮，枪炮有弹。在地方政府和藏族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基本完成了临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部队到达集结位置后，利用1周时间进行现地勘察和战前训练。
　　 11月14日，丁指前进至航堆以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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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23:15
三、向前沿开进，抢占“05”、“06”高地
　　 印军防御前沿设在曲子扎公山梁上，该山梁东西走向，比高约800米，横空而立，险峻陡峭，难以攀登。其西南边有座山峰（“05”高地），是插入印军纵深的唯一缝隙。“05”高地如被印军占领，将是阻止中国边防部队攻击的硬钉子，如为中国边防部队占领，就成为突破印军防御体系的钢楔子。所以，昌都军分区独立营第三连首先占领了“05”高地。印军对该高地非常敏感，11月12日瓦弄印军从8时-18时向该高地发射170余发炮弹。第三八八团第四连于12日13时进到“05”高地，并遵照总参谋部指示，于当日9时以1个排进至“06”高地，扩大了阵地。
　　 印军立即调集库马盎联队第六营，于13日控制了“06”高地左翼之“07”高地，及其附近诸高地，企图由“07”高地（印军防御前沿左侧制高点）和曲子扎公，夹击第三八八团第四连及独立营第三连，夺占“05”、“06”高地，与其曲子扎公前沿阵地连成一线。印军以强大的炮火连续轰击中国边防部队的阵地，并接二连三地发起进攻，均被粉碎。印军的攻击行动，不仅是为了夺取战术制高点，以保障其翼侧的安全，更主要的是妄想以所谓新的惊人胜利，向尼赫鲁总理寿辰（14日）“献礼”。为此，印军第四军军长考尔中将，亲临一线督战 [ 注：见B·M·考尔：《没有讲完的故事》1977年6月成都军区政治部联络部译本，第203页。 ] 。
　　 自14日10时30分起，印军在其炮火掩护下，连续9次向“05”、“06”高地发动进攻，战斗异常激烈。第三八八团第四连坚定沉着，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其进攻，守住了阵地，毙印军30余人。该连指导员余阳春抓住战机率一排阵前出击，经3个半小时战斗，前出1000余米，攻占了6个小山包，共歼印军67人，巩固和扩大了“06”高地阵地，对保障后续部队展开起了重要作用。战后，第四连荣记二等功，指导员余阳春荣记一等功。印军遭到顽强抗击后，连续调来道格拉联队第四营以增援库马盎营，不断组织新的进攻，昌都军分区独立营第三连，也打退了曲子扎公之印军的3次进攻。在与印军对峙期间，第一五三团指挥所率加强营第二连、工兵连、炮兵连、重机枪连及昌都军分区独立营第二、第三连等相继进入“05”高地，并克服困难将120迫击炮2门、57无坐力炮、82迫击炮各5门、12.7高射机枪1挺，搬上高地，占领发射阵地。
　　 上述部队正在顽强抗击印军猛烈进攻之际，总参谋部通报，为了加强防守，印军还计划增兵1个营来瓦弄。丁指考虑：印军占领了“07”高地居高临下，直接威胁“06”、“05”阵地，中国边防部队唯一迂回道路被卡死，将丧失反击的突然性，为防止印军破坏战役进攻计划，决心利用已占领的阵地，乘印军在“07”高地立足未稳之际，集中第三九○团主力，首先歼灭“07”高地印军，尔后向瓦弄以南穿插完成关门任务。15日丁指决定，将战役总攻时间由18日提前到16日拂晓发起。由于总攻时间提前了两天，部队进入战斗更加仓促，有的部队总攻发起时尚未进到预定位置。
　　 11月13日开始，第一三○师由战役集结位置（第三八八团自沙马，第三九○团、师指自古玉通，第三八九团自航堆、后指自扎拉）向前沿开进。第三九○团14日19时从航堆出发，16日1时进至“06”高地；第三八八团15日19时从航堆出发，16日9时30分至12时30分先后进到“05”高地南侧（该团第四连已于12日进至“05”高地，13日抢占了“06”高地），第三八九团（欠第二营）14日2时至15日4时全部渡江完毕，15日夜进至刀底曲北侧等进攻出发阵地。第一五三团指挥所、昌都军分区独立营已位“05”高地东北侧附近与印军对峙。第三八九团第二营、第一五三团加强营一部16日前位航堆地区。第一五三团第五连已于12日8时向打秋山口方向迂回，于16日18时到达卡伦并继续向汉洋底前进。炮兵群已于12日进入前沿阵地。
　　 第一三五师高炮营、第五十四军军直高机连已分别进入吉公、扎拉地区占领阵地。
　　 第一三○师师指，由师长董占林，副师长范朝运，副政治委员刘润泉、张示心，参谋长赵福顺组成。师指于15日21时进至“05”高地后，立即与各团联络，指挥各团快速开进。由于攻击时间提前了两天，部队来不及集结、动员和准备，只好在运动中进行临战动员准备。师的领导分别随各团行动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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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向瓦弄印军发起全线攻击
　　 11月16日上午，各团先后与印军打响。
　　 16日4时40分，第三九○团以第三营（简编营辖第六、第九连、机炮连）加强步兵第四连，首先向“07”高地之印军发起进攻，接着团指率第一、第二营（欠第四连），自“06”高地沿“05”高地东南侧向瓦弄方向穿插。“07”高地系印军防御前沿阵地左翼之制高点，是向印军侧后迂回必经之地，故印军极为重视，以库马盎第六营主力和道格拉斯第四营一部，约300余人驻守。由“06”高地通向“07”高地是一条仅3-5米宽的半鱼脊形山梁。第三九○团第三营根据敌情、地形按第六、第九、第四连次序，成3个梯队，以第六连为突击连，该连于16日3时占领进攻出发位置。4时25分，营集中班用机枪以上火器实施火力急袭（因林密、草深，作用不大）。4时40分，第六连以第一、第三排从右侧向“07”高地正面突击，第二排由左侧助攻，迅即向高地东南山梁之印军发起攻击，该山梁东西狭长（最窄的地方仅2米），地形起伏，西高东低，形成3个突出的小山包，北侧为悬崖绝壁。南侧为40-65度的陡坡，遍布原始松杉林，并间有灌木、杂草。山包是印军前沿的支撑点，在各山包上构筑有地堡和散乓坑，由库马盎联队第六营第一连1个加强排驻守。
　　 由于攻击分队动作勇猛，迅速攻占了前沿阵地。但因地形狭窄（只有3米宽的山梁），兵力兵器施展不开，又遭印军三面火力夹击，攻击分队被迫在“07”主峰下20-30米处卧倒。副排长张德兴独自中入印军阵地英勇牺牲，班长周万派只身跃入印军堑壕与之肉搏也壮烈牺牲。连长王传斌率领分队、伤员进行了10余次冲击，均未奏效。副连长、一排长等先后牺牲，政指刘贻武亦负伤。在情况十分危急的关头。第二排机枪班长谭政贵，率机枪组3人（参加火力急袭后返回）勇敢地跃在第一排前面，抢占了有利地形，以机枪火力打退了印军成班成排的反扑。短兵相接，他们沉着坚定，与印军展开了机枪对机枪，手榴弹对手榴弹的硬拼战。子弹、手榴弹打光了，就爬到烈士跟前取来武器、弹药继续战斗，身负重伤，不哼一声，越战越勇。配属第六连的团75炮连第五班伤亡大半，副班长方纯德立即代理班长，与剩余的3人继续坚持战斗。在灌木稠密不能架炮的情况下，用背包带将炮捆吊在树上，发射炮弹10发，摧毁印军4个地堡和1个火力点，有力地支援了步兵抗击印军反扑。战后，方纯德荣立一等功。16日7时在翼侧攻击的第二排，摸至“07”高地东南侧发现印军，先机开火，并冲入印军人群，一举歼灭道格拉中校营长以下62人，连续打退印军数次反扑，巩固了阵地。战后，该排荣立二等功。营又令第九连从第六连方向向“07”高地投入战斗，第九连遭受很大伤亡，被迫在阵前停止。11时，营决定停止进攻，巩固阵地，与印军对峙。在高山狭谷密林地区作战，应力争实施侧后突击，侧后是印军之敏感部位，一经突破，往往可以威胁其指挥中心，易于奏效。第二排的战斗行动，充分证明了这点。反之，从正面进攻，突破困难，代价很大。第三营以第六、第九连正面强攻，指战员打得英勇顽强，前赴后继，多次冲击，终因地形不利，未能攻上主峰阵地。
　　 “07”高地打响前，第三九○团第一营于16日4时由“06”高地隐蔽下插，未遇印军阻击，但因战前对地形的侦察判断有误，穿插的道路原应沿山脊行走，而在实地却变成沿山沟前进，怕走错道路，指挥犹豫，致延误数小时。师参谋长赵福顺随团指率第二营，于8时从“06”出发，赶上来后，严令继续向“32”高地方向前进。
　　 “07”高地战斗打响后，第三八九团主力即沿刀底曲，向东台地发起进攻，行动中突遭台地北侧“80”高地反斜面上的印军侧击，部队两面受火力夹击，被阻于半山坡上。师指当即令该团迅速攻占该高地。否则天明后，印军火力威胁更大。团令第七连于16日5时30分，向察隅河东“80”高地发起冲击。战斗中干部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第三排奉命沿西南山腿向1550高地进攻。此山腿上窄下宽，紧靠察隅河。坡度在65度以上，西面和南面均为绝壁，仅在西南角河床附近有一条宽约2-3米的陡峭棱线，可以勉强攀登，易守难攻。防守该高地之印军为锡克联队第四营第四连，为保障主峰阵地安全，与刀底曲（河）南岸守军构成交叉火网，以1个加强班占领西南山腿，防止中国边防部队从正面反击。守军在该地构筑有地堡3座，其母堡位于子堡的后方，阵地中央有一个掘开式掩蔽部，并以交通壕、堑壕与各地堡连接。
　　 第三排由排长周天喜指挥，以第九班加强轻机枪1挺为突击班，首先消灭山腿之印军，保障主力向1550高地进攻。战斗中周天喜身负重伤，不让战士给他包扎，忍着伤口剧痛，坚定沉着的指挥战斗。在全排遭受严重伤亡，印军又猖狂反扑时，他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以模范行动率领全排冲锋陷阵，向全排提出：“为烈士报仇，为祖国人民立功”等口号，激励全排英勇杀敌，直至壮烈牺牲。第九班班长陈荣，主动代理排长指挥。战士向正德多处负伤，机枪手陈世荣被印军炮弹炸断3根肋骨，肠子露出，仍顽强与印军搏斗，激战至11时，全歼守军27人，胜利攻占了“80”高地，为河东的反击胜利打了关键的一仗。战后，国防部授予周天喜战斗英雄光荣称号；班长陈荣荣记一等功；排、连分别荣立二等功和三等功。
　　 16日7时12分，第一五三团指挥所（由盛嗣勤团长、郑荫山政委、杜斌副团长、杨连全参谋长、齐运成主任组成），指挥昌都军分区独立营及团加强营一部，向曲子扎公之印军发起攻击。曲子扎公，是察隅河西岸那底通至曲嘴间的一条西东走向的横断山脊，地形险要，易守难攻，为瓦弄北面的天然屏障。入侵印军以锡克第四营（欠第四连）、第三廓尔喀营第二连、71重炮连（106.7迫击炮8门）、重机枪1个排及火力队（81迫击炮3门），共约500人防守。守军沿曲子扎公山脊修筑工事，以4个连支撑点构成环形防御体系，与河东之印军阵地相策应，是印军防御正面的重点设防地段。并设置了一列桩、蛇腹形、低桩三角形铁丝网和雷场。
　　 丁指赵衍样副参谋长随第一五三团指挥所指挥昌都军分区独立营及加强营第三连、机枪连、炮兵连、工兵连及喷火排，由西向东沿山脊向印军右侧翼阵地实施主要突击；另以团加强营第一连1个排、工兵连两个排及机枪二连（欠第一排），由那底通向老虎嘴实施正面攻击，以牵制印军。16日7时12分，在随伴火炮支援下，两部同时发起攻击。激战20分钟，团加强营第三连顺利攻占了“18”号阵地。随即尾追至“17”号阵地西侧，遭印军火力拦阻，冲击受阻。由正面攻击的分队。沿山脚向老虎嘴进攻，在激战中拔除印军地堡11座，因兵力较小，又遭河东印军火力侧射，伤亡较大，进展迟缓。
　　 第三八八团赶到“05”高地，已是16日9时，师副政委张示心即随团指，率第一、第二营，由“05”高地向瓦弄扎公发起攻击，第三营由副团长姜显臣率领经“05”高地向东南格里方向反击。瓦弄扎公是由西向东南倾斜的一条山梁，其北侧是绝壁，不能通行，西南侧坡度稍缓，森林密布，山脊上起伏4个山包，编为“25”、“24”、“28”、“27”高地，为瓦弄天然屏障。印军库马盎联队第六营第四连，以“28”高地为主阵地，在4个高地之间筑有50余个地堡，形成环形地堡群，有地雷、铁丝网等副防御设施，“27”、“28”高地之间为印军81迫击炮阵地。“24”、“28”高地是印军纵深之主阵地，攻下这两高地。可以震撼瓦弄印军的整个布势。该团主力攻击瓦弄扎公时，以第一连为突击连，发起攻击后，一举突破印军前沿，并占领了“24”高地。当冲到“28”高地前沿100米处时，遭印军炮火、机枪射击，前进受阻。连长李荣汉立即调集火器支援第二排战斗，亲率第一排直插“28”高地右侧后攻击。守军在前后夹击之下，被迫退守地堡顽抗。第一连即以第一、第二排主力，分成小群多组，勇猛穿插分割，围歼地堡群守军。12时，进至2600高地西北侧时，遭印军炮兵火力拦阻和地堡群的机枪火力猛烈射击，前进受阻。第二班副班长张映安在新战士于有维的配合下，深入印军地堡群，在四面火力封锁下，以沉着机智勇猛的动作，在25分钟内连续炸毁印军两个地堡，全歼了母堡内印军连指挥所后，又由内向外攻击，配合连主力摧毁了外层的1座地堡。
　　 全连经1个多小时的激战，至当日12时45分胜利结束，全歼印军38人，夺取了“28”高地主峰。至此，第一、第二营迅速控制了整个瓦弄扎公，打乱了印军部署，将河西印军锡克营、库马盎营割裂成两块，直接威胁瓦弄。战后，该连荣记三等功，二排荣记一等功，副班长张映安和战士郑凤柏荣记一等功、于有维荣记三等功。
　　 16日14时30分，第三九○团（欠第三营、第四连）、第三八八团第三营，进至“32”高地（瓦弄西北侧无名高地）遭印军阻击。师指令第三九○团不惜一切代价，打开通路，团即令第五连（欠第五、第六班）歼灭该地印军，保证主力直插瓦弄。瓦弄西北侧无名高地，系3000高地向东北伸出的一条狭窄山梁，坡度在50-70度，遍布密林、杂草，是印军防守瓦弄的翼侧屏障，由道格拉斯联队第四营第三连大部和库马盎联队第六营第四连一部防守。在山的东坡构成了3层以母堡为核心、以浅窄交通壕相连接、成阶梯式的半环形的地堡群。群与群之间距离约70-100米，堡与堡之间距离约20-30米。地堡顶盖为1-2层圆木，并覆盖约20公分厚的泥土。每个地堡有1-3个射孔，可容人数不等。火器配置靠前，形成交叉火网，并可得到瓦弄炮火的直接支援。是印军在瓦弄西南后山的一个重要支撑点，与“31”高地之印军相互策应，控制着中国边防部队南进道路。
　　 第五连受命后立即组织现地勘察，决心令第二排第四班，从正面用火力牵制印军，将连主力轻装沿右翼小河迅速迂回到印军后方山梁。由上而下攻击。即按第三排、第一排的顺序，利用右翼小河沟向印军接近。约半小时爬上山，占领了印军侧后山梁。第二排第九班在排的火力掩护下，直逼印军中央地堡群，当进至距地堡50米处时，守军突然开火。班长即组织火力掩护，以第二、第三组利用有利地形向地堡接近。当进至约10米处，迅速投弹，炸掉两个子堡，随即跃到母堡附近，以猛烈火力射击。第三组向地堡出入口处连投4枚手榴弹，均被印军反投出来爆炸。班长组织火力掩护，令战士陈代富用爆破筒将地堡炸掉。陈代富跃进距母堡约7-8米处，投进手榴弹。当他正准备接近地堡时，手榴弹又被反投了出来，陈代富的腿和臂部被炸伤。他忍痛爬上地堡，用手扒开地堡顶上的积土，将爆破筒从顶盖圆木空隙插入地堡。他担心爆破筒再被印军推出来爆炸，不仅完不成任务，反而造成更大伤亡。于是，他将爆破筒拉火后，用身体抵紧，待快爆炸的瞬间，迅速滚下地堡。一声巨响，印军母堡被炸毁。该班趁势连续炸掉6座子堡。在第九班向印军母堡接近的同时，第三徘排长即指挥第七、第八班，互相掩护插入印军左翼地堡群，炸掉印军地堡。继后又接连炸掉印军11座地堡。
　　 与此同时，第一排从右翼加入战斗，将上层和中层的地堡全部炸毁。第五连在第三连及第三八八团第九连的积极配合下。激战至16时30分，全歼守军32人。战后，该连荣记三等功，三排荣记二等功，战士李统全荣立一等功，陈代富荣获国防部授予的战斗英雄称号。
　　 第一五三团团指根据昌都分区赵衍祥参谋长的指示，经过进一步调整组织，于16日15时30分再次向印军“17”号阵地与老虎嘴阵地发起冲击。印军“17”号阵地位于曲子扎公中部，界于16、18号阵地之间，由锡克联队第四营第三连部分兵力驻守，守军以排为单位，以地堡群为骨干，组成防御支撑点。母堡位于阵地中央，各地堡之间以交通壕、堑壕相连接，母堡火力可以直接支援前沿各子堡战斗。
　　 第一五三团独立营第三连，从加强营第三连左侧加入战斗，迂回印军侧后，迅速突破“17”号阵地前沿，在向纵深进攻时，突然遭受印军纵深母堡火力射击，冲击受阻。机炮连第二排排长杨邦清，肩抗57无坐力炮向印军射击，连克印军数个地堡后，不幸中弹牺牲。班长徐廷荣见左前方地形隐蔽，便毅然带1个小组，绕到印军侧后，迅速地运动到距地堡10余米处，用手榴弹将堡内守军消灭，摧毁了母堡，歼灭印军11人。战后，徐廷荣荣立二等功。母堡炸掉后，冲击分队立即发起冲击，独立营第三连和加强营第三连于16时，攻占了“17”号阵地。随即在正面攻击分队的配合下，迅速攻占了“16”、“19”号阵地。“21”、“22”阵地之印军弃阵而逃。部队随即转入追击，班长叶光富为不给印军以喘息的机会，滚下几丈高的石崖，强忍伤痛，迅速冲至阵前，毙印军两人，缴获重炮4门。17时40分，中国边防部队占领了曲子扎公阵地和曲嘴炮兵阵地，共歼印军116人，缴获106.7迫击炮7门、51迫击炮8门、轻机枪26挺，各种枪112支。中国边防部队伤亡97人，其中伤干部8人、战士57人；亡干部2人、战士30人。
　　 经过10小时激烈战斗至15时前后，印军前沿主阵地绝大部分被攻克。第三八八团控制了瓦弄扎公，割裂了印军部署，向纵深发展，直接威逼瓦弄，使印军第十一旅的防御决心动摇；第三九○团第三营，在“07”高地与印军对峙。印军已显露南逃迹象，丁指遂令各部队加快进攻速度。攻击河东的战斗于16时开始，第三八九团第一连、第七连在炮火支援下，于18时攻占了“东”地区；第三九○团第二营第五连，于18时40分进占瓦弄机场及其以南地区，第三营第四连，于15时从第六连第二排方向投入战斗，于20时40分，攻占“07”高地，印军残部己逃窜，该营计歼灭印军道格拉斯联队中校营长以下170人。第一五三团第五连，于16日18时到达卡伦，继续向汉洋底前进。至此，中国边防部队全部攻占瓦弄。瓦弄之印军大部被歼、一部溃逃于峡谷、深山密林之中。印军第四军军长考尔中将带部分机关人员于14时许乘直升机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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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追击和搜剿
　　 入侵印军第十一旅，于16日16时后，疯狂向中国边防部队炮击。并纵火烧毁物资，其旅部、直属分队及各战斗营残部向南撤逃。丁指即令部队转入追击和搜剿。17 日，总参谋部电示：猛追逃跑之印军，直至萨木维尔、吉拉一线，对溃散之印军应组织彻底清剿。第一三○师即以第三八九团一部、第三九○团第一、第二营（欠第四连）继续向边界传统习惯线实施追击。同日，丁指派韦统泰、郄晋武副司令员和兰亦农主任前往曲咀、瓦弄等地指导部队作战。17日3时20分，第三八九团第一营追至敌能；13时30分，第三九○团迫至格里。15时，第一五三团第五连追至汉洋底地区。第三八九团第二营，于18日16时追至哈拉。18日18时，第三九○团追进至吉牙，发现印军1架苏制直升飞机沿察隅河向北飞行，其第三、第五连，立即以步兵武器对飞机猛烈射击，当即将其击伤，该机掉头向南逃窜，飞至本穹东侧降落被缴获。19日10时，该团进至萨木维尔。21日12时，第三九○团第五连进至金古底，追到传统习惯线。追击部队奉命停止追击，就地转入搜剿。
　　 自11月17日起，中国边防部队除以一部实施追击外，其余部队转入搜剿。在沿察隅河两侧和格里以南以北地区，搜剿部队在深山密林中分片包干，采用追、堵、搜、伏、喊（利用战俘喊话）等方式，控制水源粮源，搜捕逃散印军。17日10时30分，第三八八团第三连在牙比河沟口沙滩搜剿，经8小时战斗，搜歼印军48人；19日，在牙比河沟搜剿中，经30分钟战斗，全歼了“07”高地逃散的印军库马盎联队第六营中校营长以下31人。战士汤廷童，在此次搜剿战斗中，机智灵活地取得了毙印军8人，俘中校营长以下5人的战果。战后，汤廷童荣立一等功；该连荣记三等功。
　　 部队在山林中搜歼异常艰苦，有的部队断粮、缺水，白天用野菜充饥，晚上盖草御寒。第三八九团第一连，在10多天的追击、搜剿中，翻越了6座海拔4000米以上，坡度达70-80度的大山，曾先后4次，计6天断粮，3天断水。由于饥寒，全连129人，90%以上人员拉肚子和嘴唇干裂流血。尽管艰苦，干部战士却斗志旺盛。一首快板诗充分反映了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瓦弄反击战，日夜翻大山。上山爬着走，浑身冒白汗。下山滑着行，两腿打颤颤。夜来围松火，个个笑声欢。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挖来鱼腥草，当菜又当饭。白雪拌糌粑，胜过大会餐。官兵团结紧，困难只等闲。当个解放军，是个党团员。消灭侵略者，责任重如山。再苦也不苦，再难也不难。”26日18时30分，该连第三排，在弗西河沟内搜剿，发现印军逃窜踪迹后，立即采取观察、搜索、堵击、设伏的战术，战斗至次日拂晓，毙、俘廓尔喀联队中校营长以下39人。战后，该连荣立三等功，第三排荣立二等功，排长袁斌明荣立一等功。
　　 其他各分队，在搜剿中均有战果。
　　 12月1日，前线各部队奉中央军委命令开始后撤。至此，瓦弄作战全部结束，共歼灭入侵印军库马盎联队第六营、廓尔喀联队第三营、道格拉斯联队第四营全部，锡克联队第四营大部和第十一旅直属分队等部1200余人，其中击毙道格拉斯联队中校营长以下750余人，俘印军库马盎联队第六营及廓尔喀联队第三营中校营长以下502人。击落、缴获印军飞机各1架，缴获51口径以上火炮62门、轻重机枪94挺、长短枪715支、炮弹1万余发、枪弹102万余发、手榴弹5400余枚、地雷1400枚和其它装备、作战物资一部。
　　 中方伤亡共752人（其中，亡干部26人、战士172人，伤干部68人、战士486人）。战斗中涌现出二等功臣连2个，三等功臣连15个，一等功臣排2个，二等功臣排6个，二等功臣班16个、三等功臣排和班106个，战斗英雄2人，一等功臣16人，二等功臣60人，三等功臣119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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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米金、梅楚卡、都登方向的反击作战
　　 10月27日，总参谋部命令：以山南军分区、林芝军分区的部队向里米金、梅楚卡、都登一线反击。据此，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参谋长王亢、政治部副主任白健等留拉萨的领导，指挥实施中印边境东段中部地区的反击作战。军区决心调集林芝、山南及拉萨地区可能抽出的兵力（含边防分队），共约3个营2200余人，于11月18日、19日分别向里米金，梅楚卡、都登方向发起反击。参战部队先后拔除了入侵印军据点16处，于11月20日、21日占领了里米金、梅楚卡及更仁等地，歼印军一部，有力地配合了主要方向上的战役行动。部队受到了一次最实际的锻炼，同时也暴露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未能更多地歼灭印军有生力量。


一、里米金地区战斗
　　 里米金方向，有入侵印军查谟·克什米尔联队第二营及阿萨姆步兵第九营各一部，约400余人。分别部署在窝热、根村至格几河一线及里米金地区。
　　 为配合主要方向上的作战，西藏军区决心，以山南军分区步兵第一团（655人），对该方向印军实施攻歼作战。11月14日，第一团指挥所（由团长白泉、政委叶达泉、参谋长高庆振、副主任李福云组成），率部队分别从塔克新、马加到达哥里西娘集结。印军先期将日约桥（哥里西娘东2小时行程）破坏。第一团立即组织架便桥，经3昼夜努力，于17日19时完成便桥架设。18日11时，军区获悉里米金之印军有南逃迹象，即令第一团急进。该团先头部队于18日17时20分进至窝热，与印军警戒分队打响。经15分钟战斗，毙印军1人，缴步枪1支，第一团伤6人。印军向里米金方向逃窜。20日11时40分，第一团进至娘仁东山坡。印军1个连在根村凭险据守。此地栈道被印军破坏，团指即以火力掩护步兵，从正面搭梯通过，另以两个连攀绝壁向里米金迂回。21日拂晓，发现里米金印军纵火烧房，该团即发起冲击，并于8时30分占领里米金。该地印军已向塔里哈方向逃跑，部队立即向东追击。21日黄昏，部队进至聂落（里米金东6小时行程），奉命停止追击，22日13时撤回里米金。此战，歼印军1人，缴获武器、弹药、物资一部。第一团伤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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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梅楚卡地区战斗
　　 梅楚卡方向，有印军约700余人。其部署：第八廓尔喀联队第二营位于达东、公拉、巴让岗南侧高地及梅楚卡地区；马德拉斯联队第二营第二连配属炮兵一部，位白马吉岭；阿萨姆步兵联队第十一营第二中队驻巴让岗地区；第八廓尔喀联队第二营营部位于巴让岗，统一指挥上述分队。
　　 为配合主要方向上的作战，西藏军区决心：以军区独立营、林芝军分区米林营、墨脱营两个连，共1656人，由林芝军分区前指（司令员杨永恩、参谋长李奋、副参谋长闰跃华、副主任王磊）指挥，向梅楚卡方向反击，攻歼该地区之印军，尔后向都登方向发展进攻，攻歼都登、更仁地区印军。其具体部署是：在攻歼梅楚卡之印军后，如都登地区之印军未动，则视情况以一部兵力控制梅楚卡地区，主力北上。在墨脱独立营两个连的配合下，歼灭都登印军；在进攻梅楚卡的同时，以墨脱独立营两个连自地东经更仁向都登之印军逼近佯动，如印军南逃，则相机占领都登，如不动，则待自梅楚卡北上之部队到达后，配合主力南北夹攻歼灭该印军。
　　 11月16日，林芝军分区前指率米林营（欠第四连）、军区独立营从马尼岗出发。17日，以军区独立营直插梅楚卡，以米林营（欠第四连）沿马尼岗河直插达东。18日18时51分，独立营进至白马吉岭与该地印军打响，由于指挥不力，至19日拂晓尚未突破印军阵地。16日，由林芝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王磊所率米林营第四连从拉曼出发，于17日10时30分进至嘎公拉（巴让岗西4小时行程）受印军阻击，停滞该地。13日夜，印军向达东方向撤逃，至19日7时全部撤离。军区独立营及米林营第四连，于19日11时进占巴让岗。19日22时林芝军分区前指命军区独立营向达东追击，该营第三连（即军区警卫营第三连）受命后，决定昼夜兼程追歼逃敌，并号召“不顾一切疲劳，不怕山高路险，追上去就是胜利”。尖兵班（第一班）一致表示，“敌人跑到哪里，我们就追到那里，坚决完成任务”。该班于19日20时出发，沿梅楚卡河谷向南追击。
　　 20日9时15分，追至热公西侧山上，发现正前方有数十名印军正向南逃跑。班长范少全率全班加快速度，隐蔽接近，突然向印军开火，毙印军16人，俘2人。其余印军惊慌逃命，有10余名印军滚落崖下摔死，另一股逃入森林。该班继续追击。追击中，发现群众背东西南逃。范少全怕误伤群众，便一面向群众摆手示意卧倒，一面令全班向印军射击，将5名印军全部消灭。12时45分，追到来不希附近时，奉命停止追击。该班经三个半小时追击，行程约45华里，共毙印军21人，俘2人，坠崖摔死10余人，缴获轻机枪5挺、冲锋枪6支、步枪26支、51迫击炮3门。战后，范少全荣立二等功。
　　 印军主力300-400人溃散于森林。独立营继续追击，21日11时追至民英，与米林营主力会合。
　　 米林营18日18时进至如因后，分兵两路：一路以第五、第六连沿马尼岗河东岸向达东进击，于19日15时，进至龙德附近。印军放火烧房后向达东逃窜，20日8时，该部从龙德出发，于21日进至达东。另一路第七连与工兵连，自如因向西南越党参拉山直插民英，于20日14时抵民英（河北岸）。印军约150人从梅楚卡方向达东逃窜，指挥员误认为系印军前卫，企图放过后打其本队。由于判断失误，丧失了战机。21日11时，与军区独立营会合后向达东追击，13时进占达东。达东之印军已于20日逃窜，部队奉命停止追击。
　　 至此，梅楚卡地区战斗结束。共歼灭印军78人（毙30人、俘48人、发现饿死5人），缴获武器、弹药、物资一部。林芝军分区部队伤亡17人（亡6人、伤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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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23:16
三、都登地区战斗
　　 都登方向，印军约800余人。其部署：马德拉斯联队第二营1个连及阿萨姆步兵第十一营第三中队一部，在邦拉、更仁设防，马德拉斯联队第二营（欠2个连）、配属第四十四山炮团第七十连及勤务保障分队一部，驻守都登及其附近地区。
　　 11月15日，墨脱独立营率两个连，从地东出发，19日17时55分进至更邦拉，向印军发起攻击。经19分钟战斗，印军向更仁逃窜。21日18时，墨脱营占领更仁，印军逃往都登。22日上午，该营追至哥布（距都登半日行程），获悉都登之印军已于21日南逃。该营部奉命停止追击，于23日1时从哥布返回浪波待命。此战，共歼印军12人，独立营亡8人、伤2人。
　　 20日21时30分，总参谋部发出停止反击作战的命令，并指示：“东线中部各部队在占领梅楚卡、里米金、都登后即停止追击，在原地打扫战场，加强警戒”。西藏军区当即命令山南、林芝军分区参战部队撤回里米金、梅楚卡、浪波等地区，集结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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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公洛地区反击作战
　　 班公洛地区，位于中印边界西段西藏阿里西北角（日土县斯潘古尔湖西侧），境内为日土县的新疆地区，境外为拉达克之楚舒勒地区。该地区山高坡陡，地势险要。山上多乱石，草木不生，空气稀薄，呼吸困难，风大雪大，雪深路滑，气候寒冷。入侵印军在班公洛地区建立据点，并企图以此控制西藏之班公洛、热琼等哨卡，威胁西藏阿里纵深地区的安全。


一、战前印军和中国边防部队的基本情况
　　 印军在第一阶段失败后，即增调兵力。将其第十旅主力两个营调到西线，部署在东堤以西印度河谷地区；将第一六三旅3个步兵营调至列城及其附近地区；以原属第一六一旅之杰特联队第一营转隶第一一四旅，进驻楚舒勒地区；调第十三野炮团和第三十二重迫击炮团（分别装备有87.6加农榴弹炮24门，106.7迫击炮24门）驻列城。并各以两个连及轻型坦克装甲部队各一个连，加强第七十旅和第一一四旅。10月下旬，西线印军统一组成喜马拉雅第二师，总兵力增至1.5万余人。印军在楚舒勒地区，调整部署，加紧构筑工事，大量设置地雷等爆炸性障碍物，不断向中国边防部队开枪打炮。
　　 班公洛地区为：印军第一一四旅廓尔喀第八联队第一营和库马盎联队第十三营，分别配置在莫尔多通道北南两侧高地上。其北山设据点两个（“阿印5号、16号”），南山设据点4个（“阿印6、7、8、9号”）。其中北山5号和南山6号分别设在山脚下，形成莫尔多通道北南两犄角，两点间有大面积布雷场、铁丝网封锁了通道。上述6个据点，其中6、5、16号3点，由廓尔喀第八联队第一营防守，7、8、9号由库马盎联队第十三营防守，分界线在6、7号据点之间。通道北侧16号，南侧8、9号据点均设于山顶突出部，比中国边防哨卡1号、2号、11号高约600米，可通视纵深20多公里，控制斯潘古尔湖地区中国边防部队的活动。上述据点，成为楚舒勒、丁如泽机场和通东堤公路东侧的前沿屏障。此外，楚舒勒地区印军还集结有1个步兵营、1个机枪营、1个坦克装甲连，随时可向中国境内攻击。印军在通道两侧山凹处有炮兵阵地4处，可支援其各据点战斗，威胁中国边防哨卡及后方安全。
　　 中国边防部队在反蚕食斗争阶段，即在入侵印军“阿印5、6号”据点对面莫尔多通道两侧设置了“阿1号”和“阿11号”两个哨卡，与入侵印军“阿印5、6号”据点相对峙，并在“阿1号”和“阿11号”之间与入侵印军布雷场相距200米处，布设正面宽约3公里、纵深40米的防坦克防步兵混合雷场，封锁通道，掩护“阿1号、 11号”哨卡正面。在入侵印军7、8、9号据点对面，设置了“阿2号”哨卡。观察警戒印军上述各点行动。在入侵印军16号据点北侧高地，设置“阿10号”哨卡，比印军16号据点高出100余米，可控制其16号，并能观察印军纵深活动情况。上述各哨卡均由西线阿里支队第二、第三连负责防守。
　　 中国西线作战部队主力集结于日土宗，经过半个多月休整，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
　　 尼赫鲁政府拒绝接受中国政府的三项建议，企图与中国再次较量。11月14日，中央军委电示新疆军区与康前指：
　　 1、同意你们集中主要兵力兵器，同时歼灭8、9、16号印军的作战部署。
　　 2、拔点时，对印军设在境外的炮兵和据点印军不打，我不打，印军打我时，我坚决还击。以短促猛烈突然的火力还击，打它的丁如泽机场和楚舒勒，炮弹可以越界，人员不能越界。还击时必须经总参谋部批准。
　　 3、印军8、9、16号据点经营时间较长，工事比较坚固，距楚舒勒较近，其兵力支援容易。故必须从打一场硬仗恶仗要求出发，要多准备几手，一定要把准备工作做好，切勿仓促动手。
　　 遵照中央军委指示，新疆军区和康前指决心：首先拔除印军8、9号和16号3个威胁最大的据点，尔后视情况再拔除5、6、7号据点。同时准备歼灭增援反扑之印军，做好以炮火还击的准备。
　　 其部署：以第十一团第三营，加强第十团第三营第九连、阿支2号卡1个排、120迫炮营（欠1个连），配属第十团75无坐力炮4门、骑兵第三团57无坐力炮1个排（3门）、团属工兵连、师属喷火排、师属高射机枪1挺，首先歼灭8、9号据点之印军，尔后视情况歼灭入侵印军6、7号据点。
　　 以阿支守卡分队抽调不少于1个连的兵力，配属骑兵第三团迫击炮连和无坐力炮排（3门）、第十团工兵连1个排、喷火1个排、另以骑兵第三团1个步兵连为二梯队，首先歼灭“阿印16号”印军，尔后视情况再歼灭5号之印军；以骑兵第三团（欠2个连）、第十团第三营（欠1个连）为前指预备队，准备向莫尔多通道，且坎--羌山口，扎西岗--拉多方向实施机动，配合守卡分队，歼灭增援反扑之印军。
　　 以第四师侦察连一部兵力控制新张山口，阻止东提之印军进入中国边防部队侧后；另以一部兵力配置在新张，准备歼灭印军空降兵。
　　 11月17日阿支拉多、且坎守卡分队，分别向拉干赫尔、羌山口方向进行侦察巡逻。18日拂晓，展开活动迷惑印军，以掌握这两个方向的印军动向。
　　 炮兵部队：以120迫击炮（4门）、76.2加农炮连（4门）、第十团迫炮连（6门）和75无坐力炮（2门），组成炮兵群，配置在阿1号至11号卡后侧。决心首先以火力急袭“阿印16号”，支援阿支突击连拔点战斗；尔后，当印军炮火射击时，实施炮火还击；打印军增援部队等。高炮营配置在“阿2号”卡附近，掩护主攻方向对空安全。
　　 第四师工兵营以1个连构筑前指观察所，以1个连执行扎西岗、且坎前沿布雷、设置障碍任务，以1个连维护狮泉河桥梁渡口。
　　 康前指设在“阿2号”卡附近。
　　 部队作战准备。西线机动作战部队，经半个月休整恢复了体力，总结了第一阶段的作战经验和教训。从11月14日开始，进入作战准备，各部队根据作战任务，进行现场勘察，了解敌情、地形，确定开进路线，拟制作战方案，进行战斗编组，明确指挥协同、支援联络等，并设置沙盘模型，反复进行演练。与此同时，各突击分队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动员，准备了充足的作战物资器材，作好了打硬仗、打恶仗的准备。
　　 参战部队认为，拔点攻坚战，是一场“硬仗，恶仗”，印军工事坚固，火力密集，地形险要，易守难攻。特别是防步兵地雷爆炸性障碍物，不但纵深大，正面宽，道带多，而且布设隐蔽，不易发现。但其弱点是：工事前强后弱，火力前重后轻。若从侧后攻击，即可避开其雷区和火力封锁区，减少部队伤亡。
　　 各突击分队经过认真研究，拟采取夜间接近印军，拂晓发起攻击的战法。担任拔除8、9号据点的突击分队，采取避开正面迂回侧后，分割包围，多向攻击的战术。对16号据点的攻击鉴于地形限制不便迂回，决定采取炮火掩护、工兵开辟通路、正面强攻、侧后助攻的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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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23:17
二、拔除“阿印8、9号”据点
　　 担任攻击8、9号据点的部队，接受任务后组织指战员多次接近印军哨卡侦察，真正做到了知“彼”。“阿印6、7、8、9号”据点，配置在一条3公里多长的山脊上，由山脚下的6号起沿山脊向上排列。6、7、8号相隔甚远，8、9号基本联在一起，控制了热琼山顶3个山头。山西侧沿河谷有一条公路，是列城经东提至楚舒勒的唯一交通干线，山东侧与中国“阿2号”哨卡隔山梁对峙。上述据点由印军第一一四旅库马盎第十三营1个加强连130余人驻守，配备有81迫击炮2门、51迫击炮3门、轻重机枪8挺，90火箭筒2具，步（冲）枪52支。其中部署在8、9号各1个排，40余人防守，连部带1个排70余人设于两点之间的5150高地上，为主阵地。该印军在8、9号据点构筑有可容50余人的地堡，即生活与战斗相结合的工事，挖有断续堑壕、交通壕、设置铁丝网，形成环形、半环形地堡群防御阵地。
　　 步兵第四师第十一团第三营担负了攻歼“阿印8、9号”据点的任务。在副师长王洪杰、团长高焕昌指挥下，根据地形及守军情况，分南北两个突击方向：南路由第七连、第八连（欠1个排）由南向北攻歼“阿印9号”；第九连和第十团第九连由北向南攻歼“阿印8号”。阿支1个排和第八连1个排配置在热琼山顶负责向东提方向警戒；第十团第九连以1个加强班攻占印军警戒阵地，其主力插入“阿印7、8号”之间向7号警戒，保障主攻分队侧后安全。营指分南、北两个指挥部，南指在第七连侧后，北指在第九连侧后，协同指挥两个方向攻歼守军。同时，制定了步、炮、工、化分队之间互相配合的协调计划，严密组织火力。并决定：利用夜幕掩护，大胆穿插，分割包围，迂回至印军后面攻击，多点突破，使其措手不及，首尾难顾。
　　 11月17日20时，突击分队由热琼沟口集结地分两路出发，利用夜暗开进。南路第七、第八连攀登热琼山向“阿印9号”南侧迂回前进。由于山高坡陡，雪深路滑，指战员衣着厚，负荷重，缺氧呼吸困难，又是摸黑前进，故行动缓慢，8公里走了9个小时。18日5时，进至冲击出发地。北路第九连乘车闭灯行进至5580高地山脚后下车，步行爬山，经过7小时的艰难爬行，终于到达顶峰，进入攻击出发地，进行战斗准备。第十团第九连，插入“阿印7、8号”之间，进入阵地。切断“阿印8、9号”守军的退路，达成了对印军的包围态势。
　　 18日7时30分，印军8号据点游动哨5人，进入第三营进攻出发阵地，被击毙1人，其余逃回。8号据点印军立即猛烈射击。中国边防部队潜伏，未予还击。印军盲目射击一阵，不见动静，便停止了射击。
　　 炮兵部队对印军8、9据点进行炮火急袭后，9时15分，各连同时发起冲击。攻击“阿印9号”据点的第七连，发起冲击后，进至铁丝网附近受阻。连长立即命工兵班炸开铁丝网，命各排采取班组战术互相支援，互相掩护，交替冲击，以40火箭筒、75无坐力炮抵近射击，以喷火器喷射和用炸药包、爆破筒投入印军地堡等手段，逐个攻击印军地堡。印军依托工事顽抗，第七连虽伤亡很大，指战员仍英勇顽强，前赴后继。副班长梁培青爆破地堡，中弹牺牲，战士李登科迅速接替又被击中，侯学田继续完成任务，直到炸掉印军地堡。战后均荣立二等功。火箭筒班作战灵活机动，采取抵近射击，接近印军地堡50-60米处发射火箭弹，全班击毁印军地堡9座。战士梁章林1人击毁地堡5座，战后荣立一等功，全班荣立集体二等功。副指导员张代荣正在为伤员常学庆包扎伤口，炮弹打来时他立即匍匐在伤员身上，保护了战友，自己光荣牺牲。战后，国防部授予张代荣爱兵模范称号并追记一等功。第七连激战45分钟，摧毁印军地堡25个，毙印军40余人，攻克了“阿印9号”据点。
　　 第八连接受攻击核心阵地的任务后，隐蔽迂回至距印军200余米处。该连第三班担负尖刀班任务，在班长杨森林率领下，攻上5150高地，进至印军连部核心阵地，趁印军混乱之机全歼守军，并将由8号据点方向逃来的18名印军击毙6人，其余逃散，在二班配合下，消灭了这股印军，还抓了两个俘虏。尔后又攻下1座地堡，先后歼灭印军20余人。终于攻克印军核心阵地，共歼印军74人，俘5人。战后，杨森林荣记一等功，该班记集体二等功，连记集体三等功。
　　 攻克印军连部核心阵地后，第八连即向印军炮兵阵地冲击。由于战斗组织欠周密，兵力有些分散，且天色大亮。加之地形平坦无遮蔽，利于印军观察射击，第八连冲击受阻，伤亡较大。配属该连的喷火分队，在连长潘盈溥指挥下，拟歼灭地堡内印军，没有成功。连长身负重伤，坚持不下火线，继续组织指挥战斗，因流血过多光荣牺牲，战后追记一等功。相持至10时30分，在第九连第三排协同下全歼该印军。
　　 北路攻击分队发起冲击后，第十团第九连为保障第十一团第九连攻击“阿印8号”据点侧后安全，连主力配置在5580高地，警戒7号准备打援，命二排长率1加强班攻击5300高地。该高地为“阿印8号”据点东北方向的警戒阵地，距主阵地400余米。第九连第六班穿插到两阵地之间，由侧后攻入，在火箭筒、轻机枪掩护下，副班长符孟军担负爆破任务，抓住时机，一跃而起，利用地形将手榴弹塞入地堡射孔，炸毁印军地堡2座。其余地堡之印军惧歼而逃均被击毙。第十团第九连歼印军14人，攻占该高地，保障了第十一团第九连主攻印军8号阵地时的侧后安全。战后符孟军记一等功，六班记集体二等功。
　　 第十一团第九连发起冲击后，首先攻击目标明显的半地下室和伙房，攻占后作依托再向地堡攻击。由于印军火力较猛。第九连即以步兵火力封锁印军枪眼，掩护骑兵第三团加强该连的57无坐力炮排接近印军地堡。无坐力炮排排长艾买提·托乎提指挥有方，发射炮弹28发，26发击中目标，摧毁地堡10座，有力地支援了步兵作战。战后，艾买提·托乎提记一等功，全排荣立集体二等功，被誉为神炮排。当第九连扫除外围印军向山顶冲击时，又遭印军地堡火力拦阻，进攻受挫。在火力掩护下，战士王忠殿一跃而出，用爆破筒插入地堡射孔炸毁地堡，攻占了山头，至此，8号据点印军被全歼。第九连占领山头后，还歼灭了由9号据点逃来的10余名印军。之后，第九连奉命支援第八连攻击印军炮兵阵地。该处几座地堡内印军顽抗，第八连进攻受挫。第九连第三排由侧后进入战斗。战士王忠殿再次担任爆破地堡任务，爆破筒插入地堡被推出，再次插入又被推出，王忠殿毅然用身体压紧爆破筒拉火爆炸，全歼印军，王忠殿光荣牺牲。战后，被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追记一等功。
　　 攻击8、9号据点战斗历时1小时40分钟，达到了全歼速决的目的。此战共歼印军141人（其中击毙少校以下136人，俘5人），缴获全部武器弹药装备等。第十一、第十团攻击部队伤98人，亡2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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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23:17
三、拔除“阿印16号”据点
　　 “阿印16号”位于莫尔多通道东北班公山南侧山嘴突出部上，海拔5100米，东、南两面坡度陡峭，不易攀登，北面多为乱石，迂回困难，且在印境内据点（“阿印17号”）的火力控制下。16号卡处于莫尔多通道附近的制高点上，可通视班公洛地区20多公里，威胁最大。
　　 “阿印16号”为印军第一一四旅第八廓尔喀联队第一营之一部约50余人据守，主要武器有81迫击炮、51迫击炮各2门，重机枪1挺。轻机枪4挺，步冲枪30余支。印军于1962年7月初侵占后，加紧构筑工事，同时还埋设了大量防步兵地雷。据点内筑有地堡28座，每座有1-3人驻防，露天工事22个，房子5间，有81、51迫击炮阵地各两个，并有部分堑壕交通壕相联接，正面有布雷场3道，纵深约120米。连间隙计算大约400-500米，形成环形防御。印军在距前沿1000米处小山包上设观察哨，晨出晚归。
　　 担任拔点的阿前指（副支队长张昌奎、政治处主任贺登云）于11月14日，上报决心部署，拟将主攻方向选在正面。虽有雷区，但可以火力掩护工兵开辟通路，避开侧后的“阿印17号”射击；若从侧后攻击，易越出边界，且腹背受攻，增大伤亡，极其不利。
　　 为此，以第四连3个班，第五连2个班，8号卡2个班、9号卡1个班，共8个班组成突击连，配属连用机枪1挺、57无坐力炮1门、喷火器8具（1个排）、第十团工兵连第一排（18人）为第一梯队，由第四连连长曹福荣指挥。以4个加强班，由北向南从正面沿山脊向印军实施突击；副政指王裕民率两个班18人从右翼印军侧后实施包围迂回，切断印军退路，配合正面主攻分队消灭印军；副连长率两个班19人插入印军侧后，阻印军17号增援。骑兵第三团第一连为二梯队，视情况投入战斗或执行警戒和抢救伤员等任务。
　　 支援火力方面，有82迫击炮12门，配置在10号哨卡以西凹地支援拔点作战，火力急袭时可得到康前指炮兵群的支援。
　　 任务确定后，参战分队进行了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阿前指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介绍印军情况和地形，区分战斗任务，进行战斗编组，组织兵种协同，组织班以上干部观察地形，明确具体任务，开进路线，进攻出发位置、时间等。与此同时，各参战分队进行了战斗编组，补充了弹药物资。并进行了深入的战斗动员，使参战人员树立打硬仗打恶仗的思想。
　　 18日8时55分，炮兵对印军据点实施火力准备。9时10分，印军炮兵开始射击，企图拦阻进攻分队。9时22分，主攻分队进至印军据点前约600米时，从行进间发起冲击。多数人安全通过第一道雷区，尔后有人踏响地雷才知进入雷区。进至第二道雷区边沿时，工兵即用爆破筒开辟通路，仅炸开20余米，爆破器材就用完。工兵排长王其芳当即请求步兵以火力掩护，指挥工兵人工排雷，他连续两次负伤，不下火线，率领左翼突击分队找地雷间隙跳通过雷区，不幸触雷光荣牺牲。工兵连第二班战士罗光燮，腿部负了伤不能站立，眼看战友伤亡很大，步兵也不能前进，便毅然顺山势向雷区滚去，压响几枚地雷，用血肉之躯开辟通路。工兵副排长周世仁，5处负伤不下火线，带领步兵通过雷区。战后国防部授予罗光燮同志滚雷英雄称号，追记一等功，排长王其芳追记一等功，副排长周世仁荣立一等功，工兵一排记集体三等功，第二班记集体二等功。
　　 当进入第三道雷区前沿时，前进受阻。迂回包围分队从侧后接近阵地，被印军发现，10多名印军弃点逃跑。印军阵地火力减弱，主攻分队经重新组织兵力、火力，11时再次发起冲击。连长曹福荣带头踩着裸露出冰雪表面的石块，寻找地雷间隙，跳跃前进通过第三道雷区向核心阵地攻击。通信员秦政清跑在连长前面踏雷带路，掩护连长光荣牺牲。阿支第四连排长鲍岁丑，率迂回分队从侧后攻入阵地，头部负重伤跌倒在地，苏醒后坚决不下火线，继续战斗，坚持掩护战友冲击，表现了硬骨头精神，直至全歼守敌，流尽最后一滴血。喷火连副排长芦荣湖进入核心阵地后，即用喷火器连续喷烧两座地堡，当向第三地堡喷火时，不幸中弹牺牲。战后，秦政清、鲍岁丑、芦荣湖均追记一等功，曹福荣记二等功。
　　 中国边防部队前后配合，两面夹击，逐个夺占地堡，激战两小时40分钟，全歼印军。毙印军29人，缴获火炮4门、机枪5挺、步枪35支及弹药物资一部。拔点部队伤亡81人，消耗各种弹药2万余发。此点作战付出代价较大的主要原因：主攻点选在强点（正面）上，三道布雷区和火力封锁区，增大了伤亡；对印军雷场前后沿及纵深未查清；炮兵射距未测准，炮弹未能击中目标；通信联络中断；各兵种协同差。没有形成整体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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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23:17
四、乘胜收复“阿印5、6、7号”据点
　　 拔除“阿印8、9、16 号”据点之后，总参谋部于11月19日电示。“你们已顺利地歼灭了8、9、16号据点之敌，甚慰，同意你们乘胜拔除5、6、7号印军据点”，请切实注意以下四点：
　　 1、要做好准备工作后再动手，不可轻敌。
　　 2、这几个据点靠近国界，不好迂回包围，故能歼灭者坚决歼灭，不能歼灭者给以严重杀伤后打跑了也是胜利。
　　 3、对楚舒勒、丁如泽机场，印军炮兵的处置仍按总参谋部前电规定执行，即印军不打，我不打，印军如打，我就坚决还击，压制或摧毁。炮弹可以打出国界，但人员决不能越出国界。
　　 4、多抓俘虏、少杀伤，学几句外语。
　　 遵照印军不打、我不打，印军打我时坚决还击的指示，当印军炮群于16日19时20分向攻击16号据点的分队实施拦阻射击时，西线边防部队炮兵群向印军炮兵阵地猛烈轰击；尔后对丁如泽机场设施及5、6、7号据点逐次轰击，给印军以沉重打击。炮战一日，夜幕降临。5、6、7号据点之印军惧歼，仓皇逃窜。翌日，西线边防部队进入上述各点，收复最后三个据点，收集物资打扫战场。
　　 至此，班公洛西岸地区作战胜利结束。西线作战部队于11月26日下山归建。
　　 第二阶段作战历时3天，全部肃清斯潘古尔湖以西地区印军入侵据点，攻歼印军侵略据点3个，扫除3个，收复了失地。共歼印军165人，其中击毙160人，俘虏5人，缴获各种火炮11门、各种枪109支（挺），弹药6万余发，汽车2部，其他作战生活物资等。拔点部队伤131人，亡67人。
　　 西线第二阶段作战，虽是一场硬仗，但各突击分队，英勇顽强，前赴后继，拔除了印军入侵据点，收复了国土，打出了军威。圆满地完成了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作战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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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支前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是在全国各族人民和全军的大力支援下取得的。当时在全国范围内调拔了大量物资，也从全军调集了大批物资、装备乃至各种专业人才。如从北京军区等单位抽调的大批火箭筒和火箭筒手，以及从南京等地抽调的外语翻译人员，被参战部队誉为“及时雨”，这些物资的筹集运补和组织输送方面，成都军区、兰州军区和四川、青海省的党、政、军、民以及总后勤部驻渝办事处。青藏办事处均做到了尽心尽力。汽车第一、第三、第九、第十六、第十七、第二十、第三十五、第七十六团不分昼夜地奋战在风雪高原的千里运输线上，如期把作战物资送到前线。特别是西藏、新疆自治区各族人民更是全力支前，这一切都为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一、西藏人民积极支前
　　 当印度在中印边境挑起战争之际，中共西藏工委、西藏军区于1962年10月11日发出《关于西藏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同时部署了西藏地区支援前线的工作。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西藏工委第一书记张经武，在西藏军区组成前指的会议上说：“你们管打仗，我管支援，要什么给什么。”10月14日，西藏工委组成了以副书记、军区副政委王其梅为首的支前工作领导小组。西藏自治区筹委下属的各部门及有关各地（市）均相继成立了支前指挥机构。各级党政部门和各行各业把支前当作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当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取得初战胜利时，中共西藏工委于10月23日，发出《西藏目前形势与任务的补充指示》，向全区发出了“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号召。在全区先后抽调各级党政干部1280人，组成支前工作队（组），以县、区为单位进行编组，率领民工奔赴前线。全区全力以赴支援反击作战，要人出人，要物给物，要车有车。
　　 经过平叛改革获得翻身解放的西藏百万农奴，怀着“驱逐印度侵略军，保卫幸福生活”的心愿，踊跃投入支前行列。他们说：祖国的领土是我们身上的肉，改革分得的土地是我们的饭碗，印度入侵我们，就是割我们身上的肉，夺我们手上的碗，坚决支援部队，狠狠打击侵略者。许多地方出现了父母送子女，妻子送丈夫，兄弟姐妹争着上前线的动人情景，农村中90%以上的人积极报名支前。山南地区隆子县的翻身贫苦农奴南杰把自己的两个儿子，三个女儿都送去支前，并嘱咐他们要带头立功。
　　 在中印边境反击作战期间，山南、昌都、林芝、江孜、阿里等五个地区和拉萨市，共出动民工32237人，占西藏自治区总人口的2.66%，占劳动力的6.01%；民畜1057头，支援糌粑112万公斤，酥油3万公斤，牛羊肉66万公斤、柴草150万公斤，马料48万公斤，蔬菜15万公斤。自治区商业处支前物资总价值519297.50元（人民币），人民银行西藏分行拨给前线部队银元14万元，印度卢比11万盾，自治区组建战俘医院两所，参加献血743人。
　　 在支前工作中，西藏各族人民的优秀儿女，吃苦耐劳，不畏艰险，不怕流血牺牲，同中国边防部队并肩战斗。他们在抢修道路、前运后送、救护伤员、医治入侵印军被俘的伤病人员、装卸物资、打扫战场等各项勤务中，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模范事迹。
　　 积极抢修公路，保障运输畅通，9月19日，西藏军区决定改善拉萨至曲水段的公路。拉萨市立即派出民工500名。和军工并肩施工，经10多天时间抢修完成土石方8529.4立方米，修好6座桥梁、9个涵洞，改善了路基，方便了运输。
　　 10月23日，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组成战地修路指挥部，抢修肖至达旺段的急造军路。山南、江孜地区和拉萨市立即派出3个民工大队，于10月25日动工，与工程兵一起边勘察、边施工，克服了山高缺氧的困难，忍饥耐寒，开山破石，苦战17天，于11月10日完成了第一期工程（初通），至12月3日完成了第二期工程（改善），对保证达旺方向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整个反击作战期间，昌都、林芝、山南地区的民工担负了维修公路、抢修便道和乡村道的任务。据不完全统计，林芝地区除维护公路外，抢修乡村道6条，计300多公里；山南地区修公路76公里，修便道121公里；昌都地区的民工也积极配合军工维修公路，加修便道。各地区支前民工，对保证战时运输畅通做了很大贡献。
　　 在运输战线上，西藏交通系统的广大职工以很高的激情支援前线，以全区1/3的运货车辆，担负从青海格尔木到边防前线的运输任务。西藏自治区汽车二队和四队由队长带车，不分昼夜地苦战在高寒的青藏运输线上，把一批批的物资及时安全地运到前线。先后投入支前车辆达876台，行程100余万公里，运货17万余吨。担负战区运输的民工，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背送弹药，输送粮草，抬运伤员。有的鞋底磨穿就赤脚走路，有的肩、背磨破甚至化脓，也不肯休息，部队打到哪里，他们就支援到哪里。据不完全统计，山南地区就组织担架250余副随队前进；在达旺方向，民工运物资达250万公斤；林芝地区仅第一批民工运送的物资即达30多万公斤。
　　 支前工作中，民工和部队一起战斗，同甘共苦。在克节朗地区自卫反击作战中，桑日县60名民工参加运送弹药，任务是将10箱手榴弹背运到拉则山口，他们说：“手榴弹多，消灭敌人就多。”自动背了13箱。民工、共产党员朗吉益西看到战士们背120迫击炮弹上山时，也悄悄地将一发120迫击炮弹卷进被子里背上山。在他的影响下，其他民工也背，结果60个民工背了98发炮弹上山。在抬运解放军伤员时，爱护备至，他们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伤员盖，用自己洁白的哈达给伤员包扎，遇上险道就一个个地把伤员背过去；有的民工用自己的饭碗给伤员接小便。山南一个民工细心护理23名伤员，3天3夜没睡觉。一位女民工带着孩子支前，甚至让孩子吃饭，把奶挤下来喂伤员。桑日县雪巴乡次仁平措、嘎玛登增，发现一个解放军战士被冻昏在雪地里，便急忙把这个战士抬进自己的帐篷，设法救活了这位解放军战士。一等支前模范、工布江达县甲兴乡翻身农民阿旺，组织留守处的人员抢运烈士遗体，打破了西藏背尸下贱的旧传统观念，他说：“他们为了祖国边疆的安宁，为了保卫我们的幸福，牺牲了自已的生命，我们不把他们背回去，怎么对得起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恩情呢？”在他的带动下，留守处圆满地完成了抢运烈士遗体的任务，受到了支前指挥部的嘉奖。拉萨市城关区贫苦农奴出身的罗桑，是平叛中支前的积极分子，1960年4月光荣出席了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其它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荣获了一支以毛泽东主席名义授予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反击战中，他为维护祖国的尊严和领土完整，又积极支前，配合部队作战，担任担架队班长，带领全班顶着刺骨的寒风，沿着崎岖的山路，冒着印军的炮火，日夜奔跑在前沿阵地上。渴了，就喝口雪水；饿了，就吃点糌粑。在激烈的战斗中，边防部队指战员英勇顽强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每个民工。罗桑和伙伴们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拼着性命也不能留下一个伤员。在运送伤员途中，他们宁肯自己不吃，也不让伤员挨饿；宁肯自己受冻，也不让伤员挨冻。把伤员运到后方后，他们顾不得休息，又背上弹药，返回前线。连续十几天不分昼夜地运送弹药、物资和抬护伤员。罗桑的脚趾甲盖被冻掉了，痛得钻心，也不叫苦、不喊痛，仍带领全班积极顽强地奋斗。战后，罗桑荣获“支前模范”的光荣称号。
　　 在支前队伍中，既有象阿旺、罗桑这样活着的英雄，又有光荣献身的勇士。据统计，这次自卫反击作战中共有17名民工光荣牺牲，将年轻的生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乃东县卡多乡贫苦农奴家庭出身的翻身农民降巴次勒，便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反击战打响后，降巴次勒不仅自己积极报名支前，还动员周围的藏族青年积极支前。当组织批准他第一批支前时，他当即向领导表示：在前线，一定不怕苦、不怕死。困难再大也要坚决完成任务。临走时，他对家里人说：“我去支前，可能回来，也可能回不来，但不管怎样，我决不会给亲人们丢脸，一定要为保卫祖国做贡献。”第一批支前民工一到指定地域，就忙着往前线运送粮草、弹药，并准备担架运送伤员。制式担架不多，他们就砍来竹子做成简易担架。克节朗地区沙则战斗打响后，上级决定选派几个民工到前沿阵地后运伤员，民工们都争着要去。布琼正准备出发，降巴次勒拦住他说，“你现在不能去，你家里负担重，万一牺牲了，家里怎么办？我家没有负担，还是我去！”降巴次勒抢到任务后，就以顽强的精神和坚强的毅力，一次又一次地把伤员从前沿阵地上背下来，后运伤员途中，在灌木丛生，乱石密布，道路崎岖，行动很困难的条件下，他对伤员轻抬轻放，爱护倍至。为了不让伤员挨饿，他把自己最后一点糌粑送到伤员口里。在支前战线上，他怀着对人民解放军的深情厚谊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吃大苦，耐大劳，连续工作9天，圆满完成了任务。后来他再次上前线时，途中不幸中弹牺牲。战后，乃东县委在凯松乡为降巴次勒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宣扬和表彰他的英雄事迹。降巴次勒的遗体被安葬在当地烈士陵园。当地人民还为降巴次勒塑了像，陈列在山南烈士纪念馆。降巴次勒英烈永远活在西藏边防战士和各族人民的心中。
　　 民工们不仅奋勇支前，而且勇敢参加战斗。桑日县平琼乡民工索朗欧珠、索南平措等12人，在火线运送伤员时，发现了被打散的4名印军。他们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隐蔽地接近印军，勇敢机智地将印军歼灭。在反击作战期间，仅据山南地区统计，支前民工就毙印军1人，俘印军11人、缴获机枪1挺、长短枪42支。
　　 后方的青壮年自动组织起来维护社会治安，轮流站岗放哨，守护重点目标，防备印军空袭空降，防止暗藏敌特的破坏活动，对保证后方的安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绝大多数县区领导亲自担任民工队干部。他们在支前中以身作则，和民工一样背粮食、扛弹药，通过炮火封锁区和地雷区时走在最前面。山南勒力乡农会主任曾3次带队绕过印军阵地，最后光荣牺牲；乃东县的一个女区长随民工背运物资进到略马东，圆满地完成了任务；隆子县格桑顿珠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民工；共产党员索朗欧珠负伤不下火线。广大民工在干部的带领下，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战后，评选出了大批支前模范个人和集体，仅山南地区就评选出支前模范192人，模范小队（乡）和模范大队（县）72个。
　　 担负对入侵印军伤病战俘医疗、护理工作的医务人员，以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不辞劳苦，夜以继日地工作，把中印人民友好的种子深深地播种到每个印军伤病战俘的心中。印军伤病战俘遣返时，含着热泪，感谢中国的医护人员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
　　 西藏人民的积极支前，对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总结时说：“民工的作用很大，如果没有这些随军支前民工，要定下战役决心，保证战役全胜，将是很困难的。”
　　 反击作战刚刚结束，中共西藏工委、西藏自治区筹委及各界人士便组成慰问团，深入边防前线对参战部队进行了广泛的慰问活动。部队回撤时受到西藏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的隆重接待和热烈迎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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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疆地方政府和各族人民群众积极支前
　　 1962年是中国三年自然灾害后各方面还很困难的时期。在新疆，苏联煽动数万名边民外逃，印度又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反革命分子乘机造谣，蛊惑人心。新疆军民顶住压力，深入展开声讨活动，动员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努力生产，提高警惕，落实战备，出现了广大民兵要求参战，复转军人要求归队，青年学生要求入伍，干部职工争着支前，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热烈景象。
　　 建立支前组织机构。1962年6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出了《关于支前工作的指示》，指示中说：“为了保卫祖国领土不受侵犯，必须提高警惕，做好一切准备。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前方战斗力的强弱，而且决定于后方的支援”。自治区第一书记王恩茂发出了“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号召。要求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南疆各地县，认真做好粮草、物资补给，及修路、运输等支前工作。
　　 自治区成立了以辛兰亭副主席为主任委员的支前委员会，粮食、商业、交通、卫生、民政厅等有关厅长担任委员，同时，还抽调干部组成支前办公室。喀什、和田专署及有关县、市组成了主要领导参加的支前委员会，设立办公室。各级党和政府都把支前工作作为一件重大任务来抓。他们配合部队后勤部门，前线“要什么，支援什么”，积极为参战部队筹集军需物资并紧急运输。自治区商业厅负责人刘鹏杰带领工作组到南疆，深入各地就地帮助解决在物资筹措中的问题。在喀什还设立了以交通厅副厅长陈广竹为首的支前运输指挥部，交通厅、生产兵团、商业厅及南疆各运输公司抽调一批车辆帮助运输。与南疆军区密切协同，组织1000余台汽车，展开了紧张的军事运输，有力地保障了西线反击作战的胜利。
　　 西藏阿里地区，成立了以专员丹巴坚作为首的支前委员会，广泛动员藏族同胞就近支援解放军。日土县、戈尔县全力以赴，除了向部队供应最大最肥的羊1400多只外，还组织了100多人、500多匹马、牦牛的运输队，向前沿阵地驮运物资、弹药等410吨。
　　 在转战巴里加斯，向印军展开进攻的关键时刻，甲岗乡藏族同胞支援马匹为第四师侦察连越过拉达克山带路，很快切断了印军退路。扎西岗的群众，牵了近百匹马，往返于冰凌汹涌的狮泉河中，帮助部队渡过了数百人次。战斗打响后，他们不但派医疗、担架队支援，还派出工作队，深入到刚收复的巴里加斯等地，展开群众工作，向长期受过印军凌辱的藏族同胞表示慰问、宣传，发放救济物资。
　　 积极筹措战备物资。自治区各族人民节衣缩食支援前线，保证了部队需要。自治区商业部门提出：“敞开仓库大门，保证前线供应。”仓库没有，内地调；南疆没有，北疆调；紧缺物资，先满足部队；限购物资，指令调集，对中印边防各部队做了最大可能的支援。几个月中。支援部队物资达1.2万吨（其中面粉283万公斤，大米15万公斤，黄豆9.5万公斤，食油13.2万公斤，猪肉52.7万公斤，羊8000只，蔬菜1165万公斤，马草486.6万公斤），其他物资221种（其中食品48种，日用工业品173种）。有的部队从内地赶来，没有房住，泽普、皮山、叶城等县立即腾出县委机关或学校教室让部队住。
　　 皮山县人民在大灾之年，自己吃苞谷，扫树叶喂牲口，把最好的粮食和草料送给了部队。叶城人民送大量面粉、新鲜蔬菜、水果供应部队。
　　 新疆军区部队职工、家属也掀起了为前线部队服务的高潮。仅军区后勤部家属就缝制干粮袋2500条，被套600床，针线包300个。第四师的部队家属缝洗棉衣、被子3400件，缝补袜子2700双。
　　 保障边防紧急运输。中印边界西段离后方基地和乌鲁木齐遥远，近者千公里，远者2500公里。自治区先后从各单位抽调了1167台汽车，挑选了最优秀的驾驶员和修理人员共2224人支援前线。从乌鲁木齐、喀什、叶城等地向战区运送物资1.3万吨、人员2704人次，完成了全部运输量的46%。
　　 新藏公路是世界上最高的一条公路，而战区又在海拔5000米的喀喇昆仑山和阿里高原上，时值隆冬，雪大风狂，气候严寒，道路艰险。支前员工常常是连续开车，昼夜不停，食宿不定，他们以车厢当床，篷布作帐，冰雪解渴，凉水就馕，顶着高山反应，克服重重困难，无私无畏，奋勇争先。在完成战备支前任务中，涌现了不少模范人物。生产建设兵团机运处张林孝，在妻子分娩的第二天就带车队出发。哪个车抛锚，他修理哪个车，带领部队通过印军封锁地段。棉运公司阿不都拉，腿有残疾，但仍坚持开车上山，克服种种困难，出色完成任务。不少驾驶人员一到战区就什么都抢着干，扛弹药，卸物资，拉烈士，送伤员，抬担架，搞护理。喀什运输公司车队运载骑兵第三团部队追击印军时，突遭印军袭击，车辆被打坏，驾驶人员负了伤，车队人员勇敢地配合部队反击。邓松青4处负伤，和战斗英雄司马义·买买提光荣牺牲在一个地方。葛少傲一手捂着脸部鲜血直流的伤口，一手拿起枪来和印军战斗。黄玉和朱宗喜拿过烈士武器冲向印军。战斗胜利后，骑兵第三团党委给他们各记了三等功。
　　 新藏公路蜿蜒崎岖，途中要经过5座冰雪大坂，涉过40条冰川河流，路况极差。为保证运输畅通，新疆公路局，派出1200多人，上昆仑山修路。第三○八筑路队派了4个施工队430人，为不通车的前沿哨所新修公路479公里，修驮马路25.3公里，小桥6座，叶城公路段则组织了530人，上千里新藏线养护公路，保证了主干线的畅通。广大筑路职工表示，“部队到哪里，路就修到哪里。”“我们再苦再累，也要把路修好，养好，保证解放军打胜仗。”
　　 做好医疗救护工作。根据自治区的指示，为协助部队做好伤病员的救治工作，喀什地区准备了100个床位的医院，自治区还从其它医院组织了3个战场手术组，阿里地区和日土县，组织了前线救护队。班公洛地区战斗中，伤病员较多，部队医疗队顾不过来，日土县委书记、县长亲自组织了全体医务工作者和机关的女同志参加看护工作。小学教师丹巴索巴，还俗喇嘛贡觉才旦自告奋勇，夜以继日地照顾伤员，他们脱下自己的皮袄给伤员盖，打好酥油茶喂伤员。他们说，这些毛主席派来的菩萨兵，为了保卫我们祖国的土地，保卫我们的幸福，不怕流血牺牲，功德无量，我们应该好好照顾他们，让他们早日康复。
　　 为了照顾伤员安全下山，也为了欢迎部队胜利归来，各沿线地方政府搞好食宿接待。山上，沿途各兵站夜以继日地烧水做饭，共接待过往部队、车队达10余万人次。山下，沿途各县共腾房2600间，建立了几个能容300余人吃住的接待站，既能照顾伤病员，也解决了过往车辆的食宿问题。沿途各地万人空巷，热烈欢迎。有的老大爷骑毛驴走两天路来欢迎部队，有的老大娘拿着鸡蛋、苹果往战士手中塞，小朋友献花，青年们跳舞，锁呐声声、锣鼓叮咚，一片欢腾。各地政府还纷纷组织慰问，前往军营、兵站、医院演出节目，看望伤员，与功臣模范座谈，与广大指战员联欢，使参战部队感到无限温暖和无比鼓舞。
　　 自卫反击作战胜利结束部队回撤后，中央军委于1963年1月22日发出嘉奖令，高度评价对印作战的边防部队。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月24日以全国人民的名义，向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的英勇的指战员表示衷心的祝贺和敬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人大常委、全国工、青、妇组成中央慰问团，中央慰问团于1963年初分赴西藏、新疆向参加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部队和支前民工进行亲切慰问。他们把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中央军委各总部以及全国人民的深切关怀及时带给了参战部队，给干部战士以极大的教育和鼓舞，不少战士写了决心书，不少单位写了保证书，一致表示要更好地苦练杀敌本领，做好各项工作，以保卫好祖国边防的实际行动，来报答祖国人民和新疆各族人民的亲切关怀。
　　 为了表彰自卫反击作战中的功臣，各参战部队分别召开了隆重的祝捷贺功大会，1963年3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给西藏、新疆军区庆功大会发了贺电。贺电说：“你们以自己的英雄行为，进一步证明了我军是经得起任何考验的。在我军面前，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我们的军队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委托，不愧为党领导的伟大的工人农民的军队。军委赞扬你们创建的功勋，感谢你们对国家和人民的贡献。”“军委号召西藏、新疆军区全体指战员在庆祝胜利的时候更要戒骄戒躁，提高警惕，准备为祖国为人民建立新的更大的功勋”。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是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全国人民支援下取得的。也是在西藏、新疆各族人民的亲切关怀和巨大援助下取得的。战争的伟力蕴藏于人民群众之中，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真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对西藏、新疆各族人民的爱国力量是一次全面的检阅。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是毛泽东人民战争光辉思想在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体现。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地区进行反击入侵印军的自卫作战，之所以能够得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各族人民群众全力以赴的支援，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其他各项方针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正确贯彻执行的结果。中国边防部队既是社会主义的保卫者又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他们帮助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彻底翻身解放，大力发展生产，关心群众生活，尊重边疆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积极开展救死扶伤，抢险救灾等爱民活动，边疆人民把边防部队看作“自己的子弟兵”。军民团结，并肩战斗，共谱了一曲惊天动地、撼人肺腑的爱国主义凯歌。
　　 中印边境第二阶段反击作战，中国边防部队坚决执行中央军委“打狠打痛”的指示，在西藏、新疆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援下，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对印度侵略者再次狠狠打击。西藏边防部队针对印军部署和作战特点，采取集中兵力、迂回包围、打头切尾、击背剖腹、反复搜剿等有效战法，在东段歼灭了印军第六十二旅、炮兵第四旅，基本歼灭了第十一、第四十八、第六十五、第六十七旅，逼近了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收复了“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国的大片领土；新疆边防部队不顾山高路险，印军工事坚固、火力猛烈，敢打硬仗、恶仗，在西段拔除了印军全部侵略据点，驱逐了入侵的印军；取得了军事、政治斗争的全面胜利，捍卫了祖国的尊严和领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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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23:19
中国政府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主动采取实际行动

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国政府作出主动停火后撤的决定


一、自卫反击作战取得重大胜利，中国政府决定单方面主动停火后撤
　　 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东西线的胜利，迅速地改变了战场上双方的态势。东线西藏边防部队乘胜追击和进占吉莫山口、比里山口、鹰窠山口一线和萨木维尔与金古底，逼近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西线新疆边防部队彻底清除了印军全部入侵据点，歼印军一部，收复了大片被占领土，迫使印军喜马拉雅第二师龟缩到列城、东堤和楚舒勒地区。
　　 中国边防部队在整个自卫反击作战中，歼灭印军3个旅（第七旅、第六十二旅、炮兵第四旅），基本歼灭了3个旅（第一一二旅、第四十八旅、第六十五旅），另歼灭印军第五旅、第六十七旅、第一一四旅、第一二九旅各一部。共击毙印军第六十二旅旅长霍希尔·辛格准将以下4800余人，俘印军第七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以下3900余人，缴获入侵印军大批武器、装备和物资。
　　 中国在军事上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印度政府的侵略扩张行径和反华气焰；打破了印度侵略者以武力改变边界现状和把大片领土要求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图谋，教训了印度侵略者，使其懂得妄图以武力改变边界现状是永远行不通的，中印边界问题只能用和平协商的办法来解决。中国在军事上的胜利，同时也打击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苏联赫鲁晓夫集团在国际上掀起的反华逆流。实践证明，中国人民是不可欺侮，中国军队是不可战胜的。中国边防部队在军事上的胜利意义重大。它极大地激励了民心士气，增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有力地配合了中国的政治和外交斗争，扩大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影响，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的威望。
　　 印军在中国边防部队的打击下全线溃败。11月21日总参谋部电示，“现在敌人内部非常混乱，到处都在撤，包括传统习惯线外的提斯浦尔、卓哈特、特祖，还有西线的丁如泽、楚舒勒都有跑的准备。”印军昔日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早已无影无踪，而陷入了混乱和惊恐之中。印军第四军军长考尔等仓皇乘飞机逃窜；其军部驻地——提斯浦尔，被印军惊恐、慌乱撤逃的气氛所感染，逃亡的人群挤满了公路和码头；各级政府官员四散而去；警察局打开监狱大门；警察同罪犯一起挤进逃跑的人群；城里的邮局、电话局、银行和商店也都关了门。
　　 印军惨败、溃逃的消息，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给政界和军界的要员们以沉重打击。尼赫鲁11月19日在人民院宣布说：“我不得不向本院宣布一个令人痛心的消息，瓦弄和西山口丢给了敌人”，“我们有一个师没有回来”，“局势多少有些混乱，战斗仍在继续进行，但是我们的指挥官不得不从西山口撤退”。尼赫鲁无可奈何的语调，引起议会大厅一片混乱和责难声。印度朝野怨声四起。当天晚上，尼赫鲁在全印广播电台发表讲话时又说：“今天，我不得不把新的挫折的消息告诉你们。……目前发生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严重的，非常令人伤心的。还可能要遭受一些新的挫折”。尼赫鲁的讲话，使全国上下更加陷入惊恐之中，遭到人们的质问和批评。
　　 尼赫鲁政府因发动中印边境战争，使国民经济陷入困境，外债累累，民不聊生。印度政府要求全国人民“捐献”钱和物用以购买战争物资，遭到大多数人的抵制和反对。
　　 尼赫鲁为了开脱自己发动对华战争失败的罪责，解除了梅农的国防部长职务，免去了考尔的第四军军长的职务，使他们当了替罪羊。
　　 尼赫鲁政府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仍不甘心失败。尼赫鲁一面叫嚷“要同中国打到底”、“战争会在更大规模和广阔战场上爆发”和要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一面写信求助美国总统肯尼迪，要求美国出兵打中国。尼赫鲁不敢把信的底稿送到外交部去，而把它存在总理办公室。此事被英国记者马克斯韦尔在《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披露。随着美国等西方国家援助的增加，印度政府号召“最优秀的青年加入军队”，并准备把更多的印军调到中印边境。
　　 尼赫鲁政府在困境中，决心铤而走险继续扩大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但是，纵观中印边境地区的军事斗争形势，已不是尼赫鲁政府及其支持者可以为所欲为的了，中印边境战争的进程——是继续打下去、还是停下来的主动权，已经完全由中国政府所掌握。
　　 实际上，在下决心反击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就作了周密思考：在军事上把印度入侵者打回去后，在政治上如何处理？当时印度标榜是不结盟的国家，美国、苏联都在争取它、吹捧它，美国给它一顶桂冠，称印度是“西方民主自由的橱窗”；苏联则赞美它是“向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它又是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的领袖，万隆会议的发起人；和中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尼赫鲁被誉为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等。打了它怎么办？不仅当时美国、苏联要在这个问题上大肆叫嚷，而且也可能给一些亚非国家带来误解和疑虑。为此，中共中央领导人经过深思熟虑，给这次自卫反击规定了几条原则：第一，中国边防部队只打到喜马拉雅山脚下，到鹰窠山口、比里山口、吉莫山口就停下来；第二，主动撤退到实际控制线以北；第三，主动交还俘虏；第四，主动交还枪支等。
　　 因此，正当中国边防部队彻底粉碎了印度军队的进攻，取得了自卫反击作战的重大胜利，一些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必将乘胜追击、扩大战果的时候，中国政府却于1962年11月21日，出人意外地郑重地发表声明，决定单方面主动停火和主动后撤。
　　 中国政府11月21日的声明指出：到现在为止，这场由印度方面蓄意挑起的边境冲突，已经延续了一个月。声明追溯指出，对于印度方面日益严重的入侵和挑衅，中国政府曾经连续地提出警告，指出后果的严重性。为了避免边境冲突，中国边防部队始终保持了最大的克制和忍让。但是，中国方面的这一切努力都归于无效，印度方面的侵略活动有增无减。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情况下，中国边防部队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坚决进行自卫反击。在这次大规模边境冲突发生以后，中国政府又主动采取和平友好行动，力求扑灭已经燃起的战火。10月24日，即这次边境冲突爆发后的第四天，中国政府提出了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印度政府在接到中国政府三项建议的当天，就迫不及待地拒绝了这些建议，并且坚持要中国政府同意恢复1962年9月8日以前的边界状态。与此同时，印度政府仗恃美国大量军事援助，在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重新发动更大进攻，执意扩大边境冲突。印度政府采取这种极其无理的态度，决不是偶然的。印度政府为了内政和外交上的需要，长期以来的政策就是蓄意使中印边界问题悬而不决，使两国武装部队保持接触，使中印边境局势保持紧张。在印度政府认为对它有利的时候，它就利用这种局势在中印边境进行武装入侵和武装挑衅，直到挑起武装冲突。印度政府的这种政策完全违背中印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只能对帝国主义有利。
　　 为了扭转中印边境局势，中国政府决定主动采取措施，促进三项建议的实现。中国政府宣布：
　　 一、从本声明发表之次日、即1962年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
　　 二、从1962年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
　　 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虽然至今是在传统习惯线以北的中国领土上进行自卫反击，但仍准备从目前的驻地撤回到实际控制线，即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并且从这条线再后撤20公里。
　　 三、为了保证中印边界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持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中国政府将经过外交途径把上述检查站的位置通知印度政府。
　　 声明指出，中国政府主动采取的这些措施，表现了中国政府对于停止边境冲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极大诚意。特别应该指出，中国边防部队后撤之后的位置，将会远离他们在1962年9月8日以前的位置。中国政府希望，由于中国采取上述主动措施，印度政府将会考虑印度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改弦易辙，作出积极的响应。在印度政府同意采取相应措施的情况下，中印两国政府可以立即指派官员在中印边界各段双方协议的地点会晤，商谈有关双方武装部队各自后撤20公里形成一个非军事区、双方在实际控制线本侧设立检查站和归还被俘人员的事宜。
　　 中国政府真诚期待印度政府作出积极的响应。即使印度政府不能及时作出这种响应，中国政府也将按规定日期主动地执行上述措施。
　　 中国政府声明指出，在中国边防部队停火以后和后撤的过程中，如果出现印度军队继续进攻；在中国边防部队沿整个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以后，印度军队在东段重新推进到实际控制线、即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在中段和西段继续留在实际控制线沿线不撤；在中国边防部队沿整个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以后，印度军队越过实际控制线，恢复他们在9月8日以前的位置等情况。中国政府声明指出，中国保留进行自卫反击的权利，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印度政府承担全部责任。中印边界问题是两个亚洲国家之间的问题。中印两国应该和平解决这个问题，不应该因为这个问题而兵戎相见，更不应该容许帝国主义插手进来，把目前这场不幸的边境冲突发展成为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战争。中国政府经过反复考虑决定采取的这项重大措施，正是从维护中印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加强亚非团结和保障世界和平的一贯立场出发的。中国政府呼吁亚非各国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作出努力，推动印度政府采取相应措施，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中国政府11月21日发表的声明，是中国政府为扭转中印边境冲突严重局势、维护中印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重开和平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而主动采取的最真诚的努力。这种重大的和平措施和正义的、宽宏大度之举，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它不仅符合中印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也符合亚非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它无可争辩地证明了中国政府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维护中印友好、致力于亚非团结和世界和平的最大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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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政府的声明产生的反响和效果
　　 中国政府11月21日的声明发表后，在全世界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一些国家政府、领导人及其报刊，纷纷发表声明、谈话、社论和评论，或打电报给中国政府领导人，盛赞中国政府声明表现的和解立场、和解诚意与和解的实际行动，呼吁和督促印度政府作出积极的响应。世界公正舆论认为，中国政府的声明和所采取的重大和平措施，是英明的、正确的和具有远见卓识的伟大行动，表明了中国政府和平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最大诚意。
　　 中国边防部队的自卫反击取得重大胜利。打而不退，行不行？周恩来总理明确指出：可以有这种设想。但是，这样作取得主动性不够，会被看成是以武力改变边境现状，实现领土要求；我们主动停火后撤，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赞扬，使尼赫鲁陷于被动，打乱了他的部署，打击了帝国主义的阴谋。主动停火后撤，是不是示弱？周恩来总理也明确指出：不是，我们更加主动和立于不败之地，这是强大的表现，不是示弱的表现。全世界很多舆论，甚至一些帝国主义的舆论也都是这样看的。
　　 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印度没有任何领土野心，绝不会去侵占印度的一寸领土，但也绝不允许别人侵占自己的领土。在中印两国边界的争端上，中国政府一直本着和平友好的态度，竭力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中国边防部队进行自卫反击作战，是为了粉碎印度军队的进攻，打击其嚣张气焰，求得边境的安宁，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创造条件。在中印边境武装冲突继续进行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于11月13日电复几内亚等国家领导人，11月15日致信亚非国家领导人，11月16日复信英国哲学家罗素等，历史地、客观地、全面地介绍了中印边界问题的背景和发展情况，再一次重申和表明了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谋求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和决心，并呼吁亚非国家主持公道，促进中印边界问题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得到和平解决。周恩来总理在给亚非国家领导人的信中指出：“中国一贯致力于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中国政府并不灰心，愿意向前看。不管眼前的情况怎样复杂，中国政府谋求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中国政府将继续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主动创造有利于停止边境冲突的条件。”因此，在印度挑起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后，尽管中国边防部队打退了印军的大规模进攻，中国方面没有以胜利者自居，更没有把任何不合理的要求，或者有损于印度尊严的片面主张强加于印度方面。而恰恰相反，中国政府没有因为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就把越过1959年实际控制线所造成的事实，强迫印度接受。中国在取得军事上重大胜利的形势下，决定主动停火和后撤。不仅如此，正象中国政府声明中提出的：“中国边防部队后撤之后的位置，将会远离他们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以前的位置。”周恩来总理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后，于11月24日复信英国哲学家罗素，11月13日复电几内亚等国家领导人，11月28日致信印度总理尼赫鲁，全面阐述中国政府关于全线停火撤军之举的诚意和关于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周恩来在11月24日向全国人大常委报告中也作了上述阐述，并指出，中国进行自卫还击，并不想通过武力改变边界现状，更不想侵占印度领土；中国大打是有节制的，大打之后主动停火，主动后撤，这更加证明了我们不是侵略；中国更加主动和立于下败之地。
　　 中国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而采取的实际行动，在全世界引起积极的巨大反响。几内亚总统塞古·社尔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关于贵国政府宣布单方面履行停火的决定，我们谨向您表示我们十分满意和我们完全的赞同。巴基斯坦《战斗报》23日发表的社论说：中国政府的声明会使全世界听了大吃一惊，因为在人类的历史上还从来未曾有过一个胜利的国家，在它的军队眼看就要使它的敌人遭到粉碎性的失败的时候，完全出于自己的原则和和平政策而作出这样一种表示的。中国领袖们坚持高尚的政治原则和正派的道义价值，应当受到一切赞扬。中国政府的这一步骤证明了中国的和平意图和它的伟大。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说中国是战争贩子和希望占领印度。法新社从巴黎发出的消息说，中国政府的声明是“北京采取的惊人的主动态度”，并说这个声明“向全世界表明北京的和平愿望，表示它不愿意继续打一场即使是胜利的仗”。朝鲜、蒙古和越南在政府声明中说：这清楚地表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珍视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也以亚洲人民利益和世界和平为重；是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阴谋，维护和巩固亚洲各国人民团结愿望的真诚努力。英国《工人日报》发表社论说，中国政府关于和平结束边境冲突的真诚愿望，再清楚不过地证明：所谓中国人民蓄谋侵犯印度的一些说法，现在已经完全揭穿，那些说法只不过是胡说八道。中国的建议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包含着不可抗拒的因素，是不可轻率拒绝的。社论赞扬中国政府声明时说，他们是多么爱好和平，他们的善意是多么正当。美国《进步劳工》在社论中赞扬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时说：从争端开始的第一天起，中国就一直不疲倦地力求友好地通过谈判解决，这种解决办法不是一方强加其意志于另一方或要求一方屈从，而是公平的和符合互谅互让、互相尊重的精神的。中国的每一项行动都体现了这一立场。社论说，关于中印边界冲突有着一个必然的结论，那就是：冲突完全是印度政府一手造成的，是由印度统治集团根据它自己的阶级利益来决定的。全世界的公正舆论说明，中国政府的正义之举，震动了全世界，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尼赫鲁发动对华战争，原来就失道寡助，加之军事上遭到沉重的打击，在政治上更加引起了朝野上下的强烈抨击和世界公正舆论的谴责。在印度国内，人们纷纷谴责尼赫鲁政府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印度学者比姆·桑社指出：尼赫鲁总理在其生涯中第一次受到了来自印度社会几乎每一个角落——新闻界、议会及大街上的质问和批评。如果说他对印度的外交政策有所影响的话，那么中印边境作战就成了尼赫鲁时代开始没落的标志。几内亚《自由报》发表评论，谴责尼赫鲁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所采取的顽固立场，指出，尼赫鲁总理的各项声明并没有提供出任何新的事实。柬埔寨《祖国报》批评了印度在中印边界争端中不愿意放弃其僵硬态度。印度尼西亚《独立报》刊载长篇文章，批评尼赫鲁政府“拒绝中国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所作出的一切努力”。一些亚非国家的报纸在社论和评论中还告诫印度当局不要顽固到底。英国记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也认为：尼赫鲁的个人影响和政治地位一落千丈，这是边境战争的一个最显著、也许是最悲惨的后果。
　　 尼赫鲁一向披着“和平中立”的外衣，打着“不结盟”的旗帜，在不明真相的人们中间。有一定欺骗作用，在广大中间地带也有一定的影响。在中印边境战争期间，印度不仅接受了美国的军事援助，而且请求美国出兵帮助，表明尼赫鲁政府不结盟的外衣已最后脱落下来。尼赫鲁的行径，已经完全丧失了欺骗人民的政治资本，遭到世界人民尤其是广大中间地带的国家和人民的不满与谴责。正如一印度学者所指出的，现在印度自觉不自觉地真正与西方国家结盟来反对中国了。不结盟不再是一种教义或一心追求的目标，而是已经变成了一种机会主义政策。柬埔寨《祖国报》指出，印度采取僵硬态度是由于它俯首听命于人民中国的敌人——西方帝国主义的唆使；在帝国主义者任意提供美元和军事装备的影响下，印度已把和平完全忘掉。新西兰《人民之声报》发表评论指出，尼赫鲁凭借武力来发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和乐于遵循美国的国内外反共路线。这说明了他装作一个“不结盟的和平人士”的后面的真象。印度尼西亚《独立报》批评印度已没有权利以奉行独立政策的国家的名义说话。一些西方有识之上也认为：“边境战争的直接后果，看来是印度不加掩饰地向美国靠拢”，印度“离原来的立场的确已经走得很远。”缅甸联邦妇女联合会甚至发表声明，号召印度人民抗议印度政府破坏和平谈判和接受帝国主义的军事援助。国际社会舆论的强烈不满和谴责，使印度尼赫鲁政府陷入窘境。对于印度的孤立，《印度斯坦报》大发怒气他说：“在当前危急中，印度的传统朋友没有几个表示声援这个国家。有些甚至发表了令人讨厌的声明。”尼赫鲁则指责不结盟国家对印度“总是理解不了。”但是，这是尼赫鲁悍然发动边境战争而结成的苦果，又能怪谁呢？
　　 当印度军队在战场上狼狈败退、中国边防部队胜利推进和完全掌握战场主动权的形势下，美国总统肯尼迪在11月20日23时（北京时间21日上午7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美国仍然要派遣一个由助理国务卿哈里曼率领的代表团去印度，以向印度提供各种援助，支持和鼓励尼赫鲁政府继续进攻中国。肯尼迪在声明中说：我们向印度提供的一切援助都是为了击败中国共产党的颠覆的。他还透露说英国“也可能”派遣一个同美国代表团“类似的代表团”到新德里去。实际上美国总统肯尼迪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在11月20日举行的会谈中，已经策划了进一步帮助印度反华的问题。据白宫新闻秘书塞林格和麦克米伦的发言人伊凡斯在会谈后发表的一个联合声明说，两国政府首脑在这一天讨论了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他们特别讨论了两国政府“如何帮助印度政府反击”所谓“中国侵略”的问题。据会议发言人说，他们关于印度的“需要”问题的讨论还没有结束，特别是要开列一张美英两国认为印度政府为“击退中国的侵略”所需要的物品“清单”。与此同时，美国宣传舆论极力煽动印度继续同中国作战。《纽约镜报》21日发表评论毫不掩饰他说：我们必须帮助尼赫鲁——不是为了他的利益，他的利益是无关紧要的——而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美国及其伙伴继续支持、援助印度并为其出谋划策，欲把印度推向战争的深渊和给中国制造更大的困难和压力，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和坐收渔人之利的企图。这也是美国利用亚洲人打亚洲人政策的继续。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在中国政府11月21日主动停火后撤的声明发表后的第三天，在接见印度驻苏大使时除表示对印度的同情和支持外，还就援建米格飞机制造厂将在年底前动工作了明确无疑的答复，并应允在12月即起运一批米格-21型战斗机。12月12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说：中印争议地区人烟稀少，对人的生活没有很大价值。我们完全没有这种想法，即印度想同中国打仗。关于边界争端的问题，我们遵循列宁的观点。苏联45年的经验证明，没有什么边界争端不可以在不使用武器的情况下加以解决。中国单方面停火、后撤，当然很好，但是，中国部队当时不从原有阵地前进，岂不更好？苏联领导人又恢复了原来的腔调。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公开支持、偏袒印度，除大国沙文主义急剧膨胀，要与美国平起平坐、共同主宰世界事务外，包藏着鼓励和支持印度继续扩大边界战争来压中国就范的祸心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中国政府声明的发表，对美苏反华的部署和在亚洲的战略企图是个沉重的打击，同时也粉碎了美苏妄图从中印边境冲突中渔利的企图。正如中国边防部队的战士们所说：这一次打在尼赫鲁的身上，疼在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的心上。
　　 尼赫鲁在中国政府声明发表后，不仅迟迟不作答复，反而在22日、23日和27日的三次公众集会上不断地发出战争叫嚣，宣称要对中国作长期战争准备，叫嚷“要在两条战线上同中国战斗”，甚至要印度儿童准备在长大成人后还同中国作战，妄图将中印边境武装冲突长期地拖下去。印度内政部长夏斯特里在26日公然宣布不准印度公民谈论中国的建议，警告印度人民“要不因为中国实行停火和前线随之沉寂而放松战争努力”。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还在25-27日连续发表声明，诬蔑中国政府的声明是“欺骗性的”。据西方通讯社和报刊透露，印度政府在美国的怂恿支持下，正在对中国政府的声明采取“拖延策略”，并在拖延中得到美英等国家的援助和派出要员游说亚非国家，以摆脱窘境，并继续进行战争准备。中国政府声明的发表，使印度继续扩大中印边境事态的图谋遭到破产，为力避中印边境斗争长期尖锐化和复杂化、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创造了条件，是符合中印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
　　 中国政府和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的正义之举，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它是中国政府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和言行一致的铁证。它震动了世界，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中国既赢得了军事上的重大胜利，又赢得了政治上的伟大胜利。使印度政府虽不愿停火，又不好反对停火；虽不愿和谈，又不能再打下去；既不能谈什么胜利，又不敢公开承认失败；既挨了打，又输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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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23:20
中国边防部队奉命全线主动停火后撤


一、中央军委关于边防部队全线主动停火后撤的部署
　　 中央军委为配合、贯彻中国政府的声明，扭转中印边境冲突造成的严重局势，迅速结束中印边境冲突，创造重开和平谈判与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条件，作出部署，命令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单方面主动停火、主动后撤。1962年11月20日21时30分，总参谋部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出了《停止反击作战的命令》。命令指出：中共中央决定自22日零时起，我军停止反击作战。不打不追，以便进一步开展政治攻势，剥夺印度、帝国主义……的一切欺骗人民的政治资本，以利于中印边界的和平谈判解决。命令决定：
　　 一、第十一师、第一五四团到达比里山口、鹰窠山口、打拢宗、吉莫山口一线后即停止，不再派部队进占贾明和到传统习惯线侦察活动。
　　 二、丁指部队取消到前门里进击的行动。
　　 三、东线的中端各部队在占领梅楚卡、里米金、都登等地后即停止前进，原地打扫战场。
　　 四、西藏字第四一九部队和第五十五师、郭指部队就地清剿。
　　 五、康指部队在占领印5、6、7、16号据点后即在班公湖和日土宗地区集结。
　　 11月21日23时50分，总参谋部又下达了《关于停止追击，原地集结》的指示，明确规定：第一线追击部队在21日24时前进至何地，即停止在何地，不准再继续前进。如果有的部队在21日24时前得不到停止前进的指示而仍在继续前进，则在得到命令后立即返回21日24时所到达的位置。
　　 为做好部队的停火和后撤工作，21日24时，总参谋部下达了《关于部队部署调整的命令》。命令说：为进一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中央决定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为了促成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我军决定于11月22日零时起，主动停火，并且于12月1日开始，主动撤回到1959年11月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的本侧20公里地区。
　　 第一三○师、第一三四师、第五十五师、第十一师各工兵营和军区工兵团、铁道兵第二十四团、现参加修筑达旺公路的两个营，应继续修通改善错拉至棒山口、雄纠至沙马段公路，尔后准备参加修筑中尼公路。
　　 康指部队除按原定计划留在山上守点的部队外，其余部队下山休整。
　　 总参谋部在《关于部队部署调整的命令》中还同时规定了部队调整部署的步骤：
　　 1、除搜山打扫战场的部队外，其余没有任务的部队如各炮兵团、第一六四团、第一三○师主力可提前后撤。
　　 2、康指部队除留下在山上过冬的部队外，其余可提前下山，有困难的哨卡可以立即后撤。
　　 与此同时，总参谋部还规定了在停火后撤期间对印军进行军事挑衅行动的处理原则。处理原则规定：“为了争取政治上的更大主动，在我军主动停火期间和后撤过程中，如果印军向我挑衅，我军在军事上应区别情况，按如下原则处理：
　　 一、印军在其阵地内的人员车辆来往，构筑工事，运输物资或向我阵地附近侦察、巡逻，对我无直接危害时，我可不予置理。
　　 二、印军在我阵地前进行挑衅性的零星射击，对我无直接危害时，我也不予置理。
　　 三、印军飞机侵入我境在我阵地上空进行侦察时，我也不要置理。
　　 四、印军向我挑起进攻，我不还击就会遭到损失时，则应坚决自卫还击，但应适可而止：敌若撤退，不要追击。
　　 五、各部队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注意隐蔽，加强侦察警戒，做好工事和自卫准备工作。但绝不要主动开枪和出击。如发现印军有上述挑衅情况时，应迅速地、详细地、准确地上报以便揭露和进行政治斗争。我第一线部队或哨卡，若有条件（如有翻译、扩音器时）亦可对当面挑衅印军提出警告和劝告。”
　　 为做好部队停火后撤的思想教育工作，总政治部于1962年11月22日，下达了《关于作好部队后撤的政治工作指示》，部署了对部队的宣传教育、政策要求、群众纪律、俘虏的后送和伤病俘虏的救治等工作。总政治部在指示中要求各部队：
　　 一、根据中国政府11月21日声明和中央关于宣传解释这一声明的紧急通知精神，结合部队的实际情况，充分作好后撤的宣传解释工作。着重说明：中国边防部队对印度侵略军的自卫反击作战已经取得重大胜利。中国边防部队主动停火、主动后撤是为了更高地举起和平谈判的旗帜，巩固和扩大在政治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进一步剥夺印度反动派、帝国主义等利用中印边境武装冲突欺骗人民的政治资本，促进中印边界问题三项建议的实现。中国政府这次主动采取的措施，又一次打乱印度反动派、帝国主义等反动势力反华部署，也将使全世界人民看得更清楚：谁爱和平，谁要战争。总之必须反复说明对印度反动派执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同时还必须说明，中印边界斗争仍是长期的、复杂的。印度反动派还会捣乱，必须保持警惕。如果他们利用中国边防部队后撤继续进攻，必须坚决给予还击。如果中国边防部队撤至预定地区后，印军再次入侵，就准备再次给它狠狠打击。
　　 二、后撤中必须加强行军组织，严格管理，防止掉队，保证不丢失一份文件、一件东西。
　　 三、派得力干部组织伤病员的后转工作。
　　 四、对战斗中有功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评功并认真总结作战经验。
　　 五、根据中国政府声明，在当地居民中进行宣传解释工作。认真检查群众纪律。
　　 六、作好俘虏的后送争取教育工作，伤病俘就地组织治疗，印军尸体就地分散掩埋。
　　 七、教育部队认真收集战缴武器、装备和物资，不得任意丢失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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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23:20
二、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后撤
　　 根据中国政府11月21日的声明和中央军委的命令与指示，西藏和新疆边防部队，从11月22日零时起，全线准时主动停火。除东段中国部分边防部队在其附近清剿和打扫战场外，全线各部队均转入了防御状态。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在同一天发表谈话说：根据中国政府11月21日零时的声明所宣布的决定，中国西藏地方和新疆地方边防部队，已从22日零时起，在中印边境全线主动停火。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第一线部队，已在萨木维尔、古里、博浪、达东、梅楚卡、里米金、鹰窠山口、比里山口、吉莫山口（坎拉）一线主动停火；在西段，中国边防部队在传统习惯线本侧驻地主动停火；在中段，中国边防部队在实际控制线本侧驻地集结。
　　 中国边防部队遵照总参谋部11月21日24时《关于部队部署调整的命令》，经过具体部署和动员教育后，自12月1日起，分期分批地主动实施了后撤。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在12月1日发表的声明中说：中国西藏地方和新疆地方边防部队，将自12月1日起，开始从目前的驻地向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中国一边20公里以外的地方主动后撤，要求印度方面不要对中国边防部队主动停火、主动后撤进行破坏。希望印度方面对中国方面的主动措施作出积极的响应。
　　 12月1日，在中印边界东段，进驻吉莫山口、打拢宗、比里山口、鹰窠山口的中国边防部队，全部撤至坦加帕尼河地区；进驻吉拉、萨木维尔的边防部队，撤至本穷及其以北地区；进驻古里、博浪、达东的中国边防部队，分别撤至打秋山口、更仁、梅楚卡等地。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边防部队撤出奇普恰普河谷地区的4个哨所、喀拉喀什河源地区的2个哨所和巴里加斯地区的卡日果、羌山口等地。
　　 12月8日，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发表声明，指出：中国西藏地方和新疆地方边防部队，根据中国政府的决定，在12月1日主动从中印边境东、西段后撤之后，将于12月9日继续后撤。在中印边境东段：中国驻坦加帕尼河以北地区的边防部队，从拉多、多龙桥、邦迪拉、鲁帕、普冬桥等地，全部撤至拉洪、拉杭、德让宗及其以北地区；驻本穷及其以北的边防部队，从本穷、西龙、吉牙、康母底、嘎木、萨底、瓦底，格里等地，全部撤至瓦弄及其以北地区；驻打秋山口、里米金的边防部队，分别撤至打坝和哥里西娘；驻更仁的边防部队，全部撤至实际控制线以北地区。同一天，在中印边境西段：中国边防部队撤出阿里地区的巴里加斯、拉多等地和奇普恰普河地区的4个哨所。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在12月8日的声明中还指出：中国边防部队继续主动后撤，充分表明中国边防部队忠实地执行中国政府的决定，和中国政府为了迅速结束中印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而采取的最真诚的努力。希望印度政府以中印两国人民友谊和亚非团结为重，也能迅速作出相应的努力。
　　 中国边防部队继在上述各点后撤之后，在12月9日、13日、15日，又撤出了梅楚卡、哥里西娘等地。于12月21日，又撤出了德让宗、曼大拉、拉洪、拉杭、巴特、班登、拉苏、拉干、嘎公巴让、格金桥、马尼岗、瓦弄、曲咀、敌能和西里扎普等地。
　　 在中国边防部队主动后撤的过程中，印度军方不断派遣飞机在空中骚扰，派遣地面部队尾随中国后撤部队进行挑衅。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在12月21日发表的声明中指出：印军的这些行动，显然同印度方面一再声称不妨碍中国军队主动停火的声明不符。
　　 12月30日和31日，中国边防部队又从达旺河以南全部后撤至达旺河以北地区；驻里米金和梅楚卡地区的边防部队，全部后撤至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以北地区；进驻瓦弄的部队也全部撤至1959年11月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的打坝、古玉通等地及其以北地区；在中印边境西段，除了奇普恰普河、加勒万河、空喀山口和班公湖地区的少数哨所外，大部分哨所的边防部队均都撤到了1959年11月7日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即传统习惯线内侧20公里地区。其后，中国边防部队又于1963年1月14日、15日继续进行了后撤。达旺河以北的中国边防部队和古玉通、打坝的部队，于1月15日全部撤到了1959年11月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以北地区。在中印边境西段，除保留在1959年11月7日以前即已设立的几个哨所准备交由民政检查站接管外，于1月15日也全部撤出了1959年11月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即传统习惯线内侧20公里地区。除留下设立边境民政检查站的分队外，参加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中国边防部队，于1962年12月和1963年2月28日前，均返回了总参谋部所指定的驻地。
　　 在中国边防部队主动停火和主动后撤以后，印度政府不仅没有采取应有的积极措施，还不断地发出战争叫嚣，继续派遣飞机、军警人员侵入中国领土、领空，进行骚扰挑衅。自1962年11月22日至1963年1月10日，侵入中国领空的印度飞机达26起27架次；印军侵入中国境内骚扰挑衅达8起。它表明，印度当局仍在保持和制造紧张局势，仍在准备继续用武力解决边界问题。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在1963年3月1日发表的声明中说：“自从1962年11月21日我国政府发表主动停火、主动后撤的声明以后，我边防部队坚决地、忠诚地执行了我国政府的决定，从而使由印度方面所挑起的边境冲突得以停止，中印边境紧张局势得以缓和，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声明还着重指出：“中国边防部队已经在1963年2月28日全部完成了他们的后撤计划。中国边防部队不仅从自卫反击中所到达的地点撤退到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而且还撤退到了实际控制线中国一边二十公里以外的地区。中国边防部队现在的位置，已经远离了他们1962年9月8日所在位置。”国防部发言人还特别指出：“由于我国采取了主动停火、主动后撤和主动空出停火安排中有争议的地区等一系列重大措施，目前中印边境已经有了事实上的停火和事实上的双方武装部队的脱离接触，中印边境局势已经和缓下来。只要印度方面不再进行挑衅，不再进入停火安排中有争议的四个地区，已经和缓了的边境紧张局势不会重新紧张起来。”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最后说：“中国边防部队尽管从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后撤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进行自卫的权利。我们希望印度政府以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为重。以亚非团结为重，正确理解我国的和平努力，并且作出积极的、有利的响应，使边境局势继续和缓下去，为中印双方直接谈判创造良好的气氛。”
　　 中国边防部队根据中国政府的决定和中央军委的命令，自1962年11月22日零时起准时主动停火，并于12月1日起开始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后撤，3个月后，中国边防部队不仅从自卫反击作战中所达到的地点，撤退到1959年11月7日的实际控制线，而且还撤到了距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20公里以外的地区。至1963年2月28日，全部完成了后撤计划。
　　 中国边防部队在停火和实施后撤中，除积极救治印军伤病员，认真清理和清点缴获印军的武器装备、物资，还认真地检查了群众纪律，帮助当地各族群众修桥、铺路、挖渠、割稻、打场、背水和担柴，并把自己的粮食和食盐留给群众。部队的模范行动，深受各族人民的欢迎和拥护，当中国边防部队某部离开德让宗时，穿着节日盛装的藏族和门巴族男女老幼，纷纷走上街头向部队敬酒饯行，跳舞唱歌，祝福官兵一路平安。其中12位老人组成的合唱队，还向远去的官兵挥动一条大红毯，唱着“慢慢走啊，慢慢走，无论你们走多远，我们也为你们祈祷、祝福。”部队在回撤途中和到达驻地时，都受到沿途城镇和驻地地方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
　　 中国政府决定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主动停火、主动后撤和使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的实际行动，充分表明了中国方面的和解立场与和解诚意，受到亚非国家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及人民的支持与赞扬。中国方面所作出的实际努力，也是希望印度政府采取同样的立场和措施，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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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23:20
中国交还战缴武器装备、物资和释放印军全部被俘人员


一、中国边防部队交还战缴印军武器装备和物资
　　 1962年11月30日，总参谋部电示中国边防部队：为了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影响，中共中央决定中国边防部队撤军时应有计划地将所缴获的武器、弹药、物资留给印方，总参谋部指示说，中共中央这一具体措施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是一个伟大的决定。总参谋部并对交接的有关事宜作了具体指示。
　　 1962年12月19日，中国边防部队在德让宗，将自卫反击作战中缴获的印军武器、弹药和物资连同看管物资的15名印军被俘官兵交还了印度方面。交接工作是在德让宗西北的雨汪村进行的。在6000多平方米的场地上，整齐地摆放着即将交还印度的126门大炮，220多挺轻重机关枪，2200多支步枪、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1.3万多发各种炮弹和110多万发各种子弹，以及117辆汽车，12台筑路机械和2辆美制坦克。这些经过边防部队战士清理和擦拭过的武器和车辆，在阳光下明亮耀眼。前来接收武器和物资的印度官员波尔来到堆放武器和物资的现场，在中方专门为看管这批武器物资而释放的爱姆·拉伊拉特姆少尉等15名被俘印军官兵的协助下，根据中方开列的中文和英文清单一一进行清点。经过认真、仔细地清点无误后，印方代表、邦迪拉地区一级政治助理官波尔当场签字接收后对记者说：“这些武器、弹药和物资，都整理得很整齐，擦拭得很干净。我没有想到会这样好。”
　　 同一天，中国边防部队还在瓦弄将自卫反击战中缴获印军的武器弹药和物资集中交还给印度。在瓦弄交给印方的有：运输机1架、各种炮20多门、轻重机枪50多挺，冲锋枪、步枪、手枪400支，各种炮弹4000多发，枪弹85万余发以及其它一大批军用物资。这些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大部分是完好无损的。部分曾遭印军破坏，如运输机和一些枪、炮的重要部件被印军撤退时卸走了；6门美制大炮被印军烧坏和炸坏了4门，拆走部件2门，印军为破坏1门大炮，曾在炮膛里装了1枚炮弹。以皮爱斯·巴路黑为首的印度官员5人和10名民警，逐一清点，在中、英文交还物资的清单上签字后，皮爱斯·巴路黑紧握着中方代表的手说：“我代表我国政府感谢你们。”同时，在吉牙南侧，中方代表还将一架被击落而未列入清单的印军直升飞机交给了印方代表，12月6日和11日中国边防部队还在梅楚卡和里米金委托当地头人边巴慈仁、普巴慈仁、康白、达白代管留交印方物资，有各种炮9门，轻、重机关枪13挺，冲锋枪、步枪40多支，各种炮弹4600多发，各种子弹15万多发和大批军用器材、被服以及其它物资，待印度来人后，如数交给印方。
　　 中国政府指示中国边防部队把缴获印军的武器弹药和其它军用物资交还给印度方面，以进一步表示争取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和创造两国和解的气氛，受到世界舆论的广泛赞扬，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要求和“希望印度政府按照理智的呼声，立即采取措施，重开和平谈判”。但是，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在1963年1月8日却发表谈话称，“印度方面从中国接收了一批中国边防部队缴获的印军装备，这些装备都已‘损坏不堪’，中国方面交还这些装备是为了‘宣传目的’”。在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后，印度报纸也跟着对中国政府进行诬蔑，说中国政府就移交装备问题“发动了宣传运动”，诬蔑中国政府移交装备是“背信弃义的阴谋”。
　　 中国边防部队把缴获的武器装备和物资交还给印度方面，竟然遭到印度方面的歪曲和诬蔑，中国政府不得不公布有关事实真相。
　　 1963年1月1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说：“关于中国边防部队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交还印度方面一事，中国政府未予公布，本来也不准备公布。不料中国的这一行动竟然遭到印度方面的歪曲和诬蔑，因此，中国政府不得不公布有关事实真相。”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在列举有关事实后说：“任何没有成见的人，都可以看到，中国政府这一行动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友好的慷慨的行动。中印边界的武装冲突，是印度蓄意挑起来的。中国边防部队胜利的进行了自卫反击。但是，为了争取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国边防部队不仅主动停火、主动后撤而且还把在战争中缴获的军用物资主动交还给印度方面。请问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事么？”印度“政府方面采取了一种以怨报德的态度。正如清单所表明的，中国交还的物资，很大部分是完好的，清单中所列的一部分损坏了的武器装备，也都是印军在撤退时自行破坏的和在战斗中损坏了的。印度外交部发言人硬说中国交还了的物资都已‘损坏不堪’。这种不顾事实的态度只能使人感到遗憾。”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还说，中国这样做是‘为了宣传目的’。事实是，不仅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公布这件事，而且中国报纸也没有做过任何透露。中国政府只是两次照会印度政府通知了有关情况，这无论如何不能叫做‘宣传’。印度报纸说，中国就这件事发起了一个宣传运动，这真是不折不扣的造谣和诬蔑。实际上，第一次公布这件事并且就此掀起了一场恶意诬蔑中国的宣传运动，正是印度自己。”“印度报纸诬蔑中国政府交还印军武器装备是‘背信弃义的阴谋’，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阴谋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最后说：“中国方面采取的每一个善意行动，至今都没有从印度方面得到积极的响应，相反却往往遭到印度政府的歪曲和诬蔑，这种情况是十分不幸的。但是事实是歪曲不了的，公道自在人心。中印两国人民总是要友好的。中印边界问题总是要和平解决的。我们希望印度政府改变这种蓄意敌视中国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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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释放全部印军被俘人员
　　 1963年3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和罗瑞卿总参谋长的意见，提出了释放印军俘虏的计划。计划从4月10日起到5月中旬将现有印军被俘人员3213名分批释放完毕。计划中，关于释放和遣返印俘的地点，除考虑保密和交通、住宿等条件外，也适当照顾印方接收和转运的方便。
　　 1963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释放印俘的通报》。通报说：中央决定主动释放全部印军被俘人员。这一措施，中国政府将通知科伦坡会议六国和尼泊尔、阿富汗、几内亚、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并已提前通知巴基斯坦。印俘的释放和遣返，仍通过中印两国红十字会办理交接手续。拟从4月15日起至5月中旬，将现有印俘3213名分批地全部释放完毕。通知说：待中国国防部声明发表后，各地可根据上述文件适当地作些宣传解释工作，着重说明中国政府继主动停火和后撤之后又主动释放全部印俘，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创造了一切必要条件和气氛，以揭露印方的无理立场。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释放印俘的通报》和《总政治部关于释放俘虏计划》，在西藏、新疆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与帮助下，西藏、新疆军区有关的边防部队，认真地制定了释放印俘的具体方案。为使印俘在路上“走好”，在交接中把他们“放好”，使印俘回国后有好的印象，中国各有关边防部队和印俘收容所，都认真加强了对释俘工作的组织领导，对管理俘虏的干部和有关人员，进行了动员教育，提出要求。在积极筹划和供应各种物资的同时，又认真地组织区分了印俘人员的编队，填写了印俘人员残废证明书、俘虏死亡证明书和伤病俘病历表，并对红十字会小组、民警、车队、警卫、修路、卫生人员和记者工作等也都进行了具体的安排。西藏、新疆军区有关的边防部队、各俘虏收容所，还对印俘进行政治教育，开展中印友好活动。在物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力安排好俘虏的生活，认真做好释俘工作的各项准备。
　　 1963年4月2日，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就中国政府决定释放和遣返全部印军被俘人员发表了声明。声明说：“中国政府已经决定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印军军事人员。根据气候和交通情况，中国西藏地方和新疆地方的边防部队将从1963年4月10日开始分地、分批释放和遣返这些被俘印度军事人员。中国边防部队将委托中国红十字会协助办理有关遣返事宜。”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在声明中说：“在1962年12月间，中国西藏地方边防部队就已主动地在邦迪拉、梅楚卡、德让宗、瓦弄、江（让）等地先后释放了被俘的印军伤病员716名。还有15名被俘印军人员，被派往协助看管中国方面交还给印度的军事物资，并随同这些物资的移交回到印方。在此期间，中国红十字会还把全部被俘印军人员的名单交给了印度红十字会。”
　　 声明说：“关于处理被俘印军人员问题，中国政府早在1962年11月21日声明中就提出，由双方政府指派官员在边境会晤商谈。但是，一直等到现在，印度政府未作任何表示。考虑到被俘印军人员早日与家人团聚的愿望，同时，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国政府决定不等中印官员会晤即全部释放和遣返被俘印军人员。”
　　 声明指出：“中国边防部队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印军人员，是中国政府力争取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所作的又一次重大努力。自从中国边防部队采取主动停火的措施，停止了不幸的中印边境武装冲突以来。已有四个多月了。在这一时期内，中国方面为和缓边境局势，创造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气氛和条件，做了一系列的重大努力。继主动停火之后，中国边防部队主动实施后撤计划，并且已于1963年2月28日完全撤退到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中国一边20公里以外地区。为了响应科伦坡会议的号召，中国政府还决定不在停火安排中有争议的四个地区设立民政检查站。中国边防部队还主动把缴获的大量印军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交还印方。现在，中国方面又主动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印军人员。”
　　 国防部发言人在声明中还着重指出：希望印度政府正确地理解中国方面所作的努力，停止向中国境内窜扰，并且以中印两国人民的利益和亚非人民团结为重，早日回到谈判桌子上来。
　　 中国西藏和新疆地方边防部队根据中国政府的决定和总政治部的指示，从4月10日开始至5月25日止，释放和遣返了全部被俘印军人员。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国红十字会协助下，先后分批在巴底通、棒山口北侧、西路曲西岸、斯潘古尔湖以西以及昆明等地，释放了印军被俘人员。另有两名被俘印军人员在释放和遣返期间，因患重病，救治无效死亡，他们的尸体连同以前死亡的11名被俘印军人员的尸体和骨灰，一起交给了印方。至此中国方面把在1962年10月和11月间，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进攻而被俘的全部印度军事人员3942名，以及死亡的26名被俘印军人员的尸体和骨灰，都交还了印度。
　　 中国西藏和新疆地方边防部队严肃认真地执行了中国政府关于释放和遣返全部印军被俘人员的决定，为使几千名印军被俘人员早日同家人团聚，中国西藏和新疆边防部队，在释放和遣返被俘印军人员过程中，冒着风雪为载送被俘印军人员的车辆挖雪开路，并且在沿途为他们的食宿作了妥善的安排。中国边防部队还派出医护人员，护送他们前往交接地点，在旅途中，对被俘印军伤病人员给予周到的护理和治疗。
　　 在释放和遣返被俘印军人员的日子里，中国西藏和新疆地方边防部队各俘虏收容所，都分别举行了会餐会、欢送会、联欢会，欢送被俘印军人员归国。收容所里到处是欢声笑语，充满了友好的气氛和惜别情谊。许多被俘印军人员敲打着乐器，到他们曾经看过病的医院和医疗所与中国医生、护士话别。被俘印军士兵阿·巴哈杜尔，还特别邀请了从火线上背他下来的中国士兵饮惜别酒，感谢中国士兵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有的被俘印军人员拿出照片送给中国医生留念，有的含泪收下中国工作人员赠给的纪念品，还有的同中国工作人员互相签名题字留念。许多被俘人员说：“这是我们在中国最难忘的一个夜晚，我们要唱到天亮。”
　　 为了照顾被俘印军人员在遣返途中的生活，收容所的中国工作人员连夜为他们制作各种食品，并且派出医生和护士，护送他们前往交接地点。公路沿线设立了许多茶水站、食宿站。每当被俘印军人员到达后，中国工作人员就把事先准备好的甜茶和糖粥等送给他们食用。被俘印军人员赞美自己回国所走的道路是一条充满“友谊和温暖的道路”。在中国生活了好几个月的被俘印军人员，对中国边防部队给予他们的宽待和照顾非常感激。他们在离开交接地点以前，许多人都含着热泪同中国工作人员紧紧握手拥抱，感谢中国工作人员一直象对亲兄弟一样照顾他们。有的被俘印军人员还把中国工作人员抬起来，高呼“中印人民友好万岁”，“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印中人民是兄弟）。有的说：“你们对我们的友谊象纪念碑一样留在我的心里。”有的说：“谢谢你们，亲爱的中国兄弟，今天我们虽然分别了，但是，我们之间的友谊象恒河和长江的水一样永远奔流不息。”
　　 中国边防部队高度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和友好行动，不仅受到印俘的普遍称赞和感谢，就是前来接收被俘印军人员的印度红十字会人员，也对中国边防部队对被俘印军人员的照顾表示满意，对中国红十字会代表给予的协助表示感谢。
　　 中国政府和中国边防部队，继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之后，全部释放和遣返了被俘的印军人员，再一次表明了中国政府不愿与印度政府兵戎相见、希望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最大诚意。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在5月26日就完成释放和遣返全部印俘发表声明说：“中国方面在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主动空出停火安排中有争议的地区、主动交还大批缴获的印军军用物资之后，现在又主动释放和遣返了全部被俘印军人员，进一步为中印两国直接谈判创造了良好气氛。中国方面为了积极响应科伦坡六国会议的建议，和缓中印边境局势，促进中印和解，已经主动地作了这些重大努力。中印边境局势能否继续和缓，中印直接谈判能否举行，中印边界问题能否早日和平解决，现在完全要看印度政府的态度。”
　　 印度当局对中国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次又一次的重大努力和友好善意行动，采取了以怨报德的态度，甚至还向中国提出照会，对中国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印军人员大肆进行恶意的歪曲和诬蔑。说什么“印军被俘人员在中国所受到的待遇远远不能令人满意”，是对他们进行了“思想灌输”，“把印度战俘列队通过中国街道示众”等等。然而，印度政府对于被中国释放和遣返的被俘印军人员，却不敢让他们早日与家人团聚，把绝大多数人留在西姆拉和兰契附近的大营场里，对他们进行甄别讯问。据《印度快报》报道说：“还有待瞧瞧被释放的俘虏的思想状况，对他们显然必须加倍小心甄别，由于正常的安全需要，将过一段时间才能让获释的俘虏回家团圆。例常的甄别程序可能要花几个星期的时间”等等。印度国防部长恰范5月7日说“要对一些印军被俘人员进行讯问，如果发现其中任何人被进行过思想灌输，那就要进行‘反思想灌输’的努力。”与此同时，印度官方还通过宣传舆论，不断就中国释放俘虏问题进行造谣和诬蔑。
　　 事实恰恰相反。中国边防部队遵照上级指示，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宽待俘虏的优良传统，始终以中印友谊为重，对被俘印军官兵，一直给予宽大、良好的待遇。被俘印军伤病人员700多人得到了及时的抢救和治疗。他们的生活得到了妥善的安排和照顾，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得到了尊重，并且享有宗教生活的自由，同家人的通信得到了种种方便。中国边防部队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和对印度人民友好的实际行动受到被俘印军人员的称赞。
　　 为了更好地执行日内瓦战俘公约，贯彻执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宽侍俘虏的政策，总政治部曾于1962年10月，向中国新疆、西藏边防部队下达了《关于对入侵印军俘虏工作的几项规定》。规定要求：
　　 （一）要严格执行宽待俘虏的政策。对俘虏军官和士兵，一律不杀害，不虐待，不侮辱，不捆绑，不没收其私人财物，受伤者给予治疗。
　　 （二）对战场上缴获的军用物资，一律先登记上报，听候处理。俘虏私人的财物，如手表、钱包、钢笔等，经清点登记后仍发还本人。为避免发生事故，俘虏私人的小刀、毒性药品等，由管理俘虏的单位暂时代为保管，释放时发还。
　　 （三）在战场上抓到俘虏后，应派专人后送到军区指定地点，注意途中安全，防止逃跑和发生意外。俘虏收容所要设在便于看管、便于日后释放、并不泄露我军事秘密的地方。
　　 （四）对于俘虏要严格管理，军官和士兵、印度籍俘虏和尼泊尔籍俘虏，都应该分别看管，防止俘虏串连滋事和逃跑。要尊重俘虏的宗教信仰，允许俘虏与家人通信，信件由军区政治部负责审查和转递。
　　 （五）对俘虏生活要给予优待，在吃、用、住宿等方面，应有妥善安排，并尽量照顾他们的生活习惯。对俘虏军官和伤病俘的生活待遇，应稍加优厚。
　　 （六）向俘虏询问印军的情况时，要讲究方式，态度和蔼，不得用审讯办法，不得打骂，不要强迫俘虏在口供上画押。
　　 （七）对印军俘虏的教育，应着重宣传我军的宽待俘虏政策和我国的外交政策，强调中印人民友好，说明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和我们的一贯主张。教育中，要考虑他们的认识水平，耐心启发诱导，不要讽刺谩骂。对印军俘虏中的尼泊尔籍官兵，还要注意加强中尼友好的教育。
　　 （八）对战场上的印军尸体，要尽可能查明其姓名和部队番号，妥为掩埋，设立标记，并登记上报。对死亡的俘虏，除按上述办法掩埋外，还要填写病历表和军医签署死亡证明书。
　　 （九）凡是发布有关俘虏的姓名、数字、新闻、电影和图片等，以及释放俘虏，一律须经总政治部批准。
　　 1962年11月，总政治部又发出了《关于加强对印军俘虏的争取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中要求各有关单位领导和部门，对印军俘虏的争取教育，不可操之过急。要从多方面耐心地进行工作，并要用具体事实和实际行动来影响和感化他们。首先要坚决贯彻宽待俘虏政策，从战场上缴枪被俘开始，就坚决做到不杀、不侮、不打骂，不搜包，不没收私人财物，伤病者给予医治，死亡者加以掩埋；到俘虏收容所以后，妥善安置生活，保证他们吃好、住好、穿好、睡好，开展些文体活动；在编队、生活等方面都要照顾不同国籍、民族、宗教的习惯，一开始就给他们一个良好的影响；在对俘虏的宣传教育中，不要强迫他们同意我们观点，而要从根本上慢慢弄清谁是谁非；俘虏收容所的领导干部要加强，并抽调足够的工作人员和翻译。要舍得花钱，尽量满足所需的外文报刊杂志和收音机、录音机、有线广播等设备。
　　 中国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在非常艰苦的情况下，认真贯彻执行上级的规定和指示，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对印军俘虏切实做到了不杀害、不虐待、不侮辱、不没收私人财物，受伤者给予治疗。为照顾好印军俘虏的生活，努力克服了很多困难，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
　　 印军被俘官兵的生活得到了照顾，印军被俘人员在俘虏收容所里，住在生着炭火的厚棉帐篷里，发给他们的有棉衣、棉裤、皮大衣、皮帽、毡靴等防寒衣物，还给他们发了牙刷、牙膏、毛巾、香烟、茶叶、糖等日用必需品。收容所除了供给他们足够的面粉、大米、肉类等外，还于1962年12月28日和1963年3月11日分别为他们安排了欢度圣诞节、洒红节的活动。在圣诞节期间，收容所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扎起了彩门，栽起了圣诞树，挂着五彩缤纷的彩旗和红灯，并为基督教徒们布置了临时教堂。在洒红节时，印军被俘人员端着脸盆、提着水罐或水桶，你追我赶，互相泼洒带着红颜色的水，互相在额头上点着红点，或者干脆用红颜色或白粉，在对方脸上涂沫，表示吉祥如意。当中国边防部队俘虏收容所的官兵出现在欢乐的人群中时，印军被俘人员热情地握着他们的手，连说巴依、巴依（兄弟），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印中人民是兄弟）。
　　 印军被俘官兵的文化生活得到了妥善安排；印军被俘人员在俘虏收容所里生活得很愉快。各俘虏收容所都为他们购置了文娱体育器材、书刊画报，建立了有线广播。印俘官兵除了可以自由阅读各种文字的书籍、报刊和进行各种体育活动外，俘虏收容所还每周为他们放映电影并让他们经常组织文娱晚会。
　　 对印军被俘官兵的教育，坚持从多方面耐心地做工作，不强迫他们接受和同意中方的观点。通过交朋友、听广播、阅读报刊和画册等，让印军被俘官兵了解中国，逐步地明白中印边境冲突的真相。在教育中，以大量的事实，反复地解释中印人民友好和中国政府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和方针，使印俘中多数人逐步对“谁先打第一枪”、“谁侵略了谁”和中国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政策有了初步认识。部分被俘官兵对尼赫鲁政府的反动本质有了一些认识。他们说：“尼赫鲁现在变了，过去他有威信，是因为他天天说和平中立，照现在这样坏下去，他在人民中的威信，定要天天下降。”还有的说：“美国支持尼赫鲁就象支持蒋介石一样。”
　　 印军被俘官兵的医疗和伤病员的救治工作得到了保障。中国边防部队为他们专门设立了临时医院，中国医生和护士对他们的医治和照顾是无微不至的。印军士兵南得克斯霍尔·辛格受伤后，心脏跳动非常微弱，中国医生对他进行了抢救。经过半个月的治疗和护理，在他回国时，已可以走动了。印军少尉杜倍在战斗中负伤后，中国边防战士冒着炮火把他抢救下来，医生从他身上取出4颗子弹，使他得救。一个名叫桑姆拉加德哈的印度军官，身受五六处伤，他认为自己活不成了，中国医生为其施行手术保住了他的生命。他对中国医生说：“现在我才知道，中国人民不是印度的敌人！”被俘印军伤病人员对中国边防军人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很感动，纷纷吟诗、作画、唱歌，感谢中国对他们的照顾。
　　 一些印俘伤病员说，“我们在俘虏收容所的这段生活，我只能说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你们象兄弟一样对我，我无论如何不会忘记你们的友情”。“我不知道在印度的人们怎样来想象我们在中国这半年的生活，因为我们那方面的宣传，也许会使一些人受到蒙蔽。但是，我是一个印度人，在印度，恒河的水是最圣洁的，我可以捧着恒河的水发誓，我们在中国的生活是愉快而美好的。”就连印俘准将达尔维也不得不说：“你们能够完全遵循政府的政策和毛泽东的指示，克服内心的仇恨，对俘虏以友好相待，这是一般军队难以做到的。”在他回国后写的一本叫做《喜马拉雅的失策》一书中，抨击了印度政府，揭露了中印边界问题的一些真相，强调了印中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相处。
　　 对于印度政府在印俘问题上对中国的诬蔑，中国外交部于4月25日和5月18日曾两次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驳斥印度就印军被俘人员问题对中国毫无根据的指责和诬蔑。中国外交部在5月18日给印度驻华大使馆的照会中，驳斥了印度方面所谓中国政府似乎决心把他们俘获的3000名印度俘虏作为人质，不让这些俘虏享受日内瓦公约待遇。和中国不给予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代表探视印俘的便利等谰言。
　　 中国外交部5月18日的照会指出：中国方面对于在1962年10月和11月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进攻而被俘的全部印度军事人员，一直给予极为宽大和友好的待遇，甚至超过了日内瓦公约的要求。被俘印军人员的生活得到了在当地物质条件下最好的安排和照顾。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都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他们并享受到与家人通信、通电的种种方便。伤病人员更得到及时的抢救和有效的治疗。中国政府出于中印友好的真诚愿望，给予被俘印军人员的宽大、友好的待遇和便利，是史无前例的。正因为如此，被俘印军人员对他们身受的良好待遇，无论在被俘期间或在获释遣返时，都一再向中国边防部队和中国政府表示称赞和感谢。照会说，中国红十字会也一直与印度红十字会保持着正常的联系，并且陆续地把被俘印军人员名单及有关情况告知印度红十字会。为了满足印度红十字会的要求，中国红十字会在中国有关部门的协助下，克服了交通运输上的很大困难，把一些包裹物品如数转交给被俘印军人员。对于印度红十字会所提出的其他一些要求，中国红十字会也都尽可能给予满足。照会说，中印两国仍然维持着外交关系，而且中国红十字会已经同印度红十字会进行了直接联系和具体的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没有必要引进第三者来从中插手。因此，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要求，中国红十字会和有关当局早就做了明确的答复。对于印度红十字会提出的有关要求，中国红十字会也已在1963年4月4日给予了回答。印度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节外生枝、无理纠缠的做法，只能暴露它别有用心。照会指出，印度政府如果真正关心印军被俘人员，就应该迅速响应中国方面提出的关于就归还被俘人员问题进行商谈的建议。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政府早在1962年11月21日的声明中，就建议中印两国政府指派官员在边界会晤，商谈归还被俘人员问题，并且在此以后，耐心地等待了4个多月。中国政府原本设想，纵然印度政府由于不愿意中印关系和缓而不响应中国单方面的停火、后撤等措施，但是对于关系到数千被俘印军的遣返问题，总会作出应有的回答。可是令人不解的是，印度政府对于中国政府的这样友好的建议竟一直不予理睬。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被俘印军人员早日与他们的家人团聚，同时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国政府主动决定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印军人员，并且已经付诸实施。照会说，印度政府非但对中国政府提出的就印军被俘人员的释放和遣返问题进行商谈的建议漠不关心，反而诬蔑中国“决心”把被俘人员当作“人质”。照会问道：既然中国当局“决心”要把被俘印军人员当作“人质”，为什么它在主动宣布停火的同时又积极建议商谈关于遣返他们的问题呢？为什么在印度政府对中国方面的建议一直未作答复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又主动决定释放和遣返他们呢？照会强调指出，印度政府之所以诬蔑中国把印军被俘人员扣为“人质”，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要掩盖它自己残酷迫害旅印华侨的罪行。大家知道，印度政府在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武装进攻失败之后，就恼羞成怒，加剧反华，采取了许多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疯狂措施，其中之一就是突然拘捕了2000多名无辜的守法华侨——其中许多是妇幼老弱，将他们关入集中营，对他们进行折磨和虐待。而在中国政府派船接侨时，印度政府又百般阻挠，甚至准备把一部分要求回国的难侨长期扣留。很多冲破困难回国的难侨也因印度政府的阻挠，不能与亲人一起回国，陷入妻离子散的悲惨境地。总之，印度政府对旅居印度的大批守法华侨所进行的各种各样惨绝人寰的迫害是说不完的。这种暴行就是在两个国家正式交战的情况下也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当然，旅印华侨无端遭受迫害和印军人员由于向中国发动进攻而被俘，是性质上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但是，中国无辜平民在印度所遭受的摧残虐待，同印军被俘人员在中国所受到的良好待遇，却在事实上形成了极为鲜明、极为强烈的对照。不管印度政府怎样造谣诬蔑，都是难逃公论的。照会最后说，现在，被俘印军人员释放和遣返的工作即将完成。如果印度政府还企图在印军被俘人员问题上，继续对中国方面进行这样或那样的诬蔑和攻击，那只能更加暴露它自己的蛮横无理。
　　 中国政府全部释放和遣返被俘印军人员，是出于保持中印两国人民友好的愿望，是希望印度政府能够回到谈判桌上和平友好的解决边界问题，不再顽固地企图依靠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中国。同时，这也是中国政府积极响应科伦坡建议所呼吁的促进中印和解的又一个重大步骤。中国政府所采取、实施和实现的一系列重大的和解措施，使中印边境紧张局势有了事实上的缓和。中国政府所做出的一系列重大努力，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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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23:21
设立民政检查站，维护中印边境秩序


一、中央军委和总部关于设立民政检查站的部署
　　 1962年11月21日，中国政府在声明中指出：“为了保证中印边界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护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据此，总参谋部于1962年11月30日，向中国西藏、新疆边防部队下达了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在中印边境设立民警检查站（后改称为民政检查站）的部署方案。方案部署如下：
　　 一、在中印边境20公里线内，共设立民警检查站28个（东段16个、中段3个、西段9个）计：东段在沙马、呷枪、布宗、格当、得岗寺、地东、鲁霞、来果桥、塔马顿、马及墩、陇、共那、新达、浪波、肖、勒设立民警检查站；中段在西兰塔、波林、什布奇设立民警检查站；西段在扎西岗、班公洛、喀纳、尼雅格祖、空喀山口、温泉、加勒万河谷、天文点、神仙湾设立民警检查站。
　　 二、每个民警检查站的人数可根据各站的重要性或多或少，一般的可配备一个排到一个连，在部队撤出20公里地区后，即正式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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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国防部、外交部关于设立民政检查站的声明和谈话
　　 1963年3月1日，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说：“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国政府为了扭转中印边境武装冲突的严重局势，并促进中印双方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发表声明，宣称采取主动停火、主动后撤和设立民政检查站等三项措施。”“在我边防部队完成了他们的后撤计划以后，为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持边境的秩序，我国政府已经指示西藏和新疆地方当局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实际控制线我国一边二十公里地区内的若干地点设立民政检查站。”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说：“对于实际控制线我国一边二十公里地区内中印双方对停火安排存在争议的四个地区，即东段的扯东地区和朗久、中段的乌热、西段印度曾经设立四十三个军事据点和我国为了抵御印度入侵而增设边防哨所的地区，我国政府为了响应科伦坡会议的号召，决定把他们空出来，在我边防部队后撤以后，也不设立民政检查站。”
　　 1963年3月2日，中国外交部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通报中国边防部队已于1963年2月28日完成了全线后撤计划和在中国一侧20公里地区内设立民政检查站的数目、位置。照会最后说：“必须强调指出，以上各民政检查站没有一个是设在中印双方在停火安排中有争议的四个地区的”。
　　 1963年6月26日，中国外交部又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严正驳斥印度政府在3月9日来照中就中国在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自己一边设立民政检查站一事颠倒是非的无理立场。
　　 照会说：“中国政府从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中国一边二十公里的地区内撤出自己的边防部队，只在那里设立了二十六个民政检查站；对于非军事区内中印双方在停火安排中有争议的地区，中国政府甚至连民政检查站也不设立，而把它们完全空了出来。这是中国政府为了稳定停火、脱离接触和促进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同时也是为了响应科伦坡会议的和平号召，所作的又一次重大努力。但是，印度政府的来照却把中国采取这种和解措施说成是完全无视科伦坡建议，是使科伦坡会议国家的努力没有成功的原因。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二日，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又说：中国在中印边界西段设立民政检查站中有六个是在拉达克境内；根据科伦坡建议，西段非军事区应该由双方民政点管理。印度来照和印度发言人的这些说法完全是颠倒是非，其目的在于借科伦坡建议的名义，来掩盖印方拒绝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无理立场”。
　　 照会说：“中国设立二十六个民政检查站的地方都在中国新疆和西藏境内，其中在西段设立的，是七个民政检查站，而不是六个。远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以前，中国就在这七个地点设有边防哨所，印度人连到都没到过。印度发言人说：‘中国在西段设立的民政检查站是在拉达克境内’，这完全是信口开河。”
　　 照会指出，“印度政府说按照科伦坡建议，中印边界西段地区必须由双方民政点管理，那完全是印度自己对科伦坡建议的片面解释。要想把这种解释强加在中国身上是办不到的。中国政府把在实际控制线中国一边设立民政检查站的决定，不仅通知了印度政府，同时也通知科伦坡会议国家，并且公诸于世。中国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和解行动产生了日益巨大的影响，科伦坡与会国家热烈希望中印迅速开始谈判，印度政府害怕这种影响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用歪曲和诬蔑中国的和解行动的办法来掩盖它不想谈判的实质，未免太不体面了。”
　　 照会最后说：“中国从一开始就欢迎科伦坡会议国家推进中印直接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努力，中国不仅在口头上，而且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在原则上接受了科伦坡建议。科伦坡会议国家一致赞赏中国所采取的一系列主动措施，认为它们有助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是对科伦坡会议的积极响应。印度装作全盘接受科伦坡建议。但是它做了些什么呢？它一件积极的事也没有做，相反，却加紧反华、扩军备战和毒化两国关系。究竟谁真正抱有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谁真正响应了科伦坡建议，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绝不是印度政府所歪曲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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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零下68度    时间: 4.4.2010 23:21
三、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内侧设立民政检查站
　　 根据中国政府11月21日的声明和总参谋部11月30日下达的中共中央关于设立民警检查站的部署方案，中国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在1963年2月28日全部完成边防部队后撤计划的同时，结合中印边境20公里线内的实际情况，完成了设立民政检查站的任务。在中印边境20公里线内，共设立民政检查站26个。即东段16个：位于西藏地区的勒、肖、曲拿、共那、陇、马及墩、塔马顿、来果桥、甫伊、鲁霞、地东、得岗寺、布宗、呷枪、察隅、沙马；中段3个：位于西藏地区的什布奇、波林、西兰塔；西段7个：位于新疆地区的神仙湾、天文点、温泉和西藏地区的空喀山口、尼雅格祖、库尔那克堡、斯潘古尔。
　　 各民政检查站根据需要定期不定期的派出侦察巡逻小分队，对山口、要道、居民点等进行巡逻、观察和做群众工作。
　　 1962年12月10日，总参谋部下达了《关于民警检查站的若干规定》，规定了民警检查站的具体任务。
　　 1963年3月14日，经总参谋部批准，将且坎、河尾滩、5909（原“天14号”）改为20公里以外的民政检查站。工作人员着民警服、佩带武器，不受民政检查站的限制。
　　 同年9月，总参谋部还批准了各民政检查站的警戒范围。
　　 中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作战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和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以及为此而单方面采取的各项主动措施，打击了印度的霸权主义和扩张行为，打破了印度政府继续扩大中印边境事态的企图，扭转了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粉碎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妄图借中印边境紧张局势从中渔利的图谋，为亚洲和世界和平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也巩固了中国的西部边防，为边疆的稳定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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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基本经验

　 在中印边境斗争和自卫反击作战中，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从中印斗争全局出发，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指导中国边防部队取得了重大胜利，体现了高超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斗争艺术。中国西藏、新疆边防部队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和指示，紧紧依靠边疆各族人民群众，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上，艰苦奋斗，英勇作战，打败了印度侵略军，保卫了祖国西部边疆的安全，在新中国军事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真总结和研究这些经验，对未来的边境局部战争，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夺取政治军事仗的全面胜利
　　 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这是一条来自战争实际又被无数次战争证明了的真理。所有的战争都带政治性。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军事与政治结合的特点特别显著，达到了政治、外交和军事斗争完美的结合与高度的统一。战前，指导思想很明确，7月底，总政治部就在指示中强调指出：对印度军事挑衅的斗争是军事斗争，但主要是政治和外交斗争。8月中旬，总参谋部又在指示中重申：中印边境斗争，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长期的政治夕咬和军事斗争，军事斗争必须服从政治外交斗争。在军事斗争中，既要坚持保卫祖国、反对侵略的严正立场，又要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揭露印度侵略扩张的野心和“中立”的伪善面目。战后，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称：是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叫政治军事仗。中印边境斗争和自卫反击战的确是一场错综复杂的长期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斗争。军事斗争完全服从和服务于政治、外交斗争，打、停、进、撤均具有政治性，政策性，策略性和指挥上的集中性。党中央、中央军委在这场政治军事仗中，一切从国家政治、外交斗争总的利益出发，从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出发，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取得了政治、外交和军事斗争的全面胜利。
　　 中国同印度是山水相连的邻邦，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历史交往和传统友谊。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印度政府，一方面表示反帝反殖、对华友好，是同新中国最早建交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又对华坚持扩张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直重视发展中印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对印度政府的两面政策，始终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即团结其反帝反殖进步的一面，揭露其对中国推行扩张主义政策反动的一面。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中印边界问题，中国历来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公平合理的解决，使中国西部边境保持和平稳定。对于印度从50年代初以来在中印边境的蚕食、挑衅乃至挑起武装冲突，中国政府坚持原则进行了必要的斗争，同时，也作了极大的克制忍让。
　　 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政府企图继承英国在西藏的一切特权，保持它在西藏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当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时，印度采取了反对和阻挠的态度。而中国政府决心维护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正申明不允许外国干涉中国内政，解放西藏。从1951年以后，印度军队先后侵占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和中印边境中段、西段的中国大片领土。对此，中国虽从不承认，但仍然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1954年，中印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政府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彻底废除了印度在西藏的特权。印度政府极不甘心，又无可奈何；但对西藏上层反动分子仍继续支持其分裂活动。尔后，又策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挑起朗久、空喀山口武装冲突。1962年，在印军大肆蚕食中国领土，设立侵略据点，并多次开枪寻衅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仍决定采取力争避免流血和准备长期武装共处的方针。对此，有的外国报刊评论说：“中国方面迄今对印度方面是太宽容了。”反对印度军队蚕食、入侵的斗争，可以采取军事斗争形式，也可以采取政治、外交斗争形式。由于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是中国的国策，所以斗争形式就要服从服务于这一国策。克制忍让就是当时中印边境政治外交斗争的一种形式和手段。中国边防部队保持极大的克制忍让，就使国际社会看到两种主张与政策：中国诚心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印度却要趁机利用边界问题蚕食、入侵中国领土；中国要安定一方缓和边境局势，印度却剑拔弩张，咄咄逼人；中国要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印度却要干涉中国内政，支持达赖集团；面对印度军队的挑衅，中国始终保持极大的克制，而印度却视此为软弱可欺，得寸进尺，肆无忌惮。这在客观上既扩大了中国的政治影响，争取了国际社会舆论的同情，又暴露了印度扩张主义的野心，剥夺了它欺骗国际社会和国内人民的政治资本。
　　 尼赫鲁政府在蚕食行动受阻后，在美国等西方反动势力的支持下，命令印军悍然对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入侵。中国边防部队实施自卫反击，就处于完全有理的地位，而印度则陷于非常孤立的境地。连资产阶级的报纸也不得不承认：“冲突是印度发动的，尼赫鲁用军事进攻回答了中国的谈判要求。”因此，中国边防部队是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作战的。此战，中央军委确定的作战方针是：不打则已，打则打狠、打痛。即采取军事行动惩罚、教训侵略者，让尼赫鲁政府头脑清醒，让印度侵略军收敛些。一句话：以打促谈。只有大量歼灭印军有生力量，才利于缓和中印边境局势，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创造条件。
　　 为了打好这场政治军事仗，指挥权高度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从全局出发，选择反击方向，把握反击时机，作出反击的决策，将中印边境东段作为主要作战方向，以打狠打痛入侵印军，在印军的蚕食入侵活动被制止后，印军在东段和西段共投入兵力约2.8万余人，其中在西段，第一一四旅以6个营分散配置在边境全线，其余兵力约2.2万均集结在东段，显然把东段作为入侵的重点。因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从中印边境斗争的实际出发，选定对印军威胁最大，有利于边防部队歼敌的主要反击方向，即中印边境东段，并以西线部队配合东线部队行动。选择东段作为主要作战方向，是英明的决策。东段地域较辽阔，便于边防部队投入更多的兵力；印军在这里侵占中国的地盘大，集结着主要兵力，是印军的主要进攻方向，边防部队可集中优势兵力进行一场较大规模的自卫反击作战；更重要的是，东段是印军已经占领、力求巩固确保的地方，并以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作为侵略扩张的口实和资本。选择东段作为主要作战方向，向“麦克马洪线”以南反击，不仅可以大量歼灭印军有生力量，而且可以在事实上否定“麦克马洪线”，这就击中了印度政府的要害，使中国在政治、外交上完全处于有理、有利的地位。实践证明，选择东段作为主要作战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边防部队不仅歼灭了印军大量有生力量，打狠打痛了印军，而且为政治、外交斗争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形势错综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仍从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愿望出发，敏锐地抓住时机，将军事、政治、外交斗争有机地结合并灵活运用，既坚持保卫祖国、反对侵略的严正立场，又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为政治、外交斗争创造有利条件。因此，在实施自卫反击并迅速取得初战胜利后，中央军委命令东线部队越过非法麦克马洪线向达旺追击，既打击了印军嚣张气焰，又在事实上否认了“麦克马洪线”，为尔后进行外交斗争、重开和平谈判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这种军事行动包含着极大的政治内容。当边防部队初战告捷后，中国政府立即发表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三项建议的声明，使国际社会更加看清了中国政府的诚意。中央军委命令边防部队停止反击，既配合了中国政府的外交斗争，又休整了部队，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争取了时间，有利于再次实施反击。这种有节制的行动，使中国处于更加有理、有利的地位。当印度政府拒绝中国三项建议，再次向中国发动进攻的时候，中央军委抓住战机，命令边防部队再次实施反击，歼灭了印军的大量有生力量，打狠打痛了印军。军事上的有利行动，又为进一步开展政治、外交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争取了更大的主动。
　　 政治、外交和军事斗争紧密结合，不仅要有理、有利，还要有节。打狠打痛不是无休止地打下去，而是要适可而止。中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并不想通过武力改变中印边界现状，更不想侵占印度的一寸领土。中国被迫还击的目的只有一条，就是向印方表明，两国边界的争议只能通过和平协商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在入侵印军遭到歼灭性打击而全线溃退，国际社会舆论普遍认为中国边防部队必将乘胜追击扩大战果时，中国政府从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根本利益出发，从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出发，立即宣布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从而做到了有节。这种行动是前无古人的。中国边防部队停火后撤，不仅撤到实际控制线以北，而且撤到实际控制线本侧20公里以内的地区。这种有节制、适可而止的重大措施，震动了全世界。国际社会舆论对此赞不绝口，认为：“这是英明的、正确的、具有远见的伟大行动”，“表现了和平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最大诚意”，“这一招使得漂亮之极，滞洒之极。”总之，中国完全掌握了中印边境斗争的主动权。
　　 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从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愿望出发，将军事和政治、外交斗争紧密结合，先政治，后军事，先礼而后兵，根据政治、外交斗争的需要，决定军事上的打、停、进、撤，政治、外交斗争又配合军事斗争：军事上的胜利为政治、外交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军事斗争搞得越好，政治、外交斗争就越出色越活跃。因此，才演出了这场政治军事仗中的有打始有停，有进始有撤，有战缴而有交还，有俘虏而有释放的中外战争史上纵横捭阖、有声有色的活剧。中国边防部队打、停、进、撤环环紧扣，极为灵活自如，完全打乱了印军的部署，迫使印度政府虽不愿停火，又不好反对停火；虽不愿和谈，又不好再打；既不能讲胜利，又不敢言失败；既挨了打，又输了理，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有些外国朋友评论说：“中国在这一斗争中，完美地使用了各种斗争方式，包括军事的、政治的和外交的，其相互配合之密切，斗争策略之灵活，达到了最高水平。”


二、打狠打痛入侵印军，实现自卫反击作战的战略目的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是一次局部反侵略战争，中国是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作战的。反击印度侵略的目的，仍然是恢复和发展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创造条件，使印度政府回到和平谈判的道路上来。这就是中国实施自卫反击作战的战略目的。战前，中国的照会、声明、谈判、劝告、一切忍让克制，均被印军视为软弱可欺。既然先礼后兵，后发制人，就要打狠打痛入侵印军，只有成建制地、大量地歼灭印军的有生力量，才能教训入侵者，迅速迫使它坐到谈判桌上来。因此，打狠打痛入侵印军，既是对自卫反击作战的要求，也是政治、外交斗争的需要。
　　 为尽快达到预期的战略目的，这次自卫反击作战，务求在较短时间内结束战役战斗。做到出其不意，突然发起反击，使印军措手不及。在反蚕食斗争阶段，中国边防部队的军事斗争重点在西线，而反击作战则出其不意地将主要作战方向选择在东线。在第二阶段作战中，中国边防部队迅速转移与集结兵力，形成对印军的包围，达成了战役、战斗的突然性。在两个阶段作战中，中国边防部队充分利用山谷、密林、浓雾、夜暗、风雪、严寒等自然条件、实施开进、集结，严格控制无线电通信，组织无线电佯动，注意封锁消息，避免暴露烟火，制造假象造成印军的错觉和不意，严密隐蔽自己的企图，迅速完成作战准备，采用印军意想不到的战法，为打狠打痛入侵印军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集中优势兵力是打狠打痛入侵印军的物质基础。由于中印边境作战地区地形复杂、道路状况差，加上严重的高山反应等，均影响部队的集结，机动，特别是横向机动十分困难。加之道路少、山脊窄，部队的展开、收拢和指挥、协同均很不便，更不能投入较多的兵力。因此，必须将传统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作战原则与中印边境地区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即根据入侵印军在重点地区重点据守的布势，相对地对印军入侵的重点地区集中优势兵力，才能达成打狠打痛的目的。印军在中印边境东段侵占的领土面积大，兵力多，并且是力求巩固确保的地方。边防部队选择东段作为主要反击方向，就可投入较多的兵力。对于印军重点据守的阵地，边防部队采取多路配置，隐蔽机动，克服险隘沟谷带来的困难，形成几路向心突击的部署；或采取先分割再一块一块歼灭的战法，形成绝对优势兵力；同时，在次要方向以一定兵力牵制之。在组织战斗中，各级都建立较强的预备队，并均靠前配置，保持较强的进攻后劲；或逐次转移兵力，在每一个作战方向上或每一次战斗中形成对印军的相对优势。这样，边防部队的优势兵力可施展得开，使得上劲，使印军处处难以招架，利于打狠打痛。比如，在克节朗地区，边防部队集中3倍于印军的兵力；在瓦弄方向集中两倍半于印军的兵力；在西山口--邦迪拉地区集中两倍于印军的兵力。在西段拔点作战中，中国边防部队更是采用逐次转移兵力的战法，使每次战斗都集中3倍或4倍甚至更多的兵力，从而保证迅速地歼灭了印军。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战役发展顺利，印军遭到打击已陷入混乱，或边防部队占领了有利地形，印军兵力展不开，或袭击立足未稳的印军等，则要敢于以少胜多，不失战机。在战斗中，边防部队发扬独立作战、孤胆顽强的精神，曾创造了两个连攻歼印军两个营获胜，5个排在遭遇中打垮印军一个营，7个人袭歼立足未稳的印军一个排等模范战例。对于溃逃的印军，边防部队则不依仗兵力的优势，充分利用伏击、奇袭、偷袭和夜袭等，敢于孤胆作战，英勇机智地几个人也敢于歼灭印军一小股。在西山口--邦迪拉地区作战中，边防部队36人截击逃跑的印军一个营，歼其241人，就是突出的一例。
　　 在中印边境地区实施自卫反击作战，战场空间的选择受到一定的限制。由于战场条件的影响，以及受到政治、外交斗争的制约，中国边防部队不能越出国界打击入侵印军，只能根据战场正面宽、纵深浅的特点，大胆穿插迂回包围，分割歼灭，侧后突击。实践证明，这是达成打狠打痛入侵印军的有效环节。
　　 大胆实施穿插迂回包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不在于击溃入侵印军，而在于大量地、迅速地歼灭印军的有生力量，取得军事上的主动，有力地配合政治、外交斗争。但是，中印边境战场正面宽，纵深浅，印军后方交通比较方便，尤其是西段的入侵印军据点有的紧靠边界线，在情况一旦对其不利或可能被歼时，便很快分散逃遁，而边防部队又难于在追击中将其消灭，更不能越境追歼。根据这一特点，只有实施大胆迂回包围，切断印军退路，才能实现打狠打痛的要求。实施迂回包围，虽然难度较大，如部队机动不易，协同不便，补给困难等。但是也有有利条件，在西线，印军的许多入侵据点，只能依靠个别峡谷或山间小路与其后方往来，边防部队只要在某些险要地段布置必要的兵力，即可完全控制印军通往后方的道路，置其于死地；印军临时机动兵力不易，难以调集兵力反扑等。在东线，山高、谷深、林密、雾大，作战分队或部队都可以隐蔽运动；印军通往后方的道路少，利于封锁；险要地形多，边防部队插进后容易站稳。边防部队实施穿插迂回包围时，慎重选择迂回路线，尽可能避开印军，同时顾及到便于部队运动，出其不意地达成迂回；对迂回路线上的敌情和自然情况认真调查研究，尽可能事先组织潜入侦察，务求摸清摸准；严密组织开进，周密组织各路部队之间的协同动作；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克服一切困难；精确计算时间，给予特殊的装备，一定的保障；偶遇小股印军，摆脱其纠缠，按时进至指定位置等，迅速穿插迂回包围。实战证明，印军最怕抄后路。中国边防部队从正面反击，印军尚能凭借有利地形，节节顽抗。边防部队实施穿插迂回包围，出击侧后，则能迫其动摇，甚至全线瓦解。同时，印军在情况不利时撤逃很快，边防部队迅速穿插迂回包围，切断印军的退路，创造了打狠打痛印军的条件。在自卫反击作战中，边防部队以主力向敌侧后实施穿插迂回包围，切断印军退路，对印军形成合围或基本形成合围之后，再在正面配合下，发起攻击。即使因地形、道路的限制，不能以主力实施穿插迂回，也以一部分兵力或是精干有力的分队迂回侧后，切断印军退路，配合主力攻击。在西山口--邦迪拉地区，边防部队主力向印军侧后多路的穿插迂回包围，动摇了印军的防御，使印军在仓皇撤逃中被截为数段，分别就歼。特别是第十一师的两个团行军7昼夜，深入敌后180公里，实施远距离、大纵深的战役迂回，使印军防不胜防，全线溃败，这对作战胜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西线参战部队在攻歼阿里地区“阿印8、9号”入侵据点时，虽然据点都紧靠边境，便于印军撤逃，但由于边防部队采取包围迂回战术，达成合围，断其退路，然后从其侧后突击，使其无一漏网。但也有个别部队，由于忽视了采取穿插迂回包围的战术，或虽有穿插迂回包围的部署，但措施不力，或为某些现象所迷惑，临时改变决心，以致原定迂回计划未能实施，形成正面平推，结果未能全歼印军。
　　 实施分割歼灭，侧后突击。边防部队在对印军包围的基础上，割裂其战斗队形，突击其侧后，打乱其部署，易于达成全歼速决，打狠打痛印军。中印边境地区虽然道路不多，地势险要，有利于印军的据守，但作战地幅较大，印军很难把所有可以通过的地段全部以重兵扼守起来；加之沟壑阻隔，印军的防御部署受到地形分割，点与点之间有较大间隙；更因山地机动困难，印军相互联系策应不便；而地形又便于边防部队隐蔽运动。边防部队大胆割裂印军的部署，化大敌为小敌，分别包围，各个击破，就可以有效地实现打狠打痛。从中印边境地区及印军部署的实际出发，边防部队在对印军包围后，将印军分成若干块、若干段，使其首尾难顾，力量无法集中，指挥难以实施，行动无法协调，难以形成有利的战役布势，左右不能相援。在克节朗地区，针对印军正面宽、纵深浅、前重后轻，状似短腿“丁”字的部署特点，边防部队采取首先砍掉印军左右两翼，尔后向心突击，逐次歼灭印军的战法。印军两翼被突破后，即完全失掉抵抗信心，混乱溃逃。边防部队乘势向心发展，原定两天的作战计划，仅12个多小时即胜利完成。印军部署重正面，轻侧后，从印军侧后突击，一方面可以出其不意，避强击弱，另一方面又可以断其退路，动摇其布势，打乱其部署。印军阵地一旦被突破，又往往威胁到印军指挥中心，易于震撼印军整个防守体系。同时，由于印军一般是在面对中国边防部队的正斜面上设防，从侧后突击，战术上还能收到居高临下之效。在西段，边防部队攻打红山头、西里扎普、4400高地、“阿印8、9号”据点时，均是从印军侧后实施主要突击，并取得了胜利。在东段，印军以4个旅沿西山口至邦迪拉公路沿线分段设防，其特点是“铜头、锡尾、背紧、腹松”。边防部队以主力向印军侧后实施多路迂回，把印军的部署切为数段，分别包围，逐次攻歼。边防部队对据守西山口、略马东的印军第六十二旅，以3个团从其左侧后实施主要突击，同时以1个团和4个连迂回至印军右侧翼和左侧后，在西山口、略马东均形成向心合击，以一个团从正面攻击，这就形成了四面合击、主突一点的布势。与此同时，又以两个团实施远距离、大纵深的战役迂回，断敌退路，阻敌来援，迫使西山口、申隔宗地区的印军撤逃，并在撤逃中被截为数段，分别就歼。边防部队又乘势攻占邦迪拉；相继向比里山口、打陇宗两个方向实施战役追击，扩大战果，取得了作战胜利。但指挥主攻西山口印军的联指（第四一九部队和第五十五师联指）和主要突击方向上的一个团另两个营（欠2个连）都曾在关键时刻困在悬崖峭壁之上，并失去无线电联络，其他部队也有联络或报告情况不及时的，对指挥、对战斗都有很大影响。其教训是深刻的。因此，在高山、峡谷、密林条件下，把握好前进方向，保持联络畅通，是值得重视和解决的。
　　 严密搜剿是全歼印军的必要步骤。自卫反击作战中，印军在阵地被中国边防部队突破，或侧后受到威胁，陷于不利态势时，便迅速撤逃，钻进深山密林或寻隙逃窜或伺机袭扰。开始由于没掌握印军这一特点，克节朗地区的边防部队在印军溃逃后即转入追击作战，没有留适当的兵力展开搜剿，致使几百名残余印军得以逃脱。因此，只有组织好搜剿，才能全歼印军，发展胜利，保证后方运输及其他保障分队的安全。这种搜剿，不同于以往一般作战中的打扫战场，有时是同散逃的大股甚至成建制的一部分印军作战，应视为战役的一个阶段。因此，在制定战役计划时，就应对搜剿的部署和兵力使用作出安排；掌握好转入搜剿的时机，不给印军以喘息和逃跑之机；在搜剿中要树立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对重点地区反复搜剿，不留后患；要划分负责区域，搜堵结合，严密控制山口；要做到政治攻势和武力解决相结合等。在搜剿中，边防部队树立积小胜为大胜的思想，鼓足后劲，积极行动，分片包干，反复搜寻，运用搜、伏、追、堵等手段，务求彻底。在西山口--邦迪拉地区作战中，边防部队歼灭印军5000余人，搜剿俘获印军近3000人；在瓦弄地区作战中，边防部队俘印军502人，其中499人是在搜剿中俘获的。
　　 中印边境地区的地理环境特殊，战役地幅大，作战方向多，部队分散，情况变化多，指挥协同困难，面对的印军特点又不尽相同，给战役指挥带来一定的的困难。但是，在边境作战的“战术行动、战役组织、战略决策”相结合的指挥样式中，战役指挥占有重要的位置。为打狠打痛入侵印军，实现自卫反击作战的战略目的，战役指挥员在执行上级命令中，对上级指示详尽研究，既弄清作战任务，又明确政策要求，保证上级指示和规定在作战中得到坚决贯彻执行，使自己和部队的作战行动符合上级的总意图，并根据战场实际灵活处置。在第二阶段东线自卫反击作战中，西藏军区前指指挥员根据当面敌情、地形和部队的兵力情况，拟制了一个初步作战方案上报总参谋部，得到批准。后又根据情况变化拟制了第一、第二、第三作战方案呈报中央军委。在作战方案上报后，为争取时间，充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西藏军区前指主要指挥员经过充分研究，反复对比，权衡利弊，决定立即按第一作战方案的要求全面展开各项准备工作。对于三个方案，中央军委均表示同意。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主要战役指挥员从战场实际出发，命令部队执行第一作战方案。后来的实践证明，主要战役指挥员的意见是正确的，执行第一作战方案取得了重大战果。在作战过程中，战役指挥员注意向所属部队指挥员交代政策，明确战略战役意图，统一战术思想。针对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战役指挥上的特点，战役指挥员尽量靠前指挥，减少指挥层次。为增强下级作战部队的独立作战能力和及时处置各种变化了的情况，上级指挥员到下级作战部队指挥所直接参与作战指挥。在西线，边防部队多以步兵营为单位行动，为圆满实现上级的作战企图，新疆军区采取了层层加强指挥的方法，即各步兵营有上级指挥员加强，单独行动的连也有营指挥员率领，在单独方向上康前指派负责同志亲临指挥。在东、西线，均建立了必要的越级指挥，以利于在战役战斗发展的紧要时刻和出现意外情况时，上情及时下达，下情及时上报。即使是不实行越级指挥，总能及时地向下级通报情况，在采取新的行动之前，尽早预告部队，使其有所准备，并加强督促检查。在自卫反击作战中，战役指挥员由于从战场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执行上级的指示，因而使各方向上的作战部队能够协调一致的行动，保证了打、停、进、撤等一切行动听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打狠打痛了入侵印军，实现了自卫反击战的战略目的，有力地配合了政治、外交斗争，取得了自卫反击作战的全面胜利。


三、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发挥政治工作威力，保证反击作战的全面胜利
　　 中印边境白卫反击作战，是在极其复杂的国际斗争形势和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政治工作的任务十分艰巨。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各级党委（支部），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靠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保证部队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每一项决策指示；保证部队迅速由平时转入临战状态；保证部队战胜了恶劣的自然条件带来的艰难困苦；保证部队始终保持高昂的士气，取得了自卫反击作战的全面胜利。
　　 在中印边境斗争和自卫反击作战中，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教育部队树立全局观念和政策纪律观念，确保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指示在部队中贯彻执行。中印边境军事斗争与政治、外交斗争紧密配合、为政治、外交斗争服务，边防部队每一个军事行动，都会影响政治、外交斗争，乃至影响中印边境斗争全局。为指导边境斗争的正确开展，党中央、中央军委在每个斗争阶段，都制定了明确的方针、政策，提出了具体的指示和要求：从战前的“克制忍让”，“武装共处”，到实施自卫反击作战，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从决定反击，要“打狠打痛”，到主动停火，主动后撤，留交战缴物资和释放战俘。什么时候打，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撤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和政策界限。所有这些，都为边防部队开展军事斗争提供了依据。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各级党委（支部），对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和指示，做到凡需部队了解的，及时传达，凡需贯彻执行的，都制定具体措施，以身作则地带领部队坚决落实照办。
　　 边防部队各级党委（支部）还注重把贯彻落实上级的指示精神同边防斗争的实际结合起来，抓住边境斗争形势的变化和部队任务转换的时机，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工作，加强政策纪律教育。在反蚕食斗争开始时，一部分官兵对入侵中国领土并肆意骚扰的印军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不十分理解，为了说服这些同志，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各级党委（支部），在组织部队认真学习领会党中央、中央军委有关边境方针、政策和指示意义的同时，耐心做好解释工作，引导广大官兵从中印边境斗争的全局理解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的重要意义。从而使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意图变为边防部队全体指战员的自觉行动。
　　 这次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任务急，要求高。战前，有的参战部队分散在8个县执行施工生产任务，当上级一声令下，他们能立即收拢，迅速集结，达到齐装满员。有的边防部队刚下山休整，又迅速上山待命，各参战部队之所以能够从思想上、行动上服从和适应边境作战的需要，是各级党委（支部）抓经常性战备教育的结果。西藏、新疆边防部队进驻边防以来，根据高原的特点和可能的作战对象，通过经常性的战备教育和军队职能教育，促进了战备工作的落实，保证部队无论执行什么任务，都使人员、装备、物资处于良好的战备状态。
　　 由平时转入战时，安危、荣辱、得失容易反映出来。只有从各方面做好临战前“转弯”的思想教育工作，才能保证部队以高昂的士气投入战斗。有的参战部队受领任务后，边集结、边开进、边进行战斗动员。他们通过开展揭露和控诉印军侵略罪行的教育，深入宣传中央军委关于反击作战对印军要打狠、打痛、打胜的重要意义，激发指战员的爱国热情和政治责任感，把指战员的爱国主义热情转化为惩罚印军、捍卫祖国领土的坚强决心和行动。
　　 在高原地区作战，还要战胜险恶的自然地理条件给部队行动和生存造成的巨大困难。由于战斗异常激烈，指战员经常要忍受极度疲劳、寒冷、饥饿等困难和严重高山反应对生命的威胁。连续行军作战，爬山攀崖，须付出超常的艰辛和努力，才能保证任务的完成。特别是西线战区，平均海拔5000多米，人员极易冻伤，若救护不及时，就有可能截肢，甚至死亡。由于缺氧，饭难煮熟，参战部队吃的常是夹生饭、面糊糊，喝的是冰雪水。有时给养上不去或任务紧张来不及做饭，就要挨饿。总之，有些痛苦，一般人的肉体是难以承受的。在这样的环境里执行反击作战任务，没有顽强的毅力，是坚持不住的。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党委（支部）靠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激发指战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战胜了印军和恶劣的自然环境这两个敌人。
　　 反击作战的实践充分证明，在战斗越是激烈残酷，环境越是艰苦的情况下，越要靠政治思想工作去激发部队战胜困难和消灭敌人的勇气与信心，保证战斗任务的圆满完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历来注重培养部队革命的政治觉悟，充分发挥人的作用。参战部队在反击作战中体现出的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是在长期的艰苦环境中锤炼和培养起来的。西藏、新疆边防部队针对西部边疆生活艰苦的特点，平时注重加强部队的政治基础建设，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用战争年代英模人物的先进事迹教育激励部队，培养广大官兵热爱边疆、献身边疆的思想，把爱祖国与爱边疆人民统一起来，同履行人民军队的职能统一起来，培养扎根高原、保卫边疆、献身边疆、勇于吃苦、乐于吃苦的“高原精神”。反击作战前，中央军委关于“事关国威军威，只能打好，不能打坏”，“为祖国争光，为人民立功”的号召，激励着参战官兵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去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战斗任务。在克节朗地区作战中，西藏边防部队步兵第一五五团第二连六班在班长阳廷安带领下，奋勇杀敌，前赴后继，全班8人仅剩下1人仍勇敢战斗，被国防部授予“阳廷安班”的光荣称号；新疆边防部队第十一团第九连战士王忠殿，用自己的胸膛顶住投入印军地堡内的爆破筒，炸毁印军地堡后壮烈牺牲，成为“黄继光式”的英雄；第十团工兵连战士罗光燮，为给部队开辟通路，一毅然向印军布设的雷区滚去，用自己的身躯触响地雷壮烈献身；骑兵第三团机枪连维吾尔族班长司马义·买买提，当部队与印军在夜间突然遭遇时，勇敢地以射击的火光吸引印军火力，为掩护部队展开身中数弹，英勇牺牲，被国防部授予“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战后，许多同志说，当时论体力实在难以支持，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就是凭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
　　 为了保证反击作战的胜利，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普遍加强反击作战中的政治思想工作，主要做法是：坚持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保证党对执行作战任务实施坚强而不间断的领导，使同在一个指挥所的多级指挥员和多兵种合成、多建制临时编成的部队，在临时党委的领导下，发挥集体智慧，统一思想、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协调一致地完成作战任务，保证上级意图的实现；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形成坚强的战斗集体，敢打硬仗、恶仗，在条件艰险、任务艰巨的情况下，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保证完成战斗任务；加强战场宣传鼓动工作，开展杀敌立功活动，在部队极度疲劳、战斗极其残酷、伤亡较大时，及时为完成任务出色的集体和个人请功，激发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断增强战胜敌人的信心及力量；发扬军事民主，增强克敌制胜的信心，针对和平时期官兵缺乏实战经验、战区条件艰苦、作战情况复杂、战斗样式新、任务艰巨和情况不熟悉等特点，充分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这些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体现了政治工作的及时性、有效性和顽强性，保证了各项战斗任务的完成。
　　 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认真执行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和规定，做好“麦克马洪线”以南印占区少数民族群众工作，在短时间内争取群众对反击作战的理解和支持。反击作战的主要方向“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是藏、门巴、珞巴、僜巴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印军侵占该区10余年来，别有用心地采取了收买、笼络、欺骗政策，并利用叛匪对人民解放军进行造谣污蔑，致使该地区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对人民解放军有疑虑和恐惧心理。因此，作好该地区少数民族的工作，对开展边境斗争，揭露印军侵略罪行，反击侵略，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中国边防部队进入“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后，严格遵守政策纪律，成立宣传队和工作组，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印军侵略罪行，部队所到的地区，实行不进寺庙、不住民房、原封不动的政策，并为当地人民群众修路治病，替躲避到山里的群众看管家园，开展与少数民族上层头人交友活动，用共产党的政策影响他们，在战斗中，抢救被印军裹胁的群众。边防部队的行动，很快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的信任，不仅社会秩序很快稳定下来，而且争取了群众对反击作战的配合和支援。
　　 切实执行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政策，扩大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影响，加速反击作战的胜利。此次作战的对象是语言不能沟通的印军，他们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俘虏政策不十分了解，这给中国边防部队瓦解敌军工作增加了难度。反击作战的实践证明，只要认真执行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政策，就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在边境斗争中，瓦解敌军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揭露印度的扩张政策，有效地配合边境军事斗争，打击其侵略气焰。为了作好瓦解敌军工作，在反蚕食斗争阶段，中央军委向边防部队调派了一些翻译和联络干部，向侵入中国境内与边防部队形成犬牙交错的印军，宣传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在阵前会晤中，说明中国政府维护主权、克制忍让的政策和原则，对瓦解印军，制止其任意开枪挑衅，收到了较好效果。反击作战中，参战部队积极开展对印军战场喊话，配合军事打击，对俘虏不打、不杀、不辱、不搜腰包，利用俘虏劝降，削弱印军士气。在搜剿阶段，由于中国军队宽待俘虏政策的影响，争取了大批隐匿在密林中的印军停止顽抗，交械投降。整个反击作战中共俘敌3900余人，占被歼印军总数的43.8%。
　　 为切实做好俘虏工作，中央军委在西藏和新疆两个作战方向成立了战俘收容所，向俘虏宣传中国政府的和平外交政策和中印两国友好历史，揭露中印边界问题真相，说明中印之间的战争是印度政府为推行扩张政策挑起的事实。在生活上，根据印军民族、生活习惯，按照军官、士兵及不同民族分别编队、起伙，给伤俘病俘治病疗伤，允许他们进行正当的宗教活动和娱乐活动，给他们与家人通信的自由。中国军队出色的宽待俘虏工作，在印俘中产生良好的影响。不论是战场上就地释放的战俘，还是由俘虏收容所释放的战俘，都一致赞扬中国军队是“最勇敢、最人道、最伟大的军队”，同中国军队相处，“第一次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他们表示“一定要把中国人民的友谊带回印度去，传给下一代，让中印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相处”。


四、加强后勤基地建设，以运输工作为中心，实施可靠的后勤保障
　　 中印边境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给反击作战后勤保障工作带来巨大困难。中印边境地区地广人稀、物资匮乏，作战物资基本不能就地筹措，要靠远离战区的战略或战役后方运送，运输线最远达2000余公里；通往战区的地形复杂，道路少、路况差，而运输手段又比较落后，主要靠汽车运输，运输任务十分艰苦、繁重；高原缺氧，运输效率极低；物资下公路后，主要靠人背牲畜驮，前运后送十分困难。高原地区的这些特点和问题，使作战部队对后勤保障具有较强的依赖性，而物资供应、后勤保障问题，又直接影响到指挥员的决心与部署，关系到作战的进程和结局。由于战前预有准备，战中精心组织，在各级后勤人员的艰苦努力和战区人民群众积极支援下，出色地完成了后勤保障任务，使自卫反击作战得以胜利进行。战后，一些资产阶级军事评论家也叹服地说：“在这样一个地区，供应这样一支军队，的确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战前，中央军委及西藏、新疆军区充分认识到西部高原边境地区的特点对作战行动、特别是对后勤保障的影响，围绕解决战时物资供应问题搞好后勤战备工作。
　　 首先，注重加强高原边境地区后勤基地建设，搞好作战物资储备。从50年代末期开始，中央军委及西藏、新疆军区就根据该地区的战略地位以及可能的作战方向，进行战场后勤建设。本着轻重缓急的原则，陆续修建了兵站、医院、修理场（所）和各种物资储备仓库。储备了一定数量的给养、弹药、药材、油料、器材以及其它军需物资。在主要方向和边防一线地区，还储备了一定数量的主副食、柴草、马料、酥油、帐篷等物资。根据中印边境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预测可能的作战规模，先后建立了多级物资储备点，加大战备物资储备。在反击作战中，共前运各种物资6.57万吨，其中靠两个战区战前储备就解决了3.57万吨，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后方运输的负担，缓解了运输任务紧张和运力不足的矛盾。
　　 其次，高度重视改善通往高原边境地区的交通道路。从50年代初开始陆续建成的川藏、青藏、新藏几条主要交通干线，发挥了重要作用，保证了参战部队和大量作战物资从战略后方运往战区。为了不断改善边境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在战前，西藏、新疆军区就重视把改善战区交通同西部边疆经济建设结合起来，增修了若干通向边境地区的干线和支线，中印边境局势紧张后，西藏、新疆军区对可能执行作战任务的边境地区，进行了急造军路的勘察设计。这些，为保证反击作战兵力机动和物资运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再次，在落实战备工作中，西藏、新疆军区在战前制定了各种物资运输和物资保障方案，从研究高原地区物资保障的特点出发，重视抓好在特殊高原地区作战物资保障训练和消耗的实验，掌握了人、畜、车辆运输以及特殊高原作战各种武器弹药消耗定额等大量数据，为战时指挥员实施正确的后方指挥，遂行物资运输保障任务，提供了科学依据。
　　 由于战前从最困难处着眼，积极做好物资供应和运输的各项准备工作，为反击作战搞好物资保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反击作战中，中央军委和东、西线指挥部，又针对高原地区物资运输的特点和实际，想方设法克服自然地理障碍给物资运输带来的各种困难，竭尽全力地解决运输手段落后与运力不足等问题。通过艰苦努力，基本上保障了部队的作战需要。解决运输问题的主要措施是：
　　 充分发挥汽车运输的骨干作用，解决远距离物资运送。为保证作战物资的供应，中央军委和西藏、新疆军区共征调了4370余台汽车执行运输任务。在组织运输中，各级加强领导，严密组织，总后勤部直接掌握三条主要干线上的汽车运输，沿线增设了加油站、维修站，建立后方运输指挥机构，加强运输中的组织指挥。战中，各级根据作战部署周密安排运输计划，分清主次缓急，合理调度和使用运输力量。为提高运输效率，从加强技术保障、装卸力量、调整勤务、车队编组和行驶等各个环节上挖掘潜力，加速汽车运输的周转。
　　 加强道路保障，抢修急造军路，尽一切可能使汽车运输向前延伸。如在克节朗地区作战前，参战部队迅速改善和抢修了错那至麻麻的公路；西山口--邦迪拉地区作战前，在错那至达旺构筑了81公里长的急造军路，使之与原来达旺至伏特山的公路连结起来，保证了大量物资的运输和重火炮的机动。大大提高了战役后方的运输能力，缩短了人力、畜力背驮运的路程，对保障作战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组织人力、畜力运输，解决车辆无法通行地段的物资运送。在组织人力、畜力运输中，采取了逐站接力倒运的办法，并根据需要，为保障迂回部队或解决其他部队某些急需物资，组织人力随队跟进直供保障。
　　 适当加大部队携行量，是解决参战部队进入战区迅速投入战斗的最及时、可靠的手段。反击作战中，各参战部队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吃大苦，耐大劳，普遍加大了粮弹携行量，一般携带7日份给养，有的部队达到9日份，弹药一个基数。在运输紧急时，有的部队还自行组织突击队背运；当运输跟不上时，就省吃俭用，克服困难。
　　 这次自卫反击作战，战场正面宽，作战方向多，加上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对后勤保障机构配置和组织指挥提出了新的要求。建立合理的后勤保障机构和后方配置，采取适应于高原地理特点和作战要求的后勤保障方式，实施及时准确的后方指挥，是后勤保障及时、到位、不间断的重要保证。战前，刘伯承元帅强调指出，反击作战后方布局是个大问题，对这次作战有特殊意义。中央军委和东、西线指挥部，在建立后勤保障机构时，根据自然条件和作战特点，考虑作战规模和作战部署，沿不同方向开设了转运站、兵站、技术保障站（所）、医疗卫生等后勤保障机构。在后勤配置上，使各种保障机构尽量前伸，既保障主要方向，又兼顾其它方向以及战役迂回部队的需要。当部队向前推进时，适时开设前方补给站、救护所；在后勤保障方式上，充分考虑到战区多纵向道路不便横向支援的特点，采取了定点保障与机动保障、按作战区域分区逐级保障和直供保障相结合的方法，尽量减少中间环节。对某些独立执行任务的部队，适当加强运输补给、卫生勤务、技术保障力量，以保证其在远离战役后方，道路险阻的情况下，独立完成任务。在后方指挥上，严密组织，加强领导，把后方指挥作为作战指挥的一部分。除建立了各级后勤机构外，还吸收了各级后勤主要首长参加合成指挥所，以使后勤部门及时了解上级意图、部队部署和行动，准确提出后勤保障工作建议，调整后勤保障计划，提前作好物资准备，妥善安排人力、物力和技术保障力量。同时，争取地方党政负责同志及支前机构人员参加后方指挥机构，对加强协调也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在特殊的高原地区作战，由于空气稀薄，易发生高原反应、肺水肿等病症。中印边境东段多雨潮湿，毒蛇、蚂蝗、毒蚊较多，有痢疾、疟疾、麻疯等流行病。西段易发生雪盲和冻伤。此外，由于道路险阻，伤病员转送非常困难。途中如不及时包扎和救治，极易发生死亡。这些，对部队生存和战斗力都有威胁及影响，给卫生勤务保障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借鉴十几年在高原生活战斗的经验，在搞好反击作战中的卫生勤务保障中，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抓好战前高原严寒地区适应性训练，提高抗病能力。战前，参战部队普遍进行了高原严寒地区适应性训练和防流行病、防冻伤常识教育，增强了在高原地区的作战和生活适应能力。
　　 二是加强参战部队的卫勤力量。反击作战前，中央军委从内地和西藏、新疆地区抽调了一大批医务人员，加强了参战部队卫勤保障力量。在作战中，特别重视加强师以下和某些独立执行作战任务部（分）队的卫勤保障力量，使其能够独立进行早期外科处理，提高野战救护能力。
　　 三是尽量靠前配置卫生勤务机构，缩短伤（病）员后送距离，保证及时救治和迅速转运。
　　 四是组织部队积极开展战场自救互救。反击作战中，参战部队在做好防病、防冻伤的同时，对出现的病、伤员及时采取简单救治处理。这次反击作战中的战伤自救互救率，东线达62.2%，西线达40%，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伤病员基本上得到了及时救治，大大降低了非战斗减员和战伤死亡率，有效地保护了部队的战斗力。


五、认真贯沏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促进边疆地区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实行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
　　 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战争，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核心。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历次革命战争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军事斗争中，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赢得了伟大的胜利。在高原边疆地区进行反侵略战争，同样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实行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
　　 实行人民战争，离不开人民群众这一基本条件。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也是在西藏、新疆及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取得的。西藏、新疆各族人民积极支援战争，是党的民族政策在边疆地区正确贯彻执行的结果。
　　 西藏、新疆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各民族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宗教影响较深。这些地区由于地理条件、历史等原因，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新疆以来，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热情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民族宗教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保持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全心全意地为各族人民排忧解难，治病扶贫。特别是通过抢险救灾等实际行动，赢得了各族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人民解放军积极帮助边疆人民发展经济，既改善了边疆人民的生活，促进了边疆的繁荣和稳定，增进了军民团结，也为保卫边疆，反击侵略，打下了物质基础。
　　 在反击作战前，驻西藏的人民解放军为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根据广大僧俗群众的要求，在西藏地区进行了平叛改革，摧毁了反动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广大农奴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翻身农奴深深体会到，是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使他们获得了新生，西藏人民把解放军比做菩萨兵，把共产党看做大救星。正如毛泽东所说，西藏人民无产者、半无产者得到了解放，所以他们支援战争的热情很高。在印军加紧对中国领土侵略扩张的几年中，西藏、新疆地区进行了揭露印度侵略阴谋，控诉印军侵略罪行的教育，使各族人民爱国主义觉悟不断提高，形成了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果，积极支援边防部队反击作战的极大热情。经过平叛改革获得翻身解放的百万农奴，支前热情空前高涨，出现了母亲送子、妻子送郎、兄弟姐妹争上前线的动人景象。
　　 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了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为宣传、动员、组织人民群众，为民力和军力的最佳结合，实行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依靠地方党政组织和支前机构宣传、动员、组织人民群众，是实行人民战争的可靠形式和组织保证。这次反击作战，战争的动员范围，人民支援战争的方式，都根据战争的需要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西藏、新疆自治区党和政府，在战争准备阶段，成立了县、区、乡各级人民政府支前机构。为充分发动群众，西藏工委向全区人民进行了总动员，把支援前线作战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新疆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全区发出“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的号召。各级支前机构与作战部队密切配合，统一征集和使用人力、物力、运力。作战地区党政及人民群众，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要车出车，全力支援战争。西藏先后动员民工3.2万余人，牲畜1万余头。新疆先后动员民工2万多人，牲畜1300多头。尽管作战地区物资匮乏，西藏、新疆人民仍尽力筹集粮袜、肉食、蔬菜供应作战部队，支援前线。全国人民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自力更生，节衣缩食，集中了大量作战物资，基本满足了作战的需要。反击作战的实践证明，充分发挥地方各级支前机构的作用，对于快速动员、合理使用支前力量，快速筹集作战物资，更有效地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这次反击作战中，西藏、新疆地区广大民工，在各级党政干部带领下，担负前运后送、抢修道路、装卸物资和打扫战场等战勤工作。广大支前民工战胜了高原险恶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给作战行动带来的巨大困难，历尽艰辛，往返于高山密林、悬崖峭壁之间，不顾风雪严寒和印军炮火威胁，长途跋涉在运输线上，靠人背肩扛，把成千上万吨作战物资运到了前线。部队打到哪里，就支援到哪里，解决了作战地区远离后方基地的困难，保证了作战物资的供应。为保证反击作战的胜利，大批民工夜以继日地抢修通往战区的急造军路。西藏工委为了适应军事急需，组织500名民工突击抢修拉萨--曲水段6座桥梁、9个涵洞和路基。战前和战中，仅山南地区抢修公路就达76公里，便道121公里，林芝地区抢修骡马便道6条300余公里。新疆自治区在战中，由生产建设兵团和民工运送了全部上山物资的46%，有2700余名民工，担负筑路养路任务。支前民工还积极配合部队作战，有的不顾枪林弹雨为部队带路，在火线上奋不顾身掩护、抢救伤员；有的宁愿自己挨饿，把仅有的一点糌粑、干粮、仅剩的一口水让给伤员，在战场上涌现了数不清的可歌可泣的军民团结共同御敌的感人事迹。农奴出身的藏族民工罗桑，担任担架队长，冒着印军的炮火连续十几天日夜奔跑在前沿阵地上，多次用身体掩护伤员，他的脚趾甲盖冻掉了，忍痛坚持着抢救伤员，荣获“支前模范”称号；翻身农奴阿旺，不顾传统观念的束缚，带头背烈士的遗体，被评为一等“支前模范”；西线新疆喀运处司机邓青松冒着印军的猛烈火力向前沿阵地运送部队，壮烈牺牲。自卫反击战后，东线指挥员张国华谈到：如果没有这些支前民工，要定下战役决心，保证战役全胜，将是很困难的。
　　 由于历史条件不同，战争的样式不同，使人民战争的内容和形式不断发生新的变化，但是充分发动群众，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则是战胜敌人的根本，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战争年代，人民支援战争的形式，除了支前工作，还直接参军参战。现代条件下的局部反侵略战争，战场范围和规模有限，人民群众在一线直接参战的形式将越来越少，但是，随着武器装备的不断发展，物资消耗越来越大，作战行动对后勤的依赖性也不断增强。尤其是在高原边境地区作战，远离后方基地，没有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光靠作战部队自行保障是难以取得战争胜利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实践再一次证明，要搞好边防工作，巩固国防，战胜侵略者，必须坚定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扎扎实实地作好群众工作，使人民军队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国政府是被迫进行的。这一仗，打击了印度的扩张主义和“前进政策”的炮制者，赢得了战后中印边境30多年的基本和平与稳定。然而，历史上遗留的中印边界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中国政府历来主张中印双方采取友好协商、公平合理的方式通过谈判来解决边界问题；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双方应共同努力，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中国政府言行一致，一直为改善中印关系进行着真诚不懈的努力：1970年毛泽东主席对印度外交人员作出友好表示。尔后，印度方面也略有松动。1976年中印两国恢复了互派大使。1981年6月中国外交部长黄华访问印度，并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提出了合理建议。1981年12月双方开始举行副外长级会谈，重点讨论边界问题。1988年底印度总理拉·甘地应邀访华。两国总理就边界问题举行了会谈，取得了一定的共识。1991年12月，李鹏总理访问了印度，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对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原则立场和态度，为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作出了努力。1993年9月，印度总理纳拉辛哈·拉奥应邀访华，中印两国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等4个文件，为促进中印两国合作迈出了富有成果的一步。
　　 立足现实，展望未来，中印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有助于确保中印边境的和平与安宁，为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创造良好的气氛和条件。同时，对两国进行国内经济建设有着重大意义。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和平的保卫者，驻守在西藏和新疆地区的边防部队，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方针，仍将一如既往地遵循中央军委有关保持中印边境和平与安宁的一系列政策、原则，加强边防建设，保卫好祖国的西部边境。
　　 回顾历史，30年前的自卫反击作战的经验给中印边境边防建设许多启迪，其中一点就是一定的军事实力和良好的战场条件，是取得战争胜利的物质基础，尤其在中印边境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实施反侵略战争，就显得更为重要。这次自卫反击作战前，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充分认识中印边境地区的战略地位，从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巩固国防保卫国家领土主权的长远利益出发，针对中印边境自然地理的特点对反侵略战争的要求，指导中印边境地区的边防建设，使战备工作扎实有效。为反击作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这次反击作战，从军事力量总体对比来看，中国参战部队大多是1959年以来参加过平叛作战的部队，特别是中、高级指挥员，相当一部分是十几年战斗在边疆的“老高原”，部队不仅经过了实战的锻炼，有一定的高原地区作战经验，而且部分主力部队在战前还经过了适应性训练，战斗紊质较高；在武器装备上，中国军队除个别武器不如印军先进，常规武器整体上要强于印军；在战场条件上，中国军队虽然远离战略或战役后方，没有空军快速实施保障，但战前充分估计到这方面的困难，加强了战场建设，为反击侵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保证了部队上得去、打得响、供得上、救得下，具有持续作战能力。
　　 今后，在中印边境地区的边防建设上，要高度重视加强道路、交通建设，改善通信条件。加强物资储备基地的建设，合理布局，争取配套。保持一支一定数量的常备军。同时要建立一支反应迅速、机动快速、装备精良、攻防兼备、适应该地区自然地理特点的应急机动作战部队，以应付边境突发事件及局部武装冲突。加强高原空军建设和后备力量建设。加强西部边疆地区作战武器装备的研制和试验，同时注重对特殊高原地区军事学术和作战理论的研究。以便坚持不懈地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印边境地区的稳定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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