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黄植诚）
本文摘自：中国网，作者：佚名，原题：《从台湾飞过来的年轻人》
说到台胞的热情有礼，我最早深入接触过的台湾同胞、驾机起义来到大陆的台湾空军少校黄植诚，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那是在1981年，我和几位同行在北京采访过他以后，又陪同他到祖国各地参观和访问广西老家。那时候的他，还不到30岁，风度翩翩，虽一介武夫，却有着比较丰富的中国文史知识，与大陆记者们交谈时，落落大方，常常能引经据典，顺手拈来，一听就知道他在台湾受到过很好的教育。无论走到哪里，他与当地官员都能用非常标准的普通话（台湾人称为“国语”）交谈，常常使听到他说话的人觉得难以置信：“你们台湾人也讲普通话？”
我们常说，海峡两岸文字相同，语言相通。这主要是因为历史上两岸同胞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另外也得益于国民党到台湾后的大力推广和提倡。1945年，国民政府派陈仪为行政长官，综理治台事务。由于当时在台湾盛行的是日语和台湾话，很多官员几乎都无法与一般百姓进行沟通。1946年，陈仪成立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隶属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由魏建功任主任委员、何容任副主任委员，全面负责台湾的“国语”（也就北京话）推行业务。同年10月，陈仪下令废除报纸、杂志的日文版，并禁止台湾作家用日文写作。整体而言，国民政府在台湾以学校教育为主轴推行“国语”的政策是始终如一的。有不少人除了本土方言之外，还能通过学校教育学会的第二语言——“国语”来进行沟通交际。因此，在这几十年间，台湾产生了一般人所说的“台湾国语”。上世纪80年代，我就听从台湾回来的梁容若老先生谈起过当年在台湾学校中推行“国语”的情形。他说，为了在台湾推广“国语”，蒋介石请他本人和另外几位从大陆过去的学者编了一套国文教材，又请发音最标准的一位播音员灌制成唱片（那时候还没有录音带，更没有软盘和CD-ROOM），严令台湾从幼儿园到各级学校照此教授。不出几年，台湾青年中就普及了“国语”，由此代代相传。所以，对黄植诚普通话讲得好，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他不但普通话讲得比许多地方官员好得多，而且能唱很多歌。那时候，邓丽君的歌已经传到大陆，深受人们喜爱，但最初却不被主流所提倡。我那时曾大胆预言，说邓丽君的歌和她的唱法，将对大陆流行歌坛产生重大影响。我那时虽然也喜欢听邓丽君的歌，但不会唱，而黄植诚则不然，他能唱好多首，而且能模仿其风格。他在各地唱得最多的是《小城故事》，而且会改词，到了某地就把歌中的“小城”换成当地地名，如到了大连就唱“大连故事多，充满欢和乐……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大连来做客”。如此等等，让当地主人感到亲切，每次都赢得一阵热烈掌声。他经常唱的还有《绿岛小夜曲》。那时候，黄还没有结婚，只身来到大陆，得了那么一大笔奖金，人又长得帅气，还那么知书达礼，多才多艺，常让我们这些记者中的好事者禁不住想给他介绍一个女朋友。有一次，在某地宾馆里见一服务员长得十分可爱，就拉来和黄见面，两人交谈时，黄就当着姑娘的面唱过这首歌，而且是那么地情深意切，特别是那句“这绿岛的夜已经这样沉静，姑娘呀，你为什么还是默默无语？”唱得低回委婉，非常动人。但是，这位美丽的姑娘没有被打动（黄植诚还是回到北京后才找到了女朋友并且和她结了婚，她的名字叫马红）。
1981年10月19日，黄植诚到达四川省会成都。成都是黄植诚久已向往的地方——因为这里是他母亲的故乡，有他的三个姨妈——黄玉如、黄玉珍、黄玉华和其他亲人。他回到大陆后不久就跟姨妈们通电话说：“我恨不能马上见到你们。我一定尽快去成都和你们见面。”现在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和姨妈们亲热地坐在一起，深情地呼唤着她们，回答着她们的提问：“我妈妈很好，头发全白了，但是身体很好，她也一直非常想念你们，每逢拜菩萨的时候，总是求菩萨保佑在大陆的亲人。”他也不断询问姨妈们各家的情况，关心他们的生活，听后不无感慨地说：“在台湾常听说大陆人生活非常苦，吃草根、树皮。我妈妈还以为你们早就不在人世了呢！如果她知道你们都还健在，一定很高兴。”那时候两岸人民还不能正常往来，连通电话也是很难想象的。更加上黄植诚是驾着战机起义飞过来的，在那个时候，他更是无法把在大陆见到亲人的情形告诉他的妈妈。但这不妨碍他和亲人们欢聚在一起。当晚，他设宴款待了他在成都的30多位长辈、同辈亲人。他的热情有礼让在座的亲人们深受感动。在成都的几天当中，他白天和亲人们一起参观游览，晚上都要和姨妈们谈到深夜。他对我说：“我母亲对姨妈们感情很深，我从她们身上看到了母亲的影子，见到了她们就像见到了妈妈。几家亲戚家我都去过了。他们目前还不富裕，但精神都很好，生活安定，工作有保障，还有表兄弟上了大学。母亲天天为姨妈们担心，如果她知道了这边的真实情况，一定很开心。”我也问过老人们对这位突然来到身边的外甥的印象。她们异口同声地夸他讲究礼貌，孝敬老人。二姨妈还特意告诉我：“外甥说等她安定下来后，要把我接去一起生活呢！”我还听说，黄植诚对已故舅父和三姨妈的后代在经济上都给了很大的帮助。
黄植诚的父亲黄汝森生于广西横县盆象村。这是一个只有200来户人家的壮乡小村，因位于盆象山下而得名。在这里，黄植诚又很好地向亲人们展示了他的热情有礼。
黄植诚是那年11月4日来到盆象村的。一下车，他首先被迎进了四伯母郑少芳的家里。四伯父已经过世，他们没有孩子，四伯母一个人生活。四伯母把他的二姑妈、五姑妈等长辈也请到这里，并向黄植诚一一作了介绍。他拉着四伯母的手，亲切地询问她的身体和生活情况。老人告诉他，她虽然已经67岁了，但身体很好，还能干些轻活。家里喂着两口大肥猪，粮食是生产队分的。那时候，我国农村还有人民公社，盆象村是当地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一个生产大队又分成若干个生产队。
村里有一所小学，他的父亲曾在这里读过书，因此他觉得格外亲切。告别的时候，他捐出了1万元人民币，一半用于改善这里的教学条件，一半用于奖励学校里品学兼优的学生。在当时，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至少在那个小山村里还没出过一个“万元户”。
给亲人们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在他们的陪同下到村头祭扫祖父母的墓。他恭恭敬敬地献上花圈，在墓前三鞠躬，并在墓冢上培了土。我看到，花圈缎带上写的是：“镇力先祖父老大人、黄门张氏先祖母老孺人冥安。孙男黄植诚敬奠。”
第二天，他把亲人们请到了横县县城，假县政府会议室，与几十位亲人座谈。县长正好也是壮族人，就来给他们当了翻译。黄植诚深情地说：“在台湾的时候，我听说大陆非常穷，我想老家一定更穷，因为这里是山区。到了北京以后，领导们说，我的家乡的确很穷。那时我想象不出家乡到底穷到什么样子。大概是人住在山下，山上什么也不生长。但是到这里一看，跟我想象的完全不同。公路通到了村里，家家都有电灯，住的是砖瓦房，村后是山，村前有水塘，绿树掩映，美丽幽静，真是山明水秀啊！”他的热情讲话，博得了在座所有人的掌声。
从9月26日离开北京，到11月24日在上海结束，黄植诚的这次旅行历时近两个月。我在最后一天的随行日记中写了这么一段：
和黄植诚一起旅行两个月，我发现他是一个十分重感情的人。他对母亲的一片深情，对长辈亲属的尊重和孝敬，他的彬彬有礼，都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又是一个十分坦率、爽直的人，无论高兴或不高兴，从来不掩饰。我们都很喜欢他，他对我们也有了很深的感情。想到明天就要分手，大家在高兴之余竟又平添了几分惆怅。
“但愿我和各位还有机会再聚到一起！”他双手举过酒杯，诚挚地说。他讲过，双手举杯过顶是尊敬的表示，现在他还保持着从台湾带来的这个习惯。
我说：“有一个好机会，那就是把黄太太娶进门的时候！”大家对我这句话都非常赞赏，高兴地举起了酒杯，一饮而尽。
果然，第二年4月，黄植诚就认识了马红小姐，经过半年恋爱，当年国庆节他们就结为连理。
隆重的婚礼是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我们这些陪同他一起到各地旅行的记者们，一一应邀前来祝贺。这时候，黄植诚已经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航校副校长。新娘马红23岁，高中毕业后考进了民航乘务队，当过“空中小姐”，后在民航北京管理局任职。
黄植诚曾对我说过，他对未来的妻子，既不攀门第，也不单追求外貌；人品端正才是首要条件。在台湾的时候，母亲时常为他迟迟不结婚而着急。“我自己又何尝不想早日成家？只可惜在台湾那样的环境里，纯真的姑娘实在太少了。我喜欢的是贤惠、朴实、有理想的姑娘，情投意合才行。”他私下对我说。
现在，他和马红终于成了情投意合的一对儿。他们不但都有一颗爱国之心，而且有不少相同的志趣和爱好。在整个婚礼过程中，对德高望重的证婚人，对专程前来祝贺的他所在单位的领导和代表，对马红的父母，对所有应邀前来的客人们，在众人面前，他们热情有礼，真可谓面面俱到，滴水不漏。婚礼结束，他们又在众人的美好祝福中，你挽着我，我挽着你，乘车入洞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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