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锅肉是原来的回锅肉吗？东坡肉是原来的东坡肉吗？
不是。
这个回答似乎很冷血。最适合做回锅肉的四川猪种---“成华猪”已濒临灭绝，一度只剩下100头。适合做东坡肉的浙江猪种---“两头乌”，则被称为“中华熊猫猪”。
农业部调查说，72个地方猪种，列入国家级保护名录的就有34个。盛行中国养殖场的，是大约克夏猪、长白猪、杜洛克猪、皮特兰猪，它们分别来自英国、丹麦、美国、比利时。
畜牧养殖业工业化，正悄悄地改变国人的味蕾。
泥沙俱下的养殖业，还不易察觉地改变着国人的骨头、血液、肌肉。河流和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了大米、小麦、牧草，进而传递到饲料，然后进入猪、牛、羊、鸡、鸭体内，养殖户们毫无节制又一知半解的药物使用，使得市场上的一些肉类变得多少有些不可知。
它们是肉，又不仅仅是肉。
正如，曾漂泊在黄浦江上的是一头头死猪，也是一颗颗国人焦灼而无奈的心。
不要小看猪。它不是一开始就如猪八戒那么搞笑的。猪曾经是民族的图腾，也长期代表汉民族，向上天和祖先致敬、追念。它还曾经是皇帝的名字，汉武帝刘彻，本名刘彘，彘就是猪。
汉字中的“家”字，是一个会意字：下面是猪（豕），上面是房子，也就是猪的居所。
是的，有猪，才有家。
不要小看猪。比如，很少人知道，它事关二战胜负，和英雄的将士们一起，中国猪从日本人手中拯救了中国：
猪鬃是二战战略物质，战争时期的军事工业中，从给军舰、飞机及各种军用车辆刷漆到清刷机枪、大炮的枪管、炮筒，都离不开猪鬃，而全世界的猪鬃几乎全部来自中国。
为了争夺中国的猪鬃，美、英、苏三国在华盛顿成立机构，负责协商如何向中国取得猪鬃、如何分配。当时的美国政府还曾派一位特使到重庆，表示猪鬃出口事关战争胜负，要求中国政府保证供应。
因此，猪鬃出口不仅是中国战时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而且是用以抵偿苏联和英美等国援华贷款或易货的物资。
著名的“驼峰航线”（中印航线）上，陈纳德率领的飞虎队运输的主要就是猪鬃，这条航线要飞越海拔一万五千多英尺的喜马拉雅驼峰，美国几乎是不惜用航空员的生命来换取中国的猪鬃。
没错，猪就是这么重要。体验过抗战时期中国艰困经济的人们，听到过被战争暴行下中国民众哭喊的人们，如果用“伟大”来形容猪，应该一点也不奇怪。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叶舒宪说：“一方面古人将猪奉为信仰的图腾和自己的祖先，一方面却又大吃猪肉，这里边暗含了‘人畜合一’的深刻含义。”美国当代著名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则在其代表作《母牛·猪·战争·妖巫---人类文化之谜》中说：“爱猪的高潮就是将猪肉融入人体，猪的灵魂汇入先人的心灵之中。”
今天，被认为是上海黄浦江“漂猪”源头的浙江嘉兴，在举国舆论压力下，正在进行“控量”大业——到2015年，将养殖规模从现在的750万头压缩到200万头。
那些开启漂流之旅的死猪，拥有猪的躯壳，但没有拥有过猪作为家庭财产战略核心的尊严，也难以像它的先辈一样，图腾般在这个世界上活过。而它们的食用者们，则正在这个世界，寻找尊严。
走在“漂猪”源头
在上海工作的儿子每次回家都说臭不可闻，郭松国则回应说：“没有这里臭烘烘的养猪场，哪能让你们城里人吃上肉”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黄柯杰| 浙江嘉兴报道
这里是江南的春天，闻不到一丝花草的气息，农用汽车正装着白里透红的大肥猪，空气中弥漫一股猪骚味。
捏着鼻子的外地人匆匆跑过，当地人讪讪一笑。最近对于新闻记者的到来，他们已经习惯了。
2013年3月，上万头死猪在上海黄浦江漂浮，被认定为起源地的新丰镇竹林村，“一举成名”。
奇迹般漂流
竹林村位于浙江嘉兴南湖区新丰镇。
从嘉兴市区经20公里到新丰镇，从新丰镇再往南20公里是嘉兴平湖市，往北经过密集的水网，过了枫泾镇后，就到了上海金山区，这一片都是黄浦江上游。
本刊记者到达现场采访时，一些村民还对猪漂上海的故事进行论证。在和煦的阳光下，伴着猪骚味的空气，他们正在比画着死猪漂到上海的途径。
“漂得那么远，还没烂掉，真是奇迹哦。”一个拉饲料的养殖户说完这句话后就走了。
对于竹林村的养猪大户来说，今年养猪注定是一场亏本的生意。禽流感和死猪潮的爆发，让养猪成为一个艰难的行业。
作为嘉兴市的养猪第一重镇，这里集中着大量的养猪专业户。黄浦江漂猪事件发生后，这里成为舆论关注的中心，一拨又一拨记者赶到新丰镇政府，镇长沈云明成了记者追逐的目标，“大约有80%的农民养猪，占到全部经济收入的一半以上”。
3月下旬大批记者出现在竹林村时，养猪大户们首先是惊慌，后来逐渐淡定下来。“还以为是为养猪污染环境的事情，没想到是为了几只死猪，大家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养猪大户郭松国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郭松国养猪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是竹林村比较早的养猪大户。早年，他在自家承包地里搭建棚子来养猪，2006年到2008年，猪肉行情见长，他赚到第一桶金。翻建猪舍后，他开始扩大规模，搭起一间仓库，用来储藏饲料，还聘请了两名工人帮助打理养猪场。最高的时候，郭松国一年出栏了600多头生猪，赚了30多万元。
在上海工作的儿子每次回家都说臭不可闻，郭松国则回应说：“没有这里臭烘烘的养猪场，哪里能让你们城里人吃上肉？”
亏本要杀母猪
养猪是高投入的生意。在猪没有出栏之前，所有的一切都是投入，这包括猪仔、饲料和其他一切费用。
每个环节都要精打细算。本刊记者采访期间，碰到好几拨收猪的商贩，他们与养猪大户讨价还价，在620元和610元之间，为了10块钱磨蹭一个多小时。
商贩按照100斤毛猪的价格来收购，620元指的是100斤毛猪的价格，也就是6.2元一斤。
对养猪大户来说，这是几乎亏本的价格。按照正常200斤的白猪来算，这一价格会让养猪大户每头猪亏损200元左右。这个养殖大户一次要出售30头猪，按照平均每头200斤来算，10块钱就有600元钱的价差。
与工业产品不同的是，猪养大后无法囤积，养到不能长膘就必须卖掉。200多斤的猪，每天要吃7斤左右的饲料，这接近10块钱。如果少喂一点，猪就要掉膘。
2012年以来，生猪价格处于下跌通道，从8元左右一路下跌到6.2元。麻烦的是，饲料价格却攀升，包括麦麸和豆粕在内的主饲料，价格上涨了10%左右。
养猪行业经常使用这个词---“猪饲比”，用来算养猪的成本。按照郭松国计算，6.2元一斤的毛猪，已经让养殖户处在亏本状态了。
为了降低养殖成本，竹林村的养猪户们自己繁殖猪仔，猪仔是养猪的起跑线。
从养猪的全过程看，一头猪长到200斤需要7个月时间。从小猪到出栏，一头猪平均一天要吃掉6斤左右的饲料，按照饲料的不同，每斤猪的养殖成本接近7元，现在卖猪价格是6.2元一斤，加上猪仔成本，每头出栏的成猪都要亏损200多元。
猪肉价格暴跌的时候，养殖户会将存栏的成年猪销售一空，但若行情继续下跌，越养越亏损时，则会将存栏的母猪杀掉。
杀母猪，意味着养殖行业一个周期的结束。
当行情见转，猪肉市场涨价，养猪户购进小猪仔，养殖猪仔培育成母猪，再养小猪成年，这个周期大概是一年半左右。若一个地方大规模杀母猪，是行业见底的信号。
近年来，母猪成为养猪行业的基础与核心，得到国家的大力扶持，农业部曾下文，发放对能繁母猪的补贴，标准是每年100元一头。但竹林村一些养殖户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些钱他们根本没见过。
过量用药之问
养猪之所以进入公众视野，更因为养猪中使用大量药物的种种传说。一些本地的养猪大户对此并不否认，但也有他们的理由：“只要饲料吃下去，猪就是长得快。既然一种药能拿出来卖，猪吃了肯定也没事，不然政府怎么不去查那些卖药的？”
在新丰镇的各大兽药店里，各类药物琳琅满目。郭松国说，确实给猪吃添加药物，除了正规的药物以外，一些养猪大户会给猪吃大量的抗生素。“养的密度高了，就容易生病，一生病就不能长肉了。为保证猪不生病，就喂一点抗生素，猪越大，抗生素的用量也越大”。
如果不用药，密度这么高的养殖模式，传染病会迅速蔓延。所以，“一头猪得病，整个猪舍的猪都要吃药。”郭松国说。
嘉兴一些偏远地方还存在泔水猪，一些农民到城里将饭店的泔水倒过来喂猪，因为泔水里常常有鱼刺和骨头等硬物，猪吃了以后就会得口腔溃疡，“这些猪要喂的抗生素更多”。
重金属之问
对于饲料内是否有重金属等污染的说法，饲料销售商胡建国说，饲料质量肯定符合国家标准，但是具体没法测试，“比如说，大米有重金属污染，那用米做的饲料也可能有重金属污染，猪是好吃不动的动物，那猪肉里肯定也有重金属。但具体是否超标，这也有国家标准，就好像一天抽一支烟，是不是影响身体健康，这真的不好说。”
关于黄浦江漂猪事件最恐怖的传言是“中毒”：嘉兴的养殖大户在饲料里添加大量有机砷，以增加生猪卖相，导致猪中毒而死。郭松国并不避讳用砷的问题，但认为“中毒说”不现实：用有机砷能改变猪的卖相，但是吃到死需要几个月的用量，而这种药最多只用一个月，如果每天喂，一段时间后就会导致猪食欲不振，体重减轻。“砷中毒的猪，你打一下，它反映都很迟钝的，如果真的中毒了，只要不喂，也会慢慢好起来。”
郭松国对本刊记者说，现在养猪大户已经不用有机砷和瘦肉精了，而新丰镇一位饲料经销商却告诉本刊记者，有的农户还是在用瘦肉精来提高肉的品相，“没人管得住，猪杀成肉了，谁能查得出来？”
死猪收购的生意
竹林村的养猪业在2007年左右进入井喷期。
2007年末，嘉兴的存栏肉猪是282万头左右，到2012年，这一数据已经达到734万头，占浙江全省的四分之一。目前嘉兴全市有生猪养殖户13万户，但出栏规模在50头以下的占到89%，属于典型的散养模式。
“在2007年的时候，猪肉价格一路上涨，为了迎接奥运会和世博会，上海开展环境大整治，上海周边地区不能养猪了，嘉兴养猪业一下子发展起来。”在新丰镇做饲料生意的安徽人胡建国说。
他以前在毗邻平湖的金山区做饲料销售，2007年夏天把店开到了新丰镇。
黄浦江漂猪事件后，上海与嘉兴对死猪的来源曾有一段争执，但是，嘉兴每年到底死多少猪，确实无法统计，只有概数：按照业内生猪死亡率2%到4%的平均概率来算，嘉兴一年的死亡猪大概是20多万头。
竹林村的一位养猪大户介绍说，从2007年夏天起，收购死猪慢慢成为一种生意。
收购死猪的商贩原先做杀母猪的生意。在猪肉市场，不能再产仔的老母猪是不允许销售的，这些商贩将母猪买过去，通过自己的屠宰点杀掉后，把猪肉冰冻，或者卖给下家做成香肠肉糜。
随着新丰镇养猪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的死猪进入到这些商贩的视野内。每当看到猪舍内一些猪病亡后，养猪户就给收购死猪的商贩打电话，一般都约定晚上来把死猪驮走。养猪户们会把死猪留在猪舍内，盖上一个麻袋，晚上商贩拿着两个铁钩子就把猪给钩起来，放在面包车上运走。
死猪的价格一般是1斤一元钱左右，问起死猪流入市场的危害，养猪大户们都闭口不谈。
收购死猪的行业在2012年下半年戛然而止。10月份，浙江省嘉兴市中级法院对17人制售死猪肉案作出一审宣决，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董国权、陈雪忠、姚建平无期徒刑。同案的其他14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至1年6个月不等。
董国权等人正是竹林村等地的死猪收购者，不到3年，一共屠宰死猪7.7万余头，销售金额865万多元。
董国权被判刑的消息让其他收购死猪的商贩闻风而逃。从此，农户便将死猪丢弃。
据农业部相关规定，农户死猪处理补助是每头80元。但是本刊记者采访的一些养殖大户反映，未得到过这笔补偿。
投猪入河成本最低
在很多养猪大户看来，投猪入河是最简便的处理方式。
郭松国说，他也往河道里扔过死猪。往河里扔死猪“好比是往马路上吐一口痰”。郭松国说，死猪入水后，一般要过两天才浮出水面。
新丰镇的老百姓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死猪怎么从竹林村漂到黄浦江”。他们拿出地图，琢磨水系河网分布图，试图勾勒出猪漂上海的路线图。
“死猪不能卖钱，当然丢在河里，难道还抬到家门口，让人家知道我家里的猪都有病啊？”一位养猪大户说。
嗅着这里的空气，死猪腐烂的味道并不突出。
在新丰镇，很多猪舍的猪粪和猪尿都是直接排入河道中，一些养殖基地外可以看到猪粪入河的痕迹，即便死猪丢入河中有腐烂的臭味，也会被阵阵的猪骚味掩盖住。
3月上旬，上海市黄浦江发现上千头死猪，从一些死猪耳朵上所取得耳标编码判定，这些死猪来自嘉兴市新丰镇竹林村。
在每个猪接种疫苗后，都会在耳朵上打上一个耳标，这个耳标是猪的身份证。数日后，嘉兴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副市长赵树梅说，上海给嘉兴市提供了17个耳标，7个已经查到位，还有6个立案调查，4个有待于进一步查证。
据称，在死猪曝光后，嘉兴市政府总共巡查640平方公里，排查养猪场13万余次，搜集到死猪3600多头，其中80%是仔猪。
为什么出现这么多死猪？赵树梅说，今年2月初的一场寒潮来袭，导致抗冻能力比较弱的小猪大量死亡。
《嘉兴日报》曾报道，2月左右，竹林村出现死猪现象，1月份死亡10078头，2月份死亡8325头。
嘉兴河网密布，仅以下属平湖市为例，整个平湖有3458条河道，总长度超过2200公里，死猪入河后，就开始漂泊之旅。
在嘉兴农村，屋前屋后都是河道，一些养猪户都是在自家院子里或者承包地里养猪，趁着夜幕将死猪轻轻推入河中就完事大吉。
代价
在嘉兴市政府的宣传中，当地正在推广厌氧分解无害化处理。
在现场可以看到，推进这项工程的，是一种池子。这池子很像一个地窖，是一个圆柱形的建筑结构，深约7米，底部铺满生石灰，与地面平行的是一个1平方米左右的口子，作为死猪的投入口。将死猪抛入其中，可让猪身自行降解，一个池子能容纳3000到5000头死猪，一年后降解完毕。
一位竹林村的村民说，现在政府建池子有点来不及，而且还面临选址问题。
“村民都怕死猪的细菌病毒，谁都不希望这个池子建在自己家附近，选址都要讨论好几天。”竹林村的一位村干部面对记者躲闪着走开。
整个嘉兴都在为养猪业付出环境代价。
除了死猪外，猪粪等污染物也给嘉兴的河网水质造成重大污染。“13万人养了700多万头猪，每头成年猪的排泄物相当于6到7个成人的排泄量。”嘉兴市环保局副局长余鸿伟说。据公开消息，2012年浙江省环保厅对全省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水质进行评价时，点名批评六地，其中嘉兴占了两席。
据嘉兴市政府的说法，对养猪的控量活动已经开始，作为“猪漂上海”发源地的竹林村已经被列入禁养和限养的地区。到2015年，嘉兴市的养殖规模会从现在的750万头压缩到200万头左右，禁养的范围主要在省级河道两侧200米范围、区级河道两侧各100米范围内。
“我们的环境压力非常大，不能再付出代价了。”新丰镇镇长沈云明声音沙哑地表示。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饲料经销商胡建国、养猪大户郭松国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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