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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从海权和社会转型的角度看郑氏水师 [打印本页]

作者: 大银猫 时间: 16.2.2005 01:38
关键词：制海权郑氏水师军事—商业复合体资本主义萌芽 　　建国以来，史学界对郑成功的研究作了大量工作，１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特点呈现为：在１９６０年代的时代氛围感染下，学者们大致围绕“抗清复明”、“驱荷复台”两个核心问题展开自己的选题，对有关人物、事件进行论述和细致的考证补缺。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对增强民族自信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起了积极的作用。１９８０年代后，一些学者感到郑成功研究急需拓宽研究视野，逐渐侧重于经济角度，尤其注重对台湾的经济、文化开发、以及对东南亚等地的贸易、交往方面的研究，将郑成功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也有一些学者从纯军事角度出发，主要专注于郑成功戎马生涯中的战略战术探讨，或具体作战过程之剖析，以及对有关人物、时间、地点进行考证补缺。 　　虽然以往的研究成果斐然，但亦有明显之不足，主要是研究视角大多局限于本民族史的范围，而没有把郑氏集团放在世界背景中加以探讨。无需回避，当时这方面的研究同任何一门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在相当程度上受浓厚的意识形态倾向的制约。近年来，一些新锐学者借鉴西方史学方法，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将包括郑氏集团在内的明、清东南沿海商人群体的崛起，置于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加以考察，研究的视野似有新拓展迹象。２本文从战争与文化的关系着手，通过中、西历史比较研究，对郑氏海上商业──军事集团进行考察，试图说明郑氏海上军事力量与中国传统水师的性质区别，以及这一海上军事力量同西方意义上的制海权的关系；并试图指出这一军事现像背后的更为深层的社会意义。为此，本文还将进一步探讨郑氏海上商业──军事集团同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问题，并对传统的“江南丝织业说”的论证方法提出质疑。 一、 水上武装力量在西方谓之海军，在古代中国则称为水师。两种不同的称谓背后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传统。西方文明基本上围绕地中海沿岸发生，海上商业贸易是西方文明的主要传统，它可远溯到迈锡尼时代，那时克里特岛上的居民就往来于亚、欧、非三大洲的沿海地区。３历史上，地中海文明的特点之一是：当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商业贸易时，海上航线便成为自己生命线，当这些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控制海上航线便成了双方胜败存亡的关键。这种情形对军事产生的直接影响是海军的诞生和海权意识的早熟，从而成为古代地中海文明在军事领域的象征。千百年来，地中海孕育了海军的原始细胞——海盗和武装商船，孕育了波斯腓尼基舰队、希腊雅典舰队、迦太基舰队、罗马舰队、威尼斯舰队、西班牙舰队，培育出现代西方海军马汉（Alfred·Thayer·Mahan）的制海权理论。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地中海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一种跨越历史时空、在本质上属于商业殖民扩张的西方文明，海军既是这一文明的产儿，同时也是这一文明拓张的利剑。 　　军事学有海权和陆权之分。海权的重要性，以及海权对陆权的优势，虽然在１９世纪末被马汉概括为系统的制海权（Sea Power）理论，但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和波斯人就已认识到海权的重要性。当波斯帝国对希腊诸城邦国家尚未形成威胁时，希腊人崇尚斯巴达武士和由他们组成的步兵方阵，奉行“陆权主义”传统。莱德岛海战（The Sea battle of Lade ）和马拉松会战后，雅典人在波斯腓尼基舰队的机动面前，感到防不胜防。他们毅然抛弃传统，创建了雅典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强大海军。公元前４８０年，希腊海军在萨拉米斯海战(The Sea battle of Salamis)中击败波斯舰队。当时情形：爱琴海北半部沿岸地区呈已成为波斯军的后方，希腊海军可以在呈大圆弧型的海岸线上任意一点登陆，切断包括赫勒庞斯特海峡（今达达尼尔海峡）在内的后方交通。波斯陆军虽已占领雅典，但因海军失败不得不全面撤退。已经集结在萨拉米斯岛上,正打算前往西西里岛另建国家的雅典人回到雅典城，重建他们的城邦国家。 　　萨拉米斯海战不仅如德国海军史学者Ｈ·帕姆塞尔(Helmut·Pemsel)所说：“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由于海上作战而影响了历史进程”４的海战，也是历史上最早显示海权胜于陆权的经典战例。这次海战的另一个历史启示是：在国家的强大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从陆权走向海权的现象。希腊人可谓世界史中第一个范例，后来的罗马人、奥斯曼土耳其人、和近现代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都可看成“希腊剧”的翻版。 　　考察内陆农耕型社会，生存和发展依赖土地耕作，极强的土地意识（表现在对陆地生存空间的维护和扩张）派生出军事上的陆权主义传统，以及规模庞大的陆军和步兵兵种。中国和近代的俄罗斯、普鲁士都是这方面的代表。尤其是中国，为有效应付长期的水患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威胁，被迫采取严格的指令性社会管理方式，并以儒家、法家等学说作为意识形态，来论证这种社会管理的合理性，以强化指令性管理。由于自由贸易和市场原则本质上构成对指令性社会秩序的威胁，因而商业活动自古以来受到严格限制，商业经济只是农业经济中的一种必要的补充部分，至于商业精神则在意识形态领域更无立椎之地。另一方面，中国虽然拥有１８０００公里的海岸线，却不像地中海文明所表现的那样，国家完全和部分地依赖大海而生存，因此以商业经济和海上贸易为基础的海军和海权意识，很难在中国社会萌发出来。 　　在古代，中国农耕文明的生存状态不仅排斥海军军种和海权意识的诞生，同样也排斥游牧文明的派生物──骑兵兵种。在农耕文明圈内大规模发展游牧文明的兵种，历史证明后果是灾难性的。汉武帝曾建立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骑兵部队，在大规模反击匈奴侵略的战争中获得成功，但“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５历史学家剪伯赞指出：“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在完成了辉煌事业的同时，也耗尽了文、景以来库府的余财，”６这无疑给后世留下深刻影响，以后两千多年里，再没看到汉武帝时代具有战略规模的骑兵部队。７在我们传统的农业社会里，要维持一支规模上能与北方草原民族相抗衡的骑兵，意味着大量农业生产性人口变为单纯消费性人口，大量的耕地荒芜。历史的经验是：要维持一支能与北方草原相匹敌的陆军虽然也是一个负担，但可通过“寓兵于民”、“兵民合一”、“募兵制”（招募剩余农业劳动力）、军队屯田和完善的动员体制等措施，减轻国家负担，使维持一支战略规模的陆军，远比维持一支战略规模的骑兵要容易的多。8 民国时期军事学家蒋百里曾对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与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作过一个精辟的论断：“我于世界民族兴衰，发见一条根本的原则，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9 海军的战斗条件与海上贸易的生存条件相一致，骑兵的战斗条件与草原游牧的生存条件相一致，这二者的战斗条件与农耕文明的生存条件不仅相离，甚至相反。所以，在古代由骑兵兵种和近代由海军军种主宰战争舞台的时代里，游牧民族和航海贸易民族总是处于优势主动的状态，而农耕民族似乎注定了劣势被动的局面，在军事战略上只能取防御性姿态。 　　萨拉米斯海战还将西方历史上后来不断重复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凸现了出来：海军舰队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民族的命运。１０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波斯帝国的衰退和希腊人的崛起都是从萨拉米斯海战开始的，埃克诺姆斯角海战成了罗马强大和迦太基衰亡的起点，１１勒潘托海战则是奥斯曼土耳其人衰落的先声１２而西班牙无敌舰的沉没，“好像是一个耳语一样，把帝国的秘密送进了英国人的耳中，”13 从而开创了“日不落帝国”时代。 　　中国古代水师从生存状态和文化类型上看，根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地中海型”的海军，姑且称之为“东方亚细亚型”的海军14 ，同西方海军的根本差异在于：它以大河流域灌溉型农业为生存之基础，１５与农耕生活方式不构成相互依赖之关系，其性质是文化传播和政治炫耀，是传统礼制观念和中央极权在海上的军事兑现。西方海军与其国家生存构成相互支撑、相互依赖的关系，是国家商业行为在军事领域的延续。 　　比较古代中国水师和西方海军，还有一个明显的差异：西方历史上的强大舰队大都在对抗中被歼灭，直接的后果是国家或民族的衰败。但是中国古代的强大舰队，不是在同对手的决战中消失的，而是被农耕社会自身对海军天然的“排斥性”给毁灭的，并且无关社稷盛衰。例如西汉、隋、唐三代征高丽、元代征日本、明代郑和下西洋、施琅收降台湾郑氏集团等，都属中国古代水师的黄金期，但同西方相比较，大都昙花一现，一旦海上有事则偶尔为之，动用农业社会的资源，勃然兴起，一旦事平，即消声匿迹。这一现像也说明：农耕民族和农耕社会缺乏发展海军持续而根本的动力，因为持续的航海贸易是发展海军最根本、最强大的动力。 二 在初步考察了西方地中海文明的兴起同海军、海权的关系后，将古代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水师与之比较，便会发现：郑芝龙、郑成功家族的海上武装力量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郑氏水师的社会经济基础是海上商业贸易，１６郑氏水师的性质是一支维护海上贸易的军事力量，从海盗船、武装商船发展成规模巨大的海军，这和古代希腊乃至近代英国所发生的情形性质十分相似，它的生存状态、经济运作和社会功能同传统意义上的水师有质的区别。可以说，郑氏水师是中国古代唯一的西方意义上的海军，１６ 从军事学角度看，郑氏海上力量能先后与大陆的明廷、清廷相抗衡，并且一度使大陆军事力量对之无可奈何。清王朝在很短的时间里，将李自成、张献忠、李定国、吴三桂、耿精忠等消灭，但同仅控制东南一隅水域的郑氏集团相持了２３年，最后清廷被迫大规模营造水师，启用原郑氏集团的降将施琅，经过海上会战，占领澎湖列岛，控制了台湾海峡的制海权，才迫使郑氏集团投降。１７这一现象的军事学意义是：一、海权比陆权重要的战争规律并非西方地中海文明之特产，在中国本土亦能自发地诞生。二、郑氏水师是中国古代海权意识代表。１８三、用现代军事学眼光看，郑成功的部队属于数量庞大的海军陆战队，公元１６５７年，郑成功北伐路线和鸦片战争时英国海军的路线如出一辙，补给于舟山群岛，扼长江口而据天下之险，溯江而上军锋直逼南京，以动摇江南半壁。这表明：海权意识制约下的战略战术具有一致性。 　　１７世纪以来，西方的海外贸易、殖民、海军强盛以及制海权理论的出现，与近代资本主义的崛起是密切相关的，西方国家寻求廉价劳动力、原料、商品倾销市场的政治经济行为，贯穿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依赖海上武力。英国近代的海军为其资本主义打开了通道，资本主义能在欧洲最先发展起来而言，是以欧洲拥有强大海军、和在制海权方面对世界其他地区占有绝对优势为前提的。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历史景像：一方面：西方的近代海军、海权意识、制海权理论和贸易、殖民、寻求海外市场、原料一样，构成了资本主义的重要内容；１８另一方面：欧洲近代海军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开路先锋，也可以看成是海军为商业开道的古代地中海传统的现代版本。 西方文明特征的海军和海权意识居然在中国本土自发地产生，这足以激起我们进一步思考。显然，郑氏水师的意义已超出纯粹的军事学范围，我们应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范围加以讨论。郑氏集团是从传统农耕社会分离出来的另一种社会类型，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海上商业活动，而非土地耕耘。既然商业经济构成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必然派生出与之相适应的组织管理、价值观念、人生信仰、群体心理、道德伦理、行为规范，于根本上同传统农业社会格格不入。１９由于依赖大海而生存，在军事领域也就合乎逻辑地派生出旨在维护这个社会根本利益的军种——海军。所以，郑氏集团所代表的、后来半途夭折的社会，其性质同古代希腊和迦太基、以及代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崛起的荷兰、英国有着惊人的相似。 　　美国学者麦尼尔(William H McNeil)认为：近代资本主义崛起的关键是市场原则突破指令性社会结构并凌驾上，军事领域是最关键的突破口。２０军事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这样我们不得不将郑氏集团同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联系起来。在展开新一轮讨论前，先对过去的讨论思路作一简单评述： 　　以往史学界在探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往往局限于经济范围，如许涤新、吴承明在问题展开前就先认定：“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社会经济现像，”２１用经济分析代替社会分析的思维方式完全主宰了当时的史学界，已成为人们共识的观点──明末清初的江南苏、杭地区丝织业中的生产关系代表着古代资本主义的萌芽 ──既是这一思维方式所导致的主要结果。笔者认为：资本主义与其说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不如说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更准确，客观地讲，过去的讨论属于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讨论，不能代替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关于后者，应在社会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例如，马克斯·韦伯就从精神领域探讨资本主义的发生，认为清教禁欲主义是其进行中的关键因素；泰格（Michael E·Tigar）和利维(Madeleine R·Levy)从法律体系进行考察；黄仁宇先生则从“数目字管理”上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管理特征。这些多角度考察之重要性不亚于经济学。 　　基于以上立场，笔者认为：研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不仅包括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确认，还包含对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判定，这就必须超越在经济范围内确立标准的传统作法，到包括社会其他重要方面确立新的标准。在军事领域，进行这种尝试显然是合理的。 　　恩格斯说过：“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奴役的政治关系起了变革作用。……，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低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子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２２从西方近代史看，只有当工商资本培育出自己的军事力量时，才能对传统的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发起有效的冲击，才能促成封建社会全面彻底地向资本主义转型，无论是农业社会的法国还是商业社会的英国都是如此。因此，工商资本能否“孵”出自己的军事机器，似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似应成为衡量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江南丝织业处于传统社会严密控制下，建立在暴力机器之上的封建专制政治的重要职能，是决不允许商业经济发展到足以动摇传统经济基础、进而造成其上层建筑崩溃的规模。中国历史表明：在严密控制商业势力、防止商业资本培育出军事机器方面，历代王朝因奉行“重农轻商”原则，无意中做得非常成功（刘濞是个特例，后面将讨论之）。和军事构成互动关系的商业和没有这种关系的商业，其规模和性质上的差距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若无外部世界的介入，江南丝织业的工商资本能否孕育出能与传统社会暴力机器相抗衡的军事力量？就象克仑威尔的模范军、法国大革命的民军？历史已无法提供答案，但郑氏海上商业资本已孕育出强大的军事力量，后者有效地保护着前者。二着构成了相关互动的关系（如前面所论述的那样，这种关系是古代和近现代西方文明的基本特征之一），所以，郑氏集团不仅在经济结构上、而且在军事上以及二着关系的特征上，远比江南丝织业更接近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模式，它的资本主义发育程度远比后者成熟得多。 三 　　借鉴西方学者威廉Ｈ·麦尼尔关于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于“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观点，就会发现以往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历史意义远远被低估了，就会更加意识到它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意义。 麦尼尔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市场原则凌驾于君权和指令性社会结构之上是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壮大，并最终将封建社会逐出历史舞台的必要条件。中国落后的关键并不在于没有发达的市场经济，而是市场原则始终无法突破君权和指令性社会结构。２３他指出：欧洲封建社会的裂变发生于１１世纪左右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萌发。欧洲长期政治分裂，迫使从事长距离贸易少数商人和小贩组织有效的武装护送。这样欧洲社会除了骑士武装外，出现了第二支武装。这就是公元１１世纪，在欧洲出现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萌芽，其社会管理性质是现代社会管理性质的最初源头，其运作特征是政治、经济、军事互为动力源，互相支撑、扩张着形成一种“社会回路”。欧洲资本主义历史在本质上是“军事——商业复合体”不断膨胀的历史。２４麦尼尔的另一结论是：“军事——商业复合体”在海上的生存发展能力比内陆强得多。威尼斯、米兰等资本主义发源地在地理上都背靠海洋，近代资本主义的先锋型国家荷兰、英国也属于海洋国家２５这是因为海上贸易比陆上费用低、利润大、成本计算明确，所以财富和军事在海上结合要比陆地容易得多。 不难发现，郑氏集团是中国古代最典型的海上“军事——商业复合体”。它最初由海盗性质的武装商船发展而来，最后割据台湾，在其实际控制区域建立地方政权，具有“准政府”的性质。在其后来的事业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军事三者之间相互支撑、扩张、形成反馈回路同欧洲所发生的情况性质是一样的。 郑氏“军事——商业复合体”崛起的背景同欧洲有些类似，即长距离贸易和政治分裂。它主要同远距离的东南亚、日本进行贸易，用巨额商业利润来支撑政治、军事的运作，有别于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政治──军事集团依赖传农业税收的现像。国内政治方面，李自成起义、北方女真族的崛起使明廷被迫放弃强硬措施，实行招安政策，使郑氏势力乘机得到发展。然而大陆一旦政治统一，郑氏集团的生存就岌岌可危了。 　　透过政治、军事对抗的表面现像，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郑氏集团是向传统指令性社会结构发起强有力冲击的一股社会力量，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市场原则的代表。郑氏集团覆没的重要历史意义在于：中国古代社会内部自发的市场原则，在企图突破指令性社会结构的尝试中遭到了惨败。当然，根据北方少数民族一旦进入中原农耕区域便被同化的历史现像，来自海上的郑氏集团如果接过大陆王朝的遗产后，是继续奉行市场原则？还是被迫修复指令性社会结构？却是一个无法解答的难题。 　　汉景帝三年（公元前１５４年）,吴王刘濞发动“吴楚七国叛乱。对这一事件，我们似应给予重新研判。西汉初期，商业势力十分强大，史书载：“……而富商贾或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给焉。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２６这条史料反映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中央王朝一方面财政处于困境，另一方面对大量的社会财富、和掌握这部分财富的商业势力是失控的，而这也就意味着对社会的部分失控。但更不妙的是：商业势力已经控制了地方封国诸侯，或同刘濞这样的地方政治势力合流。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中央政府也将仰其鼻息。当时人们的共识是，商业势力一旦控制整个社会，中央王朝政治运作和整个农业社会正常运作就会崩溃（今天看来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型虽有暂时的麻烦，但前景未必如此糟糕）。 　　晁错主张削藩的理由是刘濞“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命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２７平心而论，刘濞叛乱的动机至少一半是朝廷促成的。冶铁、煮盐、铸钱未必将来一定作乱，但按正常逻辑推论，谁控制了社会经济命脉和社会财富，谁就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中央王朝出于政治上的万全之计，以及维护农业社会正常运作（这点常常使中央王朝打击商业势力的行为在道义上站住脚），只有选择削藩，并且晚动手不如早动手容易。刘濞或许起初并无叛逆之心，只想聚财，但朝廷却按政治运作的逻辑来理解和推理他的经济行为所引起的政治后果，并根据推理结果采取削蕃措施。准确地说，朝廷先把刘濞当叛逆对待，终使后者扮演起朝廷预先想像中的角色。 　　现在问题已经清除了，根源来自经济领域。在这一政治、军事斗争背后，是一场无法调和的经济利益的冲突，即地方自由贸易与中央王朝垄断贸易的对抗，从根本上看，这是一场市场原则同指令性原则在商业领域的冲突。据史书云：“吴所诱皆无赖子弟，亡命铸钱*人，故相率以反。”28 剔除其中的贬义倾向，说明刘濞“叛乱集团”代表着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人们的利益。借鉴麦尼尔的观点，刘濞的“叛军”和“铸铁煮盐”的工商业可能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规模较大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现在我们提出同样的难题，如果刘濞叛乱成功，完成了由地方诸侯向中央集权制皇帝的角色转换后，难道不会像汉武帝哪样，对商业势力采取一连串抑制措施吗？ 　　这一设问并非毫无意义，种种迹象表明，遏制商业势力，是中央极权统治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的需要。例如国家对盐铁业的垄断经营，在财政上保证了对匈奴大规模作战的军事行动。“汉连出兵三岁，费仰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澹之”、２９“昭帝即位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视以俭节。弘羊难，以为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３０可见国家对盐铁的垄断经营是西汉对匈奴长期作战的财政基础。 　　也许历史已经证明：指令性社会结构和管理方式是中原农耕文明对来自北方草原游牧文明挑战的必然回应，３１国家对盐铁的垄断经营和对商业势力强有利的遏制，正是这种必然回应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宋代则是一个很好的反证。宋代商业发达却无法有效应付北方草原民族的入侵，这同汉代商业受摧而军事强盛形成鲜明对比。过去常把宋代积弱的原因归咎为防止唐代藩镇割据重演，朝廷对军人采取种种肘制，导致社会性“重文轻武”现像，这种解释非常肤浅。笔者看法是：宋代社会已大规模商业化，但市场原则尚来不及将社会进行重新整合，而同时中央王朝的指令性社会管理已严重失调，故不能有效调动社会资源进行长期战争。明代似接受了宋代教训，明显地向指令性传统回归）。讨论至此，我们发现对外战争在中国和西方历史上具有不同的社会整合功能。在中国，对外战争直接或间接地强化着指令性社会结构，压抑着中国古代市场原则的崛起；在西方，对外战争迫使君权和指令性原则向市场原则屈服。 　　与刘濞相比，郑氏集团更接近西方“军事──商业复合体”模式，也符合海上比陆地更容易发展的西方情形。参考西方市场原则首先在军备生产领域突破的事实，郑氏海商集团失败的原因在于：在主、客观两个方面，都没有条件使自己成为封建王朝必不少的依赖性因素，形成类似于欧洲君主国必须依赖列日等军火制造业城市那种关系（这是欧洲君主们致命的弱点，也是市场原则坐大的主要原因）。郑氏海上“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覆灭说明，以大河流域灌溉型农业为基础、以不断得到强化的指令性原则为社会管理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具有异常强大的生命力，它同以市场原则为基础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社会在本质上是水火不相容的。 四 　　最后讨论一下中国在没有西方文明介入的情况下，能否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 　　国内学者对此大都持否定态度。我注意到顾准先生的态度尤其鲜明，他断言中国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３２他认为：“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而且也不可能产生出这样的政治实体。……在中国，谁要是听到商团要打天下成大事，那就是天大的笑话了。”３３他在考察了意大利诸商业城邦衰落后认为：“仅仅经济上的优势，而没有强大的军力和适当规模的民族国家来保障这种经济上的优势，那种商业城邦是发展不出资本主义的。” ３４他在考察了西班牙经历航海、商业、殖民事业而最终没有发展成资本主义后总结到：“商业城市，唯有在合适的政治权力和强大的武装保护下才能长出资本主义来。”３５ 　　笔者深为顾准敏锐而宽阔的学术视野所折服，他也是那个时代国内为数不多的、用自己头脑来思考问题、能多方位考察中国资本主义问题的学人之一，３９而且是国内罕见的能注意到资本主义发展与军事力量之间关系的学者。遗憾的是，顾准完全忽视了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存在，而这个集团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极为罕见、用强大军事力量对商业进行保护的地方割据政权，也正是顾准所说的“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和“商团要打天下成大事”的社会群体。因此他的结论未免下得太匆忙。 　　也许我们长期习惯于用“武装走私”、“海盗集团”的有色眼镜来看待类似郑氏性质的海上集团，至于王直、徐海、吴平等不成气候者，更属一群不值考究的 “海贼”。历史学者潜意识里的正统道德意识，常常使人忽略了这些“异质群体”在传统社会变迁过程中特殊的意义和作用。在欧洲，资本主义萌芽正是那些在公元１１世纪的庄园间，手持刀枪、走村串户的小商贩们培育起来的。 今天回过头来看历史，１７世纪中叶以后，当欧洲文明同中华文明因频繁接触而形成特定的环境和条件后，中国似乎只等着跨出最为关键的一步：代表商业社会的军事力量打败代表传统农业社会的军事力量。遗憾的是，郑成功海上集团没有做到，而在１８０年后的鸦片战争中，却让英国海军在瓦解传统农业社会时，充当了一次 “不自觉的历史工具”。中国从此开始了向近代化社会转型的缓慢过程。中国近代史表明：无论从时间还是逻辑顺序看，军事崩溃是促成传统社会解体时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３６因此，笔者认为郑氏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出现至少能够说明：在没有外部力量介入下，３７中国在特殊的地理区域内（东南沿海一带），也能自发地产生出一定规模和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９日三稿 于华东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战争与文化研究中心 　　-------------------------------------------------------------------------------- 　　１国内关于郑成功研究的大型学术会议先后召开四次，相继出版了《郑成功研究论文集》、《郑成功研究论文选》、《台湾郑成功研究论文选》、《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郑成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章散见于各报刊和学术刊物。 　　２陈东有：《试论郑氏集团在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倪乐雄：《近代东方民族海权意识一次难得的实践》。（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３３５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 　　３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１５００年以前的世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１版，第１３１页。 　　４德）Ｈ．帕姆塞尔，屠苏等译，《世界海战简史》第１４页，海洋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月第一版。 　　５《汉书·食货志》）。 　　６剪伯赞《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３月第１版，第1６5２页。） 　　７唐代的骑兵似有汉武时的影子，但毕竟在规模上不能同日而语。《旧唐书·李靖》记载，李靖擒获颉利可汉一战仅动用“精骑一万”，携带“二十日量”，而西汉元狩四年的那场“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的作战，《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霍去病指挥的骑兵有五万。另外，卫青也有五万骑兵，尚不算跟进的几十万步兵和后勤保障中的１４万匹马。 　　8这是计量历史学很好的研究课题，相信不久的将来，史学界会在证明这个问题，有很好的建树，目前这一结论只能建立在历史的直观经验上。 　　9 蒋百里，《国防论》，《民国丛书》第一编，上海书店出版，第３页 　　１０公元前４９４年的雷特岛海战前，希腊舰队指挥官菲奥卡安·狄奥尼修斯曾在作战会议上发出号召：“我们当前的事态，正是处在我们是要作自由人，还是要作奴隶，”（见《希罗多德历史》第４０６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６月第一版）。无独有偶，公元１９０５年，对马海峡之战时，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发出的战斗指令是：“皇国兴亡在此一战，各员奋励努力。”（见（日）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第７１页，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月第一版）。虽然相隔如此大的时间和空间跨度，对海上决战的认识如此一致，反映了海军决定海洋国家命运是一个普遍的历史现像。 　　１１汉尼拔从西班牙经高卢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波河平原，此举历来被军事家们叹为观止，利德尔·哈特把它作为“间接战略”的典范之一。（见《战略论》第三章《罗马时代的战争》，第３８页，战士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２月第一版）。但从海权角度看，汉尼拔合理的进军路线应从海上直接在意大利登陆。由于埃克诺姆斯海战后，迦太基丧失东地中海制海权，才被迫舍近求远，并在战略上始终处于不利地位。（参见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第１５页至第２２页，中国言实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８月第一版）。 　　１２富勒(Ｊ·F·C·Fuller)认为：“从精神上来看，它（勒班多海战）却是一次具有决定性的会战，自从１４５３年以来，整个东欧和中欧都是一直笼罩在恐怖的黑幕下，现在已经被卷开了，它使整个基督世界认清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土耳其不再是无敌于天下的。……，勒班多一战打破了土耳其权力的基础。”（见《西洋世界军事史》第１卷，第５９０页，军事科学院，１９８１年１月第１版。） 　　13 富勒著、钮先钟译，《西洋世界军事史》第二卷，第３７页 　　14 翁贝托·梅洛蒂在《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中认为：古代中国是马克思意义上典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见该书第１１７页，商务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月第一版）。作者从生存状态与海军关系出发，将中国水师称为“亚细亚型海军”。 　　１５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中，对大规模治水工程与古代中央集权政体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把治水作为考察、分析中国古代文明聚焦点，笔者深表赞同。 　　１６杨彦杰先生认为海上商业利润的收入是郑氏集团维持军队的重要经济来源。他估算出郑成功在较长时期内，仅海外贸易一项，每年获利平均２５０万两白银。军队总数以鼎盛期１５万至１８万之间算，每年开支约在三百至三百六十万辆之间，按平均算，商业利润占其军费总额７５％。（见《一六五Ｏ至一六六二年郑成功海外贸易的贸易额和利润额估算》《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０月第１版）。另外，郑克晟先生认为郑成功的军费来自三个方面：一、以厦门为主的外国贸易船只进口税，二、台湾对外国船只的进口税，三，郑氏自行经营的海外贸易收入（见《郑成功的海上贸易与军费来源》，光明日报，１９６３年６月５日） 　　杨彦杰的研究很有价值，他的成果为我要解决的问题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１６特别要指出的是：嘉靖年间的王直、徐海、吴平、曾一本、林道乾、林风等亦商亦盗的武装船队也同样具有西方海军萌芽的色彩，无论古代还是近代，西方海军最初大都从亦商亦盗的武装商船脱胎而来。由于“成者王侯败者贼”已成为一种社会潜意识，王、徐等辈被看作没有“修炼”成精的海贼，而他们同郑氏集团实际区别在于没有形成规模。 　　１７清军没掌握制海权前，郑氏集团屡以借口，拒绝招抚，最初清廷将泉州府划给郑成功驻军，后者嫌小。清廷增以漳、泉、潮、惠四府，郑成功又提出：“兵马繁多，非数省不足安插，和则高丽、朝鲜有例在焉”（见杨英《先王实录》）。以后清廷允许郑经“不剃发”和“照朝鲜例”，但郑经又在海澄问题上纠缠，导致谈判破裂。施琅在澎湖击溃郑氏水师，夺取台湾海峡制海权后，郑克爽和主战派人物刘国轩立即决定投降。这一现像也说明：郑氏集团的覆没非常类似西方海洋国家与海军共命运的特点。 　　１８汉、唐、元、都曾建大规模水师用于跨海作战，似乎亦有海权意识。但同根植于海上贸易的西方国家相比较，区别在于：我们仅在军事层面上来理解海权的重要（也只能在这一层面来理解），西方人不仅从军事、更在于从生存权利的层面来理解海权的重要性，完整的海权意识当包括后者，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古代有海军而没有海权意识（但郑氏水师除外）。 　　１８陈方正先生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如同生物演化一样、是整体的，不可能只是某个器官或某一生理系统的事。（见（竞逐富强）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出版，第３页。） 　　１９郑成功处理战败的荷兰人时体现了某种程度的“商业理性“。农业和游牧社会出现的屠城和大规模杀戮，从根本上讲源于强烈的生存空间意识，它使人们的冲突带上“有你无我”的性质。商业社会的基础是协作，当双方构成互相依赖的贸易关系后，虽有冲突，但彻底毁灭对方并非明智之举，而意味着自己断了的一条生路。这或许是“商业理性”的特点。郑成功的宽大与其像某些学者所说的是“宽大为怀、仁慈有加”的传统道德行为，不如说是按“商业理性”行事，荷兰人毕竟是他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２０１５世纪的列日是生产当时最先进火炮的城市，几次军事占领都使生产中止，军队一旦撤出就重新恢复生产，这意味着：当工匠和资本家无需按西班牙和其他政府的法定价格（指令性价格）出售产品，欧洲的统治者们才能得到维持统治所必需的产品。即使是最有势力的君王也必须按价付钱，否则一无所得。当时类似列日的地方欧洲还有几十处（见《竞逐富强》第１１３页）。这一现像表明：资本主义的核心原则──市场原则首先的军备生产领域获得突破。 　　２１《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９月第１版、第５页。附带一点，这本近６０万字的著作虽然对明清时期内陆农、工、商的情形作了细致的梳理，但对闽、浙沿海的海商现象却没有给予应有的讨论。 　　２２恩格斯《反杜林论·暴力论（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第２０７页。 　　２３麦尼尔著倪大昕杨润殷译《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第二章《中国称雄的时代》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２月第１版，第２８页 　　２４同上，第７０页，第１２５页，第１４６页。 　　２５同上、第１０５页。 　　２６《汉书·食货志》 　　２７《史记·吴王濞列传》 　　28《史记·吴王刘濞列传》 　　２９汉书·食货志》。 　　３０汉书·食货志》。这里要特别指出：汉武帝时，战争升级与打击商业势力成正比关系，与商业衰弱成反比关系。 　　３１阿诺德·汤因比把文明发展看成是一个“挑战和应战”的过程，这一模式在分析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时极有价值。金观涛、刘昶等中国学者学者已意识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威胁对于中国封建专制社会长期延续的某种必然关系。梅洛蒂、魏特、凯恩斯等外国学者则强调大型治水工程与中央极权的社会管理方式之间的必然关系。麦尼尔认为：“在亚洲，指令性动员使保持保持人类相互作用的原始模式得到了强化”。笔者在充分吸取上述观点的合理部分后，提出这一看法。 　　３２顾准指出：“认为任何国家都会必然产生出资本主义是荒唐的。特别在中国，这个自大的天朝，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敲不醒，１８８４年的中法战争还敲不醒，一直要到１８９４年的中日战争猛敲一下，才打个欠身，到庚子、辛丑才醒过来的中国，说会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真是梦呓！”（见《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９月第１版。第３２６页） 　　３３《顾准文集》第３１５页 　　３４《顾准文集》第３１９页。 　　３５《顾准文集》第３２０页。 　　３６中国近代化的起点，无论在时间顺序还是逻辑顺序上，都是从军事方面展开的，茅海建在堪称传世之作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中，以极其负责的精神和严谨的态度揭示了１９世纪中国在军事上崩溃的必然性，以及传统文明解体的不可避免性，为我们准确理解那场战争和由此展开的中国近代史、并为后人汲取真正的历史教训，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令人信服的背景分析。 　　３７所谓“外部力量介入”，我的理解是指类似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这种能立即产生重大后果的“介入”方式和程度。但严格地说，从正德十二年（公元１５１７年）葡萄牙人与明王朝接触起，就已经处于外部力量作用下了，只不过“介入”的程度和形式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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