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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一帆

日照教案与德军暴行

2007-08-01 10:32:35  作者：省情网  来源：山东省情网

日照，位于沂州府东部，19世纪80年代初，被划为德国天主教圣言会的传教区。德占胶澳前后，圣言会在日照接连建起一些教堂及支会。据载，日照西北部及相邻的莒州东北部、诸城南部地区，“多有天主教支会”，教堂随处可见（《山东时报》，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1898年秋，坐落山中的日照后街头村，因离德国胶澳租借地较近，亦很快建起教堂，成为圣言会进一步向周围扩充势力的重要基地。 　　在后街头及附近地区，圣言会广收土豪劣绅及地痞流氓入教，纵容他们霸占民产，横行乡里。一旦起讼，教士则亲自出马，庇护不法教徒。后街头教堂的夏教士即支持不法教徒强行霸占了农民杜希传的山场。杜希传呈控至县，县官反给他加了一顶“诬告”的帽子，打进了监狱。杜的亲戚孔照芹等人不服，背后说了几句不满的话，也被县官抓去，关进监狱。教徒王永富到集上籴粮，把一卖粮农民哄骗到家，将粮食倒下后，不给分文，就把农民赶走。教会的暴行，致使民、教结怨日深。 　　1898年11月8日，逢后街头集期。教民王英环等因向屠户厉学珍赊借未遂，即向夏教士诬告后街头有人“聚众闹教”。夏教士立即要求知县吕丙元传讯。结果讯明曲在教民。正当结案时，王英环等又转向另一教士布恩溥报告说：“查出许言踵等随同讥讽教务。”布恩溥亦即“指请县中添传讯究”。其实亦系教民“思其家道殷富”，为索财而诬陷（《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1册，第327页）。 　　在该案审理之际，由曹州府调来接替夏教士的圣言会教士薛田资到达后街头教堂。薛田资下车伊始，不问青红皂白，即对当地群众恫吓威逼。他要求村民将许言踵等送县衙惩办，不然“必派洋兵围庄剿杀”。以布恩溥、薛田资为代表的教会势力的蛮横无理，终于激起群众的愤怒。他们深知许言踵等实系良民富户，无故遭受欺侮，遂在厉应九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掀起了反洋教斗争。 　　厉应九（1846—1907），人称“大庄客”，日照西北乡坊子村人。其家祖辈习武，尤工长拳。因其性情耿直，好打抱不平，深受当地群众爱戴，遂被推为领袖。教会的行径，早已引起他的不满，因而他一直暗中发动群众，准备大举。11月8日，薛田资到达后街头并肆意恫吓的当天，厉应九感到斗争条件基本成熟，遂派人四处撒传牌，联络各村群众，积极准备攻教会，抓教士。 　　11月9日，后街头附近18个村的2000余名群众，在厉应九领导下，手执大刀、长矛等武器，从四面八方向后街头集中。他们控制了周围几个山头后，便在“报仇！报仇！打死这个洋鬼子”的一片呐喊声中冲进村里。薛田资见势不妙，便逃到一处民宅的隐秘角落里。这处民房立即被群众包围，薛田资被捉。同时被捉的尚有6名教徒。群众纷纷上前，怒打了薛田资。接着，薛田资被游街示众。反教群众沿途宣传说：“我们在这里抓住的这个人，就是侵占我们国家的人”（《山东教案史料》，第344页）。其后，厉应九组织群众，将薛田资押上了驼儿山，关押在庙中，并树起了“聚众团练，守望相助”的大旗。 　　日照知县吕丙元闻讯后，第二天即带兵役赶到后街头，并派人与反教群众交涉。官府表示：只要释放薛田资，一切都好商量。厉应九即提出必须先释放杜希传等人，并惩办被捉的不法教徒，然后才能释放薛田资。吕丙元迫于压力，只得答应照办，并当众将6名被捉教徒各打了40大板，还准备将其押送县署。薛田资为早日争取释放，表示一定要痛改前非，“保证以后不控告他们（指反教群众）”（同上书，第348页）。于是，11日上午，吕丙元派轿子将薛田资接下了山。在此期间，群众激于义愤，曾抢了后街头、汪崖、林子头等村部分教民的衣物。经薛田资查明，此事“实系教民向许言踵讹借起衅”，为稍平民愤，他被迫“将王英富等八名（教徒）斥革交县严办”，承认此案与许言踵等人“全无干涉”。但是，为讨好教会，日后官府还是逮捕关押了许言踵等人。消息传到沂州府，知府定以事关交涉，遂檄委候补知县乙沛恩前往日照，会同吕丙元查办此案。17日，值圣言会副主教福若瑟由青岛来日照，“劝令薛教士先行回归，安心调养”，由他与吕丙元等妥议结案办法。在吕丙元亲自护送下，薛田资由石臼所乘船去青岛（《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1册，第328—329页）。 　　吕丙元与乙沛恩经过协商，均以为“此案亟宜早与福副总教设法议结，免致日久拖延，别生枝节”，遂与福若瑟“婉言妥议”。福若瑟乘机提出许多无理要求。经双方商谈，终于达成如下协定：一、官府在后街头代圣言会建教堂一所，“计朝南海青堂房五间，东西草厢房各一间，听其在彼照常传教”。二、教民被抢衣物，“令庄民如数交出，不准隐藏”，倘有短少，由官府计值赔偿。三、对滋事首犯，官府“速为拘拿”，“严加惩办”，使民、教言归于好。18日，双方“公立合同，签字划押，互换各执”（同上书，第316、317页）。教案由是办结，福若瑟也动身返回青岛。 　　但是，当圣言会主教安治泰得悉福若瑟与吕丙元等议定的这个合同后大为不满。他认为“福副总教与该县议办此案未能妥协”，是一种“不能指靠的和平”，遂又借口“薛田资受惊伤脑，顿翻前案”，并亲自跑到省城洋务局吵闹不休，决心订立一项“更为苛刻的方案”。12月6日，驻华德使海靖在送总理衙门“薛田资亲供”的同时，也提出了为薛田资“昭雪”的四条办法，与安治泰相呼应。这四条办法是：一、日照知县应行革职；二、滋事人犯应严拿惩办；三、薛教士应护送至滋事地方，该地方居民均当面赔罪；四、将来在该地方修理教堂，地方官应尽力相帮（同上书，第328、288页）。 　　应德方要求，山东巡抚张汝梅派洋务局候补知县与安治泰“妥为商办”，同时又委派兖沂道彭虞孙督同办理。至12月26日，双方终于按安治泰的要求，在兖州签署了新的议结合同。内容包括：一、日照知县吕丙元未能先事预防，实难辞疏忽之咎，惟念该县事烦人众，一时不及兼顾，闻信后即设法将薛教士找回，情尚可原，应暂从宽免其处分。二、滋事人犯，已拿获许言踵、王范吉、厉景贞、王述等4人，正在讯办；其在逃未获之犯，仍须严拿，务获惩办，以儆刁风。三、薛教士病未痊愈，又兼被抢去物件，应给养费以恤终身，伊情愿将养伤之费做为建堂之资，议明给银25000两，准在日照城内由官府选择洁净官地五亩，以便建盖教堂之用。其后街头村地方，仍照福总铎前议修建草屋教堂。应俟两处教堂盖就，该县带同该处绅士赴教堂庆祝赔礼。四、街头、汪崖、林子头等村被扰教民所失衣物，现据该县禀报，照各教民所开失单逐件估计，共值1050千文，已如数当堂发给具领，取结存案（同上书，第317—318页）。 　　但安治泰等人并未就此善罢甘休，他们决定利用驻扎青岛的德国侵略军进行武装干涉。安治泰声称：民众的反教“骚动”，“不仅起源于宗教上的狂热情绪，而且起源于爱国主义”，是为了驱逐德国人，为胶州的沦丧雪耻。他力图说明“骚乱”是由反德情绪引起的，而反德情绪是德军强占青岛造成的，德军理应向教会提供军事上的帮助。1898年12月间，安治泰第一次向驻胶德国总督叶世克和驻华德使海靖提出出兵要求。此后，他一直在强烈要求“德军出兵沂州府，给中国官吏一点厉害看看”。叶世克和海靖则担心“如果不对骚乱做出积极反应会树立很坏的先例，危及德国将来在内地的经济活动”。1899年3月，安治泰派薛田资等再去青岛面见叶世克，又请求出兵。叶世克决定3月中旬派兵进入沂州府，占领日照，“为薛田资案索取赔偿”，并“对鲁南官员施加压力，使他们对反对天主教的活动采取有力行动”（约翰·E·施雷克：《德国在山东》，载于《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2年第2期，第30—31页）。 　　叶世克在等待柏林方面批准的同时，又派遣一个侦察小组前往沂州府进行侦察，为德军行动做准备。这个小组由少尉韩耐曼、矿山工程师伏尔舒特和翻译莫茨组成。他们以行商为名，在日照登陆后潜往沂州府。3月22日，他们行至兰山黄谷河西住宿时，当地村民聚集围观，他们疑为抢劫，遂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打死打伤多人。为推卸罪责，他们当晚向沂州知府杨建烈诬告说：他们携带行李货物小车6辆，行至黄谷河村住宿，突由庄内来乡民多人，分携枪械围住车辆，欲行抢劫，“伊等开放洋枪抵御，轰伤乡民三人，并经庄长等赶往保护，该乡民遂各逃散”。他们虽编造了上述谎话，但又不得不承认并未被抢去财物，“洋人及车夫亦无受伤”（《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1册，第320—324页）。第二天，叶世克接到电报后，又“给即将发动的远征增加了新的任务，焚烧涉及到的两个中国村庄”。 　　3月29日，接到柏林批准的消息后，叶世克立即命令德军乘舰连夜驶离青岛。侵略军由两队组成：一队包括12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10名海军炮兵及2个机枪班，由军官法根海率领，进犯日照城；另一队由4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组成，韩耐曼带领，开赴韩家村。 　　德军出发后，叶世克电告张汝梅说：为解决薛田资教案拿犯治罪及究出恤款等，已派兵前往沂州府。与此同时，海靖亦照会总理衙门，告知德军在沂州的登陆行动，并声称德军无意与中国为敌，而是“协助地方官保护德国的工程师和传教士，使居民保持平静”。另外，德国政府亦电告各国政府，向他们表白，德军远征“并无领土野心”，而仅仅是一项“政治措施”（《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2年第2期，第32页）。 　　4月2日，韩耐曼率队到韩家村后，立即放火烧毁房屋300间，所毁衣物、器具、牲畜、树木、银钱等项，总值47600余两（《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2页）。致使40户居民无家可归。德军制造惨案后，即扬长而去。 　　另一队德军于3月30日登陆后，直扑日照城。他们撞开城门，冲入县署，抓住了新任知县杨耀林（吕丙元在海靖一再照会要求下已撤任）。法根海将叶世克写给日照知县的信及告示一并交付杨耀林。叶世克在信中限3日内将薛田资案内各犯拿办，10日内加以惩处，否则将知县带回青岛监禁。 　　德兵在日照城乡到处逞其凶暴。4月18日，德兵6人至林家滩测绘地图，瞥见于姓妇人，竟闯入室内拉住图奸。于姓三兄弟闻讯救护，于文福被德兵击毙，于文明重伤。为掩盖罪行，他们又将于文祥押往县城讯办。于文福妻与乡亲抬死伤二人至县喊冤。法根海却偏听德兵一面之词，声称：“（德兵）因被于姓兄弟持棒追赶，情急放枪”。反欲治尸亲诬告之罪。杨耀林一再与之辩解，法根海仍一味强词夺理，概置不听，致使乡民无处申诉，含冤负屈。5月4日，德军骑兵梭巡十里铺、相家庄等处，因当地团练练习施放鸟枪，德兵疑为抗拒，遂于次日凌晨胁迫杨耀林到该村搜查枪支，笞责放枪之人，将在籍翰林蔡曾源及12名村民带至县城关押（《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1册，第356、367—368页）。 　　当时，德使海靖与总理衙门关于津浦铁路借款问题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安治泰亦需增加其教案交涉中讨价还价的力量，两人均要求德军留驻日照。叶世克遂决定延长对日照的占领，并于4月17日增派52名士兵开赴日照。 　　5月25日，津浦路借款谈判结束后，德军才终于从日照撤退。但德军在撤走时，又强行带走了后街头吕启业等5名绅士充当人质，表面上是为惩处尚未抓获的肇事首领厉应九提供保证，而实际上是为安治泰取得沂州教案一事的补偿作保证。因此安治泰在以后的谈判中，“任意要挟，屡议屡翻”（《筹笔偶存》，第12页）。6月25日，安治泰额外诈取了近8万两银子后，才发电告知叶世克，释放人质，从而最终了结了日照教案。 　　德国侵略者企图通过军事示威活动，把日照及山东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镇压下去，但却事与愿违。深受德国侵略之苦的日照及其他州县人民对侵略者的仇恨与日俱增。随着德国人在内地筑路及开矿活动的进行，抗德斗争在胶州、即墨、高密、昌邑、安丘、潍县等地蓬勃兴起。在鲁西南各地，群众性反洋教斗争亦风起云涌。各地人民斗争的矛头进一步指向了包括德国在内的各国侵略者，从而很快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 　　日照教案后，日照反教群众并未被德国侵略者的淫威所吓倒。1899年5月间，尚在德军盘踞日照城之际，厉应九为首的反教群众就曾发布反帝反教的匿名揭帖，表示“不久要来攻击德兵”（《山东时报》，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十八日）。1900年，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厉应九率部加入义和团，继续从事反洋教斗争（《山东近代史资料》第3分册，第336页）。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厉应九仍未放弃斗争。1901年夏，他又集义和团余部，再次拉起一支700余人的团练队伍，与当地教会势力不断发生冲突（《筹笔偶存》，第636页）。至1902年冬，厉应九仍“时怀闹教之意”，常常率二三十人的精干队伍四处活动，教会势力闻风丧胆。安治泰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便与山东巡抚周馥计议，企图通过日照教士与厉应九谈判，使其消除敌意，放弃斗争。周馥所派洋务局官员到县后，会同日照知县沈介福，一再招厉应九进城与教士见面。但厉应九“始则坚抗不来，继因该县令亲往开导，胆敢纠集300人持枪围官，不服告诫”（《山东近代史资料》第3分册，第300页），沈介福狼狈逃回。其后，沈介福禀明沂州知府胡建枢，密派勇目岳从善等20人，于1903年5月6日将厉应九逮捕。行至街头，厉应九“啸聚多人，夺犯拒捕”。结果，岳从善等3名官兵被杀，另有6名官兵被捉，其余则四处逃窜。接着，厉应九再次发动2000余人，宣布起义，重上驼儿山。在山上，他们“扎寨树旗”，建立根据地。6月20日，官府一面“谕派绅董到山往劝”，一面又调派多路清军前往镇压。厉应九坚决不投降，号召群众“凭寨固守”。清军自山下发动进攻，厉应九率众抗拒，“先开枪炮，乱掷石块”，打死打伤清军10余人。后因武装低劣，战斗经验不足，被清军攻上山来，但厉应九仍率众与清军“互斗多时”。最后，群众牺牲11人，被捕26人，其余被冲散，斗争终于失败（同上书，第300—301页）。厉应九为不让敌人活捉，纵身跳崖，落在“二登崖”上，未死，乃钻进山洞，躲过清军搜捕，乘夜逃走，流亡海阳、烟台、东北等地。后来事件平息，时局平稳，厉应九才回到家乡，靠种地为生，直到1907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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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一帆

莒州教案”的历史背景
——西方教会势力的侵入及暴行


    “教案”前夕，莒州地区的教会势力分为天主教、耶稣教两派。
    一、德国天主教圣言会（ｃｏｎｇｒｅｇＱｔｉｏｎ ｄｕ Ｖｅｒｂｅ Ｄｉｖｉｎ ｄｅ ｓｔｅｙｌ）势力的传入
    莒州所在的鲁南，原是法国保护下的方济各会的辖区。但自明末清初以来，这里的士民崇奉儒教，仇视洋教，使其教务无法开展。直到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年），意大利方济各教团虽将山东划为鲁北、鲁东和鲁南三个主教辖区，但“鲁南辖区还没有进驻（１）”。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年），德国天主教圣言会派传教士安治泰（Ｊｏｈｎ Ｂａｐｔｉｓｔ ＡＮｚｅｒ）来华，并于１８８０年到达济南，其后即被分配到了鲁南教区。接着，圣言会教士福若瑟（ＪＱｓｅｐｈ ＦｒｅｉｎＱｄｍｅｔｚ）亦被派至山东。光绪七年十二月（１８８２年１月），安治泰被任命为代理主教，他与福若瑟来到了阳谷县的坡里，以此为基地，向四外扩张。光绪八年七月（１８８２年８月）间，他们便“在沂州府（兰山）和沂水县建立了分驻地（２）”。至少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圣言会即传入莒州。据光绪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１８９３年１月１４日），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Ｍｑｘｉｍｉｌｉｚｎ Ａｕｇｕｓｔ Ｓｃｉｐｉｏ Ｖｏｎ Ｂｒｚｎｔ）给总理衙门的照会中所言，当时德国圣言会已在鲁南教区建立教堂１２处，有教士３４人，教徒４０００人。而１２处教堂中，其中一处便设在莒县的大庄（３）。从照会时间分析，大庄教堂的设立绝对不晚于１８９３年，而圣言会之传入大庄，时间当然就更早了。从调查资料看，天主教徒多分布于莒州东乡、东北乡及南乡的李家藁科村、万家王庄等处（４）。而《山东时报》的记载则说：“在日照西北、莒州东北、诸城南乡，多有天主教支会（５）。”
    二、美国基督教长老会（Ｔｈｅ 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ｒｅｓｂｙｔｅｗｉａ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的传入
    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美国长老会即传入山东，并很快由倪维思（Ｊｏｈｎ 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ｏｎ Ｎｅｖｉｕｓ）梅理士（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ｏｇｅｒｓ Ｍｉｌｌｓ）等人在登州（治今蓬莱）、烟台设立了教区。１８７７年（光绪三年），倪维思曾到沂州府“稍稍宣布教旨”（６）。１８８０年，倪维思再次来华，又至沂水南泉（７）一带吸入了９名教徒。１８８２年，美国长老会教士聚会于登州，曾动议“欲在沂州开辟教会”。１８８９年（光绪十五年），长老会再次“议决欲辟沂州府新地，成为中心教会”。次年５月３日，美国长老会牧师方维廉（Ｗｉｌｌｉａｎ Ｐ?熏Ｃｈａｒｆａｎｔ）、伊维廉（Ｗｉｌｌｉａｎ Ｑ εｌｔｅｒｉｃｈ）、纪利宝及大夫章嘉礼前往沂州，很快在这里设立了长老会的支会。他们以此为据点，“周流各处，宣传天道（８）”，使其教会势力很快波及莒州地区。莒州东乡留村、南乡及莒日交界、莒沂交界等处，都有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足迹，教徒分布极广，而留村尤成为美国长老会向莒州及邻近日照、诸城的传教基地，并较早建立了耶稣教堂。
    三、西方教会势力的暴行
    天主教、耶稣教相继侵入莒州地区后，发展教徒，扩张势力，在莒州一带干尽了伤天害理的坏事，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教会所收教徒，“类皆市井齐民不齿之徒”。这些人入教后，即“借洋教为护符，包揽词讼，凌轹乡里”。平时遇有教民与平民争讼，不论是非曲直，“民控教则拘传不到，教控民则挟制愤争”。当时，教民“掳人勒赎”，因教士纵容包庇，“地方官无可如何（９）”。这些传教士甚至“上察朝廷政令，下图山河形势”，任意出入官府，作威作福，而且请求北京政府撤换地方官吏，公然干涉地方内政。传教士每到一处，“至官必为护送，马夫支应，民多苦之（１０）”。他们在各地广建教堂，“虽僻壤遐陬，无不星罗棋布”，并将掠夺来的土地，“用苛刻的条件出租给附近农民，几乎和中国封建地主一模一样（１１）”。
    关于教会在莒州的暴行，我们还可据调查资料试举几例。如莒州李家藁科村（现属莒南县）农民李恒山的父亲去摘自己地里的豆荚，恶霸教徒李仪瑞竟指使李焕文等无赖教徒将李恒山之父抓去，硬诬李恒山之父偷摘了他家的豆荚。结果，李家被罚钱二十吊，酒席一桌，才得了事（１２）。
    万家王庄以大恶霸万乐元为首的流氓无赖入教后，更加霸道，对不服从教会的农民轻则施罚酒席，重则既罚且打，即使亲属亦不能幸免。万乐元的叔父万合林欲用其“伙山”盖房子，万乐元蛮横不允，反诬叔父欺负教友。于是，万合林被罚钱十五吊，又罚酒席。酒席上，由外国神父坐首席，而要万合林鸣炮欢迎，双膝跪地，头顶盘子上菜，还必须嘴带牛笼嘴吹剌叭供教士教徒席间取乐（１３）。
    还有，赵清志之父因不听洋教士吹嘘，说了一句不服气的话，结果被教徒们捆吊在树上，打得死去活来，还声言要杀头。而赵新义之子捕得一只玩鸟，教徒非要不可，因遭拒绝，即被教会罚了两桌酒席和十五吊钱（１４）。类似之事，当时在莒州地区屡见不鲜，不胜枚举。
据调查资料，当时莒州地区的农民，除向封建官府交“钱粮”和向地主交租外，还要向洋教堂纳税捐，以供教堂挥霍和所谓教士传教之用。莒州李家藁科教会曾宣布：“凡不信教者，每亩地交纳京钱两吊，以作盖教堂之用（当时两吊钱可买小麦１４０斤）”。万家王庄教会亦向群众要猪要牛要税，并在附近七、八里内随意“收取地租（１５）”。
    清末，莒州地区自然灾害亦十分严重。教案发生的１８９８年，“春间亢旱，二麦歉收；七月间虫食禾稼净尽，粮价昂贵，较光绪二年加倍。其被灾情形……沂州以莒州、沂水、日照为最，……饿殍枕藉，倒毙在途（１６）”。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为支付巨额赔款，加紧了对人民的勒索，莒州人民深受其害。
教会的胡作非为，官府的盘剥，自然灾害的频发，使莒州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因此纷纷掀起了反抗斗争，其主要矛头直指洋教会。



此伏彼起的反洋教运动

   

    莒州地区的反洋教斗争由来已久。从外国传教士踏上莒州之日起，这种斗争即连绵不断。甲午战争后，莒州人民的反洋教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莒州李家藁科村一带民众，在李敬平、杨雪春等人领导下，奋起反抗洋教会的勒索，并发生了械斗，从此，每当洋教会逼捐敲诈，当地群众即持械抗交，斗争持续了四年之久（１７）。从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秋始，由于德占胶澳后教会势力更加猖獗，莒州地区人民的反洋教斗争迅速进入了高潮。
    １８９８年秋，莒州及临近诸城、日照一带人民群众组织了两万余人，分头攻打各地教堂，狠狠打击了各处教会势力（１８）。在莒州一带人民反洋教斗争的影响下，沂州府北部的沂水县，广大群众也很快行动起来，积极开展反洋教活动（１９）。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１８９８年１１月８日），莒州东北乡留村一带群众，与当地美国耶稣教长老会势力发生冲突。结果，“几家教友并书房被人抢掠”，教会势力受到极大冲击（２０）。
    是年九月二十九日（１１月１２日），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方维廉由沂州府城前去莒州留村布道之时，正当附近各地民众反洋教斗争方兴未艾之际。愤怒的民众欲攻打留村教堂，并欲活捉传教士，吓得方维廉不得不请疃（村）长保护，当日才得无事。次日，反洋教群众二百余人，“携带洋枪，吓得（维廉）先生，不第不准控告，又必出一千吊（钱）方能无事”。老奸巨猾的方维廉，一面应付朴素的群众，以拖延时间，一面又“暗使一人至莒州，一人至日照报官（２１）”。
    至十月初一日（１１月１４日），莒州知州蒋楷派衙门总役带差役二名、马一匹赶到留村，保护教士方维廉，并“欲送方（维廉）先生回（沂州）府”。但反洋教群众斗志更加旺盛，而且莒州南乡的乡反洋教群众亦源源北上，支援北乡群众的反帝斗争（２２）。
    自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秋后，莒州及附近诸城、日照一带人民的反洋教斗争，一直持续不断。反动势力不得不惊呼：“莒州、日照、诸城三（州）县皆乱（２３）”。而天主教势力比较集中的莒州东北乡及毗邻之日照西北乡、诸城南乡，群众性反洋教斗争更为猛烈，广大群众决心“赶逐西人（指侵略者）”，德国圣言会各处支会均受沉重打击，其中“有四、五十教友被打”，并“传闻亦有二人（教徒）被杀”。这一地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一直是沂州府乃至整个山东民教冲突激烈的地区之一。
    十月上旬（约１１月中、下旬），莒州东乡的一名德国天主教传教士，被当地反洋教群众“赶逐”，被迫“退于莒州城暂居（２４）”，使之长期不敢下乡传教。
    当时，距莒州城约二十里的张家围子村，“因四外有围墙（咸同年间地主团练为阻挡捻军冲击而修）”，遂成为教士教徒的避难场所。不少天主教徒即畏罪“逃命于其中”。广大群众闻讯赶来攻打，使此村长期遭到反洋教群众的围困。反因沂州府知府定成“遣兵弹压”，强行驱散群众，方得解围（２５）。
    十月初九日（１１月２２日），莒州城南一带群众积极开展反洋教活动，并欲“抢掠”在耶稣教的一家；旋又开往左泉（今为沂南）一带，与当地反洋教群众“合而为一，搅扰教堂”。莒州知州蒋楷闻讯后，曾派十八名兵役前往弹压（２６）。
    十月十二日（１１月２５日），莒州、沂水交界处的圣母冢集一带发生民教冲突。官府即派兵弹压，致民间多谓“此非官兵，乃教友张克祥所雇”。当地宰牛人田庄太对此十分气愤，及见一兵出店闲游，遂提刀追来，该兵见势不妙，“急退于店，提枪欲出”。总役王某恐激民愤，即禁兵役外出。这时，田庄太已率民众拥至店门，总役王某急忙出店应付，企图“以善言相劝”，并作揖求情，但一揖未毕，即被群众“揪住暴打”，田庄太持刀上前欲杀死这一为洋人卖命的走狗，有一兵名戴德公者竟先开了枪，将田庄太打死，群众更怒不可遏，蜂拥而上，徒手与官兵搏斗。结果，官兵二人被打伤，总役王某及另外四兵被活捉，其中王某被群众重打，并令其供出是否系教徒张克祥所雇，而另外四名则被关押于庙中。其余兵役却狼狈败回左泉（２７）。
    与圣母冢集一带民教、官民冲突的同时，莒州另一股反泮教群众还将一耶稣教徒“以绳系于梁，逼其将地文书（地契）交出”，并声言：既入洋教，则非华人，不宜仍有文书（２８）。
    十月十五日（１１月２８日），诸城西南乡一带反洋教群众越境前往留村，积极配合当地反洋教群众攻打教堂。教堂则负隅顽抗，“亦齐二百余人（教会武装），执持少枪刁棒”，与反洋教群众相持。知州蒋楷派其总役率同兵丁二十名先期开往留村，次日早晨，蒋楷以事关重大，又新赴留村弹压。与此同时，日照县知县吕丙元怕留村一带反洋教怒火延及日照县境，会给自己带来更大麻烦，故“亦派人（越境）代为弹压”。由于官府袒教抑民，造成双方力量悬殊，蒋楷又以“中间人”身份“愿”为民、教双方调停，反洋教群众为避免与官兵冲突，减少牺牲，遂表示：只要教会不再横行霸道，欺压平民，就可以与教会和平了结争端。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教会方面只得表示服从，并日后与平民友好相处。在此种情况下，反洋教群众与留村教会势力双方暂时妥协，并“讲定将（原）抢掠（教民）之物送回，并为（教会）盖造房屋（此前，民众拆毁过教民房屋）（２９）”。
    留村一带民教冲突，虽然暂时了结，但民教矛盾并未从根本上得到缓和。教会自恃有美国武力为后盾，有驻华美国公使、驻烟台领事的撑腰，又有官府的保护、偏袒，仍纵容教民与平民寻衅，向平民反攻倒算，处处欺压平民百姓，从而使民教矛盾进一步激化，当地民众忍无可忍，被迫再举反教大旗，与教会相抗衡。据载，在光绪二十四年十一、二月（１８９８年１２月、１８９９年１月）间，反洋教群众“又携刁棒”两次攻打留村教堂，并“抢掠”教民，以示薄惩。在广大群众打击下，留村“教友多半逃走”，除其房屋、土地外，他物一概为群众所没收（３０）。
    十一月（１２月）间，莒州的一些反洋教群众及附近州县的反洋教群众，为捣毁沂州城内大教堂，将反洋教烈火烧郡城，便组织起来，“向府城而行”，“沿途毁坏天主、耶稣两教之会堂房屋”，并杀作恶教民二人，参与攻打左泉集教堂（３１）。
    十二月（１８９９年１月）间，莒州东乡的一处教堂，亦遭到了反洋教群众的围攻。州官蒋楷“前往弹压”，出城不足二十里，就受到当地群众的迎头痛击。群众“以为官受教士之贿，来欺我良民，须即出舆设誓”。蒋楷慑于群众威力，被迫照办，然后即狼狈逃窜（３２）。接着，群众又“至州北二十里某堡，围攻教堂”。当地虽有官兵三十人驻扎，亦未被群众放在眼里（３３）。
    与此同时，莒州城南十五里处，反洋教群众“与耶稣教民为难”，沉重打击了美国长老会在这一带的势力，传教士被迫逃往沂州（３４）。
    在此期间，莒州的另一处教堂附近日照的一处教堂，亦各遭到群众围攻（３５）。
莒州一带教会势力，受到群众的接连打击后，传教士们是不甘心的。他们逃到沂州府城后，向知府定成“请兵”，定成手下一时无兵，便“星夜赴省（济南），省宪（山东巡抚张汝梅亦无兵可派），仅能派兵十八名”。由此亦可想见，全省各州县人民反洋教斗争之激烈，致使官府兵不敷用。
    在莒州一带反教斗争的影响下，沂水、郯城、兰山、费县等县人民亦相继掀起了反洋教斗争，人民群众到处抢教徒，毁教堂，直到反洋教怒火燃遍整个沂州府地区（时沂州府辖莒、日、沂、蒙、兰、郯、费七州县，与今临沂地区辖区大体相差无几），这些以莒州人民反洋教活动为中心的反洋教斗争，坚持到光绪二十五年三、四月（１８９９年４、５月）间，大小凡数十起，形成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沂州教案”。



“莒州教案”中的中外交涉
及教会势力的借端讹索



    随着莒州人民及沂州其他县人民反教斗争的开展，包括“莒州教案”在内的“沂州教案”的中外交涉便开始了（３７）。教会势力通过其驻烟台领事、驻华公使，一再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出兵保教，并借口“教案”争先恐后地进行讹索。
    中德“沂州教案”（含莒州教案）的交涉始于日照北乡薛田资（Ｇｅｏｒｇ Ｍａｒｉａ ｓｔｅｎｚ）被捉一案（３８）。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１８９８年１月２日），德国圣言会主教安治泰在给德国驻华公使海靖（Ｈｅｅｒ Ｖｏｎ Ｈｅｙｉｎｇ）的报告中声称：大刀会在日照北乡活捉薛田资后，“又在莒州境内一律抢夺打毁，在沂水县骚扰教民、教堂”，要求照会总理衙门，函知山东巡抚张汝梅，饬地方官“加意保护（３９）”。十二月初四日（１８９９年１月１５日），海靖接德国驻烟台领事连梓（Ｄｒ Ｐｈｉｌｉｐｐ Ｌｅｎｚ）报告：“山东沂州府境内乱势纷纷，延及各处，现在匪徒结党，从莒州城到沂州府城，意欲攻击外国人”，海靖再度照会总理，要求“立即设法保全德国在山东游历以及住址之教士、匠师人等身家”，并威胁说：“如有德国人被害，统惟贵国是问（４０）”。初十日（２１日），海靖又要求保护在山东之德国教士及工程师，否则，“本大臣请本国政府派兵前往日照（４１）”。在海靖恫吓之下，清廷令张汝梅“饬派马步各队分别保护”莒州、日照等地德人（４２）。
    为能更多地攫取赔偿，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十二日（１８９９年２月２１日），安治泰饬委福若瑟、布恩溥、文安多三名教士前往莒州、日照、沂水三州县，“查考各教堂被抢情形，教民被抢粮粒等物”。十九日（２８日），据调查结果，福若瑟等向安治泰提出了一个赔偿恤金的方案，其中关于“莒州教案”部分如下：１、莒州被拆教堂四座，念经房屋十四处，共约酌银五千两；……２、莒州教民被抢至今日给饭食共约酌银二千两，……３、莒州被抢教民共一百九十七家，教民自开失单共合京钱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千文，福若瑟等“挨查确实”，共酌纹银二万两，……。上述三项合计二万七千两，加上日照、沂水教堂被毁、教民饭食费、教民被抢损失一万七千一百两，共计四万四千一百两（４３）。
    在此期间，安治泰还一再呼吁德国出兵沂州，并终于得到青岛德国总督叶世克（Ｓ．ｊａｅ－ｓｃｈｋｅ）及驻华德使海靖的赞同。在柏林德国政府批准后，二月十八日（３月２９日）晚，叶世克又“以议结教案（指薛田资教案，此案早已了结）为名，擅派兵队，分赴兰山、日照各处滋扰（４４）”。
    对于德国出兵沂州府，二月二十五日（４月５日），总理衙门致电开缺山东巡抚张汝梅，“希飞催该道（兖沂曹济道彭虞孙）再与安主教（治泰）详议了结，并令德督迅即撤兵（４５）”。不久，彭虞孙“驰赴济宁与安治泰会晤”，诘以出兵之由，自任保教之责，安治泰却再三推辞，提出许多无理要求，甚至对彭虞孙所拟“沂州教案”合同八条亦不以为然。彭虞孙见其无商谈诚意，只得先回兖州（兖州系兖沂曹济道道员驻地）（４６）。
    彭虞孙回兖州后，安治泰派人送去一封信，声称：“查明莒州、日照、沂水三州县被毁教堂、教民房屋及失物，索赔银四万四千一百两”，并声明将派人往兰、郯、费查勘。彭虞孙一面“札饬日照、莒州、沂水、兰山、郯城、费县各牧令赶紧会办防范，查拿办首滋事之犯，务获究办，暨保护教民回家安度”，一面又禀请新任山东巡抚毓贤“札饬各州县迅即查照办理”（４７）。二月二十九日（４月９日），安治泰又致函彭虞孙，函中“拟筹办沂属教案数端”，声称：“如果均蒙照人，则敝国无话可说，西兵自行退回。”这些要求主要是：１、沂州各属伤毙教友多名，不须凶犯抵命，“拟将凶犯重惩，每人命一名，著彼出京钱一千五百吊、养其家属；受伤重者，著凶犯出养伤钱六百千，轻者减半（４８）”。２、教民自遭赶逐，均系教士养活，至今亦费多金，“官家亦应设法管问，并将教民护送回家，平安过度为要”。３、官家应在莒州、郯城、兰山、费县四处城里各修小堂一处，作为赔补（４９）。
    毓贤抵任后，为使德兵早退，及早了结“沂州教案”，除“严饬兖沂道彭虞孙往商安治泰”外，还“督饬该镇（兖州镇总兵田恩来）、府（沂州府知府定成）、县等随时相机因应，遇事慎重办理”。而曾再三呼吁德国出兵的安治泰，并未真心劝退德兵。为能在“沂州教案”谈判中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安治泰要求“德军继续留驻（日照）”。故在谈判中，他即恃此多方讹诈，“志存垄断，语多要挟”。四月十六日（５月２５日）德兵从日照撤走时，又带走五名绅士，亦系“为安治泰主教增加讨价还价的力量，因为他马上要去济南谈判教案赔偿问题（５０）”。
    对整个“沂州教案”索赔数目，安治泰胃口之大，令人吃惊，除莒、日、沂三州县索赔四万四千一百两外，兰、郯、费三县所毁教堂及所失粮物、伤毙教民恤金等项，他一张口就要十八万吊，约合银八万四千两。以上共索赔恤款十二三万两之多。这种信口要价的做法，遭到了毓贤及彭虞孙的拒绝。而安治泰又不允许减，致双方“一时未能成协”。毓贤遂“檄饬沂属各州县，会查教堂，教民被焚被抢实在数目，确切估计，以期印证。”三月二十一日（４月３０日），安治泰由济宁赴兖州，与彭虞孙再次开议，而其所“拟合同六条，索赔恤款仍有十二万两之巨”，并仍“拟于兰、郯、费、莒各处添建教堂”，要求“照案拿犯”。毓贤接到彭虞孙禀报后，批饬彭虞孙“悉力驳议，极力磋商，不得任其垄断”。不久，毓贤又陆续接到沂属各州县禀报，“查教堂、教民所毁房屋、衣物等项，及伤毙人口各实在数目，互相印证”，结果，“实无十二万两之多”。安治泰见系确情，气焰才稍有收敛。于是，在毓贤授意下，彭虞孙便提出了比较切近实际的折中方案：１、兰、郯、旨所毁教堂及所失粮物，拟给三万六千一百五十两；２、莒、日、沂所毁教堂及所失粮物，拟减半酌约；３、伤毙教民每名三百两，伤重者每名一百两，轻者减半，计约合银四千零五十两。以上共计六万二千二百五十两。
    对上述方案，安治泰自然不满意，仍欲多所讹索。五月十四、十五日（６月２１、２２日）彭虞孙、安治泰先后到达济南，两人见面后，约好次日（２３日）共赴山东巡抚衙门面商毓贤，即可完结定案，当时安治泰交来所拟合同一份，“所拟办法（虽与彭虞孙等所拟）大略相同（５１）”，惟“所索恤款，虽据声称于原索款项下分别减少，而其总数仍在十万两以上（５２）”。至６月２３日，安治泰竟“又图悔议”，托故不来，声称：“今日不来接见，俟将办法议妥，再行面谈（５３）。”其后数日间，安治泰仍“任意要挟，屡议屡翻”，而毓贤等则坚持前议，不为所动。当时毓贤还饬令彭虞孙“于各属（莒、费、兰、郯）添建教堂一节，应驳斥不准；于酌给恤款一节，应于原议十二万内再行酌减，减至八万余金”。之后，毓贤又提出恤款再酌减一成，终以七千八百二十两作结。而至“拿犯一节”，毓贤亦坚持“由地方官查办，教堂不许干预”；“于德兵在兰山、日照等处焚烧房屋、伤毙人口各案，声明实与条约不合，应与德员另行理论；所有德兵带去绅士，即责电请释回后，再给恤款（５４）。”对上述协议，安治泰“初犹梗议”；毓贤等坚执前说，不予妥协；彭虞孙更是“往返伸说，苦心调停”。至五月二十日（６月２７日），双方终于订立了议结“沂州教案”的合同，内容如下：１、共给教会恤银七万七千八百二十两；２、系兰、郯、费、莒、日五州县所有德国教案，一并做为完结；３、嗣后教民有寻衅复仇及词讼等事，应由地方官拿办，教堂不许干预；４、德兵带去日照绅士，俟电谕释放后再付恤款；５、兰山、日照等德兵轰毙人命，焚烧房屋等案，应派员与德官员另行洽谈；６、除沂水由该县自了外，所有兰、郯、费、莒、日五州县各款概作官论（５５）。
    五月二十七日（７月４日），彭虞孙“呈送盖印签字合同前来”，毓贤“即饬藩司（张人骏）设法筹拨，交洋务局转发沂州府存侯给领”。于是，中德“莒州教案”随着“沂州教案”的完结而告一段落。事后，毓贤于７月１７日给清廷奏折曾这样声称：“其议给恤款虽多至七万余金，而兰、郯、费、莒、日、各属教案大小凡数十起，一概作议完结，似较上年后街头村一案（５６）议结恤款二万五千两，分案匀计，尚属节省，其余所订各款亦尚得其平（５７）。”
    在中德议结“沂州教案”过程中，美国长老会亦一面要求其驻华领事、公使要求清廷出兵保护，一面又步德国圣言会后尘，要求赔偿损失。当时双方往来电报，函件很多，但直接涉及“莒州教案”者则十分有限。当时，美国传教士除向领事、公使汇报长老会被打击的情况，要求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外，还与德国侵略者同流合污。他们曾向驻烟美领事法勒（Ｊｏｈｎ Ｆｏｗｌｅｒ）抱怨（莒州等地）局面混乱，除了直接请求德国给予保护外，还在《北华捷报》（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ｒａｌｄ）上写文章呼吁（德国采取军事行动（５８）。）   １８９９年１月，美国长老会牧师方维廉即提出，德国当局“如果将保持他们选定的势力范围内的特权，必须采取决定性的断然行动（５９）”。２月，方维廉又宣称，“德国人自己竟然没有感到这种必要”，使他感到“极为震惊（６０）”。德国出兵沂州后，美国长老会又极力表示“欢迎”，而且“拘留德军也最为起劲”；“他们甚至要求德军扩大远征范围，占领沂州府地。不过这一请遭到了拒绝（６１）”。由此可见，长老会与圣言会一样富有侵略性，并无多大差别。
    德国出兵沂州的结局，“德国的要求于是解决了，对于其他天主教堂的损失也给以赔偿（６２）”。对此，美国长老会十分眼红，方维廉等人亦就莒州留村等处及沂水西昌峪，日照满堂峪等处教会损失提出赔偿要求（６３）。当时方维廉、章嘉礼等“要求（赔偿）一百六十三万五千大钱（即京钱），即或相当于二千元银元，作为赔偿沂水、日照、莒州（长老会教徒）的财产损失（６４）”。并通过驻烟美领事法勒、驻华美使康格（εｄｗｉｎ Ｈ． Ｃｏｎｇｅｒ）照会山东巡抚及总理衙门。对于法勒、康格的照会抗议，清廷及山东地方官府以其损失甚微而索赔太多而予以驳斥，双方一度僵持不下，“致使基督教教会（即美国长老会）的要求，一直到来年的八月（１８９９年８月）还没有解决（６５）”。后来，清政府经不住美国公使的压力威胁，被迫答应谕令山东地方官府与方维廉等妥议。经双方一再争辩，始得议结。对此，后来的美国传教士奚恩（Ｊｏｈｎ Ｊ． Ｈｅｅｒｅｎ）曾在其著作《在山东前线》（Ｑ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ｔｕｎｇ Ｆｒｏａｔ）一书中记载说：“（美国长老会）这个（赔偿）要求以后以三十万大钱结案，但只有原来所要求的五分之一还不到。”



“莒州教案”的历史地位及历史启示



    如上所述，莒州人民及附近各州县人民反洋教斗争的相继开展，引起了中外反动势力的极大不安。德国圣言会、美国长老会相继由其驻华领事（美国驻烟台领事）、总督（德国驻胶澳总督）、公使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清政府派兵四处弹压，德国更从青岛遣派军队深入日照、兰山内地骚扰。就这样，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向反洋教群众疯狂进行了反扑。
    当时，莒州知州蒋楷、兰山县知县陈公亮等人更是力主镇压人民的反抗。蒋楷，湖北荆门拔贡，光绪二十三——二十五年（１８９７－１８９９年）任莒州知州。他在莒州任内，一直与教会势力相互勾结，生怕得罪洋人，保不住自己的乌纱帽。莒州人民的反洋教斗争爆发后，他更是积极派兵弹压，甚至亲自前往保护教会。但他仍未能巴结好洋人。洋教士以教会受损失较大，一再责其镇压保护不力，并要求将其撤职查办。在教会压力下，山东巡抚张汝梅终于在１８９９年春将其撤任回省。其后不久，平原知县一职出缺，蒋楷才又得以补署平原知县。莒州知州是五品官，平原知县是七品官，蒋楷就是这样被降职使用了。在平原任内，正值义和团运动在鲁西北发展之际，蒋楷却仍奉行抑民护教策略，甚至听信教民之言，乱捕拳民。当地拳首请来朱红灯，由朱红灯传贴聚众，准备打击平原的教会势力。蒋楷十分恐慌，竟于１８９９年１０月１１日纠集反动军队，亲赴杠子李庄镇压，结果，官兵被义和团打得人仰马翻，蒋楷则慌忙落轿上马而逃。当时山东巡抚毓贤对义和团奉行以抚为主策略，企图化义和团（私团）为公举（民团），对蒋楷以剿为主、滥杀平民不能相容，遂借端将其参奏，再次撤职永不叙用。蒋楷被撤职后，曾写了一本《平原拳匪纪事》，记载义和团在平原一带的发展及斗争情况，书中美化自己，开脱自己罪恶，并影射攻击毓贤（６６）。从蒋楷之被撤离莒州，也可以侧面了解莒州人民反洋教斗争的影响和对教会的打击之大。
    当时，莒州参加反洋教斗争的成员主要是乡间农民，也有少数城镇贫民和流民，反动派则诬之为“乡愚”、“愚民”、“乱民”等，对反洋教斗争视为“滋闹”教会，是对教会的“肆行欺凌（６７），”横加不实之词，经均不可人。但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当时民众文化水平低，甚至不少群众“不明何者为天主教？何者为耶稣教？（６８）”为发泄对侵略者、教会的不满，遇教堂、念经房屋即毁，凡教民不分好坏，一概视为“二鬼子”，一律严惩，不免有斗争对象扩大化的倾向。因为总有个别教士和一些教徒是真正行善，并未做过坏事的，理应区别对待。如莒州“城南有一家在耶稣教”，有一股反洋教群众亦欲对其抢掠，以至“疃中平为之求曰：‘此家原系好人，从来与人无害（６９）’。”就属这种情况。当然我们亦不太苛求于古人，更何况这类事并不多见，只能视为枝节末流。从“教案”发生的历史背景、斗争对象等方面分析，这场反洋教运动仍不失为一场反侵略的正义的爱国的运动。１８４０年爆发的鸦片战争，终于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势力相继侵入，将中国逐渐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从此，中国人民则逐步陷入了内外反动势力压迫剥削的深渊。但自鸦片战争始，富有不甘忍受外来侵略、勇于反抗斗争光荣传统的中国人民，一直与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及其走狗——卖国求荣的清政府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在这场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的长期的反抗斗争中，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谱写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爱国主义的光辉灿烂的篇章。１８９８－１８９９年莒州等地人民一系列反洋教斗争，正是这光辉篇章的一页。
    莒州人民不堪教会、官府欺压。掀起了英勇的反抗斗争。自１８９８年秋开始到次年春结束，前后差不多坚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莒州人民前仆后继，与当地侵略势力（主要是教会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把反教会侵略的斗争与救国、爱国结合起来，使当地的反帝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斗争中，莒州人民英勇顽强，百折不挠，使反洋教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仅据德国天主教圣言会教士福若瑟等人的调查供称，在这场反洋教运动中，莒州人民先后拆毁教堂、念经房屋近二十处，严惩并“抢掠”不法教徒近二百家；而传教士则多逃往沂州府等处，龟缩在老巢中不敢轻易外出。真是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侵略者的威风，“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体现（７０）”，“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斗争精神（７１）”。
    莒州一带人民反洋教斗争的前夕，整个沂州府地区民族矛盾已十分尖锐。１８９８年秋，反洋教斗争在莒州一带爆发后，立即引起连锁反应，不仅北部沂水等县，即府城所在地兰山（今临沂市）及附近费县、郯城等地人民亦均奋起响应，使反洋教斗争迅速遍及全沂州地区。且莒州人民与附近日照、诸城等地人民相联合，在斗争中互相支援、配合，给了沂州府地区的侵略势力以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使侵略势力不得不惊呼：各处教会（堂）“几乎尽为乱民滋闹（７２）”，“形势已不可言状，为二十年来所未见（７３）”。
    莒州人民反洋教斗争蓬勃兴起之际，正当山东全省各地反侵略斗争逐步高涨之时。当时，大刀会发源地鲁西南地区，人民群众纷纷加入大刀会，或在大刀会组织领导下，奋起与当地教会势力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在鲁西北的冠县等地，梅花拳众在赵三多、阎书勤领导下，积极在直鲁边境地区开展反洋教斗争；而长清、平原、茌平、高唐等地，义和神拳在朱红灯等人领导下，使反洋教运动迅速发展起来，横扫荡涤着当地反动势力；在鲁东地区，除反洋教斗争时有发生外，还由于德占胶澳、英占威海、胶州、即墨、高密等地人民的抗德斗争，文登、荣城、威海一带人民的抗英斗争亦风起云涌。莒州人民的反洋教斗争，有力地声援了上述各地的反帝斗争，在莒州近代反侵略斗争史乃至近代山东人民反帝斗争史上写下了极为光辉的一页。嗣后，莒州人民仍坚持斗争，并汇入了声势浩大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洪流之中。

沧海一帆

叶世克在等待柏林方面批准的同时，又派遣一个侦察小组前往沂州府进行侦察，为德军行动做准备。这个小组由少尉韩耐曼、矿山工程师伏尔舒特和翻译莫茨组成。他们以行商为名，在日照登陆后潜往沂州府。

月29日，接到柏林批准的消息后，叶世克立即命令德军乘舰连夜驶离青岛。侵略军由两队组成：一队包括12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10名海军炮兵及2个机枪班，由军官法根海率领，进犯日照城；另一队由4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组成，韩耐曼带领，开赴韩家村。
另一队德军于3月30日登陆后，直扑日照城。他们撞开城门，冲入县署，抓住了新任知县杨耀林.
5月25日，津浦路借款谈判结束后，德军才终于从日照撤退。但德军在撤走时，又强行带走了后街头吕启业等5名绅士充当人质.

沧海一帆

1899年3月29日夜12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10名海军炮兵及2个机枪班，由军官法根海率领，乘舰连夜驶离青岛
进犯日照城,攻占县衙,直至5月25日才撤回青岛.
此间定拍摄了大量图片,因少尉韩耐曼、矿山工程师伏尔舒特和翻译莫茨在日照进行了多次勘探矿产活动.
请在弗莱堡城市的友人关注并提供线索,上传扫描电子图片,这关系到整个日照市百年历史,当时的日照城墙和县衙及孔子文庙的景观,没有留下任何影象资料,德军占据日照县衙近一个半月,肯定留下大量留影.
这些图象对于日照东方太阳城(古代汤谷日出扶桑之地)历史研究非常重要,其中从日照天台山盗运回德国的一块莒国君祭祖神碑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弗莱堡市同样也是欧洲太阳城,这对于两市的太阳文化交流也是一个好的开端,请在德有识之士提供帮助,日照人民将不胜感激.

沧海一帆

2010年适逢"日照教案"110周年.日照欢迎有意德中百年文化交流的朋友.

沧海一帆

是111周年.我的邮箱:1970yx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