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伏羲易学观

唐僧爱飘柔

原《学易用易-伏羲易通解（基础读本）》后记的修改
伫立长江，静坐黄河，举目苍穹，神游宇宙。智慧先哲，瑰丽自然，激荡胸襟。感叹个人之渺小，伏羲创易之伟大，自然力量之伟大。写就此书，澎湃激情，挥之不去！
在伏羲数千年之后的春秋时代，有位圣人尝道：必也正名乎！对伏羲易而言，正本清源是个不可不察的大事。
研究伏羲易不能脱离对我们祖先伏羲的正确认识，不能无视这位中华民族人文始祖在文明中的奠基作用，不能不探究他浩瀚思想的深邃内涵。
长期以来，每每谈起伏羲女娲，人们总会和美丽神话与似有似无的神奇传说联系起来。每每谈起中华儿女，必称自己是炎黄子孙。那么，在近代中华文明史上，为什么伏羲之名反而不如黄帝、炎帝之盛呢？
随手拈来人民网上的一篇文章，是曾联合全球百余位历史学家倡议重写中华古史的史式老的访谈录，这位85岁的“不老”学者，有这么一段话，算给我们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做了些正名工作。他谈道：
“中国最早的古史框架，是由司马迁构建的。”“自从有了‘正史’，历代读书人谈古史，都以‘正史’《史记》为根据。《史记》以黄帝为中华民族人文初祖，把许多古圣先王都编派为黄帝子孙。这就是传统说法的来源。”
“司马迁记载的古史不够真实，最重要的原因是囿于见闻。其次，他写《史记》受到汉武帝压制，不敢畅所欲言”“汉武帝的历史知识极为有限，但好谈神仙”“《史记·封禅书》中有记载，他自比黄帝”“一定要以黄帝作为人文初祖，而置时间更早的伏羲、神农于不顾”
“司马迁屈从于汉武帝，并非贪生怕死，而是怕汉武帝毁掉他的《史记》。如让司马迁秉笔直书，他一定能够写出伏羲、神农及南方百越部落的传说，使《史记》更为丰富”
种种迹象表明，伏羲“正名”工作终于有了盼头。我不是考古专家，但，即便有所争议，我也愿意相信伏羲这位伟大智者的存在。事实上，自古以来，文化传承就有口传与笔录之分，无非是记录形式、记录载体的差异。口传如果坚决不信，那笔录也就大可不必理睬。毕竟，笔录之前的历史，首先要靠口传。没有口传，笔录就失去了依据。口传有误，笔录亦然。就长期而言，形式绝不是决定内容的关键。
神话，首先就得是“人话”。传说，总要先得有些人这么说。伏羲女娲的传说恐怕就不是仅仅有些人这么说的问题了，是整个中华民族都这么说。我想其间必有道理。这不仅算是人之常情，也应是简明之至的推断。
很多朋友曾问我一系列问题，易学究竟是不是科学？从哲学角度来看，易学究竟属于唯心主义还是辩证唯物主义？易学智慧的普及会否产生一些消极作用？为什么古人对易推崇备至，而当代却未曾闻说所谓易学大家取得令人信服的现实成就？易学造就了中华文明的璀璨智慧，为什么没能造就中华民族近代的科技文明与经济强盛？易学与当代自然科学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凭心而论，这些问题现实尖锐，也未必仅是少数朋友的疑问。我虽勉为其难，但在这里做点交代也还是必要的。
“易”究竟是不是科学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明确，究竟什么是科学。这里，我们不妨先看两个假设。
其一，假设科学被定义为近几百年来甚至是近百年来源于西方文明由西方传入中国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出自《辞海》），那么，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易学根本就不是“科学”。易学的起源与发展要比西方现代科学早得多,不仅两者起源时间不同、萌发地点相异，而且发展路径、思维方式更是迥然不同，差之千里。
其二，假设科学被定义为经过实践检验，人类认识宇宙万物规律的观点与方法，那么我们的看法是，易学不仅是科学，而且是迄今为止超出一般认识水平的尖端科学，是科学中的科学。其独特的宇宙观与方法论在指导人类认识的创新与突破上，具有超出想象的作用。
我想，这个说法会有很多朋友并不同意，真可谓“道之不存久矣”！
为了搞清易学究竟是不是科学这个问题，回顾中华古代文明史恐怕是个必经之路。在此领域，我们不能不提及一位伟大西方智者，他举世瞩目、高瞻远瞩，极富造诣。
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了一本传记，名字叫《20世纪的文艺复兴人》，盛赞一位科学家为文艺复兴人。对文艺复兴，恩格斯曾有名言：“文艺复兴是一个确实产生了“巨人”的时代”。
稍对文艺复兴有所了解的朋友都知道，18世纪以后，在世界范围内，再出现象达芬奇那样的“科学多面手”巨人已不可能。那么，究竟是谁获得了“文艺复兴人”这个举世殊荣呢？
他就是享誉世界的生物化学家、中国古代科学史专家、英国剑桥大学名誉校长李约瑟博士。
李约瑟自31岁，陆续出版《化学胚胎学》、《生物化学形态学》和《胚胎学史》，被誉为“化学胚胎学之父”。于1941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其1954年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被誉为“20世纪最佳西方汉学巨著”。
不过,令人深感遗憾，在获“文艺复兴人”殊荣之前，李约瑟已于1995年3月24日驾鹤西去了。一颗巨星就此陨落。斯人虽去，但光辉永存。
李约瑟平生最令举世瞩目的工作,就是研究中华古代科技史，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问题。
他发现，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6世纪，在长达近2000年的历史里，中华民族比西方更有效地掌握了自然知识，就是说，在科学技术方面，古代中华民族曾长期遥遥领先于世界，发达程度远超同期的欧洲。为此，他经久苦思，仰天长问，究竟为什么当代科技没产生于古文明如此发达的中华，却产生在17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呢？
事实上，此一问题的提出，李约瑟并非开天辟第一人。追溯历史，在近代中国，传播西方科学更早的先驱是意大利人利玛窦。1583年，他经澳门到中国大陆，中华文明的高度发达使其震惊，亲眼所见的繁荣与文明使他发自内心感到震撼，许多事情更令其不可思议。
因为在当时西方人的心目中，整个东方都是“不信上帝的野蛮人”居住的地方。但利玛窦发现，中国人竟如此博学，有自己本民族独立的认识自然万物和解释自然万物的知识体系，发达程度绝不亚于西方。1584年秋，在肇庆，他用西班牙文给友人写了一封信，信中感叹：“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和天文学都十分精通，用完全不同于西洋的方法正确推算出日食、月食。”
这一现象不仅引起了西方人关注，也同样使中国20世纪上半叶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陷入深思，其中不乏今人难望项背的泰斗大家。从时序上讲，较早的如任鸿隽，他是当时中国科学运动的强力推动者和科学活动的优秀组织家，他1915年所著《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开启了中国学者对此问题的讨论思潮。此后，大思想家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纷纷涉足其间；科学家如化学家王琎、数学家钱宝琮、气象学家竺可桢、心理学家陈立，经济学家冀朝鼎、王亚南、吴大琨等等也纷纷倾注其中。一时之间，风云际会，宏论激昂，百家争鸣。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形成了讨论这一学术问题的高峰。凡此种种，均在李约瑟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之前。但不可否认，最为系统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巨匠还是李约瑟。
事实上，自2500年前,乃至更久远以前，人类存在两大独立文明体系。一是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文明，一是源于古希腊的西方文明。前者是整体论思想，方法是实用化研究方法。后者属还原论思想，方法是公理化研究方法。
显然，科学由文明孕育而生，必后生于文明，东西方文明有异，科学也当各有差异。虽是有异，但我从不怀疑中国古代存在“科学”。文明古国早有“科学”应不言而喻。
毕竟，事实胜于雄辩，事实早已证明，中国古代不仅有科学，而且还取得过颇多科学奇迹，尤其在天文学、数学和医学、预测学等领域。时至今日，很多极富价值的天文数据仍源于中国古代。大运河和都江堰的修建都达到了极高的工程水平。对这些，任何人都无法视而不见。
大约在1964年，李约瑟写了一篇题为《东西方科学与社会》的文章，部分阐述了东西方文明在近代的表现，开篇说：“大约在1938年，我酝酿写一部系统、客观、权威性专著，以论述中国科学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史及医学史。当时,我注意到：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接着他比喻，“在阳光明媚的法国，人们常说：‘注意！一列火车也许会遮挡视线中的另一列火车！’”。
在李约瑟看来，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科学与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是两列火车，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前者远超后者，只不过在近四百年中，后者蓬勃呼啸，暂时遮挡了前者。
如果拓宽视野，我们也会发现，与之近似的情况不仅出现在科学领域，也广泛出现在包括经济领域在内的其他领域。仅就经济领域而论，在总计大约1800年的历史里，中国经济占世界总量的30%左右。据研究，在唐代盛世，这个比例还要更高，综合国力远超当今不可一世霸主国家在全球的地位。
即使在较为近代的五百年前，也就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东方也远比西方富裕。明王朝郑和下西洋时，西方英雄哥伦布、麦哲伦还远未降生人世。即使在两百多年前，中国人均GDP还是西方的2倍以上。1793年，乾隆皇帝接见英国使臣马戈尔尼，大施犒赏之余，却断然回绝了英国的通商要求，他解释：“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我们国家，资源物产应有尽有，从无短缺，与贵国贸易通商，确是没有需要。
然而，在短短不足50年后的1840年，大清帝国即被大英帝国打败，历史罕见的百年屈辱由此开始。据估计，鸦片战争时，英国的GDP已是中国的50倍以上。残酷的现实无情宣告，中华帝国衰落了！

唐僧爱飘柔

假设李约瑟的比喻合乎实际，大家不妨深思，火车是不可能没有火车头的，没有了火车头，火车就失去了动力与心脏。由此推知，西方文明这列火车一定存在与之匹配的思维内核与文化灵魂。同样，我也坚信，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的文明之车，也一定存在自己的动力与心脏。就是说，同样存某种强大的核心思维和智慧源泉，正是他们的力量与恩泽，中华民族才在世界文明中长期遥遥领先，创造了无数令人瞠目的灿烂辉煌。
回顾中华民族的起源与发展，大家不妨思考一下，究竟是什么智慧，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穿透亘古，直抵今日，并形成了灿烂的中华文明？究竟是什么智慧指导了古代中华民族对宇宙奥秘的认识，衍生出众多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人类自身的理论与方法，并指导了这个民族的伟大实践？又是什么智慧存在数千年，被亿万中华儿女公推为众“经”之首和自己民族的文明之根呢？
谈至此处，想必大家心中对答案已经有了轮廓，那就是“伏羲创立的易”！正是伏羲创立的智慧启蒙、照耀了中华文明史。除此之外，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中，找不到，也根本不存在其它智慧能够取代伏羲创立的“易”，拥有中华文明的核心地位与作用，成为中华文明发祥的源泉与动力。大家可以遍寻经史，你们定会发现，凡中华文明智慧之处，无处不闪烁着易学思想的光辉。
这个伟大的智慧之根，在哲学、政治、军事、医学、教育、文化、艺术、天文、数学、水利等领域，孕育出了如此之多的神奇之花，而每一朵奇葩都在那个时代高居人类文明巅峰。在16世纪以前，一直保持中华古国在世界文明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同时，中华近代衰落的事实昭示我们，在16世纪之前，这个核心智慧已悄然出现偏差，祖先的光辉智慧开始沾染尘埃，中华文明的危机开始孕育。而且，正是这些不为所见，不易所察的偏差，无声无息地滋生了消极因素和严峻危机，阻碍了中华文明在这个地球上保持已久的持续领先。这些阴影逐步显现，最终导致了中华文明，在16世纪开始的急速衰落，直至形成中华民族近百年的任人宰割、任人奴役的屈辱历史。
但是，我可以毫不犹豫、满怀信心地说，这个衰落一定是暂时的，阶段性的，不会长久的！之所以说，这个衰落是暂时的、阶段性的，不会长久的，绝不是缘于狭隘民族主义的自大狂言，也更不是自欺欺人之谈，这一论断都是有事实依据的。只要谙熟历史，尊重现实，你定会发现，中华文明复兴，领先世界的基础柱石至今犹在。
首先，中华民族具备基本完整的独立与自由。这个话说起来轻巧，实际上是无数中华优秀儿女抛头颅洒热血，用自己身家性命换来的。在近代历史中，中华优秀儿女们历经无数民族厄运与危机，殊死抗争，惊天地，泣鬼神，血染江河。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热爱和平，但却绝不能意味忘却历史！《辛丑条约》签订之水深火热，整个民族都被列强敲骨吸髓；抗日战争，大刀长矛组成的血肉长城与飞机坦克殊死搏斗，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大半个中华沦丧，首都南京失陷，惨遭屠城，浩劫不及牲畜。这些，我们能够忘记吗？！中华民族，从来就是挑战磨难、战胜磨难、在磨难中迸发异彩的优秀民族。今天，我们也不能做自己祖先的不孝之子。二战结束后，世界上的霸权势力高举平等博爱的幌子，在全世界范围内，实施罔顾世界大多数人利益的政治整合与经济整合，但在朝鲜，二战中横扫世界，天下无敌的王牌军最终败在我们英雄部队之手，当然我们也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无数中华儿女长眠三千里山河。试问，世界上哪一个民族能有如此的民族大义？能有如此大勇大智？能有如此牺牲精神？能如此同心同德、同仇敌忾？自古至今，中华民族热爱和平，但绝不屈从强权。
其次，中国至今基本保持了大局统一稳定，没被列强肢解。除台湾和其它尚存争议的一些地区外，除对中华民族抱有敌视态度，至今执迷不悟的极少数人外，古国中华，版图完整，政令通行，局面稳定。祖国统一大业，有条不紊，扎实推进。中华文明生与俱来的热爱自然、和平互助、智慧勇敢天性迸发出无限魅力，正在赢得世界人民的尊重与认同。这些，都不是任一民族，任一国家，随便付出点代价就可以办到的。
第三，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基本没被破坏。虽然，有待恢复的东西很多，蛊惑中国人善良心灵的“文化”垃圾也依然不少。但从历史和全局来看，中华民族对于自己的文化依然怀有极强烈、极顽强的亲切感、信赖感和归属感，对于立足自身民族利益的优秀传统依然有着无可比拟的热情与探索精神，毫无争议地拥有绝大多数中国人发自内心的爱戴与拥护。
第四，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从不乏有识之士。这些以振兴祖国民族为己任的精英，时刻关注天下兴亡。在民族复兴大业问题上，他们头脑清醒，切中肯綮。
历史表明，一个缺少伟大文化的民族，其复兴是万万做不到的。民族复兴与文化强盛，血肉相连，密不可分。一个丧失了自己精神家园的民族，一个对自己祖先文明失去了自豪的民族，一个精神灵魂上不能自信、自主的民族，是最容易受人蛊惑，步入歧途的。
中华民族崛起绝不是为了损害其他文明，而会对人类文明作出新的贡献，但在崛起过程中，不遭误解，不遇竞争，不经挑战，那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面对这些，文化上随波逐流，缺乏高瞻远瞩之见，无创新地照抄别人的所谓“先进”模式与“经验”，其结果只能是在发展路径上，亦步亦趋，竞争中与虎谋皮。历史告诉我们，别人的核心竞争力不会双手奉送，拱手相让，强大祖国，复兴民族，文化上只能依靠自己。
第五，凭藉建国六十年来的工农业、国防和科技成就，中国现代科技又有了突飞猛进。第一代伟人留下的两弹一星，保佑了伏羲儿女几十年中，在国际风云变换中，不可藐视的地位。近年，载人航天的丰功伟绩，打破了敌意国家的技术封锁和军事讹诈，正在延续这些民族复兴的战略构想。
这些都是我们民族几代政治家，科学家，亿万普通百姓的心血和生命凝成。浇注了我们民族千秋大业的基石。
第六，近三十年，中国综合国力突飞猛进，不仅在经济建设方面创造了举世公认、绝无仅有的奇迹，更向世界昭示了一个文明的旺盛活力。中华民族用自己的足迹，告诉世人，不同的国家与民族基于各自的天赋与资源，完全可以奉行自身的文化与制度、繁荣富强。这种文明发展模式多样性的示范作用足具世界意义。
第七，重视民生、弘扬传统、保护自然、鼓励创新、拓展远洋、非洲战略等一系列国策，体现了古老民族的高超智慧，正逐步化解中国社会长期积累的国内外矛盾。为我们民族大复兴创造了条件。
智慧的民族不应自欺欺人和妄自尊大，智慧首先应包含自信之上的深刻反省。就历史全局而言，中华文化的近代衰落局面影响至今，在当今世界上，中华文明也还不算真正意义的主流文明，中华民族也还不能象祖先一样傲立于世。无论文化、政治、军事和经济，与世界一流强国相比，差距依然很大。毋庸讳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成就强国理想，完成复兴大业，不能割裂历史，忘记现实。需万众一心，脚踏实地，苦干巧干。历史将会证明，中华智慧永远生机盎然、充满活力，是中华民族发展永不枯竭的动力源泉。
同样，对于易学研究，对于中华古代智慧，同样不能妄自尊大，同样需要脚踏实地，苦干巧干。我们推崇易学，但永远不会丧失客观冷静。客观反省易学自身的问题,永远是继承、创新易学的基础。其实，对于所有学问，都一样概莫能外。
深入历史，结合推演，我们发现，在北宋后相当长的历史中，中华易学的传承研究步入漫漫歧途，许多“真经”不仅没能以实传承，发扬光大，反而大遭误导。而正是这种失误，导致了中华核心文化的偏差，进而招致了中华文明的衰落。
领悟古今，体察天下，我们发现，大到文明，小至个人，其成败荣辱归根到底都是智慧使然。历史无情，天地有道，任何貌似强悍的事物缺少了智慧，其优势终会土崩瓦解。而充满智慧的机体，不论今天看来多么弱小，光阴荏苒，终会枝繁叶茂，勃发参天。前辈领袖曾有论断，庞然大物不可怕，“小石子可以打破大水缸”！顺应历史会产生无穷的力量。
回顾易学历史，可以发现，伏羲易源于至少6000年前，传承至今，可谓源远流长。
在大禹之前，某些知识可能已有失传，后在大禹治水过程中，洛书重现，大禹即用洛书思想建九洲之治，以此恢复易学传承；500年后，商朝用归藏易知识开创甲骨文明。又后约500年，周文王与儿子周武王和周公旦经向萁子学习，穷尽一生，创立影响至今的周文化体系，特别是周公旦，殚精竭虑，贡献尤甚。后，作为周朝柱下史，老子学习王室研易史料，书写心得《道德经》，创立道家文化。孔子研《归藏易》，习周礼，对其前儒者的“仁、义、礼、知、信”的先儒文化重新梳理、定义，建立儒学文化。老子、孔子之后，易体系再生混淆，开始支离破碎，构架散乱，散落的碎片，萌生各种思潮，促成战国时期百家争鸣。需要注意的是战国时期，邹衍提出五德终始说，试图用五行来解释易，致使易学研究再生偏离。
孔子之后，西汉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将本无争议的事实和朴素思想，演绎成人们煞费苦心方能达到的非凡“境界”。三国时期，魏国奇才王弼著《周易略例》，也称《周易注》，成为官方研易的主要读本并一直延续到宋代。北宋时期，北宋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和邵庸的易学研究形成宋儒理学，集大成者是南宋朱熹，著有《周易本义》。但在“理、象、数”研究中，脱离了三者统一的思路，单一地偏重于理，着重经文解释，脱离了自然研究。尔后，元、明、清三朝，《周易本义》成为官方指定标准科举读本，理论精髓、研究思路日益僵化。及至近代易学从源起自然、紧扣自然、研究自然、顺应自然的人类生存智慧和认识论，逐步沦为迷信的代名词。
可以说，这些问题都涉及易学研究的要害。
在应用方面，这段历史的易学缺陷明显，片面注重人文研究，忽略自然研究和“科学”工具研究。曾进行的自然研究中，也大部分是出于人文目的。这样，易学立足自然，认识自然、认识社会的双腿就被凭空斩掉一条。
究其原因，倒也不足为奇，一定程度是人性使然。在相对封闭的组织中，当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知识环境相对稳定，未受外来文明冲击时，研究人性、把握人性、驾驭社会大局显然要比研究其它具体问题更为重要、实用和有效。毕竟人是社会的主体，也是社会活动的灵魂，因此，看准大趋势，用好人才，历来是成就大事业的关键，抓住这两条，纲举目张，自然会百业兴旺。而通过“易” 来认识社会趋势、认识人，巩固社会秩序，在那个时代，无疑是管理社会的捷径。在某种历史条件下，易学应用侧重于此，并不为过。
在这种条件下，自然科学“理所当然”成了社会科学的附庸，即使在当代，也有同样的现象，用当代语言表述就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要服从人的总体社会需求”。在现实社会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研工作也呈现与之类似的倾向，没有商业利益的科研常被嗤之以鼻，商业利益最大化取代人类探索自然奥妙，成为人们追求的主要目标。不过，凡事皆有其度，过犹不及。在处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关系时，一旦不能恰到好处地把握尺度，远离了中庸之道，那么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就已步入歧途。
南开大学创办人张伯苓先生曾说：“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直白讲明这几类学科之间的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关系，可谓切中要害。
从14世纪开始，经过近300年时间，到16世纪，中华文化对科技研究的影响逐步显现，而就广义论，这种文化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涉及各个方面，正是这些使我们的文明在400年前开始落后于西方。
实践证明，这样的易学研究思路违背了伏羲创易的初衷与根本，不可能长久。事实已造成了易学研究的中落和中华文明的暂时低潮。及至近代，易学研究愈发荒谬，奇谈怪象层出不穷，甚至发生清末封疆大吏、民族英雄林则徐异想天开，想用黑狗血击破英国军舰的怪诞事情。任何思想一旦丧失为人服务的实效，一旦丧失了实践青睐，一旦脱离了自然，终会遭到抛弃，“易”也不会例外。将这种脱离自然和实践的“易”视为“四旧”予以破除，在我看来，反在情理之中。但其发动者“六亿人民皆尧舜”理想过于宏大也是事实。由此得知，“易”的辉煌和失落自有其内在原因，也都有其合理性。凡事，我们都应心平气和，接受它的合理性，怨天尤人只能酸气冲天，于事无补。“牢骚太多防肠断，风物还需放眼量。”看问题没有历史观，没有深入具体条件去思考，就会心生不解，口出怨言。

唐僧爱飘柔

除了上述这些大是大非问题，在易学领域里，还存在诸多也很关键的“小”问题。遍览易学著作，大家定会发现，大量易学书籍让人拜读万遍而不知其意，文字晦涩，貌似精深，玄之又玄。一个为人服务而又号称简易的“易”都到了让人读不懂的程度，古人的智慧简直被糟蹋得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说不清道不明还让别人信，这就是标准的迷信。而玄之又玄，故弄玄虚就是迷信的根源！伟人说过“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对于教书育人的老师来说，学生不懂，老师要承担根本责任的大部分。对于著书的学者来说，没有愚蠢的读者只有荒唐的学者。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让绝世智慧雅俗共赏，人人有悟，确有一定难度。不过，一个真正对易原理了如指掌、融会贯通的学者，最应擅于深入浅出，架设易学思维与当代思维间的桥梁。如同在科学界，科普难度远大于科研，而这往往才是一流泰斗大师挥洒自如的空间与领域。
更为荒唐的是易学领域经常会出现所谓心诚则灵的说法，经常会听到“信与不信”的争论，其实“信不信”的问题根本不值一提，真理根本就不存在“信则有，不信则无”的可能。无论哪个专家，把自己的真传方法拿出来，教给大家，每个人切身实践一下，是便是是，非便是非，是非曲直，人自知之。如担心工程浩大，一鳞半角总不很难，又何必劳神争论？实践里面出真知。实践之中有真识。对任何事物、任何理论，接触之初，你就抱有抵触，上来就持否定态度，那你就很难平心静气，踏下心来，深入下去，仔细甄别，付诸实践，这就会影响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与领悟，这对于提高自己智慧是不利的。
因此，我们也要承认，对一个事物的研究，总要有点“入迷”的精神，凡事你不入迷，就很难全神贯注，就很难深入其中，就很难发现别人之未见，就很难有点大彻大悟，就很难抓住精髓。一个精神的强者，一个心性的智者，必定是那些拥有宽广胸怀，勇于涉足各种新思维，新领域的人。即使如此，这也仅仅属于学习态度问题，属于修养胸怀的问题，与规律自身的存在与否无关。此类问题，流弊甚多，对易学研究传承，危害不小。
以上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说明了易的衰落与中华文明衰落的关系，指出中华近代文明在自然科学与经济上衰落源于文化基因的衰落。
那么，如何正确处理易学与当代科学之间的关系呢？易虽属中华文明，但中华文明从未拒绝吸收其它文明的先进成果。因此搞易学研究的人下点力气学习西方或当代的文明成就，使用一些当代研究工具非常必要，也太自然不过了。特定情况下，这些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如同崇拜孙子兵法的思想光辉，不等于将装备水平凝固在冷兵器时代。无视当代科技，无视当代文明对自然、社会、人类的合理认识，无疑是愚昧的表现。
恢复易学精髓，弘扬易学智慧，万不可心胸狭隘，对别人的文化，更不能盲目敌视。在很多领域，西方文明的暂时领先无需争辩。依我管窥之见，要大力提倡易学研究与现代科技的结合，最好要结合当代科技的最前沿成果。力争古老智慧与现代科技融为一体，共同服务中华民族振兴。
自古，中华文明就有突破自我，学习他人，赶超一流的智慧与能力，这种天性是一个一流民族的首要禀赋。我相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兼收并蓄，永不过时。只要我们立足自身，兼收并蓄，中华智慧的光芒终会脱颖而出，再放异彩。
有人说，易是中国古代哲学。这里我们也姑且不言其错。不过，我们至少应该指出，哲学一词源于舶来，这句话未必尽然。事实上，易学包含了很多哲学范畴以外的东西。但“易”包含了哲学内涵应属事实。斗胆而言，就易学与哲学的近似与交叉而言，说易学对具体科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当不为过。因此，易学研究与现代科学并不冲突，完全可以和谐统一。
即使如此，我们也明白，易的研究不能替代具体科学的研究，毕竟术业有专攻。对具体科学具有指导作用，不能等同直接替代各具体科学。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华文明历史上所拥有的许多优势，确确实实已在近几百年中消耗掉了。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当代易学还要为历史补课。而在社会领域和思维、意识认识领域，“易”的领先性依然存在。“易”对特定战略问题的指导作用,建议大家多多体会。
未来，易学思想的独有特性，可能会有助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呈现跳跃发展的机遇。当然，这种“跳跃”是与人们思维定势中的“循规蹈矩”相较而言的。这里的跳跃是尊重规律的跳跃、是有依据、有继承的跳跃，是独辟蹊径、求是创新的跳跃。
目前，易学研究，潜力很大，需克服的困难很多，与其它研究一样，易学研究也会出现试验性的失败，这不足为奇。即使是最前沿的现代科技，大家也会发现它们的“奇点”，也会发现它们根本解释不了的问题。
但，这丝毫不能说明这些科学理论就是错误的、荒谬的，是所谓的伪科学。对易学研究,希望大家抱有同样宽容态度。
我总体感觉，在世界文明未来发展中，易思维必有一席之地，而且可能是对当代科技思维升级有重大启发的一席。
而对易学自身的发展，理论建设与实践策略非常关键。具体而言，要借助易在社会科学领域优势尚未丧失的时机，发挥易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先进作用，筑稳根基；同时在自然科学领域有针对性的探索前沿问题，为易学历史失误补课，尽快还原易学宇宙观、方法论的本来面目，尽快通过易指导实践的独特作用，使易学发展回归正途。前者巩固根本，后者弥补残缺。正本清源是基础，结合当代科学是关键。
钻研任何学问，都要解放思想，触摸生活，结合实践。不深入实践，不接触生活，单纯钻在故纸堆中，就不可能获得最新鲜的养料，就会脱离实际，就很难真正大彻大悟。人类实践高于一切理论权威，理论横行，脱离实践就成了通病。学术桂冠不是钢盔，更当不了百战百胜的护身符。“黑猫白猫，抓住老鼠才是好猫”，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再大的学术头衔也是玩具猫。除了这些，开阔视野，任想象如汪洋大海横流，才可能胸怀宽广，也才可能融四海，用古今。
那么，如何运用易学思维指导日常实践呢？其实也简单，要善于运用“易”智慧处理大问题，在战略上不犯大错。易学的精微之处，则需深入实践、细心体会、积累时日，最终方可信手拈来、运用娴熟。总之，朋友们大可不必操之过急，运用易学智慧也是实践与认识交替前行的过程。不能期望，读上几遍《本草》就成李时珍。
曾有从事理论工作的朋友与我们探讨，从哲学角度看，“易”究竟属于唯心主义还是属于辩证唯物主义？
实事求是地说，这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好比外国厨师追问杭州小笼包的分类，究竟是属于汉堡还是属于皮萨？其实包子营养且美味，根本不必非要从属汉堡或皮萨。太多的中华佳肴不必非要从西洋大餐食谱中去找。其实，这点道理并不精深，吃过点“中国文化食粮”的人都该懂。“易”的起源、发展和内涵与人们习以为常的西方哲学派别大可不必一一对应，非要对应，反显荒唐。
就作者体会，一流的智慧总有很多相似。而易学的辩证性毋需多言。辩证思想在易学中，几乎无处不在。古人把辩证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早有超越。从物质与意识的关系而言，伏羲创易过程也产生于人对自然万物的认识。恐怕离开了基本物质存在，易的创立与发展也就成了空中楼阁、海市蜃楼。在我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也体现了易的基本原则。
但是，在物质意识关系上，易的认识又不完全重合辩证唯物主义现有结论。并未从两者绝对分开的角度去分析存在。两者抽象事物，研究规律的角度各不相同，似乎更多兼顾两者统一的思想来看待自然万物。
伏羲易理论推测，在宇宙中，存在脱离人脑的以类似精神形式存在的“存在”。但是这些类似精神形式的存在又与相应的物质互为依存。近代物理学的某些研究成果也拓宽、纵深了物质研究的视野与深度。有一个反物质理论和湮灭试验，很有价值，建议大家参考，开拓思路。
上述内容，在当代，人们认为多属哲学范畴。朴素而论，哲学就是哲理之学，西方有其哲理之学，智慧中华，巍巍数千年，必更早有哲理之学。虽未必使用“哲学”一词，但究其精深，应有过之而无不及。
毫无疑问，辩证唯物主义是时代的产物，也要发展，也会改变，但必须承认这个理论在指导人类实践上，其概括性、有效性和稳定性大大超过很多理论，跨越的历史时代也会较长。如今，如同很多其他事物一样，也早已融入中华文明，成为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有朋友担心，易学研究会产生消极作用。其实多虑，易与科学一样，理论自身并不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谁认识它，谁掌握它，谁运用它，它就为谁服务。核爆炸可以毁灭人类，核能同样也可造福人类。《孙子兵法》通篇说武论伐，免不得生灵涂炭，但，运用得当，也可消弭兵祸。
认识客观规律能力的进步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也是核心，更是人类文明发展中最无法阻挡的璀璨光芒。每一认识论的进步，都会在整体上、长期里对人类文明起到积极、健康作用，只要我们善于引导把握，就可以将从属于积极作用的局部的、短暂的消极作用化解掉，使它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中国人称“魔道一念间”，西方人说“上帝离魔鬼只差一步”，意思不外乎是文明“利刃”的双面。所以，易学学者要格外正心诚意，这一点丝毫不能含糊。不论何人，不发自肺腑热爱自己民族，是不会受到伏羲始祖庇佑，是不能真正领悟易学精髓的。
搞易的人经常会涉及一些预测问题，更有甚者，会给后世留下些《推背图》那样的东西。
传闻1300多年前，初唐司天监李淳风和袁天罡合著《推背图》，由唐开始一直预言到未来大同世界，共包括六十象。六十，代表循环、周而复始的意思。传说推算时，李淳风兴致大发，无法自抑，竟不可收，直至唐后2000多年的中国命运，轮廓渐清，而袁天罡已觉不妥，轻推其背，言道：“天机不可再泄,休息吧!”，《推背图》因此得名。
作者实在没有这样的雅兴。对真正的易学学者而言，预测就是拿着望远镜观景，只要基本原理、思维范式和理论工具正确，如同眼睛不花，望远镜没坏，在力所能及的范畴，预测就近似观景的体力活。人类不能自甘堕落成超大计算机，人类更应从事一些机器望尘莫及的创造性劳动。我想编写未来日历的工作还是不做的好。
但有一点，我们还是想展望一下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易”文化。
再次遥望我们已经逝去的西方朋友和他心爱的研究所。犹如李约瑟在世时一样，研究所内，专注中华文明的精英们正在紧张地破译着中华智慧。李约瑟博士，静卧在院中的菩提树下，目光深邃，默默地审视着这个重复而又新鲜的世界。日月落落升升，人类生生死死。
　 临终前，李约瑟留有遗言：“我确信中国能再度崛起，有如此伟大文明历史的国家，必对世界文明再次做出令人叹服的贡献。”
可以肯定，科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都呼唤着一种新思维、新科学，他们将与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东方智慧不谋而合。虽星移斗转，沧海桑田，其实千年不过是转瞬之间。
我感到，东方的列车正在恢复动力，萌发出了不可阻挡的活力，但是，牵引全人类文明的发展，单靠东方这列火车，目前,既无必要，也不现实，存在诸多力不从心。中华民族对自己文明充满自豪信心之余，无视西方文明对人类的贡献，肯定不是一个智慧东方民族的应有风范。
中国有句古话，“朝宗于海”，完全可以认为，不同文明的古老江河奔汇成近代文明的汪洋大海，而科学作为文明的一部分，也不专属某一文明或民族，真正的科学包含了对所有古老文明的学习与尊重。包含了世界所有民族的成就与贡献，或来自古希腊、罗马，或来自印度和阿拉伯世界，但我肯定，中华文明的贡献突出且别具一格。在未来，东西方文明必会在思想上、方法上，实现更高境界的大融合。
面向未来，我们不妨深思，在20世纪，物理学和生命科学都发生了重大革命，那么，如果21世纪继续出现新的科技革命，我们该如何应对？
对中华传统文化自然观，李约瑟非常推崇，他曾这样前瞻：“今后，科学的革命，绝不是牛顿式的，而是普朗克和海森堡式的。”这话的意思是，未来主导科学发展的世界观、科学观将不会是机械式的，将会是注重整体、注重辩证关系的思维模式。李约瑟讲这个话的时候，一些比较新鲜的科学分支还未诞生。他还不知道20世纪60、70年代后会出现的一些新科学。比如：协同学、混沌理论、分形理论、复杂性科学等。此一点反而证明这位科学巨匠的高瞻远瞩。
最近，关于伪科学的辩论，风起云涌，我不闻其详，不敢评述。不过我们总感觉唯科学主义——把科学的某些理论与某些阶段性结论当作至高无上的权威，凌驾一切之上的思维方式是不对的。这不仅事关文明伦理，更直指人类科学本质。科学精神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懂得深刻反省自身的局限，尊重认识未知思维方式的多样。
认为当代科学无懈可击，可以解释一切、解决一切，评判一切的观念呈现的不过是科学武装下的愚昧幻觉，其实正是反科学。迷信从来不是“封建”的专属，而是源于人们思维、认识能力的僵化。迷信某些奖项，迷信某个“权威”，迷信某个职称，甚至迷信某个学位，这些反到是现实中人们麻木已久的迷信。越是认识不到的僵化与迷信，才越是严重的僵化与迷信。
在我看来，遇到看似“离经叛道”的艰苦探索就妄加指责，实为不智。其实，不同的思维模式、理论方法在相互印证时，观点、观念产生激烈冲突本不算意外。就象通往同一目标的两条路，在终点可以汇合。如仅因其路径差异就偏要认定某路不通，多少会显得有那么一点操之过急。若非要在时间、实践上论一短长，中华文明的灿烂历史不能置于不顾。
依我愚见，掌握了科学知识并不等于掌握了科学方法，掌握了科学方法也不等于具有科学思维与精神。历史上确实有过这样一些科学家，在专业领域，他们知识是一流的，但是其所做所为却与科学精神大相径庭。而历史上的许多科学巨匠，在其成长时代，都曾饱受同时代科学巨擘的责难。
科学精神的核心应是勇于探索、实事求是和理性批判。真正革命性的科学进步则总表现为对原有科学结论的颠覆和对原有科学错误的发现与修正。创新往往都在众说纷纭、激烈争论，甚至互不相让中，从异端步入主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必须承认，科学精神可以无限伸展，人类认识总有局限。纵观历史，科学发展总表现为不断产生的巨大突破，逆向而思，这些巨大突破，本质上恰恰源于科学对未知世界认识的巨大局限。可以断言，不认识科学局限的“科学家”不配称为科学家，因为他们已彻底丧失科学精神。
回忆曾接触过的几个科学家，他们学识高超自不必说，但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们思维中的哲学光辉和对科学本身的客观认识。我体会，科学与中华智慧本质上并无矛盾，虽各有局限，但同属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彼此之间高度和谐统一。

唐僧爱飘柔

近年，在文化领域，盛传季羡林老有一说法，即二十一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而东方文化的主要代表无疑是中国文化，因此东方文化的世纪就基本等同中国的世纪。季老之说，和者甚多。季老是我们极尊敬的长辈，年高德劭，他老人家研究的梵文我们一点不懂，不敢造次评说，但研讨文化，却不敢人云亦云。虽然，老人家的风骨品格令我们小辈汗颜，我们年轻而贪玩，老人家坐冷板凳的精神，我们想都没敢想过。
但，我总觉得，一个民族的文化如同这个民族的灵魂，就目前而言，成为统领新世纪的民族，我们的文化准备似乎还远远不够。而且文化的复兴，不象是止痛针，一针下去，立竿见影，是需要相当过程的。如同中华古代文明中，易学的衰落也不是马上就体现为整体综合国力的下降和社会的衰败。从北宋到16世纪，易学的衰落经过了一个逐步演化的过程。应该看到，在未来的世纪中，欧州正在整合、俄罗斯也在励精图治、伊斯兰文明也在积蓄力量、印度的信息技术与经济正日趋受人瞩目，日本这个创造了经济奇迹、充满忧患意识的资源小国，正不断谋求摆脱大国制约，在世界舞台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南、北韩国虽小，但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志向不小，拼劲十足。隔洋远望，美国虽已呈现了一些走下坡路的迹象，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况且美国还不是一只小虫，期望强弱转换，一蹴而就，未免天真。这些国际格局不可能不对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产生影响。如何因势利导，仅凭没有综合视野的书生之见是不行的。就历史而言，百年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我认定，中国世纪马上到来的看法有些乐观。随手采撷一个三年前的数据，2002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10.5万亿美元，占全世界生产总值的30％，而中国当年的GDP为1万亿美元。也就是说，一年中占世界人口的1/25的美国创造了当年世界1/3的财富，而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只创造1/30的世界财富，显然中国落后于美国甚远。虽然我们并不认可这种直线思维的比较方法，因为文明演进过程中，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东西在打破世界格局的时侯，其变幻之快往往令人措不及防，但是这两个数据也还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至少可以鞭策我们在建设自身文化上，保持清醒，奋发有为，早作准备，防患未然。没有民族文化的崛起，中华民族就不会有真正的，持续的崛起。中华文明的弘扬工作，任重而道远，从现在做起已委实不早。
更有极端乐观主义者，声称中国现在综合国力已处盛世。这点，作者实在不敢苟同。一国之盛世从来都是有硬标准的，一国之盛世要求这个国家，国内，百业兴旺，万民安乐。国际，没有敌手，更无匹敌对手。而现实之中国，还远不能如此，深入社会，环顾国际，大家还当居安思危，不可轻有自大自骄之气，更不可恣肆无忌。一点点小成就就冲昏头脑的民族，是不会真有出息的。
但有一点，我可肯定，20世纪是中华民族大动荡、大转折、大崛起的时代，这一时代的余波会在二十一世纪的前几十年会继续持续。这期间也是中华民族英才辈出、伟人辈出的时代。中华民族迈向文明，迈向复兴的前奏正在开始。中华民族已从大刀长矛对付坚船利炮的年代走出来了，已经从食不果腹的赤贫走向了一个经济大国，已经从一个对自己文化感到自卑到对“外来和尚”的“歪经”有所警惕的阶段。这些，都是一个文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转向辉煌拐点的征兆。比起一个易学学者的理性目光，我们更愿用我们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盼望中华民族的万年复兴，永世昌盛。
近几十年，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获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就，只要眼睛不瞎，耳朵不聋，你就不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全体的成就。铁的事实告诉我们，建设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内部差异巨大的古国、大国，中国特色必不可少，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必不可少。照抄照搬所谓国际惯例等于死路一条。没有中国参与的国际惯例，怎能体现出对中国十几亿人的合理与公平？缺乏清醒的头脑，就容易自欺欺人，就容易把潜伏深处的惨败梦呓为多赢。不论是政治文明、经济发展、国防建设、文化复兴方面等大思路上，还是在各领域具体问题的处理上，都是如此。
当代某些强势国家与文化主体不断灌输我们所谓“国际”惯例、思维定式、政治模式、经济模式、文化模式、甚至生活方式，其目的不仅仅是所谓占领市场，究其本意更是想占领中华民族的主流意识，建立我们发展模式对他们优势路径的依赖。最大限度加高我们超越的成本。从根本上消除我们引领世界、独辟蹊径的创新能力，成为他们永久的、不具挑战能力的跟随者。未来，我们民族一定要在这些重大战略问题上保持警惕、居安思危！
那么，什么是路径依赖呢？路径依赖是指，在人类社会中，制度或技术的演进均有与物理学类似的惯性，你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优劣，都会对该路径产生强烈的依赖。并且，惯性的力量会使你不断自我强化，无法摆脱。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在近代历史中，凡可成为世界强国者，无一不具有全球视野，善于审时度势，无一不立足自身，善于结合本国特色，在不断适应现实环境中，走出一条引领世界未来的独特发展之路。中华民族学习先进，但不能迷信先进，迷信先进，我们就永远成不了真正的先进。只有胸怀主见，突破束缚，我们民族才能缔造出可以经受历史检验的真正辉煌。
近几百年来，相继崛起了不少世界性大国，仔细审视就会发现，这些国家都是善于打破惯性思维，冲破原有秩序，脱颖而出赢得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些国家之所以崛起，是因为他们都走出了自己的独特道路，都不是对上一世界大国强国发展路径的重复。他们的精英，对祖国满怀信心、充满责任、勇担使命。在思维上，大胆想象，行动上，敢于开拓、不怕失败、百折不挠，这些精神财富都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与借鉴。我们强调独特的发展路径，其实，路径是表象，智慧是内涵，没有智慧的内涵，就不会有独特高效的发展路径。
我坚信，人类认识宇宙的思维方式绝非遵从唯一性。不同的思维方式都有可能成为认识自然奥秘的有力工具。但是，开创出不同于人们现在习惯的认识思路和理论工具，不仅难度超出想象，而且也一定需要经受实践检验。这一理念对我们研究易学极具启发与鞭策作用。
读者是我师，我是读者友，除了易学理论探讨，我们也很乐于与读者朋友交流一下我们对易学学习者修养方面的管窥之见。
自古至今，志士仁人自有鸿志，易学学习者也当追求上品涵养以自修。那么易学学习者应有什么样的修养追求呢？在我看来，研究伏羲易是为了巩固民族文明之根，续建传统文化大厦，为了探索建立祖国未来发展所需的文化体系。
这些重任不敢奢望由一代人完成，需要从今开始数代人的不懈努力，只有怀着“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恒心，这样浩大的历史工程才可能完成。
对于学习伏羲易的人，更要强调修养与胸怀。不仅仅要有家国天下的空间胸怀，也要有古往今来的历史胸怀，立足脚下，胸怀四海。回首，可看千古历史，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举目，可远望未来，明白未来历史发展的趋势。作为严肃的探索者不能仅仅停留在伏羲易预测功能的神奇上。如果仅是这样，就不能从研究人生命运上升到认识社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高度，就不能上升到研究民族兴衰的大问题上，也就永远不会真正进入伏羲易的大门，永远不能驶进伏羲易智慧的海洋。只有一层层剥开事物的神奇表象，找出潜于事物背后深不可见的暗藏规律，你才可能真正发现大自然的奥妙，领悟出人类生存发展的大道。
伏羲易的研究者，心中要永远装着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珍惜中华民族今天来之不易的稳定发展机遇。要有爱我们民族、爱我们国家、爱我们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情怀，要能宽厚对待人性的“弱点”，理解人是自然的产物，其行为归根到底是自然属性的表现，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是自然规律使然。只有深入理解人类行为的自然含义，才能深入文化创造的世界，才能理解文化对人类的意义。
伏羲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起源与代表，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创新精神。伏羲之后的历代文化研究者，为了建设我们民族文化大厦不辞劳苦，殚精竭虑、添砖加瓦。凡有所成就者都体现了这样的创新精神，直至孔子。
孔子以垂老之躯，探幽寻古，周游列国、风尘仆仆，兴办教育，所作所为无一不属文化传承义举。为了找到商文化的遗存精粹，他历经十四年，在今天河南卫辉至济源的范围内不停寻访，找到了《归藏易》和周礼，回到山东发扬光大，建立了影响至今的儒家文化。
伏羲易的研究者，要不畏巨大艰苦劳动，继承伏羲的创新精神，“一画开天、开天立极”创造性劳动绝非易事。同时，作为上古君王，伏羲为本民族服务的大智大勇，大慈大悲精神同样值得万世敬仰。他承载了人类初文明的苦难，但仍矢志不渝，破解天道，复兴部落，此等强悍灵魂，即使在今天仍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柱。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对于普通人，先贤之说足当谨记。我们学习易学固然是为国家和民族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但，毋庸讳言，大家先要具备了解自己、安排自己人生的能力，只有这样，才可使自身这个最小社会单元与全社会和谐相融。没有这个基础，贡献智慧于民族、国家就是一句空话。一己之不修，何以济天下？
在学习上，我们提倡重视上古学者比照自然、比照自我、立足实践，追求简洁，向自然学习的研究方式，从至简至易中领悟万物的复杂规律。在锤炼自身观察方式和思维方式上狠下功夫。尤其是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自然观察方式。
当前社会，信息技术突飞猛进，信息爆炸，但我们也要明白，凡事皆有其“度”，不可无限而为。泛滥的信息已令相当人群深迷其中，成为信息的奴隶，丧失了“见微知著”的能力。要明白，不是信息越多，决策质量就一定越高。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总隐现象中。很多条件下，信息加工艺术是关键。此一点，请大家警觉。
易学创自伏羲，发祥于中华，但毫无疑问，即使在今天，用全球化的视野来看，伏羲易的自然观，包容性和对一切变化的积极认识，对于整个人类都不失为是永恒的智慧。被中华文明尊为众经之首的易学智慧绝非徒有虚名，中华民族是智慧的民族，更是务实的民族，求真务实是中华民族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可以说，易学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是全人类文明的成果与表现。
近年，有这样一个令人担心的现象。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在相当一部分朋友中，存在这样一个误解，认为“道、儒、释”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代名词，甚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源。其实，稍对中华文明真正了解的朋友都会知晓，中华文明至少上下五千年，而道家、儒学与佛教迄今为止，也只有大约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大方之家往往能够摆脱琐碎，直取要害，举目一望，都会明白，只有2500年历史的文化不可能是5000多年文明的真正源头。“道、儒、释”三家无论如何都不会是中华文明的根源和文化鼻祖。“道”、“儒”、“释”之前更为漫长的中华历史中，中华民族早已萌发自己的源起文化与肇始智慧。
少数有意、无意传播这个错误观念的人客观上在阉割我们的文明。数典忘祖危害了人们的历史智慧与残破了优秀的文化灵魂。好在历史不是蟊贼的山寨，随时放把火就可另起炉灶。尊重“道、儒、释”，首先应该认识他们，尊重事实，任何脱离实际的夸大与贬低，其实都是篡改，都是在剥夺他们的真实，都是在消灭他们的存在。
历史清晰地告诉我们，伏羲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易是中华文明之根。伏羲各代儿女，皆有人杰。不过先秦时期，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百家之中，又有“道”“儒”。厘清中华传统文化大脉络，大家才会真正理解 “道、儒、释”的本与源。只有从中华文明的根本出发，才会理解“道”“儒”传承的内涵与灵魂。割裂了中华上古文明的传承去研究“道”“儒”，就会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细心的朋友只要研究一下道儒两家经典，就会明白易学在两家宗师心目中高山仰止的地位。
客观地说“道”“儒”两家，只是中华传统文化参天巨树上的两大枝杈。枝杈虽茂，但终非根本。不清楚这一点，研究传统文化就连入门也不算。
而佛教则更是外域文化汇入中华文明的代表。世人皆知，佛教最初创立于印度，凭心而论，不能算中华创造，至多是个“技术”转移，而其传入中华的时间还要更晚，其实质是外域文化自我调整、自我改善，获得中华文明认可，汲取中华智慧养份，最终融入中华文明的结果。佛教起源印度，而今，却已在印度衰落，盛于中华。这个事实说明，佛教是在与中华文明的交流学习中，汲取了主要活力，走向皈依，逐步演化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今，中华文明除了包含佛教的智慧，还有更丰富的内容与更久远的历史，不明白这一点，就会对中华文化的真谛，浑然不知，本末倒置。
作为中华文明的支流，“道、儒、释”三家流传至今，实属不易，惨遭讹传，令人唏嘘。

唐僧爱飘柔

在研究上古文化时，经常会遇到“实无可考”的争议。在一定程度上，这个问题已经成为研究上古文化的巨大“认识”障碍。我们总体感觉，这是部分研究者的研究能力局限导致。
热爱侦探小说的朋友都会记得，同样一件事情，一个物品，在大侦探福尔摩斯眼中，就是破案的关键，就是有力的证据，但对凡人而言，可谓空洞无物。ＤＮＡ技术出现前，几滴血是不可能确认罪犯的。今天，这已是铁证。牛顿眼中“苹果落地”是万有引力的证据，而对一心想吃苹果的野猪来说，断不会有这样判断的兴趣。
所以，某些认定的失传，极有可能源于洞察力的不足与思维的误区，源于对证据理解的自闭。
守着旧理论，抱定旧理念，端上“大架子”，认定一些“未知”为失传，人们就永远不会有所发现。
我们发现，很多实践中的东西用易学逻辑去解释、去探索总会出现一些惊人的“巧合”。我们推测这些“巧合”未必“货真价实”，其背后也许隐含着什么奥秘，在没有彻底搞清以前，我们宁可存疑也绝不轻易否定，对所谓“失传”的研究,我们更乐于采取一种积极和开放的态度，以求获得启发，有所感悟。
争论往往是创新的肇始，也往往是创新的手段。没有争论，“道”如何清？“事”怎样明？旧的怎么去，新的如何来？从更深层次讲，争论源于认识差异。如果认识能力没有切实提高，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其实最为正常。“无可考”到“有可考”，需要一双慧眼。
古往今来，茫茫宇宙，伏羲易学魅力悠远，薪火相传。
经常会遇到朋友与我们讨论易学研究的诀窍，非常遗憾，我们实在是没什么经验可谈。不过有一点我们倒是深有体会，易学的学习如同攀登崇山峻岭，路径非常关键。出发早的，如果迷失了方向，终其一生也未必能够走出重峦叠嶂，更不要说领略一览众山小的旖旎风光，壮丽景色。因此，在肯定向所有前人学习的基础上，我们不太迷信所谓 “宿儒”之说。虽然，获得各种学问与能力，花时间研究肯定必不可少，但这不意味着用的时间越长，实践的次数越多，效果就一定越好。思维方式与天赋也起着重要作用，在某些条件下这些作用会成为关键作用。历史上，周文王拘羑里七年演易而大成，孔子“纬编三绝”演易三年而有知，少年王弼24岁去世，留下论著影响了千年，所以易学研究首重理论与实践的正确结合，多年无成则应反躬自省。爱迪生曾有名言，“天才就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我体会汗水与灵感同等重要，缺一不可，缺少灵感的汗水，留给人们的只能是苦涩，有些铁杵永远磨不成针。
如果非要讲点个人体会，大家千万不要笑话。我们建议有三：一是返朴归真，接近自然，向宇宙万物学习。这是易学研究的出发点与归宿。任何形式的智慧都不可能凌驾自然万物。自然永远是人类智慧的老师。二是要善于梦幻想象，要有突破性思维。脱离自然，束缚想象，那么学易确实不易。我们常把奇思异想比作白日做梦。其实不足为奇，世界发明史中很多发明来自梦里，研究表明，梦的力量可使大脑从非传统角度“思考”问题，往往可以较为“另类”地解决一些极端难题。从另一角度来说，清醒时的超级“认真”也会导致“执迷不悟”，反而束缚了“灵感”。世人皆知,门捷列夫梦中发现元素周期表，世界人民看来意见不大。现在建议大家多做好梦回忆出一点老祖宗的智慧，想必不会让文明人骂我是封建迷信。第三要善将易学研究与当代科技相结合，博采前沿科技的优秀成果。复兴中华文明，再造易学智慧必须胸怀宽广，缺少宽广胸怀，“研究”就容易演化为“比高低”，这种研究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其实已不是研究。研究的根本在于“明道”，在于 “求实”“求是”。
我们认为，易学争论不足为奇，持“负面”意见的人士格外宝贵，这些意见乃至指责往往促使我们更为深入地思考问题，发现他们或我们的不足。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不可或缺的良师益友。　　　　
一次，一位春风得意的朋友问我，当代易学学者中为什么一个优秀政治家或比尔盖茨那样的企业家也没有？易学智慧莫测高深，真有什么实际价值吗？
说实话，这样的问题，其实同样适用于“道”“儒”“释”三家，甚至是“科学”。对道家来说，你可以责问，通晓修炼之道，怎么却未见长生不死之人呢？对儒家你也可责问，你们的开山鼻祖，不是颠沛流离，跑官一生，空做一生黄粱痴梦吗？对佛家来说，你还可责问，佛法都无边了，普度众生这么多年了，怎么佛教在老家印度都边缘化了呢？这样的法力岂不遭人耻笑？
发自内心说，我们不赞成这样的提问，但是也不赞成对这些提问不屑一顾。没人有资格，端坐云端，高居神坛。暴跳如雷或不屑一顾往往是心胸狭窄，无能的表现。有“道”说“道”，知“理”言“理”，明“法”述“法”，公平探讨方为正途。
因此，针对这类质询，我来谈点浅薄之见。
首先，易是中华文明特有的思维方式。归根到底，它的核心价值在于认识世界启发智慧，使人们在原有智能基础上增加一双特殊的慧眼，预见事物、发现先机、趋利避害。无论如何，这是门学问，这是种智慧，从知与行的角度来看，它属于知的范畴。易对于增加人们“知”的能力，意义重大。
不过，现实中的任何成功，都是知行合一的结果。以为有了知的工具，就可无往不利，这个想法本身就有些荒唐，不论你找到怎样的捷径，跋涉总是必需的。指南针、望远镜可以帮您爬山时找到通路与捷径，但却永远替代不了您的双腿。学点易学、多只慧眼就等同您多了一支望远镜，多了一套指南针。此等意义早属极大。如还幻想一步登天，那需要反思的就是自己。这种幻想其实才是真正的迷信，与不承认智慧，同样愚蠢，同等危害。
在我看来，易本身从来就不是什么迷信，迷信是人们不能正确甄别，正确判断，正确领悟事物根本的思维状态。迷信的根子在人自身，产生于人类的思维局限。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我理解说的就是思想观念问题。立足自然、结合实践、提高认识、洗涤灵魂是破除迷信的根本。
其次，从文献上看，因有易学素养而成就远大抱负的人不计其数，随便翻翻各朝历史，就会自明。不过，大家也都承认，近代易学界出类拔萃人物确实不多，反映出这一时期易学人才与理论的没落，讹传之害，人所共见，不可强辩。当代，易学应用充满新课题，与时偕行，创新开拓，难度可想而知。
再者，人之天赋差异万千。每人都有自己的天赋角色。非要易学学者成为元首政要或是超级富豪实为不智，有点象质疑航天院士为什么没成为加加林。所以，我们感觉这类朋友基本不承认任何学问的价值，原因简单，因为任何智慧永远都无法满足这些朋友“更为美好的”欲望与幻想。
总体而论，某些朋友对“易”有些误解、成见乃至敌意是非常容易理解，情有可原的。易学领域，生态复杂，本是事实，景阳冈附近，有的是醉醺醺、提哨棒的大汉，让您一下分清谁是武松，谁是货真价实的醉鬼确也不是一件易事。况且有时用不了一条鱼，就足以毁掉一锅汤。
其实，即使人人努力，刻苦钻研，也不意味着人人都能掌握易学精髓。这种现象不是易学领域的特有现象，不论在哪个行业，真能窥破一点东西的总是少数。不能认为穿着国家队运动服参加奥运的就代表国际领先水平。各行各业，鱼龙混杂是个常态，尤以伪专家危害最甚。
今天，世界文化正在大交流、大融合、大竞争，回首中华文化，并不是为盲目敌视排斥别人的文化，相反，我们更需正确对待别人的文化。世界是开放的，宇宙更是无边无垠，开放头脑，俯瞰世界、吸收各种智慧的养份是易学学者的基本素养。同时，博采众家也要分清良莠，保持清醒，没双慧眼，会吃大亏。
西方文化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们那里既有善良的天使，也有邪恶的撒旦，我们既要款待天使，也要警惕撒旦。
凭心而论，一个人不能领悟自己民族文化的精髓，就不可能真正领会自己民族长期发展的智慧。果真如此，一个人就错失上天赐予的最大财富。人们常说，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这话当然不错，而就一个民族而言，他们的文化中不仅包含了 “科学”的成份，也包含了“不那么清晰的”恢宏智慧，与科学相比，文化的内涵更为广阔，文化挥洒的空间也不仅仅就是生产力那样简单。
中山先生曾言：“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说明看清大规律，预见大趋势，才可能掌握存亡之大道。中华文明、中华民族之所以薪火相传，绵延数千年而不息，长期高居人类文明的巅峰，其奥妙就在于中华文明的核心精髓对这个文明、这个民族的存亡大道有着清醒的预见。从这个角度来看，易学智慧对于我们每个人的现实意义不言自明。
有朋友说文化是“软”实力，对此，我到不完全赞同，在我看来，文化其实就是实力，加个“软”字非常容易误导大众。譬如评价剑侠，利剑、盔甲和身体素质可以看作是硬实力，那么文化赋予剑客的坚韧、无惧、志在必得、舍命以搏和积极智慧等精神力量又怎么会“软”了呢？，一个“软”字，非常容易让人们在实力排序上将“软实力”排在“硬实力”之后，这是一大误区。从易的角度看，实力可以分阴阳，有些较易彰显，有些则潜行其中，不为凡者见，但不应以“软硬”分之。文化给人们智慧，也给人们力量，文化就是实力。根本不必加个“软”字。如果非要把文化当作软实力，我们倒觉得这个软实力其实正是很多硬实力的源泉与基础，各种硬实力则是软实力的物化与外化。今生有幸生为中国人，我坚信，只要中华文化在，中国就有实力，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遇到什么挫折，我们民族也不是破落户，我们民族有信心，有希望，有未来！
写作的兴致，可以说作者从未有过的。一定程度而言，作者更喜爱徜徉祖国壮美山河之间遐思神游。因此，此书的写成，尤其不能忘怀我们在各行各业的朋友们。他们发自肺腑热爱中华文化，令人感动，正是他们提议促成了这本书的写作。朋友们认为，中华民族的子孙，不学习、不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忘记本民族的根本智慧，是一件极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不遗余力，多方奔走，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倾注了极高热情，并将弘扬文化与自身事业的发展紧密结合，其中不乏成就卓著，具有真知灼见之士。在海峡两岸国际金融研讨会上，田园女士在进行《中国文化与金融发展》专题发言时，海峡对岸的中华儿女对伏羲易表现出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令人感动。凡此种种，均使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不能忘怀、不敢懈怠。
易学理论确实不是人们当下常常提起的科学理论，两者在思维方式与理论工具上，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一差异使得具有“当代科学”思维的人们，在理解古人智慧上面临巨大鸿沟。这一鸿沟也确实使作者在写作上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用科学思维和科学逻辑对照阐述“易学体系”，对我们而言确是挑战。在以往的易学界，也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因此大家大可不必将此书看作一本所谓科学论著，将其看作作者对易学的领悟体会似乎更为贴切。本书中的许多观点既源于史料与考证，也来源于作者根据伏羲易的基本原理所做出的推演与思考。但请大家相信这些内容都经过长期严肃思考，并非信马由缰，随意而出。勇于探索、实事求是是我们研究的毕生准则。爱民族、爱国家、爱自己民族的文化与智慧则是我们终生的情感与信仰。
客观说，如果仅将前人历史上的易学著作翻译一遍，本书的写作就毫无意义，没有创新，研究就成了空谈。下面略一综述作者力求的几点创新，以供商榷。
首次明确易的理论模型是《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抽象架构。
首次提出联系自然式思维方式。
继北宋之后，首次全新破译《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
首次运用卦爻辞，研究生命运行轨迹，探索了前人未曾涉猎的领域。
首次立足现代文化体系，应用当代简体汉字，在联系自然式思维指导下，解读伏羲易。
首次应用国际通行历法，运用伏羲易学时空观，揭示研究对象间时空关系。
首次揭示伏羲易学推演逻辑，初步探究中华古代智慧与现代西方科技研究方法的逻辑差异与近似。
首次梳理、修正补充了易学基础逻辑。基于伏羲易模型，重组了易学研究的历史碎片。初步廓清了老子、孔子知识体系的根源。
首次恢复易学本源，回归了易学简易、变易、不易的本来面目。准确立足伏羲易模型“简易”特征，阐述伏羲易基本原理，使初学者在最短时间内，即可结合实践，印证理论。
首次系统阐述伏羲易在时空和各研究领域的无限伸展性，揭示其具备引领哲学研究、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等综合属性。
以上，恳请批评指正。

唐僧爱飘柔

伏羲易学，古已有之，今结合现代认识，重新解读,虽似新解，实非新论，本是古木逢春，归本还源。易学若论简，可以无文字，若论繁，论精深博大，几千万字的巨著恐也难讲清。毕竟，当代思维离伏羲时代相去甚远，寻找源头并非易事。所以这本小书也只能是伏羲易学海洋中的沧海一粟。作者这些一家之言，恳请指正。
研读历史，探究遗存，伏羲智慧，遍布世间，若讲研究，终离不开呕心沥血。雨露阳光生万物，旷世之间有雄才。承载阳光，吸收雨露还靠自己。
伏羲是我们民族文明肇始之神，其创易功高至伟，殊勋盖世。此点为其它上古先圣所莫及。只要我们尊重历史就会发自内心敬仰伏羲。我们缅怀伏羲、敬仰伏羲，最最重要的就是领悟他的智慧，只有这样，民族活力才能薪火相传，世代永续，才能达成怀念伏羲、强我民族的根本意义。
某次讲座中，一位外国友人问起，究竟谁是伏羲的嫡传子女？我们毫不含糊地向他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伏羲的儿女遍天下！。不论他们定居中国抑或远居海外，也不论他们是黑发黄肤抑或金发碧眼，只要对伏羲肇始的中华文明发自内心崇敬，只要对和睦团结的中华民族充满热爱，只要对伏羲创立的易学智慧充满亲切与景仰，只要他的生活体现了自然的智慧，他们就都是伏羲的高尚子孙。
宋代诗人陆游有《冬夜读书示子聿》，诗曰：
                  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毫无疑问，易学研究不能脱离实践。究根到底，实践是理论的源泉，实践更是理论的升华与归宿，宇宙自然是伏羲儿女的真正老师。
一位老人曾有诗句，“人生共几何，肉骨皆粪土。汗水滴柱石，大厦存千古。功过谁评说。后生定先祖。劝君莫论一时遇，九泉之下看荣辱”，今录此处，既感谢他哲学光华对我等后辈的启发，也深刻理解将个人热血贡献于伟大事业的巨大牺牲与崇高。
作为伏羲儿女，我们会永远用我们赤子之心爱我中华！我们会将我们的人生倾注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文化，我们更坚信，伏羲智慧必佑我中华世代永昌！愿大家，勇于实践，善于实践，早有大成！

有容乃大

够深奥的。

唐僧爱飘柔

回复 7# 有容乃大


    恩，其实我也不太懂

有容乃大

回复  有容乃大


    恩，其实我也不太懂
唐僧爱飘柔 发表于 5.4.2010 13:24

    研究易经的都是高人。

橙色温暧

这个话题好大，偶只能先做好自已，对付好自已的凡事
。。。。。谦卑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