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间谍组织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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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间谍世界的隐蔽战线上，相对于活跃在谍海的超级恐龙美国的间谍组织，也只有苏联的间谍组织在规模、设备装置、人员编制以及活动能力上都可以与其一较短长。

　　英国情报专家威廉·维·肯尼迪在《现代情报战的内幕》一书中指出：“当今世界只有两个情报机关才拥有全套现代化搜集情报的能力，其中一个是美国的情报机关，另一个就是苏联的情报机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东西方的严峻对峙，以及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和角逐，都是以各自的间谍组织组织和策划的间谍情报活动拉开序幕、并充当重要角色的。与其他国家的间谍组织有很大不同的是，苏联的间谍组织不仅在国际舞台上风光一时，而且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甚至被誉为“国家的栋梁”。

　　苏联有两个主要的间谍情报系统，一个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缩写为krB），简称“克格勃”；另一个是军事情报部门，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缩写rpy），简称“格鲁乌”（也有人写作“格别乌”）。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继承了其大部分遗产，当然也包括其庞大的间谍组织，但是，由于苏联间谍组织过去对国内政治生活的过度参与，使其在人民中的形象太差，间谍机关已经丧失了它曾经拥有的政治资源，甚至还不得不承受国内政治局势变化带来的打击，以及苏联解体使俄罗斯的国力大大下降，再也不能维持庞大的间谍组织，而对其进行不断的调整与改组，在这个巨大的政治变化中生存的俄罗斯间谍组织就不可能还那么风光了，它在国际、国内两个舞台的影响力都已经大大下降，也很难说它还有同美国间谍组织进行同等较量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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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格勃成立于1954年，是苏联最大的间谍组织。克格勃从它创建的那一天起，就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等苏联领导人的苦心经营下迅速发展，直至1991年被解散前，无论在机构设置、组织分工、人员编制、经费预算等方面，还是在活动的手段和规模方面，都在世界范围内名列前茅。克格勃像一只巨大的蜘蛛，把它吐出的蛛丝编织在世界各地；又像一只多爪的章鱼，把它布满吸盘的触须伸向世界各国的重要部门。它掌握着秘密警察，进行特务活动，管辖边防军，向国外派遣间谍，从事搜集情报、招募间谍特务和进行心战、渗透、暗杀与颠覆活动。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曾对克格勃作过这样的评价，他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既是赫鲁晓夫在国内的耳目，也是他在国外的耳目，是苏联国家政权的一个具有多种任务的工具。”总之，它可以根据苏联领导人的意图采取任何行动。它远不止是一个秘密警察机关，也不止是一个间谍和反间谍机关，它还是一个进行颠覆、幕后操纵恐怖活动的工具，秘密干涉外国内政的工具。它也是苏联在冷战中进行扩张的一种侵略工具。

　　克格勃的这种身份和地位，与苏联在冷战中的国际地位和苏联的霸权主义对外政策有密切的关系，更与苏联间谍组织的历史传统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要认识清楚克格勃，就必须从它的为世界所公认的源头——“契卡”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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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继俄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之后，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以克伦斯基为首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自诞生之日起，新生的革命政权就面临着来自俄国内部和外面的强烈反抗和威胁：全国仍有2/3的地区掌握在反革命和外国干涉军手中，各地的君主主义者纠集形形色色的保皇势力，向革命政权掌握的中心地区蠢蠢欲动；而在红色政权控制的中心地区里，被二月革命推翻的沙皇政府的旧官吏、旧军官、工厂主、地主，被十月革命解散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的社会革命党人、甚至连不理解革命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旧职员等中产阶层，都对苏维埃政权持消极的不合作态度，他们秘密串联、阴谋活动，利用所有可能利用的手段，借当时的饥荒、瘟疫等困难，企图破坏、颠覆新生的革命政权。

　　异常严峻的形势要求革命政权迅速伸出两支有力的拳头：对外，坚决粉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军事进攻和绞杀，消灭所有的反革命武装力量，建立全国的统一革命政权；对内，甄别隐藏在革命政权机构中的反革命分子，严厉打击一切针对苏维埃政权的颠覆和破坏活动，惩戒消极怠工、投机倒把等危害社会安定的不法行为，肃清革命政权和革命军队内部的隐患，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就形势的严峻程度而言，这两条战线上的任务都是空前艰巨的。但相对比较之下，第二条战线所面临的局面要更加复杂、更加困难得多。对付外线的铁拳已经收拢，并开始针对既定的目标准确有力地出击，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红军。虽然，这支军队刚刚经过十月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火洗礼，但其成员中有许多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俄国陆军和海军官兵，他们的丰富作战经验与工人赤卫队和激进的军校生带来的革命热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强大的战斗力。在苏维埃政府的统一命令和指挥之下，他们很快地投入到前线，有效地挫败了反革命阵营的进攻锋芒，大大减弱了苏维埃革命政权所面临的压力。

　　　几乎在建立了红军的同时，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迅速打出另一只拳头的必要。但对付内部无形战线上的反革命，需要的将是另一种特殊的方式和手段，对此，一个近于成熟的想法已经在列宁的脑子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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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年12月10日，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给捷尔任斯基写了一张便笺，上面明确地写道：

　　　“目前，我们要以非常的措施与反革命和怠工的人们进行斗争。”

　　　就在同一天，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召集了紧急会议。在会上人民委员们讨论了列宁的指示和捷尔任斯基的报告。随后，人民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关于立即成立“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别委员会”的决议。

　　　“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别委员会”直属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由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出任这个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办公地点设在了十月革命后被苏维埃政权没收的原全俄保险公司大楼（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卢比扬卡，即现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总部大楼）内。

　　　

　　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决议还规定了“契卡”的基本任务：

　　1、在全俄罗斯的所有城市和农村范围内侦察、发现和制止、肃清一切反革命及怠工的企图与行动；

　　2、将所有的怠工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送上法庭进行审判，并制定与之进行有效斗争的策略和措施；

　　3、为有效地、成功地镇压一切危害革命政权的阴谋活动进行前期的侦察和必要的预审工作。

　　可以看出，“契卡”的工作权限范围最初并不十分显赫，不仅如此，它在组织系统的权力归属上也不十分明确。它在直属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同时，还受到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司法人民委员会的牵制。在“契卡”诞生的最初时间里，除了大量的侦察和监视工作之外，如果没有以上两个人民委员会批准，“契卡”的工作人员和下属机构根本没有判决和执行死刑的权力，甚至连逮捕嫌疑人犯的权力都没有。然而，从1918年初到1921年这短短的几年中，“契卡”的权力急剧上升。

　　催化“契卡”的职权范围和组织结构在短时间里急速膨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主要的是来自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被十月革命风暴摧毁的沙皇国家机器和资产阶级政府的残余势力趁苏维埃革命政权尚未巩固之机，在国外资产阶级势力的支持下，很快纠集了强大的阵营，对苏维埃革命政权形成了全面的包围之势，企图在短时间内将革命政权扼杀在襁褓之中。

　　1918年3月，一直游弋在科拉半岛附近海域上的英国舰队在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登陆，英美军队组成的武装干涉军踏上了俄国的领土。接着，美国和日本军队也在太平洋上组成了干涉军，4月份在西伯利亚的沿海港口登陆。外国干涉军的介入仿佛为蛰伏在俄罗斯各地的沙俄旧军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驻扎在俄国的外籍军团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各国驻俄罗斯的使领馆和形形色色的间谍情报机构也空前地活跃起来，通过各种途径、利用各种方法煽动、怂恿社会上一切对苏维埃政权深怀仇恨和不满的势力，纷纷开始从事有组织的破坏和颠覆苏维埃革命政权的活动。

　　1918年5月25日爆发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乱掀开了俄罗斯国内战争的序幕。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沙俄军队俘虏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战俘组成。在俄罗斯二月革命后，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通过外交和其他有关渠道说服了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把这一批为数几万人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战俘重新组建为几个师的外籍军团，在仍然继续的世界大战中由俄国指挥与德国作战。但是，当这支部队被派遣到前线后不久，临时政府就被十月革命推翻了。为了减轻新生革命政权所面临的国际压力，在列宁的主持下，苏俄政府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停战协定》，并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达成协议，在俄国境内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保持中立，不介入当时发生在俄罗斯各地的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并从乌克兰转道欧洲战场，继续参加对德国和奥匈帝国的作战。随着英美等国干涉部队由沿海各港口向俄罗斯腹地的推进，各国外交使团和情报机构加大了对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挑拨和蛊惑宣传。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和当地的俄国白匪相结合，成为俄罗斯国内的一支最大的反革命武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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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在苏维埃革命政权的内部发生的一系列的争论和意见分歧，政府机关尤其是一些至关重要的部门发生的有组织的怠工活动，与白军作战前线的一些红军高级将领和部队的集体叛变，日益蔓延的白色恐怖活动，也都严重地威胁着新生的苏维埃革命政权。

　　1918年7月，俄罗斯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借1918年1月布列斯特－利沃斯托克和谈失败而组织领导了未遂的叛乱。同年8月30日，列宁在莫斯科一家工厂进行演讲时遭到暗杀，身受重伤。在这同一天，彼得格勒的“契卡”主席乌里茨基也遇刺身亡。事后，经过苏维埃政府部门周密侦察得知，这一系列的事件都是有预谋、有组织、并且有着国际背景的阴谋活动。而前线变节红军将领策划的阵前叛变，造成了对苏维埃革命政权更加惨重的损失。原红军东部前线司令员、前沙俄军队上校穆拉维约夫与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组织的叛乱相呼应而在前线部队中组织叛乱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

　　穆拉维约夫的部队驻守在伏尔加河沿岸的重镇喀山，从此沿河向南就是当时苏维埃政权东部的行政中枢辛比尔斯克（后来改名乌里扬诺夫斯克），这里集中了苏俄政权在这一地区的许多重要行政机关、粮食和物资储存以及准备抵御东部白军进攻的大批部队和辎重，同时，在各级行政机关和部队中也集中了大量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喀山和辛比尔斯克地区时连接俄罗斯中心地区与西伯利亚地区的要冲地带，具有丰富军事经验和战术指挥能力的穆拉维约夫选择这里叛乱时经过了周密的考虑的。开始，穆拉维约夫利用职权，先将其认为异己的部队逐渐调出这一地区，接着，又把自己的嫡系部队分批地向这里集中，并且，下令将一些在十月革命初期产生过极大破坏作用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和社会渣滓施放出狱，使之成为一支为己所用的武装组织。

　　1918年7月10日，穆拉维约夫正式发动了叛乱。他率领部队乘船沿伏尔加河顺流直下，在辛比尔斯克登岸，占领了这座城市的火车站、邮局和电报局，包围了当地苏维埃革命政权的驻地，逮捕和劫持了包括图哈切夫斯基（即后来的苏联红军元帅）在内的当地苏维埃各级军政领导人。接着，穆拉维约夫公开宣布反对苏维埃革命政权，并且通电俄罗斯全境，在俄罗斯各界煽动继续沙皇俄国政府与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民族战争”。穆拉维约夫组织的军事叛乱行动使苏维埃革命政权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为了平息这次叛乱，红军中有几万将士牺牲了生命。而在这同一时期，与上百万外国干涉军和白军遥相呼应的大规模内部叛乱有数十起之多。打着各种旗号成立起来的反苏维埃政权的各种名目的“民族军”以极端残忍的手段杀害了无数的红军官兵、苏维埃工作人员和红色政权的拥护者，给新生的社会主义工农国家带来了破坏性的恶劣影响，对红色苏维埃革命政权构成了空前严重的威胁。

　　一道尚方宝剑：紧急法令

　　面对遍及全国的内战烽烟，面对自己身边和内部日益嚣张的敌人，全俄苏维埃的领导人们再一次地意识到，必须使用非常的手段和严厉的措施，才能使革命政权在这种空前困难和危险的历史关头保住十月革命的胜利果实，使刚刚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得以生存和发展。

　　1918年底，列宁亲笔签署了一项标题为《社会主义祖国处在危难中》的全俄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法令，向全体俄罗斯人民说明了当时严峻的国内形势，号召所有拥护苏维埃革命政权、热爱俄罗斯祖国的政府工作人员、红军官兵以及各族人民，与各级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为保卫既得的革命成就，保卫人民自己的红色政权，同革命的敌人作决死的斗争。针对隐蔽战线上已经接近白热化的残酷斗争形势，全俄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在这个法令中明确指出：“敌人的代理人、受派遣者、投机倒把分子、刺客、恶霸、反革命煽动分子、外国间谍，一旦被我抓获，应立即就地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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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项具有极大权威和效力的特别法令很快就在全俄各地得到贯彻和执行，各级苏维埃政权在领导同白军坚决作战的同时，也大大加强了对内部和身边隐蔽敌人进行斗争的力度。作为这条战线上的尖兵，全俄契卡在这一非常时期对敌斗争的权限和能力在法律及组织上都得到了空前的强化。

　　首先，对于契卡来说，这个相当于宣布全俄罗斯进入紧急状态的法令，非正式地使契卡获得了可以不经过任何审判和不通过任何司法程序即能够在无论是前线部队还是后方机关中执行死刑的权力。尽管契卡为此也作出了诸如其工作人员在因情况紧急而未经法律人民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会批准，但在执行之后须向所在的契卡组织和上一级契卡机关做出详细汇报的规定，但是，这一补充性的规定在当时你死我活的殊死斗争的条件下，几乎无法认真执行。而且，已经把生杀大权掌握在手的契卡，其他方面的权力也正在迅速扩大、膨胀，这种本来就难以产生根本性束缚作用的补充规定，在这样的特定环境之下能够起到多大的制约作用也是可想而知的了。

　　除此之外，全俄苏维埃中央和全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采取了多项具体的组织和行政措施，使全俄契卡的组织系统得到了发展和完善：

　　第一，鉴于苏维埃革命政府建立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革命领袖和政府高层领导人遭到敌人刺杀的恶性事件，全俄契卡开始对内部的保卫工作予以高度的重视。为此，全俄契卡专门建立了两个特设的组织，以担负保卫全俄苏维埃党政高级领导人的特殊使命。这两个特设的组织是特务支队和特别部队，他们都直接听命于全俄契卡。前者多以秘书、司机、随从的隐蔽身份出现在领导人的工作、居住、外事和考察等场合；而后者则更多地负责以上场合的外围环境和苏维埃政权的所有党政、财经和军事重要机关及设施的警卫工作，必要时则须参与全俄契卡领导下对较大规模的反革命叛乱、颠覆及其他直接危害全俄苏维埃政权存在和正常工作的阴谋活动的直接行动。无论从装备上，还是从人数上，后者都大大多于前者。但是，前者在对每个工作人员的个人素质要求上要比后者高得多。

　　第二，在全俄契卡的统一领导指挥下，在俄罗斯各地也建立了契卡组织，构成了在全国范围内协调打击隐蔽反革命势力的高效反应网，从而使得全俄契卡在与俄罗斯全境范围内乃至境外的所有隐蔽敌人进行的斗争中能够无处不在地发挥其特有的作用，并且避免受到来自苏维埃政权内部机关其他部门的制约和掣肘，为契卡组织在对敌斗争中创造了最大的自由度。

　　第三，1918年7月15日，根据当时全俄苏维埃人民委员会通过的一项决议，在与白军作战的东部前线建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领导对敌进行军事斗争中的隐蔽行动，重点是侦察红军内部和各级苏维埃政权内部的通敌、变节、间谍等反革命活动，把同公开敌人的军事斗争与同内部隐蔽敌人的秘密斗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随后，又在全国各地前线都成立了同样性质的特别委员会，行使相应的职权。1919年元旦，在全俄契卡总部内又专门设立了一个中央特别部，协调领导全国特别委员会的工作。2月，又把各军种内部的安全保卫工作的领导权归于这个中央特别部的统辖之下，使全俄契卡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红军的监督和控制，对当时苏维埃国家机器中持续发生的通敌、叛变等严重威胁红色政权存在和巩固的行为起到了有效的遏制作用。

　　第四，在边境地区建立了负责边境安全的契卡组织，并且在这些边防契卡的领导下建立了包括陆、海、空三军的边防部队。全俄契卡通过设立在各边境地区的契卡组织对全俄境内的边防部队实行统一的领导和指挥，同时将保护各地海关的正常工作、打击走私活动、防止国外间谍情报人员的渗透、保卫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生产、生活和边境贸易活动等任务，同抵御外国武装力量的渗透和入侵有效地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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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这些措施不仅使全俄契卡组织对敌斗争的能力和效率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有效地巩固了全俄罗斯的苏维埃政权，在强大的国内外敌人联合扼杀行动面前改善了自己的生存能力和力量对比，同时，也使全俄契卡在国家组织中确立了其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并对其后来的组织规模以及对俄国乃至苏联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方向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日益严重的前线和后方形势，又进一步迫使苏维埃革命政权在不断地加强契卡组织工作职能的同时，还注重确立其在俄罗斯社会上的法律地位。1919年6月20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又颁布了一项法令，不仅使契卡在俄罗斯社会革命的特殊具有了更多、更具体的各项特别权力，而且，还使契卡所采取的各种秘密手段甚至于某些恐怖措施进一步合法化。这项法令规定：“对于一切叛变革命、间谍活动、阴谋破坏军事和交通设施，抢夺和盗窃国家物资，纵火，隐藏叛徒、间谍和用于反革命活动的武器，利用投机倒把手段制造粮食等市场的恐慌等罪行，契卡应采取独立的、直接的有效打击行动。”同年10月21日，根据全俄苏维埃的这一法令和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全俄契卡建立了专门对上述种种犯罪行为进行审判的特别法庭。空前的政治权力和明确的法律地位使全俄契卡在俄罗斯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中扮演着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

　　烽火硝烟——在内部争论中发展

　　在十月革命之前曾经反对通过革命的暴力手段推翻沙皇和资产阶级政权，甚至不惜借党外报纸向俄罗斯社会和布尔什维克的敌人透露起义消息的加米涅夫，最早在党内提出了反对使全俄契卡权力过大的激烈批评。他认为，尽管当前处于革命以来的最严俊的关头，但是建立全俄契卡这样一个有着特殊权力的特别机构和组织体系，必然会导致布尔什维克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而且会进一步发展成为“表现在这一特别领域中的独裁行为”。为此，加米涅夫多次在有关场合对全俄契卡的工作方式和权力范围提出质疑和反对意见。1918年11月，他在全俄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一项由他组织拟定的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草案。在这个决议草案中，加米涅夫明确地提出取消全俄契卡组织和机构的要求，而建议在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只设革命法庭，将全俄契卡的所有职能和权力全部合并到革命法庭之中。同时，为了防止革命法庭的权力过于膨胀，他建议在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再设立一个特别的工作委员会或小组，用来监督和领导法庭的工作。

　　另一个积极反对建立和加强全俄契卡组织的人物，是全俄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第一任司法人民委员施坦因贝格。信奉自由民主主义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人施坦因贝格是一个推崇资产阶级民主和法制的理想主义者，他坚信，在一个新政权建立的最初时期，必须全力保障社会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实行，任何凌驾于法律和执法机构之上的组织及其行为无疑都是对新生革命政权的法律地位和执法威信的动摇。在内外敌人夹攻的严重时刻，最有效的手段应该是、也只能是加强立法和执法的力度，使苏维埃革命政权的国家机器尽快有效地、正常地运转起来，除此之外的其他应急手段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应努力健全苏维埃革命政权的各项立法制度。同时，施坦因贝格主张积极促进新政府的各个部门和所有工作人员学会运用法律、规章从事各自的本职工作以及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

　　很显然，全俄契卡的建立及其组织和工作权限的不断扩大使施坦因贝格十分不满，因而他在为全俄苏维埃司法人民委员会起草的许多文件中，都有意识地要对契卡组织的权力和活动加以限制。并且，在一切可能的场合，他都要与列宁、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等有关的全俄苏维埃中央最高领导人们据理力争，反复陈述和强调自己的观点，丝毫不留情面地批评革命领袖们对全俄契卡这样一个非常时期的秘密警察组织的许多超出其工作权限范围的行动的默许和支持。同时，施坦因贝格也充分地运用他手中的权力，尽可能地限制和约束全俄契卡在与内部和外部敌人斗争中的“不得体的行动”。并且强调，一些全俄契卡经手的重要案件在其侦察、审理和判决过程中，必须经过全俄苏维埃中央司法人民委员会乃至全俄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的讨论，在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处理意见之后，契卡才能按照这些有关的决议去执行，然后再把他们经手的案件交给革命法庭去作最后的审理和判决。而没有经过以上这些程序的做法，不管契卡组织和他的领导人能够拿出什么样的充分理由，在施坦因贝格和全俄苏维埃中央司法人民委员会的眼里，都是属于非法或者越权的行为。为此，施坦因贝格多次签署命令，下令释放契卡手中的一些他认为“不符合司法程序”的被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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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一个充满内部压力的环境中，全俄契卡开展的工作自然是十分困难的。为了使契卡组织能够不受各种繁琐法律和规章制度束缚的高效率的秘密工作系统，它的领导者在苏维埃革命政权内部作了许多艰苦的工作甚至斗争，最终赢得了来自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最高领导层的支持。

　　列宁首先以鲜明的立场和态度支持全俄契卡的存在和工作，他向那些对使用严厉手段甚至残酷措施对付外部敌对破坏活动和内部潜在的变节行为持不理解态度的人们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他将当时革命与反革命两大阵营之间的残酷斗争比喻为两个正在进行殊死搏斗的角力者，向对方实施的每一次打击时，所想到的只是如何将对手击败，而不可能来得及考虑到是否伤害着自己。列宁对全俄契卡的工作予以了相当的关注，他时时了解由全俄契卡掌握处理的几个重大案件的侦察、审理情况，对契卡组织在反对敌人破坏和内部工作人员怠工的工作中取得的明显成绩不失时机地予以表彰。有时，当全俄契卡在可行使职权范围内进行工作的过程中，与全俄苏维埃中央司法人民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会等有关政府部门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一些领导人发生冲突和矛盾时，列宁不得不为此作出必要的解释和申辩，必要时甚至出面直接干预。但是，列宁对于限制契卡职权范围的要求和决定并不提出公开的反对意见，他要求全俄苏维埃的有关委员会和地方的各级政府机关要对契卡的一些重大活动有所了解。同时，他也不断地提醒全俄契卡的主要领导人在重大的行动之前应该主动地与这些委员会和地方政府的领导进行必要的沟通，以取得他们的支持。

　　经过了这些微妙而激烈的斗争，契卡组织在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不仅初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且其组织系统也得到了空前发展的机会。到1918年底，就其组织规模而言，全俄契卡已经远远超过了对付苏维埃革命政权建立初期时混乱的多达3.1万人。它的职权范围包括监视苏维埃政权内部和国内居民潜在的破坏行为，防范所有形式的有组织的秘密阴谋活动，为此还设立了专门的秘密政治局，并且在军队内组建了秘密特务局。同时，针对交通、通信和出版等部门也成立了专门的监视和检查机构，而且，各地的契卡组织中还设有由专人负责的单位，对当地宗教活动进行控制和干预。全俄契卡国外局的成立，将从事搜集俄罗斯境外政治和军事情报、遏制西方国家对苏维埃国家的有组织颠覆和破坏活动、监视和分化流亡在国外的苏维埃敌人的反共活动等，统归于全俄契卡的管理之下。从此，契卡组织不仅在俄罗斯境内，而且在世界上成为一个几乎无所不在的庞大的秘密警察和间谍情报组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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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苏联国内战争的胜利结束，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反苏维埃政权的浪潮终于被暂时平息、遏制下来，对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持怀疑、抵触态度的旧知识分子、政府职员、工商业主和广大自耕农也都基本改变了态度。苏维埃革命政权得到了十月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巩固和发展，在俄罗斯多数城市的工业化建设已经开始初步恢复，在广大农村中也在酝酿着生产集体化运动，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各项事业逐渐转入正常的和平建设轨道。显然，如果继续保留全俄契卡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秘密警察组织已经再没有十分的必要，当年的一些反对者在这个时候又不失时机地重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为了适应国内战争以后新形势下苏维埃政权发展的需要，也为了不至于使得苏维埃阵营内外的反对者们得到更多的口实，以至于影响刚刚取得的全国稳定局面和工农业建设成果，对苏维埃革命政权的秘密强力部门进行某种组织上和形式上的改组已经势在必行。为此，1922年2月6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颁布命令，向全体俄罗斯公民宣布撤销全俄契卡组织。

　　撤而不销——权宜之计

　　从整体苏俄特殊强力部门和机构演变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全俄契卡组织的撤销并不意味着俄国苏维埃革命政权改变了观念，秘密警察机构从此在苏俄历史上销声匿迹。其实对于被取消的全俄契卡的各级组织、机构及其众多的工作人员来说，他们所面对的只是对这支特别任务机关和队伍的一次全面改革，而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撤销全俄契卡的一纸命令，也只不过是对这场改革的一个序曲。

　　实际上，在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中央领导人看来，对于苏维埃革命政权的反革命包围不仅远远没有被打破，而且，内战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更加广泛的反苏阵营。所有与苏维埃革命政权作对的反革命活动尽管没有内战时期那样嚣张、猖狂和明显，但是其方式变得更加隐蔽、狡猾。同时，在这些敌对活动后面所反映出来的国际背景，也一点不比内战时期表现得简单。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领导人明确认为，与这些依然围绕着、针对着苏维埃革命政权的存在而发生和发展的更加隐蔽的敌对活动进行卓有成效的斗争，是布尔什维克党和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在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必须确保完成的另一项至关重要的历史使命。自然，在这条特殊战线上占据优势并进而取得胜利的最基本前提，就是建立一支从个人素质、组织体系到技术保障等诸方面能够胜任这种特殊斗争的基本队伍。如果说对这支队伍的要求与内战时期的全俄契卡有所区别的话，那就是要求它更加精干、更加隐蔽、更加灵活。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撤销了契卡组织之后，随即成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rny）和民警机构。

　　苏俄国家政治保卫局接收了契卡组织被撤销后的大部分工作人员，但是却没能够全盘继承内战时期全俄契卡所拥有的权力。国家政治保卫局与民警总局都归属于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领导，其权力范围与契卡相比受到很大的限制。来自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法令规定了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几项基本的职责：

　　1、监视、侦察和镇压隐蔽的反革命及匪帮有组织的犯罪活动；

　　2、保卫国家的交通、通信线路和重要枢纽；

　　3、保卫苏维埃国家的边防和海关，与越境的犯罪行为和走私活动作斗争；

　　4、侦察、破获境内针对苏维埃国家的间谍活动等。

　　在人民委员会法令的规定之下，作为苏维埃国家新的秘密警察组织，国家政治保卫局再没有独立处决罪犯的权力，但为了反对国内和国外隐蔽的敌对活动和潜在的颠覆破坏活动，它仍然继承了全俄契卡广泛存在于全俄社会各个重要部门之中的特点。

　　1922年，俄罗斯等各苏维埃共和国联合组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苏联。随着全俄国家机构的变动，国家政治保卫局也因此而改为与内务人民委员会平级的国家政治保卫局（orny）。这样一来，苏俄政治秘密警察组织又一次摆脱了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直接管辖，在未扩大其法律规定职权范围的情况下，提高了在国家政府机构中的地位。在1932年通过的苏联宪法中，用专门的章节规定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义务和行使的权力的基本原则。在这部苏联宪法第61条中所规定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职责是：“与苏维埃联盟的其他执法机关共同协调工作，维护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团结，同在政治、经济领域中与苏维埃联盟为敌的反革命分子、匪帮以及间谍活动进行不懈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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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通过的苏联新宪法还明文规定，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中将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主席保留一个固定的席位。这样就以法律的威严确保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在执行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领导人赋予的特殊使命时不再受到行政与司法程序运作的束缚。

　　自全俄契卡被撤销之后，从1922年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到1923年后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其最高领导人仍然由捷尔任斯基担任。这位红色秘密警察的创始人一直不折不扣地执行着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共产党（布）中央的一切指示，使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成为保证党中央各项政策得以贯彻至每一级基层组织的有效系统，直到1926年他因病逝世。

　　捷尔任斯基去世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领导职务由维亚切斯拉夫·鲁道夫维奇·明仁斯基继任。20年代末期，随着国际斗争形势的复杂变幻和苏联国内政局的发展，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权力范围和其在国家政权机关中的地位又渐渐上升了。这时，在苏联的广大农村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合作化、集体化运动，来自民间的不满情绪不断集聚、扩大，以至对这场规模宏大的运动形成了空前的阻力。1929年12月2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了一项严厉的法令，要求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也投入到保卫在大多数乡村进行着的合作化和集体化运动的工作中去。1930年4月7日的另一项法令，把苏联的边防部队和在各地设立的众多劳改营也都归属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管辖范围之内。同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以不同面目参与了对苏联新闻、出版、电影等各种媒体的监督和审查。

　　“肃反先锋”——剑与盾的功能交替

　　1934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明仁斯基去世。在这一年的7月10日，根据斯大林起草的苏维埃国家联盟又一项法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改组维国家安全局（rnrb），并且将这个包括对内进行政治监督、对外进行反间谍渗透和情报侦察的秘密警察组织再次归属于最高苏维埃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之下。曾经担任过明仁斯基副手的根里赫·戈里高里耶维奇·雅戈达被任命维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除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之外，在内务人民委员会之内还设立了另一个专职的总局，用来专门管理边防部队、内卫部队、民警、集中营和劳改营，甚至在国民经济的一些重要部门的企业和交通运输部门中也设置了分支机构，用来负责这些系统的反间谍和安全工作。

　　12月1日，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遇刺身亡。斯大林借此开始大肆运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秘密警察力量和手段，对所有异己人物和势力进行无所不至的监视和调查，随后，以彻底剪除为目的而大加杀戮。首当其冲被蒙上不白之冤的是布尔什维克的早期革命活动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到1935年1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司法人民委员会以参与谋杀基洛夫的罪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进行了旷日持久的“精心审判”，并于1936年8月将他们处决。

　　1936年，雅戈达因为“不能胜任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集团的斗争”而被斯大林免去了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先是改任邮电人民委员，其后不久，他被当作了布哈林的同谋而被指控为反革命杀人犯和外国资产阶级的间谍而被解除了职务，在经过司法人民委员会形式上的公开审判之后，就被他当初的下属枪决了。

　　在雅戈达之后继任内务人民委员会领导职务的是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叶若夫。后人关于叶若夫的描写都不免带有几分神秘而生动的笔触：这是一个身高只有1.54米、言行不同常人的“冷血侏儒”。

　　内务人民委员会不仅没有因为其领导层的换马而中止在苏联全国范围之内的大规模清洗，而且，在叶若夫“明智地吸取了”他的前任最终身败名裂的教训之后，更加变本加厉地运用斯大林赋予他本人和内务人民委员会几乎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庞大、高效的组织体系，继续推动着这场波及整个苏联所有角落的运动。叶若夫比他的前任更加“具有创造性地”执行着对苏联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的整肃，主要表现于他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揭发党和革命的敌人”的告密运动，并以此结合秘密监视、侦察和刑讯逼供等手段，使整个苏联从国家党政的核心机构，到边远的集体农庄，不论是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还是文学、艺术界的著名作家、演员，几乎人人自危，对谁都不敢相信，包括自己的家人和最知心的朋友。他在对国外加强情报侦察的同时，将许多当时著名的苏联驻西方国家的外交官也列入了他的清洗名单。为了加强对国外渗透派遣工作的管理和指导，1936年9月，叶若夫特别建立了“特殊任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