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节选自费正清《中国的传统与变迁》第一章~
介绍下这个大师级人物：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世界上最负声望的中国问题观察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中国研读、旅行、教学。1955-1973年费正清担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并担任哈佛的希根森（Francis Lee Higginson）历史讲座教席。直至他逝世前（1991年），他领导着美国的中国问题的学术研究。当今美国诸多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皆出于其门下。在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前夕，两国高层领导人案头摆放的就是他的《美国与中国》。 费正清的主要著作有：《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观察中国》（China Watch）及《中国：传统与变迁》（Chin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等。主编了《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费正清是美国也是世界上最有声望的汉学家。他的著作及其主要观点代表着美国主流社会的看法,对几代美国学者和政治家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第一章的题目是中国概况，但实际上是中西对比了下，从地理，历史，种族等等角度，还是很不错di~
关于中国，西方人起码应该知道，首先它是一个人口大国；其次，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迥然不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亦与西方生活方式千差万别；第三，他们正经历着一场迅猛的发展与变革。论人口、论国力，古代中国与罗马帝国相坪。今天中国人口达13 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 / 5 到上/ 4 。近几年来世界迅速“变小”，与这么庞大的一群人打交道显然将会深刻地影响西方人的生活。1941 年以来中国国内与边境上的三次战争已使美国人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中西方之间的和谐相处需要以相互谅解为基础。但谅解又必须以理解对方的风俗、思想及自我表现方式为基础。要做到这一点，远观式的了解是不够的。中西间的文化差异太大了；自上一世纪以来日渐频繁的接触当然有助于弥合这一差距，但某些其他因素反而扩大了这一分歧：首先是中国人高涨的民族意识与爱国精神，其次为中西物质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再者就是中西对于战争的不同体验。部分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偶然性原因，西方人口与自然资源之间形成一种远远优于中国的平衡，而这一经济上的差距就铸成了（有时甚至还扩大）两种文化间的差异。尤其是美国，从未像中国那样在本土经历过战争，美国人的生活变迁属于循序渐进式而非革命性的突变，因此无论是其文化传统或其当代生活，均与中国人大相径庭。
了解中国并不仅仅是为了发展和平。对于艺术、文学、哲学和宗教领域的人文学者来说，中国的传统社会是西方文化的一面镜子，它展现出另外一套价值和信仰体系、不同的审美传统及不同的文学表现形式。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中国在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及历史学方面的文献记载，就某些时代或某些领域而言，远比西方丰富、详实。
通过中国历史可以最好地了解中国，这是因为：与其他民族相比，中国人更爱从历史角度观察自身，他们强烈地感受到传统的存在，通过历史我们就能按中国人了解自身的方式来了解中国人。其次，通过研究中国人审美、认识和制度的衍变，最可以看出他们在这些方面取得的独特成就。这与中国的现状不能混为一谈。只有在中国历史长河的背景下，我们才会发现其运动的方向并对目前在中国发生的一切有所了解。
当代中国变革转型的根本原因，主要源自西方的新兴力量与本土传统习惯及思维方式之间的冲突互动。本书因之亦分为两大部分：3000多年来中国传统文明在相对隔绝的状况下的衍变，及自近代以来作为对现代西方社会的回应，这一文明所经历的变故与转型。
一、东亚的土地、民族与语言
中国是所谓东亚文明的母源与主体。当欧洲人首次由西向东远航到震旦（Cathay ）、日本和印度时，他们很自然地将这些地区通称为“远东”。同样，如果美国人西跨太平洋到达这些地区，也会把这些地区称为“远西”。不过对当地人而言，这些地区既不“东”、又不“西”，更谈不上“远”。一个较好的术语是“东亚”，因为它排除了陈旧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
中国在东亚拥有辽阔的幅员，又长期在这一地区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研究中国必将涉及整个东亚地区。在本章以下的篇幅中，我们将首先探讨中国的东亚背景，进而再对中国的地理、传统经济与社会作进一步的研究。
“东亚”有三种含义：在地理上指亚洲被高山大漠一分为二的东部地区；在人种学上指蒙古人种（爱斯基摩人与美洲印第安人除外）的栖居区；在文化上则指深受中国古代文明影响的地区。最后一个含义所指最狭，除中国之外只有日本、朝鲜和越南，并未把以下另外两大地区包括在内：其一为中亚地区，特别是蒙古、新疆和西藏，该地游牧民族的历史通过商业、战争和占领已与中国的历史融为一体；其二为东南亚地区，该地文化似乎更多地受到印度的影响，不过近几个世纪以来，该地区与东亚在经济、文化和军事战略上的联系亦日渐紧密。
自然环境
东亚文明和人类的其他几大文明相互隔绝而自成格局。高山大漠把东亚和其他地区隔离开来，因而东亚发展出一种大体上保留至今的独特文化范式。如世界各国的现代文字均脱胎于西亚的字母文字，唯有东亚的文字― 汉字完全是另外一套体系。
西方文明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等几个相互密切联系的地区发展起来的。它扩展到欧洲大部、北非、西亚后才一分为二，即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印度河流域（现巴基斯坦境内）是古代文明的第二大中心，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27 年入侵这一地区亦证明西方和印度在古代就有密切的联系。
作为古代东亚文明摇篮的中国北方地区几乎完全与世隔绝：东边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西边是1 万多英尺高的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以及从这世界屋脊延伸出的崇山峻岭；北部是大片的中亚大漠荒原，气候寒冷恶劣，在驯化马和骆驼之前人迹难至；而南部是更加不利于交通的山地丛林。在这种地理和气候条件下，古人的活动受到很大的限制。甚至在今天，从西伯利亚到马来西亚也只有两条铁路及若干公路可通。
气候对东亚的文化也很有影响。欧洲和西亚的气候主要受大西洋控制，降雨大多发生在春秋两季。北欧日照较短而地中海和西亚地区降水较少。因此，欧洲和西亚并不讲究深耕细作，一般每年只耕种一次。和印度一样，东亚的气候主要受亚洲大陆影响。冬季，中亚上空的干冷阴沉气流南下，在亚洲南部与东部边缘地区形成干冷天气；夏季正好相反，中亚上空的气流受热上升后，潮湿的海洋性气流取而代之，在大陆边缘地区形成大量降水，受这些季风的影响，东亚和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在生长季节中有充沛的降水。充沛的降水，再加上低纬度地区惯有的高温日晒，这就使得深耕细作和作物一年两熟成为可能。
这种特殊的气候使东亚的农业生产方式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东亚的许多畜牧农作物，像水稻、大豆、鸡、水牛和猪，似乎都来自暖湿的东南亚地区。在西方，牧养牛羊成为经济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而重视精耕细作的东亚地区较少使用畜力，他们更多是依赖人力。小麦是西方的主要谷类作物，而在东亚及印度大部分地区却是水稻。水稻十分适应水田种植及该地区潮湿的夏季气候，亩产量也远远超出小麦，因而能养活更多的人口 。这样，从农业上我们就看出，东亚、印度与西亚、欧洲的人口与土地的比例大不相同。甚至到现代社会后，工业化进程大大增加了欧洲的人口，当时处于前工业时代的东亚和印度的人口密度仍是遥遥领先。
民族
亚洲在地理上一分为二，东部的大部分地区是蒙古人种分布的区域，而以西（包括印度大部分地区）为伊斯兰文明地区及白种人（高加索人种）西方文明的家园。黑种人则不规则地分布于南部非洲、亚洲南部边缘及美拉尼西亚群岛等地。
人类各种族的起源仍是一个未解之谜。1927 年在北京附近发现的“北京人”是今天东亚人的祖先之一。他们生活在公元前40 万年以前，能制造工具，会用火，并以狩猎为生。“北京人”具有某些蒙古人种的生理特征。最近又发现了蒙古人种更早的祖先“蓝田人”，他们距今约有60万年。
东亚文明产生之初，蒙古人种已经广泛分布于该地区。他们四肢较短，这有利于保持体温，他们眼睑狭窄、下垂，这使他们避免了积雪折射的损害；有人认为这是适应其栖居地东北亚寒冷气候的结果。他们的肤色和白种人一样随地区不同而有深浅的变化，如北方肤色为淡黄，南方如印尼则为深棕色，这无疑也是环境的产物。另外，蒙古人种毛发平直，呈黑色，面部较为扁平，眼睛为黑色。
蒙古人种并不仅见于东亚地区。有些北上西迁，有些进入北美（如较晚的爱斯基摩人），而像美洲印第安人则被认为是假道阿拉斯加从西伯利亚迁徙而来。考古发现推测，东亚北部与中部的蒙古人种先民不断南迁并向外扩展入海，像大约700年前泰人从中国西南迁至今天的泰国，就是上述大迁移的一部分。
不过蒙古人种也并非这些地区的唯一栖居者，东亚边缘边区还有不少其他的种族存在。如现居日本最北端的阿依努人（虾夷族），便具有许多高加索人种的体貌特征。例如他们毛发旺盛，这使他们与蒙古人种构成鲜明的区别。
汉语
东亚和欧洲一样，按语言分为若干民族。人们通常错误地认为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但事实上，讲汉语、日语的民族和讲德语、匈牙利语的民族一样都不止一个。
汉语（或汉藏语系）是东亚最大的的一支语系，与分布在欧洲、伊斯兰一印度文明区域的印欧语系可以等量齐观。汉藏语系各语种主要分布在东亚中部，包括中国的中原地区和西藏、泰国、老挝、缅甸大部，可能还有越南。除了西藏人以外，他们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便定居该地，均以耕种为生，这与游牧为生的古印欧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汉语是汉藏语系中最大的一支。讲汉语者有文字记载以来便生活在中国北部，后通过迁移逐渐扩散开来，并在文化和语言上同化了当地的部落集团。他们逐渐古据了整个中原地区，后来又控制了满洲、内蒙古大部、新疆部分地区、台湾大部及东南亚一些地区，尤其是马来西亚（今天中国人口该国人口的40 ％强）和新加坡（该国人口绝大部分是中国人）。
在扩张中汉语分化为彼此不易了解的几大方言，其差别一如西班牙语与意大利语、瑞典语与德语之间的差别。其中“官话”(mandarin ）作为母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它的变体广泛分布于华北、华中大部及西南地区。自上海至越南的沿海地区的语言，通常被误称为“汉语方言”，但实际上与“官话”大有不同，这些方言包括吴语、闽语（又分为福州话与厦门话）、客家语与粤语。台湾与东南亚华人区主要便用这些语言，其中粤语更是美国华人区的通用语言。
阿尔泰语及其他语族
汉藏语言区以北的蒙古语既非汉语，也不属于印欧语系，而是得名于境内阿尔泰山的阿尔泰语。讲阿尔泰语的各民族与古代印欧人一样是养马牧羊的游牧民族。他们四处迁徙，有的民族甚至完全脱离了东亚。土耳其语、蒙古语和通古斯语一般被认为是阿尔泰语族的三种主要语言。操土耳其语者现居土耳其及中亚的大部分地区，尽管他们大多已具有白种人的血统，蒙古人居于蒙古大部及中亚、西亚若干地区。讲通古斯语的民族如满族，一度是满洲及西伯利亚地区的主要居民。山于朝鲜语与日本语在结构上与阿尔泰语极为相似，朝鲜人与日本人有可能是东进农业地区之阿尔泰人的流民。
南亚语系是东亚第三大语言，它包括马来西亚语、印尼语、菲律宾语及台湾土著语言。至于柬埔寨语，则很有可能属于另外一个语系。
在古代，印欧语使用于东亚西北部的一些农牧地区。公元9 世纪时的新疆人为白色人种，讲伊朗语或现已绝迹的某种印欧语言，由于讲上耳其语的民族不断向西迁移，最终这种语言就消失了。这样，东亚的印欧语言特征在1000年前就绝迹了，直至近几个世纪前，随着俄罗斯在西伯利亚的殖民才又重新引入东亚。
二、中国的地理环境
与西方和印度相比，中国在地理上很不统一的，因为它缺乏地中海或广阔的平原所提供的便利交通。中国的华北平原远远小于印度北部的平原，更不用说北欧大平原和北美的中西部大平原了。
相互交错的两大系列山脉（从中国西南向东北延伸到山西、满洲西部的山系；与之平行，从广东经长江流域到山东半岛、中朝边境的沿海山系。）把中国分割为好几块。与之相交的有三条平行山系，彼此相距差不多远，自西祖东而入太平洋。南端的山系正好是广东境内的珠江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分水岭；北端是东西走向的山脉将华北与蒙古高原分割开来；两者之间的秦岭是藏北昆仑山脉向东的延伸，为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之间的分水岭，并同淮河一道成为中国南北方的分界线。山系交错形成若干独特的地理环境，为经济和政治的统一造成不少困难，并且对军事战略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河流
中国的江河为人烟稠密的山村提供了水源。黄河全长2700 英里，进入离入海口约500 英里处的华北平原后，它流经一大片冲积平原，这时河流坡度很小，每英里不过1 英尺的落差。夏季山洪泛滥，携来大量黄色的淤泥，黄河即由此而得名。由于黄河水道不定，中国统治机构自上古时起，就不得不通过筑堤来固定河道。结果，这条灾难之河往往在离地10 至40 英尺高的河堤中穿行，河堤只要有一处决口，就会造成方圆几百英里内几英寸到几英尺不等的积水，对几百万农民的生存形成威胁。水灾过后多年才能重新种植庄稼，而饥荒亦每每随水灾而来。这个老大难问题，直到1949 年后通过植树造林和修筑堤坝才开始得到解决。
长江比黄河更大，全长有3200英里，其流域与降水量均为黄河的两倍。与黄河不同的是，长江可以通航，在适当的季节，万吨汽轮可航行630 英里到达汉口，小些的船只还可继续通航1000 英里。雨季到来时，河水从汉口上游的三峡以每小时14 英里的速度涌向下游，这时就需要特别的汽轮才能通航。长江支流众多，每年携裹大量的淤泥入海，而长江三角洲则以每70 年1 英里的速度不断扩张。长江下游的几个大湖起着水库的作用，但即便如此，每逢雨季到来之时，内外堤的水位落差亦可能高达4O 英尺一50 英尺，因此洪灾并不鲜见。
气候
中国大部分的国土都在欧洲以南，像北京的纬度低于那不勒斯与马德里，而广东的位置则与撒哈拉沙漠大致相同。中国比美国东部纬度要低，北京、上海、广州大致与费城、莫比尔、哈瓦那相对应。中国地属亚洲大陆，大陆性气候明显，与美国同纬度的地方相比，冬季偏冷，而夏季也更为炎热些。如北京，7 月份的气温酷似开罗，1 月份又同斯德哥尔摩一样寒冷。
干冷的大陆气团与海洋性气流在中国交汇时便产生了每年主要的降水。夏季时这股海洋性气流深人内地，有时还会到达蒙古。南方大部分地区每年降水达60 多英寸，不仅可以灌溉稻田，也有利于航运。长江中下游地区内河航道密布；与之相反，西北地区每年的降水量不足灌溉作物所需的2O 英寸，也几乎无内河航运可言。秦岭是一条重要的气候分界线。秦岭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超过4O 英寸，足以维持养活全国2 / 3 人口的稻作经济，秦岭以北则是干燥的黄土高原。另外一条分界线是原为抵抗北方阿尔泰语系游牧部落入侵而修建的长城，它将中原农业区与其北部降水不足以发展农业的草原地区分为截然不同的两部分。
地质学家们推测，冰川期晚期时亚洲内陆来的大风把细腻的黄土吹到中国西北大约10 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黄河每年在华北平原淤积的就是这种黄土。幸而这种黄土比较肥沃，其中所含的矿物质在降水稀少的地区并未流失掉。尽管如此，北方地区仍经常会发生饥懂：作物生长期太短，降雨太少而且极不稳定。北方农民在用上电泵之前，常常面临旱灾的威胁。在过去的1800 年中载于史书的饥荒不下1800 起。
南方由于降雨较多，水土流失现象比较严重，而且，南方的高地中只有15％的上地是宜于栽种的平地。不过南方大部分地区都可种双季稻，这里的人口密度高于北方，生活水平也稍为高一些。
三、中国的传统经济与社会
农田一直是中国的最大自然资源。因此不难理解，气候与地势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形成具有很大作用。尽管中国的史书和别国一样，往往忽视普通人的生活，我们还是不难总结出典型中国百姓生活的几点特征。第一，中国的耕地只有美国的一半，却要养活几乎四倍于美国的人口。80 ％的农业人口生产出的粮食只能维持其余20 ％人口的生存，除了猪和鸡，他们还未学会畜养更多动物来提供食物。由于缺少牲畜，农民主要依靠人粪即所谓“夜土”来给庄稼施肥。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中国的农业也是一种充满了风险的事业。其次，中国的经济生活属于严重依赖人力的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耗费了大量人力，以种稻为例，必须把稻种密密地播在苗床上 ；而在主田里收割冬季作物后，又需耕地、放水准备插秧，1 个月后稻秧长到大约8 英寸高时，又得花费人工将它们插种到主田里，整套工序大致和美国种植小麦、玉米一样，都需用手操作。因此，推行机械化是很困难的，因为这样一来就很难安置节省出来的劳动力了。
同样，著名的丝织业也需要投人无穷的人力。一磅刚刚孵化出的蚕总数约有70 万条，人们采来桑叶喂它，经过五周的精心呵护后便进入成熟期，这时原先一磅重的蚕可重达五吨，在此期间消耗掉的桑叶则有12 吨，但最终产出的丝只有150 磅。半机械化的剥茧抽丝不过是这种耗费人工的程序中最后一个环节。中国南方的另一传统家庭工业― 种茶，其拣选、分类、烘焙、再拣选、再分类、再烘焙直至包装一整套工序也需要类似的人力投人量。
通过人力汲水、灌溉的辘护或水车亦集中体现了这种经济方式的劳动密集型特征。再如运输，无论是登山用的滑竿、平地上的手推车，或是水路用的灿板、城市中常见的轿子（近代代之而起的是黄包车和三轮车）, 也全都是劳动密集型的。直到今天，在中国，一辆自行车和一辆摩托车载的人数也相差无多。
中国农业自古就在每小块土地上投人大量的人力和（如果有可能的话）水。拥有土地因此成为一切经济奋斗和投人的主要目的。土地制度与农业赋税世世代代都是让官员和平民们大伤脑筋的事情。而且，由于农民缺少资本和贮存设施，只能听任中间人贱买贵卖，忍受每月二分甚至更高利息的高利贷盘剥。这就加深了剥削的程度，农民们可能会不得不把收成的一半都交给地主。如何把农产品运往市场也一直是个问题。典型的做法是分散型贸易，即各村都在当地的集市上进行以物易物的贸易。集市及周围脚程以内的村庄形成的贸易单位极易受到天灾（如水灾、旱灾）的破坏，但在正常情况下，一般总还能维持下去。因此，面对战争、入侵和各种社会变革，这种传统的集市与乡村经济总能依靠其自发、自足的特性并连同其惰性通过固定的渠道保留下来。尽管近几十年来的革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如水库、更多的引水渠、电泵、植树造林及作物改良等等，但这仍不过是重新塑造中国人生活的一个开端。
社会传统
尽管对中国这么一个庞大、古老而多样化的社会作出几点概括往往会产生误导作用，但对外国观察者来说，仍须牢记以下几点：首先，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人、政府或教会。每个人的家庭都为他提供了主要的经济支持、安全、教育、交际及娱乐活动。通过祭祖，家庭甚至还是个人宗教感情的重心所在。在儒家所说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中，有三种属于亲属关系。中国的伦理体系并不指向上帝或国家，而是以家庭为其中心的。
中国的亲属关系涉及上下五代，庞杂无比。一家老少数代同堂为其理想模式，但这往往只有富裕人家才能做到。典型的中国家庭一般大约有五口人，与西方家庭其实大致相似。
中国的家庭中，上下尊卑有着严格的区分。每个人在家里的地位都取决于他的出身或婚姻，因此在中国有一整套繁复的专门术语来称呼各种亲戚关系。父亲是一家之主，他至少在理论上控制着家里的财产并决定子孙们的终身大事。所谓“百善孝为先”，就说明了这种个人对家庭的服从关系。家庭包办婚姻（这时老练的媒婆正好大显身手）则再明显不过地象征了这一点。婚姻不是个人的结合，而是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结合。传统上妇女嫁前从父、嫁后从夫、夫死从子。寡妇不得再嫁，而男人却能三妻四妾。除了嫁妆，妇女无财产权可言，婚后也必须作为外来者低声下气地在婆家度日。改变这一现象在日后一也是中国现代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西方那种多元社会里，各种社会力量，如教会与国家．资本与劳动力、政府与企业，都通过法制以获得有机的平衡。而在中国，社会行为规范却来自家庭制度本身所蕴含的忠贞诚善等个人品德：法律是进行竹理的必需厂具；而个人道德却是社会的基础中囚社会远未因为法律观念薄弱而导致无政府状态，恰恰相反，它靠孺家思想紧密地结成一体，可以说，这种伟大的伦理制度比法律和宗教在西方所起的作用还要巨大。正如所有的大型农业社会，中国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权力和荣誉鸿沟。中国社会传统上分为由高到低的士、农、工、商四个等级。作为教育阶层的“士”应该具有高尚的品德，他们同父权家庭一道，通过执行最高权威― 皇帝的命令，统治着公众生活大大小小各个方面，并为我们留下卷恢浩繁的史书― 自然它们是从当朝的角度来写的。
[ 本帖最后由 玫瑰 于 8.8.2007 18:31 编辑 ] |
狗仔卡
发表于 7.8.2007 20: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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