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化到欧化：日本明治精神的构造过程 zt

大银猫

日本历史上，有两次变革，一次是“大化改新”，向唐朝学习，可谓“汉化”；另一次是“明治维新”，向欧洲学习，可以说是“欧化”。唐朝离我们远了，暂且放下它不谈，来谈谈“欧化”。 <br /><br /> <br /><br />　　日本的近代化，总起来说，就是“欧化”。从思想史来看，它有一个特点，那些所谓“欧化”者，其实都是儒生，都是从“汉化”进入“欧化”的，也都尝试过使西学“汉化”的苦涩滋味。 <br /><br /> <br /><br />　　不过，日本“欧化”，终于“化”出来了，可汉文化，非但没有“化”出来，反而把许多近代因素，都“化”进去了，变成了“古已有之”，然后再反刍出来，那文化的味道，还是“汉化”。例如： <br /><br /> <br /><br />　　西方科技发达，就有“西学东源”说出来，指出科技源于《考工记》，可惜在本土失传，跑到西方去开花了；西方传来民权思想，就有人从《诗经》里面，找来“民主”一词对译，“民主”的本意是“王”，民王多一点是民主，民主少一点是民王，用这样的“损益”法，将舶来之学，统统“化”了进去。 <br /><br /> <br /><br />　　这样的例子很多，汉文化沼泽之深，于此可见一斑。但汉文化并非黑洞，它也有输出，输出过汉字和儒学，形成了“中国”和“天下”———汉文化圈。日本“汉化”以后，成了汉文化圈里一员。 <br /><br /> <br /><br />　　同样从中世纪进入近代，同样以儒学治理国家，同样都在“欧化”，为什么日本的儒生，就能从儒学里面“化”出来，脱“汉”入欧，而中国的儒生，却还是一如既往，在继续“汉化”呢？从张之洞到李泽厚，一个多世纪了，汉字思维还在“体”与“用”中，延续其惯性，将“中体西用”，换成了“西体中用”，换了个位，又回到了老命题。从老命题里，能“化”出什么来？还有新儒家，老是要从原教旨里面，汲取现代性的源泉，从儒家传统中，获得庇佑和资源。以自由为内圣，以民主为外王，其意虽在使“内圣外王”，向现代性开放，但结果却相反，反而使现代性，“化”入了儒学传统。儒学毕竟是帝王学，其“仁民爱物”之意，说到底，也还是王权主义。五四以来，我们自以为在“开新”，救亡与爱国，启蒙与革命，可到头来才发现，不管我们多么激进，怀有多么崇高的信念和激情，我们还得在“汉化”的怪圈里，继续修补“内圣外王”的老例。 <br /><br /> <br /><br />　　最早觉悟这一点的，是日本明治时代的思想家们，福泽谕吉，第一个看透了儒学思想和汉语文明。“汉化”还是“欧化”？他选择了后者。他认为，“欧化”，就是“文明开化”，就是“人的解放”，首先是“人心解放”———“文明开化”；其次是“人欲解放”———“殖产兴业”。这两方面都解放了，才算“一身独立”，才有独立人格；从“一身独立”发展为“一国独立”，而有独立的国格，这样，他就把国家独立的理想放在了个人主义的基础上。他在《自传》中，“将东洋的儒教主义和西洋的文明主义比较”了一下，发现儒教“缺乏的东西”有二：“在有形的方面是数理学，在无形的方面是独立心。”而这两点，恰恰就是西方文明的特征。对于孔子，他很不以为然，在《文明论概略》里，他指出，从君臣关系上来规定人的本质，来确立人的天性，孔子是始作俑者。他认为，孔子没有讲解人类的本分，没有确定万世不易的教义。而他的学生，亟亟于求官从政，求之不得，就惶惶然如丧家犬。对此，福泽谕吉慨叹曰：我真为圣人感到可耻！ <br /><br /> <br /><br />　　中江兆民却与福泽相反，他不是通过区分东西方文明的本质，而是在为东西方文明寻求统一性时“脱汉入欧”。在他看来，东西方二圣孔子和卢梭，似文明的椭圆里对称的二圆心，共处于统一体中。故他以儒学的形式，阐述卢梭思想，其《民约译解》：“民权至理也，自由平等大义也。”还有儒学痕迹。 <br /><br /> <br /><br />　　大凡异域文明输入时，先要经历依附阶段，如佛教输入汉文化，先依附玄学，终归于儒、道、释三教合一；如横井小楠、加藤弘之等为日本输入立宪政治，以“三代之治”为喻而得以通行。接下来，进入转化阶段，或纳异域文明入传统之中，如佛教的“汉化”；或向异域文明转化，如“大化改新”后日本的“汉化”，而兆民的思想，则以“汉化”为起点，进行“欧化”。他没有像福泽那样放弃孔子，而是将孔子也进行“欧化”；他没有放弃儒学形式，而是赋予儒学形式以“欧化”的本质。在《三醉人经纶问答》中，他指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欧化”之路。“三醉人”，一为“洋学绅士”，一为“豪杰君”，而他却以“南海先生”自居。对于“洋学绅士”的全盘“欧化”，他心向往之，却以为不切实际；他批评“豪杰君”，只知扩军，不问产业，过分强调“铁腕主义”，却昧于“天下大势”。他崇尚卢梭，却反对法兰西式的革命，认为，争取自由，不一定要用刀兵。他用进化论，主张以改良而求渐进，反对以革命而致突变，如政府不思改良，而酿成日本革命，则非日本之福也。因此，人民要权衡，在君主和民主之间，趋向任何一个极端，都可能导致“革命”。日本人缺乏“革命”观念，圣德太子对儒教改革，他首先革掉的，就是儒家的“革命”观念，以此为前提，确立了天皇万世一系的正统观念。日本虽然“汉化”，却没有“革命化”，兆民反对“革命”，出于文明本性。谈到文明，兆民认为，文明的本性，是“心思自由”，其次，是“行为自由”。“心思自由”了，人民就能“自主”，而“自主”的“主”字，就是在“王”的头上钉钉子，也就是“自由民主”了。 <br /><br /> <br /><br />　　“脱汉入欧”，就要推倒“汉化”的圣人孔子，就要在“王”的头上钉钉子，他们二位得之。明治精神的构造，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从“汉化”到“欧化”，就是儒家精神走向近代国家主义。松本三之介先生很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他把自由主义与儒教主义、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欧化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些在我们看来如此对立的主义，都放在明治精神的构造里来审视，它们不是像菊花与刀那样，源于象征性的文化隐喻，而是来自思想史的理性地带，带着思想者的历史性的深呼吸。20世纪80年代初，松本三之介先生，受日本NHK广播大学之邀，面向市民作了一个通俗讲座，在此基础上，他写了《国权与民权的变奏》一书，以其贯有的清晰、简洁的笔触，深入浅出地勾勒了明治精神的结构，看得出它很适合市民的阅读习惯，被纳入“新NHK市民大学丛书”，为塑造“新市民像”服务。<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