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聂元梓琐事

SilverNote-害怕

（一）收到自已的死讯<br><br>　　２０００年９月３０日《今晚报》转载《解放日报》的文章，题为《文革学生<br>领袖今昔》的文章。首先出场的是“聂元梓：一张大字报成为文革风云人物”。此<br>栏的最后一句话是：“不久前，聂元梓结束了她７３岁的一生。”很遗憾，这句话<br>是错误的，聂元梓至今仍然健在，现年７９岁。更令人奇怪的是该报在本年的１月<br>６日又从《读报参考》上摘登了同样的内容。聂元梓本人收到自已的死讯这已不是<br>第一次，在这以前曾多次有人向她通报什么地方刊登或听什么人说她已经去世的消<br>息。这些消息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吉林、海岛、澳门、美国等等。<br><br>　　她第一次得知自已的死讯是在１９９４年，有人交给她一份《购物导报》。报<br>上刊登了她已去世的消息。她当时正处在贫困交加之中，收到自已的死讯隐隐有些<br>庆幸，心想打个官司赚笔钱。正好贴补生活，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打这么个简单的官<br>司也要有钱，××律师向她讨起码的费用时，她竟是分文拿不出来。没办法只好做<br>罢了。<br><br>　　有人听说此事之后，对她说：“你真傻，你还是应该打。你可以告诉律师打赢<br>官司后赢得的钱，两人按比例分成。”聂元梓回答说：“我想到了，不过想想这官<br>司打着没劲，不就是个死活问题么。我站在那儿，官司就赢了。打赢了也摘不掉我<br>头上的一顶帽子。算了，让人们去说吧。一时半会儿我死不了。”<br><br>（二）拒收感冒药<br><br>　　１９９６年秋的一天，一位朋友出差前，来到我家，提了一大兜子的药，让我<br>转天给聂元梓送去，因为她从１９８４年保外就医以后，便成了三无的老妇（无房<br>、无工资、无公费医疗）。索性我也把自已没吃完的药，管它过期没过期的敛了一<br>些也带了去。<br><br>　　来到聂元梓住处，据说是她二姐的房子，暂借她住。这是两室一厅的房子，十<br>分简朴，却很敞亮。我把药摆在桌子上，她见了很高兴。拿着放大镜对着各个药的<br>说明一一仔细看过。把大部份药收下了。只剩下一小部份。并说：“这些我不要了<br>，你还带回去吧”。我一看，剩下的全部是感冒药。按说感冒药是每个人必备的，<br>她居然拒收感冒药。令我非常诧异，便问她：“为什么不要感冒药？”她的回答更<br>使我吃惊不小。她说：“我从来不感冒。”停了一会儿后她又补充说：“我也拿了<br>一些，万一不注意感冒了的话，我一定让它一天就好起来，绝不让它拖到第二天，<br>这些药就够了。”<br><br>　　我与她的往来，这是第一次感到我不只是一个施主。便虚心地向她讨教。因为<br>在这之前，我经常患感冒，而且每次都是旷日持久，少则一周，多则一个多月。听<br>她讲过以后的几年里，我也很少感冒，即使感冒了，也让它一天就好起来。<br><br>（三）小小记帐本<br><br>　　聂元梓有个小小记帐本，这是一个独特的本子。本中的记录每条最多的有五项<br>：人名、钱数、电话、地址和时间。最少的是两项：钱数和时间。钱数最少的是１<br>００元，其余有二三佰元、五佰元、一两千元，最多的还有一万元。<br><br>　　这里记录的是她出狱后，一些了解她的困境的人们送给她的钱。基本线条是某<br>人送她多少钱，此人的电话、家庭住址以及送钱的时间。送钱的人有老朋友，过去<br>的同事，有老师、有学生、也有文革中对立面一派的人，还有的人根本就没留下姓<br>名。例如：１９７５年有人送她２０００元，但却让转送者不要透露他的姓名。<br><br>　　聂元梓曾多次去打探施者。并在１９９８年试着给其送去贺卡。但是该单位说<br>查无此人。所以至今小小的记帐本上，姓名、电话、地址还是空项。所送的钱不管<br>多少对她都十分珍贵。当你身无分文，当你吃了上顿没下顿时，１００元钱尤如雪<br>中送炭。当她意外地收到１万元时，首先做的是一件事便是去医院看病。在这之前<br>，她也曾多次看病，但是大多只是看而不治，大夫开了药方，多半都没取药。<br><br>　　这次她仔细地看了。因为有支付透视、拍片子、做ＣＴ、化验、理疗的钱了。<br>这样一来，用她的话说救了她半条生命，因为Ｘ照片显示她的腰脊错位１．８度（<br>完全错位为３度），这表明她脊椎只有１．２度的搭接，一不小心就可能完全错开<br>，便会造成终身瘫痪。不只是腰腿病，而且在这之前她的双眼几乎失明，还有严重<br>的心脏病。有了这笔钱她才得以检查和治疗。<br><br>　　她一再强调不论钱多钱少，每笔钱对她克服困难，特别是对她精神上的安慰，<br>顽强地活下来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此外，她还说这是一个极不完善的小本子，因<br>为只记录了送的钱，而没有记录多年来，人们送她的东西，比如衣服，布料、蔬菜<br>、水果、营养品、药物、桌子、板凳、铅笔、纸张、书籍等等等等。实在是记不过<br>来了。<br><br>　　她经常说：“在财物上，我是个彻底的无产者，但在精神上，我是个阔佬。那<br>些百万富翁们，绝不可能有我这么多的深深被感动的感受。”<br><br>（四）电视机与不明飞行物<br><br>　　来到聂元梓的住处，门的右上角摔着一小卷电视电缆线，秃头露在外面未引进<br>屋。原以为她没有电视，不过一进屋便看到雪花电冰箱上有台９寸黑白电视机。小<br>小屏幕上的图象摇摇晃晃令人眼乱。过去动动羊角天线，她马上让我别动，她说她<br>已经精心调过了，那是最佳状态。真是没法看，不过声音到是没有太大的失真，听<br>得还算清楚。她说就是听听新闻和天气预报，当个收音机用。临走前，我还是劝她<br>调了调，终于调出了两个台，虽然不太稳定，但有时可以看看，也算享受到电视了<br>，她看了也非常高兴。<br><br>　　过了些天，聂元梓来电话说，昨天电视说今天晚９点要播送南方不明飞行物的<br>节目，现在已经９点半了，怎么还没有播出呢。恰好，我也想看这个节目，便告诉<br>她不是今天，而是明天，而且不是她说的那个频道，是另一个频道，她那个电视机<br>看不到。她对不明飞行物光顾地球这样一件与吃、穿、用毫无关系的事情竟如此热<br>心，令我费解。她说，她以前就一直对飞碟、外星人这类问题感兴趣。而且坚信，<br>不只是地球上有人类，浩瀚的宇宙中，地球以外肯定还会有与人类类似的生物存在<br>。<br><br>五）等人换灯泡<br><br>　　今年年初的一个傍晚去聂元梓处，她正在厨房做饭，天已经很黑了，她怎么不<br>开灯呢？是没电了？可是旁边房间的灯是亮着的。一问才知道，是厨房的灯泡坏了<br>。我说马上去给她买一个，商店也许还开着门。她说，不用去买。因为三天前灯泡<br>就坏了。当天她就买了新灯泡，只是因为年老体胖，爬不到桌子上去。所以没有把<br>灯泡换上。<br><br>　　这老太太，真有耐心，三天摸黑做饭，也不找个人帮她换上。我一边想着一边<br>爬上桌子，准备把灯泡给她换上，没想到还换不成，因为原来的灯口是卡口，而她<br>买的灯泡是缧口，还得去换灯泡。我问她：“如果今天我不来，或者一个星期或更<br>长的时间没有人来怎么办？”“那怕什么，十天半个月没人来也没关系，不就是黑<br>点么，顶不及我可以早点做饭。另外，还能老不来人，这不，今天你不就来了嘛。<br>”她不以不以为然地回答。“为什么不找邻居帮个忙换上灯泡？”我又问。“我要<br>找邻居办的事太多了，比如说这个大立柜的一扇门掉下来了得装回去，又比如说我<br>这个桌子想换个地方等等，难道我都找邻居？我想不是万不得已的事，绝不找。这<br>些都是小事，算不了什么。”<br><br>（六）知恩图抱的郭老头<br><br>　　前几天和一个朋友一起去聂元梓处，刚要敲门，突然看到门旁多了一个小小按<br>钮开关。轻轻一按便听见清晰而又亲切的声音“你好，请开门。”这是个点子门铃<br>，真不错，马上聂元梓便开了门，引我们进去。<br><br>　　一进屋我便说：“鸟枪换炮了，今天可省了砸门的气力了。”走进里屋，桌子<br>旁坐着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头。聂元梓向我们介绍：“这是郭老先生，这个电子门铃<br>就是他给我装的。”我们多次来这里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位老头，不知他是何许人也<br>，而且一出场便帮聂元梓干了一件很小的大好事。<br><br>　　看到我们好奇的眼光，郭老头主动介绍说：“聂老师是我的救命恩人。”一听<br>这话我们更加疑惑。心想他八成是把话说反了。他可能是想说：“我是聂元梓的救<br>命恩人。”因为几十年来聂元梓都是在为不死而抗争，怎么还可能救别人呢。老头<br>似乎有所察觉，解释到：“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我只是因为会讲日语，做过日文<br>翻译，便被打成日本特务。他们抓我，整我。在这生死关头，我到北京大学找了聂<br>老师，说明了情况。二话没有，她便让人保护了我，使我避免了一场人生灾难，否<br>则的话，当年我肯定是被打死了。”<br><br>　　原来是这样，我又问聂：“你们文化大革命前就认识吧？”“不认识。”聂回<br>答“不过我在东北工作过多年，我知道东北有很多人会讲日语。比如我工作过的哈<br>尔滨，解放前就有小公共汽车，乘车的人必须会外语，否则的话，你不知道什么时<br>候下车，因为报站都是用外语，日语或者俄语。可见会讲外语的人数之多，怎么可<br>能都是外国特务呢。文革中，老郭（那时还不老）来找我。当时北京打、砸、抢、<br>乱抓人、乱打人、揪斗人十分严重。我听他说完，便找了张×帮他安置了一下。过<br>后再也没管这事，连他死活也不知道。没想到三十多年了，他又冒出来了。”<br><br>　　老郭接上去说：“我多年来到处打听聂老师的下落，都说不知道。还曾经听人<br>说她已死了，后来又听说还活着。托了许多人，终于打听到她的电话。给她打电话<br>，她又说算不了什么，不要这个那个的，老说忙。还拒绝我登门拜访。”“本来就<br>是，我又没出多大力，算不得什么，年青人没经验，当时，和我同年的大多数人都<br>明白，都不会胡来的。”聂又说。“后来，我自己找上门来了，没想到聂老师精神<br>还很好。”郭老头结束了故事。<br><br>　　我有些被感动，不是为救人者而是为被救者感动。我说：“郭老先生是好人，<br>知恩图报。过去说这是当然的，现在说这是很难得的。”“最可贵的是，他不怕粘<br>包。”最后聂元梓又拔了一节儿。<br><br>（七）如何死<br><br>　　今年年初的一天，聂元梓来电话说：“我的自传已经写完了。这是我多年来与<br>命运抗争，顽强生活下来的唯一支柱。现在写完了，我有种下岗的感觉。我的下岗<br>与一般意义的下岗还不太一样，是一种人生历程已经走完了的感觉。<br><br>　　过去的几十年里，我活着是为了写书，写历史。为了说话，说真话，尤其是说<br>只有我自己知道的，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现在我想到的大多已经说了，当然<br>还有许多我没想到的，比如，前不久有人问我有关社教运动的事情，这两天又有人<br>问我经商的过程。今后凡是我想到的或是人们问到的我还会继续写下去。但是，目<br>前我更多地想得是如何死的问题。人生不在于长短，人死不在于早晚。人不能像动<br>物一样地活着。活，要活得有意义；死，也要死得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