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保卫战之血性辨识

有容乃大

5．国民党军队的性质和官兵素质，难以系托和激发血性

　　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战争中打败北洋军阀以后，很少再有正义之战了，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蒋冯阎大战、蒋桂大战等新军阀混战。各省、地区军阀内部为了独占所在地区，也打得不亦乐乎，如四川军阀，桂系军阀，粤系军阀，湘系军阀。即使在相对和平的时期，也是尔虞我诈，为下一场战争做准备。但他们在消灭红军的大目标上很是一致，从对井冈山红军的几次“会剿”，到对各红军根据地的数次“围剿”，再到对各主力红军战略转移的围追堵截，哪一次作战具有正义性？在这些战争中，形成各系新军阀，如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冯玉祥，川军刘湘，桂军李宗仁、白崇禧，湘军程潜、唐生智，粤军李济深、陈济棠，黔军王家烈，晋军阎锡山，滇军龙云，甘青“二马”，新疆盛世才。。当然最大的军阀是名为正统的蒋介石及其中央军。这些军阀代表了中国大地主阶级、官僚买办和各帝国主义的势力，他们的军队自然就成了附庸和打手，不仅与别的军阀打，而且镇压人民，镇压共产党，在这样性质的军队当兵，基层官兵有什么荣誉感和责任担当呢？也就是说扛枪吃饭，只是普通老百姓的一条活路罢了。直到抗日战争爆发，阶级矛盾为主转化为民族矛盾为主，“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各军阀主动或被迫团结在蒋介石周围，听命于蒋的指挥。战争的性质改变了，但军队的性质一下很难改变过来，上下实行的仍然是旧军队那一套，腐败贪污、裙带关系、克扣军饷、为官不仁在军内盛行，屡见不怪。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军政关系仍很紧张。各派系军队之间以邻为壑，互相倾轧，见死不救，没有多大改观。总之，这样性质的军队在顺境中打仗，遇到弱敌还能对付得过去；但要在逆境中打仗，遇到日军这样训练有素的军队，是很难打赢的。

　　国民党军人的素质普遍也是很低下的。政治素质上面已经说过，我们再来看军事素质、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举中央军为例。除极少数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骨干，经过多次战争的锻炼，军事素质还不错，但在淞沪会战中被打伤元气，这些骨干伤亡很大。如第88师11000人撤到南京只剩了4000人。及至南京保卫战时，中央军补充了大量新兵，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甚至有的二分之一。这些新兵连枪栓都不会拉，还有一些地痞流氓小混混也被征召，招进来的是负能量。再就是就近抓壮丁，在逃难的人群中抓丁。在南京保卫战结束时，有日军士兵日记中记载：“中国军队里有十四五岁的孩子和四五十岁的中老年人。”这不完全是凑数的吗？川军在出川时，征召了相当一部分新兵，在出川的船上和路途中，才从最基本的训练开始，如何装弹、瞄准、击发，如何扔手榴弹。川军的装备最差，汉阳造和老套筒还不能人手一支，有的兵就掛两颗手榴弹，叫“徒手兵”。川军不得已，甚至在山西还抢了阎锡山的军火库。国民党军队基层官兵的军事素质，由于技术战术训练严重不足，普遍很低下。各级军官平时忙于应酬和经商、走私，对部队训练敷衍塞责，战斗动作生疏，战斗作风稀松，战场纪律废弛。中国士兵由于刺杀训练不足，四五个都拼不过一个日本兵。

　　基层官兵的身体素质也堪忧。一些部队由于常年吃不饱饭，瘦得皮包骨头，处于半饥饿状态，不仅难以负重，连长距离行军也承受不了，常有士兵逃亡。前线部队常常断粮，欠发、克扣粮饷，军粮军盐掺假，军服不能按时发放，缺乏药品更是常见。

　　士兵的文化素质也极低。90%以上是文盲，无科学常识的几乎是百分之百。在抗战中期，历史学家黄仁宇当时正在军中担任排长，他认为士兵“不仅体格羼弱，而且状似白痴，不堪教练。师部的办法，即是抽调各营连可堪训练的士兵，组织突击队，集中训练。其他则各由各部队看管，也说不上训练，只希望来日作战时在山上表示人多。”与普遍接受过初等教育、又严格训练的日军士兵相比，不外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军令部长徐永昌在反省军队屡战屡败的原因时说：“关于战事，制胜条件不太够，因无法使之有利。但如超过限度之败，则又完全是官兵训练太差，风气太坏所致。”

　　高中级指挥官的“风气”太坏，则是致命的。平时经商敛财，甚至武装走私，钻营投机，结党营私，战时必然惜命，动摇软弱，临阵脱逃，而且少受责罚。饶国华之所以阵前自尽，重要原因是集团军司令严令坚守，而部下一团长刘汝斋却畏敌过甚，不听饶的指挥，全团违令撤逃，而刘汝斋又是饶上级的裙带关系，饶无可奈何，只好自杀以明志。徐源泉部第48师师长徐继武是土匪出身，因“山东临城列车劫案”被北洋军阀招安收编，终日游手好闲，匪气不变，战斗激烈时在远离阵地一个树林中与身边卫士打麻将，由参谋长指挥作战，而参谋长也是每隔一小时询问一下战情。

　　高级军官遗弃部队临阵脱逃，对部队士气的杀伤力最大。12月12日中午唐生智开会下达撤退命令后，第71军军长王敬久和第87师师长沈发藻根本就没有回部队传达命令、组织有序撤退，而是打电话交待一下，直接就从会场逃离战场。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回到富贵山指挥部，把任务往参谋长邱清泉身上一推，自己带几个亲信匆忙撤逃。邱清泉也没有把撤退命令完全传达下去，有教导总队第2旅3团团长李西开回忆为证：“12月12日晚8时半，我正和彭月翔（该团团附——著者注）商量战局，6团团长刘子淑走进团指挥所，并说：‘我们尚在城外与敌拼杀，战事还未到最后决战阶段，桂永清、胡启儒（教导总队第2旅旅长——著者注）就溜了！’话音刚落，1团团长秦士铨急匆匆走进来说：‘你们知道不，中华门确已陷落，1旅电话中断，旅长和旅部人员不知去向，请问诸位作何打算？’四人坐在桌前探讨下一步行动问题”。这就说明，至少在1团、3团、6团三位团长都没有接到撤退命令的情况下，教导总队桂永清、邱清泉、1旅旅长周振强、2旅旅长胡启儒，在未通知部队的情况下，丢下部队逃跑了!

　　第2军团军团长徐源泉，开会受领了掩护撤退的命令后，并未执行命令。徐源泉部防守的乌龙山，是从东向西往下关方向的必经之地，如果守住乌龙山阵地，在一定时间内堵住日军向下关攻击前进，就可以给拥挤在下关江边的撤逃军民留有更多的撤离时间，减少日军大屠杀带来的伤亡。但徐部并没有依令防守乌龙山，而是利用预先违抗命令私自控制的民船，在周家湾、黄泥荡码头渡口乘船撤逃，乌龙山炮台官兵也随即撤离。由此，日军进军下关的陆路和长江水路门户洞开，给日军大屠杀创造了条件。在国民党军队内有“长腿将军”、“逃跑将军”称呼的第2军兼88师长孙元良，率部防守雨花台、中华门方向，在战斗最激烈时，两次率部撤离阵地被第36师堵回，致使该段城墙（城门）被首先突破，引起全线动摇，南京城防遂告不守。孙元良回忆录中说他是随散兵过江，而通常说法是他换便衣躲入妓院，后又混入难民营。据当时德国友人拉贝日记记载，拉贝在难民营中发现了孙元良，把他秘密转移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隐藏。在众多高中级指挥官丢下正在战斗的部队、临阵脱逃之际，而让中下层官兵发扬血性拼到底，是否是个玩笑？耻笑和指责南京保卫战广大守城官兵“血性丧失”，要摸摸自己的良心。笔者认为最该指责的是那些高官，平时他们对部队不负责任，不教育，不训练，不爱护，不让吃饱穿暖，不当人看；战时自己贪生怕死，遗弃部队临阵脱逃。王耀武战后回忆了一段在南京街道上遇到被遗弃伤兵的情景：“其中勉强能行者，拄着棍子向下关前进，一面走一面骂：‘你们都逃了，把我们甩在这里，叫日军杀害，真令人伤心！他妈的，早知如此，谁肯打仗。’”这样的上下级关系，如何系托和激发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