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兴宗教和邪教的思考

山外来客

据国外有关资料统计:现在世界上有1.5万至2万种宗教,其中新兴宗教教派有1万多个,在美国向政府注册的这种教派团体约有7000个,其中主张世界末日已经来临的约有1100个左右。这种团体在韩国约有400个,英国约有2000个。新兴宗教的迅猛发展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注意到新兴宗教与邪教的关系,认为“所谓邪教指的是新兴宗教中那些导致信众或无辜百姓蒙受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造成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违反法律和灭绝人性的事件的极为个别的教团。”邪教是当代成千上万的新兴宗教团体中的极个别的反社会反人性的特殊现象,是由一般的新兴宗教团体恶变而成的。

　　虽然对新兴宗教、邪教以及二者关系的研究约在19世纪才起步,但新兴宗教、邪教的存在却更为久远。可以说只要人类有正常的宗教需求,就有可能会产生新兴宗教,也就有可能产生人类正常宗教需求的病态变态的满足形式——邪教。无论我们把新兴宗教称为“非常规宗教”(non -conventional religion),“另类宗教” (alternative religion), 或“边缘宗教”(marginal religion),我们都只是把它看作与传统宗教相对而言的,在教义经典、信仰观念、礼仪、组织结构等诸多方面背离传统宗教的常规的宗教团体。而当一个新兴宗教发生恶变，最后走向反社会反人性时,我们便可以称之为邪教(destructive cult)。

　　因此,我们可以把新兴宗教、邪教这两个概念在时段上的指涉往前拓展乃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它们看作与传统宗教相伴而生的产物。这不仅符合历史事实,而且在理论上可以更清楚地阐释邪教何以随时代不同而花样翻新, 屡经打击却层出不穷,为祸不已。

　　以历史事实看,宗教与新兴宗教、邪教可以说是如影随形、相伴而生。一种传统宗教产生之后,紧随其后,便会产生与其既有理论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的新生宗教。我们将其称为新兴宗教也无不可。有传统宗教便有新兴宗教, 也就有可能导致恶变而产生邪教。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将新兴宗教特别界定为二战后，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反文化运动中兴起的宗教团体或运动，或如赫克斯汉 (Irving Hexhan)和波尔维(karla Poewe)将新兴宗教界定为“直接与现代性相关的膜拜和教派”。从佛教史看,佛教创立伊始,便有利用佛教招牌,窃取佛教教义、篡改佛教经典、贩卖非佛法、反佛法乃至邪法的各科”外道”。《摩诃止观》中把外道分为”佛法外外道”、”附佛法外道”、”学佛法成外道”。虽然并非所有”外道”都是杀生害命的邪教,但也确有一些外道沦为为祸甚烈的邪教。如以神通获得名利、且多次谋害佛陀的提婆达多及其信众,便可看作附佛外道中的邪教。在中国,北魏宣武帝时冀北沙门法庆,利用佛经中“弥勒下生成佛”说在民众中的广泛影响,自命为“新佛”创立“大乘教”，极力煽动民众造反杀人。谓“杀一人者为一住菩萨,杀十人者为十住菩萨”，又合狂药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识,唯以杀害为事”,并率徒数万,攻城掠地。乃至“所至屠寺舍,斩戮僧尼,焚烧经像”,对佛教大肆摧残，可以看成典型的邪教。

　　从新兴宗教、邪教形成的原因看:查尔斯·Y·格洛克曾用短缺(deprivation)理论来说明教派的形成与发展。这一理论完全适用于我们对新兴宗教和邪教的成因分析。(当然,新兴宗教和邪教的成因不可能是完全重合的。)格洛克阐释了导致新教派形成的五种短缺。第一种是经济的短缺,它由有限的收入和对物质必需品的有限获得所组成,它可以客观地界定和衡量,也可以主观地体验和察知,使人感到自己是穷人。第二种是社会的短缺,指特权、权利、社会地位、参加各种活动与组织的机会相对缺乏,它常常是经济短缺的伴随物,使人感到自己是二等公民。第三种是机体的短缺,这是指社会中某些人在肉体和精神健康以及生物机能方面的短缺。第四种是伦理上的短缺,当人们感到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价值与规范不再向他们提供组织成有意义的明确的答案,便会寻找某种替代性的价值体系。第五,是心理的短缺,他们感到自己缺乏充分的心理报偿, 不感到满意或感到自己真正为社会所接受。心理短缺是心理上的问题,因而具有很强的主观性。

　　当许多人感到一种或几种短缺,而且这些人相互发现, 同时有一个领导者出来提出一种解决方法,就会形成一种教派、一个新的宗教;一个膜拜教团,当然也就完全有可能恶变成为邪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