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掸邦的坤沙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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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0.8.2013 22:20:04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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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坤沙的发展

   坤沙在18岁的时候,就有了自己的第一支武装。年轻气盛的坤沙,利用这支武装第一次袭击国民党残军的一个小据点,居然旗开得胜,一下搞回了30余件武器。欣喜之余的坤沙,还未来得及庆贺一番,祖父张纯武已被残军绑架,迫其交出武器。

   为救出祖父,坤沙只得将武器派人送还。而后,只身一人逃出了莱莫山。

   艰辛的流浪生活,使坤沙吃尽了苦头,但也磨练了他的意志。在缅甸的山林里,在泰国的贫民窟中,坤沙为生存而出卖着体力,居然挺了过来。在得知祖父即将不久于人世的时候,坤沙回到了他的出生地。这是在他22岁的时候。

   坤沙在这一时期娶妻生子,有了自己的小家。妻子娘云吉,掸邦人,先后为坤沙生下了三子一女。目前,均已成人。其中,二子张维刚,三子张维鑫均在掸族的“蒙泰军”中担任要职。张维刚曾经是军队的“教育总长”,他曾在台湾与澳大利亚留学和深造。张维鑫是第三旅“旅长”,在坤沙部1996年1月4日投降缅甸政府以前,一直驻扎在过去罗星汉一、三总队所在地莱岛山。

   回到莱莫山不久,见到已娶媳妇到手的孙儿愈发长进,莱莫山的老土司便撒手人寰。坤沙20多岁,已经成为莱莫山土司最末一代年轻的继承者。

   坤沙居住的弄掌寨,他成为事实上的主宰。他领导的自卫队很快扫平了莱莫山区,波蒙的势力此时已经大减,坤沙再也没有与他计较过去的恩怨纠葛,由他在自己的山寨里了度余生。

   1959年的一件事情,对坤沙触动极大。使他认识到了掸人在缅甸政府中的地位不幸。这一年,掸邦大土司,曾在“班弄协议”中起过决定性作用的赵瑞泰,被仰光政府削去权力软禁起来之后,掸邦另一个激进的土司波德文,领导了掸人自缅甸摆脱殖民统治以来的第一次武装斗争。

   大约有4千余人,在波德文的号召下拿起武器。在他们自治的要求遭到拒绝之后,这支掸族武装,一举攻下了当时缅军防守较弱的当阳城。

   一时间,整个缅甸上下轰动。早在1947年未在“班弄协议”上签字的克伦民族反政府武装,马上发表了支持的声明。在声明中,强烈遣责了缅甸政府与军队的不守信誉,要求归还民族自治的权利。

   波德文与莫亨一样,在缅甸掸族中享有较高的威望。二人均是世袭的传统统治阶层,同时,二人私交甚笃,政治主张相一致。当时,二人尚在中年,各自有一支武装。莫亨的武装是著名的“掸邦军”(S.U.A)有近千人的武装。

   占领当阳三日之后,缅政府中央得到了最后的证实,当阳确实被掸族武装攻陷了。在军队握有实权的奈温将军,1959年时,对于国家的大事已有重要的发言权。吴努政府文执政,过于西方化。奈温将军早有心欲将其搬掉。

   处理当阳事件,政府与军方存在着不小的分歧,焦点是用何种方式解决这一冲突。吴努当时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微弱。奈温将军用军事打击的解决方式,成为政府的唯一选择。政府迅速从下缅甸各地调集了约2万余人的兵力,向当阳城挺进。战斗是异常激烈的。

   由于双方力量悬殊,最重要的是,掸族队伍不仅缺乏基本的军事技能,武器装备也较政府军落后许多。挫败是不可避免的。

   据有关史料反映,波德文领导的掸人武装在极其困难与被动的情形下,守场面约45天,给缅甸政府以巨大的震憾。另一方面,这一仗,不仅揭开了掸族与缅政府武装斗争的序幕,同时,也开创了政府军大规模武力进攻掸邦的先河。

   一般人认为1959年的当阳之战,是缅甸独立后,少数民族武装与政府宣战、公开追求政治主张、强烈要求独立的重要里程碑。

   波德文也因为当阳之战,被掸人拥戴为自己的一方领袖,成为掸族历史博物馆中的重要人物。

   年轻的坤沙,当时冷静地观察了整个事件的变化过程。缅政府军的进攻,波德文的失利,坤沙总结出了一整套经验。后来,他常与下属提到当阳事件,认为波德文失利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的素质与武器装备的落后。

   经济上的来源,在缅北来说有两个重要的渠道。一是走私玉石与珍贵的柚木,二是抽取鸦片税收与进行鸦片贸易。从莱莫山的地理位置来看,缅北玉石场离这里较远,资源储藏带以克钦邦为主。由于四五十年代,泰国的珠宝加工并未成其为重要的支柱产业,上好的玉、宝石大多进入中国腾冲聚散,莱莫山的珠宝抽税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唯一的选择就是掸邦高原的“拳头产品”大烟土。

   坤沙也没有逃得开祖宗传下来的活计,鸦片贸易很早就出现在其马背上。与罗星汉不同的是,坤沙与政府的合作较罗星汉要少。这大概是,当时罗星汉的政府格外瞩意的人物,而坤沙,在他的弄掌寨,还未有走出山门。不过,与政府的合作还是有的。与罗星汉组织自卫队同时,坤沙也组织了一个有掸、汉族参加的武装,被政府封以“弄亮地区民众自卫队”的番号。缅军东北军区司令貌随上校,亲自到莱莫山,宣布了政府的任命,并向坤沙颁布发委任状,坤沙成为“大队长”。貌随上校当时对坤沙甚为赏识,大加鼓励一番。

   在这一任命之前,坤沙于1960年1月6日,缅军司令就曾授予他所谓“志愿民兵队长”的头衔。

   无论何种职务,坤沙得到了一个相对合法的名称。在当时,对于他的发展与壮大,是极为有利的。

   1963年,坤沙及其武装的一部分走出了传统的莱莫山区,来到了与老挝接壤的甘塘一带发展。这可能是当时老挝国内需要大量鸦片的原因所在,也可能是处于向“金三角”中心地带扩展的考虑。

   队伍不断发展扩大起来,期间,当年进攻当阳的波德文武装,与坤沙组织发生了一次较大的冲突。双方就此结下的怨恨,一直到80年代中期,才得以解开。当时,掸族土司赵瑞泰已经客死仰光的软禁之中,其妻子南含坎秘密到了泰国,正式组织了掸族的反缅武装与政党。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缅甸国内的掸族独立运动也与之遥相呼应,纷纷准备有所作为。

   1964年6月15日,波德文在一次掸族人有关独立的特别会议上,当选为缅北掸族首领。这次会议同时决定,扩大自己的民族武装,并与南含坎的组织相配合,逐步向泰缅边境发展。

   当时波德文的考虑,是有其道理的。

   首先,掸族与泰国泰人属于同一亲缘性的民族,老挝的主体民族对于掸族也有一定的包容性,便于生存与发展;其次,这里是三国的交界地区,长年处于三不管的状态,有较大的活动空间;其三,真正遇上政府军队的围剿进攻,可以避到第三国去,有利于保持武装的有生力量。

   由于“中国游击队”也称霸于这一区域,波德文从战略考虑,保持了与国民党残军的密切关系。一度,还得到国民党残军在武器装备上的支持,部分军事人员,由残军训练。这与莫亨领导的掸族武装有极相近之处。莫亨也曾经与国民党残军有过合作,70年代中期,他又有一段时间投奔到缅共人民军之中。

   严格意义上讲,坤沙身上的华人血统使他对于中国文化有了更多的崇尚,他的大多数时间的思维方式,也是中国式的。尽管这一点有利于其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发展自己,但在掸邦民族地区,坤沙被掸人接受,也是有一个渐变的过程。不过坤沙掸族母亲的遗传基因,在不久的将来,帮了他的大忙。

   60年代中期的情况就是这样。坤沙的队伍被认为是具有掸汉参半的武装。加之坤沙鸦片的马帮获利颇丰,武器十分精良,使之成为众矢之的。

   1964年10月7日,波德文的队伍与坤沙武装开始了第一次冲突。这也是一次为地盘与税收利益的冲突。因为波德文也在做着鸦片贸易与设卡收税。尽管有国民党残军支持波德文,但在与坤沙的交火中,波德文并未占到很多便宜。双方各自损失了不少兵马,退回到自己的领地去了。

   在60年代末期,坤沙的“世纪商队”闻名一时,以上叙述过的一国民党残军的鸦片之战,就发生在这一段时间。当时,由于罗星汉的存在,坤沙被外界甚少知晓。与当时坤沙的知名度一样,有一个人的名字当时也是名不见经传,他就是原国民党残部军官张苏泉。张苏泉在残军临上飞机撤台的时刻,决定留在缅甸土地上“干一番事业”。1962年以前,张苏泉带领着几百弟兄,受雇于老挝政府,成了一支名符其实的雇佣军。在老挝征战了一段时间后,张苏泉感到受雇于人,前途渺茫,终不是长久之计。所以,于1963年,张苏泉从老挝重新回到了缅甸北部。开始,张苏泉仍然干着他的老本行,替人培训军事人员,传授军事技艺,受雇指挥一些战斗,从中谋点小利。60年代中期,张苏泉遇见了坤沙。

   在国民党正规军事学校多次受过训练的张苏泉,被坤沙一眼相中,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很快被委以“参谋长”的重任。至此,坤沙的武装也进入了一个相对发展的时期。

   张苏泉长坤沙4岁,于1930年出生,曾在国民党特种部队受训,几十年的风雨,使其练就了一套亚热带地区丛林作战的本领。就是这个小个的辽宁庄和人,指挥这支武装,对付了缅泰数十次的围剿。张苏泉纵横捭阖,在“金三角”地区左冲右突,最终使这支武装在90年代初期,发展成为缅甸国内最大的一支反政府武装。在国内外造成广泛的影响。至今,张苏泉仍与坤沙相伴,仍在为其运筹帏幄。有时他在仰光,有时在腊戍,更多时是在缅老边境一线。

   有关学者在研究缅甸反政府武装问题时发现,近40年来,缅甸存在的各支反政府武装,包括缅共在内,几乎均有来自外部力量的支持,有些武装的鼎盛时期,就是得到这种支持最多的时期。而坤沙武装,是唯一一支没有依靠任何外部力量发展起来的武装。缅共瓦解后,坤沙组织一度成为缅甸最大的一支反政府武装,也是最后一支与政府和解的武装。除了其它各种因素外,坤沙在60年代,将军事指挥权交给张苏泉,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几十年中,坤沙与张苏泉保持着一种默契,仿佛形成一种互补。后来,他们还建立了亲戚关系。今年已经67岁的张苏泉,暮年心中更是泛起了“怀旧”之情。从1949年撤出大陆算起,已经接近五十个年头。张苏泉的这种情感,在1992年后与缅北另一支民族武装“佤联军”的作战中,无时无刻不反映出来。应该承认,张苏泉的这种“叶落归根”的情绪,对于坤沙集团“投降”政府有着一定的关系,1996年初,他在接受香港记者采访中,就流露出这一强烈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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