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史稿 张玉法

陵光

张玉法（中央研究院院士）<br />　　　　　　　　<br />　　　　　　　　<br />　　　　　　　　<br />　　　　　　　　　　　　　　 <br />　　　　　　　　　　　　　　■目录 <br />　　　　　　　　　　　 <br />　　　　　　　　　　　　　　 <br />　　　　　　　　　　　　　 　 中华民国史稿 <br />　　　　　　　　　　　 <br />　　　　　　　　　　　　　　　　　　　　　　 <br />　　　　　　　　　　　　目　次 <br />　　　　　　　　　　　　　　　　　　　　　　 <br />　　　　　　　　　　　　最近两百年中国史总序 吴大猷 I <br />　　　　　　　　　　　　　　　　　　　　　　 <br />　　　　　　　　　　　　刘　序 刘广京 v <br />　　　　　　　　　　　　　　　　　　　　　　 <br />　　　　　　　　　　　　自　序 xi <br />　　　　　　　　　　　　　　　　　　　　　　 <br />　　　　　　　　　　　　导　论 1 <br />　　　　　　　　　　　　　　　　　　　　　　 <br />　　　　　　　　　第一章　中华民国的开国(1912-1916) 19 <br />　　　　　　　　　　　　　　　　　　　　　　 <br />　　　　　　　　　　　　　第一节　民国创建与立国基础 20 <br />　　　　　　　　　　　　　　　　　　　　　　 <br />　　　　　　　　　　　　　第二节　新建制与新气象 39 <br />　　　　　　　　　　　　　　　　　　　　　　 <br />　　　　　　　　　第二章　政权竞逐与外交难题(1912-1916) 59 <br />　　　　　　　　　　　　　　　　　　　　　　 <br />　　　　　　　　　　　　　第一节　政权的竞逐 60 <br />　　　　　　　　　　　　　　　　　　　　　　 <br />　　　　　　　　　　　　　第二节　外交的难题 79 <br />　　　　　　　　　　　　　　　　　　　　　　 <br />　　　　　　　　　　第三章　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1916-1928) 101 <br />　　　　　　　　　　　　　　　　　　　　　　 <br />　　　　　　　　　　　　　第一节　此伏彼起的分裂 102 <br />　　　　　　　　　　　　　　　　　　　　　　 <br />　　　　　　　　　　　　　第二节　社会新生力的波动 135 <br />　　　　　　　　　　　　　　　　　　　　　　 <br />　　　　　　　　　　　　　第三节　统一大业的成败 152 <br />　　　　　　　　　　　　　　　　　　　　　　 <br />　　　　　　　　　第四章　体制认同与政治权力之争(1929-1937) 185 <br />　　　　　　　　　　　　　　　　　　　　　　 <br />　　　　　　　　　　　　　第一节　国民政府的巩固与开拓 186 <br />　　　　　　　　　　　　　　　　　　　　　　 <br />　　　　　　　　　　　　　第二节　缺乏共识的建国路线 200 <br />　　　　　　　　　　　　　　　　　　　　　　 <br />　　　　　　　　　　　　　第三节　国民党的内斗与剿共 223 <br />　　　　　　　　　　　　　　　　　　　　　　 <br />　　　　　　　　　　　　　　　　　　　　　　　　 <br />　　　　　　　　　　　　　　　　　　　　　　 <br />　　　　　　　　　第五章　日军侵华与抗日风潮(1931-1937) 247 <br />　　　　　　　　　　　　　　　　　　　　　　 <br />　　　　　　　　　　　　　第一节　日军侵华与国民政府的妥协政策 248 <br />　　　　　　　　　　　　　　　　　　　　　　 <br />　　　　　　　　　　　　　第二节　抗日风潮激化各种反政府行动 280 <br />　　　　　　　　　　　　　　　　　　　　　　 <br />　　　　　　　　　　第六章　抗日阵营的整合与分裂(1937-1945) 301 <br />　　　　　　　　　　　　　　　　　　　　　　 <br />　　　　　　　　　　　　　　第一节　国共在抗日战争中的联合与斗争 302 <br />　　　　　　　　　　　　　　　　　　　　　　 <br />　　　　　　　　　　　　　　第二节　抗战阵营中的国共政权及第三势力 322 <br />　　　　　　　　　　　　　　　　　　　　　　 <br />　　　　　　　　　　　　　　第三节　抗战期间与日本合作的几个政权 349 <br />　　　　　　　　　　　　　　　　　　　　　　 <br />　　　　　　　　　第七章　从共同抗日到分别抗日(1937-1945) 365 <br />　　　　　　　　　　　　　　　　　　　　　　 <br />　　　　　　　　　　　　 第一节　中日战争中的政略和战略 366 <br />　　　　　　　　　　　　　　　　　　　　　　 <br />　　　　　　　　　　　　　第二节　正面战场的退守与进攻 381 <br />　　　　　　　　　　　　　　　　　　　　　　 <br />　　　　　　　　　　　　　第三节　敌後战场的开辟与转化 407 <br />　　　　　　　　　　　　　　　　　　　　　　 <br />　　　　　　　　　第八章　国家走向大分裂(1945-1949) 427 <br />　　　　　　　　　　　　　　　　　　　　　　 <br />　　　　　　　　　　　　　　第一节　中国卷入世界两大阵营 428 <br />　　　　　　　　　　　　　　　　　　　　　　 <br />　　　　　　　　　　　　　　第二节 国共纷争的大结局 452 <br />　　　　　　　　　　　　　　　　　　　　　　 <br />　　　　　　　　　　第九章　中华民国守住最後一片土 487 <br />　　　　　　　　　　　　　　　　　　　　　　 <br />　　　　　　　　　　　　　　　第一节　生死存亡的契机 488 <br />　　　　　　　　　　　　　　　　　　　　　　 <br />　　　　　　　　　　　　　　　第二节　立身台湾与建设台湾 509 <br />　　　　　　　　　　　　　　　　　　　　　　 <br />　　　　　　　　　　　　　　　第三节　「国家安全至上」下的人民 533 <br />　　　　　　　　　　　　　　　　　　　　　　 <br />　　　　　　　　　第十章　走上与中国大陆竞立之路(1949-1995) 549 <br />　　　　　　　　　　　　　　　　　　　　　　 <br />　　　　　　　　　　　　 第一节　台海军事对峙下的国防态势 550 <br />　　　　　　　　　　　　　　　　　　　　　　 <br />　　　　　　　　　　　　 第二节　两个中国竞争中的外交空间 570 <br />　　　　　　　　　　　　　　　　　　　　　　 <br />　　　　　　　　　　　　　第三节　本土化与民主化的政治格局 588 <br />　　　　　　　　　　　　　　　　　　　　　　 <br />　　　　　　　　　　　　　徵引书目 617 <br />　　　　　　　　　　　　　　　　　　　　　　 <br />　　　　　　　　　　　　 人名及重要名词索引 649 <br />　　　　　　　　<br />　　　　　　　　<br />　　　　　　　　<br />　　　　　　　　<br />　　　　　　　　（注：该书系《两百年中国史》之民国史分册，台湾联经2001年版）<br />　　<br /><br /><br /><span style='color:purple'><span style='font-size:14pt;line-height:100%'>可惜只有部分，谁能找到全的？ <!--emo&:-(--><img src='style_emoticons/<#EMO_DIR#>/sad_smile.gif' border='0' style='vertical-align:middle' alt='sad_smile.gif' /><!--endemo--> </span></span>

陵光

序言一系吴大猷先生的序。<br />　　　　　　<br />　　　　　　<br />　　　　　　序一:<br />　　　　　　　　　　　　　　<br />　　　　　　　　　　　　　　<br />　　我不治史学，但自有记忆以来，身历八十馀年不断的内乱外侮(如民国革命时在广州的战乱，民初小学时期中之欧战及北京大学引起五四运动，广东逐桂系之战争，1920年代的直奉战争，国民革命军之北伐战争，国民政府成立後之中原大战、剿共战争、九一八日占东北，接著是1932年之上海大战、热河华北事件，继而有卢沟桥抗战；1940年代虽有抗战胜利，而国共之战又兴，终致国民政府溃败迁台，形成目前两岸对峙情形)。我虽从未有政治性的活动，但自然而然的养成强烈的国家民族观念。 <br />　　　　　　　　　　　　　　　　　　　　　　 <br />　　1983年冬，我任职中央研究院。一日在与近代史研究所同仁会谈中，提出希望同仁中，有人有兴趣考虑从事一部叙事客观、分析深入的「中国近代史」之编著工作。我解释这项工作的意义，和我的企望如下： <br />　　　　　　　　　　　　　　　　　　　　　　 <br />　　所谓「中国近代史」的「近代」年代问题，数十年来我们大都接受1920年代末蒋廷黻氏在南开大学首次讲授「中国近代史」的断代观点，指「近代」始自1840年代鸦片战争。蒋氏以来(至1980年时)，中国近代史在台已有十馀种不同版本，大都始自鸦片战争而止於民国肇造，亦有叙至抗日战争前夕的。我这里所指的时期，乃自鸦片战争甚至应提前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拒绝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提出的要求，至目前(1990年)为止的两百年。这段时期中，我国由几乎与外隔绝的情形而开放，外强的侵入，我国的「自强」运动，中日甲午之战，民国之建立，军阀之割据，国民政府之成立，中共的兴起，日本在东北及华北之侵略，抗日战争，国共战争，国民政府之迁台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至目前两岸对峙之情形。 <br />　　　　　　　　　　　　　　　　　　　　　　 <br />　　这是一个有数亿人口、五千馀年历史文化的国家：在短短的一百数十年间，尤其是在最近六、七十年间，所作的「脱胎换骨」的变化——在政治、社会思想、观念、体制、生活水准、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学术、艺术……方面的改变。这些改变不纯是我国由文化接触交流而自然的改变，而多是由列强的经济、政治之侵略，强加我国而改的；这些改变的「基本性」和「剧烈性」，几乎使我国为列强所瓜分，幸而有列国间的竞争，救了我们。 <br />　　　　　　　　　　　　　　　　　　　　　　 <br />　　这样的一部客观而深入的「中国近代史」，目前还未出现。国人的著作中，最大的问题，是国共两方的偏颇观点。目前大陆五十岁以下的人，对我国近六、七十年的历史的知识和了解，显然是不尽客观的。台湾在国民政府治下，则有另一偏颇。一是台湾受日本管辖五十载，无疑产生极深的影响。例如目前六、七十岁以上的人，其基础教育是日本的，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没有认同感，亦是自然的事。 <br />　　　　　　　　　　　　　　　　　　　　　　 <br />　  国民政府迁台之初，因曾挫败於中共，对中共有过度的恐惧和敌视仇恨，更由此而对**过度敏感，从而引致某些不幸的愚昧的政策或措施。政府在全力著重经济发展政策之下，在教育方面，忽略了了解台湾因日据所留下的影响；忽略了增强人民对祖国文化传统的欣赏认同。近年来「本土化」观点的提倡，是脱离我国文化意识的示标。一个民族，语言文字生活风俗，连妈祖都来自大陆，但因政治而坚持否定其本身的文化渊源，是可悲的事。 <br />　　　　　　　　　　　　　　　　　　　　　　 <br />　 在中研院近史所与同仁的会谈中，我希望能有一部「中国近代史」(近两百年中国史)，一部国人皆可读的、客观信实而分析深入的书，使国人皆知我国民族历史文化之发展，尤其近百数十年的迅速变迁之因果，希望这有助於我中华民族对自己有较深的认识。 <br />　　　　　　　　　　　　　　　　　　　　　　 <br />　1991年双十节日，我将上述构想在《民生报》写了一篇短文，颇获得一些赞同。翌年我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申请一些补助，聘请历史学者刘广京氏(在美)、张玉法氏及陈永发氏(中研院近史所)三人主持此计画，并聘何炳棣、余英时、黄仁宇先生为顾问。 <br />　　　　　　　　　　　　　　　　　　　　　　 <br />　  1997年，三位作者分别成稿三册，总名为：《最近两百年中国史》，内分： <br />　　　　　　　　　　　　　　　　　　　　　　 <br />　  上册，晚清篇，刘广京著； <br />　　　　　　　　　　　　　　　　　　　　　　 <br />　  中册，民国篇(另名《中华民国史稿》)，张玉法著； <br />　　　　　　　　　　　　　　　　　　　　　　 <br />　  下册，中共篇(另名《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陈永发著。 <br />　　　　　　　　　　　　　　　　　　　　　　 <br />　  三册各单行出版。 <br />　　　　　　　　　　　　　　　　　　　　　　 <br />　　三篇各约六十万言，皆尽客观，不具党见偏颇，然三篇约共二百万言，具学术严肃性，或不易卒读。故我与刘、张、陈三位著者商请合著普及本，以十馀万言为度，使凡我国民皆易览阅。 <br />　　　　　　　　　　　　　　　　　　　　　　 　　　　　　　　 <br />　　　 刘、张、陈三位各以五、六年时间精力，成此「划」时代大著，有助於我国民族的自检，助我个人达成数十年的企望，兹谨以此序为刘、张、陈三氏贺并致谢意。 <br />　　　　　　　　　　 <br />　　　　　　　　　　　　 <br />　　　　　　　　　　 <br />　　　　　　　　　　　　 <br />　　　　　　　　　　 <br />　　　　　　　　　　　　 <br />　　　　　　　　　　 <br />　　吴大猷谨识 <br />　　<br />　　民国八十七年四月 <br />

陵光

导读 <br />　　　　　　　　　　　　　　<br />　　　　　　　　　　　　　　　　导　论 <br />　　　　　　　　　　　　　　<br />　　导论为本书的开场白，分为民国史的分期、现代化的发展、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对抗、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民国史的重要脉络六方面叙述。 <br />　　　　　　　　　　　　　　<br />　　　　　　　　　　　　　　　　一、民国史的分期 <br />　　　　　　　　　　　　　　<br />　　从中国历史的长流来看，清国——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其承续和断裂的脉络相当清楚。清国是中国历史中的最後一个朝代。中华民国初以近代西方民主国家为模式，中经苏俄党政军制度之引进、德国法西斯制度之引进、以及美国民主精神之灌输，又从近代式的专制过渡到民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仿照苏俄的模式而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苏俄解体前後，开始引进资本主义，名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政治仍不开放。 <br />　　　　　　　　　　　　　　<br />　　民国的历史，波折甚多，可大别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12年到1928年，除孙中山在南京所主持的临时政府(1912年1月至3月)、在广州所建立的军政府(1917年9月至1925年6月)、以及中国国民党建於广州、於北伐期间移於南京的国民政府(1925年7月至1927年及以後)外，法统的中心在北京，可以称为北京政府时期，或称为北洋政府时期。当时北京政府是国际所承认的唯一合法政府，参与各种国际事务，大部时间有由国会选出的总统，有由总统任命的内阁；约有一半的时间有民选的国会(虽然选民的数目有限，选举的品质不高)。当时国家建制和施政的大方向是立宪法、开国会，基本上走西方三权分立的路。国家根本大法(临时约法——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定、重定、和讨论，基本上是内阁制，亦有人主张总统制；基本上是中央集权，亦有人主张地方分权。当时民国初建，许多人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意义不了解、对民主政治的尝试不习惯，造成许多纷争。民国的建制不同於清代及其以前，无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皆无绝对的权力；舆论、社会运动者、反对党、甚至拥兵自重的军人，都是制衡力量。传统的统治术，用在民主开放的时代无效。当时中央权弱，政治和社会上各种势力杂陈。在这种情形下，政府或拥兵自重的军人常以武力为解决问题的手段、以胜负为对错的标竿。时人目睹军阀祸国，思以裁军为救国之方，但因权力在军人之手，非用军事手段，无法解决问题，故有国民党一波一波地再革命，以及新兴的共产革命。武力革命之外，亦有人从教育和思想改造做起，但缓不济急。 <br />　　　　　　　　　　　　　　<br />　　<br />    第二个时期，从1928年到1949年。此期间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竞逐或出没的势力颇多，其影响最大者为国民党之执政、中共之扩张，以及日本侵华势力之兴亡。国民党在1926至1928年的革命中获胜，成为执政党。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後七、八年，中原大战、西南异动等事件，几度使国民党陷於分裂，但事件很快平息。九一八事变以後迄於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势力进入中国，所建满洲政权、汪精卫政权、蒙疆自治政权等，皆随日本投降而飘逝。惟中共自1927年以後武装割据、武力扩张，不因与国民党联合抗日而停止，不因国民党实行宪政而停止，对国民党政权的威胁与日俱增。但此期间的法统所在，为国民党所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此政府奉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虽受各种势力牵制，未能贯彻，政权的框架俱在，在交通、经济和教育建设上，也获得不少成就。此一时期，国民党所主持的政府，大体为国际上所承认的唯一合法政府，日本侵华间的满洲政权、汪精卫政权等，虽曾为日、德等国所承认，为时甚短。此期间国民党主政的中央政府，受中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影响，或在南京，或在重庆，或在广州，但一直代表中国，与世界各国往来。国民党主政的政府不仅与世界各国维持外交、商务、文化等关系，且曾与同盟国家并肩作战，反抗日本侵略，并参与联合国的创建，使中国成为世界四强之一。 <br />　　　　　　　　　　　　　　<br />　　第三个时期，从1949年到现在。此期间中华民国政府失去中国大陆的统治权，国都设在台北。一度坚守的舟山、大陈诸岛陆续撤退，四十馀年来大陆沿岸外岛仅保有金门、马祖作为台海前线，并作为中国大陆主权的象徵。此期间的中华民国，邦交国逐渐减少，联合国席位於1971年丧失，惟在发展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上，仍有成就。在立国态势上，由反攻复国到革新保台，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平共存、竞立於世界。1970年代以来，由於政权的本土化，主政者渐无恢复中华民国固有疆土之想，教育、文化等方面亦落地生根，其方向有二：(1)摆脱大中国的纠葛，由台湾地区的居民创造一个独立自主的空间；(2)放弃中国国民党主导中国发展的使命，摆脱孙中山、蒋介石领导国民党时代为中国所做的各种政治设计，建立一个以台湾地区为凝聚力的政治实体。台湾地区的经济成就，增加了教育投资，也孕育了中产阶级。个人的自信增强，传统的价值衰退，原有的法律和秩序，都受到挑战。<br />　　<br />　从民国史的三个时期看来，第一个时期基本上是承晚清之旧，效习西洋，可以称为第一共和或第一民国；第二个时期，基本上是将孙中山的革命纲领和目标付诸实施，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在世界上有其独特性，可以称为第二共和或第二民国；第三个时期在大政方针上，大部为第二时期的延续，但领土仅馀数百分之一，人口仅馀数十分之一，立国态势截然不同。自1980年代末期以来，原有的大中国政治建构逐渐解体，落实台湾的政治和文化逐渐建立，可以称为第三共和或第三民国。 <br /><br />　　二、现代化的发展 <br /><br />　　民国史的三个时期，虽然在大政方针和立国态势上有许多不同，国家的发展仍在走向现代化。中华民国现代化的历程，可从民主化、制度化、工业化、科技化、多元化等方面略作说明。 <br /><br />　　北京政府时期，国家很少大兵压境的外患，国家层面的人力和物力主要消耗在权力斗争或内战上。在民主化方面，先後两次选举成立参众两院的国会，袁世凯总统、徐世昌总统分别由此两届国会选出，曹锟总统则由三度解散、三度恢复的第一届国会选举产生。虽然国会议员选举权受学历、财产等限制，无论国会议员选举、总统选举，品质都不高，这在中国仍是最新的民主尝试。当时省级也有议会，受到的挫折与国会相仿。 <br /><br />　　在制度化方面，大体仍依照近代西方民主国家的建制，逐步建立。行政权的运作，或在内阁，或在总统，随国家元首的权力欲望而转移；立法权在国会，约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有国会存在，国会不存在的时期由行政部门制定法律。司法权在各级法院，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初等法院的系统自晚清以後即逐步建立，但行政干涉司法之事常有。民国制度虽不断建立，破坏制度的势力经常出现，例如袁世凯谋恢复皇帝制度、张勋谋恢复大清皇朝。军阀干政、军阀乱政、军阀掌政为政治常态，使建立中的制度无法彻底执行，常受到有形无形的破坏。另一方面，与政治权力关系较少的制度，如教育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大体尚能维持运作。 <br /><br />　　在工业化方面，由於关税不能自主，外货充斥国内市场，民族工业不易发展。一次世界大战前後，因列强忙於支援战争或战後重建，中国市场的外货压力减少，中国产品且能应合国际市场的需要，民族工业得到短时期的发展，但限在纺织业、面粉业等轻工业方面。中国的工业发展，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地区，上海尤为工业中心。 <br /><br />　　科技化随工业化而发展，但国内科学不发达，科技多自国外引进。五四前後，中国科学社提倡科学，并设立机构从事科学研究；少数工厂开始设立研究单位，改良产品与技术。知识界曾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但政府财政困难，很少在科技方面投资，不少归国留学生有志继续研究科学和技术，成就不大。 <br /><br />　　多元化与单一化、统一化相对，多元化的社会尊重个性(一个人、一个团体的自主性)、尊重不同的价值观，具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北京政府时期是传统制度和价值解构、新制度和新价值建立时期，但以经济、教育、政治等条件不足，许多新制度和新价值的建立徒具表象，或昙花一现，没有实质和持续发展。例如政党、社团的活动，以及言论自由等，都常受禁抑。 <br /><br />　　在中国国民党主政时期，现代化的推动基本上是由上而下：(1)由党和政府主导国家建设，(2)建国的方向由党决定，交由政府执行。当时内忧外患频仍，1928至1930年间各派军人的冲突，比北京政府时期为激烈；1930年以後军人之间的冲突稍缓，国共之间的冲突又增。加以日本侵略东北、华北，国无宁日。1936年以後国共冲突稍缓，日本全面侵略中国。1945年日本投降，中共的革命全面展开。国民党终被中共逐出中国大陆。 <br /><br />　　在中国国民党主政时期，国家从事现代化建设的环境较北京政府时期为劣，但民心士气较前一时期为高。另一方面，1930年获得关税自主权，1943年废除了不平等条约，而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後，中国与同盟国家并肩作战，因而获得更多的外援和国际支持，亦为国家发展开创了新机。在民主化方面，1929年国民党开始训政，实行指导式的民主。抗日战争期间所成立的国民参政会，即为包括各党各派代表的谘议机构。战後行宪，正式选举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并由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至於地方政治，战前及抗战期间，县市成立参议会，战後行宪，正式选举省市议会。国民党训政多年，限制其他政党自由活动，而领导抗战又提升政府威信，加上选举期间的种种运作，因而在中央及地方的各项选举中获胜。此期间的人权保障，包括言论、结社等自由，受训政、抗战等影响，情况不佳。行宪以後，宪法列有人权条款，但因增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使政府得以各种法律、命令，限制人民自由。 <br /><br />　　在制度化方面，中央政府设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国民政府为委员制(行宪後国民政府改为总统府)。国民政府与行政院之间的权力分配，常随蒋介石的职位而转移。在地方制度上，北京政府时期为省、道、县三级，国民政府废道，旋又於省、县之间设行政督察专员区。教育制度，仍如北京政府时期，分为大专、中等(中学、师范、职业学校)、初等(小学)三级，但党的势力进入各级教育部门，党义被列为教材。在财经上，政府介入银行、工矿、交通等企业。在社会上，政府透过社会团体的组织，对各行各业人民加以动员和控制。 <br /><br />　　在工业化方面，民营工业受外资、外货影响，发展困难；政府对工矿、交通等企业大量投资，谋主导工业发展。辽宁、江苏、湖北等省是重要工业中心。抗日战争期间，沿海部分工业迁往湖南、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带动了内陆的工业发展。但战後工厂复员，工业再度集於沿海各省。交通方面，陇海铁路、粤汉铁路的修筑，全国公路网的兴建，航空事业的拓展，以及电话、电讯事业的扩张，均较北京政府时期为进步。抗日战争，妨碍了中国工业的正常发展，但战後中国接收了许多日本在华企业，为战後工业重建，奠定基础。 <br /><br />　　在科技化方面，世界各国科技日益进步，中国为发展经济和学术以及支援对日战争，从事研究或引进新科技。此期的科技成就较北京政府时期为高。研究机构的设立，有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高等教育的发展，质与量并重。自然科学中的数学、生物学等，战前可达世界水平。 <br /><br />　　多元化方面，此期有倒退现象，主要原因有二：(1)国民党以孙中山的遗教治国，将孙中山思想奉为南针，此不仅影响中国向世界各国取精用宏，且阻害国人思想之进步。(2)内忧外患频仍，抗日、剿共战争不断，使政府有危机感。尽管如此，由於政府控制的能力有限，抗日战争、战後行宪都需争取国人支持，故大部时间，都有反对党存在，都有反对派的言论存在，都有自发性的社团和社会运动存在。到1948至1949年间，更呈现失控和无秩序的现象。 <br /><br />　　中华民国政府迁台以後，国家生存的危机感继续存在。在中共欲以武力解放台湾时期，政府以戒严法统治。1980年代後期，两岸关系渐缓和，政府宣布解严，并大力从事政治改革。此期间的现代化发展，在民主化方面，1950年代到1970年代进展甚缓，到1980年代，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开放人民团体自由活动、开放社会运动，在混乱中有些进步。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全面在台湾地区改选，总统由国民大会选举改为直接民选。但宪法随时修改、监察委员由民选改为由总统提名经国民大会同意、以及酝酿废除国民大会、废除监察院、废除台湾省等，渐已脱离早年国民党所建立的中华民国法制。而总统承袭了戒严时期宪法「临时条款」的部分权力，历次修宪且不断扩张总统权力，关心民主的人士引以为忧。 <br /><br />　　在制度化方面，1950至1970年代，主要沿用1950年代以前所订的法制而加以修订，政治和社会规范较为固定。1980年代後期以来，由於放弃大陆主权的意图日渐明显，远离中国历史文化的气氛日益浓厚，加上民主、自由、独立思想高涨，政改、宪改、教改不断，制度相当不稳定。但也建立了不少新的制度，如公务员的退抚制度、由公保到全民健保的保险制度，以及集会游行法、劳动基准法等的制定。 <br /><br />　　在工业化方面，此一时期的成就最大。台湾是海岛经济，不易自给自足，拓展外贸为经济发展的唯一出路。早年利用美援发展纺织、塑胶、合板等工业，使台湾渐有工业品出口。其後发展钢铁、造船、石化、电子等工业，使台湾进入精密工业时代。而基隆港、高雄港的扩建，台中港、苏澳港的开辟，南北高速公路和东西横贯公路的修筑，铁路的电气化，桃园国际机场的辟建，以及国内外电讯、电话、和资讯网的全面建立等，不仅将全岛联在一起，且使台湾地区与世界各地联在一起。 <br /><br />　　　在科技化方面，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和中央研究院主导国家科学与科技的发展，高等教育的迅速扩张、留学生的大量归国、新竹科学园区和工业技术研究院的设立、以及各种国际技术合作等，更为科技化建立了良好的条件。1980年代以来，电脑普及，使科技主导了整个生活领域。 <br /><br />　　多元化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最近十多年。政治的多元化可以反对党、社会团体、社会运动的勃兴为例，经济的多元化可以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为例，社会的多元化可以提高教育和学术的自主性、以及言论、出版自由为例。在多元化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共识不易形成，任何决策，都会使社会中的某些个体受到伤害，使民主政治「服从多数，尊重少数」的原则受到质疑。 <br /><br />　　三、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对抗 <br /><br />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华民国的历史发展有几个需要特别检讨的主脉，即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对抗、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 <br /><br />　　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对抗，是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脉之一。晚清革命党人立志推翻满清的动机之一，是满清没有能力应付帝国主义的侵略；帝国主义国家透过军事威胁、不平等条约约束，利用宗教、商品、资本等工具，君临中国。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到甲午战争、特别是八国联军以後，形成一种为国家争生存的力量。民族主义是辛亥革命的动力。清帝退位、民国建立後，满汉间的民族矛盾消失，蒙汉、藏汉、回汉间的矛盾扩大，主政者倡「五族共和」，谋抟成中华民族，实际的政策，无论是优待满蒙，还是种族同化，仍是以汉族为中心，边疆民族对国家的向心力不强。民国时期，国内的民族矛盾大於清代，但为全国所关注的问题，仍然是帝国主义的军事、外交压力；西藏、蒙古问题，是因为英、俄的介入而变得复杂。 <br /><br />　　引起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抗者，在北京政府时期，第一个是1915年的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反日)，第二个是1919年因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中争取收回山东利权失败而引发的五四运动(反日，并反对在和会中支持日本的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第三个是1925年因上海日本纱厂枪杀罢工代表而引发的五卅运动(反日、反英)。至於1926年因北京学生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国家支持军阀起而抗议所发生的三一八惨案、1928年日本为阻止北伐在山东济南屠杀中国军民同胞所发生的五三惨案，皆因受到政府的约束，未扩大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全面对抗。 <br /><br />　　前述几次民族运动，对国家的发展影响钜大。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过程保密，然日本对华野心却因此宣洩於外。时任总统、日行专制的袁世凯假此团结内部，进一步谋称帝；孙中山领导的反袁运动，因此受到袁的分化，部分党人谋暂停革命，一致对外。五四运动，波澜壮阔，不仅带动了全国性的政治觉醒，国人且从文化思想方面反省，谋为国家开启新局。反传统、反封建、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浪潮从此掀起，因此而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中国青年党的成立、有中国国民党的壮大。五卅运动将五四时期的政治维新、思想启蒙运动转到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具体层面。在广东地区，国共合作掀动省港大罢工，与英国帝国主义展开艰苦的斗争。革命势力，藉国共合作、藉各种政治和社会运动，由南方发展到北方，最後有北伐的成功。 <br /><br />　　北伐完成以後，国民党主导国家发展。在解决国内民族矛盾上较前积极，但收到的成果不很大。另一方面，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冲突则转趋剧烈。1931年发生渖阳事变，1932年发生淞沪战役，1933年发生长城战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甚一日。日本势力自东三省伸入热河、察哈尔及河北省北部，复於1935年进行华北自治运动，1936年进兵绥远。此期间，主政的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集中全力在江西及豫鄂皖边区剿共，并应付军阀的动乱，对日本百般隐忍。 <br /><br />　　在这种情形下，抗日的民族主义日渐高涨，中共初为转移国民党的剿共政策，复为执行共产国际的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大力运动抗日，更使抗日情绪达到高潮。1936年，中共的有形势力局促於陕北一隅，国民党认为剿共胜利在望，继续坚持安内政策，引发两广军人异动，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更於西安联合劫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迫其停止剿共，一致对日。 <br /><br />    西安事变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形势形成，中共的声望也在运动抗日的过程中节节升高。1937年，日本以防共为名，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蒋委员长号召「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共起抗日。在蒋委员长的号召下，国共两党一时曾有紧密的合作，怀抱国家主义的青年党，以及新成立的国家社会党，均一致支持抗日。1937至1938年间的全民大团结，在民国历史上是少有的。其後国共两党为争夺敌後地盘走上军事斗争之途，而其他民主小党派，也为民主、行宪等问题与国民党从事政治抗争，但各方的抗日情绪均甚高。一些迫於现实与日本合作的人，不少人亦对抗日工作暗中协助。 <br /><br />　　抗战胜利後，对日的民族主义消褪，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趋於激烈。美国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从中调停，苏俄初亦表示支持国民党。国民党除一度因东北接收问题进行反苏外，基本上对外采取协和政策。中共初以反对党的姿态联合各反对党与国民党进行政治与军事斗争，并欲假美国对国民党的一党独大有所抑制，继见美国**立场坚定，积极扶持国民党，苏俄对中共的扩张乃尽量给予支持。当时中共已决定「一面倒」向苏俄，遂在与国民党斗争的同时，进行反美斗争。 <br /><br />　　美国自抗战後期介入中国战场，常以援助国的姿态对中国颐指气使；战後订立中美商约，又恢复不平等条约中的诸多权利；颇引起国人不满。及美国士兵诱奸中国学生事件发生，中共乘机煽动，遂形成全国性的反美风潮。国民党对美援有所依恃与期待，不欲反美风潮扩大，群众的反国民党情绪益升高。中共於战前利用抗日风潮争取民心、战後利用反美风潮争取民心，国民党为执政党，不让国民纵情排外，因此大失民心。同样利用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斗争，中共在此斗争中壮大，而国民党则在此斗争中日居下风。 <br /><br />　　1949年以後，中共继续利用民族主义团结人心、巩固政权，譬如投入韩战、越战，以武力处理中印边界冲突，以及以武力进占西藏等。近十馀年则以民族主义号召国共第三次合作，谋国家统一。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初时宣传中共受苏俄卵翼，不是中国人；继在中共文革前後，以文化复兴相号召。均是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近年**论高涨，无论对有形的中国，抑无形的中国，均加敌视；甚且有人倡用台湾民族，以与中国民族对立。台湾民族主义的主要目的，在对付中共的兼并，与前此中华民国史上以中国民族主义对抗东西方帝国主者大不相同，兹不多论。 <br /><br />　　四、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 <br /><br />　　民国史的另一主脉为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清朝行中央集权制，晚清由於应付太平军、捻乱，继以办新政，地方督抚权上升。武昌革命爆发後，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廷无法遏止，宣布退位。 <br /><br />　　辛亥革命是以分省独立的形式完成。民国建立以後，各省都督拥有实际兵权、财权，因有倡导仿行美国联邦制者。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仍有不少省份宣布独立，证明地方权重。袁世凯为集权中央，初以副总统黎元洪的名义倡行军民分治，使一省之军事归都督，民政归民政长；继又於北京设将军府，改各省都督为将军，直接由大总统统率。此类设计对地方权并未能有效抑制，1915至1916年间反帝制运动起，各省乃纷纷宣布独立。袁世凯在无法控制局势中病亡。 <br /><br />　　袁世凯死後，历届总统对地方军人均无法控制。控制中央政府的军人，初为皖系，继为直系，最後为奉系。在皖系军人当政期间，部分地方军政长官属於皖系，但有更多地方军政长官属於直系、奉系或其他派系。同样，在直系军人当政期间，部分地方军政长官属於直系，但有更多地方军政长官属於奉系、皖系或其他派系；在奉系军人当政期间，部分地方军政长官属於奉系，但有更多地方军政派系属於直系、国民军系或其他派系。其间，国民党在广州组建革命政府，此革命政府初受南方地方军政派系左右，桂军、滇军、粤军、湘军、川军等势力，对广州革命政府时而支持，时而企图加害，直到1925至1926年间始获统合，但对北京的中央政府而言，均为地方割据势力。 <br /><br />    在地方权重的北京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互相制衡，或互相消灭。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直皖战争、两次奉直战争，皆为地方对中央的战争；其中护国战争、直皖战争、第二次奉直战争，使中央政权崩溃。北京政府为了统一南方，数度南征，也曾举行南北议和，皆无结果；最後原被视为地方割据势力的广州革命政府进行北伐，统一全国。广州革命政府初受军阀控制，但在国民党实行联俄容共以後，因有黄埔军校的成立，渐能以黄埔军校所训练的军队和干部为中心，掌控两广军事大局；加上国民党的组织、宣传和运动，到1925年五卅运动後，国民党在广州所成立的国民政府，成为国家统一的希望。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派兵北伐，1927年4月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到1928年6月推翻北京政府，成为国际上所承认的合法政府。 <br /><br />　　国民政府进行北伐前，统一了两广各军系，特别是李宗仁的桂系。北伐进行期间，孙传芳和吴佩孚的直系，因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首先被北伐军消灭。其後北伐军北上，冯玉祥的国民军和阎锡山的晋绥军均响应，控制北京政府的奉军不敌，撤回东北。其後继张作霖统率东北军的张学良宣布归顺中央，国家统一。北伐期中曾将参加北伐和响应北伐的军队编为四个集团军，蒋介石所统率的黄埔军编为第一集团军，冯玉祥所统率的国民军编为第二集团军，阎锡山所统率的晋绥军编为第三集团军，李宗仁所统率的桂军编为第四集团军，其後张学良的部队改为东北边防军。这些军队是在北伐前後的临时编组，大部分地方性甚强，当北伐完成後中央筹谋裁军时，地方实力派与中央的矛盾浮现。另一方面，国民党中央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矛盾重重，汪以改组国民党为名在各地发展组织、吸收党员，且与各地军事实力派联合，与蒋介石抗。在1929至1930年间，初有以李宗仁为中心的反抗，继有李宗仁与冯玉祥的联合反抗，终则有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汪精卫的联合反抗。李、冯、阎、汪联合反抗中央，主战场在河南，称为中原大战。中原大战後期，中央军转败为胜，张学良派兵入关，支持中央，战争结束。 <br /><br />　　中原大战後地方实力派仍然存在。1931年立法院长胡汉民(广东人)反对制定训政时期约法被幽禁，广东宣布另组国民政府。九一八事变後，广州国民政府在团结御侮的口号下结束，但承续广州国民政府的西南政务委员会，仍处於半独立状态，1936年广东又曾独立一次。另一方面，日本於占领东三省後，续向内蒙、河北蚕食，并在东四省、内蒙、河北北部扶植伪政权。此期间，中原大战後一度蛰居的冯玉祥潜赴察哈尔号召旧部抗日，淞沪战役後调往福建的十九路军在福州组抗日政权，使中央政府穷於应付。日本在华北进行自治运动，亦使察哈尔、绥远、山西、河北、山东等省有沦为日治的危机。1936年，驻屯陕西的东北军与西北军联合发动兵变，劫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迫使其放弃剿共，共同抗日，一时使中央与陕西关系紧张。 <br /><br />　　西安事变後中央改采抗日政策。抗战期间，大敌当前，地方实力派尚能顾全大体，然云南、新疆等地自主性仍强。抗战末期，中央政府渐能控制新疆，云南则仍为政府反对派所走集。抗战期间，军队调动频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迁移无常，加上商家、难民转徙於各省，各省渐打破地方藩篱。战後军政派系浮现，地方色彩不浓，中共於消灭国民党的军政派系之後，乃能迅速完成中国的大一统。 <br /><br />　　中华民国政府迁到台湾後，蒋介石总统怀抱复国之志，颇有「过客」心态，然未尝不重视台湾建设。在蒋经国总统掌政期间，大力推动政权本土化，且以台湾人自居。就整个中国而言，台湾的区域性自是加强。另一方面，中共指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为地方政权，来自中华民国的人为台湾人，亦加强了台湾的区域性。就中华民国在1949年以後的辖区而言，在台北市的中央政府即是中央，省市政府和县市政府是地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反对党兴起以前大体良好；反对党兴起以後，反对党在地方上所获得的政权愈来愈多，逐渐形成与中央政府抗衡的力量。 <br /><br />五、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br /><br />　　民国史的再一主脉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清代及其以前的中国政治，基本上是家族政治，一个家的成员在获得政权、建立朝代以後，无论国家或政府，都成为这个家族的基业。在政权未被另一家族取代以前，政权即在此家族中传衍。此政权所用的官员，基本上皆为家臣或奴仆。统治家族与家臣、奴仆，构成统治集团。此统治集团为了获得人民的支持，制定法律，建立制度，以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一)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二)避免妨害人民生业，并为人民生业开创良好的环境。(三)使有志者有机会参与国事、服务人群。「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表示一个政权因受人民拥戴而存在，因不受人民拥戴而灭亡。民本政治，以民为本，人民参政的管道虽窄，但施政必考量人民的利益。当时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国家是统治集团所经营的层面，社会是人民的生业和生活层面；社会在理论上均在国家掌控之下，但以传统政治崇尚「与民休息」，当政府无意或无力干涉时，社会有很大的自主性。 <br /><br />　　民国建立以後，政治崇尚民主，1912年的临时约法规定，国家主权来自国民全体；1924年孙中山讲演三民主义时声言，要四万万人做皇帝。能如是，则可将传统时期政府与人民的关系颠倒，社会至少取得与国家对等的地位。不过，当时距专制时期未远，让元首与政府官员由统治者变成公仆，让社会力量牵制国家，在制度的改变上需要大工程，在官民心理上更需调适。 <br /><br />　　北京政府时期，1912年至1916年由袁世凯任大总统。在1912至1913年间，由於民国初建，人民的自主心高涨，加上有反对党的存在，社会的自主性相当高。各种政党、社团纷纷成立，报纸、杂志纷纷创刊；举办活动和宣传主张都甚少受到限制。1913至1916年间，反对党被镇压，民意机构被关闭，反对派的报刊被关闭，政治上一片肃杀之气，人民噤若寒蝉。 <br /><br />　　1916至1928年间，黎元洪、溤国璋、徐世昌、曹锟曾任总统，段祺瑞曾任执政，张作霖曾任大元帅，均主持中央政治，但以军阀割据，国民党在广州另建基地，中央只能统治部分地区；黎元洪、徐世昌且为军人之傀儡，没有独立的统治权。在这种情形下，一方面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社会活动没有保障；另一方面，由於政府内外有各种军政派系竞逐，人民和社会有较大的活动空间。五四时期，政党、社团、报刊等再趋活跃，群众运动此伏彼起，在言论自由的深度与广度上，逾越开国时期。约在同时，由於一次大战期间列强对中国的经济压力稍减带来工商业繁荣，使工商阶层也一度成为社会的自主力量。 <br /><br />　　北伐以後，国民党操持国家政柄，实行党政军一元化；此一元化集团，尽管统治技术拙劣，力图控制教育和思想，并大力进入财经部门，办理银行及工矿业。当时由於军阀动乱，中共从事武力革命，日本侵略中国，使此统治集团的危机感加深，对人民和社会的控制甚严。国民党部，以及中统、军统等特务组织，为政治控制的机器。但另一方面，国民党以实行民族、民权、民生主义相号召，三民主义涵盖了民本和民主两方面，在施政的设计下不能采取专制的形式；而国民党主政後在外交上依恃美国，美国每以民主自由的理念加诸友邦，国民党不得不稍予迎合；而到抗战开始後，国民党要团结各党各派共同抗日，战後复需团结各党各派行宪与抗共，对各党各派的意见亦不得不稍予接纳。在这种情形下，反对党、自主性的社团、意见不同的报刊，以及关心国事的人群，都有相当的自主空间。国民党治国时期的中上层事务太多，未能全力照顾下层，中共乘机在农村发展势力，并利用城市居民和政治派系的自主活动，迫使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撤至台湾。 <br /><br />　　中华民国政府撤至台湾以後，由大国变成小国，国土仅馀三万六千平方公里，人口仅馀不足一千万人(近年始增至二千一百万人)。将一国之建构移於一省，省(市)、县(市)的行政机构以外，有体系完整的中央政府，有军种齐备的五十万军队，国民党党部、中国青年**救国团部分设各地，政府与国家的比重大增。此期间中共对台湾的威胁严重，政府对民间人力、物力的动员与编组加强，至少在1950至1970年代的三十年，人民与社会几无自主空间可言。1970年代後期以来，两岸军事对峙的形势缓和，台湾的经济和教育有大幅成长，加上美国对台湾民主政治的关怀，政府渐对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等方面的控制逐渐放松。新生的社会力，转而投注於政府和国家，改变了政府的制度和人事，也改变了立国的态势和国家发展的方向。 <br /><br />　　六、民国史的重要脉络 <br /><br />　　民国史的演变与发展是多方向的。本书为通论性，限於篇幅，无法一一检讨。导论中所述，部分为全书的梗概，部分为书中史事脉络的背景。书中各章节，以政治史为主，理由有三：(1)近代以来，政府主管的事务增多，人民对政府的期望增多，在民间社会未能建立以前，政治的良窳和稳定与否，直接间接关系著每个人、每个机关和团体。(2)近代以来，政权的角逐与更替不仅牵涉一个党派或军系的利益，人民大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支持或投入某党派、或某军系；某党派或某军系政权角逐的过程及成败，都影响到个体。(3)近代以来，中国受帝国主义的军事、经济侵略严重，中国能否有效应付侵略，除自身力量以外，诉於外交。因此，外国的军事和经济侵略，以及中国外交的成败，都影响到每个人、每个机关和团体。 <br /><br />　　在民国历史中，政治史较经济、教育、文化史为重要；在民国的大部分时期，经济、教育、文化皆为政治的工具。就此点而言，与近代以前相去不远。政治史，基本论述政府与国家的历史层面，惟民国历史原当以民为主，人民和社会的自主性发展，亦兼有所论述。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以及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关系，因系政治史的范围，本书论述较多。至於现代化的发展，在1949年以前，因受政权更换、以及内战和外来侵略的影响，仅有偶然的成就，没有持续的成长。在1949年以後的台湾，主要成就在1970年代以後。本导论中所述的几个民国史发展的主脉，在本书各章中不难寻觅。

陵光

导读部分完了，最后传一下刘院士的序<br /><br /><br /><br /><br /><br />　　　　　　　　刘　序 <br />　　　　　　　　 <br />　　这一套丛书分起来是三部专书，合起来却是一部互相连贯的中国近、现代史，涵盖十八世纪末的乾、嘉之际，一直到最近几年。这一套丛书所以要从乾、嘉之际说起是因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些问题，那时代已经有了。略述乾、嘉之际的若干问题，可以为这一套丛书的序幕。 <br />　　　　　　　　 <br />　　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特使马戛尔尼(George Lord Macartney)到热河承德行宫觐见乾隆皇帝。他向清廷(主要包括军机大臣和珅)要求於广州之外多开通商口岸，并让英国在北京驻使。这些要求都被拒绝；要到五十年後，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之後纔有一部分被接受。但是就中国内部的情形而言，这五十年却是很重要的一段历史。 <br />　　　　　　　　 <br />　　马戛尔尼使华的同年，1793，自翰林院派出为贵州学政的洪亮吉(1746-1809)撰写他有名的札记《意言》，其中有几篇讨论民生吏治问题，观察颇为敏锐。洪亮吉(江苏阳湖人)注意到当时的人口问题，指出康、雍、乾三朝长期太平，结果人口大增，而农田和居屋却增加有限。他说：「治平百馀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较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前，不啻增二十倍焉……。」当然，田地和居屋也都有增加，但是新垦地和新建的屋宇比起人口的增加显然不足。「高曾之时隙地未辟、闲廛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馀也。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 <br />　　　　　　　　 <br />　　除了人口遽增外，据洪亮吉的观察，乾隆朝的後半期，大约在1765以後的二三十年间，地方官的风气大坏。任知府、知县的官很少谈吏治民生的问题。「其间即有稍知自爱及实能为民计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为迂、以为拙、以为不善自为谋。」其实这些地方官就是有心为民造福，事实上也难於办到。因为地方官除审案外必须收钱粮，而只有世业的胥吏知道地方的田地为谁所有，也只有他们能指挥衙役，迫人交税。实际上赋税所入，「入於官者十之三，其入於吏胥者已十之五矣。」强横的胥吏且常凌虐没有势力的人，逼人破家。「是其权上足以把持官府，中足以凌胁士大夫，下足以鱼肉里闾。」这种情形到了乾隆末年则有变本加厉之势。 <br />　　　　　　　　 <br />　　乾隆晚期宠信和珅，任他掌权。和珅(1750-1799)於1776年入军机处，1780年为户部尚书，1784年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京师有许多大官都拜他为师，自称门生；各省督抚或由他推荐，或向他拉关系，「交关通贿」，或赠送贵重礼物。督抚既要向他纳贿，就不能不向地方官多索款。据洪亮吉1798年翰林朝考时所上的奏章：「今日州县之恶，百倍於十年、二十年以前。」此奏作於《意言》成稿之後五年，似乎情形较五年前尤恶。1796年，湖北、四川白莲教起义，旗帜上书「官逼民反」；系地方胥吏、衙役向教民勒索不止，因而激变。据洪亮吉说：地方官「借邪教之名，把持之，诛求之，不逼至於为贼不止。」 嘉庆四年(1799)正月，乾隆逝世，嘉庆亲政，捕和珅，列举其罪二十款，赐之死。京官及督抚中和珅党羽罢黜了几人。但是据洪亮吉该年九月的上成亲王书，许多和珅旧人仍在位，有的年初被罢黜而现在又起复。洪亮吉说：尤其是1790年以後，有许多因和珅弄权而造成的冤案，其中少数嘉庆帝曾欲为之平反而事实上没有做到。而造成冤案的人却未必受罚。那时征剿教匪最紧急的四川省，就有声名最劣、害人最多的前达州知州戴如煌，虽被解任，而「絜家安处川中，反得超然事外」 。 <br />　　　　　　　　 <br />　　洪亮吉请成亲王代奏的信批评皇帝不够勤劳，而且有「俳优近习的人，萦惑圣听」。刑部审洪亮吉以「大不敬罪」拟斩立决，奉旨改流放到新疆。但半年之後嘉庆皇帝赦之归里。皇帝自作〈导言纳谏论〉，置洪氏原书於座右，使诸臣知「朕为可与言之君」 。 <br /><br />　　　　　　　　　　<br />    上文藉洪亮吉的资料，说明本丛书何以以乾、嘉之际的十八世纪末为中国近、现代史的起始。洪亮吉1799年上书之前两年内，安徽泾县的包世臣(1775-1855)在湖北、四川任幕职，所看到的地方情形和洪亮吉说的相似。一年之後包氏撰《说储》一书(1801)，为中国近代第一部主张变法的著作。包氏与明清之际的大儒黄宗羲、顾炎武等不同。他忧心的对象不是君主专制，而是「兵弱威屈，民贫财绝」。「财匮则威不行，威沮则德不立，非即有横溃四出之患也，而天子已孤立於上矣。」 包世臣主张废吏胥及幕职，而代之以经过考试、试用之後颁有品级的「级吏」。包氏要废各省的督抚和道台，由藩司主政，臬司主刑。藩、臬及县官的人选由中央指派，但中央政府本身要有新建置，设审官院，鼓励天下人民上书，「不拘现任、故宦、儒生、幕客、农民、吏卒皆许言事」；而上书的人，经过特别考试，可以补授中外官职。原来的考试不废，但罢八股，只试经术与策论。现任的科道等官「归俸三年以上而无一语建白者，罢之。」包氏显然希望官员有思想，有抱负。同时则主张提高所有官员的俸禄，以励廉耻。对於贪污的官吏则一体严惩，甚至要加罪於他们家里的人：「子自成童以上，知而不力谏者，禁锢；兄弟在署者如之；父母不禁止者，夺诰敕。」官僚之间的拉关系要严格禁止：「禁座主、举主、恩师、门生、同年兄弟伯侄之称，犯者俱坐『无耻』夺职，永不叙用。」 <br />　　　　　　　　 <br />　　在经济方面包氏注重农业生产，主要的方策是多设屯田。当时剿白莲教，乡勇头目里颇多「草莽英雄」，将来解甲时「兵撤於上，将骄於下，元戎无善後之策，郡县无抚恤之能，则杞人之忧於兹方始。」包氏认为现有兵勇四十馀万人应挑选力强技精的两万人作战，其馀则命之於险要之处建筑堡垒，就地为屯田，以勇目为官，督导屯垦。政府应提供农具及至少半年口粮。一次收成後兵屯便可自给，五年後赋税所得较原来费用必多数倍。包氏认为「劝农」政策应大规模实行。华北等旗民闲散之地，尤应举办。他认为当时可垦之地，包括边地，尚不少，由官来劝农，并依每户正丁(二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数目，重定较轻之田赋数额，屯田则只收秋租，不徵夏税——结果可以实现「藏富於民」的理想，也就是《说储》书名揭示之政策。包氏同时主张通商惠工。现行制度之有碍於工商业者，如关卡之税及盐业专利，皆应撤除。盐除在产场收税一次外，任何商人皆许运销，不再徵税。本於「劝农抑商」的原则，工商每人应交月税若干。令工匠每人月赋十五文、商人「本银五十两者，人月赋十五文…本银二千两以上，皆人月赋九十文。」此外则废捐纳制度，商人不得购官衔。国家收入虽然表面上有损失，而「生财之大道乃得，一切与民争利之弊政乃绝。」 <br />　　　　　　　　 <br />　　包氏《说储》乃以「待访录」的形式提出：「苟有用我，……汉唐二宗〔似指汉文帝、唐太宗〕必复见於今日也。」他在政治方面最重要的建议是立左右丞相，与审官院合作，起用新人，禁绝贪污，使民间无冤苦而不至於作乱。「夫倡乱执词，必指墨吏。墨吏冤酷，纔被〔殃及〕数人，奸民口舌，遂摇众志。」如果能够通上下之情，尽人才之用，则「下志得达而吏无废事，逆气不萌，而国无卒恤也。……精选院卿，委澄京职，亦即精选京职，使监外郡，……止乱兴治，斯其要枢。」 <br />　　　　　　　　 <br />　　包世臣《说储》当时没有刊印，但友人有传钞者。年纪比包氏小十七岁的龚自珍(1792-1841)即获知包氏之说。他在〈投包慎伯世臣〉的诗里说：「乾隆狂客发此议，君复掉罄今公卿。」(按：掉罄应即掉磬，谓彼此批评。) 後来要到1906年《说储》纔由上海国学保存会出版。刘师培在1903年撰写的跋文里说包氏的改制学说「行之於今，颇与泰西宪政之制相合。当嘉道之世，中国之局方守其老洫不化，而先生已先见及此，仁和龚氏之外，一人而已。」 恤畔 <br />　　　　　　　　 <br />　　本丛书计划出版三部书：《晚清篇》由笔者负责撰写；《民国篇》由张玉法先生撰写；《中共篇》，由陈永发先生撰写。依各篇完成的先後，尽早出版。 <br />　　　　　　　　 <br />　　我们三人编写中国近、现代史的计划，原由吴大猷先生创意，最初计划合作一部三十馀万字的书。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拨给两年的研究助理等费用。但我们嗣发现撰写大学程度的中国近、现代史，无法写得过於简单，也不宜过於简单；因此多费研究时间，也多费笔墨。稽延时日，要向吴先生及中基会表示歉意与谢意。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主持人屡赐筵宴，给予鼓励，谨此一并道谢。本丛书各篇文责由该篇著者自负，笔者参与协调及审查工作，亦应分担部分责任。 <br />　　　　　　　　 <br />　　　　　　　　　　 <br />　　　　　　　　 <br />　　　　　　　　　　刘广京 <br />　　　　　　　　 <br />　　　　　　　　　　1997年9月 <br />

陵光

张玉法（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简介：<br /> <br />　　 <br />　　  张玉法，台湾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历史学家。1935年2月生，山东峄县人。1949年随峄县县立中学南迁台湾彰化。1959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旋任教于基隆中学。1961年入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学习，主攻先秦史。1964年毕业后任职于近代史研究所，从事口述历史记录、报纸资料前辑、外交档案编著和近代史资料调查等工作，开始研究中国近现代史。1968年，受福特基金会资助，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研究所进修中国近代史，师从韦慕庭（C·Martin Wilbur）先生。1970年返台。1971年晋升副研究员，1975年擢升研究员。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兼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 <br />　　 <br />　　 主要从事辛亥革命和民初政党研究，已出版的论著有《清季的立宪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版）、《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出版）、《民国初年的政党》、《中国现代史》（1979年台北东华书局）、《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初版，1987年再版），与（美）李又宁合编《中国妇女史论文集》（1981的台湾商务印书馆）等等。 <br />　　 <br />　　 发表论文甚多，有关辛亥革命的有《西方社会主义对辛亥革命的影响》、《辛亥革命的性质》、《会党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中的南北问题》、《兴中会时期的革命宣传》、《同盟会时期的革命宣传》、《清季革命运动的背景》、《外人与辛亥革命》、《民初国会中的保守派政党》、《民初政党的调查与分析》、《民国初年的内阁》、《民初政局与五四》、《清末民初的山东地方自治》等篇。在史学方法论方面，撰有《历史研究的量化问题》、《心理学在历史研究上的应用》。 <br />　　 <br />　　 他是研究清末民初社会政团、政党的著名学者，全面探讨立宪团体、革命团体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并由此论证辛亥革命是一场“全民革命”。1982年在美国亚洲学会于芝加哥召开的年会上，他与大陆学者章开沅教授公开辩论辛亥革命的性质，成为史坛之美谈；1990年他与蒋永敬教授等到中山市出席“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是为海峡两岸学者同堂研讨辛亥革命、研讨孙中山的第一次，为促进两岸学术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 <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