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英雄引出的千年悲剧

琴心剑胆

作者：芦笛 <br /><br /><br />在中国历史上，大概没有比岳飞更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了。近千年来，他的名字代表著忠贞，代表著智慧，代表著勇敢，代表著坚强不屈，代表著浩然正气，代表著被奸邪谋杀的正义，代表著被黑暗吞下的希望。<br /><br />满清入关时，年仅十九岁的民族英雄夏完淳在举义师抗清前夕慨然写下：“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在就义前高歌据传是岳飞所作的《满江红》。每到民族危难之时，奋起救国的志士们总是以岳武穆的榜样激励自己，御侮抗敌，救亡续绝。这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名字，它已经成了一种符号，一个象征，一种精神楷模，一种民族图腾。千百年来，岳飞活在西子湖畔的岳庙里，活在正史中，活在绣像小说里，活在说书艺人的醒木声中，活在简陋昏暗的社戏舞台上。人民心目中的岳飞已不再是历史上真实活过的那个武将，自南宋以来频遭外敌蹂躏的汉族（乃至后来的中华民族）那苦难深重的历史，已经赋予了这个名字过于厚重的内容。 <br /><br />这样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其实不止一个。胡适曾指出：中国的民间文学创造了许多“箭垛式人物”。人民借用历史上的某些人物作“箭靶”，将善与恶，忠与奸，智与诈，勇与怯，清与浊等抽象品质向他们射去，让“靶子”上集中了超量的“箭簇”。智慧超人的诸葛亮，大逆不道的曹阿瞒，义薄云天的关云长，明镜高悬的包青天，精忠报国的岳武穆，卖国求荣的秦丞相等人物，无一不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br /><br /><br />有趣的是，甚至在熟悉历史者的心目中，这些艺术形象也取代了原来的真实人物。《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就曾指出，真实的关羽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如岳飞，但只因为《说岳》的作者不如《三国》的作者有才能，导致关羽名气远远高出岳爷爷，直至官拜“关圣帝君”，成了和“大成至圣先师”平起平坐的“武圣”。溥仪在袁大总统登“洪宪”之极前老是嘀咕：“袁世凯是不是曹操？”连曹操不是武将、不曾篡位、而历史上有的是篡位的武将的例子这些事实都想不起来。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部和战两派争吵不休，蒋介石说，他愿意作岳飞，可惜党内有人要作秦桧。这些例子，再生动不过地说明了曹、岳、秦等人已经被抽象为脱离历史而独立存在的政治文化符号。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历史上的真实面目如何反倒不重要了。化外先生最近批岳赞秦，说穿了也不过是在评论两个符号而已，跟历史其实没有太大相干。 <br /><br /><br />要变成这样的符号，历史人物必须具有足够的“箭垛性”，必须是人民感情的宣泄口，是人民希望的附著点，是公众道德要求的生长基。套恩格斯的话来说，中国是一个“需要巨人并善于在想象中创造巨人的国家”，包拯的出现就是一个这种文学创造的典型例子。人们需要一个青天来倾诉活在暗无天日的覆盆之下的绝望之情，需要一个用虎头铡来重建社会公正的替天行道者，需要一个与荒淫无耻的贪官污吏对照的一清如水、一明如镜的道德榜样。包青天就是满足这种感情市场需要而制造出来的箭靶，如误入小商河的杨再兴，他让人民射成了刺胃（虫胃），身上插著的每只箭都滴著点点人间冤屈。 <br /><br />比起包拯来，岳爷爷有著多得多的“箭垛性”。自东晋开始，汉族一直被北面或西面来的蛮子打得头破血流。尽管生产方式远比蛮子们先进，国家远比蛮子们富裕，文明远比蛮子辉煌，人力财力超过了蛮子们不知多少倍，然而我中华上国就不是那些吞腥茹嬗（左为羊）的蛮子的对手。现在迷醉于“汉族优越”的爱国者们可能不知道，连他们时时引为自豪的“唐宗”，其实也是胡人后裔，隋朝皇帝就更不用说了。 <br /><br /><br />这本来也没什麽丢人的，我在《罕见的失言》中分析过，一个注重社会秩序、只许社会成员循必然性途径谋求成功的静态的农耕社会，无论怎样富庶，打起仗来都难得是高度机动、靠偶然性冒险发财的游牧强盗的对手，这就是孟子说的“民无恒产者无恒心，有恒产者有恒心”的道理。老孟没发现的，是“无恒心者恒勇，有恒心者恒怯”。后人当然也不可能看到这一点，他们看到的只是没文化的“骚鞑子”以寡击众，以少胜多，一次又一次地打得咱们出乖露丑。等到宋朝，便称臣称侄、割地纳币也没法买静求安了，八万（？）金兵的铁蹄便能踏破汉家宫阙，将两位国家元首掳去，百般侮虐。这不只在“以孝治天下”的大宋是赵构和全国人民的耻辱，更是自有汉族以来见所未见的奇耻大辱。立志雪耻的宗泽饮恨而亡，在死前大叫“渡河！”可不但黄河没渡过去，连淮河都成了国境线，中原成了蛮子们传种接代的家园。陆游诗“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就道出了士人普遍的愤懑之情。<br /><br /><br />在这需要巨人的时代，岳飞应运而生了。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他都符合人民的期望：岳家军纪律严明，“饿死不掳掠，冻死不拆屋”，与别的如同土匪的官军相比，是堂堂正正的仁义之师；岳家军解民倒悬，一鼓荡平趁国难打劫、糟害地方的洞庭水寇杨么；岳家军英勇善战，迭挫强敌，打破了金兵不可战胜的神话，北伐一直打倒了河南，赢得了朱仙镇大捷，却又被朝廷以十二道金牌召回；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符合“人民救星”形象的英雄，最后却屈死在懦君奸臣手上。他的屈死，完成了悲剧英雄完美画像的最后一笔。<br /><br />很少有这样一个悲剧时代的完美悲剧人物。如果岳飞不在大捷后被朝廷强行召回，如果岳飞不和他的义子以及女婿被朝廷以谋反罪处死，那麽可以想见，岳爷爷的英雄形象在后世决不会如此完满高大。历史不可虚拟，已发生了的事没法让它不发生，然而这两大悲剧情节却不可避免地要在世人心目中留下若干个巨大的“如果”。当沦陷区人民在侵略者的铁蹄下呻吟时，他们一定会在心里想象：“倘岳家军不曾班师，你每骚鞑子老巢便早被岳爷爷捣了！”（注：白话里的第二人称复数“你每”【你们】是元代才出现的，这里是戏说。）当宋军大败，作了俘虏之时，他们一定会在心里骂道：“若岳爷爷不曾给秦丞相害得归天，尔等贼斯鸟还不是我手下之囚！”最后，当南宋亡了国，陆秀夫抱著幼帝投海，文丞相引颈就戮的那一瞬间，他们心里说不定会闪过最后的念头：“若夫昔者不与金人议和……” <br /><br /><br />岳飞死了，在身后留下的不只是个人的冤屈，而是全民族的遗恨，而这才是真正的悲剧所在。人们不会去仔细推敲如果岳家军不被召回，他们是否真能实现岳爷爷“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的战略目标，不会去认真琢磨如果岳飞不被冤杀，南宋偏安的局面是否就真无法形成，而中原就真能规复，不会去严肃探讨如果不和金国议和，南宋是否就真的不会被打遍全世界无敌手的蒙古精兵灭掉。他们不会这麽做的，对大多数人来说，有一个遗恨的宣泄口、失去了的希望的附著点就够了。岳飞和秦桧在后人记忆中存在的价值，主要还是一种镇痛剂作用，它让人们相信咱们并不是真的不行，毛病在于害死了忠臣的奸臣，不是我们的制度。 <br /><br /><br />当年金圣叹不过让卢俊义作了个梦，就轻而易举地砍下了一百零八个脑袋。可惜现实不是梦境，相反，这种设置岳－秦两极脸谱的国民文化，虽然可以抚慰咱们受伤的自尊，培养虚骄的自信，却恰是新的民族灾难的根源。南宋覆灭的巨大阴影，从此阴魂不散地笼罩在后人的心头，“主和＝卖国”，“主战＝爱国”的简单公式，从此刀砍斧凿地深深刻在每个稍通文墨的人的心上，成了一种全民的obsession。 <br /><br /><br />本来，主战还是主和，应该只是个战略主张不同的问题，与“三忠于四无限”的路线觉悟毫不相干。该和还是战，应该从战争是否是正义的、是否可以避免，战、和各自可能导致的后果，开战是不是老子说的“不得已而用之”的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开战有无取胜把握等诸因素上去全面考量、慎重决定。不幸的是，人们却把这政治军事上的策略考虑道德化了，把对战争的态度当成了道德划线标准。不管实际情况如何，主战派一律成了志士，主和派一律成了国贼，不负责任的感情宣泄代替了慎重的庙谟筹划，最后便出现了浮嚣民意强奸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可笑亦复可悲的荒唐局面。 <br /><br /><br />晚明的悲剧就是这样的。万历年间，女真在努尔哈赤率领下崛起，攻城掠地，侵夺大明的疆土和人民。明朝派大军进剿，出动二十万大军，不但有锐不可当的“红夷大炮”对付人家的原始弓箭，而且还有“事大”的朝鲜盟军助阵，却被人家的五六万军队打得全军覆没。唯一懂军事的将领熊廷弼好容易稳住了阵脚，守住了关隘，与女真相持，朝中大臣却弹劾他临阵胆怯，不敢出战，派敢打的文官“将军”走马换将。这主动出击的结果，是再一次全军覆没。熊廷弼再次出为统帅，力主持重坚守，受他名义领导、但不受节制的将领却贸然出战，再次导致全军覆没，害得老熊搬进了锦衣卫的招待所，最后弄到传首九边的地步，变成中国历史上继岳飞、于谦之后第三个被冤枉砍头的民族英雄。因此，从一开始，女真的崛起，靠的不但是明军彻骨的烂，更是主宰大明朝廷的那种只战不守、不容妥协的“主动出击”的“战略”思想，这种战略的英明，就是专砍自家将士的头，几场大战下来，不但顺利地高效率地赔进近五十万大军，连熊大帅的脑袋都给成功地砍下来了。<br /><br />等到袁崇焕匹马出关，靠西洋大炮专打防御战，三战三捷，才好容易堵住了辫子兵，稳住了危局。袁大帅知道，论素质，明军根本不是辫子兵的对手，於是提出了“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的战略。这个平凡战略的英明，就是它敢于承认自己不如人，承认明军打运动战根本打不过老辫们，只能守坚城，用大炮痛轰原始蛮子，以文明人的“唯武器论”去堵住蛮子的“人的因素第一”。在实行“守”这个正著的同时，袁大帅的伟大之处，是他认识到了“和”这个旁著的重要。<br /><br /><br />女真当时局处东北一隅，论全国人口不过数十万，地瘠民贫，和拥有数百万平方公里和上亿人口的大明比起来，端的是耗子比大象。但明军人虽多，士气、将士素质、后勤供应等都远逊后金，除袁大帅外无良帅，特别是朝政更腐败到了溃烂的程度，士兵动不动就因欠饷哗变。这种中国特色决定了明军根本没有可能消灭对方，只能采取战略守势，同时争取达成和议，以赢得时间来训练军队，改善后勤，巩固工事，等到强弱易手后再与对方进行战略决战。这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想出来的唯一合理战略。<br /><br /><br />然而这合理的战略却遭到了朝廷的傲慢拒绝。官家不知自己烂到了何等地步，非要去绷那个绷不起来的“天朝”臭架子。尽管后金国主皇太极多次卑词求和，甚至自去帝号，愿意在名义上作为大明藩属，颟顸的朝廷就是要坚持“主权不容谈判”，坚持“武力解放建州”、消灭“辫独”。不但朝臣无一赞成袁的议和主张，还有人弹奏他，说他的主张实际就是重复南宋的悲剧。皇太极屡次发来国书，朝廷竟从不回复，以此来否认对方的合法地位。这笼罩在大明满朝文武头上的历史阴影如此浓厚和沉重，连皇太极那个外国人都看了出来。他在给祖大寿的信函中就挑明了说：“尔国君臣，惟以宋朝故事为鉴，亦无一言以复我。” <br /><br /><br />皇太极大概没看出来的是，所谓“以宋为鉴”，其实是无人敢出来顶著“清议”，不顾骂名，以国事苍生为重，毅然作“汉奸”，肩起历史的责任来。我想，满朝衮衮诸公，难道就只有袁大帅一人能看出今非昔比，如今的明、金之间的格局根本就不是宋、金之间的关系？宋时大片河山刚刚沦于敌手，金军喘息未定，战线太长，还来不及巩固对新获大片土地的统治，和局只能让他们在那里“逆胡传子孙”，让细蛇从容消化囫囵吞下去的巨象，所以议和其实是资敌。而明时后金局处一隅，国小民贫，跳蚤顶不起被子，和局不但不会危及国家安全，还能保住腐败无能的军队守不住的土地。问题在于，作“汉奸”太沉重，当“国士”最轻松，除了袁崇焕那种不顾身家性命的傻子，谁不愿避重就轻？ <br /><br />袁大帅避轻就重的结果，是终于成了“汉奸”。也许，历史上最能暴露中国人丑陋的一幕，是满怀义愤的北京市人民把国之干城、撑天独柱活活吃了。袁大帅的肉给炒到一钱银子一片的高价，人民咬一口他的肉骂一声“汉奸”。只要身有一钱银子，作这样的爱国志士实在既轻松愉快，又热闹过瘾。我真想不出还有什麽别的爱国姿态比吃人更激烈，只是不知等后来辫子兵进了北京城，当年的吃袁壮士们是否又对著人家亮出了满口白森森的牙齿。 <br /><br /><br />“吃奸救国”的丑剧最终断送了大明，让全国人民“走向反面”，从壮士沦为亡国奴。崇祯末年，闯贼和献贼的“人民起义”搞到朝廷昏惨惨灯将尽。崇祯再是疯子，此刻也看得出这内外夹攻的两线作战是再也打不下去了，火烧眉毛，先安内、再攘外是唯一的救国之道。他於是密令国防部长陈新甲背著朝臣去与大清（此时后金为照顾大明朝野的心理变态，已避汉族之讳，改国名为清）秘密议和。不料消息走漏，举朝大哗，崇祯抵赖不成，竟杀陈灭口。金庸叹道：“从这件事中，可以见到当时对议和是如何的忌讳，舆论压力是如何的沉重，连崇祯这样狠辣的皇帝，也不敢对群臣承认有议和之意。”民意昏过强过昏君兼暴君，无复此极。 <br /><br /><br />“吃奸救国”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到了近现代，便成了“打爱国擂台”。爱国不再是一种行动，却变成了一种表演，一种比赛谁的唾液腺最发达的“口水大赛”。奇怪的是，这表演整个是为自己人设计、供国内市场消耗的。在政治家们，喷涎擂胸、斥敌炫己的目的，是在人民心目中把自己打扮成武穆再世，从而打倒政敌；在民众，当务之急不是去考虑如何严肃对待外侮，却是去揪出睡在我们身边的秦桧，而要完成这个任务一点也不难：只需看谁的大脑比唾液腺发达，谁就一准是汉奸。“洒向人间都是痰，务使汉奸罕见”后，国事也就不堪问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身拥重兵的张少匪一枪不放，恭恭敬敬地送上东四省。本来，该事变是日本关东军一小撮中下层军官的密谋，日本政府事前并不知情，也没有相应的战略计划与部署。如果东北军殊死抵抗，引起国际注意，向日本政府施压，是有可能将事变局限下来的。后来日本拒绝国联裁决，为此退出国联，是因为彼时东北已经到手，碍难吐出。一般来说，人们对未到手和已到手的东西的态度大不相同。所以如果东北军誓死抵抗，不让土地轻易陷敌，那场未经日本统帅部统筹过、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偶发性的战事很可能在国际干涉下停下来。然而张少匪却捆上甲马、踩上风火轮，一道烟跑进关中，“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去了。<br /><br /><br />后人把这笔烂账算到了蒋介石头上，据说是他下令“绝对不抵抗”的。奇怪的是，少匪后来被全国舆论抨击，却从不把那份电报拿出来给大家看看，证明他是服从命令的好军人。就算真有那份电报，老蒋也根本指挥不动张老胡子创下来的东北军。而且，以常理度之，如果我是老蒋，就算少匪想把烫山竽扔给名义中央，我也不会上那个当，去背千古骂名，只会回电让他相机处理。因此，所谓蒋下令“绝对不抵抗”一说，我看多半是现代史上的神话之一。蒋在《西安半月记》中说，他在被张学良扣押后责骂张，说东三省丢了后，他替张在全国人民面前扛了烂木梢，作了替罪羊，这大概就是指蒋不出来戳穿少匪的“不抵抗”电报的弥天大谎。 <br /><br /><br />日寇占了全满，下一步往何处去，其实是心中无数的。当时日本军人分两派：北进派和南下派。彼时日苏关系非常紧张，战争一触即发。斯大林从来相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迟早要打他，为避免两线作战，遂命令中共“武装保卫苏联”。根据最近披露的当时的中共中央文件（载《》），中央指示全党：帝国主义国家目前正唆使日本北上侵犯苏联，我党必须动员民众起来开展武装斗争，保卫苏联（大意）。这保卫的最好办法，当然是牺牲自己，挑起事件，让日本人南下打中国。日寇一旦陷在中国泥塘中，自然也就无力北顾了，这就是“开堤放水淹自家”的共产主义“龙江风格”。 <br /><br /><br />其时中国正在从孙大炮弄出来的十年内战的谷底爬出来，进入了现代史上最有希望的时代。然而国家久为战祸所苦，积弱之至，而且中央政府只控制了江南一隅，东北、西南、西北全在名义上归顺中央的军阀控制中。林思云先生在杰作《真实的汪精卫》中批评蒋介石不搞民主，私心太重，只想削平各路军阀。他没看到的是，这正是蒋的英明之处。大敌当前，不完成国家军令政令的统一，何以应付那随时可能降临的外侮？难道去靠林先生批评过的“私家军”？当时的中国根本就不是日本的对手。真要打起来，倘日人倾全力以赴，亡国之祸不旋踵。要明白这一点，只需看看后来的太平洋战争中日人大败英美军，后来美军靠著绝对的海空优势，和日人逐岛争夺还弄到死人盈岛、不得不动用原子弹来结束战争就够了。 <br /><br /><br />先总统蒋公定下来的方略，是当时那种情况下惟一合理的办法，那就是对日忍辱避战，“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放弃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放弃。”一面加紧装备、训练国防军、积极备战，一面加紧根绝匪祸，削平军阀，实现中国的真正统一。这就是“攘外必先安内”的英明战略。<br /><br /><br />战略虽英明，人民不配合。象对待袁大帅“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的英明战略一样，被特工煽动起来的人民只会应用唾液腺，喊出“杀到东京去”、“剿灭倭奴”的雄壮口号。抗日救国的学生运动席卷全国，为口水大赛提供了空前壮观的爱国擂台。打日本人不是爱国者们热心的事，打卖国贼才是他们的专业，因为打得过瘾而且安全，哪怕是打了外交部长也屁事没有，又何乐而不为？干这种勇敢而安全的事，人民从来是最热心的，当年在北京吃袁大帅已经玩过一遭了。当然，如果当时的外交部以及后来的老美大使馆门前排下坦克和装甲车，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说到底，汉奸罕见的根本原因，是作汉奸太沉重，当国士最轻松，而贪生怕死、好逸恶劳是人类本性。<br /><br /><br />和晚明稍不一样的，是这次昏民懦将昏过强过了明君。张少匪没胆子打日本人，劫持只带了一点侍卫的统帅倒一身是胆，於是老蒋只得屈从民意。芦沟桥枪声响起，帝国主义唆使日本军国主义北上的阴谋终于被彻底粉碎，开堤放水成功，武装保卫苏联告捷。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斯大林当然不希望中国一触即溃，让日本人如虎添翼，挟战胜余威，去动西伯利亚的脑筋，於是给中国送来军火和飞行员。等到和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斯大林觉得安全了，就马上中断了对华援助。这就是后来官家大肆歌颂的“苏联无私援助”、“苏联飞行员的热血洒遍中国的长空”的真相。 <br /><br /><br />大战起来后，这秦－岳两极脸谱的把戏有人还是没玩腻。京沪决战后，国军德械师主力丧尽，根本就没法守住南京。在这种情况下，按国际惯例，应该宣布首都为不设防城市，听任敌人和平占领，以避免平民遭受无辜战祸。但日本不是日内瓦公约签字国，本质上是个现代化了的野蛮国家，此法显然不可行，唯一的出路是撤退。身为统帅的蒋介石看出了这一点，准备放弃南京，然而属下唐生智却毅然站了出来，大拍爱国胸脯，狂喷爱国口水，说他愿以日寇决一死战，与南京共存亡。既然人家如此爱国，蒋公还有什麽办法？哪怕身为最高统帅，照样得怕汉奸那顶太沉重的帽子，於是便将该城的防卫交给了唐志士。<br /><br />唐英雄为何突然爱国，爱到丧失理智，让全城军民毫无必要地殉城而亡呢？原来，唐英雄曾请教了一位气功大师，该同志根据周文王创立的预测科学，算出了日军根本不会进攻南京。所以，唐英雄的突然爱国其实不突然，乃是想玩爱国，再玩一次当年北京人民吃大帅那种英勇而安全的把戏。他玩爱国、充英雄本不打紧，作秀本来就是玩爱国的主旨，只是不该把全城军民拉来跑英雄戏的龙套。那种危急时刻不是演戏的时候，这麽做就是以万民为刍狗。 <br /><br /><br />可惜的是，那位国师推算时，用的不是后世易大旗先生用的国货真本（搞笑，请易先生勿介意），却是刘阿斗和宋钦宗的战略顾问们用过的鬼子捏造出来的伪劣盗版。等到唐壮士发现日本人如大兴安岭火灾似的不受气功场制约，向南京挺进之时，他便扔下满城将士鸿飞冥冥，不但不指定各部队撤退的路线，甚至连撤退的命令都不下达给某些部队，导致全城大恐慌，争相逃命，互相践踏，又被没接到命令的守军轰击，死伤狼籍。我常常想，天晓得南京大屠杀死去的人中，有多少是让唐鹏举给害死的？ <br /><br /><br />倒是过去的“汉奸”如今玩命和日寇干。张自忠将军当初曾卷入过“华北自治运动”。那场活动是蒋“忍辱避战”的战略实施，张不过因为是当地驻军首长，奉命行事罢了，却被国人争相咳吐，如同刚登上帮主宝座的北丐一般，最后只好“出洋考察”，躲避痰飞顿作倾盆雨。抗战军兴，张将军回国驰骤疆场，壮烈捐躯。殉国的国军将领中，似乎谁也没有他那样死得悲壮莫名，彷佛是去自杀一样。我常常想，张将军如此不顾后果，毫无必要地以上将之身亲冒矢石，手持钢枪和敌寇肉搏，似乎完全是以死自明。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他是让当年那些勇于污辱他的爱国壮士们害死的。 <br /><br /><br />抗战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承受的最惨痛的民族牺牲。它不但导致上千万中国人民丧生，无数财产被毁，更从根本上打断了原来大有希望的现代化过程，使中国从此堕入黑洞，文明大幅度倒退，至今无希望挣扎出泥塘。这个打击的沉重，似乎远远超过了成吉思汗的子孙毁灭世界第一流的南宋文明、最终使疯子朱元璋得以上台、完成文明全面倒退的的罪行。不需要超人的想象力就能看出，如果张少匪九一八时奋起抵抗，使日本无法“进入”中国，今天的中国会是什麽光景，而如果三十年代的爱国昏民没有强暴劫持理性政府，使先总统蒋公避战备战、安内攘外的英明战略成功实施的话，今日中国又是何等模样。只要西安事变不爆发，只要抗战能往后推延数年，哪怕国府没有全面完成备战计划，对日作战也决不会遭致如此惨重的牺牲，而今天的中国也决不会是这般窝囊样。 <br /><br /><br />这几个“如果”，比岳爷爷当年留下的那几个沉重万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乐于回答岳爷爷的“如果”，却很少有人想想三十年代张少匪和青年“岳飞”们对民族犯下的不可饶恕的大罪。这原因其实很简单，回答岳爷爷的“如果”，能让我们在想象中获得感情的宣泄，能让我们在幻觉中证明自己其实不窝囊。而要正视三十年代的“岳飞”们留下来的那几个如果，就得面对那令人无法相信的无边的全民愚昧。袁大帅如岳爷爷一般冤屈，死的惨酷百倍于岳飞，而且满清修《明史》时已公布真相，正式为他洗雪，他的英名却远不如岳飞响亮，一般百姓根本就不知道他，这是为什麽？因为岳飞的名字使民族低沸点的热血沸腾，而袁大帅的名字代表著全民族的难堪！ <br /><br /><br />因为咱们的自尊心如同崔莺莺的脸蛋风弹得破，所以自然没人去想那几个“如果”。这结果，就是唾液腺一天天大起来，大脑一天天小下去。甚至在当今春和景明、波澜不惊的国际大环境中，有人就硬是要去充岳飞，发挥唾液腺的异常想象力，捏造出什麽“新八国联军”的鬼话来，闭眼不看中国的腾飞取决于西方的资金和技术，却要丧心病狂地煽动仇外思潮，彷佛中华民族再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再度被迫超负荷使用唾液腺一般！当岳飞不仅成了勇敢、轻松、安全的干活，而且竟然成了专门和民族利益对著干的把戏，甚至成了催动政府与老美打核大战，好让民族绝种断根的高效自杀术！ <br /><br />事情成了这个样子，当然不是岳飞的错。岳飞的名字一旦成了历史遗产，便“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任后人摆布去了。南宋以降，物换星移，参横斗转，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改变，而他的名字却如同刻在失剑之舟上的那个固定记号，成了放之一切环境而皆准的绝对尺度，最后竟堕落为政治家作秀的道具和民族切腹的好快刀。作为几百年前的一个爱国军人，岳飞的战功远不如徐达，屈死远不如袁崇焕，却因个人的冤枉和国运的衰颓编织在一起而被越捧越高，阴错阳差地变成压断民族脊梁的巨无霸神祗。让后人如此强奸，想来岳爷爷生前做梦也不曾梦见。我想，这才是这个悲剧英雄的真正悲哀所在。 <br /><br />【全文完】 <br /><br />说明：文中关於晚明的史实史识，多采自金庸《袁承志评传》。 <br /><br /><br />2001年3月18日<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