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隋天下－－小论隋发动高丽战争之原因

琴心剑胆

引言<br />　　<br />　　 每论及隋朝，后人莫不扼腕叹息。自隋朝建立以后，统一南北，结束自魏晋南北朝以降的长期分裂割据局面，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之局面。而后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政治改革，又南征北战，使四夷来朝，天下归一。其文治武功可谓是空前之盛。却如昙花一现，短短三十八载，仅二世而亡。<br />　　 何以一个如此强大的政权却未能长久，重演了秦王朝之历史。后世史家都从不同立场角度论隋短暂而亡。论者一般认为高丽战争是导致隋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战争的发动者隋炀帝一直也是持贬责之意，对高丽战争更是褒贬不一，莫衷一是。在范文澜的《中国通史》里将其列为侵略战争，是隋炀帝的暴政之一；岑仲勉则认为是“隋炀帝师出无名，无非是好大喜功的思想在作怪”。（《隋唐史》）<br />　　 笔者认为隋与高丽的战争是历史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隋炀帝之所以再三出征高丽，并非好大喜功、师出无名，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社会、政治原因。笔者将结合所掌握的历史资料，拟将对隋炀帝发动高丽战争的原因做初步的探讨，求教与大方。<br />　　<br />　　 正论<br />　　<br />　　一，高丽战争是在以隋朝为中心的天下秩序范围中的必然结果<br />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的说法。自大禹“家天下”，周天子行分封制，在宗法制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理念，即中原正朔的思想。历代统治者莫不以“天子”“上国”自居。尤其是秦汉大统一以后，这种中原正朔的思想更是深入人心。纵观魏晋南北朝的大分裂时期，各个政权无不打着重塑中原正朔的旗号而逐鹿中原的。隋文帝创图以后，南下灭陈，北威诸夷，一匡天下，四方来朝，显然这种传统中原正朔的思想在当时对隋朝的影响是很大的。《隋书》上多处记载了突厥、高昌、土谷浑、高丽等多次遣使来朝，或是纳贡，或是受封。炀帝即位以后，“地广三代，威振八泓，单于顿颡，越裳重译”（《隋书》卷四《炀帝纪》下），俨然是天下至尊，接受其朝贡。并以天下宗主的身份各处出巡。可见隋朝是当时的中原正朔之所在，是四方各国的宗主。<br />　　 当时东北边陲之高丽，一开始就承认隋的宗主地位，自认为其附属国，“高祖受禅，汤复遣使诣阙，进授大将军，改封高丽王。岁遣使朝贡不绝。”“会病（汤）卒，子元立，高祖使使拜元为上开府、仪同三司，袭爵辽东郡公，赐衣一袭。元奉表谢恩，并贺祥瑞，因请封王。高祖优册元为王。”（《隋书》卷八十一《东夷传》高丽）。可见高丽自隋朝建立以来就是隋的一个附属国，存在于隋的天下秩序范围之中。这也就决定了两者是宗主与附属的关系，换句话说，也就要求附属与宗主都要遵守其藩臣之礼。然而，一旦这种关系被打破了，矛盾激发就是必然的了。<br />　　 史载，隋炀帝曾在突厥启民可汗帐中看到了高丽使者，下令高丽使者曰：“归语尔王，当早来朝见。不然者，吾将与启民巡彼土矣。”（《隋书》卷三《炀帝上》），高丽的反应却是“元惧，藩礼颇阙”（《隋书》卷八十一《东夷传》高丽），虽然有点心虚，却迟迟没有入朝复命，因此让隋朝政府上下顿感到天威受损，有损大国体统。平素高傲的炀帝则更是大为恼火，终于，于大业七年下诏元之罪，出征高丽。<br />　　我们把战争放在彼时的历史背景下看看，在那个隋朝大一统时代，隋朝中心的天下秩序中，高丽竟然不遵其宗主与附属之礼，实在太不象话了，两者之间的战争的爆发则是必然的了。实际可以看作是以隋炀帝为首的中原统治者对其附属国的一次兴师问罪，借以维护隋朝天下宗主的地位。<br />　　二，高丽战争是高丽战略意图及其历史上扩张所带来的后果<br />　　打开地图，不难发现，高丽建国之初仅仅在浑江、鸭绿江中游占据一块小土地。且四面受敌：西面是汉的辽东、玄菟二郡，南为乐浪、带方二郡，北面是夫余，东面有沃沮。因此其战略意图不难看出来，除了对其周围的小邦国进行打击和吞并外，起核心是围绕着蚕食、吞并上述四郡而进行的。<br />　　高丽历来就有入侵中原的习惯。据金毓黻《东北通史》所论“考高丽，于晋太元十年六月，初陷辽东，玄菟二郡。至是年十一月，燕复二郡，是即高丽故攘王二年也（西元335年）。又后十九年，为晋元兴三年，辽东再陷，玄菟郡也同时沦陷。是即广开土王之十四年（西元404年），而终致不能复。直至唐高宗总章元年，灭高丽之日，辽东之故地始复。然已陷二百六十五年，可谓久矣。”高丽以区区弹丸之地，最后竟然一步一步完全占有了辽东郡，野心不可谓不大，谁又能想象出其下一步的目标呢？到底有没有入主中原之心？纵观高丽对中原各国的态度，很容易看到这样戏剧的一幕幕：中原王朝统一强大时，采取称臣纳贡的态度；中原一旦有事或国家分裂，即乘机寇边。其野心更是昭然若揭。<br />　　到了隋朝建立以后，国势迅速强大起来，南下灭陈以后。高丽不得不调整其战略，“及平陈以后，汤大惧，治兵积谷。为据守之策。”（《隋书》卷八十一《东夷传》高丽）其实是害怕隋朝出兵重新夺回辽东之地，企图据守。而隋刚立不久，百废待兴，且尚有突厥强大，土谷浑等常骚扰边境，对其更是鞭长莫及，推而求其次，采取了册封安抚的政策。后由于高丽扰边，才发动了隋朝对高丽的第一次战争。<br />　　及炀帝时，情况又不同，国富民强。我们可以看到，大业元年，派大将军刘方进攻林邑，破之；大业三年，隋炀帝北巡榆林，“车驾发榆林，启民饰庐清道，以候车舆”（《隋书》卷三《炀帝上》）；大业五年，炀帝派裴炬经营西域，同时派宇文述率兵打垮土谷浑；大业六年，击流求。至此，北、西、南三面强敌以服，而高丽占据辽东故地，中华之故地不可不复。对高丽的战争就提上日程。<br />　　另外，高丽的“境外之交”也是炀帝决定发动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大业五年，“帝之幸启民帐也，高丽之使在启民所，启民不敢隐，与之见帝。”（《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这种“境外之交”使炀帝君臣等深感不安，黄门侍郎裴炬劝说隋炀帝说：“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汉、晋皆为郡县；今乃不臣，别为异域。先帝欲征之久矣，”（《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可见当时隋朝政府上下对高丽用兵态度之坚决。<br />　　另在大业三年，百济王璋派遣使者来朝贡，并请兵讨伐高丽，炀帝认为有机可乘，就答应了他的请求。然心中却不放心，暗中令人观高丽的动静“然璋内与高丽通和，挟诈以窥中国。”（《隋书》卷八十一《东夷传》百济）这也给了隋朝政府一个暗示，高丽与百济是早就有所勾结，在此早就引起了炀帝的不满与担心了，也就是担心以高丽、突厥、百济等北方各族结为抗衡隋朝的威胁力量。为了维护国家之根本利益，隋朝政府自然是不允许这种影响国家安全“境外之交”存在的。<br />　　因而高丽这种战略意图必须遏止，其扩张野心必须给予惩罚，辽东故郡的旧地也必须恢复。由此可见隋炀帝发动对高丽战争不仅不是侵略战争，相反还是一次保家卫国、光复领土的战争。<br />　　<br />　　三，高丽战争是当时的人口激增所带来的一个后果<br />　　近来，有的研究者从人口状况与社会秩序的关系出发，认为人口的增加，特别是人口激增对社会带来一系列的不良的社会后果。“到了（隋）实现统一时，全国的人口已经饱和或即将饱和，社会秩序也会陷于混乱。……隋炀帝营建大运河及征发高丽，都应当有人口压力的成分。”（许平中《中国宏观历史问题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其实这种状况早已被古代的思想家所认识到了。韩非子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食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货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韩非子》）近代的思想家康有为在《公车上书》里认为“我生齿既繁……穷困无业，游散无赖，所在皆是……或为盗贼，或为间谍，不可收拾。”建议开铁路运送百姓到边远地区开垦荒地，解决人口社会问题。<br />　　据《通典》记载，北周大象三年（581年），隋夺北周政权是仅有3599604户。开皇九年（589年），灭陈后有户50万户。到了大业二年（606年），达到了8907536户，46019956口。在二十七年间激增了4807932户。尽管人口的增加给社会带来了更多的劳动力，但是同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是不容忽视的。虽然当时隋代的社会生产力较之前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了文帝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贞观政要》卷八《辨兴亡》）。然而在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进一步发展的社会，人口的激增矛盾主要集中与人地关系上，一方面人口增多了，另一方面土地兼并集中在加剧，使得人地矛盾进一步加剧了，其必然使大量人民沦为依附农和流民。<br />　　从隋朝实行的均田制来看，需要两个基本的前提：一是需要无主的荒地，二是掌握户籍，这样才可以实行下去。在王朝的前期可能实行下去，有大量的无主荒地，朝政也算廉洁，可以不叫有效的实施下去，可是等到人口增加超过了政府掌握的土地以后，就会出现无地少地的情况，更兼上下官员的营私舞弊，加剧了土地兼并，土地大量集中载少数人的手中，国家那什么来分配给新增加的人口，况且人口增加又是如此之快，就不可避免出现了流民。无论是英明的君主当政还是暴虐的君主，都无法解决这一问题，难道唐太宗时就能保证没有流民吗？不可能，只不过是表现的急缓程度不一样而已。这是封建社会不可能解决的矛盾，更兼之遍地的自然灾害，流民之众，不可胜状。<br />　　这结果是定然引起农民普遍不满，忍无可忍下，为了自己的肚皮而起义发抗，一发就不可收拾，遍地开花。出于维护阶级统治，而统治者只好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政策。当然武力是最主要的最有效的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并且可能会诱发最大之恶果，统治者们就想方设法来解决之一棘手情况。历史上秦始皇就以修筑长城和移民戍边来解决人口激增带来的问题。炀帝则想到了修建大运河，发动高丽战争。试看高丽战争“总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号两百万。起馈运者倍之”实在也是有借此转嫁和消解人口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原因。<br />　　<br />　　四，高丽战争是隋与高丽政治利益的最终冲突<br />　　政治学上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显然的隋炀帝发动高丽战争有诸多原因，这个原因则是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正如金宝祥先生所说的那样高丽和中原王朝的矛盾并非一般经济或婚姻关系引起的矛盾，而是因政治厉害关系不一致而引起的激烈矛盾。（金宝祥《吐蕃的形成、发展及其对唐的关系》）<br />　　观隋一朝，“兵威远被四夷，疆域恢郭，超轶前古。曾北朝突厥，败契丹；南平林邑，服赤土；西通西域，破土谷浑；东招日本，发见流求。”（《东北通史》）很明显的可以发现隋朝在努力地构造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大隋帝国，真正意义上的实现国家的统一。在上述的国家里面曾先后是中原王朝的领土或是臣服于中原王朝的，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分裂乘机先后脱离出去。<br />　　高丽之地原本是中原王朝所有，由于其自身的不断发展，加之中原王朝的分裂、动乱。使得高丽最终脱离了中原王朝的控制，并且不断的向东蚕食土地，以扩大自己的领土，并完全略有辽东郡。然而高丽始终是四面受敌，其强大时还可以威慑他国，弱小时则是想努力维持分裂现状。尤其是对与中原王朝之关系，则想方设法地不让其吞并。<br />　　隋朝的建立与强大，统一的趋势进一步明朗化。高丽为了自保，一边是治兵积谷，一边不断表示友好。据《隋书》记载，高丽不断派遣使者来朝。仅开皇三年就是三次来朝，“（开皇）三年正月，癸亥，高丽遣使来朝……夏四月，辛未，高丽遣使来朝……五月，甲子高丽遣使来朝。”（《隋书》卷一《高祖上》）高丽之所以不断遣使来朝，是鉴于隋朝强大的兵威，以求自保。而隋朝对高丽也存在戒心，尤其对高丽与周边各国的互遣使节、友好往来深感不安，担心边境各国对朝廷形成强大的军事包围圈。于是等待时机一到就立即下令讨伐高丽。<br />　　双方为了本身之政治利益，皆是暗中积蓄待发，皆是准备充分。隋炀帝在大业三年，在启民帐，见高丽使，始谋讨之。直到大业七年才正式下诏，大业八年才出兵。可谓是用心以久了。而高丽在隋朝平陈之后就开始治兵积谷了。<br />　　<br />　　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其中隋炀帝的好大喜功的成分还是比较突出的，自隋炀帝即位后就不断发动了对外的战争，如进攻林邑、巡游北疆、破土谷浑及进军流求。这是其主观愿望急于建功立业。因而对高丽的战争也是只争朝夕了。<br />　　<br />　　 结论<br />　　<br />　　总的来说,隋炀帝发动的对高丽的战争，并不是隋炀帝个人纯粹的好大喜功而出现的，也不像旧史臣说的“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隋书》卷四《炀帝下》），它是一定的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因素所造成的，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而对高丽的战争也并不是后人所说所谓的侵略战争，高丽侵占辽东故郡是必须要恢复的，高丽之狼子野心也是必须要惩罚的。中国领土之完整是毋庸置疑的，以隋朝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也是要维系的。<br />　　当然，并不排除隋炀帝个人之好大喜功对战争的推动，不能否认也是由于隋炀帝本人直接造成高丽战争的失败，更不能否认隋炀帝的暴行给隋朝灭亡带来的影响。但是就高丽战争本身而言，隋炀帝是有功于中华民族的，有功于后世的。历史是尊重事实的，要力争给予客观的、公正的评价，不能有失偏颇，有失公允。<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