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化时代研究的历史与现状<br /><br /><<史学理论研究 >>2002年03期<br />陈恒 <br /><br /><br /><br />所谓希腊化是指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公元前334-前323年)后的三个世纪里，古希腊文明和小亚细亚、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印度的古老文明相融合的一种进程。时间范围通常认为开始于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到公元前30年罗马吞并最后一个希腊化国家托勒密王朝为止。 <br /><br /> 一、人们忽略希腊化时代研究之原因及研究开端 <br /><br /> 19世纪中叶以前的历史学家(近代意义而言)写古希腊史，一般只写到亚历山大东征或最多写到公元前146年罗马人毁灭希腊之科林斯从而在希腊确立统治为止。这方面突出的代表就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格罗特。其长达12卷的《希腊史》(1846-1856年出版)始于传说时期，终于公元前301年；以公元前776年作为希腊信史的开端，严格地区分了希腊神话与希腊历史。格罗特在政治信仰上是激进党人，他力主雅典式的民主，反对王权死硬派。他在该书序言中写到：“亚历山大之后，希腊的政治活动变得狭窄而且堕落了——再也吸引不了读者，或者说再也不是世界的主宰了……整个来说，从公元前300年起，到罗马并吞希腊这段期间，其本身并没有多少兴趣，其价值充其量不过是有助于我们理解先前几个世纪的历史罢了。”(注：转引自M.M.Austin,The Hellenistic World from Alexander to the Roman Conques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p.Ⅶ.)在这部书的结尾，他又写到：“从亚历山大以后不但希腊的政治自由和独立行动开始熄灭，而且多产的天才也开始枯萎，公元前4世纪在柏拉图和德谟斯提尼身上展示出来的完美的文学和秀丽的修辞也每况愈下。”(注：转引自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谢德风译，李活校，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675页。)这位崇拜雅典民主的战士不愿再往下写了，古希腊的历史便到此为止了。他把亚历山大大帝看作一个不懂得希腊的蛮族，仿佛薛西斯或大流士那样。格罗特故而在这里突然中断了他的叙述。 <br /><br /> 格罗特是一个“雅典中心主义者”，他的一切都是以雅典为转移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结束了雅典的霸权，而且毁灭了整个希腊世界的自由，黄金时代的雅典结束了。曾经属于希腊的光辉，从此暗淡了，黑暗笼罩着希腊。时隔不久，马其顿的腓力当权，是他揭橥了以后希腊世界的走向。在格罗特心目中，马其顿人除了有一层希腊文化的皮毛之外，基本上还是野蛮人，他们和雅典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紧接着的亚历山大时代(注：亚历山大时代有广狭之分。广义的亚历山大时代就是指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22-前30年)，汤因比采用这种说法；狭义的指的是亚历山大大帝在位统治的年代(公元前336-前323年)。本文采用后一种用法。)在古希腊史上构成了一条重要的分水岭。格罗特认为，后亚历山大时期是古希腊文明衰落的时期，根本不值得去研究。格罗特这种观点对后来的古希腊史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其实古希腊文明并没有衰落(如果说希腊文明衰落了，那也只是她在希腊世界失去了文化上的领导地位)，她只是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而在空间上大大拓宽了，其结果造成了分享希腊文明的社会集团大大扩展了，文化中心增多了，已经到了“绿叶成荫子满枝”的时代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文化中心发生了转移。亚历山大及其继承人都热心于奖掖希腊文明，在整个亚历山大帝国中到处都分布着希腊式的剧院、希腊式的庙宇、希腊的文学与艺术、希腊的商业以及希腊式的城市。这些新的希腊城市逐渐取代了雅典的文化中心地位(这时的雅典只是一个哲学、戏剧意义上的文化中心)，而成为新的希腊艺术、文学和科学的中心。我们可以列举出最卓越的四个来：尼罗河口的亚历山大里亚、小亚细亚的帕加马、叙利亚的安条克和小亚细亚海岸外的罗得岛。(注：海斯：《世界史》(上)，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182页。)从广义上来讲这并不是古希腊文明的衰落，只是古希腊文明向外辐射，相对消耗了自身的元气，从而迈向完成古希腊文明使命的第一步罢了。只不过这些被希腊文明辐射的地区，在那些以雅典为中心的人看来是“蛮族”地区而已。尽管这些地区在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尤其是自然科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很大，但“雅典中心主义者”还是对此有视无睹。自然这一地区也就成为格罗特视而不见的地方。 <br /><br /> 其次，晚期希腊作家大都认为，晚期希腊文化成就未能达到公元前5-前4世纪的高度，而古希腊文明最辉煌的时代是伯利克里时代。受希腊人恩泽过多的罗马人也接受了这种观点。随着希腊-罗马文明在欧洲各地的传播，欧洲人自然也采纳了这种观点。(注：M.Hadas,Hellenistic Culture,New York 1959,p.2.)他们认为，在这个时期“整个欧洲没有产生任何可以同雅典和爱奥尼亚的创造性时期的作品媲美的富于个人天才的作品”。(注：鲍桑葵：《美学史》，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04页。)由此可见，人们大都不能公允地对这一时期作出评价。虽然希腊化时代有名可查的学者达1100多人，(注：W.W.Tarn,Hellenistic Civilization,London 1930,p.238.)但那丰富多彩的作品仅有少部分保存下来，这就和从伯利克里时代所传下来数量众多的文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雅克比(F.Jacoby)的宏伟选集《希腊历史学家断片》(Die Fragmente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ker)出版于1923-1958年间，该书包括800多位已“丢失”的在希腊化时代进行写作的希腊历史学家的片段。希腊化时代历史材料主要靠波里比阿的著作保存下来，而波里比阿的《历史》只有前5卷完整地留承于世，其余部分只是零星片段，并且他著作目的总是为他的同辈希腊人解释罗马兴起的原因。(注：F.W.Walbank,Polybius,Berkeley 1972.)至于其他的历史材料我们只能依靠查士丁(Justin)对庞培·特罗古斯(Pompeius Trogus)作品的摘要，约瑟夫斯著作中有限且有时带有偏见的报道以及其他的残存片段。如仅凭这些有限的证据过分地指责一个时代未免过于苛求了。无论如何，现代人的趣味是在贬低晚期希腊的气氛中形成的。 <br /><br /> 多数史家写古希腊史喜欢以亚历山大大帝作为结尾，也有其客观原因。亚历山大大帝所开创的广阔而复杂的希腊化世界使人们难以从整体上把握这一时期的历史。这一广袤地域不仅有三大君主国——马其顿、塞琉古和埃及，而且还有100多个在很大程度上相对独立的城市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为自身利益不断互相结盟来反对敌手，则加剧了这一地区的复杂性。况且各地区、各民族在社会结构、生活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诸方面都有巨大的差别，在历史上又都有各自独立行动的传统，更使这一历史时期扑朔迷离，让人很难作出综合研究。(注：关于这一地区的复杂性，请参阅W.Durant,The Life of Greece,New York 1939,p.537.) <br /><br /> 错综复杂的联姻、结盟、竞争甚至战争交织在一起，从而使得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极其复杂，犹如近代早期欧洲列强之间的关系一样。然而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使得人们不能忽略希腊化时代的历史：这一时期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对罗马有持续而久远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通过罗马一直延续到近代西方世界；基督教就是以这个时代为背景兴起的；在本质上这个时代也是近代西方殖民帝国者所效仿的榜样。不幸的是人们一直忽略了对这一时期的研究。 <br /><br /> 德罗伊森(J.G.Droysen，1808-1884年)最早改变了这一传统，开创了希腊化时代学术研究的“激情时代”。他是普鲁士著名的政治人物、普鲁士历史学派的创始人，毕业于柏林大学，在校学习期间深受黑格尔和伯克的影响。1835-1840年在柏林任古典语言学教授，这期间他的思想和方法深深地影响着后来的文化史大家布克哈特(Burckhardt，1839-1843年在此学习)。1848年成为法兰克福议会议员，并任立宪委员会秘书。1849年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拒绝当德国皇帝，使他大失所望，随即退出政界。1850年与桑威尔(C.Samwer)合编《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与丹麦关系史》，晚年编写《普鲁士政治史》(14卷，1855-1886年出版)。(注：参《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2卷)，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5年版，第507页。)他所宣传的观念是：德国的统一只有在普鲁士的领导之下才能实现，故在他所有的著作中都散发着一种强烈的实际政治目的。亚历山大成了他的代言人——坚决主张用“铁血”政策从上而下实现国家的统一。(注：Great SovietEncyclopedia,vol.8,Macmillan,Inc.1978,p.420.) <br /><br /> 这位历史学家在24岁时就已经沉醉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光辉事业，是他最先揭示出亚历山大大帝对全世界的影响，也是他开创了希腊化时代的历史研究。他的《亚历山大大帝传》(Geschichte Alexander der Grossen)于1833年在汉堡出版。在这本书里，他所强调的不是亚历山大的破坏方面，而是他的创造方面；他极高地估计了亚历山大个人的作用，倾全力为他的政策辩护；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相互影响被说成是一个更丰富的历史生活的开端。在写了《亚历山大大帝传》之后，德罗伊森进而研究了他的继承者的命运，于1836年在汉堡出版了《亚历山大的继承人》一书。在这本书中，他首先赋予“hellenism”一词以新意，认为是“古希腊政治、教育制度在东方民族中的扩散”，但他忽略了社会经济因素。以后的学术界就采用了这个术语——“希腊化”。 <br /><br /> 他试图证明，只有在军国主义的马其顿王国的领导下才能把希腊各分散的城邦统一起来并把希腊文化传播到东方。他固然未曾直指德国的局势，但如果同当时德国的民族情况作对比，就会使人一目了然其用意所在。(注：《近代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人名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61-662页。)他原想要概括这一整个时代，既写它的战争和统治者，又写它的文化和宗教，但他以政治史作为开端后，并未更向前跨进一步。此时他写信给朋友说：“在我看来，没有任何重要的时期像我冒昧称作‘希腊化时代’的时代受到这样的忽视”。(注：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下)，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749页。)1843年于汉堡他又出版了《希腊政治制度形成史》。至此，他完全奠定了希腊化时代历史的研究基础。后来，德罗伊森在进行其他研究的余暇还对这三本著作进行了仔细的修订，因而迄今还有它的地位。(注：德罗伊森的这本德文著作没有翻译成英文。A.Momigliano对德罗伊森在其著作中论述的独特的文化情景以及他所遇到的问题做了精辟的论述，见J.G.Droysen between Greeks and Jews，刊Essays in Ancient and Modern Historiography,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77,pp.307-324.)这三本书在1877-1878年间于哥达出第2版时合并为一部，取名为《希腊化史》(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注：汤普森认为：“hellenism一词在《希腊化史》一书中首先使用是不确切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该词于《亚历山大的继承人》一书中首先使用。”见《历史著作史》，第294页。)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德罗伊森认为希腊化时代的时间范围应该从公元前280年希腊化世界三足鼎立开始，到奥古斯都大帝为止，不过他只写到公元前222年就停止了。(注：Great Soviet Encyclopedia,vol.8,Macmillan,Inc.1978,p.420.) <br /><br /> 希腊化时代之所以能在那时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是和当时欧洲的政治环境密不可分的。引起人们重新对这一时期进行评估的重要原因是这一时期欧洲新帝国的向外扩张，而这一扩张的重点与范围几乎和亚历山大东侵路径大致一致。这就促使学者们特别注意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的研究，无形中就把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当作新帝国扩张的先锋。结果几乎是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具有创造性的学术创新，这期间那些极具天赋的欧美历史学家在不断吸收新的材料，把德罗伊森所开创的希腊化文明研究不断更新。 <br /><br /><br /> 19世纪的学术背景也为希腊化时代研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从古物学中产生的考古学和从古典学术中产生的语言学两大现代学科则是支撑希腊化研究的主要支柱。如欧洲、亚洲的希腊化时代遗址的考古挖掘提供了——仍将继续提供——有关这一时期诸王朝及其近邻民族的文化材料和物质背景。钱币资料也是非常丰富的，钱币上的皇室人物图像真实到我们可以诊断出该人的甲状腺问题。(注：N.Davis,C.M.Kraay,The Hellenistic Kingdoms ortrait Coins and History,Longdon 1973.)碑文和纸草也为学者们提供了丰富的书面材料。(注：E.G.Turner,Greek Papyri:An Introduction,2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这是自文艺复兴以来再现古典文献最重要的时期(19世纪末到20世纪早期)。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文献也为学者们提供了更详细的有关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托勒密王朝政府和社会的详尽看法，这些无可匹敌的文献彻底改变了在中世纪晚期以前对这一王朝的认识。这些材料的出现大大地改变了欧洲人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有关古代希腊历史的看法，并于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真正奠立了希腊化时代科学研究的重要地位。接着便是希腊化时代历史研究上的“英雄时代”。在这期间出现了大批重量级历史学家，主要代表人物是伯瑞(J.B.Bury)(注：伯瑞编辑过一本重要的论文集The Hellenistic Age,Cambridge 1923.)、比万(E.R.Bevan)、罗斯托夫采夫(M.I.Rostovtzeff)、塔恩(W.W.Tarn)等。 <br /><br /> 希腊化时代学术研究的“英雄时代”结束于20世纪40年代。自那以后的近20年间，希腊化时代研究奠基者的观点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挑战，这些观点成为各种教科书、百科全书的标准观点一直延续到当今。在刚刚过去的40年间——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新一代历史学家在前辈所建基础之上建立了一种反映因时代变化而变化了的观点，这些新历史学家在重新检查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为德罗伊森所提出的解释希腊化历史和文明的基础。从而开始了希腊化时代学术研究的“修正时代”。主要代表人物是奥斯丁(M.M.Austin)、沃尔班克(F.W.Walbank)、巴迪安(E.Badian)、格吕(P.Green)、伯斯坦因(S.M.Burstein)、朗(A.A.Long)、格林(E.S.Gruen)等。 <br /><br /> 代替以前学者对希腊化诸王朝殖民特性的描述，新一代学者一直强调要改变以往学者对希腊人、马其顿人的非希腊人邻居的那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最近有关希腊化时代埃及、巴比伦文献和档案的新版本和新译本的出版，说明学者们已经开始修正了对希腊化王朝臣属民族文化的忽略，而这一忽略是19世纪和20世纪这一学术圈内的重要特征。一种新的、更加复杂的希腊化时代历史正在出现，这些新的著作把希腊化文明的成就和价值归咎于希腊-马其顿人和那些近东非希腊民族的共同创造上。(注：第一部以这种观点撰写大部头希腊化时代历史著作的是P.Green的Alexander to Actium: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Hellenistic Ag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下面就有关希腊化时代研究中的几个焦点问题来描述希腊化时代研究在这个层面上的演进。 <br /><br /><br /> 二、有关希腊化时代研究的几个焦点问题 <br /><br /> 有关希腊化时代的研究存在诸多争论。如材料问题、王朝问题、婚姻问题等。造成这种争执局面的一个原因是由于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其心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故难于理解那些伟大人物的独特性，伟大人物都有自己的行动源泉；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相关资料的缺乏。后来许多人的作品如阿里安、鲁夫斯(Curtius Rufus)以及其他作家，他们自身的解释是相互矛盾的，并且他们所引用的早期作家的材料也会引起人们的争论。以铭刻形式保存下来的法令和信件所提供的消息并不是十分明了的。(注：A.J.Heisserer已进行了这方面资料收集，见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Greeks,Norman 1980.)下文就几个重要问题作一简单介绍。 <br /><br /> 亚历山大问题 一提到希腊化时代就会使人想到令人敬畏且又让人迷惑不解的人物——亚历山大大帝。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追随罗马帝国时期作家的观点，认为亚历山大的统治是仁慈的，而忽略了亚历山大战争的残酷性或者说这种残酷性被涂上光环。古代那种把亚历山大的行为看作是典型的暴君统治的观点——例如亚历山大酒后的暴虐和其统治晚期要求人们像神一样对待他——被巧辩了或赋予一种正面的解释。这种观点在塔恩1948年出版的亚历山大传记中达到顶峰，该书把亚历山大描绘为有骑士风度的哲学家，亚历山大东征的目的是实现犬儒学派和斯多噶学派人类大同的思想。(注：W.W.Tarn,Alexander the Great,2vo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8.)由塔恩塑造的一个想极力融合东西方理想的人物形象，直到最近还是魅力无穷的，连流行一时的小说也深受其影响。(注：如M.Renaut的The Persian Boy,New York 1972.这是一本在英语世界非常流行的历史小说，不断再版。) <br /><br /> 二战以后的学者越来越怀疑塔恩那理想化了的亚历山大形象，20世纪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出版一系列重要的文章批评了以塔恩为代表的理想派。历史学家巴迪安正在逐步消除塔恩笔下的理想形象，认为亚历山大是一个残忍且现实的政治家；而沙谢迈耶则把亚历山大看作是“一个无人性的人，一个僭主”。(注：F.Schachermeyr,Alexander derGrosse,Vienna 1973.)他不能容忍远征中那为获得个人专制和辉煌的努力中所出现的不同声音，这种观点在新近出版的有关亚历山大统治时期的最重要的历史书籍伯斯沃斯(A.Bosworth)的《征服与帝国》(Conquest and Empire,1988)中得到清晰的阐述。 <br /><br /> 政治经济问题 亚历山大东征的最重要的后果是希腊政治理性主义对东方神权专制主义的胜利，历史证明这一切只是暂时的，不可改变的东方世界最终赢得了胜利。专制君主成为象征。在希腊化王国之中，国王是一位独裁者，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法令，他对社会各个阶层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如波里比阿认为这一时期处于历史舞台中心的是君主。文献资源和铭刻中所描述的马其顿诸王的真正行为举止很清楚地表明他们的统治像独裁者一样。这种君主制使“有气魄的希腊人”堕落为“腐败的亚洲人”，尤其是他们对东方宗教文化的同情表明他们已背叛了希腊文化。彻底的崩溃不可避免，但这种崩溃为爱希腊的罗马人的干涉而延宕了，从而延长了希腊文化在亚历山大帝国的霸权地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对这一地区的征服。 <br /><br /> 最近的学者不断倾向于强调这一时期古代近东政治的连续性，把马其顿王朝希腊主义当作事物的表面现象，而在这背后，传统的近东机构继续在起作用，这犹如波斯帝国甚至更早时代帝国统治之下，当地机构所起的作用一样。塞琉古王朝的研究特别明显地表明了这一趋势。很容易找到这些例证。比如，出自位于安纳托里亚西南部的卡里亚(Caria)的公元前3世纪晚期和公元前2世纪早期的一份非常重要的希腊铭刻表明，拉布朗达(Labraunda)的避难所的传统统治者继续像他的前辈在波斯帝国统治之下履行其职责。所发生的变化只是以他名誉颁布的法令现在以希腊语来写了，并用希腊城邦的典型术语来表述了。最近出版的铭文和楔形文字文献都表明波斯帝国和希腊化时代叙利亚-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之间在土地占有类型和政治制度方面的类似连续性。 <br /><br /> 古代史研究的进步总是和新发现的历史材料并行而进的，除了铭文以外，并没有发现有关希腊化时代的政治史方面的意义重大的材料。结果，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这段时间所奠定的希腊化时代政治史叙述的框架基本上没有变化，虽然在小的细节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更正和修改。 <br /><br /> 罗斯托夫采夫是“古史现代派”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他把研究近现代经济史中惯用的方法和术语(如“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等)搬用于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中去，比如在他的著作中，他就把“希腊化的”理解为“资本主义的”。(注：见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7、25页。)因此人们认为罗斯托夫采夫的这种概念性框架导致了历史研究中的“混乱和贫乏”。(注：M.I.Finley,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London 1982,p.125.尽管芬利佩服罗斯 托夫采夫的学问，但从芬利对罗斯托夫采夫的经常性批判态度表明芬利认为罗斯托夫采 夫所采用的方法论是极其危险的，即使这种方法已经“过时了”。)但是他对希腊化时 代研究的伟大贡献是不能否定的。他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大师，这不仅明显地表现在他的 注释占了整整第3卷，也表现在他对图版的阐释上，对他来说这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 ，而是对他的证据的有力说明。 <br /><br /> 有关这一时期经济问题看法最惊人的变化莫过于过去那种认为这些希腊化王朝由庞大、高效的官僚机构运行的合理的计划经济的看法，几乎彻底地从学术文献参考中消失了。美国学者善迪(B.Sandy)的著作《托勒密二世税收法律》破坏了那种希腊化王朝计划经济的传统观点。同时，对这一时期官僚机构的详尽研究也揭示了这一时期缺乏一些任何真正官僚机构的主要特征。代替19世纪晚期、20世纪早期前驱研究者们所想象的运转效率很高的官僚机器，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把希腊化政府看作是工具，这种工具的首要目的是他们从所统治的臣民手中最大量地榨取税收。最近所发现的大量文献，如有关禁止政府官员为个人的利益剥削国王臣民的王家法令，都同样证明了希腊化王朝实际操作过程中所固有的体系的低效率与腐败。结果这些重新研究希腊化王朝的新观点比这门学科奠基者更加精致的、更加正确的反映了所曾经存在的历史实际情况。 <br /><br /> 关于这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生活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因为希腊化世界是广袤无垠的，故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也决不是平衡的。这一工作最好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来研究，如可作为殖民帝国主义一个绝好的例子，整个希腊化世界到处都是亚历山大的希腊裔和马其顿裔的继承者，在政治方面他们是统治者并剥削当地的富有者，这点就像不久前的英国、法国、荷兰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在亚洲和非洲的剥削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威尔已写了一篇非常出色的关于托勒密埃及和法属北非比较研究的论文。(注：E.Will,The Craft of the Ancient Historian:Essays in Honor of Chester G.Starr,Maryland 1985,pp.273-301.) <br /><br /> 文化交流问题 从地中海世界到印度边界，希腊文化都处于垄断地位，旅行者都可以在这一区域发现新的城市，就是在许多老城市当中也可以发现与希腊生活许多相似的制度。在任何地方希腊语都是官方语言、文化语言，以至一个人可以从希腊旅行到印度而不怕语言沟通不便。希腊知识分子和希腊化了的知识分子享有共同的尊敬，这些共同的尊敬是因他们的老师所传授的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希腊最伟大作家的著作而来，这些老师认为这一时期是再也不能到达的完美的象征，更不用说超越它了。 <br /><br /> 教育有助于加强希腊文化在希腊化世界的传播和盛行。这种教育倾向于把焦点集中在那不多的几本伟大的书上，其中特别明显的是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像士兵一样，艺术家和作家也越来越倾向于职业化，会背井离乡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求资助和佣金，让远处的人们分享他们的艺术享受，因此这就呈现出一种令人难忘的希腊化世界文化生活的表面统一性。新城市在制度上以同样的方法模仿那些希腊古老城邦的制度，这有助于把希腊文化气氛输入到东方世界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去。对于当地人来说，希腊文化是一种相当珍贵的身份象征，是一种属于特权阶级的证明，正因为如此希腊人和非希腊人都急切地追求希腊文化。 <br /><br /> 然而希腊化世界的文化生活仅仅是表面的统一。新近研究已表明爱琴地区的希腊文化和亚非等地的新王朝的希腊文化是存在巨大差异的。有许多因素造成了这种差异，但最重要的是这两个地区的历史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希腊文化在欧洲和爱琴盆地城市是种家乡文化。在这些城市之中，作家、艺术家可以很随便地从这个地区几个世纪以来历史发展中所出现的整个宝库中任意撷取他们所需要的主题和主旨。而在亚洲的作家、艺术家则不能分享这种传统。那些在近东的希腊人极其顽固地保持他们的祖传文化而忽略当地民族的文化，因此“希腊化世界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了殖民社会的特征”。(注：Murray在Journal of Roman Studies(67[1977],p.178)上评论A.Momigliano所著Alien Wisdom:The Limits of Hellenization(Cambridge 1975)是一项极有价值的研究。)这就是说，是希腊文化的一种简单的、不完善的版本。(注：有关希腊化时代埃及文化最详细的论述是Fraser的Ptolemaic Alexandria(第1卷)，第305-794页。)因此亚历山大那种想把希腊文化与已有数千年传统且已成定式的东方文化进行混合的想法简直是异想天开，尽管这种现象时常潜伏在现代关于希腊东方化研究的表层之下。 <br /><br /> 就像近代的香港或者是孟买一样，即使在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的居民大多数是当地人，但正式的政府形式和官方崇拜都是希腊式的。入侵者们急切地想保持他们的传统，尤其是通过体操房来教育年轻人，这种运动不但在城市里很盛行而且在埃及的乡村里也很盛行。在耶路撒冷发生纷争的一个原因就是在那里建立了体操房--这种纷争造成了马加比起义——犹太上层年轻人的趋势是采纳希腊的服饰和风俗；纵观整个希腊化世界，希腊文化是如此魅力无穷以致希伯来人时常向希腊人屈服，在犹太人会堂(gynagogue一词本身就是希腊语)里，异教的艺术品样式被广泛地模仿着。(注：E.L.Sukenik,Ancient Synagogues in Palestine and Greece(London 1934).A.Momigliano的Alien Wisdom:The Limits of Hellenization中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也可参阅V.Tcherikover,He^enistic Civilization and the Jews(New York 1970);M.Hengel,Judaism and Hellenism,2ed.,London 1974.) <br /><br /> 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其他的民族并不总是彻底地接受希腊文化。尤其是从基督以后的第2世纪起，犹太宗教领袖开始对他们的律法书(Torah)进行阐释，这导致了犹太塔木德传统的形成，是有意对希腊影响的反动。尽管公开的叛乱是不常见的，但埃及人以及其他民族能够有意地破坏这种“殖民”制度，且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隐藏着推翻其统治者的仇恨。 <br /><br /> 城邦与城市问题 如果说在早期希腊化时代城邦和城邦文化就消亡了，这不符合实际。然而城邦确实发生变化了。早在公元前4世纪，由于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压力，那种普通市民在城邦政府中扮演决定性作用的稳定性信仰已经开始衰落了。不断增加的是那些专家，例如雅典金融专家Euboulus和Lycurgus，职业军人和他们的惟利是图的长官——例如雅典人Iphicrates和Memnon of Rhodes——这类人倾向于取代古典城邦时期的业余官职、将军和市民税吏。公元前3世纪和以后的这种新政治结构倾向越来越明显了。在混乱的希腊化世界里，城邦必须想尽办法维持其不稳定的独立，当面对许多王国不断努力征服另外一些国家或在外交、军事斗争中利用这些国家作为砝码时更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主政府变得越来越渺小，最后只是虚伪的外表，在这个外表之后是贵族寡头的统治，时常是默许的或公开的一个接一个的强权政府的支持。 <br /><br /> 城邦的政治生活越来越穷途末路了，越来越粗糙不堪了，但是总还存在。来自希腊爱琴地区各地的铭刻证明这时的城邦活力和能动性，也证明了个人的爱国主义，这些个人仍旧愿意为城邦的利益和由公民大会颁发的嘉奖令冒险，甚至献出生命。城邦仍然是希腊生活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并一直延续到古代世界最危机的时候，这种自治政府的最后残余才消失。(注：有关希腊化时代城邦持久生命力的经典叙述是A.W.Gomme,The End of the City-State,刊Essays in Greek History and Literature,Oxford:Basil Blackwell 1937,pp.204-48.) <br /><br /> 埃及与近东与上述的情况是不同的。公元前4世纪晚期和3世纪早期希腊人向东移民并定居于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以及其他一些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所建立的新城市里，特别是塞琉古王朝所建立的新城市里，希腊人建立这些城市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统治他们的新王国。特别是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的规模很大、人口众多、建筑辉煌还有些为古老希腊所不知愉快之事物。尽管有关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的古迹几乎荡然无存，但从Ai Khanum可以窥探出当时希腊化城市的辉煌与繁荣的大概，Ai Khanum是位于阿姆河流域的一座名叫亚历山大里亚的城市，法国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有宽敞街道、不朽庙宇、大体育馆、大剧院和美丽建筑的大城市。因此当一位简明希腊导游手册的作者Heracleides Creticus感到有必要警告那些来自东方旅游者咋看雅典和其他希腊本土著名的城市时候不要失望，这些城市只是些过失的街道和破落的房屋，这一点也不奇怪。(注：Truesdell S.Brown,Ancient Greece,New York:Free Press 1965,pp.245-254.) <br /><br /> 尽管这些城市很辉煌，但亚洲的这些新城市只是非希腊世界中希腊文化的岛屿。早期研究希腊化时代的历史学家把希腊化时代的城市看作是“熔炉”，在这座熔炉里希腊文化和非希腊文化、希腊人和非希腊人相遇了，融合产生一种新的国际文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一些学者对希腊化时代社会关系提供了一种更加尖锐的解释，这种解释与公元前4世纪雅典演说家伊索克拉底的征服亚洲之梦是惊人地相似，伊索克拉底梦想使亚洲的土著像斯巴达的奴隶一样努力工作来支持新希腊者和他们的马其顿主人。对于这些学者来说，希腊化世界是一种社会地位由种族来决定的社会——种族的从属关系是以马其顿人和希腊人来计算的。有一点不能确定是，亚历山大是否有一种混合马其顿人、希腊人和非希腊人来产生一种混合精英去统治他的帝国。(注：至于亚历山大大帝是否有建立世界文化帝国的雄心壮志的问题，可参阅K.Sowards所编Makers of the Wester n Tradition(New York 1983)一书，书中载有塔恩和R.D.Milns两人有关这方面的争论 文章。)但事实却是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希腊人和马其顿人——其人口的总数少 于总人口的10%——这些人属于统治精英。 <br /><br /> 假如城市为国王所剥削，作为回报，国王也必须支持当地的上层阶级，且总是更加慷慨地授予他们各种头衔和荣誉。威尔斯(Welles)已批评了那些过分美化塞琉古对其辖下城市政策的观点，事实上，国王们“不是用甜言蜜语来使他们顺从，就是挥舞大棒使其屈从”。(注：Ehrenberg,Greek State,pp.191-194.)检视了那些纷繁复杂和自相矛盾的材料以后，埃伦伯格(Ehrenberg)总结到：“总的来说，城邦和君主们的互利关系可以有悖任何法律，或者说实际可以不顾以往的任何合理性；他们的关系完全基于他们之间力量的真正对比上。” <br /><br /> 希腊化世界衰落的原因 关于20世纪欧洲霸主地位衰落的原因人们已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在辩论中持反对美国立场的人已用比较的方法来说明希腊化世界与欧洲大陆的衰落都是由于外部世界干涉的结果，希腊化世界就是由于野蛮而未开化的罗马人干涉而衰落的。这种观点已为众多的从事古代历史研究的学者们所赞同。显然罗马的威胁逐渐使希腊化的国家失去了独立；就像阿塔鲁斯二世(AttalusⅡ)所说，“发动一场事业而没有罗马人的参与”，(注：Welles,Royal Correspondence，第61封。)那注定是十分危险的。然而大多数学者认为希腊化世界衰落的根本原因在其内部，在于其臣民持续增加的对支持君主国的不满。 <br /><br /> 三、国内研究希腊化时代概况 <br /><br /> 在我国，有关希腊化时代的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以前可看作第一个阶段，90年代以后是第二个阶段。 <br /><br /> 我国的古希腊史研究本来起步就很晚，加上上述研究希腊化时代的诸多困难因素，使得人们的眼光大多集中在前亚历山大时期。如有一本在国内影响比较大的教科书，在叙述古希腊史时只在结尾用一句话概括了晚期希腊的历史：“以后雅典的历史充满着马其顿人和雅典人统治反统治的斗争，雅典内部寡头派、民主派以及亲马其顿派、反马其顿派的斗争，直到罗马侵入和统治为止。”(注：见《世界上古史纲》(下)，人民出版社，第207页。)该书虽然在别的章节中也简略地提到了托勒密埃及、塞琉古王朝、帕提亚等，但于希腊化时代科学文化成就却只字未提。再如近年集体编写的《世界上古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虽然也具体地谈到了这一时期的科学文化成就，但却回避“希腊化时代”这个概念。另外，和研究前亚历山大时期的几百篇论文相比，研究希腊化时代的文章也实在是少得可怜。到是解放前由杨炼翻译日人原随园所著的《希腊文化东渐史》(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更显得材料充实、条理清楚，是在诸多方面有独到见解的一本好书。 <br /><br /> 史学界如此，其他有关各界也莫不如此。虽然关于希腊化时代的哲学、美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的译著不少，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美学》中就有不少关于希腊化时代的内容；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塞克斯都·恩披里可的《悬疑与宁静——皮浪主义文集》(1989年版)；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M.克莱因的《古今数学思想》(第1册，1979年版)等等，但只是缺少自己的东西。 <br /><br /> 总的来看，在90年代以前，我国学术界对希腊化时代的历史尚无重要的研究著作，已有的成果一般趋向于低调否定态度。顾准的说法代表了一般学人的观点：“当希腊人的灿烂文化被亚历山大掌握起来成为征服工具以后，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的帝国就不在文化上具有什么创造性。……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精神(其实是希腊知识和东方专制主义的混合品)……”。(注：顾准：《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见《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0页。)这里的“混合品”明显含有贬义。 <br /><br /> 进入90年代以后，人们越来越注意到希腊化时代的研究。方法较为科学了，态度较为公允了，视野也更为广阔了，出现不少高质量的论文和著作。 <br /><br /> 范明生的《晚期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东西方文化的汇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对希腊化时代的哲学做了开拓性的研究。该书系统地探讨了希腊化时代希腊哲学、特别是它对基督教及其神学形成的影响。重点放在新柏拉图学派和基督教及其神学的先驱、犹太神学家斐洛以及给基督教神学以巨大影响的普洛提诺上，并把斐洛看作是希腊哲学和犹太教相结合的典型，而把基督教神学的奠基人奥古斯丁看作是这几股思潮的集大成者。这种以希腊化时代哲学思潮为背景来考察这一时代犹太思想、基督教思想的完整性的著作，弥补了国内学术界同类著作的不足。 <br /><br /> 章雪富的《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逻各斯基督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探讨了犹太-基督教与希腊文化结合的问题。在基督教思想史上，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是希腊化时代两希文化融合的杰出代表，是早期基督教积极吸收希腊文化的典范。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神学涉及很多理论层面，如自由意志论、灵魂-身体救赎论、寓意解经法等，都体现了希腊文化的特性。翁绍军的《神性与人性——上帝观的早期演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对这一问题多有所涉及。王晓朝从基督教的角度探讨了希腊化和基督化之间的争论。(注：王晓朝：《“希腊化”与“基督化”的世纪之争》，刊《浙江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br /><br /> 黄天海的《希腊化时代的犹太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在西方学术界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古代犹太人在希腊化时代的心路历程，深入分析了两希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以及在这基础上的西方文化起源。梁工、赵复兴的《凤凰的再生——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在希腊化时代文化大背景中研讨犹太文学发展史迹和创作特性。确切地说，希腊化时代的犹太文学是一种兼为历史、哲学尤其宗教文献的综合性文化遗产，因为那时文学尚未从其他人文科学中独立出来，类似今天“纯文学”的作品即已出现，也凤毛麟角。作为历史著作，它们隐含了当时犹太民族的发展史、犹太教的演变史和初期基督教的传播史；作为哲学尤其是宗教文献，它们记录了犹太人及初期基督教徒的哲学、伦理、法律思想特别是宗教信仰和神学理论。由于文学与历史、哲学、宗教盘根错节地纠结为一，因此该书是本研究希腊化时代两希文化交流的小型百科全书。 <br /><br /> 杨巨平的几篇论文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了希腊化时代。关于君主制，杨认为这既非马其顿君主制的顺延，也非亚历山大大帝的首创，更非对东方君主制的模仿，而是在长期的战争中，把马其顿的国王统治传统和东方现行君主制度以及希腊城邦的外壳有机组合的产物，但希腊化时代诸王朝的君主专制程度及特点又各不相同。关于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问题，杨认为，希腊化文化既非希腊文化的单纯传播，也非东方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文化，而是以希腊化文化为主体，在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下与其他各种文化汇合形成的一种既多元又统一的文化。它首次揭开了欧亚非大陆间文化交流、汇合的序幕，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沈坚的文章中所持的观点基本与杨巨平相同，认为希腊化文化是东西方文化与文明交流、汇合的结果。陈恒的几篇论文对希腊化时代这一概念进行了探讨，并特别强调要重视研究这一时期科学成就和诸文明之间的交往。裔昭印认为希腊化时代妇女的社会和家庭地位有了较大的提高和变化，这种变化是由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造成的，它是东西文化汇合交融、妇女经济权力增长、城邦衰弱、古典价值观崩溃和新的哲学思想兴起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注：以笔者陋见，国内有关希腊化时代的研究文章最早是吴于廑的《希腊化时期的文化》，刊《历史教学》1958年第2期，又刊《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本节所涉及的文章如下，杨巨平：《试析希腊化时期君主制的特点》，刊《山西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又见施治生、刘欣如主编：《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杨巨平：《论希腊化文化的多元与统一》，刊《世界历史》1992年第3期；杨巨平：《“希腊化”文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大交流、大汇合》，刊《山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沈坚：《关于希腊化时代的历史考察》，刊《史学集刊》1992年第3期；陈恒：《关于希腊化时代的若干问题》，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陈恒：《略论亚历山大里亚时代的自然科学》，刊《历史教学问题》1998年第2期；陈恒：《希腊化文化——东西方文明的凿通》，刊《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裔昭印：《希腊化时代的妇女与东西文化交流》，刊《北方论丛》1999年第6期。) |
狗仔卡
发表于 2.6.2007 19:13:27
显身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