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网友--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

雪童

                       先简单的概要一下辛亥革命大事记<br><br>辛亥革命最早可追溯到1898年兴中会的成立。<br>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成立,同盟会正式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br>1911年10月10日，革命军发动武昌起义，一举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帝制,史称“辛亥革命”，<br><br>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建立共和政体.中央政府采取美国式总统制的政治体制,并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br>3月11日，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按照民主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建立总统制与议会制相混合的民主政体。<br><br>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br>1912年底，第1届国会选举产生。<br>1913年3月20日，呼声最高的内阁总理人选、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袁世凯暗杀。孙中山因此发动“二次革命”，结果很快以失败告终。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被迫再度流亡日本。二次革命本身就开创了一个在新制度建立但不完善的情况下，用武力解决政治矛盾的坏先例。<br><br>1913年11月袁世凯解散国民党，进而解散国会。<br>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复辟称帝。<br>次年6月，袁世凯病逝，复辟结束。<br>从此,中国陷入军阀割据混战的年代.<br><br>从1911年底至1913年初这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段可称得上初期民主的时期。<br><br>背景: 满清帝国建立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国家（元代除外），但是也不能忘记，十七世纪清帝国建立之时正是英国革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开端,工业革命和制度革新也有很大的进步,当时美国、法国都发生了革命。中国的所谓乾隆盛世实际上是一个腐朽的、封闭的专制王朝，。从那时开始就注定了中国的落后。所谓康乾盛世从世界全局看来已经非常落后。不开放、不参与工业革命不是偶然的，是整个政治、经济体系决定了的。<br><br>辛亥革命成功的原因: 历史的必然。辛亥革命是在清帝国改革高潮中爆发的。大清帝国功亏一篑，没能保住自己的国号和皇位。五个因素汇合，促成了这一历史事件。<br><br>1．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制度改革当断不断。<br><br>从1906年宣示预备立宪开始，走文明国家共同的议会民主之路，已是无可抗拒的趋势。1910年1月、6月，各省咨议局联合会连同各省商会、教育会及其他绅民代表两次发动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9、10月间，各省督抚纷纷电请先设内阁以立主脑，开国会以定人心；各地学生接连罢课；资政院也通过决议上奏，请速开国会。这些情况表明，经过近十年改革实践，民众、士绅和各级官吏的认识渐趋一致，政治制度改革迈大步的时机已经到了。可是，清政府虽然把原定十年的预备立宪年限缩短为五年，仍然扭捏作态，不肯在翌年立即召开，坚持在1913年才开国会。1911年5月说是组织责任内阁，却换汤不换药，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皇族内阁。改革时机，稍纵即逝。当断不断，并且一再激怒各种社会力量，通过体制内改革整合社会的机会白白流失了。<br><br>2．无力制止贪污。<br><br>清帝国同中国历代王朝一样，也有分权制约的设计，有纠举和监督官吏乃至最高统治者的机构；而以儒学为代表的思想教育和道德约束，其精美和深厚可称并世无双。历代皇帝都说要反贪污，但成效不彰。原因是：第一，有些行贿受贿活动已成为官场习惯，人人如此，法理和是非界限已经模糊。第二，担负反贪重任的监察系统同样没有逃脱腐化的命运。他们也会揭露若干黑幕，但很难求得公正、彻底，有的还以黑反黑。第三，没有独立的司法和监察系统，它们都不过是行政系统的附属物。最后的裁决权掌握在专政政权的最高统治层特别是皇帝、皇太后或其他专制者手中，当他们本身不乾净时，要真正反贪无异缘木求鱼。第四，社会生活没有民主化，民众维护自己权益的现代公民意识没有形成，也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独立的新闻舆论监督。一些报馆是官办或接受官方津贴的，缺少现代报刊的独立品格。<br><br>3．重蹈国有经济的死胡同。<br><br>清帝国覆没的直接导火线是1911年强制推行铁路国有政策。这一措施犯了双重错误：<br><br>一是直接侵犯广大民众的权益，触发众怒，犯了一般统治者通常不敢犯的错误。收回铁路利权，不是一般商业行为，而是经济利益和捍卫主权的政治行为相结合的群众运动。有的路权（如川汉、粤汉）是历尽艰辛，才从外国人手中争回来的。1903年12月清政府颁布《铁路简明章程》，改变铁路只准官办或外国人办的状况。“在1903—1907年的5年间，全国有15个省份先后创设了18个铁路公司。”其中13个商办，4个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坚持官办的只有1个。有的股金是按亩收取的，群众性很强。公司和筑路权都曾依法办理有关手续。清政府收归国有，既违法，又与民众对立。加上政府手中没钱，打算借外债来办，更引发强烈的民族情绪。火山因此喷发。<br><br>二是重蹈洋务运动覆辙。将筑路权收归国有的唯一藉口是这些公司管理混乱，筑路进展缓慢，成效很差。这符合事实。它体现了中国企业家成长缓慢，法治不健全的现实。说企业家腐败，政府官员就不腐败吗？政府要有所作为，只能从加强法治入手，引导股东们通过法定程序，自行整顿，推动企业家更快成长，走向健康发展之路。市场，也只有市场，才能教会人们怎样经营自己的企业。越俎代庖已属违法；收归国有，忘记洋务运动在官办经济的死胡同中打转，碰得头破血流的教训，完全是往后倒退的蠢行。<br><br>4.没有妥善对待群众的请愿，错误地出动武力镇压。<br><br>5．满族是少数民族，没有及时彻底解决民族不平等带来的矛盾，给革命派帮了大忙。<br>清末有过十次武装革命，大都是少数人的军事冒险或投机行为，九次都没有打倒腐朽的大清帝国。最后一次是清政府被自己以上五大错误打倒的。五者的背后则是专制烙印太深。<br><br><br>与袁世凯合作的真正原因:<br>当时临时政府财政困难，军队几乎不能发饷,临时政府财政困难是急于与袁世凯妥协的主要原因。当时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孙中山急于与日本谈判，给予日本非常优厚的条件，包括牺牲一些地区的主权。但是，日本军阀认为东北已经是其囊中物，同时也主要寄希望于袁世凯，所以不同意给予借款。军队面临解散危机。所以不得不与袁迅速言和.<br><br><br>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和文化大转变的雏形已经出现，但还很不成熟。<br><br>1．现代经济力量薄弱，全国市场体系还未形成，决定了资产者的力量的弱小。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民间社会组织主要是在戊戌前后，特别是20世纪第一个十年清末新政中发展起来的。十多年间虽然发展很快，毕竟力量还比较弱。以商会来说，1902年第一个现代商会出现在上海，至辛亥革命前夕，全国已有近一千个大小不等的商会。他们很活跃，有的还有武装——商团，是几次请开国会运动的主力，推动了市民的政治觉醒；此外，对辛亥革命期间不少地方几乎兵不血刃实现政权转移，也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他们他们参加政治活动毕竟时间不长，经验不足；加上整体力量还比较薄弱，还没有脱离必须依靠官府扶持的阶段。<br><br>2．1905年科举才正式废除，知识阶层的力量也不强。<br><br>3．政治家们普遍处于不成熟状态。以孙文为首的革命派本身对现代民主自由所知很有限，他们同中外流亡者一样，往往把颇大一部分精力耗费在内部纷争上，其革命活动则大都是军事冒险活动。辛亥革命后，中外人士观察他们的作为后，普遍认为他们是不成熟的政治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在理论认识上总体比革命派高，但实际政治经验不足，加上力量不足和认识偏差，使他们选择了与政治军事强人合作，冀图建立开明专制体制的错误道路。<br><br>4．掌握实权的政治军事强人大都是新旧参半的人物。特别是袁世凯死后，大权在握的武人，其素质越来越等而下之。<br><br><br>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br><br>第一，不要象袁世凯那样以国情论、特殊论为藉口搞什么帝制、开明专制。要勇敢地实行民主共和。<br><br>第二，要保持一个和平环境，矛盾要通过法治来解决。不要随意使用暴力。二次革命本身就开创了一个在新制度建立但不完善的情况下，用武力解决政治矛盾的坏先例。<br><br>第三，要让老百姓讲话。监督政府和各种公众人物的行为。<br><br>第四，要坚持发展市场经济，培育一个公民社会。要知道清末民初的近一千个商会和不计其数的知识分子团体对政权的转移和社会的稳定都起了很大的作用。<br><br><br><br><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