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基督徒的知识论立场：价值是一个事实

令狐药师

作者：王怡

　　 最近，我的写作常受到一些非基督徒朋友的质疑，他们遵循这个世界的一种二元主义的世界观，即认为价值和事实是两分的，信仰是个人的，个人的信仰不能被带进公共领域和关于知识的讨论中来。这个世界的主流文化，就是要把基督信仰“私有化”。但我的写作，却要持守一个基督徒的知识论立场，也是西方世界在启蒙运动之前一千多年以来的知识论立场，那就是“价值是一个事实”。基督徒的信仰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大公的。信仰的公共性和价值作为一种知识的合法性，建立在这三者之上，第一，因为上帝是如此启示的，第二，而且两千年来基督的教会也是如此认信的。这样的认信形成了上帝的启示作为一种思想与知识在人类历史上的传承。第三，我个人基于我的理性和悟性，基于我的思想、意志和情感，也如此认信。作为一个基督徒知识分子，我对这个世界和社会的一切思考及其表达，无疑都以上帝的存在为前提。我的一切思考和公共写作，就是在中文世界中彰显这样的知识论立场。
　　
　　当我成为基督徒后，我对人类历史与思想的脉络和评价，有了一个几乎翻天覆地的更新的认识，几乎和基督信仰对我个人生命的冲击一样的大。这样的更新还在形成和嬗变中，很兴奋，也很令人痛苦。在我看来，西方学术一直在希腊思想的影响下，误读着希伯来精神。在我看来，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幽灵一直在游荡。在奥古斯丁那里，是希腊思想的基督化。但从阿奎那开始，则是基督信仰被希腊化。此后的经院哲学高举了人的理性精神，与天主教在教义上的异端倾向是一致的。过于强调普遍启示下以理性论证上帝的存在，这样的知识论导致的恶果，就是将特殊启示藐视到一个地步后，就出现了康德和德国哲学。对上帝的信仰一步步被抽掉了位格性（PERSON），被形而上学化。到头来只好向着希腊的诸神投降。所以到韦伯那里，近代学术价值与事实两分的方法论就开始成形了。其实这个冲突在经院哲学早期已经开始。求知还是爱神，保罗还是亚里士多德，在12世纪的法国，曾经举行了一场公开辩论，我把这场辩论当作西方思想史的一个转折点。深受希腊思想影响的一位著名学者和逻辑学家亚拉比，和著名的灵修神学家伯纳德，在无数主教、教士和皇帝面前辩论。到底知识是一种单独的价值，还是一切求知都出对上帝的寻求和爱，并以此为前提。带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知识论是可以脱离信仰的，那么敬虔就和知识没有关系，譬如一个学者拜偶像，行淫乱，这和他的研究成果是否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真理到底有没有关系。现代人的回答是，一定没有关系的。但人类的精神史上并非从来只有这一种答案。如果知识论与本体论是分不开的，那么人的敬虔就和人的求知有关系。伯纳德捍卫早期基督教的知识论，作了精彩的发言后，高举亚里士多德精神的亚拉比竟然一言不发，就宣布认输。18个月后，亚拉比郁郁而终。但历史却是如此的讽刺，这一幕几乎成了保罗和奥古斯丁的知识论在欧洲的最后辉煌，从此经院哲学全面的希腊化，在一个世纪后贡献出阿奎那，主宰了天主教近千年的神学思想。西方思想回过头去，走向了一条危险的求知而非爱神的道路。直到无神论思想兴起后，就彻底形成现代社会的“政治正确”的思想学术标准。
　　
　　
　　
　　何当兄提到普南丁格的名著《《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这本书企图向知识界重申“信念是一种知识”的古典的知识论。对“价值无涉”的哲学反思，可以归到康德的二元主义世界观，再往前就到阿奎那和经院哲学对普遍启示的高举。但作为近代学术的方法论则从韦伯开始被明确下来。在韦伯那里，价值无涉只是方法论的，还是本体论的？也许我有误读，但我仍然认为他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韦伯对这种方法论的立场，其实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就像康德对实践理性的态度一样，好像有边界的，但其实一旦把基督的媒介性推开了，就变成了垄断整个世界的逻辑。譬如韦伯认为一个教师在课堂上是不能传递价值信念的，他只能传授"知识"，而不能是任何一种信念的宣教士。这与当今世界的"政治正确"如出一辙。前两年国内的自由主义朋友甚至对此有过辩论，一位我熟悉的自由主义学者也坚持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在课堂上保持价值中立，共产党在课堂上宣扬他的意识形态固然不对，但自由派也不应在课堂上宣传反共产党的价值观。
　　
　　
　　
　　一种单独的、与价值立场无涉的知识论的存在，从神学上说，是对普遍启示的过分高举。换句话说，人若有罪，“罪”在知识论中到底有没有地位？在人与普遍启示之间，如果罪是真实的，那么敬虔怎么可能与知识论没有关系呢？换句话说，怎么可能存在一种与信仰无关的知识论？从历史上说，这种知识论则来自经院哲学在亚里士多德影响下对天主教神学的改造。
　　
　　有人说基督徒吃饭前要祷告，看起来很迂。其实不但迂，而且在圣经中保罗就说过，基督信仰在智慧人看来，叫做愚拙。当希腊人第一次听说，真理不是唯理的，而是可以而且已经“道成肉身”的、活生生的人。他们当初的惊讶，离今天的知识和智慧，实在是太远了。曾经也离我那么远，远到不可想象。很多朋友说，我相信有绝对真理，但真理绝对不是一个“位格”。没有位格，就很难想象祷告的经历。孔子的弟子生病了，请老师为他祷告。孔子说“丘之祷久矣”。我无法想象他是怎样祷告的。但从上帝的位格性上，可以看到孔子的迷信，比基督徒厉害多了。一个没有“位格”的上天，也许“知识”可以成为一种可能，道德也可以成为一种可能，但祷告又如何成为一种可能呢？那个天而不是“那一位”天，怎么可能在祷告中与人同在呢？孔子祷告，这件事表明孔子的世界观也是断裂的。
　　
　　
　　
　　无论如何，鉴于韦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巨大影响，他的方法论和二元主义世界观，需要基督徒知识分子去作更多的探讨、澄清，重新捍卫信念是一种事实的知识论。至少，要澄清"价值无涉"只是方法论，而不是本体论；只是方法论之一，不是知识的唯一进路。进而，还要讨论这个在中国文化中未被认真对待过的问题：敬虔与知识有没有关系？。
　　
　　我目前尚没有能力对思想史做一个基督徒视野下的更清晰的阐述。我最近的一个讲座整理稿，《宪政主义与世界观》，只是从政治学与法学的视野，来试着阐述基督徒的那个完整的世界观。希望中国的知识界能够宽容到接受这种古典的，甚至是原教旨主义的基督徒的知识论与世界观。因为基督教作为一种知识论与世界观，尽管新教来华已经两百年了，但尚未真正进入中国文化。我也很希望中国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们，在这样的对思想文化的更新的理解中，可以与主流知识界有更深的对话和沟通。
　　
　　基督徒知识分子有“文化使命”的负担，但当我们谈论文化使命时，也面临一个严重的试探，就是去向这个世界的思想立场和学术标准妥协。因为很多时候你不妥协，就无法获得言说的正当性及其正当的利益。对身在学院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和面向大众的公共知识分子来说，这都是最大的一个试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