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是他前边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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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叭

　　喇叭花又称牵牛花，细细的藤蔓上缀着一个个色彩斑斓的花，宁静而绚丽地编织着田园诗意。而村里的那两只喇叭远没有喇叭花的羞涩恬静，像两只恶狗张着大口吐着长舌安卧在村办公室门前的木杆上，受村“革委会”主任老豁的支使咬人，对地主富农是家常便饭；老豁看谁不顺眼，一句话就可以把谁打成坏分子，喇叭就可以随便对着谁咬。村里胆小的人一听喇叭喊自己的名字，裤裆立马就湿漉漉的。有一次我父亲正捧着碗蹲在门沿上喝稀饭，猛然听到喇叭里喊自己的名字，饭碗即刻从手里掉下摔成了两瓣，所幸的是老豁让我父亲吃完早饭后帮他家垒院墙。为了这只不应该损失的粗瓷碗，母亲心疼地嘟囔了好几天。




　　从上小学开始，喇叭就走进了我的生活。尽管我五音不全，其貌不扬，可我一直是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演节目、挂标语、贴大字报，几乎成了我小学的全部内容。在胸怀祖国的同时，我们还放眼世界，美国佬的炸弹扔在越南国土上，疼在我们心上，吃罢晚饭我们自发组织在街上对着清冷的天空“声援”越南人民。我们当然没资格动用村里的喇叭，那是老豁的专用工具。我们只能用双手在嘴边围成喇叭形状扯着嗓子大喊“美国佬从越南滚出去”。当然，我们在遥远的中国北方偏僻农村的“声援”，越南人民听不到，美国佬也听不到，“革委会”主任老豁却声声入耳，常常难眠，就隔着院墙骂：“深更半夜的还驴叫，都滚他娘的回去。”于是，美国佬没有滚回去，我们自己先灰溜溜滚了回去。

　　我与喇叭的缘分一直延续到成年。虽然新闻传播手段都已到了数字化时代，可在乡亲们眼里新闻广播依然等同于喇叭。我到邯郸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不久有一次回老家，谈起工作，二叔就问我：“你也天天在喇叭里喊？”我说不是，二叔马上就明白了：“对对，你们那儿的喇叭肯定也是支书管着哩。”我哭笑不得。




　　二叔自作聪明的猜测也许有他自己的道理。不过，后来在乡下采访时我倒是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到某个村找支书村长，不用打听，冲着喇叭走就成。喇叭从村办公室移至村干部家，是集体权力个人化的一种表现，还是喇叭寻求权力庇护的出逃？

　　但无论如何，现在的农民对喇叭的敬畏之心已大大减少，喇叭的平民化大大增强，谁家丢了猪羊鸡狗、卖生产资料的新进了农药化肥种子等等，都可以走进支书家，递一根烟打个招呼就可以在喇叭上广播几句。喇叭的功用也在转变，有乡亲们喜欢的歌曲戏剧相声，也有村干部催粮催款结扎的声嘶力竭。

　　尽管喇叭的神秘感没了，但并没有多少农民别出心裁地弄两个喇叭挂在门前炫耀，除非红白喜事。其原因，一是没有浪费钱财的必要，更主要的是在他们心目中，喇叭是权力象征的意识依然存在，好像喇叭就是支书村长行使权力的官印，普通百姓挂在门前有点不伦不类。然而，这种意识并不是普通现象，有的农民就把喇叭作为与村干部抗衡的手段。我的同学王付印就如此。




　　王付印与我同岁，高中毕业我考上学参加了工作，他落榜回家当了农民，由于两人居住的村庄距离较远，毕业后几乎没有交往。对于他的情况，我也是从其他乡下同学那里听来的。他开过小卖铺、办过私学、成立旧货市场，在周围十里八乡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可他就是与村干合不来，每年收征购提留时，王付印都要到县里打听清楚标准后，回村用大红纸写上张贴在大街上，提醒村民，防止村干部捣鬼。这引起了村干部的不满，常常是他前边张贴，村干部后边派人撕掉。此招失灵，王付印干脆买了两个高音喇叭挂在自家门前，改变了传播方式。喇叭电线常在夜里被人剪断，他便把喇叭挂在院内树上，继续他的抗衡。不成想，夜里竟有人用砖头向喇叭瞄准投掷。




　　分别二十多年后，今年初春王付印突然来单位找我，要我帮他。原来村里选一名县人大代表，乡里指定的人落选，王付印以高票当选。可乡里硬说他拉选票舞弊，选举作废。王付印不服气，请我对此事进行公开报道。

　　请示领导后，我遂前去采访，刚到村南就被乡村两级干部若干人“热情”拦住，其中两个乡干部是我在县里工作时的同事。他们向我陈述他们的理由，指责王付印种种行为。

　　采访没有成功，离开村子时听见村西头王付印家的喇叭正在播诵《选举法》，地方味儿很浓的普通话，沙哑沉闷，我听出是王付印的声音。

　　回单位后县里和乡里又托熟人告诉我不要介入此事。为避同学之嫌，也为了种种人情，几天后我给王付印打了一个电话，以新闻纪律等理由来搪塞，听了我的解释，王付印愣了十几秒后，有些气忿地说：“我就知道你不敢说真话儿。”

　　我默认王付印的指责，我知道自己圆滑的卑劣，因为田园诗意的质朴，对于我已是遥远的奢望。喇叭是喇叭，不是喇叭花。




　　神婆

　　我真的没有想到明声嫂会称为神婆。

　　明声哥是我远门堂哥，其实他比我父亲还大一岁，从小爹死娘嫁，在讨饭的路上遇到刘邓大军，当了一名通讯员，大别山一场恶战一个营就剩下他一个人，当时他外出送信未归。在抗美援朝时丢了一条腿，回国后转业到了沈阳一家公司。1961年给国家减担子，又瘦又矮的明声哥回老家时领了一个高大漂亮的东北女人。

　　来自大城市的明声嫂在我们这个偏僻小村绝对是凤毛麟角，除了见识、口音和生活习惯外，还有一个与大多数村民不同的地方就是不信鬼神。而我们村神仙敬奉的气氛相当浓厚，说民俗文化也好，说原始信仰也罢，村人不管这些，只要实惠有用，不管你神仙的来路和流派，都统统拿来顶礼膜拜。我们村从西往东依次是奶奶庙、土地庙、关帝庙、三官庙、杨仙。

　　明声嫂有文化是党员，回村不久就当上了妇女主任。受环境影响，我们村里男女老少对这些神仙大都恭而敬之，包括“革委会”主任老豁，尽管他赤膊红脸在村里造了反，可对这些神庙却不敢乱动一指。明声嫂则不一样，见人们烧香磕头许愿，她总是撇撇嘴角，一脸不屑，更不允许明声哥在家里供神。村人对她的特立独行也不责怪，人家毕竟是城市来的嘛。

　　“文革”开始后，明声嫂带着年轻人破“四旧”，把村里所有的神庙和神具都砸了个稀巴烂，乡亲们背后都叫她“生瓜蛋子”。我奶奶在炕洞藏了一个泥胎菩萨像和几个香炉，被明声嫂带人搜出后，专门开了我奶奶的批斗会，为此，奶奶恨得咬牙切齿，至死都不跟明声嫂说话。村东那棵号称杨仙的粗杨树也让明声嫂带着一伙年轻人给刨掉了。




　　明声哥无儿无女，不但腿残，由于战争年代恶劣的环境条件还落下了严重的气管炎和关节炎，生产队时集体照顾工分，靠明声嫂一人劳动，日子还过得去。土地分包到户后吃的不愁了，但明声哥的病越来越严重，抚恤金远不够支付药费，没办法，明声嫂就用排子车拉着明生哥步行二十多里路到县里有关部门讨药费。县财政困难，就往乡里推，明声嫂就拉着明生哥去乡里找，找的次数多了，烦了，就与人争吵，书记乡长就训斥明声嫂：“你还是老党员呢，这点觉悟也没有，不知道乡里也困难吗？”这一句似乎击中了她的要害药物，明声嫂就低下头抹抹眼泪拉着丈夫回家。那时我还在县里工作，见了我她就眼泪汪汪地叹气：“兄弟，你看我这命，年轻时候体谅国家困难，我跟着你哥回农村吃苦，现在老了干不动了，国家还是困难，咱是党员，厚着脸皮硬找，自己也心虚。”




　　从公家讨不到医药费，明声嫂就自己想法解决，起早贪黑，养猪养羊，千方百计挣钱给明声哥拿药治病，她住的两间土屋一下雨就漏水，尽管穷得叮当响，可每年的公粮她总是第一个交到粮站。别人善意地提醒她，明声是有功之人，你家里穷，完全可以不交。可明声嫂还是照交不误，她私下对我说：“我和你哥都是党员哩，咋着也不能让人家说咱没觉悟。”

　　尽管明声嫂尽心尽力，可明声哥是老病根，整天病恹恹的不见好转，明声嫂常到邻居二婶家叹气落泪，二婶是神婆，就安慰明声嫂：“现如今求人不如求神，你要是不嫌弃，我帮你在杨仙那儿祷告祷告。”一来二去，说的多了，明声嫂无奈之中也就动了心，就常常在夜里偷偷随二婶到杨仙前烧香磕头，乞求保护。同时在二婶指点下把在杨仙西侧的明声哥的爷爷和父亲的坟迁走，找风水先生看了穴地重新安葬。




　　去年春节我回老家，明声嫂来串门，进门直奔主题，村里集资盖庙，要我捐款。她说自己当年不该带头砸庙，得罪了乡亲们，也得罪了杨仙，自己现在无依无靠，是报应。她说自己晚年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集资为杨仙再造一座新庙，免得死后到阴曹地府受罪。她对我说，要不是咱村老杨仙保佑你，你就吃不上公家饭。要我多拿一些钱，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她。

　　今年的清明节我回老家给母亲上坟时，明声嫂牵头张罗的杨仙庙已经完工，她和那些神婆们一样打着扇鼓有板有眼地在庙前跳着，嘴里絮絮叼叼祈祷着什么，初春的寒风零乱着她的白发。当年那个风风火火破“四旧”的明声嫂怎么都难与眼前的她对上号。




　　算命

　　有一位对《易经》颇有研究的朋友看了我的手相和面相后说，你这人没有大福大贵，也不会有灾大难，一辈子平平淡淡。他的话使我甚感欣慰，因为作为一个在城市讨生计的乡下人，能够平平淡淡就已经算烧了高香，还敢期望在物欲横流人心叵测的社会里得到更多的什么？

　　在这之前，我和我们村的大多数男人一样，对算命一向持排斥态度，就像城市排斥我们这些乡下人一样。也许是自卑心理作崇，我总觉得脱胎于农村的城市，对农村有一种排斥感，包括一些出身农民的城市人，不知是城市的进步文明让他们对比出了农村的落后愚昧，还是命运的改变让他们有了骄傲的资本。说实话，我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对算命的排斥源于幼时在乡村的一个具体事实。那时，听到清脆的梆子声，我放下碗就往街里跑，知道胡瞎子来了。我不明白小时为何对胡瞎子那么感兴趣，虽然我并不想请他算命。




　　胡瞎子是邻村胡庄人，隔一天来我们村一次，很准时，手里的槐木梆子是他进村的前奏。那会儿算命也属“四旧”，胡瞎子就格外小心，走几步停下敲几下梆子，大声背一段毛主席语录或唱“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声音凄婉悲凉，同时他也在支愣着耳朵观察人们的反应，相信确实没有村干部在场，便找一避风墙角坐下，有节奏地敲着梆子招徕生意。算一卦三五毛钱或两碗稀饭一个窝头。




　　算命的大多是中老年妇女，村里的男人们都不相信，我父亲就说：“人的命，天管定，胡思乱想不中用，胡瞎子算卦不能信。”村人不相信胡瞎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从胡庄传来的。胡瞎子夏天总是喜欢摸索着蹬梯子到平房顶上睡觉，天明后摸着房檐找梯子下来，有一年麦收后邻居男人邀胡瞎子去村外生产队的麦场上睡，说那里凉快。第二天天亮人们卷起草扇子回家拿着工具下地时，见胡瞎子还在麦场上双手摸索着，人们问他找啥，胡瞎子说，咋我找不着房檐儿在哪儿哩？原来他还以为自己睡在平房顶上。




　　不信归不信，可一旦有了解不开的心事，走投无路之际也有男人找胡瞎子寻求心理安慰。比如我的四爷，从三十六岁开始吃了饭就吐，家穷孩子多，舍不得请医生吃药，就花三毛钱请胡瞎子算卦，胡瞎子问了生辰八字，信誓旦旦地说，没事儿，你的寿限在七十八岁。结果四爷就在家硬撑着，终于在三十八岁那年吐了一场大血后离开了世界。

　　我参加工作后远离了村庄，也远离了胡瞎子的梆子声。偶尔回家住几天也听不到那熟悉的梆子声，我问父亲，父亲说胡瞎子在外地算卦，本地挣不了钱。




　　前年深秋一个周日的中午，我在街上闲逛，忽听身后有梆子声，转身一看竟是胡瞎子，他脸色红润地从饭店走出来，一边打着饱嗝，一边敲着梆子。我好奇地尾随胡瞎子来到沁河北岸便道上，原来这里是一个算命占卜的市场，十几个姿态各异的人坐在便道上，面前铺着一块红布，上面写有相面大师、易经大师等自我推介的广告词。想不到改革开放竟也给胡瞎子带来了新机遇。

　　从此我便留意起了胡瞎子，周末总是有意无意到沁河北岸便道上走走，每次都见胡瞎子面前或多或少有人在听他解释预测命运，其中有珠光宝气的女人，也有干部模样的占卜者。去年父亲来邯郸过冬，闲谈时，我说了胡瞎子的事，父亲皱了皱了眉，说：“也真日怪了,城市人真是吃饱撑的，咋也信胡瞎子的胡言乱语？”沉默了一会儿，父亲又自言自语道：“天无绝人之路，都不信胡瞎子他靠啥吃饭？”




　　父亲和我一样，对算命的排斥都来自于对胡瞎子的了解。然而他老人家也许没有考虑到，更多的城市人对胡瞎子是不了解的，况且土地上土生长的有些东西比五谷杂粮更容易让人吸收。更何况中国大多数城市是众多乡村的组合体，城市对农村有排斥，也有内在的千丝万缕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