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郎咸平现象”的深层意义

jadeweg

确立公共政策的理性基础

2006-04-12 08:58:34　来源: 凤凰周刊

有一种批评认为，郎咸平“只拆不建”，对中国改革没有具体贡献。如果把“建”理解为在体制内促进改革的发展，那么，问题出在中国的体制还没能把像郎咸平这样的人吸收到人大或政协这样有影响的法制机构，进而完善中国公共政策的制定。

文/特约撰稿员 李振勤

两年来，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对国企改革等重大议题发表了许多不同反响的观点，成为中国财经界最具争议的人物。在民间，郎咸平获得广泛支持，被认为代表民心民意，在中国金融市场腐败、国企私有化大潮中，力挽狂澜。据《中国青年报》一份“你相信哪位主流经济学家”专题调查，郎咸平被评为公众信任度最高的中国经济学家，信任度遥遥领先于排名第二的资深经济学家吴敬琏。 然而尤其在主流经济学家中，对郎咸平的批评极为尖锐。有人指责他“贸然引爆仇恨国资流失情绪”，或者不了解中国国情而乱说话，像是在一个瓷器店中乱撞的公牛。有人认为郎咸平“否定市场化是在误导中国经济”。更有人觉得郎咸平哗众取宠，将他比作经济界的芙蓉姐姐。

笔者认为，有关郎咸平观点所引起的争论，并非只是一场旷日持久、各说各话的口水仗，而可以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对这些争论的背景、议题及讨论方法作进一步分析，有助于建立对有关问题的学术与社会共识，为这些重大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理性的基础。

公司财务与治理：郎咸平以学术专业起家

郎咸平于20年前即获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学博士学位，在专业上下过功夫，有过许多学术专著，并被其同行广泛引用。他是在金融与经济领域被引用最多的华裔经济学者之一。 然而他的学术专业圈子相对来说狭小艰深，曲高和寡。在几年前他涉足研究中国企业问题之前，郎咸平在中国基本上默默无闻。 而使他得以在中国很快声名鹊起的，是他对德隆与格林柯尔等企业集团财务的案例研究与前瞻性的预言。郎咸平的专业素养、实证方法及对于大量财务数据的把握，在这两个案例中堪称典范。德隆与格林柯尔两企业集团的最终倒台，也在事实上证明了郎咸平金融研究方法与结论的正确。对于郎咸平在德隆与格林柯尔两个案例中所扮演的角色，他的批评者们除了抱怨媒体上对两公司“过度的”负面报道之外，基本上无话可说。

但郎咸平的锋头所及，不仅仅限于他自身精深的金融专业领域，而指向了国企改革中普遍存在的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郎咸平点名批评的公司，包括曾在国内被认为改革比较成功的TCL、海尔、长虹等几家大型企业。由改革中管理层对国有资产侵蚀的普遍现象，郎咸平进而对中国改革的主导思路提出质疑，认为一些经济学者抄袭西方一些表面肤浅的名词，再通过自己的一知半解设计改革路线，破坏了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和是非原则，造成贫富不均，社会环境恶化。

公共政策的是非：各说各话？

有关郎咸平的争议，主要集中于他对国企改革以及近年来一些市场导向公共政策的批评。这些议题超出了任何具体学术专业的范畴，因而很难根据简单实证的判据做出结论。 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么对十几年来中国国企改革的实践，应该由谁来作出评价—学者、企业管理者，还是下岗工人？ 评价的根据是GDP的发展，还是衡量贫富悬殊的基尼指数的变化？如果一个国有企业可以通过裁员、买断工龄、将离休职工福利包袱抛向社会等“改革”提高效率，这是否是通向公平、和谐社会的一条成功之路？

客观地说，郎咸平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各自意识形态及价值判断上的差异，与改革过程中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消长也有极为密切的联系。郎咸平的支持者们批评改革过程造成了极大的不公平，而他的反对者们则认为这种不公平的产生是中国改革开放、提高经济效率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应该说，辩论双方的论点都有可取之处，也都有不全面的地方。问题是，辩论的双方能否超越各说各话的现况，寻求共识，为中国社会今后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更为理性的基础？

制定理性公共政策的几个原则

笔者认为，期望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十全十美是不可能的。但一个理性的公共政策必须满足一些基本的必要条件。简述如下：

公众的参与。 一个合理公共政策的制定，应努力形成只有受益者没有受损者的“帕累托改进”，而不应以社会某群体或阶层利益的严重损坏为代价。在操作上，这就要求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公众有着充分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决策的程序性。由于通讯、交通及资源等客观条件，现实中公众（尤其是弱势团体）对制定公共政策的参与会存在客观限制。但如果对政策讨论、批准、审核的程序性能够得到保证，会大幅减少政策出现偏差的可能。

机制完善的决策机构。政策是由人制定的，但政策的长期合理性、稳定性、连续性不应受到短期人事变迁的影响。这就要求对政策负责的不仅仅是某个具体领导人，而需要是有恰当授权的机构。

回首中国改革历程，早期的改革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不争论”避免意识形态陷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然而，“不争论”的态度掩饰了中国国企、金融改革及公共政策中的许多缺陷，限制了中国公众对于公共政策的发言权，也为既得利益者的暗箱操作提供了机会。这种意义上，由郎咸平“指点江山”揭示出许多中国改革开放中的经济社会问题，有助于公众在媒体和互联网上对中国公共政策的关注、监督和参与，作用是非常正面的。当然任何一个人精力有限，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频频曝光，具体观点甚至事实上的错误都会难以避免。有一种批评认为，郎咸平“只拆不建”，对中国改革没有具体贡献。如果把“建”理解为在体制内促进改革的发展，那么我个人认为，问题出在中国的体制还没能把像郎咸平这样的人吸收到人大或政协这样有影响的法制机构，进而完善中国公共政策的制定。

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过建议，由人大主导从事长期国策和国家发展战略的研究，并对社会民间上的各种研究作出整合以获取共识。以我个人的理解，像国企管理层收购（MBO）、国有股减持或股权分置方案，本来由人大来主导讨论制订会更合理、更有包容性，也更容易为社会所广泛接受。随着中国法制建设的加快，我个人期待着人大能在中国一些重大问题的政策制定上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xiaohuaberlin

老左愤一个

linsymbol

人大？？  什么时候人大能够在中国的决策中占有一席之位呀。 人大还不就是一个举手机器，养老场所， 护身符，和进阶官场的通行证呀

ysyb

人大？？  什么时候人大能够在中国的决策中占有一席之位呀。 人大还不就是一个举手机器，养老场所， 护身符 ...
linsymbol 发表于 4.7.2010 22:02

   深感作爲中國人的最大不幸就是政治權利被人大代表以後，恐永遠不會看到有被人大罷免的副總理以上的官員。因爲這個級別以上的，都不是官人，而是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