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一百年祭

大银猫

在告别20世纪、迎来21世纪时候，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总结着整整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 <br /><br />我们民族在20世纪的进程经历了那样巨大的曲折和艰辛，这在不小的程度上恐怕应该归咎于世纪之初那起始的第一步——狂暴地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正是这个运动，不仅鼓荡起当时亿万国民以一种完全非理性的世界观念，看待与西方列强的压迫同时并存的先进的西方文化，而且更鼓动他们狂热地从民族本土文化中，发掘出极其保守的政治模式和蒙昧的巫术信仰，以抗衡这一切外来的影响，抗衡中国内部一切改革求新的要求和尝试。更令人喟叹的是，这样一场劫难过后，国人非但没有对它给予全面的理性反省，相反，倒是不断结合以后中外关系新的境况而为它加上“爱国主义”、“伟大的群众运动”、“造帝国主义的反”等光荣耀眼的名号。因此，当我们现在又一次面临新世纪的时候，总结一百年前这场运动及其文化观念的教训，就是一件温故而知新的工作。 <br /><br />义和团运动核心的文化观念，就是认为一切西方文化与那些欺压中国的西方列强一并都是魔鬼的化身，他们是在用无比险恶的邪法来破坏“天朝”的礼义孝悌、忠君法祖等等神圣无比的制度。义和团甚至根据自己狂热信奉的原始巫术而将一切洋人、洋物竭力“妖魔化”：“（洋）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洋人）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显而易见，以这样的眼光为基础，非但根本不能认识近代以来世界文化格局的巨大变化和造成列强欺压中国的真正原因，反而只能将中国国民的世界观念和民族观念逼入极端的蒙昧和狂热的反现代化潮流之中。 <br /><br />义和团运动悲剧的另一重要方面，在于它对内的反对一切政治上维新变法。比如义和团大肆宣传上天诸神如何对戊戌新政震怒不已；许多支持义和团的士大夫更明言：戊戌变法期间的“倡立民权”乃是今日之祸根（《义和团史料丛编》一册131页）；义和团开始围攻各国使馆以后，那些不久以前曾经以大办堂会的方式聚会同贺慈禧诛杀戊戌六君子的守旧派官僚，此时再次照例召集戏班子连日唱大戏以事庆祝（《义和团史料》183页）。而在义和团运动中备受慈禧信赖、最坚决地主张支持义和团围攻使馆剿灭洋人的大学士徐桐等人，恰恰就是以道学自任，“恶新学如仇”的反维新派的核心人物。 <br /><br />对于从西方传入的新式教育和西方文化典籍，义和团更是视若寇仇，例如义和团将教堂教产烧毕之后，又将北京城内外所有凡沾“洋”字各铺所储洋货尽行毁坏，或令贫民掠取一空。并扬言在杀尽教民后，还要将读洋书之学生一律除去。于是学生们仓皇失措，所有藏新式书籍之家，悉将书付之一炬（杨典浩：《庚子大事记》）。当时许多人，包括不少在新式学校读书的学生，只因为身边带了几本“洋装书”就被义和团以“二毛子”的罪名处死，甚至“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枝、洋纸一张”，结果被义和团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义和团史料》188页）由于义和团运动不仅对本世纪初的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戕害，而且对以后整个民族命运和文化的走向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后来众多主张学习西方、推进中国思想文化改革的五四思想家，都几乎没有例外地反复将义和团运动作为民主科学和政治制度进步的最典型反面例证。比如蔡元培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华工学校讲义》）李大钊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1日）中斩钉截铁地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同年，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根本方面反时代潮流的特征，陈独秀最后总结说： <br /><br />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br /><br />持同样看法的还包括鲁迅，他在一生的大量文章中，经常提到义和团运动是对中国进步的“反动”。 <br /><br />可惜的是，由于后来的许多原因，五四思想家们上述对义和团运动的严厉批评不仅被人们特意地遗忘了，而且人们对义和团精神的鼓吹反而日甚一日。而这种鼓吹以及在相应文化观念指导下再度炽盛的“群众运动”，理所当然地与当年的义和团运动一样又给整个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比如在“文革”高潮中发表戚本禹褒扬义和团的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并由此引导全国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其在各地代理人”的批判、揪斗、深挖等等浪潮达到白热化的疯狂程度。 <br /><br />经过百年的曲折，我们从本世纪开端时“痛恨洋物，犯者必杀无赦”“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的义和团时代、从丧失理性的“大造帝修反的反”的时代，终于步入了现在朝着跻身世界文明民族之林方向的努力之中；中国的领导人也终于认识到：“中国和美国，将会成为共同致力于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决策伙伴。……中美关系的进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的。”（江泽民：《在欢迎克林顿总统访华仪式上的致词》，1998年6月27日）而这百年间的经验和教训，真是令人感慨不已。只要我们认真记取这些利害得失，那么尽管今后总会有人以政治或学术等等口实把国人的视线纳入“文明冲突”仇恨之中，但是更多的国人却再也不愿回到鼓腹填胸、横着脖子向全世界“造反”和“说不”的年月了。 <br /><br /><br /> <br /><br />

什么都是假的

正好现在在看 莫言 的 檀香刑，理解的更深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