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弢——八十年代，作家日子怎么过 （《岁月有痕》节选）

惊涛骇浪

    八十年代，作家日子怎么过         金弢






作者简历


金弢，字有根，1974年杭州外国语学校高中毕业，插队落户浙江桐庐儒桥村，1977级考入北外德语系，1981级北外德语读研。1985年 1月进文化部, 1985年 3月进中国作家协会，任职作协外联部，曾历次参与组团王蒙、张洁、莫言、路遥、鲁彦周、高晓声、从维熙、张抗抗、公刘、邹荻帆、王安忆、北岛、舒婷等等作家并随团出访德国及欧洲诸国。八十年代末获德国外交部、德国巴伐利亚州文化部及欧洲翻译中心访问学者奖学金，赴慕尼黑大学读博。现居慕尼黑；


主要文字及译作有: 长篇小说 《狂人辩词》、《香水》、《地狱婚姻》、2013年编辑出版德文版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集 《空的窗》 ，由德国 Spielberg 出版社出版，并于德国、奥地利、瑞士三国同时发行。全书篇幅达三十五万字，共 504页，宽版，被收入的十二位作家及作品为：陈染 《空的窗》、陈建功 《找乐》、东西 《没有语言的生活》等。2021年 7月于该同一德国出版社翻译出版东西的长篇小说 《后悔录》；


八十年代发表翻译及作品：《世界文学》、《外国文学》、《诗刊》、《长江文艺》、《钟山》、《百花洲》、《文艺报》、《中国妇女报》等等，已发表二十多位德语作家作品的译文；


来德三十二年，在德创业二十二年，文学创作及翻译辍笔三十年。三年前，金盆洗手，回归文学，写就新作及翻译九十余万字。至今笔耕不辍；


几年来文字散见欧洲等各大华文报刊； 《欧洲新报》、《欧华导报》、《德国华商报》、《洛城小说报》等。






01. 谁算作家
02. 作家的收入
03. 稿费
04. 涉外事事皆美差
05. 出国才是真肥差
06. 换币的经历
07. 人生目标，一个彩电
08. 红灯区
09. 跳蚤市场




01. 谁算作家


八十年代，一个人是否算作家，关键要看他是否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地方省一级的分会会员，似乎差了一点档次。名正言顺的必须是中国作协的会员。只要加入了中国作协，就可以称其为作家。那些省分会会员，能否称之为作家，这个概念比较含混。这些作家本身不好意思自称是作家，但在履历里都会明确注明自己是某分会的会员。至于在中国作协能否得到承认就另说了，起码当年我们作协外联部在选派全国作家组团出访时，仅是分会会员是绝对不会考虑在册 。


这种官方的“作家”称谓，以中国作协会员资格作前提，在当时是文学界的公式；而想入会，前提是要有作品。五十年代，丁玲有过“一本书主义”的提法，这意味着，想成为作家，起码要拿出一本书来；反之，没有出过书的人，就没有资格申请入会，也成不了作家。零星发表的文字哪怕再多，数量再大，只要没有成集出版，都不足为数。但事实却是，能有大量的零星发表，能得到多家刊物的认可，合集出书也不在话下。


除了官方以作协会员资格来判定一个作家外，在民间也有虽然不是会员身份，但在社会上被公认为是作家或诗人的，这类作家，人数虽然不多，但有。最典型的要算北岛。


海峡对岸的旅美女作家陈若曦 1985年春来京见胡**时说： 北岛这么好的作家、享誉海内外的著名诗人，这次“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不让他去，她认为不妥。胡马上就问：“是我们的会员吗？” “当然不是。” 这两段对话说明了两种不同的观念、不同的判断标准。在陈看来，只要有作品，名声在外，得到了社会的承认，有知名度，就是作家，而且还是好作家、名作家；而胡**首先要问问是否作协会员。所以说，一个人是否算作家，一直有着不同的判断标准。


像北岛这样的民间作家，其生活来源除了靠一份工作，就要看稿费的多少了。自从“西单民主墙”、“星星画派”事发后，北岛为此还失去了工作，因为没有单位再敢要他。听他自己说，他即使无业，每天还必须去街道办事处报到。像北岛那种身份的人，在当时要在官方刊物发表作品，并不是容易的事，那时毕竟文革刚刚结束，各杂志社须考虑的政治因素还很强大，“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根弦还没有松，所以北岛连找工作都成了问题。想要发表作品，他只能跟伙伴们考虑私办刊物。




02. 作家的收入


然而，那些身为作协会员的作家又是何以为生？         


八十年代初始，能称得上作家的，一般都是在职，有一份工作，譬如在杂志社、出版社当编辑，任职拿工资，或在中国作协机关以及地方分会当干部，工资根据行政级别取酬。那时有个单位很重要，这还关系到分房、住房的大问题。对在职作家而言,就不存在身为专职作家的工资补贴问题。然而那些身职专业作家的，虽然族群算少数，但还是有那么一批。就是说，这些作家本身没有工作职位，只是专职写作。这样的作家必须是中国作协会员，地方会员还不够资格。职业作家的知名度在全国均属出类拔萃，是国内著名的一流作家，必须发表过全国范围具有影响力的作品，或获过文学大奖。这类作家，国家给予补贴是为了确保他们的经济来源，解除他们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得以安心写作。这种专职作家中，当年张洁就是其中一个。


此外还有黑龙江的张抗抗、上海的王安忆、天津的航鹰、大冯、西安的路遥、山东的张炜等。他们从国家领取的生活补贴不等，实质上这种补贴是一种工资待遇。至于决定这份工资多少的前提是什么，在很大程度上，会以他们成为专职作家前的收入作参考。


我当时做过一个比较，觉得他们的收入都在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之上。我一九八五年元月毕业进的文化部，拿的是当时标准的研究生工资，每月 62元，比本科高出一级，一级工资相差六元。同年三月我进中国作协，工资没变。那年头，大家除了工资不发奖金，唯一的补贴就是 5元钱独生子女费，而且文革前后十几年全国工资基本上没动。


印象中，这些作家的国家补贴都会高出我的工资，就如上面提到的作家。记忆里，张洁工资最高，或许是因为她的年纪和工龄，能拿到 90多、近百元。张抗抗、航鹰、大冯都能拿到 70——80上下；相对来说王安忆、张炜要低一些，但他们也年轻一些。就是路遥是个例外。


有一年我带西德作家团去西安跟路遥谈及他的经济收入，感觉他的专职作家工资还不到 60元，几乎跟本科毕业生差不多。路遥的一生在物质生活上始终是匮乏的，我们出访西德时他说过，他的小说 《人生》 获了奖，去北京领奖的路费都没有，还得先找人借垫。得了奖，在京请客、应酬后，回到家还了债已所剩无几。那次在西柏林因为放他的电影 《人生》，谈及他的小说，路遥说：为了等米下锅急需稿费，《人生》 发表得非常仓促，只写了一个中篇，近乎只是个提纲。往下他潜心三年，将 《人生》 扩展成了百万字的 《平凡世界》。这个事例证明了路遥生前的生活是多么的拮据，他曾是何等的贫困。


莫言的工资是个例外，跟地方上不一样。他人在军队艺术学院，属部队编制，据他日前回忆，行政上已享受正连级。我给他去微信询问此事，他还找管财务的查实了三十八年前的老底。他称工资单尾数能达 120强，里面当然已包括了独生子女费和军队的补贴。按常情，部队的福利都会好过地方。


2008 年我随德国电视台回国拍电影，在北京与张洁等作家朋友共进晚餐时她压低嗓门对我说：小金你真不知道，我们老作家现在的日子有多难过。政府说了，你们的工资都涨了三十倍了，不要再抱怨了！你想想，当时的100元多好花，现在的 3000 顶什么用？！这也证实了张洁当年的工资不过 100元。


中国从 1962年至 1977年，15年全国基本工资没有涨，在职人员全国平均约 42元。1978年涨至 48.50元。恢复高考后，一个七七年考入大学的毕业生月薪：北京 56元，上海 58元，福州 54元，这是三个不同类别的地区差价； 工人满师定级后，一般都是涨到二级就不动了，除了特殊的技术工。工人工资全国大致从 36 元至 42元不等，而且二十年基本上没加。


日前，天津老作家航鹰在回忆当时的职业作家工资有多少时说：“到了八十年中期，全国平均工资 55元。在文学艺术界，整个天津市只有我和关牧村‘跳级’至 62元。” 我是一九八五年春进了作协机关后才注意到了作家的工资。


我去微信问航鹰:


一九八八年我们一起出访奥地利时，你是专职作家。还记得一个月工资有多少吗?


航鹰答:


“经我和老伴共同回忆，我们那一代人从 1962年至 1977年 15年未涨工资，平均约42元。1977年涨至 48.5元，80年代初期 55元。天津只有我和关牧村‘跳级’至 62元。当年每级的级差 6——8 元，所以到了我出国的 1988年，大约 70多元。”


她还说：“我记得 1977年恢复稿费，《天津演唱》 发表了我的独幕剧本《计划计划》，是我此生第一次得到稿酬 30元。那天沙尘暴刮黄了天，我说明天再去取吧，我们家的刘先生答应了，过了一会儿他还是决定骑车冒着风沙而去。因稿费单一旦寄去了天津人艺，我们须去南开大学对面邮局取款，离我家很远。老刘回来都成了个土人儿。那是我们家庭的节日啊！顶半个月的工资呀！那年我女儿 8岁，儿子 6岁，是我们最穷的日子……”


航鹰结尾说：“谢谢你让我们回忆起当年贫穷时的欢乐！” 于此，昔日作家生活可见一斑。


我在 《痛忆路遥》 文中提到，因路遥在西德被盗三百美元，我给他算过一笔账，按当时黑价美元，就满打满算路遥每年年薪充其量算一千元，路遥也一下子丢了整整三年的工资。此外，照当时三十至四十岁年纪的文人、作家，就正常的收入，除去生活开支，恐怕一辈子的积蓄都买不起一台彩电，因为中国人的收入百分之八十是用来吃饭的，并且绝大部分的家庭没有积蓄，是月月光。当时一台新款的二十吋柱型日本原装名牌彩电，市面价都达一万元以上，北京西单商场就有陈列，而且在普通百货大楼里买还不敢保证是原装的。那时万元户是全国首富。而平面直角彩电直到好几年后才出现。普通家庭包括作家在内，如果不出国就一辈子甭想家里有彩电。这么说来，张洁称，她写作一辈子就是为了给她妈买一台彩电，就不足为奇了。


到了一九八八年靠近年底我出国求学时，因国家刚恢复职称评定，我有幸被评上了正翻译级职称，听领导说，工资按行政级别靠副处，月薪涨到 93·50元，加五元独生子女费，一共不到 100元。




03. 稿费


当年的稿费在作家生活来源中占什么位置？


除了工资，作家们日子想过得宽裕，尤其是专职作家，就得靠稿费。专职作家没有坐班的单位，也就失去了许多单位的福利，尽管人事关系会落在某一机构，但时常的物质分发就酌情而定了。那时虽不发奖金，但是单位分食品福利和生活用品不断，别说逢年过节的，就是平常时不时地机关后勤处会弄来一些食品或生活用品在单位员工中分发，像肥皂卫生纸是职工常常的福利。中国作协傍着文化部，我们外联部时而也去文化部传达室后面的小侧院里买价廉物美的内部食品。从这点而言，专职作家不坐班，没有了单位的福利品，生活压力会重些。


一九八五年前后的稿费标准，普通稿子一千字七元，能拿到八元，已很让人满意了。要拿到九元，那就是名家的特约稿。几年后，好的稿费才涨到了千字十一元。记得一九八八年我翻译出版长篇小说 《香水》 和 《狂人辩词》 两本书，拿了三千元左右的稿费，那时可是一个天文数了。或许是因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是国家一级的出版社，给稿费时手会松一些。然而这两笔稿费我却一分钱也没能用上，因为是时我已到了德国。


为了根据“人尽其材，物尽其用”的原则，求得作品发表的最大价值，当年作家们写稿、投稿，最大的经济效益是“一稿三酬”，若能做到如此，就是名利双收的称心如意： 即是写出一篇文章或一篇小说后，力争得到三回稿费，这样，发表的几率越高，知名度就越大，进账也越高。当时的作家日子过得并非轻松。通常，作家的社会活动量大，应酬多。


写了新稿，先在报纸上发表，拿一回稿费； 发表后找机会再投杂志、刊物，因杂志、刊物的形式不同于报纸，不影响再次发表，如此再拿一次稿费； 最后投稿件多了合成集子出书，又得一次稿费。当时作家流行这么做也是出于一种无奈，只有这样，才能创收，增加效益，否则生活入不敷出。


篇幅较大的文字或小说，虽然一次性收入的稿费较多，但精力上的投资也大，所需的时间也长。如果经济窘迫、吃了上顿愁下顿的作家，部头大的稿费一时等不来。就像路遥，为解燃眉之急，把长篇写成了中篇发表。


从我自身的经验来说，稿费来得最快、最便捷的要算投小稿，时间短而见效快，花不了三个钟头写一篇，譬如写个文艺、文学动态稿，报道一下国外新书，作个内容提要写个简评，都是唾手可得。


那时 《文艺报》 就在作协机关办公室背后，编辑部的同志会时不时地跑来要消息，自己因在单位订了德国的 《明镜》、《明星》、《南德意志报》，读到新的外国文艺动态，或文学奖项的颁发，或新书的问世，几百上千来个字，编个简报用不了几个小时，而且这类花絮稿，报社还很欢迎，正好用来补天窗，同时也让版面显得活跃而丰富多彩。


写了稿就会有稿费，给稿费，至少也得给十元，再少了就会给不出手。想想工人的月薪不到四十，花了不到三小时，拿了人家四分之一的月薪，这种付出，经济上很划得来，所以每次接稿费单总是战战兢兢。见报没两天，编辑部就会送来一张邮局汇款单，去单位隔壁的邮局凭工作证就能兑现。


中长篇小说除了出书印行外，还有被改成剧本的机会，那些情节适合编成电影或电视连续剧本的，更为理想。如果作者本人能改编，当然求之不得，发表剧本后还可以来一次稿费通吃； 就是由别人改编，因为原稿是自己的，发表时也会有稿酬的分成。这对作家而言又多一次收入。像莫言的 《红高粱》 被张艺谋拍成了电影，他当然也不失一份收入。


因为正写到这一段，提到了当年作家的一稿多酬，想到了莫言小说《红高粱》改编成剧本是否拿了稿费？有多少？月前我给莫言去微信问他的红高粱拍成电影拿了多少分成。他没具体回答，因 1987年在西德波恩时，我记得他跟我说过给了他稿费。没想到今天在莫言的 《星期一节目》 里，他回答了我的提问:“稿费 800元”，而且他认为当时是很多的钱！


是啊，昨天天津的航鹰还说，1978年国家恢复稿费制，她那 30元 的稿费，成了全家的欢庆，家里多了半个月的工资。女儿 8岁，儿子 6岁，是他们最贫苦的时光。航鹰还感谢我，说我让她跟老伴开心地回忆起那段艰难的日子。还有我在《莫言往事》的文章里提到过的:是因为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写得好，张艺谋才把它拍成了电影。我的这一观点，莫言在今天的节目里完全同意了！


随着改革开放发展步伐的加快，举国上下经济搞活，一派沸腾的经商氛围，文化、文学日趋市场化。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由于家庭录像机的普及，作品被拍成电影后制作成录像带或碟片出售，其数量之大，让作家跟导演、制片人一样，版权分红就海了去了，一夜间成了大款。


而且那时国家还没有实行缴纳个人所得税，稿费再多都是尽数收进。到了后来私有经济成了主体，作家做老板，文人下海经商，文化商业化成了日常现象。有一次，设计上海机场的总工程师徐总率团来慕尼黑跟西门子谈判完后来我酒楼设午宴，那位长者虽不是文艺界人，但是个文化人，文学修养极好，稍稍一聊，上海文学界、出版界的知名作家他都很熟。知道了我的背景后，他笑我弃文从商，染上了铜臭味。我说也是生活所迫不得已，为了养家糊口，但这也顺应了国内的大潮流，“文人下海”。他说我不一样，我是文人下海，一下下到了地中海。




04. 涉外事事皆美差


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而且一旦碰上工作与外事搭边，八十年代更是肥得流油。


中国文革封闭了十年，几乎没有外事往来，除了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外，跟西方国家几乎断绝了交往。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进入八十年代的中国，外事活动一下子繁忙了起来。随着不断加深与西方国家人员的交往，让国人第一次接触到了外汇。


那些年，只要有机会出席外宾招待会或宴请，外事活动即是美差，宴请来访作家团，怎么也少不了吃香喝辣。这在那个缺油水的年代，能时不时地有机会打打牙祭是谁都心里向往的，那时买肉还要肉票呐！在校时，我们几个读研生跟本科生住同一楼道，到了读研，国家每月发半斤油票，因为研究生允许结婚成家了。我们在学生宿舍煮挂面时加上一点菜籽油，满楼道宿舍里的同学都跑出来大声嚷：“做什么好吃的，这么香！” 缺吃少穿的年代，一点油腥味儿，大家就那么敏感。当时日子过得清贫的作家也相去不远。


平日里作家们喜欢清静，躲起来写作不为人知，但作协外联部是个例外，一到有外事活动召集作家，会人人一呼百应。这当中还自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外联部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物色好了某个作家，决定安排他组团出访，有了目标后会先把他拉出来练练兵，接触一下外宾，适应适应外事场合及涉外规矩。这样一旦出访，作家就不会感到唐突、陌生。见外宾，首先一顿美餐在所不免，作家们想到快有出国的机会，回来可以买彩电了，谁都会异常兴奋。


那时，外汇是人人求知若渴的好东西，回国后在出国人员服务部买彩电必须用外汇。这种外汇也叫“硬通货”，就是全世界都能自由兑换、流通的货币。


当时我们的人民币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货币如苏联、波兰、东德的，可惜均不属于硬通货，那些国家的外汇拿回国用不上。社会主义阵营虽是兄弟国家，但彼此的货币不能流通，不像英美德国家，他们彼此间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


这种状况首先体现了货币的信用价值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包括充足的商品市场。假设一下，若在莫斯科能自由兑换人民币，苏联人还不怕中国一夜间把莫斯科买空？如果苏联卢布能在中国任意流通，中国收了大量的卢布，明天拿去苏联用时，万一货币贬了值怎么办？那是因为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国家，货币没有强大的经济作支撑，货币就坚挺不起来，跟今日的中国大相径庭。经济不繁荣的的国家，货币自然就疲软不值钱。


职从外事工作，套汇不失为一个生财之道，八十年代在中国非常流行，在此就免了赘述宴请外宾吃香喝辣的好事。


那个年代中国实行双币制。除了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流通的人民币之外，还有人民币外汇券。外国人拿外汇去银行兑换，得到的是外汇券。在北京友谊宾馆、友谊商店等涉外商店、饭店，货物琳琅满目，品质上乘，但必须用外汇券购买，因为这些对外营业机构本意只跟外国人做生意，国人想买东西，也必须同样支付外汇券，而且很多涉外商店不对国内开放。不从事涉外工作的普通老百姓进不去。但在普通的商店、街市上，就是外国人也同样可以用普通人民币购物。碰上这种情况，旅游团导游或陪同外宾的工作人员，特别是相处一段时间后，一旦彼此熟知了，往往就有了套汇的机会。


套汇是把普通人民币换成外汇的一个过门，因拿人民币直接换成外汇的可能性比较小。跟外宾相处久一些，只要搞好了关系，谁都有换汇的机会，包括陪同外宾的作家。这种事在当时几乎是个公开的秘密，人人心照不宣，只是不当作平日的话题而已。我当时碰巧给德国艾伯特基金会驻京总部教中文，就常有这种机会。


譬如陪外宾去北京前门某家普通的餐厅用餐，七八个外宾加导游及陪同一下子吃上好几百，付账时，导游拿普通人民币先替大家买单，之后外宾再用同样额度的外汇券还给导游，如此，导游手里的普通人民币就变成了外汇券。虽然外汇券与普通人民币的官方价值是一比一，但市面上的实际价值是一比二。也就是说，导游拿三百元人民币替外宾买完单，之后从外宾手里得回三百元外汇券，这样导游现在手里的实际价值就增加了一倍。相比月薪，一顿饭的功夫，导游就获得了一个普通工人价值半年的收入。


这种事官方虽不提倡，但在氛围极宽松的八十年代风靡全国，尤其那一阵子举国上下朝钱看，不但时尚，还很显能耐，也不会遭人唾弃，受到批判；当时的叫法是： 谁能发财谁英雄，谁人贫困谁狗熊。国家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种得到普遍认可的社会风气及道德价值观，似乎像是中国人因穷的时间太久了，是到了该发一发的时候了；为了钱，全民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人人争当全国首富“万元户”。自然，作家也不例外。


走完了第一步，接着要拿外汇券进行再次套汇，其价值更是翻番。当导游陪着外宾去银行换钱，确认了兑换率，知道了外宾将会得到的外汇券数额后，外宾向导游换取外汇券。这样一来，导游手里的外汇券便直接成了外汇，并具有了更大的价值跨度。如前所述，当时人人稀罕外汇，出国人员手里外汇不足，回国想买大件，就不得不购买黑市外汇，而且还很抢手，没有一定的门路还买不到，时常还得托人。


而第二次套汇的价值提升幅度要比第一次大得多，而且直接成了可以买彩电的外汇。此类近水楼台的好事，只有搞外事工作的才有机会。是时的大气候，国家刚开始改革开放，文革禁锢刚过，有一种矫枉过正的势态，政策也变得异常的宽容，国家领导的“猫论”鼓励了老百姓。无论白道黑道，能设法捞到钱就是正道。单位里各级领导也异常通融、包含，第二职业也相当盛行。做这种事，尽管谁都三缄其口，但大家心知肚明，只是不挑明罢了。那是继文革后国家迎来的第一段宽松的时光。当时很为流行的一种说法是：这样做，虽不合法，但合理！


当时黑市交易的美元需要有个合法化的过程，将钱洗白就是通过偷带外汇出境。因国家外汇极为紧缺，所以外汇出境管理相当严格。名正言顺的规定，哪怕一个美元出境，都必须有中国银行总行出具的外汇携带证，否则就是非法，有被没收的危险，还作重要的外事记过处理。这些非法外汇，作家们巧用各自的妙招带出国，回国后白纸黑字地填进入关申报单，这时的外汇就可以合法地在出国人员服务部购买免税商品了。事后有老作家打趣地说，偷带外汇出关，把当年给八路军送鸡毛信的绝招都用上了。其实因当时形势的宽松，海关从不正经地搜查。


随着改革开放，国家领导人相继走出国门，看到了西方世界的发达，明白了自己落后的差距之大，感到愧对百姓。中国人过了几十年的艰苦日子也该改变一下了，给人民在经济上更多的自由是最行之有效的政策，也是对经历了几十年艰苦奋斗的老百姓一次补偿。


加之，导游拿外汇券跟外宾换外汇，最冠冕堂皇的托词是，称其有可能不久将去客人所在国出访，出国购物需要他们国家的货币，而人民币在那里是不能流通的，所以留存一些他们的货币以作出国备用。这既合乎情理，也是言之有理。作为外宾也会想到，这钱最后又回了自己的国家，对本国经济会有好处，加上兑换时自己也没吃亏，还做了好人，何乐而不为？所以每到需要换汇时，还会主动提醒导游。


我一九八八年年底出国，恢复职称后的工资 93·50元，在当时算是庶民百姓中高薪阶层了，但与外事工作的外快补贴相比，则成了小巫见大巫。


外国作家团来访，为体现对外国作家的重视，在外事人员陪同去外地时，常常会配备一位作家随行。这样，作家除了一路吃吃喝喝，住一流饭店，动辄有公车出行，而作协外联部有北京几大出租车公司的三联单，可以随时随地叫车，签字画押即可。


对陪同外宾的作家，其实际好处是，工资一分不少，食住行全包，加之，出差补贴就相当可观了。除了吃喝，享受五星级饭店外，每天还有出差补贴十元，想想一个普通干部，大学毕业的工资也就五六十元，单位开始发奖金都是后来不知猴年马月的事儿了。如果作家随团去外地三周，回京后的出差补贴就过两百，比起辛苦创作、爬格子挣稿费，一趟美差的收入既惬意又轻松，这也是作家们期盼参加外事活动的动因之一，不失为一条增加收入的难得捷径。


当时的规定就是如此。文革后百业待举，国家的许多政策都是前所未有、是超验的，合理与否，只能实行了一段时间后，根据实施效应再作调整。此类特权待遇到了今天会发人深省，但当时谁也不会往那里想。中国的百姓习惯了逆来顺受，历年来早已适应并认同了这一现实。这也是改革开放后甚为流行的“摸着石子过河”的方针。


总之，八十年代只要跟外事挂上了钩，保证穷不了。






05. 出国才是真肥差     


相比作家们出国访问，国内外事好处的小打小闹就大为失色。出访回来后，每个作家都会说，出国真是一趟肥差，一下子就能买得起彩电了，否则爬格子拿稿费，得奋斗一辈子。


相比那些零打碎敲的外事美差、披星戴月的撰稿出书赚稿费而言，有机会出国，更是人人心仪的致富途径，令每位作家神往。哪怕出书稿费再优厚，一旦跟出国所得的实惠相比，那些书稿费就成了小菜一碟。


如述，出国的最大好处除了回国能买免税家电外，那是出国人员的特权待遇，可以不缴商品的进口关税。国家之所以推出这种政策，目的是让外汇资金回笼，指望出国人员不要把外汇花在国外。


八十年代有个作家团出访，而我们每次的出访团都会带上一定的外汇现金作公款，碰巧财务处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存，而我们又是出访在即，怕外汇到位来不及，于是我拿了机关介绍信去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中国银行总行提取。宽敞的大厅，高高的柜台，等着出纳员去金库取现金，我跟一旁的另一工作员攀聊。我说，出国每人每天只补贴一个美元，也真是够少的。那位女士马上说：“还嫌少？！国家外汇现在的储存总额才二十六亿美元。” 当时对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眼下听到的都是几万亿、几十万亿的数目，才知道当年的二十六亿确实少得可怜。


国家为了外汇回笼，于是想出了“出国人员服务部”这一妙招。通过易货贸易的方法，从日本弄来大批的彩电，给出国人员提供特惠价，通过不收进口海关税，让出国人员感到回国买电器既方便、又安全、而且还更便宜，何尝不为之？当然国家政策的放宽、经济的改型，提倡私有制，文人经商也成为趋势，“万元户”成了全体国人致富的目标。于是，为了更多来钱，让钱来得更快，作家掷笔经商，自立门户开公司，潜入商品市场做生意在全国蔚然成风。然而，从投资到获得收益有个过程，经济收效最快捷的还是赶不上出国。出国不仅无须投资，也无风险，而且还是一本万利。


当时，短期出国访问，除了每人每天一美元的补贴外，还可以每次出访按平价兑换三十美元。当时的国家官方牌价是一美元兑换三点五元人民币左右，而黑市价能贵到达一美元换十一到十二元人民币，这还要看你有没有路子，是否急需外汇； 在国外一天，国家发给每人一美元的零花补贴也势在必行，因为人到了国外连上厕所也要花钱，这在当时是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天方夜谭，回国讲起，都让人笑掉大牙。因是时中国没有对外交流，我们无法想象外面的世界。我刚到德国感触最深的是：好的矿泉水比牛奶贵；种花的泥土要花钱买。


记忆中，八十年代中国作家团去的最频繁的是西德，我们虽跟奥地利、瑞士、东德等国都有文化协议，但文学互访要少得多。我们跟联邦德国的交流在三个层面同时铺开，既有政府间每年不少于一次的对等互访，也有中国跟西德某一个州的文学往来，因为德意志是个联邦国，各州在外交上享有国家级的待遇，所以我们以国家级的层次与某一联邦州发生关系不算违反外交对等。还有德方热衷中国文化的私人出资邀请。再加上零星不定期的文化、文学活动、中国文学周等等，汉堡几乎是每年举办中国国庆文化活动，必定要请上中国作家代表团。而于我，往往第一个团人还在国外，下一个团的办理签证必须开始，所以必须有两本护照。此外还有完成了第一个团的出访任务，干脆不回国，去另一个国家等待下一个作家团，要么两次出访任务合在一起，一个团组完成两个国家的访问任务。总之怎么能节省外汇怎么来。




我从东柏林搭施瓦茨的车去维也纳，不然一张国际机票又要花掉一千马克，而且是西德马克，当时国家多么紧缺外汇！那时的爱国不喊口号，而是落实在行动上!


一九八八年我们有其中的两个出访任务，先是访问民主德国团，接着是访问奥地利团，都是我的职责范围。为省去我一趟来回国际旅费，就把两个出访团安排在前后，完成了访民德后，我不回国，赶去维也纳迎接下一个访奥团。想想当年为国家节省外汇,为少花一千西德马克飞维也纳的机票，我搭乘汉学家施瓦茨的车前往。那时作协外汇经费不足，这是影响我们外事交流的最大阻碍。


那年头，西德马克即使在西方国家的硬通货中也是出类拔萃地坚挺，甭说带回国颇受青睐，而且行情直线看好，兑换率日有涨幅。没忘一九八五年我们到西柏林，要拿出三点五马克才能兑一美元，很快，第二年西德马克涨到只需二点五马克就能兑一美元，到了九十年代，尤其海湾战争的爆发，拿一点七、八马克就能换到一美元。设立欧元时的价值取向是两马克兑一美元，本意是让欧元跟美元具有一比一的价值，所以二00二年换币时，我们的存款都以二比一的兑换率变成了欧元。


而且，当时就在西欧那些硬通货国家中，马克亦是非常抢手。荷兰的荷兰盾，法国的法郎，意大利的里拉，都远远比不上西德马克受欢迎。我们到西德和荷兰的边境城市芬洛，在集市卖蔬果、花卉的农商听说我们是从西德过来，手里必有西德马克，会主动向我们收马克，在兑换率上还给优惠。


当时主宰世界金融市场的三大货币是美元、日元和西德马克。美元主导世界，日元统领亚洲，而整个西欧、北欧国家的货币对美元的兑换率，是随着西德马克对美元的变化而浮动，这就是说英镑、法郎、里拉，包括全部北欧国家的货币与美元的兑换率都要参照当日马克兑换美元的价值变化。这就是因为西德经济的强大。


作家们同样是一趟出国，但被派去哪个国家非常有讲究，能被派去西方国家还是被派去诸如东欧国家，会大不一样，出国的价值及经济效益和到达国的文化差异会迥然不同。虽然人人盼望出国，主要为了免税彩电，而那年头有了彩电，是高质量生活的象征。在有了出国机会的前提下，大家更盼望能去西方国家。


不言而喻，首先是为了硬通货，东欧等国的货币拿回国毫无价值，就是当时的超级大国苏联的卢布也一样。我至今还有当时没花完的卢布、东德马克以及南斯拉夫的地那尔，以为日后会有机会故地重游，留着以后花。没想到东、西德统一来得那么快，一夜间东德马克成了历史文物。紧接着东欧的溃塌和苏联的解体，货币一夜间贬成一文不值。


出访到了西方国家，尽可能地多弄到外汇是每个人念念不忘的心结，表面上从来不成话题，但谁都时时在盘算手里的外汇有多少，以定夺回国买什么样的电器。对我来说，无形中这也成了我每次出访为团里谋福利的目标。我会外语，更了解国外行情，又屡次出国，那是责无旁贷。我们得事事、处处留意，争取外汇。若是访问社会主义国家就免操了这份心。




出国后想弄外汇的途径有很多。


我们跟他国进行文学交流的原则是互访： 即是国际旅费自理，落地后一切费用均由对方招待。这种两国间对等的互访协议对我国有很大的好处，这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决我们外汇短缺的困难，可省去出访团在国外食住行的外汇开支。虽然当年哪怕买中国民航的国际航班也必须是外汇，但不需要实体外汇，只是占用了外事经费的外汇额度，仅仅是国家机构间的外汇内部划账。等到外国团的来访，落地后由我方招待，住西苑、北京饭店，去外地城市的车旅费、飞机票、住宿费都可以用人民币结算。而申请人民币外事经费要比申请外汇容易得多。


这样，我们到了西德，餐费由德方承担。通常，德国政府会给我们配备一名懂汉语的陪同小姐，确实每次都是小姐，我们无数次出访，陪同的全是小姐，从未有过男性。看得出，欧洲人这方面的心理作业做得到位。往往西德小姐全程陪同，每顿饭由她买单，拿**回去报销。在这一节点上就有了争取为大家谋福利、得外汇的机会。


经过团内大家的商定，我们可以向陪同小姐提出托词，借故我们要去看望中国朋友，对她来说会很无趣，我们可以自己行动，没有语言上的障碍，这样她可以放假一天，午饭和晚饭由我们自理，餐费可以发给我们。陪同小姐会说，报销需要用餐的**。


通常的餐费标准每人每顿二十五马克。当时国内的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月薪，到了德国换成西德马克，下餐馆还不够吃一顿像样的饭。是的，我们每走一步都时时在拿国内的生活标准作比较。忘不了一九八八年初到慕尼黑，时遇入冬，一日夜已至深，为了省两个马克，地铁又不敢逃票，我们几个留学生，想想两个马克时值国内一个工人三天的工资，最后走路一个多小时回奥林匹克村学生宿舍。现在想来，当时中国真是够贫穷的。


但我们的餐费偶尔一两次还是可以超标的，过了三十，报销时就要说明，到了三十五只能偶尔发生。这样我们提出，希望每人一天得到六十五马克的餐费，声称要请朋友一起吃饭，餐标会高一些。这种从嘴边想方设法省出外汇，可以说是来财最便捷、最行之有效的办法。


1986年作家团到了西德，路遥不慎被盗 300美金，事情弄得让人进退维谷，骑虎难下。我们绞尽脑汁，想尽各种办法仍想不出解决问题的绝招，最后只能在西柏林的两天全团吃方便面，省下餐费补贴路遥，才算解决了问题。（请见 《痛忆路遥》 文）


我们出访西德，行程一般在四个星期左右，整个旅程中，这种省餐费的事发生三、四次问题不大。如此，大家不但有了一天自由闲逛的机会，主要是有了外汇积攒。而事实上，大家根本不舍得花掉任何一个马克下餐馆，那一顿可要吃掉一个月的工资啊！谁不心痛？算的还是官价，黑市价就更不得了了。几年后我到德国留学，想往国内打长途，路边的电话亭里，投进价值多于国内月薪的三十马克，没打五分钟，投币箱里的钱已被全部吃光，说话语速迅疾得像发电报一般。


每当到了吃饭的点儿，大家回酒店吃方便面，反正早餐包在酒店，可以随意多吃火腿、香肠。除了第一次出国没经验，往下每次出国我都会带上满满一行李箱的方便面，以备急用。说来也巧，几乎每次都没白带，无论是路遥丢了钱的那个团，还是出访东德时，天津老作家、作品 《白毛女》 之父杨润身因适应不了西餐，胃病闹得起不了床，每次的方便面都帮了大忙。


至于解决**的问题，就是去一家中餐馆向跑堂要一张**，把两顿的餐费开在一起，我们就声称那里的餐不错，于是连吃了两顿。完后给跑堂五个马克的小费。那时，德国还没有实行机打单体系，盖了章的**上写上几百马克很随意。可想而知，每人有三、四回六十多马克的机会，加起来可是一笔可观的财富，会让每个作家无比激动和感动。


每次去西方国家，招待方谙悉中国国情，知道人民币到了国外不能用，出访期间，东道主都会给我们数量不一的零花钱。这些钱是每个作家谁都不舍得花掉一分的。为了节省二十芬尼，有时在高速公路的加油站上厕所，还要约好几人一同去，开门只需一次投币。二十芬尼的上厕所费可以入公账。


除了从餐费上设法省下外汇，其来源的另一个方法就是德方媒体给我们的版权费或采访费。除了一九八五年王蒙带的那个空前绝后的大团出席“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外，因那次德方组委会以每人一千马克买断我们在西柏林的音像、文字版权外，其他团出访，德方给零花钱时，收据里均没提到版权费问题。这就意味着任何德方媒体要发表我们的影像、采访录，其版权均还在我们手里。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很不好意思主动提钱，更不敢要稿费，觉得这很让人羞耻，到了国外不了解行情更不敢贸然行事。


开始我们不懂，但西方人的思想意识跟我们不一样。那是我们不懂得去争取版权，不明白这是我们应有的权益。另外，只要我们不提，对方绝不会主动提出给稿费。而这方面，媒体跟我们的交涉跟对方邀请单位无关。有哪家报刊或电视台想采访我们，须直接与我们洽谈，商定具体协议。


了解行情后，我们也学会了厚脸皮，会主动问及采访费事宜。从多次的经验后得知，媒体对我们的采访给采访费本来毋庸质疑，关键是给多给少，这种尺度我们无法把握，由媒体根据预估的新闻价值而定。我们自不好意思讨价还价，标准由对方定，但有收获总比没有强，何况我们每个团组都是国家一级的访团，对方出手也不至于太寒碜。


我们每次出国都会携带外事经费，在一定的范围内，我们对公款拥有支配权，譬如请东道主喝杯咖啡，偶尔喝杯啤酒都属允许范围。西方人有给小费的习惯，中国人晓以入乡随俗，尤其生怕被别人看不起，有失国家脸面，每次的出访行前集训都会当作重要的外事内容加以强调。平时用餐喝咖啡，小费由东道主结账时一起给，但住旅店，为了感谢清洁工的辛劳，按常情每天在床头柜上要留下两、三个马克作为小费，而这种小费的放置，团里管钱的人无法逐一进房间去分派，于是小费包给每个团员自理。


每到一个城市，会根据住几天，事先一次性地将小费分发给大家，由自己处理。至于最后每人给了小费还是没给，或者给多给少是每个人的事，无以查证核实。中国文化人虽然喜欢外汇，但道德底线不会丢失，正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明白小费事关重要，事关国际形象，不会撒谎做害群之马，一定会给，但怎么给、给什么就另有讲究了。


中国人从来有高明的变通手法。小费之事，人人心照不宣，从不当作话题，但在同一团里，大家朝夕相处几周，时时交谈甚欢，不免会漏点口风。其实拿马克当小费给，人人都会心痛，但表示感谢是理所应当。于是大多人采用给从国内随身带来的小礼品当作小费，而且效果还特别好。这些小礼品，国内又便宜，携带也方便，送给清洁工，新奇又值钱，可谓两全其美。一路住旅店的小费积攒起来，又不失为一笔可观的收入。


记得去西柏林的那次访问，那发给每人的一千马克，名义上说的是每人的版权费，但实际上其中还包括了一定次数的餐费。就是说，只要组委会主持的活动带有用餐招待的，那顿饭自然是免费。但碰上没有活动安排的时侯，各自用餐就得自理。但是谁也不舍得下一次餐馆，想想在西柏林只有十天的会议，接下去的顺访联邦德国，是吃住全包，在西柏林再艰苦，坚持一下就挺过去了。


然而，中国人的胃又是特别的特别，加之到了西柏林，也是人生第一次接连十天吃西餐，让人委实受不了，特别是那些年长的作家。不光是饭店的西式早餐，就是期间组委会有招待，用餐也是顿顿西餐。又则大多都是第一次出国，缺乏经验、准备不足，出国前满以为伙食均由对方招待，谁也没想过带什么正经吃的，除了个别带些花生米之类，连方便面都没想到。行前集训时还专门提过，到了国外，也许旅店里不允许用烧水壶，并且强调了国外的插头跟国内不一样。那也是我唯一一次没带方便面的出访，（请读 《历史的误会——诗人舒婷》 ）。


几天下来，看得出大家的胃都已经快坚持不下去了，神色抑郁且又无奈，为了外汇大家都忍着。一天下午，大会没有安排，大家聚集，全团去逛西柏林的主街——公侯大道，不经意走到闹区一家中餐酒楼。久违的中餐，向往已久的大家突然感到无法抑制的情不自禁。一人不由大声说： 我太想吃一顿中餐了，这一点钱大家就别省了，我们一起吃一碗面吧！有人随声附和，有人没吭声，我当时感觉还是会有很多人心疼这碗面钱的，我自己就舍不得。但谁也不好意思开口阻拦。在几人的起哄下，大家进了中餐厅。


服务员是个小伙子，说着带有东南亚广东口音的国语，对大家很是热情周到。菜谱厚厚的一本，里面满是五颜六色的菜肴照片，但大家都往价目栏里看，寻找最便宜的菜。有人发现了三鲜大汤面，价钱也不是很贵，一碗十五马克，这在餐本的正餐里几乎是最便宜的了。我把汤面的配料翻译成中文，说面里有虾有肉有冬笋。大家异口同声： 定了，就吃这个！虽然大家进了餐厅，但对这顿自费的中餐，要花去不少钱心里一直是忐忑的。其他的菜肴虽看上去鲜亮美味，而一看价格就让人望而生畏。于是，全体无一例外地都选择了大汤面。


跑堂见我们选择完毕，迅速过来，恭敬礼貌地问我们想吃点什么。有人说：“每人一碗大汤面，据说这是贵店的拿手菜，我们特地赶来的。” 不无有点自我解嘲。跑堂问我们想喝点什么？大家说：面里反正有汤了，喝的就不要了。跑堂的脸上已露出些失望。后来来德后我才知道，跑堂的收入，很多店都是根据营业额的多少抽成的，顾客消费得越多，他们的提成就越高。


等了差不多半个钟头，四个跑堂每人四大碗，用大托盘端来了三鲜面。这种享受是让人没齿难忘的，这像是经受了多年委屈的中国胃，终于找到了极致的福音。大家很是享受。餐毕要分单付账了，于是想到了小费。有人提出，不给小费不行，多给也没必要，建议每人给一个马克，加餐费每人付十六马克。跑堂过来收钱，完后面无表情地走了。


不仅是因为大家一个礼拜以来没再吃到热腾腾的中餐了，而且吃完后没给环保留下任何负担，更是那碗面的确物有所值，性价比很高，在回酒店的路上，大家一直津津乐道：好吃，量大！然而十六个马克还是让人心痛，还是耿耿于怀，这不仅是一个月的工资，更是硬通货。而后团里管财务的跟团长商量，最后决定，这顿饭钱就算请外宾喝了咖啡，入账进了公费。全团每人又拿回了花去的餐费，人人喜出望外。


好吃的大汤三鲜面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团里的两个青年女作家。到了第二天下午，她俩又想起了三鲜面，想想第一碗的面钱反正退了回来，不如拿这钱再去吃一回，那实在是太好吃了，于是两人悄悄去了。我记得有什么事需要通知大家，但就是四处找不到她俩，去了饭店服务台，她们的房间钥匙也被拿走了。好不容易在大门口等到了她们，我还没来得及发通知，两作家一脸苦相：“我们又去吃了，还是那跑堂，对我们态度极差！而且面的味道比昨天的差远了，量也少多了！”






06.   换币的经历
   
一个国家的货币代表着一个国家的脸面。一个国家如果在世界上没有地位，且不说国际政治地位、国人的人格，就是其货币也是任人耍弄。


一九八六年，我们一个团到了西德，团里有位作家是上海人，比较有生活经验和经济头脑。那年在国内一个马克兑换差不多 2·50元人民币。出于好奇，可能也是想能否多积攒些外汇拿回国，有人身边正好有好几百人民币现金，想知道一下人民币到了德国换马克是什么样的比值，于是让我在外币兑换台打听。我说我们来自中国，带了本国货币想在此消费，能否换成马克。


端坐柜台的是个瘦精精的老头，他问，是中国大陆还是中国台湾，我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头说，好，等等，我查一下，说着从柜台底下抽出一本厚厚的目录本，形状极像我在中国民航局见过的查航班的大本本。


老头好不容易找到了我国的货币，眯起眼睛说能找到我们的人民币。我问他要拿多少人民币才能换一个马克。老头说，可以，可以，用十二点五个人民币换一个马克。他这么说，一下子把我们吓住了，在国内就是黑市，用十二元人民币都能换到一个美元了，要十二点五个人民币换才一马克也太黑心了。我们无趣地离去。


旁边有位作家说，换不换是你的自由，人家又没强迫你。没走几步，那位上海作家突然醒悟道，既然一个马克能换那么多人民币，我们还不如把身边的马克都换成人民币带回国，不就值了？！大家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又让我去问问，能不能拿马克换人民币。我们再次来到换币处。


那老头又一次抽出那本本，说：马克换人民币也可以换，请等等让我先查一下兑换率。一查结果是一马克只能换 2·20元人民币，给的还不是外汇券。大家谁也没想到这一进一出的差价会如此之大，真让人长了见识。 这说明了，你的国家的钱人家不在乎，自然也不尊重，简直是在当猴耍，你爱换不换。一位团员说，这就是经济的自然规律，关键是要看谁求谁的问题。






07. 人生目标，一个彩电  


现在四十不到的年轻一代或许很难想象，八十年代于中国人来说，家里能有一台彩色电视机事关何等的重要，像张洁这样的知名作家当时对我说：“我写作一辈子就想买一个彩电，这是我搞创作的目标，给我妈买的。” 且不说张洁对母亲的孝敬，可见短短的三十年前，中国人的人生追求是何等的可怜，而我们亲身经历的那个年代就是如此。


碰上能出一趟国，好处实在说不尽，不光长了见识，看到了外面的世界，而且得到的实惠非常之大，远超于好几年的工资。最重要的是短期出国回来后，可以在出国人员服务部得到一大件、一小件的免税指标和一大件、一小件的上税指标，这些指标均具有不同的价值，尤其是大件的免税指标最值钱。


大件指标包括彩电、冰箱、照相机和大型组合音响设备等。是时，一般的老百姓家庭都还不具备这些家用电器，有个收录机就很神气了，而所谓的现代化生活，其象征首先是一个彩色电视机。众人期待的就是一个日本的原装货。市面上较高档次的百货大楼，虽然也可以买到进口彩电，但无法保证是否原装，有可能是国内组装，而且价格上万，相当于那时的全国首富“万元户”，只有从出国人员服务部买的才能保证原装，才能显摆。


这里说的是临时出国不超三个月的，碰上出国半年以上的，免税指标还会增加。遇上在外两年以上的，就按长期出国算，回来免税八大件、八小件，待遇就更不得了。


小件指标包括收录机、吸尘器、缝纫机、自行车等，当时买自行车还需要自行车票呢，而且很难搞到！但当时人人外汇有限，买一个 20吋的彩电需要 400美元以上，而出国人员官方兑换的美元额度及在海外每天的补贴都很有限，几乎谁都需要购买黑市美元，这样几乎掏空了所有的家底。所以上税的指标一般都放弃。左邻右舍或单位同事关心的是谁家有了彩电。


一个大件的正常税值在四千元以上，相当于一个普通国家干部四年的工资，税额国家每年都会作出调整。这个价值是根据购买上税大件额外要缴的税钱得出。


短期出访回国，享受免税指标后，所谓免税指标就是买彩电时只需交电视机本身的价钱，进口关税可以免除。如果有人不想买第二个大件，这个上税指标就可以转让出卖。一般的临时出国人员，都把仅有的积蓄变成了外汇，无力再交税买第二个大件。如果这个上税指标不利用起来，就会白白作废，但它本身有着价值，这并不是人人皆知。


中国改革开放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经济政策的放宽，大批个体户的出现，快速产生了第一批暴发户，这些人主要是做生意、开饭馆的个体户，这些个人企业，比起后来投资建厂的私有企业家见效要快得多，譬如西瓜摊的老板，他通过一个夏季没日没夜的辛苦劳作，可以挣到往常一个普通工人几年的工资。这一群族虽在经济上发了财，但没有社会地位。不管他们再爆发，再有钱，但他们没有资格在出国人员服务买彩电，他们也出不了国，所以免税商店跟他们无缘。然而他们可以出钱买下那些因没钱交税、不被利用的第二个大件的上税指标。很多人不了解这方面的行情，白白放弃了上税指标纯属可惜。然而一旦有关系联络上了瓜摊老板，这种合作可谓是名符其实的珠联璧合。


首先有了钱，瓜摊老板可以通过昂贵的黑市交易弄到美元；有了美元，找到用不了上税指标的出国人员，买下那个本来有可能作废的指标。一九八五、八六年价码在一千到一千两百元之间，是当时一个毕业大学生近两年、或一个普通工人约三年的收入。可想而知，出国一趟，不算平价兑换的美元，每天零花的外汇补贴、访问期间对方给的零花钱、所得的版费、采访费等五花八门的进账外，一个免税加一个上税大件的指标就在价值五千元以上，在此姑且不谈还有一个免税、一个上税的小件。 所谓的小件指标可以买电子琴、吸尘器、双卡收录机等价值较低的进口产品，这些小件指标虽不是那么起眼，但也拥有不菲的价值，指标怎么也值好几百元人名币，想想普通老百姓的月薪只在四十上下。


就这样，瓜摊老板用四百黑市美元，外缴 4000 元人民币的海关税钱，再付给出国人员一千元的好处费，如此就拥有了一个质量保证的原装进口彩电。而那笔好处费又是出国人员的意外之财。同样，免税、上税的小件指标也有价值。


这就是当时为什么国人谁都热衷出国原因所在。往往一个作家在国内苦苦拼搏二十年，写小说不知要爬多少格子，像路遥写得英年早逝，日子过得熬熬省省，就是不吃不喝，抵不上人家一趟出国所得的实惠。这在当时是人尽皆知的事实，所以谁都想出国就不言而喻了。就是国内与外事搭边的工作，即使没有出国的机会，只要谁有了陪同外宾的任务，也每每一次美差。


按最初的规定，在海外得到的任何外汇，回国必须上交，但实际上没有人这么实行，政策形同虚设。回国后人人三缄其口，领导也从不过问。加之领导家里也缺彩电，自己出国回来，家人也指望着彩电。把外汇斡下亦是人之常情。最后大家都这么做了，成了法不执众，这种规定无形中变成了一纸空文，尤其当时中国的国情一日三变，新政策、新规定不时出台，新老更替极快。


记得 1985年的第一次出访，行前还宣布了这一规定，但到了西柏林，组委会故意把版权费直接发到每人手里，签完字，这钱就成了私人财产。团里管财务的也是只字不提，不再提醒外汇款。团长心里自然想着这条规定，钱一旦带回了国就得上交，他是中央委员，更不能违反国家政策。但他有办法避开了这条规定，做到没有带钱回国，拿马克在西德买了个组合音响。国家不是规定带回外汇要上交，但没规定带回音响要上交吧？这样也避免了有可能犯的错误。团长毕竟是位有水平的资深作家，团里大家都觉得他这么处理非常到位。事实上回到国内，再也没有谁问起每个作家在西柏林得到的一千马克。


因为组合音响过大，登机检票前不让作随身行李，尽管团长来德时还被特请去了头等舱。所以，音响只好当作随机托运行李。但团长放心不下，觉得音响脆弱易损，一直介怀于心。


在法兰克福的候机室里，我们碰巧看到了玻璃窗外的地上尚未装机的行李，其中就有团长的音响。巧中之巧，我的大学同窗工作正好分配在机场海关，便让他从海关侧门把音响又提回了候机室。上了飞机，机组人员又认出了团长，冲着他是名作家、作协副主席、中央委员，干脆直接再次把他安排进了头等舱，这样，他随身带的音响也就有了理想的安置。






08.  红灯区


作家出国希望去西方国家，除了外汇上的好处外，，第二大好处是大家心仪已久、但不能启齿的事，就是要了解一下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阴暗的一面——红灯区。身为马列主义者，要提倡全面地看问题。当时的口号：我们不但要看到资本主义发达的一面，我们也要看到他们腐朽堕落的一面。这一点，出访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就没有了这种马列主义全面看问题的机会了。


多个作家团去了民主德国，不到一个星期就会说：他们跟我们差不多，没什么好看的。有一个访民德团，我们到了德累斯顿，地方作协主席送了我一本厚厚的女性全裸摄影相册，满是青春少女和金发女郎的赤身裸体出镜。东德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在性开放上并不亚于西方，东德的裸体浴场，相比西德，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回到柏林，团里轮着看了无数遍。一团员称：“这是我这回来东德的最大收获。” 回到作协，有人听说了我带回这么一本裸体摄影集，来借去看，美其名曰：可为中国出这样的摄影集作参考。结果影集在秘书处传阅了好几个月。可想而知，刚经历了文革的中国，当时是多么的封闭啊！


参观红灯区，是一件极为隐秘且心照不宣的事，大家嘴上不说，更不敢公开提这样的要求，但时时铭记在心。到了八十年代，虽然改革开放逐步全方位启动，但“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依然存在。当时的管理是，桌面上是冠冕堂皇的国家政策，但实际操作时又是异常的灵活机动。


去了红灯区，回国只要不大张旗鼓的宣传，单位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实这种好奇心谁都会有，哪个去了西方国家的团队都大同小异。出国行前集训还会向大家交代一句：“小心误入不当之地”。意思是说，红灯区不能去。八十年代初，纪律开始还很严格，明言规定，擅自去了红灯区，党员作党内处分，团员作团内处分。还算一次重大外事记过。


一九八五年随团出访汉堡，我有一位“北外”同窗在汉堡领馆做随员。当作家团跟领馆人员座谈时，学友拉我躲进办公室聊天，我谈及汉堡举世闻名的红灯区近在咫尺，问他是否去过。他矢口否定，说是去了被发现，党员去党，团员去团，并且立马调离回国。


大家都想看红灯区是不言而喻的事，但怎么个去法却要深思熟虑，不能明目张胆。事先查看好一家性电影院，跟团长捏诂好，晚饭后无事闲逛佯作无意走到了小电影院门口，就说出于好奇想进去看看，既然买了门票，发现是此类特别电影，为了避免浪费国家的外汇，也就不退出来了，既来之，则安之。


文革刚结束的年头看了电影 《多瑙河之波》 里的搂搂抱抱，已经把整个电影院撩动得一片哗然，还算是内部电影。当时国内有门路的，最多也只见识过所谓的“三级片”，充其量不过光了屁股，床上翻来滚去做几个假动作罢了，正经的姿势都不敢摆。所以团里谁也不会想到这种性电影开放的程度，不仅是真枪实弹，而且均是壮男美女，而且是超大的特写镜头，配有一流的摄影技术，让人心惊肉跳、愕然不已。


有一个团，大家正看着小电影，出于不明的某种原因，一位老作家突然一声：“实在是太腐朽堕落了，” 说着站起身来。闻之，其他人为了显得自己的政治觉悟也不低，遂随声附和：“真是！真是！” 这么一来，谁都不好意思继续看下去了，好像唯独他腐朽堕落，都很心存惋惜地离席出了电影院。想来也是确实冤枉，这种电影是一次性门票，你爱看多久可看多久，虽然很多城市，女观众可以免费入场，但男性门票每人十五个马克可不是个小数。尽管花的是国家的钱，但看了还不到十分钟就退席，实在是浪费公款，物有不值了。


领队的得了经验，在以后的出访团，将每人分开安排座位，因为这类电影院都是小包厢式的，有很多个，上映着不同的片子。领队跟每人讲好待到来叫为止，不想看了可以在座位上睡觉，以防止一哄而散，怎么也要对得起这张门票。直到问完了大家都不再想看了，然后通知一起离席。


想看这种电影的好奇心，女性并不亚于男性。因不知团里会否择机安排去看，她们会迫不及待地单独私底下让翻译偷偷带去看，还表示感谢，称：“让人体验了生活。”


大家想去红灯区也就是为了饱饱眼福，出格的行为还是从未有过，这是当年作家们的品格与道德底线，不会过分，毕竟中国人八十年代的社会风气和品质还是淳朴的。我大学有一挚友，学法语出身，工作干的也是外事，一次都因陪团在外宾下榻的饭店邂逅，交流中谈及此话题，问及他的屡屡陪团出国，是否有人真去过“皮肉交易”的。他大声笑道：哪敢！哪敢！中国人有色心，没色胆，心思思的，但真见了洋妞，个个吓得“低头”！（笑）


但他向我透露两个秘密： 一是不少人让他陪去偷买**影册，冒着进海关被查到作严肃处分的风险，不惜拿党员被开除出党、毁掉仕途，断绝前程的终身判决作赌注。不是有一高干文化人到了国外因生活作风出了一丁点问题就毁了政治生涯？！


二是巴黎的**场所有一种“亲肤服务”，它不同于妓女卖淫，不让人真刀真抢，只是允许爱抚。他说个别年迈的团员，火候没了，但欲念还在，出国前听人说起过西方有这样的服务。小间里有一块玻璃隔板，有两个直径十厘米的圆孔，可以将双手伸进去； 玻璃后面有一小床，床上躺着一赤身裸体的女郎，浑身任由抚摸，给个价可以进行二十分钟。上了年纪的老人可以一面抚摸，一面回忆自己美好的青春年代。后来有团去西柏林，我们在那里还果然也发现了相同的服务提供，真让人大开眼界。


西柏林有遍地开花的西洋镜，所谓西洋镜，就是看姑娘真人全裸表演。每人一个小单间，往投币箱里丢一马克，两张小布帘就会自动朝两边徐徐打开。表演场的中间有一个直径为两米的转盘，上面躺着一个槃旋偃仰、搔头弄姿的年轻女郎，尽展妖艳地摆弄着各种舞姿和诱人的体态。一分钟过后，小帘子会慢慢收拢，若想继续看就得继续投币。有人看完后开怀大笑地出来，问他何故，说是得了便宜，碰巧赶上了女郎换班，这样，一个马克等于看了两个。


到了汉堡，大家会去“人肉市场”参观，那是一条举世闻名的圣保利区(St　Pauli)、绳索大街(Reeperbahn)。这里，“灯红酒绿，肉欲横行”被演绎得极致。那条主街虽然已是**毕露，但这仅仅算是**而已，整条主街，男女老少可以自由通行。走过几条横街，就会来到只允许成人男性的进入之地，街口筑有一堵挡眼墙，立街口中间，游人经两侧出入。进入后，横街两旁成排的橱窗里坐着穿戴仅剩三寸、不能再少的妖艳女郎，摆弄着各自认为最具魅力的姿态，挑逗着橱窗外虎视眈眈的眼球，她们勾起十指向上，给你发来热邀。若有人倾意，女郎会启开橱窗上的小玻璃门跟你交易，细谈服务内容，讨价还价。一旦交易成功，访客从侧边小门入内，橱窗的帘子会自动合上，出现示意牌： 正在工作。


对一个封闭几十年、意识形态截然相左的社会人，谁都对这外面的世界欲亲历一番，急切之情毋庸赘述。






09. 跳蚤市场


到了西方国家逛跳蚤市场是一番别样的体验，尤其是第一次。文革前记得读小学的时侯还见过旧货店，或叫“二手店”。这种旧货店，随着文革的“破四旧”运动，都被风卷残云得荡然无存。即使有个别漏网的，也改头换面成了“调剂”商店。


一九八五年六月，王蒙率领的那个大团，至今为止空前绝后。上了飞机，王蒙因为是中央委员，黄宗英因为是文化名人、赵丹夫人，飞机一起飞两位都被空姐专诚请去了头等舱。二十八小时的长途飞行，期间出于礼貌和尊敬，我便去看望他们。人在头等舱尽管舒适，宽大的沙发，座位前宽宽敞敞，王蒙、黄宗英前后坐两排。但长途的飞行一个人也很孤寂、无聊。见我的到来，黄宗英很是开心。她让空姐拿来啤酒请我喝，我让空姐给我们留影，于是有了我跟宗英大姐在头等舱的合影留念，一直珍藏至今。


那个团，黄宗英最年长，团里大家尊称她“宗英大姐”，我也斗胆跟随大家叫她大姐，这也成了我尔后见到年长的女作家都称大姐，不仅黄宗英如此，一次在机关财务处巧遇丁玲，她似乎健康欠佳，我称她大姐让她很是开心。第二年五月，瑞士海外华文女作家赵淑侠来京访问，我陪她去家访冰心，赵叫冰心老人称大姐，我也叫大姐，高兴得冰心老人称自己突然感到年轻了两代，对我倍感亲切。


我们那个团到西柏林已是六月上旬，行前，大家以为都快到了夏天，所以衣服带得很少。但谁也没想到，六月的西柏林会那么冷，气温降到了零度，天还下起了雪。团里人人衣着单薄，出门冻得受不了。但在那里添置衣服是绝对不可能的，德国的东西那么贵，都是惊人的价位，当然还要付硬通货西德马克。陪同我们活动的本地中国留学提醒道，说西柏林有跳蚤市场，虽是旧货，但衣服质量都非常好，常有**成新的，只是款式过时人家不要了，而且绝对超级便宜。当时别无选择，只好让留学生带我们去。


王蒙没有足够的上衣，冷得直打哆嗦，在旧衣摊上见到一件酱红色的皮夹克，一上身，大小、款式都非常合适，有如量体裁衣。问价说要五马克，其实已经便宜得不得了了，那可是真皮真料的。陪同的留学生说，“跟这些土耳其人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土耳其人习惯的开口价往往会高出心里的底价，留着一定的余地让你讨价，你如果不讨价，那就是自己白吃亏”，而对我们而言，每一个马克又是何等的珍贵。既然可以讨价，这也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习惯，于是我替王蒙向那土耳其老头还价。那老头看我们来的人多，怕不让价我们一哄走去了别的摊位，就让价成了三马克。我们正要付钱，那留学生发现皮夹克少了一颗钮扣，提醒那土耳其人，老头爽快，一口价让到了两马克。买了皮夹克，王蒙当即穿上，不光御了寒，人还一下子精神了起来，顿间年轻了十岁。


那个土耳其老头见我们一大队人马，都是亚洲人，好奇地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说我们来自日本。那老头马上说:“日本人从不来这种地方。” 我发现谎言被戳穿，不敢往下对答，于是哈哈大笑。张洁回过头问我跟那老头在说什么这么开心，我把对话翻译给大家听，人人听了都哈哈大笑。


下午的作品朗诵会由王蒙主持，他毫无顾虑地穿着那件新买的旧皮夹克登台致开场白，台下有团员称赞，团长这件夹克真是有模有样，颜色也很搭配，显得很精神。知情的作家低声窃窃私语：“上午刚在跳蚤市场买的，才花了两个马克，衣服还少了一颗钮扣，只是坐在那里看不见。” 大家听了顿时不由失声哈哈，但又赶紧压低嗓门，因为在场邻座的除了大陆作家，还有来自香港、台湾、新加坡及东南亚的华语作家，当然数我们大陆作家最穷了，只有我们的人民币在这里不能用，新加坡、香港、台湾的都可以自由兑换。而且我们又特别好面子，事事处处都怕丢脸，怕被人看不起，尤其在台湾作家面前更是不想有失身份。在那时，这其中还包含一定的政治因素。


事情往往是说巧也巧，说不巧也不巧，总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大陆作家本来就跟台湾作家讳莫如深，无形中老在比着，起码我们大陆作家会这么想。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无意中产生的对立感，政治见解的不同，经济上我们又不愿承认台湾的优越性，这种攀比、暗地里较着劲，为女作家尤甚。最终发生了让人最不愿意看到的尴尬。


前一天去跳蚤市场是因为天气实在太冷，让留学生带去买件旧衣服是为了救急。结果发现东西又好又便宜，完全出人意料，像团长那件真皮的夹克文革时国内很难见到，这类货真质高的稀罕衣品一旦有，准是天价。


回到酒店，让没去成的团员羡慕不已，于是决定第二天再去，这回已不再是为了天寒救急的初衷。第二次出发，大家满载而归，尽管大有收获，但也让人摊上了始料未及的难堪，情形实在惨不忍睹，让人终生难忘。


再次的出发，谁都打算好多买一些带回国，这些可是价廉物美、极好的礼品，可以馈赠亲朋好友。团里的两位平时很注重面子的女作家让我陪着买，因看得上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就买得远远超出了自己携带的能量，特别是那些女式披风大衣，就像好莱坞明星英格丽·褒曼演 《卡萨布兰卡》 时穿的那种。   


我们因为长期的封闭，跟国际时髦款式已经脱节太远、太久，别人过了时不要的东西，在我们眼里却是新颖、时尚。西方人淘汰或丢弃的旧衣服，并不是因为衣服破得不能再穿，而是只因款式过景而嫌背时，而对这种款式的过时感，我们当时丝毫没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十年文革，服装样式几十年没变。中国人的教育，从来强调吃饱穿暖要知足，还宣传发扬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更是提倡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那些别人处理的旧衣服，不但对我们来说款式新鲜，都是见所未见，而且材料质地上乘，都是真货，人人是所见所爱。于是，两位女作家买得远远超出了她们的预期。那种披风式的呢大衣，用亚麻料制作的风衣，各种真皮的服装，件件让人看得爱不释手。


因为买得实在太多，始料未及，而且大多是厚重的大衣，出门时也没有想到带上些口袋，只好都挎在手臂上，像是抱着个大胖熊。要了出租车，车费是可以入账报销的，回到了五星级洲际饭店，其实西方人一眼就能认出我们在跳蚤市场扫的货。我还在付出租车费，两位女士满打满地搂着抱着成堆的大衣已迫不及待地下了车。刹时，座位靠着酒店那一面下车的女作家不禁痛苦失声地叫了起来： 死了！死了！


原来酒店大门口正好走出来陈若曦她们一帮台湾女作家，跟我们正撞了个满怀。没有别的退路，两位女作家只好死活硬着头皮往前走。事后一位回忆时说：当时真恨不得能打个地洞钻了进去。


那时我们只强调穿新衣服，尤其对孩子。衣服不讲究纯棉、纯毛的质地，不在乎化纤材料。不光款式我们落后国际流行式半个世纪，而价值观与西方人也相去甚远，尤其是对童装。我们什么都要新的，小孩子过年穿新衣服是幸福生活的标志，但化纤、晴纶的无所谓，也不懂得衣服用料对健康的益害，只要新的、亮丽就行。中国做父母的怎么也没想过会让孩子去穿别人穿过的二手衣服。


我们到了柏林，那是我们对德方的回访，前三个月的西德作家团率先访问了我们，他们知道我有一个婴孩。一个柏林作家跟他老婆提起了此事。于是他夫人收集了一些自己两个孩子穿过的，但仍显得很新，而且质量很好的儿童牛仔衣裤送给我。到了酒店打开一看是孩子穿过的，觉得自己的孩子穿别人孩子穿过的旧衣服心理上无法接受，遂把整包童装都扔进了房间的纸篓。


其实那都是品牌的服装，虽是用过，但质量上等，均洗净烫平，否则他们自己的孩子肯定还能继续用。加之西方的童装是绝对有保证的纯棉，这对孩子的健康至关重要，只是我们一无所知罢了。现在回想起连自己都觉得可笑。


第一次出访巧遇跳蚤市场的成功，以后的出国，去跳蚤市场成了每个团的例行公事，王愿坚、路遥团，马拉沁夫、莫言团，公刘团，团团都去。王愿坚回忆说，他当年被打成右派，老婆一夜间白了头。这回出国前他就打定主意要给老婆买两样东西，一是染发剂，听说德国货质量好；二是给她买一件毛料大衣，没想到一看价格实在吓人，恐怕口袋里所有的外汇都掏空还不一定够，无奈只好在旧衣摊上挑一件好的、新的，还请陌生的女士试穿着看。头一天去时，莫言对跳蚤市场土耳其人卖的黄油煎大饼闻得特别香； 第二天同样的气味把他恶心得无法忍受。一作家调侃说： 那是因为你昨天饿了！


这种显穷失脸面的往事，如若放在二十年前，我们是难以启齿、不愿回顾的，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胆量与自信，眼下国内已是今非昔比。往昔的不齿与尴尬，而今却成了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绝无仅有的生活颠连！若要论及我们中国人三十年来物质文明的发展、生活水准的提升，这些又是多么具有说服力的事实与见证，没有比较就看不见进步！


2022年03月18日   易稿慕尼黑








作者简历


金弢，字有根，1974年杭州外国语学校高中毕业，插队落户浙江桐庐儒桥村，1977级考入北外德语系，1981级北外德语读研。1985年 1月进文化部, 1985年 3月进中国作家协会，任职作协外联部。曾历次参与组团王蒙、张洁、莫言、路遥、鲁彦周、高晓声、从维熙、张抗抗、公刘、邹荻帆、王安忆、北岛、舒婷等等作家并随团出访德国及欧洲诸国。八十年代末获德国外交部、德国巴伐利亚州文化部及欧洲翻译中心访问学者奖学金，赴慕尼黑大学读博。现居慕尼黑；


主要文字及译作有: 长篇小说 《狂人辩词》、《香水》、《地狱婚姻》、2013年编辑出版德文版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集 《空的窗》，由德国 Spielberg出版社出版，并于德国、奥地利、瑞士三国同时发行。全书篇幅达三十五万字，共 504页，宽版，被收入的十二位作家及作品为： 陈染 《空的窗》、陈建功 《找乐》、东西 《没有语言的生活》等。2021年 7月于该同一德国出版社翻译出版东西的长篇小说 《后悔录》；


八十年代发表翻译及作品 ：《世界文学》、《外国文学》、《诗刊》、《长江文艺》、《钟山》、《百花洲》、《文艺报》、《中国妇女报》等等，已发表 20多位德语作家作品的译文；


来德三十二年，在德创业二十二年，文学创作及翻译辍笔三十年。三年前，金盆洗手，回归文学，写就新作及翻译九十余万字。至今一直努力笔耕；


几年来文字散见欧洲等各大华文报刊； 《欧洲新报》、《欧华导报》、《德国华商报》、《洛城小说报》等。






近来纸媒发表：


01· 《圣力姑娘》（小说）（广西文学，2019年第7期）；
02· 《保罗•策兰杏仁诗译及后记》（南方文学，2019年11月刊）；
03· 《痛忆路遥》（三峡文学，2019年12月刊）；
04· 《走向世界的漫漫长路》———德文版《空的窗》走过漫长曲折(南方文学，2020年第1期)；
05· 《香水缘和我们的八十年代》（南方文学，2020年第5期）；
06· 《街坊陆游》 （人民日报海外版、天津文学，2020年第11期）；
07· 《莫言往事》（北京文学，2020年第12期）；
08· 《记忆里的王元化》（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12月期）；
09· 《话说莫言———时空跨越三十年》（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12月期）；
10· 《两位同胞》（中国法治周末 2021年1月刊）；
11· 《冬日里的长尾》（小说）（向度文学，人间故事，2021年1月期）；
12· 《我和库恩》（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2月期）；
13· 《格拉斯和他最后的诗》（中国法治周末2021年2月刊）；
14· 《老黄》（小说，贺州文艺，2021年第一期）；
15· 《二叔分瓜》（小说，贺州文艺，2021年第一期）；
16· 《汉学家库恩诞辰137周年，忆与其遗著的一段缘》 （中国法治周末2021年3月刊）；
17. 《春风十里荠菜鲜》（散文，恋爱、婚姻、家庭）2021年第4期；
18. 《德意志思考》（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四月刊）；
19. 《回忆施瓦茨》（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五月刊）；
20. 《我阴差阳错进作协》（南方文学，2021年第三期，双月刊）；
21. 《岁月》中篇小说 （四川文学，2021年第七期）；
22. 《我的香水缘》 散文（西部文学，2021年10月第6期双月刊）；
23. 《小个子男人》 翻译小说，德国： 冯·席拉赫（西部文学，2021年10月第6期双月刊）；
24. 《朋友》 翻译小说，德国： 冯·席拉赫（西部文学，2021年10月第6期双月刊）；
25. 《岁月深处的莫言》——对话读者 （四川文学，2022年第2期）等。


2022年03月18日  德国慕尼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