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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乐<br /><br /> 有朋友从国内来慕尼黑，第一个发现是大街上的人并不多。<br /><br /> 殊不知，许多人是在地下呢。<br /><br /> 乘上地铁，好似驾一条钢铁巨龙，在地下纵横驰骋，实在是快捷方便。可以说，我每天就少不了与地铁打交道。<br /><br /> 记得刚到这个城市时，胆子真大，竟然坐“黑车”，还自我辨解，既使被抓住，就说初来乍到，不懂规矩。也算幸庆，没碰到过查票的。想想那时也许刚从中国大陆出来，浑身一股子“流氓无产阶级”习性——便宜不占王八蛋。后来日子一长，才发现一张月卡也值不了几个钱，仅仅为省这几个马克，实在是良心受不住，也就再不敢不买票了。<br /><br /> 也有一次就被罚了款。那是一次去外国人管理局延签证。一上车正好碰到查票，我坦然亮出“绿卡”（不是美国的护照，而是德国乘车月票），“检察官”拿起一看，从嘴里吐出一个数字：６０！我当时没反应过来，“检察官”已掏出一叠收据条，我才大悟，是要罚款６０马克——“绿卡”在早上九点以前是无效的，只因那天起得早走得急，竟忘了额外打票。我无可辨解，面对周围的金发碧眼，赶紧掏出马克拱手相送。这是我在德国第一次被罚，但愿也是最后一次。<br /><br /> 可也有人白坐而没被罚的。我认识一位台湾老兄就是其中一个。大凡这种人需要有胆魄和精明。胆魄在于，如有车票在握的感觉；精明则表现在，一上车不得先入坐，必圆瞪龙眼，观察一番“敌情”，他的经验是：便衣“检查官”大多三五成群，面部无匆匆行色，一般手里无提包……<br /><br /> 但毕竟混水摸鱼者是极少数，德国人也有，别的外国人就更有，连孩子也有。曾在报上读到一则新闻：有个小学生把车票涂上蜡，上车前在打卡机上打上时间，以防检查。回家后把打上字迹的蜡刮掉，涂上一层新的，以便重新使用。可见这孩子极聪明过人。<br /> 其实，查票员也是很难碰到，有时一、二个月也见不着。所以，有人竟敢下这样的赌，理直气壮地黑，反正逮住罚款才是一张月票的钱。<br /><br /> 车坐多了，也悟出一些规律来。凌晨６点左右，坐车的人大凡是赶早班的产业工人，他们腰圆膀粗，衣着随便；至８点前，穿西装革履拎小皮箱的人多了，他们都很安静，极少讲话，各自看书看报，有的手里竟捧着大部头的精装书，有的把手提箱搁在膝上工作起来；到了上午１０点左右，车上几乎清一色衣冠楚楚的龙钟老人。德国是个老龄化的国家。别看有的老太说话含混不清、走路颤颤巍巍，但打扮得如花似玉，口红深得如血残阳；至下午５点，车上拥挤着各类下班的人，虽说拥挤，也从未听到在国内公共汽车上常听的“抓小偷”的惊呼。在德国偷点小钱，实在有损面子，要干就大干，诸如抢银行、抢加油站、敲诈勒索倒是有的；时至傍晚，车厢里开始飘荡起年青人的欢笑声，大多是去赴约会、过夜生活的；车到半夜，乘者少了，除了可见一脸倦色的外国打工仔外，也有酒气熏天的德国醉鬼，他们或大吼大叫或横七竖八地乱躺着，一般是不伤人的。他们其中也有长着一脸象马克思那样大胡子的老头。我就惊叹，德国既生产疯子，也生产智者。一到周末节假日，许多人背上行囊，要去远足，有人也把自行车带入地铁，要去野外远游。车上与一个中国人聊天，我问：德国人动不动就放假，这个号称世界经济强国的财富究竟从何而来呢？他嘿嘿一笑，答曰：地铁里怎么能看到人家干活呢？如果我们中国人能称得上是“勤劳、勇敢”的话，那么德国人就是十足的“工作狂”加“亡命徒”。他们在工业上的成就完全是以质量取胜，这多亏了他们性格中那种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憨”。<br /><br /> 德国有句成语：说话是银，沉默是金。德国人的确沉默有术。有时坐得满满当当的车厢里竟鸦雀无声，个个象木头人似的，面孔板着，目光凝着，如若有所思。有时冷不防碰到一个叽哩呱啦讲话的人，起初还以为是对我讲，赶紧打起精神倾听，没等听出个头绪，那人已转向他方，原来这是一位“自语症”者。朋友解释为：德国这个社会人人享有充分的个人自由，互不干涉，以至人与人之间太封闭，某些人渐渐承受不了这种封闭，大脑里紧绷的“弦”断了，久蓄的话语如决堤的水奔涌而出。实际上他们也是这个社会的受害者，受到人们同情的。见一个自语症者大声大气和一个坐在身旁的年轻姑娘“摆龙门阵”，姑娘眼睁睁地望着他，不时还点头应答，车到一站时，姑娘露出浅浅的笑，说声再见去了。<br /><br /> 有时沉默中也会响惊雷——有人伸出毛绒绒的手，掏出面巾纸掩住大鼻子使劲擦鼻涕的訇然巨响，如似发动机发动时那几声刺耳之声，遇此我只得皱起眉头，而德国人闻我吐痰前的咳嗽声也会如惊弓之鸟般抱头鼠窜。实则，这只是两个民族的不同生活习惯而已，也是两种文明的异处。<br /><br /> 所谓礼貌，即外表之礼，究竟德国人内心是否有礼，我看也如同别国人一样。但外表之礼也是需要的。德国人至少可以称得上是个礼貌的民族。地铁里常见用棍子敲着路面的盲人和坐轮椅的残疾人，他们总是受到旁人的帮助。有个去过中国的德国人说，中国伤残人一定不多。我问为什么？他说他坐车时就很少见到。我说，中国伤残人不少，只是不敢出门，中国的交通、社会状况不佳。<br /><br /> 德国人尊敬老者。如见一个老人上车，有时会有好几个人站起来让座，老人通常说声谢谢，心安理得地领受了。有一次，我却让错了位子；见一个白发老翁上车，便站起身来，似乎还热情地招呼道：ＯＰＡ！象是称呼中国的老大爷。老头一听不悦了，振振有词地纠正道：我不是ＯＰＡ！好象是我过高地估计了他的年龄。可我们中国人是喜欢以老卖老的。> 每节车厢都设有病人专座，一般人们不会首先去占用的。一次一个柱着手杖的老太上车，从衣兜里掏出一张证明，展给已坐在专座上的老头看，意思是：我有病人证，你请便吧。没想到老头也掏出一张证明。窘迫之际，周围已空出好多位子来。德国佬就是喜欢照章办事的。地铁也如一个万花筒，可以观看到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人。有头发染成五颜六色的“朋克”，有戴耳环的男人、穿鼻环的女人以及手牵手的同性恋者；小伙子的新潮发型居然是过去中国农村里的“一匹瓦”，即头顶一片发。周围刮得溜青透亮，也有留着颇似中国清朝时的独辫子；德国姑娘本身就穿得素，还套一双重重的大头皮鞋，既使夏日炎炎，一身短打，皮鞋也“在所不辞”，那才是真正的“不爱红装爱武装”呢；也有胀着火鸡般的赤脸者，要么就是日光浴浴得太烈，要么就是啤酒灌得太猛，除此就是各种不同肤色、操着各种语言的老外。据统计，慕尼黑外国人占整个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虽然这个比例，在德国还不是最高的。人数最多的，首推当年来的“外藉劳工”土耳其人，其次就是“战争难民”前南斯拉夫人，中国人仅属极少数民族之列。其实，黄皮肤、黑头发何止是中国人，亚洲许多国家人都是，连德国人也白不到那去，倒是白中泛黄呢。所以，德国人并不把黄皮肤、黑头发视为我们中国人的外表特征，而是戏称呼我们：眯缝眼。车上所见的“眯缝眼”，脸上似乎总有一抹揩不去的“霉气”，也许是身在异乡不是家的孤独所致吧。而那些长着白牙白眼的黑人弟兄们是最无所顾忌的，仿佛他们已进入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堂。也怪西方这年头崇拜黑色。时不时可以看到车上一个“丑陋不堪”的黑孩子搂着一个坦胸露臂的白女人，而我这个块头不大、力量不足的炎黄子孙只得自吞口水了。<br /><br /> 德国许多公共场合是不许狗入内的，但地铁的门是为人和狗同时打开的。初入地铁，见一妙龄少女牵一高大魁梧的狼犬，顿感毛骨悚然。在中国我就有怕狗的习惯，也把这种余悸带到了德国。后见多了各种各样的狗，才发现德国的狗也讲文明，不那么穷凶极恶。养狗也如同养了一个好伙伴。有个冬夜，我在地铁里候车，见一个脸似皱纹纸状的老妇抱一只形貌怪异的小狗直“啃”（吻），那亲呢劲如同对待自己的小孙子一般。我不禁感叹道：狗真象人一样！老妇听了，却说，象是在纠正我的话；比人好，人不听话、不忠诚……。她的话反倒把我的心泼凉了。心想：她必定孤独一人，她的过去也许给她留下许多遗憾。<br /><br /> 地铁上的司机身穿浅蓝色制服，打着领带，有的戴副眼镜，有的大腹便便，看上去颇具派头。刚来时就觉他们个个象中国的部级干部，后来看多了，他们在我心中的地位也降低了，倒成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不过这儿的支书们不坑人，性情也蛮好，若见有人奋力向列车奔来，只要时间允许的话，他们是会耐心地候在车头，等人跑上了车才关门的。我听到乘客无不感激地说声谢谢时，就忍不住想笑，司机在车头是听不见的，正象打电话时对方的笑容也是看不见的。<br /><br /> 本站里碰到一个黄头发的小伙子，说一口地道德语，应该说是德国人，他问我要一个马克，说是打电话，我就给了。几天以后又见那小伙，又问我要一个马克，还是打电话。我心想，既便打长途也没有这么长呀。就没给。后来这种事见多了，才明白要钱也是一种时髦。有些长得水灵灵的大姑娘还找你要烟抽呢，但切莫想到一边去了，别人也真没那个意思。<br /><br /> 德国人在许多问题上是不讲面子的，敢要还要敢捡。车站里有许多垃圾桶，常常可以看到有人伸手在里面翻找，有些也是看上去很体面的人。我纳闷，找什么呢？原来是找别人扔下的报纸看。<br /><br /> 地铁似乎也有不好处。那天乘地铁，车开了一程不开了，司机在广播里说，因故障无法前行。我只得随着拥挤的人流改乘汽车，赶到上班处已迟到了。事后才知道，那所谓故障是有人在地铁里卧轨自杀。我惊诧不已，难道现代化只能缩短人的寿命？难道物质文明了，精神就必然衰竭……其实也不然，自杀并非产生于地铁发明以后。中国地铁不多，自杀也未必少。一个惊人的报道，中国自杀每日逾四百。<br /><br /><br />摘自“德国侨报”1993年第三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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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0.2006 21:20:21
显身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