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解放部”的启示 ---- 胡耀邦主政中宣部的回忆

令狐药师

作者：李大同 文章来源：同舟共进

中共十七大前后，从中央到各省的领导人，都在不同场合强调“解放思想”，这当然是有针对性的。很明显，只有那些习以为常的、长期固化的思想、行为方式和制度，才需要解放，才谈得上解放。笔者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愿意对此谈谈看法。

新闻工作者最关心“表达权”

对十七大报告，中国新闻工作者最关心的提法之一，就是报告首次提出保障人民的“表达权”——在此之前，最开放的提法是中共十三大报告中的“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这离“人民有权知道”只有一步之遥了。经过多年努力，“知情权”为社会尤其是执政党接受，而从保障知情权向保障表达权演进，无疑是历史性的进步。

什么是表达权？平头百姓坐在家里发发牢骚、骂骂贪官污吏是表达，几个好友聚在一起海阔天空评论时局、臧否官员是表达，写篇东西藏在抽屉里是表达……曾几何时，这些像吃饭喝水一样与生俱来、无须特别保障的权利也被剥夺，日记、私人信件被当作“反党罪证”；而揭发、告密使亲密关系也变得不可靠，经过那个时代的人对这一切都不陌生。不过，那个不幸的年代已经过去了。

“表达权”其实是世界所有文明国家（当然包括中国）宪法中规定的“人民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这项宪法权利具有一些基本特征：公民的意见是公开表达的，公开的途径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公民有权对涉及公共利益的广泛事务及任何官员发表评论；公民表达意见不受任何法律的制裁。

知情权和表达权必须通过一个必不可少的通道，就是公共传媒。在当代社会，公共传媒的基本使命，就是负责采集一切与公众利益和公众兴趣相关的信息，去伪存真后提供给公众，同时将公众对这些信息的意见和评论传达给社会。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这种意见反馈也必定是多元甚至是对立的，而公众正是在多种不同意见的比较中获得新的认知和教益。这是一个完整、良性的传播环境的基本景象。

很明显，如果上述正常的信息传播规律被破坏，社会真实的信息被掩盖，公众真实的意见被封闭打压，执政党的政策就会发生严重偏斜。由于种种原因，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尚未得到认真清理，意识形态领域包括新闻界尤其需要解放思想。

胡耀邦主政中宣部的回忆

谈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解放，不禁想起胡耀邦。曾长期在中宣部工作的郑仲兵先生，详细记录了胡耀邦在改革开放初期担任中宣部部长时的言行。胡耀邦担任中宣部部长只有短短一年零三个月，却留下了一笔今天看起来也毫不过时的思想财富，值得我们珍视。

胡耀邦刚到任，就显示出他的深思熟虑。他说：“我想，当宣传部长可能有个窍门，思想问题、理论问题，靠少数人干恐怕困难。意识形态的事，靠少数人裁决、指挥，不行。”他要求首先恢复党内民主的传统，“按三中全会规定，什么首长指示，统统去掉这一套。（按：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个人意见嘛。恢复老传统，上下之间，同志之间，互相交换意见。”

分管意识形态，要了解并充分尊重意识形态的规律。胡耀邦毫不含糊地说：“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容易犯错误。事物发展中矛盾没有暴露清楚，现象与本质不完全相符，在事物的本质没有完全暴露之前，我们的思想认识上的变化性是大的。所以对做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同志，特别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不要一棍子打死，不要动不动把人家的意见、创作、言论一下子砍掉……不要搞无限上纲，不抓只言片语、不抓什么影射。”

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胡耀邦对封建专制作风深恶痛绝。他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有那么一些理论棍子，经常打人。我们党内有好几根棍子，不是好棍子，而是恶棍，不管你什么好文章、好作品，抓住你一点，无限上纲，说你是‘反党小说’，是‘黑画’等等。谢富治这样的人当公安部长，能不搞冤案？康生打了多少干部，打了多少宣传文艺界的人！这种恶劣作风不加以清算，百花齐放能搞得好吗？我们反对这种方法。这种方法说轻一点是形而上学，说重一点是文化专制主义，是特务行径。”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从根子上把党内乱打棍子的现象打掉。必须把我们的党风搞好，用讨论的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民主的方法。全党宣传战线的同志首先带这个头。”

胡耀邦最不能容忍的是“一个人说了算”，他深知如果在思想战线允许“一个人说了算”，就不可避免地滑向思想专制。他说：“宣传部门管得很多，当婆婆，要当开明的，开明就是当‘双百’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什么片子、歌曲、小说，文责自负，反党必究。什么是反党？这也不由一个人说了算，要大家讨论。哪有那么多反党的？不成熟、粗制滥造的，可能有。要百花盛开、文艺民主、理论民主，要警惕，不要让‘四人帮’的文化、思想专制主义、理论恶霸作风影响我们。”

对中宣部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胡耀邦也提出明确要求，“要多研究、讨论、发表一些思想、路线、方针、方法、政策性的东西，不要只停留在发一般通知性、规范性的文件。”更不要只去做“把关、审稿、砍人家东西”的事。耀邦说：“以后我们不干这个事，这是过去国民党搞我们的。”

好一个“以后我们不干这个事”！当时干惯了“这个事”的中宣部干部们如雷贯耳，深受触动。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局长的洪禹说：“建国30年来，中宣部自觉不自觉地成了意识形态的检查署，中宣部的干部也成了大大小小的思想检查官。似乎中宣部的职能就是管、卡、压。回首往事，教训实在深刻。我以为，要讲思想理论的拨乱反正，首先要对历史上中央确定的中宣部的指导思想和方针进行拨乱反正。我们十分有必要把30年来搞的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政治运动进行一番认真的清理与总结，并做出像样的拨乱反正工作。现在耀邦同志来到中宣部，几次讲话，事实上吹响了对中宣部即意识形态工作拨乱反正的号角。”

什么是“思想解放”？这就是活生生的思想解放。郑仲兵先生回忆，在短短的时间内，中宣部“换了人间”。各职能局立即行动起来，走出去，请进来，成为宣传系统各条战线思想解放运动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尤其是理论局、新闻局、文艺局，都有出色的表现。社会上，特别是知识界，也一改旧观。知识界眼中的中宣部成了“思想者之家”、“知识分子之家”，是最可信赖的组织。

最让笔者感触的是当时中宣部的例会竟“车水马龙”。熟悉党政机关工作流程的人都清楚，机关所谓“例会”是高度“内部”的，通常只有部领导和司局级负责人参加，可胡耀邦主政下的中宣部思想解放的名声不胫而走。当时，除中央规定的中宣部联系单位外，许多党政部门、经济部门、社会团体都主动要求参加中宣部的“例会”，希望得到信息交流和新思想的陶冶。当时负责例会工作的中宣部办公厅主任王仲方回忆：“那时各单位都打破头要求参加例会。人家主动找上门，拒绝是说不出口的。耀邦同志最讨厌衙门作风，主张广交朋友，车水马龙，议论风生。结果是原来准备几十人的会，一下子就涨到百把二百人。”

许多知名学者、作家也主动找上门，要求谈心。中宣部都给予热情接待，耀邦也总会挤出时间接谈。他们向中宣部同志倾诉衷肠，还提出许多宝贵意见，感人之至。人称这是中宣部“鼎盛时期”，“最辉煌的日子”，“最有凝聚力、吸引力的瞬间”。中宣部被誉为“思想解放部”、“思想建设部”。

人们希望这样民主、活跃的盛景能够永远延续下去。中宣部在耀邦同志领导下，可以成为“思想解放部”，这对今天的思想解放难道没有重要的启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