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

山民甲

１９８２年７月２４日“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
            　　　　
经国吾弟：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问，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七旬，多有病痛。
            　　　　
至盼善自珍摄。
            　　　　
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世交深情，于公于私，理当进言，敬希诠察。

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诸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尝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自勉，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所谓“罪人”之说，实相悖谬。局促东隅，终非久计。明若吾弟，自当了然。如迁延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困扰，吾弟亦将难辞其咎。再者，和平统一纯属内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者。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愿弟慎思。
            　　　　
孙先生手创之中国国民党，历尽艰辛，无数先烈前仆后继，终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光辉业迹，已成定论。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首次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虽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事虽经纬万端，但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责难谢。双方领导，同窗挚友，彼此相知，谈之更易。所谓“投降”、“屈事”、“吃亏”、“上当”之说，实难苟同。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何发党私之论！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三民主义之真谛，吾辈深知，毋须争辩。所谓台湾“经济繁荣，社会民主，民生乐利”等等，在台诸公，心中有数，亦毋庸赘言。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再思。
            　　　　
近读大作，有“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之语，不胜感慨系之。今老先生仍厝于慈湖，统一之后，即当迁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庐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诚哉斯言，盍不实践于统一大业！就国家民族而论，蒋氏两代对历史有所交代；就吾弟个人而言，可谓忠孝两全。
            　　　　
否则，吾弟身后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
            　　　　
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己。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纾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伫候复音。
            　　　　
老夫人前请代为问安。方良、纬国及诸侄不一。

            　　　　
顺祝
            　　　　
近祺！
            　　　　
廖承志
            　　　　
１９８２年７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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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民甲

宋美龄（美联社资料图片）

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７日  宋美龄致廖承志公开信

           　　　　　
承志世侄：

七月廿四日致经国函，已在报章阅及。经国主政，负有对我中华民国赓续之职责，故其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
            　　　　
余阅及世侄电函，本可一笑置之。但念及五十六七年前事，世侄尚属稚年，此中真情肯綮，殊多隔阂。余与令尊仲恺先生及令堂廖夫人，曩昔在广州大元帅府，得曾相识，嗣后，我总理在平病况阽危，甫值悍匪孙美瑶在临城绑劫蓝钢车案后，津浦铁路中断，大沽口并已封港，乃只得与大姊孔夫人绕道买棹先至青岛，由胶济路北上转平，时逢祁寒，车厢既无暖气，又无膳食饮料，车上水喉均已冰冻，车到北平前门车站，周身既抖且僵。离沪时即知途程艰难，甚至何时或可否能如期到达目的地，均难逆料，而所以赶往者，乃与总理之感情，期能有所相助之处，更予二家姐孙夫人精神上之奥援，于此时期中，在铁狮子胡同，与令堂朝夕相接，其足令余钦佩者，乃令堂对总理之三民主义，救国宏图，娓娓道来，令余惊讶不已。盖我国民党党人，固知推翻满清，改革腐陈，大不乏人，但一位从未浸受西方教育之中国女子而能了解西方传来之民主意识，在五十余年前实所罕见。余认其为一位真正不可多得之三民主义信徒也。
            　　　　
令尊仲恺先生乃我黄埔军校之党代表，夫黄埔乃我总理因宅心仁恕，但经多次浇漓经验，痛感投机分子之不可恃，决心手创此一培养革命精锐武力之军校，并将此尚待萌芽之革命军人魂，交付二人，即是将校长之职，委予先总统，以灌输革命思想，予党代表委诸令尊，其遴选之审慎，自不待言。
            　　　　
观诸黄埔以后成效，如首先敉平陈炯明骁将林虎、洪兆麟后，得统一广东。接着以北伐进度之神速，令国民革命军军誉鹊起，威震全国，犹忆在北伐军总司令出发前夕，余与孙夫人，大兄子文先生等参加黄埔阅兵典礼，先总统向学生训话时，再次称廖党代表对本党之勋猷（此时廖先生已不幸遭凶物故，世侄虽未及冠，已能体会失怙之痛矣。）再次言及仲恺先生对黄埔之贡献时，先总统热泪盈眶，其真挚恸心，形于词色，闻之者莫不动容，谅今时尚存之当时黄埔学生，必尚能追忆及之。余认为仲恺先生始终是总理之忠实信徒，真如世侄所言，为人应“忠孝两全”，倘谓仲恺先生乃乔装为三民主义及总理之信徒，而实际上乃为潜伏国民党内者，则岂非有亏忠贞？若仲恺先生矢心忠贞，则岂非世侄有亏孝道耶？若忠孝皆肭（注“肭”为不任事与不足之意），则廖氏父子二代对历史岂非茫然自失，将如何作交代耶？
            　　　　
此意尚望三思。
            　　　　
再者在所谓“文化大革命”斗臭、斗垮时期，闻世侄亦被列入斗争对象，虎口余生，亦云不幸之大幸，世侄或正以此认为聊可自慰。
            　　　　
日本读卖新闻数年前报导，中共中央下令对全国２９省市，进行归纳，总结出一“正式”统计数字，由１９６６年开始，到１９７６年１０年之内，被迫害而死者有２，０００万人，波及遭殃者至６亿人。云南盛内蒙古等地，有７２７，０００名干部遭到迫害，其中３４，０００人被害致死。
            　　　　
《北京日报》亦曾报导，北京市政府人员在“文革”中，就有１２０００人被杀，共党高层人物，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均以充军及饥饿方式迫死，彼等如九泉有知，对大量干部自相残杀，豆萁相煎之手段，不知将作何想法？……世侄所道“外人巧言令色”旨哉斯言，莫非世侄默诋奸邪之媚外乎。
            　　　　
相对言之，中华民国开国以来，除袁世凯之卑鄙觊觎野心失败外，纵军阀时代，亦莫敢窜改国号，中华民国自国民政府执政以来，始终以国父主义及爱国精神为基据，从未狮亵谀外，如将彼等巨像高悬全国，灵爽式凭，捧为所宗者，今天有正义感之犹太人尚唾弃其同宗之马克斯，乃共党竟奉之为神明，并以马列主义为我中华民族之训练，此正如郭沫若宣称“斯太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
         　　　　
或谓我总理联俄容共铸成大错，中国共产党曲解国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民族之要旨，断章取义，以国父容共一词为护身符，因此讳言国父批牍墨迹中曾亲批“以时局诚如来书所言，日人眼光远之人士，皆主结民党，共维东亚大局，其眼光短少之野心家，则另有肺腑也；现在民党，系联日为态度。”此一批示显见：（一）总理睿知，已洞察日本某些野心家将来之企图；（二）批示所书“现在”民党当以联日为态度，所言亦即谓一切依国家之需要而定。联日联俄均以当时平等待我为准绳。当时日本有助我之同情心，故总理乃以革命成功为先着，再者毋忘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对中山先生肝胆相照之日本信徒为我革命而牺牲者。世侄在万籁俱寂时，谅亦曾自忖一生，波劫重重，在抗战前后，若非先总统怀仁念旧，则世侄何能脱囹圄之厄，生命之忧，致尚冀三次合作，岂非梦呓？又岂不明黄台之瓜不堪三摘之至理耶？
           　　　　
此时大陆山头主义更为猖獗，贪污普遍，贿赂公行，特权阶级包庇徇私，萋萋迭闻：“走后门”之为也牲牲（注“牲牲”众多也。）皆是，祸在萧墙，是不待言，敏若世侄，抑有思及终生为蟒螫所利用，随时领导一更，政策亦变，旦夕为危，终将不免否？过去毛酋秉权，一日数惊，斗争侮辱，酷刑处死，任其摆布，人权尊严，悉数荡尽，然若能敝帚自珍，幡然来归，以承父志，澹泊改观，养颐天年，或能予以参加建国工作之机会。倘执迷不醒，他日光复大陆，则诸君仍可冉冉超生，若愿欣赏雪窦风光，亦决不必削发，以净余劫，回头是岸，愿扪心自问。款款之诚，书不尽意。
            　　　　
顺祝安谧

民国７１年８月１７日

宋美龄

令狐药师

　　(前言)

　　曾几何时，我们也是满眼敌人。有美帝国主义、有苏联修正主义，还有小日本和国民党反动派......，我们生活在仇恨中。我们也接受过大量的来自于我们“仇敌”的国际援助，但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仇恨，因为有人需要我们这种仇恨。

　　这种情结不禁让我想起一个词：利维坦。利维坦的伎俩有很多，其中之一便是创造敌人。

　　利维坦，是一个为战争而生“生灵”，是上帝创造的。这个生灵在人们请他去帮助打仗以后，就会发现：敌人的存在是他存在的理由。如果把敌人消灭干净了，他就再没有用场了。或者是离开，或者被关进笼子里，这二者都是他的不愿选择。聪明的利维坦会保留一些敌人，为自己既享受人们的供奉又不失去自由提供借口。如果一不小心把敌人消灭光了，或者原来的敌人由于社会的进步或现代文明的影响，已经放弃了侵略该地区的意图，利维坦就会再创造出一些敌人来，……。

　　(摘自贺蕊莉：《利维坦的伎俩之一：创造敌人》，http://column.bokee.com/145009.html)



三百门渔夫台海系列之四：
李登辉：从“统一旗手”到“台独教父”的半神半兽

　　我等大陆民众，了解李登辉很困难。在话语权和话语平台被垄断的情形下，在主流媒体不断地灌输下，我的脑里，李也曾是一个“媚日、仇中、分裂国家”的民族罪人。随着艰难地积累一点又一点的资料，考察分析李的经历、言行、主张、价值取向，在我意识中，李的形象慢慢地一点点改变。

　　李之于台湾人，有一种悲情。这种悲情就是，无根的叶，流落和屡破抛弃的哀伤；缺失国家尊严的羞辱；对回归的恐惧。

　　现状就是如此，必须走出现状，为台湾人创造一种希望，给台湾人安全感。这是他自视为摩西，放弃威权体制的既得利益，焦虑于带着台湾人走出悲情的原因。

　　民主统一符合台湾人利益最大化的要求，也符合李本人“主权在民”的社会主义思想，而大陆民主化则是消除对回归的恐惧、对现状和未来的不安全感的最好选择。他的设想是分三步达至民主统一：1、对等谈判，两岸先签订和平条约；2、各自进行民主改革；3、民主统一。为了避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谁统一谁之争，造成分裂，他提出“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这一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统一的主张。为此，李为两岸统一设计为近程、中程、远程三个阶段，分别如下：

　　１、近程－交流互惠阶段

　　以交流促进了解，以互惠化解敌意；在交流中不危及对方的安全与安定，在互惠中不否定对方为政治实体，以建立良性互动关系。

　　建立两岸交流秩序，制订交流规范，设立中介机构，以维护两岸人民权益；逐步放宽各项限制，扩大两岸民间交流，以促进双方社会繁荣。

　　在国家统一的目标下，为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大陆地区应积极推动经济改革，逐步开放舆论，实行民主法治；台湾地区则应加速宪政改革，推动国家建设，建立均富社会。

　　两岸应摒除敌对状态，并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在国际间相互尊重，互不排斥，以利进入互信合作阶段。

　　２、中程－互信合作阶段

　　两岸应建立对等的官方沟通管道。

　　开放两岸直接通邮、通航、通商，共同开发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并逐步向其它地区推展，以缩短两岸人民生活差距。

　　两岸应协力互助，参加国际组织与活动。

　　推动两岸高层人士互访，以创造协商统一的有利条件。

　　３、远程－协商统一阶段

　　成立两岸统一协商机构，依据两岸人民意愿，秉持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社会公平及军队国家化的原则，共商统一大业，研订宪政体制，以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

　　(摘自《国家统一纲领》，1991年2月23日国家统一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李1988年继任总统后，即摈弃蒋经国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

　　1989年4月，李派财政部长郭婉容到北京参加亚银会议，打破两岸官员“不接触”的政策。1990年10月7日，成立“国家统一委员”；1991年2月23日制订《国家统一纲领》，年底成立“海基会”为对大陆事务性谈判机构，积极主动地推动两岸谈判；暗地里，李登辉还派遣总统府办公室主任苏志城，通过香港易学大师南怀谨牵线搭桥，与汪道涵、杨思德、曾主任等人在香港、澳门等地秘密谈判二十七次，直到新党主席郁慕明揭发苏志城与曾..在澳门密谈，而且双方也己相互摸清底线，大陆中断了这条谈判渠道。李当时的谈判诉的诉求是，两岸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签订和平协议，然后各自进行民主改革，达至和平民主统一的目标。

　　为了台湾的安全，为了民主统一，李可谓忍辱负重。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质继承和拥有“一个中国”的法统地位，李接受并要求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签订和平协议，被视为不是妥协的妥协。

　　大陆拒绝两岸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签订和平协议，拒绝“一个自由、民主、均富中国”的主张，李也摸清大陆公开声称，“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的真假，认识到大陆当局对主权在民的惧怕。他明白，“唯有领导者改变他的思想才能够民主化”，他一次次提出到大陆进行“和平之旅”，举行“江李”会，与大陆领导者进行面面沟通，企图以身作则，推动两岸民主化，为统一创造条件。

　　然而，1989年后，大陆党的基本方针是追求稳定、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苏东坡事件及此起彼伏的颜色革命，使之对和平演变的极度恐惧，对两岸统一可能带来自由民主这一洪水猛兽的心存惊骇。稳定压倒一切，台湾人的民主意识、民主抗争传统，台式街头民主政治，令人心惊胆跳，统一，被认为是构成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巨大威胁。而李在追求民主化和统一上的执着，影响并削弱了大陆以民族主义为执政合法性的论述，使之也被视为危险的人物，他的要求和主张，一次次被拒绝和批判。

　　1995年10月10日，李在双十演讲中说，“《国家统一纲领》制订分阶段实现“自由、民主、均富中国”的统一目标。……四十多年来之所以奋斗不懈，就是要为将来中国的统一立下可供遵循的典范”。

　　有人说，如果大陆接受“一国两府”，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下的“两个对等政府实体”，等于承认“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既成事实。但是，“一国两府”、“两个对等政治实体”既己承认“一个中国”为前提，又符合“一国两制”的原则，具备各自进行体制改革，最终达至统一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个中的要害，还是对权和位的栈恋和固执。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论述的基础是，数百年来，中国一直是外国侵略和掠夺的对象，国际霸权主义，敌视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实现民族复兴、富国强兵，维护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从美帝，到苏修，冷战结束后，敌人消失了，第二次全球民主化浪潮兴起，以民族主义为执政合法性的论述遭遇到困境。但是，一个独立倾向的台湾能够适时地解决当时面临的严峻局面，再在台独的身上，披上一件外国势力干预的外衣，顺势重新坐上民族主义的神主位。

　　制造一个敌人，是利维坦政权一个惯用伎俩。1996年，为转移民众对自由、民主、均富的“一个中国”及台湾第一次总统直选的视线。这边以李访美，提出“一国两府”，鼓吹台独为由，宣布中止两岸协商，对之口诛笔伐，并以导弹、军演进行恐吓。将“一国两府”斥之为台独，又拒绝和平民主统一。李明白到对岸的意思是“民族大义”、“一个中国原则下什么都可以谈”只可吆喝，不能行动。但他把台湾人带出困境的信念、他的政治环境使他无法做到说一套做一套。他很无奈但必须继续追求。1997年12月6日，在第五届国家统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讲话流露出这种愤慨、无可奈何和执着的予盾心情。摘录如下：

　　[回顾十年来，我们为了促进两岸良性互动，主动采取积极务实的大陆政策，从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制定国家统一纲领；设置海峡交流基金会，推动两岸事务性协商；以至逐步加强经贸、文化、科技、体育等各领域的交流，为中国未来的自由、民主、均富、统一奠定基础。如今，到过大陆地区的台湾民众，已经高达一千多万人次；而台湾工商界对大陆投资占国内对外投资的比重，更大幅超过美、日等经济大国。充分证明我们以开放为主轴、以善意为起点的大陆政策，对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不容讳言的，两岸经过半个世纪的隔绝对立，累积了许多差异和歧见，绝不是短时间之内，可以完全化解的。因此，我们主张透过充分的沟通协商，培养互信，扩大共识，进而在互惠合作的基础上，共创和平新局。登辉在去年的就职演说中，就已明确指出，两岸应当「面对事实，以最大的诚意和耐心，进行对谈沟通，化异求同」，并且郑重呼吁：「海峡两岸，都应该正视处理结束敌对状态这项重大问题」，同时表达了到大陆从事「和平之旅」的意愿，以及「与中共最高领导当局见面，直接交换意见」的主张，期能为国家统一再创新契机。

　　遗憾的是，**当局始终不愿正视**民国存在与发展的事实，也无法摆脱僵化的意识型态，甚至一再以霸权的主张和作法，损伤台湾地区人民的善意与期待。**当局不但从前年六月片面中断海基、海协两会的事务性协商，更在去年三月间，进行军事演习和飞弹试射，严重阻碍了两岸关系发展的进程。

　　笃信民主，捍卫自由，是**民国今天能在国际社会屹立不摇，并日益获得重视的主要原因。**当局企图以文攻武吓，阻挠我们进行民主建设的手段，不但无法压制我们追求民主自由的决心，反而只会伤害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因为，民主自由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必然方向，绝非任何高压干预所能阻挡。我们有坚定的信心和毅力，为子孙后代的幸福，全力维系民主自由的生机。

　　我们主张，两岸应早日重开协商，并从前年六月**片面中止的海基、海协两会协商开始。我们也认为，两岸之间的一切交流协商，都应该以尊重历史事实为出发点，以保障民众权益为基本前题，不预设条件，本乎真诚，表现善意，才能真正化解疑虑，达成共识。]

　　李在九十年代初，放弃蒋经国的三不政策，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制定国家统一纲领；设置海峡交流基金会，主动推动两岸沟通、谈判、协商，仿佛成为两岸统一的旗手。很多人谈到这段历史时，往往会寻找各种理由，证明李当时的行为是迫不得己、有欺骗性的，一旦巩固政权，就露出台独真面目。

　　我不这样认为，在我能看到的资料中，李是最早一个认识到台湾民主化将一并带来本土化和台独思潮，使统一更加困难的人。李1987年9月21日的笔记影印件中有这么一句话：“民主化进行并有本土化情形下，可能中共有感觉到中华民国在台湾另一企图，使其不好统一，其困难加多”。

　　在能预测到这一结果的情势下，回头思索李在民主化初期，提出两岸共同接受“一个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的主张，分阶段实施，无疑是化解随着台湾民主化深入而引发的台独倾向的良策。先定圈圈、我来快的、你来慢的，怎么走都走不出这个圈圈。

　　所以，转过身来看李在九十年代采取的主动措施和积极行为，多次主动提出与大陆领导人见面，只能说李清楚知道时间不多，如果当时不给台湾人安全感和方向，先下手将台独圈住，因民主化而起的本土化引发的台独思潮，任何个人无力阻挡，作为政治家的李也只有顺势而为，充任本土化运动的领袖。那时，李明显犯了二个认识上的错误。

　　第一个错误，李没有认识到大陆当局坚持党的领导绝不动摇的决心和手段，而这个党也绝不是老头子年轻时加入所想象的那个党。老头子可能忘记了他的老战友、老领导谢雪红，他忘了当年如果他也跟随谢雪红返回大陆，一定会落得与谢雪红同样悲惨的下场。而在当时，不单李犯有认识的错误，经历过九十年代前后的绝大多数人都犯有同样的错误，当时都认为中共不可能坚持太久，国际制裁、国内人心思变和国际形势会逼使大陆当局很快转变，李幻想以其一个老共产党员的经历，亲身说服大陆领导人与他一样地转变，接受“一个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无疑是与虎谋皮。

　　第二错误，李忽视了大陆当局对和平演变的极度恐惧而对“自由、民主”产生的自觉但更多的是不自觉的抵制。苏东波变化后，颜色革命此起彼落，对和平演变的极度恐惧，对一党专政的执着，台湾民主化，既引发了台湾的“台独”倾向，也引发了大陆执政当局的“陆独”倾向。而李登辉类似下面这些话，说了很多：

　　“四十多年来之所以奋斗不懈，就是要为将来中国的统一立下可供遵循的典范”。(摘自1995年10且10日)

　　“我们曾一再重申，两岸问题的本质绝非党派之争、国土之争，而是制度与生活方式之争。近五十年来，**民国政府与人民在台湾地区努力奋斗，锐意革新，不但创造了繁荣的经济成果，更完成了民主的政治改革，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人有能力实行民主，中国人有权利享受自由。我们相信，此一切合历史潮流与文明进展的成就，应是全中华民族共享的宝贵资产，也是中华民族未来壮盛发展的重要动力。希望**当局能深切体认现实情势，不再以无谓的成见，阻挡历史的发展，从而以开阔的胸襟，正视我们成功的发展经验，让两岸人民在理性和平的环境中，展开公平竞争，缔造双赢的历史契机”(1997年12月6月日)。

　　诸如此类的话，无疑触动了大陆当局最敏感的那一根神经。大陆当局立即以其垄断的话语平台，以反“台独”煽起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以武力为威胁，予以反制。大陆当局对李登辉的反制手段，就政治谋略而言，十分高明，也全获成功。

　　大陆当局的反制，逼使李考虑选择第二出路。而导弹和军演恐吓，安全感又使台湾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新的命运共同体的认同。李顺应局势，一方面，在台湾社会主导新台湾人主义的建构，另一方面，李在台湾安全和统一问题上做最后一次努力，就是“两德模式”的构想，“两国论”或“特殊两国论”出笼。

　　“两国论”或“特殊两国论”，是在大陆指控李搞“台独”，而实际是两岸对“一个中国”的涵义发生争议，对两岸未来应统一在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争执不下的背景下出笼的。

　　当时双方立场分别如下：

　　台湾方面：两岸分治是现实，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大陆也为中国的一部份，“一个中国”就是两岸共同创造一个“自由、民主、均富”新中国。(参阅《国家统一纲领》、《关于“一个中国”涵义》决议)

　　大陆方面：“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统一的前提。(参阅《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自皮书、《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邓九条、江八条)

　　由于当时大陆当局不接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大陆也为中国的一部份”，从而否认两岸现实是“一国两府”的实际情况，坚持“中国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统一的前提”，而谈到“社会主义”，大陆的“社会主义”建设比台湾差得很远。社会主义的重要理念就是民主、均富，台湾经历了蒋经国、李登辉两代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领导人，成为当世国际社会均富的典范，而大陆则是当世贫富差异最大的国家之一，成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典型。

　　李登辉在谈到蒋经国为什么选它当副总统时，说他自己也揣摩不透，因为蒋经国事前既没有跟他商量、也没有征求过他的意见，甚至任何提示或暗示都没有。李登辉事后唯一能给出的解释是，蒋经国深受社论主义思想的影响，而李认为自己就是因为有社会主义倾向而被选中的。(见李登辉：《蒋经国总统与我》)

　　所谓“中国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统一的前提”，究是实质，是对“自由、民主、均富中国”、对台湾民主化和社会主义均富倾向的极度恐惧而向“陆独”的转向。

　　大陆方面基于“国民党统治集团退踞中国的台湾省，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与中央政府对峙”的认定，不承认两岸分治，拒绝接受李登辉和平民主统一，两岸共创一个新中国的主张，坚持“中国的主体（中国大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为统一的基础和前提，李登辉构想以两德模式，以不同的社会制度先实现邦联。李登辉于1999年7月9日专门安排接受德国之声电台记者的采访，澄清大陆与台湾的定位。当时的问答原文如下：

　　[问：台湾的经济成就为举世所钦羡，另一项印象深刻的成就则是近年来台湾成功的民主化。然而北京政府却视台湾为叛离的一省，这也正是两岸关系长期紧张以及中共对台造成严重威胁的主因。您如何因应这项危机？

　　答：我要就历史及法律两方面来答复。中共当局不顾两岸分权、分治的事实，持续对我们进行武力恫吓，的确是两岸关系无法获得根本改善的主要原因。历史是事实是，一九四九年中共成立以后，从未统治过中华民国所辖的台、澎、金、马。我国并在一九九一年的修宪，增修条文第十条(现在为第十一条)将宪法的地域效力限缩在台湾，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统治权的合法性；增修条文第一、四条明定立法院与国民大会民意机关成员仅从台湾人民中选出，一九九二年的宪改更进一步于增修条文第二条规定总统、副总统由台湾人民直接选举，使所建构出来的国家机关只代表台湾人民，国家权力统治的正当性也只来自台湾人民的授权，与中国大陆人民完全无关。一九九一年修宪以来，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乱团体，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个中国的内部关系。所以，您提到北京政府将台湾视为叛离的一省，这完全昧于历史与法律上的事实。面对台海两岸的情势发展，我们将持续慎重推动两岸间的交流，积极促成彼此对话与协商；并继续促进我们民主制度的完善，追求稳定的经济成长；同时积极加强与国际社会的接触，以保障我们的生存发展。我们相信从交流中凝聚互信，从互信中营造稳定的关系，是化解危机的最有效途径。台湾与大陆应当发展出互惠与互利的双赢关系。

　　问：宣布台湾独立似乎并非实际可行，而北京一国两制模式则不为台湾人多数人民所接受。在以上两种路线间，是否有折中的方案？如果有，其内涵为何？

　　答：刚才已经说得清楚，中华民国从一九一二年建立以来，一直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又在一九九一年的修宪后，两岸关系定位在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所以并没有再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解决两岸问题不能仅从统一或独立的观点来探讨，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在于制度的不同。从制度上的统合，逐步推演到政治上的统合，才是最自然、也是最符合中国人福祉的选择。现在，中华民国可说是华人社会中首先实现民主化的国家，我们正努力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因此，我们也希望中共当局能早日进行民主改革，为民主统一创造更有利条件，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要维持现状，在现状的基础上与中共维持和平的情况。]

　　从上述两段问题，可以看到，“两国论”不能简单地的用“国与国关系”或“特殊国与国关系”概括。“两国论”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1、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乱团体，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个中国的内部关系；2、从制度上的统合，逐步推演到政治上的统合，才是最自然、也是最符合中国人福祉的选择；3、维持现状，各自进行民主改革，为民主统一创造更有利条件。这就是李登辉“一国两府”构思失败后，重新勾划的两岸统一路线图，被称之为两德模式。

　　最应引人深思的是，当下两岸关系最热门的话题，大陆当局和国民党主流派强烈要求，得到台湾多数民众认可并获得美国和国际社会支持的“维持现状”，就是李登辉提出“两国论”或“特殊两国论”时首先主张的。所不同的是，李的“维持现状”，与现时大陆和国民党主流派主张“维持现状”，更具统一的可操作性，李登辉主张的“维持现状”是“早日进行民主改革，为民主统一创造更有利条件”的维持现状，而不是永远分裂的“维持现状”。

　　李登辉离职后，其邦联构想为国民党基本教义派所继承，成为国民党的主式主张，2001年7月8日，连战领导的国民党以李登辉的“两国论”为蓝图，正式发布纲领性草案《邦联说帖》。

　　马英九接任国民党主席后，全面继承了李登辉路线。将马英九天今年3月20日在纽约“对外关系协会”的演讲，5月8日在新加坡所做的“台湾新思维”的演讲，与99年李登辉接受自由之声记者采访原文对照，发现马英九的演讲与“两国论”没有什么不同，马英九的演讲，基本是在李“两国论”的基础上进行演绎，马的基点是：1、中华民国自一九一二年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自己选总统、有自己的国会、可以自主运作，实质上可以算是独立。2、统一是个未来的目标，两岸现在都没有独立的准备，维持现状，大陆不能打压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

　　如果看马英九与李登辉对“两国论”的演绎有不同的话，就是李登辉多说了下面这句话：“现在，中华民国可说是华人社会中首先实现民主化的国家，我们正努力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因此，我们也希望中共当局能早日进行民主改革，为民主统一创造更有利条件”。而马英九在纽约则说：“现在已经做了十几年的民调都很清楚，台湾人民并不希望现在就和大陆统一。事实上现在大陆也没有主张要马上统一。换句话说，双方当中主张立即统一的也是极少数”。在新加坡，马英九再次强调，现在谈统一问题还太早，“因为条件和状况都不对，不只是台湾，中国大陆也还未准备好”。

　　因为马英九一再声明两岸不具备统一的条件、不主张统一，而李登辉却一再声称以民主化推动两岸和平统一，这就是大陆对马英九和李登辉对两岸定位和两岸关系相同论述做出不同反应的原因所在。

　　1、在一个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的前提下，双岸签订和平条约，在国际上互不排斥；2、台湾本土化；3、双岸和平竞争，分别实现民主义，最终达至民主统一。如果说上述三点构成李登辉路线的内含的活，马英九就是李登辉路线的接班人，综合马英九在美国和新加坡的演讲，阐释的就是李登辉思想。

　　马英九也从不否认他对李登辉的敬重，2002年7月，马英九对《亚洲周刊》记者说：“对于李前总统，我一向是以晚辈、旧属的心情面对他，每年三节我一定会送礼、向他请安，在公开场合如果遇到他，我一定向他问好”。

　　1998年，马英九参选台北市长，当时，竞选联任的陈水扁的政绩，获得70%的满意率，尽管台北是国民党的传统强势区，但马英九的竞选局势并不占优。

　　岁末，台北中正纪念堂。国民党举行台北市长选举造势活动，其时在台湾如日中天的国民党主席李登辉，在数万人的集会上，突然举起马英九的手，告诉在场的民众说，马英九是"新台湾人"，大家要努力支持他。话音未落，全场欢呼声雷动马英九当选台北市长后，以“新台湾人”为标签，展开共其政治运作，以获得的两千两百万台币的竞选经费补贴的一半，成立“新台湾人文教基金会”，推广交流“新台湾人”理念并以此为平台，打造马英九团队。

　　马英九“新台湾人文教基金会”宣称：[本会所以取名为「新台湾人」，主要是认为「新台湾人」的理念跳脱旧有的统独思维与观念，希望藉此凝聚社会的共识，共同为台湾未来打拼]。可以说，以“新台湾人”为标签本土化运动，就是在李登辉和马英九，一个本土的领袖、一个外省人的的偶像，这两个人天衣无缝的配合，共同推动完成的。

　　很多研究李登辉的学者都无法解释李登辉离开国民党后，以其为精神领袖的台联党何以突然改变其基本立场，转变成一个台独党，而李登辉本人却只字不提“台独”主张。我也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我在民进党的意识形态专家，担任民进党中央政策委员会执行长，新潮流系大佬林浊水的博客上看到林浊水的一段评论，才明白是怎样一回事，领悟到政治的诡异。林浊水说：

　　[台联的崛起十分有意思，原先是李登辉想要拉拢一些不满国民党、亲民党，但又反对民进党台独立场过分鲜明的国民党本土派，是一个以削弱国民党协助民进党为目的而成立的政党，他在台独上的定位介于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也就是比民进党更不激进的台独党。但一旦成立，又适逢陈水扁走去台独化的「新中间路线」，李登辉干脆一举把台联的台独立场激进化，成为牵制民进党去台独化的政党，这个新定位使民进党在台湾的政局饱尝腹背受敌之苦。]

　　饱尝腹背受敌受敌之苦的陈水扁，在三合一选举失败后，终于放弃其“新中间路线”，退回民进党的基本教义，留下的空间，任由马英九挥洒李登辉路线。

　　李年轻时参加台共，参与台共及其外围组织的读书活动，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论联合政府》等毛主席著作，传播毛泽东思想。台共解散后，李专注于农业经济研究，在“农复会”工作，参与台湾的土改，致力于解决台湾“三农”问题，成为颇有名气的农经专家。期间，到美国留学，入基督教，回台后，又加入令国民党头痛不己，公开与国民党专制制度抗争基督教长老会，是个标准的捣蛋分子。六十年代，曾因思想左倾，被警备总司令部传讯、留置。李的一生，是个热衷于颠覆现秩序的左派革命者。

　　李登辉的时代随着台湾政治轮换而结束，在马英九将国民党与本土化述说连结己后，得到继承。但是，李登辉时代的结束，再也听不到统一的呐喊和呼吁，没有目标和方向的“维持现状”，成为两岸与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寂静的台海上空，漂浮着半神半兽的幽灵。

　　(2006.5.21)

令狐药师

　　(前言)2005年4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大陆台湾问题"专家"王建民作客强国论坛，一个网友提出的问题是："咱当时为什么不和台湾讨论李登辉提出的'一中两府'方案？它的前提不也是'一中'吗"，王建民回答说："大陆不少学者也提出了这种观点，只是我们对台湾问题的认识有个过程，过去的要求可能更高一些，我觉得也有不少遗憾。但历史不能重复，我们希望我们以后把握好历史机遇"。


三百门渔夫台海系列之一：两岸和平统一的“历史机遇”是如何被错失的

一、大陆的两岸政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大陆的对台政策，以1978军10月8日，邓小平提出，我们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作不使用武力的承诺为标记。此前大陆的口号是“我们一定解放台湾”，此后和平统一提到议事日程。1979年元旦，大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中国政府已经命令人民解放军从今天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并提出三通，两岸结束战争状态。

　　1981年，叶剑英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当时为全国人大委员长）提出叶九条，1983年，邓小平提出的邓六条，开始了一国两制、台湾特别行政区的构想。叶、邓分别阐述大陆对台政策，敦促两岸进行交流，呼吁第三次国共合作，主张由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两党谈判。但叶九条和郑六条，设定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两岸谈判的前提。“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就是把“一个中国”和“一国两制”捆绑在一起，有三个方面的内涵：1、坚持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2、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3、中央政府要给台湾留出名额。台湾方面的解读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既定的条件，否则了民主统一的原则，否则了对等的原则，中央政府只给台湾留出名额的实质是坚持一个中国只能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原则。对此，蒋经国的回应是：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

　　
二、历史的机遇：李登辉打开两岸谈判的大门

　　八十年代，蒋经国领导下的国民党，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一是国际上与中华民国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小，国际生存空间受到压挤；二是国际社会要求台湾进行民主改革，而台湾的专制体制，成了民主国家批评国民党政府，进而抛弃国民党政权的道义述说；三是岛内民主运动（即党外运动）的兴起。四是香港、澳门即将回归中国，大陆经济崛起，大有一举吞下台湾之势。党外运动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制，在台湾实行民主，摧生了民主进步党。党外运动受到岛内民众、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的支持。许信良等一些党外运动和民进党领导人还与大陆互动，得到暗地里的支持或资助。

　　在外穷于应付国际社会的压力，在内承受着要求结束一党专政的民主运动的冲击，处于困境中的国民党，不可能也不敢于与共产党进行党对党谈判。这一时期，台湾方面在两岸统一的问题是被动的，故蒋经国的策略是坚持三不，以拖待变。

　　进入九十年代，李登辉掌控台湾政权后，在中国武力威胁和岛内既得利益集团抵制的双重压力下，进行旨在结束一党专政的民主改革，实现民主宪政，故此也不可能接受并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超越宪政的党对党谈判。

　　但这个年代，存在着进行交流谈判的最佳机会。

　　机会的出现，首先就是台湾面临经济转型，面临传统制造业必须向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转移从而提高竞争力的压力。而经济开放后的大陆，以没夺农民的非权利分配，以及调整压低农产品价格为手段，降低农业劳动的平均工资，从而为全世界工业转移提供极为低廉且大量供应的低成本劳动力。台湾制造业向大陆地区转移及此后争占大陆市场，使台湾社会不得不面对两岸经贸交流和两岸统一问题。

　　其次，九十年代开始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的冲击。由于世界主要的国家均没有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当时的台湾当局和工商企业界均强烈感觉到面对全球化时的危机，迫切需要在外交层次，对台湾企业越来越依赖国际工商、技术、人员交流活动，提供政治、经济、人身的安全保护，拓展生存空间。因此台湾不得不面对或是统一，或是独立的问题。

　　第三，苏东波巨变，大陆一党机制巍然不动，当时台湾社会、海外华人和大陆知识精英普遍有一种期待，期待以“联邦”“邦联”的形式和平的统一，促进一同走向两岸民主法治，实现两岸永久和平。。

　　李登辉1988年l月开始执政，4月即以通邮为起点，渐次开放双岸交流。1990年10月7日，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李登辉亲任主任委员；同年底，成立名义是民间，实为官方性质的海峡交流基金会。1991年2月23日，制订《国家统一纲领》，提出“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主张中国的统一，“在理性、和平、对等、互惠的原则下，分阶段逐步达成”；建议“在国家统一的目标下，为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大陆地区应积极推动经济改革，逐步开放舆论，实行民主法治；台湾地区则应加速宪政改革，推动国家建设，建立均富社会”。

　　海基会１９９１年３月９日开始运作，与大陆进行名为民间，实为官方的两岸谈判。11月4日，派秘书长陈长文到北京，因大陆海协会未成立，与当时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唐树备商谈交流。可见，是李登辉开启了两岸交流和谈判的大门，当时李登辉的态度是积极主动的。大陆方面则拖至1991年底才成立对应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并于1992年开始两会谈判。

　　
三、九二共识：各说各的的“共识”

　　台湾海基会和大陆海协会两会第一次协商于1992年3月23日开始，在先后在北京、香港举行，第一次协商的议题是：文书公证和挂号信函遗失的查询、补偿。

　　两方虽声称是事务性协商，不涉及政治谈判。但第一项议题就涉及到两岸邮件是国内邮件还是援引国家间通邮的做法，两岸文书公证是国内文书公证还是比照国家间驻外使领馆认证的做法来处理公证文书。因此，大陆提出台湾必须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两岸协商的前提。

　　在北京协商时，台湾以事务性协商不涉及政治为由，拒绝接受和协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回到台湾后，海基会与台湾陆委员商议，鉴于台湾当局已制定《国家统一统领》，主张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均富中国”。因此，台湾行政院陆委会授权海基会：“改采机动方式主动说明《国家统一纲领》所揭示‘一个中国’之原则，并以口头表述‘一个中国’的立场”，同时要求大陆表述“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

　　台湾海基会主动接受“一个中国”，并根据《国家统一纲领》，表确“一个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要求大陆也表述“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一下子还真难为了大陆海协会，因为大陆当时乃至今日，始终没有制订过关于如何实现“一个中国”的统一的纲领性文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只见诸于领导人谈话。此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将“一个中国”和“坚持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捆绑在一起，重在“原则”，而不在“一个中国”。

　　这种话语模式用于宣传非常有效，使绝大多数人至今搞不明白“一个中国”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有什么区别，以为是一回事。但用于政治谈判，显然不灵，当谈判对手要求澄清“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时，大陆只能拒绝。大陆海协会的立场就是：“海协历来主张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不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

　　与大陆拒绝讨论和解释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的态度相反，1992年8月1日，李登辉主持的“国家统一委员会”，主动通过《关于“一个中国”的涵义》的决议，其要点是：

　　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双方赋予之涵义有所不同，中共当局认为“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来统一后台湾将成为其辖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我方则认为“一个中国”应指一九一二年成立迄今之中华民国，其主权及于整个中国，目前之治权，则仅及于台澎金马；台湾固为中国之一部份，但大陆亦为中国之一部份。中华民国已制订了《国家统一纲领》，揭示“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为达至此目标，开展国家统一的步伐。

　　而海协会拒绝表述“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却一再要求台湾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并以此作为达成协议和继续协商的条件。1992年10月27日至29日，海协会与海基会在香港进行工作性商谈时，提出五种表述方案，均要求海基会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

　　为了避免陷入僵局，海基会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改为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并建议对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为此，海基会代表先后拿出八种各自表述“一个中国”的方案(五种书面表述方案、三种口头表述方案)。其中第八种（口头）表述方案：“在海峡两岸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对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海基会代表称此案为台方的底线，建议“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述”。

　　1992年11月16日，海协致函海基会：我会充分尊重并接受贵会的建议，现将我会拟作口头表述的要点函告贵会：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的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并“以附件的方式，将海基会在香港提出的第八个表述方案附在这封函中，作为双方彼此接受的共识内容”（引自大陆海协会文章：《两会商谈与对话情况概述》）。这就是“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来龙。

　　此后，当大陆在1995年抨击李登辉“一国两府”时，台湾陆委会主任委员苏起首先对外透露"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大陆先是说“九二共识”只限于两会事务性协商，跟着于1997年则否认存在"九二共识"，最后宣称"九二共识"是：两岸各自口头承认“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如此反复，为2000年后，李登辉、陈水扁否认”九二共识”埋下了伏笔。，这种各说各的的共识，连存异求同都说不上，实在不配称之为“共识”。

　　
四、理念差异：渐行渐远

　　与两会协商和《国家统一纲领》相呼应，李登辉于1992年提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大陆也是中国的一部份；既而提出“两个对等政治实体”，两岸的现状是“一国两府”。马上受到大陆官方和舆论工具的猛烈抨击，给李登辉的邦联建构，自由、民主、均富的统一纲领迎头一盆冷水。

　　2005年4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大陆台湾问题“专家”王建民作客强国论坛，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咱当时为什么不和台湾讨论李登辉提出的“一中两府”方案？它的前提不也是“一中”吗？”时，回答：“大陆不少学者也提出了这种观点，只是我们对台湾问题的认识有个过程，过去的要求可能更高一些，我觉得也有不少遗憾。但历史不能重复，我们希望我们以后把握好历史机遇”。

　　按大陆台湾问题”专家”王建民的说法，大陆对台湾问题，对一个中国的要求有先后和高低之分。

　　大陆曾经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的盟友和敌对国，不可能不知道苏联是十几个共和国的联合；不可能不清楚现在的俄罗斯联邦也是由21个共和国、49个州、6个边疆区组成的联邦；当时中国支持南斯拉夫联盟也是几个国家、几个政府共同组成的统一的国家。因此，把李登辉提出“一国两府”、“一中两国”，猛烈抨击为“台独”、“分裂祖国”，并报以武力威慑，显然不是大陆“专家”、“学者”事后解说的“只是我们对台湾问题的认识有个过程，过去的要求可能更高一些”那么简单。

　　是两岸不同的政治理念使中国的统一错过了“历史机遇”；是“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与“一个中国、一国两制”的理念冲突割裂“一个中国”。

　　把“一国两制”与“一个中国”捆绑在一起，演绎出“一个中国的原则”，演绎的变异是反对“一国两制”，就是反对“一个中国”，就是鼓吹台湾独立；扩大后的变异成了，主张大陆民主化，就是反对中共的领导，就是反对“一国两制”这一原则，就是反对“一个中国”，就是鼓吹台湾独立。

　　所以，在九十年代，“苏东波”巨变，第三次民主浪潮在全球掀起，当李登辉推出“一国两府”，强调是两岸对等政治实体，并批评大陆不民主，拒绝接受“一国两制”的安排，企图建构联帮制的“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时，大陆海协会于1995年6月16日致函海基会，宣布中止了两岸谈判。

　　当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是这样声明的：最近，李登辉和美国反华势力相互利用，不惜耗费台湾民众的血汗钱财，斥巨资进行沟通，以达到其以赴美进行所谓“私人访问”的目的，公然从事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活动。李登辉在近期的讲话中对祖国大陆进行恶毒攻击、谩骂，鼓吹国家分裂，宣扬“两个中国”。与此同时，台湾当局还连续举行针对祖国大陆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蓄意制造两岸关系紧张气氛。李登辉及台湾当局的上述作为，置民族大义于不顾，肆意毒化两岸关系气氛，破坏两岸关系发展，阻挠中国统一，激起了海内外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极大义愤和强烈谴责。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次汪辜会谈已不能按原计划进行，这完全是由台湾方面一手造成的。

　　把“台湾当局还连续举行针对祖国大陆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也作为中止第二次汪辜会谈的理条，给人的感觉是为中止两岸会谈找个“借口”而已。海协会单方面终止两会协商后，大陆开始以台湾为目标的大规模导弹演习和海陆空登陆作战演习。台湾的政治气氛也随之大变，本土意识和“台独”意识滋生，并逐渐发展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

　　然而，台湾当局并没有放弃，海基会分别于1997年11月7日和1998年1月19日，主动致函海协会，敦促两岸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两会协商；与此同时，提出两岸协商结束敌对，缔结和平条约的政治主张。

　　大陆方面由海协会秘书长唐树备于1998年1月26日发表谈话，预以回应，唐树备说：台湾方面所谓“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说法是不合实际的。两会在l992年达成的共识是：两会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承认海峡两岸都是一个中国就可以了，不去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内涵。这样一个原则现在同样适用于两会就政治谈判进行的程序性商谈。在这一商谈中，不必马上谈论一个中国的政治内涵。

　　大陆海协会则于1998年2月24日复函：“我会一贯主张应进行两岸政治谈判以为真正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创造条件。我会愿意接受有关方面授权，与贵会协商两岸政治谈判的程序性事宜，并随之着手安排重开经济性、事务性议题商谈。我会还主张，在上述协商开始前，应进一步扩大两会交流与接触，以加强彼此沟通。交流的具体层级和项目，我会愿与贵会协商作出安排”。

　　两会随后于1997年4月22日在北京恢复协商，促成辜振甫访问北京，举行第二次汪辜会谈并会见大陆领导人。此次协商两岸分歧更大，一方面是大陆否认“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坚持“九二共识”是“双方事务性商谈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协商必须是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下进行。台湾方面则提出对“九二共识”的诚信问题，坚持必须承认目前两岸分治的现实，不能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并正式提出大陆民主化问题，强调大陆民主化是未来和平统一的关键。就这样，辜振甫把“一国两制”、“一党专制”与“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两种不可协调的政治理念抬上两岸谈判桌上。辜振甫先后会见陈云林、钱其琛和江泽民，宣扬台湾的民主经验，强调台湾的民主经验可以供大陆民主化借鉴，为此，发生激烈的争论。

　　1999年7月9日，即将离任的李登辉，在两岸问题上摊牌，他与德国自由之声记者主要谈了两点：一是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特殊国与国关系”，而非“合法政府”与“叛乱团体”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二是坚决拒绝大陆“一国两制”的构想，追求民主统一，以台湾“自由、民主、均富”的经验统一中国。

　　7月10月，辜振甫表示两岸之现实就是存在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将两岸会谈称为国与国会谈。

　　7月12日，汪道涵要求辜振甫澄清。7月30日，海基会以“辜董事长谈话稿”的书面稿寄给海协会，表示“特殊国与国关系”是台湾方面对“九二共识”即“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表述现式，“特殊关系”的说法，基本上是为了奠定两岸对等的基础，以提升对话的层次，进而建立民主和平机制，追求中国未来在民主、自由、均富下统一的既定政策。

　　大陆海协会即时以负责人谈会方式指责辜振甫：“谈话稿”别有用心的将1992年两会达成的“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口头共识歪曲为“一个中国口头上各自表述”，这是枉费心机的。

　　1999年7月31日，海协会致电海基会：贵会今日（7月30日）下午2：00来函及“谈话稿”，严重违背了1992年贵我两会关于“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我会不予接收，现予退回。随后大陆海协会又一次单方宣布中止与台湾海基会协商。双岸协商从此中止，己有七个年头。

　　
五、台湾问题国际化：明智的试尝

　　与1995年6月第一次单方面宣布中止两岸协商后采取的行动相同，1999年8月第二次单方面宣布中止两岸协商后，大陆在文宣上对“特殊国与国关系”和李登辉个人进行批判、声讨和人身攻击，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以大规模军事演习和战争宣传进行战争威胁，台海局势立即处于十分紧张状态大陆媒体和官方的言辞，使很多人以为战争马立要爆发。然而，主张“台独”的民进党领导人陈水扁反而赢得总统选举。

　　陈水扁执政后，其两岸政治路线与李登辉一脉相承。事实是，早在1996年，李登辉将两岸关系定位为“两个对等政治实体”时，民进党就解释说：这“指的就是两个对等国家的关系”。陈水扁执政后，提出“一个中国”是个问题，是一个未来的问题，把大陆民主化作为解决“一个中国”问题的前提条件；提出在大陆没有民主化之前，不具备解决“一个中国”问题的时候，“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必须承认台湾的主权地位。其两岸政策的立足点基本上是本土主义、渐进式台独和大陆民主化。

　　值得指出的是，在战争威慑下当选的陈水扁，执政后却大力削减台湾的国防预算，首先是延期执行国民党执政时确定的一揽子军购计划。尽管2000年以后，大陆不断加大军事投入，军工企业迎来了三十年来前所未有的景气，但陈水扁政府却不断地削减台湾的军事预算，把国防开支从占GPD的4%逐步削减到占GPD的2.5%，说明除了渲染和利用大陆的军事威胁谋取政治利益外，陈水扁政府并未把大陆的武力威慑放在眼里。

　　中止两会协商机制，两岸失去交流及交换的管道，意味大陆也失去通过协商、规劝、互让的方式，缓和或阻止台湾走向实质性独立的一条管道。

　　中断已经七年了，两岸之所以至今不能恢复协商机制，在于专制政权从来视自由民主为洪水猛兽。当两岸协商进入政治性谈判阶段，基于正义原则，专制政治相对于民主政治而言，没有对等竞争的本钱，缺乏谈判或交易的政治筹码，这就是大陆拒绝接受“两个对等实体”的根本原因。设置把“一个中国”和“坚持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捆绑在一起的“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为恢复两岸对话和谈判的前提，实质就是拒谈。保持现状、维护两岸和平稳定，能够避免民主的洪流，维护一党专政的既得利益，因而成为大陆目前唯一的诉求。必须正视，台湾独立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现状能维持多久，取决于大陆及国际社会能否给台湾执政当局、政治精英和台湾民众施加多大的压力，进而影响他们的决心和选择。而其中能起主要作用的，就是美国，事实也证明，几次陈水扁要突破现状时，是美国的规劝和压力让陈水扁收敛和退缩。

　　台湾问题国际化就在这样的背影下突显出来。2004年9月，中国外长李肇星把台湾问题搬上联合国大会，李肇星在联大发言说：中国政府希望国际社会充分认识当前台海局势的复杂性和敏感性,认清台湾当局进行分裂中国活动对台海稳定和亚太和平的严重危害,继续支持中国政府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所作的努力,共同遏制台独分裂活动,以促进台海稳定和世界和平。

　　同年11月20日，胡锦涛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就向布什提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共同的问题”。当时，香港信报的林行止等一些海外学者就敏锐地捕捉到：大陆不再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2005年9月13日，胡锦涛与布什在纽约会谈时，对布什说希望美国与中国共同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

　　长期以来，两岸在台海问题的搏奕中，大陆始终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绝不容许外力介入；而台湾方面，似乎一直有意地要将台湾问题国际化。我认为，李肇星2004年联大讲话，胡锦涛去年11月和今年9月向美国两次主动呼吁，表明大陆对台湾的政策和态度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中共可能已经认识到，独自无力解决台湾问题或者说无力阻止台湾独立，不得不承认，维持现状必须借助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力量，诉诸于美国和亚太国家的共同的利益，从而主动试探将台湾问题国际化。

　　此次大陆试尝将台湾问题国际化，不是以主权为诉求、以统一为目标，而是的台海和平稳定为诉求、以维持现状为目标是比较明智的。但是，以美制台，以外(国)制台、大陆也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

　　九十年代以后，国际社会的价值观趋向于是把人权置于不低于主权的地位，国际社会的道德主体和权利主权已不仅仅限于主权国家，而是包含了个人和群体。这时，主权诉求与以市场引诱和暴力威慑下对和平稳定的诉求相比，以和平稳定的求，诉诸于共同私利或许更有吸收力，能收一时之效。

　　
六、现状的脆弱：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把遏制台独，保持现状，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诉诸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把台湾问题国际化，必须尊崇国际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和行为规则。民主和平论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民主政治更加符合美国国家的长远利益，是美国外交的长远目标。与其说海峡两岸维持现状符合美国利益，不如说大陆民主化更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也符合台湾的诉求。在这一点上，美国与台湾更容易合流。因而，当胡锦涛向布什说“希望美国与中国共同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时，布什的回应是美国的一贯立场，大陆必须与台湾民选政府直接谈判。跟着，陈水扁于今年9月底立即呼应：台湾政府愿意不设任何前提条件与大陆政府直接对话。

　　对美国寄予太大的希望是不切合实际的，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决定：美国政府可以对台湾执政当局暗中施加影响，但美国政府不可能拒绝台湾通走民主途径作出的选择。魁北克独立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政府可以反对魁此克独立，但在魁北克独立投票前，美国政府不得不宣布，不论投票结果如何，美国只能接受。

　　台海问题，之所以能维持现状，美国固然起一定的作用，关键的因素，是台岛的政治格局：朝小野大。主张渐进台独的执政党小、主张维持现状的在野党大，从而，主张维持现状的在野党对陈水扁政府形成强力的制约。这种现状有其脆弱的一面。民主政治是选举政治，选举结果和选举策略都深深地影响现状脆弱的平衡，压垮骆驼的那根稻草不知道会从那个方位飘然落下。第一、任何改变这种的政治格局的变化都会打破台海现状；第二、在这种政治局格下，面临大选时，选举的搏奕也有可能打破台海现状。

　　可能的拐点将出现在2007年，制造拐点的人将是马英九。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后，除试图述说国民党与本土主义的联结和一句空白的“新中间路线”外，以“不贴锅”的态度，至今不宣示其大陆政策。在2008年总统选举活动开始前，估计马英九还会继续这种“不贴补”策略。

     最迟2007中，马英九必须宣示其大陆政策。基于选举需要，马英九将宣示的两岸政策，不可能背离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其两岸政治路线就其内容而言，与李登辉、陈水扁不会相差太远，有分别的，将仅仅是步伐。

　　李登辉与大陆交恶，在于“急统”，急于以“自由、民主、均富中国”的理念统一中国，急于邦联的建构，犯了大陆“井水不犯河水”的大忌。当大陆表示不可能与台湾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时，他却急于召开国家统一委员会会议，通过《关于“一个中国”的政涵义》；当大陆表示先就政治谈判的程序性进行协商，他却急于指示，“开展统一的步伐”。所以，他提出的“一国两府”、“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特殊国与国关系”等邦联要素，无不被扣上“台独”的帽子，并成为后继的民进党政府先独后统的正确性的不证自明的活生生例子，而最终不得不与之合流。陈水扁与大陆交恶，在于其“主权在民”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把大陆民主化当做衡量统独的游标，企图打破现有的秩序和平衡。不能不提的是，马英九是当今台湾政治领导人中，为数不多的公开宣示“反共”的人，期待他不要比李登辉走得更远就不错了，期望他维持现状是一种阿Q式的自慰，就如他当上国民党主席后，大陆网络炒作邀请他参加今年大陆举行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活动一样幼稚。

　　我之所以对马英九将标榜的新中间路线不抱希望，在大陆“坚持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下，马英九没有挪腾的空间，如果他能当选，只能是李登辉第二，如果落选，一旦宣示了两岸政策，就没有回头的余地，最终也只能与民进党合流，或者把民进党挤到急独的一边。而真正的危机，将从国民党换替上台开始，这意味着，大陆一贯擅长的“以野以朝”无从着力，台湾朝野更容易达成共识。

　　
七：“一国两制”的困惑：寻找腾挪的空间

　　两岸统一关乎十几亿中国人的福祉，李登辉从打开两岸协商的大门、急于“开展统一的步伐”，到“台独教父”，大陆应该进行反思，如王建民研究员所说：“希望我们以后把握好历史机遇”，而不是一味地进行人身攻击和漫骂。

　　2001年4月2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是这样写的：先说李登辉的病，一向固执己见、工于心计的李登辉，一辈子算来算去，弄出点心脏毛病并不奇怪，卸任后的李登辉不甘心失败，为了搞"台独"，对抗大陆，可谓绞尽脑汁，机关算尽，在祖国大陆反分裂斗争和全球华人反"独"促统的声势面前，李登辉没有捞到什么便宜，一旦嗅到一点自认为有利的气息，就兴奋莫名，甚至赤膊上阵，说起来也可怜，李登辉明知搞"台独"的本钱不多，就连自己的老本也搭上了，"病情"也利用上了，这只能说明"台独"势力已是穷途末路，在做最后的挣扎。

　　堂堂党报，把此种文革式文章刊行于海外，是一种毒药，于打击台独无补，于两岸统一有害。越是对李登辉和陈水扁所进行超越理性的漫骂和丑化，越是增强台湾民众对大陆和统一的负面影响，加大了李登辉和陈水扁在台湾社会的影响力，因而，他们批评大陆二十几年来，僵化地抱住“一国两制”不放，施行文化霸权主义，为一党一私，抗拒民主潮流，越能得到台湾民众的认同。

　　当然，对一党一私，有不同的看法，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前所长、资深研究员、著名中国台湾问题专家李家泉教授是这样看的：就两岸关系来说，“以民为本”和“以权为本”是截然不同的，以民为本，必然要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因为它代表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最大和最根本的利益；而以权为本者，必然要以分裂中国为目的，核心是保护其一党一私的利益，必然要在两岸同胞之间制造仇恨和对抗，牺牲多数人利益来保护极少数人利益。

　　为了两岸人民的福祉，不论是“专家学者”，还是两岸政策的制订者或者执行者，不能行鸵鸟政策，把台湾社会基本上已经民主化当成看不见，而声称代表台湾同胞的最大和最根本的利益。“一国两制”之所以能在香港、澳门实施，中国政府是与殖民地的宗主国谈判达成协议。而台湾的统一，必须与台湾民选政府谈判，而且必定要通过台湾全民共决才能决定。台湾民众不选择“一国两制”，一个原因，实力处于弱势的民主社会对著实力强大的专制社会，台湾社会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刚从一党专制中摆脱出来台湾人，不可能选择任何他们认为可能会回到过去的政治体制。尽管大陆一再声称台湾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不变，国民党一党专制时代的台湾不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吗？那怕仅仅是臆想的潜在的威胁，台湾民众都难以接受。不安全感往往出自于潜意识，这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抵制。台湾民众不接受“一国两制”，台湾政治精英就没有选择它的可能和协商的余地。

　　威权政治的当局者可以自以为是地设计一个方案，并宣称代表民众的最大和最根本的利益。民主政治必须诉诸民意，民主政体的政治精英需要腾挪的空间，多种理性选择的方案。这个空间，只能由大陆提供。

　　(三百门渔夫，200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