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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3.7.2009 20: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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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是贾平凹命运的转折点。后来,我和平凹在一起聊天时,感慨造化弄人。平凹说:“我当年如果没有机会上大学,可能和你一样现在也是个农民。”我也和他瞎吹:“是啊,我们在一起生活了18年,就像当年的鲁迅和闰土。如果把你比作鲁迅,我则是那个在月光下举着钢叉守护西瓜地的闰土。我要是上了大学,今天也不会是个破烂王。”
1975年,我从部队复员,被安排在丹凤县委招待所当厨师。我因为想要个儿子,所以一连生了四个孩子。在县委招待所干了几年,因为超生,我被辞退,只好回家种地。那时,我家里生活很苦,上有老人,下有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要养活,全靠我和妻子种着四五亩地为生。农忙之余,我做过泥水匠,吊过挂面,磨过豆腐,也在集市上摆过油条摊子。
1997年,我的大女儿刘亚玲从卫校毕业后在商洛市中心医院实习,想分配到那里当护士。我只好找平凹想办法。那天,我到西安找他办事。一见面,我就递给他一根当时9分钱一包的“羊群”牌香烟,端出一副老大哥的架子给他下“任务”:“我有次看到你在电视上和商洛市的领导在一起开会,我那大姑娘想分配在商洛中心医院,你给那领导打个电话,给娃谋条出路吧。”
那时,平凹因为《废都》引来不少批评,据说还有宣传部门的领导点名批评了他,他心情不好,正准备到南方去散散心。他苦笑一声说:“你以为我是谁?我就是个靠笔杆子吃饭的文人,无职无权。你说的那个领导,我和人家刚认识,但若要我找人家办事,我都觉得没谱哩……”
平凹这人很清高,是怕人家驳了他面子。但我在城里就只认得他这么个“大人物”,只好就硬着头皮求他了。最后,平凹只好提笔给那个领导写了封信。我拿着信去商洛找那个领导办事,门卫看我是个泥腿子,连大门都不让进,说我要找的领导不在。我软磨硬泡,门卫才答应把信交给那位领导的秘书。
两个月后,好消息传来,我那大姑娘终于留在中心医院了。我背着一包小米到西安向平凹致谢,着实把他夸奖了一番,一激动却说话有点不靠谱,我说:“平凹,你写封信就把在我眼里天大的事搞定了。你可得在城里给咱好好混,你小时候那么聪明,将来准是个能进‘八宝山’级别的大人物。”
在我眼里,死后能进八宝山的那都是青史留名的大人物,平凹奚落我说:“你就知道个‘八宝山’,那又不是啥好地方,你把我安排到那里干啥?你一口气生了那么多娃,以后娃的事看你愁不愁?”
2002年夏天,我的三个姑娘都相继成家立业,儿子高中毕业后也到西安去打工了,在家种了一辈子地的我,不愿意再伺候那几亩薄田,也动了去城里打工的念头。正好,我儿子刘成志在西安南郊的木塔寨开了个小煤球店,于是,我和老伴便也来到西安。我抢了儿子的“大权”,当起了煤球店的老板,天天和儿子起早贪黑地做煤球、卖煤球。
我和儿子租住在城中村的一间十多平米的破旧平房里,这间房子夏天漏雨冬天透风。我和儿子辛苦一个月,也就是挣个一千多块钱。钱虽然不多,但这份收入,比在农村种地还是强多了。
进城半年后,我在送煤球的同时还顺便收破烂赚钱。儿子嫌我当个“破烂王”丢人,反对我收破烂,惹得我还大光其火。儿子好面子瞧不起我,让我一直耿耿于怀。没想到,一年后,却有人专门来看我,直夸我这个破烂王当得好,还以我这个破烂王为原型写了一部书,让我也一下子成了名人,这个人就是我的铁杆“发小”贾平凹。
“我叫刘高兴,咋能不高兴?”
2004年夏天,平凹特意到西安南郊来看我。我没有电话,他在村里问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我。我那个小屋像蒸笼一般,我俩就光着膀子坐在地上的凉席上,一边抽烟一边云山雾海地聊天。
那天,我谈论的尽是有关拾破烂的事。我对平凹讲的故事他听了很惊讶。我说,有一次我收破烂时,正巧碰上一个人家死了人,当时那家人找不到人往楼下背尸体,于是我就“客串”了一把“殡仪工”,从楼上把尸体背到楼下,挣了100元钱。还有一次,我送煤球到一家宾馆,结果后来跑了无数趟要不到钱,还差点被赖账的人打一顿……
平凹喟然长叹,他在西安生活了三十多年,可是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个行业,我讲的故事正好让他找到了素材:他想给在西安打工、拾破烂的“乡党”写本书……那天,平凹请我吃了一顿酸菜鱼。为了更丰富写作素材,平凹此后还多次往我们这个破烂村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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