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眼中的中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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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人眼中的中日战争<br><br><br>台人眼中的中日战争 <br><br><br>　　　　　　　　　文．陈淑美 <br><br>有别於大陆战场，台湾人的战争经验近日成为大家谈论的焦点。突然间，街坊书市台人的战时回忆录大 <br>为畅销，国民党党史会里，前往调阅战时台湾资料的媒体及研究者络绎不绝。在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变” <br>发生前，台湾并非中日战争的主战场，台人对“祖国”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大战，印象如何？有别於大陆战 <br>场，台人的战时经验果然尴尬？透过当时在台日本媒体，及老人们的口述记忆，或可令我们细细深思……。 <br>发动中日战争，是谁的责任？民国二十年，日侵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政府在台的宣传机关 <br>报《台湾日日新报》，有这样一幅漫画：身着唐装、脸孔扭曲成一团的“南京政府”，一手拿着长箸、另一 <br>手则遮脸做痛苦状，他正在炸甜不辣。“南京政府”的眼睛，被油锅中冒出的油烟，熏得张不开眼，“满铁 <br>事件”、“中村大尉”、“万宝山”……，一个个写明这些事件的“甜不辣”被丢进油锅中，“满蒙问题” <br>则是沾料。《台湾日日新报》的寓意很明显：油锅已经沸腾得不得了、岂能再丢进“甜不辣”？“南京政 <br>府”被油烟烫得遮脸喊痛，是咎由自取！ <br><br>日本公民台湾人 <br><br>终战五十年，再来看这则殖民地时期的宣传漫画，对中国人来说，百味杂陈之余，也生出好奇之心：对 <br>日本政府的宣传手法，当时的台湾人民如何看待？是信，还是不信？好比中日战争期间，被徵召入伍的台籍 <br>日本兵一样，一直到现在，他们最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同为中国人，两军作战，向祖国开火，心中难 <br>道没有矛盾与挣扎？”在问这些问题以前，许多人均忽略了一八九五年清廷在甲午战败后，与日本签订马关 <br>条约的事实。条约中言明：台澎诸岛永远让予日本。而当战争开始的一九三七年，台湾人已被日本人统治了 <br>四十余年，至少已更迭了两个世代以上。虽然这其间，对祖国及日本到底应如何对待，时时萦绕在多数台湾 <br>人的心胸，但除如雾峰林献堂等少数士绅阶级外，大多数台湾人，在日本的高压统治下，“无势的人，对日 <br>本人的宣传并无反抗的能力，”台湾史学专家林衡道说。“曾经做过日本公民的台湾人”，近几年，台湾各 <br>界敞开心胸，来讨论这特殊的台湾经验。“回到历史原点，才能体会那一代人的心境，”近几年积极整理宜 <br>兰人战争经验的宜兰复兴工商专校日文老师张文义表示。 <br><br>为红豆包子游行 <br><br>教科书上的八年抗战，是中国人「抛头颅、洒热血」捍卫国土的历程。但对如今 <br>六十岁以上的台籍人士而 <br>言，「九一八」、「一二八」及「芦沟桥事变」，在当 <br>时是遥远的「满洲、上海」，及日人所称的「支那事 <br>变」。从辞汇到内容，他们 <br>与大陆籍老人对战争的理解，显然有所不同。芦沟桥事变，他们体会不到「全民 <br>奋起、对日抗战到底」的激昂，南京大屠杀，没人知道日军杀害三十万平民的残 <br>暴；相反的，「学校、机关 <br>放假一天，大夥儿分旗子、提灯笼上街去游行，吃红 <br>豆包子庆祝捷报，」宜兰老人蓝金兴说。如此欢欣鼓舞 <br>地庆祝日本战胜，说来并 <br>不意味着欢喜「祖国」被侵略；在物资匮乏的当年，「想吃红豆包子实为最大主 <br>因，」蓝金兴说。 <br>当时人们了解战情的来源，主要靠收音机。研究显示，大战是当年收音机工业大 <br>兴的主要原因。林衡道也表 <br>示，日本发动战争之后，收音机是台湾居民最仰赖的 <br>讯息来源。「富有的人自家拥有收音机，穷苦的人则从 <br>公众的广播塔听消息，」 林衡道说，这类的「放送塔」，如今台北新公园还保留一座。 <br><br>侵略有理？ <br><br>收音机外，殖民地政府的主要宣传管道，是日本人编辑的「台湾日日新报」，这 <br>也是传达当时总督府讯息的主要来源。「北大营华兵袭我守备队、我军应战占北 <br>大营一部」、「奉天事件发端在华军毁铁道线路」、「奉天东北军八千人，我军 <br>猛击一举溃走」、「关玉衡部下杀害中村大尉□□荣臻式答森岗领事」、「防止 <br>事件的扩大，是我（日本政府）努力的方针」、「为了维持我军的威信，有必要 <br>严惩（华军）□□杉山陆军次官的声明」等……。 <br>「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共四页的「台湾日日新报」，全版尽是有关东北战情 <br>的报导。大小标题反映的重 <br>点无非是「战争，非我日本政府所要，实因中国人的 <br>节节进逼（华军袭我、毁铁路等），事后，日本军已在 <br>刻意防止事件扩大，为维 <br>持威信，才『严惩』敌人，而且，日军英勇无比，一猛击就使中国军溃走。」在 日 <br>本政府刻意传达的讯息中，中日战争系「师出有名」就对了。 <br><br>谁节节进逼？ <br><br>说起来讽刺，「九一八事变」的真实状况，当时在东北亲身经历的人，或许都还 有记 <br>忆。与日本媒体的报导相反，事实上当时日军才是节节进逼者。「当时派驻 在渖阳的 <br>外国记者都有一些疑问，如『为何日本人要在中国军营附近举行黑夜巡 逻？』（北大 <br>营离南满铁路很近），『中国兵要毁坏铁路，何以偏选在中国军营 附近？』」以「战 <br>时日本报业统制之研究」为论文的文化大学硕士黄冠超，引用 当时的报导指出，民国 <br>二十年的国际媒体如瑞士「日内瓦报」、德国「地方导报 」、美国「纽约世界电讯」 <br>等，均在报导中直接提出对「九一八事变」的怀疑。 <br>当时台湾人对「九一八事变」的看法呢？「知识份子知 <br>道的较多，」林衡道指出 <br>，他们从报纸看到、日本友人听来节节升高的战情中猜测，中日势必一战，心中 虽 <br>然惶恐，但对大局显然是无能为力的。相较於所谓的「士绅阶级」，大多数的 台湾人关心的是生活。 <br>吴浊流着的《台湾连翘》指出，「九一八」时，台湾非常不景气，「失业的人到 <br>处都是，台湾青年只求出 <br>国，无论好坏，总想从台湾跳出去。」张文义也认为， <br>或许对多数的台湾人来说，九一八事变「毕竟是相隔 <br>千里以外的战场，」他说， 感觉似乎是很冷淡的。 <br><br>青天白日旗不见了！ <br><br>日本官方的宣传管道之外，当时台人接受战争讯息的来源还有被称为「代表四百 <br>万台湾人言论立场」的汉文 <br>「台湾新民报」。新民报在一九三○年盛况时，发刊 <br>五、六万份，读者群是少数的台籍菁英。从如今存留零 <br>散不全的报纸中，很难窥 <br>得「台湾新民报」对「九一八事变」报导的全貌，但从其在事变期间新闻版的标 题 <br>如：「满洲遍地起风云，日本军（称日军而不称我军）占领奉天」、「张氏通 <br>电倡导和平，国家命脉一线仅 <br>存、披发撄冠拒容忽视」等，及夹杂在新闻后头的 <br>冷语，如「霹雳一声，奉天城头飘扬着日本国旗，不见有 <br>青天白日了！」等，明 显可看出其「心向祖国」的民族主义立场。 <br>在日本高压的统治下，新民报「甘冒大不讳」的作法是极其可贵的。当时新民报 <br>股东之一的杨肇嘉在回忆文 <br>中指出，九一八时期，他亲眼看到新民报的编辑，为 <br>日本侵略祖国痛心愤慨，将所有电文凡「支那」皆改为 <br>「中国」；为不侮辱祖国 <br>，轻视自己，常与检查报纸的日本警察发生争吵。有时新民报的言论也将「九一 八 <br>事变」当作国际事件处理，苦口婆心地劝告日本政府，要考虑到台湾的经济情 况。 <br>两则刊在一九三二年九月廿六日，新民报「小言栏」的评论，都指出当时台籍菁 英的想法：「打架两成 <br>败」，期许「日华」两军慎思战争的必要性；基於台湾米 <br>价惨跌，经济日趋困难的景况，希望日本政府考虑 <br>战争对经济的影响。此类警告 战争后果的言论，在这个时期的新民报中，亦屡屡出现。 <br><br>台湾人的「喉咙」失声 <br><br>当时有反省力的台籍知识份子，对日人蓄意发动的这场「与祖国间的战争」，其 心情 <br>是相当无奈的。「包羞忍辱、草间偷活的心情，和装聋作痴、委曲求全的苦 衷，若非 <br>身历其境的人，不容易体会到，」当时也是新民报编辑的叶荣钟在他的 回忆文中写 <br>道：「无地可容人痛哭，有时须忍泪欢呼，」他说，有时这种矛盾真 要把人活活气 <br>死。 <br>当时，新民报的确是台籍士绅很依赖的一份报纸，「要看战情，去图书馆看日日 新 <br>报；要纾解苦闷，看新民报，」日据时代新文学健将，如今已七十岁的王昶雄 <br>指出，新民报真正能反映「台 <br>湾人的心情」。遗憾的是，这类代表台湾人心声的 <br>言论，随着战局的日益开展，日渐受到箝制。一九三七年 <br>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当 局为了强化「皇民化」政策，限令全岛报纸一律废止中文，新民报逐渐丧失发言 <br>的空 <br>间；一九四一年，日本发动珍珠港事变前，新民报又被改为「兴南新闻」， <br>「一切均在军事掌控之下，谈不 <br>到自由，更没什麽民族思想可言，」杨肇嘉的回 忆录指出，台湾人的喉咙，至此逐渐「失声」。 <br><br>严惩的圣战？ <br><br>殖民地政府对人民的宣传，除收音机、报纸之外，利用影片在街坊、学校等处巡 <br>回放映也是重要管道。几年 <br>前，国家电影资料馆积极寻找这类影片，在已故导演 <br>何基明的带领下，在台中县一所国小的仓库内，找到了 <br>一批摄制於一九四○年左 <br>右的宣传影片，其中有大量关於芦沟桥、八一三事变，和占领南京的影像纪录。 <br>「七七芦沟桥事变」，老一辈台籍人士称「支那事变」，是中国对日宣战的开始 <br>。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 <br>军在北平芦沟桥附近演习，藉口搜查失踪士兵，袭击 <br>宛平县，驻军奋起反抗。中国历史教科书上耳熟能详的 <br>说法，到了日本宣传片中 <br>，成了另一套。《膺惩（严惩）的圣战》，影片一开头的几个大字，明白地表现 日 <br>本人对「七七事变」的观点。影片的内容指出，日方出兵是因为在芦沟桥上， <br>中国人对其「非法射击」，日 <br>军一忍再忍，要求中国军遵守停战协定，但中国片 <br>面毁约，於是皇军决定「严惩」中国，不一会儿功夫即占 <br>领了宛平等地。画面中 ，化为废墟的宛平县城、高举白旗的廿九军部队（标题：中国军见苗头不对而溃 <br><br>逃）、光荣入北平城的皇军……，一幕幕画面闪过，呈现的是完全日方的观点。 <br>在日本人的宣传影片中，日 <br>本军无论酣战多久，画面中出现的永远是「服装整齐 <br>、神态自若，将官则指挥若定的样子」，日军既拥有强 <br>大火力，又英气焕发，掳 <br>获的战利品堆积如山，总之日军形象是英勇、美好的；反之，中国兵则老打败仗 、 <br>无能的；日军进城时，各国侨民及中国市民是「感激至极，留下欢喜的眼泪」 。 <br><br>说穿了全是谎话 <br><br>由朝日、每日新闻等媒体制作的这一系列影带，对於发生在一九三七年的淞沪会 <br>战、南京沦陷也有着墨。但 <br>有别於中国人知道的「中国军严守上海，从八月恶战 <br>到十一月，日方仍未能打下的『淞沪会战』」，日方的 <br>影片，仅以「战火蔓延至 <br>上海，我军奋战」、「壮烈成仁的我军海军航空部队」，两个画面草草带过。而 对 <br>於日方攻略南京时，滥杀中国三十万人民的景况，影片一个画面也没有；仅以 <br>「指挥官劝降，要求中方在中 <br>午以前回答」，接着是「南京光华门上日军军旗飘 <br>扬」，来表现日军占领南京城的胜利。这类的影片对当时 <br>人的影响如何？五十多 岁的台南籍李秀记得，她念小学时曾看过这样的影片，「大家都对日军的英勇十 <br>分佩 <br>服，」她说，对中国兵的无能也印象深刻，她还记得当时在学校常玩两军打 <br>仗的游戏，输的人常被称「支那 <br>兵」，意思是没用的人。而客籍小说家锺肇政的 <br>小说「怒涛」中讲到当时台籍少女对日籍军官的钦慕，与这 <br>样的宣传形象或有关 系。 <br>与影片的观点相仿，当时的「台湾日日新报」大量新闻重点无非说明：在中国军 <br>的挑衅、阻挠，及中国人民 <br>「侮日、抗日」的行为下，日本人不得不出兵。「说 <br>穿了全是谎话，」林衡道回忆，当时台人接收到的讯息 <br>约略是：「中国贫穷落后 <br>，日本系为了拯救中国、保卫东亚的和平而战。而东亚一方面有英美势力插足， 一 <br>方面苏俄从北边到中国大陆，若无日本出面，就没有别的力量可反制它。日本 打中国，一方面也是『防 <br>共』，」林衡道说，「『代天打不义』，当时教唱的军 歌如是说。」 <br><br>台湾人上战场 <br><br>至於这样的说法，大家相不相信？当时担任小学老师的方坤邕指出，许多人心知 <br>肚明，其实知道日军一意蛮 <br>干，但也无可奈何。「有时在学校，几个台籍老师私 <br>下会嘀咕，『中国的落后腐败，干日本人何事？』但随 <br>即警觉到，这些话少说为 <br>妙，於是又噤声不语，」方坤邕说。台湾人怀疑日本出兵的动机，对宣传动辄形 容 <br>的英勇战绩，也非全然相信。叶荣钟的回忆提到，当时电台每天播大陆的战况 <br>，重要的战果均以「大本营发 <br>表」为号召，先用军乐演奏促人注意，再播捷报。 <br>当时主持台语广播的詹姓台人，惯用一句「撼的碎盐盐」 <br>（炸得粉碎），来形容 中国军被炸的惨状。「有一天，有一个乡下老翁在一间店头停脚听广播，当时詹 <br>某又 <br>再吹其『碎盐盐』战果，那老翁听得碍耳，於是破口大骂：『干尔娘，人家 <br>的飞机都是黄麻骨缚成的吗？』 <br>於是悻悻然地离去，」叶荣钟写道。 <br>芦沟桥事变之后，战火烧到上海，跟随着战事吃紧，台湾人民也开始被动员。街 <br>上出现了如奉公会（战时日 <br>本动员台人的基层组织）的会员，劝说过往妇人缝「 <br>千人针」（类似护身符，让战士带出去保平安）；跟日 <br>本人一样，一些台湾人也 <br>被徵调入伍。《台湾连翘》中写道，「有些战士在光荣声中入伍，随即重伤或死 亡 <br>的消息传来，台湾人才发现，向来藐视中国军队说『支那兵！支那兵』，事实 上好像不是那麽不堪一 <br>击！」。 <br>而当时，也有台湾人组成「台湾义勇队」参加抗日，主要成员是不愿被日人统治 <br>、移居到大陆的台湾子弟， <br>以台北县人李友邦为队长，后期还有自日军军营中投 <br>诚而来的台湾人。他们陆续加入，人数最多时达七百多 <br>人。由於熟谙日语，他们 <br>时常协助刺探军情、询问日俘等工作，另一主要工作是提供医疗服务，曾成立四 个 <br>「台湾医院」。但是这一类的讯息，当时台湾的人却无从得知。报导刺激战情 ？ <br>在战情升高时，当时「日日新报」更经常发「号外」、加印以战争照片为主的版 <br>面。翻开报纸，持枪挺立在 <br>战马之上的骑兵队，驻扎在战地的营房、军士，与敌 <br>方谈判的日军将领……，以现在的眼光看来，这些图片 <br>仍极尽煽情之能事。黄冠 <br>超的研究指出，其时日本本土媒体大多已成商业化报纸，为了刺激销路，纷纷以 战 <br>争照片、前线记事，来刻意夸张战争的惨况，夸耀日军的英勇，甚或有意纵容 <br>可能恶化中日关系的报导，并 <br>未让日本国民了解战争的本质，或是检讨日本对华 <br>政策。这也是促成战争在无人监督下，一发不可收拾的原 <br>因之一。殖民地媒体由 军方管辖，其景况更无转寰余地。煽情与昂奋成了战争报导的主流，与日本军方 <br>的意 <br>识同步，「台湾日日新报」成了军方最得力的宣传助手。 <br><br>教「皇民」认识战争 <br><br>殖民地的宣传管道，除仰赖军方掌控的媒体外，还包括当时已具规模的民间动员 <br>系统□□在乡里素孚声望的 <br>保正、保甲书记、街庄役场员（乡镇公所办事员）等 <br>。这些政令宣导员家中，除日文报纸、收音机外，也会 <br>有一些宣传单、小册等宣 <br>传品。宜兰县史馆最近□集到一本名为《皇民时局教典》的宣传小本，是有关战 争 <br>问题「答客问」的宣传小册，其中许多问题及回答，颇堪玩味。例如问题之一 <br>「蒋介石是何许人？」答案 <br>是：「遭英美蒙骗、背叛『友好』日本，窜逃至重庆 的『老』中国将军。」又如一问：「汪兆铭是何许 <br>人？」答案是：他是新国民政 <br>府的主席，「支那事变」发生后，他即悟出「蒋介石抗日之不可行，随即溜出 <br>重 庆……率领中国四亿人民，协助日本，致力於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惊讶吗？是 <br>的。这本《皇民时局教 <br>典》出版於战争后期日军已逐渐失利的一九四三年。对这 <br>两位攸关中日战争前途的重要人物介绍，与中国人 <br>脑海中熟知的「中国最高盟军 <br>统帅」、「受日本扶植的汉奸」等的形象颇有出入，《皇民时局教典》中的叙 <br>述 ，反映了当时日本人对蒋、汪两人塑造的形象。 <br>对国民政府的诋毁与丑化，其实不只存在於这类宣传小册中。七七事变发生的翌 <br>年元旦，「台湾日日新报」 <br>出版贺年漫画专刊，其中「中国战区最高领袖」蒋委 <br>员长被画成瘦巴巴的，成了一只狐狸形象，靠着后头的 <br>胖老虎，寓意「狐假虎威 <br>」。而曾赴美争取支持的蒋夫人更在四格漫画中，被丑化为口口声声为了祖国做 <br>事，实际却向外国人买破飞机赚取差额，以中饱私囊的人。 <br>台南李秀指出，当时她念的小学开运动会，通常会在操场跑道前摆两个大水缸， <br>一写着蒋介石，一写着宋美 <br>龄，让同学以石头当飞镖乱射。当时她也玩过这类游 <br>戏，并不觉得不妥，一直到光复后，她才知道，原来水 <br>缸上的「敌人」，要来当 台湾人的总统了。 <br><br>马鹿不分？ <br><br>其实，在中日战争转捩点「珍珠港事变」之后，随着美军飞机的空袭，台湾也跟 着成 <br>为战场。台湾成为战地的一个主要影响是，对日军的宣传伎俩，大家愈来愈 不相信 <br>了。叶荣钟的回忆文指出，当时盟军的 B□29 轰炸机每天九时一定飞临 台湾上空，下 <br>午三时一定离去。「真是如入无人之境，既无日机迎战，亦无高射 炮射击，令人替日 <br>本军部平时的壮言难过，」他形容说。蓝金兴也表示，在宜兰 飞机场，当时他曾亲眼 <br>目睹一位年轻的日本军官驾着一台破飞机，自杀式地去撞 美军飞机，然后在空中解 <br>体。场面虽然壮烈，但也令人心惊，当时他就怀疑日军 难道已到穷途末路？ <br>战后对日本的研究认为，当日军陷入长期的泥沼战以后，日本岛国可动用的资源 <br>有限，主政者须仰赖高昂的 <br>民心士气，以支撑日益见绌的局面。於是，尽管战局 <br>已经不乐观，但战区捷报仍源源不断地来。黄冠超的研 <br>究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 后，有关的战讯，统一由军方的大本营发表。 <br>根据统计，从第一次发表战讯，到日本战败为止的三年八个月期间，共发表了九 <br>百余条战讯。「开战后五个 <br>月内，原则上还算正确，但自一九四二年中途岛海战 <br>后，日军夸大美军所受的有关战舰、潜艇、飞机、运输 <br>船等损害，相反地则缩小 <br>日军的损失。报纸上充斥着几乎全是伪造的消息，」黄冠超表示。面对日本的宣 <br>传，台人自有因应之道。王昶雄指出，有时他们将日日新报的「战情」「倒着看 <br>」，朝相反的方向去解释倒 <br>也能猜个大半。比较大胆的人则偷听短波广播，这在 <br>当时是极其危险，可以间谍论罪的；也有些人从当时仍 <br>来往於大陆、台湾之间的 「华侨」，或从日本友人处，探听一点有别於军方宣传的讯息。 <br>但是敢公开讨论战情的并不多，即使是在南洋作战的台籍兵，因伤病返国，也因 <br>怕被以泄漏军机论罪，绝口 <br>不提战场讯息。事实上被徵调去的阿兵哥，除了勇往 <br>直前打仗外，对战情发展所知也很有限。也因此当一九 <br>四五年美军在日本广岛、 <br>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时，台湾的报纸只字未提，而当日本宣布战败准备投降，天 皇 <br>玉音放送诏书，努力说着「奋战」、「一意一心」时，还有些台人以为又是鼓 <br>吹「圣战」的老调，而将收音 <br>机关掉。当时着名律师陈逸松回忆录上记录着这样&127; <br>一个「看似荒谬」的战败历程。而这个广播之后， <br>「战败国」的子民，在一夜之 间成了「战胜国」。 <br>当年种种，至今回忆起来，许多台籍老人都有不堪回首的感觉。套一句台籍日本 <br>兵陈金堂的话，「当年，真 <br>是『马鹿』（日本语，憨呆之意），连自己是马还是 鹿都分不清楚！」他感慨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