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如何看待西藏问题

Lydiahuang

这两天个德国人发疯似的说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都不属于中国,疯了...几个一起的德国朋友明确表态香港,澳门和台湾肯定是属中国.但惟独西藏问题各有看法.由于我事先也没很关注这个问题,加上语言上的表达占不了优势,所以今天的讨论败了下风.我得好好准备,明天晚饭时间还继续讨论西藏问题.

兄弟姐妹们,请提出你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论据.

在中文网站上搜索的肯定也只是"西藏肯定属于中国"     我是这个观点,但需要事实,需要论据.

兄弟姐妹们,踊跃发言...

snicider

大坑。
还是看些这方面的历史吧，用不了太多时间。
或者干脆跟他说，这玩意就是以综合国力说话，谁占着那坑就是谁的，我们蹲在那就是我们的。

有容乃大

帮顶。

Hallemeister

你可以先问问他们是不是去过西藏，到底知不知道西藏在哪里。
然后问问他们有没有看过西藏历史上的文献，或者书籍，还是只是从媒体或者电影里知道西藏的。
如果你不想和他们辩论了就说，我也没去过，你们的媒体和我们的媒体说的全不一样，我谁也不信，等我们有机会都去过了，我们再讨论才更有意义。

令狐药师

余杰：向西藏懺悔
——讀《雪山下的火焰 一個西藏良心犯的證言》

被中共監禁三十多年的班旦加措，逃出地獄後寫的新書，揭露了中共爲摧毀西藏文化所施加的暴政，同時也表現了西藏人民崇高的精神風貌。讀了他的書，感到作爲一個漢人對藏人的深深歉疚和懺悔。



血淚交織的苦難歷程
對於普通的漢族人來說，西藏只是一個遙遠的「香格里拉」，是一處充滿刺激和挑戰的旅遊勝地。幾千年積澱的「大一統」思想深入骨髓，加之中共政權半個多世紀不斷強化的宣傳和教育，「西藏從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的觀念成爲一種不能討論的「元命題」。

一般的漢族人沒有意識、也幾乎沒有渠道去瞭解發生在西藏的真相，他們認爲西藏只有詩情畫意。在這樣的背景下，當我讀到系獄三十多年的西藏僧人班旦加措的《雪山下的火焰》一書時，所受到的震撼就可想而知了。

這既是一本個人的曲折的自傳，也是西藏半個多世紀命運的縮影。一九五九年，中共軍隊對西藏動武，達賴喇嘛被迫流亡海外，大量藏族僧侶被捕入獄。班旦日加措雖然沒有參與抗暴運動，卻因拒絕出賣師長而被捕入獄並被判刑七年。在獄中，他又因無法忍受饑餓企圖逃走被加刑八年。十五年刑期坐滿，班旦被「留場就業」十年。一九八三年，在剛剛獲得自由三個月之後，又因張貼主張西藏獨立的大字報而再度被判刑八年。一九九二年，班旦一終於逃離西藏。此後，他以一名良心犯的身份向世界民衆講述西藏人民的遭遇，講述中共政權在西藏從事的宗教和種族迫害的罪行。這本自傳就是一本活生生的血淚交織的「苦難的歷程」

中共不容西藏民族文化傳統

作爲亞洲大陸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數幹年來西藏一直擁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和宗教傳統。中國歷代王朝與西藏之間有過征戰的慘劇，也有過和諧相處的蜜月。總體而言，漢文化與藏文化在長期的相處中，既有交流與融合，也因地理的阻隔而保持了相當的距離。在大多數時候，漢民族與藏民族是朋友和弟兄，而非仇敵與冤家。這種若即若離的關係一直持續到一 九四九年中共建政。

一 元化的共産主義立且識形態，崇尚暴力和鬥爭的哲學，其思維模式以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下歸一」的傲慢不謀而合。於是，當代中國的歷史進入了一段血腥味最濃烈的時期。以毛澤東爲首的中共統治集團在君臨天下之後，既然胸懷「將紅旗插遍全球」的狂妄野心，自然容不得西藏繼續保持其獨特的文化和宗教傳統。從一開始的懷柔政策到最後的圖窮匕見，西藏毫無還手之力，只有被動接受的份兒。中共致力於摧毀西藏的社會體制和宗教信仰，將階級鬥爭的觀念強加給西藏人民。班旦只是千千萬萬受難的無辜藏人之一，他寫到了這樣的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一名中國軍官把僧侶們的衣物堆在庭院裏，一邊是富裕僧侶的衣物，一邊是貧寒僧侶的衣物。這個中國軍官從富裕僧侶的衣物中挑起一件厚厚的毛料袈裟，厲聲追問道：「這是從哪里來的？」僧侶們回答道：「羊毛。」簡單的答覆把對方愣住了，他以爲翻譯漏譯了什麽，就盯著他看。翻譯重覆了問話：「這是從哪里來的？」僧侶回答說：「綿羊。」然後他哭了起來。中國軍官希望西藏人迅速學會階級鬥爭的思維，能夠作出「這是富人剝削窮人得來的」這樣的回答。偏偏西藏人以一種單純得近乎透明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生活，他們不願意把別人當作敵人，他們的回答自然難以讓中國軍官如願以償。

不可征服的藏人精神世界

要一個民族低頭，首先得讓它在精神上折服。中共政權不僅逐步實現了對漢族和其他民族的精神奴役，還將毒手伸向世外桃源的西藏。暴虐的統治者將信仰也當作犯罪，在西藏的紮奇監獄裹有三十名女政治犯，其中二十七名是尼姑。班旦觀察到，在被審訊的時候，很多尼姑被迫脫光衣服，赤身裸體站在那兒，警衛們在她們面前走來走去，手上拿著電棍做出各種下流和挑□的動作。這一惡劣的做法，不僅無法剝奪被害人的尊嚴，反倒展示出加害者的邪惡，班旦寫道：「想到這些尼姑所受的污辱、恐嚇和殘酷的毆打，對於她們的堅定勇敢，我特別感到尊敬。」如果說納粹對猶太人實施的主要是肉體的消滅，那麽中共在西藏的所作所爲則集中在文化和宗教的摧殘方面。他們以物質利益來誘惑藏人辱駡達賴喇嘛，卻成效甚微。這大大出乎中共官僚的意料之外。這些沒有信仰只有利益的傢夥，是不會對「天上的生活原則」産生任何敬意的。把班旦的這本回憶錄與其他漢族作者寫的勞改文學相比，明顯感受到藏人的監獄比漢人的監獄擁有更多的友誼和溫情。在獄中，班旦寧願從事高強度的體力勞動，也不願參加各種各樣的政治學習、鬥爭會和批判會。他發現了中共「統一思想」的秘密：「對共產黨人而言，肉體的懲罰是要達到控制犯人思想的目的。每次大會他們都要講一段關於改造犯人的思想和信仰之必要，叫我們學習用真心誠意來讚美共產黨。」人世間最邪惡的思想，便是那種企圖改造人、控制人的思想。班旦在經歷了饑餓、禁閉、半年手銬、兩年腳鐐、吊梁毒打、電棒捅進嘴裏，最痛苦的經驗是「出賣和檢舉他人，這就造成有些人對難友上綱上線的指控和子虛烏有的誣陷。我最怕這種批鬥和獎懲大會，說了假話害人，不說假話害己。但是一開始害人，害了一個，就會再去害一百個，精神就墮落了。挨打可怕，但是一個人肉身的承受度是很大的，打傷了（如果不死）還能痊愈，精神一旦崩潰，就永遠失落了。」大部分漢族人一 生都過著根本沒有「精神生活」的生活，所以他們難以理解藏族人寬廣、堅韌的精神世界，難以理解藏族人爲信仰獻身的激情。

中共統治下的苦難是一貫的

班旦的苦難橫亙了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包括胡趙時代）和江澤民時代，直到九十年代初逃離西藏才得以結束。獄卒用電棒塞進他的嘴巴、將他的牙齒全部打掉的暴行，就發生在以開明著稱的胡耀邦時代。八十年代中共當局對西藏幾次殘酷的鎮壓活動，可以說開了「六．四」鎮壓的先聲。如果中國的普通民衆早點瞭解在西藏發生的事情，他們就不至於對中共抱有善良的幻想，認爲中共根本不會對手無寸鐵的民衆開槍。這個教訓是沈痛的。班旦的經歷證實了：在八十年代初，雖然胡耀邦曾經以中共總書記的身份向西藏人民道歉，但中共西藏地方當局對西藏人民的迫害並沒有明顯的收斂。胡耀邦個人的品德固然不容質疑 他能夠從中共「善敗惡勝」的人才篩選機制中脫穎而出，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迹。但是，胡耀邦一個人無法改變中共整個體制的暴虐、瘋狂和蠻橫的本性。我們不能因爲胡耀邦良好的個人品質就作出對八十年代過於美化的描述。八十年代，班旦在第二次被捕之後所受到一系列兇殘的虐待表明：一個善良的領袖之於龐大的、按照慣性運作的極權主義體制，基本上是無能爲力的。

仁愛寬恕的藏文化

尤其讓我驚歎的是，在班旦的回憶中，他沒有絲毫的仇恨和怨毒的心態，他的講述充滿了平靜與寬容。即便談到那些曾經用酷刑對待他的警察，班旦也對他們懷有深深的憐憫，因爲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無論環境如何險惡，班旦都沒有放棄自己的信仰和心靈的自由，他驕傲地宣稱：「手銬腳鐐並不能控制我的思想，宗教信仰能帶給我心靈的平靜，肉體的折磨只是牢獄之災加在身上的印記，我依然有能力讓自己的思想自由翺翔。」我還特別注意到，達賴喇嘛在此書的序言中寫道：「在他三十三年的牢獄生涯中，班旦加措忍受了酷刑、難耐的饑餓和無窮無盡的、思想改造，但是他始終拒絕向壓迫者屈服。他之有勇氣這樣做，甚至能寬恕他的加害者，這不僅僅是西藏人天性達觀的賜予，我想這跟佛教教導人們應當具有愛心、仁慈、寬恕，以及天下萬物皆相親相屬有關，它是我們內心平和充滿希望的源泉。」從這個意義上說，浸透了仁慈、寬恕和愛心的藏文化，比浸透了暴力、權謀和血腥的漢文化不知道要「先進」和「崇高」多少倍。我們有什麽理由、有什麽資格嘲笑藏人的「落後」與「野蠻」呢？真正「落後」與「野蠻」的是我們自己，只是沒有多少漢族人敢於承認這個事實罷了。

愧對西藏人民

本書的中文譯者廖天琪在「譯後記」中寫道：「譯完班旦喇嘛的傳記之後，只有一個想法：像德國總理勃蘭特七十年代在華沙猶太人墓前下跪一樣，有一天，中國的元首也應當將達賴喇嘛請回布達拉宮，並向他及西藏人民下跪請求原諒。」其實，我也是懷著深深的懺悔之心閱讀這本書的。雖然我沒有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對類似於班旦這樣的藏人的迫害，但是作爲一個漢民族的知識份子，我卻對自己同胞的惡行長期保持無知和沈默，這本身就是一 種可恥的態度。我必須分擔自己民族深重的罪孽，我必須向西藏懺悔---- 不是出於勇氣，乃是出於責任。


二OO四年六月一日

令狐药师

余杰：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几年以前，我曾经以《向西藏忏悔》为题，为系狱三十多年的西藏僧人班旦加措的自传《雪山下的火焰》写了一篇书评。在这篇书评中，我以一名汉族知识分子的身份，向半个世纪以来被中共当局摧残和侮辱的西藏致以深切的忏悔。这篇书评发表之后，在网络上遭到广大“愤青”的尖锐批评。我在美国洛杉矶访问的时候，几名自称“北大校友”的留美学者亦高调斥责我“破坏国家统一”。他们说，你的文章“逢共必反”，是受到“达赖分裂集团”的蒙蔽，你无视昔日西藏在喇嘛和贵族集团统治下的落后与愚昧，以及奴隶制度的黑暗，你更没有看到在共产党进入西藏之后，给西藏带去的现代文明。让我惊讶的是，这些人士的看法居然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一模一样。虽然他们在美国这个可以自由获得信息的社会生活了很久，但思维方式仍然定格在往日所接受的教育和宣传模式上。这一现象正显示出官方洗脑政策的巨大成效。在我接触的中国人当中，差不多十有八九的人，都如此看待西藏问题。在“国家统一”和“现代文明”的魔咒下，半个世纪以来发生在这片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被当局完全遮蔽了，也被国人统统遗忘了。
   
    藏族女作家唯色出生于“文革”爆发时的西藏，大学毕业后曾担任《西藏文学》杂志编辑。她在作品中坚持描述西藏真实的历史与现实，其著作多次被禁，本人也失去工作，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唯色还被剥夺获得护照的公民权利，一直无法出国访问。这便是一名勇于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所付出的代价，无论是汉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一旦选择说真话，便被中共当局当成“敌对分子”。柔弱而坚韧的唯色以“写作即游历，写作即祈祷，写作即见证”为创作理念，她在台湾出版的《杀劫》，便是第一部以西藏地区“文革”历史为题材的力作。
   
    《杀劫》首先是一本摄影作品集。该书中的大部分照片均出自唯色的父亲之手，唯色的父亲十三岁被征召为解放军战士，从康巴地区进入拉萨，此后成为一名普通军官。唯色在书中没有提及已经去世的父亲的政治倾向及民族观念，但在这批珍贵的照片背后，可以隐隐发现这位藏族军官对自身身份的困惑与怀疑：当藏族历史文化遗产如大昭寺等遭到毁灭性破坏的时候，当藏族的文化阶层受到无情虐待和彻底消灭的时候，当历代信奉佛教、性情温和的藏族民众被阶级斗争的学说所诱骗、成为自相残杀的牺牲品的时候，这位藏族军官不能公开发表抗议，却忠实地用镜头将这一切都记录下来，让它们成为历史见证。也许，他万万没有想到，女儿唯色会成为这笔遗产的发掘者、整理者和阐释者。倘若地下有知，这位父亲必然含笑九泉。这几百张首次发表的照片，以无可争议的真实性，昭示了中共究竟给西藏带去了什么样的“文明”。
   
    如今，“文革”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一门显学。长期以来，被涂抹上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的“文革”，比斯大林在苏联的血腥统治更具欺骗性。上个世纪后半叶的西方知识界，多半对斯大林时代的古拉格群岛的本质有所认识，却一直对毛主义抱有一厢情愿的幻想。如今，“文革”的真相日益被揭示出来，尽管仍然有人以充当过“八九点钟的太阳”而自豪，但“文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反文化本质，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文革”研究逐渐在各个方面得以展开，但其中最大的缺陷便在于：西藏的“文革”一直被蒙上神秘面纱，很少人知道当年这片雪域高原上究竟发生过什么。多年来致力于研究“文革”的学者宋永毅，便对唯色说过：“西藏材料可以说奇缺……我们对西藏文革实在了解得太少了！”因此，唯色的这本《杀劫》，可以说是填补此一空白所迈出的第一步。
   
    《杀劫》通过直观的、极具震撼力的图片与深入细致的访谈和分析，揭示出中共如何将与世隔绝的佛国变成人间地狱。这些照片之中，有寺庙被摧毁、文物被打砸的场景，有僧侣和贵族被侮辱和殴打的经过，有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和满山遍野的红旗标语，更有解放军的训练和演习，“文革”让西藏变得与内地越来越相似。自古以来，西藏便拥有独立于中国的社会结构、文化形态和信仰体系。中共以武力统治西藏之后，立即以阶级斗争的学说改造西藏社会。“文革”前十余年的改造相当成功，故而“文革”在西藏的推展与在中国内地所有省份一样，几乎没有遇到丝毫的阻力。唯色在解读那些无情批斗“牛鬼蛇神”的照片时指出：“显而易见，人物之间出现了阶级截然对立的两大阵营，而不是过去的那样一种关系：虽然有贫富之分，却是同一个民族；虽然有僧俗不同，却是同一种宗教。但如今两个阶级的界限不但划分地一清二楚，而且在西藏历史上，从未有过地，底层阶级第一次向上层阶级，尤其是向上层阶级中素来被视作‘珍宝’的活佛高僧举起了拳头，发出了怒吼。为什么会这样？”
   
    那场席卷西藏的暴力革命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为何佛教未能成为避免暴力的屏障？为何毛泽东亦成为西藏人的“红太阳”？对此，王力雄在《天葬：西藏的命运》一书中分析说：“由于没有阶级斗争，传统西藏社会是凝聚为一个整体，统一在宗教和民族旗子之下的。……要想分化西藏社会，争取底层藏人，中共必须另外树起一面举在自己手中的旗帜，那就是在藏民族中发动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共产党的专长。如果变成以阶级划分世界，西藏的民族与宗教一体性就被打破。”由此，毛泽东巧妙地将民族问题转化为阶级问题，在暴力的配合下，让作为“精神原子弹”的“毛泽东思想”，迅速战胜在西藏存在和扎根长达千年之久的佛教。当然，这种“反客为主”的粗暴进入，只能是暂时的。当毛主义的狂热在短短十多年后退潮并破灭之后，佛教再次成为西藏社会的精神纽带。在今天数百万藏人当中，热爱达赖喇嘛的人肯定比热爱毛泽东的人多若干倍。
   
    毛泽东策动阶级斗争的秘诀，便是让暴行成为一种群体行为，从而让个体脱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苏姗•费斯克在研究了两万五千份心理调查样本后指出：当身处错误的社会环境中，每个人都有可能做出虐待和邪恶的行为。最让我最为感佩的是，唯色并未囿于民族感情及“面子”，一味美化藏人在“文革”中的表现，更没有简单化地、一股脑地将罪责全都推给作为“外来侵犯者”的汉人。她严肃而真诚地面对历史与现实，毫不隐讳地将相当一部分藏人在包括“文革”在内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恶劣作为秉笔直书出来。她坦率地告诉读者：在藏人中也存在着“看客”和“积极分子”这两种人。
   
    在该书的许多照片当中，那些挤挤挨挨的藏人“看客”的形象，简直就是鲁迅笔下看客们的翻版。唯色写道：“至于那么多围成几圈的看客里面，有多少人是出于被解放的欢欣鼓舞，有多少人是出于恐惧和惶惑，有多少人是出于为己盘算的心计，我们也一样无从知道。但我们知道一点，那就是，实际上，奴隶依然是奴隶。当面带如此笑容的新主人出现时，当昔日用以传播佛法的地点变成不公正的法庭时，当一个人被莫须有的罪名加以羞辱性的审判时，那些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围观者们，或许还构不上帮凶的角色，但至少在表面上显得那么驯服的他们其实还是奴隶。他们其实从来也没有被真正解放过。”此一分析直指人心，这些沉浸其中的“看客”，用鲁迅的话来说，乃是“奴在心者”。
   
    “看客”并非某个民族和国家独有的现象，它普遍存在于所有人类社会之中。人类有一种将他人的苦难当作自己的快乐的残忍本性——只要发现还有人比自己的处境更悲惨，便是一种莫大的安慰。正是倚靠这种自私而残忍的本性，人类才完成了某种自欺欺人式的“自我保护”。美国学者鲍迈斯特尔在《恶——在人类暴力与残酷之中》一书中分析说：“人类确实喜欢看他人受难或者死去，对暴力场面的迷恋似乎超越了时空和文化。……对别人实施伤害可能是为使自己享有能够目睹别人受苦这种早已验证的快乐的一条途径。”毛时代的中国人，不管是汉人、藏人还是其他民族的成员，都深陷于这种“恶”当中，毛只是打开瓶子盖的那个人，我们不能将所有的罪孽都推诿于他，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所谓的“积极分子”，乃是一群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特殊藏人”。在这些人当中，大部分是原来的底层人士，也有少部分是上层人士中的“背叛者”。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中共在西藏的政策和运动根本不可能如此顺利地推广开来；如果没有他们的配合，中共对西藏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便不会如此有效与巩固。许多时候，为了向外来统治者效忠，他们往往表现得比统治者还要严酷。唯色指出：“早在一九五零年中共进军西藏，便在许诺建立一个‘光辉灿烂的新西藏’的同时，着力于精神上的‘洗脑’和物质上的恩惠，吸引了不少底层藏人从此追随，甚至还有上层藏人中的热血青年。甚至可以说，中国之所以能够在西藏建立起‘群众基础’，正是因为‘洗脑’教育的成果，如反复灌输‘剥削’和‘压迫’的涵义，以及对佛教中‘来世’和因果观念的否定，等等。”这些“积极分子”，如同当年死亡集中营中替纳粹管理者工作的犹太人，虽然他们本人被划入劣等民族的行列，却不惜以出卖同胞的代价，来换取本人稍好一点的生存状况。
   
    在这些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恶”，乃是一种深深根植于人性之恶。它不是某个民族独有的，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完全避免之。那种过于神话雪域高原以及生存于其上的藏族民众、认为其“一尘不染”的看法，我从来就不认同。西藏不是香格里拉，西藏也不是伊甸园，这个世界上没有香格里拉和伊甸园。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恶是最容易被诱发和唤醒的，汉人是如此，藏人也一样。在“文革”的诸多恶行之中，藏人的所作所为并不比汉人好到哪里去。
   
    如果我们再放宽视野来观察，就必须承认：在毛泽东时代历次残忍的政治运动中，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所作所为，并不比纳粹时代的德国人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人好到哪里去。源远流长的宗教信仰也有可能被此种暴力和邪恶所摧抑，在纳粹兴起的时候，天主教和新教的神职人员大都投票给希特勒并向其宣誓效忠，像朋霍费尔那样挺身反抗的基督徒和知识分子寥寥无几；在毛泽东时代的西藏也一样，“暂停”信仰甚至放弃信仰的藏人，占了相当数量。这就是人性的软弱。人类的文明虽然积累了数千年，但沉淀下来的其实只有像窗户纸一样薄薄的一层，如果没有制度保障，单单依靠人的良知尚不足以抵御邪恶的侵蚀。
   
    在勇敢地谴责中共当局对西藏的侵占和戕害的同时，唯色对西藏的民族性和文化传统作了深切的自省。在全球都将西藏当作一种最为“东方化”的异质存在、并将其传奇化和浪漫化的时刻，这种自省来自于作为藏人的唯色，尤为可贵。唯色对大量照片中出现过的人物都作过访谈，其中既有目前在西藏的权力格局中位高权重的人物，也有像抹布一样被当局使用过又扔掉的、晚年颇为落寞的人物。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无论是“看客”，还是“积极分子”，大都拒绝对本人在“文革”中的作为进行忏悔，只有少数人悄悄地重新回归佛教的怀抱，以寻求心灵的平安。
   
    唯色发现，照片中那些慷慨激昂的、皮鞭与拳头齐飞的年轻人，如今多半已经衰朽不堪、麻木不仁。她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种“平庸之恶”，这种发现与致力于批判极权主义的思想家阿伦特有异曲同工之妙。阿伦特在纳粹集中营的“死亡天使”艾希曼的身上，发现了“恶的平庸”。所有人都认为艾希曼是一个披着人皮的恶魔，但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他的普通使人极为失望。当面对一个历史上罕见的杀人如麻的高级杀人犯时，你希望感到浑身触电，甚至害怕坐在附近或者害怕他把目光落在你身上。然而，这个人的面孔和举止就像是某个曾经与你在公共汽车上数次同座的人，某个你很少注意或者很少想起的人。唯色所记录下的这些人，大都也是如此。他们身负血债，却那样愚昧、固执和平庸，让人感到可笑而不是感到可怕。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真实的世界，“他们”就这样毫无分别地与“我们”生活在一起。
   
    《杀劫》是一本奇特之书。是摄影，是访谈，是历史，是反思，是叩问，是寻找。那一页血雨腥风的历史还没有翻过去，那一页血雨腥风的历史必须翻过去。唯色所从事的伟大的工作，需要更多的人加入其中。
   
    ——二零零七年五月

著名藏族作家茨仁唯色

令狐药师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余杰  
在全世界范围内，西藏是一处最不为人所知的区域。虽然青藏铁路开通之后，每天增加了数以千计络绎不绝的游客进入西藏，布达拉宫的接待能力也受到严峻的挑战；虽然在拉萨繁华的街道上，可以轻而易举地吃到海鲜和各种西式大餐，可以买到巴黎刚刚上市的时装和香水，但一般游客所看到的西藏，只是西藏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只是一个五光十色的橱窗。在橱窗的背后，有些什么呢？

在西藏，仍然矗立着一道高高的“柏林墙”。当年，阻隔西德和东德的“柏林墙”并没有像东德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所期望的那样“千年永不倒”，在里根总统“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道墙吧”的呼吁中，在千千万万渴求自由的民众的诅咒中，柏林墙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今天，在西藏这片世界上最大、也最具传奇色彩的高原的四周，仍然存在着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柏林墙”。这道高墙的受害者，不仅是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藏族人民，也是所有的中国民众。

普通的中国人比世界其他任何国家的人都更加不了解西藏，“柏林墙”牢固地竖立在他们的头脑之中。一说起西藏，他们便认为这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曾经盛行残酷的奴隶制度，布达拉宫是用奴隶的骨头堆砌起来的，是汉族给西藏带去现代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中央政府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巨额投资，西藏人理应感激不尽；达赖喇嘛是一小撮分裂主义分子的头子，是西方利用来反华的工具……这就是中共当局通过长期的教育、宣传和洗脑，而让普通民众形成的既定观念和思维方式。即便某些来自中国大陆的、已经在西方生活很多年的人士，亦从不怀疑以上种种说法的真实性。几年前，我在洛杉矶华人作家协会为我组织的一次演讲会上，就遭到过两位自称北大校友的人士的猛烈攻击，他们的名片显示他们在美国某大学任教，可他们对西藏的看法跟中国大陆中学教科书上的那一套一模一样。愚昧已经成为一种难以医治的慢性病。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第一步便是让藏人自己开口说话，便是倾听藏人自己的声音。阿妈阿德的回忆录《记忆的声音》，便是这样一部跨世纪的西藏悲壮史诗。阿妈阿德是一个平凡的藏族女子，一九三二年出生于康区梁茹。五十年代初共产党军队进入藏区的时候，她还只是一个新婚不久的少妇，相夫教子，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然而，当共产党开始系统地摧毁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时候，引起了藏族人民的反抗。阿妈阿德先后失去了父亲、丈夫、儿子、婆婆、姐夫和无数的亲人朋友，她本人也因为给抵抗组织通风报信而被捕入狱将近三十年，在狱中受尽酷刑的折磨，可谓九死一生。一九八五年，她辗转来到印度达兰萨拉，并在美国“女儿”布雷克斯莉的帮助下，用口述的方式完成了这本杜鹃啼血般的回忆录。正如作为记录者的布雷克斯莉所说的那样：“像多数藏人一样，阿妈阿德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因此，她的故事读起来更像丰富多彩的口头叙述，而非精雕细刻的文学作品。”但是，也正因为如此，这部回忆录以惊人的真实性和朴实无华的风格，而成为藏族当代历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记忆的声音》作者
阿妈阿德

阿妈阿德是一位幸运的幸存者，她的许多同代人都惨死在战斗中以及此后漫长的集中营生涯中。幸存是一种幸福，是一种不可以挥霍的幸福，幸存者有责任讲述记忆，并竭尽全力让记忆成为历史，达赖喇嘛在给这本回忆录所写的序言中指出：“我很高兴，不仅是为人们可以读到阿妈阿德的故事，而且也为她能在苦难中活下来，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世界。这个故事体现了中共占领西藏后，所有藏人如何受尽折磨，也体现了西藏妇女如何像男人一样做出牺牲，投身正义和争自由的战斗。正如阿妈阿德自己所说，这是一种声音，‘一种令世人记住那些失去生命的受难者的声音’。”毫无疑问，这也是一本值得推荐给每一个中国人阅读的书，它能够打破共产党炮制的虚假的“西藏观”，能够唤起有良知的汉族人士重新审视当局的西藏政策并重新看待相处了上千年的藏族邻居。

当共产党军队刚刚进入藏区的时候，大部分藏人都持观望态度。这支陌生的军队比此前的国民党军队显得更加威武、整齐、富有朝气。阿妈阿德回忆说，在共产党进入藏区的最初阶段，“士兵们没有动过任何武力，也从没有威胁过我们。……中国士兵尽力做各种演讲，以模范行动赢得我们的信任。”她的回忆是真实的，她并没有刻意扭曲事实。她特别指出，当时共产党干部和士兵对藏人的佛教信仰表现出了一副虔敬、虔诚的样子。而藏人根本不知道，为了赢得他们的信任，研究他们的宗教和习俗，已成为共产党军队的军事训练的一部分。共产党军队在这一阶段的“秋毫无犯”，仅仅是为了麻痹藏人而已。

很快，共产党便在藏区展开了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这是他们粉碎藏人的社会组织结构和历史文化传统的一招杀手锏。阿妈阿德发现，共产党逐渐重用一些“根正苗红”的乞丐，将他们提拔为各种领导机构中的傀儡角色。她写道：“中国人确实影响了一些乞丐和穷人。那些乞丐，以前没有人阻止他们过自己选择的生活，而且还一直慷慨地接济他们，可就在大家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却背弃自己的人民。看到这些，真令人无比痛心。……乞丐们接受任何任务之前，都要被灌输共产党的教条，让他们坚信富有的藏人和当地的头人是他们的敌人。还说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去监督社会、汇报谁在民众之间散布民族主义情绪。”由此，中共将昔日的西藏社会撕裂开了一个口子。

紧接着，共产党大肆开发西藏，掠夺西藏的各种资源，西藏的自然环境从那个时候开始便遭到严重破坏。当然，藏区的破坏是与中国其他地区的破坏同步进行的，许多领域的破坏是永久性的破坏。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及其帮凶乃是人类的千古罪人。阿妈阿德在家乡渡过了田园诗一般美好的童年和少女时代，尽管自然条件恶劣、物质生活匮乏，但他们的精神生活却充实而富足，他们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和谐，阿妈阿德说：“在藏人眼中，大地是有生命的。土壤、高山、河流和天空诸神呵护着大地，滋养着大地。我们的文化一直追求与环境的完美和谐。我们只种那些我们需要的，这足够了。在共产党身上，我们看到的只有贪婪。现在，他们似乎计划开垦所有可利用的土地，养活他们的军队。”今天青藏铁路的修建，也是出于同样的贪婪。西藏的一草一木，惟有无声地哭泣。

阿妈阿德所在的康巴地区，民风最为剽悍，当时的反抗运动也最为激烈。然而，面对装备精良、多如蝗虫的共产党军队，数量有限的藏人单凭勇气和体质与之对抗，宛如以卵击石、蝼蚁撼树。“人们发现藏族战士死去时，仍紧紧地握住手中的藏刀，那么紧，那么用力，手都变成了黑褐色。”不久，阿妈阿德也被捕了，并且受到种种酷刑的考验：“审讯的警察开始对我动粗，一连四天我都戴着手铐，手还被拷在后面，他们拼命往我大腿上踢，腿上肿了一大块，过了三十九年后还能感觉得到。”还有更可怕的酷刑在等待着她：“有时他们扯我的头发，有时拉我站起来，强迫我跪在削尖的木片上。有一次，他们把竹签楔进我食指的指甲盖儿下，把指甲下的皮肉都撕裂开了，一直裂到第一个指关节。他们把竹签子慢慢地往里插，想要强迫我交待。我眼前浮现出一张张家人和朋友的脸孔，现在已经很明白，如果我开口，这样的逼供就会没完没了。最后我疼得昏死过去。”这位信仰坚定的女子，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从未出卖和揭发过别人，从未背叛自己的民族，从未向毛泽东像表示效忠。当她出狱的时候，已经由一名鲜花般的少妇变成了伤痕累累的老人。

这些章节让我不忍卒读，同时我也为自己身为汉人而感到羞愧。近代以来，藏人不曾侵犯过汉人；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藏人也从未试图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可是，毛泽东却要彻底征服并按照他的方式改造西藏，不惜为之付出血的代价。在通常情况下，杀戮是有理由的，可是中共政权对藏族的杀戮却毫无理由。如果硬要找出理由的话，也许就是因为毛个人疯狂的野心。毛泽东政权对西藏人的种族屠杀，虽然数量上没有达到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但性质完全是一样的。此前，我们对此罪恶一直缺乏清晰的认识，我们谴责毛泽东发起的种种政治运动以及大饥荒造成数千万人死难，却很少对藏族的悲惨遭遇表示同情。我们的人权观和自由观是有选择的，是有缺陷的，我们自己却从未意识到这一点。直到今天，西藏在中国年轻一代的“小资”心目中，仅仅是一个“香格里拉”一般的梦幻之地。在各种小说、游记和摄影作品中，西藏常常被当作浪漫的爱情故事的最佳背景和对平庸的日常生活的一种反动。因此，那一切怀着“猎奇”的心态的、以西藏为题材的汉语文学，在阿妈阿德的这本回忆录面前，都黯然失色，都轻得失去了重量。

每个民族都需要见证者，尤其是那些被杀戮、被侮辱、被漠视的民族。大屠杀见证者、华盛顿大屠杀博物馆的创始人、作家韦塞尔于一九八六年获诺贝尔和平奖，颁奖者称他是“人类的信使”，赞扬他记录下了“在人类遭受极大羞辱和彻底蔑视时的个人经历”。韦塞尔把保存苦难受害者的记忆当作自己的使命，他说：“歌德说，人在悲痛时会沉默，这时候，上帝便把歌唱悲伤的力量给了人。从此，人再也不可能选择不歌唱。……我为什么写作呢？为的是受害者不被遗忘，为的是帮助死者战胜死亡。”如果说韦塞尔是犹太民族的见证者，那么阿妈阿德便是藏族的见证者。最为可贵的是，在经历了地狱般的劳改生涯之后，她仍然保持了人类的尊严、宽容和慈爱，她并不憎恨那些对她施加过暴力的人，更不试图寻求报复。她对西藏被戕害的命运深感悲伤，却不主张用激进的方式寻求独立，她在回忆录的结尾处呼吁说：“愿人们认识到和平是这个世界不可或缺的空气，愿人们都能理解纷争不可能靠武力来解决。”可惜的是，迷信武力的、傲慢的北京当局根本不愿听取达赖喇嘛和阿妈阿德们真诚而富有建设性的呼吁。

这是一本记忆之书，这是一部法庭的证词，阿妈阿德不是熟悉遣词造句、学识渊博的作家和学者，她的这本口述回忆录却具有特殊的文学和历史价值。学者徐贲在《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一文中指出，大屠杀幸存者的见证为其它灾难见证设立了重要的先例。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亚历山大称灾难幸存者的见证为“一种新的历史凭证”，称作见证的幸存者为“一种新的历史行动者”。韦塞尔也说过：“如果说希腊人创造了悲剧，罗马人创造了书信体，而文艺复兴时期创造了十四行诗，那么，我们的时代则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见证文学。我们都曾身为目击证人，而我们觉得必须为未来作见证。”我相信，阿妈阿德的《记忆的声音》完全有资格成为世界“见证文学”宝库中倍受珍惜的作品之一。未来汉族和藏族实现和解的那一天，这本回忆录将被收藏在历史博物馆中。我们的后人将会惊叹于自身的历史中出现过如此黑暗的一页，更将为我们有过阿妈阿德这样一位如同“压伤的芦苇不折断”的前辈而感到自豪。


——二零零七年十月十日

──《观察》首发

gsmofgsm

西藏从哪个朝代以来就一直是中国的领土。达赖、班禅的选定都是要经过中央政府批准的。

当新中国成立后，西藏也自然的属于了中共的政府。当时西藏并没有异议。连十四世达赖自己也是中共政府批准了的。

为什么后来他跑掉，然后死活不承认政府了呢？

因为当时的西藏还是实行着原始的农奴制度。少数农奴主占着土地、欺压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然后50年代共产党实行了土地改革，当然也改革到了西藏。农奴主被打倒，土地分到了农奴们的手里。这样就触动了那些处于西藏上层社会的农奴主们的利益。于是达赖反了，叛逃了。

我以前对政治历史都很不感兴趣，可是自从去年跟德国人吵了以后，了解了一点点这方面的历史。但不保证用词准确，大概是这么回事的。

令狐药师

请楼上仔细阅读我转的余杰先生写的关于西藏的三篇文章。

令狐药师

...几个一起的德国朋友明确表态香港,澳门和台湾肯定是属中国.但惟独西藏问题各有看法. ...
Lydiahuang 发表于 17.8.2009 23:30

那是因为德国人不愿意看到他们曾在犹太人身上犯下的丑恶历史，在我们这个民族身上重演！
向西藏忏悔——不是出于勇气，乃是出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