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上很流行的一段话:“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
在中国,有两种爱国主义,鲁迅笔下的红眼睛阿义与夏瑜就是这两种爱国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夏瑜在牢里面向阿义宣传“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把坚持“这大清的天下是老佛爷的”阿义的肺都气炸了,阿义凭借其牢头的特权赏了夏瑜两个大嘴巴。
阿义式爱国是我爱这国家的一切,包括这里的专制、腐败、愚昧、落后等等。乔治.肖伯纳说:“爱国主义就是让你确信这个国家比所有其他的国家都要出色,只因为你生在这里。”
为了爱国,阿义们可以反社会、反文明、反宪法、反 共和、反民主、反自由……,所以,亨利.大卫.梭罗说:“那些没有自尊的人仍然可以是爱国的,他们可以为少数牺牲多数,他们热爱他们坟墓的泥土,但他们对那种可以使他们的肉体生机勃勃的精神却毫无同情心。爱国主义是他们脑袋里的蛆。”埃里克.弗罗姆说:“民族主义是我们的乱伦模式,是我们的偶像崇拜,是我们的疯狂。‘爱国主义’是它的迷信崇拜。不必说,我所谓的‘爱国主义’态度将自己的国家置于人道之上,置于正义与真理的原则之上”。
阿义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为了爱国,阿义们杀逆贼,杀反革命,都丧心病狂了,作家张贤亮就有一个关于十岁反革命的回忆文章(参阅“小小反革命系列”)。美国、日本等国从来就没有无耻的“反革命罪”,所以,勃特兰.罗素说:“爱国主义就是积极地为了微不足道的原因杀人并被杀。” 塞缪尔.约翰逊说:“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
为了爱国,阿义们鼓吹奴才哲学,所以,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把沦为异族奴隶之苦告诉国人,是很必要的,但是切莫使人得出结论:“那么,我们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罢”。“从前的愚民政策是不许人民受教育,现代愚民政策是只许人民受某一种教育。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的当。”——钱钟书《围城》
夏瑜式的爱国主义,我爱这国家,但是这国家必须可爱才行。如果它不可爱,甚至面目狰狞凶残可恶,肆意剥夺我的自由,践踏我的权利,侮辱我的人格和尊严,那么,我迫不得已,别无选择,唯有跟着孙中山们以“逆贼”的方式爱它。爱德蒙.柏克说:“要让我们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应该可爱才行。”
前一种爱国主义完全是理性缺席的情感,类似于“爱你不需要理由”“因为爱所以爱”“死了都要爱”的无厘头扯蛋。表面上彻底专一死心塌地,看上去很美很浪漫,然而,摒弃理性的东西,终究经不起任何的推敲,到头来难免成为天真幼稚无知愚昧的笑话。相比之下,后一种爱国主义要成熟理智得多。
有趣的是,这两种爱国主义的境遇却是如此的大相径庭。阿义式的爱国主义受到了权贵的高度赞赏和利用,被宣传机构渲染得集伟光正真善美于一身,权贵也大批豢养五毛党来推广这种爱国主义,但却被夏瑜们批判为爱国贼、伪爱国主义。而夏瑜们的爱国主义则为权贵所不容,也为前一种所排斥,受尽污蔑,责难和打压,并被冠以“汉奸”和“卖国”的头衔。这种现象很怪,很耐人寻味。
据鄙人之观察,阿义式的爱国主义者多半是小屁孩和愣头青,他们热情高涨,但却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声带发达,但却总是人云亦云,集体聒噪。他们雄赳赳气昂昂,庞大的队伍浩浩荡荡,但却始终只会排成S形和B形。他们把爱国奉为至高无上神圣兮兮的教旨,但却对祖国已沦为权贵盘剥人民工具的现实无知,无视或视而无知。所以,准确的说,他们其实是一群爱权贵主义者。权贵说反日,他们便反日,权贵说反美,他们便反美,权贵说批倒批臭国民党以及一切异议分子,于是他们便亢奋的集体出动,群情激昂,群魔乱舞,个个双眼眼充血,青筋暴突,声嘶力竭,上蹿下跳,生怕世人不知道他们有多爱国似的。他们是权贵的低级喽啰。总之,一切唯权贵的马首是瞻,哦不,他们只是一群可怜的跟屁虫,所以,应该是唯权贵的马尾是瞻。
托马斯.杰弗逊说“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夏瑜式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者,无一例外的都是“异议者”。他们反对独裁专制,崇尚自由,关心人权,追求宪政民主,他们对祖国爱得深沉,所以才不顾生命危险与绑架祖国的权贵组织殊死抗争。他们十分关心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是,他们明了,只有主人才有资格谈论主权和领土,对于一群人质而言,首先要想的应该是如何解救自己。他们确信,在专制社会,“异议是最高形式的爱国 —— 托马斯.杰弗逊”;他们同样确信“争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真正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能够建立起来的 —— 胡适”;“恶国家甚于无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 陈独秀”。然而,正是因为这种鲜明的异议立场,使得他们遭到了专制当局的无情镇压,也遭到了伪爱国主义者的责难和攻击,成为“逆贼、洋奴”。所以,马克思说:“被压迫者无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