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公开的传奇[转帖]

krz · 发表于 12.5.2004 17:35:35

日前有位朋友写文章要查戴笠的死，因为某有一位姑父是沈醉先生的亲戚，八十年代沈先生写回忆录的时候曾经帮助整理过文稿，平时和我们谈天说到过这个问题。所以特意电话过去聊了好久，幸亏是MSN不用花钱，不然老萨要大大破财。 但收获也很令老萨耳朵发热，颇有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干脆花些时间整理整理，和朋友们分享吧。因为是电话里聊出来的，可能有支离破碎的感觉，请大家原谅。 沈醉先生，原军统少将，曾是戴笠的得意部下。我姑父回忆（他姓杜，是基督徒，现在做税务工作了。后面我就用杜公来称呼他吧），沈先生和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不同，身上没有官气，外表十分儒雅，虽然干了多年体力劳动，这时已经全然看不出来。面色白皙，金边眼镜，常穿灰呢子的短大衣，风度翩翩，一只眼睛有些视力下降，看起来象一个大学教授，有一位中统的巨头徐恩曾，沈先生晚年和他形象很相似。但这只是他的外表，实际上沈生性好动，走路很快，杜年轻他30岁，但根本跟不上他的步子。 更令人惊异的是沈有一身很好的武功。沈先生总是柱一根拐杖，其实他根本用不着，那是他防身的武器。照他的说法，要是碰上截道的七八个人他一根拐杖就应付了。截道的没有见过，杜公可是见到沈先生吃核桃，从来不用锤子，都是手一捏就解决了 -- 那时候沈先生都七十多了。 他的武功是入军统前练成，并不是特务训练的结果。这一点在军统非常有名，也给他带来很大麻烦，1949年卢汉起义，沈醉和余程万等在昆明都被扣留，别人都是软禁，只有沈先生不但加上手铐脚镣，而且严令看守的哨兵到他身边盯着.“他们不怕我点穴。”沈先生笑对杜公说。大概是做特工出身，观察东西非常细致，他说一般人睁眼看到的，只有一样东西，他呢，一睁眼，全屋里每样东西都能看到。某回来试了一下，好像还真是那么回事。 杜公开始帮沈先生整理文件还相当拘谨。没想到沈先生交给他的第一个活儿就十分有趣。沈先生让他查一个人名，叫龙飞虎。 杜公没反应过来，也不敢问，一想，说《封神演义》里头姜子牙有一个徒弟好像叫这个名字，等等翻出来给沈先生。沈先生大笑，说不对不对，这个是龙须虎，龙飞虎要是有，肯定是现代人， *** 的，再查。末了，发现真的有这样一位人物，原来是周恩来总理的参谋，后来做到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原来沈先生回忆当年曾经见到一份 *** 人士的名单，对这个名字印象十分深刻，别的都不记得了，前几天有人请他回忆，吃不准所以查查。因为那时候国民党有一个李士珍，土法上马也搞特务活动，经常制造一些假情报骗取老蒋信任，看来仿佛侦探小说一般，实际全不可信，沈先生怕这个龙飞虎也是他伪造的，查了，才放心。 以后，他发现，和沈先生谈话十分随意，沈先生自己对自己的地位和加之非常明白，所以有文史，回忆的问题，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现在的采访对象这样的可不多。但是他有两个原则，第一，绝少说人家的不是；第二，国共双方的争执，尽量不说。所以他的话语中，名人逸事比较多，而锋锐的地方就不多。比如杜公曾经好奇向他打听白公馆烈士的事情，被他把话题引到中美合作所，知道了四川军阀白驹建造的白公馆，原来是很好的别墅，但是听的过瘾，最后自己要问的，却没有问出来。 杜公说，沈先生当年有怕见三个人。 第一个，是军统局秘书长郑介民的老婆。这个半老徐娘是有名的财迷，经常指着名向军统要东西。沈醉本人是总务处长，正是首当其冲。找他要紧俏东西的国民党官员不少，唯有这位太太个别，她要东西，不是为了自己用，自己喜欢，而是为了送到当铺里头换钱，所以是永远填不满的坑。而郑介民本人，沈先生颇为推崇。说这个人做官不在行，而且胆小，实际是个情报专家，平时的乐趣就是阅读特务们送来的材料，他不审犯人（戴笠就不行，急了还有过亲自动手的时候），就是看材料，但是好多大案子都是这样破的，说起过的，一个是吴佩孚的日本混血女儿吴冰特务案，被他从一封可疑的信件中看出了端倪，一个是当年《永不消逝的电波》里李侠的案子，当然李侠的真名不是这个。说到这儿，沈先生就打住了； 第二个，是蒋介石，沈多次见过蒋，还差点当了宋美龄赴美的随从武官。但是他怕见蒋介石。原因是沈醉的性格活跃，喜动难静，而且随便惯了，而蒋介石对部下的仪表非常重视，往往从看人的衣着，姿势，精神面貌，就决定他的好恶。戴笠是特别重视对蒋投其所好的，因此每有军统人员去见蒋，必要反复嘱咐，交待，有时还要向蒋的随员预先打听蒋的心情，决定何时谒见。这种严格的要求，对做惯了外勤的沈醉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另外就是蒋说一口难懂的宁波官话，沈是湖南人，往往担心听错，心情很紧张。 但是对于蒋介石，沈先生有一个独家的“新闻” -- 老蒋喜欢唱歌！ 老蒋喜欢唱歌可是以前没有听说过。沈先生说老蒋不但每天必唱，而且有的时候能唱相当长的时间，颇为自我陶醉。警卫人员都听过他的歌。有趣的是老蒋不唱京剧，不唱一般的歌曲，只唱三样：军歌，党歌，国歌。按照沈先生的记忆，如果唱国歌多的时候，就比较正常，如果唱军歌多的时候，那就是比较有麻烦了。党歌，一般都是有纪念日的时候才唱。老蒋的嗓音一般，但是就是这几首歌，居然百唱不厌，或许也是一种休息吧。奇怪的是蒋在公开场合从来没有唱过歌。 饱吹饿唱，难怪老蒋搞经济总是出毛病。 第三个呢，是蒋的持从室主任钱大钧。钱是保定军官学校出身，黄埔军校军事教官，资格老的可以对陈诚一类的人物指手画脚。 此人形容威武，在西安事变的时候负过枪伤，对于特务颇有些瞧不起，因此也不太好相处。后来从别的特务嘴里听到钱大钧曾经为了娶太太险些自杀，让沈醉大吃一惊之下，也对这位将军的看法大为改变。 那是钱大钧任武汉警备司令时候的事情了。 [待续] 二.风流上将钱大钧 下面这段是杜公讲的，是否是沈先生的原话不可知，大约有所补充。 钱大钧在武汉担任警备司令是从教导第三师师长职务上面提拔的。因为他善战，善治政但不善治军。武汉警备司令这个职务，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华中军区司令员。 钱风度阳刚，身材高大，相貌英武 -- 可以到军事博物馆看黄埔军校人员的照片，最为英俊的三个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校长蒋介石，军事教官钱大钧，-- 而且文武双全，对佛学很有研究，通晓英文。更兼身为国民革命军的青年将领，前途无量。 如此人物，称为黄金王老五应该说并不过分。名门闺秀之使络绎不绝。偏偏造化弄人，钱自己，却对舞会上认识的一位欧阳藻丽小姐一见钟情。起初一切都顺理成章，钱将军拿出东征陈炯明的功夫发动猛攻，欧阳小姐招架不住，很快就堕入情网。钱将军随即派人上府求婚。欧阳小姐家为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大家，一对姊妹花沪上有名。但老爷子家教森严，对于女儿私定终身大为愤怒，及至知道未来乘龙是一位“丘八”，更是坚决拒绝。想想也有道理，中国政治翻云覆雨，今天的将军，明天就是断头冤魂，谁家的女儿肯安心嫁给军人呢？钱将军攻城不克，遭到断言拒绝。 自古军人做事坚定，钱再三派人上门说项，但欧阳家就是不同意。最后搬动了蒋委员长出面，还是吃闭门羹。想想当时的政治局势，欧阳家也真算骨头够硬。奇怪的是这些国民党大员也真就没办法。 某以为当时能够成就非常功业的人物必有非常性格。这位素以稳重沉毅著称的钱将军也不例外。他和欧阳小姐洒泪而别，回了汉口，按照他自己的方式铨叙爱情去了。他丢下公务不干，带上马队上街巡视，礼服洋刀，一副威仪。但是表情怪异，似笑非笑，举止失常。突然抽出手枪，顶住自己的太阳穴就搂火。 幸好他的副官久经沙场，早就看到长官今天表情不对，一直留心在意，见势不妙，抬手就是一马鞭。子弹顿时飞到爪哇国去了，一群官兵赶紧把他们的司令官拉下马来，拖回司令部去。当时高级将领自杀的例子并不少见，沈先生说，这个级别的，抗战前有三大自杀未遂事件，第一个是我国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先生，担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期间，因为壮志难酬，无法为国建立一支国防军军官队伍愤而吞枪，第二个是军委会高参，老同盟会员续范亭，为了日本侵占东三省在中山陵前切腹。第三个呢，就是这位钱大钧将军为情所困了。 -- 数他没出息，杜公笑言。 消息传到上海，欧阳家发生了家庭革命，一直看不惯此事的二小姐欧阳生丽挺身而出，护送大小姐“私奔”武汉。实际上，沈先生认为，大概欧阳家也怕事情闹大，对这个“私奔”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于是，在武汉的警备司令部，钱大钧否极泰来，洞房花烛。这位将军可算痴情，在国民党的腐败阶层之中，有名的贪污而不纳妾 -- 当然，后来也纳了，是太太逼的。后面另说。 沈先生和钱将军打交道，是因为军统特务往往负责蒋介石出巡的外层防卫，归钱的侍从室指挥，沈为人精明干练，多次担任这个职务。而钱总是神情踞傲，很不好合作，极少给特务提供方便。因为他是上级，沈等特务都吃过不少苦头，因此不愿意去见他。后来才知道，钱是在西安事变里和军统结下的梁子。 当时钱也和蒋一起去西安。华清池附近原来有一个火车头，为了防止蒋乘火车逃跑，张学良找到钱大钧，说要让自己的好马“盖西北”和火车赛跑，诱骗钱同意将火车头调到临潼车站。这个细节事变后被特务密报上来，认为钱和张有勾结的嫌疑。钱因此受到审查。当时钱曾指挥侍从拼死抵抗，掩护蒋逃走，自己被东北军的子弹打穿胸部，却遭到如此对待，内心极为痛苦。因此终生对特务没有好感。 钱大钧后来在抗战的时候指挥过武汉行营，当时日军空袭武汉，钱指挥空军应战，有一个奇怪的命令，就是飞机升空必须绕武汉一圈然后才去迎战。那时空战都是讲究抢占高度，等绕完一圈再爬升，往往就吃亏了。有的空军人员就有所抱怨。军统的特务收集到这个情况，就准备向蒋介石打小报告，但是被有军事经验的大特务文强扣下了。文强说，抗战本来就是以弱对强，军事上的胜利是很难的，保持民心军心士气与日军相持下去才是目的，空军绕武汉飞行给军心的鼓舞，远不是多打下一两架日本飞机能够补偿的。可见，钱大钧对军事政治的理解，还是颇有造诣。 钱后来娶妾非常传奇。因为他的妻子欧阳藻丽后来身染重病，垂危之际夫妻情深，不忍钱后半生寂寞，要钱同意自己死后娶自己的妹妹为妻。欧阳二小姐早就对这位姐夫情有独钟，长期不论婚嫁，自是垂泪答应。 钱表面答应，却在同僚面前露出后半生独身之意。钱夫人遂强要钱发誓，并在自己有生之时即让二人同居。一时传为美谈。不料阴差阳错，钱夫人心事已了，病势却一天天好了起来... 没办法，就形成了姐妹同嫁一夫的奇事。军统里茶余饭后之余，便有人一边羡慕钱桃花运好，一边笑话欧阳老先生阻婚不成，把两个女儿都赔了进去。 这后面一段是某所知道的，和沈先生无关了。钱后来很长寿，到台湾后蒋拔撰新血，钱退役转任体育运动委员会主席。 后来某在一部台湾关于黄埔抗日的纪录片里看到过他。那部片子里片头是一位国民党将军回忆8.13上海抗战，说开战前中国军队将领在南京开会，由蒋介石宣布参战部队，那时将星云集，军容整肃，每个人都期盼能念到自己的名字，能够被编入战斗序列的将领无不激情澎湃。此后的八年中，这些黄埔之光有二百名以上的将领，倒在了异族的枪口下。片子的结尾，是年近百岁的何应钦将军，戎装佩剑，领唱黄埔校歌亲爱精诚，背景就有耄耋之年的钱大钧将军，阳光绿草之间，在双杠上作慢起手倒立。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黄埔精神。 有一个说法，讲戴笠是反共老手，沈先生的看法是，这句话言过其实，戴笠从反共角度，相当的没有地位。 [待续] 三.戴笠和军统中的共产党 假如说戴笠不是反共高手，只怕很多人都认为这是胡话。可戴笠的确不是。军统的主要工作不是对付共产党，这方面，戴笠的成绩并不突出。 沈先生回忆，当时国民党特务系统政出多门，但是各自有自己的主要业务范围，其中军统的主要工作目标，初期是各类军阀，第三党派势力，抗战开始后，主要是敌伪。邱开基系统主要是侦毒缉私，邓文仪所部是空军系统（前二者最终被戴笠排挤吞并），康泽是武装特工，而国防部二厅是军事情报。反共，是中统的主要任务。 蒋介石从自己的生存出发，不断平衡两统的工作，也不总是以共产党为优先。在1932年，军统的经费为80万元，中统仅仅为20万元，相差四倍之多。这也不奇怪，因为当时对共产党主要是军事围剿，情报工作的威力不及军事进攻，而对军阀政客，军统那一套江湖功夫比洋枪洋炮还管用，纵横折冲中原大战，搞垮唐生智，陈济棠，蔡廷楷都是戴笠的得意之作。蒋宁可把买枪买炮的银子放到戴笠身上，收兵不血刃的好效果。 这也和两统的历史渊源有关。军统以戴笠为首，大量吸纳军界和帮会人员，是职业特务，普遍没有太高的政治素养，戴笠做事好像有个五字诀，“群办师才干”，对付出身于旧社会的各个阶层都相当有效，连胡宗南都说戴笠“人情世故熟”。但他本人对共产党的理论并不熟悉，这一套惯技用在组织严密，崇信信仰的共产党身上用处很小。 戴笠为人好胜，且知道蒋介石对于反共的功绩最为看重，故此从没有停止过反共的特务工作。可惜收效甚微。这主要是因为戴笠根本就不允许军统特务对共产党进行深入的研究，以防赤化，同时一旦得到线索，必急功近利的进行逮捕，审讯，往往人也打死了，线索也断了。而中统就不一样，中统的人员多是出身国民党党务工作的人员，对共产党理论有较深的理解，不依靠刑讯，而依靠所谓“说理”的办法造成基层共产党人对信仰的动摇，制造叛徒，然后利用叛徒逐步深入，象多米诺骨牌一样给共产党组织造成巨大的危害。故此抗战之前，中统在反共的效率上面，远远超过军统。 军统唯一一次比较大的成果是抓住了共产国际远东局总书记约翰.华尔敦（沈醉亲自执行的密捕，没想到华尔敦也是个徒手战高手，沈醉加上几个特务居然抓他不住，惊动了租界巡捕，密捕变成了庭审）。华尔敦在法庭一言不发，军统竟然无法查出他的身份！而中统就成就斐然，顾顺章案，向忠发案，盛忠亮案等等，连连奏捷。戴笠对这一点非常恼火，但又不得要领，称他为反共老手未免太高，他在这方面比较外行。 中统在抗战中因为对局势认识不深，同时受到军统排挤，普遍人员意志消沉，高级特工人员纷纷投靠日伪，抗战后被大量整肃或闲置，是国民党解放战争期间反共特工效率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是戴笠不反共，实在是“共军太狡猾”。戴笠的专长，不在对付共产党。 但是军统内部却不乏共产党。 沈先生笑称军统内部共产党有两派，一派称为老共产党，一派称为新共产党。 老共产党，就是被戴笠利用的共产党叛徒。戴笠对这些人虽然考察严格，但欣赏他们高超的工作水准和忘我的投入精神，故此每每重用，甚至引起一些老特务的嫉妒。其中比较有名的共产党叛徒，包括余乐醒（戴笠的智囊，沈醉的姨父），谢力公（军统训练专家，负责苏联方面问题的大特务），王克全（原共产党江苏省委书记）。其中王克全工作最为认真，成为军统内勤的台柱子之一，沈先生回忆此人后来因为重庆局本部遭到日机轰炸物资损失惨重，自认为准备不周，责任不可推卸，竟开枪自杀了。 这些共产党叛徒虽然叛变，但往往都是有才之人，而且对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特务组织克格勃有着或多或少的了解，不只军统，其他国民党特务系统也都有重用者。张学良系统的特务头子黎天才，本是李大钊的亲信，就是在不肯叛变的情况下，由张学良爱惜其才气，保留了下来，后来受到“感动”的黎投桃报李，改变了立场。 还有一批新共产党，就不是戴笠想留的了。他们是打入军统内部的共产党员。 军统组织严密，共产党怎能打入呢？沈先生说多半是军统自己招的。军统对于人员，要求还是比较严格。戴笠曾经屡次发文告诫下属：“不可用流氓”，“流氓只知招摇，用之未有不败也”等等。那时招收的人员越要求积极向上，其中隐性的共产党人或共产党同情者就越多。而军统因为自身名声不佳，招生又采取许多欺骗手段，使学生往往感到上当。这样，有机会的时候变成共产党的潜伏人员并不奇怪。 比如军统著名的电讯总台案，就逮捕了一张姓报务员（张蔚林）为首的六名共产党员。其中，职位最高的报务主任冯传庆，本来已经接到警报渡江脱险，避开了军统的搜捕半径。但是他没有经验，疲劳停下来休息，因出手阔绰，被当地农民作为日本间谍举报，假如他当时亮出军统的身份，大概也能逃过一劫，可是冯试图隐瞒身份，终于暴露。这六个人后来全部被戴枪决。 戴笠包庇的东北救亡总会，更是共产党人刘澜波等活动的重要据点。 但也颇有一些共产党人，最终作为军统人员在抗日的战场上以身殉国，直到解放后有关部门向沈先生核对情况的时候，才知道这些“殉职英烈”是共产党。不过，笔者以为，讨论这些人在殉国的时候属于哪个党派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他们都是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而献出生命的，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英烈。 沈先生有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就是假如说国民党不抗日，军统不抗日，老先生就会很和蔼，但同时很坚决的给你纠正。比如戴笠，普遍认为他是一个没有政治思想的特工头子，而沈先生唯一谈到可算是戴笠政治思想体现的话，正是关于抗日，而且相当经典。 [待续] 四.抗战中的军统 -- 这一章的一部分已经被Erichb朋友日前转贴到军盟过，这次老萨把它贴全了，并增加了一些内容。 戴笠并非全无政治头脑，但大多数时候他是跟着蒋介石的思想运转，蒋要反共，他就想方设法的反共，蒋要和谈，他就把要在重庆“杀毛立功”的特务缴枪拘禁。唯独对于抗日，戴笠的政治思想非常明确。淞沪抗战之前，国民党大员们在南京开会，休会的时候议论纷纷，戴笠很坚定的对其他人说，这次我们一定要打了。国民党元老吴稚辉问他，武器，经济都差的那么远，拿什么打呢？戴笠说：“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这句话给其他国民党人震动很大，后来成了军统对于抗日的经典创见。 军统在抗战中的表现，是和当时的中国同命运的。据沈醉先生提供，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者就达18000人以上，而抗战结束时全部注册人员为4万5千余。其他附属人员牺牲者更众。因为材料的限制，这里大概只能从片面的角度描述一下抗战中的军统吧。 沈醉先生本人先担任虹口地区的对日情报收集工作，为日军排挤不能立足以后，转而带领特工潜伏人员深入浏河，大场，直达前线乃至于日占地区，亲身担任战场调查工作，为中国炮兵部队指示目标，鉴别战果，铲除汉奸，每日在生死线上徘徊，饮水三餐皆不能为继，但沈先生和其他特工人员皆以苦为乐，丝毫不以危险为念，与前线官兵同进同退，死亡相继，前后达数月之久，沈先生至今感激戴笠能够给他这样的为国效力的机会，认为是在军统最为快乐的日子。 要知道那时候沈先生已经是戴笠手下着力培养的四大金刚之一（陈恭澎，赵理君，沈醉，王天木，沈说其实是六大金刚，好包括文强和吴庚恕[牺牲于上海]后面还要详细叙述），居然舍得放到前线，可见军统在抗战中的投入。 根据沈先生回忆，当时国民党政府军并非我们一般所认为的一触即溃，特别是抗战前期，基于爱国热忱，他们的确进行了相当艰苦惨烈的抵抗。当时的军队往往是军阀的私人武装，和日军交战是第一次和现代化的对手进行战斗，那种立体的空前的杀伤力是当时国民党官兵简直不能想象的，而他们依然在那样地狱般的拼杀中和日军进行了不屈的格斗。 军统西北区高级特务宋良随卫立煌部增援山西。沈先生还记得他发来的报告，当时第二战区为了坚持等待中央军的救援，严令死守晋北门户淳县和原平，淳县经过三天激战失守，原平原订计划守三天，但是因为中央军遭到日军空袭，行动迟缓，阎锡山下令要原平再坚守十天。原平守军只有一个旅，而居然就真的孤军死守了十天，从城外直打到巷战。其间第二战区多次派兵增援，但因为势单力薄，只有两个连的援兵到达城内。卫立煌到达忻州已经是原平坚守的第十三天，中央军火速派第九军搭乘汽车夜行前进，救援原平。宋良就是第一批部队随军赶到的。 结果他们到达云中河大桥的时候，只见周围阵地的晋军官兵皆“全体肃立，望北而哭。”原来就在那一天清晨，原平守军已经力竭城破，守军五千人，从旅长到马夫，除送到大白水的伤兵百人外，全部阵亡。日军后来发表的战报，宣称原平城内，往往一个院落因为反复争夺，中国官兵的尸体可以达到好几层。晋军一向因为战斗力弱被称为“豆腐军”，而“豆腐军”的表现，也是这样令人心动，令宋良这样的老特务也不禁感到“吾河山终不变色”。 实际上，就是那些所谓的逃将，败将，也并非那样丑陋。对比原平，淳县的防守就打得糟糕，而负责防守淳县的晋军指挥官王靖国，当时是把自己绑在城门上和日军大战，最后被护兵强行抬下战场的。但是山西的军法官竟因为王靖国“擅自撤退”不能正法，愤而自杀！这些，都使我们作为后人，感到对当时历史认识的苍白无力。 戴笠本人，抗战初起，既是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场的情报枢纽，沈先生回忆那些天戴从来没有过的精力充沛。沈先生的原话是：“他是中国人嘛。”他白天坚持在上海前线，一边忙于组织对日情报战，一边竭力建立军统武装别动队（后来的忠义救国军），协助正规军作战。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每天晚上还亲自坐车从上海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战况和情报分析。那时南京到上海铁路已经不通，汽车也只能灭灯行驶，日军飞机不断轰炸扫射，时时如身临鬼门关，戴却乐此不疲。 沈先生说他有一个奇怪的休息方法。戴笠好色是有名的，而他的好色居然能够帮助他保持充沛的精力就很少有人知道了。那时他白天奔忙一天，坐车去南京的时候，必要带上两个女特务和他坐在后排，一左一右，要求要漂亮，风趣，开朗善于说笑。一路从上海到南京和女特务说笑解闷，有时候给他作按摩，也不用睡觉，顶多靠在女特务身上打个盹，去见了蒋介石，谈话后又一起回上海，一路又是说笑不眠，第二天居然又精力充沛，生龙活虎，也是奇人。更奇的是他居然从这些女特务中挑出一个最出色的叫做叶霞娣，送给了他最亲密的朋友胡宗南作老婆！ 军统的女特务多半都是青浦等几个训练班招收的青年学生，经过各种训练以后从事从军统文书到暗杀刺杀的各种工作，其中有一些就被派到军事机构，她们往往从事译电，秘书等工作，同时对部队主官进行监视。杜先生曾经在北京给某讲过一个关于她们的旧事，是某印象极为深刻的。 那是中印缅战区成立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原定参战的指挥官陈诚和戴笠不合，因此军统最初没有派遣人员的准备。但陈诚因为卷入和美国方面合谋推翻蒋的一件案子，远征军改为由杜（津去三点水）明指挥，军统随即派出人员随同远征军出发，其中就有一批星子训练班的女学员，到远征军中担任译电员。 因为和美英军配合不力，远征军经过苦战，终于失利。孙立人部新38师退往印度，在孙部的七名军统女译电员随同撤退。由于当时日军已经控制了主要交通要道，前进速度很快，远征军撤退中不断遭到日军的袭击，伤亡惨重。当他们退到印缅边境的当坡时，电台突遭日军的伏击。战斗十分短促，因为当时中国士兵已经弹尽力竭。转眼周围的掩护人员全部牺牲，剩下的七名军统女译电员被敌人追到一个山坡上。看到突围无望，这七名女特工人员砸毁电台，宁死不屈，每人高呼一声中华民国万岁！即拉响手雷，跳下山崖，没有一个被日军俘虏。七人中只有一个最年轻的姚姓女译电员因手雷没有爆炸而未死，但坠崖后四肢骨折，无力移动。四天后被亲中国的克钦族游击队发现，终因伤势过重，留下最后的叙述后，也瞑目异国。 新38师是远征军损失最小的部队，其它部队延野人山撤退，竟有活活被蚂蚁吃掉的惨剧，连200师师长戴安澜也壮烈战死。但是，即便是损失最小的新38师，其突围竟然也如此惨烈。看来狼牙山五壮士那样的场面，在我们那场八年的血战中，是屡见不鲜的。这件事，也彻底改变了某在看电影中对“军统女特务”形成的成见。 当年的四月一日，军统在成立纪念日上，对殉国的七名女译电员进行了隆重的追悼，军统唯一的女少将姜绍英亲致祭词，并在重庆漕丝厂她的办公室窗外，种下了七枝连根的美人蕉，军统人员称为“七姐妹花”。 我在杜公那里见过当时这些女译电员的毕业照片，那时大概她们还没有换装美式军服，一顶顶大盖型的军帽使她们看起来有点儿象苏联人。那个姚姓女译电员的头像上有个圆圈，其他的人都没有标记。她是个个子相当高的女孩子（从年龄上看，她可能不过二十岁），鼻梁很高，短的卷发，应该在当时是很时髦的，笑的灿烂而明亮，很难想象这女孩子会和如此惨烈的故事拉上关系。在这张照片上，我无法想象这样强烈旺盛的生命和死亡的接吻竟然是那样的一瞬。很遗憾，这张照片在80年代曾经在孔庙作为军统展览的一部分展出，它的意义只是说明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特务的训练。沈先生解放后在接受外调的时候才知道，在这七姐妹中，居然有两个是共产党员。当然，至死，也没有人知道她们的身份。某以为这并不重要，她们牺牲的时候，大概也不会想到自己是不是共产党，她们是全体中国人的英雄。 沈醉先生对自己在抗战中的贡献很少提及，但是杜公以为以他好动的性格，决无如此平淡之理 -- 在租界抓共产党，沈醉先生是中弹以后照样抓人的凶狠。有一次，他看沈先生整理的日记，发现有一段提到在贵池一带，沈曾亲自带人到日占区侦察海军布雷情况，结果和日军遭遇，只有沈醉一个人带枪，并掩护两个没有武装的调查员脱险。（群众出版社的《沈醉日记》第一版没有包括这个内容，第二次出版则包括了），杜公以此问于沈先生，沈先生十分不快的说：“唉，白丢了三辆自行车，后来才知道日本兵只有两个人，后悔啊，应该抓个活的回来...” [完] 《我这三十年》和《军统内幕》 对沈醉先生有兴趣的朋友还可以看《沈醉日记》，某以为那是较少修饰的材料。不过，老萨本文的材料，尽量选取了在出版物中没有采用的部分，因此，不免有支离破碎的感觉，阅读的连续性，远不如成篇之作。 对沈醉先生有兴趣的朋友还可以看《沈醉日记》，某以为那是较少修饰的材料。不过，老萨本文的材料，尽量选取了在出版物中没有采用的部分，因此，不免有支离破碎的感觉，阅读的连续性，远不如成篇之作。 西北望 沈醉这个人虽然世故油滑，但对戴笠感情还是非常深的。他被特赦后，政府组织到各地参观，他竟敢偷偷溜到戴笠墓前看了一番。他的书里对戴笠的能力还是给予很高评价的，事实上军统对 *** 地下组织的破坏力也不小，不能说戴笠不是反共高手。 　　不过二陈对军统有句评语：吃象难看。上海话“吃象难看”大概指人做事猴急、粗鲁，不漂亮。 　　军统的主营业务是军事情报，但是老是抢中统的生意。而且一派军人作风，动辄打打杀杀。这大概是喝过洋墨水的中统领导人说连黄埔也没毕业的戴笠“吃象难看”的原因之一。 一件题外事： 　　萨兄把黎天才和余乐醒、谢力公归为同类我认为很不恰当。客观的说，黎天才是自首，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而且他做了国民党的官后，做了许多有益于革命、有益于人民的事，这一点党是承认的，是有结论的。他和那些叛变后反过来对付革命者的叛徒是有区别的。 　　黎天才(1900-1961)　原名李渤海。山东省蓬莱县人。1919年在山东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夏入北京大学读书，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曾经和张国焘同是二七大罢工的领导骨干。1923年由何孟雄、高君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直晋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团北京地委委员，并参加全国铁路总工会工作，开始与罗章龙共事。后调山东工作。1925年调回北京仍参加铁路总工会工作，编辑《工人周刊》、《铁路年鉴》。同年秋，调至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共北京地委工作，曾任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宣传部长。1927年5月，李大钊死难后，他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9月，市委改组，任委员兼秘书处负责人。10月，被捕叛变。初掌张学良总部机要处，后为总部政训处副处长，为张学良的心腹。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罗章龙被开除出党。罗愤然和何孟雄、林育南（林彪的大哥）、李求实等组成中-共中央非常委员抗衡王明集团。上海非委旋为国民党破坏，（疑为王明一派故意向国民党告密，以借刀杀人）何、林、李等死难（今天公开大肆宣扬的只有一起牺牲的左联五烈士）。接着北方非委也遭破坏（被逮捕的领导人中有一个人很有名——张慕陶），黎天才领导的东北军非委成为非委最重要的组织。 　　黎天才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职权（审判被捕的共-产-党人），营救了大批被捕的党人，这些被释放的共-产-党人，相当一部分被吸收到东北军非委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北方局派人劝说黎天才为革命做些事情。黎同意了，而后确实不背诺言。第五次反围剿时东北军非委为中央红军提供了一些国军的绝密情报，红军长征后，进入中央苏区的国军搜到了张学良总部泄露出的情报，怀疑张总部有 *** 间谍。1934年底，中-共北方局特科的杨青林叛变，供出了东北军非委成员潘东周（文郁）提供军事情报的事，潘东周死难。此后，中-共北方局在东北军中的工作前功尽弃。但是黎天才等依旧秘密接受在河南大学的罗章龙的领导，配合中-共当时的政策，继续从事政治斗争。 　　黎天才等非委成员对张学良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最近有人提出黎天才等前共-产党人对张学良思想的转变和兵谏的发动有很大的影响。从1934年起，张学良在黎天才、潘东周（莫斯科中大毕业，回国后为向忠发秘书、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主编）、吴雨铭（罗章龙同乡、同学，中-共五大中委、全总秘书长）三人的帮助下，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辩证唯物主义、《共产主义ABC》、《左派幼稚病》、《资本论》等，他甚至先于中-共中央读了王明的《八一宣言》。正是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张学良才会在1936年6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在一般的提法是1936年4月，张学良在延安第一次见到周恩来，被周感染所至。其实哪有这么简单！（1936年8月中-共中央致张的信，抬头竟是“张学良同志”，呵呵！） 　　黎天才为张学良同志做的最后一件重大的事情大概是西安事变发生后为张起草八项主张的通电。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后，东北军非委也解体了…… 　　吴雨铭1949年入狱，1959年死于江西第一监狱；黎天才在1955年因潘汉年案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1961年8月在狱中病故。1981年7月16日，上海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对此案复审，鉴于黎天才在解放前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撤销原判决，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 　　 很好的补充，多谢了，对于黎天才的材料，您提供的大概是我所见最为详尽的了，我对此人曾经参加非委的事情毫不知情，还以为这位和沈醉一样的“投诚起义”呢。 沈先生后来被补为“投诚起义”人员，依据是因为他曾经在卢汉起义的宣言上签字，并下令云南的特务组织交出设备电台等，据说沈先生得到这个待遇，默然良久，以后也从来没有提过。因为和他同样“起义”的还有余程万，李弥等，这些情节都有，那是为卢汉活捉，枪口下做的样子，实际上当时他们自己也明白外边的部下不会接受这些命令，所不同的是余，李脱身成功，而沈没能逃脱罢了，他当时的态度和起义风马牛不相及。 其实这边也明白，但是给他个“起义”的待遇好象感觉舒服些似的，所以... 沈醉的回忆，按照杜公的说法，是一件也很痛苦的事情。因为毕竟过去了很多年，有些事情根本记不起来了，具体情节其实很多都是通过有关史料补足的，比如那个查找龙飞虎。说他信口开河相信是有的。 但是沈先生也有他出色的地方，那就是他是一个肯积极为国家做实事的人。这一点，倒是老萨感到惭愧的地方。对于国民党内部的看法，沈先生曾经在日记中写道：人们痛恨督察（特武），而国家需要督察。。。看来就是他的看法了。这个看法显然有问题，但是说明他还是有理想为国家效力的，而不是那种纯粹钻营的特务。据说戴笠曾经说他喜欢沈醉是因为沈“是一张白纸”。 俱往矣。 xibeiwang 以前读到一本关于改造黄维的书，其中一个细节令人难忘。作者引述黄维公子的话说：黄维晚年（八十年代中期），深夜读书，每当看到有关蒋介石和陈诚的报道和照片时，总是情绪激动，不禁落泪。 　　我想我们如果以客观的、不带偏见的立场来看，国民党有些领袖和将领还是有他的人格魅力的。否则仅仅靠金钱、地位，国民党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市面。 　　以我个人的体会，今天大陆史学界由于种种原因，尚未完全抛弃“唯我独革”的思维方式。谈起革命，承认孙文是革命党，但是有一个尾巴——脱离群众的资产阶级革命党。至于大革命时代，除了左派，余皆反革命。到了十年内战，只有 *** 在为革命而奋斗了。 　　对于国民党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还是怀着报国之志投身革命的。在国共分裂后，他们追随蒋，从他们的角度看，是在为民众幸福、民族复兴奋斗。今天我们在描述国民党领袖和将领时，尽管已经初步屏弃了脸谱化的做法，但是我认为其客观程度还很不够。那种“汉贼不两立”的对立思维在两岸还是普遍存在。也就导致了今天论坛上谈起共方将领，无论其品质如何，无论其有无罪恶，大多数网友均津津乐道；而一说起国方人物，无论其有无贡献于民族，则百般挑剔。其双重标准至此，唯有让人感慨！（不过我以为最具有悲剧色彩的是中-共-党史对“托派”“非委”等共运不同派别的态度） 　　沈醉从一个单纯的热血青年转变为一个老牌的职业特务，其人生的起伏、命运的乖蹇，也可算一段传奇。因此他写的东西作为消遣的资料应该说很不错，如果当作史料，确需慎重。至于错讹，相信这也是所有文史资料共有的弊病。至于人品，我的看法是这个人油滑世故是有的，但是大奸大恶应该还谈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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