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

大银猫 · 发表于 24.1.2005 06:07:45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史诗般巨著《古拉格群岛》就是以这样沉痛的题辞开篇。1973年，索尔仁尼琴决定将这本书秘密送往西方发表，这成了苏联政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事件。可以说，苏联当局决定剥夺索尔仁尼琴的国籍，并将其强行驱逐到欧洲，与这本书的出版关系极大。 这部长达140 万字的巨著，堪称苏联列宁和斯大林时期法制历史最精炼的描摹。所谓“古拉格”，即“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原是苏联劳改制度的象征。作者将其比喻为“群岛”，意在指出这种制度已经渗透到苏联政治生活的每个领域，变成了苏联的“第二领土”。全书分监狱工业、永恒的运动、劳动消灭营、灵魂与铁丝网、苦役刑、流放、斯大林死后7部，既以“群岛居民”的经历为线索，又穿插了苏联劳改制度发展史中的大量资料，结构宏大，卷帙浩繁，充分显示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驾驭材料的能力。书中有激昂的控诉，愤怒的谴责，也有尖锐的嘲讽，深切的诉说，是深刻理解苏联政治体制重要的参考著作。

大银猫 · 发表于 24.1.2005 06:11:27

第一部　监狱工业 “在专政时代，在处于敌人四面八方包围的情况下，我们有时表现出了不应有的温和、不应有的心软” ---- 克雷连科：在审理“工业党”案件时的发言 第一章　逮捕 这个神秘的群岛人们是怎样进去的呢？到那里，时时刻刻有飞机飞去，船舶开去，火车隆隆驶去——可是它们上面却没有标明目的地的字样。售票员也好，苏联旅行社和国际旅行社的经理人员也好，如果你向他们询问到那里去的票子，他们会感到惊异。无论整个群岛，还是其无数岛屿中的任何一个，他们都毫无所知，毫无所闻。 　　那些去管理群岛的——通过内务部的学校进入那里。 　　那些去担任警卫的——通过兵役局征召。 　　而到那里去死亡的，读者，如像你我之辈，唯一的必经之路，就是通过逮捕。 　　逮捕！！说它是你整个生活的急转剧变？说它是晴天霹雳对你的当头一击？说它是那种并非每人都能习惯并往往会使你失去理智的不可忍受的精神震荡？ 　　宇宙中有多少生物，就有多少中心。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因此当一个沙哑的声音向你说“你被捕了”，这个时候，天地就崩坼了。 　　如果对你说：你被捕了——那么难道还会有什么东西能在这场地震中保持屹然不动吗？ 　　但是，糊涂了的脑子不能理解这种天崩地坼的变化，我们中间最聪颖和最愚拙的都一概不知所措，于是在这一时刻只能从自己的全部生活经验中挤出一句话来： 　　“我？？为了什么？！？” 　　在我们之前就已重复过千百万次的这个问题，从来也没有得到过答复。 　　逮捕——这是瞬息间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惊人的变动、转换。 　　在我们生活的漫长曲折的道路上，我们时常沿着一些围墙、围墙、围墙——烂木头做的、土坯砌的、砖砌的、混凝土的、铁的——幸福地疾驰而过，或者不幸地踟蹰而行。我们没有思索过，它们的后面是什么？我们既不曾试图用眼睛也不曾试图用悟性往那后面窥看一下——而那里恰好正是古拉格之邦开始的地方。而且我们也没有察觉在这些无尽头的围墙上有着无数修得结结实实的、伪装得很好的小门。所有所有这些小门都是为我们准备的！—一瞧，一扇不祥的小门迅速打开了，四只不习惯于劳动却善于途人的白白嫩嫩的男人的手，抓住我们的脚，抓住我们的手，抓住衣领，抓住帽子，抓住耳朵，象捆草一样拖了进去，而我们后面的小门，向着我们往日生活的小门，便永远关上了。 　　完了。你被捕了！ 　　对此我们也就什么也回答不出来，除了发出小绵羊的咩咩叫声： 　　“我吗？为了什么？？……” 　　这是使人眼花缭乱的电闪雷击，从此，现在就变为过去，而不可能的事却成为真实的现在。这就叫做逮捕。 　　如此而已。无论在最初的一小时，无论在头几昼夜，你的脑子里什么别的也装不进去了。 　　在你的绝望之中，马戏团的道具月亮还会向你闪出光亮：“这是一个误会！会弄清楚的！” 　　而其他的一切——那些现在已经变成关于逮捕的传统概念，甚至变成文学概念的东西——将不在你的惶惑的记忆中，而在你的家属和邻居的记忆中积聚和构成。 　　这是刺耳的夜间门铃声或粗暴的敲门声。这是夜间执行任务的行动人员穿着不擦干净的靴于雄赳赳地跨进门来。这是在他们背后跟进来的吓得发呆的见证人（干吗要这个见证人？——遭难者不敢想，行动人员记不得，但按条令应当这样做，于是，为了签名作证，他就必须通宵坐以待旦。而且为这个从被窝里被拽出来的见证人设想，一夜一夜地走来走去帮助逮捕他自己的邻居和熟人，这确实也是活受罪人 　　传统的逮捕——还有发抖的手为被带走的人收拾东西：替换衣服、一块肥皂、一些食物，然而谁也不知道该穿什么，可以穿什么，怎样容更好些，而行动人员却在催促着，阻止着：“什么也不需要。那里会给吃饱的，那里是暖和的。”（都是谎话。而催促是为了恐吓。） 　　传统的逮捕——不幸的人被带走以后，还有一股严厉、陌生、盛气凌人的势力一连许多小时在住所里作威作福。这就是——撬锁破门，从墙上扯下和扔下东西，从柜子和桌子里把东西扔到地上、抖、撒、撕，——于是地板上乱七八糟的东西堆积如山，靴子在上面踩得咯吱作响。而且搜查时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也没有的！在逮捕机车司机莫诺申的时候，房间里停放着一具他刚死去的婴儿的小棺材。司法人员们把婴儿从棺材里扔了出来，他们在那里也进行了搜索。还把病人从被窝里拽出来，还解开绷带。而且在搜查时什么都不可能被认为是荒唐的！古物爱好者切特维鲁被抄走了“若干张沙皇谕旨”——那就是：关于结束同拿破仑战争的谕旨，关于组织神圣同盟的谕旨，以及祈求祛除一八三O年霍乱的祷文，我国优秀的西藏通沃斯特利科夫被查抄了珍贵的西藏古代手抄本（过了三十年，死者的学生们好不容易才从克格勃手中把它们抢救出来！）。在逮捕东方学家涅夫斯基时，拿走了唐古特（西夏）人的手抄本（过了二十五年，为表彰对这些抄本的译释，给死者追授了列宁奖金）。卡尔盖被抄走了叶尼塞流域奥斯恰克人的文献档案，他所发明的文字和字母被禁用，于是这个小民族就始终没有文字。用知识分子的语言来描述这一切话就长了，而民间关于搜查是这样说的：什么没有找什么。 　　凡查抄的东西一概运走，有时还迫使被捕者本人搬运——如像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帕尔钦斯卡娅就曾把她那个永远精力旺盛的已故丈夫、俄国的伟大工程师的一袋文件和书信扛上——送到他们的虎口里，一去永不复返。 　　对于逮捕后留下的人，日后将是漫长的被搅乱了的空虚生活，尝试去递交东西。但从所有的窗口听到的总是狗吠般的声音：“名单上没有这个人，”“没有这个人！”在列宁格勒大逮捕的日子，要走近这样的窗口甚至得排上五昼夜的队。只有经过一年半载，也许被捕者本人会发出点回音，或许从里面会传出一句话：“该犯没有通信权。”而这就已经意味着——此生休矣。“没有通信权”——这几乎无疑地是说：已遭枪决。 　　一言以蔽之，“我们生活在可诅咒的条件下，一个人忽然下落不明了，连最亲近的人——妻子和母亲……都整整几年不知道他的情况。”说得对吗？不对吗？这是列宁于一九一O年在巴布什金的讣告中写的。说一句直率的话：巴布什金为起义者运送武器，因而遭到枪杀。他知道他是在冒什么风险。与我们这些家兔们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这就是我们关于逮捕的概念。 　　上面描述的这种类型的夜间逮捕，在我国确乎是惯常的做法，因为它有一些重大的优越性。住宅里的所有人听到第一响敲门声就被吓破了胆。逮捕对象是从热被窝里拖出来的，他还完全处在半睡不醒的无能为力的状态中，神智是不清的。在进行夜间逮捕时，行动人员在力量上占有优势：他们是几个武装人员前来对付一个裤子都没有穿好的人；在收拾东西和进行搜查时，想必在门口不会聚集起一群遭难人的可能拥护者。按次序不慌不忙地先光临一所住宅，然后去另一家，明天再去第三家和第四家，这样，编内行动人员便可以得到合理的使用，能够把比这些编内人员多许多倍的城市居民关进监狱。 　　这种夜间逮捕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无论毗邻房屋，无论城市街道，都看不见一夜之间带走了多少人。这种夜间逮捕吓坏了近邻，对于远邻来说却算不了什么事件。它们好像没有发生过似的。夜间，“乌鸦车””在这条柏油马路上往来奔驰，白天，年轻的一代举着旗帜和花束，唱着欢乐光明的歌曲沿着它迈步行进。 　　但是，对于那些以抓人为专职的捕手来说，被捕人的惊恐惨状不过是习以为常、腻烦厌人的琐事，他们对逮捕行动的理解要广泛得多。他们有一大套理论，不要想得天真，以为这种理论是不存在的。逮捕学——这是普通监狱学教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坚实的社会理论基础。逮捕有依各种特征的分类法：夜间的和白天的；家中的、工作地点的、路上的；初次的和重复的；分散的和成群的。逮捕可以依照所需的出其不意程度、依照预期的抗拒程度（可是在几千万个场合根本没有预期会发生任何抗拒，而且确实没有发生）来进行区分。还可以按照预定的搜查的严重程度，按照是否要作查抄物品登录，是否查封房间或住宅；是否要随丈夫之后并把妻子逮捕而子女则送到保育院去，或者把剩下的全部家属发送流放，或者还把老人们也送去劳改营等等来区分逮捕。 　　还单独有一整套的搜查学（我曾读到过供阿拉木图法律函授学校学生用的小册子），书里大为赞赏一些司法人员，他们在进行一次搜查时，不怕麻烦地翻腾三十二吨粪肥、六万木材、两大车干草，清除了整个宅旁园地的积雪，从炉子里掏出砖头，掏了脏水坑，检查了抽水马桶，在狗窝、鸡窝、鸟巢里作了搜寻，刺穿床垫，从身上揭下贴着的膏药，甚至拔下金属假牙找寻是否藏有缩微文件。此书向学生们竭力推荐，一次搜查要从人身开始，以人身结束（以防这人顺手从搜查过的东西中抓走某些物件）；事后还要去同一地点，但要在早晚不同时间，再作一次搜查。 　　不——不，逮捕的方式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伊尔玛·明戴尔是个匈牙利女人，她在共产国际（一九二六年）弄到了两张大剧院的戏票，是头排位置的。侦查员克列盖正在追求她，所以她就邀请克列盖一起去。他们温情脉脉地度过了全部演出时间，而在演出结束后，他就把她直接带到了卢宾卡。一九二七年六月里，百花盛开的一天，在库兹涅茨桥，脸颊丰满梳着褐色辫子的美人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刚给自己买了蓝色的连衣裙料子，有一个穿着讲究的年轻人走来请她坐上马车（而车夫却已经明白了，便皱起了眉头：机关是不付车钱的），要知道这并不是幽会，而是逮捕：他们现在就拐到卢宾卡，驶进黑洞洞的大门。如果说（过了二十二个春天以后），穿着白制服、身上散发出贵重香水气息的海军中校包利斯·布尔科夫斯基给一个姑娘买了块大蛋糕，那末请不要发誓保证，这块大蛋糕定会落到姑娘手中，而不是被搜查人员划得刀痕纵横，并由他本人带进他的最初的牢房去。不，无论白天的逮捕，路上的逮捕，以及大庭广众的逮捕，我们这里从来也没有忽视过。然而，它做得干净利落，并且，令人惊异不置的是，遭难者本人同行动人员总是协调配合，尽可能显得气度雍容，为的是不使别的活着的人们察觉出这个大限已到的人的灭亡。 　　不是对任何人都可以到家里敲门进去加以逮捕的（要敲的话，也得由房屋管理员或邮递员去敲），也不是对任何人都可以在工作地点加以逮捕。如果预定要逮捕的人极为机灵，逮捕宜于在离开他所习惯的环境的地方进行——离开他的家属，离开同事，离开志同道合者，离开密室：他什么也不应当来得及销毁掉、藏起来、转移出去。对于军界的或党的大官们，有时先给一个新的任命，拨给一节有客厅的车厢，在途中再加以逮捕。某一个被挨家逐户的捕人吓呆了的，已经整一个星期因上司阴沉冷漠的脸神而惴惴不安的无名小卒——突然被叫到工会委员会去，在那里满面春风地给了他一张到索契去的疗养证。家兔感动了——这么说，他的恐惧是徒然的。他表示感谢，他欢天喜地急急忙忙跑回家去收拾箱子。离开车还有两小时，他责骂笨手笨脚的老婆。好了，终于到达了车站！还有时间。在旅客候车室里，或者在卖啤酒的柜台旁，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喊了他一声：“彼得·伊凡内奇，您没有认出我来吗？”彼得·伊凡内奇不知如何是好：“好像没有，虽然……”年轻人态度十分亲热地说：“啊，可不，可不，我来提醒您吧……”接着向彼得·伊凡内奇的妻子恭敬地哈腰请求：“请您原谅，您的丈夫过一会儿就……”妻子允许了，这个陌生人就像知交似地挽着彼得·伊凡内奇的手把他带走了——永远或者为期十年！ 　　车站四周熙熙攘攘什么也没有察觉，……爱好旅行的公民们！不要忘记，在每个车站上都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派出机构和几间监室。 　　假熟人的这种纠缠是那样厉害，一个没有受过劳改营狼一般训练的人是不那么能够轻易摆脱掉的。不要以为，如果你是美国大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譬如名叫亚历山大·德·，那么你就不会光天化日之下在高尔基大街中央电报大楼近旁被逮捕。你的素昧平生的朋友穿过稠密的人群向你奔来，摊开那善于抓捕的双手：“萨夏！”他不是埋伏在一边，而是干脆朝你喊“喂，好朋友！多少年不见了！？来，咱们往旁边站站，别妨碍人家。”而在旁边，在人行道边，这时正好开来一辆“胜利牌”小汽车……（过几天塔斯社将在各报愤怒声明：有关方面对亚历山大·德·失踪一事毫无所知）。是啊，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好汉们在布鲁塞尔也搞过这样的逮捕（若拉·勃列德诺夫就是这样被捕的），在莫斯科算个什么。 　　应当给机关以应有的赞扬：在演说家的讲话、剧院的演出和妇女服装式样都像是从传送带生产出来的时代，逮捕方式还能使人感到一些多样性。你被带到工厂出人口的一旁，在你用通行证确证了自己身份以后——你就被抓走了；你发着三十九度的高烧被从军医院抓走（安斯·伯恩施坦），而医生却并没有对你的逮捕表示反对（他反对试试！）；你直接从手术台上、在做胃溃疡手术时被抓走（H。M·沃罗比尧夫，边疆区国民教育局督学，一九三六年）——半死不活地，全身是血，就被送进了牢房（卡尔普尼奇回忆）；你（纳吉亚·列维茨卡妮）要求会见被判刑的母亲。给你会见！——而这却是对质和逮捕！你在食品店被请到定购部去，在那里就把你逮捕；逮捕你的人是你看在基督面上让他在家留宿了一夜的朝圣者；逮捕你的是来抄电表的电工；逮捕你的是在街上与你相撞的骑自行车人；铁路乘务员、出租汽车司机、储蓄所职员和电影院管理人员——所有这些人都会逮捕你，你只是事后才会看到藏得很好的深红色证件。 　　有时，逮捕好像是一种游戏，在这上面用了多少过分多余的奇思巧想，花了多少吃饱了没处消耗的精力，其实，不这样做遭难者也不会作什么抵抗的。是否行动人员想这样来显示自己的工作，来为其众多的人数进行辩解。其实看来只需给所有预定要抓起来的家兔们分送去传票就够了——他们自己就会在指定的时刻带着小包裹走进国家安全机关的黑色铁门，以便在给他们预定好的牢房里占有一席之地。（对集体农庄庄员正是这样逮捕的，难道还需要夜间穿过荒郊野地上他家去？把他叫到村苏维埃去逮捕起来就行了。粗活工人一般是叫到办公室去逮捕。） 　　当然，任何机器都有自己的吞进额，超过这个定额它是办不到的。在紧绷绷满腾腾的一九四五——四六年，那时一辆一辆的军用列车从欧洲开来，需要一下子把它们全部吞进并送到古拉格群岛去，——这种花样丰富的游戏已经没有了，理论也大大地褪色了，举行仪式用的羽饰也丢光了，结果几十万人的逮捕弄得像于巴巴的点名：拿一张名单站在那里，从一列车里喊名叫出来，再关进另一列车去，这就是逮捕的全貌。 　　我国几十年政治逮捕的一个特点，恰恰在于被抓起来的人是清白无辜的，因此也就是不准备作任何抵抗的。造成了一种谁都是在劫难逃的共同感觉，一种不可逃脱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手掌的观念（在我国的身份证制度下，这是符合实际的）。在逮捕流行病蔓延时期，人们每次上班，甚至都先向家里人告别，因为不知道晚上还能不能回来——连那个时候，他们都几乎没有人逃跑（只有少数人自杀）。这正合需要。驯羊狼好啃。 　　这种情形之所以发生，还由于对逮捕流行病的机制不了解。逮什么人，不碰什么人，机关往往没有切实的选择依据，而是为了完成控制数字，凑齐数字可能有一定规律，也可能带有完全偶然的性质。一九三七年有一名妇女到新切尔卡斯克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接待站去，询问如何处理她被捕邻居的没有奶吃的乳儿。那儿的人对她说：“清等一等，我们查一下。”她坐待了两个小时光景——就从接待站被抓走送进了牢房：正急需凑满数字，可是又派不出那么多工作人员到全城去抓，而这一位已经自己送上门来！相反，住在奥尔沙附近的拉脱维亚人安德烈·巴威尔，内务人民委员部上门去抓他，他不开门跳窗户跑了，一口气逃到西伯利亚。虽然他用自己的真名实姓住在那里，而且证件上写得清清楚楚，他是从奥尔沙来的，他却始终没有被关进去。既没有被机关传讯，也没有受到任何怀疑。因为有三种通缉：全苏联的、共和国的和省的，而对逮捕大流行时期的逃犯，至少有一半不会宣布省级以上的通缉。根据偶然情况，诸如邻居告密等，决定逮捕的人犯，很容易用另一个邻居顶替。像安德烈·巴威尔那样，偶然落入围捕圈或陷入设伏的住宅并有勇气即刻在第一次审讯前逃跑的人，从来也不会遭到追捕和受到追究；谁要是留下来等待公正处理，谁就得到刑期。然而几乎所有的人，占压倒多数的人，正是这样表现的：犹豫畏缩，束手无策，听天由命。 　　诚然，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抓不到所需要的人的情况下，往往让亲属具结不出境，而随后补一个手续，用留下的人代替逃跑的人，是轻而易举的。 　　普遍的无辜也就产生普遍的无所作为。也许还不至于被抓起来？也许这样就对付过去了？A·H·拉德仁斯基是偏僻的科罗格里沃地方学校的主要教师。一九三七年在集市上有一个农民走到他身旁转达了某人的话：“亚历山大·伊万内奇，快离开吧，你已经上了名单了！”可是他留了下来：要知道整个学校都靠我支持，他们自己的子女也在我这里念书——他们怎么会把我抓起来？…… 　　（过了几天就被捕了。）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万尼亚·列维茨基在十四岁的年纪就懂得：“每个诚实的人都应当入监牢。现在爸爸在坐牢，等我长大了——也会把我关起来的。”（他二十三岁被关进监牢。）大多数则麻木不仁地抱着一线希望。既然你是无罪的，——那为什么要把你逮起来呢？这是错误！人家已经抓住你的衣领在拖，而你却还暗自念念有词：“这是错误！一弄清楚——就会放出来！”把其他人大批关进去，这也不像话，但是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谁弄得清楚：“也许拔一个恰好是……？”至于你，你肯定是无辜的！你还把机关看成是合乎人类逻辑的机构：一弄清楚，就放出来。 　　因此你干吗要逃跑呢？……你怎样可以抵抗呢？须知你只会恶化自己的处境，你会妨碍把错误弄清楚。你连下楼梯都跟着脚，因为叫你不要让邻居听见，哪里还谈得上进行什么抵抗。 　　后来在劳改营中他便会痛切感到，如果每个行动人员夜里去执行逮捕时，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因而也和自己家属诀别的话，那情形会怎样呢？如果在大规模捕人入狱时期，比如在列宁格勒，当把全城四分之一的居民投入监狱的时候，人们不是坐在自己的洞穴里，听到每一次大门砰砰响声和楼梯上的脚步声就吓得发呆——而是明白了他们再也不会失去什么，于是精神抖擞地几人一组手中拿着斧头、锤子、火钩子，拿着顺手拿到的一切东西在自己的门道里设下埋伏，那又会怎样呢？既然早就知道，这些夜间便帽客来者不善——那就给杀人凶手迎头痛击，这决不会错。还有那辆停在街上只坐着一个司机的“乌鸦车”——赶走它，或者扎穿车轮n机关不会马上算出工作人员和车辆的缺额，这样一来，不管斯大林多么渴求，这个可诅咒的机器一定会停下来！ 　　如果……如果……对于后来发生的一切，我们简直是咎由自取。 　　再者，抵抗什么呢？拒绝解下裤带？或者拒绝站到房间角落里？或者拒绝跨出家门槛？逮捕是由一连串小动作、是由许多细微末节构成的。为了单独的任何一件小事，似乎都没有意思去争论（当被捕者的思想围绕着一个大问题“为了什么？”在转圈子的时候），而所有这些小动作集合在一起也就不可避免地构成了逮捕。 　　一个刚被捕者的心里有多少事儿在翻腾！——光这一点就足够写一本书。那里可能有着我们想都没有想到的感情。一九二一年逮捕十九岁的叶夫根尼娜·多雅林科的时候，三个年轻的契卡人员在她的床铺里、放衣物的五斗柜里东翻西找，她都不在乎：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会找到的。可是，突然他们碰了她连母亲都不会给看的隐秘日记——三个充满敌意的陌生青年一行行地读着她的日记。这件事对她的震撼，超过整个卢宾卡连同它的栅栏和地下室。在许多人说来，逮捕对这种私人感情和眷念的伤害，可能要比监狱的恐惧或政治思想强加于他的强烈得多。一个内心对暴力未做准备的人在暴力行使者面前总是弱者。 　　稀有的一些聪明而大胆的人刹那间就明白了该怎么办。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格里高里耶夫一九四八年在来人抓他的时候，筑起防栅进行抵抗，赢得了两小时的时间去烧毁文件。 　　有时，被捕的主要感觉是如释重负，甚至……高兴，但这是发生在逮捕大流行时期：当四周围正在把像你那样的人一个个抓起来的时候，而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却老不来抓你，不知为什么老是拖延——须知这种困扰，这种煎熬要比任何逮捕都叫人受罪，而且这不仅对软弱的人是这样。以后我们还将多次提到的瓦西里·弗拉索夫，一个无所畏惧的共产党人，不顾他的非党助手们的劝告，决意不逃跑。卡德区的全体领导人都已被捕（一九三七年），但却老是没人来抓他，他吃不消这种精神压力，只能自己把脑袋伸出去挨打——他被收押了，也就安心了，并且在被捕的最初一些日子里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伊拉克里神父一九三四年到阿拉木图去访问被流放的教徒们，在这期间已经到他莫斯科的住所去抓过他三次。当他回来的时候，教民们到车站去接他，没有让他回家。把他从一家到另一家地辗转藏匿了八年。神父被这种提心吊胆的生活折磨得精疲力尽，所以当一九四二年终于把他抓起来的时候，他竟高兴地给上帝唱起赞美诗来。 　　在这一章里，我们讲的都是群众，都是那些莫名其妙被关进去的家兔们。但我们在书中还将涉及那些在新时代里依然是真正的政治人物的人。薇拉·雷巴科娃，一个女大学生——社会民主党人，在外面的时候她一直向往着苏兹达尔隔离所：只有在那里她才能指望会见老同志们（外面已经没有这些人了），养成自己的世界观。女社会革命党人叶卡捷琳娜·奥利茨卡排在一九二四年甚至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进监狱，因为进去的都是俄国最优秀的人物，而她却还没有为俄国做什么事。但是外面的世界已经不让她呆下去了。这样，她们俩人都抱着自豪和欢快的心情走进了监狱。 　　“抵抗！为什么不见你们抵抗！”——现在那些始终太平无事的人倒责骂起我们来了。 　　是呀，抵抗本应从这里、从一逮捕起就开始。 　　但没有开始。 　　就这样，你被他们带走。白昼逮捕必定有这个不可重演的短暂时刻——或者采取隐蔽的方式，事先偷偷摸摸和你约好，或者公然不讳地，手枪亮在外面——穿过人群，夹在千百个同样无辜也同样免不了遭难的人们当中把你带走。你的嘴并没有被堵住。因此你可以并且本来应当叫喊！你应当大喊大叫，说你被捕了！说乔装打扮的坏蛋们在抓人！根据诬告在抓人！对干百万人在进行无声的摧残！我们的同胞每天多次地在市内各处听到这样的呼叫，也许会激愤起来？也许逮捕会变得不那么轻而易举！？ 　　在一九二七年，当驯服性还没有使我们的脑子那么软化的时候，大白天在谢尔普霍夫广场上，两名契卡人员企图逮捕一个女人。她抓住路灯杆子，叫喊起来，不肯就范。一大群人聚拢来（需要有这样的女人，但也需要有这样的人群！过路行人并没有全都低下眼睛，并没有全都急忙从旁边溜过去！）。这两个手脚麻利的年轻人当时就为难了。他们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干活。他们坐上汽车跑了（这个女人本该立即上火车站，坐车离开！而她却回家去过夜。于是夜里就把她带到了卢宾卡）。 　　但是，从你那干涩的嘴唇里没有发出一点声息，因而过往的人们便把你和你的刽子手们误认为是一起遛弯儿的好朋友。 　　我自己也有过许多次叫喊的机会。 　　在我被捕后的第十一天，三名白吃饭的反间谍人员把我带到了莫斯科的白俄罗斯车站，他们的主要负担是四只装战利品的箱子，而不是我（经过长途跋涉。他们对我已经完全放心了）。他们名为特派押使，实际上是在押解我的借口下，把他们自己和第二白俄罗斯方面军“死灭尔施”（反间谍机关）的长官们从德国抢来的财物运回家。他们背的自动步枪除了妨碍他们搬运四只沉甸甸的箱子，没有任何用处。第五只箱子由我毫无兴致地拿着，其中装着我的日记和创作——揭发我的罪证。 　　他们三个人对首都都不熟悉，因此选择到监狱去的最近路线，把他们带到他们从来没有到过的卢宾卡（而我却把它同外交部大楼弄混了）去的责任就落在我头上了。 　　在集团军反间谍机关里过了一昼夜；在方面军反间谍机关里过了三昼夜，那里的难友们已经对我进行了教育（让我明白了侦查员的欺骗、威胁、殴打；明白了一旦被捕就再也不会放回；十年刑期是无可幸免的），在这以后——我突然脱身出来，至今已经有四天像一个自由人那样走在自由人中间，虽然我的身子已经在牢房马桶旁的烂草上躺过，虽然我的眼睛已经看到过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夜不成寐的人，耳朵已经听到过真情实况，嘴巴已经尝过烂菜汤的味道——那我为什么仍然默不作声呢？为什么不利用我最后公开露面的机会使受骗的群众恍然醒悟呢？ 　　我在波兰的布罗德尼察市里保持了沉默——但是，也许那里不懂俄语？我在别洛斯托克的街道上没有喊出片言只语——但是，也许这一切同波兰人无关？我在沃尔科维斯克站上没有吭一声——但它是人烟稀少的地方。我在明斯克的月台上带着这些强盗们若无其事地走来走去——但车站还是破烂不堪的。现在我领着这些特科人员走进白俄罗斯地铁站上层的白色圆顶前厅，它灯光辉煌，两条平行的滚动电梯密密麻麻地站满莫斯科人，迎着我们升上来。他们好像都在瞧着我！他们像无穷无尽的长带，从底下无知的深处——向着光彩夺目的圆顶，向着我不停地伸延过来，要求得到哪怕是片言只语的真情——那么我为什么仍要沉默？？！ 　　然而，每个人都有一打自圆其说的理由，解释他没有牺牲自己是对的。 　　他们还希望有一个平安的结局，怕一叫喊就坏了事（因为我们没有得到来自阴曹地府的消息，我们不知道从刚一抓起来的时候起，对我们的命运已按最坏的方案作了决定，因而再也不可能把它变得更坏了）。其他一些人还没有成熟到懂得构成向群众呐喊的内容的那些概念。须知只有革命家，他的口号才在唇上，到时候便会脱口而出，而一个驯顺的、毫不相干的庸人，这种口号从何而来呢？他干脆不知道他该叫喊什么。最后，还有这样一类人，他们胸中积郁太深，眼见的世事太多，怎能在几声不相连贯的叫喊中把一湖之水倾吐出来。 　　我，我之所以默不作声还有一个原因：这些站立在两条滚动电梯上的莫斯科人，对我说来还太少——太少了！这里能听到我号叫的有两百人，就算两百人再加一倍，那么两亿人怎么办呢？……我模模糊糊地感到，有朝一日我将向两亿人呼喊…… 　　暂时，我没有开口，滚动电梯不可遏止地把我拉向地狱。 　　我在猎市大街也还将保持沉默。 　　在大都会饭店附近也不会叫喊。 　　在耶稣殉难地卢宾卡广场也不会挥动双手…… 　　我所受到的大概是所能想象的最轻一种形式的逮捕。它不是把我从亲人的怀里夺走，不是迫使我离开人们所珍惜的家庭生活。它是在萎靡的欧洲的二月天里，从我方插向波罗的海的、不知是我们包围了德军还是德军包围了我们的一支狭长的箭头上把我批出来的，使我失去的只是混熟了的炮兵连以及战争最后三个月的景象。 　　旅长把我叫到指挥部，不知为什么问我是否带着手枪，我把枪交了，丝毫没有怀疑到会有什么名堂，——突然，从神情紧张地站在角落里一动不动的随从军官中跑出两个反间谍人员来，三步两步蹦到我身边，四只手同时抓住我的红星帽徽、肩章、腰带、图囊，戏剧性地叫道： 　　“你被捕了！！” 　　我像从头顶到脚底被灼伤、被刺穿似的，找不出什么更聪明的话来，除了说： 　　“我？为了什么？！” 　　虽然这个问题平常是得不到回答的，但奇怪的是，我却得到了回答。这值得一提，因为这太异乎寻常了。反间谍人员刚结束了对我的搜查，与图囊一起拿走了我记录我的政治思考的本子。德国炮弹炸得玻璃震颤，使他们感到很不自在，于是连忙把我推向门口。这时一个果断的声音突然向我传来——是的！穿过那随着一声“你被捕了”而在我和留下的人们之间沉重地落下的闸门，穿过这个什么声音都不敢通过的瘟疫带——传来了旅长的不可思议的神奇的话！ 　　“索尔仁尼琴。回来。” 　　于是，我就一个急转身从反间谍人员的手里挣脱出来，回头向旅长走去。我对他了解很少，他从来没有降低身份同我作过普通的谈话。他的脸对我来说，一直是命令、号令、愤怒的表象。现在它却由于沉思而显得明朗起来——是对自己身不由土地参与肮脏勾当而感到羞愧？是突然产生的要打破终身的可怜的从属关系的冲动？十天以前我从他的拥有十二件重武器的一个炮兵营陷入的包围圈中，把自己的侦察炮连几乎完整无损地带了出来，而现在他却必须在一纸公文面前同我划清界线。 　　他每个字都很有力量地问道：“您……有个朋友在第一乌克兰方面军？” 　　“不行！……您没有权利！”——反间谍机关的大尉和少校冲着上校叫喊起来。墙角里站着的随从参谋人员惊恐地缩成一团，好似害怕分担旅长那闻所未闻的轻率行为的责任（而政治工作人员已经准备提供旅长的材料了）。但这对于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我立即懂得，我是因为同我的一个中学同学通信而被捕的，并且明白了，我应当从哪几条线上预料危险性。 　　虽然，扎哈尔·格奥尔盖维奇·特拉夫金本可就此而止！但是没有！他继续清洗自己的良心，舒展自己的灵魂，他从桌子后面矍然起立（在此以前他从来没有迎着我站起来过！），穿过瘟疫带向我伸出手来（当我自由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向我伸出过手！），在华若寒蝉的随从人员们的恐怖目光下，他握着我的手，一向严峻的脸上露出暖意，无畏地、字字分明地说： 　　“祝您——幸福——大尉！” 　　我不仅已经不是大尉，而且已经是一个被揭穿了的人民敌人（因为在我们这里，任何一个被捕的人，从逮捕之时起，就算已经完全被揭穿了）。这么说，他是在向敌人祝福？…… 　　玻璃在震颤。德国炮弹的爆炸在二百米远近的地方撕裂着大地。它引起这样的想法，如果是在较远的后方，在我们本国的土地上，在稳定的生活的保护罩下，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它只有在人人平等的死亡迫在眉梢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这本书不是我自己生活的回忆录。因此，我不去叙述我那四不像的逮捕的极其有趣的细节。在那一夜，反间谍人员们对于按地图辨别方向（他们也从来没有查看过地图）已完全绝望，因而客气地把它交给了我，并请我向司机说明，怎样去集团军的反间谍机关。于是我把自己和他们带到了这个监狱。他们为了表示感谢，不是立即就把我关进牢房，而是关进了禁闭室。关于这个！临时用作禁闭室的德国农家的小贮藏室，倒不能不说几句。 　　它有一个人身材的长度，而宽度——三个人躺着就觉得挤，四个人——则要紧挨着了。我正好是第四个人。把我推进去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以后了。三个躺着的人在煤油灯光下从睡梦中向我皱起了眉头，挪开了一点地方。这样，在地面铺着的碎草上就有了我们八只冲着门的靴子和四件军大衣。他们睡着，我心里像烧着一团火。半天前找那个大尉当得愈自信，现时在这小屋地下挨挤就愈难受了。一两次，小伙子们由于腰睡麻木了而醒过来，于是我们就同时翻一个身。 　　到早晨，他们睡醒了，打打呵欠，伸伸懒腰，收起了腿，蜷缩到各个角落去，这时便开始互相结识。 　　“你是为了什么呀？” 　　在“死灭尔施”（反间谍机关）有毒的屋檐下，防人三分的浊气对我已有所熏染，于是我就憨直地故作惊讶： 　　“我一点不知道。难道那些坏蛋会告诉你吗？” 　　然而，我的同监难友——戴着黑色软盔的坦克手们却没有隐瞒。这是三颗诚实的心，三颗士兵的赤子之心——是我在战争年代里深深喜欢上了的一类人（我自己要复杂些和坏些）。他们三个人都是军官。他们的肩章也被恶狠狠地撕了下来，个别地方还露着线痕。在弄脏了的军服上，色浅的地方是拧下来的勋章的痕迹，脸上和手上深红色的疤痕是弹伤和烧伤的纪念。他们的营倒霉地开到了这个第四十八集团军反间谍机关“死灭尔施”驻扎的村子里。他们因前天的战斗身上弄得湿透了，昨天喝了酒，便从村后闯进洗澡房，他们发觉已有两个风骚姑娘到那里去洗澡。他们因喝醉了酒两腿不听使唤，所以姑娘们来得及披上一点衣服跑掉了。可是其中一个不是什么平平常常的女人，而是集团军反间谍机关长官的随军夫人。 　　是啊！战争已经在德国进行了三个星期，我们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要是这些姑娘是德国人——就可以把她们强奸，然后开枪打死，这几乎会是一种战功；要是她们是波兰女人或者是我们的被驱赶来的俄罗斯女人——那至少可以赶着她们赤身露体地在菜园子奔跑，拍拍大腿——开个玩笑嘛，岂有他哉。但既然碰上了反间谍机关长官的“战地随军夫人”—一便出来了一个后方机关的中士，立即恶狠狠地从三个作战部队的军官肩上撕下按方面军的命令核准给他们的肩章，摘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他们的勋章——现在等着这些曾用履带辗平过也许不止一道敌军交通壕的好汉们的，是军事法庭的审判，而这个军事法庭如果没有他们的坦克也许到不了这村子里来。 　　我们把煤油灯熄灭了，它已经烧光了我们这里赖以呼吸的一切。门上开有一个明信片大小的旋转口，走廊的间接光就从那里落下来。好像担心白天到来后我们在禁闭室里会变得太宽敞，马上给我们添进了第五个人。他穿着新制的红军大衣，戴着也是新制的军帽走了进来，当地转向旋转口时，让我们看清了一张长着翘鼻子、满颊红晕的容光焕发的脸。 　　“兄弟，从哪儿来？你是什么人？” 　　“从那边来，”他敏捷地回答，“是间谍。” 　　“开玩笑吧？”——我们发愣了（由间谍自己说出自己的身分——舍宁和图尔兄弟”从来没有这样写过）。 　　小伙子懂事地叹了口气说：“军事时期哪能开玩笑！好吧，倒要向你请教请教，不然怎样才能从俘虏营回家？” 　　他刚开始向我们叙述，一昼夜前德国人怎样把他带过战线，要他在这里进行间谍活动和破坏桥梁，而他却跑到最近的一个营去投降，又困又累的营长怎么也不相信他，并把他送到护土那里去服药片等等——突然新的情况发生了： 　　“解手去！手背起来！”——一个完全可以拖动一百二十二毫米大炮架尾的愣头愣脑的准尉从打开了的门外朝里叫唤。 　　农家院落四周布置了一圈持自动步枪的士兵，警戒着我们要去的绕向草棚后面的小道。我气炸了，一个粗野的准尉竟胆敢命令我们军官“手背起来”，但坦克手们把手背了起来，于是我也就跟着走了。 　　草棚后面有一圈面积不大的畜栏，覆盖着还没有融化的踩实了的积雪——它被一堆堆的人粪弄得肮脏不堪，那么乱七八糟地、密密麻麻地拉在全部场地上，以至要找到可以放两只脚和蹲下的地方便成了一项不易解决的任务。但我们还是找到了，于是五人一起在不同的地方蹲了下来。两名自动步枪手面色阴沉地端着枪对准了蹲在地上的我们。还没有过一分钟，准尉就厉声说： 　　“喂，赶紧点儿！在我们这里解手要快！” 　　离我不远蹲着一个坦克手，罗斯托夫人，身材魁梧的总是板着脸的上尉。他的脸被金属粉尘或烟炱熏染得漆黑，但一条穿过脸颊的红色大伤疤却清晰可见。 　　“你们这里指的是什么地方？”他轻声地问道，没有显示出愿意赶紧回到那散发着煤油气息的禁闭室的意思。 　　“反间谍机关‘死灭尔施’！”准尉用骄傲的过分响亮的嗓门粗声粗气地回答（反间谍人员很喜欢这个用“死亡”和“间谍”两个字趣味低劣地揉成的“死灭尔施””，认为它是很吓人的）。 　　“在我们那里是慢的。”上尉若有所思地回答。他的软盔挪到了脑后，头上露出还没有被剃掉的头发，他在火线上磨出腿子的屁股正迎着令人舒适的冷冷的微风。 　　“你们那里指的是什么地方？”准尉超过实际需要地大声吠叫。 　　“红军。”上尉从蹲着的地方站起来，用眼光扫射了一下这个未成事实的火炮架尾拖拉手，非常心平气和地回答。 　　这就是我呼吸到的最初几口的监狱气息。

大银猫 · 发表于 24.1.2005 06:14:22

第二章　我国下水管道的历史 现在一写个人迷信的胡作非为，老是再三地钉住那个如鲠在喉的三七三八年不放。给人的脑子里留下个印象，好像无论在它以前或以后都没有关过人，一切全是在三七三八年。 　　我手头没有任何统计资料，但不怕错说一句：三七三八年的水流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可能只是曾经涨满过我们监狱下水系统阴暗恶臭的管道的三股最大水流中的一股。 　　在此以前有二九三O年的水流，浩如鄂毕河，把一千五百万上下（说不定还要多）的庄稼人塞入冻土带和泰加林。但庄稼人是沉默寡言、不识字的人，他们既没有写申诉书，也没有写回忆录。对于他们，侦查员无须成夜成夜地埋头苦干，也不必花费时间作笔录只要树苏维埃的一纸决议就够了。这股水流溢进、渗入了永久冻土带，今天连最热心肠的人士也差不多没有谁回忆这件事。好像它并没有使俄罗斯的良心受到损伤。然而斯大林（也是你我）所犯下的罪行，没有比这件事更重的了。 　　以后是四四四六年的水流，浩如叶尼塞河：顺着污水管道，把整个整个的民族和几百万几百万当了俘虏（那是为了我们！）。被赶到德国而后来返回祖国的人驱逐了（这是斯大林采取的烧灼伤口好使它赶快结痂的疗法，免得整个人民的身体都需要休息、喘气、休整）。但在这股水流中，多数也是普通人，也没有写回忆录。 　　而三七年的水流，把有地位的人、有党内资历的人、受过教 　　育的人，也卷进去了，也把他们带到群岛，他们周围有许多受到株连的人留在城市里，而且有多少笔杆子呀！他们现在一起写呀，说呀，回忆呀：三七年！人民苦难的伏尔加河！ 　　可是你对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加尔梅克人、或者车臣人说：“三七年”他们只会耸耸肩膀。对于列宁格勒说来，以前已经有过三五年，三七年又算得了什么？而对“二进宫”的人或波罗的海沿岸人，四八四九年不更艰难吗？如果热心于文体和地理学的人们责备我，说我还忽略了俄国的另外一些大河，那么请稍候一下，因为各股水流我还没有说完呢，容我在下面细说。有了水流就不愁不汇成其他的大河。 　　大家都知道，任何器官不进行练习是要衰亡的。 　　因此，如果我们知道，那个被歌颂的并高置于全体活人之上的机关（他们自己用这个难听的词来称呼自己）的一根触须也没有衰亡，相反长得愈来愈长，筋肉愈来愈壮一那就很容易猜到，他们是经常在进行练习的。 　　管道里的水流有脉动，压力有时高于设计标准，有时低于设计标准，但监狱下水道从来也没有空过。我们被压榨出的血、汗和尿，经常拍击着管壁。这个下水管道的历史，是连续不断的吞进和流走的历史，只是汛期和平水期不时交替。水流一会儿较大，一会地较小，还有一些涓涓山溪、沟槽泄水以及被收拢的单独水滴，从四面八方汇合到这里。 　　往下按时间顺序列举的事实，既包括千百万被捕者所构成的水流，也将涉及普通的不显眼的几十人构成的小溪。但这还很不完全，还很贫乏，还受我洞察历史的能力所限。这方面需要由活着的知情人来作许多补充。 　　在列数史实的时候，最难的是开端。因为追溯的年代越远，留下来的证人就越少，传闻湮灭了，模糊了，而编年史却没有，或者已经成为禁书。同时，把特别残酷无情的年代（国内战争）同本可发发善心的最初的和平年代相提并论，也是不怎么公平的。 　　但是，在爆发国内战争以前，早已看得出来，像现在这样的俄国，有着这样的居民成分，搞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自然都是行不通的。这个国家当时就已经被弄得一团糟了。专政的最初一个打击落在立宪民主党人头上（在沙皇制度下，它是极端的革命传染病，在无产阶级政权下极端的反动传染病）。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底，在未开成的首届立宪会议预定会期内，立宪民主党就被宣布为非法，并开始了对其党人的逮捕。大约同一时期，对“立宪会议同盟”、“士兵大学”系统实行了抓捕关押n 　　根据革命的意志和精神很容易猜想到，在这数月里，“克列斯特”、“布蒂尔卡”及许多同一类的外省监狱，塞满了大富豪、社会知名人士、将军和军官，以及各部和整个国家机关的那些不执行新政权命令的官员。契卡的最初一项行动，就是逮捕全俄职员协会罢工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的最初一个通令指出：“鉴于官吏们的怠工……各地应发挥最大的主动性，不放弃没收、强制和逮捕等手段”。 　　虽然弗·伊·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底为了建立“最严格的革命秩序”，要求“无情地粉碎醉鬼、流氓、反革命分子及其他人等制造无政府状态的一切企图”就是说，他预料十月革命的主要危险将是来自醉鬼，而反革命分子仅仅聚集在第三排的某个地方。但是他对任务也有比较广泛的提法。在《怎样组织竞赛》一文中（一九一八年一月七、十日），弗·伊·列宁宣布了一个普遍性的统一目标“肃清俄国土地上的一切害虫”。而且，他把害虫理解为不仅是阶级异己分子，并且还有“逃避工作的工人”，例如彼得堡党印刷所的排字工人（这是很久以前所发生的事。我们现在甚至难于理解，工人们刚成了专政者，怎么会逃避为他们自己干活）。还有：“……在大城市的哪一个街区，在哪一个工厂，在哪一个村子……没有……咱称为知识分子的怠工分子？”诚然，肃清害虫的形式，列宁在这篇文章中预见到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地方坐牢；有的地方叫他们去打扫厕所；有的地方“一当监禁期满就发给他们一张黄色卡片”；有的地方把寄生虫枪决，这里可供选择的是：监牢“或者受到最劳累的强迫劳动的处分”。虽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规定并提示了惩罚的基本方向，但还建议把找寻最好的肃清办法作为“公社和村社”竞赛的对象。 　　谁被包括在这个广泛的害虫定义中，我们现在已无法作详尽无遗的研究：俄国的居民成分太不划一了，其中可以遇到一些孤立的、完全不需要的、而现在已被遗忘了的小集团。地方自治工作者当然是害虫。合作社创办人也是害虫。房产主都是害虫。在文科中学的教员中有不少害虫。教会的教区理事会满是害虫，教会合唱团里害虫在嗡嗡叫。所有的神甫都是害虫，所有男女僧侣就更不用说了。而且连那些托尔斯泰主义者，当他们去参加苏维埃工作，譬如说参加铁路工作时，没有书面起誓保证拿着武器去保卫苏维埃政权，也暴露出自己是害虫（我们还将看到对他们进行审判的事例）。话既然说到铁路就说说铁路吧有很多害虫躲在铁路制服下，必须把他们揪出来，对某些还要拍打拍打。还有报务人员，这些不知为什么大量地是不同情苏维埃的不可救药的害虫。关于铁路员工全俄执行委员会以及其他的工会，也说不出什么好话，那里往往充满了敌视工人阶级的害虫。 　　仅仅我们所列举的这些集团．就已经是一个极大的数字足够几年的清除工作了。 　　而各种各样的可恶的知识分子、不安生的学生、各种怪人、真理寻求者和苦行者又有多少呀？彼得一世就曾竭力从罗斯身上清除掉这些人，因为他们总是妨碍严整的政制。 　　如果利用过时了的诉讼形式和法律规范，而且还是在战争的条件下，要进行这项卫生大扫除是不可能的。但是，采取了一种崭新的形式；非司法的制裁，全俄肃反委员会把跟踪、逮捕、侦查、检察、审判和决定的执行集中于一身的革命哨兵，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惩罚机关，就担负起了这项不高尚的工作。 　　在一九一八年，为了使革命在文化方面也得到更快的胜利，开始掏空和撒净圣徒的遗骸，拿走教堂用具。为了捍卫遭到破产的教会和寺院，爆发了人民骚动。到处敲起了警钟，东正教徒们跑来了，有的还拿着棍棒。当然，有的必须就地开销，有的要抓起来。 　　现在对一九一八一九二O年进行思考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难题：那些还没有送进牢房就已经崩了的人算不算进监狱流量中去？所有被贫农委员会在村苏维埃办公室旁边或院子后面收拾掉的人，列入哪一栏？每省都揭开了成嘟噜的阴谋（梁赞两起、科斯特罗马一起、维西汉沃格茨克一起、魏里日一起、基辅几起、莫斯科几起、萨拉托夫一起、契尔尼科夫一起、阿斯特拉罕一起、雪里格尔斯克一起、斯摩棱斯克一起、波勃鲁依斯克一起、唐波夫一起、卡伐克利斯克一起、契姆巴尔斯克、魏里戈鲁克、姆斯季斯拉夫里一起，及其他）。它们的参加者哪怕是来得及一只脚踏上了群岛的土地？或者因为没有来得及，就不必列入我们研究的对象了？除了一些著名的暴乱（雅罗斯拉夫尔、穆罗姆斯克、雷宾斯克、阿尔扎马斯）被镇压外，我们对某些事件光是知道一个名称例如一九一八年六月科尔宾斯克枪杀事件这是怎么回事？枪杀了谁？……往哪里写呢？ 　　解决下列的问题也有不少困难：是否应把好几万的人质算在这里，或者应列入国内战争的资产负债表？这是一些本人并没有被控犯什么罪甚至没有用铅笔登录过姓名的和平居民，他们被抓来消灭掉是为了恐吓和报复军事上的敌人或暴动起来的群众。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以后，内务人民委员部向各地发出指示“立即逮捕一切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从资产阶级和军官阶层中则应取得大量人质”。（好吧，譬如说在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一组人谋杀未遂后，不光是把这批人逮捕，而且把俄国所有的大学生及大量地方自治工作者都抓起来，那又如何呢？）国防委员会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五日作出决议显然是在列宁的主持下建议契卡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把清除铁路积雪工作“进行得不完全令人满意”的地区的农民取作人质，“如果以后不完成清除积雪工作，他们将被枪决”。人民委员会一九二0年底的决议允许把社会民主党人也取作人质。 　　然而，在仅限于考察普通逮捕的同时，我们就应当指出，多年间滔滔不绝的“背叛革命的”社会党人的水流早自一九一八年春天就开始流淌了。所有这些政党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人民社会党人，几十年来只是假装成革命家，只是戴上了假面具他们为此也曾去服苦役，那全是装模作样。只是在革命的急速进程中，才立即暴露出这些社会叛徒们的资产阶级本质。那自然就应当把他们抓起来！在逮捕立宪民主党人、驱散立宪会议、解除普列奥勃拉仁斯基团和其他团的武装后，紧接着就开始一点一点地，起初是悄悄地，逮捕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从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四日起，即把他们开除出一切苏维埃之日起，这种逮捕就进行得较多较齐整了。从七月六日起，把那些更狡猾、更长久地假装成唯一彻底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同盟者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赶到了那里。从那个时候起，只要在任何一个工厂或在任何一个城市发生工人骚动、不满、罢工（这些骚动、不满、罢工在一九一八年就已发生过多起，在一九二一年三月震动了彼得格勒、莫斯科、后来是喀琅施塔得，并逼出来一个新经济政策），契卡就在安抚、让步、满足工人正当要求的同时，不声不响地在夜里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作为这些骚动的真正罪魁祸首抓起来。在一九一八年夏天，在一九一九年四月和十月，大抓无政府主义者。在一九一九年，把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中能抓到的那部分人投入牢狱他们在布蒂尔卡监狱一直坐到一九二二年对他们的审判。就在一九一九年，著名的契卡人员拉齐斯关于孟什维克写道：“这类人不光是妨碍我们，还有更大的害处，所以我们要把他们从路上清除掉，免得绊住我们的脚步，我们把他们关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去，送进布蒂尔卡去，并且迫使他们一直坐到劳动与资本斗争结束的时候。”在一九一八年七月，非党的工人代表大会全体代表被克里姆林宫拉脱维亚卫队逮捕。几乎全部在塔干卡枪毙。 　　在一九一九年就已经断定，从国外归来的俄国人（为了什么？带着什么任务？）是很可疑的俄国远征军团（在法国）回国的军官们因而都进了监牢。 　　一九一九年，在真真假假的阴谋四周撒开了大网（“国民中心”，军事阴谋），在莫斯科、彼得格勒，以及其他一些城市里，按名单实行枪杀（就是说把自由的人抓起来立即枪决），并把所谓近立宪民主党的知识界干脆一下划拉进狱去。什么叫做“近立宪民主党的”知识界呢？指的是既非保皇的又非社会主义的，那就是说全部科学界、全部大学界、全部艺术界、文学界，以及全部工程界。除了走极端的作家以外，除了神学家和社会主义理论家以外，其余全部的知识界，它的百分之八十，就是近立宪民主党的。依照列宁的意见，算入这里的例如有柯罗连科“被资产阶级偏见所俘虏的可怜的小市民，”“让这样的‘天才’坐上几星期牢并不为过。”关于个别被捕的集团我们是从高尔基的抗议中得知的。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五日伊里奇在答复他时说：“……我们清楚，这里也有错误，”但“这算什么了不起的灾难！这算什么了不起的不公平！”，并劝告高尔基不要浪费精力去“为腐烂了的知识分子诉苦。” 　　从一九一九年一月起，施行了余粮征集制，为了搜集余粮，组织了余粮征集队。它们在乡村中到处遇到反抗有时是软磨硬顶的反抗，有时是急风暴雨式的反抗。对这种反抗的镇压，也在两年之间提供了（不算就地枪决的）非常充足的逮捕流量。 　　在这里我们有意识地撇开不谈随着战线的移动，随着省份的占领而被契卡、特别科和革命法庭消灭掉的那很大一批人。上面提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的那个指示，要求各地“把一切与白卫军活动有牵连的人无条件枪决”。但有时你会感到茫然：界限该怎样划才对？一九二O年夏天国内战争还没有全面结束，可是在顿河地区已经结束了，如果这时候从那里的罗斯托夫和新切尔卡斯克把大批的白卫军官们押送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然后用驳船运往索洛维茨群岛（据说有几艘驳船在白海里被凿沉了。不过这类事在里海也发生过。）那么这应当算进国内战争时期呢还是和平建设时期的开端呢？如果在同一年，在新切尔卡斯克，一个怀有身孕的妻子因为窝藏了她的丈夫而遭枪杀，这又该放在哪一类里注销呢？ 　　一九二O年五月有一个《关于后方破坏活动》的俄共中共决议。根据经验，我们知道每一个这样的决议都是引起囚犯水流新泛溢的推动力，都是水流的外部标志。 　　在上述各股水流的组织工作中的一项特殊困难（也是一项特殊的优越性）就是一九二二年以前没有刑法典，没有任何刑事法律的体系。抓什么人，怎样处置，抓人者和下水道管理者全以革命的法律意识为依据（而它永远是没有错误的！）。 　　本书将不考察刑事惯犯和“普通犯”的水流，所以这里只是提醒一句，行政、机构和法律大变革时期的普遍灾难和匮乏必然造成偷窃、抢劫、暴力行为、贿赂和倒买倒卖（投机）作案数字的剧增。这类刑事犯罪对于共和国的生存虽然不是那么危险，但也部分地遭到追究并以其囚犯的水流扩充着反革命分子的流量，但是，据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由列宁签署的人民委员部法令指出，投机也有纯属政治性质的：记已有出售、为出售而收购或贮存国家垄断食品并以此为营生的罪行的分子（农民贮存粮食就是为了出售，并且是以此为营生的，否则农民的营生该是什么？？作者注）……处以为期不少于十年的剥夺自由，同时科以最重的强制劳动并没收全部财产。” 　　从那年夏天起，本来已经负担过重的农村年复一年地无偿交出自己的收获。这引起了农民的暴动，当然也就引起对他们的镇压和新的逮捕。（“人民中最勤劳的部分被铲除殆尽了。”柯罗连科一九二一年八月十日给高尔基的信。）我们知道（不知道……）一九二O年有对“西伯利亚农民协会”的审判，在二O年底，初步镇压了唐波夫省的农民暴动（对它没有进行司法审判）。 　　但是从唐波夫农村抓人主要是发生在一九二一年六月。全唐波夫省布满了关押参加暴动的农民家属的集中营。一块块的公地围起了木柱，拉起了带刺的铁丝网。谁家的男人有参加暴动的嫌疑，就把这一家人在那里面关押三个星期。如果三星期之内那家的男人没有出面用脑袋来赎取自己的家属这一家人就会遭到流放。 　　还要早些，在一九二一年三月，经过彼得保罗要塞的特鲁别茨堡垒，把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水兵，除枪决了的外，都送到了群岛。 　　一九二一年是从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对资产阶级加强镇压”的命令（一九二一年一月八日）开始的。现在国内战争已经结束，但镇压不应削弱，而应加强！这在克里米亚是怎样一种情况，沃洛申在若干诗篇里为我们保存了下来。 　　一九二一年夏天，那个企图制止俄国面临的空前未有的饥荒的救济饥民委员会遭到了逮捕（古斯科娃、普罗科波维奇、吉施金等）。问题是在于，这些给饭吃的手不是那些可以允许来给饥民饭吃的手。这个委员会的被饶恕了的主席，垂死的柯罗连科，把对委员会的摧毁称作是“最坏的一种政客行为，政府的政客行为”。（一九二一年九月十四日给高尔基的信。）（柯罗连科还使我们注意到一九二一年监狱的一个重要特点“它整个浸透了伤寒病”。当时坐过牢的斯克里普尼科娃及其他人也证实这一点。） 　　在一九二一年，已经有了以“批评现行制度”（不是当众而是私下谈话时）为罪名逮捕大学生的作法（例如季米里亚泽夫学院E·多雅连科集团）。上述集团是由明仁斯基和雅戈达亲自审讯的，由此看来，当时这类事例还是不多的。 　　但是也不那么少。一九二一年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学生们突然地英勇罢课，怎能不以逮捕告终呢？从穷凶极恶的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年代以来，这个学校就有从本校教授中选举校长的传统。当选的是卡林尼科夫（我们还将在被告席上看到他），革命政权派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工程师来代替他。正逢紧张的考试期间。学生们拒交试卷，在校园里举行了群情沸腾的集会，否决了派来的校长，要求保持学校自治的制度。然后集会全体参加者步行出发去莫霍夫大街，要和莫斯科大学同学联合开会。这倒是个谜：当局怎么办呢？是个谜，但不是对于共产党的。在沙皇时代整个高尚的报界，整个知识界都会沸腾起来：打倒政府，打倒沙皇！而现在记下演说人的名单，让集会者散开，停止考试，在暑假期间把所有要抓的人分别在不同地点一个一个地抓进去。其他的人也因此而没有拿到工程师文凭。 　　也是在一九二一年，逮捕异党分子的范围扩大了，并进入了常轨。俄国的一切政党，其实，除了胜利的政党外，都已被搞掉了（啊，不要给别人挖坑！）。而要使政党的解体成为不可逆转，还必须使这些政党的成员，使这些政党成员的身体解体。 　　俄罗斯国家的任何一个公民，某个时候加入过其他政党而不是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就不能逃脱自己的厄运，他是注定了的（如果没有像迈斯基或维辛斯基那样，来得及跨过抢险跳板投奔到共产党人那里）。他可以不是头一批被逮捕，他可以活到（根据自己的危险程度）一九二二年，活到三二年，甚至活到三七年。但名单保存着，排队的长龙在移动，名次一轮到，就把他逮捕，或者客气地把他请来，向他提出唯一的一个问题：他从……到……是否参加过……？（有时也提一些关于他的敌对活动的问题，但第一个问题是决定一切的，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对此已很清楚）。往后就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命运。有的立即落入沙皇的著名中心监狱中的一个（幸好这些中心监狱都很好地保存下来了，而某些社会主义者甚至恰巧坐进他们当年坐过的监室，看守也是他们所熟悉的）。有的则被建议去过流放生活噢，期限不长，住上两三年。甚至还要轻些：只得到个“减号”（即不准在某些城市居住），由自己来给自己选择住地，但往后，就请乖乖地固定住在这个地方，并等待国家政治保卫局任意处理。 　　这项行动拖长了许多年，因为它的主要条件是要干得静悄悄地，不引人注目。’要紧的是把所有非我族类的社会主义者从莫斯科、彼得格勒、各港口城市、各工业中心，然后从一般县城里断然地清除出去。这是一局规模宏大的无声无响的“牌阵”。它的规则是我们现代人完全不能理解的，它的内容只是到了现在我们才能估量一个大概。这是由一个什么人的有远见的头脑设计出来的。一个什么人的办事认真的手，一眨眼工夫也不错过地，从一摞里抽出呆够了三年的牌，轻轻地摆进另一摞。蹲过了中心监狱转去流放（弄到更远的地方），“减号”期满了也去流放（但要远离属于“减号”的城市），已流放的一再去流放，然后再次关进（另一个）中心监狱。支配着摆牌阵者的思想的是耐心再加耐心。于是异党分子们不吵不闹，不哭不叫地渐渐消声匿迹，同原先了解他们以及他们的革命活动的地方和人们失去任何联系一就是这样，为消灭这些曾在学生集会上叱咤风云、骄傲地戴过沙皇的镣铐的人们，隐蔽而不懈地准备着条件。 　　（柯罗连科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给高尔基的信中写道：“历史有朝一日将指出，布尔什维克革命使用与沙皇政府相同的手段惩处真诚的革命家和社会党人。”啊，如果仅仅如此那就好了！那些人都会活下来了。） 　　大多数老政治苦役犯都在这场“大牌阵”行动中被消灭了，因为正是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在沙皇的法庭上得到了最严厉的判决，老苦役流放地的居民正是由他们组成的。 　　不过消灭的序列倒是公平的：在二十年代曾建议他们签署脱党以及放弃本党思想的书面声明。有的人拒绝，自然落入第一批消灭对象，签了这种声明的人便能多活几年。但他们仍是在劫难逃。到时候仍免不了人头落地。 　　有时候你能在报上读到一篇小文章，叫你吃惊得头晕目眩。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的《消息报》报道：希特勒上台一年以后，马克西米利安·豪凯因为是……共产党员（而不是寻常的什么党派）而遭到逮捕。他被消灭了吗？没有。判了两年。过后一定是又判了新的刑期？没有。他被释放了。后来他悄悄地生活、建立地下组织，因而出现了这篇介绍他的无畏精神的文章。 　　一九二二年春天，刚刚更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肃清反革命与投机非常委员会决定干预宗教事务。还需要进行一次“宗教革命”一撤掉旧的领导，换上仅用一只耳朵朝向上苍而另一只朝向卢宾卡的那样的领导。新生教徒愿意担当这样的角色，但是没有外力的帮助，他们不可能把教会机关拿到手。为此就把吉洪总主教抓了起来，并且举行了两次大张旗鼓的审判，每次都有人被判枪决：在莫斯科是对总主教号召书散发者的审判；在彼得格勒是对文涅明大主教的审判，因为他阻挠将教会权力转移给新生教徒。许多地方的省、县大主教和主教也遭逮捕。每条落网的大鱼后头，必有成群的小鱼如大司祭、僧侣和助祭之类。这些人是不见报的。凡是不向新生教徒革新派压力宣誓效忠的人，都被关进监狱。 　　每天的捕获量中，神职人员是不可缺的一部分，每一批解送索洛维茨的犯人的队列中都闪现着他们的银白的头发。 　　从二十年代初期开始，神智学者、神秘论者、招魂术士（帕连伯爵一伙从事扶乱活动）等人的小团体、宗教团体、别尔佳耶夫小组的哲学家也都纷纷落网。“东方天主教派”（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追随者）和A·N·阿勒里科索娃的小集团也被顺手粉碎了，全体成员都关进监狱。连普通的天主教信徒波兰天主教教士们也不知不觉地跟着进去了。 　　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整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最主要的目标之一就是在这个国家里彻底消灭宗教，然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采用把东正教信徒本身大批地关押起来的办法。对男女僧众的取缔、关押和放逐进行得十分紧张，先前的俄国生活就是被这些人搞成一团漆黑的。教会的活动分子们也被抓起来判刑。范围越来越大到后来连普通信教的俗人、老年人、特别是妇人也被包括进去。妇女们的信仰尤其顽固，在流放地和劳改营里人们许多年内还把这类妇女称做尼姑。 　　诚然，当时认为，抓他们和审他们并不是为了他们的信仰本身，而是因为他们公然说出自己的信仰以及用这种精神来教育子女。正如丹尼哑·霍德凯维奇所写的： 　　“你可以自由地祈祷， 　　但是……只能让上帝独自听到。”（因为这首诗她得到了十年刑期）一个相信自己握有精神真理的人，必须把它隐瞒起来，不使……自己的子女知道！！对子女进行宗教教育在二十年代开始按刑法典第五十八条10项，即反革命宣传论罪！诚然，在法庭上还会给你一个宣布脱离宗教的机会。这种情形不常见，但是有过：一个家庭，父亲脱离了宗教，留下来抚养子女，而母亲却上了索洛维茨（在这几十年中间，妇女在信仰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坚忍性）。所有宗教犯的刑期一概是十年当时的最高刑期。 　　（与此同时，特别在一九二七年，为迎接纯洁的社会的到来而对各大城市进行净化时，妓女们也同“尼姑们”混在一起被送到索洛维茨。对孽海之花们的惩戒，刑律轻，刑期只有三年。押送途中、递解站以及索洛维茨本身的环境都不能妨碍她们继续以其风流职业在长官们身上、在押解队士兵身上挣钱。三年一过，她们拎着沉甸甸的箱子回到出发的地点。而宗教犯们却永远断绝了重返家园与子女团聚的前途。） 　　在二十年代早期就已经出现了纯民族的水流对各自的边疆区说来，尤其是用俄国的尺度来衡量，暂时还不算大：阿塞拜疆的平等党党员、亚美尼亚的达什纳克党人、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和反抗在中亚细亚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土库曼巴斯马赤（中亚境内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里面俄国人占的比重极大，被人说成是俄国人的政权）。犹太复国主义的“盖哈鲁茨协会”，因为赶不上风靡一时的国际主义的浪头，全体成员都在一九二六年被关进了牢狱。 　　关于二十年代，后来的许多人心里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概念，认为那是一个毫无拘束的自由放任的时代。在这本书里我们会遇到一些人，他们对二十年代的体会是另一样的。在那时候，大学生们还是一些无党派人士，他们力争“高校自治”、集会权、反对用政治常识充斥教学大纲。得到的回答就是逮捕。每逢节日（例如一九二四年五一前夕）就大抓一次。一九二五年列宁格勒大学生（约一百来人）因为阅读《社会主义通报广，钻研普列汉诺夫著作，被判了三年的政治隔离（普列汉诺夫本人青年时代在喀山大教堂旁边做过的那次反政府演说，付出的代价要便宜得多）。一九二五年已经开始把第一批（年轻的）托洛茨基分子投入监狱（两名天真的红军战士记起了俄国的传统，着手为被捕的托洛茨基分子募款也得到了政治隔离）。 　　不消说，剥削阶级也没有逃脱打击。对尚存的旧军官的耗磨工作，在整个二十年代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其中有白军军官（在国内战争时期没有犯该枪毙的罪行的）；有在两边都打过仗的白军一红军军官，有仅在红军中服务过一段时间或者中途有间断而无证明材料的前沙皇军官。说“耗磨”是因为对他们不是一下子判给刑期了事，他们要经过（也是一种牌阵！）无穷无尽的审查，工作受限制，居住地受限制，抓进去，放出来，又抓进去只是经过了这些步骤他们才一去不返地被送进劳改营。 　　然而，把军官们送往群岛，问题的解决并没有告终，而只是开始：因为军官们的母亲、妻子和儿女都在外面。运用绝对正确的社会分析方法，很容易预见到这些人在一家之主被捕后有什么样的情绪。这就等于是他们自己逼着当局把他们也关起来。于是，又多冒出了一股水流。 　　在二十年代，对参加国内战争的哥萨克宣布了大赦。许多人从利姆诺斯岛返回了库班，得到了土地。后来他们都被关进了监牢。 　　所有以前的国家官吏都躲了起来，也必须加以搜捕。他们巧妙地伪装自己，他们利用当时在共和国里既没有身份证制度，又没有统一的劳动手册，混进了苏维埃机关。偶尔的失言、偶然被认出、邻居的告密……不，不是告密，而是战争情报，全都帮助了对他们的揭发。（有时纯属偶然的机遇。有一个叫做莫瓦的人，出于对秩序的单纯的爱好，在家里保存了一份过去的司法官员名单。一九二五年偶然在他那里发现了这份东西统统被抓，统统被枪毙。） 　　这样，“因隐瞒社会出身”、因“原社会地位”的水流便一股一股地流起来了。这类罪名可以做很广泛的解释。在被抓之列的有作为社会阶层的贵族，有他们的家属。最后还不甚了然地抓过所谓个人贵族，其实就是以前的大学毕业生。一旦抓了，便是有来无回，泼水难收。革命的哨兵是不会有错的。 　　（不然，回来的路毕竟还是存在的！这是一些细弱的回流但它们有时能够穿透石壁。这里我们略谈一下其中第一股。贵族和军官的妻女中不乏人品出众、姿色动人的女子。她们之中的一些人得以作为一股小小的对流返回地面。这些人记得，生命只有一次，最可贵的莫过于我们的生命。他们自荐于肃反委员会一国家政治保卫局，愿意充当情报员、工作人员或随便什么人，被看中者便被接纳。这些人是情报员当中最有成效的分子！她们给国家政治保卫局帮了大忙，因为“过去的人们”很相信她们。这类人中有最后一位公爵夫人维亚塞姆斯卡哑，她是革命后最著名的“眼线”［她的公子在索洛维茨也是一名“眼线”〕；有康考尔吉娅·尼古拉耶夫娜·约塞一看来是一位具有非凡素质的女人：她的丈夫，一个军官，当着她的面被枪杀，她自己也被遣送到索洛维茨，但是她竟能获准返回原籍，并在卢宾卡附近开设了一间理发厅，这座大楼里的大头儿们都成了她的常客。只是在一九三七年她才跟她的雅果达顾客们一起再度被关进监狱。） 　　说来可笑，但由于荒唐的传统，从旧俄保存下来了一个政治红十字会。它有三个分会：莫斯科分会（E·彼什科娃一维纳魏尔），哈尔科夫分会（桑多米尔斯卡娅）和彼得格勒分会。莫斯科分会很守规矩一因而在一九三七年前没有被取缔。彼得格勒分会（老民粹派舍夫佐夫、瘸子加特曼、科切罗夫斯基）则表现得颇为讨厌和狂妄，立卷进政治事件，寻求施吕瑟尔堡要塞老囚犯们（诺沃鲁斯基，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的同案人）的支持，不仅帮助社会主义者，而且还接济反革命分子。它于一九二六年被查封，它的活动家们被流放。 　　岁月在流逝，过去的事情不再重温便会在记忆中销蚀。我们今天看那蒙胧远方的一九二七年，觉得它是新经济政策还没有被砍掉手足以前的一个无忧无虑丰衣足食的年头。而实际上它是很紧张的一年，时常被报纸上的爆炸性新闻引起震荡的一年。当时在我国产生的感觉和制造的印象是我们正处在世界革命战争的前夜。苏联驻华沙政治代表的遇害占据了六月份报纸的大量版面，马雅可夫斯基为此写了四首惊雷般的诗作。 　　但事不凑巧：波兰道了歉，暗杀沃伊柯夫的唯一的凶手在当地被捕获诗人号召如何执行和对谁执行呢： 　　“用团结， 　　用建设， 　　用自制 　　和惩治， 　　把放出来的一群恶狗 　　拧下脖子！” 　　惩治难呢？拧下谁的脖子呢？于是就开始了“沃伊柯夫招生”。向来如此，在发生任何骚动和紧张情况时，就把“过去的人们关起来，把无政府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关起来，而且不需什么特别理由还把知识分子关起来。实际也是这样在城市里该把谁关起来呢？总不能是工人阶级吧！“近立宪民主党”知识界从一九一九年起就已经给折腾够了。那么是否到了动动那些貌似进步的知识界的时候了呢？对大学生必须进行清理。这时马雅可夫斯基又得心应手了： 　　“日日月月 　　要想着 　　共青团！ 　　自己的 　　队伍 　　瞧得锐利些。 　　是否全部 　　共青团员 　　真正是团员 　　或者 　　只是 　　假装成共青团员？” 　　方便的世界观也就产生方便的法律术语：社会预防。它施行了，它被接受了，它立即为大家所理解（不久以后，白波运河建设工程的一个长官拉扎尔·柯甘就会说：“我相信，你本人是完全无辜的。但你是有教养的人，应当理解，这是在实行广泛的社会预防！”）真的，这些不可靠的同路人，整个这堆知识分子破烂货，如果不是在世界革命战争前夕把他们关起来，那什么时候关起来呢？大战一开始就晚了。 　　于是，在莫斯科就一个街区接一个街区进行有计划的掏挖。到处都有什么人应当抓起来。口号是：“我们要一拳头砸在桌子上，叫全世界都吓得发抖！”“乌鸦车”、小汽车、有篷卡车、敞篷马车甚至在大白天都纷纷向卢宾卡、向布蒂尔卡奔驶。大门口发生堵塞，院子里发生堵塞。对于抓来的人连卸车和登记都忙不过来（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其他城市里。在顿河罗斯托夫，三十三号大楼的地下室里，这些日子连地上都已经挤满了人，新抓去的包依科好不容易才找到坐下来的地方）。 　　这条水流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几十个年轻人时常聚在一起举行事先没有得到国家政治保卫局许可的音乐晚会。他们听音乐，然后喝茶。茶钱是他们随意出点零钱凑的份子。完全清楚，音乐是为掩护他们的反革命情绪，凑钱也根本不是为了喝茶，而是用以帮助正濒于灭亡的世界资产阶级。于是把他们全体逮捕，分别判了三年到十年（安娜·斯科里普尼科娃五年），而不认罪的首恶分子（伊万·尼古拉耶维奇·瓦伦佐夫以及其他一些人）枪毙！ 　　再一个例子。在同一年，流亡国外的高等法政学校学生在巴黎某地集会庆祝传统的“普希金”高等法政学校纪念日。此事登在报上。显然，这是受了致命伤的帝国主义耍的花招。于是，所有留在苏联的前高等法政学校学生都被逮捕，与此一起，还把“前法学院毕业生”（另一所这样的特权阶层子弟学校）也抓了起来。 　　“沃伊柯夫招生”的规模暂时还受着北方特种营的容量的限制。但是古拉格群岛已经开始了它的恶性的生存，而且很快就会把它的癌细胞扩散到国家的全身。 　　尝到了新的味道，新的食欲也就产生。摧毁技术知识界的时刻早就到来了，这些人过分地以为自己不可替代，并且不惯于迅速领会上级的意志。 　　这就是说，对于工程师们对于资本主义！日主子的这些仆从们，我们历来就没有相信过，我们从革命初年起，就把他们置于工人的正当的不信任和监督之下。然而，在恢复时期，我们还是容许他们在我们的工业中工作，而把阶级打击的全部力量指向其他的知识分子。但是，我们的经济领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越成熟，计划的数量越增多而这些计划是经常互相冲突和打架的旧工程界的暗害本质、它的假心假意、狡猾和叛卖行径，就显得越清楚。革命的哨兵更加锐利地眯缝起眼睛只要他把眯缝着的眼光射向哪里，哪里就立即发现暗害行为的巢穴。 　　从一九二七年起，这项保健工作就开足马力进行，并且立即有真凭实据地向无产阶级揭示了我们经济上失利和短缺的全部原因。交通人民委员部（铁路）有暗害行为（怪不得难以坐上火车，怪不得运输经常中断）。莫斯科国营电站联合公司有暗害行为（断电）。石油工业有暗害行为（买不到煤油）。纺织工业有暗害行为（工人穿不上衣服）。煤炭工业有大规模暗害行为（所以我们挨冻！）。金属工业、军事工业、机械制造工业、造船工业、化学工业、矿山开采工业、黄金白金冶炼工业、水利事业到处都是暗害行为的脓疮烂疱！四面八方都是带着计算尺的敌人！国家政治保卫局为了揪出和抓捕暗害分子忙得喘不过气来。在各首府和各省都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委员会和无产阶级法院在进行工作，翻腾这堆粘糊糊的股东西，劳动者每天从报纸上惊异不止地获知（有的并没有获知）他们的新的卑鄙勾当。他们知道了帕尔钦斯基、冯-梅克、维里奇科，还有多少无名之辈呀。每个部门、每个工厂和手工业合作社都应当在本单位找寻暗害行为，而刚一开始马上就找到了（靠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帮助）。某个革命前毕业的工程师如果还没有成为被揭穿的暗害分子，那一定可以怀疑他是这种暗害分子。 　　这些老工程师是怎样一些诡计多端的坏蛋啊，他们多么善于用各种方法穷凶极恶地进行暗害啊！尼古拉·卡尔洛维奇·冯一梅克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里假装成很忠于新经济的建设，能够长时间兴致勃勃地谈论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问题，并且喜欢提出建议。他的一项最有害的建议就是：增加货运列车长度，不要害怕重载。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帮助下，冯-梅克被揭穿了（并被枪决）：他想使线路、车轮和机车损耗，让共和国遇外国武装干涉时没有铁路使用！过了短短的时间，新的交通人民委员卡冈诺维奇下令使用重载列车，甚至两倍、三倍超载的列车（因为这项发明，他和其他领导人获得了列宁勋章），这时，坏心肠的工程师们就以极限论者的姿态出现他们大叫大嚷，说这太过分了，说这将毁灭性地损耗机车车辆，于是他们就因不信任社会主义交通运输的优越性而公正地遭到了枪决。 　　这些极限论者挨了好几年打，他们在各部门摇晃着自己的计算公式，并且不想理解人的干劲能帮助桥梁和机床提高强度（这是整个人民心理大翻个的年代；那种“要快就不会好”的瞻前顾后的民间智慧受到嘲笑，那则“欲速则不达”的古老谚语被颠倒过来）。对老工程师们的逮捕有时延缓，只是因为接班人还没有准备好。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拉德仁斯基是伊热夫斯克军事工厂的总工程师，起初因“极限论”、因“对备用强度的迷信”，由于这种迷信，他认为奥尔忠尼启则签署的扩建工厂的投资金额不够用（据说，奥尔忠尼启则同旧工程师们是这样谈话的：他在写字桌的右边放上一支手枪，左边还有一支。）而遭到逮捕。但后来改为对他实行监外管制，并命令他在原单位工作（业务没有他就要垮台）。他渐渐把工作搞上轨道。但资金原来不够，现在依然不够于是这时又以“资金使用不当”为名重新把他投入监狱：资金之所以不够，是因为总工程师对资金处理不当！拉德仁斯基在戊木场好歹拖了一年就死掉了。 　　这样，在几年内，加林一米哈伊洛夫斯基和扎米亚金惯于描写的主角曾为我国增光的老一辈俄罗斯工程界的脊梁就被砸断了。 　　不言而喻，在这股水流中，象在任何水流中一样，也会捎进其他一些人，与受害者亲近和有牵连的一些人，例如还有……我根本不想珐污哨兵的晶莹光泽的古铜色面孔，但不得不如此……还有未收买成的情报员。我请读者永远记住这股完全秘密的、一点也不公开显露出来的水流特别是革命后最初十年：当时人们往往很高傲，许多人还不认为道德是相对的、只具有狭隘的阶级含意的东西，还敢于拒绝请他们效劳的建议，因之他们全都遭到了无情的惩罚。有一次，要求一个年轻女人马格达林娜·艾朱波娃监视工程界人士。她不仅拒绝了，并且还告诉了自己的监护人（他正是应当监视的对象）；然而这个人很快就被抓了起来，并在侦查中招认了一切。怀孕的艾朱波娃“因泄露业务上的机密”被捕，并被判处枪决（然而，她只服了数种刑期加起来共为二十五年的徒刑）。这些年内（一九二七），在另一类人哈尔科夫的显要共产党人中间，也有一件这样的事，纳杰日达·维塔里耶芙娜·苏罗维茨拒绝对乌克兰政府成员进行监视和告密为此，她被抓进国家政治保卫局，并且只是在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才半死不活地在科雷马河上挣扎钻了出来。关于没有浮出来的那些人我们就不知道了。 　　（在三十年代，这股桀骜不驯者的水流已化为乌有：既然要求提供情报，那就应当提供往哪里躲呢？“胳膊拧不过大腿。”“不是我还有别人。”“与其让别人坏人去当‘密工’，不如我这好人来充当。”这时人们争先恐后自告奋勇去充当“密工”：又有利，又显得英勇。） 　　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审理了轰动一时的沙赫特案件这次审判因赋予它的公开性，因受审人（暂时还不是全部）令人惊愕的供认和痛心悔恨而轰动。过了两年，在一九三O年九月，对饥荒制造者食品工业中的四十八名暗害分子（他们！他们！就是他们！）进行了大叫大嚷的审判。一九三O年底，进行了更加轰动的并且已经排练得无懈可击的工业党案件审判：这里，全体受审人已无一例外地把各种荒唐的卑鄙勾当都揽在自己身上于是，在劳动者的眼前，象揭开了盖布的大石像，呈现出一个巨大而巧妙的编结物，它把迄今被揭露的各个单独的暗害行为编成一个同米留科夫、里亚布申斯基、迪特丁和彭加勒连在一起的魔鬼结子。 　　一着手考察我们的审判实践，我们便已经懂得，大家看得见的审判这只是田鼠在洞外堆的土堆，而全部主要的挖掘工作是在表层下进行的。提审的只是一小部分在押人犯，只是那些同意反常地诋毁自己并诬陷别人以期得到宽恕的人。对于有勇气和理智驳回侦查员的胡说八道的大多数工程师不声不响地进行审判，但这些不认罪的人得到的照样也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委员会准备好的那十年。 　　水流在地下流着，顺着管道流着，排定地面上的繁茂生活的废水。 　　正是从这个时候起，采取了一个走向全民参与下水道工程、全民对它分担责任的步骤：那些还没有掉进下水道口的人，那些还没有被管道输送去群岛的人他们应当在上面举着旗帜游行，颂扬审判，并为坏人得到司法制裁而高兴（这是远见卓识！一几十年后，历史将会清醒过来但侦查员、审判员和检察长们却不会比你我之辈普通公民们更有罪！我们之所以能长满一头体面的白发活到今日，正因为我们当初体面地投了赞成票）。 　　如果不算列宁、托洛茨基一九二二年审判社会革命党的那次实验，那么这样的尝试可以说是斯大林搞“饥荒制造者”审判时开的头。当大家都在富饶的俄罗斯土地上挨饿的时候，当大家都在东张西望诧异我们的粮食被藏到哪里去了的时候，这种尝试怎会不成功？于是，在各工厂和机关，工人和职员们赶在判决前面，愤怒地表决赞成把那些落入法网的坏蛋处死。对“工业党”就更不用说了那是普遍的群众大会，那是游行示威（捎带上中小学生），那是法庭玻璃窗外几百万人的整齐步伐和吼叫：“处死！处死！处死！” 　　在我国历史的这个转折点上，也曾发出过一些孤孤单单的抗议或保留之声在那个合唱和吼叫声中说出一个“不”字是要有许多勇气的与今天的轻易不可同日而语！（就是今天敢于表示反对者也不很多）。而且，凡是我们所知道的这都是那些腰杆最不硬、最脆弱的知识分子发出的声音。在列宁格勒工学院的会议上，德米特里·阿波里纳利耶维奇·罗然斯基教授弃了权（看来他是根本反对死刑的。要知道，杀头，用科学的语言来说，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马上就被关进监狱！大学生狄马·奥利茨基弃了权，也马上被关进监狱！于是，这些抗议之声刚一开始就沉寂下去了。 　　就我们所知，白胡子的工人阶级是赞同这些死刑的。就我们所知，从火热的共青团员到党的领袖，到传奇般的集团军司令整个先锋队都一致赞同这些死刑。著名的革命家、理论家和有远见卓识的人在自己的不光彩灭亡前的七年内，都曾向这种群众吼声表示欢迎，而不曾想到，他们的时刻已迫在眉睫，他们的名字很快也将在这吼声中遭到唾骂“魔鬼”，“败类”。 　　对于工程师们来说，打击恰好到此结束了。在一九三一年初，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说出了建设的“六个条件”，我们的君主作为第五个条件指出：从打击旧技术知识界的政策转到使用和关心它的政策。 　　关心它！我们正义的愤怒消散到哪里去了？所有我们的威严的指控扔到哪里去了？这时正在进行着对瓷器工业中暗害分子的审判（他们在这个行业里也干了许多坏事！）而且全体被告都异口同声地痛骂自己并招认了一切突然间照样异口同声大声叫道：我们没有罪！！于是就把他们释放了！ 　　（在这一年甚至形成了一条小回流：让一批已经被审判或侦查折磨得濒死的工程师们活着出来了。德·阿·罗然斯基就是这样回来了。是不是应当说，他顶住了同斯大林的角斗？是不是应当说，具有公民勇气的人们是不会为写作这一章或这本书提供根据的？） 　　在一九三一年三月对“孟什维克联盟局”、对格罗曼-苏哈诺夫-雅库博维奇的公开审判中，斯大林在早就被打翻在地的孟什维克身上又踩了几蹄子。（格罗曼更像是立宪民主党，雅库博维奇是布尔什维克，而吉梅尔-苏哈诺夫则是二月革命的理论家。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就是在彼得格勒卡尔波夫卡河滨路他的住宅里开会并通过了武装起义的决议。）忽然间他又犹豫起来。 　　白海边上的人这样说潮水“水犹豫起来了”：这是潮水快要低落时的情形。啊，把斯大林的浑浊的心灵与白海之水相比是不行的。是啊，也许他丝毫也没有犹豫过。也许从来也没有低落过。但在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个奇迹。紧接着对“工业党”的审判，准备在一九三一年对“劳动农民党”一支似乎（从来也没有！）存在过的由农村知识分子、消费合作社和农业合作社活动家以及发达的上层农民组成的、准备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的地下组织力量，进行大规模的审判。在“工业党”的审判中已经提到“劳农党”，当做一共查获的、情况已弄得很清楚的组织。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侦查机关不间断地进行了工作：已经有几千名被告招认是劳农党员，并供认了自己的犯罪目的。预计总共会有二十万“党员”。算作党的首脑的，有经济学家一土地问题专家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恰扬诺夫、未来的总理N·风·康德拉季耶夫、刀·H·尤罗夫斯基、马卡罗夫、季米里亚泽夫学院教授阿列克谢·多亚连科（未来的“农业部长”）。 　　也许把后来四十年间担任过这个职务的人拿来审判将会更好些。这就是人的命运！多亚连科是原则上从来不问政治的！当他的女儿把一些似乎持有社会革命党人观点的大学生带到家里来的时候，他把他们都赶了出去。可是斯大林忽然在一夜间改变了主意为什么？我们也许永远也不会得知。他想洗刷洗刷肮脏的灵魂？那太早。是幽默感露了头？感到太单调了，太乏味了？可是谁也不敢发出这样的指责，说斯大林具有幽默感！我看多半是这个原因：他估量了一下，整个农村就这样也很快将因饥荒而死光，何止是二十万，那干吗还去花费劳力。于是，整个劳农党的案件撤销了。要求所有“低头认罪的人”否认已经作出的供认（他们的高兴是可以想象到的！），代之把小小的康德拉季耶夫-恰扬诺夫集团拉出来审判一番了事。（在一九四一年，受尽折磨的瓦维洛夫被控说，劳农党是存在过的，并且他，瓦维洛夫正是暗中领导了这个党。） 　　事件挤成一团，年代挤成一团我们怎么也无法次序分明地说出发生过的一切（而国家政治保卫局却对付得很好！而国家政治保卫局却什么也没有遗漏）。但我们将始终记住： 　　教徒们不断地自然而然地被关进监狱，（这方面有一些日期和高峰浮到了表面，一是列宁格勒一九二九年圣诞节前夕的“反宗教斗争夜”，那一次抓了许多宗教知识分子，而且不是在黎明前动手的，不像是圣诞节的神话。一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在该市一下封闭了许多教堂，同时对宗教界进行了密密麻麻的逮捕。再还有什么日期和地点，谁也没有传下来让我们知道）； 　　也不放过打击各种教派，甚至是同情共产主义的（例如在一九二九年，把索契和霍斯塔之间的公社的全体社员都统统关了起来。他们一切都是按共产主义原则行事，生产也好，分配也好，而且一切都做得那么诚实，国家一百年也达不到那个水平，但是，可惜，他们太有文化了，宗教文献读得太多了，并且他们的哲学不是无神论，而是洗礼教派、托尔斯泰主义和瑜伽论的混合物。因此，这样的公社是犯罪的，它不可能造福人民）。在二十年代，相当大的一群托尔斯泰主义者被流放到阿尔泰的山前地带，在那里，他们与洗礼派教徒一起创建了公社村。当开始建设库兹涅茨联合企业的时候，他们向它供给了农产品。后来开始抓人起初是教师（不按国家规定的教学大纲进行教学），孩子们叫嚷着跟在汽车后面跑，然后是村社的领导人。 　　社会主义者的大牌阵不断地、自然而然地摆来摆去； 　　在一九二九年，把未被及时逐出国境的历史学家（普拉托诺夫、塔尔列、柳巴夫斯基、戈季耶、利哈乔夫、伊兹梅洛夫）、杰出的文学理论家M·M·巴赫金投入监狱； 　　会儿从这个边区，一会儿从那个边区，冒出一股股民族的水流。 　　亚库梯人在一九二八年暴动后被关进监狱。布里亚特蒙古人在一九二九年暴动后被关进监狱（据说枪杀了将近三万五千人，我们未能核实）。哈萨克人在布琼尼的骑兵于一九三三一年进行英勇镇压后被关进监狱。在一九三O年初审判了乌克兰解放同盟（叶弗列莫夫教授、切霍夫斯基、尼科夫斯基等），如果你知道我们公开宣布的东西和秘密的东西之间的比例那么还有多少人在他们的背后呢？暗中逮捕的有多少呢？…… 　　轮到执政党党员蹲监狱的时刻正在临近，缓慢地，但是正在临近。暂时（一九二七二九年）这是“工人反对派”或者是那些选择了不成功的首领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暂时是几百人，很快将是成千上万的人。但是只要开了头就好办！正如托洛茨基分子曾无动于衷地看着异党成员进监狱一样，现在其他党员也赞同地瞧着把托洛茨基分子关进去。接着就出现了一股莫须有的“右倾”反对派水流。一张大口从尾巴开始一节一节地咬嚼，最后就要嚼到自己的头上来了。 　　从一九二八年起，同资产阶级余孽耐普曼算帐的时间来到了。往往是要他们交付越来越大的力不胜任的税款，一旦他们拒绝交付，马上就把他们以破产为理由关起来，并没收财产（对于小手工业者理发师、裁缝，还有那些修理煤油炉子的，只是取消营业执照）。 　　耐普曼水流的开导有其经济利益。国家需要财产，需要黄金，可是连一个科雷马都还没有呢。从一九二九年起开始发作著名的黄金热，只是发热的不是那些找寻黄金的人，而是那些被搜刮黄金的人。新的“黄金”水流的特点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对于这些家兔们，说实话，并不指控犯有什么罪行，并且不一定把他们送到古拉格之邦去，而只要按强者的权力取走他们的黄金。因此，监狱挤得满满的，侦查员们疲惫不堪，而递解站、宿泊站、劳改营得到的补充却少得不成比例。 　　在“黄金”水流中关起来的是些什么人呢？所有在十五年前经营过“实业”、做过买卖、靠手艺挣过钱因而照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想法可能会保存下黄金的人。但恰好他们往往是没有黄金的：他们有过动产、不动产，所有这些，在革命中都失掉了，被没收了，什么也没有留下来。当然也抱着极大希望把技师、首饰匠、钟表匠关起来。根据告密可以获知在最意料不到的手中拥有黄金的消息：一个百分之百的“机床工人”不知从哪里得到并保存着六十个尼古拉皇帝五卢布金币；著名的西伯利亚游击队员穆拉维约夫来到了敖德萨，随身带来了一口袋金子；彼得堡的鞑靼马车夫人人都藏有金子。黄金告密的暗影落在谁的身上，他就不能用任何理由无论是无产阶级的本质也好，革命的功劳也好，来进行辩护。他们全都被抓起来，塞进国家保卫局的牢房，每间屋子里关的人数之多以前简直难以想象那更好，他们会更快地交出来！甚至搞到了令人难堪的地步，男男女女都关在一起，彼此当着面上马桶谁管这些小事，交出金子来，坏蛋！侦查员们不作笔录，因为谁也木需要这种文书。以后是否能判得上刑，这也很少有人关心，重要的只是：交出金子来，坏蛋！国家需要黄金，你要它干吗？侦查员嗓子已经喊哑了，进行威胁和拷打的力气也不够了，但是有一个通用的手法：光给囚犯吃咸东西，不给水喝。谁交出金子就给谁水喝！一块金币换一杯净水！ 　　人为金属而死亡…… 　　这股水流有别于以前各股和以后各股水流之点是，即使不是这股水流的一半，至少一部分，自己的命运就跳动在自己的手中。如果你真的没有金子，你就毫无出路，你将挨打、挨烧、受刑讯， 　　用鞭子活活抽死。也许到了真的相信你没有金子的时候终于住手。但如果你有金子，那就由你自己来确定用刑的程度、能忍受的程度和自己未来的命运。然而，这在心理上并不轻松些，而是要更沉重些，因为一经失着，你将永远对不起自己。当然，已经熟知这个机关习性的人，会让步交出来，这样会轻松些。但也不能过分轻易就交出去：他们不会相信你已完全交出，还会把你扣留下来。但交得太迟也不行，那会把小命丢掉的，或者他们会恼羞成怒给你判卜几年、一个鞑靼马车夫撑住了百般拷打：没有金子！那时就把他的老婆也关了进来，折磨她，鞑靼人还是老一套：没有金子。又把女儿关进来鞑靼人撑不住了，交出了一万卢布。于是把家属放了，本人则被安上了个刑期描写强盗绑票的最粗俗的侦探小说和歌剧，却在一个大国范围内认认真真地变成了现实。 　　三十年代伊始，实行了身份证制度，也给劳改营提供了相当大的补充。当初彼得一世为了简化国民结构铲平了夹在各等级之间的沟沟坎坎，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身份证制度也发挥同样的作用：它扫清了夹缝中的虫豸，它打中了那一部分狡猾的、没有住所的、没有所属单位的居民。而且人们起初使用身份证时也常有违犯规定的情形于是没有报户口的和没有注销户口的都被耙进了群岛，哪怕只呆一年。 　　各股水流就这样泛着泡沫，哗哗地流淌着但是在一九二九三0年，一条冲决一切的巨流滚滚而来，这就是数以百万计的被扫地出门的富农。它的流量过于巨大，尽管我们的侦查监狱十分发达，恐怕也是容纳不下的（况且已被“黄金”水流填满了）。但是它绕过了侦查监狱，直接奔向递解站，进入押解路途，进入古拉格的国土。这条水流（这个大洋！）一度的膨胀，突破了甚至大国的监狱司法系统所能承受的极限。它在俄国的全部历史上无与伦比。这是国民大迁徙，这是民族的浩劫。但国家政治保卫局古拉格的渠道研制得这样巧妙，如果不是震撼各个城镇的三年奇怪的饥荒无旱灾和无战争的饥荒，城市居民对此可能还一无所知呢！ 　　这条水流和以前各股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这次不必讲客套，用不着先抓一家之主，然后再瞧瞧怎样处置他的家属。相反，这次一下手就是连窝端，必须全家一起抓，甚至特别留意不让十四岁、十岁或六岁的子女逃掉一个：全家必须一个不剩地出发到一个地方去，一起去被消灭。（这是第一个这样的尝试，后来希特勒将袭用来对付犹太人，而斯大林又用来对付各个不忠实的或有嫌疑的民族。） 　　这条水流所包括的那些用来转移视线的真正的富农是少得可怜的。俄语中富农这个词儿原是指那种吝啬的、不老实的农村倒卖商贩，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而是靠别人的劳动、通过高利贷和商业居间富裕起来。这样的人，各个地方即使在革命前也是极少的，而革命又完全使他们失去了活动的土壤。后来，一九一七年以后，富农这个词儿也用来称呼（在官方和宣传文献中，由此变成口头习惯用语）那些一般使用雇工劳动的人，哪怕是因为他家里人手暂时不够。但我们不要忽略，在革命后，使用任何这样的劳动不可能不公平地付给报酬保护雇农的有贫农委员会和村苏维埃，谁得罪雇农试试！劳动的公平雇佣，在我国就是现在也是容许的。 　　但是，富农这个像抽人的鞭子似的术语的含义不可遏止地膨胀着，到一九三0年的时候，已经一般地把所有坚实的农民经济上坚实的，劳动上坚实的，甚而不过是信念上坚实的农民，都冠以这样的称号。富农的外号被利用来打碎农民的坚实性。我们回想一下，就会醒悟过来：颁布了伟大的土地法令没有这个法令农民便不会跟布尔什维克走，十月革命便不会胜利。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了。农民从红军回来，纷纷奔向自己争得的土地，从那时起总共才过了九年。忽然又分成什么富农、贫农。这是怎么造成的？有时是家庭人手的多寡造成的。但主要原因不是勤劳和顽强吗？俄国在一九二八年靠吃这些农民的粮食活过来，而现在本地的败家子和外来的城里人都冲上去消灭这些农民。兽性一发作，失去了关于“人类”的任何观念，失去了几千年养成的人的悟性开始把最好的庄稼汉连同家属一起抓起来，把他们两手空空、一身精光地扔到荒无人烟的北方，扔进冻土带，扔进泰加林。 　　这样大规模的运动不能不引起许多并发症。也需要使乡村摆脱掉这样的农民，他们不过是表示不愿进集体农庄，不爱过集体生活，因为这种集体生活他们没有亲眼看到过，怀疑（现在我们知道是多么有根据）这将是二流子当领导，将是强制劳动和忍饥挨饿。还需要摆脱掉那样一些农民（有时完全是不富裕的），他们大胆、强壮、果断，集会上讲话响亮、热爱正义，因而受到同村人的喜爱，但他们的独立不羁精神对集体农庄领导却是危险的。（这种类型的农民及其命运，在C·扎雷金的中篇小说中以斯捷潘·乔索夫为代表作了不朽的描述。）此外，在每个村里还有这样的人，他们个人挡住了这里的积极分子的道路。出于嫉妒、出于羡慕、出于积怨，现在是同他们算帐的最方便的机会。对于所有这些牺牲者，需要有一个新的名词于是这个名词就产生了。在这个名词中已经没有任何“社会的”、经济的东西，但它听起来却相当响亮：二富农。就是说，我认为你是敌人的帮凶。这就够了！衣服穿得最破烂的雇农也都完全可以被算作二富农！（我记得很清楚，在少年时代，这个名词我们觉得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没有任何含混的地方。） 　　这样，用两个词就把所有构成农村的精华、构成它的活力、它的机智和勤劳、它的反抗和良心的人都概括了进去。把他们搞走了集体化也就实现了。 　　但是从实现了集体化的农村中又涌出一些新的水流： 　　农业暗害分子水流。到处揭露出农艺师陪客分子，在这一年以前他们毕生都是诚实地工作的，而现在却故意使俄国的田地长满莠草（当然是根据那个现在已完全被揭穿的莫斯科研究所的指示。他们正是那些当初没有关起来的二十万名劳农党员！）。一些农艺师没有执行李森科的聪明透顶的指示（在一九三一年的这股水流中，“土豆王”洛尔赫被发配到哈萨克斯坦）。另一些人执行得准确过分了，从而暴露出这些指示的愚蠢（一九三四年，普斯科夫的农艺师们把亚麻种在雪地里准确地遵照李森科的指示。种子胀大了，发了霉，毁掉了。广阔的田地荒了一年。李森科不能说雪是富农，或者说自己是傻瓜。他指控这些农艺师是富农，歪曲了他的工艺学。于是农艺师们便成串地登上了去西伯利亚的路程）。还有，几乎在所有的机器拖拉机站里都发现了拖拉机修理上的暗害行为（这就是集体农庄最初几年失利的原因！）。 　　歉收”水流（而“歉收”了多少，是同“估产委员会”春天提出的那个任意数字比较出来的）。 　　“未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水流（区委会包下的任务，集体农庄没有完成，去坐牢吧！）。 　　一剃穗头水流。夜间在田地里用手剃穗头！完全新的农活种类和新式的收割法！这是一股不小的水流，这是好多万农民，往往不是成年的庄稼汉和村妇，而是小伙子和大姑娘，小男孩和小姑娘，他们被大人派去搞夜间剃头，因为对自己的白天劳动不抱能从集体农庄取得报酬的希望。对这种辛酸的、得利微薄的作业（在农奴制时代农民们还没有落到这样穷困的地步！），法院量以满刑；根据一九三二年八月七日的著名法律（在囚犯的口头语中称为八七法），作为最危险的盗窃社会主义财产罪，判处十年。 　　这个“八七法”还引出了一条从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工地来的、从交通运输来的、从商业、工厂来的单独大水流。内务人民委员部奉命查究大盗窃案。应当注意到，这条水流往往变成了一条常流水，它在战争年代特别满溢，一连流了十五年（到了一九四七年，它的范围扩大了，刑律加重了）。 　　我们终于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一切大规模的水流现在终于要停息了！莫洛托夫同志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七日说：“我们认为，我们的任务不在于大规模镇压。”啊呸，早该如此，让夜间的胆战心惊滚开吧！但这狗叫声是怎么回事呀？只听到在喊：追呀！捉呀！ 　　啊！原来这是从列宁格勒来的基洛夫水流开始了，那里的紧张局势被断定是那么严重，所以在该市的每个区执委会下面都建立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指挥部，实行了“加速的”办案程序（它在以前也没有缓慢的特点），被告没有上诉权（从前也没有上诉过）。据认，四分之一的列宁格勒人在一九三四三五年被肃清了。这个估计让掌握着准确数字并能提供出来的人去推翻吧。（其实这条水流不仅是列宁格勒的，它在全国各地都以惯常的，虽然是跟它不相关的形式得到了响应：从机关中开除那些还赖在那里的神甫子女、贵族家庭出身的女职员以及那些在国外有亲戚的人。） 　　在以上这几条波涛澎湃的巨流中，始终隐藏一些混不息的细流，它们没有大声地自我宣扬，但老是在流着流着： 　　那是保卫同盟队员，他们是在维也纳打输了阶级战斗后，投奔世界无产阶级祖国逃生的； 　　那是世界语提倡者（斯大林与希特勒在同一些年份搞掉了这些有害的人）； 　　那是自由哲学协会的残渣余孽，一些非法的哲学小组； 　　那是不同意先进的工作队一实验室教学法的教师（在一九三三年，娜塔利亚·伊万诺芙娜·布加英科被关进罗斯托夫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但侦查了三个月后，从决议中得知，这个方法是有毛病的。于是就把她释放了）； 　　那是政治红十字会的职员，这个红十字会由于叶卡捷琳娜·彼什科娃的努力仍然捍卫着自己的生存权； 　　那是北高加索因暴动（一九三五年）被追究的山地居民；各民族在流着流着（在伏尔加运河工地上，民族语言报纸用四种文字鞑靼文、突厥文、乌兹别克文和哈萨克文发行。那里有的是读者！）； 　　又是那些教徒，现在抓的是木愿在礼拜天去上工的人（因为实行了五日一周制、六日一周制）；是在宗教节日怠工的集体农庄庄员，他们在个体时代习惯于在这样的日子歇工； 　　始终有一些拒绝充当内务人民委员部情报员的人（这一类人里还有保守忏悔秘密的神甫机关很快就明白了，知道忏悔的内容对他们多么有用，这是能从宗教得到的唯一好处）； 　　对教派分子抓的越加广泛了； 　　社会主义者大牌阵老在摆来摆去。 　　最后，还有一次也没有提到过的，但一直在流着的第十条一的水流，即反革命宣传罪，即反苏宣传罪。第十条的水流也许是最稳定的，它从来也没有中断过，每当其他的巨流发生时，如在三七、四五、四九年，它的水位便特别高涨。 　　这条不停顿的水流确乎可以把任何人在任何预定的时刻卷进去。但为了对付知名的知识分子，在三十年代认为比较文雅的办法是给他搞上某个丢脸的条文（如男色，或者如对普列特涅夫教授的指控说他与女病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咬了她的乳房。中央报纸是这样写的你去辟谣吧！） 　　说来也怪：一九二六年刑法典的一百四十八个条文当中，给予了那个无孔不入、夙夜匪懈的机关多年的全部活动以力量的，总共只有一条。但是。为了赞美这个条文，可以找到比先前屠格涅夫为俄罗斯语言或涅克拉索夫为俄罗斯母亲用过的更多的修饰词：伟大的、雄健的、丰富的、多权的、多面的、横扫一切的五十八条啊。它把世界概括无遗了，这与其说是通过条文文字的表述，倒不如说是通过对这一条文的辩证的和最广义的解释。 　　我们当中有谁没有亲身体验过它的囊括一切的拥抱，说真的，普天之下没有一样过失、念头、作为或不作为是五十八条的手掌所不能惩治的。 　　用文字做这样广义的表述是不可能的，但对这一条做这样广义的解释，事实证明是可能的。 　　第五十八条在法典中并不构成政治罪一章，并且任何地方也没有写着，它是政治罪条文。不，它与妨害管理秩序罪和武装伙匪罪一起列入“国事罪”一章中。这样，刑法典开宗明义就不承认在本国境内有任何人是政治犯而只承认是刑事犯。 　　第五十八条由十四个分条组成。 　　第一分条告诉我们：“凡以……削弱政权……为目的的行为（按照刑法典第六条也包括不作为），都被认为是反革命行为。 　　在广义解释下可以是：你在劳改营中因饥饿和疲惫拒绝上工就是削弱政权。引起的后果将是一枪决（战时拒绝执行命令者枪决）。 　　在一九三四年，把祖国这个术语还给了我们，从这时起，第一分条里面也就加进了若干背叛祖国的条目l一甲、1一乙、1一丙、l一丁。依照这些条目，损害苏联军事威力的行为处枪决问一乙），只是在减轻情节下并仅限于平民（l一甲）一处十年徒刑。 　　广义释读：对于当过俘虏（损害军事威力！）的我国士兵，过去只判十年，这是人道到了违法的地步。依照斯大林的法典：他们在返回祖国后统统都是应当枪毙的。 　　（这里还有一个广义释读的范例：我很清楚地记得一九四六年夏天在布蒂尔卡监狱的一次会见。某个波兰人生于列姆贝格尔，当时这个地方还属于奥匈帝国的版图。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住在波兰原籍的城市里，后来迁移到奥地利，在那里做事，一九四五年在当地被我方逮捕。依乌克兰刑法典第五十四条I一甲，他因背叛祖国乌克兰（！）得到了十年徒刑一因为列姆贝格市那时已经变成了乌克兰的里沃夫！而这个可怜的家伙却不能在侦查中证明他到维也纳去并不是抱着背叛乌克兰的目的！这样他就该死地成了叛国犯。） 　　叛国罪分条内涵的另一个重要的扩大是，适用它时应“援引刑法典第十九条”“援引意图”。就是说，虽然还没有发生任河背叛行为，但侦查员认定有背叛的意图一这就足以判给与实际背叛罪相同的完全刑期。诚然，第十九条规定惩罚的不是意图，而是准备，但在辩证释读下也可以把意图理解为准备。而“预备行为应当与犯罪本身一样受到惩罚（即同等的刑罚）”（刑法典）。 　　总的说： 　　我们不把意图与犯罪本身区别开来，这正是苏维埃法律对资产阶级法律的优越性！ 　　第二分条说的是武装暴动，夺取中央和地方政权，包括为了强使某一部分国土脱离苏联的行动。对此的惩罚是直至枪决（下面每一分条都是如此）。 　　扩大的含义（这不能写在条文中，但可以由革命的法律意识提示）：任何共和国实现退出苏联的权利的一切企图，都在此列。须知“强使”一词并没有说明对谁而言。甚至如果某一共和国的全体居民都愿意分立，而莫斯科却不愿这样做，分立就将是“强使”的了。因此爱沙尼亚的、拉脱维亚的、立陶宛的、乌克兰的和土耳其斯坦的民族主义分子一向很容易地依这一条文得到自己的十年和二十五年。 　　第三分条“给予同苏联处于战争状态的外国任何方式的帮助”。 　　这个分条提供了对任何一个在占领区生活过的苏联公民判罪的可能性，不管他是给德国军人钉过鞋后跟，还是卖过一束小红萝卜，或者是一个曾与占领者跳过舞并度过一夜因而提高了他的士气的女公民。并非每一个都曾依这一条文判过刑（由于在占领区生活过的人太多），但每一个都可能被判刑。 　　第四分条说的是向国际资产阶级提供（异想天开的）帮助。 　　好像会发生疑问：谁能列入这一条呢？但是，借助于革命良心进行广义的释读，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合格的对象：所有在一九二O年以前，即在写成这个法典前几年出国并在四分之一世纪后（一九四四四五年）被我们的军队在欧洲追获的流亡者，都按五十八条4判刑：十年或枪决。因为他们在国外如果不是帮助世界资产阶级还能做什么呢？（通过音乐结社的例子我们已经看到，在苏联境内也可以帮助。）所有的社会革命党人、所有的孟什维克（这一条也正是为他们制定的）以及后来国家计委和最高经委的工程师什1也都帮助过 　　它。 　　第五分条：促使外国向苏联宣战。 　　一项疏忽：应当把这一分条用于斯大林及一九四＊四一年在他周围的外交和军事人员。正是他们的盲目和丧失理智才造成了那种结果。不是他们那是谁使俄国遭到了空前未有的可耻失败？这样的失败是不能同沙皇俄国在一九0四或一九一五年的失败相比的，是俄国从十七世纪以来从来未有的。 　　第六分条间谍行为。 　　这一条释读得如此广泛，如果把所有依这一条判刑的人结算一下，那就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国人民在斯大林时代既不是靠农业也不是靠工业或其他任何东西维持生活，而是靠给外国当间谍维持生活、靠特务机关的钱过日子。间谍行为这是一种十分简便的罪名，是无知的罪犯、有学问的法学家、报棍以及社会舆论都能理解的罪名。 　　这一分条释读的广泛性还表现。在，判刑不是直接因间谍行为，而是因： 　　IIIII间谍嫌疑（或者HIII未经证实的间谍行为．为这也能给你一个“整轴儿”！）甚而是因为： 　　CBIIIII引起（！）间谍嫌疑的联系。 　　问如，你的妻子的熟人的熟人和一个外国外交人员的妻子在同一个女裁缝（她当然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那里做一3一件衣服。 　　这些五十八条6、IIIII和CBIIIII是一些粘性很强的条文，它们要求严路看守、密切监视（因为特务机关也能把触须伸进劳改营和自己的宠儿接头），并禁止免除押解。总的说，任何大写字母条文，就是说完全不是条文，而是这种大写字母的吓人结合（我们在这一章里还要遇到另一些），经常带着神秘的气息，你永远不明白。它们到底是五十八条的增生物呢，还是某种独立的很危险的东西。带着大写字母条文的囚犯在许多劳改营里甚至比带着五十八条的囚犯还要受到压制。 　　第七分条：破坏工业、运输、商业、货币流通和合作社。 　　在三十年代这一分条极为盛行，并在简单明了人人能懂的暗害行为这个外号之下抓住了群众。确实，第七分条中列举的一切，每日每时显而易见地遭到破坏一总该有人负罪责吧？……千百年朱，人民进行建设，进行创造，向来是诚实的，甚至给老爷干活也是如此。从留里克时代起就没有听说过什么暗害行为。可是当财产破天荒第一次归人民所有的时候人民的几十万优秀子弟却纷纷去进行暗害（条文里并没有使用暗害行为这个概念。但由于没有它便不能说明，为什么田里长草，产量下降，机器损坏，所以辨证的嗅觉就用上了它）。 　　第八分条恐怖行为（不是指苏联刑法典负有责任“说明……道理，并使它具有法律根据”的那种恐怖行为，而是自下而来的恐怖行为）。 　　恐怖行为的含义非常非常广泛；不光是在省长的轿式马车下放置炸弹才算恐怖行为，而且，譬如说，打了自己的私敌一记耳光，如果他是党的、共青团的、民警机关的积极分子，就已经构成恐怖行为。更不消说杀死积极分子从来也不与杀死普通人同样量刑（顺便说，公元前十八世纪的汉穆拉比王法典中就是这样规定的）。如果丈夫杀死了妻子的情夫，那人若是非党群众这就算丈夫走运，他得到的是一百三十六条，是个普通犯，是社会亲近分子，可以不用押解。如果情夫是党员丈夫就成为带着五十八条8的人民敌人。 　　援引那个十九条，即将犯罪意图视同准备的条文适用第八分条，导致了概念的更加重要的扩大。不光是在啤酒店旁直接威胁积极分子“好，你等着瞧！”，而且连性子暴躁的集市村妇的一句詈骂“咳，瞎了他的眼睛！”，也被认定是TH恐怖行为的意图，也可以当做从严适用本条的根据。（这听起来有点过分夸张，像是滑稽剧但这个滑稽剧不是我们编出来的，我与这些人一起坐过牢。） 　　第九分条用爆炸或者放火……实施破坏或者损毁行为（必定怀有反革命目的）。简称为破坏。 　　扩大化的作法是，强加以反革命目的（侦查员对于犯罪人脑子里想的事比他本人了解得更清楚！），工作和生产中发生的人所难免的疏忽、错误、失败都不能得到原谅，都被看成是破坏。 　　但是，对五十八条中哪一分条的解释，也没有象对第十分条那样广而无边，革命良心也没有燃烧到如此程度。它的原文是：“包含号召推翻、颠覆或削弱苏维埃政权内容的宣传或鼓动，以及传播或制作或收藏具有同上内容的文字材料。”这个条文的但书只规定了在和平时期的最低刑（不能低于！不轻于！），而最高刑则是没有限制的！ 　　一个堂堂大国对自己公民的言论竟是如此恐惧！ 　　这个著名条文的著名广义解释是：“包含号召的鼓动”可以理解为朋友（或者甚至是夫妻）间的私下谈话，或者私人信件；而号召则可能是个人的劝告（我们得出“可以，可能”的结论，是以当时实际发生的情况为根据的）。任何不符合或跟不上当天报纸思想热度的思想，都是对政权的“颠覆或削弱”。要知道凡是不加强的，就早削弱I凡是不完全符合的，就是颠覆！ 　　“谁今天不是跟我们同声歌唱 　　谁就是 　　反对 　　我们！” 　　（马雅可夫斯基） 　　单份书写的信件、笔记、隐秘的日记，都可以理解为“制作文字材料”。 　　第十分条有了这样美满的广义解释，还有哪一种脑子里出现的、嘴巴里讲出来的或用手写下来的思想是它囊括不了的？ 　　第十一分条是个特种条文，它没有独立的内容，而只是给上述各分条加重分量的添秤，适用于有组织地准备犯罪或者犯罪人参加了组织的情况。 　　实际上这一分条广义解释到并不需要有任何组织。我对这一分条的精致适用有亲身体会。校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秘密地交流过思想，两个人就是组织的萌芽，就是组织！ 　　第十二分条最触及公民的良心：这是关于对上列任何罪行不检举的条文。为惩治不检举的深重罪孽，没有最高刑期的限制！！ 　　这一分条已经广义解释到如此无边无际的程度，以至进一步的广义解释已经不需要了。知情不报等于是自己干的！ 　　第十三分条看来是早已解决完了的：在沙皇暗探机关供职（担任后来的同类职务，相反却被认为是爱国主义的英勇行为）。 　　有心理上的根据怀疑约·斯大林还有依五十八条这一分条的前科。有关替这种机关办事的文件，好多都毁于一九一七年二月，好多都没有公布。前警察厅长B·Q·钟科夫斯基在科雷马快死的时候肯定地说，二月革命后头几天匆忙烧毁警察局的档案，是几个有利害关系的革命家的一致的冲动。实际上，在胜利时刻为什么要烧毁如此有价值的敌人档案？ 　　第十四分条惩罚“有意识地不履行一定的义务，或者故意漫不经心地履行这种义务”的罪行不言而喻，用刑是直到枪决。这简称为“怠工”或“经济反革命”。 　　而区别故意和非故意，只有侦查员根据自己的革命法律意识才能做到。这个分条曾适用于不交征购粮的农民。这个分条曾适用于没有做满规定的劳动日的集体农庄庄员。适用于没有完成定额的劳改犯。在战后这个条文开始波及从劳改营逃跑的盗窃犯，就是说广义地认为盗窃犯逃跑的动机不是恢复甜蜜的自由生活，而是颠覆劳改营制度。 　　这就是五十八条遮盖了整个人类生活的一把巨扇的最后一根扇骨。 　　对这一伟大条文作了这个概评以后，我们往后就不会那么大惊小怪。哪里有法律哪里就有犯罪。 　　锻造后立即在一九二七年初试锋芒的、在以后十年的各条水流中都浸淬过的五十八条的利剑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法律向人民的冲锋中开始大杀大砍。 　　应当说，一九三七年的行动并不是自发的，而是计划好的，这一年的上半年，在苏联的许多监狱里都进行了设备改装从牢房里搬走单人床，搭起紧挨的板铺，有一层的，有两层的。列宁格勒的大楼（内务机关办公楼）一九三四年正好在（u夫遇害前夕竣工，这也不是偶然的。老囚犯们回忆说，似乎第一次打击就是密集的，全国差不多都是在八月的某个夜里动手（但是由于熟知我问的动作的迟钝，我不太相信这个说法）。秋天，当十月革命二十周年快要到来，人们满怀信心期待普遍大赦的时候，斯大林这个诙谐家却在刑法典中增加了新的刑期十五年、二十年和二十五年。 　　关于三七年，这里无须再重复已经大写特写的并且还将多次重复的东西：党、苏维埃管理机关、军事指挥的上层以及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本身的上层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未必在哪个省里能保全下省委第一书记或者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斯大林正在选拔更顺手的人。 　　现在，看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在最终胜利后第十七年），我们大可怀疑这里有历史的规律性。甚至斯大林本人，我们也开始觉得只是一种盲目的和表面的执行力量。 　　奥丽加·恰夫恰瓦泽讲述当时梯比里斯的情形：一九二八年逮捕了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全部（十一名）局处长、他们的助手、所有主任会计、所有主任经济专家。任命了新人。过了两个月，又关起了：主席、副主席、全部（十一名）局处长、所有主任会计、所有主任经济专家。留下来的是：一般会计、打字员、清洁工人、通信员…… 　　逮捕普通党员方面，看来有一个无论在笔录和判决书上都不写明的秘密动机；主要是逮捕那些一九二四年以前入党的党员。这在列宁格勒执行得特别坚决，因为在新反对派“纲领”上这些人都签了名（他们怎能不签呢？他们怎能“不信任”自己的列宁格勒省委呢？）。 　　请看那些年代常有的情景。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省）正在进行。主持会的是接替不久前入狱的前休的新区委书记。在会议结束时通过致斯大林的效忠信。不用说，全体起立（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每当提到他的名字时大家也都一跃而起）。在这个小礼堂里“掌声雷动，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欢呼”。三分钟，四分钟，五分钟，依然是掌声雷动，依然是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欢呼。但是手掌已经发疼了。但是抬起的手臂已经麻木了。但是上了年纪的人已经喘不过气来了。但是连那些真心诚意崇拜斯大林的人也已经感到这种状况蠢不可耐了。然而，谁敢第一个停下来呢？那个站在台上刚宣读过效忠信的区委书记本可这样做。但他是刚上台的，他是来接替入狱的前任的，他自己也害怕呀！要知道在这里，在会场里，也有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站在那里鼓掌，他们注视着谁将第一个住手……于是在这个不知名的小礼堂里，在领袖不知道的情况下，掌声持续了六分钟！七分钟，八分钟……他们完蛋了！他们活不成了！他们已经停不下来了，直到心脏破裂倒在地下！在会场后排，在人堆里，还可以稍稍耍点滑头，拍得少些，不那么使劲，不那么狂热但是在主席台上，在显眼的地方怎么办呢？！本地造纸厂的厂长，一个独立不羁的坚强的人，站在主席台上，明知道这个局面的全部虚假性，明知道大家陷入了绝境，但也在鼓着掌！九分钟！十分钟！他愁眉苦脸地望着区委书记，但那个人却不敢停下来。发疯了！大家都发疯了！区的头头们怀着微弱的希望面面相觑，但脸上做出兴高采烈的样子，他们将继续鼓掌，一直到趴下，一直到用担架把他们抬出去！甚至到那时候，剩下来的人也不会动摇！……但造纸厂厂长在第十一分钟上恢复平常办事的神态，在主席团里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下来。于是啊，奇迹发生了！全场那种欲罢不能的难以形容的热情跑到哪里去了？大家同时在同一击掌声上停止了，也都坐了下来。他们得救了！松鼠猜到了该从转轮上跳出来！…… 　　然而，也就是这样发现独立不羁的分子，也就是这样把他们摘除。造纸厂厂长于当夜被捕。完全以别的理由很容易地就给他搞上了个十年。但是，当他在第二0六页（最后一页侦查笔录）上签了名以后，侦查员要他记住： 　　“永远不要第一个停止鼓掌！” 　　（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怎样停下来呢？……） 　　这就是达尔文的物种天择。这就是用蠢事搞疲劳战术。 　　今天正在制造着新的神话。凡是反映三七年的小说，或是提到三七年的文章，必定是叙述共产党领导干部的悲剧。众口采砾金，我们也不由得跟着以为三七三八监狱年被关进去的全是共产党大人物，好像此外没有别人。但当时抓起来的几百万人当中，党和国家的大官们怎么也超不过十分之一。甚至在列宁格勒排队探监送牢饭的，多半也是像卖牛奶的女人那样的普通妇女。 　　从间接的统计资料中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且是有见证人的证实的：那些还没死光的住着被扫地出门的富农的“特别村”，一九三七年划入了群岛范围：或是迁入劳改营，或是就地圈为劳改区。因而，一九二九年那股大水流也汇入了一九三七年的水流，又给它增加了好几百万人。 　　被那股洪流卷进并且半死不活地送上群岛的人们的成分是那么光怪陆离，因而谁要科学地找出规律性，恐怕要伤很大的脑筋（何况这些规律性是当代人不懂的）。 　　那几年抓人的真正规律是数字的给定性，分级摊派，统一分配。每一个市、区，每一个部队都接到控制数字，并且必须如期完成。其余的一切那就要靠行动人员的门道了。 　　前契卡人员亚历山大·卡尔加诺夫回忆说，塔什干接到电报：“即送来两百！”而他们刚刚扒拉过一遍，好像再也“无人”可抓了。尽管从区里送来了五十来个。主意有了！把民警机关抓起来的普通犯改定为五十八条！说到做到。但控制数字还依然没有达到！民警机关报告：吉普赛人在市里的一个广场上无法无天地搭起了帐篷，怎么办？主意有了！包围起来把十七岁到六十岁的男人统统作为五十八条扒进来！于是任务完成了！ 　　还有这样的情形，原来给沃舍梯的契卡人员（民警局长扎博洛夫斯基讲述）摊派的任务是在全共和国共枪决五百名，他们请求增加，又批给了他们二百三十名。 　　这类稍稍加进一点暗语的电报是由普通电报局拍发的。在捷姆留克市，女报务员丝毫没有疑心地转告内务机关的总机：请于明日将二百四十箱肥皂送往克拉斯诺达尔。第二天一清早她就听到了大逮捕和发送犯人的消息从而猜出了其中的奥秘。她把接到那封电报的事告诉了女朋友。她当即就被抓了进去。 　　（用“一箱肥皂”这个暗语代表“一个人”是完全偶然的？或许是因为他们熟悉肥皂的制造？……） 　　当然，某些局部的规律性是可以理解的。逮捕入狱的有： 　　我们在国外的真正间谍（这往往是一些最真诚的共产国际人员或契卡人员，许多是外貌动人的妇女。把他们召回祖国，在边境就抓起来，然后让他们同原先的共产国际上司，譬如说同米罗夫一科罗纳，当面对质。那个上司承认自己是为某个外国特务机关工作的，因而他的下属自动成为外国特务，而且越忠实，危害越大！）； 　　中东铁路人员（所有中东铁路的苏联职员，包括妻子、子女和祖母在内，原来统统是日本间谍。不过应当承认，对他们的逮捕，几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 　　居住在远东的朝鲜人（流放去哈萨克斯坦）一这是按血统抓人的最初尝试； 　　列宁格勒的爱沙尼亚人（全当作白色爱沙尼亚的间谍，只根据姓名就抓）； 　　所有拉脱维亚步兵和拉脱维亚契卡人员是的，正是不久前构成契卡的骨干和骄傲的拉脱维亚人，革命的助产士！甚至还包括资产阶级拉脱维亚的共产党人，那是一九二一年把他们从那里交换过来的，从而为他们免除了可怕的拉脱维亚的两年至三年的徒刑。（在列宁格勒封闭了；赫尔岑研究所拉脱维亚分所；拉脱维亚文化宫；爱沙尼亚俱乐部；拉脱维亚中等技术学校；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文报纸入 　　在一片喧闹声中大牌阵也不再摆下去了，还没抓完的，一概扒干净。已经无须再遮遮掩掩，这场游戏已经该结束了。现在从成片成片的流放地（例如乌发和萨拉托夫）把社会主义者们收监看押，全体一道审判，像一群群牲口似地赶向群岛的屠宰场。 　　在以前的各条水流中从来没有忘掉知识分子，现在也没有忘记。只要有学生告密（“学生”和“告密”这两个词儿的结合听起来早已不觉得奇怪了），说他们的大学讲师老是引用列宁和马克思，而不引用斯大林，这就足以使讲师不再去讲下一堂课了。要是他根本不引用呢？……列宁格勒的中年一代和年轻一代东方学家都被关了起来。北方研究所的全体成员（除密工人员外）都被关了起来对中小学教员也没有小看。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制造了以省国民教育局长彼列利为首的三十名中学教员的案件，一条吓人的罪名是：在学校里举行新年松树游艺会是为了要烧掉学校！而在工程师们（已经是苏维埃一代的工程师，已经不是“资产阶级”的了）的脑门上棍棒以钟摆的均匀节奏打下来。由于矿层的某种扰乱两个迎头工作面没有相接，矿山测量员尼古拉·密尔古利耶维奇·米科夫为此得到了五十八条7，二十年！六名地质工作者（科

大银猫 · 发表于 24.1.2005 06:26:59

在以前的各条水流中从来没有忘掉知识分子，现在也没有忘记。只要有学生告密（“学生”和“告密”这两个词儿的结合听起来早已不觉得奇怪了），说他们的大学讲师老是引用列宁和马克思，而不引用斯大林，这就足以使讲师不再去讲下一堂课了。要是他根本不引用呢？……列宁格勒的中年一代和年轻一代东方学家都被关了起来。北方研究所的全体成员（除密工人员外）都被关了起来对中小学教员也没有小看。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制造了以省国民教育局长彼列利为首的三十名中学教员的案件，一条吓人的罪名是：在学校里举行新年松树游艺会是为了要烧掉学校！而在工程师们（已经是苏维埃一代的工程师，已经不是“资产阶级”的了）的脑门上棍棒以钟摆的均匀节奏打下来。由于矿层的某种扰乱两个迎头工作面没有相接，矿山测量员尼古拉·密尔古利耶维奇·米科夫为此得到了五十八条7，二十年！六名地质工作者（科托维奇小组）“因有意隐瞒地下锡储量（！就是说因未能发现这些储量！）以备德国人到来”（告密）五十八条7，各判十年。 　　紧跟着主流的还有一条专流：妻子、家属！一般是党员高干的妻子，有些地方（列宁格勒）是一切犯人（不管是得到了“十年无通信权利”的，还是已经死了的）的妻子。对家属通常全都判给八年（仍然比被清算的富农轻些，并且子女仍允许留在大陆）。 　　受害者成堆！受害者成山！内务人民委员部向城市发动的正面进攻：C·II·马特维耶娃在同一个浪头里，但因不同的“案件”，被抓走了丈夫和三个兄弟（四人中的三个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一名电工技师因他的工段上断了一根高压线，按五十八条7，二十年。 　　彼尔姆工人诺维科夫被控准备爆破卡马河的桥梁。 　　尤日阿科夫（也在彼尔姆）白天被捕，夜里来抓他的妻子。向她出示了一份名单，要她签字证明这些人都在他们家里开过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会（不用说，这是没有的事）。条件是答应放她回去照看三个孩子。她签了字，毁了所有的人，而她自己，当然，依旧留在牢里。 　　娜杰日达·尤登尼奇因自己的姓氏而被捕。诚然，九个月后查明她并不是将军的亲戚，就放了她（咳，区区小事：在这期间她妈妈因着急而死去了）。 　　在旧鲁萨市放映电影“列宁在十月”。某人注意到了一句话：“帕尔钦斯基应当知道这事！”而帕尔钦斯基是保卫冬宫的。一对不起，我们那里有个护士叫帕尔钦斯卡哑！把她抓起来！果然抓了。原来真的是他的老婆，在丈夫被枪决后她躲到这个偏远地区来了。 　　包鲁什科兄弟（巴威尔、伊凡和斯捷潘）于一九三0年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从波兰来到自己的亲人这里。现在他们成了青年，得到了IIIII（间谍嫌疑），十年。 　　克拉斯诺达尔市电车女司机深夜从车场步行回家，该她倒霉，在市郊从一辆陷住的卡车旁边走过，卡车边上有人忙碌着。它原来装满了尸体手和脚从防水布下露出来。她的姓名被记了下来，第二天就被捕了。侦查员问她看到了什么？她老实承认了（达尔文的物种天择）。反苏宣传，十年。 　　名自来水工人每当播送没完没了的给斯大林的致敬信时总关上自己屋里的喇叭。（谁记得这些信呢？！日复一日，一连几小时，千篇一律的使人发昏！想必播音员列维坦能记得牢：他抑扬顿挫、充满感情地念过这些信。）邻居告了密（啊，这个邻居现今在哪里呀？），COg（社会危险分子），八年。 　　一个识字不多的砌炉匠爱在空闲时间练习签字这使他在自己心目中提高自己的身份。没有空白的纸张，他就在报纸上签字。他在父亲和导师尊容上写了花体字的报纸，被邻居在共用厕所的纸篓里发现了。ACA（反苏宣传），十年。 　　斯大林及其亲信们喜爱自己的肖像，用它们登满报纸，把它们繁殖几百万份。但苍蝇却很少尊重它们的神圣性，况且，报纸不加利用也未免可惜于是就有多少不幸的人在这上面得到了刑期。 　　逮捕像流行病一样逐街挨户地蔓延。正如人们通过握手、呼息、接吻不知不觉间互相传染流行病菌一样，人们也是因握手、呼吸、街上相遇传染着致使对方遭逮捕的病菌。因为，如果你明天注定要招认你纠集了一个图谋在本市自来水中放毒的地下小组，而今天我曾在街上握过你的手那就是说我的命运也注定了。 　　七年前，城市瞧着怎样痛打农村，而认为这是自然的。现在农村本来也可瞧瞧怎样痛打城市但它过于愚昧无知，没有这个眼力，何况自己还在继续挨打。 　　土地测量员（！）沙乌宁因为……区内牲口大批倒毙（！）和收成不好（！）而得到了十五年（区里的头头也因这些事全部被枪决人 　　区委书记来到地里督促春耕，有一个老农民间书记是否知道七年来集体农庄庄员靠劳动日没得到一克粮食，得到的只是麦举而且还不多。因这个问题老汉得了ACA（反苏宣传），十年； 　　一个有六个子女的农民则是另一种遭遇。为了养活这六张嘴，他干集体的活儿卖死力气，总希望能挣到点什么。他真个地挣到了一颗勋章。大会授勋，首长讲话。在致答辞时，这个庄稼人动了感情，便说：“哎，要是能给我一普特面粉来顶这个勋章多好！能这么办吗？”全场狼嗥似地哈哈大笑起来，而这个新的获勋者也就带着他的六口人去流放了。 　　现在是否能归纳起来说，当时关进监狱的完全是些无罪的人呢？但是我们忘了说明，罪这个概念本身早已为无产阶级革命所取消，而在三十年代初则被宣布为右倾机会主义！因而我们已经不能用有罪与无罪这些落后概念来进行投机了严 　　一九三九年的回放是机关历史上的一个难以置信的事件，是它们历史上的污点！不过这个回流是不大的，约占已经抓起来还没有判刑、还没有远送和没有死掉的总数的百分之一、二。数字不大，可是用得巧。这是从一个卢布找回的一个戈比，为了把一切推在卑鄙的叶若夫身上，巩固新上任的贝利亚的地位，为了使领袖形象更光辉，这样做是需要的。用这一个戈比就机巧地把整个卢布理进地里。如果这些人“弄清了问题，获得释放”，（甚至报纸都不打哆嗦地写到个别受诬陷的人）那就等于说其余被抓进去的肯定是坏蛋！而回来的人都一声不响。他们具了甘结。他们吓成了哑巴。群岛的秘密很少人知道，也知道得很少。分工依然如故。夜间“乌鸦车”，白天游行队伍。 　　而且，就在那几年内，根据包罗万象的五十八条的同一些分条，这个戈比很快就收回去了。比方说有谁注意到一九四0年的一条不肯和才去断线学系的妻子的水流？在这个和平的年份，唐波夫市“摩登”电影院爵士乐队的全体成员被抓进监狱，因为说他们都是人民敌人，这件事就在当地现在有谁记得？有准注意到一九三九年从被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逃出来投奔斯拉夫祖国苏联的三万名捷克人呢？不能担保其中没有个把间谍。他们全都被送进了北方劳改步（在战争时期捷克兵团就是从那儿冒出来）。啊，对不起，我们木是在一九三九年向西部乌克兰人、西部白俄罗斯人、后来在一九四0年又向波罗的海沿岸人以及摩尔达维亚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吗？我们的手足兄弟们原来都根本没有经过清理，于是一股一股的社会预防的水流就从那些地方涌出来了。捉拿太殷实、太有影响的人．也一并捉拿太独立不羁、太聪明、太引人注目的人，在过去属于波兰的省份里，特别集中地捉拿波兰人（正是在那个时候募集起了不幸的卡腾事件的蒙难者，为未来的西科尔斯基-安德尔斯军队贮存了青饲料）。到处捕捉军官。老百姓被弄得惶惶不可终日，愈来愈沉默。他们失去了反抗运动的潜在领袖人物。大家都学会了识时务，旧关系、旧熟人都渐渐疏远了。 　　芬兰留给了我们一条没有居民的峡地，然而，一九四0年在整个卡累利阿和列宁格勒却对有芬兰血统的人实行搜捕和迁移。我们没有察觉这股小溪流：我们不是芬兰血统。 　　把我方被俘人员当作叛国分子审理一这也是在对芬战争期间的第一次尝试。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尝试！一然而真怪，我们却没有察觉。 　　排练熟了恰好战争也就爆发了，同时又是大规模撤退。从准备放弃给敌人的西部各共和国里，应当赶紧在几天之内把还可以抓的人抓出来。在立陶宛，仓卒间丢下了整个部队、团队、高射炮营和炮兵营但却运出了几千家不可靠的立陶宛人（其中四千家后来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劳改营里交给了盗窃犯去洗劫）。从六月二十八日起，在拉脱维亚、在爱沙尼亚开始紧急逮捕。但火烧眉毛，撤退的任务更紧。忘了把布列斯特要塞之类的整个要塞撤出来，但没有忘掉在利沃夫、罗夫诺、塔林及其他许多西部监狱的监房和院子里把政治犯枪毙掉。在塔尔图监狱里枪杀了一百九十二人，尸体扔进了井里。 　　怎样想象这种场面呢？你什么也不知道，牢房的门打开，就向你开枪。你作垂死的呼喊，一除了监狱的石墙，谁也听不见，谁也不会传出去。不过，据说，也有中弹后没有死的。我们也许还能读到一部关于这件事的书？ 　　一九四一年德军如此迅速地包抄和切断了塔干罗格，车站厂的货车里还留着待撤退的犯人。怎么办？总不能释放吧。也不能交给德国人。拉来油罐车，把货车车厢都浇上石油，然后点燃。全部都活活地烧死了。 　　在后方，第一股战时的水流是一谣言传播者和恐慌制造者，这是根据战争最初几天颁布的法典外的专门法令逮起来的。这是试验性放血，是为了维持整体的振作。所有的都是判十年，但不算是五十八条（那些在战争年代劳改营里活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人，于一九四五年得到大赦）。 　　我差点儿没有亲身去尝尝这个法令的滋味：我正在面包店前排队，一个民警把我叫去并把我带走问罪。如果不是幸好有人说情，那我一开头就得上古拉格，而不用去打仗了。 　　然后是未交出收音机或无线电零件者的水流。发现（根据告密）一个电子管就判十年。 　　同时也出现了日尔曼族水流一伏尔加流域的日尔曼人、乌克兰和北高加索的日尔曼族移民，以及在苏联任何地方居住的所有日尔曼人。决定因素是血统，甚至国内战争的英雄和老党员，只要是日尔曼人，也都在流放之列。 　　血统是根据姓名来判断的。设计工程师华西里·奥科洛科夫认为在设计方案上签这个姓名木好看，就在三十年代改名（那时还可以这样做）为罗伯特·施坦凯尔多漂亮！而且还设计了艺术字体写法现在却有口难辩，被当作日尔曼人抓起来“这是你的真名吗？从法西斯特务机关接到些什么任务？……”而那个早在一九一八年就把不好听的姓改成了科尔贝的唐波夫省人卡维尔兹涅夫是何时得到了与奥科洛科夫同样遭遇的？…… 　　日尔曼族的流放本质上与消灭富农一样，只是轻一些，因为允许携带较多的东西，并且不是送到那么致命的坏地方。至于法律形式，跟消灭富农一样，它也是没有的。刑法典是一回事，几十万人的流放又是一回事。这是君主的圣谕。此外，这是它第一次作这类的民族试验，这在理论上使他感到兴趣。 　　从一九四一年夏末起，尤其是秋天，迸涌出了突围者的水流。他们是祖国的保卫者，是几个月前我国各城市用乐队和花束欢送过的。在此以后，他们遭遇了德军坦克的最沉重的打击，在普遍的混乱中，完全不是出于自己的过错，没有当上俘虏。相反！他们结成分散的战斗小组，在德军的包围圈里度过一段时间，然后突围出来。他们回来以后，非但没有像亲兄弟般拥抱他们（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会这样做），让他们休整、探亲，然后归队反而被当作嫌疑分子编成丧失权利、解除武装的小队，带到审查甄别站，在那里，保卫部门的军官们一开始对他们的每一句话都不相信，甚至怀疑他们冒名顶替。审查的方法是交叉讯问、当面对质、互相供述。经过审查，一部分突围者重新获得自己原来的姓名、军衔和信任，编入各部队。另一部分，暂时是小部分，则构成了叛国分子的第一股水流。他们得到五十八条1一乙，但起初，在标准制定前，刑期在十年以下。 　　作战部队这样清洗。但是远东和蒙古还有一支庞大的不作战部队。不让这支军队生锈是保卫部门的一项崇高任务。哈尔钦河和哈桑湖的英雄们不作战闲话就多起来，再加上现在又让他们练习使用原来对自己的军人都保密的捷格嘉辽夫式自动步枪和团迫击炮。手里拿着这样的武器，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在西线退却。隔着西伯利亚和乌拉尔，他们怎么也搞不通，我们一天后退一百二十公里，不过是重复库图佐夫诱敌深入的策略。只有从东部军队搞出一股水流，才能打通这个思想。嘴巴收紧了，信念也就成为铁的了。 　　自然在上层人物中也出现了对退却负有罪责的人的水流（总不能是伟大的战略家对此应负罪责！）这是不大的半百人光景的将军流。他们在一九四一年夏天关在莫斯科的监狱里，四一年十月就起解了。将军们中间最多的是空军将领空军司令斯穆什凯维奇，E·C·普图兴将军（他说：“早知如此我就先在生身父亲头上扔炸弹，然后再坐监牢！”）及其他一些人。 　　莫斯科城下的胜利产生了一股新的水流：有罪的莫斯科人。现在定下心来考虑，发现那些既不逃走也不撤退，而是不害怕地留在受到威胁、连政府都迁走了的首都的莫斯科人是有嫌疑的：或者是有意破坏政府威信（五十八条10）；或者是有意等待德军（五十八条1一甲，同时援引十九条，这股水流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一直喂养着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侦查员）。 　　不用说，五十八条10，ACA（反苏宣传）从来没有中断过，在整个战争时期笼罩着后方和前线。撤退出来的人如果讲述了退却的惨状（报纸上明明写着退却是有计划进行的嘛），得到这一条；在后方胡说口粮配给少的人，得到这一条；在前线胡说德军技术强大的人，得到这一条；一九四二年，不论在哪里，凡是胡说被围困在列宁格勒的人们正在饿死的人，都得到这一条。 　　同一年，在刻赤失利（十二万人被俘）、在哈尔科夫失利（被俘更多）以后，在往南向高加索和伏尔加河大退却的过程中还吸出了一条很重要的水流，那是不愿死守阵地、擅自后撤的军官和士兵，用不朽的斯大林的第二二七号命令的话来说，这些人使祖国蒙受的耻辱，是最不可饶恕的。然而这条水流没有到达古拉格，他们由各师的军事法庭作了加速处理，全部被赶进惩戒连而无影无踪地消耗在前沿阵地的红沙里。这是为斯大林格勒胜利奠基的水泥，但没有载入俄国的通史，而是留在下水道的专史之中。 　　（顺便说，我们在这里试图探寻的只是从外界流进古拉格来的那些水流。至于在古拉格内部各贮水池之间的抽送，战争年代特别盛行的所谓营内判刑，则不在本章研究之列）。 　　为了认真起见，也需要提一下战时的一些回流：上面提到的捷克入、波兰人、从劳改营释放出来送到前线的刑事犯，都是属于这一类。 　　从一九四三年起，当战争已经发生了有利于我们的转折以后，开始冒出一股来自原敌占区和欧洲的成百万人的水流，它的水量一年比一年充沛，直到一九四六年。 　　它的两个主要部分是： 　　在德军占领下生活过的或给德军做过事的公民（给他们的是带“甲”字的十年：五十八一I-甲）； 　　当过俘虏的军职人员（给他们的是带“乙”字的十年：五十八一1-乙）。 　　每个留在敌占区的人总要生活，因此就要有所为，因此在理论上就可能与每天吃的饭一起给自己挣得未来的犯罪构成：如果不是背叛祖国，那至少也得落个资敌罪。然而实际上只要在身份证上注明曾在敌占区生活就足够了。把所有的人都逮捕起来，使那么广大的空间变得荒无人烟，在经济上是不明智的。为了提高一般的觉悟，只把以下各类中百分之见的人有罪的、半有罪的、四分之一有罪的以及那些同他们在一道篱笆上晒过包脚布的人关起来就够了。 　　但是只需要一百万的百分之一，就可以组成一打旺盛热闹的劳改点了。 　　不要以为，诚实地参加过地下抗德组织就必定可以免于掉进这条水流。一个基辅共青团员由地下组织派到基辅警察局去做事，以便取得情报。小伙子诚实地向共青团组织送情报，但是我军一到，他却得到了十年徒刑，因为他既然在警察局供职，就不会不沾染上敌人的习气，也不能完全不执行敌人交给的任务。 　　把在欧洲生活过的即便是当过东方奴隶的人判刑，更是心狠手辣。他只不过是看到过一小块欧洲的生活，并且可能讲出来，讲这些事，在我国从来叫人不舒服（当然，除了那些明智作家的旅途随笔以外），在破坏严重、生活无着的战后年代更是叫人不舒服。而要说在欧洲完全糟得很，根本不能生活，则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的。 　　大多数战俘，特别是那些在西方看到比德国死亡营稍多一点东西的战俘被判刑，正是这个原因，而根本不是单纯因为他们当了俘虏。 　　这是慢慢显出来的。一九四三年就已经有一些乱淌的四不象的水流，如沃尔库达工地上。长期称为“非洲客”的那一批人。这是美军在非洲从隆美尔集团军中抓到的俄国战俘（“志愿兵”），一九四八年用十轮卡车经埃及一伊拉克伊朗把他们遣返祖国。在里海的荒凉海湾里，立即把他们圈进带刺的铁丝网，从他们身上撕下了军阶标志，搜光了他们的美国赠品（不用说，得利的是工作人员，而不是国家），因为还没有经验，既没有判什么刑，也没有适用什么条文，先一概送到沃尔库达，听候上面的专门指示。因而这些“非洲客”在沃尔库达的处境实在莫名其妙：没人看守，但没有通行证他们在沃尔库达一步路也不能走，而通行证他们是没有的；付给他们自由雇佣者的工资，但把他们当犯人使用。可是专门指示总不下来。把他们忘了…… 　　被扣留人员也一概当作战俘来判刑，从这个做法上也可以明显地看出上面讲的道理。例如，在战争爆发的头几天，我们的一批水兵被风浪抛到瑞典海岸。整个战争时期，他们都自由地生活在瑞典一过着先前和后来都没有过的富足和舒适口子。苏联在退却、进攻、冲锋、死亡与挨饿，而这些坏蛋却在中立国吃得肥肥胖胖。战后，瑞典把他们还给了我国。背叛祖国是毫无疑问的但事情不知怎的进行得不顺手。因此就让他们各奔东西，结果所有的人都因宣扬资本主义瑞典的自由和富足而被铆上了反苏宣传的罪名（卡金科一伙）。 　　后来，因这伙人闹了一个笑话。在劳改营里，他们已经闭口不谈瑞典了，害怕因此加刑。但是，瑞典人却不知怎地打听到了他们的遭遇，在报刊上刊登了一些诽谤性的报道。这时候，小伙子们已经分散到远远近近的各个劳改营去。突然，用特别通知书把他们全都集中到列宁格勒的克列斯特监狱，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把他们喂得膘肥体壮，让他们留起了发式。让他们朴素大方地穿戴起来，进行了排练，谁该讲什么，并警告说，哪个混蛋要是讲的不一样，将在后脑门得到“九克”“一准备就绪后就把他们带到记者招待会去同外国记者和在瑞典时的熟人见面。过去的被扣留者显得精神饱满，讲他们在什么地方居住、学习、工作。他们不久前在西方报纸上（要知道我们这里每一个报亭都有西方报纸出售）读到产阶级的诽谤，感到十分愤慨，大伙写信一商量，就一起到列宁格勒来了（路费并没有使谁为难）。他们的红润润、油光光的外表最好地驳斥了报纸的造谣。羞惭的记者们纷纷去写道歉声明。对于所见所闻做另外的解释是西方人的想象能力所不及的。而记者招待会的主角们会后立即被带往澡堂，剃了头发，穿上以往的破衣烂衫，分送到原来那些劳改营去。既然他们表现得不负所瞩就没有再给任何人加刑。 　　作为来自收复区的总流的一部分，一股接一股的犯了过错的少数民族水流迅速而集中地通过： 　　在一九四三年加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卡巴尔达人； 　　在一九四四年克里米亚的鞑靼人。 　　如果没有正规军队和军用卡车去帮助机关，这些民族就不会那么有效而迅速地奔赴自己永远的流放地。部队雄赳赳地把山村包围起来，于是几百年定居在那里的人在二十四小时内以空降兵的神速动作被送到车站，装上列车一立即开往西伯利亚，开往哈萨克斯坦，开往中亚细亚，开往俄国的北方。刚刚过了一昼夜，土地和不动产就已经转归继承者们所有了。 　　像在战争初期对待日尔曼族人那样，现在对这些民族也是只看血统，不登记造册，就送去流放党员也好，劳动英雄也好，还没打完的这场战争的英雄也好，都向那里流去。 　　在战争最后两年，自然出现了一条德国战争罪犯的水流，这些人是从一般战俘营系统中挑出来，通过法庭转入古拉格系统的。 　　一九四五年，对日战争虽然只打了不到三个星期，可是为了满足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紧急的建设需要，弄来了大量的日本战俘，从日本战俘当中也进行了挑选战犯送往古拉格的工作。（虽然不知道详情，但是我仍然确信，对这些日本人的判刑大部分不可能是合法的。这是一种报复行动，是为拖长使用劳动力期限采用的手法。） 　　从我们的军队打进巴尔干半岛的一九四四年底开始，特别是在一九四五年，当它到达中欧的时候，顺着古拉格的渠道还流来了一条俄国流亡者（老年人是在革命时期离开的，青年人是在那里长大的）的水流。揪回祖国的通常是男人，让妇女和儿童留在侨居地（诚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抓，抓的只是那些二十五年来哪怕稍微表示过政治观点的，或者出国前在革命时期曾表示过观点的。对那些纯粹过着植物生活的人没有触动）。主流来自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来自奥地利和德国的较少；东欧其他国家几乎没有俄国侨民。 　　与西边相呼应，一九四五年从满洲也涌出了一条流亡者的水流（有的木星马上逮捕：邀请他们以自由人身份全家回国，在国内把家拆散，送去流放，或者关进监狱）。 　　整个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年，有一条总算是真的反苏维埃政权分子（弗拉索夫分子、哥萨克一克拉斯诺夫分子、希特勒建立的民族部队中的穆斯林）的巨流向着群岛滚滚流去，他们中间有的是死心塌地的，有的是胁从的。 　　与他们一起，抓获了不下一百万从苏维埃政权下逃出来的男男女女、老老小小的难民。这些平民起初在盟军占领区成功地隐藏了起来，但在一九四六一四七年被盟国当局奸诈地送还到苏联手里。 　　数目不详的波兰人一国家军的成员、米科瓦伊奇克的拥护者，在一九四五年经过我国监狱进入了古拉格。 　　还有若干数量的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 　　从战争结束时起，后来多年不断地滚滚流淌着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班杰拉分子）的充沛的水流。 　　在这个几百万人的战后大迁徙的背景上，很少有人察觉这样一些小股细流，如： 　　勾搭外国人的女郎（一九四六一四七年）即允许外国人向自己献殷勤的女郎。对这些女郎依三十五条7（社会危险分子）治罪； 　　西班牙子女就是那些在他们的国内战争时期被带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成年了的人。他们虽然是我国寄宿学校里教育出来的，但同我们的生活却很不合拍，许多人闹着“回家”。也给了他们三十五条7，社会危险分子，特别顽固的一五十八条6，替……美国当间谍。 　　（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也不忘记一九四七年发生的一股短短的……神甫返流。是呀！真是奇迹！三十年来第一次释放神甫！说实在的，并没有到一个一个劳改营去找寻这些人，凡是外面的人记得并能说出名字和准确地点来的一就释放出来，以便加强正在重建的教会）。 　　应当提醒大家，这一章决不企图列举所有肥沃了古拉格土地的水流而只举出其中具有政治色彩的水流。好像上解剖学课程，详细描述了血液循环系统之后，可以接着从头详细描述淋巴系统。我们也可以接着从头考察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五三年的普通刑事犯和真正的刑事惯犯的水流。这种描述也可能会占不少篇幅。这可能会使许多著名的、现在已经部分遗忘了的（尽管从来也没有用法律手续废除过）、给贪得无厌的群岛供应了丰富的人的原料的法令得到阐明。那是关于旷工的法令。那是关于生产劣质产品的法令。那是关于私自造酒的法令（贯彻这项法令的高潮是一九二二年，但在整个二十年代都抓得很多）。那是关于惩治集体农庄庄员不完成规定出工天数的法令。那是关于在铁路上实施军事状态的法令（一九四三年四月，根本不是在战争刚开始时，而是在它的好转期）。 　　按照古已有之的彼得大帝的传统，每颁布一项这样的新法令，就是当前最重要的法规，毫不考虑甚至不记得前一项法规。这些不接头的地方，要求法学家们去协调，但是他们干得并不热心，也不十分顺利。 　　法令的这种脉动造成国内惯犯犯罪和“普通”犯罪的奇怪景象。你会发觉，无论偷盗、杀人、私自造酒或强奸，都不是时而在这里或那里作案，都不是由于人的弱点、淫欲和放纵而偶然发生，不是的！全国的犯罪作案显示出令人惊奇的一致性和单调性。一会儿全国遍地是强奸犯，一会儿只有杀人犯，一会儿全是私自造酒者，对政府的最新法令做出十分敏感的反应。每种犯罪好象自己凑上去挨法令的打击，以便尽快消失！只要英明法律制定了和加重了对某种犯罪的惩治办法，在全国各地这个种类的犯罪率立即激增起来。 　　铁路军事化法令把战争年代铁路工作人员中占最大多数的妇女和少年赶上了军事法庭，他们没有经过兵营的训练，常常迟到和违反制度。关于不完成出工天数的法令简化了放逐那些不愿白干活的集体农在庄员的手续。如果以前为此需要经过法院审判，并适用“经济反革命”的条文，那么现在只要一纸区执委会批准的集体农庄决议就够了；而且庄员们本身知道尽管被流放，可是不被划成人民敌人，也觉比较轻快。（规定的出工天数在不同地区各不相同，对高加索人最优待七十五个劳动日，但连他们也有不少人被送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区去流放八年。） 　　然而，在这一章里，我们不打算对惯犯犯罪和“普通”犯罪作长篇大论的和富有成果的考察。只是既然已经讲到了一九四七年，我们就不能对一项最宏伟的斯大林的法令缄口不言。论述一九三二年时，我们已经提到过著名的“八月七日法”或“八七法”，依照这个法律，许多人因一颗穗头、一根黄瓜、两个土豆、一块木头、一轴线（在笔录中写的是“二百米缝纫用材料”。毕竟不好意思写“一轴线”。）而被关进狱中，刑期都是十年。 　　但是，斯大林所理解的时代的需要在变化，在等待一场酷烈的战争时，十年好象是够了，现时，在取得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后，看起来就有点单薄了。于是又一次置法典于不顾，或者是因为忘记了已经有过许许多多关于偷盗的条文和法令一九四七年六月四日宣布了一项使它们一概不作数的法令，不知发愁的犯人们立刻把它命名为“六四”法令。 　　新法令的优越性首先就在于它的新鲜：法令一出，这类犯罪就应当随之勃发，保证为新判犯人流提供充沛的水源。但更大的优越性在于刑期：如果去剃穗头的，为了壮胆，不是一个乡下丫头，而是三个（“有组织的匪伙”），去偷黄瓜或苹果的是几个十二岁的淘气孩子，那么他们得到的是二十年以下的劳改；在工厂里最高刑提到二十五年（这个四分之一世纪的刑期是在人道地废除死刑前几天施行的，用以代管死刑）。最后，一个由来已久的歪理什么只有政治不检举行为才是国事罪如今被纠正了。现在对有关盗窃国家或集体农庄财产的不检举行为，也处以三年劳改或七年流放。 　　在法令颁布后的最初几年，成师的城乡居民被遣送去耕种古拉格群岛的土地，替代那里死绝了的土著居民。诚然，这些水流是通过民警机关和普通法院到那里去的，没有充塞战后年代本来就已经过分满溢的国家安全机关的渠道。 　　斯大林的这条新路线现在，在战胜法西斯主义以后，应当空前起劲、大量和长久地捕人当然马上就在政治犯方面反映出来。 　　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迫害和监视明显加强的一九四八四九年，扮演了一出连斯大林的不讲理时代也是前所未见的“二进宫”的悲喜剧。 　　用古拉格的语言就是这样来称呼那些一九三七年留下一条命的不幸的人们，他们熬过了不堪设想的、难以忍受的十年，现在，在一九四七四八年，备受折磨、精疲力尽以后，居然得以怯生生地跨上自由的土地希望能悄悄地度过短促的残生。但是某种野蛮的幻想（或者是固执的狠毒心肠，或者是不知厌足的报复心理）促使大元帅一胜利者发布一道命令：把所有这些残废人重新关起来，无须有新的罪过！往吞咽机里填塞它本身的下脚料，这甚至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他都不利。但斯大林正是下了这样的命令。这是历史人物对历史必要性要脾气之一例。 　　于是，又来抓所有这些刚刚在新的地方或新的家庭安下身来的人。来抓的人无精打采地抓，被抓的人无精打采地去。他们对于全部苦难历程早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没有问“为了什么？”也没有向亲人说“我会回来的，”他们挑些比较脏的衣服穿上，在劳动营制的烟荷包里装满马合烟，便去签署笔录（而笔录总共只有一条：“是你坐过牢吗？”一“是我。”“再坐十年。”） 　　这时，君主突然想起，光把一九三七年活下来的人关起来一这太少！还有他们那些不共戴天的仇敌的子女不是也应当关起来嘛！要知道他们一天天长大，还会想起报仇的（也许他晚饭吃得太饱，做了个和这类子女狭路相逢的恶梦）。经过考虑、估量，开始抓子女，但不多。抓的是将领们的子女，托洛茨基分子的还不是全部！这样就开始了一条子女一复仇者的水流（十七岁的林娜·科萨列娃和三十五岁的叶林娜·拉科夫斯卡娅都落入这类子女行列）。 　　在欧洲大混杂以后，斯大林在一九四八年终于又把屋墙筑得牢牢的，把天花板钉得低低的，在这个密不透风的空间里把原来一九三七年的空气搞得浓浓的。 　　于是，在一九四八、四九和五0年一连串地出现了。 　　臆想的间谍（十年前是德田间谍，现在是英美间谍）； 　　教徒（这一次多数是教派分子）； 　　还没有斩尽杀绝的瓦维洛夫派和孟德尔派的遗传学家与育种学家； 　　亲西方思想还没有完全被吓掉的普通有知识有头脑的人们（大学生从严）。时髦的罪名是； 　　BAT吹捧美国技术； 　　BAII吹捧美国民主； 　　III3崇拜西方。 　　水流与一九三七年相似，价刑期则不相似：现在的标准已经不是那古旧的“十卢布纸币”，而是新的斯大林的“二十五卢布票子”。现在十年已经算是幼儿园的刑期了。 　　从新颁布的泄露国家机密惩治法令中也涌出了一条不小的水流（认为是机密的有：区里的收成；任何一种流行病的统计资料；任何车间和小工厂的生产任务；民用机场的名称；城市公共交通路线；劳改营在押犯人的姓名），依这个法令判的是十五年。 　　民族的水流从来也没有被遗忘。在森林战场上怒气冲冲地捉到的班杰拉分子的水流老是在流着。同时，所有西部乌克兰的乡村居民，多少同游击队有过接触的（留他们住过一夜，给他们吃过一顿饭，没有告发他们），也得到十年劳改与五年流放。大约从一九五年起，又引出一条班杰拉分子老婆的水流为了尽快收拾完他们的男人，以不检举的罪名给这些女人各安上十年。 　　那时候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抵抗运动已经结束了。但是一九四九年从那里进涌出新的社会预防和保证实现集体化的强大水流。整列车整列车地从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共和国把城市居民和农民运到西伯利亚流放地去（历史的节奏在这些共和国里发生了错乱。现在他们必须在压缩得短短的时期内重新走一遍全国已经走过的道路）。 　　在一九四八年，还有一条民族的水流亚速夫海沿岸、库班和苏呼米的希腊人涌往流放地。他们在战争年代可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人民的父亲的事，现在父亲是不是为了在希腊遭到的失败拿他们出气呢？这股水流似乎也是他个人丧失理智的产物。大多数希腊人去了中亚细亚的流放地，表示不满的进政治隔离所。 　　在一九五0年前后，不知是同样为了出那场打输了的战争的气，还是为了和已经流放的那一批人取得平衡，由保加利亚转交给我们的马尔科斯起义军战士本身也流到了群岛。 　　斯大林在世最后几年，犹太人水流已经明确地露了头（从一九五①年起，他们已经作为世界主义者一小批一小批地走向群岛）。医生案件就是为这个目的而策划的。似乎他要搞一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然而，这成了他一生中第一次夭折了的意图。上帝命令他好象借助于人之手一命呜呼了。 　　前面的一番叙述看来足以表明，把成百万人赶出老窝，让古拉格住满人，有冷静地设想好的顺序，有始终不减弱的顽强性。 　　我国的监狱从来没有空的，只有满的，或者是过分满的。 　　当你们悠然自得地从事于探索原子核秘密、研究海德格尔对萨特的影响、搜集毕加索的图画、乘坐有包房的车厢去疗养地或者修建莫斯科近郊的别墅的时候“乌鸦车”不断地在城里乱窜，国家安全人员在敲门和按门铃。 　　因而我想，这篇叙述也证明了，“机关”从来没有白吃饭。

大银猫 · 发表于 24.1.2005 06:29:08

第三章　侦查 如果对契诃夫笔下那些老是猜想二十——三十——四十年后将是什么情形的知识分子回答说，四十年后在俄罗斯将有刑讯，将用铁环来箍紧脑门，把人放进盛有酸性液的浴槽中去，把赤身裸体绑起来的人丢给蚂蚁和臭虫去咬，用汽炉子上烧红的通条插进肛门去（“暗烙印”），用靴子慢慢踩压性器官，最轻的则是整星期不让睡觉、喝水，打得血肉横飞——那么不论哪一出契诃夫的戏都不能演到底，所有的主人公都会进疯人院。 　　不光是契柯夫笔下的主人公，而且任何一个本世纪初的正常的俄国人，包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何一个党员，能相信、能忍受对光明未来的这种诽谤吗？这类事情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代还可过得去，在彼得大帝时期已经显得是野蛮行为，在比伦时期还可能对十——二十个人采用，从叶卡捷琳娜时代起就已经绝迹，——然而在伟大的二十世纪繁荣昌盛时期，在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则设想的社会里，在天上已经有了飞机，已经出现了有声电影和无线电广播的年代——这类事情却并不是由哪一个坏蛋，也不是在一个秘密地方干的，而是由几万名受过专门训练的人面野兽对于百万没有自卫能力的人进行的。 　　只有现在闪烁其词地称之为“个人迷信”的返祖现象的大发作是骇人听闻的吗？也许我们在那些年代举行普希金的百年祭，不害臊地上演契诃夫那些已经得到答案的戏剧才是可怕的？或许更可怕的是三十年以后还有人对我们说：这些事不要讲了！如果回忆千百万人的苦难，那就会歪曲历史的前景！如果刨根问底地探求我国风习的实质，那就会使物质上的进步黯然失色！最好还是去回忆鼓风炉、轧钢机、挖通的运河，不，运河不要回忆……那就去回忆科雷马的金子吧，不，这也不要……一切都可以回忆，但是要善于回忆，要歌颂…… 　　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咒骂宗教裁判。难道除了烧人的火堆就没有庄严的祈祷仪式了吗？不明白农奴制为什么使我们那么不喜欢。要知道并没有禁止农民每日去劳动。他可以在圣诞节挨门逐户去唱祝歌，而姑娘们在三一节还编制花冠呢…… 　　现今书写出来的和口头的传说加于一九三七年的独特性，一般人认为就是捏造罪名和进行刑讯。 　　但这是不对的，不确切的。在不同年代，在几十年内，依照五十八条进行的侦查，几乎从来也不是查明真相，而只是履行项不可避免的肮脏手续：把一个不久前自由的、有时是高傲的、永远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人压弯，把他拖过狭仄的管道，管道配件的钩子会撕破他的皮肉，在那里他将透不过气来，这样他就会央求赶快上另一端去——可是另一端把他甩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是群岛的一名现成的土著，而且直接掉进了那一块福地（傻瓜总是牵手牵脚不肯往前走，他以为管道也有往回的出口）。 　　无文字记载的年代过去得越多，搜集幸存者们分散的见证就越困难。这些见证告诉我们，制造假案在机关成立的早期就开始了——这是为了使人感觉到他们经常的不可替代的救世活动，不然随着敌人的衰落，说不定在哪个倒霉的时刻机关就全消亡。从科瑟列夫的案卷中可以看出，契卡的地位甚至在一九一九年初就已发生动摇。阅读一九一八年的报纸时，我偶然碰到一则关于破获十人集团可怕阴谋的官方报道，这十个人想（还只是想！）把大炮拖到教养院的屋顶上去（瞧瞧那有多高）——并从那里向克里姆林宫开炮。他们是十个人（其中可能有妇女和少年），不知有多少门炮——这些炮是从哪里搞来的？口径多大？怎样顺楼梯推到阁楼上去？怎样在倾斜的屋顶上安放？可别在打炮时滚下去！为什么彼得堡的警察同二月革命作斗争时不把重于机枪的东西拿到屋顶上去？然而这个预示一九三七年社会结构的幻想作品是大家读过了的呀！相信了的呀！……显然，日后还会有人向我们证明，一九二一年的“古米廖夫案件”是一个假案。同一年梁赞的契一杯制造了关于当地知识界“阴谋”的一桩假案（但勇敢分子的抗议信还能到达莫斯科，于是案件就搁下了）。就在那一九二一年，处决了天然力促进会系统内的腐泥煤委员会的全体成员。我们对那个时代俄国学术界的气质和情绪有足够的了解，狂热病的烟幕未能挡住我们观察那些年代的视线。我们大概不用进行考古发掘也能看清这种案件有多大价值。 　　一九二0年十一月十三日捷尔任斯基在给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信中提到：契卡“常给一些诽谤性的申诉大开方便之门”。 　　E·多亚连科回忆一九二一年说：卢宾卡的囚犯接收站，四五十张木床，整夜带进来一批一批的妇女。谁也不知道自已犯了什么罪，共同的感觉是：无缘无故地捉人。全监室只有一个人知道为什么被抓——她是社会革命党人。雅戈达的第一个问题是：“那么，为什么你落到这里来了？”意思是，自已说吧，帮忙安个罪名吧！关于一九三0年梁赞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人们所讲的也绝对一样。普遍的感觉是，大家都是无缘无故地坐牢。实在找不到罪名，只好指控特-夫的姓是假的。（虽然姓是再真实不过，仍由特别庭给他扣上个五十八条10，三年）。侦查员不知找什么碴儿好，便问：“干什么工作的？”“计划员。”——“写份说明书来：‘工厂的计划和它的实现办法’。以后你就会知道为了什么被捕的。”（他在说明书中会找出点什么头绪。） 　　从那地方是回不来的，几十年来我们对这一点还没有习惯吗？除了一九三九年短暂的有意识的倒退动作外，审讯结果把人放出来的事，只能听到极少、极个别的传说。而且：这个人或者很快又被关进去，或者放出来是为了跟踪监视。这样就造成了一种传说，机关的工作中是从来不出废品的，那么无罪的人怎样处理呢？…… 　　达里的《详解词典》做了这样一个区别。“调查不同于侦查之点是，它的实行是为了事先查证有无进行侦查的根据。” 　　啊，神圣的天真！机关可是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调查！上面交下来的名单，或者最初的嫌疑，密人员的报告，甚至一封匿名告密信，都会引起逮捕，随后必然认为有罪。给予侦查的时间并不是用来弄清罪行，百分之九十五都用来磨难、消耗、削弱受侦查的人，使得他但求赶快结束，即便用斧子砍头也罢。 　　在一九一九年侦查员的主要手法就已经是：把手枪往上摆 　　不仅政治罪的侦查这样进行，“普通罪”也如此。在审理燃料总管理局案件时（一九二一年），被告马赫罗夫斯卡娅申诉说，在审问时给她灌了可卡因。公诉人驳斥道：“如果她申诉说，她受到粗暴对待，用枪毙威胁她等也许这些勉强还可以相信。”手枪吓人地放在桌上，有时对准着你，侦查员就不必花力气去臆想你的罪状，而是：“说吧，你自己知道！”在一九二七年侦查员哈依金就是这样要求斯克里普尼科娃的，在一九二九年也是这样要求维特科夫斯基的。四分之一世纪后也丝毫没有改变。在一九五二年，国家安全部奥尔忠尼启则市侦查处长西瓦科夫对第五次入狱的斯克里普尼科娃说：“狱医给我们的表报上说，你的血压是240／120。这太低，畜牲（她已经五十出头了），我们要叫你升到三百四，让你这条毒蛇断气，见不到青伤，见不到外伤，见不到骨折。我们只要不让你睡觉就能办到！”如果斯克里普尼科娃在通宵审讯后白天在监室里闭上眼睛，看守就会冲进来大声吼叫：“睁开眼睛，不然我就从床上把你倒拖下来，把你站着捆到墙上！” 　　在一九二一年，夜间审讯是主要的。当时就用汽车的前灯照脸（梁赞的契卡，斯捷利马赫）。一九二六年在卢宾卡（贝尔塔·甘达尔证明），曾利用采暖设备一会儿向监室输进冷空气，一会儿输进臭气。还有闭塞式的监室，那里本来就没有空气，还要继续烘烤。好像诗人克留耶夫曾住过这种监室，贝尔塔·甘达尔也曾住过。一九一八年雅罗斯拉夫尔暴动的参加者瓦西里·亚历山大罗维奇·卡西亚诺夫叙述说，把这种监室一直烤到身体毛孔出血为止，从监视孔里看见了这种情况后，便把囚犯放在担架上抢去签署笔录。“黄金”时期曾用过”热”法（以及“盐”法）。一九二六年在格鲁吉亚曾用烟卷烧灼受审讯人的手；在梅捷赫监狱曾把他们在黑暗中推到脏水池里去。这里有这样的一种简单联系：既然无论如何要问罪——威胁、暴力、刑讯就不可避免，而且罪名越离奇，审讯也就应当越残酷，才能逼出供状。既然假案从来没有断过，那末暴力和刑讯也从来没有断过。这不光是一九三七年才有，这是一个长时期的特征，是一般性的现象。所以如今在前犯人的一些回忆录中有时读到“刑讯是从一九三八年春天起得到允许的”，之类的话，令人觉得奇怪。能够制止机关实行刑讯的那种精神道德上的阻障从来也不存在。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周报》、《红色宝剑》和《红色恐怖》上，公开讨论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是否能采用刑讯的问题。接后果来判断，得到的答复是肯定的，虽然不是全面的。 　　关于一九三八年确切些应该这样说：如果说在这年以前，每个侦查案件采用刑讯时都需要办理某种手续，都需要取得许可（即使很容易取得），——一那末在一九三七——三八年由于非常的形势（要求在规定的短期内通过个别侦查机构把规定的几百万人犯送进群岛，而以前的大规模水流，为“富农流”和“民族流”，都未曾通过这样的机构。）允许侦查员根据他们的工作和规定期限的需要，无限制地、任意地采用暴力和刑讯。并且，对刑讯的种类也不作规定，容许各显其能。 　　在一九三九年，这种全面广泛的许可被撤销了，重新要求对刑讯办理书面手续，并且可能并不那么方便（然而普通的威胁、讹诈、欺骗、用不让睡眠和关禁闭来消耗体力，从来也没有禁止过）。但是从战争本期起和在战后的年代已经明令规定了一定类别的囚犯，对他们预先允许采用种类广泛的刑讯。列入这里的，有民族主义分子，特别是乌克兰人和立陶宛人，特别是在那种情况下，即有一个真的或者臆想的地下联络网，必须把它整个拽出来，必须从抓来的人嘴里搞出全部姓名。例如，在罗穆阿尔达斯·普兰诺·斯基留斯集团中约有五十名立陶宛人。他们在一九四五年被控张贴反苏传单。由于当时立陶宛监狱不足，就把他们送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韦利斯克附近的劳改营。一些人在那里受了刑讯，另一些人没有经受住双重的侦查工作制度，结果所有五十个人一个不剩地都招认了。过了一段时间，立陶宛来了通知，张贴传单的真正肇事者找到了，而所有这些人都毫不相干！一九五0年我在古比雪夫递解站遇见过一个从德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来的乌克兰人，在追查“关系”和个人的时候他受到了各种刑讯，包括罚站禁闭室，这种禁闭室有一根插进来供一昼夜四小时睡眠时支撑用的小树棍。在战后曾对科学院通讯院士列维娜进行了残酷折磨。 　　还有，把重口供、轻证据、轻事实这项“发明”归属于一九三七年，恐怕也不对。它早在二十年代就已经形成了。只有维辛斯基的精彩学说是赶在一九三七年提出来的。然而它当时仅下达到侦查员和检察长，是为了坚定他们的精神，至于我们这些局外人，又晚了二十年才知道——当它在报纸文章的从属句子和次要段落里当作一件早已周知的事情挨骂的时候，我们才知道。 　　原来，在那人们记忆中阴森恐怖的一年，安得烈·亚努阿里耶维奇（很想讹念为亚古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在他的一篇驰名于专业界的报告中，根据极端灵活的辩证法精神（无论国家的公民，以及现在的电子机器，我们都不许可按这种辩证法行事，因为对他们说来早就县县不是就是不是），指出人类永远也不可能判明绝对真理，而只能判明相对真理。由此他迈出了两千年来法学家们所不敢走的一步：那么可见侦查和审判所能查明的真相，也不可能是绝对的，而只能是相对的。因此，在签署死刑判决时，我们反正永远也不可能绝对地确信，我们所处决的一定是有罪的人，而只可能是某种程度上接近有罪的人，在某种假设上、在一定意义上有罪的人。也许维辛斯基本人当时对这种辩证法安慰的需要并不下于自己的听众。从检察长席上叫嚷“把所有的人都当作疯狗枪毙”的时候，他这个既凶恶又聪明的人心里明白，被告是无罪的。很可能，他和布哈林那样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大师都曾抱着极大的热情致力于为法庭上的谎言进行辩证法的修饰：布哈林觉得，如果连个罪名都没有就死掉，未免太愚蠢、太窝囊——他甚至需要找到自己的罪过！而对于维辛斯基来说，感到自己是一个逻辑家总比感到自己是一个露骨的下流坯更愉快些。 　　由此产生一个最实用的结论：寻找绝对的罪证（罪证都是相对的）、无疑的证人（他们可能说得不一致）是白费时间。至于相对的、近似的有罪证据，侦查员不用罪证也无须证人，不必走出办公室，“不仅依靠自己的才智，而且依靠自己的党性感觉、自己的道德力量”（既依靠睡足了、吃饱了和不挨打的人的优越性）“和自己的性格”（下毒手的毅力），也能够找到。 　　当然，这一套理论比拉齐斯的指示要雅致得多。但本质是一样的。 　　只是在一件事上维辛斯基不够彻底，离开了辩证逻辑：不知为什么他同意子弹依然是绝对的…… 　　这样，先进法学的结论，沿着螺旋形的发展轨道，又回到了古希腊罗马前的或中世纪的观点。像中世纪的刽子手那样，我们的侦查员、检察长和审判员一致同意把受侦查的人的招认看做是有罪的主要证据。 　　然而，朴拙的中世纪为了退出合意的供认，采用了戏剧性如壮观手段：拷问架、轮子、火盆、锯齿杆、插木橛子。在二十世纪，有了发达的医学和不少的监狱经验，认为利用这种强烈手段“加温”是多余的。在大规模应用时——是累赘的。并且除此以外…… 　　除此以外，显而易见的还有一个情况：斯大林从来也不把话说死，总是要下属们自己去领会，他则给自己留下后退的狼窟，好去写《胜利冲昏头脑》。对成百万人进行有计划的摧残，毕竟是人类历史上的创举，不管自己的权力多大，斯大林对于成功还是没有绝对的把握。在巨大的材料上作试验比在小材料上情形可能不同。但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的中央通令中有过关于“施加肉体影响”的指示。在任何情况下，斯大林始终应当披着天使般纯洁的法衣。因此，应当设想并没有开列过刑讯和凌辱方法的情冲印发给各个侦查员，而只不过要求每个侦查处在指定期限内向法庭提供指定数目的全部招认了的家兔。只不过讲过（口头上，但经常地），一切旨在实现崇高目标的办法和手段都是好的，谁也不会因受侦查的人的死亡而追究侦查员的责任；狱医应当尽可能少干预侦查的进行。想必曾经举行过同志式的经验交流，“学先进”；当然还宣布过“物质利益”原则——加夜班的高报酬，缩短侦查期的奖金；当然也曾警告过，没有完成任务的侦查员将要……现在如果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某个省局出了问题，那么它的局长在斯大林面前是干净的：他没有发过用刑的直接指示。然而却保证了刑讯！ 　　一部分普通侦查员（不是那些发疯似地热衷的）懂得上司们在给自己留后手，也力求从比较温和的方法开始，而在加温时，则避免采用留下太明显的痕迹的做法：打出了的眼珠、揪掉的耳朵、折断的脊椎骨，就连遍体青紫也不太好。 　　所以我们在一九三七年的各省局以及同一省局的不同侦查员那里，除了“熬鹰”之外，看不到整齐划一的刑讯方法。传说顿河罗斯托夫和克拉斯诺达尔的刑讯特别严酷，但没有证明材料。在克拉斯诺达尔想出了一种别出心裁的办法：强迫被侦查人在空白纸上签字，然后自己填进假话。不过，还用得着刑讯吗？一九三七年牢房里没有消毒措施，伤寒肆虐，尸体留在拥挤的人群中五天不收，谁要是在号子里发了疯——拖到走廊里用棍子打死。也有共同点，那就是以所谓轻便手段为主（我们现在就将看到这些方法）。这是条不会出差错的路子。其实人的平衡状态真正界限是很厌的，因而要使一个普通的人失去自制能力，完全不需要拷问架、火盆。 　　现在我们试着举出某些最简单的方法，这些方法摧折囚犯的意志和人格，而不在他的肉体上留下痕迹。 　　我们先从心理方法说起，对于那些从来没有准备自己去经受监狱苦难的家兔们说来——这些方法具有巨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力量。即便你是有信念的，那也是不好受的。 　　1从夜审开始。为什么主要的攻心战全在夜间进行呢？为什么机关从其初创起就选定了夜间呢？因为夜间从睡梦中被拖出来的（就连还没有受到“熬鹰”折磨的）囚犯，不可能象白天那么平稳和清醒，他较易受到影响。 　　2用诚挚的语调进行说服。这是最简单的。为什么要玩猫捉老鼠呢？在其他受侦查人中间稍微呆过一阵以后，囚犯其实就已经懂得了总的形势。于是侦查员就懒洋洋地、友好地向他说：“你自己清楚，刑期是反正要得到的。如果你要抗拒，那末在这里，在监狱里，你就会拖垮、就会失去健康。而上劳改营去—一就会看到空气、阳光……因此还是立即签名为妙。”很合乎逻辑。如果问题只涉及自己，头脑清醒的人便同意签字。但这是罕见的。于是斗争就不可避免了。 　　对党员则是另一种说法。“如果咱们国内供应不足，甚至有饥荒，那您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就应当决定：您是否能说这是整个党的过错，或者是苏维埃政权的过错？”“不，当然不！”——亚麻中心经理急忙回答。“那么您就拿出勇气把罪责自己承担起来！”于是他就承担起来了。 　　3粗暴辱骂。方法很简单，但对于有教养的、娇生惯养的、气质柔弱的人可以发生很大效果。我知道两起神甫让步于普通辱骂的事件。其中一个（市蒂尔卡，一九四四年）由一名妇女负责审讯。起初他对这个妇女的彬彬有礼在监室里赞不绝口。但有一次他回来时郁郁不乐，好久不肯重复她那些淋漓尽致花样翻新的骂人话。（可惜我不能在这里引用她的一句妙语。） 　　4心理对比的打击。出其不意的转变：整个审讯或者一部分审讯都是极端客气的，以名与父名相称，答应给予种种照顾。后来突然摇晃一下文件夹子：“嗨，毒蛇！后脑门给你九克！”接着伸直双手，好像要抓头发，好像指甲尖上还装着针，朝你慢慢逼近（对付妇女这种方法很有效）。 　　另一方案：两个侦查员交替，一个拳打脚踢，另一个很可爱，几乎很亲切。受审问的人进入审讯室时每次都发抖——这次要见哪一个？对比之下情愿向第二个签署并招认一切，哪怕根本没有的事。 　　5预先凌辱。在罗斯托夫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三十三号”）的著名地下室里，在大街人行道的厚玻璃下（过去的仓库），叫等待审讯的人犯脸朝下一连几小时趴在大走廊的地上，禁止抬头，禁止出声。他们像做礼拜的穆斯林一样趴在地上，直到传带员前来碰碰他们的肩膀带去审讯。——亚历山德拉·奥-娃在卢宾卡没有作出所需的供述。把她转到了列福尔托沃。在那里的接收站上，女看守叫她脱掉衣服，把她光着身于关在隔离室里，然而中走了她的衣服，说是去消毒。马上来了一些男看守，从监视孔里窥看，哄笑并评论她的身体。—一如果普遍询问，想必还可搜集到许多例子。而目的是一个：造成精神颓丧的状态。 　　6任何足以使受审问的人心慌意乱的方法。请看对莫斯科省克拉斯诺戈尔斯克市是怎样审讯的。女侦查员在审讯过程中自己三下两下脱光了衣服（脱衣舞！），但一直继续进行审讯，若无其事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并走近他的身边，力争他在供述中做出让步。也许，这是她个人的一种需要，也可能是一种冷静的计算：受审问的人头脑一发昏就会签名！而她则丝毫也受不到威胁：有手枪、电铃。 　　7.恫吓。最易采用和非常多样化的方法。往往与诱引、许愿（当然是假的）结合起来进行。一九二四年：“不承认，就得上索洛维茨去。谁承认，我们就放他。”一九四四年：“把你分到什么样的劳改营，全在我决定。劳改营与劳改营是不同的。我们现在还有了苦役营。你要是坦白—一就上轻松的地方去。要是抗拒—一二十五年戴上镣铐在地底下干活！”——拿另一个更坏的监狱进行恫吓：“要是抗拒，就送你到列福尔托沃去（如果你是在卢宾卡），到苏汉诺夫卡去（如果你是在列福尔托沃），那里就不会像这样和你讲话了。”而你已经习惯于想：在这个监狱里管理制度好像还过得去，那里谁知道会受什么罪？还有转监……让步吧？…… 　　恫吓对于那些还没有被捕、而暂时是用传票传到大楼去的人有很了不起的作用。他（她）还有许多东西可以失去，他（她）什么都怕——一怕今天不放回去，怕没收财物、住所。他情愿作出许多供述和让步，但求避免这些危险。她当然不知道刑法典，于是在审讯开始时至少要塞给她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伪造的法典摘录：“我已受到警告，凡作假证者……五年监襟”（实际上——第九十五条——一两年以下）……拒绝提供证词的—一五年……（实际上第九十二条——三个月以下）。在这方面已经通行了并且将永远会通行一种侦查方法： 　　8谎话。我们这些羔羊们是不许撒谎的，而侦查员却经常不断地说谎话，所有这些条文对他都没有关系。我们甚至失去了提出“他说谎话该判什么刑？”这个问题的依据。他可以随便在我们面前放上多少份伪造我们亲人和朋友签名的笔录—一而这还算是一种很雅致的侦查手法呢。 　　结合诱引和谎话进行的恫吓，是对传唤来作证人陈述的亲属施加影响的基本方法。“如果你不提供这样的（所需的）陈述，他将更糟糕……你将完全毁了他……（母亲听到后将作何感想？）只有在这张（塞给他的）纸上签名，你才能挽救（毁灭）他。” 　　9利用对亲人的感情———对受侦查人也很起作用。这甚至是最有效的一种恫吓手段，利用对亲人的感情可以摧毁无所畏惧的人（啊，这是多么有预见性的格言：“自己的家人就是自己的敌人！”）。记得那个谜按人吗？他什么都忍受住了—一自己的痛苦、妻子的痛苦，而对女儿的痛苦却没有忍受住……一九三0年女侦查员里玛利斯这样进行威胁：“我们把你的女儿逮捕起来，把她同梅毒病患者关在一起！”还是个女人！…… 　　威胁把你心爱的人都关起来。有时带着音响伴奏：你的妻子已经抓进来了，她往后的命运全看你是否坦白。现在她正在隔壁房间里受审讯，听吧！果真隔墙有女人的哭声和尖叫声（其实这类声音都是相似的，何况还隔着一堵墙，而且你的神经已经紧张到极度，你已经没有能力鉴别；有时这只不过是在放一张录有“标准妻子”声音的唱片——女高音或女低音，这是某人的合理化建议）。但接着已经不是弄虚作假，而让你通过玻璃门看到，她悲伤地低着头默不作声地走着，——不错！你的妻子！走在国家安全机关的走廊里！你的顽固不化毁了她！她已经被捕了！（而她只不过是用传票传来办理某项微不足道的手续，在约定的时刻放她通过走廊，但吩咐她，头不要抬起来，否则别想从这里出去！）——有时还给你念她的信，一点不错是她的笔迹：我和你脱离关系！我听到了你干的那些卑鄙事情，我不需要你这样的人！（既然这样的妻子、这样的信在我们的国家里未始不可能有，那末你就只好凭心灵判断，你的妻子是不是这样的？）。 　　侦查员戈尔德曼（一九四四年）通过威胁向B·A·科尔汉耶娃索取咬别人的供词：“我们要没收你的房子，把你那些老太婆扔到街上去。”信念坚定的科尔涅耶娃丝毫也不为自己担心，她做好了受难的准备。但戈尔德曼的威胁对于我们的法律来说是完全现实的，她为亲人们忧心如焚。一夜之间几种笔录都被拒绝了，被撕碎了，最后到天亮时，戈尔德曼开始写第四稿，这次受控的只是她一个人，科尔汉耶娃便怀着内心胜利的感觉欣然签了名。连普通的人的本能——进行辩护和甩掉莫须有的罪名——我们都没有给自己保存下来。其实哪谈得上这个！能把全部罪责由自己承担起来，我们就很高兴了。 　　像自然界中的任何分类没有硬性的界限一样，我们也做不到一清二楚地把心理方法同肉体方法区别开来。例如，象下面这样的玩意儿当列入何类： 　　10.声法。叫受审问的人坐在六米——八米的距离之外，强迫他一直大声说话，重复自己的话。对于已经疲乏不堪的人这是不轻松的。或者一个侦查员用硬纸壳做两个喇叭筒，和另一个进屋来的侦查员靠近囚犯身边，对准他的两个耳朵叫嚷：“招认吧，坏蛋！”囚犯被震得发聋，有时便失去听觉。但这是一种不经济的办法，只不过是侦查员们在单调的工作中也想寻寻开心，于是就各显神通地想出一些花招。 　　11呵痒。也是寻开心。把手脚绑起来或者按住，用羽毛往鼻子里呵痒。囚犯便天旋地转起来，他产生一种感觉，仿佛是在往脑子里钻孔。 　　12在被告的皮肤上掐灭烟卷（上面已经讲到）。 　　13光法。关着囚犯的监室或隔离间里昼夜不灭的刺眼的电灯光，对于墙壁刷着白粉的小屋说来亮度大得过分的灯泡（小学生们和家庭主妇们节约下来的电力）。眼皮发炎，这是很痛的。而在审讯室里又有室内聚光灯对准了他。 　　14别出心裁。在哈巴罗夫斯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一九三三年五一节前夜，契博塔廖夫通宵十二个小时没有受审讯。不对：带去过好多次，契博塔廖夫，手背起来！带出监室，跑上楼，进了侦查员办公室。传带员退出。但是侦查员不提一个问题，有几次连坐也没有让他坐，拿起听筒就说：把一百0七号房间里的带走！来了人，带他回监室。身子刚落铺，门锁响了：契博塔廖夫，审讯！手背起来，到了那儿：把一百0七号房间里的带走！ 　　而一般地说，对犯人施加影响的方法可以在侦查室以前就开始采用。 　　15监狱是从隔离室开始的，就是说从“匣子”或“立柜”开始的。一个人刚刚从外边被抓进来，正处于思绪起伏的高潮，决意要弄清问题，进行争论、斗争———一跨进监狱就被关进一个匣子，有时里面装着灯，他可以在那里坐下，有时是黑漆漆的，而且只能站着，还被门挤着，他被关在这里几小时，半昼夜，一昼夜。一切难以预料的时刻。也许他要一辈子被活砌在这里面了？他在生活中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他行不出来！这种心潮翻滚的最初时刻渐渐消逝。有一些人意志消沉了———正好在这时候就给他们来个第一次审讯！另一些人憋了一肚子火——那就更好，他们马上会侮辱侦查员，做出一些失策的事——那就更容易把案子给他们套上。 　　16隔离室不够的时候还这样做。在新契尔卡斯克市内务人民委员部里，叫叶连娜·斯特鲁季斯卡娅在走廊里的凳子上坐了六昼夜—一让她不能靠，不能睡觉，不能倒下来，也不能站起来。这是六昼夜呀！你试试去坐上六小时！ 　　又一个方案，可以让犯人坐在像化验室椅子那样的高椅上，使他脚不着地，这样，脚很快就麻木起来。让他坐上八至十小时。 　　有时，在审讯时，在囚犯一直有人盯着的情况下，要他坐在一张普通的椅子上、但要这样：坐在最边边上，坐在座位边缘的枝上（再往前些！持往前些！），让他刚好不滑下来，但要使椅子棱角在整个审讯时间内硌痛他的屁股。几小时不许他动一厂。光这些吗？不错光这些。你去试试！ 　　17因地制宜。隔离室可以用陷阱代替，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戈罗雀维茨军队集中营里就采用过这个办法。抓起来的人被推进这种深三米、直径两米的陷阱，让他几昼夜呆在露天，日晒雨淋，陷阱既是他的监室，又是他的厕所。三百克的面包和水，用绳子系着放下去给他。请设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刚刚被捕，心里正像开锅似地翻腾着的人，处在这种境地是什么滋味？ 　　不知是因为给红军所有保卫部门下达过统一的指示，还是因为他们相同的野营生活，这种方法曾经非常盛行。例如，一九四一年驻扎在蒙古沙漠上的哈勒欣战役参战部队第三十六机械化步兵师里，对一个刚被捕的人，二话不说（保卫科长萨穆廖夫），交给他一把铁锹，命令他挖掘一个有准确尺寸的坟坑（这已经是与心理方法交织在一起）。当被捕者挖到超过腰部时，叫他停止，命令他坐在坑底，从外面已经看不见他的头。一名哨兵看守这样几个坑，四周好像是空无一人、在一片荒漠上，受侦查的人在蒙古酷热的白天头上没有遮盖，寒冷的夜晚身上没有衣服。什么刑讯都不搞——为什么要花费力气动刑呢？口粮标准是：一昼夜一百克面包和一杯水。丘利佩尼奥夫中尉是一个魁梧大汉，拳击运动员，二十一岁，这样坐了一个月。十天后，他满身虱子。十五天后才第一次传讯。 　　18罚跪。——一不是在某种假借的意义上，而是在直接的意义上下跪，屁股本许贴脚后跟，腰背挺直。可以在侦查员办公室里或走廊上罚跪十二小时、十四小时、四十八小时（侦查员自己可以回家、睡觉、娱乐），有一套规定办法：罚跪的人身边设岗。哨兵按时轮换。让谁罚跪最合适呢？已经被压弯、已经准备投降的人。让妇女罚跪最合适。——一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讲述了这类方法的一种变体：让年轻的洛尔德基帕尼泽跪着，侦查员往他脸上撒尿！什么别的办法都攻不克的洛尔德基帕尼泽，却被这种做法摧垮了。可见，对付有傲气的人，这办法也很有作用…… 　　19要不就罚站。可以在审讯时罚站，这也能消耗他的体力。摧折地的精神。也可以让他在审讯时坐着但在两次审讯之间站着（设置岗哨，看守盯着不许靠墙，如果睡着了倒下来就踢，就拽）。要叫一个人变软，要他供什么就供什么，有时只要罚站一昼夜，就已经足够了。 　　20每回连续三、四、五昼夜的罚站，通常不给水喝。 　　越来越懂得要把心理方法同肉体方法配合起来。还明白了，所有上述的办法，都可以结合： 　　21“熬鹰”。中世纪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个方法的重要，因为它不知道一个人能在其中保持他的人格的范围是多么狭仄。不让睡觉（再结合罚站、干渴、强光、恐惧和对前途一无所知——你那些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能模糊神智、动摇意志，使人不再成为自己的“我”（契河夫的《想睡觉》，但是那里要轻得多，那里的小姑娘可以稍稍躺一下，息息精神，这样的一分钟就可以救命地使脑子清醒）。人的行动一半是无意识，或者完全是无意识的，因此就不要为他的供述见怪于他…… 　　请想象一个外国人，还是不懂俄语的，在这种神志模糊的状态中让他在什么东西上签字。一个叫尤普·阿申布伦纳的巴伐利亚人就这样签了字，承认曾在“杀人汽车”上干过。一九五四年在劳改营里他才得以证明，当时他在慕尼黑的电焊工训练班学习。 　　话是这样说的：“你不肯坦白交代，所以不许你睡觉！”有时居心恶毒地不是叫他站着，而是叫他坐在特别引起睡意的软沙发上（值班的看守就在那个沙发上并排坐着，见他一眯上眼睛就踢他）。请看一个受害者（在此以前他刚在臭虫隔离室坐过一昼夜）怎样描写受刑后的感觉：“由于大量失血直打寒颤。眼皮发干，好像有人拿一块烧红的铁紧挨着你的眼睛。舌头干渴得肿起来，稍稍一动就像刺猥在扎。吞咽痉挛使喉咙像刀割一样。” 　　“熬鹰”是一种伟大的刑讯手段，并且完全不留下可以看得见的痕迹，甚至连申诉的口实也不给你，哪怕从未见过的检查团突然降临。“没有让你睡觉？可是这里并不是疗养所呀！工作人员也跟你一起没有睡觉。”（他们白天已经睡足了。）可以说，“熬鹰”在机关军已经成了万应药剂，它由一种刑讯手段变成了国家安全部门的生活常规，因而是最省事的方法，不必设什么岗就能达到目的。在所有的侦查牢房里，从起床到熄灯，一分钟也不能睡觉（在苏哈诺夫卡，还在其他一些监狱里，为了这个目的，白天把床折到墙里，在另一些监狱里，根本就不许躺下，甚至不许坐着闭上眼睛）。主要的审讯都是在夜间进行。自动形成这种状况：谁正在受审讯，谁就在一星期内至少五昼夜没有时间睡觉（星期六夜里和星期目的夜里侦查员们自己努力争取休息）。 　　22作为上述方法的发展——侦查员的车轮战术你不仅睡不了觉，而且接连三、四昼夜由侦查员轮流交替不断宙讯。 　　23臭虫隔离室。上面已经提到过。在漆黑的木板钉的匣子里，繁殖了成百只、也许是成千只臭虫。关进去的人身上的外衣或军便服要扒掉，顿时间饥饿的臭虫从墙上爬下来。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纷纷落到他的身上。起初，他还猛烈同它们进行战斗，在自己身上、在墙板上掐死它们，被臭味熏得出不了气，但过了几小时后他就精疲力尽了，就乖乖地让它们吸血了。 　　24禁闭室。监室不管怎样不好，但禁闭室总要比它更坏，从那里看，监室永远是天堂。在禁闭室里，人受到饥饿和一般是寒冷的折磨（在苏哈诺夫卡还有热禁闭室）。例如，列福尔托沃的禁闭室根本就不生暖气，暖气片只给走廊供暖，而在这“供暖的”走廊里，值班的看守还需要穿着毡靴和棉衣来回走动。囚犯被扒掉衣服，只剩内衣，有时只剩一条衬裤，他必须一动不动地（因为面积狭窄）在禁闭室里呆上三、四、五昼夜（热的烂菜场只在第三天才有）。在最初时刻你心里想，我恐怕连一小时也受不住。但某种奇迹使人挨过了五昼夜，也许从此落下一辈子的病根。 　　禁闭室有不同类型：潮湿的，有水的。已经是战后了，在契尔诺维茨监狱里让玛莎·T光着脚在齐踝骨深的冰水里呆了两小时——招认吧！（她当时是十八岁，还多么怜惜自己的脚，还要带着这双脚活多少年呀！）。 　　25，锁在站龛算不算关禁闭室的一个变种呢？一九三三年在哈巴罗夫斯克国家政治保卫局里，对C·A·契博塔廖夫曾这样施刑：把他赤身裸体关在一个混凝土做的站龛里，在那里他既不能屈屈膝，又不能把手舒展一下换换位置，也不能转动头部。这还不算数。冷水开始一滴一滴往头顶上掉（多么高妙！……），于是一道道的小溪便顺着身子流下来。对他当然没有说明这只是二十四小时的事。可怕吗？不可怕吗？——但他失去了知觉，次日发现他好像已经死了，他苏醒过来是在医院的病床上。用阿莫尼亚水、咖啡因、按摩身体才使他恢复过来。他好久想不起——一地从哪儿来，前夜发生了什么事情。整整一个月他甚至不适于受审讯（我敢于推测，这种站龛和滴水装置不是为契博塔廖夫一个人制作的。在一九四九年，我那个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同学也曾在类似的场所呆过，虽然那里没有滴水。在哈巴罗夫斯克与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之间，十六年内可能还有其他的点？）。 　　26饥饿。在介绍配合施加影响的方法时曾经提到过。这不是什么稀见的方法：用饥饿迫使犯人招认。说实话，饥饿的因素，像利用夜间审讯一样，已经成为普遍的施加影响办法。贫乏的监狱口粮在不打仗的一九三三年是三百克，一九四五年在卢宾卡是一百五十克。因此，耍弄允许和禁止送牢饭，允许和禁止到小卖部买食物的游戏——这是使用于所有人的，是万能的办法。还有一种利用饥饿的特别强烈的办法：一个月期间只给丘利佩尼奥夫吃每天一百克的口粮——后来，把他从地坑里带出来，侦查员在他面前摆上一锅浮着一层油的红菜汤，放上半个斜着切下来的白面包（怎样切法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但丘利佩尼奥夫今天仍然坚持说，切得实在太诱人了）。然而一次也没有让吃。这是多么老式、封建式、洞穴式的做法呀！只有一点是新鲜的，那就是实施于社会主义社会！其他的人也讲到类似的做法，这是屡见不鲜的。我们还要转述契博塔廖夫遭遇的一件事，因为它是配合方式的范例。把他关在侦查员办公室里七十二小时，唯一允许做的是带去上厕所。其余都不许：不许吃，不许喝（旁边就放着一瓶水），不许睡觉。在办公室里老有三个侦查员。他们分三班轮流工作。一个经常（默默地，丝毫也不打扰受侦查的人！）在写什么东西，第二个在沙发上睡觉，第三个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只要契博塔廖夫一打瞌睡，马上就打。然后他们换了角色（也许他们自己因工作上出了毛病正在受处分？）。突然给契博塔廖夫送来饭菜：油呼呼的乌克兰红菜汤，配有炸土豆块的煎肉排，装在水晶高预瓶里的红酒。契博塔廖夫因为一生厌恶酒类，所以不管侦查员怎样勉强（也不能过分勉强，否则就要搞坏这场游戏）还是不喝。吃过饭以后便对他说：这是你当着两名证人做的供述，现在签名吧！—一原来就是在一睡一醒的两名侦查人员在场时，默不作声地写成的那份东西。从第一页起，契博塔廖夫就看到，他同所有著名的日本将军有密切往来，并从他们那里得到间谍任务。于是他便开始一页一页地勾掉。他遭到一顿毒打后被赶了出去。而与他一起抓来的另一个中东铁路工作人员市拉吉宁，经过了相同的场面，喝了酒，迷迷糊糊地签了名——一结果被枪决了（对子饿了三天的人一杯酒就有多大力量呀！而这里是一大瓶呢）。 　　27.不留痕迹的殴打，用橡皮棒打，用木裙子和砂袋打。打在骨头上，例如，审讯员用皮靴踢骨头几乎贴着肉皮的小腿，是很痛的。旅长卡尔布尼奇-勃拉文被接连打了二十一天（他现在说：“过了三十年，浑身骨头还都在发痛，头也痛。”），回忆亲自挨过的和别人讲的，他统计出五十二种打法。比方有这种做法：把手夹在专门的装置里——使被告的手掌平贴在桌上——用直尺边缘敲打关节——能让你嚎叫出来！是不是该把打落牙齿作为殴打的特殊形式单独提一提呢？（卡尔布尼奇给打掉了八颗牙齿。） 　　一九四九年被捕入狱的卡累利阿省委书记r·库普里亚诺夫给打掉的牙齿有的是普通的，它们不算数，有的是金的。起初给收据，说是拿去保存。后来觉得不对头，便把收据收回了。 　　每个人都知道，拳打腹腔神经丛能叫人暂时停止呼吸，但却留不下一点点痕迹。列福托尔沃监狱的西多罗夫上校在战后采用过用一只胶鞋向男人的睾丸发任意球的做法（被球打中过腹股沟的足球运动员会知道这种打法的分量）。这种疼痛无与伦比，一般会失去知觉。 　　28在诺沃罗西斯克的内务人员委员部里，发明了一种夹钳手指甲的机器。后来在递解站看到许多诺沃罗西斯克犯人手指甲脱落。 　　29还有和平衣呢？ 　　30还有折断脊椎骨呢？（也是那个哈巴罗夫斯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一九三三年。） 　　31上勒口（“燕子飞”）？这是苏哈诺夫卡监狱的方法，但阿尔汉格尔斯克监狱也使用它（侦查员伊夫科夫，一九四0年）。用一条粗布长巾勒住你的嘴（上勒口），再从背后把两端系在脚后跟上。就这样像个轮子似地，脊背咯吱作响，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让你肚子贴地趴上两昼夜。 　　还需要继续列举吗？还要举很多吗？游手好闲、饱食终日、毫无人性的人们有什么东西发明不出来呢？ 　　我的兄弟！不要责怪那些因此失足的人，不要责怪那些成为弱者而在不该签的东西上签了名的人……不要向他们扔石头。 　　不过且听我往下说。无需这些刑讯，甚至无需最“轻便”的方法，就可以从大部分人取得供词，就可以把毫无防备的、挣扎着想回到自己暖窝去的羊羔用铁牙咬住。力量和处境的对比太悬殊了。 　　啊，从侦查员的办公室里回头看我们过去的生活，它完全是另一幅面貌！它充满了危险，到处是真正的非洲丛林。而我们曾经认为它是那样简单！ 　　你，甲，和你的朋友乙，彼此多年相识，彼此完全信得过，在见面时敢于谈谈大大小小的政治问题。并且没有任何别人在场。也没有任何人能偷听你们。你们彼此也没有告发，绝没有。 　　可是你，甲，不知怎么地被列入了计划，被揪着耳朵拉出羊群，关进监狱。由于某些原因，其中也许包括某人告了你的密，包括你为自己亲人担心，包括稍稍的缺觉，包括小小的禁闭室，你决定自己破罐子破摔了，但决不咬别人。于是你便在四个笔录上签名招认了，说你是苏维埃政权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因为你讲过关于领袖的笑话，希望第二候选人当选，所以你走进投票室里去想把选票上唯一的那个人涂掉，但是墨水瓶里没有墨水。还有，你的收音机有十六米的波长，你竭力想透过干扰从西方广播里听出一点什么。你的十年是保证木成问题了，然而肋骨却完整无缺，肺炎暂时也还没有，你也没有出卖任何人，好像你应付得挺聪明。你已经在监室里表示，对你的审问想必很快就要终结了。 　　但是你看！侦查员不慌不忙地欣赏着自己的笔迹，开始填写第五号笔录。问：你同乙是否交过朋友？是。你在政治问题上同他无话不谈吗？不，不，我不相信他。但你们经常见面吧？不很经常。嘿，怎么不很经常？根据邻居的陈述，仅仅最近一个月，某日，某日，某日，他就上你那里去过。去过吗？好吧，也许是这样。邻居注意到，你们从来不喝酒，不喧嚷，讲话很轻，走廊里都听不到（啊，朋友们，喝酒吧！打碎酒瓶吧！骂娘骂的声音响些！——这会使你们不受嫌疑！）——嗯，这又怎么啦？——而且你也上他那里去过，你在电话里说：我们俩那天过了一个内容充实的夜晚。后来，在十字路口又看到你们在一起，你与他在大冷天站了半个小时，你们脸色阴沉，露出不满的表情，这里恰好有你们会见时的照片。（特务的技术，我的朋友们，特务的技术！）那末，—一你们在这次会见时谈论些什么？！ 　　谈论些什么？！……这是个要害问题！第一个想法——你忘记了你们谈论些什么。难道你非记住不可吗？好，就算忘记了第一次谈话。难道第二次也忘了！第三次也忘了？甚至那个内容充实的夜晚也忘了？还有—一在十字路口，还有同丙的谈话呢？还有同丁的谈话呢？不，你想，“忘了”—一这不是出路，这上面站不住脚。于是，你那受到逮捕的震荡的、因恐惧而受伤的、由于缺觉和饥饿而变昏沉的脑子，便上下求索，以期找到一套巧妙的比较近乎情理的说法来把侦查员蒙混过去。 　　谈论些什么？！如果你们谈论了冰球（这在一切场合都是最太平无资的，朋友们！），谈论了女人，甚至谈论了科学，那还好，可以复述一遍（科学———距冰球不远，只是在我们的时代，科学中的一切都是保密的，因此可能会粘上关于泄露机密的法令）。可是如果实际上你们谈论了城里最近又在抓人？谈论了集体农庄？（当然说集体农庄里不好，因为谁会说它们好呢？）谈论了降低计件工资额？瞧你们在十字路口板了半小时的面孔——你们在那里说了些什么？ 　　也许，乙已经被捕（侦查员向你担保说——一是的，并且已经把你供出来，现在就要把他带来当面对质）。也许他正泰然自若地坐在家里，但马上就会从那儿给拉去审讯，并会同他核对你们那时在十字路口板着脸说了些什么？ 　　现在，事过之后，你才明白：生活是这样的，当你们每次分手时，你们都应当商量好并牢牢记住：我们今天到底说了些什么？那时，不管怎么审问，你们的供词就会口径一致。但是你们没有说好？你们毕竟没有设想到，这是怎样的热带丛林。 　　说你们约好去钓鱼？而乙却可能说根本没有谈过什么钓鱼，说的是函授教学。你非但不会顺利通过侦查，反而会把结子系得更紧：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 　　你闪出一个念头—一成功的还是致命的？——应当说得尽可能接近于真实情况（当然，要磨平一切棱角，去掉一切危险的东西）——一人们不是说，谎话永远应当说得接近真实吗。也许，乙也能想到该这么办，说出些离这不远的话，双方供词在某些方面能碰上头，于是就不再纠缠你们。 　　过了许多年你会明白过来，这是一种完全不明智的想法，装成一个难以置信的大傻瓜要正确得多：我自己过的日于一天也记不得，就是打死我也记不得。但你是三昼夜没有睡觉。你费好大劲儿才能留意自己的思想，留意在脸上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况且不给你一分钟思考的时间。况且一下子两个侦查员（他们喜欢彼此往来串门）缠住你不放；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 　　于是你就供述：谈到集体农庄（还没有完全上轨道，但很快就会上去），谈到降低计件工资额……究竟说了些什么？说对降低感到高兴？但这不是正常人说的话，又会搞得不像真的。要完全像真的，得这样说；发了点小牢骚，说工资额卡得紧了点。 　　而侦查员是亲自作笔录的，他译成自己的语言：在我们这次会晤时，我们诋毁了党和政府的工资政策。 　　将来有一天乙会责怪你：哎，笨蛋，我说的是—一我们约好了去钓鱼…… 　　但你是想比你的侦查员更狡滑、更聪明！你有迅速敏锐的思想！你是知识分子！于是你就弄巧成拙了…… 　　在《罪与罚》里，波尔菲利·彼得罗维奇对拉斯科尔尼科夫说出了一个非常透彻的看法，这个看法只有自身经历过这种猫捉老鼠游戏的人才能得出来—一他说，跟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打交道，无需我替你编造案情，你们自己就会编造好了现成地给我端上来。是啊，正是如此！有知识的人不会做出契河夫笔下的《歹徒》那样妙不可言的牛头不对马嘴的回答。人家说他犯了什么罪，他总要努力编出一套故事，不管怎么假，总会是有头有尾的。 　　然而，屠夫侦查员抓的不是这种连贯性，而只是三言两语。他是知道什么货色什么价钱的。而我们却毫无准备！…… 　　我们从小得到的教育和培养就是如何去掌握自己的专业、履行公民义务、服兵役、练身体、端正品行、甚至养成审美能力（这方面马马虎虎）。但是，无论上课、教育、经验都一点也没有提示我们经受生活的最大考验：无缘无故的逮捕和无事生非的侦查。小说、戏剧、电影（它们的作者们自己最好去喝一喝古拉格这杯苦酒！）把坐在侦查员办公室的人给我们描绘成真理和仁爱的骑士，像我们的亲爹。——一什么题目的课没有给我们讲过呀！甚至拿它们考得我们满头大汗——一但是谁也不会讲一堂关于刑法典的真实含义和广义解释的课，而且这些刑法典在图书馆不开架借阅，在书亭里不出售，到不了无忧无虑的青少年手中。 　　好像是童话，据说在三海之外的某个地方，受侦查的人可以得到律师的帮助。这就是说，在斗争最困难的时刻，在自己的身边有一个通晓一切法律的清醒头脑！ 　　我们的侦查工作原则，还在于不许受侦查人对法律有任何了解。 　　出示起诉书……（对话：“在上面签名吧。”“我不同意起诉书。”“签名吧。”“但我什么罪过也没有呀！”）……你依照苏俄刑法典第五十八条10第2款和第五十八条11受控诉。签名吧！——但这些条文说的是什么呀？让我看看法典！—一我没有法典。——那就上处长那里去拿来！——他也没有。签名吧！——但我请求给我看法典！—一规定不许给你看，它不是为你写的，而是为我们写的。而且你也不需要看，我可以告诉你：这些条文说的正好是你犯的那些罪。而且现在让你签名并不是要你同意，而是证明你已经读过了，证明起诉书已经给你看过。 　　在其中的一张纸上突然闪出一种新的字母组合：YIIK（刑诉法典）。你起了戒心：YIIK同YK（刑法典）有什么区别呀。如果碰上侦查员心情舒畅，他会问你解释：这是刑事诉讼法典。怎么？那么说，甚至不是一本，而是整整两大本法典你都一无所知，可是眼下正根据它们的规定开始了对你的惩治？！ 　　——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十年、后来又过了十五年。在我的少年时代的坟墓上已经长满了青草。刑期已经服满，甚至无期的流放也已结束。但不论什么地方—一不论在劳改营的“文比教育”处，不伦在区图书馆里，甚至在中等城市，—一我眼里没有见过、手里没有拿过、不能买到、不能搞到甚至不能询问苏联的法典！而且，我所熟识的那些经过了侦查、法院并且不止一次被劳改和流放的几百万囚徒——其中也没有一个人眼里见过法典，手里拿过法典！（深知我国的多疑气氛的人懂得：为什么不能在人民法院或区执行委员会询问法典。你对法典的兴趣将会是一种非常的现象：或者你正在准备犯罪，或者想湮灭罪迹！） 　　只有当两个法典结束了自己的三十五年存在的最后日子，只有当它们应当被新法典代替的时候，——一只是那个时候，我才在莫斯科地下铁道的售货柜上看到它们，两个平装的小兄弟，yk和yllK（因为已经无用便决定把它们放出来）。 　　我现在深受感动地阅读着。例如，刑诉法典规定： 　　第136条—一侦查员无权用暴力和威胁的方法强迫被告 　　供述或招认。（预见得多么清楚！） 　　第111条——一侦查员还必须查明证明被告无罪的情节， 　　以及减轻其罪责的情节。 　　（“我可是在十月革命期间建立过苏维埃政权呀！……我枪毙了高尔察克！……我清算过富农！……我给国家节约过一千万卢布！……我在最近一次战争中两次负伤！……我得过三次勋章！……” 　　我们并不是为这个审判你——历史张口露出了侦查员的牙齿，——你做过好事——这与案情无关）。 　　第139条——被告有权亲笔书写供词，并要求对侦查员 　　书写的笔录加以修正。 　　（哎，要是及时知道这条多好！正确些说：如果实际上真是这样多好！但是像乞求恩典似的，我们总是徒然地请求侦查员不要写上“我的卑鄙谰言”来代替“我的错误言论”，不要写上“我们的地下武器库”来代替“我的生了锈的芬兰刀”）。 　　啊，要是给受侦查人先上一课监狱学多好！要是进行侦查工作时先排演一下，然后再来真的多好！……对一九四八年的二进狱者就没搞过这种侦查把戏—一因为那是白费劲。但初进狱者没有经验、没有知识。并且无人可与商量。 　　受侦查人的孤独！—一这就是不公正的侦查获得成功的又一个条件！整个机关扑上去摧毁这个孤独的受压的意志。从逮捕那一刻起，以及在侦查的整个最初突击期，囚犯应当处在理想的孤独状态：在监室里，在走廊里，在楼梯上，在侦查室里，——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不应当与自己的同类接触，不应在任何人的微笑中，在任何人的眼光中，汲取到同情、忠告、支持。机关尽一切力量去遮住他的未来，歪曲他的现在：把他的亲友都说成是已被逮捕的，把一切物证说成是已经找到的。夸大自己对他及其亲人进行制裁的可能性，夸大自己给予饶恕的权利（机关根本没有这种权利）。把真诚“海改”同减轻判决和劳改营待遇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根本就不存在）。当囚犯惊魂未定、受尽痛苦并失去自制能力的短短时期内，从他嘴里尽可能多取得一些不能翻悔的供述，尽可能多牵进一些清白无辜的人（有的人精神颓丧到那种程度，甚至请求不要向他们念笔录，受不了，拿来签吧！拿来签吧！）—一只在那以后，才从单人监室放他到大监室去，在那里他将后悔莫及地发现并回味自己的错误。 　　在这个决斗中怎能不犯错误呢？谁能不犯错误呢？ 　　我们说过“应当处在理想的孤独状态”。但是在三七年（还有四五年）监狱发生人满之患的时候，这个新抓来的受侦查人的理想的孤独原则无法得到遵守。囚犯几乎从最初几小时起就处在人烟稠密的集体监室中。 　　但这也有它的优点，可以弥补不足。监室的拥挤不仅代替了狭小的单人隔离室，它本身就是一种高级的刑讯，特别可贵的是，这种刑讯长达整整的几昼夜、几星期—一并且侦查员不用花任何精力：刑讯囚犯由囚犯自己未进行！监室中挤进了那么多的囚犯因而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一小块的地方，人踩着人，甚至根本不能移动地方，彼此坐在脚上一例如，一九四五年在基什尼奥夫的羁押所里一个单人监室塞进一了十八个人，一九三七年在卢甘斯克——十五人，而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一九三八年在定员二十五人的布蒂尔卡标准监室中蹲在一百四十人中间。他对牢房生活描写得很好。厕所这样拥挤，以至一昼夜只让解一次手，有时甚至是半夜去，放风也这样！他在卢宾卡接收站“狗窝”里曾经计算，整整几个星期内，每一平方米的地面平均同时要摆三个人（请合计一下，请安排一下！）在“狗窝”里，没有窗和通风装置，由于体温和呼吸，温度高达四十至四十五度，大家都只穿一条村裤（冬季衣物垫在自己身下），他们的赤裸肉体挤在一起，由于别人的汗水，皮肤长上了湿疹。他们就这样几星期地蹲在那里，既不给他们空气，也不给他们水喝（除了烂菜汤和早上的一杯茶）。 　　这一年在布蒂尔卡新被捕的犯人（已经过洗澡房和隔离间的处理）几昼夜坐在楼梯台阶上，等待起解的犯人腾出监室。特-夫早七年，即一九三一年在布蒂尔卡蹲过，他说，板铺下都塞得满满的，犯人们躺在沥青地上。我晚七年即在一九四五年蹲过——同样的情况。但不久前我从M·K·勃-契得到了一份关于一九一八年布蒂尔卡拥挤情况的宝贵的个人证明：在那年十月（红色恐怖的第二个月），挤得那么满，甚至在洗衣房里设置了七十人的女监室！那末，布蒂尔卡什么时候空过呢？ 　　如果再加上用马桶代替上厕所（或者相反，从一次上厕所到另一次上厕所之间，在监室里没有马桶，像在西伯利亚某些监狱里那样）；如果再加上吃饭四人合用一个钵子，并且还相互坐在膝盖上；如果时而拉出什么人去审讯，时而推进个挨过毒打、困倦不堪、浑身瘫软的什么人；如果这些瘫软的人们的样子要比侦查员的任何威胁更有说服力；一个等了几个月还没有传讯的人会觉得，任何一种死亡，任何一种劳改营似乎都比他们的扭曲的姿态轻松得多——这种种也许完全可以代替理想的孤独状态？并且在这样乱七八糟的人堆里，向谁讲心里话，很不好下决心，也并不是经常能找到一个能商量事情的人。因此对于刑讯和毒打，当侦查员拿它作威胁的时候，你不一定马上就相信，而一看到受过刑讯的人们，你便深信不疑了。 　　受害者会亲口告诉你，怎样往喉咙里灌盐水，然后一昼夜在隔离室里受干渴的折磨（卡尔布尼奇），或者，用擦板擦背直到出血，然后再涂上松节油（鲁道夫·平措夫旅长两者都尝到了，而且还用针插进他的指甲，灌水直到要把肚子胀破——逼他在笔录上签名，招认他想在十月革命节阅兵式上把坦克旅开向政府领导人）。从全苏自然科学家协会前艺术部主任亚历山德罗夫那里，可以获知阿巴库莫夫本人是怎样打人的（一九四八年），亚历山德罗夫被打断了脊椎骨，身子向一侧倾斜，他失去了抑制眼泪的机能。 　　是的，是的，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本人决不鄙弃这种粗活（亲临前沿的苏沃洛夫！），他喜欢有时亲手拿拿橡皮棍。他的副手留明就更乐意打人。他是在苏哈诺夫卡的“将军”侦查办公室里干这种活的。办公室有核桃木的护墙板，门窗上挂着丝绸帘子，地板上铺着一块大幅波斯地毯。为了不弄坏这件漂亮东西，给准备挨打的人在地毯上铺了一条肮脏的血迹斑斑的长垫子。在拷打时作留明助手的不是普通的看守，而是一名上校。留明抚摸着直径四厘米的橡皮棍，客气地说：“这么说来，您光荣地经受住了‘熬鹰’的考验（一个月不让睡觉，亚历山大·多尔甘是靠耍滑头才支持下来的——他站着睡）。现在我们拿棍子试试。我们这里没有人能支持两三场的。请您褪下裤子，请趴在垫子上。”上校骑在挨打者的背上。多尔甘想计算打击的次数。他还不知道，由于长期挨饿，屁股已经塌下去，橡皮棍打在坐骨神经上是什么滋味。感到痛的不是挨打的地方，而是头痛欲裂。在第一下打击后，挨打者就痛得失去理智，用指甲乱抓垫子。留明继续打，力求打到点子上。上校用他那肥胖的身躯使劲压住——这正是为权力无边的留明当助手的、肩章上有三颗大金星的人该干的工作！（在一场以后，挨了打的人就不能走路了，当然不是把他抬出去，而是在地上拖出去。臀部很快就痛得扣不上裤子，伤痕却几乎没有。发作了一场很厉害的腹泻，而多尔甘坐在自己的单人监室的马桶上却哈哈大笑，他还要去挨第二场，第三场，打得皮开肉绽，留明狠劲上来，动手朝他肚子上揍，打破了腹膜，肠子流下造成严重的疝气，他得了腹膜炎，拉进市蒂尔卡医院，强迫他干缺德事的企图也就暂时歇手了。） 　　你也会受到这种折磨！在这种场面以后，基什尼奥夫的侦查员丹尼洛夫用通条打维克多·希波瓦尔尼科夫神甫的后脑壳，揪住发辫拉来拉去，简直像是父亲的爱抚（对神甫这样揪方便些，对普通俗人则可以揪住胡子从办公室的一角拖到另一角。而对付李哈德·阿霍拉——芬兰赤卫队员，追捕悉尼·雷利的参加者和镇压喀琅施塔得暴动时的连年——一的办法是用钳子夹住他那大八字胡的一端把人提起来，一会儿又夹住另一端，各持续十分钟，不让脚着地）。 　　但最可怕的是用下面的办法来对付你：扒掉你下身的衣服，让你仰卧在地上，两腿叉开，帮手们（可爱的军士们）坐在腿上、抓住你的手，侦查员——女人也不嫌弃这种事—一站到你叉开的两腿中间用自己的皮鞋（自己的女便鞋）尖踩住那个某个时候曾经使你成为男人的东西，逐渐地、有节制地、但越来越用力地往地上压，一面瞧着你的眼睛并一遍一遍重复自己的问题或出卖人的建议。如果他没有过早地踩得稍稍用力些，你还有十五秒钟可以喊叫出来，说你一切都招认，说你决意让那些被你咬出的二十个人坐牢，或者在报刊上诋毁任何你视为最神圣的东西…… 　　让上帝而不是人们去责备你吧…… 　　派进监室来的“耳目”轻声说：“没有法子！全招了吧！” 　　头脑清醒的人说：“简单的盘算：留得青山在……！” 　　牙齿已经没有了的人朝你点头：“人家以后不会给你安牙。” 　　深知底细的人作结论：“招认也罢，不招认也罢，反正要判刑。” 　　还有什么人在角落里预言：“不签名的，他们要枪毙！为了报复，为了使他们在侦查当中干的事不留痕迹。” 　　要是你死在审讯室里，他们就向亲属宣布：“判了劳改，剥夺了通信权。”让他们去找吧。 　　如果你是个正统派，那末就会有另一个正统派靠过来，怀着敌意看看四周，免得局外人偷听，开始热烈地对你做工作： 　　“我们有义务支持苏维埃的侦查工作。我们周围充满了战斗。怪我们自己：我们太心慈手软，所以才会有这种腐烂东西在国内繁殖起来。正在进行着残酷的秘密战争。这里在我们周围的人都是敌人，你听见他们的言论吗？党并没有必要向我们每一个人报告——这是为什么，那是为什么。既然这样要求，那就应当签名。” 　　还有一个正统派悄悄凑近来说： 　　“我签名咬出了三十五个人，所有的熟人都咬出来了。我也劝你：尽可能多说出一些姓名，尽可能多拉一些人进来！那时就会明白，这是瞎扯淡，就会把大家放了。” 　　这正中机关的下怀！正统派的自觉性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目的自然地合拍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正需要这把姓名的折扇，正需要姓名的这种扩大再生产。这也正是他们工作质量的标志和抛出新套索用的木橛。“同谋！同谋！思想一致的同伙！”——硬逼着每一个人交代。（据说，P·拉洛夫交代说红衣主教黎塞留是他的同谋，把他写入了笔录——一直到一九五六年恢复名誉时的那一次审讯，谁也没有感到奇怪。） 　　正好说到了正统派就再说一点。要搞这样的清洗需要有斯大林，但也需要有这样的党：大部分掌权的党员，直到自己被捕入狱的前一刊，还在毫无怜悯地把别人关进去，遵照同样的指示消灭自己的同类，把任何一个昨日的朋友或战友交出去受惩办。而且今天头顶带上了受难者光环的所有大布尔什维克，都已经充当过杀害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刽子手（在此以前他们都曾是杀害非党人士的刽子手，这就不用说了）。也许正是需要一个一九三七年，才能表明他们神气活现地标榜的世界观原来多么不值钱。他们依仗这种世界观把俄国搞得底朝天，摧毁它的基石，践踏它的圣物，而在他们所搞乱的俄国，他们自己却从未受到过这种惩办的威胁。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三六年间布尔什维克手下的牺牲品，从来没有像那些布尔什维克领导干部自己挨整时表现得那么渺小。如果详细考察一九三六——三八年抓捕的历史，那末令人厌恶的主要不是斯大林及其帮手，而是那些既屈辱又丑恶的受审人——他们在丧失了先前的高傲和坚决性后所表现出的那种精神卑贱实在令人作呕。 　　……那该怎么办呢？你——一个触肤知痛的、柔弱的、眷恋亲人的、毫无准备的人，怎样才能顶得住？ 　　要能够强于侦查员和整个这种圈套需要什么呢？ 　　应该在走进监狱时把留在身后的温暖生活置之度外。在牢门口就应当对自己说：生命已经完结，稍稍早了一点，但有什么办法呢。我永远也不会重获自由，我已注定灭亡——现在或者略迟一些，但迟些将更难受，还是早一些好。财产我再也没有。亲人们对我说来已经死了——我对于他们说来也已经死了。我的肉体从今天起对我已经无用，非我所有。只有我的精神和我的良心依然是我所珍惜和尊重的。 　　在这样的囚犯面前——侦查机关将会发抖； 　　只有割断一切尘念的人才会取得胜利！ 　　但怎样把自己的身体变成石头呢？ 　　例如，别尔佳耶夫小组里有的人被变成了审判庭上的傀儡，而拿他本人却没有办法。本想把他拉进这一场审判，两次逮捕，曾带到（一九二二年）捷尔任斯基那里去进行夜间审讯，加米涅夫也坐在那里（可见他也不嫌弃通过契卡来进行思想斗争）。但别尔佳耶夫没有卑躬屈膝，没有央告，而是坚定地阐述了作为他不接受俄国现政权的根据的那些宗教和道德原则，结果，他们不仅认为让他出庭没有好处，而且把他释放了。人竟出了观点！ 　　H·斯托里亚罗娃回忆一九三七年布蒂尔卡板铺上的邻居，一个老太婆。每夜都审讯她。两年前，一个从流放地逃跑出来的过去的大主教曾在她家借宿过。“可别说是过去的，他是现在的！不错，我有福气接待了他，”“好，那他以后从莫斯科出来到谁那里去了？”“我知道，就是不说！”（大主教通过教徒的关系逃到了芬兰）侦查员换了一个又一个，一群又一群，在老太婆的脸前晃拳头，而她对他们说：“你们拿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剁成碎块也没用。其实你们害怕长官，互相害怕，甚至害怕把我杀死（“线索断了”）。可我什么也不害怕！就是马上去见上帝也行！” 　　在三七年也有过这样的人，他们没有从审讯室回到监室来取行囊。他们选择了死亡，但没有株连任何人。 　　不能说俄国革命者的历史给过我们坚强不屈的范例。但这里无法比较，因为我们的革命者从来也没有见识过拥有五十二种方法的这种真正的好的侦查工作。 　　舍什科夫斯基没有摧残拉季舍夫”。拉季舍夫根据当时的惯例也很清楚地知道，他的儿子们将依然会当近卫军官，并且谁也不会断送他们的前程。谁也不会去没收拉季舍夫的世袭领地。但这个卓越人物到底还是在他短短两星期的侦查中放弃了自己的信仰，放弃了自己写的书——并请求宽恕。 　　尼古拉一世没有这份聪明——把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抓来逼她们在隔壁公事房里尖叫或者对十二月党人本人用刑，——不过他也没有这种需要。对十二月党人的侦查完全是自由的，甚至把问题送进单人囚室让他们事先考虑。没有一个十二月党人后来回忆说他的回答被人曲解。不追究对“暴动准备”知情不报的责任。被判刑者的亲属也没受到任何牵连（关于这一点，有沙皇的特谕）。但是，甚至雷列耶夫也是“详尽坦白，毫无隐瞒”地回答问题。甚至彼斯捷尔都分裂出来了，供出受他委托埋藏《俄国法典广的诸同志，以及埋藏地点声很少一些人，像卢宁那样，显示出对侦查委员会的不屑和蔑视。大部分人表现得平平庸庸，互相攀扯，许多人低首请求宽恕！扎瓦利申把一切都推在雷列耶夫身上。E·11·奥波连斯基和C·11·特鲁别茨科伊甚至赶紧咬出格里鲍耶陀夫来——这点，连尼古拉一世也不相信。 　　在《仟悔书》里巴枯宁在尼古拉一世面前卑躬屈节地向自己脸上吐口水，从而逃脱了死刑。精神的渺小？还是革命的狡计？ 　　好像，承担谋杀亚历山大二世的任务的那些人应当是因最富于自我牺牲精神而被选中的吧？可是，格里涅维茨基与沙皇同归于尽，而雷萨科夫却活着并落到了侦查机关的手中。就在当天他已经败露了秘密接头住所和参与密谋的人，由于害怕断送自己的年轻生命，就急忙把比预期能从他那儿得到的更多的情报告知了政府！他悔恨交加，不知所云，他建议“揭穿无政府主义者的一切秘密”。 　　在前一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受侦查人如果认为所提问题不适当或涉及了个人隐私，宪兵军官就当即把问题撤回。——一九三八年在克列斯特监狱，老政治苦役犯泽林斯基像小孩那样被扒下裤子用通条抽打了一顿以后，回到监室痛哭流涕地说：“沙皇的侦查官跟我说话，连称呼‘你’都不敢！”——一再举一个例子。从一篇现代的研究文章中我们得知，宪兵们拿走了列宁的《我们的部长们在想些什么？》一文的手稿，但是没有能够通过它追查出作者来。 　　“在审讯中，不出所料（这里和以后的着重点都是我加的—一作者注），宪兵们从瓦涅耶夫（大学生）处了解到的东西并不多。他总共只不过告知他们，在他那里发现的手稿是搜查前几天由一个他不愿说出姓名的人放在一个包着其他东西的大包里拿来交他保存的。侦查官毫无办法（怎么？那淹到踝骨的冰水呢？盐水呢？留明的棍子呢？……），只能把手稿送去鉴定。”结果竟是一无所获——一看来佩列斯韦托夫本人是熬过了若干年监牢生活的，他本可以很容易地列举出来，如果有一个《我们的部长们在想些什么？》文稿的保存者坐在侦查员面前，侦查员还能有些什么办法！ 　　C·11·梅利古诺夫回忆：“那是沙皇的监狱，幸福的回忆中的监狱，现在政治犯们几乎怀着欢乐的感情去回忆它。” 　　这里有一个观念的差距，这里完全是另一种尺度。正如果戈理时代以前的盐粮贩子不能领会喷气式飞机的速度一样，不经过古拉格接收站绞肉机的人，是不能完全认识到侦查机关的一大神通的。 　　在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的《消息报》上我们可以读到：尤莉娅·鲁米扬采娃被抓进纳粹集中营的内部监狱，为了查明从这个集中营逃跑的她丈夫的下落。她知道，但是——拒绝回答！对于不知底细的读者来说，这是英勇精神的范例。对于具有古拉格痛苦经验的读者来说，这是侦查员颟顸迟钝的范例：尤莉娅没有在刑讯下死亡，没有被逼得发疯，而是在一个月后活得好好地干脆被放了出来！ 　　这类应当使自己心如木石的想法，当时对我还是完全陌生的。我非但没有割断温情脉脉的尘缘的准备，连那几百支法贝尔牌的战利品铅笔在逮捕时被没收，还长久地使我耿耿于怀。后来从漫长的监狱岁月中回顾对自己的侦查阶段，我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自豪。我，当然，本可表现得更坚强些。在最初几个星期，我一直神智昏沉，精神颓丧。这些回忆所以没有使我感到内疚，只是因为，谢天谢地，我避免了株连任何人。可是已经差一点落到这个地步了。 　　我们（与我的同案人尼古拉B）的陷入囹圄带有孩子气的性质，虽然我们已经是前线的军官了。战时我与他在两个战区作战，互相之间通信，明知部队有检查信件的制度，却忍不住在信里几乎公开地表示对最最英明的人的政治不满和责骂，该写父亲的地方，我们使用了一眼能看穿的“贼头”这个代号（后来我在监狱中讲述我的案情时我们的幼稚只是引起了讪笑和惊奇。人们对我说，这样的傻瓜是再也找不到了。我也相信这一点）。突然，我阅读关于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一案的研究著作时发现，他们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因不慎的通信而落网的，并且只是这个情况才于一八八七年三月救了亚历山大三世的命。 　　暗杀小组成员安德烈尤什金寄给哈尔科夫的朋友一封坦率的信：“我坚信（我们这里）一定会发生一次最无情的恐怖行动，而且不是在遥远的未来……红色恐怖是我的拿手好戏……我为我的收信人担心（他已经写过好多封同样的信——作者注）……如果他遭到那个那我也会遭到那个，而这是不希望发生的，因为将牵连许多很能干的人。”根据这封信进行了五个星期的从容不迫的搜查——经过哈尔科夫，目的是打探出彼得堡的发信人。直到二月二十八日才查明了安德烈尤什金的姓名——于是三月一日，在预定的暗杀前，已经带着炸弹到达涅瓦大街的掷弹者被抓了起来！ 　　我的侦查员H·H·叶泽波夫的办公室高大、宽敞、明亮，窗户很大（“俄罗斯”保险公司大厦不是为刑讯而建造的）——于是，利用它的五米高度，挂起了威力无穷的主宰的四米高的全身立像，对这个主宰，我，一粒小砂子，献出了自己的仇恨。侦查员有时站到他面前，演戏似地发誓赌咒说：“为他我们情愿献出生命！我们为他决心躺到坦克下去！”在这幅祭坛似的庄严法像面前，我的那些什么净化的列宁主义之类的咕咕哝哝显得实在可怜，而我这个渎神者所应得到的也只能是死亡。 　　单单我们通信的内容就已构成给我们两人判刑的充足材料；从它们开始放到军邮检查机关行动人员桌上起，我和维特凯维奇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他们只是让我们给他们扩大战果，多给他们带来些好处。但更无情的是：已经一年了，我们在行军挎包里每人不离身地各带着一份我们在一次前线会面中拟定的《第一号决议》，以便它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存，只要一个人能活下来。这个《决议》是对我国整个欺骗和压迫制度的有力而扼要的批判，接着，像政治纲领中应有的那样，大致叙述了改造国家生活的方案，并用这样一句话作结束：“没有组织，完成所有这些任务是不可能的。”甚至用不着侦查员的牵强附会，这已是一份成立新党的文件。和它密切相关的还有我们通信中的话——胜利后我们将如何进行“战后的战争”。因此我的侦查员不需要为我发明什么花样，他只是尽力地给我还曾写过信的或曾给我写过信的所有人套上绳索，以及查出我们这个青年集团后头有没有年长的指使者。我在书信中，对我的同龄男女大胆地、几乎是鲁莽地表达了大逆不道的思想——而朋友们不知为什么仍继续同我通信！甚至在他们的回信中也可以遇到一些可疑的用语。现在叶泽波夫也像波尔菲利·彼得罗维奇那样，要求我对所有这些作出有头有尾的解释：如果我们在受检查的信中都能写出这类话，那么我们私下谈话时更能说些什么呢？我总不能向他保证激烈言论完全是信里说的吧……我得用昏昏沉沉的脑子现编一些我和朋友们见面的情形（见面是信里提到的），要编得很像真的，要和信的色调一致，要沾一点政治的边——但毕竟够不上刑法典。还要把这些解释一口气讲出来，使我的老练的侦查员相信我的单纯、技穷和彻底坦白。要使—一这是最主要的———我那懒惰的侦查员不想去清理我装在自己这个该死的箱子里带来的该死的货物——许多本用黯淡的硬铅笔写成的“战时日记”，笔迹细得像针一样的、有的地方已经蹭掉了的日记。这些日记是我想成为一个作家的奢望。我不相信我们的奇妙记忆力，因此在整个战争年代我努力记下所看到的一切（这还不算是大问题）和从人家那里听到的一切、我不谨慎地记下了我的战友们所讲的全部内容——关于农业集体化，关于乌克兰的饥荒，关于三七年，由于仔细的习惯并且因为从来没有挨过人民内务委员部的咬，所以明明白白地写上了是谁对我讲的。从刚一被捕起，当行动人员把这些日记扔进我的提箱，用火漆封上，让我把这只箱子拎到莫斯科———把烧红的钳子就夹着我的心。你看，所有这些在火线上，在死亡面前曾是那么自然的故事，现在到达了四米高的办公室里的斯大林的脚下——并且对于我那些纯洁的、英勇的、有反叛精神的战友们散发着潮湿监狱气息。 　　在侦查期间最使我感到压力的是这些日记。为了使侦查员千万不要在它上面多下功夫，不从那里把前线上自由的人们的筋脉抽出来——根据需要，我表示了若干次悔过，根据需要，我对自己在政治上迷失方向表示了若干次觉悟。我被这种走刀尖的把戏弄得疲惫不堪——直到看见谁也没有被押来同我对质，直到露出终结侦查的明显迹象，直到在第四个月上把我的“战时日记”全部扔进卢宾卡炉子的血盆大口，直到又一本在罗斯遭到毁灭的长篇小说的红色残渣在那里迸散，化成黑蝴蝶似的烟炱从最上面的烟囱里飞腾出来。 　　我们放风就在这个烟囱底下——在一个混凝土匣子里，那是大卢宾卡的屋顶，和六层楼平行。耸立在六层以上的围墙，还了三个人身的高度。我们耳朵听到了莫斯科——汽车鸣笛声。而宽到的——只是这个烟囱、七层楼了望台上的哨兵，以及这一小块正好罩在卢宾卡上的天空。 　　啊，这种烟炱呀！在战后的第一个五月里，它不断地落呀，落呀。它在我们每次放风时都是落得那么多以至我们心里想，莫非卢宾卡在烧自己三十年来的档案。我的毁灭了的日记只是瞬息即逝的一缕细烟。于是我便回忆起三月里一个寒冷的阳光明媚的早晨，我坐在侦查员的办公室里，他提出一些通常的粗暴问题，记录着，歪曲着我的话。宽敞的窗户上结成的冰花正在融化，太阳照在上面闪闪发光。我有时真想从窗户里跳出去——纵然一死也好一现于莫斯科，从五层楼跳到人行道上碰个粉身碎骨，像在我童年时代我们一个顿河罗斯托夫的无名先驱者从窗户里（从“三十三号”）跳出来一样。在窗户冰冻融化了的地方可以看得见莫斯科的一个一个屋顶，屋顶上飘着一缕缕欢乐的轻烟。但我并不是往那里瞧，我瞧的是手稿，它像丘冈似地堆满了半空旷的三十平米的办公室的整个中部，刚刚堆在那里，还没有整理。在练习本里，在厚纸夹里，在自己装订的硬书皮里，一叠叠钉起来的和没有针起来的，或者只是一张张的纸，——手稿躺在那里，形成一个埋葬着人类精神的墓家，这个墓家的圆锥形的顶尖超出侦查员的写字桌，几乎使我看不到侦查员。于是我便对那个我不知道的人的劳动油然产生了一种兄弟般的怜悯之心，这个人昨夜被捕，而搜查的成果到凌晨已被扔在刑讯室的镶木地板上，四米高的斯大林的脚下。我坐着，一面猜想，是谁的不平常的生命在这一夜被带来遭受折磨和摧残，然后付之一炬？ 　　啊，有多少构思和著作葬送在这幢建筑物里！——整代毁灭了的文化。啊，从一宾卡烟囱里冒出来的烟炱呀，烟炱！！最令人感到委屈的是，后代子孙将认为我们这一代是愚蠢的、庸碌无能的、沉默寡言的，而事实上却并不完全如此！…… 　　要划一条直线，总共只须标出两个点就行了。 　　爱伦堡回忆，一九二0年契卡在他面前提出了一个问题：“请您证明，您不是弗兰格尔的奸细。” 　　一九五0年，国家安全部的一个著名的上校福马·福米奇·热列佐夫对犯人们这样说：“我们并不打算花费力气去向他（被捕者）证明他有罪。让他向我们证明他没有敌对的意图吧。” 　　在这条吃人的简单的直线之间，包容着千百万人的数不清的回忆。 　　多么加速和简化了的侦查呀！真是以往的人类闻所未闻的。机关根本不必花费力气去找寻证据！一只被逮住的家兔，吓得脸色苍白，浑身发抖，没有权利给任何人写信、给任何人打电话，从外面带进任何东西，被剥夺了睡眼、食物，没有纸张、铅笔，甚至没有钮扣，被放在办公室角落里的一张光板凳上，应当自己去找寻并向无所事事的侦查员摆出证据，证明他没有敌对的意图！如果他找不到这些证据（他从哪里能找到呢？），从而也就给了侦查机关说明他有罪的大概的证据！ 　　我知道一件事，有一个当过德国人俘虏的老人坐在这条光板凳上，摊开光秃的手指，终于做到了向恶魔般的侦查员证明他没有背叛祖国甚至没有这样的意图！真是一件丢脸的事！那怎么样呢，把他放了？哪有的事！——他是在布蒂尔卡而不是在特维尔林荫路上对我讲这件事的。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主要的侦查员外，又增加了第二名，他们两人同老人一起度过了一个安静的回忆往事的夜晚，然后两人一起在证人陈述上签了名，证明在这个晚上，饥饿的昏昏欲睡的老人在他们中间进行了反苏宣传！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把老人转给第三个侦查员。这一位给他撤销了理由不足的背叛祖国的罪名，但一丝不苟地给他办好了同样的十年刑期的手续，因为他在侦查时进行反苏宣传。 　　侦查既然不再是查明真相，因而对侦查员们自己来说，当他们办棘手的案子的时候，是履行刽子手义务，而在办容易的案子时，则不过是消磨时间，以便取得工资。 　　而好办的案子始终是有的——甚至在臭名昭著的一九三七年。例如，博罗德科被控告的罪名是，他在十六年前曾经常到波兰去探望父母，并且那时没有领取出国护照（爸爸和妈妈住在离他十俄里的地方，但外交家们签字把这部分白俄罗斯地方给了波兰，而在一九二一年人们还不习惯，还照老样子往来）。侦查只用了半个小时。去过吗？——去过。——怎样去的？——骑马去。——得到了十年， 　　KP11！（反革命活动。） 　　但这样的速度有点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味道，而这个运动在蓝箍帽中间是没有追随者的。按照诉讼法典，任何案件的侦查期限为两个月，在发生困难的情况下，允许请求检察长延长几次期限，每次一月（检察长当然不会驳回）。因此，白费精力，不利用这种拖延，用工厂里的说法就是自己给自己哄抬定额，那是愚蠢的。侦查员们认为最有利的做法是，在每次侦查的最初突击周内，可以使使嗓子和拳头，消耗消耗意志和性格（按照维辛斯基的说法），然后就把案件拖延起来，好多积累一些省心的老案子，少一些新案子。在两个月内终结一项政治案件的侦查被认为简直是不成体统的。 　　国家的制度由于缺乏对干部的信任和灵活性而使本身受到惩罚。对于那些精选出来的干部也不信任：大概也要求这些人登记上下班时间，而对于传来讯问的犯人那更是必须进行登记，以便检查。为了保证得到附加工资，侦查员有什么办法呢？把自己的某个受侦查人传来，让他坐在角落里，提上个把吓唬吓唬人的问题———自己就忘记了他，只顾长时间看报，做政治学习笔记，写私人信件，互相往来串门（让传带员坐在那里替自己装样子）。侦查员坐在沙发上同前来的朋友安安静静地聊天，有时忽然想起来，便严厉地望着受侦查人说： 　　“瞧这坏蛋！瞧他这个少见的坏蛋！好吧，没有关系，对他不吝惜这九克！” 　　我的侦查员还不断打电话。例如，他打电话到家里，一面用眼睛瞄着我一面跟妻子说，今天晚上要通宵审讯，天亮前不用等他回来（我丧气了：这么说，我要通宵受审讯了！）。但马上他又拨了自己情妇的电话号码，低声细语地约定现在就到她那里去过夜（好了，可以睡点觉了！—一我的心轻松了）。 　　这样，无缺陷的制度只能由执行者的缺陷来加以缓和。 　　有些求知心比较强的侦查员喜欢利用这种“空白”的审讯来扩大自己的生活经验：他们问受侦查人关于前线的情况（关于那些他们老是没有时间躺到下面去的德国坦克）；关于犯人去过的那些欧洲和海外国家的风俗习惯；关于当地的商店和商品；特别是关于外国冶游场所的规矩和各种有关女人的事情。 　　依照诉讼法典，检察长应当密切注视每一个侦查案件的正确进行。但在我们的时代，谁也没有在表示侦查即将终结的所谓“检察长讯问”以前看到过他。我也被带去受过这种讯问。 　　科托夫中校——一个平静的、保养得很好的、无个性的淡黄头发的男子，既不凶恶也不善良，一般说什么也不是，坐在桌旁，打着呵欠，第一次浏览我的案卷。他当着我的面还用了十五分钟光景的时间默默地去熟悉案情（因为这种讯问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也是要登记时间的，所以没有必要在登记的时间之外去查阅案卷，何况那样还要把案情细节在脑子里记住几个小时）。然后他抬头用冷淡的眼光瞧着墙，懒洋洋地问我对自己的供述有什么补充。 　　他本来应当问：我对侦查的办理过程有什么意见？有否侵害我的意志和违反法制的情形？但检察长们早就不兴这样问了。要是问了呢？要知道整个这个部的上干间房间的大楼，以及分布在苏联各地的五千所它的侦查大楼、车厢、洞穴和地屋，正是靠违反法制而存在的，因此不是我与他能把这种局面扭过来的。何况所有多少高级些的检察长都是取得本应由他们加以监督的国家安全邪门的同意才占有自己的职位的。 　　他的设精打采，他的息事宁人的神气，以及被这些无休无止的愚蠢案件造成的疲劳样子，不知怎地也传染给了我。因而我没有向他提出关于事实真相的问题。我只是请求改正一个过于明显的不合理的地方；本案控告的是我们两个人，但对我们的侦查却是分开的（我在莫斯科，我的朋友在前线），因此，承担诉讼的是我一人，而提出的控告则是依据第五十八条11，就是说，作为集团、组织。我审慎地请求撤销第11分条的这个附加罪名。 　　他又花了五分钟时间翻了翻我的案卷，喘了口气，摊开双手说： 　　“有什么办法呢？一个人——是一人，两个人——就是人们。” 　　他按了一下铃，让把我带走。 　　不久，在五月末的一个夜晚，我的侦查员又把我传唤到那间壁炉大理石台上放着带有雕像的青铜座钟的检察长办公室里去履行“第二百零六条”，依刑诉法典条文规定，办理让受侦查人阅看案卷并作最后签名的手续。侦查员毫不怀疑会从我这里取得签名，便坐在那里急急忙忙地写起诉书了。 　　我打开厚夹子的封面，在封面内侧贴着一张铅印的条文，我在其中读到了令人震惊的东西：我原来在侦查的进行过程中就有权对侦查的办理不当提出申诉——而侦查员则必须把我的这些申诉依时间次序入卷！在侦查的进行过程中！而不是在侦查终结后…… 　　唉呀！这个权利，后来跟我一起坐牢的几千个囚犯中没有一个人知道。 　　我继续往下翻阅。我看到了自己的书信的照相复制件和不知名的注释家（如利宾大尉之流）对其中含意的完全歪曲的解释。还看到了大尉把我那小心的供词变成的夸张的谎话。最后还看到了那个不合理的地方，即我，一个单干的，却作为“集团”受控告！ 　　我不很果断地说：“我不同意，您的侦查搞得不合规矩。” 　　“那好吧，一切从头来吧！”他不祥地咬紧了嘴唇，“我们把你弄到关伪警的地方去。” 　　甚至好像已经伸出手来要夺走我的“案”卷（我马上用一根手指头把它按住）。 　　落日在卢宾卡五楼窗外的什么地方放射着余辉。外头是五月。办公室的窗户，像这个部所有的外窗一样，关得死死的，连冬天的糊窗纸也没有撕掉——不许外面的热气和花香冲进这些暗室。最后一道光线已从壁炉上的青铜座钟上消失，轻轻响过一遍钟声。 　　从头来？……看来死也比一切从头来轻松些。可是今后好歹还能希望得到某种生活（要是我当时知道竟是怎样的生活！……）。再说那个关伪警的地方是去不得的。而且，根本就不应该惹他生气，因为这关系到他将用什么调子来写起诉书…… 　　于是，我就签了名。连带十一分条一起签了名。当时我不知道它的份量，只是告诉我，它并不增添刑期。由于这十一分条我陷进了苦役营。由于这十一分条，我在“获释”后，没有任何判决，被发配去永久流放。 　　但也许这样更好。没有这种种，我就不会写这本书了…… 　　我的侦查员，除了用不让睡觉、撒谎和恫吓等等完全合法的方法外，没有对我采用任何手段。因此，他不需要象一些恶作剧的侦查员那样，为了保险起见，在办理第二百0六条规定的手续时塞给我一份关于不泄露的甘结：我，某某人，保证永远不向任何人讲述对我侦查的方法，否则甘愿受刑罚的制裁（不知根据何条）。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某些省局里，这项措施是配套地进行的：打印好的关于不泄露的甘结连同特别法庭的判决书一起塞给囚犯（以后从劳动营释放时——还有一份不向任何人讲述劳改营制度的甘结）。 　　又怎样呢？我们的逆来顺受的习惯，我们的被压弯（或折断）了的脊背，使我们对这种土匪式的消灭罪迹的方法既不可能拒绝，也不可能表示愤慨。 　　我们丧失了自由的标尺。我们无法衡量，哪里是它的起点，哪里是它的终点。我们是亚细亚人，谁只要不手懒，谁就可以从我们这里取得，取得，取得这些无穷无尽的关于不泄露的甘结。 　　我们已经搞不清楚：我们是否有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权利。

大银猫 · 发表于 24.1.2005 23:56:55

第四章　蓝滚边 -------------------------------------------------------------------------------- 　　我们被拽着从大夜店的小齿轮间通过，心灵被磨成齑粉，皮肉一条条地耷拉着，像流浪汉的褴褛衣衫——在那里，太多的苦难，太深的痛楚，使我们不能用透彻和预见的目光瞧一瞧那些摧残我们的面色铁青的夜间刽子手。涨满胸中的苦水淹没了我们的眼睛——不然的话，我们能写出我们的磨难者的怎样的一部历史啊！—一而他们自己是不会写出自己的真相的。但是，唉：任何一个过去的囚犯都能详详细细地回忆起自己所受到的侦查，记得受过怎样的压榨，被压出些什么脏水。但是关于侦查员本人，他往往连姓名也不记得，更不用说考虑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了。我也是这样。虽然我跟那个国家安全机关的叶泽波夫面对面在他的办公室里坐过不短时间，可是要说能想起来的事，关于任何一个同室难友的也要比关于这个人的更有意思，更有内容。 　　我们留下的一个共同的、实在的回忆就是：一群腐败的东西——一整个空间都烂透了。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十年，并不是发泄怒气和怨恨，但我们已经平静下来的心里仍保留着这个深信不疑的印象：他们是一些下赚的、幸灾乐祸的、居心不良的并且可能还是一些不清不白的人。 　　根据记载，亚历山大二世，就是那个被革命者视为眼中钉、曾七次企图暗杀的皇帝，有一回亲临施巴列尔大街上的羁押所（“大楼”的叔叔），并在二百二十七号单人监室命令把他关起来，在那里蹲了一小时以上——想体验一下被他关在那儿的那些人的心情。 　　不能否认，对于一个君主来说，这里有道德上的动机，是他从精神的角度观看一下事物的需要和尝试。 　　但是不可能想象我们的侦查员，包括阿巴库莫夫和贝利亚在内，其中有任何人能够即使用一小时去体验一下囚犯的处境，在单人监室里蹲蹲并寻思寻思。 　　他们在职务上不需要成为有教养的、有广博的文化和眼光的人——所以他们就不是这样的人。他们在职务上不需要合乎逻辑地思考——所以他们就不是这样的人。他们在职务上只需要确切地执行指示和对痛苦的冷酷无情——所以他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这些从他们手里经过的人，至今仍窒息地感觉到他们彻底丧失了一般人类观念的躯体。 　　别人不说，侦查员心里清清楚楚，案情是捏造的！他们除了在会上以外，在私下或扪心自问总不能认真地说他们是在揭露罪犯吧？但他们不是仍然一页一页地书写坑害我们一生的笔录吗？这正是那种盗贼的原则：“今天该你死，明天才是我！” 　　他们明白，案件是无中生有的，但仍然年复一年地去干这种事。这是怎么回事？……也许是强迫自己不去思考（这就已经意味着人性的毁灭），简单地认定需要这样做！给他们下指令的人是不可能有错的。 　　但是，记得纳粹分子不也是曾经搬出过这个理由吗？ 　　谁也免不了要对盖世太保和国家安全部做一番比较：年代和方法都太符合了。由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季夫尼奇那样既经历过盖世太保又经历过国家安全部的人来进行比较更为自然。季夫尼奇是一个流亡国外的俄国人。盖世太保向他提出的罪状是在德国的俄国工人中进行共产主义活动，国家安全部提出的是——同世界资产阶级有联系。秀夫尼奇作的结论是不利于国家安全部的：两处都折磨他，但盖世太保毕竟还是在查明真相，当罪名不成立时，就把秀夫尼奇放了。而国家安全部则不查明真相，并且不想对任何已经抓起来的人放开魔爪。 　　或许这就是“先进的学说”，花岗岩的思想体系。在凶险的奥罗多干（一九三八年的科雷马惩戒派出点），一个侦查员因未费吹灰之力就使克里沃罗格联合工厂经理M·卢里耶签名同意给自己再判一次劳改刑，他的态度缓和下来，在余下的时间里对卢里耶说：“你以为我们采用影响手段（这是对拷打的温和说法。）有什么乐趣吗？但是我们应当做党要求我们做的事。你是个老党员——你说，如果你处在我们的地位会怎样做？”看来卢里耶几乎同意了他的说法（也许，他这样轻易地签了名，正因为他自己也是这样想的？），因为很有说服力，很正确。 　　但经常是恬不知耻。蓝滚边们懂得绞肉机的运转过程，并且喜欢它。侦查员米罗年科在治达劳改营（一九四四年）对命运注定了的巴比奇说：“侦查机关和法院只是办办法律手续，它们已经不能改变事先安排好了的你的命运。如果需要把你枪毙，即使你绝对无罪——反正也会枪毙你。如果需要把你开脱（这显然是对自己人而言——作者注），那随便你怎样有罪——你也会被洗刷干净，而宣布无罪。”他甚至以这种说法的合情入理而自豪。西哈萨克省国家安全局第一侦查处处长库什纳廖夫对阿道夫·茨维尔科直截挑明了：“如果你是列宁格勒人（意思是党内的老资格），那是不会放你出去的！” 　　“只要有人，我们就能造出案子来。”——他们当中许多人这么说着玩，这是他们的谚语。我们说是折磨人，他们说是工作好。侦查员尼古拉·格拉比辛科（伏尔加运河）的妻子感动地对邻居说：“我们科利亚”可能干了。有一个人好久不肯招认——把他交给了科利亚。科利亚同他谈了一夜——那个人就招认了。” 　　为什么他们大家不是一心查明真相，而是热衷地一味追求被处理者和被判刑者的数字呢？因为这样做对他们最方便，不致跟不上总的潮流。因为这些数字就是他们的安宁生活、就是他们的附加工资、奖励、升官，就是机关本身的扩大和福利。在数字完成良好的情况下，可以偷偷懒，敷衍一下工作，也可以夜里出去玩玩（他们正是这样做的）。数字低，那就会遭到撤职、降级，失掉这个饭碗，——因为斯大林不会相信，在某个区里、城市里或部队里突然间没有他的敌人了。 　　因此，对于那些不肯被纳入数字的，“熬鹰”、禁闭、饥饿都治服不了的顽固不化的囚犯，他们不是产生恻隐之心，而是抑制不住受触犯和被激怒的感情：犯人拒不认罪，就是损害了侦查员的个人地位！他们就像是想使他本人摔筋斗！——既然如此，那就任何办法都是好的了！斗就像斗的样子！软管插进你的喉咙，请喝盐水吧！ 　　“蓝色商店”的从业员们按其工作的种类和所作出的生活选择来说，是丧失了人类存在的高级领域的，他们全副身心贪婪地生活在低级领域里。在那里掌握和指使着他们的，是低级领域最强烈的本能（除饥饿和性的本能外）：追求权力的本能和追逐暴利的本能（特别是权力。在我们生活的几十年间，它要比金钱更重要）。 　　权力是一副毒剂，这是几千年来就知道的事。要是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得到过支配别人的物质权力该多好呀！对于相信在我们众生之上还有着某种最高的东西，因而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的人，权力还不是致命的。但对于没有高级领域的人，权力就是尸毒。他们一旦传染上便不可救药了。 　　记得托尔斯泰关于权力是怎样写的吗？伊万·伊里奇占有这样的职位，这使他能够毁灭任何一个他想毁灭的人。所有的人，毫无例外都掌握在他的手中。任何最重要的人都可以作为被告给带到他那里去。（这不正是说我们那些蓝箍帽！这都不需要作什么补充！）他觉得对这种权力的意识（“以及使它变得温和一些的可能性”——托尔斯泰附带说明，但这对我们那些小伙子无论如何是没有关系的）是担任公职的主要乐趣和令人神往之处。 　　何止令人神往！——简直令人陶醉！须知这足以使人昏昏然——你还年轻，说句随便的话，你还是个拖鼻涕的小家伙，没有多少日子前父母还为你伤脑筋，不知往哪里安置你，你又蠢又不爱念书，可是你在那个学校里混了三年以后——立见出息了！你在生活中的地位起了多大变化呀！你的动作变了！你的眼神、脑袋转动的姿势也变了！学院的学术委员会在开会——你走进去，大家都注意，大家甚至都哆嗦了一下；你不在主席的座位上就位，让院长坐在那里去张罗吧，你在旁边坐下，但大家都明白，这里的主要人物是你——特别部门。你可以在那里坐上五分钟就走，这是你比教授们优越的地方，可能是有更重要的事情把你叫去——但后来你对他们的决定可以动动眉毛（或者最好是动动嘴唇）向院长说：“不行。有一些意见……”到此为止！别无二话！——一或者你是个特科人员，反间谍人员，不过是个中尉，但是身材高大的老上校，部队的指挥员，见到你进来就站起来，竭力奉承你，讨好你，如果不邀请你，他同参谋长就不敢喝酒。你只有两颗小星，这没有关系，这甚至好玩：须知你的星星具有完全另外的分量，是用不同于普通军官的完全另一种标度来衡量的（有时，在执行特别任务中，允许你戴上例如少校之类的肩章，这好似假名，好似暗号）。对这个部队或这个工厂、或这个区的所有的人，你所拥有的权力，比之指挥员、厂长、区委书记，要深远得多。这些人所支配的是人们的职务、工资、名誉，而你所支配的是人们的自由。谁也不敢在会议上说到你，谁也不敢在报纸上提到你——不仅不敢说坏话！就是好话也不敢说！！你像隐秘的神灵一样，甚至提都不敢提。你存在着，大家都感觉到你！但你好像又不存在似的！因此，自从你戴上这顶天神的蓝箍帽时起，你就比公开的权力高出一头。你所做的事，谁也不敢去检查，但是每个人都受你的检查。因此，在普通的所谓公民（而对你来说，不过是一段段木头）面前，你最适宜于装出一副神秘莫测的深思远虑的表情。须知只有你一个人知道特别意见，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人。因此你永远是对的。 　　只是有一点你永远也不要忘记：如果你不是侥幸成为机关—一这个像人身体里的绦虫～样寄生在国家内部的柔软的完整的生物—一的一个小环节的话，那你也会是同样的一段木头。现在一切是属于你的，一切是为了你的！—一但是你必须忠于机关！你永远会受到袒护！随时都会有人帮助你吃掉你的仇人！扫清你路上的任何障碍！但是要忠于机关！执行它命令做的一切。你的位置也会替你考虑好：今天你是特科干部，明天会坐上侦查员的交椅，以后也许会以方志学家的身份出发去谢利格尔湖（一九三一年，伊利英。）可能是顺便为了让你松弛一下神经。然后可能从你名声太大的城市调到国家的另一端去当教会事务特派员。（凶残的雅罗斯拉夫尔的侦查员沃尔科比亚洛夫后为摩尔达维亚的教会事务特派员。）或者成为作家协会的责任书记（另一个伊利英，维克多、尼古拉耶维奇，是前国家安全部门的中将。）。什么也不要感到惊奇：人们的真正用途和给人们的真正等级，只有机关知道，对于其余的人说来，这些只不过是让他们玩玩而已：什么功勋艺术家或者是社会主义农业劳动英雄——只要吹口气，就没有他了。（谢罗夫将军在柏林间全世界知名的生物学家季莫非耶夫一列索夫斯基：“你是什么人？”手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没有张惶失措，带着那种遗传的哥萨克的大胆精神反问：“你是什么人？”谢罗夫立即更正说：“您是学者吗？”） 　　侦查员的工作当然需要付出劳力：白天要去上班，夜里也要去上班，几小时几小时地坐在那里，——但是不要为“证据”去绞脑汁（此事让受侦查人去伤脑筋吧），不要去思考什么有罪无罪——照机关所需要的去做，这就万事大吉了。至于怎样进行侦查，那就已经由你去斟酌了，搞得愉快些，不太累人，最好能捞到点什么好处，不然的话即便能寻寻开心也好。坐着，坐着，突然间想出了一种影响手段——可找到啦！——马上给朋友打电话，到各办公室去串串门讲讲——多好玩呀！来试试，伙计们，拿谁试呢？老一套可太乏味了，老是这些颤抖的手、央求的眼睛、胆怯的顺从，真没意思——找个把敢抵抗一下的！“我喜欢强的对手！高兴去折断他们的脊梁！”（列宁格勒的侦查员希托夫对格夫说。） 　　要是碰到一个这样强的对手，他怎么也不屈服，你的一切办法都没有结果，那时该怎样呢？你气疯了吗？用不着克制狂怒！这是一种极大的乐趣，这是翱翔！——尽情发泄你的狂怒吧，不给它任何阻挡！让肩膀发痒吧！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中就会往可恶的受侦查人张开的嘴里吐痰！把他的脸往满满的痰盂里按！（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书中所述瓦西里耶夫遭遇的事。）正是在这种状态中也就会揪住神甫的发辫拖来拖去，往跪在地上的人脸上撒尿！在发泄了狂怒以后，你就会感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或者审讯一下“勾搭外国人的女郎”艾斯菲尔·P．一九四七。那你就跟她来两句荤的，就问问她：“怎么，美国人的那玩艺儿是有棱角的吗？光俄国人不够你用的？”你忽然冒出了一个念头：她认这些外国人那里一定长了点什么见识。不能错过机会，这可跟到国外出一次差差不多！于是你就追根问底地仔细盘问起来：怎么搞法？都有些什么姿势？……还有些什么姿势？……详细说！每个细节都要说！（自己用得着，还要告诉哥儿们！）那丫头满脸通红，流了一脸泪水，说这跟案子没关系——“不，有关系！说！”这就显出你的权力是怎么回事了！她全都会一五一十地详细对你说。要她画出来也行，要她用身子表演表演也行，她没路可走，她的禁闭室，她的刑期，全攥在你手里。 　　．你（侦查员波希尔科，克麦罗沃国家安全局）要一个女速记员来记录审讯——给派来了一个模样好看的，你在受侦查的男孩子（中学生米沙·B）目睹下把手伸到她怀里去——他好像不是个人，不必顾忌他。 　　是呀，一般说来，你有什么可以顾忌的？如果你喜欢玩女人（谁不想玩呢？）——木利用自己的地位那就是个傻瓜。有一些因看上你的势力自己送上门来的，另一些因害怕而任你摆布。在什么地方遇见了一个姑娘，看中了——就是你的了，哪里也跑不了。任何一个有夫之妇被看上了——就是你的！因为要把丈夫摘掉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我早就有了一个短篇小说《弄坏了的妻子》的题材。但看来是不打算去写了。它的梗概如下。在远东的一支空军部队里，在朝鲜战争前，有某个中校出差回来，得知他的妻子住了院。碰巧医生并没有对他隐瞒：她的性器官由于遭到病态的对待而受了损伤。中校急急忙忙奔到妻子那里，经过一番努力使她承认了，这是他们部队的特科人员上尉干的事（然而，看来也不是没有她这方面的垂青）。盛怒之下，中校跑到保卫人员的办公室里，抽出手枪，威胁要杀死他。但很快上尉就使他弯下腰来，垂头丧气、可怜巴巴地走了出去：上尉威胁要把他关到最可怕的劳改营里去烂掉，那时他就会央告给他一个不受折磨的好死。上尉命令他把妻子原样接受下来（某种东西无可挽回地被破坏了），同她一起生活，绝对不许离婚，绝对不许控告——这就是他不被关进去的代价！中校都—。一照办了。（这是那个特科人员的司机对我讲的人 　　这类事件应当是不少的。这是一个最能诱引人去使用权力的领域。有一个国家安全人员曾强迫（一九四四年）一位陆军将军的女儿嫁给他，威胁说如果不同意就要把她父亲关起来。姑娘有未婚夫，但为了拯救父亲，她嫁给了国家安全人员。在短短的婚后生活中，她写了日记，把它交给了心爱的人，然后就自杀了。 　　不，这应当亲身去体会—一什么是蓝箍帽！任何东西，你看到了——就是你的！任何住宅，你暗中看好了——就是你的！任何女人——是你的！任何仇人——滚开！脚下的土地——是你的！头上的天空——一是你的！它也是蓝色的呀！！ 　　至于发财的欲望—一那是他们的普遍欲望。怎能木利用这样的权力和这样的不受监督的地位去发财致富呢？除非是个圣人！…… 　　如果我们能够探悉每次逮捕的暗中动力，我们就会惊奇地看到，尽管抓捕具有一般的规律性，但其个别抉择，把谁关起来，个人的选定，在四分之三的场合是出于人的贪利心和报复心，而有半数的这种场合则出于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机关（当然还有检察机关，我们将不把它们分开）的私利打算。 　　例如，B·T·弗拉索夫十九年的群岛旅行是怎样开始的呢？起因是，他是区消费合作社主任，有一次专门给党的积极分子（不是给老百姓，这并没有使任何人感到难为精）售卖布正（这种东西现在谁也不会要），检察长的妻子却没能买到：因为她不在场，检察长自己则不好意思走到售货台旁边去，而弗拉索夫也没有想起该说一声——“我给您留下。”（而且他的性格也永远不会让他这样说。）还有一次，检察长鲁索夫把一个朋友带到党员内部食堂（三十年代有这样的食堂）去吃饭，那人没有供应关系（就是说级别低了些），食堂管理员就没有允许给那个朋友供饭。检察长要求弗拉索夫惩罚管理员，而弗拉索夫却没有惩罚。还有他曾同样令人难堪地侮辱过区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于是就给他戴上了右倾反对派的帽子！…… 　　蓝滚边们的打算和行动有时小气到令人惊奇的程度。行动特派员先琴科取走了被捕的带兵军官的图囊和军用包，并当着他的面使用起来。借助于笔录上的花招取去了另一个被捕者的外国手套（在我军进攻时期特别勾起他们不快的，是他们的战利品不是第一手的）——逮捕我的第48集团军的反间谍人员，对我的烟盒起了觊觎之心——其实这甚至并不是什么烟盒，而是德国人办公用的某种小盒子，但具有诱人的鲜红颜色。为了这个不值一钱的东西，他采取了一整套公务上的迂回战术：先是不把它写入笔录（“这个你可以留在自己身上。”），然后，明知口袋里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还是叫人把我重新搜查一遍。“啊，这是什么？取走！”——为了使我不能抗议：“把他关到禁闭室去！”（哪个沙皇的宪兵敢于这样对待祖国的保卫者？）——每一个侦查员都拨给一定数量的烟卷，那是为了鼓励招认者和眼线用的。有些侦查员就把烟卷全部吞没了。甚至在侦查的钟点上——在付给他们加倍工资的夜间工作的钟点上，他们也搞鬼：我们曾在夜间的笔录上发觉“从”几点“到”几点的时间被拉长了。——侦查员费多罗夫（列舍塔站，二三五号信箱）在搜查自由人科尔祖兴住所时亲自偷了手表。——侦查员尼古拉·费多罗维奇·克鲁日科夫在列宁格勒围困时期公然对自己的受侦查人k·11·斯特拉霍维奇的妻子伊丽莎白·维克多罗芙娜说；“我需要一条棉被。给我带来！”她回答说：“存放冬季衣物的房间已经被查封了。”那时他就上她家去，不破坏国家安全机关的铅封，把整个门把手卸了下来（侦查员快乐地对她说：“瞧，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就是这样工作的！”），他动手从那里取出她的冬季衣物，顺手还把一件水晶器皿塞进口袋（伊·维自己也尽力拿，自己的东西嘛。他制止说：“你拿的够了！”．而自己却还在拿）。 　　一九五四年，这个精力充沛和意志坚强的女人（她的丈夫对一切，甚至对死刑判决，都原谅了，并劝阻说：别去干这事！）出庭揭发侦查员克鲁日科夫。由于克鲁日科夫干这种事并不是第一次，而且违反了机关的利益，他得到了二十五年。然而在那里能呆久吗？…… 　　这类事件是无穷无尽的，只要有系统地问问过去的被捕者和他们的妻子，就可以出版上干本“白皮书”（从一九一八年起）。也许现在和过去都有一些从来不偷东西的、不侵吞什么的蓝滚边们—一但我断然不能想象出一个这样的蓝滚边！我干脆不明白，既有这样的思想体系，如果他看中了一件东西，有什么能制止住他呢？还在三十年代初，当我们穿着青年突击服，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西方贵族式的沙龙里，如像孔科尔吉娅·约塞的住宅，举办起晚会来了，他们的夫人就已经全身外国服饰打扮——这从哪里弄来的呢？ 　　请看他们的姓名——好像他们是根据姓名被挑去工作的！例如，在克麦罗沃省的国家安全机关里五十年代初期有：检察长特鲁特涅夫（俄语中有“不劳而食者”的意思——此处及以下各姓的俄语含义均为译者注），侦查处长什库尔金少校（”自私自利者”的意思），副处长巴兰京中校（“烂菜汤”的意思），他们有个侦查员叫斯科罗赫瓦托夫（“抓得快”的意思）。这连想都想不出来！一下都凑在一起了！我已不再重复提沃尔科比亚洛夫（“狼瞪眼”的意思）和格拉比辛科（“抢劫”的意思）之类了。这类的姓名又是这样地集中，难道完全没有反映出什么东西来吗？ 　　又要怪囚犯的记忆力；II·科尔涅耶夫忘掉了那个同他一起蹲过弗拉基米尔隔离所的国家安全机关上校的姓名，他是孔科尔吉娅·约塞的朋友（科尔涅耶夫也认识她）。这个上校是追求权力本能和追逐暴利本能的混合化身。一九四五年初，在最宝贵的“战利品”时期，他死气白赖要求到机关中负责监督这种抢劫的单位去工作，这些单位（由阿巴库莫夫亲自带头）不是为国家而是为自己拼命捞取“战利品”（并且很得手）。我们这位英雄搜刮了整整几车厢的东西，造了好几所别墅（一所在克林）。战后，他的气派那么大，当他一抵达新西伯利亚车站时，就命令把餐厅里的全部顾客赶走，并让人把姑娘和女人们赶到一起，强迫她们光着身子在桌子＿L跳舞，以供自己和他那些酒肉朋友寻欢作乐，即使干这种事他本来也会平安无事，但是他却违背了另一条重要的戒律，像克鲁日科夫那样，触犯了自己人。那个是欺骗了机关，而这个则是专拿引诱别人妻子打赌，他引诱的不是随便什么人的，而是契卡行动工作同志的妻子。于是就没有得到原谅！——带着五十八条被关进了政治隔离所。他在牢里，一想到有人竟敢把他关起来，感到十分恼火。他毫不怀疑上头还会改变生意的（也许已经改变了主意）。 　　这种倒霉的命运——自己坐牢，对于蓝滚边们并不是那么稀有的，避免这种命运的真正包票是没有的，但不知何故他们很少吸取过去的教训。想必又是由于缺乏高级理性的缘故，而低级理性则对他们说：情形稀见，碰上的人也很少，我会躲掉的，况且自己人也不会撒手不管。 　　在患难中自己人确实尽力照顾，他们有一条默契：对于自己人至少在待遇上要给予优惠（马尔芬特种监狱里的H·q·沃罗比约夫上校、卢宾卡监狱里的上面已经说到过的B·H·伊利英在八年多的时间内一直享受优待）。他们中因私人过失而个别坐牢的那些人，由于这种行帮内的照顾措施，通常过得并不坏，这使他们认识到平时工作中那种逍遥法外的感觉是有根据的。然而，也知道有几个把劳改营行动特派员扔到一般劳改营服刑的例子，他们甚至碰上了自己过去管辖的犯人，这时他们的处境就不妙了（例如，一向把盗窃犯当依靠对象并且刻骨仇恨五十八条犯人的行动人员蒙申，就被他依靠过的那些盗窃犯赶到了板铺底下）。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探听到这些事例的详情——无法细说。 　　但是，有失掉一切的危险的是那些落入水流中（他们也有自己的水流！……）的国家安全人员。水流——这是一种自然力量，这是一种比机关本身还要强的力量，这里谁也不会来帮你的忙，否则连自己也会被卷进这个深渊去。 　　在最后的时刻，如果你消息灵通，有强烈的契卡人员意识，你还可逃出这个狂澜，证明你与它无关。例如萨延科大尉（不是那个以枪杀、用军刀在身体上钻眼、打断小腿、用重锤压扁脑袋和用火刑闻名的一九一八年哈尔科夫的木匠一契卡人员，——但也许是亲戚？）出于一时软弱爱上了中东铁路人员科汉斯卡哑并同她结了婚。突然，在浪潮刚一兴起时，他就打听到要抓捕中东铁路人员。他在这时是阿尔汉格尔斯克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行动处长。他分秒不失地采取了什么行动呢？——一把心爱的妻子投进监狱！——甚至不是作为中东铁路人员，而是给她炮制了一个案子。于是就不仅保全了自己，而且高升了，成了托姆斯克的内务局长。（又是一个题材，这种题材这里有多少呀！也许什么人能用上。） 　　水流县依照某种神秘的更新机关的法则而产生的—一定期作点小小的牺牲，以使留下来的人们具有洗净了的样子。机关的人员更替应当比一代代人的正常生长和衰老进行得快一些：国家安全人员中一批批的鱼群应当像为给后代让位而死在河底石子上的鲤鱼那样，毫不动摇地献出脑袋来。这一条法则，具有高级理智的人们是看得很清楚的，但蓝边帽们怎么也不想承认和预见这个法则。于是机关的骄子们，机关的要人和部长们本人，每当大限一到，就得把脑袋放到自己的断头台上。 　　一个鱼群带走了雅戈达。大概有许多我们将在本书《白海运河》一章中称颂不已的光荣名字也落入了这一群中，而他们的姓名后来就从诗篇中给涂掉了。 　　第二个鱼群很快就把昙花一现的叶若夫拖了进去。三七年的好汉们有的就在这股水流中牺牲了（但不应夸大，远非所有的好汉都进去了）。叶若夫本人在侦查时挨了打，样子看来很可怜。这次大逮捕中，古拉格也失去了爹娘。例如与叶若夫一起入狱的还有古拉格的财务局长、古拉格的卫生局长、古拉格的军警队队长，甚至还有古拉格的契卡行动处长——所有劳改营的头头们！ 　　后来就是贝利亚的鱼群。 　　那个胖大笨重、自以为是的阿巴库莫夫则在此以前单独地摔了跤。 　　机关历史的作者们有朝一日（如果档案不烧掉）会一步一步向我们叙述这个情况—一有数字，也有显赫的名字。 　　我在这里只想稍稍说一点——说一点我偶尔得知的关于留明——阿巴库莫夫的历史情况（关于他们已在别的地方讲过的不再重复） 　　靠阿巴库莫夫飞黄腾达并受阿巴库莫夫宠信的留明，于一九五二年底到阿巴库莫夫那里去报告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说是医生艾廷格尔教授已经承认对日丹诺夫和谢尔巴科夫作了错误的诊治（抱着害死的目的）。阿巴库莫夫不相信这种事，他深知这类勾当，断定是留明走得太远了（而留明对斯大林的心意体会得更好！）。为了核对起见，就在当晚对艾廷格尔举行了交叉审讯，但由此得出的结论各不相同：阿巴库莫夫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医生案件”，而留明则认为是有的。早晨本来要再一次进行核对，但由于“夜店”的神奇特点，艾廷格尔于当夜死掉了！第二天早晨，留明未经阿巴库莫夫同意并背着他给中央委员会打电话，请求斯大林接见！（我想，这不是他最果断的一步。拿脑袋作赌注的最果断的一步是头天晚上不同意阿巴库莫夫的意见，说不定也包括夜里杀掉艾廷格尔。但谁知道这些宫廷秘史呢！——也许同斯大林以前就有了接触？）斯大林接见了留明，亲自交办了医生案件，而阿巴库莫夫则被逮捕了。以后留明似乎是独立处理医生案件，甚至把贝利亚都撇开了！（有迹象显示，在斯大林死之前，贝利亚已处于发发可危的状态，——也许正是通过他把斯大林收拾掉的。）新政府所采取的最初步骤之一就是否定了医生案件。留明当即被捕（还在贝利亚掌权的时候），但阿巴库莫夫也没有获释！在卢宾卡实行了新的制度，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检察长跨进了它的门槛（捷列霍夫），留明显得手忙脚乱，巴结讨好，连声说“我无罪，我凭白无故地坐牢”，要求得到审讯。他照老习惯嘴里吮着一块水果糖，捷列霍夫向他指出后，他把糖块吐在手掌里说：“对不起。”阿巴库莫夫的表现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他哈哈大笑起来，认为是个“大骗局”。捷列霍夫拿出了授权检查国家安全部内部监狱的证件给他看。阿巴库莫夫挥了下手说：“这种东西可以做它五百份！”他，作为“本单位的热爱者”，最感到受辱的甚至不是他蹲监牢这件事，而是居然有人图谋侵害这个不受世上任何单位节制的机关的利益！在一九五三年七月，留明被判刑（在莫斯科）并被处决。而阿巴库莫夫依然坐牢。在审讯时，他对捷列霍夫说：“你的眼睛太漂亮，我将来会舍不得枪毙你！扔下我的案子走开吧，和和气气走开吧。”有一次捷列霍夫把他传来，让他读登载揭露贝利亚消息的报纸。这在当时几乎是一桩轰动宇宙的事件。而阿巴库莫夫读了后，眉毛也不动一下，翻过来读起体育运动新闻来了。另一次审讯时，有一个国家安全部的大头头在场，他不久前还是阿巴库莫夫的部下，阿巴库莫夫问他：“你们怎么能容许贝利亚案件的侦查不由国家安全部负责，而由检察机关负责呢？！”——（他还是念念不忘自己的老一套！）——“你也相信我这个国家安全部长会受审？！”“是的。”“那你就快卷铺盖走吧！机关再也不存在了！……”（他，一个不学无术的信差，当然把事情看得太阴暗了。）阿巴库莫夫在卢宾卡坐牢的时候怕的不是受审判，而是被毒死（毕竟是当之无愧的机关之子I），他开始完全拒绝吃监狱的饭食，只吃从小卖部买来的鸡蛋（在这上面他缺乏技术头脑，他以为鸡蛋里是不会放毒的）。从收藏极为丰富的卢宾卡监狱图书馆中，他只借阅斯大林（把他关起来的人……）的著作。但这多半是一种示威行动，或者是一种打算，心想斯大林的拥护者不会不取得上风的。他蹲了两年监狱。为什么不把他放出去呢？这不是个幼稚的问题。如果按反人道的罪行来衡量，他是浑身浸透在鲜血里的，但并不是他一个人哪！而那些人却都太平无事。这里也有秘密：有个隐约的传闻，说是过去某个时候他曾亲自毒打过赫鲁晓夫的儿媳柳芭·谢德赫——他那个在斯大林时期被判处投入惩戒营并在那里战死的大儿子的妻子。正是这个缘故，他这个被斯大林关起来的人，却在赫鲁晓夫时期受到审判（在列宁格勒）并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被处决。 　　而他的忧虑是枉然的：机关并没有因此而灭亡。 　　但是，像民间智慧所奉劝的：要说狼的坏话，也要说出狼的道理。 　　这个狼种——它在我们人民中是从哪里出来的呢？它是不是我们的根子上长出来的？是不是我们的血统？ 　　是我们的。 　　为了别那么起劲地扯起正人君子的白袍当旗子摇晃，清每个人问一问自己：如果我走了另一条生活道路，——我不会也成为这样的刽子手吗？ 　　这是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我们诚实地回答的话。 　　我回忆起一九三八年秋天，我正念大学三年级。我们这些男团员曾被叫到共青团区委会去过，第二次被叫去的时候几乎不征求同意就让我们填写履历表，说你们这些物理数学系、化学系的学生够多了，现在祖国需要你们去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学校（永远是这样，不是某某人需要，而是祖国需要，祖国需要什么，总有个什么官儿代替她知道并代表她说话）。 　　前一年，那个区委会还曾动员我们进航空学校。我们也顶回去了（舍不得扔了大学），但不像现在这一次那么坚决。 　　四分之一世纪之后，人们可能认为，当然馆，你们当时明白，周围正在大张旗鼓地抓人，你们知道监狱里怎样虐待犯人，他们想把你们拉去干多么肮脏的勾当。不！！。要知道“乌鸦车”是在夜间开动，而我们是白天举着旗帜游行的人。我们从何得知并且怎么能想到逮捕呢？撤换了省里的全部领导人——这对我们反正都一样。关进去了两三个教授，我们也没有跟他们一起去跳过舞，而且考试起来还更容易交卷。我们这些二十岁年纪的人，迈步走在十月革命同龄人的行列里，而且，作为十月革命的同龄人，等待着我们的是最光明的未来。 　　阻止我们同意进内务人民委员部学校的没有任何理由的内在原因，用三言两语是讲不清楚的。它绝不是来自我们听过的历史唯物主义课：这种课讲得很清楚，反对内部敌人的斗争是一条激烈的战线，是一项光荣的任务。它也不符合我们的实际利益：当时上外省的大学，除了将来分配到偏僻边区的乡村学校教书和拿微薄的工资外，没有什么别的前途，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学校则保证我们将来能领到高额口粮和两三倍的工资。我们内心的感觉是没有语言可以表达的（如果有的话，那末互相间也不会放心地说出来）。进行反抗的完全不是头部器官，而是胸部器官。从四面八方都向你嚷嚷：“应该去，”你自己的头脑也说：“应该去！”而心里却起反感：我不愿去，讨厌！没有我怎么都可以，我不参与。 　　这种观念是源远流长的，大约是来自莱蒙托夫吧。它来自那几十年的俄国生活，当时哪一个正派人都会公开表示，没有比宪兵的差事更坏更丑恶的了。不，还要更深远些。我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曾祖时代的金卢布被兑换成一些烂铜板，他们用这些烂铜板把我们从那个时代赎买出来。在那个时代道德还没有被认为是相对的，而善恶是单纯地由心灵来区分的。 　　但毕竟我们中间有些人当时应募了。我想，要是施加的压力很大——也许我们大家都会屈服。所以现在我就想设想一下；如果在战争爆发前我已经有了蓝领章——那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当然，现在可以自我安慰，我的心一定忍受不了，我会在那里发表反对意见，我会发脾气、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但是，躺在监狱的板铺上，我开始又一次回顾自己真实的军官道路——我便感到害怕起来了。 　　我不是从一个大学生一下子直接成为军官的，而是经过了半年受压抑的当兵生活，那时全身好似都浸透了必恭必敬随时准备服从那些也许并不值得你服从的人的精神。以后是半年军事学校的煎熬。是我活该永远当兵受苦，忍饥挨冻，体无完肤地过日子吗？不。为了安慰起见，给我在肩章上钉上了两颗小星，然后是三颗、四颗——于是一切都忘掉了！…… 　　那么，我是不是至少保持了大学生的爱好自由精神呢？可是，这种精神我们从来就没有过。我们有的是爱好列队、爱好行军的精神。 　　记得很清楚，正是从军官学校开始，我感到了一种身为军人无须思考的简单化的喜悦；尝试按一般人的习俗、按我国军界的惯例生活的喜悦；把从童年时代养成的细腻感情一概忘却的喜悦。 　　在学校里我们经常吃不饱，所以总是东张西望，想在什么地方多弄到一块吃的，彼此死死地盯住——谁的手脚来得快。我们最怕的是等不到戴上军官领章（已经把没有学完的派到斯大林格勒城下去7）。而训练我们要像小野兽一样：尽量使我们憋一肚子火，好让我们以后想朝谁就朝谁发泄出来。我们经常睡不够觉——在熄灯后还会迫使单独一个人（在军士的口令下）做队列动作——这是作为一种惩罚。或者半夜里把整个然叫起来列队站在一只没有擦干净的靴子周围：瞧！他这个下贱坯，现在将把靴子擦到闪闪发光——你们都得站着看。 　　于是，在对军官领章的殷切期待中我们练就了老虎般的军官步态和发号施令的金属般的嗓音。 　　终于给拧上了军官领章！过了个把月，在后方编组炮兵连时，我已经逼迫我手下那个懒散的小兵别尔别涅夫熄灯后在木顺从我的军士梅特林的口令下正步走了（我已经忘记了这件事，几年来我把这些事真的统统忘掉了，现在写到笔头上我才想了起来……）。某个碰巧来检查工作的老上校把我叫去数落了一顿。我（还是上过大学的！）还辩解说：在军官学校里就是这样教我们的。那就是说，既然我们是在军队里，哪里还能有什么一般人的观念？ 　　（在机关里就更不用说了……） 　　骄傲在心中增长起来，像猪身上的肥膘一样。 　　我向下属发出一个个不容争辩的命令，坚信再不能有比之更好的命令了。甚至在火线上，处在死亡好像使我们人入平等的地方，我的权力使我相信，我是高等的人。我坐着听取他们“立正”站着报告。打断他们的话，作指示。对那些论年纪能当我父亲或祖父的人，我以“你”相称（他们当然称我为“您”）。派他们钻到枪林弹雨下去接通打断的电线，只是为了高级长官不致责备我（安得烈雅申就是这样牺牲的）。我吃自己的军官黄油加饼干，毫不思考为什么我该有这样的东西而士兵却没有。我当然有一个勤务兵（说得好听点叫通讯员），我给他添了无数的麻烦，支使他照管我的生活，为我单独做和士兵不一样的饭食（卢宾卡的侦查员倒是没有这种通讯员，这点对他们没话可说）。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就迫使士兵们为我弯腰挖特殊的地下掩护所，顶上铺些较粗的圆木，好让我舒服而安全。啊，对不起，在我的炮兵连里，也有过禁闭室，不错！——就是设在树林里的那东西吧？——也是一个坑，当然要比戈罗霍维茨的陷阱好一些，因为是有遮盖的，还能吃到士兵的口粮，维尤什科夫因为丢掉马在那里蹲过，还有波普科夫因为瞎摆弄卡宾枪也在那里蹲过。啊，真对不起，还想起一件事来：当兵的用德国皮（不是人皮，木，是司机坐垫上的皮）给我缝制了一个图囊，却没有皮带。我正发愁。他们无意中在一个游击队政委（当地区委里的人）身上看到了正合适的一条皮带——就把它卸下来了：我们是正规军嘛，我们高人一等！（记得那个行动人员先琴科吗？）最后，还有那个鲜红色的烟盒也是我夺来的，怪不得我牢记着被人夺走的情景…… 　　瞧，肩章会把人变成什么样子。祖母在圣像前的谆谆告诫都到哪儿去了呀！还有少先队员关于未来神圣的平等的幻想都到哪里去了！ 　　因此，当反间谍人员在旅长的指挥所里从我身上撕下这一对可诅咒的肩章，卸下皮带，连推带搡地把我带出去上他们的汽车时，尽管我整个命运已经完蛋了，我仍然为一件事不安：我在这种被罢官的状态中怎能走过电话员们的房间呢——我这副样子不应当让列兵们看到！ 　　在被捕后第二天，就开始了我的徒步的弗拉基米尔之旅。一批被抓获的人犯从集团军反间谍机关发送到方面军反间谍机关。从奥斯特罗德押送我们步行走到布罗德尼茨。 　　把我从禁闭室带出去列队时，那里已经站着七名囚犯，排成三对半背向着我。其中六人穿着破旧不堪的饱经风霜的俄国士兵大农，背上用洗不掉的白漆刷着“SU”两个大字母。意思是“SovietUnion”（苏联），我已经知道这个标记，不止一次地在那些带着又悲伤又抱歉的神色拖着沉重的步子朝着解放了他们的队伍迎面走来的我们俄国战俘的背上看到过。他们被解放了，但是在这种解放中没有相互的欢乐，祖国同胞们用那种比对待德国人更阴郁的眼光斜视着他们，而在不远的后方，他们遭遇到的将是：被关进监牢。 　　第七名囚犯是一个德国平民，穿着一套黑衣服，黑大衣，黑呢帽。他已经五十开外了，个子高高的，保养得很好，有着一张吃白净粮食养成的白净的脸。 　　我排在第四对，押解队长鞑靼人军士用头示意，要我拿起放在一旁的我那只贴上封条的箱子。在这只箱子里装着我的军官用品以及在我目睹下取得的判我的罪用的全部书面证据。 　　怎么说——拿箱子？他，一个军士，想要我这个军官拿着箱子走？就是说，拿着新的内务条令禁止的大件物品走路？而旁边却空手走着六名列兵？还有——一名战败民族的代表？ 　　我没有那么复杂地向军士表达这种种想法，只是说： 　　“我是一个军官。让德国人拿吧。” 　　听到我的话，囚犯中没有一个转过身来：转身是禁止的。只有和我并排站着的那个，也是SU，惊异地瞟了我一眼（当他们离开我们军队的时候，这个军队还不是这样子的）。 　　然而，反间谍机关的军士并没有感到惊异。虽然，我在他的眼里当然已经不是军官，但他和我所受到的训练是相同的。他把那个毫无过错的德国人叫过来让他拿箱子，好在他连我们的话也听不懂。 　　我们其余的人，都把手背了起来（战俘连一个小背包也没有，他们空手离开祖国，空手回到祖国），于是由四对人排成的我们这个纵队便出发了。我们不会和押解人员交谈，而彼此谈话，无论走路、休息或宿夜的时候……都是完全禁止的。我们这些受侦查的人，应当像是带着无形的壁障走路，好像每个人都憋在自己的单人监室里头。 　　正是变化无常的早春天气。一会地薄雾弥漫，即使在坚硬的公路上走，靴子底下也令人心烦地扑哧扑哧响着稀泥。一会儿大空明朗起来，淡黄色的柔和阳光，好像对自己的赠赐还不很有把握似的，温暖着几乎已经化了雪的丘岗，使得我们应当离开的这个世界，看上去好像是透明的。一会儿突然刮起一阵恶风。从黑云中撒下似乎已经不是白色的雪片，冰冷地扑打到脸上、背上、脚下，湿透了我们的军大衣和包脚布。 　　前面是六个背影，固定的六个背影。有时间去反复细看这些弯弯扭扭的丑恶烙印SU和德国人背上发亮的黑衣料。也有时间去反复思量过去的生活和认清现在。而我却不能。迎头挨了一棍后——我对现在已经认不清了。 　　六个背影。在它们的晃动中既没有赞同，也没有责怪。 　　德国人很快就累了。他把箱子不断地倒手，一手按住胸口，向押解人表示已经拿不动了。这时，和他并排的战俘，天晓得他刚刚在德国俘虏营中尝过什么滋味（或许也感受过仁慈）——自愿地拿起箱子提着走了。 　　然后其他的战俘也都不用押解人员的命令轮流拿了箱子。然后又是德国人。 　　但我除外。 　　而谁也没有对我说一个字。 　　有一次，我们遇到了长长的一列没有载货、的马车队。驭手们好奇地回头观望，有的在车上站起来，瞪大眼睛瞧着。很快我便明白了，他们的活跃和痛恨表情是冲我来的——我跟其余的人有显著的区别：我的军大衣是新的、长长的、照身材缝制的，领章还没有拆下来，没有割下的钮扣在露出云层的太阳光下闪烁着廉价的金光。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我是一个军官，新鲜的，刚被抓起来的。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军官的垮台使他们感到快意的激动（正义感的某种余迹），但更大的可能是他们被政治讲话填满了的脑袋里容纳不下一个想法：他们的连长也能这样一下子被抓起来的。于是便一致断定，我是从那边来的。“弗拉索夫畜牲，落网了吧？！枪毙他，这条毒蛇！！”——驭手们怀着后方的愤怒（最强烈的爱国主义总是在后方）狂热地大声叫喊，同时还夹进了许多骂娘的话。 　　我被他们想象为一个什么国际恶棍，然而到底给逮住了——于是现在前线的进攻就会进展得更迅速，战争就会结束得更快。 　　我能回答他们些什么呢？一句话都禁止我说，而我却应当向每个人说明全部生活。我怎样才能使他们明白我不是潜入的破坏分子，我是他们的朋友，为了他们我才在这个地方？我便微笑起来……我朝他们那边瞧，我从起解的囚犯队伍里向他们微笑！但是，我露出的牙齿在他们眼里要比嘲笑更坏，于是他们便更加激烈、更加狂热向我发出侮辱的喊叫，并且挥拳威胁。 　　我微笑着，我感到自豪的是，我的被捕并不是因为偷窃，并不是因为背叛祖国或者临阵脱逃，而是因为以猜想的力量看透了斯大林的恶毒的秘密。我微笑着，因为我想要并且也许还能稍稍改正一下我们俄国的生活。 　　然而，这个时候我的箱子却由别人拿着…… 　　我甚至对此并不感到内疚！如果走在我旁边的那个陷塌的脸上两星期来已长满柔软的茸毛、眼神充满痛苦感受的人，当时用清清楚楚的俄语责备我，说我求助于押解人员是降低了自己囚犯的荣誉，说我使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说我傲慢自大——那我是不会理储他的！也许我干脆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要知道我是一个军官呀！ 　　如果我们中间的七个人注定要在途中死去，而第八个可以被押解人员救出来——那末有什么能妨碍我喊出： 　　“军士！救我。我是军官！ 　　请看，什么叫做军官，即便他的肩章并不是蓝色的！ 　　如果肩章还是蓝色的呢？如果他被灌输了他是军官中的位使者的思想呢？如果他被灌输了这种想法，即他比别人更受信任，他比别人知道的更多，因此他就应当让受侦查人的脑袋夹在两腿中间并在这种状态中把他塞进管道去呢？ 　　干吗不塞呢？…… 　　我自以为具有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然而却是一个完全培养好了的刽于手。要是我在叶吉夫时期进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学校——那末在贝利亚时期不是正好适得其位了吗？…… 　　如果有读者期待这本书将是一种政治上的揭发，那就请他在这里合上吧。 　　如果是那么简单就好了！在某个地方有一些坏人，阴险地干着坏事，只须把他们同其余的人区别开来加以消灭就行了。但是，区分善恶的界线，却纵横交错在每个人的心上。 　　谁能消灭掉自己的一小块心呢？…… 　　在一颗心的生命过程中，这两条线交混在那里，有时为得意扬扬的恶所挤满，有时则为苏醒起来的善腾出地盘。同一个人，在其不同的年龄，在不同的生活处境下——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时接近于魔鬼，有时接近于圣者。而名字则是不变的。于是我们就把一切都写在他帐上了。 　　苏格拉底”给我们的遗言是：认识自己！ 　　我们准备把欺侮我们的人推进深坑，但我们在坑前停下来，我们张惶了：须知当时是他们扮演了刽子手的角色，而不是我们，这只是形势所致。 　　如果马柳塔·斯库拉托夫向我们喝令一声，大概我们也会照办不误！…… 　　民间谚语说，从善到恶，一念之差。 　　那末，从恶到善也是如此。 　　社会上关于过去那些非法行为和刑讯的回忆刚一被激发起来，四面八方就有人向我们解释，写东西反对，他们说：那里（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一国家安全部里）也有好人嘛！ 　　他们的“好人”我们是知道的：那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向老布尔什维克们咬耳朵说“当心点！”，或者甚至暗中给放上一块夹心面包，而对其余的人则一个挨一个地用脚踢。至于超出党派之见的—一有人性的好人——那里有没有呢？ 　　一般说来那里不会有：那里不要这种人，招收时就留意了的。这样的人自己也想方设法躲掉。谁要误入到那里—一或者是随遇而安，与环境同流合污，或者受它的排挤，给撵走，甚至有自寻短见的。但毕竟—一没有剩下来的吗？ 　　在基什尼奥夫，希波瓦尔尼科夫被捕前一个月，有一个年轻的中尉——国家安全人员上他那里去说：“走吧，走吧，他们要逮捕您！”（自动前来？还是母亲派他来拯救牧师？）在逮捕后，正好赶上也是他去押解维克多神父。他惋惜地说：为什么您不离开呀？ 　　或者请看这件事。我部下有一个排长奥夫先尼科夫中尉。我在前线没有比他更亲近的人了。整个战争有一半时间我与他共用一个小锅，为了不把汤放凉了，在弹雨纷飞下吃过，在两次爆炸的空隙吃过。这是一个农村青年，心灵那么纯洁，观点丝毫不带偏见，无论军官学校，无论军官职位，都一点也没有把他搞坏。他在许多方面也使我变得温和起来。他当军官只为做一件事：尽力保全手下士兵（他们中间有许多上了年纪的）的生命和体力。我从他嘴里头一次知道了农村的现状和集体农庄是什么东西（他说这些的时候没有激愤，没有抗议，而是随随便便地——像森林中的水面映出树木的枝枝节节一样）。当我被捕入狱时，他极为震惊，尽量把我的战斗鉴定写得好些，并拿去给师长签名。复员以后，他还通过亲属找过我——尽量想帮助我（那是在一九四七年，与一九三七年很少差别！）。我在侦查中怕他们翻我的“战时日记”，主要就是为了他：那里记述着他的故事。——当我在一九五七年恢复名誉时，很想找到他。我记得他乡下的地址。一次两次给他写信——都没有回音。后来找到了一条线索，他曾在雅罗斯拉夫尔师范学院毕业，从那里得到的回答是：“已分配到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好极了！那就更有意思。往城里的地址给他写信——没有答复。过了几年，《伊凡·杰尼索维奇》发表了。好吧，现在总该有回音了。没有！再过了三年，我请自己的一个雅罗斯拉夫尔的通信者亲自上他那里去一趟，并把信交到他手里。这个都照办了，给我写了封信说：“他好像连《伊凡·杰尼索维奇》都没有读过……”可也是，他们干吗要知道被判了刑的人往后的命运呢？……这一次奥夫先尼科夫没法再沉默了，给了个回音：“学院毕业后，他们要我到‘机关’去工作，我当时觉得在那里也能干出一点成绩（什么成绩？……），结果在新的行当里搞得并不很顺利。有些事情我不大喜欢，但工作也还算主动，我想大概不至于叫老同志失望吧。（同志情谊！——也算是一条理由！）今后的事情，我现在已经不怎么考虑了。” 　　如此而已……以前的信，他好像没有收到。他不想同我见面（如果见了面——我想整个这一章我会写得更好些）。在斯大林时期的最后几年，他已经当了侦查员，一股脑儿给所有抓起来的人扣上二十五年的刑期。这个弯子在他头脑里是怎样转过来的？他的思想是怎样变黑的？但我还记得过去那个泉水一样清澈的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小伙子，难道我能相信，一切都永不复返了？在他身上已经没有留下什么活的萌芽了？ 　　当侦查员戈尔德曼让薇拉·科尔汉耶娃按照刑诉法典第二百0六条的规定签名时，她明白了自己的权利，着手对他们的“宗教集团”全部十七名参加者的案卷详细地研究起来。侦查员心中怒不可遏，但又不能拒绝。为了不跟她一起受罪，便把她带到一间大办公室去，那里坐着六七个各种各样的工作人员。起初科尔涅耶娃只是阅看材料，后来不知怎地，也许是工作人员们为了解闷，攀谈起来——这时薇拉开始了一场真正的布道（她这人可不简单。这是一个头脑灵活、口才流利的光芒四射的人物，虽然在外面她只是个钳工、饲马员、家庭妇女）。大家凝神屏息地听她讲，偶尔提些问题以便加深理解。这一切，他们都是闻所未闻，出乎意外的。聚了满满一屋子人，别的房间的人也来了。尽管他们不是侦查员，而只是一些打字员、速记员、文件装订员——但总归是他们圈子里的人，这可是一九四六年的机关啊！我们无法复述她的独白，她说到了各种各样的事。也说到了叛国分子——为什么在农奴制时代的一八一二年的卫国战争中没有这种叛国分子呢？那时出这种人才是自然的！但她说得最多的是关于宗教信仰和教徒，她说，从前，’你们一切立足于肆无忌惮的贪欲——你们的口号是“抢劫抢来的东西”，那时候教徒对你们当然有妨碍。但是现在你们想搞建设了，要享受今世的快乐了——你们为什么要迫害自己的优秀公民呢？这一类人是你们最可宝贵的材料：因为教徒不需要监督，教徒不会去偷，不会躲避劳动。而你们却想靠自私自利的人和好嫉妒的人去建设公正的社会？所以你们一切都搞不成器。为什么你们要亵渎优秀的人们的心灵呢？让教会有真正的分立权，别去碰它，你们不会因此而损失什么！你们是唯物主义者吗？那就依靠发展教育吧——据说它可以消除宗教信仰。但为什么要抓人？——这时戈尔德曼走了进来，想粗暴地打断说话。但大家冲着他嚷了起来：“你住嘴！……你闭口！……说吧，说吧，妇人！”（怎样称呼她好呢？女公民？同志？所有这些都是禁止的，这是一套陈规陋习造成的难题。妇人！像基督那样来称呼是不会错的）于是薇拉便在自己的侦查员在场的情况下继续进行宣讲！！ 　　请看科尔汉耶娃在国家安全机关办公室里的这些听众——为什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女囚犯的话能打进他们的心里？ 　　前面说过的捷列霍夫到现在还记得第一个被他判处死刑的人：“很为他惋惜。”能保持这样的记忆说明他总还有点人心吧（而那以后被他判死刑的许多人他已经记不得了，而且也没有给他们记数）。 　　这是捷列霍夫的一个插曲。当他向我证明赫鲁晓夫统治下司法制度的公正时，使劲用手劈桌面玻璃——在玻璃边缘上划破了手腕。按了一下电铃，一个工作人员进来打了个立正，值班军官给他拿来了碘酒和双氧水。他一边继续谈话，一边把蘸了药水的棉花在划破的地方无可奈何地按了一个来小时：原来他的血不容易凝固。老天爷通过这一点清清楚楚向他表明了人的局限性！—一而他却在审判着，把一个个死刑判决加在别人身上…… 　　“大楼”的监管人员不管怎样冷若冰霜——而心灵的内核，内核的内核，在他们身上总还应当保留着吧？H·普一娃说，有一次带她去审讯的是一个冷漠的好像既没长嘴巴又没长眼睛的女传带员——突然炸弹在“大楼”近旁接连爆炸，好像现在就要扔到他们头上。女传带员朝自己的犯人猛跑过去，在恐怖中抱住了她，寻求人的融和与同情。但轰炸过去了。于是又依然故我：“把手背起来！走！” 　　当然，在死的恐惧中流露人性并不值得特别称道。正如舐犊情深未必证明其善良（人们常常以“他是为了顾家”为恶人解脱）。人们称赞最高法院院长戈利亚科夫：爱种花，爱读书，常去逛旧书店，对托尔斯泰、柯罗连科、契诃夫很有研究—一但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什么呢？害了多少万人呀？或者，譬如说那个上校，约塞的朋友，在弗拉基米尔的隔离所里还哈哈大笑地讲述他怎样把犹太老人们关进冰窖——他的行为放荡不羁，唯一害怕的是被他的妻子发觉：她相信他，认为他是个高尚的人，他也珍惜这点z但难道我们敢把这种感情当作他心中的善的基点吗？ 　　他们不撒手地看中了天空的颜色已经一百多年了，这是什么原故呢？在莱蒙托夫的时候就有——“你们天蓝色的制服！”，然后是蓝帽子、蓝肩章、蓝领章，后来叫他们不要那么显眼，大片的蓝色渐渐避开了人民的感恩的视线，渐渐集中到他们的头上和肩上——只剩下细滚边，厌帽箍——但毕竟还是蓝色的！ 　　这——只是一场假面舞会吗！ 　　或者这表示任何黑暗的东西偶尔也要去领受苍天的圣餐？ 　　这样想倒是很美丽的。但是，你知道雅戈达是穿着什么制服去参拜神圣的吗？……据一个目睹者（此人与高尔基过从甚密，同时和雅戈达也很接近）说：；在莫斯科近郊雅戈达的领地上，在澡堂脱衣间里，特意放着一些圣像——雅戈达及其同伴们脱衣后先要用手枪向它们射几下，才进去洗澡…… 　　这怎样理解呢，因为他是恶人吗？恶人又是什么意思？世上有这种人吗？ 　　我《已更接近于这种想法：不可能有这种人，没有这种人。童话里描绘恶人——说给孩子听，为了情节的明了，是可以容许的。但是，当历代的世界文豪——一莎士比亚也好，席勒也好，狄更斯也好——接二连三地给我们炮制出一些漆黑一团的恶人形象的时候，我们感到这在现代人的心目中已经多少有点滑稽和笨拙了。主要问题在于描绘这些恶人的手法。他们的恶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恶人，意识到自己的灵魂是黑的。他们干脆就这样思考：我不作恶便不能生活。让我来唆使父亲去反对兄弟！让我来享受牺牲者的痛苦吧！雅各明确地说出自己的目的与动机是黑暗的，是由仇恨产生的。 　　不，没有这样的事！一个人要作恶，事先必定在心中把它当作善，或当作一件有意义的合乎常规的举动。幸而人具有为自己的行为找出正当理由的天性。 　　麦克佩斯的理由是无力的——所以受到良心的谴责。雅各也只是一只小羊羔。莎士比亚的恶人们的想象力和气魄也就止于几十具尸体。因为他们没有思想体系。 　　思想体系！——它使暴行得到所需的辩解，使坏人得到所需的持久的坚强意志。那是一种社会理论，这种理论使他能够在自己和别人面前粉饰自己的行为，使他听到的不是责难，不是咒骂，而是颂扬和称誉。宗教裁判者的精神支柱是基督教征服者——是使祖国威名远扬，殖民主义者——是文明，纳粹分子——是人种，雅各宾派和布尔什维克（早期的和晚期的）——是后代的平等、博爱、幸福。 　　由于思想体系，二十世纪遭逢了残害千百万人的暴行。这些暴行是不能否认的，不能回避的，不能闭口不言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敢坚持说恶人是没有的呢？这千百万人是谁消灭的呢？要是没有恶人，群岛就不会存在。 　　在一九一八——九二0年间有过一个传闻，似乎彼得格勒的契卡和敖德萨的契卡不是把自己的已决犯人统统枪毙掉，而是把某一些拿去喂（活生生地）市内动物园的野兽。我不知道这是真事还是诽谤，如果有过这类事，那末有多少起？可是我也不会去寻找证据：依照蓝滚边们的习惯，我想建议他们向我们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可是在那些闲饥荒的年月，上哪里去为动物园搞食物呢？从工人阶级嘴里抢吗？这些敌人反正要死掉，干吗他们不以自己的死亡去支持共和国的养兽业，并这样来促进我们迈向未来的前进步伐呢？难道这不是适宜的吗？ 　　莎士比亚的恶人不能逾越的界线，有思想体系的恶人却能越过去——并且他的眼睛依然是清朗的。 　　物理学上有一种阈限量或阈限现象。当自然界知道的、自然界暗定的某种阈限没有被越过时，根本不会有这类现象。不管怎样用黄光照射锂——它不放出电子，但微弱的蓝光一闪——电子便出来了（越过了光电阈限）！把氧冷却一百度，施加任何压力——仍是气态，不肯变化！但超过一百十八度——就流动了，变成液体。 　　看来，暴行也是一种阈限量。人一生动摇、辗转于善恶之间，滑倒，跌下，攀登，悔悟，重入迷途——但只要不越过暴行的阈限——他还有可能回头，而他本人也还在我们的希望之中。当他因作恶过多，或达到了某种程度，或因权力过大而突然越过了阈限——他便自外千人类了。而且也许是一会不复返了。 　　自古以来人们关于公正的概念总是包括两个方面：美德取胜，邪恶受罚。 　　我们有幸活到这样的时代，现在美德尽管没有取胜，但也不总是被狗追着咬了。挨过揍的、身子虚弱的美德，现在被允许穿着自己的褴褛衣衫走进屋里，在角落里坐下，只是别吱声。 　　然而谁也不敢提到邪恶。是啊，美德受过凌辱，但邪恶却没有存在过。是啊，有那么几百万人给干掉了，却没有应负罪责的人。谁只要吭一声；“可是那些……”——四面八方就会向他发出责备的、起初还是友好的声音：“您怎么啦，同志！为什么要去触动旧伤痕呢？！”（甚至对《伊凡·杰尼索维奇》，退休的蓝箍帽们也正是以此为理由加以反对：为什么要去触痛那些蹲过劳改营的人的伤处呢？应当爱护他们呀！）随后棍子就上来了：“嗤，没有整够的！给你们恢复名誉过头了！” 　　在西德，截至一九六六年，已经判处了八万六千名纳粹罪犯——我们气急败坏，我们不吝惜报纸篇幅和广播时间，我们下班后还留下来开大会和举手表决：“太少啦！八万六千——太少啦，二十年——也太少啦！接着干！” 　　而在我们这里判处了（据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所述）——将近三十人。 　　在奥德河和莱茵河彼岸发生的事情——我们心急火燎。而在莫斯科郊区和索契附近的绿围墙后面所发生的事情，杀死我们丈夫和父亲的人正坐着汽车在我们街上经过，而我们还给他们让路，这种事情，我们既不心急，也不火燎，我们无动于衷，不要“翻旧帐”嘛。 　　然而，如果把八万六千个西德人按比例折合成我国的人数，应当是二十五万人！ 　　可是，在四分之一世纪里，我们没有找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没有把其中任何一个传到法院去，我们怕触痛他们的伤处。作为他们的象征，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三号住着洋洋自得的、头脑僵化的、什么也没有想通的、浑身浸透着我们鲜血的莫洛托夫，他气度高贵地走过人行道，坐上又长又宽的小汽车。 　　不是我们当代人所能猜出的谜是：惩罚自己的恶人的机会为了什么给予了德国，而俄国却未能得到？如果我们永无清除在我们体内腐烂的秽物之日，那末我们将面临一条怎样的绝路？俄国将给世界做出什么样子？ 　　在德国的法庭上时而出现一种奇绝的现象：被告双手抱头，放弃辩护，不再向法庭提出任何要求。他说，在他面前重新展示出来的他犯下的桩桩罪行，使他充满厌恶，他不愿再活下去了。 　　这就是审判的最高成就：邪恶受到如此深重的谴责，连罪犯都避之不及了。 　　一个从法官席上八万六千次谴责了邪恶（在著作中和青年人中间也进行了不留余地的谴责）的国家——便能够一年一年地、一步一步地摆脱邪恶。 　　那我们怎么办呢？……将来我们的后代会把我们这几代人称作窝囊废的几代：我们先是乖乖地让人家成百万地毒打，然后我们又关切地照料杀人犯过一个平安的晚年。 　　如果俄罗斯伟大的忏悔传统他们根本不懂而且觉得可笑，那怎么办呢？如果他们对于承受他们给别人所造成的痛苦的百分之一都怀着动物的恐惧，而这种心理又压倒了他们身上任何公正倾向时，那又怎么办呢？如果他们死死抱住用死难者的鲜血培育出的利益的果实不放呢？ 　　不言而喻，那些即便是在三七年摇绞肉机把手的人，现在都已不年轻了，他们都是五十岁到八十岁的人了，他们丰衣足食、舒舒服服地度过了自己一生中最好时光——因此任何同等的还报都为时已晚，都已经不能对他们实行了。 　　就让我们宽大为怀吧，我们不枪毙他们，不灌他们盐水，不把臭虫撒在他们身上，不上勒口做“燕子飞”，不让一星期站着不睡觉，不用皮靴踢他们，不用橡皮棍打他们，不用铁环箍脑瓜，不把他们塞进监室像行李那样撂起来——不做他们做过的任何事！然而，在我们的国家面前，在我们的子女面前，我们必须把他们统统找出来，统统加以审判！审判的与其说是他们，不如说是他们的罪行。要设法做到使他们每一个人至少大声说出： 　　“是，我曾是刽子手和杀人犯。” 　　如果这句话在我们国家只说出二十五万次（按比例，以便不致落后于西德）——一也许就够了吧？ 　　在二十世纪，不能几十年不区分什么是应受审判的暴行，什么是“不应该翻的旧帐”！ 　　我们应当公开谴责宣扬一部分人可以惩治另一部分人的思想本身！对邪恶默不作声，把它赶进躯体里去，只要不暴露就行——这样做我们就是在播种邪恶，有朝一日它将千倍地冒出来。我们不惩罚甚至不谴责恶人，这不单单是在保护他们卑微的晚年，这等于从下代人的脚下挖掉任何公正观念的基础。他们之所以长成“漠不关心”的一代，正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而不是因为什么“教育工作薄弱”。现在的年轻人脑子里装的是，干坏事在人世上永远不会受到惩罚，反而一定能带来好处。 　　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够不舒服，够可怕的就是了！

大银猫 · 发表于 26.1.2005 23:24:14

第五章　最初的监室—一最初的爱 -------------------------------------------------------------------------------- 　　这怎样理解呢——监室怎么忽然和爱连在一起了？……噢，想必是这么回事：你是在列宁格勒围困时期被关进了“大楼”的吧？那就明白了，因为把你塞到了那里，你才拣了一条命。这是列宁格勒最好的地方——这不仅对住在那里、有防炮轰的地下办公室的侦查人员而言。不是开玩笑，当时在列宁格勒人们不洗脸，脸上都结了一层嘎渣，而在“大楼”里，囚犯每十天洗一次热水淋浴。不错，暖气只供看守呆的走廊，监室木供暖，但在监室里却也有可用的自来水管，也有厕所——这在列宁格勒哪里有呢？面包和外边一样，一百二十五克。而且每天还有一顿死马肉熬的场！还有一顿粥！ 　　猫儿羡慕起狗的生活来了！那——禁闭室呢？那——最高刑呢？不，不是因为这个。 　　不是因为这个…… 　　坐下来闭上眼睛仔细回想一下：在我服刑期间一共蹲过多少间监室呀！数都数不清呀！而在每一间里都有形形色色的人……有的监室里是两人，有的——一百五十人。有的地方只呆了五分钟，有的——呆了一个漫长的夏天。 　　但所有的监室当中，在你的记忆中占第一位的永远是你蹲过的第一间，在那里你遇到了自己的同类，和自己的绝望的命运相同的人。你一生都将怀着大约只有回忆初恋才有的那种激动心情去回忆它。当你用新的眼光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你想起和你在这石头棺材里同睡一块地面、同吸一种空气的那些人们，如同回忆自己的家人。 　　是的，在那些日子里，也只有他们才是你的家人。 　　在你以前的全部生活中，在你以后的全部生活中，绝找不出与你在第一个侦查监室中的感受相类似的东西。就算监狱在你之前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在你之后还会存在多少年（但愿少些……）——但你在受侦查期间蹲过的那个监室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再得的。 　　也许它对活生生的人来说是可怕的。爬满虱子臭虫的看押所，没有窗户，没有通风装置，没有板铺——只有肮脏的地面。村苏维埃、民警所、车站或港口附设的叫做羁押室的巨子（羁押室和羁押所——它们在我国地面上分布最广，大量人犯正是集中在那里）。阿尔汉格尔斯克监狱的“单身监室”，那里的窗玻璃都涂着铅丹，好使被糟塌了的白昼的光亮只有变为血红色才能进入你的屋子，好使固定的十五瓦的灯泡永远在天花板下发光。或者乔巴山市的“单身监室”，那里你们十四个人一连几个月人贴人地坐在六平方米的地面上，只能按口令大家一起挪动一下蜷缩起来的腿。列福托沃的“心理”监室，如三号，整个漆成黑色，也是昼夜亮着一支二十瓦的灯泡，其余的则与列福托沃的每间监室一样：沥青地；暖气开关在走廊里，由看守掌握；而主要的是——一连好多小时的撕裂人心的啸吼声（来自邻近的中央空气流体动力研究所的空气动力管，但这并不是故意安排的，尽管难以置信），它使放着水杯的钵子颤振着从桌面上滑下去，在这种啸声下说话是白费劲，但可以放声歌唱，看守是听不见的——啸声一停，那真是进入了胜于自由的极乐境界。 　　你爱上的当然不是那肮脏的地面，不是那阴沉的墙壁，不是那便桶的气味，而是那些与你接口令一起挪动腿脚的人们：是你们心灵中共同跳动过的东西；是他们有时说出的令人惊异的话；是你心中只有在那里才能产生的无拘无束遨游自在的思想，不久之前你无论怎样跳腾，无论怎样攀援，都达不到它的高度。 　　在到达这个最初的监室以前，曾需要闯过多少关口啊！你被关押在地洞里，或者隔离室里，或者地下室里。谁也不对你说一句人话，谁也不用人的目光瞧你一眼——只是用铁像从你的脑子和心脏里往外掏东西，你叫喊，你呻吟——而他们却在哄笑。 　　在一星期或者一个月之内。你孤零零地处在敌人中间，你已经同理智与生命诀别，你已经恨不得站到暖气片上头冲下跳下来在铁铸的排水口上把脑袋碰个粉碎，——没想到你竟然活了下来，而且被带到自己的朋友中间。于是你又恢复了理智。 　　这就叫做第一个监室！ 　　你期待过这个监室，你几乎像憧憬释放那样憧憬过它，——可是那些监狱不是火坑就是苦海，不论是列福托沃，还是传奇般的魔窟苏哈诺夫卡。 　　苏哈诺夫卡——这是只有国家安全部才有的最可怕的监狱。侦查员发着凶险的咝咝声说出它的名字，用来恐吓我们这种人（从蹲过这个监狱的人嘴里打听不出什么来：或者是说一堆语无伦次的梦呓，或者是已经不在人世）。 　　苏哈诺夫卡——原先是叶卡德林宁荒郊修道院，有两座楼房——一定期服刑楼和侦查楼，共六十八间小室。“乌鸦车”去那里需两个小时，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监狱是在离列宁的戈尔基和季娜伊达·沃尔康斯卡哑“往日的领地几公里的地方。那一带风景很优美。 　　囚犯一进狱，先用站立禁闭室给你来个下马威——它是那么狭窄，如果你已无力站着，那就只好用膝盖顶住墙是在那里，别无他法。在这样的禁闭室里有关上一昼夜多的，好使你的精神屈服下来。苏哈诺夫卡的伙食精细好吃，国家安全部门别处的监狱里都吃不到，因为这里没有单独办制造猪饲料的伙房，每天去建筑人员休养所打饭，但是供一个建筑师吃的一份饭食——无论是炸土豆，还是一小块炸肉饼，这里要分给十二个人吃。因为这个缘故，你不仅像在别处一样永远挨饿，而且胃口被调得更难受。 　　那里的监室全是按两人一间设置的，但往往把受侦查人一个人关在那里。监室的面积是一米半乘两米。两个像树墩那样的小圆凳拧死在石头地面上，如果看守打开墙里的英国锁，从墙里便会放下两块铺板和两条适合婴儿用的填草的床垫，各搭在“树墩”上，只供夜间七个小时使用（就是说，只供侦查时间使用，那里白天是根本不进行侦查的）。白天小圆凳腾出来，但不准坐在上面。还有支在四根竖管上的象烫衣板似的桌面。通风小窗总是关着的，只有早晨看守才用钩子把它打开十分钟。小窗户的玻璃加了钢筋。从来不放风，每天唯一的一次放出去大便是在早晨六点钟。这时候谁的肚子都还没有这个需要，晚上却不让出去。每七间监室划为一个单元，每单元就有两名看守。所以一个看守只需要在三个房门前走动，每经过两个房门以后就可以通过监视孔向你屋里观察一次。这就是无声的苏哈诺夫卡的目的：不让你有一分钟睡眠的时间，不让你有一刻偷偷用来处理私人生活的时间，你永远在监视下，你永远在掌握中。 　　但如果你通过了与发疯的搏斗，经受了孤独的考验并站定了脚跟——你就赢得了自己的第一个监室！现在你可以在那里治愈精神上的创伤。 　　如果你很快就屈服了，作了一切让步，并出卖了所有的人——现在你也具备了走进自己第一个监室的条件，虽然你倒不如不活到这个幸福的时刻，而是一张纸上也不签字，以胜利者的身份死在地下室里。 　　现在你将第一次看到不是敌人的人。现在你将第一次看到其他的活人，他们与你走的是一条道，你可以用“我们”这个欢乐的词把他们和自己联结在一起。 　　是的，在外面你也许蔑视过这个词，当时人们用它代替了你的个性（“我们全体像一个人那样！……我们强烈地愤慨！……我们要求！……我们发誓！……”）——现在却使你产生一种甜蜜的感觉：你在世上不是一人！还存在着有智慧的精神生物——人们！！ 　　我同侦查员进行了四昼夜的决斗以后，刚刚在电灯光刺眼的隔离室里按规定的熄灯时间躺下，看守便开始打开我的门。我都听到了，但在他说出“起来！提审！”之前，我还想有百分之三秒钟的时间把脑袋放在枕头上，想象我是在睡觉。然而看守把背熟了的话说漏了嘴：“起来！收拾铺盖！” 　　我感到迷惑不解和遗憾，因为这是最宝贵的时间，我裹上了包脚布，穿上了靴子、军大衣，戴上了冬帽，抱起了公家的床垫，看守踢起脚跟，不断向我做手势叫我不要弄出响声，带着我通过卢宾卡四层楼的死寂的走廊，经过监楼长的桌旁，经过像镜面一样光滑的监室号牌和在监视孔上放下的橄榄色的小挡板，他给我打开了六十七号监室，我一进去，他立即就在我身后锁上了门。 　　虽然熄灯时间只过了一刻来钟，但受侦查人的睡眠时间是那么靠不住和那么少，所以六十七号监室的房客在我来到之前就已经在铁床上睡下，把一只手放在被子外面。 　　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各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内部监牢里，逐步发明了各种管束办法来补充旧狱规。二十年代初在这里蹲过的人还不知道有这种办法，那时灯光在夜里也是熄灭的，像人们过日子那样。但后来开始不灭灯，这是有逻辑根据的：为了在夜里的任何时刻都可看得见犯人（但如果每次检查时临时开灯，那就更糟）。让犯人把手放在被子外面似乎是为了使犯人不能在被子下掐死自己，从而逃脱公正的侦查。经过试验性的检查后发现，人在冬天总是想把手藏起来，好暖和些——于是这个办法便最后确定下来。 　　听到开门的声音，屋里的三个人都哆嗉了一下，刹那间抬起了头。他们也等待着提审。 　　这三个惊恐地抬起的头，这三张没有刮脸的、委顿不堪的、苍白的面孔，在我看来是多么有人性，多么可爱，以致我抱着床垫站在那里，幸福地微笑起来。他们也都露出了笑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已经遗忘了的表情呀！——一虽然总共才过了一个星期！ 　　“从外面来？”——问我（这是对新来的人通常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我回答说：“不是。”（这是新来的人通常作的第一个回答）。 　　他们指的是，我一定是不久前才被捕，所以是从外面来的。我则经过了九十六小时的侦查以后，无论如何也不认为我是从“外面”来的，难道我还算不得一个经过考验的囚犯吗？……但我毕竟是从外面来的！于是，一个长着一双很生动的黑眉毛的、不留胡子的小老头当时就向我打听军事和政治新闻。真令人吃惊！——虽然已经是二月末了。但关于雅尔塔会议，关于东普鲁士的包抄，以及关于我军从一月中旬开始的华沙攻势，甚至关于盟军的十二月惨退，他们都一无所知。根据条令，受侦查人不应当知道外部世界的任何情况——所以他们也就什么都不知道。 　　我愿意用半个晚上的时间把这些全告诉他们——我怀着那样的自豪感，好像一切胜利和包围都是我亲手干的事情。但是这时看守把我的床拿了进来，应当没有声响地把它放好。给我帮忙的是一个同我年龄不相上下的小伙子，也是个军人：他的飞行员的制服和船形帽就挂在床栏杆上。他还在小老头以前就向我问过话，只是不是问战事，而是问有没有烟草。但是，不管我对我的新朋友们怎样敞开心胸，不管在几分钟内所说的话是多么少——我的这个同龄人及前线战友却使我感到有某种格格不入的东西，于是我就对他立即并永远关上了门。 　　（我还不知道有“耳目”这个词，也不知道在每个监室里都应当有这种“耳目”，一般说我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好并说出来我不喜欢格奥尔吉·克拉马连科这个人——而我身上的精神继电器、探测继电器就已经发生了作用，于是我便对这个人永远关闭起来了。这种情形如果是绝无仅有的，我就不会去提它了。但是，我很快就怀着惊奇、兴奋和不安的心情感觉到，我身子里面的那个探测继电器的功能变成了我的固有的天性。岁月流逝，我同几千几百个人在一专板铺上躺过，在一个队列里走过，在一个小队里工作过，这个丝毫不是我创造出来的神秘的探测继电器总是在我想到它以前就已发生作用，在一见到人的脸孔、眼睛，一听到最初的声音时就发生作用——它叫我向这个人敞开大门，或者只开一条缝，或者关得死死的。这总是那么准确无误，以致我开始觉得行动特派员们为安排眼线而费的工夫完全是瞎忙。因为谁充当了叛徒的角色，总会在脸上、声音里显出来，有的似乎假装得很巧妙——但不干净。反过来，探测器还帮助我识别出对什么人初次相逢便可以推心置腹，把足以掉脑袋的隐情和秘密向他公开。我度过了八年的监禁，三年的流放，还有六年风险丝毫不小于前者的地下写作生涯，——在这十七年里我冒失地对好几十人开诚相见——却一次也没有失误！——这类事情我未见有人写过，在这里写出来仅供心理学爱好者们参考。我觉得，这样的精神装置在我们中间的许多人身上都有，但是，我们这些过分推崇技术和理智的时代的人，都忽视这种奇迹，不让它在我们身上发展起来）。 　　我的床已经放好——这时我本应开始讲述（当然是躺着低声讲，免得马上被人从这舒适地方送进禁闭室），但我们的第三个同监难友，中年人，剃头的头顶上已经长出白色的头发楂子，不很满意地瞧着我，带着那种使北方人的面容生色的严峻神气说： 　　“明天再说。夜晚是为了睡觉的。” 　　这是最明智的意见。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在任何时刻都可能被拽出去审讯并在那里一直呆到早晨六点钟，那时侦查员要去睡觉了，而这里却已经禁止睡眠。 　　一夜不受干扰的睡眠比世上一切遭遇都更为重要！ 　　我一开口向他们介绍外面的情况，便感觉到一种使我为难的但一下又抓不住的东西，当时就把它明确地说出来我还没有那个能力：（从我们每个人被捕时起）世界上一切事情都反转过来了，或者说一切概念都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我那么陶醉地开始讲述的东西，也许对于我们根本不是值得高兴的。 　　他们转过了身去，拿手帕蒙上眼睛遮住两百瓦的灯光，用毛巾缠住那只放在被子上面挨冻的手臂，象小偷似地把另一只手臂藏起来，于是就睡着了。 　　我却躺着，充满与人们在一起欢度节目的感觉。一小时前我还不能指望他们会把我和什么人带到一起。我可能什么人也见不到就在后脑门挨上一颗子弹而结束生命（侦查员老是这样向我许愿）。我头上依旧悬着侦查的重压，但是它已经远远地退居次要地位！明天我将讲述（当然不是关于自己的案子），他们明天也将讲述——明天将是一个多么有意思的日子呀，我生活中最好的一个日子（我很早就清楚地意识到：监狱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无底深渊，而是生活中最重大的转折）。 　　监室里的每个细节都使我发生兴趣，睡意不知消失到哪儿去了，当监视孔中没有人瞧着的时候，我便偷偷地研究起来。瞧，在一面墙的上边，有一个三砖宽的不大的凹处，上面挂着蓝色纸帘。我已经打听出来：这是窗子，啊！——在监室里有窗子！——而纸帘则是防空的伪装。明天将有微弱的白昼亮光进来，在白天将有几分钟的时间关掉刺眼的电灯。这是多么了不起呀！——白天可以生活在白昼的亮光下！ 　　监室里还有一张桌子。桌子上，在最显眼的地方，放着茶壶、象棋、一叠书（我还木知道为什么要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原来又是依照卢宾卡的规矩：时时刻刻地通过监视孔窥看时，看守应当确信，没有人滥用行政当局的这些恩赐：没有人用茶壶来凿墙，没有人甘冒自绝于人民、当不成苏联公民的危险，把棋子吞进肚里；没有人想法点着书籍企图把监狱烧掉。而囚犯自己的眼镜被认为是那么危险的武器，所以夜里不准放在桌上，看守把它们收去到早晨再发还）。 　　多么舒适的生活呀！——象棋，书籍，弹簧床，厚厚的垫子，干净的被单。是呀，我不记得整个战争中哪天这样睡过。擦得亮亮的镶木地板。从窗到门几乎可以走四步路。这不枉是中心政治监狱——纯粹的疗养院。 　　也没有炮弹掉下来……我一会儿记起它们在头上高高飞过时的呼呼的声音，一会儿记起越来越强的尖啸声和爆炸的轰隆声。迫击炮弹的嗖嗖声是多么温柔。而天牛产下的四个卵震得周围天摇地动。我记起伏尔姆迪特城下的烂泥，我就是从那里被抓走的，我们的人现在还在那里踩着烂泥和湿雪，不让德军从大包围圈中逃出去。 　　见你们的鬼去吗，不要我打仗——一那就不打。 　　在失去了的许多尺度中，我们还失去了这样一个，那就是在我们之前用俄语说过话和写作过的那些人的高度的坚定性。奇怪的是，在我们革命前的著作中，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描写。我们描写的，要不就是多余的人，要不就是脆弱的、缺乏适应能力的幻想家。单凭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几乎没法理解：俄罗斯靠什么人维持了十个世纪，是靠什么人支撑着的？而且它最近这半个世纪，还不是靠他们过来的吗？而且是更加要靠它们了。另外还有这些幻想家们。他们看到的太多，所以不能选定一种。他们对崇高的事物追求得太强烈，所以不能在地上站车。在每一个社会衰亡之前，总会出现那么一个明智的思想者的阶层—一思想者，仅此而已。而他们受到怎样的嘲笑啊！受到怎样的戏弄啊！他们只能得到害群之马的外号。因为这些人是香味过分幽雅的早开的花朵，所以他们就落到了刈草机的刀口下。在私生活中，他们特别没有办法：既不会卑躬屈膝，又不会装模作样，也不会搞好关系，动不动就是意见、激动、抗议。这样的人正好是对草机收割的对象。这样的人正好被铡草机粉碎。 　　这些正是他们住过的监室。但监室的墙壁——从那时起糊墙纸已几经撕掉，不止一次地抹过灰泥，粉刷过，油漆过——已经不能向我们提供往日的任何痕迹（相反，它们通过窃听器凝神地听着我们入关于这些监室的老住户，关于在这里进行过的谈话，关于从这里押上刑场、走向索洛维茨的那些思想，什么地方也没有写下来，说出来。一卷这样的作品抵得上四十车厢我国当代的著作，但是大约已经不会出现了。 　　那些还活着的，只能告诉我们一些鸡毛蒜皮：这里过去是木床，床垫里装的是麦草。还在二十年代，在给窗户戴上笼口之前，窗玻璃直到最顶上都已经涂了白垩。而笼口在一九二三年确确实实就已经有了（我们却一致以为是贝利亚平的事）。对于敲墙打暗号对话，据说这里在二十年代还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那时还莫名其妙地保存着沙皇监狱的荒唐传统：一个犯人如果不和邻室敲敲打打，那他还有什么可干呢？还有：整个二十年代这里的看守都是拉脱维亚人（有从拉脱维亚步兵中来的，有的不是），送饭的也都是身材高大的拉脱维亚女人。 　　固然是鸡毛蒜皮，但也是值得深思的。 　　我本人很需要进这个苏联的主要政治监狱，谢谢把我带到了这里：我关于布哈林想过很多，我想体会一下当时的情景。然而，有一种感觉，好象我们已经忘乎所以了，把我们关进任何一个省的内部监牢里也够抬举的了。而这个地方——是太大的荣幸。 　　同我在这里邂逅相遇的人们在一起，是不会感到无聊的。有可以听一听的人，有可以比一比的人。 　　那个有着一双生动的眉毛的小老头（在六十三岁的年纪，他显得完全不像个老头）叫阿纳托里·伊里奇·法斯坚科。他，作为旧俄罗斯监狱传统的保存者和俄国历次革命的活历史，使我们的卢宾卡监室大为生色。他保存在记忆里的东西，好似衡量一切过去发生的事情和现在发生的事情的一根比例尺。这样的人不仅在监室中是可贵的，而且在整个社会里也是很缺少的。 　　就在这里，在监室里，在一本偶然落到我们手中的关于一九0五年革命的书中，我们就读到了法斯坚科的姓名。法斯坚科是很久很久前的社会民主党人，以至于现在已经不像是这样的人了。 　　他得到自己的第一个刑期时，还是个年轻人，是在一九0四年，但根据一九0五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宣言》被完全释放了。 　　我们中间谁没有从中学历史课本和《简明教程》中知道并且背得滚瓜烂熟，说这个卑鄙挑衅的“宣言”是对自由的嘲弄，说沙皇下命令“死者得自由，活人进牢监”呢？但这句俏皮话是骗人的。根据这个宣言，允许一切政治党派的存在，召开了杜马，并且实行了诚实的极端广泛的大赦（至于是被迫的，那是另一回事），那就是：一根据大赦令，无例外地、不分刑期和刑种，不多不少地释放了一切政治犯。只有刑事犯还留下来继续坐牢。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斯大林的大赦（诚然，它不是被迫的）则做得恰恰相反：所有的政治犯都留下来继续坐牢。 　　（他讲的关于那次大赦的情况很有意思。在那些年代，监狱的窗上当然还没有任何笼口，因此，在法斯坚科所坐的别洛采尔科夫监狱里，囚犯们可以从窗中自由观看监狱的院子、收进和离去的犯人、街道，同外面任何人打招呼。已经是十二月十七日的白天了，外面的人从电讯中一知道大赦的消息，就向犯人们宣布了这个新闻。政治犯开始高兴地大吵大闹起来，打碎窗上的玻璃，弄破门户，要求典狱长立即释放他们。他们中有人当场挨了拳打脚踢吗？被关进禁闭室了吗？罚禁某个监室阅读书籍或购买东西了吗？根本没有！手足失措的典狱长从一个监室跑到另一个监室说好话：“先生们，我恳求你们——要通情达理！我无权根据电讯消息释放你们。我应当从基辅我的上司那里得到直接指示。我请求你们凑合再过上一夜。”——果真把他们蛮横地又扣留了一昼夜……在斯大林的大赦令发布后，如后面还将讲到的，把被赦的人多扣留了两三个月，照旧强迫他们干重活，而对此谁也木感到是非法的。） 　　获得了自由后，法斯坚科和他的同志们当即投入了革命活动。在一九0六年，法斯坚科得到了八年苦役刑，那就是：四年戴镣铐和四年流放。头四年他在塞瓦斯托波尔中心监狱服刑，那里，在他目睹之下，正好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越狱，这次越狱是各革命政党——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合作从外面组织的。用炸弹在监狱墙壁上爆破开一个可供一名骑马者出入的缺口，于是二十名左右的囚犯（不是谁想出去就出去，只是那些由本党批准越狱的人才能出去，他们事先在监狱中就通过某些看守配备了手枪），蜂拥至缺口处，除了一个以外都逃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指示阿纳托里·法斯坚科不越狱，而是去转移看守的注意力，并制造混乱。 　　可是在叶尼塞的流放中他没有呆多久。把他所讲的（还有其他幸存者所讲的）情形，和我国革命者曾经成百成百地从流放地逃跑并且更多地是跑到国外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摆在一起，便可得出一个结论，只有懒汉才不从沙皇的流放地逃跑，因为这是那么简单。法斯坚科“逃跑了”，就是说。没有身份证随随便便离开了流放地点。他到了海参崴，指望通过某个熟人关系在那里坐上轮船。但不知为什么没有成功。于是，他照旧没有身份证，放心地坐火车穿过整个俄罗斯母亲到了乌克兰，在那里成了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者，在那里他又被捕入狱。从外面给他送来了一张别人的护照，于是他便向奥地利边界出发。这个图谋是那么不受威胁，而法斯坚科又是那么不感到自己后面有追捕的气息，以致他表现出了惊人的疏忽大意：到达了边境并且已经向警察官员交出了护照以后，他突然发现，没有记住自己的新姓名！怎么办呢？旅客约有四十来人，官员已经开始喊姓名了。法斯坚科灵机一动：装成睡觉的样子。他听到，所有的护照都已经分发完了，已经有几次喊到马卡罗夫这个姓名，但这时还不能断定马卡罗夫就是他。最后，帝制的保卫者向这位地下工作者俯下身去，有礼貌地碰了他一下肩膀说：“马卡罗夫先生！马卡罗夫先生！您的护照，请拿走！” 　　法斯坚科到了巴黎。他在那里认识了列宁、卢那察尔斯基，在隆瑞莫的党校里担任了总务工作。同时他学法语，熟悉环境—一这时产生了多走一些地方，看看这个世界的念头。在大战前，他到了加拿大，在那里当了一名工人，他也在美国住过。这些国家自由自在的稳定生活使法斯坚科感到吃惊：他得出结论，那里永远也不会发生任何无产阶级革命，甚至推论出，那里也未必需要这种革命。 　　而这里，在俄国，却发生了——比预期的早——盼望已久的革命，于是大家都回来了，接着又发生了一次革命。法斯坚科内心已经感觉不到先前的对这些革命的激情。但是，服从着那个驱使候鸟迁飞的规律，他仍是回来了。 　　在法斯坚科之后，他在加拿大的一个熟人—一逃到加拿大并在那里成了富裕农场主的前波将金号水手，随即也回到了祖国。这个波将金号水手卖光了自己的农场和牲口，带着钱，带着一部崭新的拖拉机到了故乡，帮助建设那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他参加了最早的一个公社，交出了拖拉机。这部拖拉机，谁想使用就去使用，想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很快就搞坏了。至于波将金号水手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根本不是他二十年来所想象的。发号施令的是一些本不应有权发号施令的人；下令做的事，对一个勤勉的农场主来说是荒诞不经的。而且，他身体也瘦了，衣服也穿破了，换成卢布纸币的加拿大金元也所剩无几了。他恳求放他全家出国去。他越过国境时不比当初从“波将金号”上逃出去时富一些。他依然像当年那样作为一名水手横渡了大洋（没有钱买船票），而在加拿大又再次作为一名雇工开始了生活。 　　法斯坚科身上的许多东西我这时还不能理解。对我说来，他这个人最主要的和最不平常的事情莫过于他本人认识列宁，而他自己回忆起这事来却颇为冷淡（我当时的情绪是这样的：如果监室中某人对法斯坚科只称父名而不同时称名，譬如随随便便说：“伊里奇，今天该你倒马桶吧！”我便激怒、生气，我感到这是一种亵渎行为，而且问题还不仅在于把这句话连在一起说，一般地说，除了地球上唯一的一个人以外，无论把什么人称为伊里奇，都是大不敬的行为！）。因为这种缘故，法斯坚科也还不能像他愿意地那样向我说明很多东西。 　　他明明白白地对我说：“不要给自己制造偶像！”而我却不理解。 　　看到我那种兴奋情绪，他执意地反复对我说：“你是个搞数学的。你不该忘了笛卡儿的话：‘怀疑一切！怀疑一切！’”“一切？”——一这怎么行呢？总不能是一切吧！我觉得我本来就已经怀疑得够了，够多了！ 　　他还说：“老政治苦役犯几乎已经没有剩下的了。我是属于最后的几个人。老政治苦役犯全被消灭了。早在三十年代就解散了我们的协会。”“为什么呢？”“为了使我们不能聚会，不能讨论。”虽然这些用平静的语调说出来的普通的言词本应具有感天动地的力量，而我却把它们理解为斯大林的又一被暴行。沉重的事实，但是——没有根源。 　　我们耳朵听到的东西并不能都进入意识，这是毫无疑问的。太不合乎我们情绪的东西就会消失——或是在听的时候，或是在听了以后，但总是会消失。虽然我对法斯坚科所讲的许多故事记得清清楚楚——但他的议论在我的记忆中却模糊不清。他告诉我一些书名，恳切地劝我出去以后找来读读。他自己因为年龄和健康的缘故已经不指望活着出去了，希望我将来能掌握那些思想，他就满意了。当时不可能做记录，要凭脑子记，可是监狱生活中要记的事太多了，但是接近我当时口味的一些名字，我是记住了：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想法》（我当时很推崇高尔基！因为他是一个无产阶级作家，所以就高出所有的俄国古典作家）和普列汉诺夫的《在祖国的一年》。 　　当他回到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时候，出于对地下工作的旧功劳的尊敬，曾大力提拔他，他本可以占据重要职位，——但是他不要，而在《真理报》出版社里担任了一个小小的职务，后来又担任了一个更小的职务，调到“莫斯科市容设计”托拉斯，在那里做着完全不引人注目的工作。 　　我感到奇怪：为什么要走这条躲躲闪闪的路？他含混地回答：“老狗已经养不成套链条的习惯。” 　　法斯坚科明白已经不可能有所所为，便只求能像个人那样苟全性命。他已经退休领取微薄的养老金（完全不是个人特定养老金，因为那会引人想起他同许多被处决者关系接近）——他本可这样拖到一九五三年。但倒霉的是，他同寓所的一个邻居，整日醉醺醺的放荡作家工·索洛维约夫一起被捕了，因为他喝碎了酒在某处夸口说有手枪。有手枪就足以构成恐怖行为，而这个具有老社会民主党经历的法斯坚科就已然是一个惟妙惟肖的恐怖分子。侦查员现在果然给他铆上恐怖行为，当然，一并捎带上为法国和加拿大的特务机关服务等罪名，自然还充当过沙皇保安局的情报员。在一九四五年，吃得饱饱的侦查员，拿着充裕的工资，完全郑重其事地翻阅了各省宪兵局的档案，并写了关于一九0三年秘密工作化名、暗号、接头地点和会议的完全郑重其事的审讯笔录。 　　老伴儿（他们没有子女）按许可每隔十天给阿纳托里一，伊里奇递送一次她能弄到的食物：一块三百克重的黑面包（它是在集市上买的，每公斤价值一百卢布！）加上十来个煮熟了剥了皮的（在搜查时还被锥子戳穿了的）土豆。看到这些贫乏的——真正是神圣的——食物，不禁使人心肝俱裂。 　　这就是一个人的正直和怀疑的六十三年所得到的全部报偿。 　　我们监室里有四张床，中间留下了一条放着桌子的窄过道。但在我进来后过了几天，又给我们添进第五个人，横放了一张床。 　　新犯人是起床前一小时带进来的，这是最甜蜜的休息脑子的时刻，因此我们中间的三个人都没有抬起头来，只有克拉马连科下了床，想弄到点烟叶子（也许还能给侦查员弄到点材料）。他们开始耳语起来，我们努力不去听他们，但要不把新来者的耳语分别出来是木可能的：它是那么响、惊惶、紧张，甚至接近于号哭，可以明白，一桩不寻常的痛苦进入了我们的监室。新来人问，被枪决的人多吗？我没有转过头去，但终究还是嘘了嘘他们，叫他们声音放低点。 　　当我们按起床时间一齐跳起来的时候（睡过头有关禁闭室的危险），我们看到了——个将军。就是说，他并没有任何等级标志，甚至没有撕下或拧下的痕迹，也没有领章——但高级料子的制服，柔软的军大衣，还有整个体态和面孔！——不，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将军，标准的将军，甚至必定是一个大将军，而不是什么少将之类。他个子不高，身材结实，躯体很宽，肩膀也宽，脸则相当胖，但这种饱食所致的肥胖，没有赋予他以容易接近的温厚感，而使他具有身份重要、属于高级阶层的特征。他的脸部的前端——诚然，不是脸的上半部而是下半部——是一个叭喇狗式的下颌，这里集中表现着他的毅力、意志和权力欲，这些特性使他刚到中年就已升到了这样的官位。 　　开始互相介绍，原来泽-夫实际上比看上去还要年轻，他今年刚要满三十六岁（“如果不被枪毙掉”）。而更加令人惊奇的是，他并不是什么将军，甚至也不是上校，并且根本不是军人，而是个工程师！ 　　工程师？！我正好是在工程界人士的环境里教育出来的，我清楚记得二十年代的工程师：他们的光彩照人的智慧，他们信手拈来无伤大雅的幽默，他们思想的灵活和宽广，能够毫不费力地从一种工程专业进入另一专业，或者一般地从技术领域转入社会，转入艺术。然后——是有教养的举止、趣味的细腻；没有秽语的条理分明的流畅动听的辞令；一个——稍稍搞点音乐；另一个—一稍稍搞点绘画；他们所有的人的脸上总是带着精神丰富的印记。 　　从三十年代初期起，我失掉了同这个环境的联系，后来就是战争。现在我面前站着一个工程师。他是接替被消灭掉的工程师的那些人中的一个。 　　他有一个优越性是不能否认的：他比那些要强壮得多，实感得多。他保持了结实的肩膀和双手，虽然早就用不到它们了。他摆脱了繁文缛节的束缚，眼色严峻，说话不容争辩，甚至想不到会有反对意见。他的成长过程与那些人不同，工作方式也不同。 　　他父亲是最完全的和真正意义上的庄稼人。辽尼亚·泽-夫是那些蓬头垢面、愚昧无知的农家孩子中的一个，对于这些孩子的才能的埋没，别林斯基和托尔斯泰都曾为之痛心g他不是个罗蒙诺索夫，也不会自己去进科学院，但却有才能—一如果不是发生了革命的话，他便会去种地，成为一个富裕的农民，因为他是灵活精明的，也许还会成为个小商人。 　　照苏维埃时代的规矩，他加入了共青团，而这种共青团员的身份。便赶在其他才能的前面，把他从默默无闻中、从下层、从农村拉了出来，像火箭一样带他经过工农速成中学，上升到工业学院。他是一九二九年进去的，正好是把那些工程师们成群地赶到古拉格去的时候。迫切需要培养出自己的——有觉悟的、忠诚的、百分之百的、甚至不是摘专业而是掌管生产大权的人，直言之，就是苏维埃实业家。当时是这样的时机，还没有建立起来的工业的著名制高点都空在那里。他这一批新人的任务就是要去占领这些制高点。 　　泽-夫的生活成了一连串向顶峰上升的成功的链条。这是精疲力竭的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那时国内战争已经不是使用“塔强卡”，而是使用警犬来进行了，那时，成群结队的快要饿死的人挣扎着走向铁路车站，希望坐车到“长粮食”的城市去，但是不让他们买票，他们也没有本事上车——这些穿着农民上衣和树皮鞋的饥民乖乖地倒毙在车站的栅栏下，——一这时候泽一夫不仅不知道城里人吃的面包是凭证配给的，而且还拿着九十卢布的大学生助学金（当时粗活工人所得是六十卢布）。对于已经完全断绝了联系的农村，他是无动于衷的。他的生活已经在这里，在胜利者和领导人中间扎下根了。 　　他没有来得及当普通的工长：马上就有几十个工程师、几千名工人归他指挥，他当了莫斯科郊区大建筑工程的总工程师。从战争一开始他当然就有免服兵役证明。他同自己的总管理局一起撤退到了阿拉木图，在这里掌管伊犁河上的更大的工程，只不过现今在他手下干活的是犯人。这些灰溜溜的小人物的样子很少使他感兴趣——既引不起他的思考，也引不起他的注意。对于他所奔赴的灿烂前程来说，重要的只是他们完成计划的数字，泽-夫只须指定项目、宿营地点、工地主任就够了——他们会自己想办法完成定额；至于每天的工作时间、口粮标准——这些细节他是不去深究的。 　　在大后方度过的战争年代是泽-夫生活中最好的时光。战争有一个悠久和普遍的特性：它越是把痛苦集中在一极上，另一极上释放出的欢乐越多。泽一夫不仅有叭喇狗的下颌，而且还有敏捷的办事才干。他立即熟练地适应了国民经济的新的战时节律：一切为了胜利，管他工人死活，战争会把一切都勾销！他只对战争作了一个让步：放弃了西服和领带，为了徐一层保护色，给自己做了一双鞣革马靴，套上了将军制服——就是到这儿来时穿的那身。这样既时髦又大众化，不致引起残废军人的气忿或招来妇女们的责备眼光。 　　但女人们更经常是用另外一种眼光去看他；她们上他那里去是为了搞点吃的、暖和暖和、寻寻开心。大批大批的钱经过他的手，他的钱包像酒桶一样起着泡沫，十卢布的票子他当成戈比用，几千块钱当成几卢布用。泽-夫不吝惜钱，不攒钱，不记帐。他只对那些经他过手的女人，特别是“开包”的女人，才记帐，这成了他的一种体育活动。他在监室里向我们担保说，在二百九十几的数上被他的逮捕给打断了，很可惜没有达到三百的数字。因为是战争时期，女人是孤独的，而他除了权力和金钱外，还有拉斯普京那种男人的力气，这点大概是可以相信他的。不错，他很乐意一桩艳事接一桩艳事讲给大家听，只是我们的耳朵不是为此而敞开的。虽然他从来没有受到任何威胁，但他最近几年急急忙忙把这些女人们抓到手，玩过了就甩掉。好像从盘子里抓虾吃一样，嚼开，吮空，又拿起下一个。 　　他那么习惯于物体的可塑性，惯于像结实的野猪那样在大地上乱跑！（他在特别激动的时刻在监室里跑起来正像一只强健的野猪，它飞奔起来恐怕连橡树也撞得断吧？）他惯于认为当头头的都是自己人，什么事都好通融、都能脱身、都能遮盖！他忘记了，取得的成就越大，招来的嫉妒也就越多。现在他在受侦查时才知道，还从一九三六年起，他在酒友中随便说的一则笑话，已经进了档案跟着他了。以后还添加进了一些告密材料，还有情报员的证明材料（需要带女人上饭店，那里谁会看不见你呢！）。而且还有一条揭发，说他一九四一年没有赶紧离开莫斯科，是为了等德国人来（他好像为了哪个女人确实耽搁了一下）。泽-夫一向留神使他在经济上的勾当叫人抓不住把柄——但他忘记考虑还有五十八条。本来这块大石头很久也不会落到他的头上，但他自高自大起来，有次拒绝给某个检察长修造别墅用的建筑材料。这样一来，他的案子便苏醒了，晃动了，从山头上滚下来了（蓝箍帽为私心而办案之又一例……）。 　　泽-夫的知识范围是这样的；他认为存在着一种美国语；在监室里两个月内没有读完一本书，甚至没有从头到尾读完过一页，如 　　果总算读了一段，那只是为了撇开关于侦查的沉重念头。从谈话中可以清楚了解，他在外面读得还要少。关于普希金，他只知道是淫秽笑话的主人翁，关于托尔斯泰，他只知道大概是最高苏维埃的代表。 　　然而，另一方面，他是不是个百分之百的苏维埃实业家呢？他是不是为替代帕尔钦斯基和冯-梅克而特意培养的那种最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工程师呢？令人吃惊的是：不是的！有一次我与他讨论整个战争的进程，我说，从战争的第一天起我一刻也没有怀疑过我们定将取得对德国人的胜利。他不客气地瞧了我一眼，表示不相信：“你这是当真吗？”—一他双手抱住脑袋——“哎，萨沙-萨沙，我却相信德国人一定会得胜！我就为这事倒了霉！”原来如此！—一他是“胜利的组织者”之中的一个，却每天相信德国人必胜并且一个心眼地等待着他们！——倒不是因为喜欢他们，而只是因为太清醒地了解我们的经济（我当然是不了解的——所以才相信）。 　　我们大家在监室里心情都很沉重，但谁也没有像泽-夫那样垂头丧气，没有把自己的被捕看得像他那么凄惨。他在同我们一起时就已经了解到，等待着他的不会多于十年，在这些年中他在劳改营里必然是个工地主任，并且不会尝到什么痛苦，像过去没有尝过痛苦一棒。但这丝毫也没有给他安慰。如此美满生活的破灭给他的震动太大了：因为他在自己的全部三十六年中唯一对人间的这样的生活感兴趣，别样都不行！不止一次，他坐在床上靠着桌子，用自己的一只短短的胖手撑住那长着一张胖脸的脑袋，带着茫然若失的暗淡的眼神，低声唱了起来： 　　自从幼年的时光， 　　我便失去了爹娘， 　　被人抛弃被人忘……永远也不能再唱下去！——到此他就号陶大哭起来。他把那从他身上冲决出来的、但不能帮助他打穿墙壁的全部力量，变成了对自己的怜悯。 　　还有对妻子的怜悯。早就失欢的妻子现在每隔十天（不允许更经常）给他送来丰富的牢饭——洁白的面包、奶油、红鱼子、小牛肉、鲤鱼肉。他分给我们每人一片夹肉的面包，一根卷好的叶子烟，俯视着放在桌上的食物（与老地下工作者那些发青的土豆相比真是色香喜人），他的眼泪又加倍地流了起来。他呜呜咽咽地回忆起妻子的泪水，淌了整整几年的泪水：一会儿是因为在他裤兜里发现了情书；一会儿是由于在大衣袋里找出了他在汽车里仓猝液在那儿忘了的不知哪个女人的裤衩。当那使人变得温和的自我怜悯撕裂着他的时候，当代表凶恶力量的锁子甲卸下的时候，在我们面前便出现了一个落魄的无疑的好人。我奇怪．他怎么能那样放声痛哭。我们的同监难友，那个长着白头发楂子的爱沙尼亚人阿尔诺德·苏济向我解释说：“残忍必定要用伤感来作衬垫。这是—一互补定律。例如，在德国人身上，这种结合甚至变成了民族性。” 　　法斯坚科恰恰相反，在监室里是最生气勃勃的，虽然，以年龄而论，他是唯一已经不能指望熬过一切而重获自由的人。他接住了我的肩膀说： 　　为真理挺站——算得了什么！ 　　为真理坐牢才是英雄本色2或者教我唱自己的政治苦役犯歌曲： 　　如果需要牺牲， 　　在牢狱和潮湿的矿井—— 　　我们的事业永远会得到 　　后代人的响应！ 　　我相信！但愿这些篇章有助于实现他的信念！ 　　我们监室十六小时的一天缺乏外部事件，但却是那么有意思，譬如拿我来说，等十六分钟的无轨电车要比这十六小时无聊得多。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事件，而一到晚上你却会长叹一声，觉得时间又是不够，一天又飞快过去了。事件是细小的，但你第一次学会把它们放在放大镜下来观察。 　　一天中最难过的时刻是最初两个小时：一听到钥匙开锁的声音（在卢宾卡还没有“送饭口”，所以喊“起床”号令也需要开门），我们毫不迟缓地跳起来，铺好床，无聊地、无望地在电灯光下坐在床上。清早六点钟强迫起床，这时候，脑子睡得懒洋洋的，觉得整个世界都可厌，整个一生都完蛋了，监室里一口新鲜空气都没有，特别哭笑不得的是那些夜间受审讯刚眯糊了一会儿的人。但是别想耍花招！如果你要打个瞌睡试试，稍稍把身子靠在墙上，或者手托脑袋撑在桌上装做下象棋，或者脸对着放在膝上装模作样打开的书本浑身放松——那就会发出用钥匙敲门的警告声，或者更糟糕些：用有响声的锁锁上的门突然无声地打开（卢宾卡的看守受过专门训练），一个下士像无声的影子，像穿墙破壁的精灵，迅速走进监室三步，把瞌睡中的你敲一记，你也许会进禁闭室，也许会拿走全监室的书籍或者取消放风，这是对全监室的残酷的不公正的惩罚，还有写在狱规上的一条条罚则——你读去吧！它就挂在每个监室的墙上。顺便说说，你如果看东西要戴眼镜，那你在这困乏人的两小时内，无论书籍还是神圣的狱规都读不了：因为眼镜到夜间是收走的，在这两小时内让你有眼镜仍然认为是危险的。在这两小时内，决不会有人往监室送什么东西；谁也不会来这里，谁也不会问什么，谁也不会被传去——侦查员们正睡得香，监狱的长官们才醒——不眠的只有“维尔都海”，他时时拨开监视孔的小档板往里窥望声 　　但有一项程序是在这两个小时内办理的：早解手。还在起床时，看守就要作一项重要宣布：任命你们监室里的某人今天负责端马桶（在那些各自为政的不出名的监狱里，犯人享有的言论自由和自治权恰好足以自行解决这个问题。但在总政治监狱里，这种事件是不能听任自发的）。于是你们就迅速一个挨一个地排好队，前面是那位马桶负责人，他把容量八公升的带盖的洋铁桶抱在胸前。到达目的地，又把你们锁在里面，锁门以前，你们有多少人就发给你们多少有两张火车票大小的纸片（在卢宾卡没有多大意思：白的纸。有这样一些吸引人的监狱，那里发的是书本的碎页——这是一种多有意思的阅读呀！猜测是从哪儿来的，把两面从头到尾读完，领会内容，评价风格——在断章残句中去评量吧！——与同伴交换阅读。那里有时发给一度曾是进步的《格拉纳特》百科全书的残页，而有时说起来都害怕，是经地作家的书页，那可根本不是文艺方面的啊……。上厕所成了获得知识的行动）。 　　但可乐的事不多。这项粗俗的需要在文学作品里是不作兴提及的（尽管这里也只是轻巧地说出了一个万古不变的道理：“清早出恭，其乐无穷……”），狱中一日的这种似乎是自然的开场，已经为囚犯的一整天设下了圈套——同时也是精神上的圈套，气人的地方就在这儿。在监狱的不活动和食物贫乏的情况下，在虚弱的昏睡后，你怎么也不能一起床就打发掉自然需要。可是很快又要你回去并锁起来，——直到晚上六点钟（而在有的监狱里则到第二天早晨）。现在你一想起白天审讯时间快到了，一想起一天有那么多事情，心里就发毛，还要往肚里填进口粮、水和烂菜汤，可是谁也不再放你上那个美好的场所去了，自由人不懂得可以轻易进入这种场所的价值。难以忍受的庸俗需要能日复一日地在你身上产生，并且在早解手后很快产生，然后整天折磨你，压迫你，使你不能畅快谈话、阅读、思想，甚至吞不进一点食物。 　　有时在监室里讨论：卢宾卡的狱规，以及一般的任何狱规是怎样产生的——是一种故意设计的暴行或者就是这样自然形成的。我想—一各有不同。起床——这当然是出于恶意的打算，而其他许多东西起初是完全机械地形成的（同我们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暴行一样），后来上头看出有好处，因而批准了。交接班是在早上和晚上八点钟，因此带出去解手在交班前最方便（要是在一天中间一个个单独放出去——那就需要多余的操心和预防措施，这些活儿是拿不到报酬的）。在眼镜问题上也是这样：何必一起床就操这个心？夜班交班前还给他们就行了。 　　现在已经听得到在分发眼镜——门打开了。可以判断，邻室有没有戴眼镜的（你的同案人不戴眼镜吗？当然我们不敢敲墙对话，对待这种事情是很严厉的）。瞧，也给我们监室里的人拿眼镜来了。法斯坚科只在读东西的时候才戴眼镜，而苏济则经常戴着。他戴上了，眼睛不再眯缝了。一戴上角质框眼镜—一眼上的框边是直线，他的脸马上就变得严厉了，有洞察力了，像我们所能想象的本世纪有教养人的脸。还在革命前，他就在彼得格勒文史学院学习，爱沙尼亚独立后二十年间保持了不带一点口音的纯粹俄语。后来在塔尔图学完了法律专科。除了爱沙尼亚国语外，他还通晓英语和德语，所有这些年代他经常注视着伦敦的《经济学家》杂志，注视着综合性的各种德国《学报》，研究各国的宪法和法典。在我们的监室里他当之无愧而又含蓄地代表着欧洲。他还是一个爱沙尼亚的知名律师．人们称他为“KuIdsuu”（金口）。 　　在走廊里有了新的动静：穿着灰色长罩衫的寄生虫———一个躲在后方的壮健的小伙子用托盘给我们送来我们的五份LI粮和十块方糖。我们的“耳目”围着食物团团转：虽然现在免不了要用抓阄来决定一切，面包头和添头的多少、面包皮脱落的程度都要考虑在内，一切让命运来决定吧（哪里没有这种情形呢？这是我们多年全民挨饿的产物。在军队里分一切东西也是这样做的。德国兵在自己的战壕里听的多了，便学着逗乐说：“给谁？——给指导员！’’）——但“耳目”只要把所有的东西拿一下，便会在手掌里留下面包和糖的分子的薄层。 　　这些四百五十克的没有发起来的半生不熟的面包内瓤跟稀泥一样，一半是用土豆做的—一就是我们的“拐杖”和一天的中心事件。生命开始了！一天开始了，这才是真正开始了！每个人都有一大堆的问题要解决：他昨天把口粮处理得是否正确？用细线把它拉成小块？或者贪心地掰着吃？或者一块块掐下来慢慢吃？等到茶来再吃或者现在就动手干？留到晚饭时，或者只留到午饭时？留多少？ 　　但除了这些内容贫乏的犹豫外，手里这块水分多于粮食的一磅重的东西（法斯坚科说，现在莫斯科的劳动者吃的也是这样的面包），还能引起多么广泛的辩论啊！（我们的舌头现在也好用一些了，手里有了面包，我们已经是正常人了！）这种面包里到底有没有粮食呀！这里面都是什么掺合物啊？（在每个监室里总有个把对接合物很懂行的人，因为在这几十年内谁没有吃过这些东西？）开始了议论和回忆。二十年代烤的还是多好的白面包呀？——大圆面包、松软、多孔，上面的皮是红褐色的，涂了油，下面带着点炉灰和炉底的棱角。一去不复返的面包呀！一九三0年出生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面包！朋友们，这已经是禁区了！我们约定好一句话也不谈吃的。 　　走廊里又有了活动。送茶水来了。另一个穿着灰罩衫的大小伙子拎着水桶来了。我们把自己的茶壶拿到走廊里，凑近着他放好，他便从没有漏嘴的桶里倒到茶壶里，同时拨到道上。而整个走廊是擦得锃亮的，像在一级旅馆里那样。 　　很快就要把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生物学家季莫费耶夫-列索夫斯基从柏林送到这里。在卢宾卡好像给他印象最坏的莫过于把水泼到地上这件事了。他认为这是监狱管理人员（以及我们全体）玩忽职守的一个明显标志。他把卢宾卡存在的年乘上每年的七百三十次再乘一百一十一个监室——结果发现：二百一十八万八千次把开水洒在地上，加上同样的次数拿抹布来擦掉，要比做一些带漏嘴的桶容易些，他为这件事还要生很久的气呢。 　　这就是全部干粮。至于稀的，是两顿接连着来，下午一点和四点，然后是二十一小时的回忆（也不是有意作恶：厨房需要快点煮完下班八 　　九点钟。早点名。老早就听得见特别响的钥匙转动声，特别清楚的敲门声——前来接班的本层楼的值班中尉，像“立正”那样站得笔挺，跨进监室两步，严厉地瞧着我们这些站起来的人（政治犯是可以不站起来的，但这一点我们都不敢想）。把我们数一下对他并不费事，眼光一扫就行了，但这一瞬间是对我们的权利的考验——要知道我们也是有着某些权利的，但我们不知道这些权利。我们不知道，他也必须对我们隐瞒起来。他们在卢宾卡学到的看家本领就在于完全的机械性：没有表情，没有语气，没有多余的话。 　　我们所知道的权利只是要求修鞋、看病。但叫到医生那里——你别高兴，在那里，这种卢宾卡的机械性会特别使你感到惊奇。医生的目光中不仅没有关切，甚至连普通的注意都没有。他不是问：“你哪里不舒服？”，因为字太多，而且说这个句子不能不带语气，所以他就斩钉截铁地说：“不舒服？”，如果你开始过分详细地说起病情来，他便打断你。清楚了。牙齿？拔掉。可以上点砷制剂。治疗？我们这里不治疗。（因为这会增加瞧病的人次并会造成好像有点人情味的环境）。 　　狱医是侦查员和刽子手的最好帮手。遭毒打的人在地上苏醒过来便听到医生的声音：“可以接着干，脉搏正常。”关了五昼夜的冷禁闭室后，医生瞧着冻僵了的赤裸身体说：“可以接着关。”毒打致死——他签署笔录：因肝硬变、血管梗塞死亡。紧急叫去抢救监室中垂死的人，——他都不慌不忙。谁要表现得不一样，我们的监狱就不要。哈兹医师在我们这里是挣不到外快的。 　　但是我们的“耳目”，对权利知道得比较清楚。（据他说，他受侦查已经有十一个月了；把他叫去审讯都在白天。）瞧，他又出来请求记下他的名字——要见典狱长。怎么，要见全卢宾卡监狱的长官？是的。于是记下了他的名字。（晚上熄灯后，侦查员们已经就位的时候，便会把他叫去，他回来时将带着马合烟。）当然，做法很粗拙，但暂时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来。完全改用窃听器开支也太大，一百一十一间监室总不能整天都窃听。那怎么行！安插“耳目”比较省钱，今后还会长时期利用他们。但克拉马连科很难对付我们。有时他使劲听我们谈话，急得出了汗，但从脸上看出来什么也没有听懂。 　　还有一个权利——呈递申诉的自由（代替我们从外面进来以后失去的出版、集会和投票表决的自由）！每月两次，值早班的问：“谁要写申诉？”于是有求必应地把所有要写的人都登记上。在白天把你叫到一间隔离室去关在那里。你想给谁写就可以给谁写——可以写给各族人民的父亲，中央委员会、最高苏维埃、贝利亚部长、阿巴库莫夫部长、总检察署、军事检察总署、监狱管理局、侦查处，可以对逮捕、对侦查员、对典狱长提出控诉！——在所有的情况下，你的申诉都不会有什么效果，它不会附入任何案卷，而读到它的最高级的人物就是你的侦查员，但你却证明不了这一点。而且多年连他也不会读到，因为根本谁也不可能读到它；在7X10厘米的一小块纸上，比早上给你上厕所的稍大一些，当你用笔尖开了花的或者弯成小钩的钢笔，往泡着破布的或加了白水的墨水瓶蘸上墨水，刚刚划上“申……”——字母已经在那可恶的纸上化了开来，于是“诉”字已经写不到行里，而纸的另一面也都已经渗透了。 　　也许你还有另外一些什么权利，但值日官闭口不言。而且即便你不知道这些权利也不会有多大损失。 　　点名过去了，一天开始了。侦查员已经就位。维尔图海用十分神秘的方式传唤你：他只说出头一个字母（是这样叫法：“谁是C开头的？”“谁是Q开头的？”有时还说成“谁是AM开头的？”），而你却应当表现出机智，马上把自己贡献出来。采取这种办法是为了防止看守出差错：喊出的姓名不是在这个监室里，这样我们就会知道还有谁也在蹲监牢。但是，我们虽然同整个监狱隔离，却并没有失去监室间的信息。为了尽量多塞人，犯人经常倒换。而每一个倒换的人就把原来监室积累的全部经验带到新监室去。例如，我们只蹲在四楼，却知道地下监室的情形，知道一楼的隔离间，知道集中关着妇女的二楼的黑暗，知道五楼的双层结构，知道五楼最大的号子——百十一号。在我之前，这个监室里关过一个儿童文学作家邦达林，在此以前他在关女犯的那一层里和一个波兰记者一起蹲过一阵，而这个波兰记者更早以前曾经同保卢斯陆军元帅一起蹲过一阵，于是我们也都知道了关于保卢斯的一切详细情况。 　　传讯时间过去了——留在监室里的人们的漫长而愉快的一天便开始了。它因有着许多好机会而生辉，却并不因有许多义务而变得过分黯淡。属于义务之列的有每月两次用喷灯烧铁床（火柴在卢宾卡是绝对禁用的，要想点火抽烟，我们必须在门上的旋转口打开时耐心地举起一根手指，请求看守给火——而喷灯却放心地委托给我们使用）。——还有一件好像是权利但又搞成很像义务的事：每星期一次单个地叫到走廊里去用钝推子推胡子，——还有一项义务，是擦亮监室里的镶木地板（泽-夫总是逃避干这种活，因为它像任何劳力活一样贬低他的身份）。我们由于饥饿很快就端起气来，不然倒是可以把这项义务算成是一种权利——它是那么愉快而有助于健康的工作：光着一只脚踩着板刷向前——而身子则往后仰，然后相反，一前一后，一前一后，别苦恼，别发愁！光滑如镜的镶木地板！波将金公爵蹲的监狱！ 　　而且我们已经不再挤在以前的六十七号里了。在三月中旬又给我们增加了第六个人，因为本监狱既没有紧挨着的板铺，又没有睡在地板上的习惯，所以就把我们全体成员转到五十三号的漂亮房子去。（我竭诚劝告；谁没有在那里住过——就去住一住！）这不是监室！这是给高贵的旅行家当卧室用的宫廷内室！“俄罗斯”保险公司在建筑大楼的这一侧时不顾造价，把一层的高度提到五米（咳，方面军反间谍机关的首长就会在这里叮叮铛铛搭造四层的板铺，保证可以容纳下一百个人），还有那窗户呀！——看守站在窗台上几乎够不到上面的通风小窗，光是这种窗户的一扇就顶得上居住房间的整个窗户。只有那挡住窗户五分之四的宠口的铆接钢板，才使我们想到我们不是住在宫殿里。 　　但是，在晴朗的日子，卢宾卡大楼内院的六层或七层楼的某一块玻璃，仍然能把一团惨淡的次生的太阳光班反射到我们窗户笼口以上的部分。对我们说来，这是真正的小白兔“——一个可爱的生物。我们温情地注视着它在墙上爬行，它的每一步都充满着含义，它预告放风时间的到来，它报告到午饭时间还有几个半小时，到吃午饭的时候它就从我们这里消失了。 　　总的说我们的好机会是：去放风！读书！彼此畅谈往事！倾听与学习！争论与受教育！而且作为奖励还将吃到有两个菜的午饭！真是不可思议！ 　　卢宾卡下面三层楼的放风是不愉快的：把他们放到底下潮湿的小院子里——监狱楼房之间狭窄的天井的底部。可是，四、五层楼的囚犯们却被放到雄鹰栖息的高台——五层楼的屋顶。混凝土的地面，三人高的混凝土墙，我们旁边是一个不带武器的看守，还有一个站在了望台上的持自动步枪的哨兵，——但空气是真正的，天空也是真正的！“手背起来！两人并排走！不许说话！不许停留！”——但忘了禁止仰头！而你当然会时时地把头往后仰。这里你看到的不是反射的，不是次生的，而是真正的太阳！永生不灭的太阳！或者是它透过春云洒下来的金光。 　　春天给所有人以幸福的许诺，而对囚犯的许诺更是胜过旁人十倍。啊，四月的天空呀！我现在身陷囹圄，这没有什么关系。我，看来不会被枪毙。然而我将在这里变得更聪明。我将在这里懂得许多事情，苍天呀！我还会纠正自己的错误——不是在他们面前，而是在你——苍天的面前！我在这里明白了这些错误——我定会加以纠正！ 　　像从深坑里，从遥远的低层，从捷尔任斯基广场那里，向我们传来尘世的汽车喇叭一刻不停的嘶哑的鸣笛声。对于那些在鸣笛声中奔驰而过的人来说，汽车喇叭像是胜利的号角——而从我们这里却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渺小。 　　放风总共只有二十分钟，但围绕着它有多少事要操心呀，有多少事要赶紧做呀！ 　　首先，利用放风的往返机会，摸清整个监狱的布局和这些屋顶小院的方位，以便将来出去以后，从下面的广场经过时，知道哪儿是哪儿，这是很有意思的事。一路上我们要拐好多弯，我想出了一套这样的办法：从监室起开始记数，每向右拐一个弯加一，每向左拐减一。不管带着我怎样飞快地绕圈子，脑子里不要急着去想象，只要抓紧时间算出加减的结果。如果途中你还在某个楼梯道的窗口看到斜依着高耸在广场上空的柱塔上的卢宾卡女河神塑像背部，并且还能记住这时的数字，那以后你在监室中就能弄清一切方位，你便会知道你们的窗子是往哪里开的。 　　再者，放风时要做的事就是呼吸——尽可能集中精力地呼吸。 　　但在那里，在孤独中，在光明的天空下，也需要幻想一下自己未来的光明的、问心无愧的、无错误的生活。 　　但那里也是谈论最尖锐的题目最方便的地方。虽然放风时禁止谈话，没关系，只要会想办法——而且只有这儿你们的话才保险不会被“耳目”和窃听器偷听了去。 　　去放风时，我同苏济竭力凑成一对——我们在监室里也谈，但主要的东西喜欢在这里说。我们不是一见面就接近的，我们是慢慢接近起来的，但他已经来得及向我讲了许多事情。跟他在一起，我学到一种新的特性：对于我过去从不打算了解的，而且似乎和我已经明确了的生活道路毫无关系的事情，能够耐心而认真地听取。从童年时代起，我不知从哪里得知，我的目标就是要去研究俄国的革命史，其余的与我完全无关。为了理解革命，除了马克思主义外，我早就什么也不需要了：其他一切缠身的东西，我一概弃之不顾。而现在命运使我同苏济碰在一起，他的生活领域与我完全不同，现在他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自己的种种事情，而他的自己的事情就是爱沙尼亚和民主。虽然我以往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去关心爱沙尼亚，更不用说资产阶级民主，但是我现在却在长久地聆听着他一往情深地讲述这个安详而勤劳的小民族二十年的自由岁月，在那里有强壮的男人们，他们有着慢条斯理、脚踏实地的风习；倾听着从欧洲的最好的经验中提取出来的爱沙尼亚宪法原则，一百人组成的一院制议会怎样根据这些原则进行工作；不知为什么，但这一切开始使我喜欢起来，所有这些也开始淹留在我的经验中。（苏济后来回忆我时，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的奇怪混合物。是啊，当时在俄身上的确存在古怪的结合。）我乐意去了解他们的不幸历史：自古以来就被抛在条顿人和斯拉夫人两把铁锤之间的一块小小的爱沙尼亚砧铁。从东方和西方轮番向它打击——而且看不到这种轮番打击的尽头，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完结。我们在一九一八年曾想猝然间拿下他们的国家。但是他们没有屈服。这段历史大家都知道（或者完全不知道）。后来尤登尼奇蔑视他们有芬兰人的血统，而我们则骂他们是白匪分子，爱沙尼亚的中学生们却志愿报名参加自己的军队。在四O年、四一年、四例年，都曾打击过它，一批子弟被俄国军队抓走，另一批被德国军队抓走，第三批逃进了森林。上年纪的塔林知识分子议论说，但愿他们能从这可恶的轮子里挣脱出来，分立出去过自己的生活（做一个假设：他们的总理将是吉甫，而国民教育部长将由苏济来担任）。但是，无论邱吉尔或罗斯福都不管他们的事，而“约叔叔”（约瑟夫）倒是关心他们的。我们的军队刚一开进，最初几夜就把所有这些幻想家们统统从他们的塔林寓所里抓走。现在他们有十五个人关在莫斯科的卢宾卡，单个地分散在不同监室里，并依照五十八条2被指控有实行自决的犯罪意图。 　　从放风回到监室，每次都等于一次小逮捕。甚至在我们的宏伟壮丽的监室里，在放风以后空气也变得好象沉闷起来。要是在放风后能稍稍吃点东西多好呀！但不要想、不要想这事！如果什么人接到外面送进来的牢饭，不知分寸，把自己的食物不是时候地摊在面前并动嘴吃起来，那他就要倒霉。没有关系，磨练一下自制力吧！如果哪本书的作者坑害你，竟然津津有味地讲起吃食来——赶快把这本书扔掉！果戈理——扔掉！契诃夫——也扔掉！——讲吃讲得太多了！“他不想吃东西，但他还是吃了（狗崽子！）一份小牛肉，还唱了啤酒。”读点精神方面的东西吧！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正是囚犯们该读的！但是对不起，这是他写的吧：“孩子们挨着饿，已经有好几天他们除了面包和腊肠外什么都没有见到。” 　　卢宾卡的图书馆是它的光彩。诚然。图书馆女管理员叫人恶心——一个淡黄头发的身材稍具马形的女郎，她尽一切力量使自己不好看，她的脸搽粉摸得象是玩偶的不动的假面具，嘴唇是紫的，而拔过的眉毛则是黑颜色的（一般说，那是她的事情，但要是出现一个俊俏姑娘，我们就会愉快些——也许卢宾卡的长官已经考虑到了这一切？）。真是好极了：她每十天一次来取书的时候，还听取我们的预约！——带着那种没人味的卢宾卡的机械性听着，你弄不清楚——她听到这些作者名字没有？听到这些书名没有？甚至不知道，她听见我们的话没有？走了。我们经历了几小时又不安又高兴的时刻。他们在这几小时内一页页地翻阅和检查我们交出的书：找寻我们是否在字母下留下了制孔或圈点（有这样的狱中通信方法），或者用指甲在喜欢的地方划上记号。我们忐忑不安，虽然我们并没有干这种事，可是突然会来人说，发现了圈点。而且他们总是对的，而且总是不需要有什么证据的，于是我们就会被剥夺三个月的读书权，弄不好全监室还会转入禁闭待遇。这是我们还没有掉进劳改营的深坑以前，在狱中度过的最美好光明的月份，如果没有书看，真是太遗憾了！是呀，我们不仅是担心，我们心里还突突直跳，好象年青的时候发出一封情书后等待着回答：会不会有回答？将是什么样的回答？ 　　最后，书来了，它们决定着以后十天的日子如何过：是把更多的劲使在读书上，还是因为送来了一堆无聊的东西，我们多谈谈话。监室里有多少人就给送来多少本书——这是切面包人的计算法而不是图书馆管理员的计算法：一人——一本，六人——六本。人多的监室就占便宜了。 　　有时候，女郎意想不到地送来我们预约的书！但即使把预约置之不顾，结果反正也是有意思的。因为大卢宾卡的图书馆本身就是稀见之珍。它的馆藏大约是没收来的私人藏书；它们的收藏者已经见上帝去了。但主要的是：国家安全机关挨个地检查和阉割国内所有图书馆，一连搞了几十年，可是却忘了翻翻自己的怀里——所以在这里，在这个老窝里，倒可读到扎米亚金、皮利尼亚克、潘捷列伊蒙·罗曼诺夫的作品以及梅列日科夫斯基全集中的任何一卷（有的人开玩笑说：我们被称作死人，所以才让看禁书。我则想，卢宾卡的图书馆管理员根本不懂得给我们看的是些什么东西——懒惰加无知）。 　　午饭前的这几小时读得特别起劲。但书里的一句话就足以使你跳起来，把你从窗口赶到（边，从门边赶到窗口。想告诉别人你读到的内容和你的看法，于是争论就开始了。这正是想尖锐地争论的时候！ 　　我们常常同尤里·叶夫图霍维奇发生争论。 　　我们五个人被转移到宫殿般的五十三号的那个三月的早晨，我们屋里送进了第六个人。 　　他进来了——像一个影子，好像皮鞋踩在地板上都没有声音。他进来了，怕自己站不住，把背靠在门框上。监室里的灯已经熄了，晨光昏暗，但是新来的人并不睁大眼睛，他眯着眼。他沉默着。 　　看他军衣和裤子的呢料，既不能把他当成苏联军人，又不能当成德国军人，也不能当成波兰或英国军人。脸型是长的，很少俄国气质。瞧他有多么瘦呀！因为消瘦看上去很高。 　　我们用俄语问他——他不作声。苏济用德语问他——他也不作声。法斯坚科用法语、英语问他——他还是不作声。只是逐渐地在他那疲惫不堪的发黄的没有生气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一生中所看到的唯一的这样的笑容！ 　　“人们”……他微弱地说出这个字，像是从昏迷中刚刚苏醒，或者像是昨夜通宵等待着枪决。他伸出了一只软弱枯瘦的手。手里拿着一个破布小包袱。我们的“耳目”已经明白这是什么东西，就奔过去抓住了小包袱，放在桌上打开——那里有二百克的清淡烟叶，马上给自己卷了一支四倍大的烟卷。 　　这样，尤里·尼古拉耶维奇·叶夫图霍维奇蹲过了三星期的地下隔离室后，出现在我们面前。 　　从一九二九年中东铁路冲突时期起，国内流行着一支歌曲： 　　“挺起钢铁般的胸膛把敌人扫荡， 　　二十七师守卫着边防！” 　　国内战争时期建立的二十七步兵师炮兵团长是前沙皇军官尼古拉·叶夫图霍维奇（我记起了这个姓名，我在我们的炮兵教科书的作者中看到过它）。他同形影不离的妻子坐在宿营车里越过伏尔加和乌拉尔，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往西。在这个宿营车里，他的儿子尤里，生于一九一七，革命的同龄人，度过了自己最初的几年。 　　从那遥远的时候起，他的父亲在列宁格勒定居下来，在军事学院教书，生活条件优裕，又有名气，儿子也在指挥人员学校毕丁业。芬兰战争时期，尤里争着要去为祖国打仗，但父亲的朋友们把他安插在集团军司令部里当副官。尤里尽管没有爬向芬兰的地堡群、没有在侦察中陷入包围、没有在狙击手的子弹下趴在雪地里挨冻，但红旗勋章——不是别的什么东西！——端端正正地别到了他的制服上。他就这样结束了芬兰战争，认为它是正义的，认为自己也在战争中出了力。 　　但是，在下一个战争中他就没能这么顺利了。尤里能讲一口流利的德语，让他穿上被俘德国军官的制服，带上他的证件，派去进行侦察。他完成了任务，为返回部队而换上了苏军制服（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可这时自己又当了德军的俘虏。他被送到了维尔纽斯郊区的军官集中营。 　　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一个对他整个的人——他的命运，他的信念，他的激情起决定作用的事件。这个集中营里的两年生活使尤里里里外外变了样。这个集中营的实况，既不能用现成字眼编造，也不能用三段论法搪塞—一在这个集中营里是应当死去的，如果没有死，就应当从中做出结论。 　　可以活下来的有营警——从俘虏中选任的营内警察。当然尤里没有去当营警。活下来的还有炊事员。翻译员也能活下来——德方搜罗这类人才。尤里的德语说得很好，但他没有露底。他懂得，当翻译就不得不出卖自己人。还可以去干挖坟的活儿来延缓自己的死亡，但那里用的是比他更结实更灵活的人。尤里自称是个美术家。确实，在他的多方面的家庭教育中也有绘画课。尤里油画画得不坏，只是因为想仿效他引以自豪的父亲，他才没有进美术专科学校。 　　在工棚里拨给了他与另一个老年画家（可惜不记得姓名）一个小单间，在那里，尤里为德国管理人员无偿地画画——“尼禄的盛宴”、“埃尔弗神的环舞”，给他送来吃的作为酬劳。被俘军官们从早上六点钟起就带着小饭锅站队等候领取一碗浑汤，营警用棍棒打他们，厨子用长柄勺子打他们——而这碗浑汤是不足以维持人的生命的。尤里从他们那个小单间的窗里每天黄昏所看到的，是他的画笔应当描绘的唯一的画面：傍晚的薄雾笼罩在沼泽旁的草地上，草地用带刺的铁丝网围起来，上面燃着许多篝火，篝火周围——过去是俄国军官现在是野兽的生物们在啃着死马骨头，烤着土豆皮做的饼子，拿马粪当烟抽，被虱子咬得不断地扭动身子。这些两足动物还没有都死光。他们也还没有都失掉了讲话的能力，从篝火的深红色的反光中可以看出，为时已晚的彻悟怎样透过他们那些向着尼安德特人“退化的脸。 　　难咽的苦水！尤里保全了生命，但生命本身对他已无足珍惜。他不是一个轻易同意忘却的人。不，他侥幸活下来了—一他就应当作出结论。 　　他们已经知道，各国俘虏中只有苏联俘虏这样活着，这样死去，——谁也没有比苏联俘虏遭遇更坏的，问题并不在于德国人，或者不光是在于德国人。甚至波兰人，甚至南斯拉夫人得到的待遇也要好得多，更不用说英国人、挪威人了——他们身边堆满了国际红十字会寄来的东西、家里寄来的东西，他们干脆不去领取德国的口粮。在几个集中营挨着的地方，盟军战俘出于善心把施舍物扔过铁丝网送给我们的人，我们的人一哄而上，象一群狗扑去抢骨头。 　　俄国人撑持了整个战争——而俄国人却得到这种命运。为什么会这样？ 　　从不同的方面逐渐地得到了解释：苏联不承认旧俄在海牙战俘公约上的签字，那就是说，在战俘待遇方面不承担任何义务，也不要求保护被俘的本国人。苏联不承认国际红十字会。苏联不承认自己的昨天的士兵：在他们当了俘虏后给予支持，对苏联没有什么好处。 　　于是，热情洋溢的十月革命同龄人的心冷下来了。在工棚的小屋子里，他同那老年画家交锋、争吵（尤里很难理解，进行抵抗，而老头儿则一层一层地揭开）。这是怎么回事？——斯大林？但是把一切都算在斯大林一个人帐上、算在他那两只短手的帐上不太多了吗？结论只做一半——等于没有做。那其余的人呢？斯大林左右的、下面的、祖国各地的——总的说祖国允许用她的名义讲话的那些人们呢？ 　　如果母亲把我们卖给了吉普赛人，或者更坏些，扔给了野狗，那该怎么办才对呢？难道依然把她当母亲吗？如果妻子上窑子去卖淫——难道我们还忠贞不渝地同她结合在一起吗？背叛了自己士兵的祖国——难道这还是祖国吗？……尤里彻头彻尾地变了！他曾非常钦佩父亲——而现在却诅咒他！他第一次想到，他的父亲实质上背叛了自己对培育了他的那个军队的誓词，——背叛了，为了去建立现在这个出卖了自己士兵的制度。尤里为什么要以誓词同这个出卖人的制度相联系呢？ 　　当一九四三年春天第一批白俄罗斯“兵团”的招募人员到集中营来的时候，——有的人为了免于饿死应募去了，而叶夫图霍维奇则是抱着坚定的决心和明确的认识去的。但他在，团里没有呆多久：皮之不存，毛何足惜。他现在已经不隐瞒他通晓德语了，不久来了一个头头——一个奉命建立一所军事间谍速成学校的家住卡塞尔市郊的德国人，任用了尤里为自己的主要助手。这样就开始了尤里未预见到的堕落，开始违背初衷。尤里满怀解放祖国的热望——却被派去训练间谍——德国人有自己的计划。而界限在什么地方呢？……到哪儿为止就不可再往前走了呢？尤里成了德军的中尉。他现在穿着德国制服在德国往来，他到过柏林，访问过俄国的流亡者，读到了从前读不到的布宁、纳博科夫、阿尔丹诺夫、安菲捷阿特罗夫的作品……尤里满以为所有这些人的作品、满以为布宁的作品每页都是俄罗斯今日的创伤。但他们是怎么啦？他们把自己享有的无可估价的自由浪费到什么上头了？又是女人的肉体、情欲的爆发、落日的余辉、贵族头部的美、陈年的笑话。看他们写出的东西，好象俄国从未发生过革命或者他们太没有能力谈这件事。他们让俄国的青年们自己去找寻生活的方位。尤里就这样上下求索，急于看到，急于知道，同时照俄国的老传统越来越经常越来越深地把自己的矛盾惶遽沉浸到伏特加酒中去。 　　他们的间谍学校是怎么回事呢？当然根本不能算个正式的间谍学校。在六个月里只能教会学员跳伞技术、爆破作业和使用电台。对他们也并不太相信。把他们派遣出去是为了张扬对俄国人的信任。而对于那些奄奄待毙无人问津的俄国战俘来说，这些学校，照尤里的意见，倒是一条很好的出路：小伙子们在这里可以吃饱喝足，穿上暖和的新衣服，而且所有的口袋里还装满苏联货币。学员们（以及教员们）做出一切将如此这般的样子：他们将在苏联后方制探情报，炸毁指定目标，用无线电密码进行联系，然后回来。而他们经过一下这个学校只是为了逃脱死亡和俘虏生活，他们想活下去，但不能以在前线向自己人开枪作为代价。 　　我们的侦查机关当然不接受这种理由。有了大写字母罪名的家属在苏联后方本来就活得够好，他们还有什么权利想活下去呢？这些小伙子不肯拿起德国卡宾枪这个事实，也根本不承认有什么意义。他们玩的一场间谍游戏，被安上最重的五十八条6，还加上进行破坏的图谋。这就是说：一直关到断气。 　　他们通过战线之后，他们的自由选择就取决于他们的习性与认识。梯思梯和无线电台，他们全都马上扔掉。不同的只是：立即就向当局投诚（像我在集团军反间谍机关里所见到的那个翘鼻头的“间谍”那样），或者先用白得的钱来吃喝玩乐一番。只是谁也没有经过战线再回到德国人那里去。 　　突然，在一九四五年新年前夕，一个勇敢的小伙子回来了，并报告说任务已经完成（你去核实吧！）。这是不寻常的。头头确信他是“死灭尔施”打发回来的，决定把他毙了。（忠于职守的间谍的命运！）但尤里坚持说，相反地应当奖励他并在学员面前抬高他的地位。归来的间谍请尤里一起喝酒，那人喝得脸通红，隔着桌子弯过身来向他吐露了真情：“尤里·尼古拉耶维奇！苏联指挥部答应原谅您，如果您自己马上投到我们那边去、” 　　尤里浑身战栗起来。一股暖流化开了已经硬如铁石、枯若死灰的心。祖国？该诅咒的、不公正的但仍然是那么亲爱的祖国呀！原谅？还可以回到家里去？漫步石岛大街”？这有什么奇怪，我们毕竟是俄国人呀！你们原谅我们，我们回去，而且还将是了不起的好人！……离开集中营后的一年半没有给尤里带来幸福。他没有后悔。但也没有看到前途。他同和自己一样惶惶不可终目的俄国人聚在一起喝酒的时候，清楚地感到：脚底下没有支撑地方，反正这不是正经生活。德国人按自己的目的随意支使他们。现在，当德国人显然已经打输了战争的时候，正好尤里有了一条出路；头头喜欢他，曾吐露真情说，在西班牙他有一个留做退路的庄园，帝国完蛋时两人可以一起躲到那里去。可是桌对面坐着一个喝醉了酒的同胞，他不怕掉脑袋地向他进行劝诱：“尤里·尼古拉耶维奇！苏联指挥部重视您的经验和知识，想通过您学习德国情报机关的组织经验……” 　　叶夫图霍维奇犹豫不决了两个星期。但当苏军在维斯拉河彼岸发动进攻时，在把学校撤退到后方的途中，他下令队伍拐进一个僻静的波兰小庄园，在那里叫全校站队集合，他宣布：“我决定投到苏联方面，每个人可以自由选择！”于是这些又可怜又可笑的乳臭未干的间谍们，一小时以前还装作忠于德意志帝国的样子，现在兴高采烈地欢呼起来“乌拉！我们一起去！”（他们向着自己未来的苦役喊“乌拉！”……） 　　于是，他们的间谍学校便全体隐藏起来，直到苏军坦克的到来，然后是“死灭尔施”的到来。尤里再也没有看见自己的伙伴们。把他单独隔离，要他在十天之内把学校的全部历史、教学大纲、破坏任务都写出来，而他也真的以为是需要“他的经验和知识……”甚至已经讨论了回家探望亲人的问题。 　　只是在卢宾卡他才明白过来：甚至在萨拉曼卡，离自己的涅瓦河也比现在近一些……他可以期待的是枪决或者怎么也不会少于二十年。 　　祖国的炊烟对于人的诱惑就是这样不可抗拒。牙齿的神经没有杀死以前，总会有感觉，大约我们在吞下砒霜以前也总会响应祖国的召唤。为了治这个毛病，《奥德赛》中的洛托法吉人知道有一种莲子…… 　　尤里在我们的监室里总共只住了三个星期。在这三个星期里我们一直同他争论。我说我们的革命是非常好的和正义的，可怕的只是在一九二九年把它歪曲了。他带着遗憾的神色瞧着我，抿了抿神经质的嘴唇说：在着手去搞革命以前，先应当在国内把臭虫弄干净！（他与法斯坚科殊途，但在某一点上却奇怪地同归了）。我说，在很长时期内我国管大事的都是具有崇高胸怀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他说——同斯大林是一根藤上结的瓜，从一开头就是（至于说斯大林是个匪徒，我与他没有分歧）。我推崇高尔基：多么聪明的人！多么正确的观点！多么伟大的艺术家！他反驳说：一个渺小的乏味透顶的人物！虚构出一个自我，又为自我虚构出一些英雄，所有的书也都是彻头彻尾的臆造。列夫·托尔斯泰——才真是我们的文学之王！ 　　由于这些每日的争论，因年青而容易急躁的争论，我同他没有能够进一步接近，彼此的否定，多于彼此的理解。 　　他被从我们监室带走了，从那个时候起，不管我打听了多少次，也没有听说谁在布蒂尔卡同他一起坐过车，谁在递解站看见过他。连普通的弗拉索夫分子们也都无影无踪地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多半是进了土，有些人至今还领不到离开北方荒僻地区的许可证。尤里·叶夫图霍维奇的命运在他们中间也不是平常的。 　　这里和下面的“弗拉索夫分子”这个词，是在它在苏联语言中出现和确立时就具有的那种模糊的但牢固的含义上使用的，对它无法加以准确地定义，寻找这个定义对于非官方人士是危险的，对于官方人士是不宜的：“弗拉索夫分子”一般是指在这场战争中拿着武器站到敌人方面去的苏联人。还需要岁月和著作，以便能对这个概念加以分析，划分出不同的类别，那时剩下将是本来意义上的“弗拉索夫分子”——即弗拉索夫将军自被德国俘虏并使反布尔什维克运动冠以自己的名字之时起的拥护者或下属。在战争的某些月份，这类拥护者总共不过数百人，而具有统一指挥系统的弗拉索夫军本身实质上并未来得及建立。但是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德国人搞了一场宣传把戏：发表了在斯摩棱斯克举行了（从来没有举行过的）“俄国委员会”“成立会议”的消息，它似乎是想成为类似俄国政府的东西，又好象不是，消息说得含混不清，——只把弗拉索夫中将和马雷什金少将的姓名拿了出来。德国人自然可以玩这样的游戏：先宣布，然后取消，然后作出与此相反的行动，——但是传单从飞机上飘下来了，落在我们前方的地面上了，落在我们的记忆中了——－“弗拉索夫的”委员会自然就带上了一个运动的概念，一支武装力量的概念，而当德军中开始出现拿着武器的我国同胞——俄国的或者民族的部队时，我们唯一知道的那个词“弗拉索夫分子”就贴到了他们头上，我们的政治指导员们并不阻止我们这样做。整个运动就这样假借地但牢固地和弗拉索夫的姓名联在一道了。 　　拿起武器反对自己祖国的这类武装的我国同胞究竟有多少人？“不少于八十万苏联公民加入了以反对苏维埃国家为目的的战斗组织”——一位研究者（Thorwaid——“Wensieverderbenwoiien”，Stuttgart，一九五二）提供的材料说。另一些人的估计也大致相同（如SvenSteenberg－“Wiassow－VerrateroderPatriot？”－Koin，一九六八）。判明准确数字的困难，部分是因为德国行政当局和军事指挥部门的各派之间有斗争，对战争进程抱现实主义态度的下层机构要求缩小这个数字，免得上层对反布尔什维克却非亲德的势力的增长而感到害怕。所有这些都是一九四四年末组建独立的“俄国解放军”之前很久很久的事。 　　卢宾卡吃午饭的时刻终于来到了。老早我们就听见走廊里盘碗叮铛的快乐音响，然后，像在饭馆似地用托盘端着给每人送来两个铝盘子（不是钵子）：一勺汤和一勺稀极的无油粥。 　　在初期的焦急不安状态中，受侦查的人什么也咽不下去，有的几昼夜不碰面包，不知该把它往哪里放。但渐渐地恢复了胃口，然后是经常的饥饿状态，甚至达到贪馋的程度。以后，如果你能克制自己，胃就缩小了，适应于少食——这里的可怜的饮食甚至成为恰到好处。为此需要进行自我教育，丢掉斜视多吃一点的人的习惯，绝对不搞孕育着危险后果的那种狱中的精神会餐。尽可能地上升到高级领域去。在卢宾卡这点比较容易做到，因为允许午饭后躺两小时——这也是极妙的疗养院规则。我们背向门上的旋转口躺着，装样子放上一本打开的书，便打起盹来。睡觉本来是禁止的，看守也看到了很久不翻动的书本，但在这两小时内通常不敲门。（这种人道态度的原因是，不该睡觉的人在这时候正在受到白天的审讯。对于不肯在笔录上签名的顽固分子，这种做法甚至使他感到更强烈的对比：受审讯回来，而这里午睡时间已经结束。） 　　睡眠——这是克服饥饿和忧愁的良药：机体也不消耗热量，脑子也不再反复思考你犯下的错误。 　　随即就来了晚饭——又是一勺稀粥。生活急于把一切赠赐在你面前摆出来。现在，熄灯前的五六个小时，你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放进嘴里去，但这已经不可怕了，晚上易于习惯不想吃东西——军事医学上早就知道这一条，在后备团里晚上也是不开价的。 　　随即就到了晚解手的时间，这个时刻你多半已经战栗地等待了一整天。整个世界一下子变得多么轻松了呀！世界上一切大问题一下子变得单纯起来了——你感觉到了吗？ 　　轻飘飘的卢宾卡的黄昏啊！（不过，只有你不等待着夜间提审的时候，它才是轻飘的。）轻飘飘的肉体，每天的稀粥恰好把它满足到使灵魂感觉不到它的压迫的程度。多么轻松自由的思想呀！我们好似升到了西奈的山巅，这里，真理从火焰中向我们显露了真身。普希金向往的是否就是这种境界呢： 　　“我要活，为了思索和受难！” 　　我们正是在受难，在思索，我们的生活中再没有别的东西。而抵达这个理想境界却原来是那么容易啊…… 　　我们当然在晚上也争论，丢下同苏济的棋局，扔下书籍。冲突最激烈．又是我和E，因为问题都是爆炸性的，例如——关于战争的结局。瞧，看守不说话、没有表情地走了进来，放下了窗上的蓝色伪装帘子。现在，在第二层帘子的后面，傍晚的莫斯科又放起礼炮来。我们既看不见礼花齐放的天空，又看不到欧洲地图，但试图在脑子里绘出一幅详图并猜测哪些城市已经拿下。这些礼炮特别使尤里感到不自在。象是在召唤命运来改正他所犯下的错误，他坚持说战争决不是正在结束，现在红军马上就要和英美军互相冲突，只有那时才开始真正的战争。监室里的人对这种预言非常感兴趣。结局是什么呢？尤里担保说，结局是红军轻而易举地被击溃（它意味着我们被解放？或被枪毙？）。我对此坚决不同意，于是我们就特别激烈地争论起来。他的理由——我们的军队已经疲惫不堪、失血过多、装备不良，而主要的是，对盟军作战已经不会那样坚决。我以我所熟悉的部队为例坚持说，与其说军队已疲惫不堪，不如说它已积累起了经验，现在是又强大又凶猛，因而在这种场合会比打德国人还要干脆地把盟军打个落花流水。“永远不会！”尤里喊起来（但用低嗓门）。“那么阿登呢？”我也喊起来（低嗓门）。法斯坚科插了进来并嘲笑我们，说我们两人都不理解西方，现在根本没有什么人能够迫使盟军对我们作战。 　　但晚上毕竟不那么想争论，倒想听点什么有趣的东西，甚至调和的东西，大家和睦地说说话。 　　监狱中最心爱的话题之一，就是谈论监狱的传统，谈论以前是怎么坐牢的。我们有法斯坚科，因此我们听到的是第一手材料。最使我们感动的是，从前当政治犯是一种骄傲，不仅真的亲属不和他们脱离关系，而且还有一些素不相识的姑娘装作未婚妻前来探监。从前那种每逢节日给囚犯们送物品的普遍传统呢？在俄国，不先给无名囚犯们送点东西去供他们共同享用，哪家也不会开斋。送会圣诞节的火腿、大馅饼、烤饼、甜面包。一个贫穷的老太婆也会拿去十个上色的鸡蛋，她的心里才觉得松快。这种俄罗斯的仁慈之心丢到哪里去了呢？它被自觉性所代替了！我们的人民被吓得那么厉害，那么不可救药，已经不会关心那些受苦受难的人。现在这已经成为奇闻。现在你要在某个机关里建议为本地监狱的犯人举办一次节目前的捐募一一那将会被认为几乎是反苏的暴动！瞧我们野兽化到了什么程度！ 　　这些节日礼物对囚犯们意味着什么呀！难道这只是美味的食物吗？它们使人感到温暖，感到外面在想着你，关心你。 　　法斯坚科告诉我们，在苏维埃时期也存在过一个政治红十学会，——对这件事，我们不是不相信他说的话，而是有点难以设想。他说，彼什科娃利用自己不可侵犯的身份曾多次出国去，在那里募钱（在我们这里是募不到多少的），然后在国内购买食品送给没有亲属的政治犯。给一切政治犯吗？马上说明白：不是，不

大银猫 · 发表于 31.1.2005 15:43:51

第六章　那个春天 -------------------------------------------------------------------------------- 　　一九四五年六月，每个早晨，每个晚上，从不远的地方——从森林街或诺沃斯洛波德街，往布蒂尔卡监狱的窗里送来一阵阵铜管乐器的声音。这全是一些进行曲，一遍一遍反复演奏的进行曲。 　　我们站在打开了但爬不出去的监狱窗子旁边，站在暗绿色的玻璃钢筋笼口后面听着。是部队在列队行进吗？或者是劳动者们正在甘心乐意地把工休时间贡献给步伐操练吗？——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也听到了传闻，说是正准备着举行胜利大检阅，预定六月二十二日——战争开始四周年在红场举行。 　　用作基础的石头只能在下头呻吟和受压，大厦落成时却没有它们的份儿。但是，那些毫无意义地被抛弃了的、曾注定要用脑门、用肋骨去承受这次战争的最初打击从而防止了别人胜利的人们，连当一块基石的要求也被拒绝了。 　　“欢乐的声音对背叛者有何意义？”…… 　　一九四五年我国各个监狱中的那个春天主要是俄国被俘人员的春天。他们像大洋里的鲜鱼，聚成一大片一大片的密密麻麻的灰色鱼群，游过苏联的各个监狱。尤里·叶夫图霍维奇的出现是我同这个鱼群的第一次照面。而现在我已经被它们连成一大片的，好像有固定方向的运动从四面八方包围起来。 　　通过那些监室的不光是我国被俘人员—一当时出现了一股所有到过欧洲的人员的水流：有国内战争时期的流亡者；有新德意志军中的“东方兵”；有观点太激烈太出格的红军军官，斯大林担心他们远征欧洲之后产生引进欧洲自由的念头，出现一百二十年前他们的前辈做过的那种事。但最多的还是我的同龄人，甚至不是我的而是十月革命的同龄人，他们与十月革命同时诞生，一九三七年没有受到什么牵扯，成群结队地参加过二十周年游行，他们的年龄在战争开始时正好使他们成为几星期内就被打得稀烂的那支军队的骨干。 　　因之，胜利进行曲声中度过的那个令人疲倦的狱中之春，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受惩罚的春天。 　　是我们睡在摇篮里就听见唱：“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是我们用晒黑了的孩子的小手握住少先队铜号的把手，听到“你们要准备好！”的喊声后齐声回答“随时准备着！”是我们把武器偷偷带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并在那里加入了共产党。我们现在成了黑的，唯一的原因是我们终于活了下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活F来的囚犯被关进我们的劳改营的理由就是：你怎样能在死亡营里活下来的？一定有问题！） 　　当我们还在分割东普鲁士的时候，我就看到往回走的被俘人员的垂头丧气的行列——周围一片欢乐声中唯一愁眉苦脸的人们——当时他们的郁郁寡欢就已经使我感到震惊，虽然我还不明白它的原因。我从车上跳了下来，走近这些自动排成的纵队（干吗排成纵队？他们为什么要列队？要知道谁也没有强迫他们这样做，各国战俘回去的时候都是分散走的！而我们的被俘人员回国的时候却想显得更加服帖一些……）。在那里我还带着大尉的肩章。又带着肩章，又是在行军途中，对于他们闷闷不乐的原因是搞不清楚的。但是，命运也使我转过身去跟在这些被俘人员屁股后头了。从集团军反间谍机关到方面军反间谍机关，我已经和他们同路，在方面军反间谍机关里，我听到了他们最初的一些故事，当时我还不太懂，后来尤里·叶夫图霍维奇使我明白了，而现在，在红褐色的布蒂尔卡城堡的圆顶下，我感觉到，几百万俄国战俘的经历，像大头针钉住蟑螂一样，死死地打住了我。我本人陷入囹圄的经历，在我看来已经是微不足道的了。我不再为被撕下的肩章伤心。我没有落到我的这些同龄人落到的地方，只是偶然。我明白了，我的义务是用肩膀在他们共同重负的一角上搭一把力，并一直扛到最后一口气，扛到被压垮。现在我有这样的感觉，好像我和这些小伙子们在索洛维约夫渡口、在哈尔科夫的包围圈里、在刻赤的采石场上一起当了俘虏；双手背在后面，把苏维埃人的自豪感带进了集中营的铁丝网；在严寒中排几小时的队等待一勺卡威（咖啡的代用品），还没有挨到大锅旁边就倒卧在地上变成一具僵尸；在六十八号军官集中营（苏瓦基）里，为了不致在露天场地上过冬，用手指头和饭盒盖挖掘（口朝上的）钟形地坑；一个变成野兽的战俘向我这个垂死的人爬来，要啃我臂肘以下的还没有冰凉的肉；随着在强烈的饥饿感中度过的日子的增加，在伤寒病的工棚里，在邻近的英国战俘营的铁丝网边——个清楚的思想渗入我的濒死的大脑：苏维埃俄罗斯抛弃了自己的奄奄待毙的子弟。“骄傲的俄罗斯的儿女们”，当他们用身体抵挡坦克的时候，当还能让他们发起冲锋的时候，俄罗斯需要他们。但他们当了俘虏以后还要负责去供养他们吗？多余的人口。也是可耻失败的多余见证人。 　　有时我们想说谎话，但语言却不让我们这样做。把这些人宣布为叛徒，但在语言上却明显地搞错了——审判员、检察长、侦查员都搞错了。被判刑的人，全体人民，所有报纸都重复了并固定了这个错误，同时却不由自主地说出了真话：本想把他们宣布为背叛祖国者，但谁都说成甚至在审判材料上也都写成“祖国背叛者”。 　　这可是你说的！这些不是背叛了她的人，而是被她背叛了的 　　人。不是他们这些不幸的人背叛了祖国，而是精打细算的祖国背叛了他们，而且背叛了三次。 　　第一次是她由于无能而在战场上出卖了他们——当时受祖国宠信的政府做尽了一切为了打输战争所能做的事：先拆毁了防御工事，它把空军摆到必遭覆灭的位置，它拆卸了坦克和大炮、摘掉了有见识的将领并禁止了军队进行抵抗。战俘——正是那些用自己身体承受了打击并阻挡住德国国防军的人。祖国任凭他们死在战俘营里而弃之不顾，这是第二次没有心肝地出卖了他们。 　　而现在这是第三次，她用慈母之爱（“祖国原谅了！祖国在召唤！”）把他们骗回来，而在国境线上就用绳索套上脖子，从而没有良心地又一次出卖了他们严 　　俄罗斯建立国家以来的一千一百年间，卑鄙龌龊的事情好像不知干过多少，见过多少！——但是有没有过像这种对几百万人干下的下流勾当：出卖了自己的战士而又宣布他们为叛徒？！ 　　我们多么轻易地把他们从自己的帐上一笔勾掉：叛变了？——可耻！——勾掉！是呀！还在我们之前我们的父亲就已经把他们注销了：他把装备着一八六六年制造的独子步枪（而且还是五人一枝）的莫斯科知识界的精华投进了维亚兹马的绞肉机。（有哪个列夫·托尔斯泰能向我们展示这个博罗季诺的场面呢？）而伟大的战略家用肥胖的短手指在地图上拙笨地移动一下，在四一年十二月，光为了制造一条动人的新年新闻，就把十二万我们的小伙子——几乎是投入博罗季诺战役的全部俄国军队——运过了刻赤海峡，不经战斗全部奉送给德国人。 　　不知为什么成为叛徒的竟不是他，而是他们。 　　（我们多么易于受先入为主的称呼的影响，我们多么轻易地同意了把这些忠诚的人算做叛徒！那年春天，在市蒂尔卡的一个监室里关着一个叫列别捷夫的老头，冶金工作者，拥有教授的称号，但看外表倒像上一世纪甚至上上世纪捷米多夫工厂的强壮工匠。宽肩膀、宽脑门，长着一把普加乔夫式的大胡子，而那张大手掌足可托起四普特重的小型钢水包。在监室里他穿着直接套在内衣．上面的褪了色的灰色工作服，很不讲究清洁，当他没有坐下读书，脸上没有显出他惯常的思想威力的光彩的时候，可能被人以为是一个狱中的杂役。人们经常聚在他身边，他很少谈论冶金，而常用那定音鼓似的低音解释说，斯大林是与伊凡雷帝一样的恶犬：“拚命地枪杀吧！勒死吧！”说高尔基是个没出息的和胡说八道的人，是刽子手的辩护人。我很赞赏这个列别捷夫：在这个有着智慧的头脑和庄稼人手脚的粗壮结实的躯体上，我仿佛看到了整个俄罗斯人民的化身。他已经思考过那么多！——我向他学习理解世界！而他突然挥动大手，发出雷鸣般的声音：五十八条第1分条一乙——都是祖国的叛徒，不能原谅他们。而周围的板铺上却挤满着“第1分条一乙”，唉，小伙子们心里多么委屈呀！老头子是代表农民的和劳动的俄罗斯坚信不疑他郑重声明的——面对这一方面的责难，小伙子们难于并耻于为自己辩护。为他们辩护并和老头子评理的责任落到我以及两个“第十分条”的小家伙身上。但是干篇一律的国家谎言已经使人们的头脑昏乱到什么程度！甚至我们中间最有容量的人也只能容下他亲身体尝过的那一部分真理。 　　关于这种情形，维特科夫斯基有比较概括的叙述（关于三十年代）：奇怪的是，被诬陷的暗害分子清楚自己并不是什么暗害分子，却表态说整一整军人和神甫是正确的。军人们心里明白他们并没有为外国间谍机关服务也没有破坏红军，但却乐意相信工程师们是暗害分子，而神甫们应该消灭。一个坐车的苏维埃人是这样考虑问题的：我本人是无辜的，但对待他们，对待这些敌人，任何方法都合适。侦查的教训和牢房的教训都不能使他们清醒过来，他们就是被判了刑也还保持着在外面养成的迷信：相信到处都有阴谋、放毒、暗害、间谍活动。 　　俄国不知进行过多少次战争（还不如少些好……），——在所有这些战争中我们听到过有许多叛徒吗？是不是发现过叛变是俄国士兵精神上根深蒂固的东西呢？现在，在世界上最正义的制度下发生了一场最正义的战争，突然普通人民中出了几百万叛徒。这怎样理解呢？怎样解释呢？ 　　与我们并肩作战反对希特勒的，有一个资本主义的美国，马克思对那里工人阶级的贫困和痛苦曾做过雄辩的描述。为什么这场战争中他们那里只出了一个叛徒——商业家“豪豪勋爵”？而我们这里却有几百万呢？ 　　说这话连张口都觉得害怕，也许问题毕竟在于国家制度？ 　　我们有一则很老的谚语就曾为俘虏辩护：“被俘有音讯，阵亡永无声。”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皇帝的时候，为了褒奖忍受俘虏生活还授给过贵族称号！在以后的历次战争中，换回自己的俘虏，抚慰他们，温暖他们，始终是社会的一项任务。被俘者每一次从敌人手中的逃亡都被作为最伟大的英雄行为加以赞扬。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俄国一直进行着救济我国俘虏的募捐，我们的女护士们被准许进入德国去照看我国的被俘者，每一号报纸都提醒读者们，他们的同胞正在恶劣的俘虏营中受苦。所有西方各国在这次战争中也都这样做；邮包、书信、各种形式的资助通过中立国家不受阻挠地源源送去。西方的战俘没有低三下四从德国的锅中要饭吃，他们带着瞧不起的神气同德国警卫谈话。西方政府对本国的被俘军人，都是照算军龄，照例晋升，甚至照发薪金。 　　只有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红军中服役的军人是不许被俘的——条令中就这样写着（德国兵从自己的战壕中叫喊：“伊万，俘虏没有！”），是啊，谁能设想得出这一条的整个含义呢？！有战争，有死亡，却没有俘虏！——真是新发明！这就等于说，你去死吧，我们却要活着。但哪怕你是丢了腿，如果你拄着双拐活着从俘虏营回来（列宁格勒人伊万诺夫，芬兰战争中的机枪排长，后来关在乌斯特魏姆劳改营）——那我们就将审判你。 　　只有被祖国抛弃了的、在敌人和盟友眼中最无价值的我国士兵，才会去吃第三帝国后院里发给的猪食。只有他，回家的大门被关得死死的，虽然年轻的心灵努力不去相信，有一个什么五十八条1一乙，在战时根据这一条给的刑罚没有轻于枪决的！一个士兵如果不愿死于德国的子弹，因为这事他就应当从俘虏营中出来后死于苏联的子弹！有人死于他人之手，而我们则应死于自己人之手。 　　（话又说回来，这样说是天真的：因为这事。各时代的政府决不是道德家。他们把人关起来和处死人并非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关人和处死人是为了不让他们做什么事情。把所有这些 　　被俘人员关起来，当然并不公因为他们背叛了祖国，因为傻瓜都清楚，只有弗拉索夫分子才能因为背叛祖国而受审判。把所有这些人关起来，是为了使他们不在自己的同村人中去回忆欧洲。没有看到，就不会妄想……） 　　因此，在俄国战俘面前有些什么样的道路呢？合法的道路只有一条：躺下来让人在你身上践踏。每一株小草都要用脆弱的茎寻找出路以便活下去。而你却躺下任人践踏吧。虽然晚了些——但既然未能捐躯疆场，那就现在死掉吧，将来就不会受到审判了。 　　战士长眠。有话已说完 　　从此永远不受责难。你那已绝望了的脑子所能想出来的一切其他道路——都将导致你与法律发生冲突。 　　逃回祖国——穿过集中营的封锁圈，越过半个德国，然后经过波兰或巴尔干。这个举动会把你带到死灭尔施，带上被告席：别人都逃不出来，你怎么逃出来的？有问题！说吧，毒蛇，让你带了什么任务来的（米哈伊尔·布尔纳采夫、帕维尔·邦达连科及其他许许多多人）。 　　在我国的评论中有一种确定的看法，认为肖洛霍夫在自己的不朽名作《一个人的遭遇》中说出了关于“我们生活这一方面”的“痛苦的真实”，“揭开了”一个问题。我们不得不谈谈看法。这篇总的说来很无力的短篇小说，描写战争的篇幅是苍白的，没有说服力的，（看来作者不了解最近这次战争），对德国人的描写标准化和粗俗到可笑的程度（只有主人公的妻子写得成功，但她纯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女基督教徒），——在这篇关于一个战俘的命运的小说中真正的俘虏问题被掩盖了或被歪曲了： 　　1．选择了一个最无可指摘的被俘情况——失去知觉，使它成为“无可非议”的，回避了问题的全部尖锐性。（如果像大多数人所遭遇的那样，在有知觉的状况下当了俘虏，——那该怎么办呢？） 　　2．没有说明俘虏的主要问题是祖国抛弃、拒绝、诅咒了我们（对此肖洛霍夫只字未提），正是这样才造成没有出路的处境——一而说成是那里我们的人中间出了叛徒（如果这算是主要的，那就请刨刨根，并说明一下，这个得到全民支持的革命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之后，这些叛徒是从哪里来的？）。 　　3．牵强附会地虚构了侦探幻想小说式的从战俘营逃跑的情节，以便不发生回来的俘虏必不可免地要经过的一套接收手续：死灭尔施——甄别审查营。索科洛夫不仅没有按照条令被关进铁丝网里去，而且——简直是笑话——他还从上校那里得到了一个月的假期！（就是说，得到去执行法西斯侦探机关的任务的自由？那样的话，上校也会镣铐叮铛地上那里去的！） 　　逃往西方国家游击队那里，投奔抵抗运动的部队，这只能略微推迟的受军事法庭严厉惩办的时间，而且还会使你成为更大的危险人物：在和欧洲人自由相处的日子里，你可能沾染上了十分有害的精神，如果你竟有胆量越狱，而且继续作战，说明你这人很果敢，那你在祖国就是一个加倍危险的人物。 　　在集中营靠出卖自己的同胞和同志活下来？成为营警、管理人员、德国人和死神的助手？斯大林的法律对此不会惩罚得比参加抵抗运动部队严厉些。（可以猜到为什么：这种人危险性小些2）但无法解释的深藏在我们内心的法律，禁止我们所有人，除了败类，走这条道路。 　　扣除了这四个力不胜任的或不能接受的可能性，还留下了第五个：等待招募人员，等待着被什么地方叫去。 　　有时幸运地碰到农业区的代表前来为该区的农民招募雇工；商行派人来给自己选用工程师和工人。根据斯大林的最高指示，你在这种场合也应当不承认你是工程师，隐瞒你是熟练工人。如果你是一个设计师或电气技师，只有留在战俘营里挖土、受罪、在脏水坑里找吃的，你才能保持住爱国的纯洁性。这样你才能指望有朝一日能骄傲地抬着头去接受因纯洁地背叛祖国而获得的十年徒刑加五年的戴笼口。现在你为敌人做了工作，况且是做了专业工作．因而加重了背叛祖国的罪行，你就得低着头去领取十年刑期加五年的戴笼口。 　　这好比是一只河马在干雕琢首饰的细活，斯大林正有这个特色！ 　　有时来的是完全另一类性质的招募人员—一俄国人，通常是不久以前的红军政治指导员，白卫军分子是不去干这种事的。招募人员在战俘营里召开大会，咒骂苏维埃政权，号召报名上间谍学校或去弗拉索夫的部队。 　　谁没有像我们的战俘那样挨过饿，谁没有嚼过飞进集中营里的蝙蝠、煮吃过旧鞋掌，谁就未必能理解每一声召唤、每一个论据具有多大的不可抵制的物质力量，如果在他的后面，在战俘营大门外，行军伙房正冒着烟，每个同意的人马上就能用粥填饱肚子—一即使是一次！即使一生中还有这一次！ 　　但如果除了冒着热气的粥以外，在招募人员的召唤中还有着自由和真正生活的幻影——不管他号召到哪里去！到弗拉索夫的营里去。到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团里去。到劳动营去——用混凝上修筑未来的大西洋障壁。上挪威的峡湾去。到黎巴嫩的沙漠去。去当希维（hiw）——Hilfswillige——德国国防军志愿助战队（在每个德国连里有十二名希维）。最后还可以去当乡村的伪警，去追捕游击队员（他们当中许多人也将遭到祖国的摈弃）。不管他召唤到哪里去，不管上哪里去都行——只要不在这里象被忘掉的牲畜那样倒毙。 　　我们把一个人弄到了嚼蝙蝠的地步，我们自己不仅撤消了他对祖国的任何义务，而且也撤消了他对人类的义务！ 　　那些从战俘营被招募到短期间谍训练班去的小伙子们，还并没有从自己的被抛弃遭遇中作出极端的结论，还做出非常爱国的行动。他们认为这是逃出战俘营的最合算的方法。他们几乎人人都这样设想，只要德国人把他们派到苏联方面去——他们马上就向当局自首，交出自己的装备和指示，同善庭的指挥官们一起把愚蠢的德国人嘲笑一顿，穿上红军制服，精神抖擞地回到战斗队伍中去。清说说看，按人之常情而论谁能期待不同的情况呢？怎能不这样呢？这是一些淳朴的小伙子，我见过很多，——长着憨厚的圆圆的脸，说话带着使人发生好感的维亚特卡的或弗拉基米尔的口音。他们兴冲冲地去上间谍学校，只有乡村学校四、五年级的文化程度，并且没有使用罗盘和地图的任何技能。 　　这样，好像他们所设想的自己的出路是唯一正确的。好象招募这些人对德国指挥部说来完全是一个既浪费又愚蠢的举动。其实不然！希特勒正是与他的大国兄弟配合行动的。间谍狂是斯大林丧失理智的基本特征之一。在斯大林看来，他的国家里间谍成群。所有住在苏联远东的中国人都得到了间谍罪条款五十八条6，被关进北方的劳改营并在那里死绝。参加过国内战争的中国人，如果没有及时地溜之大吉，也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几十万朝鲜人全都被怀疑是间谍而放逐到哈萨克斯坦去。所有出过国的、在“国际旅行社”旅馆旁边放慢过脚步的、被照进有外国人面孔的相片中的、或者自己拍摄过城市建筑物（弗拉基米尔的“金门”）的苏联人——都被指控为间谍。对铁路线、对公路桥梁、对工厂烟囱瞧的时间过久——也被指控有间谍行为。所有滞留在苏联的为数众多的外国共产党人，所有大大小小的共产国际人员，不区别个人情况，一股脑儿首先被指控有间谍行为。对拉脱维亚的步兵——革命初期年代最可靠的武力，在一九三七年把他们全部关进监狱时，也都指控为有间谍行为！斯大林好似把风骚的叶卡捷琳娜的一句名言翻转过来并加以扩大了：宁可错杀九百九十九，决不能放过一个真正的间谍。所以怎能相信那些确实在德国侦探机关手里呆过的俄国士兵呢？！所以当成千上万个士兵从欧洲蜂拥而来并且不隐瞒他们是自愿应幕的间谍时，国家安全部的刽子手们感到多么轻松呀！最最英明的人的预言得到了多么惊人的证实！来吧，来吧，傻小子们，条文和报酬早就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 　　这里适宜于提出一个问题：毕竟有这样一些战俘，他们没有去应任何招募；也没有给德国人做过专业方面的工作；没有当营警；整个战争时期蹲在战俘营里不露头，而终于没有死去，虽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例如，像电气工程师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谢苗诺夫和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卡尔波夫那样，用金属废料做打火机，靠此增加点食物。难道祖国也没有原谅他们当了俘虏吗？ 　　没有，没有原谅！我认识谢苗诺夫和卡尔波夫是在布蒂尔卡，那时他们都已得到了自己合法的……多少？机灵的读者已经知道：十年加五年的戴笼口。他们是出色的工程师，但是拒绝了德国人让他们做专业工作的建议！谢苗诺夫少尉一九四一年是自愿上前线的。在一九四二年他还没有手枪，只有个空枪套（侦查员不明白，为什么他没有用枪套自杀）。他曾三次从战俘营逃跑。一九四五年从集中营被解放出来后，他作为受惩戒人员坐进我军的坦克（坦克空投部队）——拿下了柏林，因此得到了红星勋章—一只是在此以后才最终给关进监牢并得到刑期。请看，这就是我们的涅墨西斯的镜子。 　　战俘中很少有人能作为一个自由人越过苏联国境线，如果在忙乱中给漏了过去，那后来也会被抓起来，即便是在一九四六—一四七年。有一些是在德国境内的集合站上逮捕的，另一些似乎并没有被捕，但从边界就被装上了货车，在押解之下运到分布在全国的为数众多的甄别审查营（甄审营）中的一个去。这些甄审营和劳改营没有什么区别，除了安置在里面的人还没有得到刑期因而必须在营里得到它这一点外。所有这些甄审营都是有活干的，它们附设在工厂，附设在矿场，附设在建筑工地，因此过去的战俘们从头一天起就可以投入十小时的工作日，同时，也像他们曾通过铁丝网观看德国一样，今天也是通过铁丝网观看他们失而复得的祖国。空余时间——黄昏和夜晚——就对被审查人进行讯问，为此在甄审营中配备了比一般多几倍的行动人员和侦查员。侦查照常是从一个定论开始，即你肯定是有罪的。你就必须身在铁丝网之内设法证明是无罪的。为此你只能接举证人，也就是其他的战俘，而这些人则可能根本不在你的那个甄审营里，而在遥远的省份，于是克麦洛沃的行动人员向索里卡姆的行动人员寄去质询，那里的人便讯问证人并寄回自己的答复和新的质询，你又被作为证人加以讯问。诚然，为了弄清一个人的命运可能要化上一年、两年—一但祖国于此并无损失：因为你每天都在采煤。如某个证人关于你做了不大好的陈述或者证人已经死掉，——那就怪自己吧，你的叛国罪马上就定案，巡回法庭当时就在你的十年叛决书上盖戳儿。如果不管怎样翻腾，各方材料一致说明你似乎真的没有给德国人做过事，—一而主要的你没有亲眼见过美国人和英国人（如果不是被我们而是被他们从俘虏营解放出来，那就是一个大大加重的情节）—一那末行动人员便决定你应受何种程度的隔离。对某些人规定变更居住地点（这样做必然使一个人和周围的人不易接近，使他易于受到打击）。对另一些人则体面地建议去干“沃赫拉”的工作，即营内准军事警卫工作：他好像仍保持着自由人身份，但却失去了任何个人自由，并要到穷乡僻壤去生活。对第三类人则握手告别，虽然这种人因单纯地当了俘虏本应枪毙，但人道地把他放回家。不过，这种人高兴得太早！他的案卷赶在他的前面，经过保卫部门的秘密渠道已经到达了他的故乡。这种人反正永远不是自己人，因此在第一次大规模抓捕时，如四八——四九年，就会把他们接反苏宣传或别的适当条文关进监狱，我同这样的人也曾一起坐过牢。 　　“唉，要是我早知道！……”——这就是那年春天监室里唱的一支主要歌曲。要是我知道会这样迎接我！这样欺骗我！会有这样的遭遇！——难道我还会回到祖国吗？决不干！！会闯到瑞士去，到法国去！到海外去！到大洋外去！到天涯海角去！ 　　然而，当俘虏们即使已经知道了，他们往往也还会这样做。瓦西里·亚历山大罗夫被俘后到了芬兰。某个老彼得堡商人找到了他，问清了名与父名后说：“我从一九一七年起欠令尊一大笔款子，没有合适机会偿还。现在，对不起，请收下吧！”旧债—一真是意外收获！亚历山大罗夫在战后被接纳进了俄国流亡者的社交界，在那里还找到了一个他真地爱上了的未婚妻。未来的岳父为了教育他，给他读了《真理报》的合订本——从一九一八到四一年的全部报纸，不加粉饰和修改。同时给他讲了大体上如第二章中所述的各股水流的历史经过。终究……亚历山大罗夫还是扔下了未婚妻与富足生活，回到了苏联并得了很容易猜着的那种十年刑期加五年的戴笼口。一九五三年在特别营里他高兴地抓住机会当了小队长…… 　　考虑周到的人纠正说：错误早就犯下了！用不着在四一年往前线钻，于不该万不该就是不该去打仗。应当从一开始就在后方安置下来，找个安安静静的活儿，他们现在都成了英雄。还有，当逃兵也不错嘛：命一定能保住，给他们的不是十年，而是八年、七年；在劳改营里也不会从什么职务上被赶下来——逃兵不是敌人，不是叛徒，不是政治犯，他是自己人，普通犯。有人愤怒地反驳说；可是逃兵必须坐满这些年，受完这些年的罪，他们是不能得到原谅的。而对我们——很快就会有大赦，我们大家都会给放出去（当时还不知道逃兵将享受到的一个主要优待条款！……）。 　　那些犯了第10分条，从自己寓所或从红军里给抓去的——一甚至常常羡慕地说：真见鬼！反正同样的代价（同样判十年），本来可以跟这些小伙子们一样，能看见多少有趣的事呀，哪里不能走走呀Z而我们就这样断送在劳改营里，除了臭气熏天的楼梯外什么都没有见到过（然而，这些犯了第10分条的人好不容易才掩盖起兴高采烈的预感，对他们嘛，大赦将会首先适用！）。 　　不唉声叹气地说“唉，要是我早知道！”（因为他们早知道干的是什么），不期待宽恕，不期待大赦的，只有弗拉索夫分子。 　　还在我意想不到地和他们在监狱板铺上相遇的很久以前，我就知道他们，并对他们感到困惑莫解。 　　起初这是一批淋湿了多次又晒干了多次的传单，它们散落在奥廖尔前沿阵地上三年没有刈割的长得者高的草丛里。传单上有弗拉索夫的照片，还有生平介绍。在模糊的照片上那张脸似乎是保养得很好，很有福气的，就像我们所有的新型将军们一样。（实际上并非如此。弗拉索夫又高又瘦。在清楚的照片上可以看出，他更像是一个上了点学、戴上了角质框眼镜的庄稼汉。）这个福气在传记中好像得到了证实：在横扫一切的抓人年代，他出国去当蒋一介石的军事顾问了。但总的说传单上的传记中哪些话是可以相信的呢？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弗拉索夫一九0O年生于下诺夫戈罗德省农民家庭。在当乡村教师的兄长的照管下读完下诺夫戈罗德宗教小学，因发生革命而未能读完宗教中学。一九一九年春应召加入红军，年末已是与邓尼金作战的前线上的排长，内战结束时为连长，作为干部留在部队。一九二八年在射击训练班受训，后在司令部工作。一九三O年加入联共（布），使他在职务上步步高升。一九三八年以团长军衔被派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因与军队和党的高层人士无甚瓜葛，弗拉索夫成为顶替被宰掉的军长-师长-旅长的斯大林“第二梯队”的一员。一九三九年升任师长，一九四0年首次实行“新的”周日的）军衔制时被授予少将衔。根据后来的情况可以断定说，在包含许多完全没有头脑没有经验的新上来的将军们当中，弗拉索夫属于最有能力者之一。他的第九十九步兵师，原来是红军中最落后的，现在被《红星报》提作榜样，开战以后也没有被希特勒的进攻打个措手不及，相反，在我军全线东撤时它却向西挺进，夺回了佩列梅什利，并且坚守了六天。弗拉索夫很快跨过了军长职位，一九四一年在基辅城下已经指挥着第三十七集团军。他带领一支大部队从基辅的“大口袋”里突围出来。十一月接受了斯大林交给的第二十军，立即投入莫斯科郊区的希姆基保卫战，反攻至勒热夫，成为莫斯科的拯救者之一。（情报局十二月十二日战报中的将军名单排列为：朱可夫，列柳申科，库兹涅佐夫，弗拉索夫，罗科索夫斯基……）以那几个月的高速度，他很快成为沃尔霍夫方面军（梅列茨科夫）的副司令员，三月，当为突破列宁格勒包围圈而轻率发动进攻的第二突击军与后方失去联系以后，接受了陷入“口袋”的该军的指挥。最后的冬季道路尚可通行，但斯大林禁止后撤，相反地，强迫危险地突入纵深的集团军继续进攻——沿着已经化冻的沼泽地带，没有给养，没有装备，没有空中支援。军队经历了两个月的饥饿和死亡（从那里来的士兵后来在布蒂尔卡的牢房里对我讲述他们刨下腐烂的死马的蹄子，拿刨屑煮了吃）以后，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四日德军发动了对被围困军队的四面进攻（空中自然只有德国飞机）。仅在这时，开玩笑似的，才接到斯大林准许撤回沃尔霍夫一线的命令。还曾经进行过这种毫无希望的突围的尝试呢！——直到七月初。 　　弗拉索夫的第二突击军就这样（好像重复着同样丧失理智地被扔进敌人包围圈的俄国第二萨姆索诺夫军的命运）覆灭了。 　　这当然是有对祖国的背叛的！这当然是有残忍的叛卖行为的！但这是斯大林的。背叛不一定卖身投靠。战争准备上的无知与疏忽大意，战争开始时的惊慌失措与怯懦，仅为拯救自己的元帅服而让许多军和集团军作无谓的牺牲——对于一个最高统帅说来，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背叛？ 　　与萨姆索诺夫不同，弗拉索夫没有自杀，还在森林沼泽地里徘徊，七月十二日在西维尔区就俘。他很快就进入了设在文尼察的关押高级军官的战俘营，那是由后来密谋反对希特勒的施陶芬贝格伯爵组建的。弗拉索夫此后两年都是在持反对派立场的军人们（其中许多人后来在反希特勒的密谋中暴露和牺牲了）的这种庇护下生活。他头几个星期就和第四十一近卫师师长博亚尔斯基上校一起写了一份报告，说如果德国承认新俄国的平等地位，大部分苏联平民和军队都将拥护推翻苏维埃政府。（弗拉索夫的这个迅速的决定也许是受了他个人经验的影响：他妻子的父母被当做富农扫地出门了，她表面上跟他们断绝关系，暗中却在帮助他们。现在她和儿子一道又成了被俘将军新的举动的牺牲品——不知从哪天起他们都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血盆大口里消失了。） 　　手里拿着这张传单，很难忽然相信这是一个杰出的人，或者相信他为苏维埃政权忠实地服务了一辈子以后，早就在为俄罗斯感到深深的忧虑。至于后来的那些报道成立“俄国解放军”的传单，不仅是用恶劣的俄文写成的，而且还带着外国人的、显然是德国的气味，甚至对它宣布的事情本身显得无所谓，倒是粗俗地夸耀什么他们那边吃得好、士兵心情愉快等等。叫人不能相信真有这支军队。如果它真是存在的话——哪能有什么愉快心情可言呢？ 　　……只有德国人才能这样撒谎。 　　几乎直到战争结束实际上并没有存在过什么POA“俄罗斯解放军”。这些年曾有几十万志愿助战队员—一Hilflfswllige以完全的或部分的士兵身份分散编入各德军部队。倒是存在过一些志愿反苏部队——是由不久前的苏联公民组成的，但由德国军官指挥。最早支持德国人的是立陶宛人（我们在一年之内把他们整得太惨了！）。然后组成了一个乌克兰人的志愿SS师，若干爱沙尼亚人的SS支队。在白俄罗斯有对付游击队的人民警察部队（达到十万人！）。一个土耳其斯坦营。在克里米亚有一个鞑靼营。（这一切都是苏维埃政权自己播下的种子，例如在克里米亚——是由于愚蠢地迫害清真寺，而有远见的征服者叶卡捷琳娜女皇却拨官费兴建和扩建这些寺院。希特勒来了也想到该保护清真寺。）德国人占领了我国南部以后，志愿营的数量又有增加：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北高加索各有一个，卡尔梅克人的志愿营有十六个。（而南部几乎没有出现过苏联的游击队。）大约有一万五千来人的哥萨克马车队跟着德军从顿河撤退，其中一半人是能拿枪的。一九四一年在洛克奇（布良斯克州）附近，德国人还没到以前，当地居民就把集体农庄解散了，武装起来对付苏联游击队，一九四三年建立了自治州（为首的是沃斯科博伊尼科夫），有一支两万人的武装部队（旗徽为胜利者格奥尔吉），自称POHA“俄罗斯解放人民军”。然而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全俄性的解放军，尽管对此有过一些幻想和企图—一它们来自急于拿起武器解放本国的俄国人自己，也来自一批德国军人，他们影响有限，处于中等职位，但有现实的眼光，认为靠希特勒的狂暴的殖民政策不可能打赢对苏战争。这些军人当中不少是波罗的海沿岸的德国人，其中也有曾在从前的对俄部门服务过的，对俄国的情况有特别清晰的感觉，如施特里科-施特里克费尔德大尉。这一批人徒劳地力图说服希特勒当局上层人物必须建立德俄联盟。军队的名称、未来的条例、缝在德军制服上的袖章（安德烈底色——白底蓝色斜十字），都在他们的幻想中设计出来了。一九四二年在奥尔沙附近的奥辛托尔夫村，在几名俄国流亡者（伊万诺夫，克罗米阿迪，伊戈尔·萨哈罗夫，格里戈里·兰斯道夫）的协助下建立了由苏联战俘组成的“试验部队”——穿苏联军装，拿苏制武器，但佩戴旧式肩章和民族帽徽。这支军队到一九四二年未有了七千人，四个准备扩编为团的营，他们认为自己是PHHA“俄国民族人民军”的前身。志愿者超过了这支部队能接受的数量。但是——没有信心：因为不信任德国人，而且这是对的。一九四二年二月突然收到了将部队解体的命令：化分为单独的营，穿德国军服，编入德军建制。当夜就有三百人投奔了游击队。 　　一九四二年秋，为了统一所有的反布尔什维克部队，打出了弗拉索夫的名号，同在一九四二年秋天，希特勒大本营否定了中级军官为使德国放弃东方殖民计划代之以建立俄国民族武装力量而进行的尝试。刚刚决心作出性命攸关的选择，刚刚在这条路上迈出第一步——弗拉索夫已经变成仅为宣传所需要的人物了——这样一直到最终。庇护弗拉索夫的军人们想让事情运作起来增加自己主意的分量，于是便决定搞了那个“斯摩棱斯克委员会”公告（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三日在苏军前线上空撒下）——许诺给予一切民主自由，取消集体农庄和强迫劳动。（同在一九四三年一月，禁止了俄国部队有营以上的建制……）他们违背禁令在德军占领的各州也散发了这份公告，引起了很大的激动和期望。游击队揭露说，根本不存在什么斯摩棱斯克委员会，什么俄国解放军，这是德国人的谎言。头一个主意现在又迈出了下一个主意——让弗拉索夫到占领区各地去作巡回宣传（又是未经请示大本营和希特勒的擅自行动；这样的自由放任是我们的准极权主义意识难以想象的，在我们这里没有最高当局的批准，任何重要的一步都不能迈，不过找们的体制也要比纳粹的过硬得多，我们那时已经挺了四分之一世纪，而纳粹才十年）。弗拉索夫穿着自制的不属于任何军队的军大衣——褐色，有将军服的红色翻领，没有等级标志——于一九四三年三月做了首次这样的旅行（斯摩棱斯克-莫吉廖夫-博布鲁伊斯克），四月做了第二次（里加-佩乔雷-普斯科夫-格多夫-卢加）。这几次旅行鼓舞了俄罗斯居民，它们造成了俄罗斯独立运动正在诞生、独立的俄罗斯可能复活的逼真的表象。弗拉家夫在人满为患的斯摩棱斯克和普斯科夫的剧场里发表演说，谈了解放运动的目标，同时公开说，国家社会主义是俄罗斯不能接受的，但是没有德国人也不可能推翻布尔什维主义。听众也公开地问他：德国人想要把俄国变为殖民地，把俄国人民变为牛马，是不是真的？为什么至今没人宣布战后俄国将会怎样？为什么德国人不准许占领区俄国人自治？为什么反斯大林志愿军只能受德军指挥？弗拉索夫回答得很拘谨，比他本人此时尚能指望的要乐观。而德国大本营对此的反应是凯特尔陆军元帅的一纸命令：“鉴于在未报告元首和我的情况下发生的战俘俄国将军弗拉索夫赴我军北方集群期间的毫无知识的无耻言论，将其立即移送战俘营。”将军的名字只许利用于宣传目的，如果他再次以个人名义讲话——即应交盖世太保处置。 　　这是尚有成百万苏联人处于斯大林政权之外的最后几个月，还可以拿起武器反对本国的布尔什维克奴役，还能建立自己独立生活，——但是德国领导人并未发生动摇：正是在一九四三年六月八日，库尔斯克-奥廖尔会战前夕，希特勒重申：永远不会建立俄国独立军，德国只需要俄国人作为劳动力。希特勒不懂得推翻共产主义制度唯一的历史机会就在于居民本身的运动，受折磨人民的兴起。希特勒害怕这样的俄国和这样的胜利甚于任何一种失败。甚至在斯大林格勒和失去高加索之后，希特勒仍未注意到任何新的因素。当斯大林捞取着最高的祖国卫士的角色，恢复着旧时的俄国肩章、东正教会并解散共产国际的时候，希特勒下令解除所有志愿部队的武装，把他们送去挖煤，后来改为把志愿部队调往大西洋壁障，去对付同盟国军队，从而有力地帮助了斯大林。 　　有关独立的俄国军队的整个构想的结局，实质上就是如此了。而弗拉索夫做了些什么呢？一方面是他不知道情况如何糟糕（不知道自己放行演说之后又被当做战俘，处于受威胁的地位），一方面是他不可挽救地走上了对野兽抱希望做妥协的毁灭道路，而与启示录的野兽们相处，只有从第一到最后一刻都不让步才能得救。不过，俄国公民解放运动总的说来有没有过这样的一刻呢？它从最初起就注定了要作为尚未冷却的一九一七年祭坛上的一份补加的牺牲品而毁灭。消灭了几百万苏联战俘的战争的第一个（一九四——九四二）冬季就已经拉出了一条还从夏天为拯救布尔什维主义而动员手无寸铁的人们去当民兵就开始了的这些牺牲品的白骨制成的长链。 　　这里适合拿弗拉索夫和十九集团军司令卢金少将做一个对比，那人在一九四一年就同意为反斯大林制度而斗争，但要求保证非共产主义俄国的民族独立，在没有得到这种保证之前，他一步也没有迈出过战俘营。弗拉索夫却被无保证的希望所引诱，在这条道路上不止一次地听从了他的顾问们安抚性的论据。他进行过挣扎——想停止，退后，拒绝，但总有这样一类论据：“他们会解除所有志愿部队的武装”，“战俘们将会没有出路”，“东方工（即在德的俄国工人）的处境会恶化”。在这些论据的借口下弗拉索夫于一九四三年十月签署了致被调往西部前线的志愿部队公开信：讲这项措施的暂时性，讲必须服从…… 　　这个痛苦的志愿军运动的最后一点转瞬即逝的意义就这样完全丧失了：把他们当做炮灰送去对付同盟国军队和对付法国抵抗运动——去对付饱尝德国人的残忍和德国人的自傲的在德俄国人唯一对之抱有真诚好感的那些人。弗拉索夫周围的人们当中怀抱的对英美人的暗藏的希望渐渐地破灭了：如果同盟国连共产党也支持，那么难道他们不会支持民主的非共产主义的俄国反对希特勒吗？……特别是随着第三帝国的崩溃，当苏联向欧洲以至全世界扩展自己的制度的压力明显地暴露出来的时候，——难道西方还会继续支持布尔什维克专政吗？这里就有一个时至今日也未能克服的俄国人和西方人观念的差异了。西方进行的仅是一场反对希特勒的战争，为此认为一切手段和一切同盟者，特别是苏联，都是好的。再说，非不能也，是不愿也，设想苏联各族人民可能有与共产党政府不一致的自己的任务，西方觉得麻烦，碍事。同盟军向开到西部前线的反布尔什维克志愿营散发号召书说，保证将投诚者立即送往苏联，真令人哭笑不得 　　弗拉索夫周围的人们在幻想和希望中把自己描绘为“第三势力”，即处于斯大林和希特勒之外的势力，但是斯大林，希特勒，西方都在踢掉他们脚下的支撑：对于西方他们是某种奇怪类别的纳粹帮凶，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 　　真的是有俄国人在打我们，而且打得比任何党卫军分子还凶，这点，我们很快就尝到了味道。例如，一九四三年七月，在奥廖尔附近有一个穿德军制服的俄国排防守索巴金新村。他们打得那么不要命，好像这新村是他们自己建造的。我们把一个敌人赶进了地窖，每次往那里面扔手榴弹的时候，他的枪就停了。但只要我们钻进去往下走，他就用自动步枪射击。我们往里面扔了一颗反坦克雷，才弄清楚，他在地窖里面还有一个坑，可以躲避手榴弹的爆炸。他是在多么难以想象的震耳欲聋的响声、气浪的冲击和无希望的处境下继续进行战斗的。 　　例如，他们还防守过图尔斯克以南打不掉的第聂伯河登陆点，在那里为争夺几百米的地面进行了两星期毫无结果的战斗，战斗是凶恶的，严寒也同样凶恶（四三年十二月）。在这场讨厌的连续多日的冬季战斗中，我方和他们都穿着遮住军大衣和帽子的伪装罩衣。我听说在小科兹洛维赤附近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两个人在松林中跃进时迷失了方向，并排匍匐下来，他们已经摸不清楚．但仍然朝着什么人、什么方向射击着。两个人的自动步枪都是苏式的。两人共用子弹，互相打气，因为自动步枪润滑油开始冻结而一起骂娘。最后，他们决定抽根烟，把白斗篷从头上拉下来——这时彼此就看清楚了帽子上的鹰和红星。马上跳了起来！自动步枪已经不能射击！抓起来当棍子使，开始互相追赶：这已经与政治无关，与俄罗斯母亲无关，而只不过是洞穴时代的互不信任：我要怜悯了他，他就会把我杀死。 　　在东普鲁土，在离我几步的地方，沿路边押送着三个被俘的弗拉索夫分子，公路上正好轰隆轰隆地开过一辆T－34坦克。突然一个俘虏挣脱出来，纵身一跳，像燕子飞似的扑到了坦克下面。坦克问了一下，但履带的边缘还是把他压了。被压坏的人还在扭动，鲜红的血沫流到了嘴唇上。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宁愿像士兵一样死去，而不愿在刑讯室给吊死。 　　没有给他们留下选择的余地。他们不能有别的打法。打起仗来没有给他们留下稍许爱惜自己一些的出路。如果光是“单纯地”当俘虏我们这里就已经认为是不可饶恕的背叛祖国行为，那对于拿起了敌人武器的人还能说什么呢？我们宣传机构的板斧对这些人的行为用下述原因来解释：1．叛变的天性（生物学上的？在血液里流着的？）2．怯懦。用怯懦恰恰讲不通！怯懦的人寻找的是宽容、照顾。而他们去参加隶属国防军的“弗拉索夫”队伍，只能是由于事情到了极端，出于超过限度的绝望，由于不可能在苏维埃制度下凑合着活下去，由于对个人安危的轻蔑。因为他们知道，在这里他们不必希望得到一丝一毫的宽恕！被我们俘虏后，只要听到他们嘴里清楚说出一句俄国话，就要被枪毙。（我曾在博布鲁伊斯克附近叫住一批前来就俘的人，告诉他们要改扮成农民，分激进到各个村子里去）。被俄国人俘虏也像被德国人俘虏一样，最倒霉的是俄国人。 　　这次战争一般地向我们揭示了，当一个俄国人是地球上最糟糕的事。 　　我羞愧地回想起，在打扫（就是说抢劫）博布鲁伊斯克大包围圈的战场时，我沿着公路走在打坏和翻倒的德国汽车中间，走在撒落一地的贵重战利品中间——一些大车和汽车陷在路旁的洼地里，德国的比曲格马在那里失神地踯躅，战利品堆成的篝火在冒着烟，我突然从那里听到呼救的号叫：“大尉先生！大尉先生！”这是一个穿着德国军裤，光着上身，脸上、胸上、肩上、背上鲜血淋淋的步行人用纯粹的俄语向我叫喊，请求保护——个中土特科人员骑在马上用鞭子的抽打、用马身的逼近驱赶着他走在自己前面。他用鞭子抽打他的赤裸裸的身体，不让他回过身来，不让他求助。边赶边打，在皮肤上引起一条条新的鲜红的伤痕。 　　这不是布匿战争，不是希腊波斯战争！地球上任何一个军队的任何一个有权的军官都有义务制止私刑拷打。任何一个军队——说得对，可是我们的军队呢？……在我们那种残忍而绝对的区分两类人的原则的支配下，我们能做到吗？例如，“不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就不是我们的人”——那种人就只应受到蔑视和消灭。这样，我就未敢在特科人员面前保护一个弗拉索夫分子，我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装作没有听见似地去了讨会——免得我自己沾惹上这个公认的瘟疫，（说不定这个弗拉索夫分子是个超级坏蛋……？必说不定这个特科人员会对我有想法……？说不定……？）其实了解我军当时情况的人看这件事更简单，——个特科人员还会听一个陆军大尉的话？ 　　于是，面孔像野兽似的特别科人员像对待牲口一样继续抽打和驱赶这个毫无自卫能力的人。 　　这个场面永远留在我的眼前。这几乎就是群岛的象征，可以把它印在书的封面上。 　　所有这些，他们早已预感到，早已预先知道——但仍是在德国制服的左袖口缝上了带着白蓝红三色镶边的、安德烈底色的和POA三个字母的盾徽。 　　来自布良斯克州洛科奇的卡明斯基旅拥有五个步兵团，一个炮兵营，一个坦克营。一九四三年七月该旅派出一部至奥廖尔州德米特罗夫斯克一线。秋天该旅一个团坚守谢夫斯克，在防御战中被全歼：苏军打死伤员，把团长绑到坦克上拖死。全旅从洛科奇区撤退时带着家属，辎重，人数超过五万人。（可以想像，内务人民委员部赶到之后是怎样清剿这个反苏自治区的！），出了布良斯克边界之后，等待他们的是痛苦的跋涉，列佩利城外的屈辱的驻扎，被利用于对付游击队，然后是撤至上西里西亚，卡明斯基在那里得到镇压华沙起义的命令，不能不去，带领一千七百名无家属的人员，穿着带黄袖箍的苏军制服去了。德国人对所有这些三色帽徽、安德烈底色和胜利者基格奥尔吉就是这样理解的。俄语和德语相互是不可翻译，不可表达，不可对应的。 　　被解体的奥辛托尔夫部队的各营也遭遇到前去对付游击队或被投入西部前线的命运。一九四三年为数几百人的“俄国解放军近卫旅”驻扎在普斯科夫郊外（在斯特列穆特卡），他们和郊区俄国居民有联系，但德国军方阻止他们扩编。 　　志愿部队的可怜的小报是经过德国检查机关的斧子加工过的。弗拉索夫分子们只剩下拚死作战，空闲时间一瓶接一瓶地灌伏特加。命中注定——这就是他们在整个战争和流落他乡异国年代的存在，没有任何别的出路。 　　已经在到处退却了，已经到灭亡前夕了，希特勒和他周围的人仍然未能克服他们对俄国人独立建制的顽固的不信任，不敢让一个独立的、不从属于他们的俄国的影子出现。只是在最后台火的崩塌声中，一九四四年九月，希姆莱同意了组建由完整的俄国师构成的POA——俄国解放军，甚至还包括一支小小的空军，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最后一出戏被批准开演了：召集“俄国各民族解放委员会”。只是从一九四四年秋天起，弗拉索夫将军才获得了似乎真实的行动机会，——明摆着是为时已晚的机会。联邦制原则也没能把许多人拉进来：被德国人从狱中释放（也在一九四四年）的班杰拉避免与弗拉索夫结盟；分立主义的民族部队把弗拉索夫看作俄国帝国主义分子，不愿意落到他的控制下；克拉斯诺夫将军代表哥萨克表示了拒绝，——只是在整个德国的末日前十天，希姆莱才同意将哥萨克兵团划归弗拉索夫指挥。纳粹领导层已经发生混乱：一些长官准许将俄国志愿部队集结组成俄国解放军，而另一些人阻挠。实际上每一支正在作战的这样的部队都很难从前沿上抽出来，即使愿意参加俄国解放军的“东方工”，要把他们从后方的劳动岗位上抽出来也是不容易的。德国人也没有抓紧为弗拉索夫的军队释放战俘，干释放的活——他们的机器运转不灵。到一九四五年二月俄国解放军第一师（一半是洛科奇区的人）总算是组成了，第二师也开始组建。以为这些师将能和德国联合作战，这种设想已经迟了；弗拉索夫领导层中早就隐藏着的对苏联与同盟国冲突的希望这时燃烧起来了。在德国宣传部的报告（一九四五年二月）里也指出了这一点：“弗拉索夫运动并不认为自己和德国有生死与共的关系，其中存在强烈的亲英情绪与该变方针的想法。这个运动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总的说他们不承认犹太人问题。”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在布拉格（这是为了在斯拉夫的土地上）发表的“俄国各民族解放委员会”宣言也反映出这种骑墙态度。免不了说“以英美寡头们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以其强大实力建立在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剥削之上的英美寡头们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以及“他们用保卫民主、文化与文明的口号掩盖他们罪恶的目的”之类的话——但是没有一个直接奉承国家社会主义、反犹太主义或大日尔曼的词句，仅仅是把同盟国的所有敌人称为“爱好和平的民族”，欢迎“德国在不触及我们祖国的荣誉和独立的条件下给予的帮助。”并期待着与德国的“光荣和平”——不管是怎样的光荣和平，但一定不会比布列斯特和约更坏——它在地位上高于布列斯特和约，但仍是应根据全欧和约做修改的。宣言里还使劲宣布自己是民主主义者，联邦主义者（保障民族分离的自由），那种当时还完全没有成熟的、还没有自信心的准苏维埃社会思想的小爪子在字里行间小心翼翼地爬行着：什么“陈旧的沙皇制度”，什么旧俄经济和文化的落后，什么“一九一七年的人民革命”等等……只有反布尔什维主义是彻底的。 　　这一切在布拉格受到了小规模的庆祝，有“波希米亚保护国”代表即三等的德国官吏们出席。我当时在前线上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份宣言和配套的节目——整个的印象是：一出不适时的注定要完蛋的戏。这份宣言在西方世界根本没引起注意，没有增加一丝理解——但在“东方工”中间却有很大效果：听说参加俄国解放军的申请如雪片飞来（斯温·斯特恩贝格文章中说有三十万份）——这是在德国眼看要垮台的毫无希望的几个月，这些不幸的被抛弃的苏联人只能指望依靠自己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厌恶的力量来抵抗排山倒海而来的红军了。 　　这支组建中的军队能有怎样的计划呢？似乎是：冲进南斯拉夫，与那里的哥萨克、俄侨军队及米哈伊洛维奇联合，捍卫南斯拉夫使其不落入共产主义手里。但是首先：难道德军指挥部在他们最困难的月份能够让在自己后方顺利地组建一支独立的俄国军队吗？他们不慌不忙地把这些部队拽到东部前线——一会儿把一个反坦克支队（伊·萨哈罗夫-兰斯道夫）调往波莫瑞，一会儿把整个第一师调到奥德河——弗拉索夫怎么样呢？一次一次乖乖地交出去，一旦采取了让步路线，这就成普遍规律了，尽管交出目前唯一的一个师就使得整个建军计划变得毫无意义了。总是有论据帮忙：“德国人不信任我们。等第一师用战绩说服了他们，俄国解放军的组建进度就会加快了。”然而进度却很差。第二师和一个预备旅，共两万人，直到一九四五年五月还是一群徒手之众——不但没有火炮，而且几乎没有步兵武器，连服装都供不上。第一师（一万六千人）被用于毫无希望的必死无疑的作战行动，只是德国已经全面瓦解才使师长布尼亚琴科得以擅自把它从前沿撤下来，冲破将军们的反抗把队伍拉进捷克。（沿途解放苏联战俘，那些人也参加了进来——“俄国人要在一起”。）五月初到达布拉格近郊。这时五月五日在首都起义的捷克人叫他们来支援，布尼亚琴科师五月六日进入布拉格，在五月七日的激战中拯救了起义和城市。这真像是开了个玩笑，以便证明最无远见的德国人的远见，第一个弗拉索夫的师用它的第一和最后一次独立的行动恰好是给予了……德国人一个打击，它发泄出了不自由的俄国人在这三年残酷的昏沉的岁月中在胸中聚集起来的对德国人的全部深仇和怨恨。（捷克人用鲜花迎接俄国人，在那些日子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否后来所有人都记得，究意是哪一些俄国人拯救了他们的城市？我们现在认为是苏联军队解放了布拉格，不错，丘吉尔按照斯大林的愿望这些日子不急于供给布拉格人武器，美国人延缓了前进速度以便让苏联人拿下布拉格，而对遥远的未来尚一无所知的当时布拉格共产党领导人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正在大骂叛徒弗拉索夫分子，只盼着从苏联人手里得到解放。） 　　这几周内弗拉索夫不像个统帅的样子，而是处于心慌意乱、一筹莫展的状态。在布拉格战役中他没有指挥第一师，使第二师及一些零星部队无所适从，在飞快消逝的时间里谁也找不到预定与哥萨克汇合的兵力。弗拉索夫只是始终如一地拒绝单独逃跑（曾等待一架去西班牙的飞机），看来是在意志瘫痪的状态下束手就擒。他最后几个星期唯一的积极活动是派遣秘密代表谋求和英美人接触。司令部其他成员也做着同样的事情。 　　对于弗拉索夫分子来说，他们长期悬在德国人绞索里因有了一种新的意义而显得光亮起来，那就是现在，到了最后时刻，他们对同盟国有用了。一直怀抱着，不，燃烧着这样的希望：战争结束了，强大的英美要求斯大林改变国内政策的时刻就要到了——来自西方和东方的军队正在接近，它们将在被压碎的希特勒身上发生冲突！——保存和利用我们这时不是对西方有利吗？他们不是明白布尔什维主义是全人类的敌人吗？ 　　不，他们不大明白！噢，西方民主的痴呆啊！什么？你们说你们是政治反对派？难道你们国家里有反对派吗？为什么它从来没有公开宣布过？如果你们对斯大林木满意，那么你们就回国去在头一次大选里就把他选掉，这才是正当的途径。为什么要拿起武器呢，而且还是德国的武器？不，现在我们有责任把你们交出去，不然是不体面的，而且会搞坏同英勇的盟国的关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捍卫自己的自由并且为自己保住了它，而把我们（和东欧）赶进更深两倍的奴役的深渊。 　　弗拉索夫最后一个企图是发表声明说俄国解放军的领导人准备在国际法庭出庭受审，但是把该军引渡给苏联当局使其面临必定无疑的死亡，这是和引渡反对派运动成员一样违背国际法的———谁也没听到这几声吱吱叫，而且大部分美国军事长官听说还存在着一些什么俄国人，而不是苏联人，甚至感到惊讶，按照苏联属性把他们移交出去，那是自然的事。 　　俄国解放军不是简单地对美军投降，而且是祈求他们受降，只要保证不引渡给苏联。不理解大政治的美国中级军官有时也天真地答应了他们。（后来所有这些诺言都违背了，把俘虏们欺骗了。）但是整个第一师（皮尔森，五月十一日）还有差不多整个的第二师都被美军以武力拒之门外：拒绝俘虏他们，拒绝放他们进入自己的占领区：在雅尔塔丘吉尔和罗斯福签署了必须遣返所有苏联公民特别是战俘的协议，协议里没提遣返是自愿还是强迫的问题，因为地球上还有什么样的地方，还有什么样的祖国是它的儿女们．不愿意自愿返回的？在雅尔塔的签字笔里浓缩了西方的全部近视。 　　美军不受降，而苏联坦克只差几公里就开到了。只剩下或是打最后一仗，或是……布尼亚琴科和兹维廖夫（第二师）做了相同的部署：没有打。（这也是俄国人的性格：说不定？……终归是——自己人嘛……我从狱中听来的故事里知道许多这种贸然的喝醉酒似的向——自己人投降的情形。五月十二日全副武装的全员的第一师奉命开进森林：“解散！”穿上老百姓的衣裳，撕掉等级标志，烧毁文件，开枪自杀。夜间开始了苏联军队的围捕。约一万人被击毙和活捉，其余冲入美军占领区，但其中一大部分被移交给苏联军队，第二师、空军、各独立支队的人情况也一样。另有一些人在美国战俘营里蹲了好多个月（米安德罗夫一批人）。不知道是美国人的轻蔑，还是暗示他们“自行逃散”，仍像以前德国人那样要他们挨饿，用脚踢，用枪托打——而看守得很松。有人逃跑，但很大一部分人留下了！是对美国的信任吗？相信美国人不可能出卖他们吗？他们已经被苏联的宣传员，被自我谴责，被意志消沉瓦解了，他们留着等待自己可怕的命运，——于是一批接一批地，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在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年，被移交给苏联去惩办了。（一九四六年八月二日苏联报纸公布了最高法院军事厅对弗拉索夫及其十一名亲信的判决：处以绞刑。）同在一九四五年五月，英国在奥地利也完成了一项忠于盟友的步骤（出于惯常的谦逊在我国没有公布）：他们把从南斯拉夫突围出来的哥萨克兵团（四至五万人）引渡给了苏军司令部。这次引渡具有符合传统的英国外交特点的阴险性。情况是，哥萨克们决心拼个你死我活，或者跑到大洋以外，哪怕到巴拉圭，哪怕到印度支那，就是不愿活活地投降。而英国人给他们提供丰厚的军粮，发给上好的英国军服，答应可在英军中服务，已经在进行检阅。因此当他们以统一装备为借口要哥萨克们交出武器时没有引起怀疑。五月二十八日把骑兵连长以上全体军官（超过两千人）单独召集到尤登堡市，好像是去和亚历山大陆军元帅商议部队前途问题。在途中军官们就上了当，被严密看守起来（英国人打得他们头破血流），然后让车队一步步地被苏联坦克包围，然后在尤登堡城内开进“乌鸦车”的半圆阵，手持名单的押解队已经站在“乌鸦车”的旁边了。被引渡的将军中大部分是俄国侨民，他们是美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盟友。国内战争期间英国人没来得及酬谢他们，现在还债了。随后几天英国人照样用欺骗手段把普通士兵也引渡了——装进围了带刺铁丝网的列车。（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七日，苏联报纸公布了将彼得·克拉斯诺夫、施库罗及另外几名将军处绞刑的消息。） 　　与此同时，从意大利来了一支三万五千人的辎重队“哥萨克野营地”，停在德拉瓦河边的林茨山谷。那里面有参加战斗的哥萨克，但有许多老人、小孩和妇女——他们全都不愿意返回哥萨克家乡的河畔。然而英国人的心并没有颤抖，也并非他们的民主理性受到蒙蔽。英国警备司令官戴维斯少校（他的名字现在至少一定会写进俄国历史的），一个需要时亲切得酥软、需要时残酷无情的人，在用欺骗手段弄走了军官们之后，公开宣布六月一日强迫引渡。成千人用齐声呐喊回答他：“我们不去！”难民营上空出现了黑旗，在行军教堂里进行着不间断的祈祷仪式：活人们为自己作安灵弥撒！……开来了英国坦克和士兵。通过扩音器命令坐进卡车。人群唱着安灵曲，神父们举起了十字架，年轻的在老人、妇女和儿童们四周组成了人墙。英国人用枪托和棍棒殴打他们，把人们硬拽出来，扔进卡车，受伤的装进口袋扔上去。神父站的木台被后退的人群挤垮了，后来难民营的围墙也垮了，人们涌到德拉瓦河的桥上，英国坦克切断了道路，有些哥萨克全家投河自尽，英国部队在四郊抓捕和枪杀逃亡者。（在林茨保留着被打死和踩死者的墓地。） 　　就在这几天之内，英国人同样阴险和无情地把几千名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政敌（他们一九四一年的盟友）交给南斯拉夫共产党——由他们不经审判地枪毙和消灭。 　　在有着独立报刊的自由的大不列颠，到目前为止的二十五年来没有一个人愿意讲述这件出卖行为，没有引起社会的警觉。 　　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本国被奉为政治智慧的标杆而备受尊崇，有朝一日英国可能会布满这位伟人的纪念碑。而在我们眼里，在俄国监狱里的谈论中，这两人一贯的近视甚至愚蠢却是令人吃惊地明显。从四一年费劲地磨到四五年，他们怎么竟没能使东欧的独立得到任何保证？他们怎能为了四国共管的柏林这样一个滑稽可笑的玩艺（他们将来的致命弱点）而把萨克森和图林根的广大地区交出去？他们有什么军事的和政治的理由要把几十万坚决不愿投降的武装的苏联公民交到斯大林手里去送死？据说这是他们付给斯大林保证参加对日作战的代价。手里已经有了原子弹，却向斯大林付出代价，为了让他不拒绝占领满洲、在中国巩固毛泽东、在半个朝鲜巩固金日成！……这难道不是政治盘算上的低能吗？后来当米科瓦伊奇克被挤走，贝奈斯和马萨里克也完了蛋，柏林被围困，布达佩斯的烈火燃起又熄灭，朝鲜硝烟弥漫，保守党从苏伊士运河溜之大吉的时候——难道他们当中记性最好的人在这时也没想起哪怕是引渡哥萨克人的事件吗？ 　　连这些还只是开始。整个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七年，忠于斯大林的西方盟国接连不断地把苏联公民违背本人意愿地交给斯大林去摧残——有以前的军人，也有纯粹的老百姓，只想把这批搞不清的人当包袱卸掉。从奥地利、德国、意大利、法国、丹麦、挪威、瑞典，从美国占领区，都在送。在英国占领区这些年还保留着集中营，大概不次于希特勒的。（例如，奥地利的沃尔夫斯贝格集中营：命令妇女们弯着腰，但不许蹲下，用小剪刀一根一根地剪草，第十一根草用第十二根捆成一“束”，连干许多小时。在存在英国议会传统的情况下竟可能有这类事情发生，迫使人们思考我们文明的外壳究竟有多厚。）战后很多年许多俄国人带着假证件住在西方，生活在被交给苏联的沉重的恐惧之中，害怕英美当局犹如以前害怕内务人民委员部。在那些不引渡的地方——便有大量苏联特务通行无阻地四处活动，不受干扰地在光天化日之下，甚至在西方国家首都钢大街上，偷走活人。 　　除了组建中的“俄国解放军”以外，还有不少俄国人的分队穿着无特殊标志的德军制服继续在德军内部混日子。他们在不同的战区以不同的方式结束了这场战争。 　　在我被捕前几天我也遭受弗拉索夫分子的射击。被我军围在东普鲁士大包围圈中的也有俄国人。在一月底的一个夜里，他们的一支部队，不做炮火准备，不声不响地通过我们的防地向西突围。当时没有连续的防线，他们很快插入纵深，对我的一个凸出在前沿的听音炮兵连实行夹击，我好不容易才把它从最后留下的一条路拉出来。但后来我又回去抢救打坏了的汽车，在黎明前看到，他们穿着伪装液在雪地里集结，突然一跃而起，喊着“乌拉”向阿德里格·施文基登附近的炮兵营（火炮的口径为152毫米）的火力阵地猛扑过去，向十二门重炮扔出手榴弹，不让它们发出一炮。我方剩下的最后一小股人在他们的曳光弹追逐下，在积雪的野地里一口气跑了三公里，撤到巴萨格河桥头。他们在那里才被堵住。 　　不久我就被捕了，而现在，在胜利大检阅前夕，我们一起坐在布蒂尔卡的板铺上，我抽完他们的半截烟，他们抽完我的半截烟，我还跟他们之中的什么人两人一起往外抬过六提桶容量的洋铁马桶。 　　许多“弗拉索夫分子”同那些“一小时的间谍”一样，都是年轻人，是在一九一五到一九二二年之间出生的，正是那位手忙脚乱的卢那察尔斯基用普希金的名义急于表示欢迎的“生疏的年轻一代”。他们的大多数是被偶然性的浪头带进新编的军队，正如邻旁集中营里的他们的同伴偶然当上了间谍一样——这就看招募人员是从哪里派来的。 　　招募人员挖苦地向他们解释——是挖苦，如果不是真实的话！——“斯大林已经抛弃了你们！”“斯大林没把你们当回事！” 　　在他们把自己置身于苏联法律之外以前，苏联法律就已经把他们置于自己保护之外了。 　　于是，他们就报了名……有一些只是为了从死亡营里脱身出去。另一些——打算投奔游击队（投奔也投奔了，并且后来为游击队打了仗！—一但依照斯大林的尺度，丝毫也不能因此对他们从轻判刑）。然而总也有人是由于可耻的四一年以及多年吹嘘之后所遭到的惊人失败引起的不满；总也有人是由于认为使他们落入这些非人的集中营的头号罪人是斯大林。于是他们也想显示一下自己．显示一下自己威严的经验：他们——也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也想影响它的未来，而不愿作别人错误的玩物。 　　“弗拉索夫分子”这词在我们这里听起来就如同“脏东西”这．词一样，好像我们光发出这些声音来就会弄脏嘴巴，因此谁也不敢说出两三句以“弗拉索夫分子”为主词的话来。 　　但历史不是这样写法的。现在，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他们的大多数人已经在劳改营中死去，幸存下来的也都在极北地区度过残年，我想利用这几页书提起人们注意，对于世界历史来说，这个现象是相当空前的：几十万二十到三十岁的年轻人与祖国的最凶恶的敌人结成联盟拿起武器反对自己的祖国。这也许应当思考思考：谁的过错更多——是这些青年或者是白头发的祖国？用生物学上的叛逆性是不能解释这种现象的，一定有社会原因。 　　因为，正像一则老谚语所说：槽里有饲料，马不会找食。 　　请设想这幅景象：一片原野——些无人照料的饥饿的发疯的马在那里东奔西跑地找食吃。 　　那年春天蹲在监室里的还有许多俄国流亡分子。 　　这几乎像是在做梦：已结束的历史的复返。国内战争的史卷早已写完了，合上了，它的问题已经解决，它的事件已列入教科书的年表。白党运动的活动家们已经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同时代人，而是已经消失的往事的幻影。俄国的流亡分子比以色列人的支脉分散得更加零碎，在我们苏联的观念中，如果他们还在什么地方苟延残喘，——那就是在下等饭馆里当洋琴鬼，当仆役、洗衣妇、乞丐、吗啡癌和可卡因癌患者，成为奄奄待毙的活尸。一九四一年战争爆发前，从我们的报纸、高级文艺作品、艺术评论中找不出任何提示能使我们构成以下的概念（我们的脑满肠肥的大师们也没有帮助我们去发现），即国外俄侨——这是一个巨大的精神世界，在那里发展着俄国哲学，那里有布尔加科夫、别尔佳耶夫、弗兰克、洛斯基。俄国的艺术使世界着了迷。那里有拉赫玛尼诺夫、夏里亚宾、伯努瓦、佳吉列夫、巴甫洛娃，有扎罗夫的哥萨克合唱团，那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着深刻的研究（同时期他在国内是挨骂的），存在着一个前无古人的作家纳博科夫一西林，布宁还活着并在这二十年内也有所创作，出版着文艺杂志，上演着戏剧，召开同乡会，在那里用俄语发表演说，男俄桥还没有失去娶女俄侨为妻的能力，而女俄侨也仍有生儿育女——即生育我们的同龄人的能力。 　　我们国内形成的关于流亡分子的观念谬误到如此程度，如果举行一次群众测验：流亡分子在西班牙战争中是支持谁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支持谁的？——大家都会一口气回答：支持佛朗哥！支持希特勒！在我们国家里到现在也还不知道，站在共和派一边作战的白俄流亡分子要多得多。弗拉索夫的各师和冯一潘涅维茨的哥萨克兵团（“克拉斯诺夫兵团”）是由苏联公民组成的，而根本不是由流亡分子组成的——他们没有去投靠希特勒。因此，站到希特勒方面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比乌斯在他们中间是孤立的。有一件事又似笑话而又并非笑话：邓尼金曾急切地要去为苏联打希特勒，而斯大林一度差点准备把他弄回国来（显然不是作为一支战斗力量，而作为民族团结的一个象征）。在法国占领时期，大量俄国侨民，有年老的，有年轻的，参加了抵抗运动，巴黎解放后，他们蜂拥到苏联大使馆申请返回祖国。不管是什么样的俄罗斯——但它是俄罗斯！——这就是他们的口号，而他们也正是这样来证明从前说热爱它并不是撒谎（在四五到四六年的监狱里他们几乎是幸福的，因为这些铁窗、这些看守——都是自己人，都是俄国人；他们瞧见苏联的小伙子们搔着后脑门说：“我们何苦要回来呢？我们在欧洲挤得难受吗？”觉得很惊奇）。 　　但是，按照斯大林的逻辑，任何一个在国外住过的苏联人都应当关进劳改营，这些流亡分子怎能避免这种命运呢？在巴尔干，在中欧，在哈尔滨，苏联军队一到，立即逮捕他们，从寓所里抓，在街上抓，像抓国内的人一样。暂时只抓男人，而且暂时还不是所有的男人，只是那些有过政治表现的人（他们的家属过了一阵子被递解到俄国的流放地，有的就留在保加利亚、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在法国，先是把他们接纳为苏联公民，举行隆重仪式，献花，接着条件舒适地送回祖国，到达之后才动手把他们胡噜进去——在处理上海的俄侨方面时间拖得久些——在四五年手还伸不到那里去。但苏联政府派了一个代表到那里，宣读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法令：宽恕一切流亡分子。是啊，怎能不相信呢？政府总不能说瞎话吧！（不管真的是否有过这一条法令，——至少它对机关是没有约束力的）。上海的俄侨高兴得不得了。答应他们的条件是，想带多少东西就带多少东西，想带什么就带什么（他们带了小汽车走，这对祖国会有用的），在苏联想住哪里就住哪里；工作当然是完全按自己的专业。从上海把他们装上了轮船。轮船的命运就已经是各不相同了：有些轮船上不知为什么完全不供伙食。从纳霍德卡港（古拉格的一个主要递解站）下船以后的命运也是各不相同。几乎把所有的人都装上了货运列车，像犯人一样，只是还没有严格的押解队和警犬。有的给运到适于居住的地方，运到城市，真的让他们在那里住了两三年。另一些用列车直接送到劳改营，在外伏尔加地区的森林里的什么地方把他们卸下来，搬着白色大钢琴和花篮走下高峻的路基斜堤。从四八到四九年，那些幸存的远东归侨一股脑儿都被关了进去。 　　当我还是九岁的孩子的时候，对于读当时在我国书亭里随便实的B·B·舒利金的蓝皮小书的兴趣，超过读儒勒·凡尔纳。这是从那个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世界来的声音，因而就是用最奇妙的想象力也不能推测到，过了还不到二十年，作者和我的脚步会以看不见的虚线在大卢宾卡的无声走廊里交叉起来。诚然，我同他本人相遇不是在当时而是再过二十年以后，但四五年春天我有时间仔细观察许多年老的和年轻的流亡分子。 　　我同博尔希骑兵大尉和马里尤什金上校一起作过体格检查，他们皱巴巴的暗黄色赤裸身体的惨相永远留在我的眼前，那已经不是活人的肉体而是两具干尸。他们是在快进棺材前被捕的，从几千公里以外把他们押到了莫斯科，这里，在一九四五年，以最郑重其事的方式对他们在一九一九年的反苏维埃政权活动进行了侦查！ 　　侦查和审判方面的不合理现象成堆，我们对这些已经看得很习惯了，以至不再去区别它们的等级。这个骑兵大尉和这个上校是沙俄军队的基干军人。当电报传来消息说在彼得格勒皇帝已被推翻的时候，他们两人的年纪都已四十开外，他们在效忠沙皇的誓言下在军队里已经服务了二十年，现在硬着头皮（也许在心里暗暗说：“滚蛋吧！垮台吧！”）又向临时政府宣了誓。此外没有旁人要求他们向别的什么方面宣誓效忠，因为军队都瓦解了。他们不喜欢当时那种撕肩章、杀军官的秩序，他们自然要同其他军官联合起来为反对这种秩序而战斗，而红军自然也就要和他们打，并把他们赶到海里。但是在法律思想即使有些萌芽的国家里，—一有什么理由去审判他们，何况还是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这期间他们一直当老百姓，马里尤什金直到被捕也没做过什么事，博尔希诚然是在奥地利的哥萨克辎重队里抓到的，但明明不是在武装部队里，而是在辎重队的老人和妇女中间。） 　　然而，在一九四五年在我们的司法中心，他们被控犯有；以颠覆工农苏维埃政权为目的的行为；武装侵入苏维埃领土（就是说，当有人在彼得格勒把俄国宣布为苏维埃的时候，他们没有立即离开这个国家）；帮助国际资产阶级（他们梦里也没有见过这种东西）；在各种反革命政府任职（就是在他们一生从属的那些将军手下任职）。第五十八条的所有这些分条（l、2、4、13）都是属于一九二六年，即国内战争结束后的六七年才通过的刑法典的内容！（法律追溯效力的经典的和丧尽天良的范例）此外法典第二条指明，它只适用于在苏俄领土上拘捕的公民。但是国家安全机关的铁手从欧亚所有国家里把十足的非公民一个个地揪了出来。关于时效我们就更不用说了：关于时效有一条灵活规定，即它不适用于第五十八条（“为什么要算老帐呀？……”），时效只适用于那些消灭本国同胞比整个国内战争所消灭的多出许多倍的自己家里培养的刽子手。 　　马里尤什金对过去的事情总算还记得清楚，关于从诺沃罗西斯克撤退的详细情形还能说得出来。但博尔希好似又返回了童年，他天真地嘟嚷着说，他怎样在卢宾卡庆祝了复活节：复活节前整整两星期他只吃半份口粮，把另一半留下来，逐渐用新鲜的倒换发硬的。就这样为了开斋他积蓄了七份口粮，于是复活节他就大吃了三天。 　　今天对他们起诉和审判——丝毫不证明以往他们有什么罪行。这仅是苏维埃国家的复仇行为：为了他们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曾反抗过共产主义，尽管从那时以来他们一直度着有家难归的流亡者的坎坷生涯。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亚谢维奇上校不同于这些流亡分子中的束手无策的木乃伊。对于他来说，国内战争结束后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显然并没有结束。他通过什么进行斗争，在何处和如何进行——他没有讲给我们听。但是好像在监室他仍有继续战斗的感觉。在我们大多数人脑子里，概念混乱，视线模糊而歪曲，而他对周围事物却显然有清楚明朗的观点，由于具有明确的生活立场——他的身体也经常保持着壮健、弹性、活力。他的年纪已在六十以上，脑袋完全秃了，不剩下一根头发，他熬过了侦查（像我们大家一样正等待着判决），当然从哪里都得不到帮助——却保持着年轻的、甚至红润的皮肤，在全监室中只他一个人做早操，在水龙头下冲冷水（我们大家则舍不得浪费监狱配给口粮提供的热量）。当板铺间空出一条走道时，他就抓紧时间——在这五六米的地方，用板正的步伐、板正的身姿，来回走步，手交叉在胸前，明亮而年轻的眼光好像透过墙壁望着狱外。 　　我们大家都为我们所遭遇的事情感到吃惊，他却觉得周围发生的事情都在意料之内——正因如此，他在监室中是完全孤独的。 　　我一年后才理解了他在监狱中的行为：我又回到布蒂尔卡，在七十个监室之中的一间里我遇见了亚谢维奇的一些年轻的同案人，他们都已判了十年和十五年。在一张卷烟纸上印着他们整个集团的判决，不知何故却落在他们手中。名单上的第一名就是亚谢维奇，给他的判决是——枪决。原来他从桌子到门之间来回踱步时，用那没有衰老的眼光透过墙壁所看到的、所预见到的是这个呀！但是，忠于生活道路的毫不后悔的意识给了他以不寻常的力量。 　　在流亡分子中间也有我的一个同龄人伊戈尔·特朗科。我同他交上了朋友。两人都是衰弱的、干枯的，灰黄色的皮肤包着骨头（当真我们为什么这样垮了下来？我想是由于精神上的惘然失措）。两个人都是瘦长条儿，在布蒂尔卡放风的院子里，一阵夏风吹来就会摇晃，我们老是在一起迈着老年人的小心步子，谈论我们生活的对比。我与他在同一年生于俄国的南方。当我们两人还在吃奶的时候，命运之神就从他的破旧的袋子中掏出了一根短稻草塞给我，而给了他一根长的。于是他的小圆球儿就滚到了海外，虽然他的“白卫分子”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贫穷的报务员。 　　通过他的生活设想一下在国外的我这一代同胞的情况，使我感到强烈的兴趣。尽管家庭收入颇为有限甚至十分拮据，他们仍是在良好的家庭督导下长大的。他们都受到完美的教育，并尽可能地得到了深造的机会。他们是在不知道恐惧和镇压的环境中成长的，虽然在他们还没有壮大以前，各种白党组织的某种权威的压力曾经悬在他们头上。他们长大了，但没有染上那些笼罩整个欧洲青年的时代恶习（犯罪率高，生活态度轻率、无所用心、放荡）——这是因为他们好似在家庭的不可磨灭的不幸的阴影下长大的。他们生长在不同国家，但是都把俄国当做是自己唯一的祖国。他们的精神教育来自俄国文学，由于他们的祖国仅止于文学，文学的背后并不存在第一性的实体的祖国，因而更受他们珍爱。他们接触的现代出版物比我们范围广泛得多，内容充实得多，而偏偏苏联的出版物他们见到的很少，他们对这个缺陷感觉得最尖锐，他们以为，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们才不能理解关于苏维埃俄国的主要的、最崇高最美好的东西，而他们所获知的都是歪曲、谎话、不完全。关于我们真实的生活他们只有最贫乏的概念，但怀念祖国之情是那么深切，如果在一九四一年对他们发出一声召唤，他们便会纷纷加入红军，甚至会感到去死亡要比活下来更为甜蜜。这批在二十五到二十七岁的青年已经有了并坚持了某些与年老将军和政治家们的意见不相符合的观点。例如，伊戈尔的小组是“非预决派”。他们宣称，没有与祖国分担过以往几十年的全部复杂重负的人，对于俄国的前途便没有任何决定权，甚至没有提出任何建议的权利，只能前去为人民所决定的东西贡献力量。 　　我们一起在板铺上躺过了许多时间。我尽可能地理解了他的世界，这个会见向我揭示了（以后其他的会见也证实了）一个观念，即内战时期相当大一部分精神力量的外流，从我国带走了俄罗斯文化的一个巨大而重要的分支。而每一个真正热爱俄罗斯文化的人都将力求使这两个分支——本国的和国外的——重新结合起来。只有那时，它才是完全的，只有那时，它才能显示出健康发展的能力。 　　我幻想着活到这一天。 　　人是软弱的，软弱的。归根结底连我们中间最固执的人在那年春天也想得到宽恕，决意牺牲许多东西来换取一小块生命。流行过这样一个笑话：“被告，你的最后陈述！”“送我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只要那里有苏维埃政权！还有——阳光……”我们不会有失去苏维埃政权的危险，倒是有失掉阳光的危险……。谁也不愿意到最远的北极地带去，不愿意去得坏血病，去得营养不良症。在监室里不知为什么特别盛行关于阿尔泰的传说。极少数以前去过那里的人，尤其是没有去过的人，把同监难友引入一场美梦：阿尔泰可是好地方！既有西伯利亚的辽阔，又有温和的气候。小麦堆满岸，蜜糖流成河，草原和山岭，羊群、野物、鱼虾。人烟茂盛的富裕的农村…… 　　囚犯们关于阿尔泰的憧憬——是否是旧时农民对它的憧憬的继续？在阿尔泰曾经有过所谓内阁的土地，因为这个缘故，它与西伯利亚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对移民在长时间内是比较不开放的。——但农民们最向往的正是上那里去（并且不断地向那里移居）这种持久的传说是否由此而来的呢？ 　　啊，往这个安静地方躲起来吧！听听雄鸡在清新空气中的清脆响亮的歌声！抚摸抚摸善良严肃的马胜！一切伟大的问题统统见鬼去吧，让别的什么人，傻一点的人去为你们伤脑筋吧。躲开侦查员的骂娘和对你全部生活的厌人的盘诘，躲开监狱门锁的响声，躲开监室里令人窒息的闷热，在这里好好休息休息。我们都只有一次生命，它是渺小短促的——而我们却作孽地把它塞到别人的机枪下面去，或者带着它，带着这纯洁无暇的生命钻到政治的肮脏垃圾堆里去。那里，在阿尔泰，似乎可以住在靠近森林的村边上最低矮最黑暗的小房子里。不是为了检树枝，不是为了摘蘑菇，而是随便往森林里走走，搂住两根树干：我的亲爱的！我再也不需要什么了！…… 　　那一年的春天本身就呼唤着人们的善心：它是如此浩大的战争结束的春天！我们看到，数以百万计的我们这样的囚犯正流入监狱，还有大大超过此数的囚犯在劳改营中等着我们，取得空前伟大的世界性胜利之后，怎么可能把那么多的人留在监狱里？现在把我们关着大概只不过是吓唬吓唬，好使我们记得牢些吧。当然会颁布大赦，我们大家很快就会被放出去。有人甚至赌咒发誓说，他亲自在报上读到过，斯大林回答美国记者（姓名吗？——我记不得了……）时说，战后我国将实行一次世界上从未见过的大赦。侦查员也确实亲自对什么人说过很快要宣布普遍的大赦（这些传闻对侦查员是有利的，它们能够削弱我们的意志：算了，签字吧，反正不会呆久的）。 　　但是——对于善心需要有理智。 　　我们中间少数头脑清醒的人说什么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从未对政治犯实行过大赦——而且永远不会，我们听不进去这类丧气话。（一个熟知监牢掌故的眼线还跳出来回答：“在一九二七年，十月革命十周年前夕，所有的监狱都空了，在上面挂起了白旗！”这种监狱上挂白旗的惊人景象——为什么是白旗？——特别使人动心。）我们没有理会我们中间那些明白事理的人的解释：正是因为战争已经结束，所以我们几百万人才去蹲在这里——前线再也不需要我们，对于后方，我们是危险分子，而在遥远的建筑工地上没有我们连一块砖也放不上去（我们心里还有个人利益作怪，所以不能领会斯大林的纵然不是恶毒的，至少也是简单的经济上的打算！现在有谁在复员以后还愿意抛弃家庭、房子，到那还没有道路，还没有房屋的科雷马去，到沃尔库塔去，到西伯利亚去？这已经几乎是国家计委的一项任务：给内务部下达抓人的控制数字）。大赦！我们等待和渴望着的宽大、广泛的大赦！据说，在英国甚至在加冕周年纪念都有大赦，就是说每一年都有大赦！ 　　在罗曼诺夫皇朝三百周年纪念日曾经大赦了许多政治犯。在取得了一个世纪甚至超过一个世纪规模的胜利后，难道现在斯大林的政府还将这样斤斤计较地记仇，还将对自己每个小小公民的每个差错和失足那么念念不忘吗？…… 　　一个简单的真理，但要悟出它也需要饱经痛苦：值得祝福的不是战争中的胜利而是战争中的失败。胜利为政府所需要，失败则为人民所需要。在胜利后还想胜利，在失败后则想自由——而且一般能够争取自由。失败之为人民所需要，正如苦难和灾祸之为个别的人所需要一样：它们迫使他深化内心的生活，使他在精神上变得崇高。 　　波尔塔瓦的胜利对俄国是一个不幸：它引起了两个世纪的极大紧张、破坏、不自由——以及一次又一次的新战争。波尔塔瓦的失败却使瑞典人得救：失去了打仗的愿望后，瑞典人成了欧洲最繁荣昌盛和自由的民族。 　　我们已经那么习惯于为我们对拿破仑的胜利而自豪，以至忽略了一个情况：正是由于这个胜利，农民的解放才没有早半个世纪发生（法国的占领对俄国并非一种现实的可能性）。而克里米亚战争却给我们带来了自由。 　　那年春天我们相信大赦——这毫不新鲜。你同老囚犯们谈谈就清楚：这种对仁慈的渴望和对仁慈的信仰从来没有离开过监狱的灰色墙壁。十年接着十年，各种来源的囚犯总是期待、总是相信：要么会有大赦，要么会有新的法典，要么会有对案件的普遍复查（而且传闻总是得到机关的巧妙谨慎的支持）。十月革命的某个周年，列宁的纪念日和胜利纪念日，红军纪念日或巴黎公社纪念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每届例会，每个五年计划的结束，最高法院的每次全会——凡是囚犯的想象力能为期待着的解放天使下凡安排的日子都安排到了。而且囚犯们的成分越是希奇古怪，囚犯来源之广泛越是离奇荒唐，——他们也就越多产生对大赦的信仰，而不是头脑清醒的估计。 　　所有的光源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与太阳相比。而太阳则同什么都不能比较。同样，世界上的一切期待都可以与期待大赦相比，而期待大赦则同什么都不能比较。 　　一九四五年春天，每个新来的人一进监室，大家首先就问他听到过什么关于大赦的消息没有？如果两三个人拿着东西从监室被带走——监室里的行家们马上对照他们的案情推断说，他们的案情最轻，当然是带去释放的。这就开始了！在厕所里，在洗澡房里，在囚犯的邮局里，我们的积极分子到处找寻大赦的痕和记载。突然，在布蒂尔卡洗澡房著名的紫色前室里，我们于七月初读到了用肥皂在比人头高得多的地方的紫釉砖上写的预言（说明是站在别人肩上写的，免得很快被擦掉）： 　　“乌拉！！！七月十七日大赦！” 　　我们是多么兴高采烈呀！（如果他们不确实知道，就不会写出来！）心脏、脉搏、血液，在欢乐的冲击下都停了下来，牢门快打开了…… 　　但是——对于善心需要有理智…… 　　七月中旬，我们监室中的一个老头儿被走廊看守派去打扫厕所，在那里，看守同情地望着他的一头白发，私下（如有第三者在场他未必敢说）问他：“老爷子，犯的是哪一条？”家里老少三代为他哭泣的老头儿心里一阵高兴：“五十八条。”看守叹口气说：“不在里面。”瞎说——监室里一致断定——这个看守根本没有水平。 　　在这监室里有一个年轻的基辅人瓦连金（姓不记得了），他有着一对大大的女人似的漂亮眼睛，侦查把他吓得魂飞魄散。他无疑是一个预见者，这个本领也许只是在当时的兴奋状态下产生的。不止一次，他早上在监室里走一圈，指指这个指指那个：今天你和你将被带走，我梦见了。果然他们给带走了！正是他们！话又说回来，囚犯的心灵是那么倾向于神秘主义，以至见到预言的应验几乎不觉得奇怪。 　　七月二十七日瓦连金走到我身边说：“亚历山大！今天是我和你了。”接着向我讲了一个带有监狱梦境一切特征的梦：混浊的小河上架着一座小桥，十字架。我开始收拾起东西，真地没有白做：在喝了早茶以后就把我和他叫走了。全监室以热闹的良好祝愿欢送我们，许多人担保说，我们准是给带去释放的（从

大银猫 · 发表于 31.1.2005 15:49:11

对我们的轻微案情进行比较后得出的结论）。 　　你可以真心地不相信这个，不允许自己相信，你可以说几句笑话挡回去，但是，地球上最热不过的一把火红的铁钳突然夹紧你的心：要是真的呢？…… 　　从不同的监室里提出来二十来个人，起先把我们带进洗澡房（在每个生活的转折点上囚犯首先应当经过洗澡房）。在那里我们有一个半小时光景的时间去猜测和思考。然后，热出了一身大汗、遍体感到舒服的我们——被带过布蒂尔卡内院的一个苍翠的小花园，那里的鸟儿（多半只是麻雀）叫得似乎要震破我们的耳鼓，树木绿得使不习惯的眼睛感到难以忍受地鲜明。我的眼睛从来没有像在那个春天里那样强烈地感受到树叶的绿色！我一生中从来没有看到过比布蒂尔卡小花园更接近于天堂的东西，而沿沥青小道走过这个花园从来也没有超过三十秒钟！ 　　把我们带到了布蒂尔卡“车站”（接收和发送囚犯的地方；名称很中肯，而且那里的主要前厅颇像一个不错的候车室），赶进了一间宽敞的大隔离室。里面光线半明半暗，有清洁的新鲜空气：它唯～的一扇小窗开得很高，不带笼口。它就向着那个阳光明媚的小花园开着，经过打开的气窗，卿卿喳喳的鸟叫声使我们耳朵发聋，一根碧绿的树枝在气窗孔里晃动，给我们大家以自由和回家的希望。（真好呀！这样好的隔离室我们从来还没有蹲过！——这不会是偶然的：） 　　我们大家都是属于特别庭管辖的。如此说来，我们的案子全是区区小事。 　　三个小时谁也没有来管我们，谁也没有来开门。我们在隔离室里走来走去，走累了就在瓷砖砌面的长椅上坐下来。而树枝老是在窗孔外晃呀，晃呀，麻雀发了狂似地对叫着。 　　突然，门轰隆一声打开了，传唤我们中间一个三十五岁上下的安静的会计出去。他走了出去，门又锁上。我们更加起劲地在我们的匣子里来回走动，像热锅上的蚂蚁。 　　又是开门的响声，传走了另一个，送回原来那个。我们向他拥过去。但这已经不是他了！他脸上的生命停止了，他睁开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他恍惚地在隔离室的光滑地板上摇摇晃晃地移动。他受到脑震荡吗？他被烫衣服的板子打昏了吗？ 　　“什么？什么？”——我们屏息地问（如果他不是刚坐过了电椅，那至少已经向他宣布了死刑判决）。他用宣告宇宙末日来临的那种声调挤出了两个字： 　　“五！！年！！！” 　　门又响了——回来得那么快，好像上厕所去解了个小手。这个人喜气洋洋地回来了。显然是把他释放了。 　　我们怀着失而复返的希望聚集在一起问：“怎样？怎样？”他甩了一下手，笑得喘不过气来： 　　“十五年！” 　　这真是太荒唐了，荒唐得难以马上相信。

大银猫 · 发表于 4.2.2005 21:11:46

第七章　在机器间 -------------------------------------------------------------------------------- 　　在布蒂尔卡“车站”旁边的隔离室即著名的搜身室（在那里搜查新来的犯人，面积相当宽敞，足够五、六名看守一次处理二十个犯人）里面，现在没有什么人，粗糙的搜身台空着，只是在旁边，在一盏小电灯下，有一个衣着整洁的黑头发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少校坐在一张临时搬来的小桌旁边。耐心忍受的无聊就是他脸部的主要表情。他明知道这样把犯人一个个地带进带出是白白浪费时间。凑齐犯人的签字本来有快得多的办法。 　　他指指自己桌子对面的一张凳子让我坐下，问了问姓名。在他面前的墨水瓶的左右两面，各放着一叠只占半张打字纸的一式一样的文书，和房管所发的燃料证或机关开的购买办公用品介绍信同样大小。少校翻了翻右面的一叠，找到了与我有关的那张文书。他把纸抽了出来，用平淡的语调快速地念了一遍（我明白了给我的是八年），马上就在背面用自来水笔写上，文本已于今日向我宣读。 　　我的心没有多跳半下事情的经过太平常了。难道这就是我的判决书我一生的决定性的转折？我想要激动一下，好好感受一下这个时刻但怎么也办不到。而少校已经把那张文书反面朝上向我推过来。一根插着劣质笔尖、带着从墨水瓶里挂出来的毛毛的七戈比一支的学生用泊水钢笔已经放在我的面前。 　　“不，我应当自己读一下。” 　　“难道我会骗你吗？”少校懒洋洋地反对说。“好吧，拿去读吧。” 　　这才勉强地松开拿着文书的手。我把它翻了过来，故意慢慢地、不是一个词一个词地、而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细看起来。它是用打字机打印的，但在我面前的不是正本，而是副本： 　　难道我就应当这样简简单单地签上名，然后不声不响地走掉？我望了少校一眼他会不会向我说点什么，会不会作些说明？不，他没有这种打算。他已经向站在门口的看守点头示意准备带下一个。 　　为了使这个时刻哪怕稍有一点重要色彩，我悲剧性地问他： 　　“但这是多么可怕！八年！为了什么？” 　　自己也感到，我的这些话听起来是虚假的：无论我无论他都没有感到什么可怕。 　　“就在这里。”少校再一次指给我在什么地方签名。 　　我签了名。因为我想不出来还能做什么。 　　“那就请允许我在您这里写份申诉吧。因为判决是不公正的。” 　　“按规定程序办。”少校机械地向我微微点了一下头，一面就把我的那张文书放在左面的一叠上。 　　“走吧！”看守向我下了命令。 　　于是我便未了。 　　（看来，我脑子太慢。格奥尔吉·登偌得到的诚然是二十五年，但他是这样回答的：“这不等于无期吗！先前宣判无期徒刑要打鼓，要召集众人。你们这里倒好，像领肥皂一样二十五箱，推走吧！” 　　阿尔诺德·拉波波尔特拿起笔来在背面写上：“坚决抗议恐怖主义的非法判决，要求立即释放。”宣判的人起初耐心地等着他写，读了以后勃然大怒，把这张判决摘录撕个粉碎。没有关系，刑期依然是有效的：这本来只是一个副本。 　　薇拉·科尔涅耶娃一直预料是十五年，她喜出望外地看到文书上印的只有五年。她爽朗地笑了起来，赶紧签了字，生怕被收回。军官有点疑惑：“你明白了我给你念的什么吗？”“明白，明白，非常感谢，五年劳动改造营！” 　　对匈牙利人罗札什·亚诺什，他的十年刑期是在走廊里用俄语宣读的，并且没有翻译。他签了名，却不明白这就是判决，过后好长时间一直等待开庭审判，最后在劳改营里模糊地想起这件事来，才猜到了。） 　　我面带笑容回到了隔离室。奇怪，随着每一分钟过去，我越来越感到愉快和轻松。大家回来都带着“十元券”，瓦连金也是。我们今天这伙人中，那个发了神经的会计（他直到现在还不懂人事地坐在那里）得到刑期最短，是幼儿园的期限，其次是我。 　　在灿烂的阳光下，在七月的微风中，窗外的那根树枝仍在愉快地晃动。我们热闹地闲聊着。隔离室各个角落愈来愈多地爆发出笑声。我们笑一切进行得这么顺当；笑那个惊魂不定的会计；笑我们早上抱的希望；笑监室里怎样送别我们，怎样约定在送牢饭时做暗号四个土豆！两个环形小面包！ 　　某些人断定说：“大赦是会有的！这不过是走走形式，吓唬一下，让我们记得牢些。斯大林对一个美国记者说过……” 　　“记者姓什么？” 　　“姓什么不知道。……” 　　这时叫我们拿起东西，排成双行，再次把我们带过这个充满夏意的奇妙的小花园。往哪里去呀？又上洗澡房！ 　　这使我们哄堂大笑起来真有这样的糊涂虫！我们一面笑着，一面脱衣服，挂在今天早晨才挂过的钩子上，送进今天早晨才送进的蒸衣室。笑着领取了一片难闻的肥皂，走进宽敞的有回声的洗澡房去洗掉没有染上的污垢。我们溅着水，把干净的热水往自己身上倒呀，倒呀，像考完最后一门功课后进了澡堂的小学生们似地嬉戏着。这种使人净化、使人轻松的笑声，我认为甚至不是一种病态，而是对机体的积极保护和拯救。 　　瓦连金一面擦着身子，一面向我安慰地、舒畅地说： 　　“没有关系，我们还年轻，我们还要生活。主要的是现在一步也不能走错。我们上劳改营去一句话也不要跟谁说，免得再给我们搞上新的刑期。我们将诚实地干活再就是沉默．沉默。” 　　他，斯大林磨盘中间的一颗天真无邪的谷粒，曾如此相信这个纲领，曾这样抱着希望，真想同意他的看法，舒舒服服地服满刑期，然后把经过的种种从脑里一笔勾销。 　　但是我内心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如果为了生活而必须不生活那又是何苦呢？…… 　　不能说特别庭是革命以后想出来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给了不合她心意的记者诺维科夫十五年，可以说是采取了特别庭做法的，因为没有把他交付法院审判。并且所有的皇帝都曾家长式地时而把一些不合他们心意的人不经法院审判而放逐。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实行了根本性的司法改革。好像统治者和臣民都开始养成对社会的类似法制观念的东西。然而在七十和八十年代，柯罗连科还观察到一些代替司法审判的行政制裁事件。他自己就曾在一八七六年与两个大学生一起，不经审判和侦查而依国家财产副大臣的命令遭到放逐（特别庭的典型事例）。另一次他与兄弟一起不经审判而被流放到格拉佐夫。柯罗连科给我们指名道姓说出来的有费多尔·波格丹一个上告到沙皇的农民请愿代表，后被放逐；皮扬科夫，他经法院宣告无罪但奉偷令被流放；还有其他几个人。 　　这样，传统像一条虚线似的在延续着，但是它太松散，并且只能适合那种沉睡着的而不是向前跃进的亚洲国家。再者，这是一种无人负责现象：谁是特别庭呢？一会儿是沙皇，一会儿是总督，一会儿又是副大臣。还有，对不起，如果连姓名和事件都可以—一列举的话，它的气魄还实在太小。 　　气魄是从二十年代开始具备的，那时为了经常地绕过法庭建立了各级常设的三人小组。起初甚至骄傲地加以标榜国家政治保卫局三人小组！审理人员的名字不仅不隐瞒，而且还大肆宣扬！在索洛维茨谁不知道著名的莫斯科三人小组格列布·博基、武尔和瓦西里耶夫？！何况TPOHKA又是个多么响亮的字眼！在这个字眼里，马车轭下的小铃铛响声隐约可闻，谢肉节纵情疾驰的景象依稀可见，同时又夹杂着一种神秘感：为什么叫“三人小组”？这是什么意思？法庭也不是四人组成的呀！但三人小组却不是法庭！而更大的神秘感在于它是不露面的。我们没有到过那里，没有看到过，只给我们送来了一张文书：签字吧。实际上三人小组比革命法庭还可怕。而且后来它还与世隔离了，裹得紧紧的，关在单独的房间里，姓名也瞒起来。于是，我们就习惯于认为三人小组的成员是不吃、不喝、不在人们中间走动的。他们一旦进入了评议室就永远留在那儿了，只是经过打字员给我们送来判决（而且阅后退回：这样的文件是不能留在手头的）。 　　这些三人小组（为牢靠起见，我们用的是多数，好像讲到群神众仙那样，你永远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适合以下的绝对需要：一旦抓过去就不能放出来（它类似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技术检验科：不许出废品）。如果一个人真的无罪，而且实在没有法予审判他，那就叫他通过三人小组得到自己的“减三十二”（省会）“”或者流放两三年，再一瞧一只耳朵上的毛已经被剪光了，他已经永远打上了记号，从今以后就是“累犯”了。 　　（请读者原谅，我们又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使用了“罪”的概念，什么有罪、无罪之类。不是向我们解释过了吗，问题不在于个人的是否有罪，而在于社会危险性；如果是社会异己分子，无罪也可关进监牢，如果是社会亲近分子，有罪也可释放。但是，如果我们二十五年来据以生活的一九二六年法典本身，也因“不可容许的资产阶级立场”、“阶级观点不充分”、“依行为轻重程度量刑的资产阶级态度”而受到了批判。）那末，我们这些法律的门外汉更是有情可原的。 　　可惜我们无缘写出这个机关的引人入胜的历史。国家政治保卫局整个存在期间进行缺席定罪时是否一直有枪毙人的权利？（如像一九二七年对著名的立宪民主党人帕维尔，多尔戈鲁科夫，一九二九年对帕尔钦斯基，冯·梅克和维利奇科。）是否仅在证据不足但本人显系社会危险分子的情况下才采用三人小组的方式，或许比这更随意些？后来在一九三四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悲哀地改称内务人民委员部时，白石城中的三人小组如何开始称为“特别会议”，而各州的三人小组如何开始称为州法院专门庭，也就是由三名法院人员组成、没有半个人民陪审员、永远秘密开庭的那个庭。从一九三七年起在各州和自治共和国里又增添了由州委书记、州内务局局长和州检察长组成的另一种三人小组。（这些新的三人小组头上是莫斯科的由内务人民委员及苏联总检察长组成的简简单单的二人小组您得同意，总不便于请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作为第三个成员来参加会议吧？）当时从一九三八年末起，这些三人小组啊，二人小组啊，都不知不觉地消散了（须知连叶若夫也栽了）但同时我们亲爱的OCO（特别庭）却更加巩固了，把缺席的和不经审判的处分权先为十年以下，后来到十年以上，后来包括枪决接收了过来。亲爱的OCO的风光日子延续到一九五八年，直到我们的恩人贝利亚跌跤子的时候。 　　它存在了十九年，可是你问：我们那些衮衮诸公中谁参加过这个机构；多长时间开一次庭，每次多久；有茶没茶，吃什么茶点；这种讨论本身是怎么进行的讨论时互相交谈还是连谈都不谈？我们写不出来—一因为不知道。我们只是风闻，特别庭的实质是三位一体，虽然现在说不出它那些勤恳的审理员的姓名，但知道那里派有常任代表的三个机关党中央一个，内务部一个，检察院一个。然而如果哪天我们发现根本没开过什么庭，在编的只有几个负责从不存在的笔录中编造摘录的经验丰富的女打字员，和一名领导女打字员的办公室主任，那也用不着大惊小怪。女打字员确实会有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保证！ 　　特别庭无论在宪法上、无论在法典里都没有提到，然而却是一台最方便的绞肉机它没有己见、要求不高，而且不需添加法律的润滑油。法典是一回事，特别庭是另一回事，它很容易运转，而不需要法典的全部二百零五个条文，不使用它们，也不提及它们。 　　正如劳改营里开玩笑说的：无法［庭]无法，有［特别]庭就行。 　　当然，为了方便起见，它也需要有某种输入密码，因此它给自己制定了一些很便于应用的（不必伤脑筋去适应法典提法）而在数目上连小娃娃也记得住的大写字母条文（其中一部分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 　　反苏宣传 　　反革命活动 　　反革命托洛茨基活动加上了“T”（托）这个小小的字母的犯人在劳改营中的日子难过百倍。 　　间谍嫌疑（超出嫌疑范围的间谍行为移交给军事法庭处理） 　　引起（！）间谍嫌疑的联系 　　反革命思想 　　怀有反苏情绪 　　社会危险分子 　　社会有害分子 　　犯罪性活动（对于过去的劳改犯，如果再也排不出什么毛病来，他们很喜欢给他们扣上这一条） 　　最后，还有一个容量很大的条文： 　　家属（依上述大写字母中任何一条被判刑的人的家属）。 　　不要忘记，这些大写字母代表的罪名，并不是均匀地分配给各种人物，分布在各个年代，而是同法典条文和法令项目所规定的犯罪一样，像流行病似的一阵阵突然发作的。 　　还要附带声明：特别庭根本不认为自己有权给人判决！它给的不是判决！它科以行政处分，仅此而已、所以它享有法律上的自由是很自然的。 　　但是，行政处分虽然不认为自己具备司法判决的效力，它的期限可以达二十五年，并包括； 　　剥夺称号和奖励； 　　没收全部财产； 　　秘密监禁； 　　剥夺通讯权。 　　因此，比之简陋的司法判决，特别庭的决定使一个人从地面上消失得更加牢靠。 　　特别庭还有一个重要优点是，对它的决定是不能申诉的没有地方可以提出申诉；既没有比它高的任何审级，也没有比它低的任何审级。它只服从于内务部长、斯大林和魔鬼。 　　办案迅速也是特别庭的一大优点：它只受打字技术的限制。 　　最后，特别庭不仅不需要亲眼看到被告本人（从而减轻了监狱之间运输的负担）甚至也不要求看到被告的照片。在监狱人满为患的时期，它还能提供一条方便，那就是，一终结侦查，犯人就不再占用监狱的一块地面，不再吃白给的面包，而是立即送往劳改营去诚实劳动。他可以很晚以后再读到摘录的副本。 　　在优待的情况下，有时这样办，犯人在目的地车站下车；叫他们马上跪在路基旁边（这是防止逃跑，结果成了向特别庭祷告），当即向他们宣读判决。也有另外的做法：在一九三八年，一批递解到别列波尔的犯人既不知道自己触犯了什么条文，也不知道刑期，而前来接收他们的文书却已经知道了，并且当即在名单中找到：（社会有害分子）五年。 　　另一些人在劳改营已经劳动了许多个月，却还不知道判决。在此以后（据H·多勒里亚克所述）让他们隆重地列队不是在一个随便的日子，而是在悬挂起红旗的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宣读了斯大林省三人小组的判决（特别庭在忙不过来的时期毕竟还是。分散了）：每人各得十年到二十年。我的劳改营小队长辛汉勃留霍夫就在那个一九三八年随着一整列车的未决犯从切利亚宾斯克被送往契列波维茨。几个月过去了，犯人已经在那里工作。突然，在冬天的一个休息日（请注意利用哪些日子！看出特别庭的好处了吗？）在酷寒中把他们赶到院子里，排好队，走出一个外地来的中尉，自我介绍说，是被派来向他们宣读特别庭的决定的。他这个年轻人倒并不狠毒，斜眼瞧了瞧他们的开口鞋子，瞧了瞧冰柱上的阳光说： 　　“其实，伙计们，干吗你们要在这里挨冻呢？你们知道，特别庭给你们大家的都是十年，只有很少很少的人给八年。明白了吗？解散！……” 　　但是，有了特别庭的这种露骨的机器处理还要法院干吗？已经有了使你无法跳下来的不发噪声的现代电车，还要铁轨马车干吗？是为了养活审判人员吗？ 　　这只不过是因为一个国家完全没有法院有点不成体统而已。一九一九年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在纲领中写道：力求做到使个体劳动居民人人参加行使审判员的职责“人人参加”没有做到，当审判员是个细活儿，可是完全不要法院也不行啊！ 　　其实，我们的政治法庭各省法院的专门庭、军事法庭，以及所有的最高法院都一致地在向特别庭看齐，它们也没有受到公开诉讼程序和两造辩论之类的麻烦事的拖累。 　　它们的第一个也是主要的特别是不公开审理。它们为了自己方便，首先是不公开的＾ 　　我们已经那么习惯于几百万几百万的人在不公开的庭上被判刑，我们已经那么安干这种情况，以至有的被判刑人的糊涂儿子、兄弟或侄子还自以为满有道理地对你嗤之以鼻：“照你说该怎么办呀？看来，案情一定关系到……会让敌人知道！绝不能……” 　　因为怕让“敌人知道”，我们就把自己的头夹在自己的两腿中间。现时在我们祖国，除了书蛀虫以外，有谁记得，那个向沙皇开过枪的卡拉科佐夫，还被给予了一名辩护人？对热里雅鲍夫和所有的民意党人都是公开审判的，一点也不怕“土耳其人知道”？薇拉·扎苏里奇开枪射击了那个用我们现在的术语来说就是莫斯科内务局长的人（虽然子弹从头分飞了过去没有射中），不仅没有被消灭在刑讯室里，不仅没有不公开地加以审判，而是由陪审员（不是三人小组）在公开的法庭上宣判无罪而她便坐上轿式马车凯旋而归了。 　　我并不想用这些比较来说明，俄国某时曾经有过完善的法院。大概，当之无愧的法院应是最成熟的社会最晚期的产物，或者至少需要有一个所罗门皇帝出来。弗拉基米尔·达里指出，在改革前的俄国，“未曾有过一则称赞法院的谚语”！这多少说明点问题吧！好象，称赞地方行政长官的谚语也一个都没有来得及形成。但是一八六四年的司法改革毕竟至少使我们社会的城市部分走上了通向英国典范的道路。 　　说这一切的时候，我并未忘记阳思妥耶夫斯基对我们的陪审法院的责难（《作家日记》）：滥用律师的雄辩术（“陪审员先生们！一个女人如果不杀死自己的情敌，那还算个什么女人？……陪审员先生们！你们中间谁不会把婴儿扔到窗外去呢？……”），陪审员一时的冲动可以压倒公民的责任。但是，阳思妥耶夫斯基所担心的不是那种他应当担心的东西。他认为公开的审判是已经永远争取到手的东西！……（是呀，他的同代人中谁能相信会有特别庭呢？……）在另一个地方他也写道：“与其错杀人，宁可错放人。”啊，说得对，说得对！ 　　滥用雄辩术不仅是正在形成中的法院的一种弊病，而且还要更广泛些它是已经确立的民主制（已经确立，但已失去自己的道义目标）的一种弊病。仍是英国给我们提供例子：反对派的首领为了使自己党占上风，可以毫不难为情地把言过其实的国内不良状况归咎于政府。 　　滥用雄辩术这是坏事。但对于滥用木公开审理又能用什么话来形容呢？阳思妥耶夫斯基向往的是这样一种法院，在那里，检察官应当说出为了替被告进行辩护所需要说的一切。这我们还需要等待多少世纪呢？暂时，我们的社会经验告诉我们的是存在着数不清的这样一类的辩护律师，他们干的是向被告提出指控（“作为一个正直的苏联人，作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我在分析这些罪恶行为时不能不感到厌恶……”）。 　　在不公开的法庭上多么好呀！不需要穿法官的长袍，还可以把袖子卷起来。工作起来多么轻松呀！没有麦克风，没有记者，也没有听众（不，为什么没有，有是有的，但那是侦查员们）。例如，在列宁格勒省法院，他们白天去听审案，看看他们的侦查对象的表现，然后在夜里到监狱里去拜访那些应当教训一下的人。 　　我们的政治法院的第二个主要特点，是工作中的确定性。就是说它的判决是预先决定的。 　　还是那本《从监狱到……》对书籍硬塞给我们的资料：预先决定判决的做法，是早就有的事情，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九年，法院的判决就已受着统一的行政和经济方面的考虑的调节。从一九二四年起，由于国内存在失业现象，法院减少了居家劳改的判决数量，而增加了短期监禁的判决（指的当然是日常生活犯）。因此就发生了监狱挤满短期服刑犯（六个月以下的）和没有充分利用他们在劳改营工作的情形。一九二九年初，苏联司法人民委员部以第五号通令指责了判处短期服刑的做法，而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六日（十月革命十二周年前夕及转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刻）的决定干脆禁止判处一年以下的刑期！ 　　审判员事先知道或者是关于他办的具体案子，或者是按照上级指示总的精神要求他怎样判决。（须知审判员房里一般还是装着电话的呀！）有时甚至照特别庭的做法，把所有的判决都事先打印好，以后只用手填上姓名。如果有个斯特拉霍维奇在审判庭上惊叫起来：“我怎么能被伊格纳托夫斯基收买呀，那时我才刚满十岁！”那时审判长（列宁格勒军区军事法庭，一九四二年）只需吆喝一声：“不准诽谤苏联的侦察机关！”一切早都决定好了：整个伊格纳托夫斯基集团统统枪决。只是有一个和这个集团沾一点边的利波夫；集团里的人谁都不知道他，他也谁都不知道。好吧，那就给利波夫十年算了。 　　预先决定判决一它使审判员的艰难生活变得多么轻松呀！甚至与其说是脑子的轻松不用思考，不如说是道义上的轻松：它使你解除了担心在判决上出错而使自己的子女成为孤儿的苦恼。甚至像乌尔里赫那样穷凶极恶的审判员—一哪一项大规模枪决的判决不是他嘴里宣布的？预先决定判决的做法也使他变温和了。例如，在一九四五年，军事审判庭审理“爱沙尼亚分立主义者”的案件。当审判长的是矮小结实、和和气气的乌尔里赫。他不仅不放过与同事开玩笑的机会，而且不放过同犯人开玩笑的机会（这不就是人情味嘛！新的特点。哪里见过？）。他得知苏济是个律师，便微笑着对他说：“瞧，您的职业对您有用了！”是呀，他们之间有什么可争论的？干吗要发火？审判依照令人惬意的程序进行：坐在审判员席上可以抽烟，有愉快的时间—一美好的午间休息。到傍晚该去合议了。谁在夜里评议呀？让犯人们在桌旁坐一宵，而自己便各自回家。早晨来上班，一个个神清气爽，脸刮得干干净净的，上午九时整：“起立，现在开庭！”—一犯人各得一张“十元券”。 　　如果有人责备说，特别庭至少不虚伪，而这里却假仁假义—一装样子在评议，不，我们将坚决反对！坚决反对！ 　　最后，第三个特点是辩证法（从前粗俗的说法是：“人嘴两张皮，怎么说都有理”）。法典不应当是审判员路上固定不变的石头。法典的条文都已经有了十年、十五年、二十五年迅速流逝的生命，并且，正如浮士德所说： 　　“整个世界都在改变，一切都在飞奔向前， 　　而我却不敢违背诺言？”所有的条文都附生了一大堆的解释、指示、细则。如果被告的行为不在法典范围之内，那还可以采用下述办法判刑： 　　类推（多方便！） 　　干脆根据出身（刑法典第七、三十五条，属于社会危险阶层） 　　因同危险人物有联系（天网恢恢！什么样的人是危险人物以及有什么联系这只有审判员明白）。 　　对于颁布的各项法律，用不着在明确性上去挑毛病。例如，一九五0年一月十三日颁布了一项关于恢复死刑的法令（恐怕它从来也没有在贝利亚的地下室里废除过）。写着：可以对破坏和暗害分子处以死刑。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喜欢这样做：不把话说清楚，只做暗示。这里是否只指那些用梯恩梯去破坏铁轨的？没有写明。什么叫“暗害分子”？我们早就知道；谁生产了劣质产品谁就是暗害分子。那末，谁是破坏分子呢？譬如说，如果在电车上谈话破坏了政府的威信，算不算？或者嫁给了一个外国人难道这不是破坏了我们祖国的尊严吗？…… 　　实际上不是审判员在判案审判员只领工资，是指令在判案！三七年的指令：十年二十年枪决。四三年的指令：二十年苦役绞刑。四五年的指令；平均各判十年附加剥夺权利五年（三个五年计划的劳动力）。四九年的指令：平均各判二十五年。（因此，真正的间谍舒尔茨，柏林，一九四八年可能得到十年，而那个从来没有当过间谍的根特·瓦施考却得到二十五年。因为他赶上了浪头一九四九年。） 　　机器在冲压。一个人一旦被捕，在国家安全机关门口被割掉钮扣，他的一切权利从此就被剥夺了，刑期是逃不了的。法律工作者们已经那么习惯于这种情况，以至在一九五八年闹了个大笑话：在报纸上发表了新的《苏联刑事诉讼纲要》草案，却忘了在里面写进关于可能做出无罪判决的内容。政府报纸（参看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消息报》）温和地责备说，“可能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我们的法院只能作出有罪判决。” 　　如果站到法学家们的立场，便会觉得：既然连全国普选也只有一名候选人，那末，说实话，审案子为什么必须有两种可能的结局？而且无罪判决在经济上也是一种胡闹！因为这就是说，情报人员、行动人员、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监狱的内部警卫、押解人员大家全都白干了！ 　　这里讲一件简单而典型的军事法庭审理的案件。一九四一年，在我们驻扎于蒙古的无事可为的军队里，契卡行动处需要表现出一点积极性和警惕性。正和帕维尔·丘尔佩涅夫中尉争风吃醋的军医洛佐夫斯基摸准了这个气候。他私厂向丘尔佩涅夫提出了三个问题：1．你是怎样想的为什么我们在德国人面前退却？（丘尔佩涅夫：他们的技术装备多，而且动员得早。洛佐夫斯基：不，这是一种策略，我们是诱敌深入。）2．你相信盟国的援助吗？（丘尔佩涅夫：相信他们会援助，但不是无私的。洛佐夫斯基：他们将欺骗我们，一点也不会援助。）3．为什么派了伏罗希洛夫去指挥西北前线？ 　　丘尔佩涅夫回答了也就忘掉了。而洛佐夫斯基却写了个小报告。丘尔佩涅夫被叫到师政治部，开除出共青团：罪名是抱有失败情绪，吹捧德国技术装备，贬低我国指挥部的战略。发言最激昂慷慨的是团小组长卡里亚金（丘尔佩涅夫见过他在哈勒欣战斗中的胆小鬼表现，他现在有了方便机会一劳永逸地收拾掉见证人）。 　　逮捕。只同洛佐夫斯基作了唯一的一次当面对质。侦查员没有盘问他们上次的谈话。只提出一个问题：你认识这个人吗？认识。证人，你可以走了（侦查员怕控告被驳倒）。 　　在地坑里蹲了一个月弄得精神沮丧的丘尔佩涅夫，在第三十六机械化师的革命法庭面前受审。出庭的有师政委列别捷夫、政治部主任斯列萨列夫。甚至没有传证人洛佐夫斯基出庭（然而，为了办好伪证手续，审判以后将会取得洛佐夫斯基和政委谢廖金的签名）。法庭提的问题是：你同洛佐夫斯基有过一次谈话吗？他问了你什么？你是怎样回答的？丘尔佩涅夫老实地作了报告，他还是不明白自己有什么罪。他天真地叫起来：“可是许多人也都在议论呀！”法庭反应很快：“是谁？说出姓名来。”但丘尔佩涅夫不是他们那一路货！让他作最后陈述。“我请求法庭再一次考验我的爱国感情，给我一项赴死的任务！”淳朴的勇士还说：“让我，还有那个诽谤我的人，两人一起去！” 　　哎，不，在人民中消除这种骑上式的作风正是我们的责任。洛佐夫斯基应当发药面，谢廖金应当教育战士。你死掉或者不死掉难道有什么重要意义？重要的是我｛I］在坚决捍卫。审判员们退庭，抽了抽烟后重新入席：十年劳改附加剥夺权利三年。 　　战争期间这样的案子在每个师里何止十起（否则供养军事法庭就太不合算）。一共有多少帅—一请读者算一算。 　　……军事法庭一次次的开庭彼此相似得使人厌烦。一个个橡皮手套似地无个性无感情的审判员使人厌烦。判决都是从传送带里输出来的。 　　大家都装出一副郑重其事的样子，但大家都明白，这不过是演一场草台戏，那些押解队的小伙子们对这点最清楚，他们直话直说。一九四五年在诺沃西比尔斯克递解站，押解队接收一批犯人，正在依案情点名：“某某！”“五十八条1-甲，二十五年。”押解队长发生了兴趣便问“为了什么事判的？”“平白无故。”－“你瞎说。平白无故那都是判的十年。” 　　当军事法庭工作紧张的时候，“合议”只占一分钟出去又进来。当军事法庭一天连续工作十六小时的时候从合议室的门里可以看见白色的桌布，放满食品的桌子，盛着水果的高脚盆。如果不很匆忙，就喜欢“利用心理学”去宣读判决：“……判处极刑！……”停顿。审判员直望着被判刑人的眼睛，这很有意思：他是什么心情？他现在有什么感觉？……“但是，考虑到……真心悔悟……” 　　军事法庭候审室的所有墙壁上都用钉子和铅笔划满这类字样：“得了枪决”、“得了二十五年”、“得了十年”。故意不擦掉这类题词：它能起教训作用。害怕吧，低头认罪吧，不要以为你能用自己的行为来改变什么。在空荡荡的审判厅里当着一小撮侦查员的面，你纵然用狄摩西尼的辞令来为自己辩护（奥丽加·斯辽兹贝格在最高法院，一九三六年）也丝毫帮不了你的忙。把刑罚从十年提高到枪决这则是你能做到的，如果你冲着他们叫喊：“你们是法西斯分子，我为我参加过几年你们的党而感到可耻！”（尼古拉·谢苗诺维奇·达斯卡尔在亚速夫-黑海边疆区专门法庭，庭长霍利克，迈科普市，一九三七年）那就会另立新案，那就会把你毁了。 　　察夫达罗夫讲述了一件事：在法庭上被告们突然推翻了自己在侦查中所作的全部假供。这又怎样呢？如果为了交换眼色也算发生了一点停顿，那也只是几秒钟的事情。检察长不说明理由就要求休庭。侦查员们带着打手从侦查监狱飞奔而来。把被告分散到各个隔离室，重新好好痛打了一顿，还许下诺言在第二次休庭时再打个彻底。休庭结束了。审判员把所有的被告再询问了一遍现在大家都相认了。 　　纺织科学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大·格里戈利耶维奇·卡列特尼科夫表现了出色的随机应变本领。在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开庭的前一刻，他通过警卫声言愿意作一些补充供述。这当然是令人发生兴趣的。检察长接见了他。卡列特尼科夫解开衣服，让他看被侦查员用凳子打断的已经在腐烂的锁骨，并声明：“我的全部口供都是在刑讯下逼出来的。”检察长只好诅咒自己贪求“补充”供述，但是，已经晚了。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只有当他是运行中的总机器的一个不被察觉的部件的时候，他才是有恃无恐的。但只要个人的责任一集中到他身上，光束直接照着他的时候，他便脸色发白，他懂得他也等于零，他也能在任何一块果皮上滑倒。这样，卡列特尼科夫就把检察长抓在手里了，而那人也就不敢把事情搪塞过去。军事审判庭开庭了，卡列特尼科夫在那里又重述了一遍……军事法庭这次可真地去合议了！现在它只能作出宣告无罪的判决，那就是说，应当立即把卡列特尼科夫释放。因此……它就没有作出任何决定。 　　若无其事地又把卡列特尼科夫押到了监狱，稍稍给他治疗了一下，羁留了三个月。来了个新的侦查员，一个彬彬有礼的人，签发了一个新的逮捕证（如果军事庭不昧良心做事，至少这三个月卡列特尼科夫可以在外面逍遥一下！），重新向他提出第一个侦查员提过的问题。卡列特尼科夫预感到自由即将来临，表现得很坚定，不承认自己有任何罪。结果怎样呢？……根据特别庭的决定他得到了八年。 　　这个例子足以表明一个囚犯能做些什么和特别庭能做些什么。杰尔查文是这样写的： 　　“偏私的法庭比强盗还狠。 　　法律睡觉时法官就是敌人。 　　在你们面前站立着一个公民 　　伸长了脖子悉听尊命。” 　　但最高法院军事庭上是很少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事情的，而且一般说来，它很少擦擦自己的迷糊眼睛去瞧一下单个的“锡囚犯”。电气工程师A·江·罗曼诺夫在一九三七年由两名押解员架着跑步拖上四楼（电梯大概是开着的，但囚犯上下得那么频繁，如果让他们用，工作人员就上不了楼）。他们和迎面下楼的已判犯互相错开，一路跑进了审判厅。军事庭忙得实在不可开交，连坐也没坐下，三个人一齐站在那里。罗曼诺夫艰难地喘过一口气（要知道他已经被长久的侦查弄得精疲力尽），报了自己的姓氏、本名与父名。审判员们咕噜了几句，互相使了个眼色，于是乌尔里赫老是他！便宣告：“二十年！”又马上跑步把罗曼诺夫押走，跑步拖进了下一个。 　　真像做梦一样，一九六三年二月，我也沿着同一座楼梯走上楼去，但却是在一名上校党支书的彬彬有礼的陪同下。在周围有一排圆柱的，据说是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开会的大厅里，放着一张巨大的马蹄形长桌，马蹄形的中间还放着一张圆桌和七把古老的椅子，在这里，曾审判过卡列特尼科夫和罗曼诺夫以及其他各色人物的军事庭的七十名工作人员听我讲话。我对他们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作为一个起初被判劳改后来被永久流放的人，却从来没有亲眼见到过一个审判员。现在我看到了你们大家聚集在一堂！”（他们也以擦亮了的眼睛第一次看到一个活生生的犯人。） 　　但是，原来他们并不是过去的那些审判员！是的。他们现在说，他们不是那些人。他们向我保证，那些人已经不在了。有一些光荣退休了，有的被撤职了（乌尔里赫这个出类拔萃的刽子手原来在斯大林时期的一九五0年就因……立场不稳被撤职了），某些人（屈指可数的几个）在赫鲁晓夫时期甚至受到了审判，而他们还从被告席上威胁说：“今天你审判我们，明天我们要审判你，瞧着吧！”但是，像赫鲁晓夫所有的创举一样，这个开头很起劲的运动不久就被他忘掉了，抛弃了，没有达到不可逆转的变革的程度，那就是说，一切依然如故。 　　这时候有几个司法战线的老兵说了点往事，无意中给我提供了写这一章的资料（如果他们自己动手公布内情，写回忆文章，情况会怎样呢？但岁月流逝，又过了五个年头，并没有变得光明一些）。他们回忆，审判员们在司法会议的讲坛上如何骄傲地说，他们是怎样避免了适用刑法典中关于减轻处罚情节的第五十一条，从而做到用二十五年代替十年的判决！他们还回想起，法院怎样屈辱地服从于“机关”！有一个审判员受理送交法院的一个案子：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公民诽谤性地断言那里有良好的公路。除此没有别的事。案卷里也再没有别的材料！审判员鼓起勇气把案件返回，要求补充侦查，目的是取得“有充分价值的反苏材料”就是说对这个犯人再用点刑，再打一顿。但是审判员的这个高贵目的没有得到理解，他得到了一个充满愤怒的答复：“你不信任我们的机关？”于是审判员被贬滴到萨哈林岛去当军事法庭的书记员（赫鲁晓夫时期处理得轻些，“犯了错误的”审判员被派去……你们猜派到哪里去？……当律师）。检察机关也一样俯首听命于机关。一九四二年留明在北海反间谍机关中滥用职权的令人发指的事实泄露了出去，检察机关不敢行使自己的职权加以干预，而只是恭恭敬敬地向阿巴库莫夭报告说他的孩子们在淘气。阿巴库莫夫完全有理由认为机关是大地之盐！（正是这次他把留明调回来提拔的，结果给自己招来一颗丧门星。） 　　可惜时间不够，他们本来可以给我讲十倍之多的东西。但已经讲的这些，也足以深思了。如果法院和检察机关只不过是国家安全部长的小卒子那也许并不需要专辟一章来论述它们了？ 　　他们争先恐后地向我讲述，我一边望着他们，一边觉得惊奇：是呀，他们是人呀！完全是人呀！瞧，他们在微笑！瞧，他们真诚地表明心迹说他们如何地只想着做好事。好吧，如果再来一次反复，他们又必须来审判我就在这个大厅里审判我（给我看的是主要的大厅），那时会怎么样呢？ 　　那又有什么，还是会审判的。 　　什么在先呢？—一是鸡还是鸡蛋？是人还是制度？ 　　我国有一则流传了几个世纪的谚语：不怕法律只怕法官。 　　但是，我想，法律已经超过了人，人在残酷性上落后了。应当把这则谚语倒过来：不怕法官—一只怕法律。 　　当然是阿巴库莫夫的法律。 　　瞧，他们一个个走上讲坛，讨论《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瞧，他们高兴地说，这本书减轻了他们良心上的负担（就是这样说的……）。他们承认，我所描写的情景还是大大冲淡了的，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有条件更恶劣的劳改营（那么说，他们经管过？……）。坐在马蹄形桌旁的七十个人中，有几个发言的人原来是熟悉文学的，甚至是《新世界》杂志的读者，他们渴望进行改革，活跃地抨击我们社会的症结，谈论农村的荒废景象。 　　我坐着，想着，如果最初的小小一滴真理的水珠都能像一颗心理炸弹那样地爆炸那末，当真理像瀑布一样泻落下来的时候，在我们的国家里将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一定会泻落下来的，那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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