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须说路遥的悲哀——出师不利 痛失三百美元

惊涛骇浪

     三、须说路遥的悲哀——出师不利 痛失三百美元

路遥性格内向，心很重，还带有三分倔强，这也体现在他创造上的执着；他心里有点什么事总是抹不开，烟又使劲地抽。他四十二年的短暂人生，跟他的性格和抽烟都是密切相关的！

为证实路遥就是小说《人生》中的主人公高加林原型，我曾善意地向他发起过一次“火力侦察”，想用一句问话作探试，得到的结果是正面的确认。

让人无以忘怀的路遥！

由于我那随意的一句玩笑话，因为大家都喝着酒，我的玩笑使他动容，让他感触落泪。迄今回首，仍历历在目。我那不经意的问话似曾触动了他，让他难过，觉得对他愧疚！我因他难过而难过，因他动容而动容。路遥啊路遥！你何必这么性急，干嘛就这么快地走了，走时还那么凄楚伶俜！我们不是约好要在西安一起吃羊肉泡馍的吗？现在中国人日子好过了，你本该留下来享受几年你自己的美好《人生》！你不就是因为那让你挥之不去、命途多舛的苦难人生、让你没齿难忘的巧珍儿？！要是摆在今朝，我们当年也没必要为那300美元如此揪心、那么苦恼一场，害得你难得的一次出国大煞风景，弄得你差点儿整个旅程兴致索然，落得心灰意冷。

……

离开法兰克福，我们到德国的第一站是科隆。

是年三月二日，初春的季节，风和日丽、蓝天白云、大地吐绿。参观完科隆大教堂，大家心情极好。我们五人团，除了我，其他人都是第一次出国，更是第一次到了西方。大家欢声笑语，一路春风地走来，漫步在大教堂前面的广场上，闲聊着接下去四个星期的访问设想。

刹那间，跟风驰电掣一般，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两个身着黑衣、头披黑纱、貌似吉普赛样的女人，各自手抱一个六、七个月的婴儿。她们飞快地靠近我们，顶着我们挤进我们的人群。突然间两人双双朝右转向，冲着路遥紧贴上去。两人同时齐齐举起手中的婴儿，顶到了路遥的下巴，脸上一副悲哀可怜的神态，嘴里含混着祈求，让人下意识想到这是两个百分之百的女乞丐。这种强要饭作态，别说初次跨出国门的作家，就连一年来德几次的我都是见所未见。

又跟风似地一转眼，两个女人同时转过身去，双手托抱着孩子，瞬间地消失了。还不到三分钟，路遥惊呼：“我的钱丢了！我的钱被偷了！”只见他草绿色猎装，右上方表袋口，扣子已被解开，口袋盖子一半露在外面，一半塞进了口袋。我疾步朝两女人遁逝的方向追去，无果，人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300美元啊！这可不是一个小数，更何况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为回国能买上一台彩色电视机，作家们出国前通过私下交易用12元人民币换取一个美元，而官价只要3•50元。然而当时国家对外汇的出境管理是绝对严格，一个出国人员只允许兑换30美元。每次出访，每人每天只补贴一美元作零花钱。短期出国回来，大家允许在「出国人员服务部」免税买一台日本原装彩电。但仅靠合法兑换的30美元和每天省下的一美元是远远不够的，普通20吋彩电要在400美元以上。美元不够，势必要想办法购买议价美元。

那时，每携带一个外汇出国，都必须有中国银行总行的外汇出境证。没有出境证，一旦被查发现，不但外汇没收，人还将被记过，作行政处分，算是犯了严重的外事纪律。买了议价美元，每人采用各色各样的秘密高招偷带出境。有老作家事后直言不讳，可谓已绞尽脑汁，用了当年给八路军送鸡毛信、藏情报的绝技蒙蔽出关。

私带出境的外汇，等到回国时，白纸黑字填进海关申报单。有人在出国前没能及时买到美元，进关时，自作聪明将数额多写。但海关一旦要求出示现钞而不能时，作为惩罚，此出国人员的申报单就会被作废，他也因此失去了在出国人员服务部外汇购物的权力。购物时，申报单上有多少外汇额就算多少，数额用完为止。而这么至关重要的外汇路遥却给丢了！

300美元，按当时1比12的议价，要3600元。一个身为国家专职作家，月工资才70、80元，还到不了100元，那时大学毕业生56元，研究生62元，普通工人二级工月薪才39元，这意味着路遥一下子丢失了整整超过三年的工资；而这300美元是已经出了关、回国申报后可以派上用场的钱，实际具有更高价值。那时侯我们的收入，其中80%用来吃饭，此等损失将意味路遥一家人要多久揭不开锅！当年稿费，一千字只有7元钱，300美元，路遥要爬多少格子！

路遥突然变得沉默寡言，甚至开始一言不发，性格刹那间迥若两人。他满脸沮丧，咬着牙只是沉默，但难以掩饰他内心的痛苦、挣扎、懊悔！路遥童年时代的贫穷，既造成了他一贯的自卑感，又养成了他倔强的脾气和不屈的品性。出访期间从无数小节上看得出，路遥是个不认命的性格，同时他的自尊心也太过于强大！他很懊恼，万万没想到一下子丢了这么多钱！我也很懊恼，心想每个团出访前总会无休止地交代：“须小心小心再小心！出门三件事，护照、外汇、黄皮书！”作家们是有个性的，说多了会腻，好像搞外事的吃了两天洋面包就自觉比他人高明。加上我比谁都要年轻，或在他们眼里，我还是一个初出茅庐、涉世不深的学生。我又烦又恨，心想，唠叨无数遍就不入耳，现在只好自讨苦吃！往往事情发生之前，别人再提醒，就是不愿相信！然而一旦真发生了，已为时过晚！我想到路遥的命运多舛、短暂的一生，还吃了一辈子苦，时常都不忍心对他有半点责备！坦率地说，路遥的脾气是有点固执的，总不爱听别人的劝！他似乎永远不会认账！不过人的个性无可厚非。……

更何况，三百美金也不放在皮夹里，或放进贴身的衬衣口袋，就这样貌似潇洒地随意往外套口袋一塞。最终酿成不幸！

但没辙，这是我陪出去的团，团里只有我会德语，我得负责任！心里虽有牢骚，但过后冷静下来还得要我去想办法解决问题。单位领导不时语重心长地交代：“我们外联部是个服务机构，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要服务作家。再大的问题，回国再说。”

大家离开广场去吃午饭，路遥不想吃，他吃不下。我转过脸看看团长王愿坚（电影《四渡赤水》、《闪闪的红星》作者），他一脸无奈的神态，他也是第一次出国，对此种突发情况没有丝毫心理准备，出访前也是闻所未闻，就连我多次带过团，也是破天荒地遇到钱被盗了。

大家的情绪一落千丈。访问才开始，往下还有四星期满满的日程。带着这种精神压力，尤其是路遥，起初兴致勃勃的旅行会变成度日如年。餐后回到旅馆，我拿了方便面去看路遥。他拿来烧水壶，我说：“我来帮你煮吧。” 平常性格内向的他，从来谈吐缓慢、颇善解人意，此刻却变得出格的烦躁：“我怎么连方便面都不会煮，还要你来煮？！” 我说：“不是因为丢钱嘛？想安慰安慰你，帮帮你。” 他转过脸直视我一眼，神情像是在说，“谁也帮不了忙！”他如此烦躁，可见内心的痛苦。

离开路遥，我来找团长，我说：“路遥的情绪落到了最低点，这样往下如何继续访问？”但一时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刚才席间我曾提议大家是否凑一点钱给路遥，但我话一出口，自己的提议很快在心里自我否定了。一则路遥出于自尊，他说哪怕打死他，他也不会要！这种人情债对他的精神压力太大了！二则大家手里美元都有限，我想每个美元都已作了安排，即使想帮也给不了多少，无法弥补路遥的损失。

我们作为被邀请的客人，如果把这一情况直接反映到德国外交部去（德国的科技、文化隶属外交部管辖），从外事纪律而言，我们必须事先请示中国大使馆，而大使馆必定要请示国内外交部，但最终路遥能否得到补偿是个未知数，而且这么来回一折腾没有一星期十天的时间得不到答复。团长觉得不妥，这样把事情弄得满城风雨的，他身为团长回国也不好交代。

我们的下一站是西柏林，「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派来的陪同小姐将在那里等我们。她是西柏林自由大学的学生，为省时间和经费，她就不专程从柏林飞法兰克福去接我们，科隆这一站我们自理，反正我会德语，陪团也有经验。此刻我想到了一个办法，但暂时没跟团长谈及，我想等到征求完陪同的意见再说。

到了西柏林我们跟陪同小姐接上了头，她的中文名字叫欧燕。我把路遥在科隆美元被偷的情况跟她和盘托出。她一听丢了300美元，相等于差不多800马克，她听到丢了这么多钱，就哭了。她想如果只是几十马克，自己给了了事。她说这次她是第一回替外交部打工，她不想把事情往上报，外交部一旦知道了一定会为难。至于最后能不能给予补偿她心中没底。无论结果怎样，她这次工作将会有个污点。第一次任务就没有圆满完成，她害怕以后很难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既然这样，我说出了心中已细细揣摩过的想法。我说：“有个主意不知你觉得是否可行，想征求你的意见，如果你能同意就太好了，问题也差不多解决了。” 她问：“是什么？”我说：“我们的餐费德方不是可以报销的吗？每人每顿的标准是多少？”她说：“正常情况下每人25马克，但不能超出30。” 我问：“如果超标了怎么办？”她说：“偶尔一两次还可以，但报销时要作说明。”

因为这件事我脑子里前后已盘算过好几回了，所以马上胸有成竹地提出我的方案。我说：“柏林的两天你把伙食费给我，每顿按30马克的标准，就说柏林中餐好吃，我们吃得好了一些，往下几个城市可以省一点。其中两顿报35马克，说是会面了中国作家多喝了点啤酒。” 我自己在国内搞外事，到了地方偶尔碰上熟人作家，遇到用餐时又不好意思让人走就会留住一起吃饭，伙食费会超标。这种人情世故的事领导也不会说什么，在财务总结报告上都会签字，财务处也不会有什么异议，这叫“将在外军令有所不从”，在一定的范围内我们拥有一定的自主权。我想人之常情，德国的操作也该大同小异。我算过，一顿150强，两天有六百多，这样路遥的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但欧燕说：“吃饭没有**是没法报销的。” 我说：“我想过了，**我到中餐厅去想办法，给点小费买张**是能行的，不然就多跑几家店，把两天的餐费开在一起，包括你的。因为餐不错，我们在这家店连续吃了两天。”

八十年代，德国尚未实行餐营业机打单体系，餐厅出具**时，在盖章的**上可随意写上几百马克。我一九八八年来慕尼黑留学，山西一个出版社社长独自公费来德，因作协关系来找我。社长能找到我，是利用了当地爱国华侨社团的人脉关系。凡到慕尼黑的出国人员，遇到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使馆会提示他们，去太阳大街的「大上海酒家」找毛太老板娘，因为她和「香港大酒楼」的李嘉林老板是大陆「慕尼黑华侨协会」的会长。华国锋到访德国时，还分别去过他们的酒楼用餐。路遥团访慕尼黑时，因使馆的介绍，我们也去了「大上海」用餐。巧遇慕尼黑「中国学生会」正在酒楼聚会，经毛太引荐，餐后，中国作家跟留学生还进行了座谈。

社长为攒多点外汇买彩电就在我们学生宿舍搭铺，把房费省下来。我去旅馆要一张**，开上一个礼拜的住宿费，服务台老太太二话不说，马上照办。而且看势头，这种事时有发生，服务台心照不宣，做起来得心应手。

我们的事欧燕同意了！这样做既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又保全了她工作上没出漏洞，两全其美！还有一点，我接触过的所有学中文的德国学生，他们对中国有着天然的亲和力，他们无形中都会下意识地向着中国，护着中国，这种情愫很让人感动。万一中国人出了丑，他们也会脸上无光，他们毕竟学的是汉语，是因为喜爱上了这个民族才选择了这门专业。碰上此类问题，我们可以关起门来，家丑不外扬。只要国力允许，多点培养这些亲信对国家有好处。在寻找向 DAAD 交差的说辞中，欧燕跟我始终站在同一条战壕！

我心情轻松地把谈话结果来向团长汇报，王团长如释重负地笑了，说自己没有丁点外事经验，困惑一宿想不出一个好招。我们当即召集全体团员在团长房间开了会，把决定向大家作了交代。为解决这起外事事故，就委屈大家艰苦两天，早餐在饭店吃饱一点，多吃点香肠火腿，中午、晚上都回饭店吃方便面。

自从第一次随王蒙出访西柏林我没经验，没带方便面，碰上有次没饭吃，吃了舒婷的花生米，尔后每次出国我都会带上满满一行李箱方便面，以防应急。有一回我们出访民主德国，因为整个东德没有一家中餐厅，来自天津年届七十的延安老作家杨润身，（作品《白毛女》之父），因受不了西餐，胃病闹得起不了床，不能参加团的活动，影响全团去外地的整个行程。我们靠那一箱方便面救了老杨在东柏林一个礼拜的胃。

没想到这回为了路遥，这一行李箱方便面又派上了用场。这样大家不用捐出外汇，路遥也免了欠下人情债。路遥性格内向，心气很高，有不顺心的事总憋着，加上烟抽得厉害。他四十二岁离世，让人不胜痛惜！

一九九二年我已到德国，得知路遥去世，心里很难过！他那么年轻，搞创作总是那么动情，一腔真情、呕心沥血地写。在西德时他说过：半夜三更他写到动情之处，一人跑去院子痛哭一场，回来继续写。别人还以为他疯了！他英年早逝，都是因为一生事事太认真！但又为何不呢？我们这代人怎么能不认真呢？那时在机关，每个年轻干部都全身心扑在工作上，不计较报酬地工作，我们是受那种教育长大的啊！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