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我国历史上几种人才选拔制度的利弊得失

大银猫

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是在汉代形成的，汉以前，对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往往是临时的和随意的，未形成明确的制度。两汉时期实行的是察举制度，又称选举制度。这是一种“乡举里选”产生，经地方长官确认并定期向朝庭荐举人才的制度。所荐举的人才分为三科(三类)：贤良方正、孝廉秀才、博士弟子。这些人才被荐举到朝庭后，前两科或经皇帝策问后择优录用、或竟不问而即任用；后一科则要进入太学继续深造。 　　汉代的察举制度在开始时比较注重被荐举者在当地公众中的形象和口碑，还比较合理和公正，但到东汉以后，由于地方上豪强势力的发展，各地人物的品评臧否渐由这些豪强垄断，乡举里选也被他们所把持，徒具了形式。虽然从手续上说“乡举里选”的所谓人才还需地方官的确认，但由于豪强势力与官府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利害关系，因此这一手续基本成了虚设，敢于坚持原则秉公办事的官员不是很多，到东汉末年，随着政治的全面腐败，情况自然更糟。因此汉代的察举制度虽然也选拔过一些人才，如西汉著名学者董仲舒就是以贤良方正被察举的，曹操在汉末也曾被举为孝廉，但从总体来说，由于这种制度太容易受人为因素影响，没有客观标准，因此它难以保证所察举的人才的质量，东汉后期有首讥刺察举的歌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即是这种情况的写照。
　　魏晋以后，由于地方豪强势力的进一步扩张，人才选拔更加受到了他们的控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甚至也不得不向豪强世族让步，承认了他们对人才选拔的垄断，于是就产生了“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是出身豪门、任魏吏部尚书的陈群于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提出实行的，其办法是州设大中正、郡设小中正，中正官基本上均由当地豪门世族充任，职责是：“区别人物、第其高下。”把本地人物从“上上”到“下下”分为九品(九等)，下一品能否升入上一品，也由中正官品评确定。小中正品评的人物报送大中正，大中正审核后上报司徒现款审，然后交尚书从上三品中任用官员。在这种制度下，人物的品评完全是由中正官“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已”凭主观决定的，必然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必然“唯能知其阀阅，非复辨其贤愚”，出身和门第比才能和学识更重要、更具决定意义。因此，“九品中正制”完全是一种埋没人才的黑暗制度。这种制度从它施行之日起，就不断受到了有识之士的指责和抨击，但由于豪门世族的存在，这种制度仍然延续了近四百年的时间。
　　由于地方豪强世族在战乱中势力受到了削弱，同时由于“九品中正制”由豪门垄断取士与中央集权存在尖锐的矛盾，因此到隋朝建立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团结庶族和寒门，扩大统治基础，便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实行科举取士的制度。
　　科举制度是用考试的办法选拔人才的制度，决定人才是否合格与取舍的标准是考试的成绩，它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应考者是否有真才实学在这里成了决定的因素，因此科举制度是一种有利于真正的人才脱颖而出的制度，它为那些出身微贱但却富有才华的人提供了出人头地的可能和机遇，从此，一个人不凭门第和出身，依靠个人奋斗同样也可以拥有辉煌的人生，与“九品中正制”相比，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正因为科举制度是一种较为公正的人才选拔制度，有利于为统治者选取人才，为他们的统治补充新鲜血液、扩大统治基础，因此科举制度自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设置，以后历朝历代都沿用了这一制度，并将其视为国之大典，十分重视。但在其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中，科举制度也产生了不少的弊端，并造成了十分严重的社会后果。
　　一．由于科举考试一旦被取中就可得到崇高的荣誉和地位，所谓“十年寒窗人不知，一举成名天下闻”。对社会底层的人来说，这更是改变他们的处境和命运的唯一出路，虽然这条道路充满了艰辛，但却有着走通的现实可能性因此，科举制度有效地牢固地控制了读书人的思想，使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将科举看成了读书的唯一目的，看成了实现自身价值的唯一所在，少小开卷，皓首穷经，不断在考场博杀，耗尽了全部的心血和精力，在科举下完全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意志和人格，成为了自觉的奴隶，科举的这种效果，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早就意识到了，唐太宗就曾难以抑制得意地说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二．由于通过科举获取功名是做官、在很多时候甚至还是出任宰相的必要条件，因此以后将要参加科举的读书人也受到了全社会的另眼相看，被目为“白衣宰相”，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价值取向。这一方面有助于知识和知识分子地位的提高，但另一方面这一价值取向又是畸形的，使读书带上了非常强的功利性，人们重视读书是因为这是通过科举最终做官的必由之路，知识的价值、读书的目的，都在于做官。在这种价值取向的影响下，一个人读书是否有成，就是看他是否通过科举做到了官，至于学问是否真有造诣，精神和人格是否健全是并不被看重的，这就严重毒化了人们的思想，对普遍的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使人们对做官以外的一切实业统统视为末流，不予重视，从而严重影响了社会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
　　三．由于科举对读书人的命运关系极大，因此科举的内容自然就成了人们读书的内容、日常的功课，科举注意什么，社会也就崇尚什么。唐代科举很重诗赋，因此当时诗教成了教育的重要内容，从而直接促成了唐代诗歌的繁荣和发展，为我国文学宝库增添了丰富精彩的内容；科举要求应试者要有好的书法，因此练字成了读书人必修的功课，也促进了我国书法艺术的发展。科举的内容对社会风尚虽有过这样一些有益的导向和推动，但由于它内容的偏狭，对社会所起的负作用则是更主要的。科举考试的内容从一开始注重的就是儒家经典，从此儒学成了每一读书人自觉研习的内容，除非科场或官场失意，一些人看破红尘会到释道二门寻找精神寄托，否则儒学基本成了读书人所掌握的唯一学问。虽然汉武帝时期就已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儒学真正独尊，被所有读书人自觉尊奉，应该说还是借了科举之力。宋明理学的兴起，同样也是由于科举，因为科举考试答题必须合乎圣人之意，而宋明理学正是最合乎统治者胃口的注解儒家经典的标准答案。科举内容的狭隘，使人们不去重视儒学之外的一切经世致用的实学，甚至产生“六经外无学”的错觉，学习兴趣和研究范围变得十分狭窄，严重妨碍了自然科学和人文思想的发展。
　　四．科举既然是一种通过考试选取人才的办法，对试卷的评审必然就会有客观公正的内在要求，而评卷要做到客观，尽量不受人为的主观因素影响，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使试卷标准化、格式化，这样评卷时用标准答案一对照就可立判优劣高下。唐时已有近似现在“填空”的所谓“帖经”、“墨义”的考试方法，明以后产生的八股文，更是一种从内容到形式都高度格式化、标准化的东西，在内容上，八股文题目出自“四书”、“五经”，答题要求模仿宋儒经义，措辞要用古人口气，所谓“代圣贤立言”；结构上，八股文更有严格的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行文必须按起承转合的要求分八层意思(八股)，句法也要求排偶。这种对试卷标准化、格式化的要求，开始初衷也许是为了评卷更加客观公正，但造成的结果，却是完全扼杀了读书人的独立思想，使他们完全变成了只会死记硬背教条的木偶，不敢用也不会再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这就严重影响了学术的进步并造成了国民的愚昧。
　　由于这些弊端，使科举这种最初有利于人才选拔的制度，最终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了束缚教育发展、限制人才成长的桎梏。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学东渐，社会发展要求人才多元化，教育也应增加现代科学内容，但僵化狭隘的科举制度却无法承载这时代的重负，因此，二十世纪初，在它沿袭了一千三百年后，终于走向了自己的末路，遭到了历史的淘汰。
　　但是，应当指出，科举的消亡并不意味着应否定和取消考试，事实上，考试仍是检验和选拔人才的有效方法之一，关键是怎么考和考什么？而要解决好这方面的问题，借鉴科举制在历史演变中的利弊得失，总结吸取其经验教训，将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