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祭——主仆袁相忱传

令狐药师

李迪亚 著

目录
序言

第一部份“我在母腹中，祢已覆庇我”
第二部份“我的好处不在祢以外”
第三部份“我必定事奉耶和华”
第四部份“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第五部份“祂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
第六部份“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
第七部份“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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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幕的隐秘处 -- 袁相忱
在青草地上 -- 梁惠珍
白塔寺40号素描 -- 欣林
　


主仆袁相忱、梁惠珍夫妇

　　这一见证乃是我们亲身的经历，实在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唯一可夸的是我主舍身钉立在十字架上流血救赎全人类的大功。

　　回味我们在走灵程的道路中，经历了许多坎坎坷坷和大风大浪，主真是坐在船上亲手掌舵，每走一步都离不开主的带领，并且有许多爱主的父老弟兄姊妹为我们代祷，用祷告托住了我们，使我们不断经历神的爱和祂的大能、大力。

　　祂一直在顾念、保守我们。  

　　通过我们的见证主要是述说神的恩典，离了神我们什么都做不成，故此将一切荣耀归给主！

　　切望我们跟从主的父老弟兄姊妹们，无论我们在受试炼和遇到任何境遇，无论顺境和逆境，首先要确实地知道我们所遭遇的是出于主，凡临到我们的事都是主所许可的。故我们要不失信心，专心仰望祂、依靠祂，坦诚地交托祂。祂要藉此考验我们，看我们是否经得起考验，从而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更加认识主，也更加认识自己。在走天路中需度完全交托、信靠的生活，真诚地依靠祂，祂必指引你的道路。

末肢：梁惠珍　2002年1月9日

令狐药师

白塔寺40号素描

欣林
　　夏日晨曦中的北京，一片灰色屋顶上矗立着巍巍白塔。大街上车水马龙，喧闹噪杂；阳光透过烟尘照射下来，虽是清晨，却已经让人感到气闷、燥热。

　　在白塔寺药店门口，遇到了来接我们的李弟兄，手里拿着一把大蒲扇；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街上人又多，彼此却一眼认出对方，一声“弟兄”，手便握在一起了。从白塔寺旁的小街向北走，沿街遍布着由民房改建的小饭店、杂货摊、豆浆油条摊位和摇着扇子纳凉聊天的人群；拐进了小胡同，一下子把满街的杂乱都抛在了背后，街上的噪音也远了。越走越窄的胡同两边布满了各家接搭出来的小屋子、小棚子，这些“违章建筑”连成一片，遮住了阳光，白塔近进在咫尺却看不见了。依稀听见背后有人议论：这星期天儿，上袁大爷家的人还真多！

　　小路、窄门终于把我们引到了白塔寺40号。一到门口我们就楞住了：离崇拜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房间里已经坐满了黑压压的人，弟兄姊妹们正在神面前赞美、感恩。祷告声此起彼伏，一个接一个的弟兄姊妹在大声赞美主恩、斥责魔鬼，在对神说愿意献上自己、为主作工，会众“阿们”的声音象潮水一样阵阵涌起，和着祈祷之声，如馨香之气，直达天庭...。

　　天气真热，小屋里挤满了人，更觉得透不过气来；有人递给我一把扇子，我接过来却没有扇。人挨着人，没有扇扇子的空间了，再说，空气也是热的。周围的人却处之泰然，脸上洋溢着喜乐。袁伯伯翻开一篇诗歌唱了起来，大家立刻同声唱和；没有钢琴，没有伴奏，气氛却极为热烈，因为每个人的心都是向神敞开的。一位韩国牧师开始讲道，题目是“你们要圣洁”。

　　袁伯伯的小屋如此简陋，完全无法与北美的大教堂相比，但这里却充满了圣殿的气氛。弟兄姊妹爱主的心既单纯又强烈，我坐在他们之间，只觉得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真是美好，真配得我们敬拜、赞美。两个小时在不知不觉中过去，并不觉得闷热难过，心里充满喜乐。想起唐崇荣牧师的话：“与神同在而忘记了时间，便是进入了永恒”。感谢主，神与我们同在，陋室中有神的荣光，小屋成了闹市中的一块绿洲。

　　袁伯伯强调圣徒相通，强调祷告。崇拜结束后，弟兄姊妹们有许多分享代祷，彼此在灵里鼓励。袁伯伯、袁伯母在为许多肢体按手祷告，求神保守他们过圣洁生活。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姐妹拉着我的手给我看她胳膊上许多暗红的斑痕，她告诉我这些原来都是脓疮，三年折磨求医无效；信主后三个月便得痊愈，今后要随主度余生。其实这样的见证在这里比比皆是。神的灵在这里运行，瞎子看见、瘸子走路、有病的得医治...，使徒时代教会中的神绩奇事也同样在这简陋的小屋里发生；神的爱在这里倾注，这来自天上的爱吸引着渴慕他的人在这里重生得救，又从这里分流出去，使救恩临到更多的人──每年袁伯伯和他的同工们都要在河水中为数百人施洗。

　　我的目光再次凝视着袁伯伯、袁伯母那慈祥、喜乐的脸庞。这对已经年过80的老人，是神赐给中国教会的祝福；感谢神借着他们的生命在白塔寺下点燃了这盏照亮黑暗的明灯！

令狐药师

在青草地上

梁惠珍
　　我丈夫袁相忱原是教会的负责人，1958年为主名的缘故被捕入狱。他离开我们将近22年，按人看来，这个家实在是支撑不下去的了。然而，永活的神却做了我这个困苦人的倚靠和安慰，诗篇23篇成了我真实的经历。

　　在试炼开始的时候，我心中满是疑虑烦躁，一直和神讲理∶

　　“主啊！我丈夫为着你而被捕，这八口人的重担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实在太重了，我担不起啊！”我越觉得自己有理，心中的担子就越重，我简直被压得透不过气来，前途一片漆黑。感谢主！他竟对我这刚硬的人说话了，我听见主微小的声音∶

　　“这事是出于我。”

　　这句话一直进到我的心底，使我立刻得着安慰和亮光。我在主前俯伏回答说∶“是出于主，我就默然不语。既出于你，求你保守我和家中每一个人不羞辱你的名。”

　　从此，我的心紧贴着主，主的手紧拉着我，而这些重担却彷佛不在我身上了。

　　在22年漫长岁月里，我经历了各样患难和严峻考验，更经历了主奇妙的带领和丰盛的恩典。下面我要从四方面谈起。

　　一、生活的压力──无时不见主施恩的手扶持

　　丈夫被逮走以后，我和家人成了反革命家属，人人都怕受牵连，主内弟兄姊妹也回避不敢和我来往。我带着六个孩子，大的17岁，小的只有6岁，和年老的婆婆一同迁到别处住。那时我没有工作，生活费用就没有来源，家里的粮食就如基立溪的水一样，过了些日子就干了。直到有一天晚上，米面都没有了，婆婆准备第二天去女儿家躲避饥荒，我呢，就默默祷告说∶

　　“主啊！明天早晨我们一点吃的也没有了，你若赐给我们、我们就吃，不然就只喝暖水瓶里的热水吧！”我刚一出口，主的话就立刻临到∶

　　“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天父尚且养活它，何况你们是神的儿女呢！”我听了主的话，心中得到意外的平安，并有说不出的喜乐，就入睡了。

　　次日早晨，差五分钟六点，就有人来敲门了，开门一看，是一位我不认识的老太太，她问我和我丈夫的名字，我说“正是”。她说∶“我找得好苦啊，这几天圣灵催促我到你家，去到你原住处才知道你们搬家了。”

　　说着，她给我一个鼓鼓的信封，我问她“贵姓”，她回说∶“不告诉你，这是圣灵叫我做的，感谢神就行了。”

　　她走后，我打开信封一看，是五十元钱。我的眼泪立刻流了出来，主啊！感谢你，你知道我的难处，你背负我的重担，你不误事。在那时候，五十元钱是一笔大数目，婆婆不用上女儿家去了，我买了玉米面、煤球等生活用品，这足以维持一段时间的了，我亲身体验到主实在是又真又活的主。

　　苦难使我与主越来越亲密了，人虽远离我，主却亲近我。

　　每次祷告都觉得是与主面对面交通，我把需要对主说，主为我成就的超过我所求所想。后来，我有了一份工作，每天赚八角钱，就是出满勤，一个月不过二十四元，一家八口除去吃饭穿衣，还要供给孩子们的学习费用，这点钱怎么够用呢？但是奇妙的主用各种奇妙的方法使我一无所缺。多少次，在我柴米将尽的时候供应了我，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我不能一一细说，在这里只提几件事∶小四念高中，后来转为技校，需要一支十六元四角的计算尺，这件东西孩子念书不可缺少，可是我每天才挣八角钱，一家人吃饭尚且不够，哪能买得起这么贵的东西！我就祷告仰望主。等下班回家，奇妙的事发生了，家门上有个信封，打开一看是二十元钱。

　　天气转冷了，小六没有棉鞋，我又为这事祷告，下班回来又看见门上有信，其中有十五元。

　　主爱何等奇妙！主恩何等丰富！在我急需的时候感动不知姓名的肢体补足我的缺乏，这些弟兄姊妹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用代号寄钱给我，我接到了钱按原地址回信道谢，结果信都加上“无此人”的字样退了回来。这是主叫他们做的，使我不感谢任何人，不仰望任何人，只感谢仰望独行奇事的主。

　　在我丈夫将近释放的数月前，有个女孩子拿着包袱来到我家，问明我的姓名就说∶“我妈叫我把这包东西给你，大包是寄给你先生的，中包给需要的人，小包是为你生活预备的。”

　　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回答说∶“我妈不让我告诉你。”

　　在我认识的人中，张、赵两家有这么大的女孩，就问她∶“你姓张？”

　　“不是”，“姓赵？”

　　回答也不是。她转身就跑，我追不上她就回来了。打开包袱一看，大包是二十袋牛奶粉，中包是二十本圣经，小包有二十元钱。当时，正在我家干活的木匠亲眼看见这事，也听见了我跟女孩子的对话，深受感动地说∶“我活了三十多岁，从来没有看见过象你们信耶稣的人这么真诚友好。送了这么多东西竟不留姓名，我信耶稣行吗？”

　　我说∶“行，行。”于是就传福音给他听，教他认罪悔改，又送给他一本圣经。 　　

　　二、工作的压力──心紧贴着主，主赐给我力量

　　我的工作在建筑部门，按我这个弱女子真无法胜任。我一找到这份工作就祷告主，求主帮助。开始，领导们还是友善的，我只干了三天重活，就被挑选到办公室做财物和仓库工作。靠着主所赐的智慧和力量，我样样事干得好，领导和群众都满意。

　　但是好景不常，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满屋满墙的大字报写着∶“某某人是反革命家属，不能在办公室担任主要工作，应当下放她到第一线劳动改造。”

　　我就迫切祷告紧紧靠主，求主加给我力量能以应付突如其来的变化。过了不几日，政工组找我谈话了∶“办公室不需要这么多人，要你下去充实第一线，你愿意吗？”

　　我说∶“愿意，领导分派我干什么都乐意。”工地是流动的，一个地方干十天半月、或两个月，就要转移到别处去干。我先是用小车推砖，自装自卸有定额，每趟推一百五十块，每块五斤重就是七百五十斤，十五分钟推一趟。这是我有生以来没有干过的；继而筛沙子，也有定额，遇上湿沙子就困难了，筛不下去，身上光出汗，手里不出活；又推石子，这种活更难，我的汗水淌下来就象洗淋浴一般，围脖子的毛巾用手一拧就出水。感谢加给我力量的主，使我不但能胜任，而且在各项工作上都超额完成任务。最艰难的一次是在严冬腊月，修建游泳池的围墙。我们需在冰上作业，勾抹墙缝，定额是十米，那些不信主的人冻得直哭，有的人脚冻得站立不住，就坐在冰上流眼泪，他们都不能完成任务。有的勾抹八米，有的七米，但是我有主，靠着祷告，虽然寒冷却能忍受得住，我不但完成任务而且超额，竟勾抹十三米。我真正体会到∶“主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

　　三、政治的压力──主所赐的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的灵

　　这种压力不只限于肉体，而是身、心、灵一起绞榨的痛苦。

　　冷眼──单位上的人既知道了我是反革命家属，就冷眼看我，甚至向我白眼。素常和我交好的人也都远离我，甚至走个面对面，竟以脊背朝着我，正如圣经所说∶“他们不拿我当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许多活动不准我参加，会议不许我发言，连我劳动得来的奖品也不发给我。有一次，全组被评为区先进单位并发了奖，领奖之日，全组十九人排着队上台领奖，及至发到我跟前却越门而过。人总是人，我顿时觉得脸上发热，心中便祷告∶“主啊！赐我力量，世上名利我都不要，只要我的名字记在你那里就够了。”

　　不但我的权利被剥夺，就连孩子们也受连累。小三毕业分配在城里，他的同学都从居民委员会得到通知，各自去单位报到，惟独我家小三没有通知，我带孩子到学校查问，答案是∶“他父亲是反革命，不能留城。”结果被分配去西北。

　　围攻──所受的政治压力先松后紧，先小后大。除了我和孩子们受的一般性压力之外，我个人又承受了更重的压力。我遭围攻半年多，叫我批判信仰，十九个人的小组扬言，不把我扳过来誓不罢休。每次围攻，他们都是气势汹汹地嗤笑我，向我撇嘴摇头说∶“你这老迷信，坐在反动板凳上跟无产阶级对抗。”又问我∶“你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天上能给你掉馅饼吗？”他们软硬兼施，“你若不信耶稣，我们吸收你入党。”我回答说∶“信耶稣是我心里的需要，并不与工作矛盾，反而使我工作做得更好。”他们一听，火气就冒上来了，一齐起来朝着我嚷，真如同许多公牛围绕我，好象吼叫的狮子向我张口。我就闭眼祷告，再也不开口讲话。

　　强逼──他们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强迫我与丈夫离婚，以表明与反革命划清界线。他们天天轮流班次来逼问我，我始终不说话，只是以摇头作为回答。

　　诬告──他们并没有就此休鼓罢兵，而是抛出最奸诈、最恶毒的一计向我进攻。到后来他们说∶“信仰是你心里的事，离婚不离婚是你自己决定，可是你亲手所做的事是无法推脱的。根据群众揭发检举，我们掌握了你贪污的确实材料，你要明白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老老实实彻底交代，争取人民宽大处理。”这下子可把我蒙住了，我没有贪污过一分钱啊！当我的心一靠近主就清醒了，圣经说∶“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

　　（箴言24∶10）力量是主给我的，“因为他所赐的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的灵。”

　　我就理直气壮地说∶“我没有贪污过。”

　　他们就拍桌子、瞪眼睛、跺着脚气急败坏地说∶“你每个月挣这么点工资养活八口人，若不贪污，从哪里来的钱？”

　　我仍旧低头闭眼不作答。他们又说∶“你是死鱼不张嘴，休想蒙混过关”，“你脸皮真厚，不交代问题却闭眼睡觉。”感谢主，他赐我意外的平安，任凭他们争闹吼叫，谋算虚妄的事，一齐起来攻击我，我的心却紧贴在主怀里，蒙主保守。他们如此折磨我半年多，并没有从我身上找着什么把柄，就以“问题没有完，先挂起来搞别人”作台阶下了台。

　　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我没有看见过一张笑脸，都是横眉竖眼地看我。忽然有一天，一个比我年轻的领导喜眉笑脸地叫我说∶“你没有问题了，还要继续革命，检举揭发别人啊！”

　　我说∶“我自己没有贪污我知道，别人有没有贪污他自己知道，我不能胡猜乱说。”

　　运动过去之后，顶头上司要我复职，对我说∶“我们经过屡次多方的内查外调，正如你自己所说，你确实没有问题。组织上决定仍叫你管理原来的事务。”我说∶“还是请别人吧，我不管经济的事了。”他说∶“运动中的事件你不必记念，你看，某某某真的贪污了，某某某被下放了，我们请你复职是相信你的。”我满心赞美，满口欢呼称颂我们永活的主，公义的神，他为我伸冤辨屈。

　　四、情欲的试诱──靠着主，都一一拒绝了

　　丈夫被判无期徒刑时，我才三十多岁。单位上就有人为我介绍对象说∶“他既不能回来，你还背着个反革命家属的包袱干什么！”

　　还有不少男人想方设法对我套近乎、表示好感，甚至来到我家。他们所用的方法无非是撒但引诱夏娃用过的技俩，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名利地位。有的送给贵重的衣料，华丽的头巾；有的送钱；还有人替我写好离婚证；应许我用一间小破房换一单元楼，并说和他结婚，我挣的工资全归我养育孩子，┅┅弟兄姊妹们！这种考验是严峻的，撒但的手段是恶毒的。一个带着六个孩子的反革命的妻子，孩子虽有父亲却如孤儿，妻子虽有丈夫却象寡妇，孤苦伶仃被人踏在脚下任意蹂躏，充满了苦难。只要在引诱下一点头，离婚书上一签字，马上就能改变地位，抬高身价，不但能摘去反革命家属的帽子，又能满足肉体的享受。但是爱我的主却不允许我那么做，他的灵在我心中加给我力量，使我不象亚当背约（何西阿书6∶7）。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已经在主面前立了约，许了愿∶“无论是福是苦，我都跟从他到底。”对于这些试诱，靠着主我都一一拒绝了。

　　他们对我软硬兼施，手段卑鄙恶劣，一趟又一趟往我家里跑，我便用严肃的态度，冷淡的眼目对待，并用家乡话告诉老太太不给澈茶。有一天晚上，我给孩子缝补完衣服，已经是半夜十二点，刚躺下睡觉就有人来敲门，又喊我的名字，声音象是办公室里的一个姓王的男人，这么晚来叫门绝没有正经事，我就默默祷告主，并不理睬他，连敲带叫约三十分钟之久，终因我不理他而回去了，第二天在办公室里，他一直看着我却不说话，我也装着没有那么一回事。过了不久他病了，打发一个工人来找我替他统计账，我又拒绝，以后这人死去了。

　　79年我退休了，回顾过来的岁月，我深深经历了主与我同在，“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许多象我这样遭遇的人，他们心中没有主，连惊带怕，加上冤屈艰难，有的成了疯子，迄今仍住疯人院，有的病瘫在床上，还有的自杀了。至于我，“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诗篇118∶6）“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利米书1∶9）我又经验了主的话说∶“神在他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诗篇68∶56）

　　我丈夫被捕的时候，最小的孩子才6岁，到他79年回来时，我们的六个孩子都已结婚了，并且各自有了孩子，现在老少三代二十四口，孩子们也因着主的恩典，工作学习都很好。

　　曾有四家公司用高薪聘我，甚至找居委会主任动员我再出来工作，我都拒绝了。我要将余生之年完全献给主，为主而活。我既蒙了主这么大的恩，受了弟兄姊妹那么多的爱，怎能不趁有生之年事奉主，传扬主的大救恩呢！

　　（本文由希云姊妹采访、整理。梁惠珍即袁相忱师母，现居中国大陆，与袁相忱牧师一起牧养教会。）

令狐药师

帐幕的隐秘处

袁相忱
　　在五十年代中国大陆盛行的逻辑是：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是没有中间路线的。由于我们不参加这个运动（基督教SZ爱国运动），就被官方质问：这个运动是个爱国运动，是政府支持的，你为什么不参加？不参加就是立场有问题，等等。如此推理，我便被打成反革命份子。王明道先生是1955年被捕的，我是1958年，我俩都被认为是“首恶”，因此都被判处无期徒刑。

　　当1959年法院宣判我为无期徒刑时，问我上诉不上诉，我想上诉也没有用，一切由神安排吧！所以我没上诉，当年夏天就被押解到黑龙江兴凯湖劳改农场服刑。我被捕那年才44岁，有六个孩子，最大的17岁，最小的才6岁，还有老母亲；家里的一切担子全部压在我内人的身上，我是反革命，他们便成为反革命家属，处处受到歧视，八口人要吃要穿，还得让六个孩子继续求学，把他们培养成人，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我内人忍受了许多不可言状的痛苦与磨练，但由于神的保守，靠主胜过来了，她现在仍很健康，依然在愉快的服事主。她的见证另有笔述。

　　我被捕遭监禁，从表面上看是极大的不幸，但全能的主不会做错事，他所许可的都是美好的，我一点也没有怀疑神的信实和慈爱。廿年的劳改使我得到了很好的学习与锻炼，因万事正在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倘若我没被监禁，第一，在文化大革命中肯定会被批斗整死，是神奇妙的保护了我；第二，我的身体绝不会被磨练得这样健康。在荒无人烟、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劳改犯吃的经常是高梁米和土豆；夏天穿一套单衣，冬天穿一套棉衣；每天要干九个小时的农田体力活。冬季最低气温是摄氏零下30多度，在零下20多度时仍要坚持出工，人们常说的“滴水成冰”我已深有体会，早晨到屋外去倒洗脸水，回来时盆底盆边都有结冰。奇妙的是，在这么多年这样艰苦的生活中，我却没有生过病，仅得过一次小感冒，这就是神迹。我被捕时身体很瘦弱，还戴着近视眼镜，人们都背后议论，说我不会活着回来了。在北大荒的劳改犯会出现下面三种结果：一种是投江或上吊自杀；另一种是神经错乱、精神失常或生病死亡；再一种是通过劳改磨练，体质得到不同程度的增强。我就是属于最后一种。我见到一些劳改犯死在那里，也曾想过自己是无期犯而且在劳动上又很差，不能立功减刑，做一个殉道者死在东北就算了，但我定意顺从主的安排，也是出于主，我每天都愉快地劳动和学习。是主奇妙的保守，使我平安度过那漫长艰苦的岁月，而且能够平安、健康的回来，这又是一件很大的神迹奇事。我知道神在我身上的工作还没有完，还要使用我。

　　我在劳改的这些年里没有遇过基督徒，只碰到四位天主教神父，他们都是因拒绝参加天主教爱国会而入狱的，有两位已死在劳改农场，另两位被释后还是不参加那个爱国会，他们说：我们要听从罗马教皇。我虽然没有遇过基督徒，更没有圣经阅读，但有两首诗歌成为我的力量，激励我持守到底：一首是诗篇第27篇，另一首是十字古架。在每天劳动中的休息时间，别人回到屋里去喝水吸烟，我就站在屋外向神唱这两首诗歌，愈唱愈有味道并重新获得力量。我深信主的保守：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密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诗篇27:5）。特别是当我唱到“我要高声称颂主十架，直到在主台前见父面，那时听他说：忠心仆人，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　时，我就更甘心顺服，等候听他说“忠心仆人”。神所要的是忠心，我愿做个忠心仆人那就够了。不看成绩，要忠于主所托负。

　　在我被劳改的时候，其他犯人都说我是个好人，到底为什么，他们没有追问，我只引领了刘浩、赵晓岩两名犯人清楚得救归向主，现在我们还常通信和寄给他们圣经与福音小册子等等。坐了多年的监牢，即使能拯救一个灵魂不死也是可贵的。我被释回家以后，由于精神上愉快、生活环境好，心中也满有主恩，因此身体恢复较快，目前耳不聋、眼不花、头发也没白，可是在灵性方面确实需要下功夫很好的充实。廿多年没有读圣经，记忆力也已衰退，更需抓紧读经求得启示和能力。当时自己有个强烈的感觉，已近67岁的我还能再活几年呢！不知哪一天走完在世的路程，而且主来的日子实在近了，该怎样儆醒等候，又该怎样利用这短暂的晚年余生呢？要爱惜光阴（以弗所书5∶16），要竭尽全力去赎回已经白白浪费掉的廿多年光阴！要在自己生命的后期单单为主而活，将来不但要去见主而还要“交帐”，我们不过是主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哥林多前书4∶2）。我要继续靠主忠心到底，迎着各种困难和阻力献出我的余生，使我将来向主交帐时无愧，欢欢喜喜的站在主的荣耀里。

　　海外的肢体常常问我，怎样才能帮助中国的教会？我的回答是“祈祷”。请大家为三件事祈祷∶第一，为那些将亡的灵魂祷告，因为全国信徒的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第二，为那些新悔改的肢体祷告，解放后信徒增加十倍以上，他们须栽培，要建立起众多在恩典中长进、在逼迫中为主站立得住的信徒。但是，我们缺乏圣书，特别是工具书和培灵书籍，同时传道人又很少，他们怎能得到牧养呢？请切切为弟兄姊妹们生命成长、灵命造就祷告。第三，请为我们的国家领导人祷告，“因王的心在神的手中。”（箴言21∶1）祈祷神能使福音的门在中国大大敞开。请为这三件事祷告，神一定垂听你们的祈祷，在中国拯救更多的灵魂。我们深信世界最大的复兴是在中国，十二亿人口这么大的禾场正待你们来收割！

　　我和太太虽已年迈，但我们坚持活一天就工作一天，直到他来。因每个人都要见主面而且要“交帐”。愿你们不忘为大陆代祷，一直看到大的复兴在中国。阿们。

令狐药师

后记


　　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认识一个人：认识一个普普通通但却彰显了上帝恩典的人，认识一个甘心乐意地把自己当作活祭，一生献给上帝的人，认识一个上帝所使用的器皿。

　　写这本书的目的，也是为了认识一段历史：认识一段中国教会史上不容忽略的时期，认识上帝的手在历史发展中的作为。

　　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使命，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盲点。二十世纪，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以“福音本色化”和“政教关系的定位”为使命，但这两个课题在成为时代使命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暴露了时代的盲点。如何从神的角度看待历史问题，是二十世纪中国福音工作留给我们的最大的思考，也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信徒不能逃避的挑战。

　　同样，在一个把自己完全献给上帝的人的身上，在他为主而活的一生中，也真实地反映着他的使命和盲点。上帝所使用的不是完全人，而是一个爱他、愿意为他献上一切的人。在上帝面前，没有人可以夸口，在上帝面前，也没有人应该自怨自艾，因为上帝已经爱我们了，并赐给我们充足的恩典和真理。回应上帝的爱，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

　　因着上帝的同在，一个平凡、卑微的生命有了独特的意义；因着上帝的同在，人类的历史煌煌生辉。

　　历史永远不是以单一的轨道直线发展的，但上帝却是历史惟一的主宰。他在历史的长河中所要成就的旨意，有时不是我们立即就能领会得到的。同样，人的生命是上帝所创造的一种奥秘。人无法为另一个人下最终的定论，因为“判断我的乃是主。”

　　所以本书的写作主旨，只是为了记述上帝对一个平凡生命的引领、以及这个平凡的生命在所处的时代中为上帝所作的见证，而不敢对人、对历史妄加评断。只希望能够藉着这本书，让更多的人看到一个把自己摆上祭坛的人，从他的经历中得到劝勉、帮助，并同时愿意把自己也当作活祭，献给上帝。

　　“有耶和华为他们的上帝，这百姓便为有福。”

　　愿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有更多的人蒙福。


作者记于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令狐药师

八、扶我前行


　　袁相忱十八岁蒙恩，二十岁奉献，经过四年的神学装备后，进入了四十年的传道生涯。这四十年又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每个时期二十年：第一个时期是三八年到五八年，是从神学院出来，直到被捕入狱；第二个时期是从八零年到现在，是获释后的重新事奉。这两个事奉期间中又插入了近二十二年的铁窗生涯。他十八岁成年以后的生活可以用“传道”和“坐监狱”两项内容来概括。他的一生，经历了福音在中国传播的几个重要时期：他成长在本世纪神的福音在中国的第一个复兴时期，在这个大复兴时期中接受福音并奉献自己，投入事奉，完成了他二十年的初期事奉。他在大逼迫时期，为主做出了美好的见证，在监狱中度过了自己一生的最黄金时代；从监狱获释后，神又继续大大地使用他，让他牧养多人，使他成为八十年代后，中国本世纪第二次福音大复兴时期的坚强斗士。他原以为，在监狱中的那二十多年，耽误了他许多工作时间，没想到神却以自己的方式赐福他，在他后期这二十年的事奉中，神藉着他的手，成就了比以前二十年事奉更为显著的果效。

　　袁相忱在监狱中的时候，经常有一句话响在耳边：“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腓1：12）。他当初只是凭信心单纯地相信，神让他遭遇到这一切，是有着人所不能测透的美意的，他只想到神让他做一个殉道者，以他的殉道来荣耀神的名。但他却没想到，神在二十多年后，分配给他的角色是一个继续战斗的勇士，更不知道神将会一步步地带领他，并把他个人的苦难，化成对中国灵魂的祝福。在他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当代教会历史发展的影子──他本身就是一部历史。

　　从袁相忱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历史的轨迹，更看到了神的作为。他几十年的生命，在神的规划下，其实只有一个目的：为主做见证。时期不同，方法也不同，但所见证的却是同一个神。在神面前，所有的政治伟人和历史际遇都黯然失色，所有的风雨和波浪都不足为奇，惟有神的公义长存于天，惟有神的全能作为彰显于地。五十年后的今天，现代派的神学信仰早已被历史的发展所淘汰，现代派神学观点已趋于沉落，而福音派的神学思想也有很大进展。这是神的作为，中国的工人已为神的这项工作做出了美好的见证，他们持守真道与捍卫真理的精神，已在中国的信仰根基上打下了美好的基石。

　　神所看重的，不是人的才能，不是人的智慧；他看重的，是他儿女对他的忠贞。在神的工作中，神所重用的一批批儿女，前赴后继地把自己摆上，当作活祭献给神，神的祝福藉此临到万邦。神的仆人并不是有着过人的智慧和学识，他们之所以成为神所合用的器皿，是因为有着圣灵的同在，也正是因着圣灵的光照，他们能够看清楚自己本身的一些弱点，在工作中加以避免。

　　袁相忱对自己的缺点有很深的认识，他多次与同工谈及他的缺点，让大家在与他配搭中，帮他克服。头一点就是性子急；二是不细致；三是不聪明，看不出问题，脑子不复杂，也不记事；四是他也没有极富感染力的语言能力。但神却大大地使用了他，因为神看重的就是他的完全把自己献上的心志，看重的是他的忠心。袁相忱对来他家里的每一个人，都不厌其烦地宣讲神的福音，每次聚会前、聚会后，袁相忱都把这一段时间专门留给新来的人，询问他们的感受、情况。袁相忱的同工看到袁相忱讲完道后还要和人谈话，怕他太累，就说：“袁先生，你休息一下吧。这些小事让我们来做。”同工的意思也是爱护他，怕他太累了，袁相忱却说：“神的工作中没有小事，我就是一辈子做这些小事的。”

　　这句话正是袁相忱一辈子事奉的真实写照：神的工作中没有小事，他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耶和华，并在他的圣殿中尽忠到底。

　　袁相忱的身体一直都很差，他说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都是在药罐中熬出来的。但神却一直保守他，赐给他信心，并赐给他令人难以想像的事奉精力，让他在二十岁后，度过了几十年没有医、药的生活，并且在监狱那样恶劣的环境中，他的身体更蒙神的保守，比年轻的时候更健康。袁相忱总是对同工们说：“我是活一天就为主做一天，想不到什么时候世途就走完了，想不到什么时候主就回来了，所以能坦然无惧地见主就够了。要不是信主，我不会有现在这么幸福，是主扶着我走过这几十年的人生历程的。”

　　袁相忱认为自己谈不上赏赐、冠冕。因为启示录中说，要把冠冕放在主的脚前，他知道他的一切都是因着神特别的保守，所以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尽自己的一切，努力去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活在主的恩典中。”

　　上帝的手搀扶着袁相忱走过了这几十年，上帝的手也搀扶着他的每个儿女，让他们走在神所喜悦的道路上。

令狐药师

七、神学思想


　　袁相忱自十八岁蒙恩后，一生中没有参加过任何一个属世的工作团体，而是一直在服事神。他有传福音的恩赐，传福音时特别有耐心，干别的就没什么耐心。神召他就是专为传福音的，他一提福音就忘我，好多次生病不吃饭都继续讲道，但神却是一直保守他的身体。他的一生中，有着灵恩派的背景，却始终执行着福音派的神学路径。他念过神学，却没有神学文凭；他没有写过什么属灵著作，但却牧养无数的羊群。他的事奉中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不参加任何组织，二是始终坚持家庭教会的服事方向。

　　袁相忱说自己是非宗派主义者，他从不参加某个教会、团体、某个组织，更不拿工资，象雇工一样。他与外国教会只是合作，而不是隶属。袁相忱没有神学文凭，但却有神清楚的呼召。所以他认为一个传道人应该是受神直接差派、靠信心生活的，不要固定收入。信徒应在各工作岗位以个人名义参加各种公义活动，而不是以教会名义。如水灾捐献，要比平常人多，比普通人积极。同样，在爱国的行动上，不要以大会堂、教会的名义，而应以公民的身份和名义。

　　袁相忱认为，现在SZ已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在解放初期，还有一些自传、自养的宣传的必要，但解放五十年来，教会都是自传、自养的，所以SZ已经完成了其任务。SZ是一种运动，运动都要有结束的时候，哪一种运动能持续五十年呢？SZ之所以还要存在，是因为政府要利用SZ控制教会，利用某些牧师，来做政治的工具。实在讲，SZ对教会没有什么贡献，因为教会需要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工作。SZ没有这种供给，人们慢慢对它失望，退出SZ，所以SZ前途黯淡，既使是靠着政治的力量来做，表面看很好，但其实是变质的，没有属灵的实质。按圣经上讲，就是草木禾秸：人看一大堆，很热闹，但没有用，全是社会化的地上组织。老底嘉的教会，末世的教会就是这样。表面上什么都有了，其实是贫穷、可怜、赤身的，把耶稣推在门外。

　　虽然改造了二十多年，可袁相忱政教分开的观点仍然没改变。宗教事务局虽然口头说他们只领导信徒来爱国，对教会内部事务不管，他们再三地说三自不是教会的太上皇，可事实上宗教处什么都管。宗教政策还没落实，与真正的自由相差还远。基督徒应以公民的身份爱国，尽该尽的本份，按时纳粮、缴税，奉公守法；但如果政府的法律与信仰抵触，那就只有顺从神，而不顺从人。袁相忱多次表态说：“其实我们没有超政治，但我们有一个原则，传道人应专一以传道祈祷为事。”

　　袁相忱认为使徒信经是基督徒信仰的基础，很重要。他曾多次根据使徒信经，在讲道中对新派的信仰提出批判。新派的人不相信使徒信经，但袁相忱却坚信，使徒信经是我们信仰的准则，也是判别异端的标准。

　　袁相忱的某些神学观点，开始是受远东宣教会的影响的。他开始认为，人得救后有失去的可能，即一次得救不能永远得救，老师在课堂上这样教，他也就这样相信。但后来，随着自己神学思想的成熟，通过经历，他又觉得这些观点不对，应该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三八年传道后就总在思考这个问题，后来改变了。他认为一个人得救后，有了神的生命，他若犯罪，心里就不平安，若还再犯，神就击打他，使他回到神的面前，就不会再失落。这是神学的一个争论问题，但真正的得救与否是从神而看的，不是人自我想像的。

　　在神学院读书时，远东圣书学院很注重四个教义：重生、成圣、神愈、再临。袁相忱认为重生是自己能知道的，而且生活中有改变的见证。根据圣经的应许，成圣是第二步，靠着圣灵的力量，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分别为主、分别为圣。那就是通过圣灵的充满，接受圣灵的洗礼，是第二步的恩典。成圣并不是不犯错，而是有能力胜过罪恶；还可能有失败，但有能力胜过肉体，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不是不能犯罪，而是能不犯罪，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重生后你的地位已经成圣了，但生活还没有；重生是因信称义，但成圣是因信而成义。

　　在对罪和义的认识问题上，袁相忱认为人是有原罪的，也有本罪。原罪是遗传，是单数，本罪是自己所犯的，是复数。

　　对三位一体的认识，是信仰的基石。如果不承认三位一体，就是异端。袁相忱也相信三元论，他的神学思想中，明显地能看出五十年代中国神学思想的影子。

　　袁相忱在讲道时，也经常对年轻人讲起如何分辨什么是神的旨意。他认为可以通过三方面来辨别：一是圣灵的感动。做什么事都要分辨是否是圣灵的感动；有时是人自己的感动，有时或者是出于魔鬼的。二是凡是圣灵的感动都是合乎圣经的，不合圣经的都不是神的旨意。三是要看环境是否许可，若环境不许可，表明时间还没有到，不能去做；是神的旨意，但不是神的时间，还需要等候。三个条件都合适了，才是神的旨意。

　　袁相忱在讲道中，也经常提及十字架的意义。十字架的意义，一是十字架所表达的救恩：我们有了十字架才能得救；二是有了救恩后，我们要过一个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的生活。人很容易逃避十字架，逃避苦难，但一定要一生背十字架跟随主。十字架表示羞辱，表示受苦。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荣耀；有了十字架，才能换公义的冠冕。所以他鼓励信徒应该乐意背十字架。因为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成就极重无比的永远荣耀。有人问袁相忱：“你在监狱里那么长时间，苦不苦？”

　　袁相忱说：“没什么，这与耶稣的十字架，简直不能比！”

　　他靠着主的恩典，知道这窄路算不得什么，情愿为主殉难、为主而死。有这样的想法后，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也就不觉得苦了，没什么感觉了。如果没这个“豁出去”的想法，就会怨天尤人，会觉得苦死了。有很多人去自杀、上吊，但袁相忱却从来没有这种想法，认为这是主的安排，与主比起来，这又算得了什么？

　　关于教会的发展路线，无论在解放初期还是现在，都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袁相忱认为：他始终主张自传、自养，他也始终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宗派。虽然工作范围小一点，但却是本色化的，是自己一步一步搭建起来的；开始是一边挣钱糊口，一边做神的工作。对教会的发展前景，他也是很乐观的，他相信基督教是在患难中、迫害中成长的；越逼迫，信徒越增多。一九零零年，中国杀了不少传教士，也杀了不少基督徒，特别是山西，受难的人很多。叫外国人为“大毛子”，叫基督徒为“二毛子”，但经过大逼迫后，基督徒反而更多了。解放后也同样。据香港调查，大陆的基督徒占人口的百分之九。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又无法彻底查清楚，因为中国有SZ会和家庭教会两个组织的基督徒，家庭教会的人数是不公开的，也是无法统计的，并且远远多过SZ会。有人问袁相忱：“现在国内的宗教政策是松了还是紧了？”

　　袁相忱说：“GC党有一定的宗教政策，无所谓松紧。我们不管他松也罢、紧也罢，主的工作没有停止。那就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好像使徒时代一样，神迹奇事随着证明听信之道。复兴的火不但在世界各国燃烧起来，而且在大陆也一样。”

　　袁相忱始终抓住主的应许。他多次劝勉同工说：“很多人愿意相信，只要你敢传，就有人相信，就怕你不敢传。现在人的心里都空得很，容易接受福音，并且主耶稣很快就会回来了，所以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努力传福音。把得救的数目添满了，主才能回来。”但在工作时袁相忱一直强调，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要依靠神的灵。他说：“我们缺少的是圣灵的恩赐。若用恩赐服事主，那效果就大了。所以一方面要追求圣灵的充满，有圣灵的恩赐；另外就是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把基督活出来，工作就更有力量。”

　　袁相忱也认为，教会与教会的联合，应是地方自治、地方独立的。圣经从来没有组织上的联合这一说，那都是错误的；把组织联合起来是人的做法。启示录二、三章说了七个教会，那七个教会都在小亚细亚，约翰写信时没有写亚细亚的总监督，而是地方自治、地方独立，教会与教会间在灵性上有联系，在物质上有联系，但在行政上一定要独立。安徽发生大水灾的时候，教会的这种形式就很清楚。北京各教会捐钱、捐物、捐粮，做了很多帮助，这是应该的。在属灵的需要上，可以请外地的人来本地讲道或交通，但再无其它大的联合的必要。圣经上没有总会、分会，母会、子会，都是平等的。神的计划是整个宇宙性的，中国的教会也在他的计划中。

　　袁相忱对家庭教会的看法是：他认为家庭聚会力量大得很，他的口号是：“家庭聚会遍地开花”，这样才能把福音推得更广、发展更大--家家是哨兵。家庭教会将来会大大发展，遍地开花。没什么统一组织，是地方自治，地方独立。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应这样。他反复强调，没有组织是对的，教会不是地上的组织，不是人民团体。四、五十年代时，袁相忱与王明道先生等教会也不是凡事都商量，因为都是独立的。大家彼此都没怎么通情况，也没有天天“开黑会”。王明道先生有时把著作拿给袁相忱看一看，有时来讲道，大家都是独立中又有配搭的。

　　袁相忱相信神迹奇事在现在还是可能的。他自己就经历过，也为别人赶过鬼，更尝过神愈的甜头。袁相忱信主后，就从不吃药，相信神能医治他的身体。感谢神，他在监狱中也没有病过，好像出埃及，衣服没破，鞋也没坏，很奇妙。他在一九九八年三月曾因泪囊炎住院手术，当时眼睛老是流泪、发炎、眼红，这也是他信主后几十年来第一次上医院。一进人民医院，他就说：“这是什么地方？乱七八糟的，我不来这里了。”

　　梁惠珍劝他说：“你看病怎么能不住医院呢？”

　　袁相忱对一切程序都不知道，每天只说要赶快回家。手术后又感冒发烧，又从眼科转入内科，大夫看他年纪很大了，就让他好好全面检查一下，护士天天给袁相忱抽血化验，袁相忱就不高兴；护士给他打针，他不让，说：“别给我打针了，我很快就能自己好的。”

　　后来他就在病房里大声祷告，祷告完了，出了一身汗，就知道神医治他了，立刻就要出院。家人劝他多住两天，他就说：“神已治好了我，你们为什么不相信呢？”

　　说什么也不肯呆下去，后来就出来了。出院后算账的时候，医院多收了许多钱，同屋的人证明说没打氧气，但护士说打了，就让交钱。袁相忱对梁惠珍说：“你看，我说不住院，你非要让我住，这下好，花钱受罪，又没治好。学个功课吧！”

　　出院时医生让家属签字，上面写：“医生不同意出院，但病人自己自愿出院，若出院有什么意外，医院概不负责任。”

　　大女儿安湖就替父亲签了字，临走医生又开了几百元的药给袁相忱，袁相忱说：“不要买，我已经好了。”

　　家人就听他的话没买，后来回家一看，果然是好了。

　　住院时袁相忱才第一次有时间问起孩子们：“这些年你们是怎么生活的？怎么找上了现在的工作？”

　　袁相忱也是从一九九八年才开始吃药的，以前无论有什么病，都坚决不吃药。一九九八年后，他的身体很差，家人劝他吃药，他不肯；后来同工劝，才肯吃。但每次吃药的时候，他都会说：“我的病其实不用吃药就能好的，我几十年都不用吃药，神也保守，现在你们把我当成皇太子了。吃药是表示顺服肢体，不是治病的。”

　　九十年代初期，中国教会都受到灵恩运动的冲击，袁相忱反对极端灵恩的某些片面的说法，但却不排斥圣灵的工作。他说：“我们需要圣灵。我十九岁就受了圣灵，要凭信心求。”袁相忱相信重生与圣灵充满是两个不同的工作，受圣灵充满的感觉表现都不一样：有人笑，有人哭，有人觉得发烧，好像过电一样，有人拍手，有的跳起来，有的打滚；就他个人的体验来说，相信万军之耶和华的灵充满一个小人，一定有特殊的表现，有动作，有少数人没有什么感觉。圣灵充满就好像重生一样，不要追求感觉，要凭信心接受。

　　袁相忱也曾在聚会中讲过关于方言的知识。他说，圣经中方言有三个，一个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别国的话，别人能听懂的，用不着翻译。二是林前十二章，那是恩赐。三是十四章，圣灵里的祷告，用灵歌唱。在聚会的时候，按圣经的教训，没有翻译，免得耽误时间，就不要说方言；若有翻译，还能对别人有些造就。普通聚会时，最好不要讲，应当自己在家里讲，其实那是圣灵里的祷告。

　　对于极端灵恩派的许多过激言论，袁相忱常常予以批评。他说李常受也曾批评过灵恩派的过激行为，认为是挑动魂的工作，是肉体的活动，表面很热闹，里面没成长。基督徒应当在真理和知识上多追求，不应过份注重追求外面的事情。袁相忱认为虽然李常受本人有许多别的错误，如对三位一体的怀疑，认为耶稣是被造的等，甚至走到异端，但是他对极端灵恩派的批评，袁相忱是很同意的。有许多人说袁相忱是灵恩派的，袁相忱知道后说：“我没有派别，我也没说方言，我也没有认为不说方言不得救。我们要在真理上平均发展，要平衡。我说过要追求圣灵充满，但不是指灵恩的过激行为，而是按圣经的要求，不走极端。”因为曾有挪威灵恩派的人来看望过袁相忱，所以人们以为他也是灵恩派。袁相忱说：“我这里的门是敞开的，只要你相信使徒信经，就可以来，但来者的观点并不代表我的观点。”

　　袁相忱觉得灵恩派也有长处、有能力，灵恩运动在教会历史上是有贡献的，但后来走偏了，偏在方言和医病上。他告诫信徒：“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怕灵恩的极端，却不去追求圣灵充满。应当被圣灵充满，应当有恩赐。我们应当高举生命的成熟，内心的洁净，工作的能力。”

　　袁相忱也非常注重肢体之间的彼此扶持和造就，他的聚会中，有很多时间是专门用来给信徒讲见证的。聚会完后，信徒们就在那里继续分享交通，袁相忱总是说：“信耶稣的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就得多谈话，多交通，多彼此了解。聚完会、听完讲道就走了，彼此连个招呼都不打，能算是一家人吗？”

令狐药师

六、与外国友人的接触


　　福音派领袖葛培理博士曾在一九九四年到袁相忱的家中讲道。葛培理去中国的目的是让家庭教会与SZ教会彼此合作。葛培理来的前三天，袁相忱到其它地方带领聚会的时候，为了赶公共车，摔倒了，眉毛上方受伤，当时就昏过去了。人们把他扶起来，他在路边坐了一会，才摇摇晃晃地回家，当时说话都说不出来，问什么都“啊啊”的，家人吓坏了，赶忙用盐水洗伤口、挤血，又打电话咨询。观察二十四小时后，见没什么事，才放心。第三天见葛培理的时候，袁相忱的脸上还是青一块紫一块，成了熊猫脸，尤其是眼睛处，又抹上了药水，猛一看，很吓人，袁相忱只好戴一幅墨镜出门。一起吃饭时，袁相忱坐在葛培理的二儿子旁边。他有一个组织，叫“东门”。他问袁相忱：“三自他们也很好的，印圣经、传福音、引人信主，你们为什么不能合作呢？基督不是连仇敌都爱吗？”袁相忱说：“你所看见的、听见的，都是宣传。我怕你们被他们欺骗了。”外国人很难理解中国宗教问题的这种复杂局面。

　　在美国首都，每年二月初都有一个早餐祈祷会，邀请全世界各行业的基督徒领袖来。葛培理是白宫的宗教事务顾问，负责邀请来参加祈祷会的名单。美国方面认为北京的袁相忱、广东的林献羔、上海的李天恩这三个人是中国家庭教会的主要领袖，所以就邀请他们参加一九九五年二月的早餐祈祷会，当然也请了三自的人。袁相忱得到请帖后，就把这件事放在祷告上，但他心中始终没有感动要去参加。传道人不能随便想上哪儿就上哪儿，一定要寻求主的旨意。葛培理夫人很好客，说：“你们开完会后，要在我家里住三天。”

　　这是属于私人邀请。袁相忱就写了封长信，给葛夫人，陈述了自己不去参加祈祷会的四个理由：一是袁相忱认为政府不会发给他护照，因为他在监狱里呆了那么多年，政府怕他说出什么不好的话。二是因为袁相忱不愿意参加任何政府形式的宗教活动。在中国不参加SZ，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祈祷会也是美国政府邀请，所以袁相忱不愿意参加。三是美国方面也请了三自的负责人，袁相忱与他们无话可说。四是袁相忱觉得目前自己的健康已不许可他长途旅行。后来，葛夫人又回信，还是力劝袁相忱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并针对袁相忱的几个不去的理由给予详细的答覆。首先说这是美国总统的约请，中国政府会给面子的，只要你提出申请，一定会让你拿到护照的。至于和三自的人一同开会这个问题上，答覆是这个问题不要紧，讨论时分开就可以了。对因健康问题不能长途旅行的答覆是：我们会安排你先去三番市休息休息，然后再去华盛顿。葛培理和夫人及美国政府都是诚心邀请的，尽管如此，袁相忱已决定，无论如何，要顺从圣灵的感动，不怕让人失望。在写给葛夫人的信中，袁相忱也写道，如果是葛夫人私人约请，袁相忱就会考虑。政府邀请的，袁相忱不考虑。当时，他们三个被邀请的家庭教会的领袖，虽然没有经过商量，但最后却都没去。很多外国人劝袁相忱说：“你如果去的话，将来对你个人和教会的工作都会有好处的。”

　　袁相忱说：“我如果去的话，对我个人当然有好处，但我不是为个人而活，我只需传耶稣的十字架就行了。葛培理总希望家庭教会和SZ教会和睦同处，但其实是不可能的。外国人以为我们这些家庭教会的不与SZ合作是因为心灵中的伤痛还没有被神的爱医治，其实不是的。我们不能与他们合作，是因为双方的道路不同：我们是基督作头，他们是政府的领导作头。我们做任何事，不是要凭自己的能力和意思，而是通过祷告，凭圣灵感动而做。我们不求人的认同，只求做在神的心意上。”

令狐药师

五、遭遇干涉


　　文革开始后，中国几乎关闭了所有的教会，焚烧了许多属灵书籍，所有的宗教事务停顿，SZ的教牧工作者也受到冲击。教牧人员多数是被下放或是劳教。七九年，伴随着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的宗教政策也有一系列的变动。首先是在七十年代末，中国恢复了五八年前的宗教政策，去除了极左路线的干扰。七九年六月，上海市SZ召开了文革后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SZ组织重新恢复，一大批原属SZ的教牧人员重新走上岗位。七九年九月二日，上海沐恩堂恢复礼拜，这也是文革后第一个恢复崇拜的教会。

　　八十年代初，不论是政府还是SZ，对家庭教会还是接纳的。曾有SZ的领导人说过：“不要把家庭教会看做是另类的，他们也是我们的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短暂的接纳期，接纳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SZ的很多领导，虽然在文革前把不参加SZ的送入监狱，但在文革中，他们自己也未幸免于难，也在逼迫中度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一段时期不仅是中国所谓“SZ路线”的真面目的自我暴露，更是神藉着历史的手，击打悖逆的儿女的时期。也因着这一段逼迫的时期，恢复权利后的“SZ”才能短时期内体谅自己的弟兄姐妹，不把他们视为敌人。

　　然而，在中国的宗教问题上，有很多事是宗教界本身无法控制的。

　　一九八二年，中国颁布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这是文革后第一份正式针对宗教事务的国家文件，人们称之为“十九号文件”。文件规定：一切宗教活动场所都要在政府事务部门的行政领导之下，由宗教组织和宗教职业人员负责管理，对家庭教会原则上不允许，但不硬性制止。

　　中国的家庭教会就是在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一年这一段较为宽松的时期内得到迅猛发展的。九十年代初，家庭教会的信徒人数，已远远超过SZ教会的人数。家庭教会信徒在对真理的追求上，更贴近于圣经，在对自身的信仰问题上，家庭教会的观点也明显地不讨政府喜欢。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于九一年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即“六号文件”，文件中强调要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和监督，并提出：“一切宗教活动场所都应依法登记，坚决制止自封传道人的传教活动，以及其它各种非法的传教活动。”

　　家庭教会已经被冠以“非法”的罪名。

　　从一九九一年起，有一定数量的家庭教会负责人受到逼迫。

　　一九九四年二月，由国务院颁布的第一四五号法令《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亦再次重申：“所有宗教活动场所必需进行登记。”

　　一九九四年五月，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根据国务院“一四五号法令”精神，制定出了《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办法》，详细列出了有关宗教活动场所的条件与申请手续。也就是说，只要求家庭教会进行登记，而不要求家庭教会加入“两会”。这个办法中虽不再强调申请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必须要隶属于官方认可的爱国宗教组织，但在第二条的条件中，却提及必须“有主持宗教活动的宗教教职人员，或者符合各宗教规定的人员”一项，意义不明确，模棱两可。很多家庭教会因看这一条，担心一旦登记后，政府就会把SZ的教牧人员派进来，管理登记的家庭聚会点，所以拒绝登记。但政府又规定，若不进行登记，就要停止聚会。

　　一九九四年夏末初秋，一位出国的弟兄愿意把他在东城区朝阳门内南豆牙胡同六十八号的住房借给袁相忱用，袁相忱就和妻子梁惠珍搬过去住，聚会却仍在白塔寺。搬过去住的原因，一是那里比较清静，方便接待；二是把床柜等搬走后，可以使白塔寺聚会的地方多容纳三十多个人；三是可以利用这里的独门独院的环境，为信徒施洗。但一年过后，民警就开始不断来找麻烦。一九九五年八月十四日，星期一，派出所的人突然来到袁相忱的家里，对他说：

　　“你们住在这里不合适，到你们这里的人那么多，那么复杂，你们也没有办理租赁手续，也没报户口。现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很快就要召开了，所以限你们在这个星期五之前一定要搬走。那天我们会来看你们搬走没有。”

　　说完这番话，又问袁相忱：“你家里有没有宗教书籍？”

　　袁相忱实实在在地回答说：“有。”

　　公安人员就开始搜查。当时在另一个房间里，有许多书籍，窗台上放着一些圣经，在靠墙的柜子上，还有好几百本参考书籍。袁相忱想：“如果参考书籍被他们搜去的话，就太可惜了！这是国外的弟兄姐妹千辛万苦，冒着风险才带进来的。”

　　但圣灵提醒他还是要实实在在地说家里有书，并且告诉他们在哪个房间。可是那么多人进来后，都只看到窗台上的书，说：“这是非法的，要没收，”却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柜子上也有书。所以，被他们拿走的只是一小部份。公安人员走后，袁相忱高兴地对梁惠珍说：“说实话真是有好处的，神自已会保守他的书籍。”

　　星期四晚，公安局的人又来了，态度十分蛮横强硬。当时己经是晚上九点多了，但他们让袁相忱立即去派出所见所长。袁相忱对所长说：“无论如何，星期五是搬不了家的，因为家里只有我们两个老人，要搬，也要等到星期六孩子们都休息的时候。”

　　所长这才勉强同意。所长旁边有一个女公安忽然问袁相忱：“你知道什么叫SZ吗？”

　　袁相忱说：“我知道。”

　　随后他们就不再说什么。这次公安走的时候，又把袁相忱家里的一些福音单张也一并带走。但和上次一样，他们没有看到那些重要的书籍，也没有给袁相忱留拿走东西的字据。

　　更令袁相忱愤慨的是，派出所的人走了不久，家里的电话就被他们做了手脚。拿起电话来什么声音也没有，既打不进来，又打不出去，显然有关方面企图利用电话来对袁相忱施加搬家的压力。家里的电话不能用，袁相忱只得跑到街上去打公用电话，通知家人和朋友来帮他搬家。第二天，快要搬完东西的时候，电话又突然间能用了。他们根本没有向电话局申请修理，电话就自动修复，说明电话出毛病，根本就不是一般的故障，而是被人故意掐掉的，也说明在袁相忱的住宅周围，政府有自己的耳目，看到袁相忱已快搬完了东西，就把电话恢复了。

　　这是自七九年袁相忱出狱后，公安局第一次为信仰的缘故出面干涉他的工作。但这仅仅是序曲。

　　一九九六年，政府人员找到袁相忱，把有关文件让他读过后，让他办理登记手续。袁相忱反复看过有关条例后，又与同工进行商量，答案是：“拒绝登记。”

　　为登记的事，西城区管宗教的李科长来了三次，李科长统管宗教民族工作。他对袁相忱说：“这里虽然不算是正式的宗教活动场所，但可以说是简易的，所以必需要登记。”

　　但他也知道袁相忱在家庭教会中以及外国宗教界中的影响力，所以被拒绝后仍然努力争取，他让袁相忱下礼拜去区政府再详谈。

　　袁相忱在下个礼拜二就去了区政府，他们对袁相忱很客气，反复地宣讲政策。袁相忱把经过与同工们商量后的意见告诉政府：

　　“我们六月四日己经在聚会时对大家宣布：从下星期起停止聚会了。我们不登记，是因为我们不够登记的资格。按宗教活动场所登记条例的第二条和第六条规定，我们都不够条件。我们就一间小屋子，这是我家的住房，不是专用礼拜堂；我也不是牧师。我们既没有规章制度，又没有经济基金，我们认为自己不够登记条件，所以不登记。”

　　李科长听了，也没什么可说的。因为袁相忱一边告诉他不登记，一边又说已宣布停止聚会。政府规定：凡是不登记的聚会就要被停；现在袁相忱自己主动把聚会停了，所以他们也没什么把柄可抓。李科长告诉袁相忱，他打算召集西城区家庭聚会的负责人，大家一起统一开个会，让袁相忱一定要来参加。袁相忱说：“我们既然不登记、不聚会了，也就没有参加的必要了。”最后袁相忱留下一张自己的名片，说：“你以后有事再找我，或者打电话吧。”就这样，结束了政府人员的纠缠。

　　袁相忱家里的聚会已宣布自行停止了，可信徒却照旧来。宣布停止聚会的一两个星期之内，信徒比较少，大约只有三十多人，但后来人又渐渐地多了起来。人多了，李科长又来了，并且这次是带着派出所的所长一起来的，可见他们己经观察了很久，是有准备的。礼拜天正在聚会的时候，李科长和派出所所长在外边喊：“把老袁叫出来！”

　　信徒们传话进去，把正在讲道的袁相忱叫了出来。所长对袁相忱说：“这样不行。让你们登记你们也不登记，现在又这么多人，妨碍了交通。这里是非法聚会，现在正式取缔，你让聚会的人都走吧。”因为袁相忱耳朵不好，所以所长说的话没太听清楚；既然没听清楚，他也就不去理他，又进了屋，没有宣布散会，而是继续讲道。所长在外面听到袁相忱又在讲道，就很生气，更加大声地喊：“这里不能聚会了，马上停止！把老袁叫出来，你们大家都散开，回家去吧！”于是就把老人都赶走，留下三个年轻人和袁相忱一起问话，还查他们的身份证，间是什么地方的人，后来也把他们放走了。派出所所长就与袁相忱谈了二十分钟，袁相忱据理力争，所长最后说：“老年人可以留下在这里聚会，年轻人都要上大教堂。要控制人数，人数太多了就是你的责任了。”

　　后来袁相忱照样坚持聚会。李科长不得不第三次到他家里来，这一次双方谈得很僵。袁相忱说：“信徒要来，我没办法，除非你把我家的门封上，把我带走，他们就不来了。至于我个人，我是信仰至上，国家的法律如果和我的信仰抵触，我只有顺服神。”那天谈话很僵，旁边还有一个女的在记录。李科长很生气，说：“你是怎么念圣经的？圣经上写的，在上掌权的，你们要顺服。你念了半天圣经，却一点都不顺服政府。关你门就关你门，你不要以为我们不敢。我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把你逮起来。但你要想一想，你家里的人等了你二十多年，才把你等回来；你如果再犯法，屡教不改，被我们抓起来，你这样做对得起老梁吗？”李科长很会说话，软硬兼施；但说来说去，袁相忱就是不肯登记。李科长走的时候还说：“你不要以为我们不敢动你。只要我说一句话，你就完了。”袁相忱以为他们会再来逼迫他，甚至逮捕他。但感谢神，一直没有，并且政府人员也再没有为登记的事来干扰聚会或强迫停止聚会。

　　宗教场所办理登记的这件事传到外国后，许多外国人不理解：“为什么不登记呢？我们国家也是都要登记的，登记就合法了。”

　　他们不理解，在中国目前这个法制还不健全的时期，管理是幌子，要控制才是真的。

　　袁相忱曾对信徒说：“大家要做好准备，现在我们是允许一天就聚会一天；这个地方不允许了，就去那个地方。总之，聚会不能停，神的工作不能停。”

　　登记风波过去了，其后虽然不再提登记的事，但袁相忱家中的聚会，却有四次被强迫停止。第一次是在九七香港回归的时候，派出所通知，在三天之内不许袁相忱家里有聚会，因为国家领导人要去香港，出席回归仪式，要确保北京安全，所以就把袁相忱夫妇都接走了。不是拘留审查，而是很好的待遇。汽车接、汽车送，到袁相忱家附近公安局的一个地方，跟宾馆一样，有空调，但不是宾馆，可能是个秘密开会或接待的地方--大铁门，没有门牌。他们一大早就来把袁相忱夫妇接走，晚上再用汽车送回来，还有两个干部一刻不离地陪同着，袁相忱就和梁惠珍在那里看了三天的电视。六月二十九日正赶上是礼拜天，公安局比平时更早地接他们走，为的是不让信徒们看见。七月一日是礼拜二，晚上也有聚会，公安局就不让他们回来，比平时送回来的还要晚，可见他们对袁相忱家里的聚会时间和聚会情况，是很了解的。

　　第二次是一九九八年八、九月份，初秋时节，美国的一个由三个宗教组织组成的代表团，来中国考察，《参考消息》上登过这个消息，是江泽民请他们来考察中国是否真有宗教信仰自由。客人是江泽民请来的，但政府却不让袁相忱聚会，怕代表团来找他，其实袁相忱当时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公安局的人来到袁相忱在北京昌平的住所，对袁相忱说：“这么热的天，你们就在这里自己查经吧。”

　　他们也知道这么做不对，要讲人权，袁相忱又不是犯人，所以他们很客气。他们不说是有什么事，只是不让袁相忱离开昌平，让他好好休息，袁相忱是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有这么个代表团来了，想要见袁相忱，而政府却不让见。

　　那天袁相忱本来是事先约好了一位叫乔治的弟兄在白塔寺讲道，乔治不知道袁相忱当时被强留在昌平不能来，就照旧去了，而袁相忱当时也无法再通知他不要去。好在袁福音早上十点钟就去了白塔寺，他知道乔治今天要来，但不知道父亲不能来。福音去了白塔寺后，发现门口有公安人员站着，福音就去开门上的锁，公安看着他进屋后，也就跟进来，劝福音说：“你回家去吧。”

　　福音说：“这就是我的家，我己经到家了。”

　　公安说：“你知道今天不让聚会吗？你有两个选择，要不就回家，要不就留在这里。但出去时，得告诉我们。”福音没理他们，进屋后给昌平打了个电话，袁安湖正在昌平。袁福音说：“白塔寺这里公安已经全把上了。”

　　安湖说：“昌平也是，四处有人转来转去。”

　　福音又问了父母的情况，听说人没事，就放心了。

　　快到中午十二点的时候，袁福音就想乔治他们快来了，他就往胡同口走，想找机会提醒他们不要进来。他一走，身后的公安也跟着走，但福音做出要买东西的样子，左转右看，公安跟了半截就回去了。福音在胡同口转了一圈，就看见乔治等四人在过马路，福音一摆手，他们四个人认识福音，就过来了，福音急忙对他们说：“现在公安人员已看着我们了，你们赶快走！今天停止聚会。”

　　翻译就翻给乔治听，正翻着的时候，两个公安就过来了，问福音：“干吗呢？”

　　福音说：“没干什么。”

　　公安又问：“你跟他们说什么？”

　　福音说：“人家是旅游的，问个路，我能说什么呢？”

　　公安又对乔治说：“拿护照来。”

　　乔治却从衣兜里拿出一块糖来搁嘴里了。福音一摆手，他们四个人就快速走了，福音也往回走。那两个公安措手不及，不知道该跟哪一个，最后没有跟乔治，却跟着福音，并对福音说：“你快回家，不能在外面。”

　　福音还没进门，一个年轻的公安就过来了，很严厉地问：“你刚才到底跟他们说什么了？”

　　福音说：“你知道我说什么了？人家来旅游的，问个路都不行吗？”那人说：“不对，你没说实话。”

　　福音说：“那你说我说了什么，就是什么。刚才你不也在旁边吗？你听见什么，就算什么。”最后，福音急了，说：“我在家里说话都没自由了！以后别这样，有事好说好商量。”

　　那个年纪大的公安人员就说：“算了，算了。”

　　他们两个就出去了。

　　那天有些信徒来走到胡同口，等在那里的公安就说：“别上老袁那里去了，今天不聚会。”

　　也有的信徒不相信，就问：“为什么没有聚会？”

　　公安就告诉信徒：“老袁病了，你们走吧。”

　　第三次是在中国召开“十五大”期间，袁相忱的聚会也被迫停止两个礼拜--两个礼拜不让袁相忱去聚会，也不让他离开昌平。袁相忱说：“你们这是强制，我心里不服气。”

　　第四次是在克林顿访问北京的时候，当时有两千多名记者随同，有关方面怕有记者来找袁相忱，所以不让袁相忱来聚会。袁相忱说：“克林顿是大总统，我是小老百姓，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他来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有关方面回答说：“克林顿来，带着很多记者，这些记者难免不找你。所以只要克林顿在北京，你就不能聚会。”袁相忱很生气，说：“克林顿来是政府邀请来的，又不是我请他来的。你们请来的客人，你们自已管好，凭什么反倒来管住我，不让我出门？”

　　最后，政府就派公安在昌平堵住袁相忱，不让他出来，还让袁相忱写个纸条，说自己生病了，停止聚会。袁相忱说：“我们基督徒不能说谎，我不会写的。”

　　公安局就派人在胡同口拦住信徒，不让他们进来，说：“袁相忱先生生病了，你们回家去吧。”

　　除了这几次被迫停止聚会外，袁相忱也多次被公安局找去谈话，原因不外乎是因为发送书籍、聚会人数过多等等。一九九八年八月一日，袁相忱为三百一十六人施洗，租用北京某厂的游泳池两个小时。后来袁相忱被叫到公安局，他说：“我没有犯法，我是在游泳池里活动，不妨碍交通和治安。”

　　公安局说：“宗教活动只限于教堂里边，不许在外边。”

　　袁相忱说：“宗教事务局不应该管这些事，你们只应该领导我们爱国就行了，这是我们教会内部的事。”

　　公安局的人很生气，警告袁相忱说：“下次不许你再这样。否则后果自负。”袁相忱就和同工们商量：“下次，我们就去远处。只要有信徒愿意受洗，我们就有责任为他们施洗。”公安局还提醒袁相忱说：“一九九九年很重要，一是澳门回归，二是‘六四’学运十周年纪念，你们要有思想准备。”

　　意思是又要停止聚会。袁相忱说：“你们停止我的聚会是违反宪法的，因为宗教信仰自由，你们是强迫，但我心里不服。我活一天就要工作一天，我要向我的主交帐。”

令狐药师

四、与王明道先生的后期交往


　　八九年十月底，袁相忱刚刚拿到了自己的身份证，正式成为中国公民。很快地，他就让这个得之不易的身份证第一次派上了用场--他要去上海，去见王明道先生。他本来说要住在陈本伟弟兄家，陈弟兄以前是在小群福音书房工作的，阜仁大学毕业，后在十中教古文，在那里退休。他母亲在袁相忱的福音堂受洗，大家有几十年的老交情。他在上海有房，安排袁相忱夫妇住在他家里。陈本伟弟兄去车站接袁相忱夫妇，在车站一见面，陈弟兄说：“袁弟兄，我们看来要改变计划了。王明道先生一听说你们要来，看见你们的信就哭了，吩咐我无论如何，要你们一下车就直接去他家。”又对梁惠珍说：“王太太直夸你呢，说：'袁师母那么漂亮的人，能等相忱那么多年，真是神的作为。'”于是他们一行人就拎着大包小包，直接去王明道先生的家。一进门，王明道先生在夫人的搀扶下，走到门口，对袁相忱说：“相忱啊，我两眼看不到你了，我的好弟兄！”

　　一边说着，一边拿手摸着，屋里的人就都掉下眼泪来。于是袁相忱夫妇就在王明道先生家里住了四天。每天他们不停地说着这二十多年来彼此的情况，又彼此勉励。王明道先生当时眼睛已经看不清楚了，耳朵也聋，所以说话很大声。他当时身体状况不是很好，言语表达有时清楚，有时糊涂，王太太当时比王先生脑子清楚，对有些事情、有些年代，记得比王明道先生准确。

　　王明道先生告诉袁相忱，他的儿子王天锋小时候就受过洗了。天锋是个孝子，每星期两次要回家陪父母吃饭。吃饭时袁相忱问天锋：“你父亲已经这个样子了，我们这一批人已经老了。你的信仰如何呢？”

　　天锋迟迟不回答，后来才说：“一言难尽。你看我现在生活得这么安稳，可我父亲信耶稣、传道，结果落到这个地步。”后来，他又谈到圣经不可靠、不科学，特别是创世纪。但袁相忱却觉得天锋有一天会回归的，他是属于浪子；儿子永远是儿子，时候到了，他会回来的。

　　王明道先生和袁相忱谈的最多的，就是当年一起拒绝参加SZ的那十一个人，一个一个数过来：有的是面对被捕的威吓，立即就放弃的；有的是在监狱中把责任推给别人，甚至出卖人，自己不到一年就出狱的；有的是经过一段时间改造，真的是被改造过来的，出了狱，不能持守所信的道，又加入了SZ的。每谈到这些，大家就觉得很压抑。当年一同在主面前坚立心志，却不能都持守到底。最让王明道先生失望的是当年他苦心培养的彭宏亮。彭宏亮当时很年轻，比袁相忱还要小十多岁。他的动作、讲道的声音都学王明道先生，人称“小王明道”。本来是彭宏亮来找袁相忱，出主意让袁相忱写信发明信片给大家，通知大家开会，结果入狱后，他把这件事都推到袁相忱的身上。袁相忱交待时只说是自己发的明信片，不说别人。结果彭宏亮最早出狱，只在监狱里呆了一年多，就放出来。但神是轻慢不得的，彭在狱中检举这个、检举那个，推脱责任，结果出狱不久就死了。先是半身不遂，在东大地桥有人看见他脚搓地走路，流哈拉子，说话也不清楚，在六二年就去世了。

　　另一个是吴慕迦。他的家与袁相忱的家挨得很近。他被捕很特别，正骑着车，走到胡同口，有警察说：“站住，你叫什么名字？”

　　他说了，就被带上手铐。家里人都不知道。后来又抄家。吴慕迦与袁相忱曾一起在东北服刑，他获释后，梁惠珍和刘淑洁曾去看过他。她们都说主的话，他却不说，老转移话题。又有一次，梁惠珍给他送三十元钱，送烤鸭，吴慕迦告诉梁惠珍：“我郑重地告诉你们，你们以后不要再来了，你来了我还得向一个高个长脸的人汇报，你也认识。”

　　梁惠珍马上明白他说的是谁，那人是学生会的。吴又说：“我郑重地说，你们也不要再拿钱来了，我不要。”

　　后来他承认说：“我己经放弃了信仰。我们信耶稣的为什么要欺骗人呢？为什么要信呢？马克思原来也是信的，但后来不信了。为什么要信呢？我不信就是不信，我不想欺骗人，我现在就是不信了。我不能再深说，怕你难过。我为你高兴，你没有和袁相忱离婚，那么多年都没和袁相忱分手，我很为他高兴。希望你现在要多订一些进步的书籍，让袁相忱的思想转变得快一点，快点出来。他太固执了。”

　　梁惠珍听了，一阵心寒。吴慕迦获释后爱人已去世，他很伤心，户口也进不了北京，就留在当地劳动就业。他说这番话时，有三个人在场：吴慕迦与他儿子大卫以及梁惠珍。

　　他儿子就问：“你批判的是什么？算哪一类？”

　　吴慕迦就说：“我就批判信仰。我现在不信了，不自欺欺人了。”

　　他儿子说：“你每次汇报就是做间谍工作，出卖人。”吴慕迎就沉默不说话。梁惠珍带给他三十元钱，他说不要，可梁惠珍也没有拿回来，钱就搁在桌子上，梁惠珍就走了。从此大家很少来往。

　　吴慕迦后来又加入SZ，神学院院长殷继增劝他在燕京神学院教书，他就去教希腊文。加入了SZ，户口、薪水、楼房等一切生活问题都解决了，都很好了。他搬家都不告诉信徒。一次，他在SZ讲道，主题是“谦卑”。讲完后宋天真写信问他：“你讲的很好，可为什么不把失败的见证讲出来。你怎么失败、怎么不承认主，这些见证更能教育别人。”吴慕迦看信后说，很感激宋天真的信，因为没有人敢跟他提这些。

　　吴慕迎后来曾来袁相忱家里看陈本伟的母亲陈老太太，陈老太太当时来北京住在袁相忱家中。他自己辩解说：“我当时是批判神学。”

　　可他后来恰恰又做了神学老师。

　　袁相忱说：“我与吴慕迦虽然一同受苦，但后来道路却不同。”

　　王明道先生听了直摇头、苦笑、叹息。

　　人很难从外表来检验一个人，只有神用火来试炼。人在神面前不是靠知识口才，而是靠忠心，才立得稳。很多人在神的工作上，有好的开始，却没有好的终结，不能把起初的火热持守到底。有很多人，看起来没有很多的恩赐，没有轰轰烈烈的开始，却能够持守到底。袁相忱经常告诫他的同工：“不可在主里轻看任何一个人，因为你不知道他明天会怎样，你不知道神会如何带领他。”

　　其实早在八九年，袁相忱去看王明道先生之前，王明道先生己经在思考一些当时中国家庭教会所面临的问题。他找了七八个亲近的同工，在他家里开会，还录了音。后来有一个一起开会的弟兄来找梁惠珍，说是有事商量，让她上他家里去。梁惠珍就去了，那个弟兄告诉她：“我要你来，是让你听一盘录音带，是王先生与几个人的谈话。”

　　梁惠珍就问：“怎么不让相忱来听？”

　　他说：“相忱刚从里面出来，不了解外面的情况，他什么都说，并且他认不清好坏人，对谁都没有戒备。你听了回去再告诉他。”梁惠珍就认真听录音带。

　　王明道先生说：“当前宗教有两个趋势，一个是大教会，政府所控制的，一个是家庭会。现在的大教会是GC党利用SZ来压制信仰，我是极力反对，坚决站在主的那一边。不过现在我觉得很惋惜，到现在我觉得与我同心的人非常少，为我受牵连的人很多，为我的问题牵连了一大片，中学、大学、各行业都有为我受牵连的人，我是知道的。但真正与我同心的人特别少。真正不向政府低头，能够站立住的人太少太少了。你们说说，还有谁呢？据目前的情况，有两个人是我最大的安慰，一个是广东的，姓林（林献羔），一个是北京的，也是广东人（袁相忱），这两个人我觉得还是能站立得住，能令我得安慰的。广东的那个屡次经过考验，是这样的；北京的那个也是这样。别的人就寥寥无几了，很多人都是见了事情就躲，不是真正把自己摆上，令我很痛心。”

　　除王明道先生发言外，还有别人也发言说：“我们不能被GC党利用，我们也不利用他人。我们传的是主的真道，没什么可惧怕的。”主要还是王先生讲话。王明道先生当时很清醒。这是梁惠珍亲自在那个弟兄家里听到的。袁相忱夫妇八九年去看王明道先生时，他已经是车轴辗话，说了又反复说。

　　王明道先生于一九九一年逝世，袁相忱得到消息后，写了一篇《记神仆王明道先生》的文章，悼念王明道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