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年饥荒时期援外百亿 赠几万吨粮食

张帅

中共不管中国人民死活----三年饥荒时期援外百亿 赠几万吨粮食
来源：新华网
周恩来总理向阿尔巴尼亚贵宾介绍，从1950年到1964年底，我国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1959年至1961年，在中国连续几年粮食不足、人口减少的状况下，大批中国粮正源源不断地援助友好国家。1960年，除了运往几内亚的1万吨大米，还有15000吨小麦运往阿尔巴尼亚。
王稼祥在1962
三年困难时期，也是中国对外援助最踊跃的时期之一。1962年，在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王稼祥提出了一系列稳妥务实的对外工作主张，包括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结果被批判为“三和一少”，王稼祥被迫搬出了中南海。一次防“左”纠“左”的尝试失败了
★ 本刊记者/罗雪挥
“1961年的元旦社论显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少有的低调，与前一年相比，对国内形势的分析不仅篇幅增加，而且也务实得多。社论承认‘农业两年歉收’，1960年‘农业生产计划和依靠农业供给原料的轻工业生产计划都没有能够完成’。”
这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牛军在其文《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中的引述。
1962年无疑是共和国史上最为复杂敏感的年份之一。饥荒的阴霾犹存，处于全面衰退中的国民经济尚无大的起色，凋零的部门起初是农业，后来逐步蔓延到轻工业、重工业。就国际环境而言，周边事件层出不穷。中国和印度的边界纷争升级，1962年，中苏关系的惊天大事，则是新疆伊犁地区6万多名中国居民大规模外逃到苏联；而在东南沿海，蒋介石政权则趁大陆经济衰退，筹划从台湾反攻大陆，60万解放军不得不因此备战集结。毛泽东判断，这是“帝反修”的联合进攻。
一向谨慎思考，甚至在工作中不苟言笑、冷静理性的王稼祥，便是在1962年共和国的内外交困中，将自己推向了风暴眼。
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
这已不是王稼祥第一次在危急关头表态。作为党内资深领导人，王稼祥25岁便出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935年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投出了最关键的一票，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1962年，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再一次面临担当与抉择。
1958年的王稼祥，心中已不能平静。妻子朱仲丽发现，他经常一个人长时间地深思，夜里也久久不能入睡。有时坐下来匆匆写些什么，有时又搁笔凝视窗外，或是在房间里不安地踱来踱去。曾担任过驻苏大使的王稼祥，提醒人们苏联公社垮台已有前车之鉴。而此时，人民公社未经试点，就在全国的穷乡僻壤一瞬间都建立起来了；党的领导同志已开始担心粮食吃不完怎么办，而且已经开始同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讨论这个问题了。得知王稼祥对“大跃进”有意见，毛泽东说：“两百多名中央委员，就是王稼祥一个人反对呀？”
1962年，王稼祥的忧虑变成了现实。国内外局势都出现了罕见的严重局面。据中联部副部长王力回忆，“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期间，稼祥同志了解到更多的国内困难情况。他找我到他家里去深谈，我们二人抱头哭了。”王稼祥找刘少奇长谈了一次，随即在内部小范围进行了讨论。但规定不许向外讲，用他的话，是“关起门来谈一谈”。取得大家同意后，采取给“恩来、小平、陈毅同志”写信的方式，写成了一个作为《党内通讯》的信件。与此同时，王稼祥还起草或者审定了一系列文件报送中央。这些意见概括起来，即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采取和缓的方针，注意斗争的策略，以争取渡过或减轻困难。为此，要避免中苏关系的公开破裂、要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地吸引到中国身上、要避免朝鲜式战争、采取谈判手段解决中印争端等。王稼祥还主持撰写和审定了《关于支持别国反帝斗争、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运动问题----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提纲。提纲说：“在我们目前处于非常时期的条件下，更要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在某些方面甚至需要适度收缩，预见到将来我办不到的事，要预先讲明，以免被动。 ”
王稼祥建议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并非是空穴来风。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力度不减。记者查阅了外交部相关的解密档案，2008年11 月最新一批解密资料中，1965年5月10日上午，北京钓鱼台宾馆，曾是“绝密”级别的会谈记录里，周恩来总理向阿尔巴尼亚贵宾介绍，从1950年到 1964年底，我国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已经使用的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即我国最困难的时候用得最多。
外交部的解密档案不断佐证了这段历史。1960年4月16日，我国驻几内亚使馆来函请示，说明几内亚目前粮食紧张。“兄弟国家使馆纷纷议论，希望中国能有所行动。”该请示报告表示，鉴于几内亚反帝较坚决，和社会主义阵营关系还友好，建议我方主动赠几内亚3万至5万吨大米。半月后，外交部批复，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
1959年至1961年，在中国连续几年粮食不足、人口减少的状况下，大批中国粮正源源不断地援助友好国家。在外交部业已开放的档案里：1960年，除了运往几内亚的1万吨大米，还有15000吨小麦运往阿尔巴尼亚。援助带来的友谊是无价的。 1961年8月，一封函件要求将我国援助老挝的两吨上好的南宁稻种火速发运，以适合老挝9月初播种；半个多月后，另一封追加的函件要求我国再援助老挝15 吨到20吨南宁稻种，作为10月中旬播种之用。最后我方决定再援助15吨。我驻老挝使馆汇报，当时的老挝领导人富马当即说比如“美国即使对老挝表示友好，也不是永恒的。只有与邻国，首先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友好关系，才一直延续到地球的末日”。
“三和一少”
1962年，王稼祥上书的那些信及文件，至今没有完全公布。他曾教导属下工作人员，天下事有些是办不到，而且不该办的，而要制止、特别是纠正来自“上面”的“左”的东西是很难的。结果不幸而言中。“从来没有考虑过后果，因为他不是为自己。”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认为丈夫王稼祥是一个富于思考的人，看见一些事情对党和人民不利，他认为自己不说话，就不是一个好党员。
王稼祥写建议信有一个推动力，那就是1962年初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王稼祥深受鼓舞，他在建议信结尾处加上了这样一段话：“口罗口罗嗦嗦写了一大篇，可能毫无参考价值，只是打扰你们。但既然有这些想法，就写出来，即使是完全错误的，想你们也不会责备和见怪。”这样谦恭的行文仍然引发了复杂的结果。
据王力回忆：“当时毛主席掰着指头说：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是‘三和一少 ’。”毛泽东是受到了陈毅小组发言的启发，在批判右倾的大环境中，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联系外交领域，说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他认为，同美苏和印度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对外援“要算政治账”，还要更多地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但他基本认同1960年以来的调整缓和的对外政策，认为斗争是“非常必要的”，但“都是有分寸、有约束的”。毛泽东对陈毅的发言显然很赞赏，在简报上批示“可看，很好”。
而“三和一少”的即兴发言最终被想插手中联部工作的康生利用了。朱仲丽在《毛泽东与王稼祥----疾风知劲草》一书里记载，“他到处煽风点火，说中联部的错误都是由王稼祥那封信引起的，那封信的要害是提出了‘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康生更将“三和一少”，发展为“三降一灭 ”，还写进了九大的政治报告，即“投降帝国主义、投降现代修正主义、投降反动派和消灭民族解放运动。”而与之针锋相对的是“三斗一多”，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民族解放运动。
被扣上修正主义帽子的王稼祥及时找到毛泽东当面认错，毛泽东叫他在什么范围内讨论的，就在什么范围内谈谈。尽管一再检讨，“三和一少”还是和“ 三风”一起被列入重点批判对象。毛泽东将当时对“大跃进”的否定概括为“三风”，即“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他曾多次说过，修正主义就是对外搞 “三和一少”，对内搞“三自一包”。
“历史是最好的裁判官”
“历史是最好的裁判官”，这是王稼祥在1943年7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说过的话。在该文中，王稼祥首次总结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毛泽东曾经屡次挽救过王稼祥的政治生命，但是1962年以后，王稼祥的政治生涯事实上终结了。
王稼祥不久便被实际撤销了中联部部长的职务。不再是党的重要领导人，王稼祥搬离了中南海。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儿子王命先忍受不了批斗，投河自杀身亡。王稼祥本人被软禁，朱仲丽被“专案组”定为“现行反革命”，非法拘押在中联部一间朝北的小屋里，一关就是六七个月。康生提出要彻底砸烂中联部这个 “三降一灭”制造厂。王稼祥难以承受和应对，由于极度紧张，他产生了精神紊乱和幻觉、幻视症。他不断地喊：“我没有罪！”朱仲丽记述说，“入夜，他仍不时地惊叫。”1974年1月22日，《北京日报》重提所谓“三和一少”妖风。1月24日晚上，王稼祥心脏病发作猝然离世，终年68岁。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三斗一多”战胜了“三和一少”。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提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我国的对外援助也达到了新高。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张郁慧在其论文《中国对外援助研究》引述，进入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曾几次主张大幅增加中国的对外援助。1970年，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 汗时，提出对巴基斯坦的援助要由原来的2亿元增加到5亿元。而1973年，中国对外援助数额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当年对外援助支出达到55.8391亿元人民币。曾经任中联部部长的朱良在《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一文中，亦描述了当时的对外援助金额之大：“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
1979年，中央为所谓 “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通报指出：“建国二十多年来，根本不存在一条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修正主义路线。中联部的工作和其他外事部门一样，执行的是中央的路线，重大决策都是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定的。工作中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中联部的干部和群众是好的。”
针对1962年王稼祥上书的非凡勇气，《王稼祥传》作者、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徐则浩，在采访结束后又特地给记者打来电话，复述了当年胡耀邦的一句评语：“总的说来，稼祥同志后半生的成就，并不比前半生逊色，并且为前半生增添了新的光彩。”

张帅

大跃进，四川以饿死人拉开序幕
曾伯炎　观察　2008年01月09日
　
疯狂大跃进引发了虚假大增产，接着又引发了实实在在的高征购，把农民的口粮也购走，造成四川饿死1250万百姓（见林雪写原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访谈录）。饿死人现象一般从1959-1962年计算。官方过去一直谎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把人祸说成天灾，以推卸罪责。气象学资料证明：1959-1962这三年是风调雨顺，并无天灾，实乃人祸，罪魁祸首是毛泽东。他在反右运动完成全面专制后，在经济上打起大炼钢铁的人海战。四川在他的忠实奴才李井泉这个酷吏的横征暴敛下，6千万百姓就饿死1250万，几乎饿死了5分之一，创全国最高纪录。我的少年同窗吉铁肩兄，他把我召唤到距成都20公里的川大江安校区，向我诉说他亲历的四川大跃进。他说，早在大跃进尚未正式启动前，只因某些地区实行了苏联式的余粮征集制--统购统销，饿死人现象已经开始出现。统购统销就已拉开了饿死人的序幕，人们还经得住大跃进的大折腾吗？四川是中国一大粮仓，两千年前，供诸葛亮伐魏的充足粮草，抗日时供蒋介石正面战场数百万战士粮食，也未听说饿死人的记载呵，共党暴政甚过虎狼之凶猛了。

吉兄继承了上一辈民主革命的传统，15岁上中学时就投身民主运动。他母亲吴琼久在北京女师大上学时，与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中记述的刘和珍是同学，曾一同到铁狮子胡同请愿。刘和珍倒在血泊中，离吴琼久只几步之遥，吉兄有这么一个家庭历史背景，我们这一群少年同窗在民主潮流中，皆尊他为我们争民主的头儿。他从华西大学教授职位离休后，不幸身患肺癌做两次手术才保住生命，一直住院或卧病在家。最近，读过我写自己被打成右派的惨史后，几次邀我去晤谈，我终于偕同窗黄一龙伉俪前往。

他感慨年少时许多亲密朋友都被那右网毁掉了青春，自己没有陷入这罗网，是一个偶然原因救了他。1957年他在四川大学读研究生，苏联教授卡契金要应命回国，毕业考试提前，校长戴伯行要求他们那批研究生积极参加考试，就不参加鸣放与整风了。不过，他虽然避过了这场五七风暴，却没有逃出下放农村锻炼的命运。

1958 年春天，他作为下放干部发配到西昌地区德昌县，同去的还有四川医学院划入右网的师生。他成了锦川乡的领队，负责与当地乡党委的协调。每个村都派有教师与右派与农民同吃同住，对农民的实际情况便了如指掌。发现他们所去的锦川乡，地处安宁河谷，1957年谷子扬花时，当地受风灾使正受粉的水稻没受到粉，形成空壳，锦川乡受灾最重，向县委报灾，书记认为是瞒产抗交统购统销粮。为超额完成上面派下的统购任务，他们把农民的口粮也征购走了。

吉兄感慨说，当地那位乡党委书记也几次反映实情，反被说成思想有问题，站在富农与富裕中农立场，向党闹粮，最后他被调到西昌地委党校学习去了。剩下那个文盲副书记就只会唯唯诺诺，吉兄也兼乡党委副书记，却不能对农民的死活不顾。开始听说有农户开不起锅在挖野菜了，他就打电话向县委书记告急，结果没人理睬。再打电话，就用反右运动后右倾思想压他，他没有想到说实话．反映实情就有右的灾祸，终于与这位县委书记争执起来。

1958年大跃进还没有开始，毛泽东正为反右运动取得全胜，意气风发地在成都召开中央全会时，四川德昌县的锦川乡就已出现饥饿性的水肿，各村饿死人的汇报齐涌到乡上老吉那里，老吉坐不住了，拿起电话又向县委书记告急，申明锦川饿死农民已达30人，并指出报上公布的广西饿死几百人，省长也遭撤职的事，还催促书记动驾下来看看。这书记无奈只好下到锦川乡，听取汇报。四川医学院的下放人员，都是内行，都知道水肿是营养缺乏造成，大粮库就在乡政府背后，县委书记赶快叫粮库发粮救济，粮食比什么药有效，这饿死人的灾难，才停止。就在此时，四川与各省纷纷欢呼亩产万斤十万斤，由农业合作社转为人民公社，规定吃公共食堂的大锅饭，报刊上极力宣传：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且浮夸已进入吃饭不要钱的社会，以显示人民公社的优越。老吉说，锦川乡的农民在春天遭受过饥饿死人的事，秋天在闹敞开肚皮吃时，就省着吃，后来周围的乡村死人很多时，这个乡倒相对要少些了。

老吉是学经济的教授，他追根溯源，认为 1954年实行的国家垄断粮食那统购统销，学苏联军事共产主义的余粮收集制，就种下饿死人的根，大跃进与公社化，是进一步深化了这场灾难。他以亲身经历反思历史，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靠压榨农民来积累资本，进行工业化的办法，是简单抄袭列宁、斯大林模式，也是几千万非正常死亡之因，而今日三农问题之果，未必与历史无关。

我与黄一龙看望吉兄归来，茶话时语及流沙河，他以自已在成都的经历再证明四川饿死人早于1959年。大跃进还没有开始，中国照抄苏联余粮收集制的统购统销政策已实行了5年。政府管死了粮食，消灭了粮食贸易和市场，年年超额完成粮食征购任务，饥荒在所难免。1958年就出现饥荒，竟在天府之国的川西平原呵！流沙河说，自己这天服劳役拉架车从成都盐市口经过，见工农兵商场门口排起农民长长的队伍，在抢购面包，那面包还可不用政府发的粮票买到。这就证明大跃进是在统购统销己出现人为饥荒时开始的，早在1958年就肇始了。这个专制制度对民众肆意压迫，不可能有反映与体悯民众死活的机制。黄－龙还以自己编四川省当代史丛书接触到的历史材料作证，四川饿死人不仅早于大跃进，从地域空间看，还始于粮食最丰富的川西粮仓。这是因为那里的统销统销搜刮的粮食最多，农民的口粮被夺走的也最多。全国饿死4000万，为何四川就占了1250万？因为从1958年到1962年，四川人民有5年时间在饥饿中挣扎。

这些史料足以戳穿中共三年自然灾害的谎言，也就是说不只是"三年人祸"，应是"五年人祸"。毛泽东用剥夺农民来积累工业化资金不说了，还以粮食去换核技术，实是以农民生命去追求大规模的杀人武器。难怪当年的外交部长陈毅拍桌子宣称：我们穷得卖裤子也要造原子弹呵！难怪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到：死人，是要上书的！毛泽东认为整死刘少奇，搞文化革命，把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全部当走资派打倒，便可以抹去记忆，就可不上史书，这暴君没想到，我们这批没饿死的人，仍在恢复记忆，复原历史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