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大潮中的国军官兵们

Paul

1948年10月30日，下午四时许，在沈阳东塔机场，东北 “剿匪”总司令卫立煌登上了一架草绿色的C-46运输机。这一天，现场秩序无比混乱，《申报》报道说，“登机的一刹那，情景太紧张、太凄惨，因为有好多从前线退下来的官兵，拥在飞机前……前推后拥，一片紊乱”；新一军暂编53师师长许赓扬后来回忆说，卫立煌登机后，“由副官们把守机门”，将“被人从人头顶上传进去”的原外交部次长王家帧、“被人拉着从旁边上去”的沈阳市市长董文琦抢进机舱后，他们不顾在人群中呼天抢地的嫩江省长彭济群，强行关闭了舱门。这架可载员五六十人的运输机，在仅仅搭乘了十几名高官显贵的情况下，向葫芦岛方向飞去了。

　　这一天，与卫立煌座机先后降落的另一架C-46，“随着也开始滑行过来，似乎要到停机位置接人”，但面对蜂拥而至的人潮，“（它）根本没有停就一直滑行起飞走了”。而东塔机场之外，北陵机场航空站副站长林兆祥后来谈到，这一天中午，赶到北陵机场的人流越来越多，“飞机一着陆，这些人不听安排，都争先恐后爬上飞机，结果飞机超重无法启航，但谁也不肯下来”（林兆祥，《我在沈阳空军基地的见闻》）。这么一来，原本停在机场的三架运输机，“均不听命，擅自启航，只运走了一部分场站人员”；而飞抵沈阳的其它飞机，“见地面混乱，不敢降落，便飞往铁西民航机场降落”……

　　从这一天开始，北陵机场再无飞机降落。次日，最后一架飞机抵达东塔机场，带走了空军司令部的两名处长，彭亚秀和张季良，以及一个不知名的警卫团团长。林兆祥为此愤愤不平，他说，“一架能载五十人的飞机，只把这三个所谓高级官员运走，可怜许多低级官佐和技术人员，全被甩下来了”；他说，“其实当天机场安静无事，为什么忍心这样做呢？受苦有份，临危不顾，军纪何存？”……

　　无可奈何之下，林兆祥只得和他的三名同事，修护组组长梁增光、机械师万锦文和秦禧良，“化装从营口方向逃走”。而在他们仓皇逃命的背影后面，是八万名走投无路、如同无头苍蝇的国民党官兵，是一座旧的已死、新的未生、复杂而苍茫的城。


　　忐忑
　　
　　如果说，滞留在三大机场的男女老幼，充满了绝望、灰色的气息，那么，依旧驻防在沈阳城里的几位国民党将领，则以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这个城市的新生，和自己不可预知的前途。

　　沈阳守备部队，以原东北军53军、新一军暂编第53师和青年军207师为主。远在这一年6月，中共地下党员李书城即携带吕正操的亲笔信，往见与她有世交之谊的53军副军长赵国屏。据说，赵国屏这么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早就有这样的打算……第53军四个师长，其中张儒彬、毛芝荃是我当师长时期的团长，平时相处甚好，跟我行动是没有问题的；第116师师长刘德裕，虽然和周军长是亲戚，但他是看风头的人，由于利害关系，争取他也不会有多大问题。只有第130师师长王理寰，平日关系不甚好，没有把握”（赵国屏，《沈阳解放简述》）……

　　赵国屏不知道，几乎与此同时，在张学良幕僚王化一的安排下，另一位中共地下党员王佩青已开始了和王理寰的秘密接触。后来，王理寰谈道，“从此我每到王化一家，就不带外人，由我弟弟王治浩开车，勤务兵只有孙喜贵，以免外人知道”……

　　问题在于，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无论赵国屏还是王理寰，都仅仅为中共地下组织提供了些许便利；对起义的要求，他们以“时机不成熟”的理由，不断推脱。他们始终保留着观望态度。直到10月29日，当沈阳沦为一片孤城、十几万大军兵临城下之际，他们才匆忙派出自己的代表，与解放军各部联系。

　　暂编53师师长许赓扬也如此。10月29日，他派出几名代表，“分头向各方面解放军寻求联系”（许赓扬，《沈阳解放时的暂编53师》）。次日，他的代表作战科长张社民找到了解放军独立2师师长管松涛；在两天的谈判后，管松涛代表辽北军区司令员聂鹤亭、政委陶铸，与他达成了起义协定。后来，在写给东北局的报告里，陶铸表示，“准其起义有好处。我可早两天进城，减少破坏。……总之是各阶层的统一战线反对特务破坏，在我军进城前，协力维持秩序，不使沈阳再遭受破坏”（《辽沈战役作战电报汇集》）。

　　然而，东北局对此态度极为勉强。他们认为，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53军的种种做法，只能算是投诚，“按（长春守军）新七军一样的待遇”；至于暂编53师，林彪的不悦之情也跃然纸上，在发往中央军委的电文里，他说，“辽北军区不待我们批准，已经答应，造成已成事实”；“现53师整个建制仍未动，开至法库整训，目前似乎只有承认该部起义的办法”……

　　在讨价还价、忐忑不安的间隙，沈阳，这个东北的心脏、有着180余万人口的工业重镇，枪声始终零零星星。11月1日，在消灭苏家屯以北的207 师残部后，解放军先头部队挺进了沈阳城。他们惊奇地发现，“敌军……把人员武器排列得整整齐齐，等候我军接收。我们的战士坐上敌人的卡车、轿车、吉普车来往奔驰，一个排、一个班、几个人也能有秩序地接收整营整团的敌军和各种物资仓库”（程世才，《配合主力，围攻沈阳》）。《申报》驻沈阳记者的观察更为细致，也更加具体：“中午，枪声稀了，衣冠破旧的零星匪军（作者按：即解放军），腰插手榴弹，扛着大铁棍，出现于市区。解体的国军，东一堆西一堆地看着这些疲惫的匪军。后来有成队的匪军来了，帽子上带着草圈，插着乱草。不久，吉普车、大卡车在街头飞驶了，到处收缴枪械、武器”（《申报》，1948年12月4日）……

　　这一天，除了游荡在街头的几千名散兵游勇外，七万余名国民党官兵束手就擒。对他们，新政权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称谓：“解放军官”、“解放士兵”。对这个新兴的、气象蓬勃的政权来说，无论是“被俘”、“投诚”还是“反正”，都是被他们“解放”的。


　　复杂

　　在被“解放”的百余名将官中，后来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当属53军军长、沈阳守备兵团司令官周福成。后来，他的众多属下以“异常顽固”、“冥顽不化”的字眼，描述他在城破前夕的面貌：10月27日，他的长女、中共地下党员周常秀飞抵沈阳，劝说他火线起义，他扬言要“毙了”她；当天晚上，其连襟、心腹部下130师师长夏时加入劝说的行列时，他勒令副官处扣押了这位近亲。直到10月30日，当赵国屏等人群起逼宫、他陷入众叛亲离的地步时，他也不过蒙被大哭，抱怨说，“国屏，你坑了我”……

　　然而，11月1日拂晓，面对黄达宣的枪口，他有了一个久久被引为笑柄的举动。

　　黄达宣是东野2纵6师16团的尖刀连连长。这一天凌晨，他率领百余人经铁西、过两洞桥和马路湾，一路搜索到周福成栖身的“世合公”银行大楼。据说，在几十个卫兵被缴械、黄达宣勒令他放下武器之际，周福成神色沮丧地表示：“我叫周福成。……我的部队正和你们三纵队联系起义。”

　　对此，黄达宣毫无反应。他后来谈道，“那时，我没有听说过‘周福成’这个名字，更不知道他是国民党的沈阳城防司令。……我只是觉得有些好笑，都什么时候了，还联系投诚，你还是先当俘虏吧”……

　　尽管如此，生俘周福成的消息，很快传扬出去了。当天傍晚，从各处被俘获的百余名国民党将官，纷纷被押解到了这里。“世合公”大楼成为了将官的第一个看守点。后来，116师师长刘德裕回忆说：“当日晚，解放军为在银行集合的百余军官准备晚餐。在该行住三天，即移至小西门内迎宾旅馆，并定名为解放军官招待所，生活上照顾非常周到”（刘德裕，《第53军在沈阳放下武器经过》）……

　　在“招待所”的日子，也仅仅持续了半个多月。不久后，东北局对53军的处置意见，最终到达了：53军只能按“自动放下武器”也就是投诚处理；而根据当年年初东野的“国军工作会议”精神，旅以上的战俘和投诚者，“特别优待”、但“基本上不释放”。正因此，不仅是被俘的周福成，即使被认为是投诚的刘德裕、夏时等人，也只能前往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接收学习和改造。对此，刘德裕心情复杂地谈到，“当我们移住迎宾旅馆时，53军副军长赵镇藩（作者按：即赵国屏）并未迁来，王理寰师长虽迁来，但不数日即被解放回家。这是他们对党早有贡献”……

　　又何止是赵国屏、王理寰？与他们同时出城联系解放军的许赓扬，命运分途更判若云泥：在勉强接受其“起义”后，暂编53师被改编为东北解放军第 53师，许赓扬继任师长；次年春天，尽管“起义”待遇被取消，53师最后解散，但许赓扬依旧出任了齐齐哈尔市政协副主席、黑龙江省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等职。终其一生，他都受惠于自己的“起义人员”身份。
　　
　　几家欢乐几家愁。这一年冬天，在初雪飘零的日子，百余名将官踏上了前往哈尔滨的路途。远在1947年春天，为改造战俘、甄别投诚人员，这个东北解放战争的大后方，就设立了“解放军官教导团”。一开始，它仅有六个连、“收容人数保持在800人左右”；但伴随着战争的进展、特别是辽沈决战的进行，它骤然扩编为十几个营、五六千人。它包括了两个“高级战俘队”，从沈阳转移到这里的一百多人，大多被编入了这个总数为239人的队伍。

　　“新生活”开始了。在一遍遍写自传、交代自己的历史和心路历程之余，他们扭秧歌、出墙报、打扫卫生、参加平剧（注：即京剧）演出；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他们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写读书笔记、对比新旧社会的区别，并在小组会上讨论着各种心得体会……新政权的种种改造手笔，让他们心情异常复杂：一方面，他们不断上书，强调自己的“起义”身份；另一方面，在参观哈尔滨电厂、考察双城地区农村生活的过程中，他们又真切地感受到了新旧社会的区别。无论“被俘”、“投诚”还是“反正”，无一例外地，他们都把自己的这个命运分野，说成是“被解放”、“加入人民的行列”……

　　一个个昔日同僚被释放了，夏时之后，是张儒彬、毛芝荃、刘德裕……渐渐地，这个先后收容了15，533名战俘的解教团，只剩下了164人；其中还有88人，或等候释放，或“准备转往华北军大任军事教员”。然而，周福成的“解放”似乎遥遥无期，与他为伍的，还有38名将军、18名上校。在是否列为 “战犯”的问题上，据说上级争论不休；为此，周福成不断地强调自己是“投诚”……

　　1953年3月9日，周福成最终获释。仅仅几个月以后，他就在哈尔滨悄无声息地死去了。

　　百余名将官被押往哈尔滨同时，针对校尉军官、普通士兵的慷慨遣返，正手笔浩大地进行着。后来，一个叫郭衣洞的少校，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下了异常清新、无比动人的遣返印象、“解放”印象。

　　当时，郭衣洞在沈阳北大营第三军官训练班受训；与此同时，他还和几个朋友创办了《大东日报》。这是在沈阳小有名气的一份反共报纸。11月1日，也就是解放军进城这一天，他跑到北大营，“探听能不能领到薪俸”，却发现这里已空无一人。惊慌之余，他又返回了沈阳城内，却发现“街上有一种不同的气氛 ”。

　　这一天，解放军已经挺进到距离他的住处仅仅两条街的炮子坟，而沈阳主要报纸《新报》的头条，还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沈阳城外，共匪不多”。当天傍晚，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了，他和他的三名同伴挤在一个小房间里，“面面相对，说不出一句话”。他产生了近乎绝望的感觉：“一生的努力，一夕之间，又化成云烟。我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了解的新世界，我是一个失败者。……我们四个人惟一的财产，只剩下那位将军支援我们的二三十袋面粉，又能坐吃几天？”……

　　然后，他目睹了解放的清新和欢欣。他说，“穿着灰色棉军服的男女青年，坐在卡车上挤成一团，解放军中还有些女孩子打开胸前的纽扣，让怀抱中的婴儿吃奶”；他说，“震天的歌声和笑声，一辆一辆的军车在《大东日报》社前面奔驰而过。我不知所措地面对着他们的欢乐，这幅画面，深刻地印在脑海”……

　　让他印象更深刻的，还在后头呢！将官们安置的迎宾旅馆，是“招待二所”；几千名校尉军官，则大多集中在大西门附近的几个旅店里。在十几天的甄别、审查后，他们大多获准回家了。郭衣洞和他的同伴，也夹杂在这股如释重负的人流里，踏上了前往北平的路途。他说，“我、徐天祥和孙建章三个人这次逃亡，有一个特别的方式，那就是脱下平民便装，穿上临时买来的国民党军军服，惟一不同的是，把军帽上的青天白日徽拿掉”；他并且谈道，“我们所以改穿军服，因为那正是共产党所实行的宽大政策和既往不咎、统战心战的巅峰。凡是国民党军，只要手中不拿武器，都可以大大方方地‘回乡生产’”……

　　他们就这样走进了沈阳火车站。进入站台后，郭衣洞暗暗吃惊，“偌大的车站，平常一向人山人海，喧闹沸腾，这时竟然静悄悄的，鸦雀无声，变成了一个古老的废墟”。但这并不是因为没有人，“仍然有很多人，而且人山人海，全是平常凶暴得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官兵，现在却那么有秩序地鱼贯排列在各个售票窗口，有的甚至排到车站外的广场上”。他为此感慨万千，“没有一个人吵闹和大声讲话，也没有一个人插队，好像一夕之间，都成了第一流国民”。

　　如果说，旧国民党官兵的规矩、秩序，已经让郭衣洞产生了沧海桑田、人间演替的感觉，那么，在返回北平的路途中，解放军士兵的质朴、热情、军纪严明，则让他彻底动摇了自己的信念。他说，因为铁路被毁坏，他们只能坐火车到皇姑屯；而在皇姑屯出站、雇马车南下山海关的路上，“马路两旁涌出大批全副武装的人民解放军。……那些彻底执行军令的战士，常常高声发问，‘你是哪个部队的，怎么有车可坐’；我总是回答，‘我们是国军’。……那些质朴的战士就一言不发，从没有一个人刁难”……

　　又何止于此？“马车夫有时还叱喝他们‘让路’、‘让路’，他们每次也都踉踉跄跄地让路”。对此，郭衣洞再三赞叹：“我从内心对解放军生出敬意，这岂不是古书上所说的，‘妇孺与王者之师争道’么？！”

　　就这样，几千名国民党校尉军官大多化剑为犁、安然回到自己的家乡。直到今天，一个叫张树清的老人还保存着自己的“解放证”：“兹有国民党军第 53军389团2营1连张树清，系吉林省怀德县范家屯区人，于沈阳战斗中解放。经本军释放回家生产，望我沿途政权予以放行，并给予住宿之方便”；而郭衣洞也回忆说，前往北平前夕，“每人还拿了一张通行路条。至于这三张路条是哪里来的，已无法记忆，好像一张是孙建章用肥皂刻了一个图章，另两张是解放军发的货真价实的通行证”。这个“路条”、“通行证”，就是张树清所说的“解放证”。

　　几十年以后，生活在台湾的郭衣洞，有了一个让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笔名——那就是以《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名扬海内的作家柏杨。


　　苍茫

　　百余名将官送走了，几千名校尉军官遣返了，还有万余名或伤或残、或无家可归的国民党士兵，以及几万名血气方刚、大多渴盼回家的军内青年，他们都等待着“解放”。在这股潮流中，大多数“解放士兵”选择了返回家乡，回到自家茅草屋边那片被重新分配的土地，然而，也有众多青年留了下来，加入了人民解放军。

　　俘虏了周福成的尖刀连连长黄达宣记得，11月2日，千余名士兵已集结在“世合公”银行大楼附近，他开始亲自挑选“解放战士”。和两年前不同了，全国解放在即、同时解放军兵员也已超过了国民党，他为此挑肥拣瘦：没有精气神的不要，个头没他高的不要，没有文化的不要……他口中念念有词，看中一个就拨拉出一个；拨拉出80个的时候，他数着人头，却发现少了一个。他一眼就看到了俘虏堆里的那个大个子。

　　他问，“你怎么又回去了”？大个子回答：“我想回家。”他说，“东北解放了，关内还没解放呢”！说着说着，又把对方给拨拉了过来。

　　这个年仅17岁的大个子，就是后来的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惠滋上将。据说，二十多年以后，面对已成为他部下的黄达宣，徐惠滋说起了这段往事；而当黄达宣觉得不好意思，表示“军长，你别说了”的时候，徐惠滋表示，“老连长，这是历史呀”（张正隆，《雪白血红》）……

　　对自己的“解放”同样印象深刻的，还有离休干部、某师副政委张天铸。沈阳解放时，他是“剿总”特务团2营6连的中士班长。他后来回忆，解放军招募新兵时，“当时我就寻思，当两年国军，再当八路也好。……兵就是兵，别闹那个景了”。而当募兵的指挥员嫌他身材太矮、仅仅“一米六零出点头”时，他说，“个大割不去，个小还能长”。就这样，他被分到了2纵5师13团的一个班。

　　下部队那天，“班长乐坏了”。班长说：“这个新战友是个大知识分子，今后就当我们的‘学习组长’，大家跟他好好学”；班长还说，学习组长，“就是平时教大家学文化，开会讨论记个录”。而当他问班长“甚么叫‘讨论’”时，班长得意地说，“你连这个也不懂呀”？

　　张天铸后来谈到：“我高小毕业，是个‘知识分子’。现在讲这个叫孩子们笑话，那时有这文化程度可就是个宝了。……那时可重视文化知识了，对解放战士一点儿也不歧视。”

　　与徐惠滋、张天铸一样，被挑选入伍的“解放战士”，大约有一两万人。然而，在一部分人入伍、大部分人遣散之际，解放军面临着一个挠头的难题：那万余名或伤或残、或无家可归的国民党官兵，该怎么办呢？

　　不仅国民党伤残士兵。在东北各个城市，共产党的荣复人员，也达到十几万之多，“到处都可以看见残废军人”。农业部副部长、曾主管荣复军人安置的刘培植后来回忆说，“相当的人带着不满情绪发牢骚，讲怪话。他们讲，‘动员时说得好听，说是参军光荣，现在打伤了、致残了、复员了，没有人管……’”；而 1948年秋天的一个突发性事件，更让他忧心忡忡：一群荣复军人闯进了黑龙江省政府，挟持了正、副主席，而面对前来劝说的部队首长，他们如同孩子一样，一个个嚎啕大哭……

　　在这个背景下，与入城仪式、秧歌队、朱毛画像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一样，化剑为犁、拓荒屯垦，成为1949年浩大的“解放”交响的音符之一了：这一年3月，在伤残军官郝光浓的带领下，28名荣军开进黑龙江镇赉县的千年旷野，办起了“东屏荣军农场”；以此为先声，新疆、甘肃、海南、黑龙江……一个个地广人稀的省区，处处可见脱下军装的复转军人。在他们当中，也夹杂着万余名“解放官兵”的身影：1949年3月，“解放二团”在汤原县香兰建场，不久后又派出300余人，创建了“通北农场”；当年9月，“解放三团”创办了桦南县孟家岗农场；这一年年底，在团长房定辰的率领下，“青干一团”也开进德都县，创办了二龙山农场……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大约14，000名“解放官兵 ”创办了七个农场。后来，有人以“种地犁后喘、开荒靠镐刨”的诗句，描述了他们在千里冻原上的艰难状况。

　　野狼、狍子、狐狸、野兔处处出没；极目四野，只有星星点点的几处农舍；大多数人没有家小，前往集镇，往往要跋涉一两天……即使如此，他们大多没有返回家乡，终身留在了这片荒野之地。年复一年，他们渐渐地老去，而即使在“拨乱反正”的大潮中，一万多名老人、中年人，也只有寥寥几个获得了“起义人员 ”的待遇。大多数人栖息着、沉默着，随后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了。直到今天，汤原县香兰农场仅存的几个耄耋老人，领取着400余元的退休金。

　　然而，2008年12月初，在接受本刊记者电话采访时，谈起六十年前，85岁的刘大安老人和79岁的胡兴旺老人，依旧不约而同地称之为：“我解放那一年”……